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提摩太·H.林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死海古卷概说试读：
作者简介
提摩太·H. 林，爱丁堡大学《希伯来圣经》和第二圣殿犹太教教授。他是公认的死海古卷研究专家，古卷国际编辑团队成员，参与编辑制作了古卷文本的主要版本。他还编辑了《死海古卷电子参考图书馆》的第一卷，编辑和撰写了多部著作，其中包括《库姆兰注释与保罗书信中的圣经》（1997）、《历史语境中的死海古卷》（2000）和《排舍瑞姆》（2002）。
译者简介
傅有德，哲学博士，宗教学与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犹太哲学与宗教。主编《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犹太研究》和《犹太名人传》（思想家卷），出版《巴克莱哲学研究》、《现代犹太哲学》和《犹太哲学与宗教研究》等多部（篇）著作和论文。
唐茂琴，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是犹太教。曾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美国犹太文学。曾在《云南大学学报》和《犹太研究》等刊物发表数篇论文和译作。
图目
图1 《泰晤士报》1996年6月6日的新闻标题
图2 犹地亚沙漠
图3 以色列博物馆藏经祠
图4 《古卷、赝品与知识产权》的封面
图5 鸟瞰基伯特－库姆兰
图6 死海地区地图，基伯特－库姆兰、山洞和公墓的位置一览
图7 《哈巴谷书注释》
图8 《宗团规则》
图9 《列宁格勒抄本》
图10 《撒母耳记》抄本，保留了《撒母耳记上》10—11中遗漏的一段a
图11 残片4QGen-Exod，将摩利亚山称为“埃佬黑姆－以锐”
图12 战斗中的大卫和歌利亚
图13 库姆兰宗团“文书房”与“图书馆”复原图
图14 宗派文件
图15 7号洞所藏带有希腊字母的小残片
图16 4号洞所藏之所谓“遇害弥赛亚”的残片
译者序
不知为什么，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都带有异乎寻常的偶然性。
清末，官拜“祭酒”的王懿荣在对着处方查看中药时，突然发现一味中药“龙骨”上面刻有许多花纹，他认定那是一种文字。随后，他搜集了许多从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贩运来的“龙骨”，在悉心研究考察后，发现它们都源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而这个地方正是殷（商）代的国都。于是，殷墟甲骨文发掘面世。甲骨文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文字的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历史。
无独有偶，1947年春，在巴勒斯坦死海西北岸、库姆兰南部的恩－斐施哈，3位放羊的男孩因为寻找走失的羊而闯入一个洞穴，发现了一些陶罐，其中装有手抄本的羊皮纸经卷。他们把经卷带到伯利恒廉价出售，后来引起美国、以色列学者的关注，接着开始了对古卷的探寻。到1952年，总共有11个洞穴被考古学家们先后打开，八九百部古卷抄本在隐藏了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为死海古卷。人们公认，死海古卷是20世纪全球最惊人、最激动人心的发现。
自发现之日起，死海古卷本身就成了一个传奇，一个难解的谜。死海古卷发现后不久，世界的眼球即被它吸引，学者们争吵不休，媒体们沸沸扬扬，人们亦津津乐道。学者们为争取一睹古卷真容而争吵不休，为争取平等研究古卷的权利而争吵不休，而这一吵就是40年。其间各种猜测、流言甚至人身攻击不绝于耳。整理欤？保护欤？研究欤？垄断欤？阴谋欤？1991年10月底，以色列文物局宣布实行新的使用权政策，终于打破了少数学者垄断多数死海古卷原始资料使用与研究权的坚冰。这对全世界的学者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然而，从此，新的争吵又开始了。这八九百部古卷并非卷卷完整，卷卷清楚。实际上，连一份完整的古卷抄本也没有。除了3卷抄本（《大以赛亚书卷》、《哈巴谷书注释》、《宗团规则》）几近完整外，其余大部分是残片，有25,000片之多。除了语言上的困难，这些残片如何拼凑？又如何解释？年代？版本？字迹？篇章？宛若天书一般。而学者们冥思苦想时的灵光一闪却也总会遭到持不同观点的同行的质疑。孰是孰非？文本如何说？历史文献如何说？考古证据又如何说？还有自从死海古卷发现之初就萦绕人们心头、为之激动、为之不安的那些谜团是否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呢？诸如耶稣诞生、基督教产生之类的问题是否果如《新约》所说，是否果如传统宗教、历史书所说？那些经卷究竟为何人所记，又记载何人呢？早期基督徒？犹太人？哪一派？
死海古卷仿佛一团神秘的迷雾，若隐若现，扑朔迷离。无数的人在谈论它，但问题仿佛总是多于答案，或者答案总是不止一个。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我们仿佛迷失在其中，然而这种迷失本身却令人着迷，因为迷失中含着可能，含着真实，含着智慧。本书就是以这样引人入胜的方式述说、评论了自古卷发现之时直至近日（2005年）发生的形形色色令人着迷的事情。有趣的事件，有趣的论战，即便本应是枯燥的、纯学术的犹太历史与思想传统研究、基伯特－库姆兰考古研究、古文书学、文本考证、文献学、语言学和古代的圣经注解等等，作者也是那么饶有趣味地娓娓道来。无论对2,000多年前的历史重构还是围绕古卷发生的故事，人们总是有争议；各种理论的出现总是有可能，两个，三个，甚至多个，别人的，作者的。而这一切却不是新闻报道的耸人听闻或小说家的故弄玄虚，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有根有据，严谨致密，条理清楚，引人入胜而又不失学术风范。
对于中国人，即使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死海古卷依然是相对陌生的。我们或许多多少少听说过“死海古卷”，知道那似乎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曾听说那部风靡一时的《达·芬奇密码》似乎与“死海古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死海古卷究竟讲的是什么？是怎么发现的？那是什么样的抄本？抄写者是谁？抄写于何时？为什么让它们沉默了2,000年？抄写它们的人哪里去了？它们和犹太教、基督教的关系如何？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就知者寥寥了。但是，我们相信，对于这样重大的发现，这样重要的文献，中国学者和学生们渴望知之更多，也应该知之更多。
如果想知道死海古卷的原貌，最好的办法是学习希伯来语，直接阅读、研究原文本；退而求其次，则可以阅读译本。死海古卷已经有了不少好的英文全译本（所谓全译本是指目前已有把握破译了的古卷全译本，本书作者在附录中也作了推荐）。国内自50年代起也零零散散地有一些关于“死海古卷”的报道，上世纪90年代，山东的王神荫主教还翻译了西奥多·加斯特（Theodore H. Gaster）的英译本《死海古卷》。然而，对于一般的读者和研究者，若想短时间内兴致盎然地踏上轰动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风光无限的死海古卷之旅，那么，本书作者提摩太·H. 林绝对是个美妙至极的向导。你的好奇与乐趣正是他所期待的，也是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内心所体验到的。而这，也正是我们乐于翻译本书的主要原因。
译者之一傅有德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的研究生班学习，其时提摩太·H. 林曾经担任过他的辅导教师（Tutor）。林博士是加拿大华人，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当今死海古卷研究的著名专家，恐怕也是世界华人中绝无仅有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翻译此书的另一个原因。
书中涉及很多《圣经》和圣经时代后期的人名、地名，以及专业术语，翻译起来格外繁难，误译之处，敬请方家指正。翻译过程中参考了王神荫主教译的《死海古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编辑周渝毅女士热情约稿，认真负责，促成了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傅有德 唐茂琴2007年11月22日于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园第一章作为文化标志的死海古卷
很多人都曾听说过死海古卷，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或者说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旧约》，即《希伯来圣经》、古代犹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起源有什么意义。自1947年死海古卷被发现以来，特别是自从1991年所有未经编修的剩余卷册全部公之于众以来，出版热潮汹涌而至，从通俗读物到专业著作，应有尽有。除了业内人士，专业著作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而通俗读物又良莠不齐，其中不乏耸人听闻的蹿红之作（常常涉及梵蒂冈的阴谋论），当然也有合理可靠的作品。
在这本对死海古卷的简介中，我将围绕它的发现、学术论战中的争议和毁谤、法律诉讼、政治和既得宗教利益展开论述。此外，我还将介绍公元前200年至公元70年期间对犹太历史与思想的传统专门研〔1〕究、基伯特－库姆兰（Khirbet Qumran，发现古卷的地方）的考古研究、古文书学（古字迹研究）、文本考证、文献学、语言学和古代的圣经注解。本书还将介绍最新的科技，而这一点往往为导论性教科书所忽略。为和这套丛书的目标保持一致，有必要对每个论题进行简洁而有选择性的处理，其目的是吊起你的胃口，引起你的兴趣，而不是对死海古卷作面面俱到的介绍。
2004年11月12日的《独立报》发表一文，其大字标题是《阿富汗想从英国要回“佛教的死海古卷”》。文章系尼克·麦欧（Nick Meo）所写，称阿富汗文化信息部部长萨伊德·拉尼（Sahyeed Rahneen）博士意欲使喀布尔博物馆流失的收藏品完璧归赵，将正式请求英国政府归还佉卢文经卷。喀布尔博物馆在驱逐塔利班政权的战争中曾经遭到洗劫，用古佉卢文写在桦树皮上的60件经卷残片的收藏品流落到了古玩市场，直到1994年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重见天日（图1）。图1 《泰晤士报》1996年6月6日的大字标题使用“死海古卷”象征性地代表古代的重大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报纸上的这一标题用“死海古卷”来指代发现的古代手抄本藏品。佉卢文文本是佛教经卷，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与犹太教毫无历史瓜葛。它们对于研究早期佛教的发展，探究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具有重要意义。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暗示，使用这一比方，是刻意强调它们年代的久远和重要价值。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特别使用这一提法，表明死海古卷已经取得象征符号的地位。它们不再只是曾经生活在死海之滨的一个犹太教派的经卷，而是古代手抄本方面的所有重大发现的代表。
可以说，死海古卷超越了第二圣殿犹太教（公元前515年到公元70年）的历史背景，已成为一个文化标志。通俗小说，如丹·布朗（Dan Brown）写的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为增添故事的趣味性和神秘性而在叙事中不断提及它们。再如，在较早的一部小说《曼德堡大门》中，主人公的未婚夫就是发掘基伯特－库姆兰的考古学家。该小说发表于1965年，作者是著有《琼·布隆迪小姐的青春》的知名作家穆雷尔·斯帕克（Muriel Spark）。这些古卷何以变得如此受欢迎呢？媒体与古卷
死海古卷受欢迎的原因不难找到。从1947年两名贝都因牧羊人最初发现它们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古卷争夺战”，媒体总是不断地向饶有兴趣的公众报道古卷的最新发现、相关的政治活动、人身攻击和学术争论。有些报道专门追求轰动效应，不管背后有没有学者的支持；有些则提供古卷研究最新进展的可靠信息；此外，在这两类报道之间是林林总总的其他类型的宣传报道。无论是何种情况，媒体（报纸、电视、广播）的介入已经确保公众，特别是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众，都读过或听说过死海古卷。
在我个人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我亲身体会到了媒体在使古卷走向大众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991年，我刚刚在牛津大学取得古卷研究的博士学位并成为东方研究所的肯尼科特希伯来研究员。就在那时，人们要求拥有4号洞剩余的未经编修的古卷的使用权，此即所谓的“古卷争夺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小群学者和其他学者之间发生的一场冲突。在库姆兰11个藏经洞中，4号洞藏经最多；前者占有从4号洞发现的未公开的资料，而后者则想使用并要求使用这些资料，以从事研究与学习。资料占有者和未占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几年来一直在不断升温，但在1991年夏秋之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1年10月29日，以色列文物局宣布实行一项新的使用权政策，于是，在双方交恶甚多之后，主张自由使用资料的一方胜出了。刊登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宣布了这一消息，其大字标题是《以色列开放死海古卷使用权》。
在新政策宣布数周之内，两位美国学者，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米歇尔·怀斯（Michael Wise）和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罗伯特·艾森曼（Robert Eisenman）向世人宣布，他们发现在当时尚未出版的古卷中有一小块碎片，其上的叙述证实有一位遇害或被钉死的弥赛亚。我和最重要的古卷研究专家之一格萨·韦尔迈什（Geza Vermes）在牛津大学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研读了这个6行文本，并得出如下结论：恰恰相反，该残片讲的非但不是一位遇害的弥赛亚，而〔2〕是一位受膏的公会首领，是他杀死了敌人。在后面关于古卷和早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一章中，我将详细讨论这些彼此相左的诠释。
一位名叫奥利弗·季黎（Oliver Gillie）的记者报道了这次研讨会。他的文章刊登在1991年12月27日《独立报》的头版和内文中。这次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和成像软件来加强辨认希伯来语手稿，这一点在随后的报道中得到了强调。位于亚尔顿的牛津大学希伯来与犹太研究中心有成像设备，是库姆兰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捐赠者资助，负责人是曾经任教于悉尼大学的阿兰·柯朗（Alan Crown）教授。当时我制作了一件4Q285（4代表4号洞，Q代表库姆兰，285指该卷的编号）第5号残片（现在重新编号为第7号）的放大且改进过的图像，后来发表在《犹太研究期刊》上。在古卷研究中运用成像软件，这尚属首次，而经完善并放大后的第5号残片的发表把该期刊的读者惊得目瞪口呆。
关于这段插曲，有几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报纸上那篇文章的发表日期与圣诞节假期恰好一致。由于牛津研讨会是在12月20日召开的，所以这也是说得通的。然而，多年后我注意到，媒体在大幅报纸、收音机或电视上的报道与广播，几乎总是紧跟在圣诞节或复活节之后。当然，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古卷既然是宗教文献，所以在一年一度的节日期间就格外引人注目。但奇怪的是，它紧随的是基督教的圣日而非犹太教的圣日。复活节的日期每年随逾越节日期的变化而变化，但这一事实不影响一点，即媒体眼中只有基督教的宗教周期，而没有犹太教的宗教周期。既然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相信这些古卷是关于犹太教的而不是关于基督教的，那么为什么不在犹太新年或赎罪日期间发表相应的报道呢？
究其原因，正是与基督教的关联才使得这些古卷具有了轰动效应。比如说，如果能在死海古卷的某一卷中发现“一位遇害的弥赛亚”，那么，就会有人认为，它将对耶稣的独特性和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提出质疑。说句题外话，此类观点常常直言不讳地出现在媒体上，依据对耶稣和基督教信仰相当简单化的理解，以为一件考古文物的发现就会削弱基督教。在犹太教历史上，耶稣不是唯一被追随者们认为是弥赛亚、甚至是受苦受难的弥赛亚的人。不管怎样，可以说，古卷中有“一位遇害的弥赛亚”并不会质疑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但却会突〔3〕出在大屠杀后宗教间对话中不断被基督徒所接受的一个观点，即，耶稣是个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
其次，将现代科技运用到古代手抄本的研究中自有其内在魅力——在异常古老的手抄本和最尖端的电子工具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随着过去15年中电脑应用程序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现在有了一些相当不错的网站，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设立的“俄里翁死海古卷及相关文献研究中心”。如果登录该中心的网站，“网上冲浪者”可虚拟参观基伯特－库姆兰、参加实时进行的小组讨论或搜索参考书目数据库。
计算机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古卷研究和信息传播。我于1997年编辑了《死海古卷电子参考图书馆》光盘数据库，可以让有个人研究需要的学者搜索、完善并打印出特定古卷的图片。后来，由杨百翰大学的“古代研究与摩门教研究基金会”制作的第2卷发行，其数据库由伊曼纽尔·托夫（Emanuel Tov）编辑，其中包含可搜索的所有非圣经古卷的副本和翻译。
在美国，其他引人注目的进展和项目包括完善了一份文本并弱化〔4〕了其背景“噪音”。该文本即格雷戈里·H. 贝尔曼（Gregory H. Bearman）所谓的“《创世记伪经》”。贝尔曼是帕萨迪纳市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学家，精于分析卫星图像。他研发了一项名叫多光谱成像的技术，能使毁损严重、肉眼无法看见字迹的手抄本生成可读文本（如《挪亚书》）。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死海古卷研究〔5〕项目”的编辑中也运用了计算机完善技术，该项目由詹姆士·H. 查尔斯沃斯（James H. Charlesworth）主持。
是否开放4号洞古卷和对公认为记载着“遇害弥赛亚”的一块残片的解读是最近发生的两大争议性事件。在大事频频发生的过去的约半个世纪里，其他争议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曼彻斯特大学的英国学者约翰·阿莱格罗（John Allegro）率领探险队进入犹地亚沙漠搜寻《铜古卷》中提到的宝藏（图2）。图2 《铜古卷》逐一列出了犹地亚沙漠中的64处藏宝地点
发现于3号洞的这一份古卷在死海古卷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以铜为书写材料。其他所有的经卷都写在兽皮或蒲草纸上。它的正文蚀刻在铜板上，描述了犹地亚沙漠中的64处藏宝点，里面埋藏着金、银、圣殿祭品和该经卷的另一副本。这就是阿莱格罗决意寻找的宝藏。其他学者认为这些宝藏——多达65吨重的白银和25吨重的黄金——纯粹是文学上的虚构，并将《铜古卷》比作“玛塞海特－凯利姆”（massekhet kelim，有关圣杯的短文）——一个中世纪文本，〔6〕描述了所罗门圣殿的宝藏如何被没收到巴格达的一座塔楼中，其埋藏地点如何记录在一块铜板上的故事。阿莱格罗没有找到任何宝藏，但是他的探险考察却被媒体广泛报道。旅游业与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备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旅游业。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来到以色列，参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其中，犹地亚沙漠中的基伯特－库姆兰考古遗址和以色列博物馆的藏经祠在游览名胜排行榜中位居前列。在基伯特－库姆兰，他们由见多识广的向导带领着参观考古遗址并游览附近的山洞。即便是在动荡不安的岁月，游客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根据以色列旅游局统计的数据，去年有4.6万名游客游览过库姆兰遗址。感兴趣的游客现在还可以购买古卷的摹本和储藏过某些经卷的罐子的复制品，也可以购买包括“死海古卷”钢笔、T恤衫、领带、围巾和泥块在内的全套用品。政治与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在以色列也被视为文化标志。1997年7月20日至25日，世界各地的学者被邀请到耶路撒冷参加死海古卷发现禧年（即50周年）庆典。在这次盛大的集会中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令人难忘的是这次活动的开幕式，主持者有时任以色列首相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耶路撒冷前市长特迪·考莱克（Teddy Kolleck）和伊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以及以色列博物馆馆长詹姆士·斯奈德（James Snyder）。坐在以色列博物馆外面的场地上，在耶路撒冷渐次朦胧的暮色里，我和来自以色列国内外的基督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学者们聆听着人们阐述这些古卷对以色列国的重大政治意义。古卷发现的那一年，即1947年，恰好与犹太国在大约2,000年后重建的时间相吻合。我们被告知，这些古卷对犹太民族回归故里具有象征意义，而这一点在庆典安排中得到了重点强调。这是一次美妙绝伦的庆典，甚至还特意委托米歇尔·沃尔普（Michael Wolpe）为之谱曲，歌词即以古卷上的经文为基础。藏经祠是为展览死海古卷而特意建造的地下展览馆，地上部分乃模仿储藏一些古卷的古瓦罐盖子的形状而建。我们坐在博物馆的前面，背后是以色列议会大厦“科乃塞特”（Knesset）（图3）。图3 以色列博物馆藏经祠，死海古卷在此陈列
我们并不是不明白以色列政治领袖想利用死海古卷捞取政治资本，但我们保持着我们高贵的沉默。只是当提到死海古卷对耶路撒冷至关重要时，听众当中才发出此起彼伏的不赞成的偷笑声。这对与会人员来说是可笑的，因为大多数专家相信死海古卷属于犹太教的一个虔敬群体艾赛尼人，而他们除了具有其他特征外还认为，耶路撒冷的祭司腐化堕落，故而他们离群索居，将自己放逐到了犹地亚沙漠！
当这些古卷最初于1947年在基伯特－库姆兰发现时，相关山洞和犹地亚沙漠在1929年签署的英国托管治权和文物法规的管辖之下。1948年后随着政局的变动，几乎所有的古卷都落到了以色列手中。大多数古卷保存在藏经祠和东耶路撒冷的洛克菲勒博物馆。《铜古卷》是个例外，依然在约旦首都安曼的文物部中安家落户。还有几块残片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加拿大甚至有一块邮票大小的残片，即所谓的“麦克－吉尔残片”。一般来说，文物的所有权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法律因素。沃伊斯艾赫·考瓦斯基（Wojciech Kowalski）运用继承与国界交接的法律原理指出，“古卷目前由以色列保存的事实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完全一致”。并非每个人都赞成这一观点。暂且抛开法律上对所有权的考虑不说，这些古卷首先属于犹太民族，然后才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一点几乎毫无疑问。
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格拉斯哥市的凯文葛罗夫艺术博物馆于1998年举办了“来自死海的古卷”展览会，其政治含义不言而喻。以色列文物局决定把允许在格拉斯哥举办死海古卷展览会作为对当地犹太社团的认可，并以此庆祝以色列建国50周年。禧年展览会是在不列颠举办的唯一一个此类展览会，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梵蒂冈与死海古卷
梵蒂冈阴谋论早已与死海古卷的发表紧密相关。是谁最早提出的这一阴谋论并不清楚，但约翰·阿莱格罗无疑是最早揭露该阴谋的人之一。据他说，在50年代早期，最早可以接触所有古经卷的是由国际上跨教派的学者们组成的团队，那时，抄本的出版进展迅速。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约翰·阿莱格罗开始怀疑存在着天主教垄断，甚至天主教阴谋。给编辑团队中的某些成员分配的抄本越来越多；约塞夫·米利克（Josef Milik）、吉恩·斯达奇（Jean Starcky）和约翰·斯特拉格内尔（John Strugnell）得到的抄本份额最大，而他们全是天主教徒。阿莱格罗曾经对一个朋友说：“我深信，如果（古卷中）真出现什么影响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发现，那么这个世界永远看不到。”这一怀疑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他遭到了排挤，无法接触到剩余的尚未出版的古卷。尽管他是最早的编辑之一，但到了50年代后期，阿莱格罗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团队之外。1956年8月5日，在给另一位最早的编辑团队成员弗兰克·克罗斯（Frank Cross）的信中，阿莱格罗写道，“团队中的非天主教成员正以最快的速度被清除”。其二，他怀疑梵蒂冈可能封锁那些损害基督教信仰的信息。
最近，在《约翰·马可·阿莱格罗：死海古卷的独行者》一书中，阿莱格罗的女儿朱迪丝·安妮·布朗（Judith Anne Brown）详细阐述了父亲对死海古卷的延迟出版和限制接触剩余未出版材料的看法。尽管无法找到任何证据支持父亲的怀疑，但她利用私人信件和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述了阿莱格罗如何将自己被排除在编辑团队之外归因于天主教的垄断和缄默阴谋。
正式出版物《犹地亚沙漠的发现》系列丛书的前任主编约翰·斯特拉格内尔和最早的编辑团队中说话最直率的批评家格萨·韦尔迈什对出版进程和限制接触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斯特拉格内尔和韦尔迈什分属于“古卷之争”的敌对阵营，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出版延迟和限制接触问题归结为梵蒂冈阴谋。斯特拉格内尔为古卷的出版速度作了辩护，他认为，这样的速度和同类项目，如埃及的俄西林蒲草纸古卷的编辑速度大体相当；而韦尔迈什则谴责基伯特－库姆兰的发掘人、也是《犹地亚沙漠的发现》出版工程的首任主编罗兰·德·沃（Roland de Vaux），认为他任命的团队太小，无法应对编辑成千上万块残片的艰巨任务。
约翰·阿莱格罗关于天主教阴谋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因为至少有一位最早的团队成员、哈佛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弗兰克·莫尔·克罗斯留在了编辑队伍里，而他不是天主教徒。还有更多世俗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延迟出版和限制接触古卷，这些原因包括学术抱负与嫉妒、个人恩怨与冲突、资金限制、追求完美、拖沓以及尚未出版的剩余古卷那支离破碎的保存状态等。
不管怎么说，梵蒂冈阴谋论继续在公众当中传播。事实与想象的界限常常变得模糊不清。想想丹尼尔·伊斯特曼（Daniel Easterman）的小说《犹大圣约》（1994）吧，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虚构的阴谋，它试图封锁对基督教信仰有害的信息。主人公是某个叫杰克·古尔德（Jack Gould）的博士生，在都柏林三一学院研究《大马士革文件》〔7〕中关于星与杖的预言。他特别热衷于研究那份显然来自于库姆兰〔8〕某个山洞的耶稣蒲草纸卷的来龙去脉。当古尔德在别处沿着线索追寻时，在耶路撒冷古城一个虚构的天主教圣经研究机构中，一位名叫雷蒙德·贝菲尼斯特（Raymond Benveniste）的神父一边思索着手头的亚兰语残片的命运，一边和自己的良心作着激烈的斗争。我从中节选了几段以便让你领略一下一种虚构版的阴谋论。
雷蒙德·贝菲尼斯特神父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着嘴咳嗽了几下，又放了回去……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块16厘米宽21厘米长的蒲草纸残片。上面有30行亚兰语，这儿有个洞，那儿脏一块的，不过勉强可以辨认……残片本身不怎么重要，只是一封不知何许人写给圣堂执事的信……一般情况下，贝菲尼斯特会传下去进行深入研究并最终在该机构季刊的某一期上发表。但是只因一事让他心头不安。
这块残片包含一条资料，十分简短，涉及“耶稣的信徒”，一群似乎在某些方面依恋圣殿和“热衷摩西律法”的人。当然，对该节的解释有好几种可能。单凭它自己还不会生出多少枝节……
但是，在罗马，有人偏重谨慎，视谨慎高于一切。上次去罗马时，圣经委员会的德拉·盖拉尔代斯卡（Della Gherardesca）曾经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过。最近有大量书籍出版，暗示耶稣基督不过是一名哈西德派教徒，一位犹太圣哲，而他的父亲是一位学者，即“纳嘎赫”（naggar）——这是一个亚兰词，是“木匠”的比喻……
贝菲尼斯特又看了一眼这片蒲草纸残片。它算不上重要，但它却可能被视为证实这种毁谤性理论的另一条资料。假如落在坏人手上，它可能会被派上邪恶的用场。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作为一名学者，他为自己即将做的事感到羞耻。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已养成了顺从的习惯。在划亮火柴的时候，他的手甚至都没有抖一下。《犹大圣约》讲了一个顺从的传教士毁掉了一块亚兰文残片的故事，因为该残片显然证实了耶稣热衷于摩西律法。梵蒂冈阴谋专事封锁那些偶然发现的、不经基督教官方渠道传播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以不同于《福音书》中的方式来描述耶稣。在小说中，那片蒲草纸残〔9〕片说明，与《新约》的描述恰恰相反，耶稣没有废除“哈拉哈”（halakha），即犹太律法。他是一个虔敬的人，一个坚持律法的狂热分子。该故事纯属虚构，但是伊斯特曼笔下的耶稣与韦尔迈什在《犹太人耶稣》（1973）一书中所作的著名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韦尔迈什认为，最好把拿撒勒人耶稣看作一名“哈西德”（希伯来语，即“虔敬者”）。不同的是，韦尔迈什笔下的耶稣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圣人，不是一个犹太律法专家。甚至伊斯特曼对亚兰词“纳嘎赫”采用比喻式的理解，即不取“木匠”的字面意思而是取“学者”的意思，也是以韦尔迈什的作品为基础，尽管后者自那以后就收回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早在几年前的1991年，米歇尔·贝金特（Michael Baigent）和理查德·利（Richard Leigh）出版的《死海古卷骗局》却不是虚构的小说。它宣称发现了隐藏在本世纪宗教流言背后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它把古卷出版延迟的矛头直指梵蒂冈。据推测，当时梵蒂冈控制着德·沃，而德·沃也是耶路撒冷圣经与考古学院多明我会的主任。该书声称，的确有一个阴谋：在若瑟·拉辛格枢机主教（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新教宗本笃十六世）的领导下，以宗座圣经研究委员会和罗马教廷信理部这一现代宗教裁判的形式禁止可能“不利于基督教教义”的尚未出版的库姆兰古卷的发行。
阴谋论从本质上说取决于一些被神秘隐藏起来的已知资料。一些学者无法接触死海古卷似乎是阴谋论的最佳主题。然而，当《死海古卷骗局》面世时，在英国却没有取得预期的震撼效果。主要原因在于，该书出版后没几个月，允许接触古卷的新政策就宣布了。现在可以检验梵蒂冈阴谋论了。对大多数学者而言，用一个新流行的比喻词来说，〔10〕显然没有发现“正在冒烟的枪”。随后公布在媒体上的对该书作者的采访则暗示，梵蒂冈早已毁掉了任何有损教义的东西。在大多数英国人听来，这不免有点诡辩的味道。
该书被译成了德文，取名为《耶稣秘史：死海古卷和早期基督教真相》，书中各章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一家名为《德国明镜周刊》的全国性杂志上，此后它竟然成了一本畅销书。事实上，该书极受欢迎，销量超过了30万册，以致于德国学术界迫切感到不得不提笔批驳。圣经考古学会与死海古卷
为非教界读者着想，一家杂志挺身而出为死海古卷作普及宣传。这家杂志就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圣经考古学会主办的《圣经考古评论》。该月刊由赫谢尔·尚克斯（Hershel Shanks）创立并编辑。他从律师改行做出版商，孜孜以求，不知疲倦，该刊以高质量的文章而美〔11〕名远扬。《圣经考古评论》（BAR）拥有30多万读者，常常因发表与圣经考古学和死海古卷有关的最新发现而引发争议。通过发表文章和举办公开的研讨会，圣经考古学会在传播古卷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也是“解放古卷”的积极倡导者。版权、知识产权和死海古卷
90年代早期，那场针对4号洞材料的争夺战至少包括两起在法律上和学术上的小规模附属冲突，该冲突与当时尚未出版的死海古卷的抄本和翻译产权有关。其中，擅自出版文本名为4QMMT（MMT代表希伯来语miqsat ma'aseh ha-torah，即“某些托拉律令”）的抄本引发的冲突更是搞得沸沸扬扬。为了把剩余的古卷从一小撮学者的学术控制中解放出来，1991年，圣经考古学会发表了题为《死海古卷摹本：备有导论与索引》的两卷相册，作者为罗伯特·H. 埃斯曼和詹姆士·M. 罗宾逊（James M. Robinson）。卷首是赫谢尔·尚克斯题写的《前言》，其中包含一个MMT合成本工作副本的抄本。
MMT是一个介于116行至135行（行数在编辑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之间的文本，是不明身份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就20个左右的律法疑点展开的讨论，其不同身份只能通过“你（们）”（有单数和复数），“我们”和“他们”才能分清楚。人们相信，该文本指的是从犹太人主体中分裂出来的库姆兰宗团的早期阶段。这一合成本是通过对该古卷6份抄本进行编辑而形成的其假定原始文本的复原。编辑过程是伊丽莎·齐慕隆（Elisha Qimron）和约翰·斯特拉格内尔通力合作的过程。2001年8月7日，在巴塞尔会议上，以古卷复原术闻名的哥廷根大学教授哈特牧·斯特格曼（Hartmut Stegemann）也公开声称，在编辑过程中他出过一臂之力。但是他没有提出法律诉讼。齐慕隆，而非斯特拉格内尔，以侵犯版权的罪名把圣经考古学会、会长赫谢尔·尚克斯以及两个编辑埃斯曼和罗宾逊告上了法庭。该案在耶路撒冷开庭审理。1993年3月30，耶路撒冷地方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宣判，时任法官为达理阿·道耐尔（Dalia Dorner）。被告提出了上诉，而1998年3月17日，作为受理民事上诉的上诉法院——以色列最高法院，维持了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判决。
本案对著者的法律定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以复原和抄写的形式对2,000年前别人写成的一份手抄本所做的编辑工作而今也可以受到版权法的法律保护。MMT合成本的版权属于伊丽莎·齐慕隆。该案例是版权法的分水岭，《休斯顿法律评论》38.1（2001）将整整一期专门用于刊登大卫·尼莫尔（David Nimmer）对该案例的讨论，其篇幅相当于一本书了。尼莫尔是美国一流的版权律师，他质疑原判和随后的上诉判决。爱丁堡大学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知识产权和科技法中心主任赫克托·麦克奎恩（Hector MacQueen）则持不同观点。他赞成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判决，表示编辑作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争论的焦点是在法律上对著作权人进行界定时衡量“原创性”的标准。一般来说，美国的版权法为“原创性”设置的门槛很高，它要求一定有“创造性火花”，然而以色列和英国的版权法则赋予“原创性”以“一种正当的技术和劳动”的含义。
麦克奎恩进一步论证道，赋予编辑文本以版权非但不会阻碍学术发展，反而会积极促进学术发展：有了版权保护的奖励，潜在的编辑们会有动力殚精竭虑；出版商们则会受经济利益驱使而保持出版编辑文本的兴趣。无论我们对齐慕隆－尚克斯一案持何观点，赋予编辑作品版权的先例已经确立起来。
毫无疑问，死海古卷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标志。它们得以普及的主要原因包括由媒体、旅游、文化和政治的体制化、针对古卷接触问题的争议、将梵蒂冈卷入其中的阴谋论、圣经考古学会的作用以及侵犯版权案等各方所产生的宣传效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死海古卷的象征地位的形成。图4 一本书的封面，内容是关于一卷古经知识产权的那场法律之争。注意隐藏其中的版权符号注释〔1〕又译库姆兰废墟。——译注，下同〔2〕这涉及基督教和犹太教中不同的弥赛亚思想，问题就出在希伯来语中“弥赛亚”（）的字面意思即“受膏者”（the anointed）。在古代以色列，“弥赛亚”指任何经过用油行过“膏礼”之后而升至某一特定高位的人，是犹太人的领袖人物，最初是大祭司，后来有国王和先知，在《以赛亚书》中预言有一位大卫王的后裔会拯救犹太人，做犹太人的王，那时全世界都将实现和平；到公元1世纪左右，犹太人在解释《先知书》时相信上帝会给他们带来一位弥赛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简言之，在犹太教中，弥赛亚可以是多个；而基督教中则用它特指耶稣基督（基督在希腊语中是Χριστός，即Christos，在英语中翻译为Christ，字面意思是the anointed one），是救世主，是神，是独一的，故学者们在理解该词时有分歧。而且希伯来语中主语和宾语可以在语序上置换，是谁发出的动作关键看动词的语法构成，故同样是“杀死”，学者们也产生了不同的争议。在此，作者针对学者们对该文本基督教化的理解提出了反驳。〔3〕大屠杀（holocaust），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而有计划地对犹太人实行的大屠杀。二战期间，大约有600多万犹太人惨遭纳粹杀戮。〔4〕背景“噪音”（background 'noise'）在这儿是一个比喻，指文本识别过程中文本上的干扰因素。〔5〕198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死海古卷研究项目”正式启动，由查尔斯沃斯和雷兹（H. W. L. Rietz）主持。自1992年，该项目连续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6〕所罗门圣殿（Solomonic Temple），也被称之为“第一圣殿”，根据《圣经》，这是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立的一座圣殿。大卫王之子所罗门王继承王位后第四年（约公元前970年）开始建造圣殿，7年后落成，极其宏伟壮观，富丽堂皇。圣殿的内部，包括墙、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精金包裹；里面放置约柜和圣物，圣殿府库里还放着大卫王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细节描述可见《列王记上》5—8章。所罗门圣殿落成后曾多次遭到掠夺。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入侵耶路撒冷，一把大火将所罗门圣殿毁于一旦，而圣殿的所有珍宝都被运到了巴比伦，具体描述见《列王记上》14—15章，《列王记下》12—25章。〔7〕《大马士革文件》（The Damascus Document）是库姆兰古卷当中的一卷，因其中多次提到“大马士革”而得名。该卷最早发现于19世纪末（死海古卷发现于20世纪中期）埃及开罗古城的本－以斯拉会堂，参见附录的“宗派文本”。《大马士革文件》通常用D表示，而发现于开罗的《大马士革文件》一般被称作《开罗大马士革文件》，一般用CD表示。〔8〕该小说虽为虚构，但显然利用了死海古卷以及学者和普通人对死海古卷的种种猜测。所谓“耶稣蒲草纸卷”并非专有名词，在小说中指记载着耶稣事迹的古卷残片，而在现实中，死海古卷并没有这样的残片，但小说应当受前面提到的那块备受争议的残片（是“一位遇害的弥赛亚”还是“受膏的公会首领”）的启发。〔9〕“哈拉哈”指拉比犹太文献中的律法性内容，与“阿嘎达”（非律法性的故事性叙述）相对。〔10〕该词与美国西部文化与电影有关，牛仔手中“正在冒烟的枪”证明他刚刚向别人开过枪，后泛指犯错误后留下的确凿证据。〔11〕《圣经考古评论》（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第二章考古遗址与山洞
没有人能完全肯定古卷最早发现于何时，但是，1947年被指定为正式的发现年。关于古卷发现的故事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说法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一个版本是三个牧羊人正在库姆兰南部的恩－斐施哈看护他们的绵羊群和山羊群。在堂兄弟三个放羊的过程中，喜爱探索悬崖峭壁的朱玛·穆罕默德·克哈里尔（Jum'a Muhammed Khalil）向一个小小的洞穴扔了一块石头，随后听到了陶罐破碎的声音。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三个堂兄弟为了找一只走失的山羊而都向洞穴扔石头。无论当时是何种情况，那时天色已晚，已经无法看个究竟，而第二天还要专门给羊群饮水，于是三人一致同意两天后再回来。
但是，绰号为“伊尔迪伯”（“狼”）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埃尔－哈迈德（Muhammed Ahmed el-Hamed）——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觉得在那儿会找到金子，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悄悄溜了出去，从他们宿营的地方向上爬了100米，来到那片山崖的正面。一进入洞中，即后来被世人所知的1号洞，穆罕默德就看到大约有10个陶罐，有的有盖儿和柄，贴近洞壁排成一行。其中8个陶罐内有抄本，他拿了3卷，后来证实它们竟是《大以赛亚书卷》、《哈巴谷书注释》和〔1〕《会规手册》（后来被重新命名为《宗团规则》），然后回到了堂兄们身边。两位堂兄被埃尔－哈迈德的莽撞无礼激怒了，于是拿走了那3卷经书，又亲自返回那个洞里拿了两个陶罐，并把它们拿给伯利恒形形色色的古董商看。这些古卷和其他古卷究竟是怎样引起世人关注的呢？这里面有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在诸多人中首先涉及一个名叫康都（Kando）的伯利恒补鞋匠、耶路撒冷叙利亚东正教首领都主教马尔·阿塔那修·撒母耳（Mar Athanasius Samuel）和鉴定这些古卷的希伯来大学教授埃利泽·苏肯尼科（Eliezer Sukenik）。在分割成块状的耶路撒冷城里出现了秘密会面，甚至在1954年6月1日的《华尔街报》上出现了一则出售《四卷死海古卷》的广告。
我们应当牢记在心的一点是，基伯特－库姆兰非同寻常，因为它的发掘乃是因为与古卷相关而非因为与《圣经》中提到的某个地点相对应。在过去，与《圣经》有关的日程安排在巴勒斯坦考古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诸如耶利哥与美吉多等遗址皆因其在《圣经》叙事中的重要地位而被发掘。而今，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论战，一方认为考古学应为《圣经》学术研究服务，另一方则力主巴勒斯坦考古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就基伯特－库姆兰而言，德·沃解释道，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找到了与1号洞中发现的一模一样的陶器是推动它发掘的动力。早在100多年前，学者们就对库姆兰耳熟能详了。最早的探险家们（路易斯－费利西安·凯尼亚尔·德·索西［Louis-Félicien Caignart de Saulcy］和亨利·B. 特拉斯特拉姆［Henry B. Tristram］）前去寻找蛾摩拉遗迹——一个因邪恶和放荡而被硫磺与火毁灭的人尽皆知的城市（《创世记》19）。当无法找到这个出现在《圣经》中的城市存在的证据时，他们对库姆兰遗迹的兴趣也随即消失了。查尔斯·克莱芒－加诺（Charles Clermont-Ganneau）曾于1874年发掘过库姆兰公墓的一座坟墓，他的评价是“这些废墟本身没有价值”。换句话说，若不是与古卷相关，基伯特－库姆兰作为考古遗址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居住年代
正如大多数使用了100多年的综合建筑群一样，基伯特－库姆兰的建成也非一日之功。根据遗址后来的使用状况可以分辨出遗址的不同阶段。考古学家使用一种叫地层学的方法来区分遗址的不同层次，即地层。从根本上说，这一方法依据的是沉淀层原理——地面土层层层相叠而形成沉淀层，即依年代顺序排列的居住史：上面的一层要比下面的一层年代新近，以此类推。
在每一层，即每一地层内，残余的陶器碎片和硬币有助于年代的确定。陶器有时可以根据它的样式、材料和烧制技术而确定分类，而这是显示年代更迭的一个重要指针。硬币也有助于确定年代顺序，因为它可以给出最早的可能日期或自此之后（terminus post quem）的日期。因此，比如说，如果在某个地层中发现了大祭司约翰·许尔堪一世（John Hyrcanus I）时期铸造的一枚硬币，那么，撇开其他考虑因素不说，该土层的年代不可能早于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4年，即他统治的时期。从理论上说，没有最近的年代，因为即便是当代的古董收藏家也可能收藏有哈斯蒙尼（Hasmonaean）时代的硬币。然而，实际上只要考古沟渠一直没有遭到扰乱，土层中硬币的相关位置即可决定该地层的年代。
1959年，德·沃在英国皇家科学院发表了《施魏希讲稿》，此后，关于基伯特－库姆兰居住年代的一切描述都依赖于该讲稿对考古证据的权威论断。在《考古学与死海古卷》一书中——该书是有关这一话题的一切讨论的起点——德·沃将基伯特－库姆兰的居住年代划分为3个时期：以色列时期 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公社时期 阶段Ia 公元前135—前100年 阶段Ib 公元前100—前31 年 遗址废弃 公元前31—前4年 阶段II 公元前4年—公元68年 阶段III 公元68—73年第二次起义时期 公元132—135年以色列时期
基伯特－库姆兰最早有人类居住的时期确定为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与以色列君主政体的最后阶段相对应。年代确定的依据是在灰土层中发现的陶器碎片、相对低矮的墙壁位置、盖有“拉麦克”（lammelk）即“国王所有”的印章的题字，以及与铁器时代第二阶段的其他以色列要塞所作的比较。在这一时期，库姆兰由一座长方形建筑构成，有大大的院子，一排房屋依东墙而建。那个圆形的蓄水池，也是该遗址上唯一的一个蓄水池，也确定建于该时期。
德·沃提出，这一居民区可能是《约书亚记》第15章61—62节提到的6个城市之一的“盐城”（‘ir-hammelah）。另外一些学者则更倾向于认为该遗址是另一个城市“西迦迦”。《约书亚记》的同一段落和3号洞出土的《铜古卷》都提及该城。以色列时期可能在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灭亡时被战火所毁，这可从灰土层得到证实，但这一年代的确定却几乎无从考证。图5 基伯特－库姆兰考古遗址公社时期
数百年后，另一个群体居住在了这片遗址上，德·沃确定他们是艾赛尼派。他把这段公社时期分为3个阶段。
阶段Ia（公元前135—前100年）
在这一阶段，人们对以色列时期的建筑略有改动，最显著的是增添了两个长方形蓄水池和几间房屋。由于没有发现硬币，德·沃难以确定这一阶段的年代。据他推测，这些建筑可能是在约翰·许尔堪一世统治期间，即公元前135年至公元前104年期间建造的，其依据仅仅是在上一层的Ib阶段发现了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公元前103—前78年）时期的硬币。因此，阶段Ia的年代肯定更早一些。约蒂·马格内斯（Jodi Magness）最近指出，阶段Ia根本不存在，因为该层没有发现硬币，而发现的陶器碎片不足以区分各个被毁层。她认为，被德·沃指定为属于阶段Ia的增补建筑实际上属于阶段Ib。
阶段Ib（公元前100—前31年）
根据德·沃的观点，在Ib阶段，库姆兰遗址已定型。以色列时期的建筑大大扩展了，增加了两层楼的综合建筑和房屋，包括一个塔楼、厨房、礼堂、诸多院子、食堂、餐厅、食品储藏室、厩棚和陶匠的窑房。请注意，德·沃使用的名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描述性词语。他使用的很多术语，诸如“礼堂”和“食品储藏室”等等，是对这些房间功能的解释。供水系统因蓄水池和倾析池的增加而得到了扩大。
这里也有一层灰土，还有一个大蓄水池，其石阶已有了裂缝。德·沃认为，这些特征是公元前31年的一场地震和随之而来的大火造成的后果的证据。换句话说，阶段Ib开始于公元前100年，直到公元前31年还一直有人居住。这场地震促使居民们离开该遗址大约30年，在公元前4年之后才重返定居，开始了阶段II。同样，马格内斯又提出了不同的历史分期。通过把窖藏的硬币由属于阶段II重新确定为属于阶段Ib，她指出该遗址并没有在地震后遭到长期遗弃。居民们很快重返该遗址居住，那些无法修复的建筑物就弃之一边，保留了被毁时的状态。在她看来，灰土层表明在公元前9年或8年时，库姆兰因遭到暴力破坏而在短时间内无人居住。
阶段II（公元前4年—公元68年）
根据在该层发现的窖藏的硬币所作的分析，德·沃提出，在公元前4年至公元6年希律·阿基劳斯（Herod Archelaus）统治期间，该遗址上又有人居住了。该遗址的大部分场地得到了清理和修复，瓦砾扔在了峡谷北面的斜坡上，然而有些房屋，例如塔楼的底层，还是保留了被毁坏时的样子。人们对建筑物作了小小的改动，例如，将院落改造成有房顶的空间。供水系统也略作调整，听任现有的管道堵塞不管，新建了其他排水管。该时期的一个特色是工场的存在：陶匠的窑房继续使用；一个大火炉建在圆水池的正南方；还建了一个磨坊。然而，本层最有趣的发现却是涂有光滑灰泥的泥砖结构碎片。而今考古学家把它修复成三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一把是青铜椅，另一把是陶土椅。它们原本放在大礼堂上面的楼层，从上面摔到了底楼。德·沃提出，上面肯定有一个用作缮写的房间，类似于在中世纪修道院里发现的文〔2〕书房（scriptorium）。这一解释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古代的文士不在桌子上书写，而是将石板放在大腿和膝盖上书写；还有人指责德·沃用基督教术语描述犹太人居住区。该阶段终于战乱，有一层屋顶燃烧后留下的黑色粉末状物质和铁质箭头可为被毁的证明。该阶段离现代最近的硬币是犹太人的，于是德·沃推断说，它肯定毁于第一次犹太人起义，具体来说，很可能是起义的第三个年头（公元68或69年）。
阶段III（公元68—73年）
德·沃认为，基伯特－库姆兰公社时期随罗马人的一次侵袭而结束，而这次侵袭是罗马人征服犹地亚地区作战计划的一部分。在遗址〔3〕上发现了凯撒利亚硬币和附近的道拉硬币。公元67年和68年，罗马士兵曾分别在这两个城市驻扎过。在德·沃看来，这证明此后有过短暂的罗马时期，那时有少量卫戍部队驻扎在那儿巡逻海岸，直到公元73年马萨达要塞陷落。在这一时期，只有东边的综合建筑群有人居住。该遗址作了大幅整改以用于军事用途，例如塔楼的墙壁双倍加厚、加固北墙等。居住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不再需要集会的场所，也不再需要使用工场。于是陶匠的窑房成了石灰储藏室。被毁坏的供水系统可能需要大量修理和维护，因此，罗马士兵只留用了综合建筑物外面的一个完好的大蓄水池。当马萨达要塞的最后一位奋锐党〔4〕人死于罗马的巴勒斯坦总督弗拉维乌斯·西尔瓦（Flavius Silva）的围攻时，这段居住期也随即结束了。第二次起义时期
库姆兰建筑群被废弃59年之久，然而，在公元132年至135年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第二次起义中，它们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暂时启用。德·沃将居住者描述为“暴乱分子”，但是从犹太人的角度看，他们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的斗士。无论属于何种情况，这一时期没有真正增添任何建筑。在塔楼底层一间屋子里发现的硬币属于那场战争最后的岁月。德·沃推断道，那时的居住者肯定是被罗马军队追杀的暴乱分子，他们被罗马军队穷追猛打，来到库姆兰避难，正如他们逃到犹地亚沙漠中的其他地方避难一样，如南部瓦迪·穆拉拜阿特附近的山洞。图6 死海地区地图，标出基伯特－库姆兰、山洞和公墓的位置公墓
与基伯特－库姆兰的居住期相关联的是公墓。它位于这片废墟东部，有50米左右的空地将它与该遗址隔开。人们相信这是库姆兰宗团的公墓。这一大片公墓包含大约1,100个坟茔，被分成3个区域。每个坟墓上都有一堆石块，形成长方形坟墩。坟墓规划整齐，成行成排，南北方向分布。只有一个坟墓的朝向为东西向。德·沃和他的考古队在不同区域随机取样发掘了其中26个坟墓。每个墓室或墓穴都挖到1.2米至2米深。凡能从尸骨分辨出原尸体性别和年龄的均为男性，且都在40岁左右。在被德·沃描述为公墓扩展区的地方，挖掘检查显示，6具尸骨中4具为女性，一具为儿童。在两具女尸骨旁边发现了少量饰物、珠链和耳环。
1966年，斯特考勒（S. H. Steckoll）在主墓区发掘了一座坟墓，挖出了一具男性尸体，死时大约65岁。翌年，这位考古学家又发掘了8座坟墓，挖出了5具男尸骨、两具女尸骨，其中一具女尸旁埋着一个两岁大的婴儿，此外还有一具小女孩的尸骨。但是，这些发现从未发表过。
以色列和美国数家机构的成员最近对该公墓所作的调查已经纠正了德·沃报告中的几处错误。该遗址的不同区域有6处，而非3处：主墓区南、北部分；北部、中部和南部指状区（即扩展区）；北部山区。这支考古队使用了地表勘查计算和探地雷达，发现总共有1,138座坟墓，其中东西向的坟墓并非只有1座，而是54座。这后面54座坟墓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