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比尔德(著),夏润(译)
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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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美国史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试读：
前言
坦白讲，接下来的内容是碎片式的。我把它们写出来是为了提出历史研究的新发现，并非把这个主题当成详尽的样式。不过，此道歉不是出于对评论家批评的预测，只是一种对事实的承认。我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这里列出的未完成工作。现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档案第一次用于美国宪法制定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许多年的研究领域。可以说，其他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档案中没有一个能比这份档案更能使人看清1783年到1787年之间美国的经济状况。
有人会问为什么这样一个碎片式的研究选择现在出版呢？我不会据理力争，相反，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没法给予不间断的研究时间，只能给出一段时间来进行研究，因此我无法期待自己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现在这份研究。于是，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鼓励本时代一些历史学家从拜伦式的“政治”历史转移到能够影响政治大事的真正的经济势力的研究。
对本领域已经熟悉的学者会发现我充分利用了特纳教授、利比博士和斯察特博士的著作思想。
我要感谢：财政部的莫文先生好意地提供了他管辖范围内的旧档案；国会图书馆的比夏普先生帮我检查了数千本小册子以及提供了其他的帮助；手稿部的费兹帕特里克先生在带来完全超出劳工比例的数百手稿时仍不失他的幽默感。
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两位朋友，这里不给出名字了。没有你们慷慨的慰问和鼓励，本书不可能完成。查尔斯·A.比尔德写于华盛顿特区1918年2月第一章美国的历史解释
概括来讲，三个解释学派在美国历史的研究和归纳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个学派与班克罗夫特这个名字紧紧相连。他参考人在神的引导下拥有的优秀道德禀赋，解释了国民生计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讲，他见到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崇高的信念比人本身更有效果。在美国宪法的争斗历史中可以看到——用班克罗夫特的话来说就是——“神圣力量的运动会带给世界团结、秩序，并能把不同的事件连接起来。”1
尽管这样的言论遍布班克罗夫特的书中，但是要把他历史结构原则的主导理念用一句简单的句子描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常常由于顺从于自己社会阶级的脆弱情感或屈从于生活紧急情况（在当中他扮演了绝起眼的角色）而受到动摇。他不把讲述事实放在心上。在美国重刑犯和契约奴隶后代问题上，他说：“如果手里拿满了东西，他也会打开他的小手指继续拿。”2
班克罗夫特在其作品中经常提到能左右人事的“超人类力量”，但他避免列举由此引起的具体事件。他似乎认为能够证实其理论的，不是任何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而是历史的整个进程。他说：“不管有多少人说服自己，没有在他自身之上的力量，历史都用证据证明了暴政与庸政必灭亡；自由与正义即使饱受磨难，终是无法抵抗的力量。通过这个信念，古老国家知道如何重燃活力；成长起来的一代义无反顾地加入时代大潮中；老一代人与同伴以及真主一起寄托于甜蜜的希望，不失勇气，也不因超人类力量找茬争吵，他们驻足在安静的信念中，等待着人类之路新鲜如晨露，救世主永存。”3
历史解读的第二个学派在时间顺序上跟随了班克罗夫特的脚步，因其把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的巨大成就归因于日耳曼民族的某些政治天才，所以可被称作“日耳曼派”。他们没有明确地否定历史中的“高位权力者”主义，而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自由”制度发展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品质。
简而言之，这个学派的论点如下：日耳曼人天生被赋予非凡的政治天分和资质；日耳曼部落入侵英格兰，摧毁了罗马、大不列颠文化的最后残留；随后，他们给世界树立了一个“自由”政府发展的榜样。这个拥有特殊天赋的民族的后人在美洲定居，用老英格兰模板发展了他们新的制度，而他们政治天赋的完整成就实现于美国联邦宪法中。
我们制度中的“日耳曼派”理论深深地影响了美国一代人的历史研究，但是它体现在了地方政府研究，而不是在伟大的新时代研究中。相比斯图布的《英格兰的宪法历史》，它并未留下不朽的作品。无论这个学派被如何评论，它都有着自己的历史解读和辩解。4它极端地侍奉一个目的；在证明他们偏见的文件上显得小心谨慎；又塑造了批判的精神，刻画了老一代历史学家性格。
历史研究的第三个学派无法用语言总结特征。不如把它标记为缺乏假说的学派。当它的代表们见到许多陷阱困扰早期作家时，就毅然地抛弃了广义的“解读”，专注于文献的批判版本和相关事实的“公平”展示。
美国学术研究的这种倾向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它引导了学者更多地关注历史资源的使用，也带给我们很多优秀、精确的事件调查内容，这对试图了解深层原因的学者来讲也是必需的材料。5
但是，这类历史作品与科学史学的关系，如同系统植物学与生态学的关系。它分类、决定现象，但不解释相近或相远的原因和关系。
这种历史理念在美国或别处的优势总体来说并非无法解释，其他学派似乎总是源自社会的对抗。6君主制的出现和发展从未得到正确的理解，只要所有人仍认为君主制是一个神秘的事物而普通民众不可以攻击它就会如此。没有旧政权就不会有杜尔哥和伏尔泰这样的解放者；而法国大革命后又出现了梅特涅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样的反革命派。
然而，这些互相辩论的解读学派，许多仅仅是偏见却用学问展示观点的起源，不应让我们不经审查就拒绝的新的假说，如经济决定论，它基于帕斯卡的“意志、想象、身体的不适、无数隐藏的智力弱点齐力减少了我们对正义与真相的发现，这成了一个偶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错过而非达到目标”。这样的消极学说能够提供给学者如了解国家起源一样重要的同等价值。这样的学者能够理解爱德华·詹克斯极其科学化的著作《政治的历史》和1686年出版的纳撒尼尔·约翰斯顿博士的《君主政府的优越性，尤其是英格兰君主制，主要涉及国王政府的一些福利和英联邦的不便之处……同样涉及臣民职责和帮派、暴动、叛乱带来的不幸》。
美国唯一已完成的对经济解读的工作受到了原威斯康星大学，现哈佛大学的特纳教授的启发。这项工作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这个学者和思想家的指导下，美国政治前线的重要事件第一次清楚地得到了指明。也是他的指导实现了对联邦宪法运动解读的最重要的单次贡献。见O.G.利比的《联邦宪法下十三个州选票的地理分布》。
在前言部分，特纳教授写道，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促进“理解美国政治史和以此为基础的地理、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关系……相信对州界和南北区域划分的关注使得我们的政治史中的许多时期都被埋没了。同时，历史的经济解释也受到了忽视。在美国宪法史的州权主义持续斗争的研究中，作者们无可避免地突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因素。但是，从地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上升和发展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明白独立于州界线以外存在着大型社会和经济区域，他们在政治史中以单位形式行动，每当他们改换了经济组织或分裂成新的团体时，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会发生转变”。7
经济要素在政治制度的发展中是主要因素。虽然这个假说已经在一到两本严肃的著作中得到了使用，并作为哲理在一定程度上被讨论，8但是在美国历史的研究中还没有被大范围地应用——当然也没有必要详尽地分析。它也没有在自称历史学家的人手中得到认证重要性的关注。相反，它得到了这些人不礼貌的对待，被以锐利得近乎蔑视的态度拒绝。9当然，这样的总结判断完全是无根据和不成熟的，因为正如威廉·坎宁安所说的，只有用到最大极限才能判断假说的有效性。写一卷关于议会立法、国会争论、10回忆录和外交照会方面的大部头书籍都比查明任何因经济因素组合起来的重要团体的地理分布和政治重要性来得容易得多。经济决定论尚未在美国历史中得到尝试，因此，除非得到尝试，否则就无法证明其合格。
经济因素在历史学研究中被忽视，可悲的是这样的忽视在私法和公法领域更加明显。原因很明显：这些学科的说明是极具实用性的；法律中几乎没有研究教授；“案件”制度的教学不鼓励归纳和调查的行为，11甚至连基础工作都没有完成；没有投入努力来描述美国私法发展的浅层次方面的内容；没有通过协调努力把相关历史的原材料归到一起，可供学者使用的资料。目前我们法律史的大部分观点源自对因事实和观念错误而遭频繁攻击的判决的偶然探究。
英国并没有在法律进化的批评性解释方面——关于转变经济流程和法律重合的解决办法的解释——远远超过我们。英国学者从外部因素方面制造出了令人敬佩的法律史，比如波洛克和梅特兰12的奠基作品；他们大量地搜集了塞尔登协会出版物等原材料。但是除了梅特兰偶尔提出些分散但绝妙的建议外，他们并没有涉及解释，也没有把法律现象与经济变化关联起来。
法律进化过程中缺乏批判性的分析，占据法律界主导思想的是各式各样的抽象概念。对于专注于实务的美国评论家和律师所采用的典型观点，可能卡特总结的和其他任何一位作者一样好。他说:“在自由的国家，法律来源于人民，由人民制作；创作过程包括时常把正义的标准应用到人类活动中去，正义只是此工作中协商的利益……英美两国的法律是纯粹的发展过程，始于不断地把进步的正义标准应用到人类的民事行为中。”13换句话说，法律是由抽象概念“正义”组成的。那么最开始是谁设立了这个标准呢？为什么它不断在发展？
培根指出，在具体案件中展示的源自“法则”的推断演绎正是美国法律思维独树一帜的标识，它对正确分析的影响与遵守抽象术语对知识进步的影响是相同的。一旦社会和经济这样的决定因素在思考者的想法中缺失，与耶林、门格尔和穆勒等欧洲学者展现的洞察力对比时，这一点就会显得更为明显。当然，目前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找到的合理经济解释迹象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几乎只存在含蓄的表达，比如罗斯科·庞德教授和古德诺教授14，也存在于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偶尔提出的一些观点中。15
这里多次讲到的私法内容是指我们的制宪史和宪法。虽然这个主题长期在美国学习体制中保持了值得尊敬的位置，但是还没有过关于其内在价值的分析性研究。在过去，退休法官或律师在法学院教授这门课时，退休法官把它当作自然哲学和伦理学的分支，而律师则处理即时的需要。我们的伟大评论家们，肯特、斯托里和米勒，从来没有看穿这个主题；他们总体上被事实陈述约束着，旨在教授敬畏的精神而不是理解精神。严格来讲，除去柯蒂斯和班克罗夫特的浅层次调查以外，我们对宪法史一无所知。
事实上，宪法源头和本质的法学理论缺乏对以往历史概论特征的决定力的分析。它们可能会用以下方式进行阐述：宪法从全体人民出发；人民是所有政治权利的源头；它以自由为纲；政府为民，不代表任何团体或阶级的利益。班克罗夫特说道，“经过冷静沉思和友善的议会，人民拟定了宪法，用武力和秩序团结自由，超越以前的所有宪法……自他们成为世界上一股重要力量那天起，他们选择了公正作指引；当他们以充分的自信和欢乐前进时，他们作为文明世界改革的唯一希望，以期帮助所有的盟友获得成功。”
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平静地陈述了他关于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的看法：“政府直接从人民身上获取利益；政府是以人民的名义‘命定并建立’的，并宣称‘旨在形成更完美的工会，建立公正，保证国内安定，并确保自己及后代的自由。’美国政府的至高无上的能力中包括了召集大会，然后把这个工具递交给人民。但是人民有权接受或拒绝，并且他们的行为是决定性的……这样的（无论后果如何）联邦政府才真正是人民的政府。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联邦政府都源自人民。政府权力由人民授予，直接在人民身上得到实践，并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才是所有人的政府；它的权力由所有人授予；它能代表所有人做出行动。”16
从法理观点来看，美国宪法不是为了美国所有人的作品，但它也不是政党冲突的产物。举个例子，对于任何美国宪法的传统法律定义，米勒会补充：“美国意义上的宪法是一种工具，政府的根本权力建立、限制和界定的工具，这些权力分布到不同的部门以得到更安全、有效的使用，也是为了政体的利益……然而，这不是法律源头或私人利益，也不是法律基础。它声明个人的自然权利和基本权利，保护政府建立下的共同享受权利。”17
评论里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我们的根本法规旨在保护任何阶级的权利或保障某个团体的财产不受另一个团体的侵犯。班克罗夫特说，“美国宪法不是建立在干涉公平和个体的基础上的。它对特权阶级的出身或观点、合法宗教或财产的政治权力一无所知。它让人人平等……正如雨滴组成了汪洋，美国社会则是由独立并自由的不断运动的原子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因此，美国的体系和法律能聚集大量个体思维，就像海洋中的海水，永远在翻滚。”
从班克罗夫特的含糊措辞到宪法史的经济解释，最初认识到法律不是抽象事物，不是一张打印页，一卷法令章程，法官的一段陈述。只要它使目击证人遭受任何后果，它就必须采用现实形式；它必须控制行为；它必须决定人与人之间积极的关系；它必须规定程序和并置。18法令可能存在于时代作品中，但是除非在它规定下，引起或保持了人类关系确定的安排，否则它就只存在于想象中。它一定会受到社会和经济结构影响，反过来也决定了社会经济结构，离开了社会经济结构，它就不存在于现实中了。
现在，大部分法律（除去社区防御基本法律）关注人类财产关系，用简单术语表示财产具体形式的所有权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过程。随着社会变得更安定和工业化，反抗暴力的防卫（大部分源自暴力强行改变财产所有权）变得相对不重要了；财产关系变得更复杂、更微妙了。
但是，有一种说法是：宪法被称作是法律的一个特殊分支；它主要关心的不是财产或财产关系，而是政府机构，参政政府。读两遍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十分肤浅。制定宪法作为政府的首要目的超越了仅仅依靠暴力的镇压，通过制定法规来决定社会成员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财产关系。统治阶级的权力受到政府控制，他们需要这样的法规来保证他们经济进程的持续性，从而保障其利益，或者他们不得不自己掌控政府机构。前者在稳定的专制中发生；在任何其他政府体制中，政治力量是由一部分人瓜分的，其手段和本质会变成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根本性的问题是在宪法上。一种法律会得到保障而另一种则被阻止——只剩下宪法，这样的社会结构具有次要或派生特征，它源自搜寻积极行为、约束负面行为的经济集团的本质。
对关注过欧洲法律体系著作的学者来讲，没有任何新奇的理论。欧洲法律研究是基于第一审时，耶林补充的学说。他认为法律不会“滋生出来”，事实上法律是“制定出来”的——适应客观决定的明确利益。这个理论不是耶林提出来的。在出版划时代作品《法律中的目的》之前，拉塞尔就已经在《既得权力的制度》中提出了这个理论。拉塞尔研究出完整理论前，我们自己的作家麦迪逊通过大范围的历史和政治调查，就已经论证了该理论。19
事实上，下面的调查是基于政治科学家詹姆士·麦迪逊——美国宪法之父和后来的美国总统的政治学理论之上的。这个理论贯穿了他所有严肃作品，其中《联邦党人》20做出了最严密的表述。“群体的区分，从财产权的起源来看，是统一利益不可克服的障碍。保护这些群体是政府的首要目的。从保护不同和不平等的群体获得财产来看，不同程度和种类的财产所有会立马产生结果；从各自所有者的情感和观点产生的影响来看，社会分成不同的利益和政党群体……最普遍、最持久的派系分裂源头是财产的不同分配和不公平分配。那些债权人和债务人被归入相似的区别中，土地利益、生产利益、商业利益、金钱利益和很多次要利益，组成了文明国度的必需成分，把他们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激起了不同的情绪和观点。形成各式各样干涉利益的规则，成为了现代立法的首要任务，在政府的必要或日常运作中涉及政党和小集团的精神。”
在政治经济决定论中，我们有一个精巧的声明。21不同财产的程度和种类无可避免会在现代社会中存在；政党信条和“原则”源自财产所有人在拥有不同种类的财产后的情感和观点；阶级和集团分类立足于现代政府基础下的财产；政治和宪法难免是斗争中利益的反射。因此，那些有意拒绝经济决定论假说是欧洲引进思想的人，在认识到最早也是最清楚的陈述之一来自于一位政治学的渊博学者，而他坐在国会构建了我们国家根本法时，他们改变了想法。
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经济解释要求用假设性命题陈述问题，尽管无法从可探查到的数据中得到绝对确认，但是它会立刻阐明这个问题并给研究和归纳提供指导。
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争论，美国宪法就是一些人的创造物，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现在，如果有可能找到一部关于在宪法构建和修改过程中所有关联人的经济传记——可能共有16万人——科学分析和分类就会有材料可询了。这样的经济传记应包括一张这些人和他们家人拥有的真实私人财产清单：土地和房子、有息贷款、奴隶、运输和制造投入以及国家和大陆证券的资金。
假设从支持和反对宪法来对人进行分类，从中可见完全没有财产分割；也就是说，大体上拥有同样数量、同样种类财产的人有同等可能性接受或拒绝宪法——美国宪法与经济集团或阶级之间没有可确定的关系，但是宪法是与生活中的主要任务——生存——相同的抽象原因的产物。
另一方面，假设所有的商人、放债人、证券持有人、制造商、运货商、资本家、金融家以及他们的合伙人支持宪法，而主要的反对来自无奴隶的农场主和债务人，这就决定性地展现了我们的根本法不是“全人类”这个抽象概念的产物了，而是经济利益集团的产物，他们期待通过宪法获得利益，难道不是吗？很明显，我们无法完全发掘这里需要的所有事实，但是在接下来几章中我呈现的数据支持了假设，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支持本理论的合理推测。
当然，反对宪法的农场主和债务人事实上可以从宪法中获益得到巨大的提升。从极端事例来看，英国毫无疑问从诺曼征服和引进的秩序管理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在这两个重大历史变迁事件中，领导人的直接性引导目的不是抽象概念的“公共福利的提升”或“正义”。问题在于，两个事件中直接的推动动力都是经济利益，他们行动的获益人就是他们自己。除此以外，经济解释无法再进行下去。一些大型世界项目在处理各个历史事件，殊不知最终原因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1《美国宪法历史》（1882版），第二卷，第284页。
2《美国历史回顾》，第二卷，第13页。
3《美国宪法历史》，第一卷，第6页。
4在历史书中，“日耳曼派”的起源是由俄罗斯人解释给英国人的。见维诺格拉多夫《英格兰的农奴》的引言。W.J. 阿什莉在古郎士著《土地权的起源》译文前言阐释了该问题，但没有形成系统研究。
5莫利对麦考利的评论对很多卓越的美国历史作家都适用，“一个受欢迎的作家必须彻底地认为使用普遍接受的格言是理所当然的。他必须压制所有古怪的幻想，来对那些感想、格言或品行使用苏格拉底诘问论证法，或者其他进行批判、怀疑或核实的工具。这些因素事实上确实是模棱两可的，并在实际中可能往往受到忽视，但是同时代的公共舆论却要求将其如珍宝般写入理论和文学中，并对其持有。”在理论上错了，便可肯定，其结论亦不会获得实践之认可，从来不行，永远不行的态度。《杂记》，第一卷，第272页。
6比如说，在达尔文进化论与关于竞争关系的英格兰维多利亚王朝中期中产阶级理念之间，可以找到密切的关系。达尔文主要思想之一——生存竞争理论来自于马尔萨斯，他用社团形式发起了这个理论来破坏社会改革者。戈德温、孔多塞和其他人给予了它一个严肃的科学外观。
7 也见芝加哥大学教授W.E.多德的美国历史著作；W.A.沙佩尔，《南卡罗来纳的地方主义》、《美国历史协会报告》（1900），第一卷；A.本特利,《政府流程》；C.H.安布勒，《弗吉尼亚的地方主义》。西蒙斯，《美国历史的社会力量》；古斯塔夫斯·迈尔斯，《美国财富历史和最高法院的历史》。
8 见塞利格曼，《历史的经济解释》。
9 文森特，在论文《历史研究》（1911）中，对未经鉴定的经济理论不予考虑。
10 《国会记录》要求美国政治的信息源头比其他的源头更谨慎。
11 但是，应注意的是，优秀作品《现代法理学系列》是在美国法学院协会的社论指导下通过一些欧洲法律研究的翻译文件来完成的。可能当代最有希望的迹象就是相对法律体系的权益的增长。见博查德，《德国的法律体系》，哥伦比亚法律评论，1912年4月。
12 见《英国历史评论》，第9卷，第439页。梅特兰的建议对庄园经济并最终对封建法的经济产生间接影响。也见他的《英国宪法史》最终页，他把部分宪法放到了不动产法律历史。“如果我们要学习宪法，土地法是我们最必要也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在议会历史中，我们谈到土地使用权才能取得进展；当然我们的宪法当时似乎是不动产法的附录。”（第538页）。梅特兰的绝妙章节“宪法的定义”最值得仔细研究和思考。他完全摆脱了组织主义者的约束（第539页）。
13 J.C.卡特，《我们普通法的提议编纂》（1844），第6-8页。
14 所有法律文章中，见以下罗斯科·庞德教授的文章：《我们需要法律哲学吗？》，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第5卷，第339页；《对社会法理学的需要》，律师，第14卷，第607页；《机械法学》，哥伦比亚法律评论，第8卷，第605页；《书中的法律和实际中的法律》，美国法律评论，第44卷，第12页；门罗·史密斯，《法律学》（在哥伦比亚文理学院法律评论大学演讲）；古德诺，《社会变革和美国宪法》。
15 比如，考虑下面这位杰出的大法官在纽约面包店案件中不赞同的意见，“这个案件是根据大部分人不赞同的经济理论评判的……一般命题不能决定具体的案件。判决应取决于比任何明确大前提更微妙的判断或直觉。”
16 惠顿，第316页。在这里，比起建立政府的大众基础，博学的法官无疑更关心败坏国家权利的信条。
17 S.F.米勒，《关于美国宪法的演讲》（1891），第71页。
18 见A.本特利，《政府的进程》。
19 在麦迪逊时代前，哈林顿就感知了其重要性，H.A.L.费希尔，《欧洲共和党传统》，第51页。
20 第10篇。
21 塞利格曼教授表述的历史经济解释理论似乎如社会科学中任何提议一样公理化:“人的存在依赖于他供养自己的能力；因此，经济生活是所有生活的基本条件。然而，因为人类生活是人在社会中的生活，个人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行动受到社会的影响和改变。个人生活、相同关系的生产和消费状况也是社会的状况。因此，经济诱因一定是社会结构转变的终极原因，决定社会阶级的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表现形式。”见《历史的经济解释》，第3页。第二章1787年经济利益的调查
历史的经济解释在于社会的总体进步是社会利益斗争的结果——一些人支持变革而另一些人则反对。在此假设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美国宪法通过前美国存在的阶级和社会集团进行初期研究，从财产本质来看他们中谁会期待从推翻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中即刻获得绝对的利益，谁又会期待从现存的法律安排修改中获得更多的即时的利益。
1787年的财产分布调查对经济史和政治史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没有人对这个调查进行大范围的研讨就显得格外奇怪，甚至连开头都没有。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依赖当时多少写过那段时间的历史学家综述；但是同时，在前言中应给出这个调查的提纲和一些信息的主要来源。
一、首先，1787年不动产的巨大利益在所有财富中占据的比例远超今日。规模、价值和财产所有权以及地理分布仍待确定。在缺乏普查的情况下，这样的经济调查准备需要大量的人力，并且也只能大约地完成。1790年的调查或1798年法律下的直接税评估都没有覆盖这个主题。一些州的税收评估至少能给出部分需要的数据，但是大量的当地记录需要仔细审查或特别注意。
二、要想查明美国宪法的制定和采用过程中大人物的明确力量，不仅需要发掘金钱和公共证券的数量和地理分布，1还需要查出大人物寻求即刻的收益和未来收益的准确操作领域。宪法制定过程中经济力量的完整分析需要以下数据：
1. 财富的地理分布，包括在手边的钱、借出去的钱和在持有人名义下的钱。很多能证明的材料可能都已经消失了，但是美国纳税调查、地方评估人记录、遗嘱、房屋贷款记录和超额贷款以及房屋贷款律师无疑能提供大量的相关信息。
2. 公共证券的地理分布和所有权。幸运的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的未公开和未加工记录会给这个根本性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联邦政府建立后不久，旧债务就转化成了新的巩固或基金形式的债务；国家和大陆的公众证券持有人，把他们的文件带到地方贷款办公室（每州有一个）或者直接送到财政部，记录下来转换成新政府的股票。
如果这样大型的转换记录（美国资本主义萌芽第一个大成就）能保持原样，可能会组成世界经济史中最棒的一次收账。如果能在新政府的前几年中完成，他们会成为一本对政治来讲名副其实的末世审判书。但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完成。汉密尔顿的财政部管理记录似乎大范围地遗失了，而虽然有一两个贷款办公室记录的确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一些州的记录基本上并不完整。
一套完整的财政文件会展示以下内容：（1）大革命期间或之后，旧政府向原持有人发布的证书所有人名字；（2）从原持有人向其他人转移证书的转移证明；（3）1787年当国会得到编写宪法的命令时，证书持有人的名字；（4）在宣布国会编写宪法工作与采用汉密尔顿公债制度之间的股票交易记录；（5）为债券变成新债务做担保的人名；（6）实际在操作并在贷款办公室登记的股票经纪人名字。
美国财政部保存的记录无法呈现对任何一个州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所有证据。似乎近三分之一的日常操作是在财政部进行的，但仅仅一些碎片逃离了时代的破坏。在一些英联邦国家的文件中，可以确定上百名爱国者的名字，他们冒险投入自己的钱在原始的证书或一些贷款办公室经圣经授予的证书。这份名单保存得很好，我们很容易找到是谁买了证券，给新债务提供资金，也能找到证券的原始授予人。
在一些州，账簿得到了妥善的保存，所以我们能找到投资地方贷款办公室的证券持有人的名字和地址以及每人投资的数额。比如，康涅狄格州的账簿通过提供了一个关于公众债权人的名字和地理分布的丰富的研究领域，对他们大范围的地方延伸利益的追踪也提供了一个有趣并有益的任务。但是不幸的是众多重要的资料已经永远地遗失了；特别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授权书”也不存在了。除非华盛顿政府跟随先进的欧洲政府的步伐，建立一个档案馆，否则我们对旧书的研究工作将面临巨大的困难，而这些书也会一并破裂并消失。2
3. 小型抵押农场的地理分布，它们与货币贬值策划的关联以及对契约义务的损伤。当然，地方档案会记录这领域有价值的成果。
4. 西部土地的产权人和操作者。西部土地投机是那时主要的资本家投资行动之一。众所周知，士兵的工资部分是用土地支付的，这些土地临时证就由买家以低价购入，这些买家往往有着政治关系。除此以外，大片土地仅以几分钱全部买进，放着等待升值。影响这些地高速增值的主要障碍是国民政府的软弱。当时的主要资本家完全明白新宪法对阿利根尼山脉以外的土地升值的重要性。作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和土地投机者，休·威廉姆森曾在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个理念。
5. 制造公司的地理分布及其所有人和投资者的名字。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存在许多出版材料手写稿，但是尚未有人将这数以千计的名字进行分类并建立其政治关联。为了找到此研究的材料，研究者该从新罕布什尔州到乔治亚州搜寻地方档案。遗嘱、财产转移、法律诉讼、私人札记、报纸上的报告、运输记录、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记录的汉密尔顿书信、未分类的财政部记录、通信记录和无数的其他来源都应搜寻并做出名字与运作的列表。
大量辛勤研究这里无法全部列举出来，接下来的内容仅是作为一个如何对待表面问题的方法指示。3事实上，他们勾画出了研究的大致轮廓，需要通过具体的调查来完成并更正研究。
1 地理分布的问题会在下面第10章细说。
2 几年前，财政部的黑人随从把一车甚至更多的记录卖给了废旧品商人。他因此入狱了，但是这只是对学者的一点安慰。现在的作家只能用吸尘器来挖掘废墟中的记录。
3 见柯蒂斯，《美国宪法历史》，第一本，第2-7章；菲斯克，《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麦克马斯特，《美国人民的历史》，第一卷；钱宁，《美国的历史》，第3卷。被剥夺选举权利的人
在1787年美国社会结构的调查中，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四个群体，他们的经济状态用确切的法律表述是：奴隶、契约仆人、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测试无权投票的人以及由于普通法的歧视被剥夺选举权利的妇女。因此，这些人在起草宪法的国会中没有代表出席，理论上出席与否不影响投票权。
无法确定剥夺公民选举权的范围是如何决定的。4在一些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城镇的无财产商人是可以投票的；但在其他的一些州，不动产所有权资格无疑排除了大量的成年男性。
很明显，没有一个州会让工人阶级发展其自我利益意识或组建引起当时政客注意的组织。你就算阅读几百页由18世纪的思想者书写的著作，也无法忽视工人阶级的存在和特殊问题，那时他们已经有足够的人数来构成社会相当大的部分了。未来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预见并让人畏惧，但他们此时尚游离在政治的外围。5
当选举权问题呈现在国会面前时，麦迪逊警告了他的同事注意对抗即将来临的工人大众：“光从优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国家的地产持有人在共和党人的自由统治下会得到最妥善的保护。这些人会在共同的境况影响下联合起来；这样6，财产权和公共自由在他们手上就得不到保障了，或者说，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会成为富裕和野心的工具；这样，对双方都有一样的威胁。”7
至于社会政策方面，工人阶级的问题尚未给政治家留下印象。汉密尔顿在制造业的报告8中没有给出对这个问题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大范围地引进机器的优势之一是“在多数情况下，雇佣低效率的劳工，无论是因为性格、习惯、身体疾病还是其他原因使他们不适合或不够格为国家付出辛勤劳动，他们都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总体来讲，相比其他领域，妇女和儿童在制造业中更有用，后者在早期对制造公司更有帮助。大不列颠棉花制造工厂雇佣的劳工中，据计算七分之四的人是妇女和儿童；当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儿童，他们中的一些还在幼年。”在汉密尔顿的观点中，很明显这个优势主要归于家庭中的父亲，因为他写道：“工业发展受到邻国制造厂需求的引诱和刺激，丈夫自身从妻儿参加工厂劳动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收入和支持。”
拥有投票和经济势力的群体被迫捍卫他们的权利不受这群人的侵犯。看着这些政治上没有立足之地的群体，我们想起了政治上被剥夺投票权的社会群体。没有找到法定的阶级区分。每个熟知礼仪和风俗的学者都知道，社会级别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并没有外在的法律迹象规定特殊阶级的特权。
4 见下文第4章和第9章。
5 “城市中的工人不全是漠然的旁观者。”见贝克，《纽约的政党》。“如果他们获得选举权，他们无疑会投给赞成宪法的城市主要利益。事实上，这正是在纽约所发生的事情。”见下文第9章。
6 删去了手稿中的“如果当权者掌握了选举权”。也见这次演讲的重要提示，法兰德，《档案》，第2卷，第204页，笔记17。
7 法兰德，《档案》，第2卷，第203页。
8 《国家文件》，第一卷，第126页。不动产所有人群体
财产所有人是可以分成几个不一样的群体的，当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细微的。广泛地讲，可以分成不动产和私人财产。但是这里必须要做出资格要求。大种植园主和南方内陆小农场主之间是不存在相似利益的，正如英国的骑士和自耕农之间的差距一样。不动产所有人大概可以分成三个群体：小农场主，特别是散布在新罕布什尔州到乔治亚州海岸边的；如位于哈德逊河岸边的庄园主；9以及南方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
一、这三组人中的第一组——小农场主，组成了一个显著的阶级。机械师、贫穷的白人、欧洲移民（特别是苏格兰爱尔兰后裔）建立并发展了内陆区域。天然的环境赋予了这个区域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观点，但是它现行的政治信条却来自敌对的海岸群体。冲突的一个源头与土地财产本身有关。西部大部分地区被投机者和移民占据，他们不是侵占公地者就是大份额持有人的购买者。用弗吉尼亚州的情况来说明，正如安布勒指出的，“慷慨让渡未占领的土地被证明不是好的政策。确实大量的移民被吸引到美国，永远地定居下来，但是很多土地落入了投机者的手中。在欧洲和美国建立的公司以每英亩两美分的价格交易弗吉尼亚土地。很快这种批发性大量收买行为使得所有渴望土地的购买者和安居者只能从投机者手里购买或者非法占据土地。”10随着定居者通过向西移居来逃避投机者，投机活动的前线也跟着推进了。
除了经常为了土地负债以外，小农场主依赖城镇大部分的资本来发展他们的资源。换句话说，他们是一个大型的债务人阶级，这对城镇居民来讲当然是不幸的情况。
在一些州的这种债务人阶级培养了相同利益的意识，清楚地体现在了地方政府和法律中。11马萨诸塞州的谢司叛乱、罗德岛、新罕布什尔州和其他北方州的动乱和纸币活动推动了州立法以及无数的救济债务人策划，比如废除关押、纸币、推迟债务收款的法律、要求债务人接受用由仲裁委员会规定的价值衡量的土地代替相同价值的硬币的提议。这些和许多其他的策划彻底表明了债务人明白他们的地位并积极地用法律法规形式参与建立起他们利益的事实。他们的理念体现在代表马里兰州参与宪法制定会议的路德·马丁的著作中，他不同意美国宪法，部分是以宪法会终止土地法为依据。
二、第二组土地所有人是哈德逊山谷地区的庄园主，他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贵族阶级。在美国大革命和美国宪法的采纳过程中，它是纽约政治界的主导阶级，在战争前就已经是了。它没有能力阻止纸币的发行，也不想阻止，因为纸币的运作负担落在了资本家身上而非它自己身上。它还利用它的优势把纳税负担从土地转移到了进口，12而因为它把原本国家对土地的纳税负担转移了，它便极有力地支持了自己对宪法的反对。发言人沉迷于对国家权利高谈阔论，而联邦领导人拒绝见到一个空洞的骗子让地方乡绅相信经济至高无上。
三、第三组土地所有人是南方的奴隶主。第一眼看到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贩卖原材料、追求运输竞争的南方各州代表，会愿意加入让他们屈服于代表北方利益的商业规则的联邦呢？档案中的一个审查显示出他们已经意识到不适合之处，但是在强大的联邦政府的管辖下，他们能够确保得到大量的补偿。13
借钱和持有公共证券绝不局限于北方；虽然可能正如卡尔霍恩很久以后所说的，14南方缺乏构成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技巧。他们也没有通过制定法律争取局限于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救济债务人的措施。南方有很多人拥有高尚的人格，没有拥有大量奴隶，正是这类人出席了制定宪法的会议，而不是奴隶主和种植园主。1787年在费城的南方代表团主要来自城镇或由大范围的个性种植者组成。因此，在朴茨茅斯的兰登、波士顿的格里、纽约的汉密尔顿、新泽西的戴顿、费城的罗伯特·莫里斯、巴尔的摩的麦克亨利、波托马克河的华盛顿、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姆森、查尔斯顿的平克尼和萨凡纳河的皮尔斯之间有着比这些人和他们的债务负担邻居更大的共同利益。国家主义是通过经济利益连接州界而建立起来的。
南方种植园主关注奴隶叛乱以及秩序的维持，而马萨诸塞州的债权人则参与镇压谢司的“绝望的债务人”。这类奴隶暴乱绝非遥不可及。1789年，当奴隶主得知在国内动乱超过了地方警力和自卫军的能力范围，但州长能向联邦政府要来强有力的支援时，他肯定觉得获得了安全保障。北方可以制定差别对待的商业法规，但是他们会被当作是抵制冲突的保障，这最终会毁掉他们。在不利的法律下运输货物也总比没有产品运输来得好。
9 罗斯福，《莫里斯总督》，第14页。
10 安布勒，《弗吉尼亚的地方主义》，第44页。
11 利比展示了关于救济债务人的纸币措施的农村表决与反对宪法通过批准的投票之间的一致程度。
12 土地拥有者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在纽约市康涅狄格州和新泽西的进口港，不仅可以把税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且还能转移到临近州的消费者身上，这非常吸引人，让人难以抵抗。
13 对于南卡罗来纳州的资本主义萌芽，见W.A.沙佩尔，《南卡罗来纳州的地方主义》《美国历史协会报告》（1900），第1卷。也见布朗特、戴维和威廉姆森写给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信。
14 卡尔霍恩批判新英格兰资本主义是带有利益的，他当时正向马萨诸塞州厂主借几千美元投资一个南方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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