作者：（美）萨克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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钨舅舅：少年萨克斯的化学爱恋试读：
推荐序1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俄国神经科学家卢瑞亚（A.R.Luria），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五六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卢瑞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卢瑞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卢瑞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卢瑞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因癌症于2015年8月30日在纽约去世，享年82岁。他生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生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丝。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作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作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坦普·葛兰汀。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一部动画电影《玛丽与麦克斯》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44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作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正是萨克斯的文字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姬十三（神经生物学博士，果壳网创始人）
推荐序2
20世纪人类上天入地。人类到太空行走并登上月球；携带人类信息的飞船飞出太阳系和银河系并正飞向宇宙深处；“蛟龙号”潜入最深的海底……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结果。但如果要问，人类是如何进行思维和认知的，或者说，人类的大脑是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工，并指导我们的行为？这个问题可比上天入地要复杂得多！对这个问题的追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诞生了一门全新的学科——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是探索和研究认知现象和规律的交叉综合学科，由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人类学构成，其科学目标是探索并最终揭开人类心智的奥秘。
英国出生的美国神经科学家、科普作家奥利弗·萨克斯的一系列与神经科学有关的科普读物、游记、回忆录式的非虚构作品，以及有自传性质的著作，包括奥利弗·萨克斯这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探索者”系列丛书，其实也是引人入胜的认知科学读物，因为他所讲的故事，都是与神经认知和心理认知有关的经典案例。
与大多数的科普作品一样，萨克斯讲故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只负责记录和描述现象和事件，提出问题，但不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位科学大师和聪明的科普作家，他更愿意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
每一本萨克斯的书都是非常精彩的认知神经科学经典读物。例如，《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的第一章，讲述了一位音乐家和歌唱家皮博士的故事。皮博士大脑视觉区长了一个肿瘤，导致他有视觉功能缺陷，他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严重受损，只是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依然存在，当他起身寻找帽子时，伸出手抓住妻子的头，把她的头拿起来戴上。他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了帽子！他还会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跟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当萨克斯对患者进行测试时，他连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手套也不认识，但却能够识别出那是用来装东西的“五个小袋子”。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穿衣、洗澡，每件事都化成了歌曲。若不能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做不了任何事。
很多读者恐怕难以理解皮博士的故事，而多半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行为怪异的病人。但如果你稍微懂得一点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知识，你就会知道，皮博士其实是一个右脑受到损伤而左脑仍然正常的病人。他能够正常辨别物体的形态并进行逻辑判断——这是左脑的功能；但却不能将这些事物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是右脑的功能。他为何做每件事都要唱歌？因为音乐和歌唱能够启动他的右脑功能，这样他的受损伤的右脑认知能力会得到某种激活！
虽然萨克斯想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读者，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例如，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一书中，作者讲述了一位彻底成为色盲的画家艾先生的故事。艾先生由于遭遇车祸而受到脑损伤，此后便出现种种怪异的行为。他无法辨认字母和颜色，变成了完全的色盲！对一位画家来说，没有比失去颜色认知能力更悲惨的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对黑白二色和各种灰度的知觉能力却得到异常的加强！艾先生说，他现在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多变的世界，一个光明与黑暗随着照明亮度波长变动的世界，这和他过去所知的彩色世界形成强烈对比，因为原来的世界比较稳定，也比较持久不变，而他现在的世界却是变化不居的。
这一切以传统的色彩理论来解释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按照牛顿的观念，波长与色彩之间的关系固定不变，从视网膜传送波长信息到大脑的方式为细胞对细胞，而且这使信息更直接地转换成颜色。但如果将神经方面的现象模拟为光线透过三棱镜的分解与重新组合，根本无法解释真实生活中视觉的错综复杂性。
这些研究也许会改变自牛顿以来，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关于色彩是客观存在的看法。也许色彩的认知只是人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主观加工的结果。
萨克斯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会讲故事的科普作家。萨克斯的案例通过奇闻异事讲出来，生动有趣。即使是一般的科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也可以读懂这些书，正如我们能够读懂科学大师霍金介绍相对论的科普作品《时间简史》一样。本书所提供的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则是神经科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20世纪人类上天入地，遨游太空。21世纪人类回到自身，探索自己肩上这几磅重的“宇宙中最复杂的也最不可思议的物体”——人类的大脑。这是一个新的时代，让我们来参与其中吧！蔡曙山（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钨舅舅
我儿时的回忆有很多和金属有关。在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金属似乎就已经对我施展了魔力。在这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中，金属独树一帜：晶亮、耀眼、清越、光滑、沉甸甸，摸起来冰凉，敲打它时还会发出声音。
我爱黄澄澄、稳重的金。妈妈常拿下她手指上的结婚戒指，让我放在手里握一会儿，同时告诉我黄金的成色华美，永不褪色。“重重的吧，”她说，“金可是比铅还重。”我知道什么是铅。有一年，我摸过铅管工人留下来的铅管，沉甸甸的、软软的。妈妈说，金的质地也很柔软，必须与其他金属熔合才会变得坚硬。
铜也是，加了锡就成了青铜。啊，青铜，一听到这个词，耳际仿佛听到嘹亮的号角声。战场上，勇敢的战士以青铜武器短兵相接，矛[1]来，盾挡。希腊神话中的勇士阿喀琉斯就有一面伟大的盾。你也可用铜和锌做成合金。妈妈说，这就成了黄铜。我们家的人——妈妈，哥哥，还有我——都有自己的光明节黄铜烛台（爸爸则是用银
[2]的）。
我知道铜，色泽红润的铜。我们家厨房墙上就有一口大铜锅，每年只拿下来一次。在榅桲和酸苹果成熟的季节，妈妈就用这口大锅将它们以文火慢熬做成果酱。
我知道锌。花园里的鸟水盆就是锌做的，色泽暗沉而且有点蓝蓝的。还有锡。我们常用灰灰的锡箔纸把野餐要吃的三明治包起来。妈妈让我听过锡或锌弯曲时发出的一种特别的“叫声”。她解释说：“这是金属的晶体结构变形产生的现象。”她忘了我才5岁，哪知道她在说什么。我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听得痴迷，而且意犹未尽。
花园里还有一个庞然大物：铁制割草机。爸爸说，这个大家伙重达200多千克。我们这些孩子怎么推也推不动。不过，爸爸是大力士，抬得起来。这个大家伙身上总有点锈。关于这点，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铁锈掉了，会留下小小的凹洞和疤痕，因此，整部机器会不会有完全腐蚀、瓦解的一天，最后变成一堆红色的锈和碎片？真是可怕。我心目中的金属必须永远是稳固的，就像金，可以熬过所有的失落和时间的摧残。
有时候，我会撒娇，要妈妈拿下她的婚戒给我看看上面镶的钻石。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璀璨夺目、光芒四射的东西，放出的光好像要比吸收的多。妈妈还给我看用钻石割玻璃。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她也曾叫我把钻石贴着嘴唇。感觉好凉！令人震颤、奇异的冰凉。金属的触感是凉凉的，钻石却是冰冷的。妈妈说，这是因为钻石的热传导性极佳，胜过所有的金属。贴近嘴唇时，会吸走我们的体热。这种感觉让我毕生难忘。有一次，她还让我见识用钻石切冰块的神奇，就像切奶油似的。那是因为钻石吸收了我们手中的热，然后传到冰块导致的。妈妈说，钻石是碳原子经过一番特殊排列而成。这碳就像我们冬天在每一个房间烧的炭。我大惑不解——那乌漆抹黑、松脆的煤炭怎么可能和她戒指上那坚硬、透明的宝石相提并论呢？[3]
我喜爱光，特别是礼拜五夜里安息日的烛光。妈妈一边点亮蜡烛，一边低声念着祷词。蜡烛点亮之后，就不可以触摸。大人告诉我，这些蜡烛是神圣的，烛火也是，不可胡来。烛火中心有锥状的蓝色火焰。我看得目瞪口呆——怎么会是蓝的？家里生火的时候，我总是紧盯着火焰的中央，看火焰从黯淡的红转为橘，再变成黄，然后用风箱努力送风，让火光几近白炽。我很好奇，如果够热，会不会冒出蓝色火焰，呈现“火蓝”？
太阳和星辰的燃烧是否也是这样？何以永不熄灭？它们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呢？我得知地心是一个巨大的铁球时，觉得很安心。这样实在的东西，的确是我们可以倚靠的。有人告诉我，我们与日月星辰的构成元素相同。真美！我身上的原子也许过去曾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上。但我也有点恐惧。我担心我身上的原子只是借来的，随时都有可能飞逝，就像在浴室里洒出来的痱子粉。
我是个爱问问题的孩子，老是缠着爸妈问为什么。东西的颜色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妈妈用挂在炉子上方的白金环就可以点燃瓦斯炉？茶水中的糖经过一番搅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糖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水在沸腾的时候会冒出泡泡？（我最爱在炉边看烧开水，看水在大滚冒泡之前那“热得发抖”的样子。）
妈妈还会其他像魔术一样的表演。她有一串项链，是由一颗颗晶亮、黄色的琥珀串成的。这些琥珀经她摩擦之后，竟会把桌子上的纸屑吸上来。有时，她会把这些带有静电的琥珀放在我的耳边。我听到啪的一声，像被电了一下。
我有三个哥哥。大哥马可（Marcus）比我大10岁，二哥大卫（David）比我大9岁，他们俩都对磁铁着迷，也很爱做磁铁实验给我看。他们在纸上洒了铁屑，在纸的下方拿着磁铁吸引铁屑。由磁极发散出去的线条图案总让我百看不厌。马可向我解释：“这就是磁力线。”但我还是不懂。
我的晶体管收音机是三哥迈可（Michael）送我的。我爱在床上玩这部收音机，调整上面的天线线圈，调啊调啊，终于听到一个清晰的电台。我们家到处是夜光时钟，因为亚柏（Abe）舅舅正是最早发明夜光漆的人。晶体管收音机也好，夜光时钟也好，都是我的“入幕之宾”。晚上，我常躲在床单底下，看这些东西在我私人的秘密苍穹中发散出有灵异色彩的绿光。
琥珀啦，磁铁啦，晶体管收音机和时钟的指针，这些闪闪发光的东西好像通过隐形的光和力量告诉我们：在我们熟悉的、五光十色的世界之下，隐藏着一个黑暗世界，一个充满神秘法则与现象的世界。
碰到保险丝断了的时候，爸爸就会爬得高高的，查看高挂在厨房墙上的陶瓷保险丝盒，找到熔成一团的保险丝，换上新的。保险丝是一条有点奇怪、软软的金属线做的。难以想象金属也会熔化。制作保险丝的材料真的和制作割草机或罐头盒的材料一样吗？
爸爸告诉我，保险丝是一种特别的合金做的。这种合金熔合了锡、铅，还有其他金属。这些金属的熔点都相当低，但是这种合金的熔点更低。我很好奇，怎么会这样？熔点这么低的秘密何在？
至于电流，我想知道电是怎么“流”的？是不是一种流体，像是也会传导的热？为何电流可以在金属中流动，在瓷器里就不行？我希望有人能为我解开这些疑惑。
我的问题实在是没完没了，不管对什么都有疑问。然而，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似乎都绕着我最爱的金属打转。金属为什么会亮晶晶的？为什么那么光滑？为什么凉凉的？为什么那么硬、那么重？为什么可弯而不可折？为什么会发出响声？为什么两种质地柔软的金属，如锌与铜，或是锡与铜，熔合之后竟然变成坚硬的金属？金的灿烂拜谁所赐？为何永不褪色？妈妈多半很有耐心，好好为我解释。但她也有被我弄烦的时候，于是跟我说：“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了，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去问大伟舅舅（Uncle Dave）吧。”
从我记事起，我们都叫他钨舅舅（Uncle Tungsten），因为他专门生产钨丝灯泡。他的工厂叫“钨光”，就在伦敦西南的法灵顿（Farringdon），厂房已经老旧。我常去那儿找他，看他工作。他身穿有翻领的衬衫，袖子卷得高高的。他和工人把黑黑的、沉重的钨粉压挤、锤击、用高热加以熔结，再拉成越来越细的钨丝。钨舅舅手上的缝隙里沾了黑色粉末，任何强力清洁剂都没有办法洗净（也许只有去除手上那层厚厚的表皮才可以，即使如此，恐怕也还不够）。我想，因为工作，30年来和钨朝夕相处，这种厚重的元素已深入他的肺与骨、渗入血管与脏腑，进入他身上的每一个组织。在我心中，这是奇迹，而非诅咒——他的体魄因这有力的元素而更有生气、更强壮，力量与耐力近乎超人。
我去他工厂的时候，他不是亲自带我去看机器，就是请工头为我介绍。工头是个矮矮的、肌肉发达的男人，那大力水手般壮硕的前臂让人清楚地感受到做钨丝的好处。那精巧的机器更是我百看不厌的东西，总是干净、美丽、光洁、油亮。还有那熔炉，零散的粉末就是在此化身为实在、坚硬的金属条，散发出灰色的光泽。
舅舅会通过小小的实验教我有关金属的知识，有时是我去工厂找他的时候，有时则是他来我家的时候。我知道水银，这种奇特的液状金属，出奇地重和密实。即使是铅都可漂浮在水银之上。舅舅就给我看一颗铅做的子弹浮在一碗水银上。然后，他从口袋掏出一条小小的金属条放到水银碗里，哇，它马上就沉下去了。我看得目瞪口呆。舅舅说，这就是他的金属——钨。
舅舅很爱自己做的钨，这钨密度高、熔点高、化学稳定性强。他爱弄钨，钨线啦、钨粉啦，但更爱笨重坚实的钨条或钨块。他怜爱地抚摸这种东西，用手掂掂斤两（在我眼里，那姿势似乎很温柔）。“奥利弗，你摸摸看，”他丢一块给我，跟我说，“在这世上，没有东西摸起来感觉像熔结后的钨。”他敲敲手中的钨块，发出沉沉的响声。舅舅说：“钨的声音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我都相信。
妈妈几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在1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16），而我又是幺子（我们家有4个孩子），因此我出生的时候，外公几乎100岁了。我从来就没见过他老人家。他1837年生于俄国的一个小小的[4]农村，本名叫作莫德材·弗烈金。少年时，为了躲避哥萨克军队的征召，他利用一个死人的护照逃离俄国。那年，他才16岁，以马可·蓝道的身份去巴黎，后来又转往法兰克福。他就在此地成婚（新娘一样是16岁）。两年后，也就是在1855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时，全家迁居英国。
外公是个精神与物质并重的人。他做过鞋匠、曾以处理犹太清净肉品为业，做过杂货买卖的生意，但他也是精通希伯来文的学者，爱好玄学，同时也是业余的数学家和发明家。他多才多艺：1888年到1891年期间，他曾发行一份叫作《犹太圭臬》的报纸，以家里的地下室为印刷厂；他对航空这种新的科学玩意儿很感兴趣，曾与莱特兄弟鱼雁往返（我有几个舅舅仍记得莱特兄弟曾在一九零几年来伦敦拜访外公）。舅舅和阿姨告诉我，外公很爱做复杂的算术，沐浴时会做心算。但他最感兴趣的是电灯的发明，如矿工安全灯、马车车灯、街灯。他在19世纪70年代获得了很多电灯发明的专利。
由于外公博学多闻、喜欢自学，对孩子们的教育自是非常热衷，特别是科学教育。他给9个女儿的教育不少于给9个儿子的。不知道是不是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他有7个儿子后来像他一样成为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相形之下，女儿则为人文科学所吸引，如生物学、医学、教育学和社会学。有两个成为学校的创办人、有两个当老师。妈妈一开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者都爱，不知如何取舍才好。在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特别喜欢化学（她有个哥哥米克已跻身化学家的行列），但她后来还是选择做解剖学家和外科医生。她对自然科学一直未能忘怀，总是有一种欲望想要去探究事物的根本、寻求解释。因此，尽管我小时候有一千零一个问题，大人也从来不会不耐烦或用独断的答案来打发我，而总是仔细答复我。这些答案虽然常常不是小小的我所能理解的，但还是让我听得着迷。大人也鼓励我发问、追根究底。
我的舅舅和姨妈为数众多（加上爸爸那边几个伯叔、姑姑），堂、表兄弟姐妹的数目总计几乎破百。虽然有些亲戚远在美国、欧陆和南非，家族大抵还是以伦敦为中心，常常同聚一堂。从我记事起，这种家族连枝分叶的感觉一直让我觉得欢喜。因为我们都是犹太人或英国人，打破砂锅问到底、追求科学的精神，已成为我们家族特性的一部分。我是所有堂、表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有些在南非的表亲甚至比我大45岁，有些已是卓然有成的科学家或数学家，还有一些跟我差不多大的也爱上了科学：有一个是物理老师，三个在大学就读化学系，还有一个虽然只有15岁，但已展露出数学方面的天赋，未来可望成为伟大的数学家。我不禁想，我们这所有的人都有一点外公的影子。
[1]阿喀琉斯（Achilles）：他出生时，妈妈海洋女神忒提丝（Thetis）抓着他的脚踵泡冥河水，之后果然变成希腊第一勇士，在特洛伊一战中让特洛伊人闻之丧胆。特洛伊人于是请守护神太阳神阿波罗相助，阿波罗化身成士兵，一箭射中阿喀琉斯身上唯一没泡冥河水的脚踵。一代英雄就此魂归西天。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Iliad）特别描绘了阿喀琉斯的盾。盾牌上的图案不是战争，却是太平时期的日常生活，有饮宴、儿童、舞蹈、市集、农作等，象征战争的另一面。
[2]光明节（Hanukkah）：又称修殿节，犹太人与圣诞节相若的日子，在犹太历中的12月25日，约新历11月下旬到12月中，一连8天。Hanukkah是希伯来文，意思是“人们到了25日不再忧虑敌人骚扰”。这个节日一连8天，犹太人家家户户都燃点灯台。由第一天燃点两支蜡烛开始，以后每天添加一支蜡烛，到第8天便共有9支蜡烛。
[3]安息日（Sabbas）在希伯来文上的原意是“停止”“断念”“止息”，是犹太人每隔6天之后的第7天，从每个礼拜五太阳下山后，到第二天礼拜六太阳下山之前为止。在这一天内应“停止”一切的工作，而从事对上帝的敬礼，并作适当的休息。不但以色列人，就连他们的奴婢及牲畜，都要在这一天停止工作，甚至连旅客都不例外。
[4]哥萨克：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前半叶，因不堪封建压迫，从俄国中部逃出，定居在俄国南部的库班河和顿河一带，自称为“哥萨克人”。他们善骑战，沙皇时代多入伍当兵。
故园
我的老家在伦敦西北部，是爱德华时代风格的房子。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刚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房子很大，比邻居的房子都要大。这梅波斯柏里路37号的房子就坐落在梅波斯柏里路和爱克斯特路交会的街角，因此面向两条路。房子是方的，方到几乎像个立方体，但前面又突出个有楼梯的门廊，上方呈V字形，就像教堂的入口。房子的每一面都有凸肚窗，两扇窗户之间有凹陷，因此屋顶的形状非常复杂，在我看来，真像是个巨大的晶体。房子是红砖盖的，一种特别柔和、黯淡的红。后来，我学了点地质学，才知道这是泥盆纪的红砂岩。我们家附近所有的街道，爱克斯特、谭茅斯、达特茅斯、[1]道利许，和泥盆纪一样是源于德文郡的名称。
房子的双层大门间有个小小的门厅，接着来到大厅，旁边又有一条走道通往后面的厨房。大厅和走道的地板上都镶嵌着小块的彩色石子。你一走进大厅，就会发现右边有旋转楼梯。厚重结实的楼梯把手很光滑，因为哥哥常常从上面滑下来。
这房子有几个房间具有神奇或神圣的色彩，其中一个或许是因为爸妈在此进行手术的缘故吧（他们两个都是医生）。这个房间有很多药瓶、称药粉的天平、摆在架子上的试管和烧杯、酒精灯和检查台。有个大柜子，里面装了各种药品、药水、酏剂，就像是间老式药房，只是迷你了一点。这里还有显微镜和瓶装的验尿试剂，如宝蓝色的菲林试液。这种试液碰到含有尿糖的尿就会变成黄色。
这个特别的房间是他们为病人诊治的地方。他们不让我这个小孩自由进出（除非门没锁）。有时，我会瞧见门底下透出紫色的光，然后闻到一种怪怪、咸咸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臭氧——因为他们点了老式的紫外线杀菌灯。当时我还小，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我看了看房间里的东西——肾形盘（上有导管和栓剂）、牵引器、鸭嘴镜、橡皮手套、羊肠线、钳子——这种种让我看了既害怕又着迷。有一次，门突然开了，我看到一个病人躺在台子上，双脚分开跨在架脚上（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所谓的“截石术姿势”）。妈妈总是把产包和麻醉包准备好，以便在紧急的时候可以立刻派上用场。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像是“半开了”，我就知道病人需要他们了。这种深奥、神秘的话语（它们是密码？）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家里另一个神圣的地方是书房。至少在晚上的时候，这是爸爸专属的地盘。书房有一面墙的书架都是他的希伯来文书籍。其他类别的书也有，像是妈妈的书（她特别喜欢小说和传记）、哥哥的书和爷爷奶奶留给我们的书。有一个书架上面都是剧本。我爸妈都是戏迷，两人就是在医学院的易卜生研究社认识的。婚后，每个星期四还一起去看戏。
这个书房不只是阅读的地方。到了周末，我们就把书桌上的书收到一旁，好挪出空间玩游戏。我的三个哥哥，打牌、下棋，玩得非常激烈，常拼个你死我活。我则和跟我们同住的小鸟阿姨玩一种简单的游戏“鲁多”（Ludo），一种用骰子和筹码在有方格的板子上玩的游戏。小时候，常陪我玩的是小鸟阿姨而不是哥哥。后来，我开始迷上“大富翁”，游戏方法我还不熟，但每一块地产的颜色和价格已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老肯特路和白教堂路仍是紫色的廉价区域，淡蓝色的天使路和尤斯顿路也好不到哪里。相形之下，伦敦西区的地产则绚烂夺目：舰队街是鲜红色的，皮卡迪利则是黄色的，邦德街是绿的，公园道和五月墟则是本特利溶剂般的蓝。有时，我们会用书房的大桌子打乒乓球或做木工。安逸的周末过了之后，我们就把所有的游戏用具收到书架下方的一个大抽屉里，让书房恢复平日的静谧，让爸爸夜读。
书架的另一边还有个抽屉，不知是什么原因，再也开不了了，于是成了个假抽屉。这个抽屉常引起我一些胡思乱想。我喜欢钱币——没有小孩不喜欢吧。钱币会闪闪发光、有重量，还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从亮晶晶的四分之一便士、半便士和一便士的铜币到各种不同的银币（最特别的要算小小的三便士银币，还可包入圣诞节的板油布丁中，看谁幸运可以吃到），又如爸爸表链上的一英镑金币。我在我的儿童百科全书上了解到西班牙金币达布隆（Doubloon）和俄[2]国的卢布，以及中央有孔洞的钱币。还有一种叫作“八块”，我想这该是完美的八角形。我想象着那个打不开的抽屉里面有一大堆的铜币、银币和金币，几百年前、各个时代的钱币，八角形的“八块”也在其中。
我最爱爬进楼梯下的三角形橱柜。这里是放贵重餐盘、刀叉和汤[3]匙的地方。我们会在逾越节把这些餐具拿出来用。由于橱柜深度不及楼梯，敲一敲背板会发出空洞的声音。我想，这里面一定还藏着什么东西。后面说不定还有个空间，也许是个秘道。躲在楼梯下方的这个空间，我会觉得安全、舒服，这里就是我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只有像我这种小不点儿才进得来。
在我眼里，家里最美丽而神秘的东西就是大门和门上的彩色镶嵌玻璃。我会透过一块深红色的玻璃去看世界，看整个世界都被染红（怪了，对面房子的红屋檐反而变成浅红，蓝天中的白云几乎成了黑色）。透过绿色玻璃或蓝紫色玻璃来看，又别有一番情趣。最奇特的要算是黄绿色的玻璃，看到的景物有时黄、有时绿，视我站的地方和阳光照射的角度而定。
阁楼是我们家的禁地。阁楼很大，面积和房子的总面积相当，还延伸至尖尖的屋檐。家人带我上去看过一次之后，我就不时回想起这个地方。马可以前曾爬上来，结果从天窗跌下去、割伤了大腿，所以大人禁止我们小孩上去（然而，马可有一次像讲述传奇故事般，说到他的伤疤是被野猪刺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腿上也有一个这样的疤。）
我们通常是在厨房旁边的小餐室吃饭，有着长长的大桌子的那个饭厅则是在特别的场合才会使用，如吃安息日餐或节庆。家里的起居室和客厅也有类似的区别。起居室有沙发和椅子，椅子破旧但坐起来很舒服——这里就是我们日常休闲的中心。家族聚会则在客厅，这里有高雅的中国古董椅，但坐起来很不舒服，此外还有漆器柜子。住在附近的叔伯姨妈、舅舅姑姑常会带着他们的孩子在礼拜六下午来我们家做客。这时，大家就会在客厅摆放高级的银器茶具，享用平常吃不到的烟熏鲑鱼三明治和鳕鱼卵。客厅的吊灯本来是用煤气的，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改成用电（但我们家还是有不少看起来奇怪的煤气装置，如煤气喷嘴等，万一碰上停电，就可以用煤油照明。）客厅还有一台很大的豪华钢琴，上面摆满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照。但我还是比较喜欢起居室那台直立钢琴，因为这琴的音色比较柔和。
虽然我们家洋溢着乐音和书香，却见不到一幅画作，也没有任何雕刻作品。爸妈虽然常去剧院和音乐厅，但在我记忆里，他们从未去过画廊或美术馆。我们犹太会堂的彩色镶嵌玻璃描绘的多是《圣经》里的情节，礼拜仪式让我如坐针毡的时候，我总盯着这些彩色玻璃。显然，会堂中曾有人针对这样的作品合适与否辩论过。由于犹太教的第二戒律禁止制作雕刻图像，我怀疑这就是我们家没有艺术作品的原因。但不久后我了解了，原来这是因为爸妈对家里的布置完全没有意见的缘故。他们在1930年买下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把支票本交给莉娜姑姑，跟她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做吧。”于是家中所有的摆设由她全权处理。
莉娜姑姑选的东西都很传统，只有客厅的中国古董家具比较特别。我爸妈既没有赞许她的眼光，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们觉得什么都好，没有细看，也不在意。
我的朋友强纳森·米勒第一次来我们家玩的时候是在战后。他说我们家看起来像租来的房子，看不出什么品位和格调。虽然我也和爸妈一样对家里的陈设毫不在意，但强纳森的批评还是让我生气和不解。在我眼里，这37号的房子处处是神秘和惊奇——这里是我生命的舞台和成长的背景。
我们家几乎每个房间都有烧煤炭的火炉以供取暖，连浴室都有一个贴有鱼形图案瓷砖的火炉。起居室的两侧都有大型铜制煤桶，这里还有风箱、火钳以及一支有点弯曲的钢条（我那强壮的大哥马可，曾在这钢条烧到极热时，用力使之弯曲。）如果有一两个阿姨来我们家，大家就到起居室，她们总会拉起裙摆，背对着煤炉站着。我所有的姨妈都跟我妈妈一样，烟抽得很凶。身子暖和了之后，就坐在沙发上抽烟，然后把湿湿的烟屁股丢到火里。她们很少丢得准，烟屁股就这么恶心地黏在火炉旁边的砖墙上，直到最后被火舌吞噬。
关于我的童年，也就是战前的几年，我只有片断式的、短暂的记忆，但我还记得，有好几个阿姨和舅舅的舌头就像煤炭一样黑。我心生恐惧：长大后，我的舌头是不是也会变成黑的？莲恩阿姨知道了我的恐惧后，跟我解释，她的舌头并不是黑的，是因为吃了黑炭饼干的缘故。因为他们都有消化不良的毛病，所以都吃这种饼干。
至于我的多拉阿姨（在我还很小时她就过世了），我对她唯一的记忆就是橘色，我已经忘了这是她的发色、衣服的颜色，还是炉火映照在她脸庞的色泽，但那往昔的温暖和对橘色的喜爱仍留在我心中。
我的房间呢？由于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就用主卧房旁边的小房间。我还记得天花板上有一些奇怪的钙化物。在我出生以前，这里是三哥迈可的房间。他喜欢把一匙又一匙的西谷米往天花板上泼洒。他不喜欢吃这种黏黏的东西。那一块块西谷米黏在天花板上，干掉后，就变成一团团看起来有点粉粉的东西。
家里还有好几个房间没有人用，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用途。所有多出来的物品都在这些房间堆放，比如书籍、游戏用具、玩具、杂志、防水布、运动器材等。有一个小房间里面空空的，只有一台有踏板的胜家牌缝纫机（这是我妈妈在1922年结婚的时候买的）和一部设计精巧的织布机（在我眼里，那真是部美丽的机器）。妈妈会用这台织布机帮我们织袜子。我最喜欢看她转动把手，欣赏那闪亮的金属织针敲击时发出和谐的声音，还有那以铅垂作为重心、慢慢下移的羊毛针筒。有一次她在织袜子的时候，我让她分心了，结果越织越长，都拖到地板了，她不知道该拿这个这么长的圆筒怎么办，干脆给我做了御寒的手筒。
这些多出来的房间也用来做客房，给小鸟阿姨等亲戚住。他们也有长住的时候。最大的一间，我们特别为从耶路撒冷远道而来、令人敬畏的安妮阿姨留着，尽管她很少来（她过世30年后，我们仍然把这间叫作“安妮阿姨的房间”）。莲恩阿姨从德拉米尔来我们家小住时，也有她自己的房间。她总会带来自己的书和茶具把自己安顿好。她的房间还有个煤气炉可以烧开水、泡茶。有时，她会请我去她房间喝茶。我觉得自己好像走入另一个世界——一个兴趣和品位皆有所不同的世界，洋溢着优雅和无条件的爱。
我有一个舅舅乔伊本来在马来西亚当医生，后来为日军所俘虏，他的大儿子和女儿也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在大战那几年，爸妈也收留欧洲难民在我们家住。因此，我们家房子虽然很大，但从来没有空着的时候。相反，似乎总有好几十个人在这里，不只是我们家的人——爸妈和我们四兄弟，还有那些时常到我们家走动的舅舅、姨妈、叔伯、姑姑，以及我们家雇用的奶妈、护士、厨子，还有来来往往的病人。
[1]泥盆纪（Devonian Age）为晚古生代的第一个纪，介于志留纪与石炭纪之间，涵盖的时间范围为4.08亿年前到3.6亿年前，约有5000万年的时距。泥盆纪（Devonian）一词是由英格兰西南部的德文郡（Devonshire）一词演变而来的，因为这一时代的岩层最早是在此开始进行研究的。Devon日文译成“泥盆”，中文即沿用此名。
[2]八块：古西班牙银币，相当于八雷阿尔，因此为名。一雷阿尔等于1/8比索。“8”这个数字是西班牙皇室的象征，因此西班牙很多种货币上都刻有“8”。
[3]逾越节（Passover）：以色列人一年当中，第一个重要的节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中，神要以色列人在尼散月14日的黄昏，家家户户都要宰杀一只羊羔，来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吩咐他们所做的事。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逾越了每一个在门框和门楣上涂抹了羊羔之血的家庭，借此，神的百姓得了拯救。
少小离家
1939年9月初，大战爆发。由于伦敦可能会遭到严重轰炸，政府极力要求父母把孩子送到乡间避难。比我大5岁的迈可本来在家里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因为战争，这所学校关闭了，但有一个助理老师[1]决定在中部的布拉德菲尔德（Braefield）重建学校。爸妈也安排我到这所临时寄宿学校就读。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我爸妈非常担心，毕竟我才6岁，这么小的年纪就得与家人分离不知会有怎样的后果。但他们别无选择，想到至少我和迈可能在一起，就安心了一点。
这样做或许行得通，还有好几千人也顺利撤离了。但这所临时学校和原来的学校有天壤之别。由于食物短缺，都得配给，家里寄来的吃的，也都被舍监抄走了。三餐吃的基本上是“红白块餐”——给牲口吃的大芜菁和粗肥的甜菜根，还有味道怪异、令人反胃的蒸布丁。几近60年后提笔为文的今天，一想起这布丁，我还会作呕。学校生活悲惨，又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大多数的学生都认为自己被家人抛弃了，任凭我们在这种破地方自生自灭，真不知道我们曾做过什么坏事才有这种报应。
校长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迈可说，他在伦敦当助理老师的时候，其实人还不错，学生都还挺喜欢他的，不料到了布拉德菲尔德，大权在握之后，很快就露出凶残的嘴脸。这人既邪恶，又是虐待狂，几乎天天打我们，且引以为乐。有时，我不免怀疑我是不是他的“最爱”，也就是他打得最凶的一个。其实，不只是我，很多学生屁股都快被打烂了，几乎好几天不能坐下。8岁那年，有一天我那可怜的屁股又遭殃了。他出手很重，拐杖都打断了。他对我咆哮：“萨克斯！你这兔崽子！看你做了什么好事，把我气成这样！”他还把拐杖的费用加在我的学费上。这里的同学也都学会了残忍和欺凌弱小。高年级的同学最懂的就是找到低年级小朋友的弱点，折磨他们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在这悲惨世界里，偶尔也有惊喜。这种喜悦一来因为难得，再者与痛苦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让我特别欣喜。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冬天，也就是1939年底到1940年初，出奇地冷，雪花在我头顶上飞舞，教堂屋檐下挂着长长的、晶亮的冰柱。雪景和冰雪奇异的形状总让我想起冰冷的北国和童话世界。能踏出校门，走入冰雪覆盖的大地，拥抱这一大片清新、雪白与明净，让人有说不出的畅快，可以暂时把学校的封闭、折磨和味道抛在脑后。有一次，我故意掉队，远离其他同学和老师，暂时享受一下“迷失”在雪地的狂喜。不料，我真的迷路了，我的狂喜立刻成为极度恐惧，再也没有心情玩了。最后，谢天谢地，有人终于找到我了，拥抱我，回到学校之后，还给我准备了杯热可可。
就在这一年冬天，我发现门上玻璃的白霜。那针状的冰晶结构让我惊奇。我吐一口气，霜融化了一点，我就透过这个小洞来窥视世界。有一个叫芭芭拉·赖斯的老师见我看得目不转睛，于是拿了一个轻便型的放大镜让我仔细瞧瞧这些冰晶。她告诉我，没有两个冰晶是完全一样的，它们的形状千变万化，但个个还是六角形。我真是开了眼界。
田野上有一棵树是我最喜爱的。这棵树在天空中的轮廓，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影响着我。我的思绪飘回当年，这棵树以及通往这棵树的蜿蜒小路仿佛近在眼前。想到至少在学校之外别有天地，就让我感到很欣慰。
在我眼里，四周的景物，如坐落于学校的牧师公馆和大花园、旁边的老教堂和布拉德菲尔德这个村子，本身其实很美，甚至可以说如诗如画。村民对我们这些从伦敦来此避难的小男孩很好。我在这里学会了骑马，是村里一个身材壮硕的姐姐教我的。看我愁容满面，她有[2]时会抱我一下、安慰我。迈可曾念过几段《格列佛游记》给我听，[3]有时，我会把她想成葛兰妲克丽，格列佛的保姆。有一位老太太教我钢琴，上课时会泡茶给我喝。我会去村里的一家商店买“满口糖”[4]，偶尔也会买片烟熏牛肉。学校生活甚至还有一些快乐的片段，例[5]如用巴沙木做飞机模型，或是和一个朋友一块儿搭建树屋。这个朋友头发有点红红的，和我年纪相仿。但在布拉德菲尔德，那种鱼困浅滩的感觉还是很强烈，觉得永远都没有希望、无依无靠。我想，这里有很多孩子都很不快乐。
在布拉德菲尔德寄宿的那4年，爸妈曾来看过我。但他们很少来，所以我几乎记不得了。1940年的冬天，我离家快一年之后，我和迈可才返回伦敦的家过圣诞节。我心中百感交集：高兴、愤怒、担忧，又有暂时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家里感觉怪怪的，也有点不一样了：很冷清，原来的管家和厨子都不见了，多了两个陌生人——爸妈收留[6]的法兰德斯难民。他们是一对夫妇，从法国北部的敦刻尔克逃出来的，在找到栖身之处以前，寄住在我们家。只有我们的腊肠狗葛瑞塔还是老样子，看到我，它高兴得汪汪叫，在地上打滚，还猛摇尾巴。
房子的里里外外也有了改变：窗户都挂上厚重的遮光布幔；里面那扇我最爱的、有彩色玻璃的大门几个星期前被炸弹碎片砸破了；花[7]园已面目全非，清一色种的都是要做军粮的菊芋；园子里的小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大又碍眼的水泥防空壕。[8]
这时，英伦空战虽已告一段落，闪电战还是如火如荼。几乎每天晚上都免不了空袭，夜色因高射炮的火光和探照灯而明亮。我记得我见过几架德国飞机在低空掠过伦敦上空的时候，被搜索夜空的探照灯照到而现出原形。对一个7岁的小孩来说，这情景真是震慑。但重要的是我这时的心情还不错，为脱离了学校的魔爪、回到家庭的怀抱而欢欣。
有一天晚上，一枚重达四五百千克的炸弹落在我们家隔壁的花园，幸好没有爆炸。不只是我们家的人，似乎一整条街的人都夺门而出。我们大都身穿睡衣，走去表哥家。一路蹑手蹑脚地，怕一点点震动都会引爆炸弹。因为灯火管制，街道一片漆黑。我们用红色皱纹纸遮住手电筒，靠着这微弱的光照明，不知明天一早我们的房子是否还在原地。
还有一次则碰上了燃烧弹。落点在我家房子后方，火光冲天。父亲手持灭火器，哥哥提着水桶赶往火场。但这大火似乎不是水所能浇灭的，甚至越泼越旺。水泼到白热的金属上发出可怕的“嘶嘶”与“噼啪”声。炸弹外壳熔化了，熔化的金属四处飞溅。第二天一早，屋后这片草地都被烧焦了，有如火山废墟。让我高兴的是几片闪闪发光的炸弹碎片散落在地上，非常美丽。我捡了几片打算假期结束后带到学校展示给我的同学看。
在遭遇闪电战的这个短暂的假期，我做了件连我自己都觉得羞愧的怪事。我很爱我们家的狗葛瑞塔（它在1945年被一辆急驰的摩托车撞死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但那年冬天，我刚回家不久，就把它关在院子里那个冷冰冰的煤箱中。它再怎么哀嚎、吠叫，我们都听不到。家里的人不久就发现它失踪了，于是问我看到它没有。我们也问彼此，上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知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我心里虽很想葛瑞塔，想到它又冷、又饿、不得自由，搞不好都快死了，但还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才承认我干的好事。家人立刻去把快冻死的葛瑞塔放出来。父亲勃然大怒，把我揍了一顿，然后要我去角落罚站，一直站到睡觉的时间。没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胡闹，为什么对自己心爱的狗这么残忍。我的行为当然代表着某种信息，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行为，希望引起爸妈的注意：在布拉德菲尔德的我就像在冰冷的煤箱中的葛瑞塔一样，没有人知道我的悲惨与无助。即使伦敦每天饱受炸弹轰炸，但还是不如布拉德菲尔德这个炼狱。我渴望待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永不分离，即使被炸弹炸到，我也不怕。
战前，小小年纪的我，已对宗教有点感觉，尽管这种感觉是很幼稚的。妈妈点燃安息日的蜡烛之后，我的身体似乎也感受得到这一天的降临——像一件轻柔的斗篷覆盖上正在期盼的大地。我想象整个宇宙也是如此，安息日也降临在遥远的星系，上帝以和平拥抱了所有的天地。
祷告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开始是舍玛祷文：“以色列！你要[9]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上主……”然后是睡前祷告。妈妈等我们刷好牙、穿好睡衣，就上楼来坐在我们床边，听我用希伯来文背诵：“Baruch atoh adonai……耶和华啊，宇宙之王，您是应当被称颂的。您使睡眠聚集在我的双眼，使之安眠……”这祷词用英语来念很美，但换成希伯来文更美（大人告诉我，希伯来文是上帝的语言。当然，上帝懂得每一种语言，甚至也了解言语无法形容的感觉）。“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祖宗的神，您的旨意让受苦的我安然躺下睡觉，然后让我再起身……”此时，我眼皮上的东西（不管是浓浓的睡意或是什么）已压得我睁不开眼睛，我不能再念下去了。妈妈于是弯腰过来，给我一个吻。我随即进入梦乡。
在布拉德菲尔德，没有人吻我，我也就放弃了睡前祷告。妈妈的吻和睡前祷告是不可分离的。这时候的睡前祷告只会让我想起妈妈不在身边，让我更加失落，难以忍受。同样的语词，过去是那么温暖，可以抚慰我的心灵、传达上帝的关心和力量，现在却像浮言赘词，甚至有如天大的谎言。
我认为爸妈突然遗弃了自己，我对他们的信赖和爱动摇得很厉害，对上帝的信心也是。我再三问自己，如果上帝存在的话，证据何在？为了一劳永逸、找出明确的答案，我决定做个实验：我在菜园里种了两排萝卜，请上帝随意，赐福给其中的一排、诅咒另一排，好让我看清这两者的差别。结果，这两排萝卜都一个样儿。对我来说，这证明了上帝并不存在，然而我却更渴望找到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鞭打、挨饿，种种折磨不但还在，而且变本加厉，我们这些还留下来的人都被逼到疯狂的边缘。在我们心中，施暴者已无人形，甚至与现实脱离。有时，在挨打的时候，我会把他想象成颐指气使的骷髅（我在家里曾看过X光片，层层肌肉包裹下的骨头现出原形）；有时，在我眼里，他什么东西都不是，只是一堆暂时垂直排列的原子罢了。我一方面告诉自己：“他只是原子”，一方面更加希望世界只是由原子所构成。校长的暴力似乎玷污了整个大自然，让我把暴力视作生命的基本原则。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还能怎么办？只得找个隐秘的地方、一个可以不受外界干扰的避风港，沉浸在一个人的天地当中，以找到某种安[10]稳和温暖。我的处境和小时候的弗里曼·戴森差不多。他在他的自传《教还是不教》（To Teach or not to Teach）中写道：“我身体羸弱、运动方面的表现迟钝，像我这样的男孩没有几个……残忍的校长和只会欺负弱小的同学两者夹击我们，给我们双重压迫……我们这几个常被欺负的终于找到了一个避风港，满脑子拉丁文的校长和疯迷足球的同学都找不到这里。这个避风港就是科学。我们发现，在这残暴和仇恨的国度中，科学是一块充满自由和友谊的净土。”
对我来说，这避风港一开始是数字。父亲是心算高手，我从6岁开始，也对数字反应很快，或许该说我爱上数字了吧。我喜欢数字，数字实在、恒常，在这混乱的世界中，依然不动如山。数字之间有一些关系是绝对的、必然的和毋庸置疑的。（多年后，我读到奥威尔的小说《1984》，最让我感到恐怖的就是主人公温斯顿最后终于崩溃、屈服的征兆：他在折磨、压迫之下承认2加2不等于4。更可怕的是，连温斯顿自己都困惑了，不确定2加2到底是多少。他不会2加2，他也真的完了。）
我特别喜欢质数。质数无可分割，永远是一个整体（我对自己就没有这样的信心。每一个星期，我都觉得自己被切割、分裂得越来越碎。）质数既然是其他所有数字的基础，我想，这种数字必然具有某种意义吧。质数是怎么来的？这种数字的分布有什么模式或逻辑可寻吗？质数是有限的吗？还是无穷无尽？我不知花了几个小时，费心去找出质数，然后一一背下来。这个游戏让我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中，专心致志，乐此不疲，不需要他人。
我做了一个10乘10的方格，从1写到100，接着把质数的方格涂黑。我看不出这些质数的分布有何模式或逻辑。于是再做更多的方格，20乘20，甚至30乘30，结果还是看不出有何玄机。不过，我相信这其中必然有规律可循。
大战期间，我唯一能享受的真正的假日就是去莲恩阿姨那儿。她[11]在柴郡的德拉米尔森林（Delamere Forest），为“孱弱”的孩子创办了一所“犹太清净空气学校”。学生来自曼彻斯特的工人家庭，很多都有气喘，有些有软骨症、肺结核。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有一两个是自闭症。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几米宽的小花园，以石头为界。我非常希望能在德拉米尔上学，但我不曾说出这个愿望，就连聪明、疼爱我的阿姨也没看出我的这桩心事。
莲恩阿姨让我见识到植物和数字的种种奇趣。她给我看花园里向[12]日葵花蕊的螺线，并让我数顶上的小花。数好之后，阿姨告诉我这是根据一种数列排列的：1、1、2、3、5、8、13、21……等，每一个数字刚好是前两个数字之和。如果用后面的数字来除以前一个数字（如1／2，2／3，3／5，5／8等，以此类推），最后这个比值将接近0.618。阿姨说，这就是所谓的斐波那契数列，好几个世纪以前的意[13]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发明的。0.618就是所谓的“黄金比例”，是建筑师和艺术家常常使用的理想几何比例。
阿姨还会带我到森林里踏青，一走就是好久。她让我看落在地上的球果，看那螺旋状的鳞片是否也有黄金比例。她指着溪畔的马尾草给我看，让我摸那硬硬的茎和茎上的节。她说，我可以测量一下这种茎的长度，连续记录之后，看看有何结果。我发现曲线的上升渐缓，阿姨解释说这就是所谓的“指数成长”，生物的生长大都有这种现象，这种比例在大自然处处可见——数字就是这个世界构成的方式。
对我来说，植物、花园与数字的关系代表一种非凡的形式，也是一种象征。我开始想象这世界自成一个国度，一个数字的国度，这国度有着自己的地理、语言与法律，但更像一个数字花园，一个充满魔法、秘密与神奇的花园。这样的花园不是恃强欺弱的同学和校长可及之处。这花园欢迎我的到来，也与我为友。我在这花园里的朋友除了质数和斐波那契螺旋的向日葵，还有6和28这样的完全数（小于本身[14][15]的所有因子和等于这个数的本身）、毕达哥拉斯数字（在一组数字中，最大数的平方等于其他两个数平方之和，如3、4、5这一组，或5、12、13），以及像220和284这样的“友爱数”（两数互为对方本[16]身以外所有因子的和）。阿姨还指出这个数字花园更加神奇的地方——这个园地不只快乐、和善，而且永远都不会消失。整个宇宙就是以此打造出来的。阿姨告诉我，数字就是上帝思考的方式。
家里所有的东西中，我最想念的就是妈妈的老爷钟。这个钟非常美丽，金色的钟面上不但有时间和日期，还有月亮的盈亏和行星相合的情况。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总是把这个钟看作是一种可直接接收宇宙讯息的天文仪器。妈妈每个礼拜都会打开钟身上的玻璃盖上发条。这时我会目不转睛地看沉重的摆锤慢慢上升，并在妈妈的允许下摸一摸长长的金属敲钟棒。
在布拉德菲尔德的4年，我因听不到心爱的钟声而饱受思念之苦。晚上睡觉，有时我会梦见这个钟，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家里。醒来时，我还在狭窄、高低不平的床上，多半还湿湿的，原来我又尿床了。在布拉德菲尔德，很多小孩都有退化的现象。床铺被弄湿、弄脏的话，我们少不了被一顿毒打。
1943年春，布拉德菲尔德的学校要关闭了。几乎每个同学都跟父母诉苦，说起遭到虐待的事，于是很多被父母带了回去，但我从来没向爸妈抱怨过（迈可也是，但他在1941年，也就是13岁的时候，就转到克利夫顿学院）。最后，我发现大家都走光了，几乎只剩下我一个。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校长不见了，他那令人讨厌的老婆和小孩也消失了。我只接到简单的通知，假期结束之后就不必回布拉德菲尔德，转到另一所学校。
在我眼里，圣劳伦斯学院这个新学校很大、很庄严，建筑和树都很古老。没错，这里的情况是好多了，但我还是很害怕。布拉德菲尔德虽然很恐怖，但至少我已经熟悉了，已经适应了这个学校和这个村子，还有一两个朋友。但圣劳伦斯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和未知的。
奇怪的是，这段在圣劳伦斯学院的岁月在我脑海中几乎是空白的，似乎是过分压抑或者刻意遗忘的结果。近来，我跟一个很熟的朋友提起这件事，她知道我在布拉德菲尔德的过往。然而，她很惊讶，她真的从未听说过我在圣劳伦斯待过。关于圣劳伦斯，我还记得的主要是突如其来的谎言、笑话、幻想或者妄想——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些天马行空的东西，反正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
星期天早晨，我觉得格外寂寞。所有的同学都上教堂去了，只剩我这个犹太小男生（在布拉德菲尔德大多数的孩子都是犹太人，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有个星期天早晨，风狂雨急，雷电交加，震耳欲聋——有一声好大、好近，我想学校一定被雷打中了。同学都从教堂回来后，我一口咬定自己被雷打中，闪电“穿过”了我的身体，跑到了我的脑子里。
我编出来的其他故事都跟我的童年有关，或者可以说是童年的幻想。我说自己是在俄国出生的（当时俄国是英国的盟友，我也知道外公是俄国来的），然后是一段长长的、奇幻的故事：我们身上裹着毛皮，乘着雪橇，在雪地上飞驰。夜晚，有时赫然出现一群狼，它们在雪橇后面追赶、嗥叫。我已不记得同学们觉得我的故事如何，只记得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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