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帕特里克·贝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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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试读：
序幕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从中国的边境出发，沿着高耸的欧亚大草原，经过土耳其斯坦，一路向西迁徙。这些以畜牧业为生的族群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住帐篷，骑着马和骆驼，畜养着成群的牲畜，这些牲畜也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他们在季节性的草场之间来回迁徙，并且周期性地迁往更远的地方，以寻找水草更丰美的牧场，或躲避相继而来的类似的游牧部落。有时候，他们会拿出自己的畜牧产品，与城镇居民或农民交换他们所能提供的物产。偶尔，他们也会在有水源的绿洲停下脚步，过起农耕的生活。为了维持他们的畜牧业经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得不与自然界中的种种力量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隶属于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封闭的小族群，获得了特有的活力、技能，并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与习俗。
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个分布广泛而充满活力的民族，被中国人和其他邻近的民族分别称为“突厥”或“Dürkö”。据说，这个好战的民族得名于其发源地一座形似头盔的山。突厥人最初被视作匈人的一支，他们也是蒙古人的近亲，跟芬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先祖也有亲缘关系。
6世纪，突厥人征服了另一个与他们相似的民族，开始统治大约相当于今天蒙古国的地区。接着，他们三面出击，将其版图向北、南、西三个方向扩张，占据了草原上一大片广阔的土地，创立了空前庞大的游牧民族帝国。伴随着领土的扩张，突厥人不再受统一政权的管辖，但仍然保留了种族和语言上明显的共同特征。在不同族群的突厥人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中，土、空气、火和水这些自然元素之神都是突厥化的。很快，突厥人脱离了简单而未开化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内部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他们的领袖获得了远超部落长老的权力，同时还控制着附庸的其他部落。
一些被统称为乌古斯人（Oghuz）的突厥部落在塞尔柱（Seljuk）家族历代酋长的率领下向西迁徙。据说，他们的迁徙路线得到了一匹灰狼的指引。8世纪早期，他们抵达位于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撒马尔罕（Samarkand），确立了他们对中亚西部的统治。与此同时，另一个民族也迅速完成了扩张。建立了伊斯兰哈里发国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向东、北两个方向进军，势不可当地征服了波斯帝国。在强大的阿拉伯人面前，突厥人的政权土崩瓦解。不过，两个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却一直延续下来。他们通过骆驼商队进行贸易，交换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互利互惠。不仅如此，突厥人还从9世纪开始抛弃了自己的异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突厥人的军事素养。除了拥有坚忍、自律和深谋远虑等品质之外，突厥人还在游牧生活中磨炼出了尚武的精神、惯于迁徙的习俗、精湛的骑术和难得的骑射技艺。因此，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开始征募突厥人入伍。这些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士兵成为高等级的奴隶，并且可以通过晋升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到了9世纪末期，阿拉伯帝国中大部分的军事指挥职位和大量的政府职位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占据了。到了11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败，土耳其人的塞尔柱王朝填补了权力真空。塞尔柱帝国吸收了其他由土耳其人建立的伊斯兰小国，并按照阿拔斯王朝的传统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家。塞尔柱帝国恰如其分地用弓和箭作为其权力的标志，并将其版图扩展到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这样一来，这个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
与匈人、蒙古人和昙花一现的阿瓦尔人等历史上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崛起的过程中，用一种持之以恒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带来的挑战。为了适应定居文明的需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和制度，以富有建设性的治国才能为帝国添砖加瓦。他们在历史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得古老的伊斯兰世界在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层面上都取得了进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和战士变成了城镇居民——行政人员、商人、工人、手艺人、地主和农夫，他们兴建道路、为商队服务的旅店、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们培养学者，鼓励学术，沿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留下的足迹继续探索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
然而，在塞尔柱帝国之中，仍然有大量处于自治状态的土耳其人，没有接受定居的生活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依旧作为游牧民在高原上徜徉。他们与其他游牧部落结盟（其中的一些仍然保留着异教信仰），组成了一个个军事团体。这些军事团体最初正是塞尔柱帝国军队的中流砥柱。而现在他们不停地骚扰过上定居生活的省份，不服管教，掠夺成性，让中央政府十分难堪。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对事物持与众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成了塞尔柱帝国内部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被统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尽管严格而言，这一称呼只适用于其中的穆斯林。
塞尔柱帝国中最强大的武装，是此前风靡的“加齐”（Ghazis）运动的产物。所谓“加齐”，即神圣的“信仰的勇士”。其成员是形形色色的志愿兵，但其中以生计无着的流浪汉、逃亡者、心怀不满者及失业者为主。他们得到的任务是打击异教徒，而他们本身最重要的作战动机则是劫掠。通常，他们会作为边疆战士从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出发，对外发动突袭。11世纪，他们来到西方的小亚细亚半岛，出没于塞尔柱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局势动荡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加齐们面对的对手是“边防军”（Akritai）——来自希腊的边疆战士和劫掠者。边防军的作战方式与加齐们十分相似，同时也一样不受任何中央机构的管辖，时常被视作加齐们的“难兄难弟”。此外，其他形形色色的土库曼人也会为了寻找新的牧场而来到边境地区，并与加齐们一道参与突袭和劫掠。此时，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正在日渐衰弱。
然而，塞尔柱帝国的苏丹们的主要目标是向南征服一个伊斯兰帝国。因此，为了确保叙利亚一线的侧翼安全，他们不希望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开战。尽管如此，好战的加齐和四处劫掠的土库曼人还是让塞尔柱帝国卷入其中。塞尔柱帝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加齐和土库曼人的力量，并且在可能的时候为己所用。塞尔柱苏丹图赫里勒（Tughrul）设法让那些圣战士们不再在帝国内的穆斯林省份劫掠，而是引导他们投入针对基督徒的亚美尼亚——拜占庭帝国内一个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的边境省份——持续不断的战争之中。在亚美尼亚取得战役的胜利之后，圣战士们更加恣意地劫掠，一直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深入到中部，甚至远达爱琴海沿岸。
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持续衰弱，但面对这样的袭击，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认为必须予以回击。为了夺回亚美尼亚的控制权，他纠集了一支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成分混杂的大军，向土耳其人进军。结果，1071年，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历史性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战败，皇帝本人也被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尊称，意为“英勇之狮”）生擒。这场两个帝国和两种信仰之间的历史性的战役，希腊人将永远铭记，并称之为“可怕的一天”。在这场战役之后，小亚细亚半岛永远地向土耳其人敞开了大门。
曼齐刻尔特战役为未来一系列更远的土耳其人远征铺平了道路。然而，在当时，这场战役的胜利并没有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什么突然的改变。这是因为获胜的并非塞尔柱帝国的正规军，而是由好斗的穆斯林部落组成的非正规军。因此，这场战役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由各色各样的加齐团体占据的边境地区的范围从小亚细亚半岛的东部扩展到了中部。土库曼游牧部落也跟随着加齐们的脚步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新的土地。
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着杂糅的特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隔阂。被征服的安纳托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不会把土耳其人看作彻头彻尾的外邦人。“消失的只是拜占庭人留下的表面上的油漆，”保罗·维特克（Paul Wittek）写道，“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文化留下的油漆，当地的文化底色则保留了下来。”注意力仍旧集中在伊斯兰世界的塞尔柱帝国也无意彻底改造被征服的地区。在释放了被囚禁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之后，塞尔柱帝国心满意足地正式吞并了被征服的地区，并委派一位名叫苏莱曼（Suleiman）的塞尔柱贵族掌管该地区。随着11世纪临近尾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兵锋开始触及小亚细亚半岛，导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领土边界变得十分不稳定。
一直到12世纪中叶，塞尔柱人才将其注意力由旧的伊斯兰世界转向小亚细亚半岛，决心以科尼亚（Konya）为都城，建立一个具有伊斯兰特色且根基牢固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自己的苏丹和有效的政府组织，版图覆盖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它被其他伊斯兰政权称作鲁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这个名称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罗马的恺撒辖地”，表示这个国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残余领土。而在曼齐刻尔特战役结束一个世纪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们又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kephalon）中受挫，只好与统治得到巩固的塞尔柱政权和平相处。双方确定了一块“边境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后方，拜占庭帝国继续统治着安纳托利亚西部。由于鲁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源自统治着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他们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鲁姆苏丹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并在13世纪前半叶达到了鼎盛。
但好景不长，一次全新的、更具破坏性的游牧民族入侵落到了鲁姆苏丹国头上。这次入侵的主角正是与鲁姆苏丹国有亲缘关系的蒙古人。像曾经的突厥人一样，蒙古人横扫欧亚大草原，向北入侵俄罗斯，向东进入中国，向西则穿越整个亚洲，席卷了伊斯兰世界。成吉思汗在13世纪初发动了蒙古人的远征，而他的继承者们也在继续推动着他的事业。土耳其游牧民在蒙古人的压力下被迫迁徙。最终，新来的土库曼人和小军事团体遍布小亚细亚，使得以科尼亚为中心的塞尔柱国家内部的形势越发紧张。紧接着，蒙古军队对这里发动了猛烈攻击。1243年，在锡瓦斯（Sivas）和埃尔津詹（Erzinjan）之间的克塞山（Köse Dağ），此前未尝一败、得到拜占庭附庸军和雇佣兵增援的塞尔柱军队被蒙古军队彻底击溃。于是，蒙古人随心所欲地占领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土地和城市，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的历史进程在一天之内天翻地覆。如同统治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一样，塞尔柱人的鲁姆苏丹国也风光不再，科尼亚的苏丹们成了蒙古人的附庸，向旭烈兀治下的蒙古保护国称臣。然而，就像其他征服了定居民族的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的霸权也转瞬即逝。他们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一代人。但是，取代蒙古人统治小亚细亚的将不再是塞尔柱人。
此时，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没有任何中央机构管辖的边境地区的文明生态。边疆战士再一次开始了掠夺。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边境地区畅行无阻，肆意劫掠，甚至攻城略地。很快，就有各种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土库曼部落像以前一样参加了进来。此外，来自覆亡的塞尔柱人国家的成群的逃亡者也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些“神圣的人”，即来自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派的谢赫（sheikh）和托钵僧也逃离土耳其斯坦和波斯，来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并且帮助土耳其人重新燃起讨伐异教徒的热情。
此时，权力落到了加齐们的手中。在宗教热情和对土地与战利品的渴求的鼓舞下，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地涌进了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拜占庭帝国防御能力的衰落。本来与加齐们具有相似特性的拜占庭帝国边防军，也由于受到内讧的希腊人政府的忽视，而几乎未能对加齐们的攻势做出任何阻挠。到了公元1300年，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在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部分省份。一些部落领袖成了定居国家的统治者，有大约十个这样的加齐小国在这一地区兴起。其中的一个，其统治者名叫奥斯曼（Osman）。这个国家终将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世界霸权国家——奥斯曼帝国，来填补拜占庭帝国衰亡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屹立超过六百年。第一部分帝国的黎明第一章
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隐藏在传说之中。相传，奥斯曼帝国的始祖是一位名叫埃尔图鲁尔（Ertoghrul）的小部落酋长。他率领400多名骑手，迁徙穿越小亚细亚半岛。途中他们目睹了一场战斗，交战的双方他们并不认识。在同手下人商议之后，他颇具骑士精神地选择帮助行将落败的一方，使他们得以扭转局势，夺取胜利。原来，得到帮助的是塞尔柱人的科尼亚苏丹阿拉丁（Ala-ed-Din）的部队，而被他们打败的对手则是一支蒙古军队。作为回报，阿拉丁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西的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附近赏赐给埃尔图鲁尔一片封地，包括位于瑟于特（Sugut）的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后来，埃尔图鲁尔又帮助江河日下的苏丹打赢了一场战斗——这次的敌人是希腊人——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封地。这个传说的用意是，在奥斯曼家族和之前的统治者之间建立一种合法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后来也得到了确认——苏丹将象征着主权的旗帜和鼓赐给了埃尔图鲁尔的儿子奥斯曼。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传说，颇具中世纪乃至圣经时代王朝的神话的特色。传说描述了埃尔图鲁尔和其子奥斯曼所做的意义非凡的梦。据说有一次，奥斯曼在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家中过夜，在就寝之前，这家的主人将一本书放在了他的房间。当他问到这本书的名字时，主人回答他说：“这是《古兰经》，是神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人间的箴言。”于是，奥斯曼开始站着阅读这本书，读了一整夜，一直到清晨时分才就寝。穆斯林认为，具有预言性的梦恰恰最容易发生在清晨时分。果然，在睡梦中，奥斯曼见到了一位天使。天使对他说：“你满怀敬意地阅读了我的永恒之言，你的子孙将因此而世代享有荣光。”
接下来的一个梦与一位名叫玛尔可敦（Malkatum）的女孩有关。玛尔可敦的父亲是谢赫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卡迪（kadi），即伊斯兰教的法官。奥斯曼苦苦追求了玛尔可敦两年，但谢赫艾德巴利就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有一天，睡梦中的奥斯曼得到了进一步的启示。他梦到月亮从躺在他身旁的谢赫的胸中升起。接着，这轮满月又沉入了他自己的胸膛。随后，从他的腰间生出一棵大树，大树的树荫和枝条覆盖了整个世界。在树下，奥斯曼看到了四条山脉——高加索山脉、阿特拉斯山脉、托鲁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从树根处又流出四条大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多瑙河。肥沃的田野长满了庄稼，伟岸的高山遍布着密林。河谷中的城市里林立着穹顶、金字塔、方尖石碑、圆形石柱和高塔，所有的建筑顶上都点缀着新月。夜莺和色彩艳丽的鹦鹉栖身于枝条交错而气味芬芳的树丛中，它们的歌声与阳台间回响着的宣礼声相交融。
大树的叶子越来越长，最终变成了剑刃。一阵风卷起剑叶，直扑向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坐落在两海两洲的交汇处，仿佛镶嵌在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翡翠之间的一颗钻石。如果帝国的版图是环抱整个世界的一枚戒指，那么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枚戒指上的宝石”。就在即将戴上那枚戒指的时候，奥斯曼突然醒了。他把这个梦讲给艾德巴利听，艾德巴利告诉他，这个梦是神的启示。艾德巴利终于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并且坚信这个梦预示了他们的子孙将拥有权力和荣光。奥斯曼与玛尔可敦的婚礼按照最严格的伊斯兰教仪式举行，并由一位神圣的伊斯兰托钵僧主持。作为答谢，奥斯曼后来为这位托钵僧兴建了一座寺院，并将富裕的村庄和肥沃的土地赏赐给这座寺院。
第一个关于梦的传说表明，在他们刚刚定居于埃斯基谢希尔地区的时候，奥斯曼和他的子民——奥斯曼人——还不是穆斯林。11世纪，小亚细亚迎来了第一批土耳其移民。他们跟随着塞尔柱军队而来，其中大部分人都因为接触过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13世纪时迁徙来的第二批土耳其移民则多为异教徒，奥斯曼人很可能属于此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非主动迁徙的移民，而是难民。同样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部族的入侵，迫使他们向西迁徙。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在了靠近东方的地区，希望在蒙古人撤退以后，可以重返自己的家园。另外一些更为好斗的部落，则进入了塞尔柱人的领地。
其中就包括奥斯曼人，他们随后获得了阿拉丁苏丹的保护。阿拉丁没有选择将他们作为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而是在局势纷乱的边境地区赐予他们土地，希望他们可以维持当地的秩序，或者为了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领地而对抗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很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埃尔图鲁尔和奥斯曼的追随者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于本来就具备游牧民族优点和土库曼边疆战士式的战斗素养的奥斯曼人来说，皈依伊斯兰教可谓如虎添翼，因为新的信仰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战斗热情，让他们热切地渴望成为守卫伊斯兰教的加齐，去击败信仰异教的基督徒。
奥斯曼的追随者并不单纯将自己视作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对土耳其斯坦的居民的统称——而是将自己视作奥斯曼人。然而，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与同为土耳其人的邻居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在塞尔柱帝国和蒙古在当地的保护国覆亡之后，奥斯曼人的国家只是继承帝国版图的十个公国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小的一个。奥斯曼人的帝国伟业要归功于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巧合：他们的领地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角，这个位置颇具战略意义。当拜占庭帝国日渐衰弱的时候，他们的领地恰好与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接壤。此外，从奥斯曼人的领地出发，还可以很容易地抵达大海，并借由海路到达欧洲的巴尔干地区。
与其他边疆战士不同的是，奥斯曼人善于将军事征服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奥斯曼本人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他还任命岳父艾德巴利为维齐尔（vezir，vizier），并得到他的襄助。奥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统治者。他的部众之所以满怀敬意地效忠于他，既不是因为他的勇武，更不是因为他有着某种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为他的沉着冷静和不可抗拒的魅力。奥斯曼的身上有一种天然高人一等的权威感。他从未试图通过控制别人来树立这种权威感。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务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亚于他甚至超过他的人，都会对他满怀敬意，心中只有忠诚，而不会燃起一丝敌意。正如赫伯特·亚当斯·吉本（Herbert Adams Gibbons）所描述的那样，奥斯曼是一个“能够驾驭恃才傲物者的伟人”。他的追随者们前来服侍他，十分和谐地与他共事，认真地为这个成长中的小国打造足以确保其长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他们统率着自己的军队进行扩张，并以贝伊（bey）的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尽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们总能协调彼此的行动，并且恭顺地执行领袖发布的命令。
满怀宗教热忱的奥斯曼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单一的信仰和早期穆斯林式的狂热（这种狂热来自他伟大的先辈、与他本人同名的一位哈里发）。较之权力和财富，奥斯曼更珍视公正。与此同时，奥斯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凭借不可分割、独一无二的君权统治国家。因此，早期的奥斯曼国家就免于像其他的塞尔柱小公国那样出现内部的纷争。作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奥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他们以实际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让自己逐渐适应统治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奥斯曼人不断地开发自身拥有的资源，并且在知识、宗教、生产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利用城镇化水平更高的邻国的资源。渐渐地，来自更遥远的内陆地区的人，也被吸引到位于边疆地区的奥斯曼人的领地，以躲避内部的纷争，并在这里寻求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从希腊人身上学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巧，精明地从垂死的拜占庭帝国最后的亚洲飞地上学习他们的统治方法。与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奥斯曼人并不会带着宗教狂热与敌人打交道。奥斯曼人身边的希腊人要多过土耳其人。尽管周边村庄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奥斯曼总是能够友善地对待他们。在他最亲密的伙伴中，就包括两个希腊家族——米海尔家族（Michaeloğli）和马科斯家族（Marcozoğli）。这两个家族是米海尔（Michael）和马科斯（Marcos）的子孙，这两人曾经是奥斯曼的敌人，后来却成了他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正是奥斯曼的缘故，他们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人的领土内，并没有出现基督徒的大规模伊斯兰化，更谈不上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不过，出于个人原因和利益驱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动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权力在逐渐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经被统治者所遗忘。因此，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宁愿选择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过上较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兰教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机遇，并且免于承担沉重的赋税。在精神层面上，随着东正教会权威的衰落，这些生活在亚洲的希腊人开始受到新的信仰的感召。而从社会层面上看，无论是在背景还是在生活习惯上，他们与他们的奥斯曼邻居也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不论是否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都很容易适应奥斯曼式的生活。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的通婚变得越来越常见，从而催生出一个日益壮大的血统混杂的群体。
有一个事实变得越发明显——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再仅仅是一群游牧民，而是定居者、创造者和建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小亚细亚西北角山峦起伏的领地内部，衍生出一种特有的、源于当地各民族文化的边地文明。他们的文明混杂了亚洲与欧洲、穆斯林与基督徒、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种种特征，注重实用，而不像东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国家那样信守更为正统的文化和社会约束。有了这样的社会雏形，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将承担起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正如当年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帝国填补了阿拉伯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继承了罗马那样。
奥斯曼本人并不急于为了开疆拓土而与他的邻居兵戎相见。他观察，等待，与邻国共存，同时又向它们学习，最终缓慢而又志在必得地一点点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拜占庭帝国残存的亚洲领土上，有三座防御森严的城市：位于南方的是布尔萨（Bursa），这座坐落在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山坡上的城市控制着富庶的比提尼亚平原（Bithynian plain）；在中部的是这一地区实际上的首府尼西亚（Nicaea），坐落在一个湖泊的东岸；位于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亚港（Nicomedia），从那里延伸出的狭长海湾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这座城市还扼守着通往黑海的陆路。从奥斯曼的都城到这三座城市，都仅有一天的路程。然而，奥斯曼却没有攻击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从埃尔图鲁尔统治埃斯基谢希尔的时代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但在这60年中只在乡间发生过零星的战争，奥斯曼人的领土也仅仅向前推进了60英里（约96千米）——从“老城”埃斯基谢希尔到“新城”耶尼谢希尔（Yenishehir）。奥斯曼人的扩张阻断了尼西亚和布尔萨之间的交通。
但是，奥斯曼仍然在等待时机。他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对君士坦丁堡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其城市的防御会有多么的坚固。与此同时，他的力量一直在增强。因为他的声望，他手下的军队数量已经从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人发展到了4 000人。还有一些寻找生计的战士穿过边界，从邻国投奔而来；就连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希腊人边防军士兵，也由于不受重视、被罚没财产或遭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压迫而改换门庭。
一直到14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奥斯曼即位贝伊（1289）之后的第12年，他才第一次与拜占庭帝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奥斯曼率军攻打了科云希萨尔[Koyun Hisar，希腊人称之为巴菲翁（Baphaeon）]。希腊人试图阻止奥斯曼军队进入尼科米底亚城下丰饶的山谷地带，结果却被奥斯曼人迅猛的骑兵冲锋轻而易举地击溃。帝国军队居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土库曼酋长击败，这让拜占庭帝国感到十分忧虑，并且开始认真审视奥斯曼这个对手。这场胜利也让奥斯曼名扬四邻，圣战士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地方涌来投入他的麾下，以能够成为奥斯曼人为荣。奥斯曼的公国如今真正成了为人景仰的国度。
然而，奥斯曼无意乘胜攻取尼科米底亚，他的部队心满意足地在该城周围的土地上大肆破坏了一番。七年之后，奥斯曼认为自己做好了再度出战的准备，于是发兵攻打阿克希萨尔（Ak Hisar）。萨卡里亚河[Sakarya，希腊人称之为珊伽里奥斯河（Sangarius）]的海拔逐渐降低，最终流入尼科米底亚后方的平原，而阿克希萨尔的城堡正扼守着河流的下游。奥斯曼成功地夺取了阿克希萨尔，打开了通往大海的道路。奥斯曼的军队第一次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逐渐夺取了海峡东侧、小亚细亚半岛沿岸的港口和城堡，进而又突入马尔马拉海，占领了卡洛利米尼岛（Kalolimini）。这样一来，奥斯曼就阻断了分别从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出发到君士坦丁堡的两条海路，隔绝了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接着，奥斯曼的军队从陆路进攻布尔萨，最终在1326年攻克了这座城市。而此时，奥斯曼也已经奄奄一息。
在长达七年的围城战之后，希腊人丢掉了布尔萨的城郊。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内乱，两位共治的皇帝忙于皇室内斗，无暇支援布尔萨的守军。看到士兵们士气低落，希腊守军的指挥官埃维里诺斯（Evrenos）和其他领导者献城投降，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于是，在奥林匹斯山富饶的坡地上，奥斯曼人建立了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他们为这座城市新建了一座座不朽的建筑，渐渐地将其改造为充满艺术和学术气息的文明之都。尽管在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欧洲之后，布尔萨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但它一直都是帝国的圣城。最重要的是，由于拥有众多的神学院、伊斯兰教法学校以及教育的传统，布尔萨变成了一座教育之都和乌理玛（ulema，即伊斯兰教学者）聚集的中心。身为神职人员的乌理玛们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传统原则，与加齐们自由而通常带有非正统色彩的武士精神互为补充。在奥斯曼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乌理玛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而引导国家前行，时而成为制约性的力量。
奥斯曼死后被安葬在布尔萨，他的陵寝居高临下地眺望着大海那边的君士坦丁堡。后来，他的几位继任者死后也被安葬在布尔萨，这座城市因而成了伊斯兰教的一处圣地。他的陵墓上镌刻着一句著名的祈祷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每一位奥斯曼的继承者的即位仪式，都会给新皇配上奥斯曼之剑，并咏诵这句祈祷词：“愿他媲美奥斯曼！”诚然，按照早期穆斯林的标准，奥斯曼确可谓是一个楷模。他在临终前教诲他的儿子说：“以正义为大地增色，以胜利告慰我远去的灵魂……用你的武力弘扬宗教。给博学者以荣光，使真主之律法在人间确立。”
奥斯曼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将一个民族聚拢在自己身边的酋长。而他的儿子奥尔汗（Orkhan）的使命，是将这个民族锻造成一个国家。到了奥斯曼的孙子穆拉德一世（Murad I）的时代，其使命是将这个国家扩展为一个帝国。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斯曼诗人恰如其分地赞颂了他们的政治成就：“我们将一个部落变成了一个降服世界的霸权。”
奥斯曼国家和帝国的缔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齐战士的传统和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对这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也有着强烈的依赖。各种组织或兄弟会以伊斯兰教教规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这些道德准则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石。加齐们所坚守的传统就根植于这样的土壤之中。这些传统主要来源于宗教，同时融合了抽象的理念和非正统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且在具体而实际的事务上体现出来。在城镇里，这些传统融入商人和匠人行会之中；在边境地带和村庄里，这些传统与对宗教和战争近乎狂热的热情相结合，催生出诸如“Akhis”这样的军事性质的兄弟会。这些军事兄弟会与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团十分相似，也崇尚豪侠精神，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义务，并且像早期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团体一样举行聚会。
关于这些兄弟会，14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经这样写道：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的团体——对陌生人关怀备至，为穷困者送上食物，制止暴虐的行径，诛杀官府的代理人和追随他们的恶棍。行业里的成员、其他未婚的年轻人和过起禁欲生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选出一位领袖。在他们的用语中，就称这位领袖为“akhi”。
一位衣衫褴褛、头戴毡帽的鞋匠邀请伊本·白图泰来到一处接待所。这位鞋匠是一位兄弟会早期的领袖，他和“大约2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兴建了这处接待所，用来接待旅行者和其他客人。为了这项共同的事业，他们把自己白天赚的钱全部捐了出来。这个接待所是一栋精致的建筑，地上铺着精美的绣毯，室内到处是伊拉克玻璃的光辉……穿着长袍和靴子的年轻人排成行站在房间里……他们头上戴着白色的羊毛帽子，帽子的顶上有大约一肘尺长的帽尾……在我们加入他们之后，他们用水果和蜜饯款待我们，接着又开始唱歌跳舞。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对他们心怀敬意，他们的慷慨和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高贵让我们深感惊讶。
在布尔萨，伊本·白图泰得到了奥尔汗苏丹的接见。（奥尔汗苏丹）是土耳其人最伟大的“王中之王”，拥有最多的财富、土地和军队。他拥有上百座城堡，并把他的大多数时间用在视察这些城堡上……据说，他从来不会在哪一座城镇里住满一个月。他还持续不断地与异教徒作战，围攻他们的城市。
奥尔汗是奥斯曼两个儿子中较年幼的那个，但他由于在军事方面才能出众，被奥斯曼指定为继承人。与奥尔汗相反，奥斯曼的长子阿拉丁（Ala-ed-Din）是一个醉心于学术的人，专注于法律和宗教的研究。据说，奥尔汗曾提出与兄长分享他所继承的家业，但阿拉丁谢绝了他的好意。奥尔汗说：“我的兄长，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羊群和牛群，那么你至少应该成为我的臣民的牧羊人，应该成为我的维齐尔。”于是，阿拉丁开始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军队的组织和新法案的起草，直到他在七年之后去世。
定都布尔萨的奥尔汗获得了这样的称号：“苏丹，众加齐的苏丹之子；加齐，加齐之子，世界之英雄。”在布尔萨，他铸造了奥斯曼人历史上第一枚银币，以取代塞尔柱人铸造的货币。在他铸造的银币上，镌刻着“愿真主长保奥斯曼之子奥尔汗之帝国”的字样。奥尔汗的使命是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将奥斯曼聚拢起来的各色人群整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完成征讨，扩大疆土；团结在疆土内生活的居民，为帝国打造出一个新的核心。比起奥斯曼，奥尔汗的肤色更浅，举止更优雅，仪容更伟岸，但他也像其父一样朴素而公正，既不狂热，也不奸诈，更不残忍。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行政方面，奥尔汗的眼界都比其父更开阔，也更具有行动力。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使命，靠的是无穷无尽的精力和做事时专一的目的性。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纷杂的国事和外交技巧方面都有过人之处。
首先，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还没有被征服。这两座城堡拥有高耸的城墙，难以强攻。布尔萨的陷落，主因是君士坦丁堡未能给予支援。而当奥尔汗把目光投向尼西亚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感到有责任援救尼西亚。毕竟，当拉丁帝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占据了君士坦丁堡时，尼西亚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然而，1329年，安德洛尼卡三世在佩莱卡农[Pelecanon，即今天的曼尼亚斯（Manyas）]与奥斯曼人交战时负伤，随即置其大军于不顾，匆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于是，其残余的军队也跟着四散奔逃。至此，尼西亚的守军只好选择投降。大约八年之后，尼科米底亚的守军也向奥斯曼军队投降。
这三座城市的陷落，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三座城市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周边乡村的支持。然而，这些土地已经全部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不仅如此，奥斯曼人并非只是在这些地方劫掠，而是永久性地定居于此，君士坦丁堡方面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实。这样一来，实际上已经被抛弃的市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根据投降时商定的条件，这些城市的居民可以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太多。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当地，继续从事他们的营生，在这个欣欣向荣、取代了旧有世界的新世界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据说，到奥尔汗驾崩之时，其国境内的人口总数已经增长到50多万人，与传说中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百多名骑手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尽管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十分宽容，但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国家认同中最重要的一环。尽管穆斯林和基督徒实现了和平共存，但在他们之间仍然要保留一些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对土地的分配方面。只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也只有穆斯林才有权拥有土地。作为为国服役的奖励，土地被分配给穆斯林；国家也由此可以从免除纳税义务的军事封地上征募兵员。基督徒不需要服兵役，因此也不能获得土地。他们需要支付人头税以贴补军费。因此，在乡村地区，没有土地的基督徒就不得不向拥有土地的穆斯林卑躬屈膝。于是，基督徒就更倾向于在城市或城镇中生活、工作，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在土地权利上的劣势可以被经济条件上的优势所抵消。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主动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自动成为奥斯曼人，没人会再去计较他原本的出身。他可以不再纳税，有权拥有土地，有机会获得晋升，并且作为穆斯林统治阶层的一员分享其他收益。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亚洲版图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
尽管都是一种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土地所有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奥斯曼的军事封地通常面积狭小，且几乎都是不可世袭的，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财产。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就没有出现遍布欧洲的那种拥有土地的贵族。苏丹对自己征服的土地保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随着征服更多的地方，就会获得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奖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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