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二十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瑞琳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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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二十四）试读：

先父刘文典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青年》工作。之后，逐渐潜心专注学术研究，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教授。

先父学贯中西，尤精校勘、考据之学。鉴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需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古籍图书、资料的收集工作，特别对历代有价值的善本、珍本和孤本，情有独钟，只要见到，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想方设法买下。抗战前已收藏近千册各种古籍图书、抄本。“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南迁，先父因故未能随校及时离开。日寇通过别人多次劝说先父到伪北大任教，均被断然拒绝。日寇盛怒之下，数次派宪兵到住宅搜查、威胁。面对日寇软硬兼施的淫威，先父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尊严。因此，先父被日寇监视，北平无法继续待下去了，在友人的相助下，只身一人，借道天津，秘密乘船南下，经香港、越南来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离开北平时，因局势所迫，未能随身携带珍贵藏书。

1938年初，先慈携余带上先父再三嘱咐的三箱藏书及行李，仍取道天津，途经香港登岸换船。时任职香港大学的马鉴教授（先父的学生）见先慈一人带着孩子（余当时仅四岁）、又带十分沉重的书籍和行李，从香港到云南的路途更是十分艰辛劳累，且又不甚安全，建议将藏书暂存香港。当时香港是英国属地，日军战火一时烧不到，藏书相对是安全的。先慈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位教授的建议，即将藏书存放于香港大学。

先慈携余到达云南，见到先父，告知藏书暂存香港，先父十分失望，连连称道：“宁可不要行李，怎么也要把书带来，无书如何工作？”但想到国难当头，事已至此，奈何不得，只好作罢。先父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存放在香港的藏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香港遭到了疯狂的掠夺。先父得知香港沦陷，无法了解藏书的安全，忧心如焚，更加惦记藏书的安危。抗战胜利后，先父立即致信马鉴教授，询问藏书情况。马教授回信告知：“香港沦陷，藏书已被日寇掠走，下落不明。”得知半辈子的心血——十分钟爱的宝典被劫，先父痛心不已，只能仰天长叹！

1946年，先父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转来盟军总部一份通知（此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称在日本发现一批刘文典藏书，可以办理有关手续索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致电云南大学转先父，称日本东京上野图书馆存放有被日本劫去的我国图书，其中有先父的藏书 。被劫藏书有了线索，有了可以索回的可能，先父喜出望外，逢人便说：半生心血没有白费！

按照盟军总部的规定和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下简称“赔偿接收委员会”）的要求，先父于1947年7月4日填报了《财产损失报告单》，又于同年11月18日呈报了抗战时期个人损失书面报告，报请教育部转呈盟军总部，后因国内战事连绵，此次索回被迫中辍。

1949年国民政府兵败退往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隔绝，寻觅藏书之事一搁竟达数十年。1958年7月，先父弥留之际还再三叮嘱要继续寻访藏书下落。在他有生之年，未能找回视如珍宝的藏书，成为他难以瞑目的憾事。为继续追寻先父的宝典，数十年来，余不敢有丝毫懈怠和疏虞，锲而不舍，历尽艰辛，查阅了浩繁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上网查询有关信息……可谓是心力费尽。经友人大力协助和余不懈努力，先父藏书的下落慢慢浮出水面。

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里查到赔偿接收委员会1949年3月1日致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第0613号电报，称：“……关于查办刘文典教授被劫书籍一案……原系在港被劫……申请归还后于本年2月24日接收，当即交与本会签收计刘文典君之书籍646册分装三箱……业经妥觅储藏室存放，候有便船来日时，拟即交由该船运沪……”此电报清楚证明日寇劫掠的先父藏书六百四十六册日本已归还，由赔偿委员会签收。

2005年在“新浪网”读书频道上，载有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孟国祥教授所著《大劫难》一书中“战时图书典籍之损失”一章，文中写道“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三箱……”赔偿接收委员会的电报与孟国祥先生的著文均已表明被劫书籍归还数量均是六百四十六册，且又证实藏书已从日本运回。至于运至何处就不得而知了。几年前，余看到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辑的《历史学研究》2004年第7期上，日本著名学者、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丸裕一教授著文《战时江南图书“掠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文章写道：“与此同时，对各国图书馆遭到的掠夺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其结果……昆明云南大学的刘文典教授于1939年夏，曾委托香港大学的马鉴、陈寅恪教授代保管的图书在沦陷后的香港也已去向不明。”接着又写道：“从日本向中华民国返还的工作中，就我所知发生了变化是在1949年上半年，即当年2月24日接收的前面提到过的岭南大学藏书和刘文典教授的旧藏书籍计1300余册，最初预定在神户装载在‘海辽轮’上运往上海，但因被暂时延期，结果在当年8月岭南大学的藏书，才用‘增利轮’运到台湾去了，已经觉察到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相继地把故宫的宝物和贵重书籍运到台湾去避难。”这篇文章也说明先父藏书日本已归还，虽未直接说明运往何处，但“国民政府相继地把故宫的宝物和贵重书籍运到台湾”一说，先父这批藏书运往台湾就不言而喻了。

日本归还的藏书究竟在哪里？经过多年的努力，根据查找到的有关证据，可以断定：先父的这批藏书就在台湾。随着海峡两岸关系逐步解冻，为余继续追寻藏书提供了条件和方便。2008年余得到一条有关这批藏书的重要信息：即台北科技大学郑丽玲副教授于2006年1月1日，在该校出版的图书馆馆讯第十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台北科技大学所藏“日本归还书籍”介绍》的文章。从文章题目看，介绍的就是台北科技大学收藏的“日本归还书籍”。文章写道：“这批书是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各省沦陷区公私立图书馆之藏书，战后‘行政院’设置管理委员会接收部分日本归还之物资，这批书是其中一部分。”文章继续写道：“1952年6月12日点交当时台北工专（按：台北工专即台北科技大学前身）图书馆保管收藏，除了各公私立图书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合肥刘文典所有，总计一万零一百册。”郑丽玲副教授的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清楚无误地回答了先父的被日寇劫掠去的珍贵藏书在日本归还后由“行政院”点交台北科技大学。细读郑副教授文章，余欣喜若狂。两代人近七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眉目。

为了解先父藏书如今的保存、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余于2009年3月1日致函台北科技大学李祖添校长和郑丽玲副教授。在此期间，一直十分关心先父藏书的安徽《新安晚报》首席记者、国内第一位为先父撰写个人传记的章玉政先生，以为先父撰写个人传记为由，分别用电子邮件致函台北科技大图书馆宋馆长和郑副教授，询问这批藏书保管收藏情况。宋馆长和郑副教授对章玉政先生的询问缄默不言，不予回复。2009年4月13日李祖添校长给余复函，对先父的藏书只字未提，避而不谈，更没回答余所询问藏书现状，只称“经查询本校图书馆现有典藏书刊，与刘文典先生相关书目，罗列如附清单”。李校长所列书目皆是先父的著作，如《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等十一册。回函对台北科技大学保存、管理的日本归还的先父的珍贵藏书却只字未提，不禁使余大失所望。虽然台北科技大学没有回复先父藏书的现状，余作为先父的后人并没有从此不再追寻，仍一直在进一步密切关注这批藏书的下落。

近两年来，余与安徽大学、云南大学两校着手先父的《刘文典全集》的再版工作，将尚未辑入原来全集的著述纳入再版全集。现保存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先父藏书中有不少先父亲笔圈点、校批的古籍和手稿，这些内容将是再版全集十分珍贵和不可或缺的极为宝贵的资料。若能将这批藏书中的有关内容纳入其中，必将使全集更加丰富、完善。这将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一大幸事。因此，继续追寻先父这批藏书的下落，就显得更有必要。

最近，先父被劫藏书的下落又有重大突破——在台北科技大学“95年度第2学期第6次行政会议记录”第23页“图书馆”一项第五条有这样一段记录：“本馆日治时期特藏计划的馆藏书籍，有民初国学大师刘文典亲笔圈点批校的藏书，现在进行数位化评估，并与相关单位（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探寻合作修复、推广与应用的可能。”这段会议记录白纸黑字，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台北科技大学存“有民初国学大师刘文典亲笔圈点批校的藏书。”由此，完全可以断定：先父的被劫藏书日本归还后就存在台北科技大学！李祖添校长是亲自出席这次行政会议的学校主要领导，对先父这批藏书就在该校图书馆保存这一事实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联想两年前，即2009年3月1日在致李祖添校长的信中，恳请“介绍贵校保存先父书籍之概况”，可回函没有明确指明介绍日本归还先父被劫藏书在台北科技大学保存、管理的情况，以至于只介绍先父著作，没有介绍先父藏书的保存情况。为此，余深以为憾！

数十年来，余历尽艰辛，费尽心力，苦苦寻觅先父被劫藏书，就是为了秉承先父遗愿。即早在上世纪30年代，先父在致安徽省图书馆长陈东原先生的信中称：“弟在北平近二十年，所得修金，半以购书……现与内子商定，在弟生存时，既须作教书之参考，又赖此销忧养生。一旦先犬马，填沟壑，定当以其较难得者，曾详加订正者捐赠贵馆……”先父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先父辞世后，先慈遵照其遗嘱已将绝大部分珍藏捐赠安徽省博物馆。2009年安徽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余又将所剩珍藏捐赠安徽大学。七十年前被劫的这批珍贵藏书，理当遵循先父遗愿，仍将要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以实现先父七十多年前的愿望。

为了了却先父与余两代人数十年来苦苦追寻藏书的夙愿，一睹先父这批藏书如今保存、管理的现状，同时，为使先父全集再版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料，余于2011年7月30日再次致函台北科技大学李祖添校长，十分明确地提出“拟于近期赴台前来贵校探访这批藏书，同时面抒对贵校六十余年来精心保护、管理这批藏书的诚挚、感激之情”。余衷心希望能尽早赴台，实现亲睹先父宝典的宿愿。

信函发出以后，余天天盼望回音。一月过去不见复函，两月过去还不见回信，焦灼之心令余惴惴不安。到10月中旬仍然杳无音讯。在百般无奈之下，于10月16日第三次提笔致信祖添校长，再次表明追寻先父藏书之决心以及对待这批宝典的态度。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祖添校长10月26日的回信。从寥寥二十七个字的短信中，得知他已退休，对余的再三请求，祖添校长告知“有关事情请接洽新任校长办理”。余从网上得知姚立德教授接任台北科技大学第十三任校长。于11月6日致信姚校长立德先生。信中明确指出先父藏书就存放在台北科技大学；请求了解藏书保护、管理之现状，并提出近期赴台亲睹藏书之请求。

就在信函发出不到半月，余收到立德校长的第一封充满诚挚、关爱的回信。信中明确无误地告知先父被劫藏书现存台北科技大学，且妥善保存在设备先进的校图书馆的特藏室内，更令人高兴的是随信寄来特藏室和先父藏书的十一幅照片。余仔细拜读来信和一幅幅照片，心情万分激动。立德校长的回音，使余几十年悬壶之心终于落下。立德校长真无愧是一代师表的典范。他的诚信、宽宏、直率、大度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余不禁感激涕零。余随即于11月28日第二次致函立德校长，很快又收到立德校长的回信，对余等赴台亲睹藏书表示欢迎。

为了尽快赴台亲睹先父藏书，2012年初便开始着手赴台的准备工作。由于昆明赴台湾尚不能自由通行，要到台湾只能以旅游形式进行，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余等一行三十二人组团赴台。3月19日抵台，20日余偕夫人、三弟、四弟等四人放弃在台北旅游观光的机会，专程到台北科技大学拜访立德校长。由于立德校长公务缠身，全权委托林副校长启瑞先生出面接待。林副校长听了余介绍寻觅藏书的经过很受感动。余对台北科技大学六十年来精心保护、管理先父藏书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在他的安排下，余等四人到校图书馆的特藏室亲览这批暌违数十载的珍贵宝典。手捧这一册册先父视如生命的藏书，余等不禁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心潮涌动。先父在天之灵若有感悟，定会含笑九泉，终可瞑目了！

由于余等是随旅游团队赴台，在台北的时间仅有两天，时间十分仓促。20日在校工作一天，经过紧张的清理，在置于书架上的旧版图书中清理出了二百余册有先父印章或有先父手迹的藏书。26日余等再次到校拜会林副校长，再一次感谢学校数十载为这批藏书所付出努力。希望校方对这批藏书进一步清理、修复、编目，并提出了再次赴台的请求——先父藏书尚有大部分还未清出，且先父全集还需在这批藏书中搜集有关资料。林副校长指出，这批藏书是国宝，学校非常重视，拟于下半年在校举办一次刘文典藏书展览。对余等再赴台北科技大学的请求表示欢迎。

光阴荏苒，自从日寇在香港劫掠先父藏书至今已整整七十一年了，两代人茹苦含辛追寻数十载，如今，藏书下落终于大白天下，七十年的悬案终于可以了结了。后 记

余已几近耄耋之年。本应颐养天年，尽享晚年天伦之乐。但先父的临终重托，令余不敢丝毫懈怠。经过多年的努力，“苍天不负有心人”，先父藏书终有下落，七十年劫案终可了结，真是平生一大幸事！

由于第一次赴台时间仓促，未能将藏书完全清理，有待二次赴台全面进行清理、编目，以及在藏书中搜集先父亲笔圈点、批校的珍贵资料，以期编入《刘文典全集》增订本内，不使全集再有遗憾。为此，平章将再次赴台北科技大学进行工作，以便使沉睡数十年的藏书发挥它的更大作用，体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数十年的追寻过程中，要特别感谢云南大学刘兴育教授、安徽《新安晚报》首席记者章玉政先生、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副总编辑、南京医科大学孟国祥教授等对余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同时，还要感谢台北科技大学给予的支持与帮助。刘平章2012年4月15日绝对孤本：一册家国沧桑的佐证亮　轩

要谈这一本书，有点麻烦，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才算是“书”？

书也许该是个所谓的集合名词吧，要有许许多多同类型的聚集在一起，才能产生意义。比如，在我们说“要好好读书”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里的“书”，意有所指陈，但也意有所排斥。所指的是有益身心的文字为主的陈述，而且具有一定数目以上的发行量。有的虽然也有同样的条件，比如纸张、装订、广告等等，但是，无益身心，甚至可能有害，就会有人振振有词地说，那不是“书”！在这样的概念之下，书这个东西，不是任何其中的一件就能代表其含意，而是要累积到了相当的数量，这个字的含意才会浮现。这就是大体上集合名词的意思。

在这个定义之下，这一本名之为“平庐纪念册”的“书”，能否算得上是一本书，还真有点问题。

因为，这本“书”，拥有的人从出生到现在，已经七十六年了，书却仍是一个孤本。从来没有任何一本跟这本一模一样的书。如果说，所谓书，是要有同样的版本为要件的话，这样的孤本就不是书了。

还有，如果说书一定要有一开始便十分确定的内容，那么问题又来了。因为这一本“书”，也许只能勉强称之为“册”，类似一本笔记本，谁拥有了它，谁就可以在里面涂涂抹抹，是一本私密的册子，其含意与内容随着时代而改变。但是问题又来了，这本“书”，真的是私密的吗？未必，它是可以公开的，没有任何一页不能公开，有缘的人都可以来读读。再者，“书”总得有一位作者吧？然而此“书”却没有一定的作者，有缘的人也都能够参与创作。那么，他们就是集体的创作吗？也不能这么说，虽然有许多人参与，只能算是不约而同而已，前前后后相差了好几十年。

好，那么就叫它是一本纪念册吧。但是，真要这样叫，又更难说了，因为这一本“书”其实曾经上市，更精准地说，是在上市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型，可也有了规格。在那种状态之下，却已经有人正经八百地为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作了序，说起此人，乃是大大的有名，冰心是也。

她是百年来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作家，这里就不客气地抄下几句她写的序：

这本婴儿日记，是刘耀汉先生和他的夫人胡琇莹女士合编的，为记一个婴儿从诞生起，一切有趣可喜的事情。如婴儿的重量，高度，游伴与玩具，喜悦与厌恶，第一次言语，第一次旅行等，都有单页可填，而且每单页上都有生动可爱的图画，以引起记载按阅者的兴趣。这在我们中国，还是创见的关于婴儿自己的书籍。

……谢冰心，一九三五，九，七夜。

所以，也许这是一本类似于毕业纪念册的东西，然而也不尽然，它的时间不属于特定的焦点时段，而是漫长的许多年，早已超过了这个婴儿的成长期。更有意思的是，它还加上了原先那个婴儿之后又来到这个世界的弟弟妹妹们。它也不限于只是记载这个婴儿跟他的弟弟妹妹们的故事跟图片，也有许多其他的人与事物。这本书在空间上也很特别，它不是只限于一个地方，想想看，1935年，是民国二十四年，距离对日抗战，还有两年哪！这个婴儿的父母亲，在刚刚得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国家的境况还是可以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命运，却是越来越辛苦，在对日抗战发生后，辗转千万里，在许多怎么样都想不到的环境中，夫妻二人带着一家子奋斗挣扎，不仅图个存活，还为自己立下了千秋大业。这本书，要说书名，原先唤作“婴儿日记”，售价“每册洋贰元正”，但是后来名称也改了，唤作“平庐纪念册”，价格呢？主人应该视之为“无价之宝”吧？此书起先是他的父母为他保存并且扩展的，到了小主人渐次年少，他就自己保存，直到如今他七十六岁的时候。

这本书的主人名字是董敏，森林学系出身，一位很有成就的自然摄影家。这是七十六年之前，他的父母生下了他之后，一位好友，也是当代的语言学文字学大师罗常培先生买来，送给还没有满月的董敏的。他的父亲董作宾先生，不认识他的名字的人很少，是当代最有成就的甲骨学大师，也是这一门学术体系里最具开创之功的大师。他一生最重要的传世之作是《殷历谱》，最近大陆重新出版了这一部大书。[1]这部大书，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确实记载的信史，增加了三百多年。他是百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书名“平庐纪念册”之“平庐”，不是地名，而是斋号，有其特[2]殊的意义。但是对于不是他们家的成员的我们而言，最动人之处，乃是依此书重新见证了一位学者在播迁流离中，对于家庭的爱、朋友的爱、学术的爱，在在都是如此的无微不至。于最困难的生活中，董作宾先生依然好学不倦、勤奋不已地研究著述，在依然不改其志之余，难得的是他在生活上也不改其情其趣。

我们不妨读读这位名垂千古的大思想家、大学者在英文印出的字体“婴儿日记”那一页，以毛笔写下的附记：“董小敏与弟弟小兴妹妹小萍小乙共用之　爸爸题　二十八年四月九日在龙头村。”

那位“小乙”是在底下加上去的，又用毛笔勾了一勾，然后以米粒般的小字写道“卅三年五月卅一日挤上一个二妹妹　三十四年八月[3]六日南溪李庄栗峰爸又记”。

李庄，是抗战时的大后方中研院史语所迁徙所至之地，一个极为偏远的所在。中研院的人才与文物，都是无价之宝，所以，只有迁得远远的，才有可能躲避日军的轰炸。

一页页地翻过去，故事当然继续发展，依原来的“作者”，也就是刘耀汉先生跟他的夫人胡琇莹女士的原意，这本书应该这样发展：

目 录

婴儿第一张照片

降生喜报

我生在那天？

婴儿重量及高度

喜礼与贺信

……

婴儿最爱的催眠歌

婴儿的玩物

婴儿首次所作的事

婴儿语言的记事

……

婴儿的旅行

婴儿的健康

婴儿日光浴

婴儿喜悦与厌恶的记事

……

显然的，世事难料，这一本看来只是为董府熊氏第一个婴儿准备的“书”，后来却与他的弟弟妹妹共享了。不仅如此，翻开“书”的第一页，左上角有一张小小的照片，是一位老太太。在那位老太太的照片下方，董作宾先生加上了一行小字：“一九二七年宾摄　敏兴萍没有见过之祖母。”父亲把祖母的照片放在首页，自有深意。我们在同一页也可以从附记中知道，罗常培伉俪在南京买到了此书，当时的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安静祥和，没有任何人预料得到，两年之后，日本侵华战事爆发，后来此处遭受了日军在经过强烈抵抗之后的大屠杀，三十余万人遇害，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我们也看得到这一本“书”的主人在还没有诞生，甚至在还没有着床的时候，看到他的母亲的照片，虽然是在董敏娃娃出生后才贴上去的。

在六十年前，我便拜见过住在我家斜对面董府的董伯伯董伯母，他们与先父马廷英，一位著有声望的地质学家，也是好友。董母熊海萍女士享寿九十六，这张照片，是我见过她最年轻的形象。在照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他们董氏夫妻也无法预料，相片下面写的“民国廿三年夏摄于南京兰园　彦”所照的那一处“兰园”，他们住在那儿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却是以后一辈子里再也没有经历到的最安定、最幸[4]福的岁月。据董敏说，妈妈跟他讲：你的一生里，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在兰园的那一两年了。但是那么小的婴儿哪里知道什么幸福不幸福？妈妈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是在怀念自己一生中少见的好日子。董作宾先生在六十九岁去世，而夫人又过了三十多年，这些年里，必然怀想了那幅照片下方董作宾先生所书的“兰园”无数次。

日本侵华，也同样是无数的人生命的分水岭。

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的时候，后来名震中国的大画家，也为毛泽东、鲁迅等历史名人作了许许多多权威经典画像的画家司徒乔先生，在七十六年前这个小娃娃生下来方才二十八天的时候，就为他画了一张素描画像，并且还附了一张画家夫妻在北平所摄的照片，这张小小的照片，司徒先生跟夫人，后来又经历了无数的颠沛流离，他，或是他们的后人，还保有同样的一张照片吗？

从这一本“书”里，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他的名字是“董敏”。原来“敏”字，是董作宾先生的号“彦堂”的半个“彦”字，跟夫人熊海平女士的半个“海”字结合而成。但偏偏要请人猜董氏夫妻为什么要给这个儿子取名为“敏”。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八日，赠“书”人罗常培先生有一封信寄给董作宾先生（见42页），信中一开始便说：

近来懒得写信，所以欠了你两封债！小敏的意思有三种可能：（1）他的爸或妈有一个叫大敏；（2）因为你藏有董文敏临的天马赋；（3）对照从前愚字的排行。大概第一条对罢？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董作宾先生曾经要罗常培先生猜猜这个儿子为何名之为“敏”。我们并且也知道在那时，董作宾先生收藏了一件非常精彩的书法，是他的本家明代的书画大师董其昌所临的“天马赋”。显然是这两位大学者也在玩游戏，董先生就让罗先生猜猜看，因此才有了这一封一开头就猜姓名出处的信。依我看，董先生婚后非常幸福，这是他想要让老友知他们多么恩爱的比较含蓄的手段。

还有一位长辈在这一本“书”中祝福这个小娃娃：“生而颖敏，长跃龙门！谁氏之子？项城熊君，南阳董公。”下面署名“一个流浪的冰鱼”。（32页）“长跃龙门”的出处是河南有名的龙门。他们府上是河南人，董作宾先生的故乡是南阳，项城是夫人的家乡，也都在河南。

父母要孩子记取成长之不易，在一打开“书”的内页上，记下来了从民国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底，这短短三年之间，逐日逐月复逐年的，是如何地大江南北播迁流离，舟车劳顿，又是如何地荒村野店、穷乡僻壤地度日，又是哪个弟弟妹妹加入了这个世界，又是在何处遭遇日军的轰炸……虽然是短短的一页，却道尽了家国之难中的彷徨苦楚。

父母同样地要孩子记得曾经受到的恩泽，写下了“看护孩子的佣工”的名单，举例如下：

叶秀英　十七岁　六合人　七月七日至八月六日

吴詹氏　卅岁　扬州人　八月八日

汪陈氏　卅五岁 扬州人　十二月 （接吴妈妈）

程唐氏　四十三岁　巢县人　廿六年春……廿八年四月六日回家送路费100元

在这一页（20页）的下面，贴着几张小小的相片，早年的相片都很小，有的是上面名单中女佣抱着孩子的照片，旁边注上小字，如：“忠实耐劳的程妈抱着小敏在南京”等。

这是有记录的身教，让孩子长大了，即使再也见不到这些曾经照应他们的女佣了，也要知道感恩，更不能以职业论人之高下。

其中有一页（30页），是前后许多年的亲友，为董府的小朋友来到这个世界上签名祝贺，有的因为战乱分离再也没有见面，有的先后来台而重逢，也有人是在台湾结缘相识，百年来学术界、艺术界的名流，看得人眼花缭乱，比如：郎静山、芮逸夫、庄严、劳榦、李霖灿、罗常培、孔德成……满纸云烟，尽是当代高士鸿儒，家风以此也可见其一斑。

小娃娃时时刻刻都令人欢喜赞叹，我们常常说，“应该写下来、应该写下来”。但是真写下来的不多。董府的大人偶尔写了一点，谁知道到了好几十年之后，生养他们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世上了，却有幸在多少年之后的此刻，依然见到了父母对他们无比的激赏与疼爱。这里有一篇这位正在为着他的惊世研究著作忙碌不堪，却因为孩子的可爱，居然慎重其事地写下了童言童语的记录，每个字都表现了慈父的细腻关爱，只好抄下来跟有缘人分享（见48页）：

廿八年四月九日下午五时许，携敏、兴两儿至村外汽车道上玩耍，兴儿指西山将落之日，曰“奶奶”，盖吾尝告以月亮为“月奶奶”（宛语如是），则呼曰“奶奶”，此时误以日为月耳。

敏初学语时，知物之破坏者曰“烂了”，即以此语加于不高兴之人，如曰“程妈烂了！”“光漠哥哥烂了”之类。

小兴呼吃茶曰“茶吃”，不吃茶曰“不茶”。（28，4，9记）

兴喜叫“好”，每以玩物掷地有声，必自赞曰：“好！”

小兴能自造词汇，如手端茶杯，曰“拿动”，拿不动则曰“不拿动”。

晨起，兴至床前纳履于爸爸，时妈妈爸爸鞋皆在床下，又皆黑色布鞋，兴则知有绳带者是爸爸之鞋也。此儿颖悟胜于阿兄，王先生尤喜之。（28，6，13）

妈妈进城给妹妹看眼，敏详问妈妈住何处？城内有家否？吃什么？妹妹有床否？备致关切之意。程妈返乡已两月余，时时念及，欲向黑龙潭寻之。（同日记）

这里我们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位慈爱而又非常欣赏孩子的父亲，他一方面赞许了小儿子，却因为写下了“此儿颖悟胜于阿兄”，立刻发现不太妥当，也许怕以后阿兄识字了，见到了这一段文字，会有不怎么好的反应。便找出了大儿子仁厚的优点，也补上一笔，表示阿兄其实十分有情念旧，所以，附注为“同日记”，足见老爸在写下弟弟比哥哥聪明之后，一直不安，一定要同日解决了这个问题才罢。

大人来往的函件或是什么记录，要是跟孩子有关，无论是以孩子为主题，还是附带提到，都有可能在本书中出现。老友冯百平先生在赴日期间，知道了董府又添了一个小男生，特别寄来了一张明信片，父母便把这一张明信片也贴在这一本书里，另外也贴上了冯先生伉俪跟他们小儿子的照片（35页）。在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董敏的弟弟诞生于长沙，好友集资为贺，一共二十位凑了二十元救国公债，作为贺礼，父母留下了那张大家签名的红帖。在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以孩子的名义，到金城银行长沙办事处认购了二十元的救国债券。银行的收条附在次页（135页）。

便是这么简单的文件，也见得出全国上下抗战救国的激昂气氛。“书”中所见对于这几位小朋友的祝福，也同时显示了每位贺客的特性跟专长。

前述的司徒乔先生是画家，他便以绘画为贺。这一本“书”里的画家还不少。我们都知道台静农先生是大书法家，其实他的画也极好，台先生去世多年，至今依然有人在见到了他的画作时惊艳不已。这一本“书”却证明了台先生画画起步甚早。我们看到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亲自的题记，画了一幅小小的红梅，寥寥数笔，表现的是新枝新花，充沛饱满，气韵焕然。这一幅小画，对于想要研究台先生的书画的人，应当很有价值。

这里还有曾经教导过西太后画画的小藤花馆主人李瑞诏，是阿尔泰语系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之夫人的高堂，小藤花馆主人画了一幅水墨秋菊，无论布局、墨色、笔触，虽属信笔而成，却无一处不精到，那是她七十七岁时的作品，非常难得（56页）。而她的女婿李方桂先生，虽是语言学大师，但是他也画得一手丝毫不让职业画家的好画，他画了一幅设色的石菊图，用笔大胆而老到，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34页）。

在许多长辈友朋下笔之际，谁也没有刻意而为，无论画得如何，为的是什么而画而写，都各自随兴。也因其如此，才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比如说，在120页有一张图是彩色的画报剪贴，剪下来的是一碗番茄玉米浓汤，上方有两行钢笔小字，写的是：“希望在胜利后，能喝这样一碗。”这是在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9月写下来的，署名是梁思成。他的夫人是林徽因，虽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却也若隐若现。我们翻到106页，看到了一架用铅笔画的飞机，虽然很小，却也细致。螺旋桨型的飞机，机身侧很刻意地画上了国徽。旁边，有“梁从诫绘”四个字，此外什么都没有写。梁从诫在当时也只是个少年吧？但是在同一页右边却有两行小字，写道：“建国建军责在吾人，愿诸小朋友共勉之”，底下的签名是“林耀　卅一年冬”。又过了四年，董作宾先生在这一页的纸边，写下了一行小字：“林君已在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矣　卅五年四月十四日记。”

林耀，就是林徽因的表弟，从这里可知，他是一位空军飞行员，在抗战时从军报国。民国三十一年冬的时候还在世，抗战胜利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公元1945年。他应该是在胜利之前为国牺牲的，要唤他作舅舅的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画的这一小幅飞机，也应该是在林耀已经为国捐躯之后的事。大约在三十五年春之前，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自大后方复员，中央各机关就是在这时候开始行动。梁从诫没有专为舅舅说什么，只以一架铅笔绘的飞机来怀念这位长辈。

几行小字，透露了中国数十年的苦难，也表现了许多悲壮感人的事迹。有的即使是为了小朋友画下他们的出生地，也寓意深远（112页、113页）。

也有人依其专长跟兴趣留下了许多痕迹。

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通晓少数民族么些文的学者李霖灿先生，[5]请一位么些“东巴”和才先生以么些经文为小朋友祝贺，李先生亲作译文。么些文中象形文字甚多，和才先生一笔一划地写下，似文字又好像是绘画，非常有趣（93页）。另外，通晓罗文的马长寿先生写下罗文吉利语一偈：“……男运好，女运好，三百三十有。”师宗熹先生以蒙文“身体健康学问日进”相祝福（54页）。类此都是他们的专业专长。也有让人惊喜的意外，如在此书开始的内页，就见得到一幅双钩的石斛兰，为董作宾先生一生中画的唯一的写生画作，乃是乡居宅前大桂树上寄生的兰花，亲题为“栗峰春色”（12页）。那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5月9日的作品。还有那一位张立医生，是史语所的驻院医师，非常仔细地用铅笔描绘出“显微镜下的几种寄生虫卵”跟“显微镜下的阿米巴”，连英文学名也都一一清楚地注明，最后写上一行“几种肉眼看不见的敌人”（94页）。不禁让人联想到学者在任何重要的场合，最能表现他们诚意的方式，便是发表一篇学术论文（95页）。有一位庞先生看来不是常常画画，但是，写了两行甲骨文，勾了一块甲骨边，边上三个小朋友爬上爬下，还着了一点颜色。他题道：“为三个小朋友画三个小朋友，小朋友看了好笑，但请大朋友看了不要见笑。唐天山庞熏琴署于昆明 时又预备逃难。”（102页）

我们又看到了苦难困顿中的人依然可以不改其乐的风范。

这本书从抗战之前，发展到了抗战八年，又发展到了抗战胜利，再发展到了落脚台湾。从1935年到1959年，整整两个十二年。在68页，赵锡颐先生为小朋友描了“奇花初胎”四个双钩大字。但同一页又出现了三个人，都在同一日题了字，那一天是“三八”妇女节。题字的人头一位罗锦堂，是戏曲大师，在佛学与甲骨文方面也极有造诣。他画了一对墨蝶，他的画艺也名重一时，曾有“梦庄蝶谱”传世，这一对蝶可是弥足珍贵了。同页有庄申夫妻题的字。庄申是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尚严的长公子，庄家与董家素为世交，庄申是艺术史专家。从他的题字可知，这一日，董作宾先生曾设家宴。庄申伉俪是晚辈，当然客气一些，便用了“召宴”一词，罗锦堂先生就用了“中午吃饭前一刻”。又可知是先写了再吃饭。庄申伉俪在这一本书里辈分应属最晚。

自此日之后，更无所记。虽然这并不是最后一页。

对日抗战之前，本“书”成形，然而随之而来的发展，抗战建国的气氛越来越浓厚，108页有一幅彩色的图画，画了三个小孩子，两男一女，正在攻击一只背上有日本旗的乌龟，附带了一首儿歌：“兄拿枪，弟拉炮，妹妹持刀向前跑。看见小乌龟，齐动刀枪炮，打得龟儿逃也无处逃。 民国卅一年春二月为 敏、兴、萍三位小友作于李庄板栗。”另见刘士璋先生画了一架飞机，说明这种飞机可以为我们完成最后的神圣使命（76页）。画家安世琪先生画了风雪中保家卫国的老战士（46页）。在114页，逯钦立先生为他们画了一幅古汉代的班氏三兄妹图，班固、班昭在著述，班超则在磨大刀，并附诗为祝。

抗日期间，家家的日子都不好过，许多人刚刚在一个地方住定，又要逃难他迁。看看那些照片，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具有起码的、合于即使在当时的现代化的最低要求。好几处选为避难之地，都是为了让中国历史的文物更能得到安全的保障，中国的学人能够得到更安定的研究环境与成果。他们的物质生活无法跟今天相提并论，与他们在抗战之前的条件相比，也是望尘莫及。但是他们却表现得能够苦中作乐，神闲气定，时不时地彼此调侃，不因为国难而丧志，不因为穷困而迫促。有人写道：“恨不能将此身化个不倒翁，任三小友搬弄。”也有人画上一张三个小孩子戏弄一个弥勒佛的图画。

小孩子不乖，难免挨打，李锺祥先生有一篇五言长诗，遍述三小[6]娃娃的可爱与调皮。最后几句是：“……我自装糊涂，乃翁怒目睁。巴掌教育下，我是保护人。”（52页）这一段文字，引起了另外的一篇现代诗歌，是三小娃娃的老师罗筱蕖女士写的：

巴掌是万能的

坏了——举起巴掌打

错了——撑出巴掌摇

对了——拍着巴掌笑

你们和我日亲近

从来未见巴掌痕

偶然一过董家宅

隐隐但闻鼓掌声

……

那是三十一年重九后二日的作品，到了10月20日，三小娃娃的父亲有回应：“……其实平庐老人这两年为了生活，写作不辍，掌肉复生，久矣不与小屁股接触矣。 平庐 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什么样的胸怀，才能达到的境界？

从这一本小“书”里我们看到了时代真实的变化。邮票、钞票，也都成了可以贴在这儿的纪念品，一年一年的贬值，上一代是如何走过这百年的风雨，又是如何坚定不移地照顾家庭、打拼事业、钻研学问。从此书发行到今天，眼看九十年都要过去了，不仅上一代，就是这一本书中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也已经物故半个世纪了，便是这一本“书”里的那三个可爱的小娃娃，最年轻的也是七十古来稀，早就当了爷爷奶奶。

人要有父母跟其他多少人的呵护照应，才能从艰困中成长。这几个孩子，没有少吃一餐饭，没有任何一夕露宿野外，在那些年里，这就算是非常幸运的孩子了。在那个时代里，有许多人的遭遇比他们还要差得很多，难怪有的长辈也在这一本“书”里提醒他们说，要记得还有更多不幸的人。

今天，要是跟下一代还是更小的小朋友说，要记得早年老人家吃了许多苦，他们都不爱听，老人家说不到两三句，他们就跑得不见踪影。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孤本，却是无比真实的证据。每句话，每幅图片，都深深地扎根在时代里、生命里。21世纪的今日灯下细读，禁不住百感交集，惶愧难安。

七十六岁的本“书”的主人董敏先生在电话中提到了这一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是一本“书”，他无以名之，只说要给我看看。我与他们府上来往数十年，老中青三代的交情，时时相与，却未闻此“书”，想来的确尘封已久了。

本“书”也真有点像是老学者钻研了一生的甲骨文，又重新出土，并且，又表现了崭新而丰富的历史价值。图文相得益彰，情义历久弥新。

这是一本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是人性必然战胜邪恶的铁证，是传统五伦最真诚的体现。这是一本宝“书”。要是不怕多事，可依人物、事件、地点、背景与时间的相互关系，一页页地细读细想、考证下去，足足可以扩充而成为一部堂堂皇皇的、描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风格的最迷人的图书。那么，相较之下，本文只是一个小小的引言了。

注　释

[1].傅斯年《殷历谱》序言。

[2].抗战时，民国二十八年，中研院史语所为避日军轰炸，在所长傅斯年带领下，从南京辗转数千里而至昆明，日军复炸昆明，乃迁至郊区之龙头村。暂居旧庙中，稍事喘息，便盖小平房数间，而董府人口众多，分得三间。傅斯年为勉励董作宾先生之学术功业，乃以后汉张衡之字平字为此居停处斋名。此即为“平庐”之名由来。后来数十年，无论迁居何处，董作宾先生都以“平庐老人”自号。

[3].自龙头村居停之后，又搬迁至四川直至抗战胜利。此即为四川之居停处。史语所搬迁至此，乃因所长傅斯年为了不再受日本轰炸之威胁，坚持要找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方，李庄位于长江上游南溪县李庄镇栗峰村板栗坳梯田旁。的确是个地图上没有的一个地方。

[4].见图、图。

[5].东巴，为云南丽江纳西族，昔称么些人。东巴，为法师之意，必需精通么些经典。

[6].李锺祥，为前清秀才，考古人类学家李济之父。抗战时，李董两家日夕相处，同食同居。李济自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以优异之成绩，考取留美，并获得哥大博士学位，卓有声望，其父乃自号“博父”，博士之父也，足可见以子之成就为荣的心情。人　物孙宋之间的爱情波折张耀杰

1960年前后，同盟会元老邓家彦接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王聿均采访时回忆，当年曾经有人询问，孙中山回答说：[1]第一是革命，第二是女性。返观历史，在孙中山所喜爱、所追求的所有女性中间，年轻貌美、性情温柔的宋庆龄，才是他一生的最爱。去世之后被中华民国奉为“国父”的孙中山，与再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之间的婚恋传奇，堪称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佳话美谈。“世之隐君子”宋嘉树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3日，他与唐绍仪、胡汉民、于右任等人，一同乘坐专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下榻于三马路客利旅馆。随后，他与儿子孙科、女儿孙娫、孙婉，应邀前往老友宋嘉树家里叙旧，并且在宋宅留宿。

据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考证，孙中山在当天写给李晓生的书信中介绍说：“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2]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此信录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2页时，被错误地认定为写于1912年4月17日。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谈到宋嘉树的姓名。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共同主办的《党的文献》双月刊，于1994年第5期发表宋庆龄写于1981年的遗作《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其中介绍说：

美国的一些书中讲到我父亲宋嘉树在八岁的时候就和美国的一个叫琼斯的船长交上了朋友。琼斯每年都到海南岛来买椰子干，虽然我父亲和他在语言上交谈有困难，但他们还是成了好朋友。那时，我父亲有个叔叔在美国的波士顿开一家杂货店，他常常给家里的人写信报告异乡的生活情况，读来很有兴致。这些信燃起了我父亲心中的幻想，他请求琼斯把他带到美国去，琼斯船长虽然很喜欢我父亲，但这个要求却使他很为难。等到船即将启航，琼斯想和我父亲告别说声再见，但却没有看见我父亲。几个小时之后，船已航行在海洋上，琼斯出乎意料地发现父亲就睡在他的舱位下面。

就这样，父亲跟着琼斯船长到了波士顿，又被带到他叔父开的中国杂货店。过了些时候，琼斯船长带着父亲去见北加罗来纳州的杜克斯先生，他是位百万富翁，对这位中国少年很感兴趣。后来，我父亲就被送往该州的达勒姆上学，后又被送到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父亲不愿意继承叔父的杂货店生意，他想回国。最后，他找学校当局帮忙，正好学校所在地的教会很希望有人去中国传教，因此父亲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回到了上海。

查勘比对相关的文献资料，宋庆龄的晚年回忆并不十分准确。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宋嘉树，原名韩教准，号耀如，早年出生于海南岛文昌县。1878年前后过继给婶婶宋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开设茶丝商店的弟弟，从此改姓为宋。他随养父来到美国波士顿后，曾在一艘轮船上充当仆役。1880年11月在威明顿第五街监理会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取教名为查理·琼斯·宋（Charlie Jones Soong）。在教会资助下，他于1881年4月入圣三一学院学习神学。次年秋转入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范德比尔特大学。1885年5月毕业后，被北卡罗来纳州监理会派回中国，听候中国布道区教长林乐知调遣。1886年1月，宋耀如任昆山监理会传道牧师，在此期间与教友和留美同学牛尚周、温秉忠建立联系。牛尚周、温秉忠分别与倪家的大女儿倪桂清、小女儿倪桂姝结为夫妻，宋耀如也于1887年夏天与倪家二女儿、十八岁的倪桂珍结为夫妻。

倪桂珍是浙江余姚陆埠镇人，生于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父母都是虔诚的圣公会教徒，她的母亲是明末大学士、《农政全书》编著者徐光启的后代。徐光启是在利玛窦影响下最早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之一。倪桂珍自幼在上海接受西式教育，学业出众，喜爱弹钢琴，当时是中国第一豪富盛宣怀家的高级保姆，同时是圣公会培文女校的兼职教员。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宋耀如于1888年开始参与由盛宣怀主管的淞汉铁路事务，1890年2月在上海英租界山东路开设主要印制圣经的华美印书馆。1892年，他辞去教会职务专门经营工商业，成为上海第一个进口外国机械的代理商。

关于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回忆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此后，父亲在他住宅的地下室里设了一个印刷厂，印刷宗教书，也印刷宣传革命的秘密小册子。那时我们年纪都小，记得父母当时告诉我们切不可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也禁止我们拿宣传革命的小册子。父亲后来还在经济上帮助过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

而在事实上，孙中山第一次入境美国旧金山的时间是1896年，他最初并不是在美国与宋嘉树相识的，而是由曾任上海电报局译报员的同乡好友陆皓东介绍，于1894年春夏之间在上海认识的。孙中山所说的“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指的是陆皓东当年陪同他前往天津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寻求晋见门径时，与同为基督徒的宋嘉树密切交往的情境。李鸿章的亲信、时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正是孙中山想通过宋嘉树等人进行疏通的一个重要关节。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坠入爱河

1912年4月6日，孙中山一行至江南制造局考察并且赴哈同花园出席统一党欢迎会，二十三岁的宋霭龄正式以英文秘书的名义陪同前往。4月7日，孙中山应中华民国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邀请，在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廖仲恺、朱卓文、孙科、孙娫、孙婉、宋霭龄、宋子文等人陪同下，乘海军联鲸号军舰前往武汉。当时的许多珍贵照片，都是由十八岁的宋子文负责拍摄的。4月14日，孙中山一行返回上海，当天晚上依然偕孙科、孙娫、孙婉入住宋嘉树家中。“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一次流亡海外。1913年8月18日，他在国民党人丁怀瑾（石僧），以及日本友人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的协助下秘密抵达东京，由头山满出面安排居住在邻居海妻猪勇彦家里，以头山满家为通讯联络地址，并且由日本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安川电机的创业者安川敬一郎，每月提供一万日元的生活费用。同年8月29日，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学院获得文学士学位的宋庆龄，抵达日本横滨与宋耀如、倪桂珍夫妇及宋霭龄会合，并于9月16日随同宋霭龄第一次拜访孙中山。

当年的日本外务省密探，对孙中山的活动进行了全程监视，据此整理出版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了孙中山与宋庆龄从相识相恋到曲折结婚的全过程。起初，宋庆龄总是与宋霭龄一起去见孙中山，然后再一起离去。1914年5月24日，宋庆龄第一次单独访问孙中山。从6月起，她单独前往的次数越来越多，仅当月被记录在案的就多达十次。同年9月，二十五岁的宋霭龄与三十四岁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在横滨结婚，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一职逐渐由二十一岁的宋庆龄取而代之。为四十八岁的孙中山表现出来的超凡魅力所吸引，年轻美丽的宋庆龄很快便坠入爱河。

关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宋庆龄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颇为含蓄地回忆说：“在我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各项革命工作的日子里，他让我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我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的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先生和夫人。头山满先生的别墅很大，四周筑有围墙，里面有一座非常美丽的花园。记得那座别墅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先生逃脱袁世凯魔掌东渡日本后就住在这座别墅里，大约有一年时间，许多从中国各省来的同志们在这里与孙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准备在国内再举行一次起义。我在美国读完大学以后，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我父亲打来急电召我去日本见他。我到日本后和父母住在横滨，每天去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经常由我父亲陪去，他那时的任务是帮助孙先生为党筹集革命经费。”

相比之下，出走海外的一些历史老人的相关回忆，就表现得更加坦率。同盟会元老邓家彦，于“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英租界当局判处六个月监禁，出狱后被孙中山派人接到日本。当时孙中山正在另行组建必须宣誓效忠并且加盖指印的中华革命党，遭到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元老派的强烈反对。邓家彦受孙中山委托出面调解，“好像媒婆一般，两边说合”。有一天，他陪同胡汉民（展堂）拜访孙中山，“两人相谈甚欢，总理忽问汉民近做何事。汉民答以正攻习英语，总理笑谓汉民曰：‘余可介绍汝一位好老师。’原来即宋庆龄[3]也”。

邓家彦的夫人谢兰馨，关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曲折另有介绍：“宋庆龄于民国二年在东京与总理邂逅，总理屡向之求婚，彼则坚持总理为基督教徒，不得多妻，必先与卢氏离婚，方得正式议婚。总理不得已，乃遣朱执信携款二万元赴粤，迎卢氏来日本，卒签字于[4]离婚证书，而后庆龄方与总理正式结婚。此事颇遭党人之反对。”

与广东同乡伍廷芳、孙中山、宋嘉树及其家族关系密切的著名外交家傅秉常，在口述实录中回忆说：“庆龄先已订婚于荣君（其中文名字之英译字首M.B.，忘其中文名字），因与中山相恋，乃向荣氏退婚。中山先生与庆龄在日本结婚之先，部属反对甚烈。推陈其美、许崇智两人往劝中山先生，为中山先生所拒斥，谓：‘吾须正式结婚，不能如汝等之嫖娼宿妓，不检细行。’许等退而复请洁身自好之胡展堂、廖仲恺两人往谒，复为中山先生所拒，谓：‘吾无二位之好福气，得贤慧夫人到处相随。’两人又词穷而退。此为展堂等于事后语余者。据云，中山先生曾获卢夫人之赞同，乃与宋庆龄在日缔婚。粤俗原不[5]禁平妻，庆龄后且与卢夫人相见，卢亦颇谅解。”

相对于党内亲信以及长期两地分居的原配妻子卢慕贞，坠入爱河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必须加以克服的最大障碍，是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关系已经被党内亲信纷纷反对的情况下，住在横滨的宋嘉树、倪桂珍夫妇却一所无知。对于热恋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来说，短暂的分离也许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短暂分离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宣布就任总理之职。为了推动革命事业，他于8月14日致信1911年11月在伦敦认识的美国商人戴德律，希望美国有影响力的资本家，“能贷款至少一千万美元作初步战争费用，以为取得特许权的条件”。11月20日，孙中山又在写给戴德律的信中解释说，“因为我的英文秘书目前不在此地，而近几个月来我又十分忙碌”，所以对许多来信“未能及时一一作复”。

12月25日，孙中山在致戴德律信中再次表示：“目前我身边没有英文秘书。我先前的两位女秘书，是两姐妹，姐姐宋霭龄女士刚结婚，妹妹宋庆龄女士最近已回上海。所以，我不得不亲自用英文写信。”与此同时，他要求戴德律明确答复能不能立即筹款，“以便我为明年[6]的行动拟定计划”。

孙中山筹款运作的行动计划，主要指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同时也不排除对于宋庆龄的追求。这一点在朱卓文的汇报信件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据杨天石《宋嘉树与孙中山、宋庆龄的婚姻——读宋嘉树复孙中山英文函》一文介绍，在久保田文次教授所编《萱野长知·孙文关系史料集》中，收录有朱卓文从上海写给孙中山的两封书信。

其一为1915年2月2日的信件，其中写道：“廿九日抵沪，卅一日始与宋小姐相晤。据云他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至筹办地方一所以为他办事之用，他云此事他甚赞，惟须待数日，思一善法以避他母之疑眼云。刻下弟已将付［附］近一房陈设妥当，任他可（何）时均可到彼处办事矣。”

其二为同年2月4日的信件，其中写道：“刻下弟在隔邻布置一房，以为宋小姐办事处。现他订于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此后有函件与他，照前日之住址便可直接收到矣。至先生之书已在通运搬回，惟零星四散，前之书箱已由彼等拍卖，一无所存，殊为可惜。现弟再购数书箱重行编好，置于宋小姐办事之房。此房颇为清净，谅当[7]合他之意。”

宋庆龄的“极愿效力党事，且急盼党事之成”，足以证明她对于孙中山的用情专一，以及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维护。比宋庆龄年长二十七岁的孙中山，当时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证明。他对于这桩婚恋，显得有些不够自信，以至于在1914年12月31日写给不久前丧夫的咸马里夫人的书信中，请求对方在宋氏姐妹离开日本期间，从美国前来提供协助。为了追求宋庆龄，他在欠缺革命经费的情况下不惜代价，专门派遣铁杆亲信朱卓文及其女儿朱慕菲即慕菲雅（Muphia）在上海租赁“办事之房”，以邀请宋庆龄教授英文就近联络、穿针引线。

朱卓文，原名超，又名式武，1875年出生于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包括今天的珠海市、斗门县大部，以及番禺县的一部分）张家边区西桠村，比孙中山小九岁。他少年时期在家乡一边读私塾，一边练武术，他的父亲朱永康先后为他请过几个武术教头。1896年，朱卓文与比他小两岁的堂弟朱会文前往美国旧金山打工创业，随后加入由来自广东省台山县四九镇圾潭乡东头村的洪帮大佬黄三德主持的旧金山洪门致公堂。1910年2月10日，洪门大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第三次抵达旧金山，朱卓文随后加入同盟会并且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左右。1912年3月，朱卓文继缪思敬、应夔丞之后，担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庶务长，是孙中山身边仅次于秘书长胡汉民的铁杆亲信。在《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中，宋庆龄对于朱卓文父女有专门介绍：

1914年，我母亲健康情况不佳，要我陪她回上海看医生并服用对她有益的中药。……1915年10月，朱卓文同志（Jackman Chu）带着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慕菲雅来看我，他给我看孙中山先生打的一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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