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再版精装）轻经典：名人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罗曼.罗兰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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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再版精装）轻经典：名人传试读：

译者序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法国外省的一个公证人之子，1881年，举家迁往巴黎，进入法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该校是当时思想矛盾冲突激烈的一个地方。

少年时期，他对当时一味模仿他人的种种唯心主义思潮持否定态度，他以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与之抗衡。在这些哲学家中，他最赞赏的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厄别多克勒斯（公元前约490—前约430）。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将生活说成是爱与恨的永恒的斗争。

青年时期，他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法国与外国的著名作家，他在不少地方还模仿过雨果的创作手法。不过，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则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是双重性的。首先，作为艺术家，托尔斯泰以其现实主义的真实与高尚的道德吸引着他，而托尔斯泰的批评性见解则有助于他正确地评价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化，使他理解艺术应当面向人民的道理。但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弱的方面——勿以暴力抗恶论——也长期地引起过罗兰的共鸣，对其作品的影响很大。

罗兰在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该校和巴黎担任音乐史教授。他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的第一部剧作名为《圣路易》（1897），收入戏剧集《信仰悲剧》的卷首篇。收入该戏剧集的还有《阿埃尔》（1898）和《时间将会到来》（1903）。在《戏剧集》尚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之下，罗兰便又着手创作他的第二部规模更大的戏剧集，名为《革命戏剧》。该戏剧集具体实现了他在1900年到1903年在题名为《人民戏剧》的一系列文章中所阐述的各项美学原则：创造以广大民众为对象的、与自然主义的平庸生活格格不入的、热情洋溢和朝气蓬勃的景象。《革命戏剧》中收有《群狼》（1898）、《理性的胜利》（1899）、《丹东》（1899）、《七月十四日》（1901）等。该戏剧集比《信仰悲剧》向前迈了一大步，因为它触及了民族历史的最重要的时期——1789—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及其具体的历史矛盾。

罗兰在完成了《七月十四日》之后，便开始创作传记体裁的作品。他在不同时期先后写了《

贝多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兰的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该书于1912年出版。作者几乎花费了十年心血才完成这部上百万字的作品。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蜚声国内外，各国争相翻译成本国文字，影响巨大。中国读者应感谢今已作古的傅雷先生，是他很早地把这部作品介绍给了我们，影响了好几代的中国人。该书按照年代顺序描写了一个人从降生到死亡的一生。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此应该指出，“约翰”为英国人所称呼的人名，法国人则称作“让”）是一位作曲家，他生性刚强，才华出众。他的半德国人半佛来米人的族系，他的外貌以及和《贝多芬传》卷首部分几乎完全一样的童年生活，都在说明罗兰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的最初原型正是他所喜爱的这位大作曲家。不过，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这种相似的地方明显地减少了。小说中心反映的是当时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对于像贝多芬这样气质的人来说，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时期的那个社会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冲突尤其表现在小说的第四卷《反抗》和第五卷《广场上的杂耍》中。罗兰通过这部长篇巨作，显示了他的现实主义才华。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巨大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劳动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腐朽没落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这些普通人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主人公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家庭教师安多纳德，工人埃马努伊尔，女仆西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罗兰怀着尊敬与爱戴的感情描写的劳动人民，不仅是法国人，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包括德国人在内。这表现了作者的高风亮节，他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迥然不同，并不仇视德国人，不像后者那样称德国人为“德国佬”。

罗兰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参加过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同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和高尔基等人关系密切，国际威望很高。

罗兰于1944年12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他是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日子。陈筱卿贝多芬

序言

我在写我的这本小小的《

贝多芬传

我在我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身影以及他的老朋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一起，在雾蒙蒙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四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小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

我对我在此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事深表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今日前来想要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我是在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做。我在几本书中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以及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创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进行了改头换面。但所有的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全都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小书，它可是交了好运，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候，在法国，有数百万人，属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这种呐喊，于是，他们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有如作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消失了。我的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小卒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作什么改动，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辰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颂扬其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那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罗曼·罗兰1927年3月贝多芬传“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贝多芬（1792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年岁老时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蛰居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厚实浓密，好像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不是黑色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愤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映出它们夹带着的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目光。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十分可怕，仿佛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儿，使脸看上去很不对称。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时的表情很阴郁，似“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里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越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做的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吓一大跳，或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分外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招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邻近科隆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既无才华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是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暖。自一开始，人生就向他显示出像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似的。他父亲想到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发愁。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得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同样的病；他常常觉得不舒服；除此以外还有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重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胡花乱用。这桩桩件件的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十分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友情，这可以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得到印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存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的庄严的父亲河，它的确是那么的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的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像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泡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墓地，也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弯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显现出来。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亮。”

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本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那儿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了。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过从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弥足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的波拿巴画像之于其别的画像，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大一会儿，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做出贡献。”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下降。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连他最亲爱的朋友都没告诉；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着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确实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着其他一些行当，倒也无妨；但在我的这种行当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我就听不见演员们的道白。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无法听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吕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尤其是作品第十号的钢琴曲《第三奏鸣曲》的广板（1798）。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的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从中已经认为可以看出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不带强烈感情的贝多芬。这些激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相干。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以及激情之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有过任何脆弱需要责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来就要受到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不断地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的灵感的源泉，直到他到了其性格之激昂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1801年，他的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献给了她。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的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残疾之苦，以及使他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境况之艰难。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类激情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他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当时写给他的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乎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他那不屈不挠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甚至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啊，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不，这太残忍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随着智力的发展，我的体力比以往更加增强……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觉到它了——才刚刚开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能够隐约看到但又无法确定的目标……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病魔，我将拥抱世界！……没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道什么叫休息；可我很不幸，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花时间睡觉。只要我能从我的病魔中解脱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将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将无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的美好啊！”

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他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称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三十一号），包括仿佛一场雄伟和哀婉的独自的戏剧化的吟诵；题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根据格莱尔的词谱的六支英勇悲壮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号）。1803年的《第二交响曲》更多地反映的是他年少时的爱情：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风。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那阴郁的思想悉数涤荡。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在这些作品的好几部中，人们为其进行曲的战斗的节奏之强烈和紧凑所震撼。这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和终曲中尤其明显，但特别是在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中，更加突出。这种音乐所特有的英雄气概使人联想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大革命正在抵达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激动。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他用罕见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他所有的同情都倾注于革命思想。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把这种选举搞起来，从而奠定起人类幸福的基础。”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吕塔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而他一连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1804）、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时代之魂——在其中再现了，巨大的事件在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中显得极其强烈和纯洁，即使与现实接触也毫不减弱。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显现着，带着这些史诗般的战争的色彩。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着它们的影子，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在《科里奥兰序曲》（1807）中，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中，其第一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1804年）中也是如此，俾斯麦说：“如果我经常地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1809年），连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贝多芬在写关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礼曲》（作品第二十六号）时，比《英雄交响曲》中的英雄更加值得歌颂的将军霍赫即将战死在莱茵河畔，其纪念碑仍矗立在科布伦兹和波恩之间的一座小山丘上——贝多芬就是在维也纳也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是法国军官前往观赏的。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的是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他把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仇恨起法国的征服者们来。但他那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仍没少感受到；凡是不能像他一样地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将只能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摒弃了习惯手法，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面前显现。1806年5月，他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订了婚。她早就爱上了他。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还是个小姑娘的她（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便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时起，她便爱上了他。

1806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相爱了。他的那些幸福时日的回忆保存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晚餐过后，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抚了一遍琴键。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的这一习惯。他总是这么弄一下再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缓缓地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神情，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悄悄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勿为别人所知。’“我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无比——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道：‘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驻足，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如同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不看路上盛开着的鲜花……’那是1806年5月，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在这一年写成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他一生中的这些平静日月的芬芳。人们从中正确无误地发现，贝多芬那时正在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才华与一般人在前辈们所传下来的形式中所认识和喜爱的东西协调一致。源自爱情的这种同样的调和精神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讨厌的人也能容忍，穿着颇为考究；他在迷惑他们，竟致未能察觉他的重听；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而已。梅勒当时为他画的一张肖像，也是这副带有一种浪漫的高雅、稍微有点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希望诗人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博得欢心。狮子在恋爱：它藏起自己的爪子。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之中，仍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气，那愠怒的俏皮话。

这种深邃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到1810年。无疑，多亏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诸如：那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1808）；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写成的，他把它视作他的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发表于1807年，并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的。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作品第七十八号，1809年）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的爱情之炽热：“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中装满了要对你说的许许多多的话语……啊！不论我在哪里，你都同我在一起……当我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如同你爱我一样，但更加强烈……啊！上帝！——没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啊！——这么的近，又如此地遥远——……我的思绪涌向你，我永远的至爱，那思绪有时是快乐的，然后就忧郁了，在询问命运，问它是否会接受我们——我只能同你一起活着，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绝不会占有我的心。绝不会！——绝不会！——噢，上帝！为什么相爱的人儿要分离？可是，我现时的日子是忧愁的日子。你的爱使我成了男人中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少安毋躁……安静下来——爱我！——今日——昨日——多么强烈的渴望、多少热泪抛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啊！继续爱我吧——永远也别误解你亲爱的人的心——永远忠于你——永远忠于我——永远忠于我们。”

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阻挠了这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条件的差异。也许贝多芬对人家强迫他长期等待，对让他保持爱情的秘密的屈辱起而反抗。

也许粗暴、染病、愤世的他不知不觉之中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对此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直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仍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像初次见到她时跳得同样的激烈。”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六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作品第九十八号），生动感人，深邃真切。他在笔记中写道：“一见到这个可爱的人儿，我便心潮澎湃，然而她并不在这儿，不在我的身边！”泰蕾兹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给贝多芬，并题献云：“送给罕见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泰·布赠。”在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见贝多芬形单影只地抱着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如习惯的那样大声说着：“你那么的美丽，那么的伟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退了出来，稍后复又返回，看见他坐在钢琴前，便对他说道：“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脸上毫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为我的天使来看望过我了。”——创伤是很深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贝多芬，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你的幸福的。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会找到朋友。”

他在笔记中写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运：你已不能再为自己而存在，只能是为他人而存在；对于你来说，只有在你的艺术中才有幸福。啊，上帝，赋予我力量吧，让我战胜自己！”

他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孤身一人了；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也感到浑身是劲了。他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他有什么可害怕或敷衍的？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剩下的只有他的力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滥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不同于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不修边幅了；他的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对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贵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样的一种体味。”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全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他俩于1812年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话不投缘。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倍加赞赏；但是，他的性格过于自由、过于暴躁，与歌德的性格难以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后者。他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傲岸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教训了一通，使后者永远不原谅他了。“君主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地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纽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觉得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对此也耿耿于怀。

在这一时期，1812年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其中也许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意想不到的对比，令人惊讶的、雄壮的机智，使歌德和泽尔特惊惧的巨人似的爆发，并使德国北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但却是陶醉于力和天才。

他自己也说：“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是我给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我特别发现他那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的，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放的言谈举止，也是其自身血统使然。在任何一个作品中，都没有比《第七交响曲》中蕴有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这是纯粹为着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力显得没那么雄浑，但更加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1814年，贝多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洲之荣光。他积极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支《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君王们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作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比他其他所有音乐作品更加为他带来声誉。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愤怒和痛苦深印的狮子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此人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真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拿手！否则我将击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如同他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空。”

继这光辉时刻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未有过好感。像他那种傲岸而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瓦格纳那么深恶痛绝的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从不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将近1808年，他真切地想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充满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指出，维也纳也始终有着一些高雅的鉴赏家，能感觉出贝多芬之伟大，避免使祖国蒙受失去他的奇耻大辱。1809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给他四千弗罗林，唯一的条件是他得留在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虑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艺术之荣光的那些伟大作品，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摆脱可能阻遏其才情的物质上的障碍。”

不幸的是，效果没有回应承诺。这笔年金并未足额付给；很快就又完全停止发放了。自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改变了。社会开始薄艺术而厚政治，音乐兴味被意大利风破坏了，而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视贝多芬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们，或散或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亲王死于1816年。受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祖莫夫斯基，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笔头交流而外别无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1816年的。大家都知道辛德勒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贝多芬要求指挥总排练……自第一幕的二部起，显然他已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大大地减缓演奏；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演奏时，歌手们则自顾自地在超前。于是乎，一下子全乱了套了。平常的那位乐队指挥乌洛夫提议稍事休息，但并未说明缘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必须再次停下来。很显然，不可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继续演出了；但又怎么同他讲呢？没有谁忍心对他说：‘退下吧，可怜的家伙，你无法指挥了。’贝多芬焦急，烦躁，左顾右盼，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原因来：但大家全都默然无声。突然，他厉声唤我。当我走近他的身旁时，他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恳求您别继续指挥了；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他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进得门来，他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待到吃饭。饭桌上，没法让他说一句话：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不愿一个人待着。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那位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灵受到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生活在这个可怕场面的阴影之下。”

两年后，1824年5月7日，在指挥《合唱交响乐》（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动着帽子，拍着手——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1825年光景看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轻柔地弹奏时，琴键没有响声，在这静寂之中看着他脸部的激动表情和那抽搐的手指，真令人伤感。

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离群索居，唯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慰藉。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音。”它是他的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地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他似乎依靠着大自然活着——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无人会像我一样地喜爱田野的……我对一棵树比对一个人还要喜爱……”——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墙遛一圈。在乡间，他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全能的主啊！——在树林里，我好快乐——在树林里，我快乐——每一棵树都在传达着你的话语——上帝，多么的灿烂！——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山丘上——一片寂静——为你效劳的寂静。”

他精神上的焦虑从中找到了慰藉。他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作品第一百〇六号是在紧迫的情况之下写成的。为求取面包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开了口子。他欠出版商的债不少，因为他的作品卖不出什么钱来。《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只有七个订购者（可一个音乐家也没有）。他的那些精品奏鸣曲，每一支曲子都耗去了他三个月的劳动，但每一曲只勉强给他换回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要他创作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也许是他的最深邃的作品，仿佛以血和泪写就，但亲王却一分钱也没付给他。在日常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因要保留对侄子——他兄弟于1815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耗得油干灯灭了。

他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这又是在自己折磨自己。似乎有一种境遇的慈悲在费心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其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

他写道：“啊，我的上帝，我的城垣，我的防卫，我唯一的避难所！我看透了我的心灵深处，你知道我不得不容忍那些想与我争夺我的查理，我的宝贝的时候，我所承受的苦痛！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明呀，接受你的造物中最不幸的造物的强烈祈祷吧！”“啊，上帝！救救我吧！你看见我被全人类抛弃了，因为我不愿与不义讲和！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将来，让我能和我的查理一起生活！……啊，残酷的命运，不可调和的命运！不，不，我的不幸将永远不会结束！”

后来，这个被深爱着的侄子表现得并不配其伯父的信赖。贝多芬给他的信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如同米开朗基罗写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更加天真，更加感人：“我难道还得再一次得到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之后将会恨你的……如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约束让你不堪忍受的话，我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我主；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我可以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了……”“像你这样被惯坏了的孩子，想法好好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是不会有害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让我的心受到太大的痛苦了，我很难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离你千里之外，远离这可悲的小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无法再信任你了。”然后他签了名：“不幸啊，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

但他立刻又心软了：“我亲爱的儿子！——什么也别说了，——到我的怀抱中来吧，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我将以同样的爱接受你。关于如何安排你的将来，我们将友好地谈一谈。——我以荣誉担保，绝无责备的言辞！责备将毫无用处。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只是疼爱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坎里。——贝多芬。——来吧，一接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用法文写道：“如果您不来，您必将置我于死地。”）

他又哀告说：“别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像人家让我相信的那样，以虚伪来回报我的话，那是多么的丑陋啊！……别了，不曾生你的但却肯定扶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了心血的人，以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唯一的大道。你的忠诚的好父亲。”

贝多芬本想把这个并不缺少天资的侄子引上大学之路，但在替他的未来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之后，不得不答应他去做商人。但查理常去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由于一种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常见的可悲的现象，伯父的伟大情操非但无益于侄子，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活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语：“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1826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他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查理治愈了：他到其伯父死之前都一直让他没有安生过，而伯父之死，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贝多芬临死前，他都没有在其身边。——几年前，贝多芬给他侄子写信说：“上帝从未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为我送终的。”——但送终的却不是他称作“他的儿子”的那个人。

从这个忧伤的深渊深处，贝多芬着手歌颂欢乐了。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自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在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终曲。整个一生，他都在琢磨歌颂的确切形式以及他可以把它放在哪一部作品中。他一直犹豫不决。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也远没有拿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应该注意，《第九交响曲》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叫《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终曲的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就有了另一种结尾。1823年7月，贝多芬还在想以器乐曲作为它的终曲，后来，他把这器乐曲用到作品第一百三十二号的那个四重奏里去了。车尔尼和松莱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有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从贝多芬的稿本上就可看出来，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他做了不少的尝试，想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这里加入很合适。”但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而从未听见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使用声部；他甚至不仅把终曲的吟诵，而且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演奏。

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这些延后和犹豫：其中的原委更加深刻。这个总是受到忧愁折磨的不幸者，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而他却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因为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旋涡，为忧愁所苦。只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如愿以偿。那是怀着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寂静一片；这使得一种神秘和神圣的气氛进入到歌唱之中。本该如此：这主题确实是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当它悄悄渗入康复的心灵之中时，开始的一接触是十分地温柔，致使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因看到他那温柔的双眼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进入声部时，首先表现的是低音部，带着一种严肃而有点压抑的情调。渐渐地，欢乐抓住了人。这是一种征服，是对痛苦的一场战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大军，男高音那热烈而急促的歌唱，以及所有那些令人震颤的乐章，我们在其中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呼吸的节奏和受启迪而发出的他的呼喊，使人看到他正穿过田野，一边还在作曲。如痴如醉，激动狂放，犹如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紧接着战斗的欢乐的是宗教的陶醉；随即又是神圣的狂欢，一种爱的疯狂。整个人类全都向苍穹伸开双臂，发出强烈的欢呼，冲向前去迎接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中。

巨人的作品战胜了公众的平庸。维也纳的轻浮因此而受到了一时的震撼；该城一直完全属于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的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将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别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深入您那伟大心灵的超自然之光照耀着它。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最近几年的隐遁使所有曾把目光转向您的人感到怅然。大家都痛苦地在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想把德国艺术作品弄到无人问津的时候，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沉默着……我们民族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并不顾当今时尚而重创一种真与美的时代，这一重任只有您能承担……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遂了心愿……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为了我们，为了世界而更加鲜花盛开！”这些言辞恳切的信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道德上，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非科学词，也不是艺术词，而是信念这两个字。

贝多芬被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留下来了。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掌声不息，连续了五次；在这礼仪之邦，即使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鼓三次掌。演出之狂热竟然惊动了警察。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有许多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因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次日早晨。但胜利只是短暂一瞬，贝多芬分文未得。音乐会没有给他带回一个子儿。物质生活的窘迫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牺牲，永远牺牲人生的愚钝，为了你的艺术！上帝凌驾于一切之上！”

他终于抓住了他终生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他会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久留吗？——当然，他还将跌落到往日忧愁之中多日。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怪异的阴影。然而，似乎《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为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的强劲的宁静：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那个意大利。

1826年，施皮勒大夫见到过他，他说贝多芬的面容变得容光焕发了。同一年，当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贝多芬在鼓励这位颓丧诗人振作的。后者说：“啊！如果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的话就好了！”时事艰难：反动的专制政治在压迫着人们的思想。格里尔巴泽叹息道：“审查制度杀害了我。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但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在写给他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好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德国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感到了这一点。他常常提到他必须履行的职责，要利用自己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而斗争，为人类造福，给人类以勇气，让人类苏醒，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给其侄子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坚强的心灵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1827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政府，对警察，对贵族，总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警方知道这一点，但他们容忍他的批评和讥讽，把它们视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因此也就对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不闻不问了。”

因此，没有什么能使这个无法驯服的力量屈服的。现在，这力量似乎在耍弄痛苦了。在这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艰难，但他所写的音乐常常有着一种嘲讽的、傲然而欢快的蔑视的全新特点。他死前四个月，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非常之轻快。严格地说来，这种轻快不是常人的那一种。时而是莫舍勒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反正他是战胜者，他不相信死神。

但死神终于来了。1826年11月末，他着凉了，患了胸膜炎；为侄子的前程而冒着隆冬严寒四处奔波归来之后，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漠不关心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了起来。医生来得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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