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跃,马骥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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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城轶事试读：
祝福成都(代序)甄先尧
马骥、王跃是读者喜爱的成都作家，也是我的朋友。近年来，他们一直致力于方言写作，收获颇丰。前者人称“马哥子”、“社会活动家”、“资格的巴蜀笑星经纪人”，此言不虚，成都人家喻户晓的哈儿师长刘德一、散打评书李伯清以及谐剧掌门沈伐等就曾恭请马骥经纪，作为千里马和伯乐，笑星不常有，而马骥也不常有。王跃则自嘲“有张乌鸦嘴”，隔三差五就要溜进文坛，发几句杂音，整出几本让人捧腹的休闲著作，尽显草根作家的本色。
前些年，提起“王跃”这个名字，大多数人不能和现实生活中的王跃对上号，但一提起“老茶客”和“小茶客”，知道的人顿时就多了起来。可以说，王跃这个名字早已被他笔下那诙谐幽默、麻辣鲜活、谙于世事、令人忍俊不禁的老茶客和小茶客完全取而代之了——老茶客、小茶客即王跃，王跃即老茶客、小茶客。但又想，这其实乃是一个作家梦寐以求的幸事：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人们记住了作家笔下的人物，并将作者与书中的主人公画上了等号。曾几何时，一本《老茶客闲话》、一本《小茶客妙语》，曾在成都书刊市场一展身姿。
这两部书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王跃的信心，他甚至在媒体面前声称自己“50岁时要出版50种书”。这无疑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不当“一本书作家”，而要著作等身。如此把自己祼露在公众面前，如此像一位斗士一样把自己逼上绝境，让自己毫无退路，这正是王跃的性格。既然夸下海口，就要付诸行动，尔后，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那情景有如母鸡下蛋。人们不再关心王跃，就像吃鸡蛋的人不一定非要关心母鸡，但却一定要关心鸡蛋的品质。当《成都批判》这枚“鸡蛋”摆放在读者的餐桌上，有人立刻从中嗅出了异味，于是紧锁眉头、唾沫四溅……其实，当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品尝《成都批判》这枚“鸡蛋”，会发现本土作家王跃对成都这座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其实是情之深、爱之切，字里行间，其拳拳之心殷殷可鉴。
与王跃相比，马骥要幸运得多，从《散打笑星——抽底火》到《李伯清夜话》，从《巴蜀笑星档案》到《成都散打》《老茶馆笑话》……一路写下来，赞誉鹊起，并且从未惹出什么麻烦。不惹麻烦，让马骥看上去心安理得，并由此从容应对生活，一如既往地、自由自在地散打生活。马骥做事情总是并非刻意，结果都是水到渠成。平日里，他言语风趣收放自如，朋友们聚在他的身边如坐春风里，饮茶吃饭之间，各人都能喝到一碗适合自己的心灵鸡汤。
如今，马骥、王跃早已人到中年，哥俩趣味相投，在与雷文景三人合作出版了《成都百年百人》之后，二人再度联手推出《少城轶事》一书。成都是一座风情绝佳的城市，这座“世界尽头的大城市”(维克多·谢阁兰语)，自张仪筑城竣工之后，便雅称“龟城”，其历史之悠久，人文积淀之丰厚，在西南地区首屈一指。面对这样气质独异的城市，二人此次不再喜笑怒骂，不再闲云野鹤，不再像从前一样仅仅将自己的目光投向老茶客、小茶客这样的个体生命，他们要触摸这个城市的肌肤，感受这个城市的体温，并向我们细数这个城市的流年与星辰。他们像两位潜水员，更像两只大乌龟，深入龟城的底部，钩沉打捞成都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底蕴: 街道，桥梁，河流，公馆，饭店，寺院，商铺，吊脚楼，甚至一段老城墙……让我们在感叹中流连，在遗憾中珍惜，并由此更深沉地热爱成都这座谜一样充满无穷魅力的城市！
感谢《少城轶事》带给我们许多温暖的记忆！
祝福成都！祝福像马骥、王跃一样热爱这座城市的公民们！
是为序！宽窄巷子百年生活追忆
成都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总少不了一些能够承载这座千年古城历史文化记忆的古老街区。如今成都城内的文化盆景已经不多，武侯祠、杜甫草堂和华西坝并称为成都的三大文化名片；宽窄巷子、大慈寺、文殊院则并称为成都的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其中，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的地位更加明显，被称为成都第一会客厅。其实不管是文殊坊还是锦里，或者是琴台路还是耍都，也不论是大慈寺片区还是改造后的宽窄巷子都与古老的成都生活相去甚远。在这些仿古建筑街上，这里的房子是新修的，街道是商业化的，红男绿女们享受的是自由惬意的快感，连老茶客们光顾的茶馆也被酒吧、夜店、甜品屋、婚场、咖啡座、特色餐饮(其实就是洋快餐)、动感地带、网吧和水吧、卡拉OK厅、游戏厅等取代。成都人的休闲日子、慢节奏、老龙门阵和田园牧歌生活已荡然无存，被所谓的“新生活”代替，所以这篇文章叫做“宽窄巷子百年生活追忆”，那些美好的时光已成历史记忆的碎片，只有靠一些追忆来拼凑。对于旧城的改造，丽江的老城、阳朔的老街、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前门和成都的宽窄巷子，似乎走的是同一条路线，一味地商业打造以吸引旅游者。其实这是对本土文化的绝对否定，在那种热闹的背后人们已远离了成都生活方式的本质，那么原来的宽窄巷子是怎样的呢？
宽窄巷子一直代表的是成都的市井生活、街坊生活和民间生活。它本来是成都遗留下来的成规模的两条清朝古街。它处于闹市之中长顺街和同仁路之间，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组成。这组街区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是成都33条清朝兵丁街巷中仅存的几条。成都在秦代就形成了大城和少城的格局，这种格局在隋唐时期曾繁盛过。明末清初成都老城毁于战火，主要是张献忠剿四川之后成都成了一座空城，近当代意义上的成都城是清初重建的，是一座小城，穿城(直径)也才九里三。康熙五十七年，千余清兵永留成都并修筑满族人聚居的少城。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是由三条平行排列的老式街道及其间的四合院、门洞和平房组成。这里幽静而又古朴，每个院落中都有大树遮阴，院墙上爬满攀藤植物。这里虽是旗人的聚居地，但其建筑特征却是北方的四合院的格局，纵横的小巷也类似于北京的胡同，但它又是川西民居的改良版，不完全等同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又不相似于成都别的区域的建筑风格。真正的川西民居是吊脚楼、风火墙、堂屋、耳房的格局，而四合院则是三面环墙，设三道门。大门是显赫的门洞，它的两旁有红沙石嵌凿而成的拴马桩。有实力的主人还在门旁立有石狮子作为镇门之宝。大门上有门神的画像。宅门旁还有便门，专供清除粪水的人进出。二道门只是喜庆大事时开启，平时只走两侧屏门。讲究的人家在大门外还建有照壁以遮挡外人的视线。宽窄巷子中的院落因主人的身份不同虽有不同的格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每一个院落都大门紧闭，院墙高耸，路人很难窥视里面的情形。这种布局和建筑风格不仅是老成都千年少城格局和百年原真建筑风貌的最后遗存，亦是北方胡同建筑在中国西南大山深处的川西平原上的孤本。四面环山的川西平原十分封闭，这不仅在地理环境因素上如此，体现在建筑风格上亦如此。但在这里的人似乎是盘踞蛰伏在蛛网状的街巷中的某处院落里，有高墙将其封闭，有一道道的大门将其紧锁，然后在这样的院子中的大树下埋了无数的金银财宝，他这才能够心安理得地过他的安居日子，品着闲茶，摆着玄龙门阵，一杯浊酒、一碗回锅肉和一出川剧折子戏，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他也不知，院子外有盗匪剪径他也不晓，这就是一墙隔世界之说。院落里大院套小院，前庭套后庭，后庭开有第三道门——“后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后门，斑驳的门扇与陈旧的院墙已看不出差别，这后门只在战乱和偷鸡摸狗时才开启，且开启时得拂去门上的蜘蛛网，还得提防陈年的扬尘扑鼻而来呛人咽喉。在宽窄巷子上的有些院落，前门开在宽巷子上，后门则出窄巷子，两条巷子其实并无宽窄之分，只是因为宽巷子住的多为达官贵人，窄巷子住的多为贩夫走卒，显贵住的地方自然为宽，平民住的地方当然就是窄，所以宽巷子并不宽，窄巷子也并不窄。
这里写到宽窄巷子上的门，其实整个少城在门的设置上亦很考究。少城的大东门叫“迎祥门”，小东门叫“受福门”。今天的东门街是少城的大东门的所在地，小东门的所在地在祠堂街东口；小南街是少城的南门，称之为“通阜门”；北门的正式名称为“延康门”，在小北街地段；西大街为少城的西门，也是大城的西门，名为“清远门”。在这些门内的街道，包括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共同组成了少城，居住的全是旗人兵丁，由此可见当年建城造街或起屋对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在宽窄巷子中居住的旗人兵丁生活十分优裕，他们吃的是皇粮，而且清朝的规章制度十分森严，官兵一律不得擅离少城染指商业生意，靠每年在少城公园春秋两季的比武大会，按比武成绩优劣领取皇粮过日子。康熙盛世后，国势衰落，致使只会武功、栽花养鱼、斗鸡走狗的八旗子弟家道中落，春秋大会后来干脆停办，过惯了优裕生活的旗人后代不得不找一些低下的活路来干，以养家糊口，所以宽窄巷子也变得破败。从现存的45个清末民初风格的四合院来看，真正有价值的已不多，许多变成了大杂院，特别是在黄昏的夏日，游人走在古韵犹存的巷子中，每个院子都在往外飘散着呛人的炊烟，零落的街边茶馆中坐着含着叶子烟杆、留山羊胡子的老头儿，大声武气地冲着壳子，并不时呷一口已经扯白的老鹰茶。潮湿的巷子里散发着丝丝的霉味，婆婆大娘们提着菜篮子走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互相打着招呼，影子正好投在泥巴碎石的老墙上，墙上的艾蒿在风中摇曳，这便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宽窄巷子生活的写照。
殷实的人家生活则是另一番景象，以德门仁里的布局为例，这是那个时代富裕的城民生活的写真。院子不大，干净而实用。左右厢房对称，中堂宽大，楼上是主人典雅的书房，居室陈设亦很考究。后院有专门的厨房和用人房，大门旁还有类似传达室的偏房。院中花草点缀，亦有几棵大树遮阴，据说这是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场景，哪怕是放在现在也是非常生态化和舒适的。
当年类似于德门仁里的院落都分上、中、下三种规格的房子，修于清朝年间的相对要宽敞一些，修建于民国年间的就要拥挤得多。像杨森、刘文辉等军政要员都先后在此居住，据说蒋介石也曾光顾，他们看中的无疑都是这里的幽静和隐蔽，青瓦古巷，一个院子紧挨着一个院子，青砖墙、高门楼、花墙裙，没有其他街道上一家接一家店铺的嘈杂叫卖，亦没有花街柳巷的那种妖冶和欲流，更没有贫民窟的肮脏和破败，有的只是梧桐树在平原柔风中的拂动，街檐下老茶馆飘来的茶香和门洞里麻将搓动的声响。宽窄巷子的生活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慢！漫不经心地度过人生的少年时光和晚年日子，年轻时可以出川远游，去奋斗，去风风火火、热热烈烈地打拼，等有了一点积蓄，上了一点岁数再回来重温旧习。这里的院落上感天灵，下沾地气，宅中有园，园里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挂月，倒映于一潭池水，三五鱼儿绕月而行，池边二三佳人做着游戏，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亦是人们推崇宽窄巷子生活的原因。
当年的井巷子中有一座法国式的小洋楼，据说是一大户人家的私邸，后来成为教堂。成都虽然闭塞，但一百年前的洋人就已深入这处中国内陆的城市。成都的四圣祠街和华西坝都是洋房洋楼集中之处，在深僻的井巷子中也藏着一座法式建筑，而且保护得如此完好真是一大奇迹。如今，以法式洋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广场，成为井巷子的中心，人们在狭窄的街道中穿行，突然感到一些空旷，也算是一种调节。
经过改造后的宽窄巷子将成都的院落文化分成三个主题：宽巷子以闲为主，针对的是怀旧休闲的人群；窄巷子试图重温“慢”生活节奏，以精品生活为主题，吸引这一类的客群；井巷子追求的是成都人的新生活，是宽窄巷子的现代界面。但是，如今的成都本地人已经很少再走进这几条街巷，那种街边茶馆一元钱一杯的三花茶早已不复存在，老树下的树影也不再斑驳，更没有老花猫懒懒地盘在你的脚下打盹儿，鸟笼子也不再挂在梧桐树下，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确实有女孩在绣着蜀锦，晚上还有皮影戏在表演，木偶戏的夜场也在开演，还请来了书法家在即兴手书，可惜这些全是作秀，是演给旅游者看的。成都人不看这些演出，更不会走进精品酒店去开洋荤，去休闲馆、企业文化会所享受SPA，去咖啡夜店泡几十元上百元一杯的咖啡，去欧式酒吧喝那种色素加香精的红酒，吃得满嘴红色走出来对人说我们在过老式的旧生活？！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成都人只能在掌故中追忆逝去的老时光，古风不再，犹有旧情。东大街的繁华之梦
一、前店后厂
成都最早的繁华并不在春熙路，而是在东大街。那时东门的水码头还在，进出城可以乘船，那时的码头很大，很繁华。有很高的石梯，贩夫走卒在石梯上穿梭，有客栈和堆场，当时水东门、九眼桥、水津街和青石桥都是著名的码头所在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东大街都是成都的商业第一街。这种情况甚至可以追溯到宋代，至宋元以来，一直到明清，东大街一直都是成都的繁华所在。东门码头不仅是丝绸和茶叶的启运点，也是木材的趸场，河岸边的木材堆积如山，等待卸货、上货。在没有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年代，水运码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上好的木材，如楠木和杉木都运往江南作为建筑之用，特等的木材如红木等则运往沿海作为打造家具的原料，最次的杂木等是成都市民的日常烧火用柴，这种情形在“水津街上的柴店”一文中已有描写。东大街之所以能够成为成都的商业首街首先得益于交通状况，这里的码头直通重庆，不管是走水道还是走陆路都要从这里出城。成都的古城墙非常有气势，在成都东大街的尽头，距府河两百米远的地方，屹立着古城东大门的门楼。这门楼就是成都的东大门，明代时被人叫做“迎晖门”，意即它每天最早迎来朝晖。东大门是成都的交通要道，出陆路通龙泉驿，出水路通黄龙溪。北门通川陕大道，东门通成渝方向，皆为交通要冲。南门通的是南路各县，并指向云南，西南是川康大道，皆为经济走廊。东大街之所以为重中之重是因为它担负着长江贸易的重任。这条约一公里长的老街上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全都是做大生意的，能够在东大街上开店的人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搞不定的，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有袍哥扎场子，要不然不是因银子欠缺而被扫地出门，就是被人黑吃了还找不到庙门。
在东大街上开得最多的是绸缎庄，成都本来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蜀绣的产地，中国西南，包括云、贵、川、康等地的商人都要聚集成都，到东大街来办货；还有茶叶商行，这也是东大街上数一数二的店家，茶马古道同样是把成都作为起点，从这里一直通往身毒(印度)、波斯(伊朗)，到达西方。随之而来的是开金银首饰的店铺，成都的阔少贵妇谁没有几样贵金属的细软，有钱人一多，就养活了许多金银首饰店。卖布匹的生意也很红火，这里的布匹不仅销往陕地，还要销往东南亚。开皮货庄的老板做的是大生意，皮货一来就要压大笔资金，货源来自四川周边各省，靠马帮运货。马帮进城阵势浩大，吸引着逛街的城民，最受益的就是那些小叫花子，一个个拎着筐子在马匹身后捡马屎，因马屎不能当街抛撒，拉出来不赶紧捡走是要被罚款的，所以叫花子们捡了马屎就要去马帮头儿那儿邀功请赏，得几个小钱去买烤红苕，专拈软和透心的，吃得龇牙咧嘴，一天的生活也就这样打发了。
东大街亦是川纸字号的集中地，当年最著名的纸厂是“嘉乐”纸厂，成都的店铺以卖嘉乐纸而自豪。
买家问：“是不是乐山来的货？”
卖家答：“正宗。”
于是买卖就成交，因为一提到乐山的嘉乐纸买家就放心。宣纸则产在夹江，夹江的宣纸不仅在四川出名，在江南亦有名气。苏、广等地的客商带着那里的特产，乘船沿长江上行，到达重庆；下泸州，到达宜宾，进入岷江水道，从乐山上行至成都东门码头或九眼桥码头，将货品出尽，再运上成都的绸缎、茶叶、皮货、纸张等顺水而下，从长江头一直航行到长江尾的扬州一带，这就是著名的长江贸易。成都自古以来就是长江贸易的起点，成都的东大街和后来的春熙路则可以称之为长江贸易街。四川周围各省的客商都要来“赶东大街”，把成都的东门人气提得很旺。站在东城门上向城里打望，从下东大街、西东大街，还有城守东大街、上东大街，约一公里的范围内，上百间的铺子一字排开，那阵势很是宏大。
城守东大街是东大街的一部分，东大街是成都一条很长的街道，所以分为上下东大街，以城守二字命名的城守东大街是因城守游击署设此的原因。城守是任务，游击是官阶，就是以游击来负责城防守卫任务的意思。
每天清晨，天才麻麻亮，各家各户的伙计就已经打开店铺，打扫厅堂，特别是要擦亮土漆黑底的金字招牌。招牌一天要擦三遍，一遍都不能少。让招牌蒙灰是件很不吉利的事。只要老板发现招牌没有擦干净，店小二就要倒霉。店小二要在招牌前罚跪，这是那个时代的潜规则。
账房先生这时也都支起算盘，摊开了账簿准备纳客。第一批客人大多是成都附近各县的粮户、土老坎、地主和小商贩，他们头一天就进了城在小客栈里歇脚，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货办好要赶回去。外埠的大客商要到中午时分才会出现，他们身后跟着挑夫，码头上的货船也都订好，这才慢悠悠地一家家看货、选货。当年成都的街道都十分狭窄，有些巷子仅容一辆黄包车通行，稍宽的街道才能走马车，所以叫做“马路”。但东大街的街道十分宽敞，并排抬四辆宽轿子也可以通行无阻。别的街道都显得破败，房子是木质的吊脚楼，路面铺的是青石板，被碾过一道道车辙。东大街的路面铺的是上好的红沙石板，军阀杨森督理成都时又拓宽了东大街街面，把石板路面变成了碎石路，使得东大街更适宜开店设铺做生意，还可以通行汽车。当年的成都并不是所有的街道都可以通行汽车，许多巷子是死路，路又窄，汽车开进去谨防开不出来，连头也掉不开。
东大街的建筑在成都也是首屈一指的气派，高屋建筑，门板和窗框是雕花土漆的上好木料，大多是前店后厂，或前店后宅。后面的宅子里住着富商，前面的铺子做着生意，后面的门洞里正打着麻将或开着流水席，殷实的人家还有堂会，唱着成都人最爱看的川剧《归正楼》，当时的名丑周企何把剧中人物邱元顺演得惟妙惟肖，将一个嗜赌如命的赌鬼把家财赌尽，最后把自己的老婆也输出去的故事演得活灵活现。
当年在东大街上开店的富豪大多来自成都周边各县，他们发了一点财就跑到成都来经商，但许多人嗜赌如命，在前店赚的钱又在后宅里输得精光，最后被人扫地出门，惨死在成都街头。东大街上很有一些叫花子都曾是街上的商贾大户，最后沦落街头成为“伸手大将军”。那些阔太太教育子女时就要指着这种叫花子说：“千万不要学他，败家子，这就是下场。”
子女们就诺诺连声，算是受到了警戒。
二、移民文化和公馆家宴
在成都现代化的进程中损失最大的就是拆除了东大街上那些气派的门楼、门洞和公馆，这些都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可宝贵的文化符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大街上的公馆中非常流行公馆家宴，寓公和商人们借公馆家宴互相攀比和夸富，于是公馆菜在成都十分流行。川菜中的精品不在小吃和家常菜，在于秘不传人的私家拿手名菜。
移民文化是对固有文化的冲击，更是补充和融合。成都的移民来自不同的地域，自然就有不同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习性。成都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北边的川陕之路和东边的长江之路。这两路人的入川对四川人的口味的影响颇大。沿江而上的人来自湖北的麻城，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一路。川菜重辣，其实是湖北人习惯的嫁接；川菜中有许多菜要放糖，这其实是受广东人口味的影响。北边陕民的入川和北方人的南下带来了繁多的面食制作方法，同本地的饮食习性一综合就成了特色小吃。成都的名小吃中最成功、数量最多的就是面食。什么担担面、渣渣面、金钩包子、钟水饺、龙抄手、椒盐锅盔、赖汤圆、三合泥……花样之多、手法之奇、制作之精、口味之杂、内容之妙堪称川味中的经典。
成都人的嘴巴可不是容易打发的，他们用嘴品茶，用嘴摆着闲龙门阵，用嘴唱着川剧，嘴是成都人最不空闲的器官。大节大吃，小节小吃，无节也要吃。“吃”是成都人的一种活法和享受，一种交友手段和商业拉拢的伎俩，一种心理调节剂和一味迷幻药。成都人一天不吃肉就喊痨得慌，三天不吃回锅肉走路时连脚都是软的。回锅肉和泡菜是成都人永远的情结。
成都人其实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靠回锅肉和泡菜获得凝聚力，靠成都话获得认同感，靠茶馆获得群居法则，这几样东西又都要通过嘴巴来发扬光大。回到东大街上来，当年的那些深宅大院里天天都在办酒席，各种公馆名菜纷纷登场。
这一天早晨，成都最有名的绸缎店老板赖老大就把酒席的原料准备停当了。赖老大既不是湖广移民，亦非陕民，而是从云南方向入川的南诏人，祖祖辈辈都做绸缎生意，将蜀地的丝绸沿川南险要的五尺道贩往南诏，再从南诏贩往东南亚和南亚。这是最经典的南方丝绸之路路线。到了赖老大这一辈干脆移民成都开起东大街上最大的丝绸庄。这一天赖老大办酒席就是为了招待云南帮的生意人，他家的酒席不同于其他人家的口味，自然带有很浓的云南大理特色。最讲究的就是那头猪，瘦长、长嘴筒、立耳朵、短腿，这是产自南诏一带的大理猪，同川猪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喝的酒也是类似于醪糟的一种米酒，而非劲头很大的川酒。赖老大在席间将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各位商友，从此，他的这个儿子就将从成都出发，带上自己的马帮深入云南去贩货，等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后再回到成都来继承赖老大的产业。当年成都的许多生意人都是如此这般下江南或北上川陕去做生意，并期望最终能在成都的东大街上开一家堂皇的店铺开创自己的产业，然后传给儿孙。可惜无数的新店开了张，无数的老店又歇了业。但不管是兴盛还是衰落都离不得开张宴和散伙席，这就给那些厨子搭建了舞台，让他们在各种宴席上大显身手，并最终将川菜打造成一个庞大的，并享誉世界的体系。这种情形，川籍著名的作家李劼人在他的名著《死水微澜》和《大波》中做过精彩的描述。
三、正月的灯会
每年到了正月就是东大街一年中最热闹的灯会时节，成都的灯会始于东大街，这在李劼人的小说中有过详细的描述。后来因东大街的衰落才将灯会迁往青羊宫，再后来又迁到今天与青羊宫一墙之隔的文化公园。当年之所以要在东大街办正月灯会，一来是因为到了年关各大商户已经挣得盆满钵满，要显示一下实力，也是为了喜庆一下为来年的生意兴旺做一个铺垫；二来是因为在街道狭窄的成都也只有东大街的宽敞能够接纳拥挤的观灯人流，也只有东大街上的殷实商号有钱把灯饰做得张扬而又精致。当年的成都还没有修建劝业场，商人大都是以街为市，而东大街上的商号又最为集中，那些腰缠万贯的生意人为了招揽生意，图个大吉大利，愿意掏钱打广告。
说到以街为市，成都尤其典型。譬如卖肥猪的叫肥猪市，卖骡马的叫骡马市，贩盐的叫盐市口，以此类推，商人和贩子都直奔主题，不至于贩猪的跑到卖马的地盘上去乱窜，耽误了生意。这种情况因劝业场的修建才得到改变，劝业场里货品应有尽有，这就大大地方便了云、贵、川、康的客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今天，譬如荷花池的大卖场，不仅国内的货物堆积如山，连世界各国的产品也面面俱到，那种草市街上尽是服装店，东大街上尽是灯具店的情形越来越淡化。
回到当年的东大街灯会上，正月时分每家每户都比赛着挂起了灯笼，那时并没有电灯，所以灯笼用的全是蜡烛或煤油之类的火灯，还有清油灯、猪油灯等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这就更有意思。
除了灯饰之外还有牌坊和绸饰(丝绸做的各种装饰品)，亦有舞龙灯的，耍狮子灯的，吹吹打打玩弄各种乐器的，甚至还请来过印度的耍蛇艺人，着实让成都人开了眼界。川剧艺人还要表演吐火和变脸，十字路口有表演川剧滚灯的，类似于杂技的各种小玩意儿也要出来显摆，吸引得成都城里的市民和城外的乡民蜂拥而至。幺倌儿扎着花辫子，太太、小姐也都把绸质的旗袍穿戴整齐，配上绣花鞋，脸上打了粉，搽上胭脂，苏苏气气地出来观灯。最扯眼的是那些土粮户和小乡绅，梳着王保长式的分分头，头发上抹了清油，油光可见，穿的是丝绸的马褂，脚蹬圆口布鞋，嘴巴里包着金牙，随时把牙口露出来洋盘，手上还牵着临时雇来的“扬州小姐”给自己撑台面。扬州小姐都分了档次和等级，极品的台柱陪着逛一逛街也要收两块大洋，当时一块大洋就可以买一石米，够穷人家很久的嚼头。最孬的幺妹儿也要收两串铜钱，但土粮户们乐此不疲。这些土粮户最是成都人的笑柄，东大街上的灯会之所以如此热闹，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为了来看这些活宝器的展览。打扮得更可笑的是那些乡下的“土鸡”，这些人大多是地主婆或土粮户的家眷，她们长得本就疙疙瘩瘩的，装束又很古老，嘴巴涂得跟吃过人血馒头似的，头上还顶着大盘髻，衣裳很宽大，花花绿绿，龙衣裹袖，一来一大帮，操着成都附近县份上的口音，在灯会上很是拉风。
其实，在正月里挂灯笼并不限于东大街，成都其他区域的百姓也都有挂灯笼的习俗，家家如此，以求来年财源旺盛和健康平安。只是东大街上的各大商号实力更强，才有钱把灯笼做得精美，非普通百姓的纸灯笼那么简单。纸灯笼点久了容易起火，特别是有风的夜晚，风一吹，这家的纸灯笼被点燃了，那家的纸灯笼又被吹得飞上了天。小街小巷大多是棚户区，很怕火，就有专门守灯的人从各家各户的水缸里舀水灭火。东大街上的灯笼失火的就少，因为灯罩采用的是玻璃。
到了正月初一，成都东大街的灯会就进入高潮，这一晚吃过年夜饭的成都人不仅要来逛灯会，还要来看烟花爆竹。商户、商号在这天晚上都要比赛谁家放的鞭炮、花炮多。那一夜人们都在守岁，过了午夜还要吃汤圆，所以鞭炮彻夜燃放。老年的成都人回忆起当年的年夜都感叹不已，其中最可回忆的就是“闹热”。现今的年夜不仅缺少了观灯的内容，城区内亦不准燃放鞭炮，加上儿女们天各一方，许多人不能回家团聚，就更让人追忆当年的盛况。
东大街因是出城的必经之道，又是成都最繁华的所在，所以成都人红白喜事都要从这条街过一过。当年川军出川抗战就是出东门而去，成都百姓就在东大街沿街相送。成都的食客、茶客也都爱在东大街的酒肆茶楼聚聚，喝点闲茶，咂点小酒，这就是当年中国西部内陆成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四、赌博成风
前面提到东大街上开满了各种商号，商铺后面不是厂房就是深宅大院，这些大院里除了日日笙歌达旦和流水席不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开赌局。许多商人无心经商，嗜赌如命，把家财赌光，甚至要把老婆、娃儿也当成赌资压上赌桌。东大街上曾有一个王大胖子，号称王半街，半条东大街的铺子都是他的，娶过五房姨太太，一个个如花似玉。王大胖子50岁那年突然迷上赌博，开始玩的是麻将，后来玩起了压登登宝，再后来连压登登宝也过不了瘾，干脆玩起了摆片，只半年工夫就把半条街的商铺输光，最后把五个姨太太全部输给了别人，在东大街上当叫花子。有一年正月初一大早上被人发现死在东大街街头，年都过完了也没人来收尸，人们见了都要绕道走，怕沾了晦气，一直过了大年十五才有善人用破草席裹了王大胖子的尸体甩出城外。这真是人生无常，三穷三富不到老。
每年春节，商人们都要过节歇业，一般是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这期间满街都是推牌九的、掷骰子的、打麻将的、压登登宝的，还有玩纸牌的等等。一般都是通宵恶战，商人们用麻袋装了票子，或用银箱装满银圆前来参赌，赌场上抓拿骗吃，黑吃黑，估吃霸赊，输得裤子都脱给别人立即沦为讨口子的不在话下。赌场上有赌场上的规矩，开赌场的大多有袍哥当后台，想耍赖的自然有袍哥大爷请你吃“讲茶”。约到一家茶馆去自己罚自己下矮桩，倘使还敢不服谨防被袍哥大爷弄去“黑了”，到时候还得家人拿钱去领尸。许多银号、当铺、公司或钱庄本身就是私窝子，老板亲自坐庄，手下个个都是赌棍，连一些客户也被招徕其中，本来是提钱来赎货的，结果赌下来连血本也被别人吃了。那些赌场一般都设在铺面后头的密室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穿长衫子，着皮草的男女赌徒神不知鬼不觉地梭进去将钱掏出来，其中有金条、银圆、支票、纸币、首饰、字画，甚至文物等等，五花八门，请账房验明正身，按不同价值换成筹码。将钱换成筹码在赌场中很重要，一块筹码相当于一百元或一千元，压一万元的筹码也不过十块，比压一大堆钱方便，更重要的是这只是筹码而非真钱，赌徒不会心痛。
赌场上有按摩的、点穴的，还有扬州小姐做贴身服务的，甚至有掏耳朵的，赚了钱可以招手即来为你服务，等你养足了精神又回牌桌。当然，输得精光的就要被打手撵出去，那些小幺儿或扬州女根本不拿正眼扫你，他们盯的都是牌桌子上的大赢家，哪个一宝压端了，就有人上去又是给你捏肩又是给你捶背，洋酒、洋烟给你递上来，吃了水果还有人的手停在你嘴边替你接果核，你高兴了甩几块筹码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最小的筹码也是五十块，大的筹码有上万的，当年王半街在鼎盛时出手就有这么大方，随手就甩给小幺儿两个上万元的大筹码，那个小幺儿拿了钱第二天就盘下了东大街上的一个铺面当了跷脚老板。这在当年的东大街上是一段传奇。后来王半街当叫花子时还去找过那个小幺儿，求他施口饭吃，小幺儿却将王半街赶了出来，声称这败家子冲撞了自己的财气，还撒了一袋大米来冲晦气。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五、烟花之地
东大街并非一条街，而是一个区域，那些显赫的店铺开在东大街上，而附近的街巷除了公馆和赌场之外，在城守东大街的一条巷子里则是烟花之地。这条约百米长的巷子里全是独门独户的典型川西小院，这种小院既与北京胡同里的四合院有别，也与上海弄堂里的石库门、亭子楼不同，这些院坝被成都人叫做门洞。它们都有一个院门，门里有照壁遮挡，门里门外种有大树，外面的街巷也很窄，仅容一辆黄包车通行，甚至于两个胖子并排走过也要把路堵塞。这种小巷与东大街的宽大繁华形成反差，所以那些妓院就私藏于此。在这里做生意的除了本地女子外，大多是从扬州来的风尘女子。当年在成都的扬州客除了妓女之外，就是修脚师傅，这两种职业有名的几乎全是江南来客。扬州女子比本土的风尘女子洋气，她们全是上海滩上打头，会弹些苏杭流行的曲子，还会唱东洋的小调，这就很吊成都本地商人和土粮户的胃口。那些刚在商号里发了一点儿小财或在赌场上有了一点儿进项的财主就要背着人拐进这条巷子来，他们大多有自己熟悉的暗门子，进去逍遥完后则从巷子的另一头钻出来，回到东大街上又是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
扬州女子不仅引领着当年成都太太、小姐们的服装潮流，她们的许多做派和行为也是那个时代前卫的标志。扬州女子不似本地人爱坐黄包车或马车，她们爱骑自行车。当年成都的自行车很少，被叫做“洋马儿”，这种两个轮子转得飞快，并可以载人的东西引人好奇。最先效仿骑自行车的是成都学堂里的学生，很快自行车就流行起来。但那些古板的老人对这种玩意儿不屑一顾，因为它是扬州女子的所为。他们宁肯坐马车或黄包车，这已很洋盘了。城守东大街口子上就有马车站，有钱人专门上那里去乘车兜风，后面跟一大群叫花子，人群跟着马车一阵风似的从街上通过，惹得街边的路人驻足观望，这很让有钱人风光。
当年成都还没有公交车，抗战之后才有了木炭汽车和酒精汽车。烧木炭的汽车像是得了哮喘病，因动力不足，走走停停，上坡还要乘客下来推。酒精汽车因酒精昂贵只用做有钱人的私车，而且很少开出来。城里只有几条大街可以通行，小街小巷通马车都行不通，更不能通汽车。当年的东大街上就发生过木炭汽车碾死扬州女子的事件。这个扬州女子本来是坐车的，因车爬不上坡下车来帮忙推车，因穿的是不开叉的旗袍行动不便，走到车头时被绊了一下，谁知这时木炭汽车炭火旺盛，猛地往前一蹿就将毫无防备的扬州女子碾于车下。这件事被当年的成都小报很是渲染了一阵，使许多人知道了当年成都还有扬州女子这么一个群体。
六、中国西部的金融中心
一条街道由盛到衰或许几年，或许几十年，像成都的东大街极尽繁华，长达上千年之盛还是极少有的。成都从有春熙路之后的八十多年来，东大街逐渐让位于春熙路变成一条商业死街，所有的大商号都迁往邻近的春熙路和劝业场，一场繁华之梦在东大街上破灭。特别是东大街旁的水码头被废弃后，东大街更是一衰再衰，很少有名店能够在这条街上支撑。当成都市的市政改造兴起之后，大批的深宅大院被拆迁，许多名家后代也迁出了这处福地，使它的衰落变得更加迅速。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间东大街最接近回光返照的一瞬是在上世纪末的“灯具一条街”时期，那时街上家家都是灯具店，并以此闻名遐迩。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沉寂，成都东大街终于迎来了又一轮繁荣，它将变脸成为成都的金融大道，并力图变成中国西部的华尔街。已有包括四家五星级大酒店入驻，与已建成的香格里拉大酒店遥相呼应，地铁二号线贯穿其间。东大街上将形成银行、保险、证券、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信托、典当等类型丰富、功能完善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和资本市场结构，同时大力发展与金融服务有关的法律、评估、审计、会计、咨询策划等专业服务及信息服务，配套发展高档酒店、高端精品店、高品质休闲场所、特色餐饮等。特别要在东大街与二环路的交会之处形成成都未来的CBD新核心区。
照这种规划成都还没有哪一条街能像新东大街这样成为成都的城市核心区域。一条街上要修建如此多的商住楼、写字楼，还将修建成都最高的超高标志性建筑，入驻世界500强的大公司，这不仅对于东大街来说是历史之最，对于成都其他街道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
纽约的曼哈顿，在不超过一英里长的华尔街，因聚集了全美的大型垄断组织和金融机构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华尔街也是一个旅游点，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从世界的四面八方来此旅游，使华尔街的财富滚滚而来。日本东京的银座也是这种格局，并因此成为亚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成都的东大街面向的是向全球招商，并参照华尔街的模式进行建设，其前景非常令人期待。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城、名城和都城总是因为种种原因由盛而衰后再也不能恢复元气，成都是个特别的城市，它从建城至今两千三百多年而不衰，尽管中途发生过洪水毁城、张献忠屠城、日本飞机炸城等事件，但成都总能从一次次的沉痛中复苏过来并不断地走向繁荣。东大街的变迁真是成都沧海桑田的缩影，它曾是成都最繁华的所在，后来变成成都最衰败的象征，现在又跻身成为成都最有价值和希望的商业走廊。一条街有一条街的历史，它的掌故读来令人感慨，又回味良多。皇城和红照壁街传奇
红照壁街的得名自然是因为这里有一道巨大的赭红色照壁。古代的照壁是皇宫、官府、寺庙或大户人家大门外的一道屏障墙壁，如北京著名的九龙壁，又如成都杜甫草堂大门前的照壁和武侯祠大门前的照壁等。修照壁的目的是遮蔽路人的视线，又可以拱卫建筑物的大门，更有庇佑宅院的意思。照壁上刻有吉祥的大字供人抚摩，或者记载文字讲述这座建筑的由来历史等。成都的红照壁拱卫的是明代的蜀王府，也就是成都人说的皇城。可惜成都的皇城明远楼在“文革”中被炸毁，修建了纪念馆，今又改成科技馆，而这道威仪的照壁也在扩展人民南路时被拆毁。成都历史上许多辉煌的建筑，包括蜀王城、明清城墙、五十多个池塘、五条通航的河道和两百多座古桥及许多名刹古寺都已荡然无存。
公元1368年，朱元璋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他的儿子们纷纷被封为王，第十一子朱椿被封为蜀王，驻成都。当时朱椿年纪尚幼，是朱元璋的宠子，受封之后，仍留在南京宫中，于是派了一个姓康的太监到成都为蜀王朱椿营造宫殿。康公公奉了圣旨到达成都，大兴土木，比照着京城的建制，要造豪华的王宫。连筑城的土也要从汉中运来，而不用成都的本土，认为用本土筑城不坚固。蜀王城一修数年，花去国库大量库银，康公公自恃圣旨在手，不断索取钱财，被户部上奏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以为是康公公中饱了私囊，便敕他自尽。康公公不敢有违皇命，只得服毒而死。朱椿长大成人后从京城来到成都，见宫殿巍峨，富丽堂皇，这肯定是要耗去大量银钱的，康公公被敕致死，顶着贪污的罪名，实是冤枉。朱椿特为康公公修了一座祠堂，祠堂所在的街道便叫康公庙街。
关于这段公案，传说的版本很多，但有两个要点是公认的：其一，康公公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这种人的下场大多不好，反倒是那些奸猾之人可以寿终正寝，这是历史的一大悖论；其二，蜀王朱椿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种人作为帝王少之又少，所以，值得后人尊敬。
关于红照壁的记载只有通过一些文学作品的描述来想象，特别是成都本土的作家李劼人有过精确的描述。红照壁正对着皇城，据说在皇城里还有一道，两道照壁遥遥相对，中间是御道，宽约百米，长一里多，是当年成都最宽的道路。红照壁长约二十余丈，高约三丈，厚度达到四尺，颇为雄伟壮观。明朝以后皇城日渐衰败，清代时改为贡院，为科举考试的场所，到了民国变成了破败的皇城坝。皇城修建的初起年代已不可考，大规模兴建皇城是在五代时期。王建在成都称帝，称为“前蜀”，在他的命令下开始修建皇城。其子王衍嗣位，又增筑宣华苑。当时宫殿巍峨，绵绵十里，又引水绕宫城为御河。前蜀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后蜀。孟知祥之子孟昶对皇城大加改建。在前蜀、后蜀统治的五十多年间，中原大乱，而四川偏安一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一时四方来朝，名士齐聚，特别是成都的这座皇城，更显得宏伟高大。据说宋太祖灭蜀后从成都到开封搬运金银丝绸的车队百乘，历时数月而不断，可见当时成都的富足。
明太祖朱元璋在前蜀、后蜀宫殿的遗址上为第十一个儿子朱椿修筑了藩王城，全用砖石砌成，非常坚固。到了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帝国，藩王城又成了张献忠的皇城。清朝之后，皇城日衰，变成了一座废墟，百万明代大城砖被人偷拆偷卖。后来皇城又成了一座难民营，到处是草席烂布搭建的棚子，成了成都的移民窟和扯谎坝。皇城的大煤山因是城内的制高点，军阀们一开仗就要抢夺这个制高点。新中国成立后，大煤山被搬走建成了体育场。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宣布四川省独立自治和清廷决裂。12月8日，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和军政部部长尹昌衡等人在东较场阅兵，阅兵结束后朱庆澜忽然宣布军库已经空虚，三个月的饷银不能按时发下来。此话一出立即引起骚乱，士兵朝天放枪，场面一时失控。赵尔丰早在幕后策划兵变，以秘密口令“启发”为联络信号。乱兵们冲出东较场先抢光了藩库的银子，又抢商店银号，连普通人家也不放过，见门就入，见钱就抢。城里火光四起，枪声大作，百姓们要么门窗紧闭，要么逃出城门，这就是沿用至今的著名方言用语“打启发”。叛乱很快被尹昌衡率兵弹压，尹昌衡也被推举为新改组的四川大汉军政府都督。但局势危险，赵尔丰拥兵自重，随时可能反扑。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调集数千人的部队将赵尔丰的住所——总督府围得水泄不通，只留下下莲池街没有封锁。又派都督护卫团团长陶泽锟带着数十人的敢死队，从总督府后院直接杀入赵尔丰的卧室。下莲池街的通道是留给总督府里的巡防军的，包围了总督府后就向里面的军人散发“告赵军书”，承诺只要投降就不追究责任。于是巡防军都作鸟兽散，从下莲池街跑了出来。赵尔丰的老婆翻墙跑了，只有一个丫鬟在开枪抵抗。赵尔丰躲在床底下，被抓住后押往皇城坝的明远楼。
尹昌衡在皇城内放心不下，两次爬上明远楼用望远镜朝督院街侦察，正在焦急之时，陶泽锟等人已经将赵尔丰扛起，经过东大街，过东御街，从皇城坝进入皇城，来到至公堂下面。这时皇城里已站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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