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时代的桑干河流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忠格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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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的桑干河流域试读：

桑干河，源自山西省朔州市，一路东行过山西省大同市、河北省张家口市，再越北京市西部山区，折向天津市入渤海，流长1111千米。它在祖国众多的山川河流中似乎并不很出名，如果有点儿名气，也是缘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丁玲女士的那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该书曾经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冷战年代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文学界产生过影响。不过，这是就一般社会学意义而言的，如果从人类起源和演化的角度去研究它，它可非同寻常：它是考古学家们心目中的“神圣殿堂”；是“东方人类的根祖地”；是与东非奥杜韦峡谷齐名的人类演化史上的“双子星座”；是我们现代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却的地方。

桑干河流域是猿（人）类最早从树上走到地面的地方之一，两三百万年以前，如今的黄土高原还是林草繁茂的黄土草原时，这里的地垒陆台上（桑干河尚未形成）就已经有早期人类在活动和生存。1978年在桑干河中游河北省阳原县官厅村附近的小长梁，发现了距今136万年的石器1000多件，作为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小长梁的名字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阶上。更有甚者，2001年考古专家们又在距离小长梁不远处的马圈沟发现了200万年前后“人吃大象”的场景。出土的大象肋骨完整，被刮得很干净。有趣的是刮削器不经意地放在上边。就如同我们现在刚吃完饭，把筷子放在碗上离开了一样，因此被笑称为“远古的餐厅”和“东方人类第一餐厅”。马圈沟遗址的发现，不仅把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了50多万年，更为重要的是给我们探索地球上人类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提供了实证。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另据目前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资料粗略统计：全国旧石器时代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文化遗址（距今100万年以上）中的40多处集中在桑干河流域中部的泥河湾盆地范围内。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文化遗存密度之高、年代之久，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科比福拉以及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地区发现有400万～175万年前的石器和南方古猿与能人化石。无独有偶，桑干河流域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也从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再到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有着清楚的进化序列，“链条”完整没有缺环。非洲的奥杜韦峡谷和亚洲的桑干河流域是迄今已知的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的富集区。根据人类生存的地质背景、季风形成以及哺乳动物大爆发等多种因素分析，人类起源地不是非洲就是亚洲。而亚洲主要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华北地区又主要在黄河以北的桑干河流域。它向人们昭示：人类不仅是从东非的奥杜韦峡谷走出去的，也是从中国的桑干河流域走出去的。

桑干河流域是“东方人类的根祖地”。从桑干河流域不仅走出了蜚声古人类学界的北京人、许家窑人、峙峪人、新洞人、山顶洞人，他们中的某个分支的某个支系也不只进入北亚和东北亚地区，还在距今2.6万～1.1万年之间，跨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阿拉斯加地区和北极的格陵兰岛，成为现在的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祖先。桑干河流域是当今世界黄种人形成的源发地，黄种人的“黄”与早期人类长期在黄土草原上生存以及和“黄土”打交道大有关系。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肤色接近黄种人，其真正原因是与桑干河流域的早期人类有血缘联系。

桑干河流域是一条生产文化的河。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代表性遗址有山西芮城西侯度和河北省阳原的小长梁、东谷坨3处。西侯度在黄河中游左岸；小长梁和东谷坨则位于桑干河中游的泥河湾盆地南北两端。西侯度的石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多数是大型的。而小长梁和东谷坨的石器基本是小型的，打片和加工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器形有尖状器、雕刻器、小砍斫器、钻具和刮削器。刮削器又分单刃、复刃和端刃三种。其石器类型的多样性、加工技术的先进性和器具形制的小型化，使得不少专家学者甚至怀疑其是否真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但是，与石器共存的动物化石如古菱齿象和三趾马等证明其时代为早更新世之末或中更新世之初。事实是在更为久远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桑干河人已经学会使用石头制作工具向大自然索取食物了，其工（器）具之精良和先进完全超出现代人的想象。

自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女青年珍妮·古道尔在非洲密林中发现黑猩猩也会将草棍插进蚁冢，然后抽出舔食蚂蚁后，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的定义被废弃了。“人猿相揖别”，不再是“几个石头磨过”（毛泽东诗词语）。但是，石器作为人类进化的标志是不会被废弃的。通过化石这一特殊的文字和图画可以解读地层的年龄，解读人类生存的地球的历史，解读地球生命诞生、演变、发展的进程和奥秘。虽然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基因研究对现代人类起源（而非人类起源）有了重大突破，但基因研究是一种有效手段，并非唯一手段，况且也有基因采集不到的盲区限制。

再者，生活在距今70万～20万年间的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从北京人洞穴灰烬层成堆现象分析，那时候的他们已经能够很好地保存火种和管理火了；北京人还能够采取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和砸击法打制石片；也会截断鹿角，用其尖锐部分做挖掘工具。另外，距今10万年前的许家窑人已经学会使用小石球做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借力发力，弹射猎物。新洞人是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的中间环节，在新洞遗址的堆积物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磨制骨质器，它是磨制工艺（技术）的开端。距今3万年的峙峪人射出了“人类第一箭”。该遗址发现的燧石箭头尖端周正，肩部两侧变窄似呈铤状。距今将近两万年的山顶洞人已经会使用缝纫工具。骨针的出现使缝纫皮革，御寒护身成为可能。山顶洞人还掌握了打（钻）孔技术、磨制技术，并且已经有了具有审美取向的装饰品和埋葬死者的宗教观念。在桑干河源头怀仁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出土的石锄和石镰，说明在距今1万年前后当地就已经进入农作社会。桑干河流域的农耕历史比黄河流域为时要早。除了这些，在泥河湾盆地还发现了“中华第一灶”“华夏第一陶”和玉猪龙等。总之，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在直立人阶段凸显的是“游食文化”。在早期智人阶段无论石器、骨器、雕刻器和装饰品方面均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变革。在晚期智人阶段其（小）细石器文化呈外向型地流布和传播。

桑干河流域（小）细石器的小型化、轻便性和实用性，决定了它的文化很强势，而且极具渗透力。随着桑干河人的不断迁徙，桑干河流域的（小）细石器文化也在不断地向外传播，逐渐形成庞大无比的“桑干河流域（小）细石器文化圈”。桑干河流域中部的泥河湾盆地是（小）细石器文化的源发地，以它为圆心，其核心地带包括整个桑干河流域。延伸地带南至汾河、渭河、黄河流域；北上蒙古高原到达克鲁伦河和西绍尔温湖畔；西北过河套越阴山进入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以及安加拉河的上游地区；东过燕山，形成北京人后，又向东北去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其辐射地带是东亚、东北亚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以及格陵兰岛。由于印第安人和亚洲黄种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所以，美洲早期人类和文化起源于亚洲的观点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那么起源于亚洲的哪个地方？明确地说，就是桑干河流域。桑干河人走向美洲的路径：一是北上，向蒙古高原进发，再东迁并且越过现今的俄罗斯地界进入北美洲；二是从燕山出发，先进入东北松嫩平原，然后穿越黑龙江，直接过白令海峡。这一部分人大约是在更新世最后一次冰川期期间过白令海峡的，当时的白令海峡因为海面大幅度下降而致使人能徒步穿越，亚洲和北美两个大陆是连成一片的。证据则是从桑干河流域传输和流布出去的（小）细石器文化传统。再言之，峙峪人的扇形石核石器为亚洲和美洲所特有，这是亚美文化联系的证据之一。虎头梁的楔状石核又是我国及北亚和东北亚文化系统的特有器物。东亚和东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普遍存在的锥形和棱柱形石核，是由许家窑人的原始棱柱状石核逐渐演变过去的。（小）细石器文化（传统）的传播主要是随着人类的迁徙而带出去的。据专家考证，在最近200万年的历史上，全球各大洲发生过多次人群大迁徙。可辨认的有：分别于180万年前、40万年前和5万年前从非洲向欧洲和亚洲的迁徙（我认为，还应包括从亚洲向欧洲和非洲的逆向迁徙）；3万年前从亚洲向非洲和欧洲的迁徙；2万年前从亚洲向大洋洲和太平洋诸岛的迁徙以及上面提到的从亚洲向北美的迁徙。

桑干河流域的（小）细石器文化属于全世界，全人类，当然更属于全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而且应该是最先、最早属于全中国和全体中国人的。桑干河流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固有、毫无争议的疆土。桑干河流域（小）细石器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在中国疆土上产生的最为古老的文化当然是中国的根祖文化、原生文化、基础文化。有一种思想认识，以为桑干河是一条小川小河，其所产生的文化不似黄河、长江、汾河、渭水那般悠久和雄厚，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过去看待问题往往“以点带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很少进行纵向分析，视野未免狭窄了些。桑干河从源头到水尾，沿岸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众多，多到层屋叠架、彼此相望的地步；它内涵丰富，丰富到从空间到时间，从地质地层到动植物群落，从季风气候、火山爆发到人类进化树丛状模式，门门学科应有尽有。桑干河流域是一个天然的宏伟的人类起源和演化博物馆，从马圈沟“人吃大象”到小长梁（东谷坨）小石器文化，再到北京人文化、许家窑文化、峙峪文化、虎头梁文化、鹅毛口文化、东胡林文化，直至到于家沟文化，环环紧扣，一脉相承，自成体系，影响全人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熟视无睹是不对的；视而不见、见而不言也不对。也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在桑干河边走，看到的只是一湾浅浅的河水，竟然不知道它是我们东方人类的“襁褓”和“摇篮”，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桑干河流域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中华文明中的“中恕、宽厚、容忍、存异”之道，不是由哪位圣贤凭空想象和登高一呼而提出来的，它总结和提炼了桑干河文化中良性的文化基因和最深层次的心理文化。这是被漫长悠久的历史事实和我们熟知的社会心理以及日常生活现象所证实的。桑干河流域位于中原大地和蒙古高原的结合部，是一个独特的自然地理单元，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人文单元。其文化既有草原游猎（牧）文化的特质禀赋，又有中原农耕文化的强烈渗透，更有自身二三百万年以来的积淀与创造，它是“三合一”的。这种“三合一”的文化，不容易偏执，更能够忍让，很注重融合，具有强大的制衡作用和中和能力。人类世界具有同一和同构性。求同存异，互相砥进，是客观的、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这是社会进化的法则。其中“中和”最为可贵，正因为其可贵，越发显示出桑干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历史上许多来自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都勒马桑干河畔，他们洗去血腥，放弃杀戮，穿起汉装，和中原人一道共同筑起我们民族的宏伟大厦。桑干河就是有这样的定力、魅力、亲和力和凝聚力。桑干河是一条神奇的河，是一个人类挣脱襁褓走向成熟并且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地方。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叹：桑干河流域不仅是早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的富集区，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

桑干河是我们东方人类的“老祖母”，她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精神中最为美好的东西，给了我们现在这一切。我们应该很好地感谢她。我本人在很早以前就想为她写些赞美的、感恩的文字，想把她老人家搀扶出来，也让她光光鲜鲜地站在世人面前。如今，我的这个愿望正在实现。我心释然。是以为序。第一章    桑干河概况引　言

提起桑干河，人们对它了解甚少，除了专家和学者，也不怎么愿意“深钻细研”。也难怪，中国地域辽阔，大江大河不在少数，谁还有精力去关心这样的小河小川。如果对它还有点儿兴趣的话，那就是这条河的名称怪怪的：既然是河，就应该有水，而它却为什么会“干”呢？“桑”何指？是桑树的桑吗？桑树与河干又有什么关系？稍微对它了解的人，总会联想起它的洪、涝、旱、碱和“十年九灾”。再稍微对它留意的还会发出疑问：桑干河的下游为什么原俗称无定河？定者，固定也，当然指河床固定。一条河如果河床无定，必然河水漫溢，狂奔乱泻，其结果自然是沿岸百姓惨遭荼毒。

桑干河，一条河有两个名称：上游叫桑干河；下游现称为永定河。永定河的名气似乎比桑干河大些。原因有二，一是永定河临近京城，沾了京城的光；二是经常发大水，水漫京城，为此天下震动。但是无论“永定”还是“桑干”，名声似乎都不太好。桑干河里有“干”字，永定河里说“定”字，有“干”字的河说明其河水经常干涸；有“定”字的河证明它曾经有过河床无定，狂泻泛滥的历史。“干”与“定”这两个字很形象地刻画出桑干河的缺水断流与暴扈恣狂。如此说来，桑干河岂不是一条“害河”？

说“害河”，言重了。桑干河“十年九灾”是近千年以来的事情。一千五百年前，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还称赞其“渊潭相接，水至清深”1。到宋、辽、金、元时，河水浑浊，桑干河被称“浑河”，浑河之名散见于各种典籍。至明代，河水经常泛滥，当时百姓苦不堪言，骂其为无定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朝廷命河道总督于成龙对无定河大事疏浚，增筑长堤，并易名为永定河。本想天威所至，易名后的永定河会安然度汛，结果事与愿违，次年又发大水，京城被淹，让康熙皇帝好没面子。永定河的水灾成了朝野上下的心头之患。但是，在两千年以前，直至两万年，几十万年，上百万年和二三万百年以前，桑干河和桑干河流域却不是这个样子。根据古地理环境和地层动（植）物群的性质分析，泥河湾期当地是相当温暖潮湿的。以后虽然经过了三个或三个以上“冷期”，但桑干河流域林木茂盛，水草丰美，气候潮湿，是动植物的天堂。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距今大约二百万年以前就来到过这里，并且进进出出，生生不息，在这一带乞食、停留、生存和生活。一个能够容留和养育早期人类的地方，其自然生态应该是不差的。

那么桑干河为什么会由温柔多情变得如此冷酷可惧呢？其原因应该是多方多面的。桑干河流域的生态变迁与天体演化、自然气候、地壳变动（如火山喷发等）、全球性水位下降乃至欧亚草原的衰退有密切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类不能顺应自然生态变化而盲目过度地开发和破坏。随着农业和科技的发展可供人类食用的粮食大幅度地增加，粮食多了人口自然会增加，增加了的人口要想生存和发展就要通过各种先进的手段向地球全面地索取。索取无度，大自然承载不了这么多人这样的贪得无厌，人与自然失去了平衡。过度开垦，土地裸露，水土流失，旱涝交替，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毁掉了人类的家园，倒霉的还是人类自己。“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总要有个度。但凡事情做过了头，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当人类在庆贺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时，草原的衰退就会成为必然。随着草原的衰退，其周边地带的沙漠化必将难以控制。土地沙化，空气中的水分大量地蒸发。随着地表水蒸发，地下水自然会下降。地下水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动、植物群落像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一个随着一个地绝迹，同时也严重地危及人类的生存。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

我们的先人曾经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觅食，主动地离开过桑干河流域，凭借着小（细）石器工艺，远走他乡，最远到达了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岛。那时候的人口数量少，根据粗略统计，旧石器时代初期人口数为12.5万人，而到了距今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即农业出现前夕，全球人口增为532万人。如果这些数字确凿的话，500万人在全球觅食，虽然技术手段与现在没办法相比，但回旋余地还是广阔的。何况以后人口还会增加。

通过对史前时代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状况的研究，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未来人类社会的窘境。对此，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总想多加思考，积极谋划，为人类的未来多想想办法。即便自己能力微薄，也要提醒大家，共同努力。第一节　桑干河

桑干河位于东经112°21′～116°21′，北纬39°18′～40°33′之间，横跨4个经度和1个纬度。流经朔州市、大同市，张家口市、北京市和天津市。分上下游，上游从山西省的管涔山至河北省官厅水库，流长364千米，流域面积1.72万平方千米。下游从官厅水库至渤海，流长747千米，流域面积4.7万平方千米。总长度1111千米，全流域面积达6.42万平方千米，为海河水系五大河流之一。

桑干（乾）河，古名桑干水，又作溹涫水（盖“桑干”之转音也）。相传每年桑葚成熟时，河水即行干涸，故名。桑干河的名称史籍中屡有变更。人类认识自然和融入自然之过程可见一斑。该河流在西汉以前称“治水”，《汉书·地理志》云“累头山，治水所出，东入泉州入海，过郡六，行千一百里”，即此。桑钦《水经》谓之“湿水”。郦道元《水经注》曰“漯水”，称赞漯水“长津委浪”，“清深镜洁”。到了中唐以后，由于战乱频繁，烽烟四起，使这一带人口锐减，民不聊生，广阔原野成了战争的隔离地带。唐代诗人刘长卿记曰：“逢居穆棱路，匹马向桑干。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老几家残。处处蓬蒿偏，归人掩泪看。”随着无日无止的战争破坏，桑干河两岸森林被大量砍伐，灌木草甸被以“烧荒，防备异族兵马南下”为理由而大面积焚烧，水源得不到涵养，赤地千里，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再加上桑干河本身穿行于黄土高原，水中泥沙含量（每立方米41千克）超过黄河；所经地区又属于大陆性气候，降雨量集中在夏季，旱时水不及膝，有时甚至干涸，但每至汛期，时有山洪暴发，水位骤升，水急如奔马，涛声数里可闻，浊浪滚滚，奔流湍急，令人望而生畏。《山西通志》云：“（桑干河）洪涛浚湍，非舟莫渡，世竟以小黄河目之。”宋辽金时被称“浑河”，金代诗人刘迎有曰：“浑河汹汹从西来，黄流正触山之崖。”

这条“小黄河”在大同盆地穿行时尚算安稳，当其挟带雁北诸水进入河北怀来时，因穿山入谷，也还能约束。及下行，尤其到京郊西部卢师山东，陡落平地，势如破竹，似脱缰野马，乱流横行，经常泛滥。唯因河水浑浊，呈深褐色而叫“卢沟河”。金大定二十五年，卢沟河大水漫泱，“决于显通寨” ，皇帝下诏征集中都附近三百里内的民夫进行堵塞，但收效甚微。明永乐后，卢沟河由于河水暴涨暴落，来去无常，屡次改道，遂称“无定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朝廷命令河道总督于成龙修筑“永定大堤”以固河槽，并改名为“永定河”。次年，又发大水，水漫京城。历代封建皇帝，直至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多次打着“治河”的幌子，搜刮民财，而河害如故，有增无减。从1912～1949年的30年间，桑干河大的决堤成灾就有7次，受灾面积最大的一次竟达两千多平方千米。而真正安澜百姓的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动员沿河群众在张家口市的涿鹿、怀来一带修筑了一座蓄水达22亿多立方米的人工湖——官厅水库，拦腰堵截，才将这条苍龙真正伏缚在手。为了下泄汛期洪水，1970年又在下游另辟永定新河，通过天津市北塘附近将永定河水安全送入渤海。如今的桑干河已经是一曲新流，正无声地唱着新编的歌。第二节　桑干河水系

桑干河系内陆河，沿途内干、支流甚多，水量全凭涌泉、池沼、涧水、天降水和洪水补给。分别有源头水系、大同水系、壶流河水系、洋河水系和下游（即永定河）水系等汇流而成。一、源头水系

桑干河源出两处，即上源和下源。上源叫恢河，发自山西宁武管涔山天池，经阳方口入朔州地界，在沙河村北形成潜流，一直到窑子头村南跃出地面，被称为“十里钻沙”，为古朔州八景之一。下源是朔州境内的神头泉群，即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所云“洪源七轮”者。“洪源七轮，谓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七轮即七泉：曰上源、曰玉泉、曰三泉、曰司马洪涛、曰金龙池、曰小芦、曰小蒲，七泉合而为一，是谓桑干泉。两源水自源头均向东南流，在今山西省朔州市二十里铺村相汇合，水量始大，但“水至清深”，“清深镜洁”。

清光绪《山西通志·山川考》曰：“其在宁武、朔州界者，曰累头山。山之阳，漯水出焉，是为分水岭。左燕京山之左，桑干河正源也。”

漯水出于累头山。“漯”是“累”的音讹。音讹之事常有，如在郦著中所指者：“俗谓之磨川矣。盖狄语言讹，马、磨声相近故尔。”2说的是北魏年间，人称马邑川水为磨川，是鲜卑人的叫法，是马、磨音讹也。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桑干河之名是出自北魏鲜卑族之“索干”部落名。如是者，也系“狄语音讹”。留存，备查。二、大同水系

山西省大同市境内重峦叠嶂，沟峪交错，山间有镇川、云冈、口泉、葫芦峪、石头峪和莎泉峪等数条大沟，把全境连成一体。大同地区主要有御河、十里河、淤泥河和口泉河等均汇入桑干河。

御河，古称如浑水。是桑干河的一级支流。其发源于内蒙古葫芦海，由北向南经丰镇市流入大同。后过镇羌堡、孤山村，至大同城东门外，再往南流25千米于大同县吉家庄附近汇入桑干河。全长155千米，流域面积2947.5平方千米。御河上游有万泉河、清水河和圈（绢）子河等泉水和清、洪水汇入。

十里河，旧称武周（州）川，又称肖画河。源自山西左云县东南之韦家堡，由西向东经左云县城、旧高山村、云冈镇、佛子湾，至田村汇入御河。流长89.3千米，流域面积457.1平方千米。

淤泥河，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曹碾乡，自西向东流经山西省大同市，至山底村注入御河。全长56.4千米，流域面积743.1平方千米。

口泉河，桑干河的一级支流。源于左云县水窑乡，由西向东流经鸦儿崖，口泉镇，然后转向东南，至秀女村入朔州市怀仁县，于怀仁县智民庄汇入桑干河。全长57.5千米，流域面积357.3平方千米。

此外，位于恒山北麓大同县境内的湄河、瓮城河、方城河和旱海水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注入桑干河。

位于桑干河南北两岸的山西省阳高县的友宰、鳌石、东小村和古城4个乡镇的41条大小支流也向东或向南汇入桑干河。不过上述河流属于季节性河流，雨季时有洪水补给，平日干涸。

紧邻阳高的天镇县虎沟河和大干沟也为桑干河支流。虎沟河源于天镇县大疙瘩山东麓，西南流经赵家沟、杨家庄入阳高县境，汇其河进入桑干河。大干沟源于天镇县栅草沟山西麓和棋盘山东麓，众泉涌流，汇为小河，流长大约8千米，后从大台子东南入河北省阳原县境内之泥河湾盆地，汇入桑干河。三、壶流河水系

壶流河，郦道元在《水经注》内名之为祁夷水。唐时称沤夷水。关于沤夷水，又作呕夷水，《周礼·职方》：“其水虖池，呕夷。”郑玄注：“谓即祁夷水。”即今山西广灵、河北蔚县的桑干河支流壶流河。唐代时习惯称地下水和泉泽较多的湿地河流为葫芦河，如前边已经叙述过的大同御河（如浑水）其发源地就在内蒙古葫芦海。可见，当时有众多的地下泉水涌出，水量大的已经不能称作“河”而是“海”了。关于壶流河的河名有说是由“葫芦河”音转过来的，对此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先生从发音相近上予以确认。我也深表赞同。

壶流河是桑干河的一级支流。洪水源于浑源县大石头岭；清水则始于莎泉。两水并流后由西向东横贯广灵县全境，再后从洗马庄村东出境，流入河北蔚县，汇入桑干河。在广灵境内流长59千米，流域面积133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牛口峪、白羊峪、磨峪、长江峪、望狐涧、木槽涧、杨窑沟等12条。

广灵县，战国时置，曾名平舒邑，属赵国代郡。地形学上，在恒山山脉西北斜面上有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断层崖线，山西省广灵县和河北省蔚县正处其间。断层崖又称滴水崖，有地下水从孔穴喷出，故其泉眼较多，水源充沛，如作潼池、集兴潼池、滋雨泉、百家泉等。壶流河因此而成。它的位置在桑干河南岸的熊耳山和黄羊山背部，故《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县，北至桑乾入漯是也。”“北”字很准确，是“北”而不是“东北”，更不是向“东流”。四、洋河水系

洋河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主要水系，也是桑干河的一级支流。曲折的洋河就像一条系在张家口地区的襟带，奔腾不息，滚滚东流。正所谓：“洋河潺湲奔赴，巨细相涵者，上谷之襟带也。”3洋河也有阳河之称。辽时称羊河，是因为其两岸水草丰美，为牧羊地之故。元代在河之北岸设置阳门县（今河北省万全县阳门堡），即称阳河。后称洋河，只是因为该河岸边有黄沙，滚滚如汪洋。

洋河上游有东、西、南三流：东洋河，古名延水，源自内蒙古察右前旗四顶房，流经内蒙古兴和县，河北省尚义、万全、怀安三县于柴沟堡东汇入洋河；西洋河，《水经注》称为延乡水，发源于山西省天镇县平远堡，向东潜流，经西洋河堡入东洋河；南洋河，古称雁门水，北源黑水河发源自内蒙古盘阳山，南源白登河出于山西省阳高县丰稔山，二流汇于阳高县刘家庄村东，始称南洋河。再由西南向东北贯穿天镇县全境，后经永嘉堡村东南入河北省怀安县境，下汇桑干河。

洋河为桑干河支流，作为桑干河支流的洋河在河北省张家口地界又是由大小35条河流汇合而成。小的多为季干河，经常干涸。大的，长年流水的有柳河川、沙河（小泡沙河）、泥河等。柳河川位于西东榆林堡至四方台一带沼泽地，向西南经范家庄、双庙堡，西绕北山寺，又经宣化城北转西南，再经明代开平王常遇春墓北，抵北霸下，入洋河。小泡沙河，源出宣化城东北泡沙河，因该沟沙石多，故得名，该河流经宣化城外东南大约数百米处转南折入洋河。泥河，上游谓龙门沟，即张家口外大约75千米与独石口交界的龙门县之沟谷。经后坝口，小白阳堡，水到张家庄又有潢泉、响泉、温泉、甘泉等泉水注入，又西南经贾家营、顾家营，再西南经泥河（子）东注入洋河。另有古名黑城川水，现名城西（东）河者，由义兴堡、太师庄汇合。红桃河由左卫城南，又转东北与洋河汇入。此外，清水河经张家口、榆林，过闫家堡也入洋河。

众水汇入洋河，洋河再东流过鸡鸣山。（鸡鸣山因赵襄子姊拔簪自残，变鸡常鸣于此而得名。）其水又东与阪水合（阪水出自阪泉，阪泉乃黄帝与蚩尤决战处），再往东流过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注入桑干河。五、下游水系

桑干河的下游是永定河。《辞海》第93页“永定河”条：“上游桑干河源出山西省北部管涔山，东北流到河北省入官厅水库。怀来县官厅以下称永定河，东南经北京市西部，到天津市入海河。”以官厅水库为界，上游为桑干河，下游称永定河。《辞海》第997页“漯水”条：“上游即今山西、河北境内的桑干河与永定河。下游自今北京市西南卢沟桥以下，据《水经注》所载，故道在今永定河之北，东南流至武清县东北注入潞河（今北运河）。”《辞海》在“漯河”和“永定河”条中，分别介绍到桑干河下游永定河的一些情况，所不同的是“漯水”条的下游是自京西卢沟桥直到今北运河(潞河)的，似比“永定河”条更加详细和准确。《辞海》本自郦著《水经注》，《水经注》云：“漯水又东南径良乡县之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魏土地记》曰：“清泉河上承桑干河，东流与潞河合。漯河东入渔阳，所在枝分，故俗谚云：‘高梁无上源，清泉无下尾。’盖以高梁微涓浅薄，裁足津通，凭藉涓流，方成川甽。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为微津，散漫难寻故也。”《水经注》和《魏土地记》对漯水下游的记载颇实颇详，可惜时过境迁，“往事越千年”，到宋元明及至新中国成立前，漯河下游早已不是“更为微津，散漫难寻”，而是顽劣不驯，河水泛滥，不知淹没了多少村庄和家园，噬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桑干河东流至官厅，以下改称永定河。永定河切穿北京西山，过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和大兴区五区，连通延庆盆地和北京平原后转入河北省地界，在天津汇于潞河，至塘沽注入渤海。永定河流长747千米，流域面积47016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45063平方千米，平原面积1953平方千米。

前已述过，永定河有“无定河”的前称，河道迁徙无常，游移不定，历史上曾经留下许多条故道。其中离北京较近的大型故道有3条：一条由衙门口村东流，沿八宝山北侧转向东北，经海淀，循清河向东与温榆河相汇。第二条是西汉以前的故道。自衙门口东流，经田村、紫竹院，由德胜门附近入城内诸“海”，再转东南，经正阳门、鲜鱼口、红桥、龙潭湖流出城外。第三条，是三国时期至辽代的故道，自卢沟桥一带，经看丹村、南苑到马驹桥。据史料统计，这一故道为时达900余年。

在我国的所有江河中，永定河的防洪地位极高，为全国四大重点防洪江河之一。根据水文资料记录，1918年以来，永定河出现过10次每秒1000立方米以上流量的洪水。1956年8月4日，永定河以每秒高达2500多立方米流量的洪峰过境北京三家店和卢沟桥。8月7日，西麻各庄大堤决口，致洪水淹没大兴、廊坊、武清等地，过水面积达908平方千米。永定河水患成了人们的“心腹大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动员沿河群众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的涿鹿和怀来一带修筑了蓄水达22亿多立方米的官厅水库，才基本控制了上游洪水。修筑水库可以调节洪水的下泄流量，这是治本的措施，是成功的，但是在近三十年来由于对河流缺乏科学管理，致永定河出现大规模的断流、河道严重沙化和空气污染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水资源紧缺，为了满足城市用水，三家店以上的永定河水几乎全部引入市区，致使三家店以下70多千米的河道长年断流。很快引起河道两边的土地沙化。近些年，永定河河床内沙石采盗猖獗，致使河道沟壑遍布，河床裸露，每到冬春季节西北风顺河道而下，京城顿时风沙弥漫。2009年，北京市政府下决心整治已经断流30多年的城市母亲河——永定河，其目标是使这条因为人类过度利用而断流的河流重新有水，提出“有水、变绿”计划。水务部门开始在河道内种草，但是由于河道长年缺水和土壤较少，故成活率并不理想。草种不活，何来绿色？没有绿色又怎么能够净化空气？永定河上游缺水、下游断流、河床沙化和空气污染的问题，目前依然在困扰着沿河各地的政府和民众们。第三节　桑干河的形成

桑干河的形成是地壳内外营力共同作用的产物，也与数百万年以来人类的盲目开发利用有关系。桑干河（包括下游永定河）地貌形态与组成物质、地质构造以及地壳运动的性质和强度有关；同时受到气候、土壤、植被、水文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桑干河最后形成的时间，其上游、中游和下游是不一致的，有先有后，但总体是在大约距今1000万和300万年之间。桑干河上游形成河湖时期（约600万年之前），而下游永定河年龄则在距今600万年以后，个别河段甚至只有300万年。根据2004年国土资源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调查：地质历史上永定河上下游并不连通，永定河的形成时代是指永定河上下游连通，即延庆古湖与北京古湖连通的时间。又根据地质钻探资料分析：永定河是历经早更新世的河湖时期、中更新世的黄土覆盖时期和晚更新世的阶地形成时期而逐渐形成的。一、地壳演化

人们根据地层顺序、生物演化阶段、地壳运动和岩石的年龄等，把地球的历史分成五个代：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每个带又分为若干个纪。人们把组成地壳的全部地层所代表的时代，总称为地质年代。

太古代（距今46亿～24亿年），地球上是一片深浅多变的广阔海洋。后期海水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类似蛋白质的有机质，慢慢就成为最原始的生命体。

元古代（距今24亿～6亿年），现在的陆地在那时仍然大部分被海洋所占据。那时地壳运动剧烈，至晚期出现了若干大片陆地。海水里已有藻类、海绵等低等的多细胞动物出现。

古生代（距今6亿～2.5亿年）是地壳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许多地方反复上升和下降，中后期陆地面积大大增加，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的雏形已基本形成。我国东北地区和包括桑干河流域基底在内的华北地区已抬升成陆地。古生代初期生物大大发展，是海生无脊椎动物空前繁荣的时代，海水里出现了三叶虫、珊瑚等几千种动物。到中期出现了鱼类，以后鱼类逐渐演化成两栖类，动物从海洋向陆地发展。北半球的陆地上出现了植物，特别是蕨类植物繁生，森林茂密。古生代是重要的造煤期，现在桑干河流域的平朔煤田、大同煤田、下花园煤田和门头沟煤田的煤炭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中生代（距今2.5亿～0.7亿年），我国大陆轮廓已基本形成。环太平洋地带地壳运动激烈，形成高大山系。爬行动物盛行，大大小小的恐龙繁生。后来空中出现始祖鸟，爬行动物开始向鸟类发展。

新生代（距今0.7亿年至今）分第三纪和第四纪两纪。第三纪从距今7000万～1200万年，又分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和上新世五世。古新世哺乳动物兴起，始新世出现最早的灵长类动物，渐新世出现猿类，中新世出现“正在形成中的人”（南猿），上新世出现“完全形成的人”。第四纪的更新世从大约距今300万年（或者更早）至距今15万年或10万年。此后进入全新世。二、造山运动

在地球形成的46亿年中，曾经有过许多次大的造山运动，深刻地影响和作用着现代山川湖海的地质地貌。有25亿年前的嵩阳运动，19亿年前的大别运动，古生代的吕梁运动、阜平运动、五台运动、普宁运动、格林威尔运动、华力西运动、印支运动，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和新生代的喜马拉雅山运动（又称喜山运动）等。桑干河流域经历了复杂的多期的地质构造变动。按其活动特点大致可划分为相互联系的四个阶段：一、太古代的沉积变质、基底褶皱和岩浆活动阶段；二、古生代（加里东、海西期）以升降差异构造变动为主的较为稳定的沉积阶段；三、中生代（燕山期）以断裂变动为主，伴随沉积作用，岩浆活动强烈变化阶段；四、新生代（喜山期）以来断陷、堆积、火山活动较为活跃的阶段。

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对桑干河流域的地形地貌影响巨大。陆地上出现大规模的凹陷，且凹陷基底开始失去平衡，变质岩沿断裂带急剧上升甚至逆掩，桑干河逆冲断裂形成。至喜山运动时，断裂活动甚为强烈，由于应力场的改变，原压性断裂（逆断层）变为张性断裂，桑干河流域内各个盆地的基底开始破裂下降，四周山脉进一步上升，喜山运动的结果奠定了桑干河流域现今的构造格局和地貌的基本轮廓。三、盆地与古湖

桑干河是在盆地、古湖、古湖带以及古湖带湖水下泄的基础上连汇贯通而形成的。

经过地壳演化和造山运动，晋北及毗邻的冀西北地区断裂发育，桑干河流域展布着一系列北东——南西的断陷盆地，如大同盆地、阳原盆地（泥河湾盆地）、怀安盆地、蔚县盆地、怀来盆地、延庆盆地、北京盆地等。仅大同盆地就长约160千米，最宽处40千米，面积达到5086平方千米。阳原盆地（泥河湾盆地），东西长60余千米，南北宽约10千米，面积达600平方千米。

盆地的形成控制了周边地区的水系发育，使多数盆地充水形成大小不等的淡水湖，古湖又互相沟通连成一个串珠式的古湖群，古湖群又分三个古湖带：“大同古湖带”“张家口古湖带”和“怀来古湖带”。在大同古湖带中，最主要的水源来自“大同湖”。在几百万年以前，大同盆地即现今的大同市大部分地区都是碧波粼粼的湖水，湖中的刺鱼、鲤鱼在自由嬉戏；湖边野马、披毛犀、大角鹿在追逐奔跑。森林茂盛，绿草如茵，空气湿润，雨量充沛，一切都显得那样的静谧安详。随着气候的变化，尤其火山爆发，湖水蒸发，湖面逐渐缩小，水流变浅，河流作用加强。冲积的沙砾石渐占优势，大同湖逐渐走向消退，形成独立水系。“大同古湖带”面积1万多平方千米。包括大同市、怀仁县、山阴县、应县、朔州、浑源县、广灵县和河北省的阳原县、蔚县的9个市（县）大部分和一部分地域。“张家口古湖带”包括张家口市、宣化区、万全县、怀安县和山西省的天镇县、阳高诸县地域。“怀来古湖带”横跨河北省和北京市，包括涿鹿县、矾山镇、官厅镇、怀来县和延庆县等地域。“大同古湖”东部边缘有个石匣口，在古湖存在时期，这个峡口就像水闸控制着“大同古湖带”的湖泊水位。经过测定，在中更新世时该古湖带岸线高程大约在现今的海拔1050米左右。之后阳原盆地与怀来盆地间的大断层活动导致石匣山地段急骤下切，使得“大同古湖带”的湖水狂泻， “张家口古湖带”的水位随之下降，湖面收缩，直至最后消亡。大约在第四纪早期，怀来地域以上包括“大同古湖带”和“张家口古湖带”的各个湖泊全部消失，桑干河河道全部露出地面。早在之前，河道两边阶地上已经有人类在活动和生存。

关于永定河的形成时间，以前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形成于距今70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另一种认为形成于距今约240万～500万年的上新世。但这两种观点都缺少充足证据。2004年国土资源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在永定河冲积扇底部钻孔中发现厚达90多米的“泥包砾”，所谓“泥包砾”是指含卵石的泥沙砾岩。经过古地磁测试，这些“泥包砾”距今大约有300万年。说明永定河最少已经有300万岁的年纪。且从此说，待定。

有河流才会有河流的流域范围，人是在河的流域附近生存的，不可能生存在河中。故河道的形成和河道流域的形成是两个概念。说到桑干河和永定河的生成时间，其实在它们形成之前早已有人类在附近流域生存了。四、河道比降

如果从空中俯瞰，桑干河流域像一只头西尾东的“汤匙”，头高尾低；头圆大而尾细长。流水如同下楼梯一般，越流越低、落差有1400多米。官厅水库正好处于头尾（柄）相接处，承上启下。上游处于恒山、阴山和燕山三山余脉相互交错的黄土高原，海拔1500米上下。官厅山峡及下游上段是北京地区，由官厅水库至门头沟三家店，长度108.7千米，平均海拔500～100米，短距离内落差400多米。由于上游地势高，河床坡度大，桑干河水穿山入谷，曲曲弯弯，从三家店出山，入京津平原至渤海口将近90千米，海拔降至100～25米之间。桑干河1000千米的流程，从海拔1500米高处降至20多米的平地，用“陡落”二字形容不为过头。永定河一年四季的水位和流量差异都很大，每年7～8月汛期，河水自燕山峡谷急泄，落差为320︰1，最大流量为每秒5200立方米左右。另西部山区地带在冬春交接之时经常出现冰凌塞河现象。

总之，桑干河水系的一般特征为：河流长度短，河床比降大；季节性水系多，长流水相对较小；洪、枯水流量变化大，水量不稳定；冲蚀严重，河水含沙高；土质松软，水土流失严重；下游地形突然开阔，河道宽、浅、乱；主流摆动频繁，塌岸，毁林，淹地，灾害严重。第四节　流域内气候及趋势一、现代气候

现代的桑干河流域气候具有冬季漫长、夏季短促、雨雪稀少、气候凉爽的特点。流域内：一是年气温差较大。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31.8℃，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11.3℃。年较差平均30℃多。二是降水量差别大。年降水平均384毫米。最大年降水量579毫米，比最小年降水量212毫米多367毫米。三是属于明显的季风气候。冬半年，北方的极地干冷气团强盛，经常南下影响流域，干燥寒冷。夏半年，经常受变性海洋气团的影响，雨季降水与天热同季。流域上空经常会有一个很强的西风带，盛行西北风。这类风的日变化明显，日出后三小时开始加大，日落后立即减弱，“日落西风静”。二、远古气候

从现有资料看，桑干河流域在近百万年间的全球性气候趋暖形势下，虽然本地在某个时段有过地域性的严寒岁月，但总体气温相对比较温暖。也由于河道深居内陆，距离海岸较远和受山脉屏蔽等原因，很少有冰天雪地、足不出户的极端寒冷天气。至第四纪冰后期气温相对较高，流域内多森林草甸和亚热带—热带稀有动物群。但到更新世末期，气温波动，出现了日趋频繁的冷暖干湿交替。

地质学研究表明：第四纪更新世是地球上气候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北半球高纬度、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的高山，在那时出现过大规模的冰川活动。冰川的扩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在冰川活动最大的冰期中，地球陆地表面有32%的面积被冰川覆盖，由于降水停滞，在大陆上致使海面大幅度下降，有时可以下降130米或更多。冰期时，年平均气温普遍气温比现在低3℃～7℃左右，而在持续长达30万年之久的大姑—庐山间冰期（明德—里斯间冰期），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暖和一些，但在间冰段时期仍然是比较寒冷的。“大同湖”的消失也许有这方面的因素。

距今6000年左右，全世界进入古气候的“高温时期”（国外学者称之为“气候最适宜时期”），大的气候和地质变化没有发生过，小的局部地区的运动变化却一直没有停止。桑干河流域主要是受火山爆发影响，这些自然现象对当地的水文植被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泥河湾层远古气候

在桑干河中游有一个叫泥河湾的小村庄，村庄虽然不大，名声却如雷贯耳，这个村被称为“学界圣地”。地质学上有以它命名的“泥河湾期（层）”（相当于早更新世，即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早阶段）；动物学上有以它命名的“泥河湾动物群”（古菱齿象、三趾马、披毛犀、三门马、羚羊等，时代为早更新世之末或中更新世之初）；考古遗址中有小长梁、东谷坨、虎头梁、许家窑、马圈沟、郝家台等，这些名字听起来土土的，但在学术界却都熠熠生辉，具有里程碑意义。所以研究桑干河流域不能不研究泥河湾，当然研究泥河湾不能不研究当地在当时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因为，只有对泥河湾地带当时的气候及自然环境有所了解，才能找出东方人类为什么是从这里而不是从其他什么地方走出去的真正奥秘所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在前边铺陈了那么多文字。

有关泥河湾地带远古气候环境的著述不少，据夏正楷和刘锡清二位先生在《泥河湾层古地理环境的初步认识》一文中言：“泥河湾层记录了四个相对冷期。”20世纪20年代，巴尔博和桑志华等人根据泥河湾动物群的性质，认为泥河湾期相当温暖湿润。20世纪80年代，周昆叔先生通过对红崖南沟剖面下部孢粉谱的研究，认为这里记录了一个“冷期”。刘金陵先生研究了虎头梁剖面下部孢粉谱，认为它代表一种“凉—北方型”气候。通过新科技、多角度、较全范围的研究和梳理，使我们逐渐认识到：泥河湾层不仅是某种单纯性古气候环境下的产物，而且经历了一个复杂的环境变迁过程。从早更新世初到晚更新世早期的二三百万年间，其堆积作用使气温逐渐下降，并出现了日趋频繁的冷暖干湿交替。4四、流域内大量的煤炭赋存

桑干河流域内有着大量的煤炭赋存。从源头朔州安太堡露天煤矿到举世闻名的大同煤矿，再到河北宣化煤矿和京西门头沟煤矿，这些煤矿呈带状分布在桑干河两岸。尤其位于桑干河上游的大同煤田，煤炭储量多达718亿吨，而且品质高（低硫、低磷、低灰分、高热值），是优质动力煤和化工原料煤。根据地质勘探测定，大同煤田仅中侏罗纪的煤就有24层。目前可稳定开采的有7个层组，煤层厚度一般为15～20米，个别地方达到25米。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煤炭是由树木在地下炭化而成的。如果没有树木的生成就不会有煤炭。而树木的生长必须有温暖的气候和湿润的土壤。中侏罗纪开始，由于“燕山运动”的影响，陆地上出现大规模的凹陷，形成了大同、云冈、口泉、武周川（左云）等沼泽盆地；加上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植物茂盛繁密，经过地壳变动，甚至反复升降，逐渐沉积生成了含煤岩系，成为大同煤田的一个又一个重要成煤时期。中生代湿润的气候，成就了大同煤田这个我国重要的优质动力煤产地，其他煤矿如宣化和门头沟等地也是如此。桑干河流域如此大量的煤炭赋存，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生代时当地的气候是适宜乔灌木生长的。结　语

以上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桑干河流域的生成发育、地质地貌、河流走向、海拔高程和气候特征，尤其分析了进入第四纪之后的近百万年间当地气候总体趋势为寒暖相间，是较适宜早期人类生存、生活、成长和壮大的。气候对人类的影响至关重要，良好的气候环境是早期人类的“催长剂”。人类和世界万物一样离不开阳光、空气和大地的滋养，阳光太强烈了不行，空气稀薄缺氧不行，土地干枯“不毛之地”不行，人是需要较为温暖湿润的生存环境的。当然，没有良性气候，人类也要生存，比如长年生活在冰雪世界里的因纽特人。但是在良好气候环境中，早期人类生存、生活、生长和成熟的可能性和成功概率毕竟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早期人类率先是从桑干河流域走出去的，而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走出去的。至于桑干河流域早期人类为什么要走出去，这与当地的火山爆发、气温的骤升骤降以及因气温变化导致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的灭绝有着密切关系。在温暖的大趋势下，经常会有“小气候”和地层地质变化，一旦火山爆发，早期人类非死即逃，现在不也如此吗？

强调地理位置、气候对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能动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100多年前，E.亨廷顿和F.拉采尔率先提出 “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对于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和探索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抹杀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然界作为第一性，人只能适应自然，自然决定人的一切，把自然界比作了神。“地理环境决定论”为我们搬掉了宗教概念的“神”，又树起了大自然这尊看得见、摸得着的“神”。20世纪20年代，脱胎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地缘政治学，进一步鼓吹“优等民族”有权占有生存空间和建立“新秩序”的论调，成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认为干旱造成了莫卧儿人、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迁徙；中亚地区人类群体的衰退和解体，是这片大陆历史上的地理因素所造成的；认为欧洲地区的气候最适宜人类活动。在《文明与气候》一书中提出从亚洲河谷地区到欧洲凉爽地区，是人类对气候的适应的见解。拉采尔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它为了生存，需要不断扩张地域，争夺生存空间。这些观点，我是坚决不能认同的，理由很简单：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但自从人从“潘多拉”盒子走出来的那一刹那间，人就不可能再被大自然所控制了。这是因为人是高等动物，有意识、情感和愿望。这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人既有对大自然强烈依附的一面，又有与大自然对抗的一面；逆来不顺受，顺受也有度，超过了承受范围，人便会扭头就走，或穴居，或迁徙，或迁而复归，或远走他乡，总之，为了生存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至于那些硬要“移山”的“愚公”肯定会有，但毕竟是少数。第二章    桑干河人引　言“桑干河人”是由我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是非考古学意义的。考古学界一般以文物的出土地命名文化遗址，这既是通例，也具有极强的区别性和科学性。但这只是就某个出土文物遗址的“点状”位置而言的，如果出土文物遗址不只是“点状”而是呈“带状”分布，尤其涉及具有一定活动范围的人群又该如何命名呢？我选择了“桑干河人”这种以河流空间范围的相互关联的线式的命名方式，并且参照了“河套人”的命名思路。1922～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1881～1955），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蒙语“黄水”）沿岸采集到距今约5万～3.5万年的人类化石，后来被加拿大籍解剖学家步达生定名为“ordos Tooth”——“鄂尔多斯牙齿”。20世纪40年代，又由中国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将其译作“河套人”。“桑干河人”的命名和“河套人”一样，强调了早期人类活动的空间性、时间性、地域性和联系性。

桑干河人包括目前已经发掘出土的北京人、许家峪人、新洞人、峙峪人、山顶洞人、姜家梁人等和截至目前虽然未发现古人类化石但是有古人类石器文化遗存的如“泥河湾遗址群”“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小长梁旧石器地点”和“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以及东胡林遗址、于家沟遗址等，凡属早期人类在桑干河流域生存和生活的所有遗存都包括在内以为这一带的早期人类建立谱系。像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那样列出图谱，为今后“按图索骥”科学考古，进而为以后的“桑干河学”打下基础。

桑干河流域不仅是个风貌独特的地理单元，还是一个具有谜一样特质与风采的人文单元。如此富集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思考和研究吗？第一节　先从人类的起源谈起

追溯人类的起源，首先要谈生物进化，而生物进化与地球是互为因果，密不可分的。没有地球何来生物？要想了解生物的演进过程，必须眼睛向下，从地球的地层中去寻找根据。地质学家们按照地层形成的先后年代，把地层分成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代下有纪；纪内又分若干世。依照地质学家们的分析，太古代初期（46亿～26亿年前）地球上没有生命，到中期（大约距今33亿年前）出现了原核细胞的菌类，这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在25亿～6亿年前的元古代前期地球上出现了真核细胞的藻类，晚期开始产生原始的腔肠动物、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在6亿～2.25亿年前的古生代早期三叶虫繁盛，中期鱼类繁盛，晚期出现了许多两栖动物。中生代（2.25亿～0.7亿年前）是爬行动物时代，恐龙在陆地和海洋大量繁殖，横行于世。早中生代的侏罗纪产生了最早的鸟类和原始哺乳动物。新生代（7000万～300万年前）是哺乳动物时代。新生代第三纪的始新世出现灵长类，渐新世出现了最早的猿类，中新世产生了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南方古猿。此后，经过几百万年的发展，到第四纪更新世（300万～1万年前）之初，形成了人类。人类的出现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事件。因此，有人也把第四纪称之为人生纪或灵生纪。

人类的进化是由南方古猿到直立人，再到智人。像攀登阶梯，由下向上逐级上升。关于人从猿的系统分化出来的时间，目前尚无定论。有的认为至少在1000万年以上；近年来有人根据蛋白分子的进化速度推算，认为离现在不过500万年；更多的学者认为：生活在距今700万～600万年的南方古猿中的撒海尔人（乍得种）可能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早期代表。

人类的进化史大致可以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早期猿人阶段，南方古猿或早期直立人已具有适应直立并且两足行走的体质结构特点，脑量相对较大，已经会打制简单的砾石工具，生存时代大约距今600多万～175万年或150万年，目前主要在非洲发现。2002年法国人类学家布汝耐等在地层年代大约700万～600万年前的非洲内陆乍得发现“撒海尔人乍得种”。1998年和1999年，米芙·利基发现“扁脸肯尼亚人”，采自350万年前和330万年前的地层中。1994年美国人类学家提姆·怀特在埃塞俄比亚的阿瓦特地区发现距今440万年的“地猿”。2000年塞努特等发现600万年前的“原初人土根种”。1973年美国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发现南方古猿“阿法种”。1960年玛利·利基的儿子乔纳珊在奥杜韦峡谷发现“能人”化石，初步认为距今190万年。1959年玛利·利基在奥杜韦峡谷发现距今175万年前的似人似猿的头骨化石和与之伴存的石器。

晚期猿人，学名“直立人”，我国习惯上称之为猿人。其生存年代从180万年前至二三十万年前。他们的脑量显著增大，能制作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使用火。最早发现的是爪哇的直立猿人，头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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