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远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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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多彩的世界试读：
前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进步，就是因为有无数的精英人物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有的为民请命，有的慷慨赴死，有的钻研学问，有的发明创造……
如果在历史上没有秦皇汉武，没有唐宗宋祖，没有成吉思汗，没有华盛顿，没有爱因斯坦，没有那一个个被人们所熟悉的名字，也许，我们还会像人类的祖先猿类一样生活在茂密的丛林中，生活在稀疏的草原上，与大家在动物园中所看到的那些动物别无二致。
正是有了这些伟人志士的殚精竭虑，才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人们不会忘记：屈原为国为民而投江自杀，岳飞精忠报国大败金兵，文天祥宁死不屈，丹心昭月；郑成功收复宝岛，威震倭寇；林则徐虎门销烟，大义凛然；周恩来发奋读书，寻救国真理……
这些英雄伟人丰富多彩的故事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陶冶人灵魂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是锻造崇高品质的最佳精神食粮。这些著名故事，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只要带着正确的心态阅读这些美好的故事，就有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思维和修养，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各国的社会状况，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自身素质。
由于古今中外的英雄楷模的故事灿若繁星，而广大中、小学生的时间又十分有限，为了方便青少年全面而轻松地阅读，我们在对众多故事进行了精挑细选和高度浓缩的基础上，特地选编了这套“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故事全集”丛书，分别是：《你有母亲的情怀》、《伸出钢铁的臂膀》、《我最想要的朋友》、《学习永远不会晚》、《永远牢记的承诺》、《吹响未来的哨音》、《创造多彩的世界》、《你是那样对我好》、《牢记您谆谆话语》和《为了大地的丰收》共10册。
本套丛书内容全部精选相应的精英楷模故事，并根据具体思想内涵进行相应的归类排列，短小精炼，感染力强，具有很强的启迪性、可读性和文学性，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和收藏，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陈列的最佳版本。
探索科学真理
科学的任务，就是要穷探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切幽微奥妙。淳于意对医术的求索
淳于意（约前205—？），姓淳于，名意。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人，曾任齐国主管国家仓库的“太仓长”，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太仓公”或“仓公”。他是西汉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
淳于意从小爱好医学，曾拜名医公孙光为师。对公孙光所传授的医药知识，他总是认真牢记，反复咀嚼回味，思考其中的道理。遇到疑难问题，常常是打破砂锅纹到底（问到底），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淳于意的求知欲是很强的，他不满已学到的医学知识。有一天，淳于意又请老师公孙光讲授“精方”，公孙光为难地说：“我的本事全都教给你了，还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啊！”我已经年迈力衰，丝毫也不想留一手，教给你的是我年轻时从老师那里得来的全部秘方，既然统统教给了你，可不要随便泄露给别人啊！淳于意听了连连作揖称谢，表示一定遵循老师的教诲。过了些日子，师生又在一起谈论医学问题，淳于意发表了很多极其精辟的见解，公孙光大为赞赏，并说淳于意将来必定会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医家。公孙光想到淳于意是个不固步自封，勇于求索的人，就对淳于意说：“我有许多同行朋友，彼此都疏远了。只有一名同乡，名叫公乘阳庆，十分精通医方。我在中年时，曾多次想去拜他为师，但始终没有去成。现在我想把你推荐给他。”淳于意想到医学家学派纵横，各有绝招，能继续从师学习，也是增进自己医学知识的一个途径，听了老师的话异常高兴，日夜盼望着去拜见公乘阳庆。恰好有一天，阳庆的儿子名叫殷的因给齐王献马来找公孙光，公孙光便介绍淳于意同殷认识了，说了许多请托的话，并且亲笔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淳于意才得到拜见公乘阳庆的机会。
那时，公乘阳庆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尽管医术高明，却不肯轻易给人看病，更不肯收授学徒，连自己的儿孙也不传授。由于淳于意态度虔诚，虚心肯求，对老师很尊敬，使公乘阳庆深受感动，便破例收他为徒。公乘阳庆对淳于意说：“首先要把你原来那些无用的方书去掉，我有很多古时候流传下来的医方书，如黄帝、扁鹊的脉书，根据五色诊断人的病症及病情，知晓病人是生还是死及药论等书，都很精粹。我家中富有，心里很喜欢你，想把我的全部秘方都传授给你。”淳于意听了十分感激，当即表示要刻苦学习，不断提高医术来报答老师。公乘阳庆给他讲授了《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等专著。名师出高徒，淳于意跟从老师学习一年后，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到了第二年，临床疗效更加显著；学满三年，就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地步。淳于意还清楚地认识到，从师增知识，实践练技能。除了从师学习外，一有闲暇，就外出诊病，一则检验自己的知识，二则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技能。从此，登门求淳于意诊治的人络绎不绝，真是业务繁忙、门庭若市。
淳于意喜欢自在地行医，为百姓解除病痛之苦，不愿做官。他认为，被人豢养，专门为官僚服务，不仅不能很好地为更多的人诊病去疾，而且还堵塞了自己继续上进，提高医术的道路。因为民间天地广大，有更多的病人，并且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治病秘方，对于这广阔的天地，近之则精深，远之则平庸。当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等人，屡次派人召他，淳于意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改名换姓，到处行游，来往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这样就触犯了这些权贵的尊严，得罪了这些权贵，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帝四年（前176），有人罗织种种罪名，向朝廷控告淳于意。朝廷派来公差，准备将淳于意逮捕解往长安（今陕西西安）。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淳于缇萦，很有志气，决定要跟从父亲一道去国都长安申辩。到长安后，她勇敢机智地冲破重重阻力，直接上书给汉文帝，恳切地记述了父亲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她在书中说明，父亲在齐国做太仓长时，老百姓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做了医生，精通医术，百姓很需要他。如果枉遭刑杀，就将给老百姓造成巨大损失。况且人死不能复生，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因此肯求，只要能赎出她父亲，她愿在宫廷为奴婢。汉文帝读了淳于缇萦的申诉后，颇为她的笃实精诚所感动，当即释放了淳于意，并决定废除割鼻子、断脚趾等肉刑。随后，汉文帝又召见了淳于意，一面了解他学医的经历，一面又详细询问他给患者治病的各种细节和具体疗效。淳于意一一作了回答，并且着重叙述了25个病人的“诊籍”。即把25个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就诊时间、病因、病理、诊断、治疗等多方面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医案。
由于淳于意不断地学习、实践和探索，练就了一手高超的医疗技术，他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和脉学，为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他能通过对病人脸色的观察，判定病人或生或死。有一次，淳于意在齐国碰见一个奴仆，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其脸色异常，便对别人说：“这个人是伤了脾气，待到来年春天，必定胸膈梗塞，不能饮食，到了夏季就会吐血而死！”当时那奴仆没有丝毫痛苦的感觉，人们也不以为然，但到了第二年春天果然发病，到了夏初就吐血死去了。还有一次，淳于意到齐王黄姬的兄长黄长卿家去做客，发现王后之弟宋建的脸色不同寻常，便说：“您有病，四、五天之前，一定腰胁疼痛，不能俯仰吧，看样子小便也不通利，如不急治，势必会转成肾痹症。”宋建回答说：“不错，的确如此。那是四五天以前，天气阴沉，有许多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仓库门口有一块方石，大家就抓举比试力气，我也赶去凑热闹，刚把石头抓住，却举不起来，很快便撂下了。到了晚上，腰脊剧痛起来，而且解不下小便，直到今天还没好呢！”淳于意说：“这就对了，从颜色来看是伤了腰肾，这是由于好持重的缘故。”于是开方“柔汤”给病人服下，病人很快就好了。不仅如此，淳于意也可以通过看脉象，判定病人的生死。齐国有个侍御史名叫成，头痛剧烈，难以忍受，淳于意切脉后，便直言不讳地告诉病人的弟弟说：“这是一种内疽，发生在肠胃之间，过四五日而痛肿，七八天后将吐血而死。”病人果然七八天后死去。原来这个病人嗜酒成癖，性生活又不节制，使内脏受到损伤，脉象反映出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淳于意不知疲倦地追求探索，成为一代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兼通内、外、妇、儿、针灸、五官各科的多面手式的著名医家。心灵悟语知识是无穷的，人不要满足于所学的知识，应该追求探索新知识。
裴秀和“制图六体”
裴秀西晋人，是绘制地图的专家。他创立了一套绘制地图的理论叫“制图六体”。还有人把裴秀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在西晋之前，绘制的地图粗糙，不精确，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既没一定的比例，也没标定方位。裴秀根据这些地图实地考查，常常闹出笑话。地图上绘的是一小块地方，可是跑到实地一看，那里竟是广阔无边的一大片平原，只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地图上就绘成了一小块。在裴以前，人们不知道用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大得惊人。有一张叫《天下大图》的地图，是用80匹绢连接起来绘成的。看的时候，要找一块又宽广又平坦的地面才能铺得下，看的时候须在图上爬来爬去。
裴秀绘制西晋地图时，阅读了大量古籍图册，跑了许多地方，访问许多老人，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裴秀又画了一张又一张草图，终于绘制成了《禹贡地域图》18篇。在这18篇地图上，对古代九州，西晋时的16州，以及郡国县邑的疆界和所属的乡村，古今地名的对照，水陆交通路线等等，全部标写的清清楚楚。更伟大的是裴秀在绘制地图过程中创立了一套绘制地图的理论，即“制图六体”。“制图六体”就是现在人们在地图上和地理书上常常看到的有关比例尺（分率）、方位（准望）、路程距离（道里）、地势高低（高下）、角度大小（方邪）和曲直（迂直）六个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要创立是非常不容易的。心灵悟语伟大的人从不拘于现实的东西，他们敢于创新。
王充建树无神论
王充出身于寒门，很小时就失去了父亲。他少年时学习很努力，因家贫买不起书，常到书肆看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经过勤苦的学习，终于博通九流百家之言，成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他曾到京师洛阳游学，并进入太学深造，拜班彪为老师，向他学习。王充虽喜好博览群书，但不流于记诵，不拘于辞章文句，他注重文章所阐释或蕴藉的事理，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善于把书本知识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对前人的理论和见解有选择地吸收。他平时注意观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极力探求产生问题的原因。他从京师返回故里后，便以教授生徒为业。后来，他任会稽郡的功曹，对于当权者不当行为，多次进行劝说，结果，不是受到斥责，就是不了了之，存在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王允看到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便横下心来，辞去了职务，呆在家里关门潜思，专事著述，力图把自己的思想记述下来，留给后人。他在自己家的门窗和墙壁上都放上了刀笔，一有心得就马上记录下来。经过多年专心致志的努力，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论衡》。这是他30年心血的结晶，是反对谶纬迷信和批判唯心哲学的不朽作品，这部著作几乎涵盖了王充的全部思想。
自西汉以来，谶纬迷信日益猖獗，广为流行，在上君臣希冀长生不死，下层百姓企图消灾解祸。这是“独尊儒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汉武帝为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定于一尊。董仲舒从解释儒家的精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了天的至高无尚，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地上君主的统治。就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而言，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而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说教代替之，想一劳永逸地完成对自然科学的任何研究。它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按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认为天气的暖、清、寒、暑是对帝王好、恶、喜、怒的感应，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它几乎要窒息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在天人感应这一神学目的论的指导下，谶纬迷信猖獗是不可避免的了。对此，王充以他智慧的头脑，基于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建树了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录。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为了揭露贵族地主们利用谶纬宣传的贫富贵贱，命中注定的伪善说教，王充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地元气而成（元气是一种混沌的原始的物质元素），人的自然属性与万物并没有区别。他说：“人，是物，物，也是物。即使贵为王侯，禀性上和万物也没有区别。”他指出，一个人的才能操行跟富贵贫贱，没有必要的联系，才能出众，行为高尚，并不能保证必然富贵；才能低下，行为卑微，也不能保证必定卑贱，不能用权势的大小或地位的高低作为德才优劣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划分好人坏人的尺度。这就否定了天有意识的观念。
对于贵族地主如何富贵腾达，王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描绘当时的官僚“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贿，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官僚们的不学无术，钻营苟求，贪赃枉法，刻剥百姓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
对于天有意志的谬论，王充进一步加以批判。他指出，天只是一种自然存在。日月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日蚀月蚀有一定的时间，云雨霜露也是自然现象，都不是祥瑞和灾异的反映。他认为，云、雾、露、雨、霜、雪等，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地气上升遇冷而凝成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神龙施雨。雷电杀人不是上天惩罚有罪的人，雷电是阴阳之气“分争激射”而引起的。他还描述了雷电杀人的一系列事实。他还认为潮汐也不是鬼神驱使的，跟月亮圆缺有密切关系，和河道的宽狭也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虫灾和官吏为害没有必然的联系。虫子是一定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的产物，并非一年四季都出现虫害，虫子有自己的生活史，生有时，死也有时。他还列举了许多抗御虫灾的方法，王充的这些认识和措施都与“天罚说”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
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人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死后再还原成气。人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身体内存在着精气，精气耗尽了，人也就死了。保持人体精气的是血脉，死人的血脉枯竭了，精气也就消散了。形体腐烂后，就形成了土，不会变成鬼。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他指出“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老”。把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了当时医学的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长生不老术的批判，阐发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及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和王充存在的片面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而且在同“天人感应”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地理、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既是他博览群书的结果，也是他善于观察、探索自然奥秘的结晶。在那谶纬迷信横行的时代，王充依据知识的理性，大胆地抨击“天人感应”学说，建树自己的无神论思想体系，无疑是大智大勇的探索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心灵悟语科学的力量是无穷的，迷信在科学的身边永远是站不稳的。
张仲景攻克瘟疫
张仲景（约150—219）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医学家。他对当时的流行病症及其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流行病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世医家的准绳。后世为了感戴他的恩德，为了纪念他救民于疾渊病海、造福万代的不朽业绩，将他奉为“医圣”，奉其著作为“医经”。
张仲景又叫张机，出生于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不论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求个来龙去脉。他读了很多的书，对那些殚精竭力、勇于钻研为民众排忧解难的官吏和其他人士格外仰慕。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特别感动，下决心要像扁鹊那样，把救死扶伤、解除世人的病痛之苦当做自己的使命。从此，他刻苦钻研病理，在年青时就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那时正是东汉王朝的季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大地主、大军阀也为了争权夺利，依据武力，各霸一方。烽火连年，田地荒芜，死尸枕藉，饿殍遍野，天灾交下，瘟疫流行。无情的瘟疫每年都要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张仲景目睹着因病而死去的人以及死者家属痛不欲生的情状，耳闻着病人悲凉的呻吟，心里十分痛苦。他辞去官职，专心研究医学，给百姓看病，横下一条心，非要制服瘟疫不可。
面对着像伤寒这样传染性极强的流行病，当时很多的医家都叹为困惑、束手无策。因此，张仲景清醒的认识到，要想制服这种流行病，是必须下一番苦工夫的。于是，他废寝忘食，翻遍了古代的医书，凡是前人医病的宝贵方法，他都搜集起来，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真正做到了“勤求古训”。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向自己的老师——同乡人张伯祖求教，以便完整准确地领会以往医家对病理的看法以及治疗方法。张仲景在潜心钻研《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古医典药著的同时，把收获的心得应用于治病救人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他发现单单依靠前代医家的某些见解和结论，并不能完全奏效。有人说：“天下万事万物，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他认为对流行瘟疫的治疗也是如此，医家治病救人的关键，就是遵循病理和药理，对前人的结论不可拘泥，重在实践。于是，他对病理进行周密的观察和揣摩，经常到旷野乡村，不弃村妇野老之见，广泛搜集有效的药方，力争做到“博采众方”。早出，穿雾踏露，不待雄鸡的啼明，晚归，披星戴月，伴着荒野的凄风和野狼的号叫，不管路途多么艰险，身体多么困乏，只要能有所收获，那就是他最大的慰藉。枯荣交替、寒来暑往，张仲景这样不畏艰辛、虚心好学，再加上勤于思考，逐渐掌握了“六经分证”和“辩证论治”的治疗原则，运用这些原则，治好了无数被瘟疫困扰的病人。当他看到这些病人又重新走向生活，额头上斑斑的皱纹都绽开了。
张仲景不但勇于实践，还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经过认真观察，反复实践，他参考先代医家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了16卷的《伤寒杂病论》，把伤寒的病症分辨成六类八型，从而使古代“辩证论治”方法更加具体化了。此后，医生治伤寒感冒，只要根据病人的症状，分辨出属于哪一种类型，再对症下药，就很容易把病治好了。
在《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中，一共记载了治疗传染病的方子30个，治疗原则397条，此外，还有许多治疗各种杂病的方子。这部书后来散佚，历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今存有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的《伤寒论》及《今匮要略》两书。《伤寒论》系我国最早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今匮要略》以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妇科和儿科。张仲景将前人之病因学说、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理、虚、实、寒、热）结合，概括出一整套六经分证和辩证论治原则，以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为各种病症的疗法。这些原则为后世医家奉为准绳。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束明艳的花朵，它的根须汲满了张仲景求索的艰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养液。心灵悟语不断地观察，不断地研究，刻苦勤奋，才能取得显著成绩。
贾思勰研究农业
贾思勰，是山东益都（或其附近）人，是北魏末年杰出的农业家，在中国古代农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贾思勰生活在北魏政权由兴盛转入衰亡的时代，曾在北魏王朝做官，任高阳（治今山东淄博市临淄西北）太守。他亲眼看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政权比较稳定和社会经济比较繁荣的景象，也亲身经历了北魏政权的衰落，并为北魏的没落深感担忧。他读了许多儒家经典，继承了儒家学说中有关治道的合理因素，他认为先贤所讲的“民为贵，君为轻”，“仓廪实而民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非虚言，要想使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否则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隐患。在为官期间，他引证历史经验，多次建议北魏政府向历史上提倡劝课农桑，对农业生产做出贡献的人物学习，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做好“安民”工作，以稳定和巩固封建政权。他认为要搞好农业生产，必须对以往的农业生产加以认真地总结，从而指导农业生产。为了对以往农业生产经验进行很好的总结，他做了大量的扎扎实实的工作。
首先，他对《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大量的前人农学著作给以反复的钻研。对于前人的经验，他不采取轻信的态度，而是要“验之行事”，在实际生产中去检验，在实际调查中去修正、补充。他广泛地考察了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农业生产实际，像古时候朝廷派到民间采风的官吏一样，把各地及沿途中所听所传闻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歌谣、农谚搜集起来，虚心地向那些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农夫询问求教。日积月累，不仅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还对先代农学家的经验给以一定的修正和有力补充。贾思勰也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在生产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都为写作一部总结性的新农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经过辛勤的努力，终于撰成了《齐民要术》这部农书。《齐民要术》一书，所征引的书籍达一百五六十种，共10卷92篇。内容包括土壤整治、肥料施用、精耕细作、防旱保墒、选种育种、粮食与蔬菜作物栽培、果树培植和嫁接、畜禽饲料和畜禽医治、食品加工和储藏，以及野生植物利用等等。充分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北方农村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为中国古代不朽的农业科学巨著。
在农学思想上，贾思勰的一系列见解，也对以后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农业典籍和生产经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贾思勰认识到，气候有一年四季的变化，土壤也有温、寒、燥、湿、肥、瘠的区别，农作物的生活和生长既有其自身的规律，又因时因地而各有所宜，要获得农业生产的好收成，就必须了解农作物的生活规律和所需生活条件，顺应农作物的生长要求。他继承了中国农学注重天时、地利和人力三大要素的思想，特别强调农业生产的基本原则：“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要求人们掌握农作物的生活和生长规律，依据天时、地利的具体特点，合理使用人力。否则，违背客观规律，将造成“劳而无获”的结果。这一基本思想贯穿于《齐民要术》全书始终。但是，贾思勰并没有要人们仅仅被动地去顺应天时、地利。他对人力的作用非常重视，要人们在掌握农作物生长和天时、地利关系的同时，能动地利用“地利”，创造农作物的最佳生活环境，并采取各种促进农作物生长的经营管理措施，以求获取更好的收成。在经营田地时，他要求根据人力情况，合理安排，在《齐民要术》各篇中，贾思勰都着意地介绍和评述如何合理利用人力、物力，搞好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这种把天时、地利、人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精耕细作、合理经营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占有深刻的影响。《齐民要术》，顾名思义，就是治理百姓的重要方法。贾思勰能把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同经济问题，具体地说是农业生产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能对农业生产经验进行专门探索，他的思想可谓博大精深。这种贯穿古今综合各类的探索方法，为后人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心灵悟语好的成绩，是与辛苦奋斗分不开的。
祖冲之求是创新
祖冲之（429—500）字文远，范阳遒（今河北涑水县北）人。是南朝宋、齐时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杰出人物。
祖冲之出生的家庭，几代人对天文、历法以及机械制造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的祖父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在这样的家庭气氛熏陶下，祖冲之自小时候起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读了不少书，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后生。他特别爱好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其它星球运行的情况，每一次观测，都做一次详细的记录。
宋孝武帝刘骏听到他的名声，派他到一个专门掌管学术研究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当官并不感兴趣，但是在那里，便于博览群籍，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历法了，于是，他就应召赴任了。
在祖冲之以前，有个名叫刘徽的数学家，利用割圆术从圆内接正六边形算起，边数逐步加倍，一直算到圆内接正192边形的面积，算得了圆周率即π的近似值为3.14。祖冲之应用了刘徽的割圆术，并在刘徽的计算基础上继续推算，求出了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第7位有效数字的圆周率，即3.1415926＜π＜一个是3.1415927。这一结果，相当于需要对九位数字的大数目进行各种运算（包括开方在内）130次以上，这在今天用笔算运算也是一项十分繁复的工作，而在当时是用算筹运算的，更不知要艰巨多少倍。从这里，可以看到祖冲之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需要多大的毅力和信心。
祖冲之所求得的圆周率数值，远远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直到1000年后，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于公元1427年著《算术之钥》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维叶特于公元1540—1603年才求出更精确的数值。为了计算方便，祖冲之还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数值。一个是称为密率；一个是称为约率。密率是分子、分母在1000以内表示圆周率的最佳渐近分数。在欧洲，16世纪的鄂图和安托尼兹经过运算，才得出这个数值。
在天文学领域中，祖冲之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探古今之异，观华戎之要，对历代历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开动思想机器，极力思考研究的途经和方法，一方面坚持实际观测，他亲自用圭尺量日影、亲自观测漏时计的情况，一丝一毫也不肯马虎而过。通过对历代历法的研究，他发现古时的历法疏陋错舛之处很多，划分得也不精密，他指出了天算历法家刘歆、张衡、刘徽、何承天等人的不足，大胆地提出了改革历法的主张。他根据长期观测的结果，创造出一种新的历法，叫作“大明历”。这一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结果只相差50秒；测定月球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结果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研究和推行科学，不仅要受到客观条件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制约和限制，而且还要受到来自社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阻挠。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的历法，宋孝武帝便召集群臣商议。当时，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戴法兴拘泥于陈腐的传统观念，抱残守阙，他无视祖冲之提出的“冬至所在，岁岁微差”的事实，对祖冲之横加非难。他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法，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提出古人的章法不能改变，攻击祖冲之改革闰周是“削闰坏章”。祖冲之没有被戴法兴的攻击诬蔑吓倒，他当场用自己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仗着皇帝对他的偏爱，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人不应当改动。”祖冲之据理力争，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为了帮助戴法兴，找来一些懂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一个地被祖冲之驳倒了。尽管如此，由于戴法兴是宋孝武帝刘骏的宠臣，大家都畏惧他的权势，既然戴法兴对祖冲之提出异议，商议的人就都跟着戴法兴附和，以免得罪当道。当时，支持祖冲之观点的，在朝臣中只有一人。这是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论战。事后，由于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的历法，直到祖冲之去世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事实验证了祖冲之生前的预言，即大明历的推行势在必行。
除了对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贡献外，祖冲之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指南车，不管车身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向南方；他还制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上试航过，一天可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叫做“水碓”，可用来舂米碾谷子。
祖冲之勤于治学，善于分析思考，他治学态度严谨，博访前故，远稽昔典，搜集自古以来的大量文献资料和观测记录，并对之进行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从前人的科学思想和成就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他不虚推古人，富于批判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他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同时，坚持实际考核验证，既发扬了前人的成就，又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横下一条心，用心求索，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关。他这种求是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也是一切科学家和改革家所应具备的宝贵品格。心灵悟语永远要做一个创新者，而不要做一个守旧的人。
范缜建树神灭论
范缜（约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先代的朴素唯物论，成为中国南北朝时期齐、梁间杰出的哲学家、无神论者。
范缜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少年时，跟从当时的名儒刘佈读书，博通经籍，尤精《三礼》。他读书善于思考，喜欢把平时观察所获得的经验，融铸于思想当中，对任何一种思想和见解都不迷信盲从，他性情刚直，为人不屈于委蛇，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常说一些令人吃惊的话，与流俗的见解相左。南朝齐时历任尚书、殿中郎、领军长史、宜都太守等职。曾以文学出使北魏并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入梁后，先后任晋安太守、尚书左丞、中书郎、国子博士等职。他的任官履历在他那惊世骇俗的思想言论面前倒显得黯然失色了。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姓受尽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长期的战乱又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种情况造成了宗教流行的土壤。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一时期广泛流行。佛教宣传人的肉体死亡，灵魂永在，可以转生来世。如果今生能忍受痛苦，虔诚信佛，把财产尽量施舍给佛寺，死后就会上天堂，来世可以得幸福。贫苦的百姓为了摆脱现实的烦恼，崇信佛教；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和获得精神安慰，也有意识提倡。后赵重用佛图澄，前秦苻坚重用释道安，后秦姚兴重用鸠摩罗什，南燕慕荣德重用僧朗，这些名僧都可以参决国家大事。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使佛寺遍及各地，僧尼多到惊人的程度。北魏时，寺院有三万所，僧尼有二百多万。在南方，佛教也在传播。梁武帝时，一度把佛教定为“国教”，梁武帝萧衍本人也曾三次舍身童泰寺，大臣们花了好多银两，才把他赎出。当时仅建康城（今南京）就有寺院五百多所，僧尼十余万。寺院的僧尼们不事劳作，却占有大量土地，获得了大量钱财，使本来就无计可施的百姓更加贫困，也耗蠹了国家巨万财富；统治者崇信佛教，使政治更加腐败。范缜目睹“浮图害政，桑门蠹俗”的沉沦局面，便立志破除时弊，展开反佛斗争。
范缜任职于南朝齐时，曾在萧子良西邸公开发表自己的反佛言论，大力宣扬无佛。信佛痴迷的竟陵王萧子良问他：“你不信佛，不信因果报应，那么，你怎么解释人世间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穷呢？”他说：“就像树花一样，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之上，有的堕入溷厕之中，落在茵席上的是殿下您，落入溷厕中的是我，贵贱贫富虽不一样，可因果在哪里呢？”萧子良见说服不了他，就召集众僧、“学士”来批驳他，他始终不屈服。萧子良又派王融对他威胁利诱，王融说：“你坚持神灭论，是损伤名教，将为世俗所不耻；像你这样有才学的人，不怕做不到中书郎的高官，何苦固执不化，误了自己的前程呢？”范缜大笑答道：“我坚信我所认识的事理是正确的，如果我忍心卖论取官，再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说的那个中书郎！”
梁建国后，梁武帝于504年（天监三年）把佛教定为国教。范缜这时还是不停地宣传神灭论，不久，梁武帝萧衍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围攻，欲使范缜屈服，放弃真理。梁武帝摆出以理服人的儒雅风度，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中说：“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仿佛范缜的无神论观点是无根无据的无稽之谈。梁武帝以君主的威严不无恫吓地说：“神灭论是违背经书悖谬祖先的，这一套言论应该停止了。”面对崇佛派的学术围剿和梁武帝的恫吓，范缜不但没有屈让，反而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经过认真的思索，用自设宾主的问答体裁，写出了著名的《神灭论》，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形神相即、形毁神亡的道理。
首先，范缜针对佛教宣传人死后灵魂离开肉体独立存在的谬论，提出了“形神相即”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形体和人的灵魂（精神）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神离不开形，形也离不开神，所以人的形体存在，人的精神就存在，人的形体消亡，人的精神也就消亡了。他进一步指出：“形体，是精神的本体；精神，是形体的功用。”换句话说，就是形体是精神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第一性的；精神是形体产生的作用，是第二性的。范缜举例说，形体和精神，就像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形体死亡，精神作用也就不存在了，准确而又生动地解释了形神之间的依存和区别的对立统一关系。
其次，范缜认为：万物虽各有形质，但并不是任何物质形体都有精神活动，只有活人的形体才有精神作用。他说：“木头的本体是无知的，人的本体是有知的，死人的本体和木头的本体一样，也是无知的。”所以也就不会再有一个离开肉体的精神活动。
范缜还认为，人的精神活动分为“知”、“虑”两个部分，同时指出“知”、“虑”虽有不同，但因为同是人的精神活动，所以也可以说“知即是虑”。但是不管哪一种精神活动，都以一定的生理器官为基础，痛痒、视、听是以体、目、耳为基础，判断是非的思维活动是以“心”（那时还不知是脑）为基础。他说“心病则思乖”，即是说人的精神上出了毛病，就会想象出超乎寻常的荒诞情景。可见人的精神作用是建立在人体器官这种物质上。这样，佛教宣扬的形神分离、形亡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范缜的《神灭论》一出，统治阶级大为震动。梁武帝发动王公大臣六十多人写了75篇文章围攻范缜，范缜坚持自己的观点，始终没有退却。他面对众多的围攻者，唇枪舌剑，驳得那些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还有很多人从崇佛信佛的立场上站到了范缜一边。
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超过了前人所有的成就，达到了当时所能及的高度。他坚持真理，毫不畏惧，勇于探索的精神和斗志，是难能可贵的，他建树的神灭论对后来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心灵悟语一个坚强的人，面对敌人的种种阻扰，他的立场不会改变，相反更加稳固。
郦道元专著《水经注》
郦道元（466或472—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是北魏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散文家，一生勤奋好学，既周览典籍，又重视实地踏察，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地理学专著——《水经注》。
郦道元少年时，喜好读书，尤其喜欢读那些记录山川地势、风俗人情、掌故传说一类的书籍。他常常在梦中游历那些名山大川，山势的险峻雄奇，江河的汹涌巨涛，常常使他在梦中惊醒，他幻想着有一天能走遍神州的山山水水，那些奇山秀水、历史掌故及优美的传说多么令人心驰神往啊！还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的父亲去了山东，后来长大了，又先后在山西、河南一些州郡任地方官。所到之处，他搜集地图，按照地图所示，亲自到旧址遗迹踏察；每到一处，就造访该地的大江和河渠。连绵不尽的河水，使他兴奋地去追索着它的昨天，追索它的青春、它的幼年，去探究它滥觞的渊泉，去寻觅它走过的每一个足迹。郦道元每到一处，都对当地的地理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他虽然生活在北魏统治地区，但对全域甚至域外的地理情况也非常关注。他深感神州的山山相连，水水相通。在从事地理研究和考察的过程中，郦道亢逐步觉察到以往的地理著作，诸如《山海经》、《禹贡》、《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等，在记述山川地理情况方面，都失之简略，都赋一类的作品由于体裁的限制，更不能畅述达意，比较著名的《水经》，虽然记载了很多大川水渚，但都极粗略，属于纲领性的记载，而且只记述水道，至于水道以外的其它地理情况，罕记一二。郦道元清醒地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着的，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年代的推移，人们对于上古地理情况的认识已很渺茫，加上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更换等，地理情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正所谓沧海桑田。历史上的著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现实的需要了，他还觉得把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可备遗忘，可订正舛误，也可以方便查阅，减轻不少翻阅史卷的麻烦，这是十分有益的事。因此，郦道元决心写出一部超出前人而又有益后世的地理学著作。
在郦道元以前的三国时期的桑钦所写的《水经》一书，简要地记述了全国137条水道。郦道元以《水经》为蓝本，经过艰苦的努力，最后著成了描述全国地理情况的《水经注》。《水经注》的内容十分丰富，郦道元以大量的地理事实详注《水经》，并系统地进行了综合性的记述，既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书中以河道水系为纲，详细地记录了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沿革等，尤其对于河流分布、渠堰灌溉以及城市位置的沿革记述最为详细，而且具有清楚的方向、道里等方位和数量观念。全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地理面貌。有些地区我们可以依据《水经注》较真实地复原一千四、五百年前的地理情况，对现今的经济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水经注》共计40卷，记述的河流水道比《水经》所记述的多出1 115条，注文20倍于原文，约达30万字，所引用的书籍达430多种。如果没有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深入广泛的实际踏察，何以做到这一步！《水经注》对地理情况的记述，纵横交错、经纬分明、描写生动、文字优美，可以说《水经注》是一部兼有文学和史学价值的地理名著。如果没有精熟的构思和非同寻常的文字锤炼工夫，又何以致此！
只可惜！这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后因执法严峻并弹劾汝南王元悦，遭元悦忌恨，于公元527年受谗言加害，被雍州刺史萧宝夤杀害。执着求索真善的理想在宦海中换来的却是生命的代价！心灵悟语伟大的成就是长期积累和细致观察所得来的。
刘知几对史学的探索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所著的《史通》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刘知几诞生于世禄之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祖父刘胤之、父亲刘藏器都是通晓经史之士。刘知几自幼便习经游艺，博览群籍。刘知几很有个性，在读书方面，不唯命是从，依样画葫芦，盲目因循，而是依性情学习，以理解为快，在理解基础上展开学习。17岁时，他读遍了唐以前的各代正史和实录，并注意到了“古今沿革，历数相承”的问题。20岁科举试中后，任获嘉县主簿，有不少时间读史。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官府和个人手中借来的史书，扩大了历史知识，增长了对史学的认识，并有了不少心得。如认为班固的《汉书》不该立《古今人表》，谢沈的《后汉书》应该为更始皇帝刘玄立“纪”等。当时的一些学者听说此事，都认为他年少轻狂，胡言乱语。但刘知几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带着批判的眼光去批史书，研核史学，这种学术性格，为其日后在史学上的建树提供了主观条件。
刘知几过了不惑之年，才开始担任史官。先以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迁居左史，编撰起居注。担任史官，对具有浓厚史学兴趣和较高史学修养的刘知几来说，可谓用得所学，任当其职了。刘知几立志成就足以惩恶劝善传诸不朽的良史，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想的那么完美，那样从心所欲。监修国史的官员，既不晓疏通知远之旨，又不娴属辞比事之法，指手画脚，摘取名誉。而且，监修又不止一人，他们之间意见又常常不一致，使亲自编写的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加之世家大族对修国史横加干预，要尽快修成国史是很难的，倔强的刘知几经常和监修争执，自己的见解得不到监修的采纳，于是，刘知几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便私下著《史通》，从而走上了史学批判的道路。《史通》，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建立了体用统一、文质相济的史著理想模式。在史书体裁上，对以往各家各派的史书体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断代纪传体是史书内容赅备和维持一代之史完整的形式保证。刘知几重视义例，以求得史学目的和史书编纂方法的统一，他把儒家名教观念作为义例的本质。在史书内容上树立了真实、赅备两条重要标准，在史书的整体结构和叙述上，追求爽洁和凝炼的风格，把史用贯穿于史书编纂的各个环节中。
刘知几还阐释了史兼“三长”、直书为贵的史家修养论。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孟子、班固、范晔等先代史家开列的“文”、“事”、“义”等范畴，并把它提升到史家主体这一层次来探讨，另一方面又袭取了刘邵《人物志》中提出的兼才三品的形式，对史学家提出了才、学、识三个方面的要求。在他看来，“识”是既相对独立又贯穿于“才”、“学”之中并起统帅作用的主导要素。
刘知几还提出了兼善忘私、因俗随时的史学承创原则。这两条具有鲜明时空性的原则，既是他于历史人事的评价原则，又是他在史学领域继承和创新的原则。冲击了泥古的积习和主观任意的偏见，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刘知几是对唐以前史学加以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对史识和史学的功能起了澄清和扶正作用，为唐以前史学落下了帷幕。他维护史学的客观性，重视和强化史学的经世功能，和唐以后史学重制度、求沿革的脉膊是一致的。尤其他强调史家自身修养，促进了史家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构成了唐以后史学的一个潜在的变奏。所以从思想精神的取向上看，刘知几的史学批判是继往开来的史学驿站。
刘知几在史学上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和他在史学的园地里，基于理性，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勇气和韧劲密不可分的，面对浩如烟海的史籍，他不畏难，监修和世家大族的淫威，他不惧怕，奉为圣人的“至理名言”他也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批驳，写出了“疑古”、“惑经”等闪烁理性光芒的奇文卓篇。刘知几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敢于探索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心灵悟语一个人敢于追求真理，敢于探索，才是真正伟大的人。
和尚科学家僧一行
僧一行（683—727），俗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县）人，他是唐代出自佛门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中国古代佛教界的著名人物。
一行从小刻苦好学，博览经史，尤精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羡慕一行的才学和名望，想跟他交结，千方百计地去讨好他。当时武三思结党营私、败坏朝政的恶名，世人皆知，但碍于武三思是皇亲国戚，没人敢指责他。一行不想和这类恶名传千里的人交往，便出家当了和尚，隐居在河南嵩山，师事普寂和尚。睿宗即位，征他入朝，他以身患疾病推辞了，因为他看厌了世俗的夺权争利的丑剧，不愿投迹其中。尽管如此，他对天文、历象之学的兴趣仍始终未减。出家之后，他仍然勤奋玫读，为了精研数学，他曾长途跋涉前往荆州当阳山（今属湖北），随悟真和尚学习。开元五年（717），唐玄宗强征一行入京（当时为长安，即今之西安）。当时的麟德历行用已久，误差很大，玄宗命令一行等人参考先代各家历法，编撰一部新历法。一行虽然很不情愿，但因具体工作正是他乐于钻研的，所以就非常认真地工作起来。他对前人的历法不是采取一些简单的增损修改，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为了使历法与实际天象相符，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测工作，取得了很多实际资料，从而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误，把中国古代历法的制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行利用黄道游仪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已有相当大的变化。这个发现导致在他的历法里废弃了沿用长达八百多年的28宿距度数据，采用了新的数据，从而有助于新历法精确性的提高。
一行从天文学的历史发展中，认识到日、月、星辰的运动是有一定规律的。通过细心的观测，可以初步了解这些规律，但因人们认识水平所限，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根据这些规律推算出来的结果，会与实际观测存在误差。从实测中可以修正认识的不足，通过反复观测、修正，就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一思想是非常可贵的。一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天文学的工作，并突破了前人的成果，取得重大成就的。
为了使新编的历法适用于全国各地，一行领导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大地测量。他还发明了一种名为“复矩图”的测量仪器，供测量之用。测量地点共选择12处，分布范围到达唐朝疆域的南北两端，测量内容包括每个测量地点的北极高度，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太阳在正南方时的日影长度。其中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浚仪、扶沟、上蔡四处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的地理经度比较接近，即大致上是在南北一条线上，南宫说等人直接量度了四地的距离，测量的结果证实了自何承天起就被否定了的汉以前关于“南北地隔千里，影长差一寸”的说法，是纯属臆测。一行从实测中得出了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北极高度相差1度的结果。我国古制为1里等于300步，1步等于5尺，一周天为365度又四分之一度，换算为现代单位，即为南北相距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1度。这实际上就是地球子午线1度的长度。与现测量值1°长111.2公里相较，虽有较大的差误，但这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进行的第一次子午线实测。从实测和对前人谬说的批判中，一行初步认识到，在很小的有限空间范围得到的认识，不能任意向大范围甚至无际的空间推演，这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经过几年的准备，一行从公元725年着手编修新历，公元727年写成了大衍历草稿，也就在这一年他去世了。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加以发展，共分7篇（步中朔术、发剑术、步日躔术、步月离术、步轨漏术、步交会术、步五星术），内容和结构都很有系统，表明中国古代的历法体系已经完全成熟。在明末用西方方法编历之前，各次修历都效仿大衍历的结构。在大衍历中，一行根据实测资料，对太阳系运动的规律作了比张子信和刘焯等人所作的更合乎实际的描述，从而把张子信的发现在历法中得到正确的应用。他的太阳运动表，即日躔表是根据定气编纂的，即他把太阳在一个回归年内所走的度数平分为24等分，太阳每到一个分点就交一个节气。由于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所以两个定气之间所需要的时间是各不相同的。为了从数学上处理这个问题，一行创立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大衍历在日月食和五星运动计算方面也都有较大的进步，如它考虑到视差对交食的影响，创立了一套计算视差影响的经验公式，等等，在我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大衍历推行后，陈玄景、瞿昙机和南宫说等人起而非难，但经天文观测的实际检验，证明了大衍历比麟德历和印度传入的九执历精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
追求理性，就能超越虚幻的信仰，探索科学，就会与理性为伴。一行作为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尽管由于受到当时盛行的儒道、释等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思想中充斥很多封建迷信糟粕，尽管他已是一个不问世事、遁迹佛门的僧人，但他执着地对属于科学的天文、历算进行探索，所以最终还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科学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里展示的是，科学和真理对人类及人生的塑造。心灵悟语科学成就是由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唯有长期的积聚才能由点滴汇成大海。
沈括潜心钻研科学
沈括（1031—1095）字存中，北宋钱塘（今杭州）人。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少有的多才多艺的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科学家。
沈括的母亲精通文理，沈括从小就跟母亲刻苦学习，阅读了丰富的古代典籍，但他并不迷信书本，善于独立思考，常常以自己的见闻去检验书本上记载的东西。书上讲错了，他就大胆怀疑，不管书的作者是圣贤之辈，还是什么别的权威。东汉时的大经学家郑玄，在为一本经书作注时，把“车渠”解释为“车轮的外圈”。沈括在东海之滨看到有一种贝类动物，大的有簸箕那么大，当地的人们称之为“车渠”。因此，他断定郑玄的注释是错误的。
在读书和实践的过程中，沈括善于独立思考，并且不时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为了弄懂一门科学，他往往要花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期间。他考中进士不久，就开始自学天文、历法，后来主持司天监的工作，更加刻苦地进行天文观测。他主持司天监工作时间，力主在实测日、月、五星行度的基础上改进历法。他亲自推荐和积极支持精于历术的淮南人卫朴进行改历工作，于1704年修成了奉元历。沈括对五星运行的轨迹和陨石坠落时的情景，均作过翔实而生动的描述，这是他进行认真仔细观察的结果。为测验极星与天北极的真切距离，他亲自设计了能使极星保持视场之内的窥管，并用它连续进行了三个月的观测，每夜观测3次，一共画了200多个观测图，进而得到了当时的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的结论。沈括对晷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获得了超越前人的见解，如他第一次从理论上推导出冬至日昼夜一天的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昼夜一天的长度“不及百刻”的重要结果。沈括坚持了“月本无光”，“日耀之乃光耳”的科学认识，并用一个圆球，将其一半用粉涂抹，侧视的时候，有粉无粉的分界处呈现出钩一样的形状，正视的时候，就呈圆卷状，形象地演示了月亮盈亏的现象。
沈括十分重视观测手段的改进，熙宁七年（1074）七月，他向朝廷进呈了自己研制的浑仪、浮漏、影表三种仪器，分别对测量天体位置、时间与日影长短的三种天文仪器，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改进意见和设计方案，对于观测精度的提高，大有裨益。
针对传统的阴阳合历在历日安排上的缺欠，沈括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主张使用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12气历，即以12节气为一年，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尽31日，小尽30日，一大一小相间，即使有两个小月相连，一年里只有一次。这样就可以做到“年年齐尽，永无闰余”，而把传统的月相变化的内容仅作为历注书名。沈括这一建议既简便又科学，比起现行的公历——格列高利历还要合理。沈括的建议在当时未被采用，反而招致了一些人的不同寻常的责骂，但他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有采用他的建议那一天的。果真在其后800多年，英国气象局的确使用了与12气历十分相似的肖伯纳历，用于农业气候的统计。
在数学方面，沈括的研究课题有“隙积术”和“会圆术”等。“隙积术”是求解垛积的问题，这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对此，沈括创立了一个正确的求解公式，并开辟了一个数学研究的新方向。“会圆术”是一个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问题，沈括推导求得弓形弧长的近式公式，元代王恂、郭守敬等人授时历中的“弧矢割圆术”就利用了这个公式。
沈括在物理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对于磁学的研究上，他对指南针四种装置的明确记述和所进行的优劣比较，说明他是亲自进行一番观察和实验的。他发现磁针“常微偏东，不全南也”的现象，这是关于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比西欧的记录要早400年左右。沈括还曾认真地作过凹面镜成像的实验，得到了较《墨经》前进一步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光学杰作透光镜，沈括也进行了细心观察和研究。沈括以铸镜时冷却速度不同来解释，虽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的探究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沈括又曾作过用纸人进行共振现象的实验。他剪一个小纸人，放在基音弦线上，拨动相应的泛音弦线，纸人就跳动，弹别的弦线，纸人则不动。这个实验比欧洲人所做的类似实验要早好几个世纪。
在地学方面，沈括也有独到的探索和研究，做出了不少贡献。1074年4月，沈括到浙东地区察访，看到“峭峻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的雁荡山诸峰的地貌景观，明确地提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说。他还认为我国西部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的地貌特征，也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为这两个不同地区的地貌情况提供了科学的说明。同年秋，他到河北察访，发现太行山麓之间，往往衔有螺蚌壳以及圆滑如鸡蛋的石头，横亘的石壁像带子一样绵延整齐。他就说：“这是从前的海滨”。他进一步提出华北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淤积而造成的，这些都是沈括独到的见解。公元1076年，沈括接受了编制《守令图》的任务。当时，他因受诬被贬，住在湖北随县的一所庙里。在三年的时间里，寒冷、潮湿和寂寞，都没有使他屈服。他不断地修补没有画完的地图。后来遇赦，移居浙江，他在途中实地考察了湖北、江西两省的部分地区，获得了修补地图的第一手资料，改正了旧地图上的错误。1087年，终于完成了由20幅地图组成的地图集，其中最大的一幅高一丈二尺，宽一丈。图幅之大，内容之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沈括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朝廷为官，但实质上是一生为科学事业而忘我地探索着，奔波着。他58岁退出官场，但他仍继续着始终为之奋斗的事业。他隐居在润州丹德县的梦溪园，砥励斗志，奋笔疾书。经过8年的努力，将自己一生所见所闻及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的体裁写成了《梦溪笔谈》这部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学、工程技术、文学、史学、音乐和美术的著作。其中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详细地记载了古代劳动者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沈括那种勇于求索、敢于超越前人的攻坚精神也是人类的一份珍贵财富。心灵悟语用心钻研，勇于探索，才能使科学上一个台阶。
郭守敬一生不懈地钻研求索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河北邢台人。他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一生研究出大量的科学成果，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郭守敬从小刻苦学习，遇事善于思索，勤于实践。在他十五六岁时，他得到了一份古人用仪器观测到的日月星辰景象的“璇玑图”，他被吸引住了。他不但认真地阅读了这份图，还亲自动手用竹篾制造了一台浑天仪，修了一个安放这个浑天仪的土台，直接观测天空星辰的位置。
后来，郭守敬以其才学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重用，郭守敬负责仪器制造和天文观测。首先，他和王恂等人亲自主持了编订新历的工作。经过多年辛勤努力，1280年，新历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于次年正式颁行。郭守敬在负责仪器制造过程中，对旧的天文仪器逐一进行检查，并与工匠配合，研制成了十多种天文仪器，其中有许多仪器在当时世界都是居领先地位的。
圭表测影技术，在当时有了明显的进步。为了克服表端的影子因日光散射而模糊不清的问题，郭守敬创用了4丈高表，为传统8尺圭表的5倍。自北宋起，制造的浑仪特别多，为了测量各种不同坐标值的需要，浑仪上增设了越来越多的环，其固定的装置，有地平、子午、天常等环，能够旋转的环有白道、赤道、黄道环等。以致八九个圆环遮掩了很大的天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并且这样多的环放在一个共同的中心上，校正起来也很困难。北宋的沈括取消了白道圈。郭守敬借鉴了沈括的做法，在沈括的基础上，又取消了黄道圈，并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著名的简仪。简仪改变了测量三种不同坐标的圆环集中装置的方法，把它分解为两个独立的装置（即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从而简化了仪器结构，保留了四游、百刻、赤道、地平四环，增加了立运环。这样，除了北天极附近的天区外，对绝大部分天区，一览无余。郭守敬又在窥衡两端圆孔中央各置一线，增加了观测的准确性。为了观测赤经差，又在赤道环面上安装了两条界衡，界衡两端用细线极轴与北端连接。这样测量的精确度又大大提高了。郭守敬还在赤道装置上放置一个候极仪，使候极仪轴线和极轴平行，可以随时校正赤道装置。他又将一个固定的地平环和一个直立可转的立运环以及窥衡构成的一个地平装置。这是中国天文仪器中第一次出现的一个独立的地平经纬仪结构，能同时测量地平经度和高度，当时称之为“立运仪”。
郭守敬是一位著名的天文仪器设计制造家。除了圭表、简仪、立运仪以外，著名的还有用于观测太阳位置的仰仪、可以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以外及水运浑象、日月食仪、玲珑仪等。仰仪是根据和利用小孔成像原理，在一坐仰放着的中空半球面仪器内用十字杆架着一块有小孔的板，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中心。太阳光经过小孔，在球面上就形成太阳的倒像。从球面上刻的座标网立刻可以读出太阳的位置和当地当时的真太阳时。而当日食时还可以观测日食的食分、各食象发生的时刻及日食时太阳所在的位置。对月亮和月食也能进行类似的观测。这块有小孔的可以转动的板称为璇玑板，它很可能就是用来检验交会的日月食仪。郭守敬的杰出创造，把我国古代天文仪器的制造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郭守敬还是一位著名的天文观测家，除了对恒星位置进行观测外，郭守敬还组织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测地工作，在北京、太原、成都、雷州等27处设立了观测所，测量当地纬度，由南海到北海（15°—65°），从西沙群岛至北极圈附近，每隔10度设一观测台，测量夏至日日影长度和昼夜长短，观测站数比唐代多了一倍，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一系列天文常数也都进行了测量，如1280年冬至时刻的精密测定，测定当年冬至太阳位置，测定当年冬至月离近地点距离，测当年冬至月离黄白交点距离，测定二十八宿距星度数（精度比北宋时提高一倍），测定北京二十四节气日出日入时刻，等等，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郭守敬还是一位政绩卓著的水利工程专家。他曾主持了若干重要的水利工程，如修复唐来、汉延等渠，增辟大都水源，修浚通惠运河等。其中唐来渠，汉延渠等都在黄河上游，唐来渠全长400里，汉延渠全长250里，及其它大小渠道，其溉田9万多顷，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渠口设滚水坝，又设若干退水闸，这是一套比较完善的闸坝设计方式。郭守敬还在大都西北设计修筑了长30公里的白浮堰以解决通惠河的水源问题；并修建闸门和斗门若干座以维持通惠河的水位，从而保证了来往船只的通航。在这些水利工程活动中还充分表现出郭守敬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的水利工程设计都是以他自己的实际地理勘测资料为基础的，他曾对今河南、山东一带黄河附近几百里的区域进行过细致的地形测量，绘制了多幅地图。他曾经亲自上溯黄河，考察河源。他还发明了以海平面为标准来比较大都和汴梁地行高下之差的方法。这是地理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始创。他在通惠河上游河道路线选择中所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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