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维·希普勒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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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忙试读：
作者说明
在这一版中，我已经更新了最重要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显示，贫困人口的生活除了更显艰辛之外，基本没有改变。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家庭之间的资产净值差异加大，形成两极分化的局面；富人学区与其他学区的资源差距扩大，两者拉开了距离。因哮喘缺课的孩子更多了，享受不到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更多了，忍饥挨饿的人更多了，遭受牢狱之灾的人更多了，加入工会的工人更少了，做底层工作的非法移民更多了，而他们当中的更多人则在穿越墨西哥边境后葬身沙漠。
国会与许多州的立法机构已经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大部分单收入家庭依然被遗弃在贫困线以下。在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无力应付日常工作中的阅读、算术要求，无法读懂文件，因此在全球市场中缺乏竞争优势的人员比重之高令人震惊。次贷现象始于对低收入家庭的剥削，随后波及中产阶级，最后危及整个金融市场网络。这说明，对于穷人和在贫困线周围打转的人所面临的小问题，我们并不能独善其身。避难所是不存在的，唯有寻求补救。D.K.S.2012年5月
序言
对于我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苦苦挣扎，筋疲力尽，找不到出路。他们的工资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脱离贫困，相反，他们为生活所累。人们常常用“穷忙族”来形容他们，而这个词本身就是个矛盾。在美国，辛勤工作的人不应该是穷人。
1997年，当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时候，我开始寻找那些被抛在后头的劳动人民的踪迹。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黑人社区，在新罕布什尔的白人城镇，在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的工厂和职业培训中心，在阿克伦城和洛杉矶的廉租房，在波士顿和巴尔的摩的营养不良诊疗中心，在加利福尼亚的血汗工厂，在北卡罗来纳的田地，我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我的目的是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充分地调查他们的生活，解开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链，从中找出个体困境的成因。有些人我只见过一两面，有些人我则从五六年前起跟踪至今，在繁荣的经济崩塌下去，衰退初露苗头时，我数次联系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在这期间，他们得到升迁却又宣告破产，结婚成家却又遭遇离异，有孩子出生，也有家人离世。
这个国家的经济起起落落，但这并没有对这些老百姓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无论年景是好是坏，他们都过得很苦。有些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听天由命，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充满挫败感。用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话来说，他们“厌倦了希望，掏空了梦想”。而另一些人则为自己的梦想和决心而自豪，相信工作的魔力，并为此斗志昂扬。他们很少会为自己的境遇而感到愤懑。当怒火涌上心头时，他们往往会把气都撒在配偶、孩子或者同事身上。他们通常并不抱怨自己的老板、政府、国家，或者社会的财富等级，尽管他们有理由这么做。他们总是埋怨自己。不过有时候，他们确实应该怪自己。
我肯定得喜欢这些人，否则我没办法在几年时间里采访他们十二次、十五次，甚至不止二十次。所以，我肯定得帮他们说说话。不过，我一直在努力用清晰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来看问题。的确，坚定的保守党人和热情的自由党人看到这番贫穷的景象，心中会有所触动。至少我希望会是如此。因为我所发现的现实和任何人提出的政治议程都不太对得上号。我希望能够挑战并撼动这对立的两派一贯以来的设想。
这个主题直指美国人心底对自我的看法，会令他们非常不安。所以，我恳请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读不下去的读者，请理解这些不同的人生中的所有矛盾，用更宽广的心态接纳这些矛盾。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就要超越党派政治。
这些家庭绝大部分勉强生活在联邦政府制定的官方贫困线上下，要观察他们的生活，并借此研究贫困问题，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他们生活在难以界定的边缘地带。但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更值得我们重视。在他们尝试逃离困境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见他们不得不跨越的障碍。在贫困的边缘，我们看清了贫困的深渊。“贫穷”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词。因为贫穷不是仅凭政府规定的年收入额就能够描述清楚的一个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它是渐进阶梯上的一片不起眼的区域，这个充满艰辛的区域比社会通常意识到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实际上，许多麻烦与贫穷是相伴相生的，被它们压倒的人比官方定义为“穷人”的人多得多。因此，我对“穷人”这个词的用法跟统计学家不一样。我的用法不那么精确，但这个词指的就应该是经济能力最低，并且面对与之俱来的各种问题的社会阶层。
如果我们的讨论不涉及“穷忙族”的雇主们，那么我们对“穷忙族”的研究就是不充分的，因此，这些雇主们也会出现在书里——他们是企业家和经理人，他们从廉价劳动中获利，或者苦心经营，维持生计。此外，在这条探索之路上，我们还会遇到教师、医生，以及其他想要做些实事的专业人士。
尽管我并不追求代表所有人群，但本书中大部分的穷忙族都是女性，这与整个国家中大部分穷人都是女性的情况一致。她们未婚生子，收入微薄，自己养育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又很多，因此往往身负重担。我写到的大部分人都是美国公民，不过也有些是合法或非法移民，她们的劳动对这个国家的兴旺发展和安居乐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里提到的有白人，有黑人，有亚裔，有拉美裔。在美国，贫穷不分民族，没有种族限制。大部分的非裔美国人上的都是质量较低的公立学校，许多人住的都是败落的社区，人们依然对他们抱有成见，他们仍要忍受种族歧视，在他们尽力从手工劳动者爬到管理层的过程中，这种成见和歧视尤为明显。在学校里，在社区中，在争取转换角色的过程中，他们都遭遇到特殊的障碍。奴隶制的思想残余仍未消退，美国的种族偏见由来已久，因此黑人在美国低收入人群中的比重仍然过大。不过，贫穷还包括了所有人的艰辛生活，这些困难折磨着所有种族的人。在职场中处于底层地位的白人尽管没有黑人经历的所有阻碍，但他们的痛苦经历也不少。因此，在上一本《陌生人的国度》里写完关于黑白族群差异的问题之后，我现在要将视角转向不分种族、广泛存在的贫穷的动因。
本书中没有合成的人物；我绝对拒绝创造这样的人物。每个人都是真实的。遇到有人要求我不要写出他的全名时，我会只用他的名，或在第一次提到这个名时用一个加双引号的化名，或使用一个随机挑选出来的首字母代替。
在那些我能够指名道姓的人中，有很多人是我要表示感谢的。我的妻子黛比是一名教师，也是社会工作者，她用她的能力让我大开眼界，看清错综复杂的学校教育和子女抚养问题。而且她运笔如飞，帮我手写了初稿。当我采访归来，她会帮助我消化这些采访故事，令我的报道内容更加充实，而且她还鼓励我思考和重新思考自己看到的问题。我的两个孩子劳拉和迈克尔都是文笔优美的作家，也是眼光锐利的观察家，有了他们的建议，我的手稿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为有他们，这本书的品质得到了提高。本书经过修改之后，我的大孩子乔纳森读了修改版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
有很多人在百忙之中抽出大量的时间协助我完成本书。在书中，我没有提及或者没能充分致谢的人有：大卫·艾莉森，她是我的一位朋友，曾经是新罕布什尔州的立法会议员。她介绍我认识了该州的扶贫工作者，并对本书手稿提出了建议；还有丽贝卡·根茨、司徒南茜和鲍勃·奥尔柯特，她们向新英格兰的贫苦大众伸出了援手；洪罗伊和维克多·纳洛领导着能办实事的组织，帮助洛杉矶的韩国裔和拉美裔工人；我的表姐玛利亚·沃伊切霍夫斯基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和服装制造商，她敞开大门带我了解这个行业里的赚钱门道；还有洛杉矶“特别就业中心”（Job Plus）的莫尼可·马维斯、罗迪丝·卡斯特罗和理查德·凯因斯；华盛顿“首岩浸礼会”（First Rock Baptist Church）的理查德·柯斌牧师大人；SOME机构下属的就业培训中心主任詹姆斯·贝克威思，还有鲁弗斯·菲尔德和布兰达·希克斯，他们和我分享了关于首都的贫困问题的深刻见解；还有约书亚·沙夫斯泰因，这位出色而尽职的年轻儿科医师对本书手稿发表了意见，并让我顺利采访了“波士顿医疗中心”（the Boston Medical Center）的临床和研究人员；波士顿医疗中心的黛博拉·弗兰克博士和巴瑞·朱克曼博士也提供了帮助；还有巴尔的摩“成长与营养诊疗中心”（the Growth and Nutrition Clinic）的莫林·M·布莱克；特拉华州大学的格温·B·布朗；阿克伦城“基督教女青年会”（YMCA）主任南希·赖斯；克利夫兰就业培训中心主管玛丽·拉波特；堪萨斯城地方投资委员会（Kansas City's Center for Employment Training）的布伦特·尚德尔梅耶；还有阿克伦城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校长安东尼·玛拉诺和西奥多·辛顿，他们对贫困问题很有洞察力；以及在我采访洛杉矶的韩国裔移民时为我担任口译的宋茱莉亚。
还有我的经纪人埃斯特·纽伯格，从这一项目之初，他就对我殷切鼓励。我的编辑乔纳森·西格尔满怀热忱地接纳我的成果，而且他从善如流，愿意听取有益的意见。他们是我最感激的两个人。
如果你把这当成一本短篇故事集来看，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些故事中有人物，有时还有一些情节，甚至掺杂着家庭悲剧和孤独的英雄主义。但这本书里没有高潮，故事也没有结局。生活依然是未解的难题。D.K.S.2003年7月引言 贫困边缘厌倦了希望，掏空了梦想。——卡尔·桑德堡
洗车工无车可开。整理付讫支票的银行职员的户头只有2.02美元。医学教科书女编辑十年的收入也赶不上牙医。
这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美国。在劳动大军的最底层，成千上万的人在繁荣盛世的阴影之下，在贫穷和富裕的灰色地带中生活。不管你是富翁、贫民，还是中产阶级，你每天都会和他们不期而遇。他们给你端来巨无霸汉堡，在沃尔玛超市帮你寻找商品。他们收割的粮食成为你的食物，还为你打扫办公室、缝补衣物。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里，他们把车灯打包，好给你孩子的脚踏车安上车灯。在新罕布什尔的车间里，他们把墙纸样品册装订起来，为你的装修提供帮助。
他们是从不为人知的苦难艰辛中走出来的。有的人靠救济金过活，吸毒成瘾，或者无家可归，只能苦苦挣扎；有的人一直在做危险的工作，靠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一筹莫展。他们当中有些人的孩子营养不良，有的还遭到性虐待。有些人住在四壁剥落的房子里，孩子们因此患上了哮喘，不得不向学校请假。有些孩子甚至买不起眼镜，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
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失败。而比他们更失败的，是他们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富裕程度前所未有，而且美国宣扬“劳动致富”的信条，低收入人群的问题却令这个信条饱受质疑。有些人觉得劳动确实能致富，而有些人却发现自己只是徒劳无功。很多工作要求高，薪酬低。尽管换了多次工作，许多人却还是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上挣扎，甚至接近赤贫。有些问题对于富裕家庭来说，仅仅是一点不便，比如：车子出了点问题，身体微恙，没时间照顾孩子。然而对穷人来说，这些是能够危及自己饭碗的大问题。他们经常拖欠账单，银行户头里的存款少之又少，或者根本就一无所有，因此，相对于那些衣食无忧的美国人，他们要付出各种更多的费用和更高的利息。即使是在国家经济形势大好的时候，许多人还是在吃不饱和饿不死的状态之间徘徊，和过去相比，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善。而在国家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滑向了绝境。
联邦福利改革对福利受益者提出了强制工作要求和时间限制，这令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了不利的境地。1996年，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福利改革应运而生，许多受益者对此十分赞赏。因为，他们认为在福利改革推动下，他们将不再依赖政府，坐以待毙，而是过上积极向上、充满挑战、充满希望的职场生活。有的人说，他们有了自信心，而且他们的孩子对他们多了一分敬重。那些运气好或者有才华的人在职场平步青云，收入越来越高。不过，更多的人依然收入微薄，生活水准没有提高。他们依然存不到钱，享受不到像样的医疗服务，住不进更好的社区，也没办法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孩子们的前程没有保障。他们是一群被遗忘了的美国人，人们只有在把这些人的名字从福利受益对象名单上去掉的时候，才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清点他们的人数。而他们工作中的艰辛困苦则犹如一片盲区，人们无从知晓。
脱贫致富看来是需要万事俱备的。你需要一整套技术，合理的起薪，晋升的机会，这些都是先决条件。但这些并不够，你还需要有清晰的目标，十足的勇气，强烈的自尊心，没有巨额债务、疾病或者毒瘾缠身，还要有支持你发展的家庭，品行端正的朋友，以及私人或是政府机构的妥善帮助。这一系列条件缺一不可，否则麻烦就会接踵而来，因为贫穷就意味着你无法保护自己。你就像是橄榄球场上的四分卫，没戴头盔，没戴垫肩，没受过训练，也没有经验，前面是一排体重都只有百磅的队友，弱不禁风。在比球场更大的世界里生存，如果一个穷人没有储蓄，没受过训练，在社会败类的威逼利诱面前没有防备之心，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他或她就会像在橄榄球场上被擒杀的四分卫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解雇——惨遭重击，鼻青脸肿，屡战屡败。如果在周而复始的失败中有那么一次例外，那么人们就会说这是美国梦的实现。
美国人普遍不了解贫困的成因，因此也不清楚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他们信仰美国神话，依然认为即使是出身最贫寒的人也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希望确有其事，而且当我们看到那些令这个神话备显真实的例子时，我们很欣慰——无论这些例子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霍雷肖·阿尔杰，这个18世纪作家的名字已经变成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读他的作品，但是他笔下的人物都取财有道，勤劳致富，因此他已然成为白手起家的代名词。尽管从自由女神像上的铭文里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对那些站在“金色大门”前的“可怜的废物”的嫌恶之情由来已久，经典的移民致富的故事依然激励着美国人的心。尽管我们为移民涌入而愤愤不平，我们依然为这个高贵的说法而着迷：只要孜孜不倦地工作，谨慎节约，一个一无所有的难民就能变成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乔治·W·布什在即将成立的行政部门中，破天荒地对两个黑人、一个拉美裔人和两名女性委以重任，当有人问他是否有话要对这几个人说的时候，这位总统回答道：“当然，在美国，无论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努力工作，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你就一定能实现目标。”
美国神话是有其意义的。它为这个国家和每个居民都制定了高要求的标准。国家要尽量成为传说中的充满机遇之地；居民则必须努力利用这些机遇。受这一理想的启发，人们发起了“民权运动”，“向贫困宣战”，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寻找办法，缓解这个富有国度中依然存在的贫穷问题。
但是，美国神话也让人们找到了责备穷人的借口。在清教徒的传统中，努力工作不仅仅是生活的实际需要，也是道德的要求；不努力工作就意味着一种道德过失。不通人情的逻辑决定了冷酷无情的判断：如果努力工作就能让一个人走向成功，如果工作是一种伦理美德，如果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通过工作取得成功，那么失败的人就是误入歧途。市场就是处事公平，一锤定音的裁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资低是工人本身的错，因为工资低说明的不过就是他的劳动价值低。在美国的大环境中，贫穷总是带有原罪的气息。2000年3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辩论，为了缓和这场争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主播朱迪·伍德拉夫问艾伦·凯耶斯，为什么他会在一些道德风气有进步的情况下认为社会道德水平在下降？她指出：犯罪率下降，非婚生子数量下降，接受福利救助的人数减少。很显然，福利救济率是反映道德败坏程度的指标。
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论调，那就是美国的“反神话”。这种观点认为个人的贫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社会。根据种族歧视和经济实力划分出的森严等级令贫困群体遭遇一系列的困境，学校教育质量低下，人们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穷人的孩子们都会被逼进死胡同：犯罪、毒品、收入微薄，前途无望。有许多巨大的力量是不受个人控制的，在这些力量面前，个人只是受害者，而这些加害他们的力量就包括了贪求利润、剥削他们劳动的企业。
1962年，迈克尔·哈林顿在他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一书中以打动人心的语言讲述了这个美国的“反神话”，让这个当时被富裕生活蒙蔽了双眼的国度更清醒地看到穷人们生活的“隐形之地”上的众生相，这些出人意料的真相令世人震惊。它推动了林登·B·约翰逊发动人们“向贫困宣战”。不过，约翰逊发起的这场战争从未真正调动起国民的积极性，更谈不上什么胜利。
五十年后，在我们的经济取得了这么多成绩之后，贫富差距依然没有消失，反而加大了。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资产净值中位数达到1589000美元，而最底层的25%人群的资产净值中位数是－4900美元，也就说，他们的收入还没有他们的欠债多。和日本、中国香港、以色列、加拿大和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更短，新生儿死亡率更高。然而，在这一切被写成文字，付诸讨论，悬而未决之后，人们更加难以对此感到惊奇，受到震动，并为之愤怒，所以要促使人们采取行动也同样更难。
事实上，我们当然不能轻易把人们归入符合美国神话或者“反神话”的类别中去。本书中那些工作的人们不是无助的，也不是全能的，他们处在个人与社会责任的两极之间，只不过每个人的位置有所不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产物：他们要么选择错误，要么运气不佳，要么就是前途因出身或意想不到的事件而被拦腰斩断。很难说一个人的贫困境遇和他或她的一些不智之举之间没有某些关联——比如，中途辍学，非婚生子，吸食毒品，习惯迟到。另外，很难说一个人的举动和与生俱来所处的环境因素之间毫无关联。例如，父母管教不严，教育很差，社区居住环境糟糕。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个人的机会寥寥可数。
人们应该如何定义造成贫困问题的个人因素？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关于福利和其他社会政策的争论。但是，很少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即使是在具体的案例中，答案也很难确定。和富人相比，穷人们在自己的私人决策上控制力更小，更难避免受到冰冷的政府机器的干扰，在因科技和竞争而变得疯狂不堪、陷阱密布的世界里，他们的应变能力更低，难以避开这些陷阱。相比其他人，他们的个人错误造成的后果更严重，而个人努力的回报却更微小。他们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微妙，旁人通过工作培训等手段帮助他们，但是很难取得成效。比方说，工作培训必须符合个人需要，其内容不仅包括诸如电脑用法、机床操作等“硬技能”，还要包括一些“软技能”，例如与同辈沟通的方法，服从命令的心态，以及处理多年不顺造成的心头愤懑的方法。工作培训师们发现，那些在学校里，恋情中，工作中屡遭失败的人永远也无法成功，除非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有能力取得成功的。要摆脱贫穷，他们必须变得心灵手巧。
走出贫穷不像是你亮出自己的护照，然后走过边境这么简单。在赤贫和安逸的生活之间有一条宽阔的争议地带，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条通道的距离都是不同的。“安逸的生活就是我可以用一份薪水支付房租——不必存上两个星期的钱才能付一个月的房租。”泰隆·皮克斯利如是说。他住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年逾五十，身材细瘦。他是一个散工，也是一个瘾君子，生活得很不容易，所以要求特别低。“我不想靠打零工过日子，”他坦白地说，“我想住得舒服些，即使只是一个十英尺见方的房子也好。而且在一个月内，我能用薪水把房租全部付清。不需要攒钱。对于我来说，不必有银行存款，生活也可以算安逸了。”
在这个富裕的国家里，大部分人都比泰隆·皮克斯利的胃口大。他们的电视几乎永远是开着的，广告一直不停地播放，他们被这些广告包围着。许多美国人因此有了想要的东西，而这种想法会变成需求。“你们住在公屋里，妈妈是福利救助对象。如果你有五六个或者七八个正在一天天长大的孩子，那你这一辈子想要的东西就数不清了，但是你没有能力去拥有这些东西。”弗兰克·迪克森解释道。他是一个门卫，靠自己在华盛顿贩毒的钱去获得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你的孩子们想要漂亮的网球鞋，夹克衫；可是他们的妈妈带着六七个孩子，靠福利救济过日子，他们是得不到这些东西的。要怎么样他们才能得到这些东西呢？他们在一天天长大，想要一些好东西，而要让他们得到这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贩毒。没错，你只要走出去，把生意做成，你就能得到你需要的东西：汽车、公寓、衣服。”弗兰克·迪克森在监狱里待了三年，但是他和他的妻子还是用他贩毒所得的钱在马里兰郊区买了一幢房子。
所以说，给贫穷下定义并非易事。它可能指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贫穷——无力购买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可能指的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贫穷——无力负担某段时间某个地方流行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用一种放之四海的标准来衡量它，也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它。就连词典也无法对此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贫穷指生活资料的缺少或者缺乏。”一本词典对此下了绝对的定义。“贫穷指缺乏提供物质需求或舒适生活的手段。”另一本词典如是说。还有一本词典强调“贫穷指一个人缺乏常人通常拥有或者社会可接受的金钱数额或者物质财产数量的状态”。
从全球或者历史标准来看，大部分美国人心目中的贫穷生活其实算是很舒适了。对一个住在郊区的俄罗斯人来说，买不起车，家里没有中央供暖，这都算不上是贫穷，但对于郊区的美国人来说就是。对于一个越南农民来说，只要他有水牛犁地，能手工灌溉田地，有茅草屋住，就不算是贫穷。而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雇农就会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得用手摘黄瓜，摘满一箱才能拿到1美元，而且还住在破烂的拖车式活动屋里。美国的穷人坐拥公寓房、电话、电视机、自来水、衣服以及其他的便利设施，这让世界上大部分的穷人都觉得目眩神迷。但是，这不代表美国的穷人过得不悲惨，或者说这不代表那些在贫困边缘的人们并不是真的处于悬崖边缘。“如果把美国穷人放到中国香港或者16世纪，他们并不算穷；但是在当今美国，他们的确生活困苦。”在香港经济腾飞之前，迈克尔·哈林顿如是写道。“他们享受不到这个国度里其他人享受的一切，而这个社会本来是有能力提供这一切的，只要社会有这样的决心。他们是圈外人，边缘人。他们看电影，读杂志，从中窥见富裕的美国，而这一切告诉他们，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放逐了……当社会上其他人都只能吃到半碗米饭的时候，你能吃到一整碗就代表你的成就或者才智出众；这可以激励一个人去采取行动实现自我潜能，但是，当大部分人都在精挑细食的时候，你还是只能吃五碗米饭的话，那就太可悲了。”
的确，在一个富有的国度当一个穷人要比在一个贫穷的国度当一个穷人难熬得多，因为在美国，人们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过穷日子的本事。如果去河内的贫民窟，你会看到孩子们用瓶子、棍子和生锈的脚踏车轮圈创造出很多游戏。如果到洛杉矶，你会发现孩子们都依赖于塑料玩具和电子游戏。当我的儿子迈克尔住在柬埔寨的时候，他曾惊叹于人们因生活所需而迸发出来的独创性，人们能够把家里要扔掉的东西重新修好；在金边，电视遥控器坏了，他在街角找到人只花1美元就修好了。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贫穷的定义很简单：2011年，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大人带着三个孩子，而这个家庭的年收入低于22113美元，那就是一个贫困家庭。这相当于一个人每年工作五十二周，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或者一年工作两千零八十个小时，时薪10.63美元，或是比联邦最低时薪多3.38美元。20世纪90年代经济扩张的时候，人们的收入提高，官方贫困率降低，十年间，贫困人口和总人口的比重从1993年的15.1%降到11.3%。在随后而来的经济衰退中，这一数据微幅上升，2003年达到12.5%，2006年为12.3%，2011年为15.2%。
但这些数据会让人们产生误解。联邦政府划定的贫困线远远不够人们过上像样的生活，因为人口统计局用的依然是1964年社会保障总署设计的基本公式，其后几十年间，当局只对这些公式做过四次小修改。官方贫困线将贫困水平设定为维持“基本温饱”的成本的大约三倍。这是根据1955年的消费模式计算而得的。当时美国家庭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情况早已今非昔比了，现在平均每个家庭的开支预算只有十分之一用于购买食物，但是政府还继续将贫困水平设定为维持“基本温饱”的成本的三倍，仅仅根据通胀水平做了些调整，而对半个世纪以来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视若无睹。
这个结果低估了本该被归为贫困的人口数量，粉饰了现实。人口统计局和国家科学院正在测试，以求得出更加准确的公式。这些公式会将衣食住用等方面的实际成本都考虑在内。计算方法考虑的收入包括现行公式没有计算在内的福利金，例如，食品救济券、补贴住房、燃料补助、学校午餐；生活成本则包括现在忽略不计的开支，例如，儿童保育、医疗支出、健康保险费、社会保障工薪税。1998年，当政府推行这些花样繁多的公式时，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涨了三个百分点，从官方公布的三千四百五十万增加到了四千二百四十万人。根据政府2011年出台的《贫困人口衡量补充办法》，人口贫困率由15.2%上升至16%。这个改变大概能让更多家庭有资格申请与贫困水平挂钩的福利金；其中有些国家资助项目，包括儿童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收入达到贫困线收入150%或200%的家庭。
即便政府采用了这些修正后的贫困水平计算方法，也只能反映出一个家庭在短时间内面临的情况。这种仓促的印象不能反映出这个家庭兴衰起落的动态情况。这些计算方法只衡量了本年度的家庭收支，不考虑资产和负债，它们忽略了过去，而过去往往会给现在的生活造成巨大的负担。很多人换了工作，收入高于贫困线水平，但他们发现，自己身上的学生贷款、汽车贷款，还有过去信用卡欠款产生的过高利息把钱都吃光了，日子并不比以前好过。
不过，当穷人或者一个不富裕的人被问到他们对贫穷的定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谈到的不仅仅是钱包里装着多少钱，还谈到了自己脑袋里或者心里是怎么想的。“绝望。”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十五岁的姑娘这么说。“不是绝望——而是无助，”洛杉矶的一名男子说，“我起床来干什么？没人会用我。原因很简单，看看我穿的是什么，我高中都没念完，我是个黑人、棕种人或黄种人，或者我是在拖车式活动屋里长大的。”“是一种心境，”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名男子说，“我认为精神状态比物质内容重要得多。”“我很富有，”一个找到了一份施乐复印机操作工作的女人说，这份工作让她摆脱了贫穷，“因为——不单单是物质上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我现在要往哪里去。”
而另外一位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但后来沦为穷人的女性则庆幸自己有“文化资本”，这指的是她对书籍、音乐、哲学理念的热爱，以及她与自己孩子们的亲密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贫穷；我们有一大笔财富，”她说，“我们并不感觉十分贫穷。只有在我们没钱看医生或者修车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穷。”
事实上，对于几乎每个家庭来说，贫穷的成因都有一部分经济原因，一部分心理因素；一部分个人因素，一部分社会原因；一部分过去的影响，一部分现在的情况。每个问题都令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加大，所有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一个逆转就能够导致连锁反应，令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住在破旧的公寓里会令孩子哮喘加重，于是家长就要叫救护车，然后他们会付不起医药费，信用记录就此被抹黑，于是他们的汽车贷款利率就要大幅提高，只好买一辆不好使的二手车，因此这位母亲无法准时上班，晋升机会和赚钱能力也因此受挫，于是她只好窝在一间破烂的房子里。在第一章你会看到这样一位女性。如果她和其他贫穷的工薪父母把他们的个人问题累加在一起，那么这些问题构成的整体问题会比部分问题的总和还要严重。
因此，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会针对大部分贫穷的工薪族所面临的问题展开，实际上，每一章会聚焦于贫穷生活的某一方面。在关于工作的章节，你会看到育儿的故事；在关于健康医疗的讨论中，你会看到住房问题。如果要把每个问题像实验室提取某种毒素一样来孤立看待，那是不真实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很大程度上它们因为其他问题的存在而存在，而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会让整体效果更加糟糕。
如果问题之间相互关联，那么解决方案肯定也是如此。如果各个解决方案互不关联，就无法解决问题：单凭工作是不够的，光有医疗保险是不够的，只有良好的居住条件是不够的。有保障的出行手段，谨慎的家庭财政规划，良好的育儿方式和学校教育也是不够的。只改变其中一项并不能帮助工薪阶层脱离贫困边缘。只有兼顾所有因素，美国才能实现它的诺言。
第一步是要看到问题所在，而首要的问题就是人们对这些人视若无睹。那些参加工作但却过着穷日子的人们是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专家们一不小心就忽略了这些人，这些人构成了美国不为人知的一面。科罗拉多大学的迈克尔·戈德斯坦教授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里解释为什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里伍尔沃茨被沃尔玛所取代时称，“我们现在不住市中心，都住在郊区了”。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实况播音员蒂姆·布鲁克斯曾经就影剧院里定价过高的爆米花发表过很长的一段诙谐言论。一小袋爆米花竟要5美元，这让他愤愤不平，于是他调查了其中的实际成本。据他计算，他买到的5 1/4盎司爆米花在超市里要价不过23.71875美分，剧院经理买五十磅重的袋子也只要花16.5美分。所以一袋爆米花的总成本是22.5美分。减掉营业税，一袋爆米花的利润是4.075美元，或是1811%的利润。
显然，这家剧院理念与众不同，他们不请任何员工。否则布鲁克斯就不会完全没有提及柜台后面的人，他们微薄的薪水不会影响额外的利润，因此也就不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内。那些烤爆米花，把爆米花装袋，再把袋子交到他手里，然后收钱的人们肯定是穿了隐身衣。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似乎没有一个编辑注意到这一点。
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得到人们的关注。第一章 财富与财富的另一面妈妈，你知道的，当穷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桑迪·布拉什，十二岁
对贫穷社区的人来说，纳税时间不是4月，而是1月。而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不是你要支付的费用，而是一种进项。W－2税单一到，工薪阶层就急切地等待着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给他们寄来的支票，好赶紧去应付纳税申报员。自1996年“福利时间限制”政策实施以来，纳税申报员的身影越来越活跃，榨干了穷困潦倒的劳动者。华盛顿寄来的这些支票里包含了代扣税费中的退税部分，以及一笔额外的款项，就是所谓的“劳务所得抵税额”（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这部分款项旨在为低收入工薪家庭提供补贴。有时，人们会把这些退税和补贴存到银行里攒着，准备买车、买房、交学费；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钱都有急用，用来支付逾期的账单和购买大件商品，光凭一年到头那点工资是供不起这些东西的。
克里斯蒂是阿克伦城里的保育员，她的收入很低，因此她不但没有欠税，每年还会获得1700美元的“劳务所得抵税额”，所以她不必到救世军的二手家具商店去买东西，她可以给自住公屋的客厅买一套崭新的黑色躺椅和双人沙发。
卡洛琳·佩恩的支票用来交了她在新罕布什尔州买的房子的首付。“我用了我的个人所得税付了一千元的首付，”她骄傲地说。五年半以后，她卖了这间房子，她的女儿借钱给她租车搬家，她打算等“拿到自己的税金”后还女儿钱。“我在等我的个人所得税，我得靠这个来付我的不动产税，”汤姆·金说。他是一个单身父亲，也是一个伐木工，住在自己地里的一辆拖车式活动屋里。
黛布拉·霍尔从克利夫兰的一家面包厂做起，在填好她的第一份退税单之后，满怀期望。“我会拿回3079美元！这笔钱我要用来做什么好呢？把我所有的账单缴清吧，”她宣布道，“我的房子里还没添置过什么新物件儿呢，这笔钱得花到刀刃上，这是肯定的。留一点出来修我的车。还账是头等大事，把所有的欠款都付清，这是为了我的信用评级好。我会好好花这笔钱的。”“劳务所得抵税额”是为数不多的让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都赞同的脱贫计划，这项政策兼顾了政府援助和自助的优点。如果你没有挣到一些钱的话，你就得不到这项福利，由于这项福利的发放是与你的退税情况挂钩的，因此如果你没有提交申请的话，你也得不到这项福利。这就把低收入工作者——尤其是无证移民们——排除在外了。他们的收入都是现金形式的，不是正大光明的渠道，而且他们觉得不要让国税局插手会更好。相比之下，如果他们提交申请，那他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因为他们得把自己挣到的所有钱都存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领取福利金。这些福利的起始标准都定得很高——比如，在2012年，抚养超过一个孩子的劳动者的收入不得高于41952美元。对于较低收入水平人群，“劳务所得抵税额”相当于给工作者增加一两美元的时薪。
这项计划颁布于1975年，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总统手中得以扩大实施。2011年，这项计划向两千六百万家庭发放了超过580亿美元。财政部官员们担心错误申报，诚信或造假问题，这些问题款项的比例可能上升至总数的27%至32%。另一方面，在有资格提交申请的人中，大约10%至15%的人没有提交申请，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雇主和工会往往不会告知工作者有这么一项政策。比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两个本地工会的主席一个是门卫们的代表，一个是室内停车场服务生的代表，直到我对他们提起“劳务所得抵税额”时他们才第一次听说这项政策。而且，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工人或者老板知道有一种叫做“W－5”的简单表格。只要雇主登记备案，低收入雇员就可以在该年度提前支取一些福利金。我对黛布拉·霍尔提到“W－5”，然后她在她的面包厂里询问，这时管工资的女人不耐烦地朝她摆了摆手，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回事。后来，纳税申报员告诉黛布拉，她最好在填好自己的退税单后等这笔款项一次性发完。
这当然最好——如果你是纳税申报员的话。纳税申报员动了歪脑筋，想方设法尽量让低收入工作者不能方便地拿到本应属于他们的那些退税和“劳务收入抵免”。神奇的电子申请，快速的直接存款入账，被包装成“迅捷退税”的高息贷款，这一切都保证缺钱的家庭能拿到一笔意外之财。问题是，要拿钱，你就得花钱。
纳税申报员的工作地点在肮脏的支票兑现点，在一些体面的大公司的街头办事处。他们办事的目的是为了庞大的佣金，而这些本来是他们的客户可以自己免费办到的，只要他们运用算术技巧，有处理1040表格的勇气，或用电脑和银行账户进行快速申请和收款。但是，大部分的低收入工作者没有数学知识，没有这样的勇气，没有电脑，很多人甚至连银行账户都没有。他们对那张支票的需要是那么迫切，以至于放弃了宝贵的100多美元，只求事情快点办好，不出差错。“你会怕得不行，”黛布拉·霍尔在结束了二十一年的领取救济金生涯后，花了95美元让人帮她填好了简单的退税表，“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害怕，但我还是情愿一次搞定。”
她这么做可能是明智之举，因为身为穷人，你还有一个弱点。从1999年起，穷人接受美国国税局审计的几率大大提高。那一年，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的纳税人提交的退税申请中有1.36%受到审计，而收入达到100000美元以上的退税申请则只有1.15%受到审计。这次审计是由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发起的，他们担心有人滥用“劳务所得抵税额”福利。此举产生了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局面，美国国税局在2000年调整了两头的比重，对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的退税申请的0.6%进行审计，对收入达到100000美元以上的退税申请的1%进行审计。在那之后，审计率上下波动，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达到0.86%对0.69%，0.64%对0.75%。换言之，随着国税局执法人数减少，其对较高收入水平的纳税人的审计比重也大大降低。而过去，对这一群体的退税审计比重曾高达10%。尽管如此，较高收入水平人群在接受审计时往往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补偿，以弥补收入损失。
在被国税局收了2072美元税金、罚金和利息之后，伊文·约翰逊再也不敢自己申请退税了。她刚从洪都拉斯来到美国，每天早上5点开始工作，给波士顿一家保洁公司打工。这家公司从来没有代扣税款，也没有给她发W－2表格。她也不知道他们有义务这么做。“我自己交税，填表，办好了，”她说。不过，这事儿显然办得不那么好。“三年还是四年后，国税局联系我，说我欠他们差不多2072美元。我问他们：‘我怎么欠你们钱了？’他们说，因为我没有做税收申报。我说我申报了……他们说没有……我寄了封信给他们，说我给他们寄了差不多1072美元，因为我那时候没钱，我打算分期付款，把剩下的钱缴清……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我有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就从我的银行账户里把钱拿走了——一分钱都不放过。”从那时起，她每年都会心甘情愿地付100美元给纳税申报员，一百块买个安心。“我可不想让国税局再来找我了，”她解释说，“他办事，他签字，什么都是他写的，要是有什么差错，他就得出马处理。”
亨利暨理查德·布洛克报税公司的临街办事处位于华盛顿第十四大街上一个冷清的地段，2月底，这个办事处看起来就像大选日一周后残旧的竞选总部。大部分的电脑屏幕一片漆黑，整个地方安静而空洞。所有的桌上空空荡荡，只有一张例外。克劳迪娅·里维拉在用这张桌子。她过去经常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图书馆里免费帮人申报退税。申报高峰已经过去，她和她的经理卡尔·卡顿现在没什么事情做，所以他们很乐意坐在电脑边对我说明情况。
纳税人所需的每份表格都要收费：1040表41美元一份，EIC（劳务所得抵税额）表10美元一份，W－2表1美元一份，等等。电子申报要再加25美元。所以，一个只有两份W－2电子申报表的简单退税申请就得花78美元。不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布洛克公司有各种各样针对边缘人群的服务。如果你没有银行账户，你的退税就会划到一张自动柜员机提款卡中，每取一次钱，这张卡就要收2美元。或者你也可以开一个临时账户，国税局福利款会存到账户里，但这要收取24.95美元的费用。布洛克公司还提供了“迅捷退税”服务，如果你对此动心，希望能在一两天内得到支票，那你就要再向亨利暨理查德·布洛克报税公司多付50或90美元，附加费是根据你将拿到的退税金额而定的。要拿到200美元的退税，第十四大街这里需要的费用是50美元，2000美元或2000美元以上的退税所需费用则高达90美元。
这实际上就是一笔贷款，而且贷款期限相当短。根据国税局的说法，如果你选择电子申报，那么你通常会在两周半后拿到支票，如果你直接将这笔费用存入银行账户，那这个时间就会提早五天。而“迅捷退税”产生的贷款，期限最长大约十五天，要领2000美元的福利金就要付90美元的费用，相当于年利率108%。期限最短是四天，这将领取2000美元所需贷款的年利率推升至410%，而领取200美元的利率则达2281%。（如果时间掐得刚刚好，那么就会产生最高利率百分比：比如申报赶在周四中午，也就是国税局每周的截止时间完成，周五银行关门，贷款支票要在之后才能发出，纳税人要到周一才能将支票存入自己的账户，而国税局的动作要够快，这样才能在下个周五直接将退税存入贷款银行。）
在一连串的官司之后，诺福克的一名联邦法官命令布洛克公司在贷款宣传中停止使用“迅捷退税”这种误导性的字眼。不过布洛克公司还是继续打出这种广告，将“迅捷退税”重新定位为仅指电子申报。该公司将他们的贷款方案称为“预期退税贷款”。很多低收入工作者冒险走进布洛克公司寻求快速退税，因此这种说法和过去没有区别。2000年，这些贷款落到了四百八十万纳税人的头上。
在受访的用过这种贷款服务的工薪阶层中，没有一个人了解这些字眼或者选项。赫克特和马里贝尔·德尔加多在北卡罗来纳州采摘蔬菜并打包，一年能挣28000美元。当我和他们坐在他们的拖车式活动屋里，检查他们的退税表并说明内情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付了109美元给布洛克公司，让该公司帮忙准备退税申报材料，提交电子申请，并根据国税局要发给他们的1307.05美元，给了该公司一笔预付款。他们签字的表格上声明了该收费的年利率为69.888%，不过他们对此不明白。马里兰州的一名法官在受理关于贷款业务的诉讼时发现，即便是在出示写得密密麻麻的合同的时候，训练有素的布洛克公司雇员们也会避开“贷款”这个词，转而把它说成“两天退税”。退税贷款利润非常可观，占布洛克公司1999年全部利润的8%，这主要是因为家庭银行（Household Bank）发放贷款，贷款利息高达49.99%，而这些利息则归布洛克的一家子公司所有。
另外一件没道理的事情则发生在走进布洛克公司办事处的德尔加多身上。虽然他们1月份就提交了电子申请，而且国税局承诺，在这种情况下，几周之内贷款就会发放出来，但是“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还得再等六到八周”，马里贝尔说。这明显是欺诈。“我们需要这笔钱来支付账单，”她解释说，“我们把一部分钱寄到墨西哥去，另外一部分留在这边用。我们一般每两周寄100美元到墨西哥去。我们的家庭很大。”
亨利暨理查德·布洛克报税公司被指控在银行贷款业务中使用误导性手段。在面对长达十年的集体诉讼之后，2000年该公司同意支付2500万美元达成庭外和解，但对违法行为一概否认。据一名女发言人的说法，唯一改变的做法是该公司会在贷款过程初期，根据联邦政府要求披露贷款实情。公司员工们至少会口头解释这些条款吧？“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根据顾客提问来进行解释的，”她说，“如果顾客提问，申报员就应该回答。”但很多顾客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
贫穷就像一个流着血的伤口。它会削弱防御能力。它会降低抵抗力。它会引来捕食者。高利贷者的经营范围并不局限于酒吧和街角，他们还能在防弹玻璃后面，以合法的形式做生意。他们的指示牌张贴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万多个地方，这些指示牌在向人们招手：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s）、快得金（Quick Cash）、易得钱（Easy Money）。在贫穷和工薪阶层社区的支票兑现点和临街办事处，你都能看到他们。他们组建了至少十几家全国连锁店，他们的收益相当于500%的年利率。
他们还提供一项救急服务。打个比方，你很缺钱，账单堆积如山，其中还有一些失联通知。还有两个星期才到发薪日，在那之前你的电话就要停机了，电也要停了。当地便利店里管支票兑现亭的那个家伙扔给你一根救命稻草。如果你现在需要100美元，那就给他写一张120美元的支票，支票日期填为两周后。他当天就会给你100美元现金，并把你的支票保存起来，直到你的工资存到银行账户里时，再将支票兑现。或者你也可以在收到支票的时候，给他120美元现金，他就会把支票还给你。不管是何种方式，两周的利息都高达20%，相当于一天1.428%，或者年息521%。
如果你在发薪日后手头还是很紧，如果你的薪水不够用，或者你的120美元支票跳票了，那也没问题。坐在防弹玻璃后面的那个家伙会很高兴地让你的贷款利滚利——再加20美元。这种事情多得是。比如在伊利诺伊州，州检查员发现在所有的发薪日贷款业务中，利滚利的情况占了77%。一般用户会延期续借达十次，这就意味着他们支付的费用总计达到借款的两倍。最后，你可能得向另外一个发薪日贷款人借钱来还第一家贷款人的钱。如此下去，周而复始。
而且在某些州，这些贷款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不算贷款，因为他们用的是支票。如果支票跳票了，那么罚金会比未还贷款的罚金高得多。比方说，一个印第安妇女付费30美元，写了一张330美元的支票。当支票跳票的时候，她的银行和提供发薪日贷款的机构就会收她80美元的费用。然后，贷款人会把她告上法庭，贷款人会赢得三倍赔偿金990美元，律师费150美元，诉讼费60美元。300美元的贷款总费用是1310美元。
骗子们也用虚假的承诺诱骗了穷忙族。他们许诺各种基金会将为穷忙族们提供无条件的资助。这些信件信誓旦旦，称大家要做的就只是花19.95美元到49.95美元，以便基金会整理出花名册和通讯录，然后附上令人动容的信。“实际上，许多私人基金会急欲通过邮件方式捐助那些确实需要用钱的人们”，一封诈骗信上这样写道，“许多基金会并不关心这些钱的用处，只要你的用途合法即可……付账、度假、救急或者买你需要的任何东西都行。”大大小小的基金会因这些荒唐的说法而收到许多恳求帮助的信件，忙得不可开交。人们恳求现金资助，好让他们修房子，付医疗费，还债。一个江湖骗子用这种方式诈骗了至少50万美元，2001年，俄亥俄州法官判其五年有期徒刑。公诉人指控一个新泽西的男人一周之内搜刮了30000美元。
另外一个绝佳的诈骗地点是在工作场所。据韩国移民工作者扶助会（Korean Immigrant Workers Advocate）领袖洪罗伊称，洛杉矶的韩国餐馆已经受到审查，因为他们变着法儿诈骗侍应生和厨师们的钱，受骗者几乎都是韩国人或拉丁美洲人。很多人的工资都是包月形式的，这在韩国是很平常的做法。而且，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周六天，这违反了州工资法。联邦制定的最低时薪为7.25美元，而加利福尼亚的最低时薪是8美元，因此很多餐馆老板就通过考勤卡造假的方式做假账，证明雇员工作的轮班时间更短。
有些餐馆还在W－2申报表中夸大了付给打工者小费的数量，通过这种方式将税收负担的一部分从商家转嫁到雇员身上。比如，当客户用信用卡支付20美元餐费，并加上2美元作为小费时，老板会付给打工者2美元小费，不过他会告诉国税局，客人付的钱里有3美元是小费，19美元是餐费。（商家和个人一样，如果他们的收入低于25000美元，就会更频繁地接受审计。）
在为韩国工作者奔走呼号的过程中，该组织揭发出管理员行业中的一种卑鄙伎俩。在洛杉矶，以夫妻档形式承包管理员业务的韩国人给刚到美国的同胞们开出了诱人的条件。新移民们可以当分包人，负责商厦的清洁工作，每月能挣1000美元甚至更多。牙医和医生、律师和主管都在那里办公。承包商称，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是出两个半月的工资作为承包费。新移民们着急找工作，对英语一窍不通，又担心他们的非法身份会被人发现，因此这些条件引得他们上钩了。
许多韩国人来到美国时拖家带口，为的是能把钱攒到一起，共渡经济难关。因此，这些预付款通常都是凑出来的。“他们把自己攒的最后一丁点钱都交了出来，希望自己也能开一家管理员公司，”洪罗伊说。这些移民通常夜里工作，打扫办公室，有几个月一切都风平浪静。但在那之后，承包商可能就会拖欠工资了。理由是大厦管理处还没付钱给他。“你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吧，他们欠了你几千美金，你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罗伊解释道。最后，“三四个月后，”他说，“那个承包商露面了。‘你给我滚。把钥匙给我。’”“我犯了什么错？”“投诉你的人太多了。”
然后他们给下一个“分包人”开出了诱人的条件，只要他肯出两个半月的工资作为承包费。
某些大企业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也有对付穷人的手段。没有哪家银行愿意接受账户余额低的储户，因此，在没有相关法律要求的州，银行会把最低存款定得很高并收取令人望而却步的费用。很多贫穷社区连一间分行都没有。这逼迫低收入家庭走进收费昂贵的支票兑换处，这些兑换处的办事点在全国遍地开花。
即便是在要求为穷人开立“生命线”账户的州，银行也很少为这类账户做广告，因为这些账户往往会让银行亏钱。分行的职员们一般不了解这些账户，而大部分的潜在储户同样也不了解。在纽约州，最不为人知的金融业秘密是一项关于银行提供账户服务的规定，该规定要求开户最低金额为25美元，最低余额为1美分，每月可免费取款八次，月费3美元。大部分储户对这些条款一无所知，各家大银行声称没什么人来开那些账户。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许多工作者喜欢私下挣钱，不让别人记录自己的财务状况。还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相信关于银行缺德的街谈巷议。“我们自己有藏东西的小办法，”温蒂·韦克斯勒说。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停止领取救济金，开始工作。“我打算买个保险箱。它不会生出利息。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银行破产了，钱还是我的！你懂的，我知道他们怎么和银行做金钱交易。那是你的钱，但却被别人借走了。那是他们做买卖的一种方法，等你到那儿去，说要拿回自己所有钱的时候，你没法儿马上拿到钱，得等上一些日子，这样他们才能把钱拿回来。我听说就是这么回事。就是钱转了手什么的。”
温蒂把等待期想错了，不过她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在私人企业和政府同流合污的年代，美国社会想出了很多鬼点子，把穷忙族手里那点钱给弄走。在城镇贫民区的街头小店，各州彩票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人们祈盼着自己买的彩票号码能开中，让他们摆脱艰难的生活。大大小小的商户玩弄着美国消费文化的惯用骗术：用动听的辞令引诱你，而这些话和难懂的条文之间是有出入的。所有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只是你得在签字之前仔细听他们的话，小心读文件，而且还得对商业世界的行事方式有所了解。在黛布拉·霍尔的案例中，诱饵是她为自己二十出头的女儿拿到的一部手机。这部手机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拿到手机很容易，”她回想道，“我没有存款，但她们还是把手机给我了。她把合同填好，我在上面签字。我没有花时间读合同……那位小姐把事情说得挺好的。每个月只要交9美元，结果，那都是编出来的。”黛布拉不知怎么看漏了一位数。“每个月是89美元。他们骗我签了三年的合同。他们给我两千多分钟通话时间。我在周末打电话应该是免费的，但事实上不是。结果我还是花了钱。我都付了两次钱了。他们给我打电话，威胁要把我告到法庭，不过他们接受了我分两次付款，我告诉那个人，我觉得自己被宰了。”
相比之下，安·布拉什在租一辆切诺基吉普的时候是读了合同的。她知道这些条款对她不利，不过她还是觉得自己被迫做了不想做的选择。十年前，她离婚了，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因此坠入了贫穷的深渊，有段时间甚至无家可归。算上儿童抚养费和当自由文字编辑的微薄收入，她一年能拿到10000美元，直到后来，她弄到了一份年收入23000美元的全职编辑工作。她要的只是一辆可靠的代步工具，能让她穿越新罕布什尔州的大雪去上班。“我有一辆本田，”她说，“发动机有点毛病，门上的前面板也锈迹斑斑了。我觉得它没法通过车辆检验。前厢现在也有点问题。我知道这些刹车都得重新修一修了。”她没有积蓄，没有贷款，没钱维修。她的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桑迪和莎莉，提出将自己的驾照终止一年以减少保费，希望她能用省下来的钱换一辆车。
然后，“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我得到了一辆车。”她说，“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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