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广顺,李忠,秦兆泉,田鹏颖,梁雪影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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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书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套装共3册)试读：
前言
我国现代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一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这几句带有哲理性的诗非常令人回味：那些横眉冷对人民的人虽生犹死，虽然他的肉体生命还活着，但不过是一堆会行走的肉，毫无生命价值；而那些为人民肝脑涂地的人虽死犹生，虽然他的肉体生命不存在了，但他的精神生命却永远活在亿万人民心中。
臧克家当年的这首诗是为纪念鲁迅写的。诗人在歌颂鲁迅的同时，也歌颂了与鲁迅有相同品质的许多人，马克思就是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其辉煌学说的影响力，至今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且不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也是极有震撼力的。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西方社会发起了评选世界第二个一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活动，马克思多次名列榜首；2008年开始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就的《资本论》及其他著作，又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畅销起来……
一位长眠于地下已经120多年了的人，为什么如此受到世人的尊崇呢？因为马克思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太大了！他一生中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曾有人把马克思比作奥林帕斯山上的神，认为马克思与我们普通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他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这样，长期以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存在的一面，而很少看到他作为普通人存在的一面。
实际上，马克思在讲到他自己时常常喜欢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可见，马克思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与我们一样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而他不同于我们之处，或者说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奥秘，则是因为他能够正确处理人的七情六欲和伟大事业的关系，他不畏艰难困苦，终生都在实践着“为全人类造福”的誓言。
本书向你展示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既作为思想家，又作为儿子、作为学生、作为丈夫、作为朋友、作为父亲、作为外祖父存在的马克思！他可亲、可敬、可信、可学。他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永远飘扬着的一面旗帜！一、特利尔出了个马克思（一）黑门附近的淘气男孩“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位于德国南部莱茵省的特利尔城，由于孕育了一个全世界的伟大人物—卡尔·马克思，而全球闻名！
特利尔坐落在摩塞尔河畔，它只是一座小城。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个城市不过15000的人口，即便现在也不足10万人。然而，特利尔却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它比罗马早建城1300年，至今还保存着古罗马时代的大量遗迹，诸如皇帝宫殿，公共大澡堂，还有令特利尔人骄傲的、世界闻名的“黑门”等等。马克思当年就是在“黑门”附近长大的。
特利尔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城，它四面群山环绕，山坡上是莽莽苍苍的森林。莱茵河的支流摩塞尔河从特利尔城的西面流过。摩塞尔河很宽，碧波荡漾的河面上白帆点点，两岸几百公里都是葡萄果园和古旧的小村庄。
特利尔不但历史悠久、景色迷人，而且曾以具有自由主义启蒙精神著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特利尔连同莱茵省的其他地区一起，于1795年至1815年并入法国。在拿破仑统治的20年时间里,莱茵省成了德国经济上和政治上最发达的地区。
尽管随着1815年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莱茵省又被重新归还给普鲁士王国，但这里洋溢的民主自由气息,却并未因普鲁士政府的压制而泯灭。
1818年的5月初，摩塞尔河谷呈现出一派春末夏初的景象。白色的樱桃花刚刚开过，粉红色的桃花又长满枝头，柳树绽出翠绿的嫩芽，春风温柔地抚摸着绿色的原野，海鸥在晶莹的河面上欢叫着。
在这充满盎然生机的时节里，5月4日夜晚，在特利尔布吕肯巷664号住宅的一个房间里，亨利希·马克思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等待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5月5日凌晨二时，一声啼哭打破夜的宁静，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母给他取名为卡尔﹒马克思。谁也没有料到，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后来会和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
卡尔·马克思的家族具有犹太血统。他的祖先好几代人都是犹太教的教士和学者，有的甚至在教会里担任重要职务。马克思的祖父和伯父都先后担任过特利尔犹太教的拉比。①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原名为希尔舍·马克思，年轻时为了摆脱传统犹太宗教思想的束缚，同时也为了个人的发展，忍痛与父母在信仰上断绝了关系，以此获得了 “一张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在卡尔·马克思出生的前一年，35岁的希尔舍·马克思正式改变信仰，成了一名基督教徒,他把自己的犹太名字“希尔舍”也改成了基督教名字“亨利希”。
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个博学多才、正直善良的人。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拼搏，成为一名首席律师。他不但精通法律，而且还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亨利希﹒马克思除了知识渊博以外，还受启蒙精神的影响，倾向于自由主义。由于亨利希﹒马克思高尚的人品和卓越的才华，他被推举为特利尔律师协会的主席，还出任过特利尔高级诉讼法庭的法律顾问，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卡尔从小从父亲那里受到的潜移默化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卡尔﹒马克思对自己的父亲非常敬重。从父亲身上，他既学到了渊博的知识，又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一直把父亲的一张照片带在身上。卡尔去世后，这张照片与他永不分离地葬在了一起。
卡尔﹒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是荷兰犹太人，出生在一个犹太律法学家的家庭。她是一位朴素、慈祥、善良的女性，一生辛勤操持家务，含辛茹苦地养育子女，她始终对孩子们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操心劳神。她对家中的长子马克思疼爱有加，常亲昵地把他叫做“幸运儿”。
卡尔家有兄弟姐妹九个，他排行老三。他的哥哥莫里茨﹒大卫4岁时夭折了，他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也早早地死于肺结核。最后就剩下了卡尔以及他的姐姐索菲娅，还有两个妹妹路易莎和埃米莉。
卡尔不到两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西梅昂大街1070号住宅，这里离黑门很近。特利尔是著名的盛产葡萄之乡，所以，像许多市民一样，卡尔家在离城不远的山丘上还建了几个葡萄园。全家的生活既温馨，又富足，卡尔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
卡尔是一付地道的男子汉的模样：一头浓密的黑发，额头宽阔，眼睛明亮。他的肩膀宽厚，四肢粗壮，身体非常结实。父亲常喜欢叫他“黑毛小狮子”
卡尔天资聪颖，活泼好动，既顽皮又淘气。俗话说：“淘姑娘出巧的，淘小子出好的”，这话虽然不完全正确，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淘孩子在“淘气”中潜藏着的想象和智慧、使他们的智力和体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发展。
像每一个淘气的男孩子一样，卡尔的想象力异常丰富。他很擅长组织小伙伴们玩各种游戏，特别喜欢玩“打仗”的游戏。他把自己当成小指挥官，手持长树枝，把姐妹们当作马，经常在紧挨着黑门的小山丘上驱赶着她们往下奔跑。卡尔还指挥着小伙伴们热火朝天地投入战斗，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无论是水坑还是荆棘，他都要求他们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卡尔做事非常执著，有时甚至显得暴躁，他有时也愿意搞点恶作剧，他用自己的小脏手制作一些并不可口的小点心，而且非要姐妹们来品尝。奇怪的是，无论他的姐姐还是妹妹，都原谅他这种霸道的做法，心甘情愿地听他摆布。
原来，他的姐姐和妹妹都知道卡尔会讲非常有趣的故事。当淘气过后，作为补偿，他会坐在小伙伴们中间，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述那些美妙动人的故事。他的出色的讲述，把孩子们一个个的都征服了。
离卡尔家不远，住着特利尔城的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他的两个孩子—姐姐燕妮和弟弟埃德加尔，是卡尔最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耍。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利尔的名门望族，本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一个十分有教养的人。由于枢密顾问官职责的原因，他同卡尔的父亲、特利尔的首席律师亨利希·马克思联系较多。威斯特华伦男爵毫无门第之见，他与同样优秀的亨利希·马克思很谈得来。这样，两个社会地位相差悬殊的家庭经常来往，大人和孩子都亲密无间。卡尔特别喜欢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把他看做是像父亲一样的朋友，威斯特华伦也非常喜欢邻居家这个聪明活泼的男孩子。
威斯特华伦男爵的知识十分广博，他能流利地讲多种语言。他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威斯特华伦一有空，就带上两家的孩子，去美丽如画的小山丘上和幽静的树林中散步。他用英语和德语给他们背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篇章，给他们讲古代英雄刚强威武、机智勇敢以及他们那种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故事。
威斯特华伦还把自己喜爱的英国大文学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诗篇和戏剧中人物的独白，朗诵给孩子们听。马克思后来对诗歌的偏爱，不能不说与这位男爵的早期灌输有密切的关系。
威斯特华伦与其他的贵族不同，他也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当卡尔逐渐长大之后，他还给卡尔讲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故事，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使卡尔感到既新奇又向往。从威斯特华伦那里所受到的启蒙教育,对马克思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从小到大，一直对威斯特华伦怀有非同寻常的感激之情。
卡尔的小学课程全部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完成的。他有较高的天赋和颖悟力，各门课程都掌握得很好，父亲对他非常满意。父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学识为卡尔作出了榜样。更重要的是，没有经历普鲁士那种严酷刻板的小学教育，也促进了卡尔这一时期自由、独立个性的形成和发展。
得天独厚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使黑门附近的这个淘气男孩，快乐健康地成长起来，卡尔的童年充满了阳光。（二）校长盛赞的“栋梁之材”
1830年的金秋时节，特利尔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门庭若市，又有一批新同学走进了校门，卡尔便是其中的一员，这一年，他 12岁。经过父母的培养和教育，卡尔已出色地完成了小学课程，他可以进中学读书了。
说来卡尔也真是“幸运儿”，他进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学习时，恰逢约翰·维滕巴赫在这里当校长。维滕巴赫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较深,崇尚科学和理想。维滕巴赫还是卡尔的历史和哲学老师，他在历史领域和哲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这使卡尔受益匪浅。
这位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校长不仅思想开明，而且学风严谨，治校有方。他力求把学生培养成为对“进步和高尚品德抱有崇高信仰”的人。为此，他先后聘请了一些才华横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教师授课，所以，学校在教书育人方面颇有些名气。
卡尔入学后，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生活。他们班30多个学生，大部分是官吏和商人子弟,也有一些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女，他们平均年龄大约20岁。马克思虽然是班上年龄较小的学生，但智力一点也不比其他同学差，如果按学习成绩排名的话，他在班里往往是排在10名左右。同学们喜欢这个小弟弟，因为他顽皮淘气，常使他们感到开心；但有时也有些惧他，因为卡尔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写出讽刺诗来，常使他的对手感到尴尬。
卡尔是个爱学习的孩子,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讲以外,学校的图书馆是他经常乐而忘返的地方。西梅昂大街的书店他几乎天天光顾,受父亲和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影响，他也喜欢读世界文学名著和哲学名著,特别喜欢席勒、歌德和伏尔泰、莱辛以及圣西门的著作。
卡尔读书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即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用自己的语言写学习札记、纲要和摘要。这样看似花费一定的时间，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的深厚的知识积淀，不能不说与此有极大关系。
卡尔在中学学习期间,德国正处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国家四分五裂,群众生活在苦难之中。卡尔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中心广场,这里挤满了四处来逃难的人们。他还要穿过城中简陋的贫民区,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假日,卡尔常常到市郊的农村走访。在摩塞尔地区,他目睹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贫困生活。劳苦群众的悲惨境遇,激起了他深切的同情。
就在卡尔进入中学的那一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这次革命给莱茵省的民主势力带来了希望，在1832年普法尔茨召开的汉巴赫大会上，他们一致要求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德国统一。普鲁士反动当局对此深感惶恐和不安,他们绝不允许民主势力抬头
在特利尔，有些人因为参与了政治活动而遭到逮捕，一时间阴云密布。
一天，反动军警突然包围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他们在校内查出了汉巴赫大会的演说稿，于是校长维滕巴赫受到了警察的监视。还有一些进步教师因唱革命歌曲、信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受到训斥和怀疑。为了加强对师生的思想控制, 反动当局还任命了一个不学无术的反动教员当副校长。
卡尔亲眼看见警察逮捕了他们学校的一名学生,原因是在他那里发现了被查禁的著作和反政府的讽刺诗。
所有这些都激起了卡尔对反动当局的强烈不满。在学校里，他鄙视那位副校长。毕业前夕,他一一向他尊敬的老师们告别,唯独不登他所厌恶的副校长家的门。这位副校长是教过卡尔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对于卡尔的不辞而别，他耿耿于怀，感到很伤自尊。于是，卡尔的父亲不得不编了一个无辜的谎言，说卡尔去过他那里，可他刚好不在家。对于儿子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倔强性格, 亨利希·马克思开始隐隐感到有些不安了。
卡尔在中学里度过了5年的时光。他的学习成绩,除物理方面的知识中等以外,其他各门课程均为优良。据他的《中学毕业证书》记载, 他的德语语法知识特别好,拉丁语在口语方面,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流畅程度。老师认为,卡尔的希腊语知识和对古典作家作品的理解能力,差不多和拉丁文一样好。他的法语语法知识相当好,口头叙述方面也比较熟练。卡尔中学时期所掌握的多种语言,开拓了他的视野,成为他一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卡尔对宗教课的学习也非常认真,达到能明确认识基督教教义和训诫,并能加以论证的程度,而且他对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也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这些知识,为他日后对宗教的批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卡尔的历史和地理知识,相当令人满意。他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校长维滕巴赫亲自讲授这门课,卡尔从他那里获得了十分丰富有益的历史知识。这在他中学毕业考试用拉丁语写的一篇题为《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作文里可略见一斑。卡尔对历史的特殊爱好对于他以后的理论著述极有帮助。除了文科知识以外,他的数学知识也学得相当出色。
校长维滕巴赫看出了卡尔是个好苗子,称他是“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材”。考试委员会在他的毕业证书中特别注明:“本委员会衷心祝愿该生因天资过人而获得美好的前程。”
要毕业了,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这可是事关终生幸福的大事。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莘莘学子都在思考。
在卡尔的同学中，有人希望能踏上获取功名利禄的官宦之途,有人想走上发财致富的经商之路,有人愿当获取来世幸福的传道士,也有人希望做一名在战场上创造辉煌的军人,还有人想当科学家名垂史册。每个人都在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程。
卡尔虽然只有17岁，但他已经在思索生命的意义了。他在毕业作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全面抒发了自己的人生感言。
卡尔认为，人与动物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有思想、信念和目标。因此，人能够进行职业上的选择。但:“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这就是说，任何个人的职业选择,总要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所以,在卡尔看来，人在选择职业时,不应随心所欲,或为一时的热情所左右,或为某种虚荣心所驱使,而应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衡量自己的能力、特点和身体素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职业。
卡尔反对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去选择职业，他认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这位17岁的少年还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学家,卓越的诗人,但他永远不能成为真正完美的伟人。卡尔意识到,只有使个人和社会一致起来,把职业与事业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他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为人类幸福而贡献终身。他豪迈地赞颂道：“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个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虽然在卡尔的阐述中，还带有宗教观念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立下的为人类造福的志向是远大的,为此,他还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以坚定的信念、铿锵的语言表明了决心：“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校长维滕巴赫对卡尔的作文非常欣赏。他认为，这篇文章思想丰富,文字结构严谨。不足之处是，有追求与众不同的形象用语的倾向。
卡尔在中学时代，就为自己选择了非同凡响的人生之路。这是他人生观形成时期所受到的时代陶冶、文化熏陶、家庭影响、学校教育等综合因素锻造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作为具有高尚情操的时代之子的必然选择。这条人生之路,充满着艰辛,但他终生义无反顾,始终不渝。正像这位大思想家在一首诗歌中所抒发的那样：
假如有那么一股
汹涌澎湃的波涛,
向前奔，不绝滔滔,
奔向那险滩隘道。
向着我和我的渴望猛扑过来,
想把我摧垮,压倒,
后退—这事儿我才不干,
这字眼—我连看都不看。
为了达到目的,
我愿和风浪搏斗,
甚至烈火的威风,
也会被我制服。
即使和我一起战斗的人,
一个个全部牺牲；
即使他们全都意志消沉,
对付任何力量我还是能够胜任!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5—476页
为了实现远大的志向和伟大的抱负,马克思在告别了中学时代以后,踏上了艰难的求索之路。二、敢问路在何方（一）老爸的担忧
卡尔的父母对爱子一直寄予厚望。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常为儿子的聪明才智而感到骄傲,他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和律师。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也希望儿子能从事一种比较稳定而且有可靠收入的职业。父母“望子成龙”心切，而且他们的考虑也并非没有道理。当时的莱茵省正在筹备成立新法院，未来律师的职业是有可靠保证的。况且律师这个职业不但生活稳定,而且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父母说服了卡尔，去波恩大学法学系深造。
1835年10月中旬的一天，17岁的卡尔在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特里尔码头。他登上了一艘海帆船，独自一人乘船沿摩泽尔河再转经莱茵河，前往波恩求学。站在甲板上的卡尔，望着渐渐远去的故乡，不禁思绪万千，从此他将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他像一只羽毛未丰的海燕，渴望着暴风雨的洗礼。
波恩位于莱茵河畔，具有700名大学生的波恩大学是这座小城的骄傲，这里是莱茵省的思想文化中心，浪漫主义思想极为流行。
卡尔入学后，特别想见见浪漫派的一些领军人物并听听他们的课。因此第一学期他便选了9门课程,除了法律专业课以外,还有他喜欢的荷马著作、艺术史、希腊罗马神话等课程 。每次课前，卡尔都早早地来到教室。课上，他贪婪地注视着老师，恨不能把老师讲的每句话都记在脑海里。他觉得课堂上的时间不够,于是利用课外的时间和夜间学习,每天达十七八个小时。
转眼三个星期过去了。可是家里迟迟没有收到卡尔的信。母亲开始为卡尔感到担心，父亲写信批评了卡尔。卡尔原想对周围环境再多些了解后再写信，无奈“儿行千里母担忧”。卡尔急忙给父母写信，详细地汇报了自己入学后的情形。
父亲看到卡尔的勤奋努力和想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的坚定志向，深感欣慰，但同时又有些担忧。儿子有学习的热情，但却缺少科学的方法。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学习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总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啊！因此,父亲在回信中委婉地说：“9门课程,在我看来多了一点,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的身体和精力所能支持的限度。”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1页。父亲担心卡尔把身体累垮，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身体是智慧的永恒伴侣，整个机器的良好状况都取决于它。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望你用功不要超出你的健康所能容许的限度”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3页。根据父亲的建议,卡尔把课程重新调整为6门。他如饥似渴地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渴望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但第二学期开始时，不知疲倦的卡尔还是由于过分用功病倒了。于是，他又把课程减少到4门
课余时间多了，卡尔完全融入学校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18岁的卡尔在离开父母的监督之后,还没有完全的自我约束力。就在第二学期,他经不住同学的劝说,加入了波恩大学里的“特利尔同乡会”,并很快成为5名领导者之一。特利尔是有名的葡萄酒产地,同乡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卡尔经常和同乡会的成员们酒桌论英雄。有一次他因醉酒喧闹,破坏了夜间的安静，被学校罚一昼夜的禁闭。然而，“少年不知愁滋味”，当同学们去探望他时，他们竟然在禁闭室里又开怀畅饮起来。
还有一次,来自特里尔的学生和贵族学生在校园里发生了争执，后来变成了公开的决斗。作为特里尔之子的卡尔不甘示弱，也加入其中。在一次举剑交锋中,他的左眼上部受了伤，留下了一块令父母担忧的小疤。
这时的卡尔已被那种不受监督、不受约束的自由生活所陶醉，不自觉地偏离了他努力的方向。说来也难怪,“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便是伟人,成长也是一个过程,其间在某个阶段或某件事情上出现一些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当卡尔的父亲得知了这些情况后,深为波恩大学学生中流行着的不良风气而忧虑，他不忍看到自己的爱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沉沦。于是，亨利希·马克思在第一学年结束前通知波恩大学：卡尔将转到柏林大学就读。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如亨利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卡尔“在波恩的胡闹刚刚结束，……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震惊地开始了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1页
原来，在去柏林大学之前,卡尔回到特利尔城度暑假。这个假期对他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与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小姐私订了终身。
燕妮是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生于1814年2月12日。她与卡尔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纯真的友情逐渐发展到爱情。早在卡尔去波恩大学之前，他们就有了爱的默契。而在1836年这个美好的夏天里，他们更进一步明确了恋人关系。
燕妮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她深蓝色的眼睛，深褐色的头发，身材优美，气质高雅。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学识广博，才华出众，心地善良，不少人为之倾倒，其中不乏门当户对的追求者。但燕妮独具慧眼，偏偏相中了卡尔。他们年龄相差4岁，而且又是贵族与平民联姻，这在世俗的眼光来看，几乎是荒唐的。他们担心得不到其他亲属的理解和同意，为稳妥起见，决定暂时保密，只告诉了卡尔的姐姐索菲亚和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但不久，卡尔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
一个刚刚18岁的、前途未卜的平民大学生，竟然把自己的命运与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美丽姑娘联系在一起，对此亨利希·马克思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他不知结果会是怎样。但很快他便同意了。因为他知道，卡尔一旦作出了选择，那就谁都无法改变他。（二）大学时代的艰辛求索
1836年10月中旬,年轻的卡尔从特利尔出发前往柏林大学。当时铁路尚未建成，卡尔乘邮车足足颠簸了5天。这次柏林之行，卡尔远没有一年前去波恩那样兴奋。离开了心爱的姑娘，他感到内心无比惆怅。然而他深知，自己必须深造，必须学有所成。他是怀着对燕妮深深的爱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来到柏林大学的。10月22日他注册后，便在离柏林大学不远的米特尔大街61号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柏林是普鲁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柏林大学是德国当时著名的高等学府。这里拥有不少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校风严谨，学生也都勤奋刻苦，远没有波恩大学的那些不良风气。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这里读书时，曾这样评价过这所大学：无论在哪个大学都看不到这种对工作的热爱，这种对大学生的琐碎事情以外的事情的兴趣，这种对科学的吸引力，这种安静和肃穆。他认为，同这所大学比起来，其他大学就是不折不扣的酒馆。
来到这样的环境里，卡尔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学术气氛,他以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到了柏林以后,我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有时去看人也是勉强的,只想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在入学后的一年中,卡尔修完了刑法、罗马法史、人类学等6门课,而且在课余时间进行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大量的学习研究活动。他阅读了堆积如山的法学专业文献和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而且又自学了英语和意大利语。“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课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②〔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9页。卡尔对自己近乎苛刻，他不允许自己满足于对知识的一知半解。因此，他延续了中学时代就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对所有读过的书都做摘要，写批注，一边学习一边思考。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卡尔广泛涉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亨利希·马克思早就洞察到了儿子身上的超乎常人之处。他在给卡尔的信中高兴地说：“上帝恩赐,你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造福,为你的家庭造福,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全人类造福。”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7页
卡尔的目标是明确的，可还不是具体的。究竟哪个领域更适合于自己的发展呢？
卡尔根据自己的兴趣，在文学艺术领域尝试过。早在波恩大学时他曾加入过一个青年诗人团体,写过各种题材的诗歌。那时父亲认为，卡尔的诗歌，无论就它的真正含义，还是就它的倾向来说，自己都不理解。而且父亲直言不讳地告诉卡尔，如果他成了一个平庸的诗人，自己会感到伤心的。但进入柏林大学以后,特别是第一学期,卡尔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爱好有增无减,甚至超过了他的专业课。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把对燕妮的思恋,倾注在《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三部诗集之中。他还专门为父亲的生日写了一本诗集,寄托着自己对家乡和亲友的思念。但随着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卡尔逐步认识到,父亲对自己诗歌的评价是有道理的。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诗,认为它们把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了,“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不清,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代的责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变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思想。”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卡尔终于意识到，他没有显露出诗人的天才。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在这方面的追求,而仅把诗歌作为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
卡尔也曾按照父母的要求，在法学领域努力过。他所阅读的法学著作，远远超过老师所指定的书籍。卡尔在学习和研究中发现，为了更透彻地把握法学，应把它与哲学联系起来。这样，卡尔在研究法学的同时，也学习了哲学。当时德国理论界有一个习惯,很多人在研究一门科学时,都热衷于构建体系。受其影响,卡尔也决定构建一个法哲学体系。这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来说,未免操之过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反映了他“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开创精神。
卡尔拟订了自己体系的纲目。他在导言里叙述了形而上学原理,然后分类对全部法学内容进行阐述。可当他写了300页的文稿时,发现这个体系包含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正如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这里首先出现的障碍仍然是现有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的对立。他说：“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在他看来,研究法律、国家、自然、哲学方面,“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卡尔意识到：他所建立的法哲学体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就他所受的教育和素养来说，是无力解决这些矛盾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这部虽未写完,但却是呕心沥血之作的法哲学手稿抛弃了,就像那些诗作一样,付之一炬。
建立法哲学体系所遇到的困难,使卡尔更进一步认识到哲学的重要性。1837年11月,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卡尔开始把自己研究的着重点从法学转移到哲学。
早在入学之初，卡尔曾接触过黑格尔哲学,但他不喜欢黑格尔那种离奇古怪的表达方式和晦涩难懂的文字。他更喜欢读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那时他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可当他的法哲学体系流产后,他重读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却发现他们的哲学观点不能帮助他解决理论探索中的难题，也不能帮助他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他在一首诗中说：“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页。
卡尔认为,康德和费希特把应有的东西和和现有的东西即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他们的哲学体系严重脱离实际，在现实世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哲学显然不能使他摆脱困境。那么，哪一种哲学才能指导自己继续前进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卡尔以不可抗拒的执著，苦苦地思考着、探索着。（三）小渔村带来的转机
卡尔在从法学转向哲学的过程中，在艰难的探索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他往往在读一本书时，感到还有其他更多的书籍需要阅读；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他日以继夜地在书中寻找着问题的答案。由于过度的劳累,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根据医生的建议,卡尔到柏林郊区风景优美的施特拉劳小渔村疗养。没想到,这场病给他带来了理论探索中的机遇,就像当年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在他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施特拉劳小渔村位于施普雷河的右岸，环境幽雅。如果步行的话，从柏林大学到这里只需1个小时，它是大学教授和学生们休闲的好去处。卡尔于1837年的夏天来到了这里。他每天在河边散步，有时同渔民下河打鱼，有时同村民上山打猎。一段时间以后，他感到身体恢复了不少。
在施特拉劳疗养期间,卡尔遇到了他所敬重的柏林大学教授爱德华·甘斯。甘斯讲授《刑法》和《普鲁士法》时，卡尔选修了他的课。甘斯是一个进步的法学家，在理论上,他是黑格尔哲学的忠诚信徒；在政治上,他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工人阶级。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对卡尔有着重大影响。当他了解到卡尔在理论上苦苦探索却未得其果时, 便指导他重读黑格尔的著作。按照老师的谆谆教诲,卡尔 “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这使他对黑格尔哲学有了新的认识。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他把一切发展都看成是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绝对观念发展到黑格尔哲学便达到了顶峰,发展到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便是最完美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个万能的绝对观念究竟是什么呢？
据说，曾有一个牧师私下里问过黑格尔：你说的绝对观念与我们所说的上帝有什么区别吗？黑格尔诡秘地笑了笑，说：随你理解，无可奉告。牧师心领神会，原来绝对观念是上帝的代名词！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无疑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因素。但是，在黑格尔的这个哲学体系中, 又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它的革命因素。黑格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相互联系之中,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都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任何历史状况在发展中都是暂时的。某些旧的东西正在灭亡，昨天还是合理存在的东西,今天可能为更高级的新东西所代替,而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内在的矛盾。
卡尔通读了黑格尔的著作后,被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深深吸引住了。他在《黑格尔》这首短诗中表达了他的兴奋心情。他说：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
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
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
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
就紧抓到底。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1页。
卡尔从黑格尔哲学中找到了符合他志向的学说,思想豁然开朗许多。
如果说，甘斯教授是卡尔走向黑格尔的向导，那么，阿道夫·鲁滕堡博士则是把他领进了大门。
阿道夫·鲁滕堡是士官学校的地理教员，哲学博士，他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学术组织—博士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博士俱乐部是1837年在柏林出现的学术组织。当年黑格尔去世以后,由于他的哲学体系和方法之间的矛盾,他的弟子分成了两派:一派固守黑格尔体系中的保守因素,用客观唯心主义为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辩护,称为老年黑格尔派；一派坚持黑格尔体系中的革命因素,用辩证法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称为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就是由一些持有青年黑格尔派观点的、30岁左右的教授、讲师、作家、律师、新闻工作者和文学批评家等组成的，其头面人物有柏林大学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博士、士官学校地理教员阿道夫·鲁滕堡博士、中学历史教员卡尔·科本博士等。
一次，卡尔在施特拉劳小渔村散步时，与阿道夫·鲁滕堡博士不期而遇。他们相见恨晚，谈得非常投机。由于卡尔才华横溢，他的思想又与博士俱乐部成员的思想相近，因此，阿道夫·鲁滕堡欣然推荐卡尔进入了他们那个颇有影响的圈子，卡尔成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
博士俱乐部在当时很活跃，它的成员定期在离柏林大学不远的一个咖啡馆聚会。他们一边喝着咖啡或啤酒，一边讨论问题。他们批判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针砭时弊，并互相交流在各自领域中学习和研究的心得、体会。有时大家会就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研讨，其中不乏相互冲突的观点。但博弈的结果却使每个人无论是在哲学理论上，还是在政治思想上，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卡尔也在其中获得了十分有益的知识和灵感，他经常把自己的思想与那些杰出朋友的思想进行对比，取长补短。
卡尔是博士俱乐部最小的成员，也是唯一一名在校大学生。但他以敏锐的思维、精辟的见解、丰富的知识博得了比他年长许多的其他成员的敬重。青年黑格尔分子爱德华·梅因称赞他不仅才智横溢,而且还有坚强的毅力
年轻的历史学家科本称卡尔是“一个思想库、一个工作房,或者按照柏林人的说法,是一个思想巨人”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及其反对者》一书的扉页上特别注明：“献给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他和卡尔终生都保持着真诚的友谊。
另一位青年黑格尔分子莫泽斯·赫斯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所崇拜的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大概不到24岁),他将要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在他身上既有最深奥的哲学的严肃性,也有最机敏的智慧；请你想象一下,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所说的结合不是机械地混合——这将会使你得到一个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①〔苏〕彼·费多谢耶夫等著：《卡尔·马克思》，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6—17页。
就连青年黑格尔派公认的、博士俱乐部最有才华的领导者布鲁诺·鲍威尔，对卡尔也非常欣赏，他们互相钦佩，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至交。
施特拉劳小渔村的疗养，使卡尔的人生道路出现了新的转机。他完成了从法学向哲学,从康德、费希特的王观唯心主义哲学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重大转变,其间虽经历了烦恼、焦躁、彷徨……但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不断地调整自己,果断地走出迷惘。（四）现代普罗米修斯的自白
卡尔经过艰辛的探索，决心致力于哲学研究。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越来越明确了，那就是献身学术,传播真理,与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为此,卡尔计划在学业完成之后到大学里任教。
亨利希·马克思不同意卡尔的打算。因为按照他的安排,凭着儿子的才华,完全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律师或法官,他希望儿子至少能过上中产阶级那种安定、舒适的生活。可儿子却选择了哲学研究的道路,这意味着他终生的颠沛流离、艰辛困苦和生活的毫无着落。父亲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爱子走上这样一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竭力劝说儿子不要改变父母的初衷。但卡尔决心已定,父亲只好怀着深深的遗憾,同意儿子将来到大学任教,但要争取得到哲学教授的头衔。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838年5月10日,始终为卡尔护航的父亲久病不愈,不幸与世长辞，终年61岁。这一年,卡尔刚刚20岁。20年来，父亲对他百般呵护和严格教诲,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都毫无保留地向父亲倾诉，而父亲也都乐此不疲地为他指点迷津。父亲的离世，使卡尔陷入从未有过的失落之中……
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这是告慰父亲的最佳选择。马克思决定考取博士学位，否则，在大学里当教授是没有希望的。
1839年初,他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研究了古希腊哲学史,特别是研究了伊壁坞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这三派都是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意识哲学”，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颇大,马克思也极感兴趣。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都曾研究过这三派的哲学体系,但黑格尔只是大体上说明了这些体系的一般特点,没有深入研究个别细节,更没有看到这些体系对古希腊哲学史的重大意义。而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虽然对于三派哲学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这些体系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新阶段,但并未达到对这些体系的正确理解。而这些体系恰恰是理解希腊哲学真正历史的钥匙。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阅读了古希腊哲学家大量的著作,仅在研究伊壁坞鲁哲学时,就写下了七大本笔记。
1840年下半年,马克思确定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坞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在他看来,伊壁坞鲁哲学和德漠克利特哲学有一种继承关系,而青年黑格尔派与黑格尔哲学也有一种继承关系。他认为，通过对德漠克利特哲学发展到伊璧坞鲁哲学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青年黑格尔派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从而预见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势。同时，马克思还想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解决他一直思考着的一个问题,即哲学应该怎样面对外部世界的问题。
马克思没有拘泥于前人研究的框框,他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两位思想家的自然哲学,突破了许多历史上的传统看法和当时流行的观点。他从细节上具体考察了伊壁坞鲁和德漠克利特在自然哲学上的差别，认为这两个人虽然都把原子论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具体观点也不尽相同。
对于这两位思想家的观点,马克思更推崇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他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虽然在物理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哲学上却是有意义的。他把它解释为自由和能动原则。他认为只有从这个原则出发,才能不畏神威,不畏宗教黑暗势力,才能改变不合理的世界。
马克思在赞赏伊壁鸠鲁自由和能动原则的同时,却对他的只能通过使个人脱离世界、献身哲学的途径来获得自由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伊璧坞鲁脱离人与环境、哲学与世界的关系，孤立地谈论人的自由,这就把自由抽象化了。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只有把人置于社会之中,从他与周围环境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作用中来加以考察,才有可能解决自由问题。
马克思还高度评价了伊壁鸠鲁对宗教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的无神论思想。他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指出：“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还借用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来申明自己的无神论思想。他认为,对神的信仰反映了意识发展的低级阶段。人的自我意识高于神灵,神是不能同人的自我意识相提并论的。神具有超自然的非理性的特征。因此，对于无理性的人来说，上帝才存在。马克思这种战斗的无神论思想,奠定了他后来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基础。
当然，马克思在写作博士论文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他强调的自我意识哲学,带有明显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印记。但马克思又与青年黑格尔派有所不同,他更注重于自我意识与现实、哲学与世界的联系。他提出了哲学应该积极面对现实的原则,主张哲学不应局限于批判世界,还应致力于改造世界,这就是“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过程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分析重大理论问题的第一次尝试,它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博士论文里,处处闪耀着他那种既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的革命批判精神的光辉，无论是评述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还是评述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这篇论文的最大创新之处是高度评价了伊壁坞鲁哲学所具有的独特革命精神和深远影响,改变了人们对伊壁坞鲁哲学的歪曲和误解，解决了一个在古希腊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1841年3月,不知疲倦的马克思终于结束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从论文的序言中可以看出，他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他表明要像古希腊神话中盗天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无论经历怎样的痛苦和磨难,也不放弃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他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你好好听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
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0页。
马克思论文中鲜明的反对宗教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倾向,使他的朋友鲍威尔感到震惊。他写信劝马克思，不要把埃斯库罗斯的那些诗句写进博士论文,不要把哲学发展之外的东西写进去。这些只会给敌人提供叫嚷的机会,甚至他们会让你长期远离讲坛。但马克思既然已经吹响了向旧世界宣战的号角,他便绝不轻易后退。他最终还是没有删掉那些激烈的言辞。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没有在柏林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因为柏林大学处在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独立学术见解和政治倾向很难在答辩中通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马克思把博士论文和有关材料寄给了当时被认为是政治空气比较自由的耶拿大学审议。这篇论文受到了主持鉴定工作的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的赞赏。他在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推荐书中写道：“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建议授予学衔。”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9页。哲学系的其他教授也一致同意系主任的意见。
鉴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具有较高的水平,因此未经答辩和进一步的考试,耶拿大学便发给了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证书。时值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还未满23周岁。三、初出茅庐的闯荡（一）步入社会的当头一棒
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踌躇满志,准备在大学讲坛上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的理想。
1841年4月中旬,马克思结束学业,从柏林回到特利尔。他中等身材，头发黑黑的，胡子黑黑的，深褐色的眼睛透着睿智的光芒，神情中充满着不容置疑的自信。他已从离家前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沉稳、成熟的青年。
回到家乡之后，马克思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燕妮和威斯特华伦男爵。就在他和燕妮秘密订婚的第二年春天，他便写信向燕妮家里求婚，通情达理的男爵已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马克思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了这位自幼摸着他的头顶、看着他长大，曾给予他无数知识和启迪的威斯特华伦男爵。在论文的扉页上，马克思恭敬地写道:“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次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马克思深情地说：“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在马克思成长的过程中，威斯特华伦男爵所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他的父亲。
马克思这次返乡，还有一个美好的心愿，那就是与他日夜思念的、订婚已5年的燕妮完婚。
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之后,马克思家里的经济状况日益拮据,母亲希望家中的长子能早些赚钱帮她养家糊口。没想到马克思没有获得法学学位却获得了哲学学位,不去谋取高官厚禄而要去大学教书。母亲真是“恨铁不成钢”，她怎么也不能理解，卡尔为什么这样倾心于“对生计毫无益处”的哲学研究活动？她感到马克思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一气之下,拒绝分给他一份父亲的遗产。
马克思理解母亲的苦衷,但是他献身于理论研究的理想业已确立,那就什么样的磨难也动摇不了他的坚定信念。婚期可以推迟,志向不能改变。马克思在征得燕妮的同意之后,决定先去波恩谋职。在波恩大学当副教授的布鲁诺·鲍威尔早就催促他了。
本来，凭着马克思的才能和学识，在波恩大学谋得讲师的职位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的朋友们曾预言，他讲课一定会出现“轰动效应”。然而，当马克思1841年7月到达波恩后，残酷的现实又给他当头一击。正像他在中学毕业作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人们在选择职业时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
当时波恩的情况正急剧恶化。1840年登上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撕下了“开明君主”的伪装,明目张胆地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镇压。在大学里，教学自由被取缔了，许多进步的学者被逐出大学校门。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因为发表了批判福音书的新作而受到宗教信徒们的攻击。不久,国王找借口禁止鲍威尔在大学讲课,后来又解除了他的副教授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与鲍威尔有着密切关系的马克思受到牵连，波恩大学拒绝了他的求职申请,他的工作一时没了着落。但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反动势力的猖獗而退缩,他在波恩住了下来,一边寻找就业的机会，一边继续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工作。马克思认为，自己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在波恩的日子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就在这个时候，1841年夏，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著作，顿时感到耳目一新。
费尔巴哈早年曾在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执教,由于他反对宗教,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长期在乡村隐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自然界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人是自然的产物,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神。费尔巴哈第一次突破了唯心主义在德国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这部书的问世，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像恩格斯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出这部书的解放作用。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著作的研究,写下了5大本笔记。
可是，马克思却始终找不到适合他的工作。他重新调整了思路，心想，既然不能利用大学讲坛同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那么，写一些政论文章发表，不是同样可以达此目的么！于是 ，他毅然投身到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之中,由此逐步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作为战士而不是作为学者所写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对普鲁士政府表面上放宽实则更加严格控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一方面声称允许对国家机构及其个别部门进行评价,对法律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要“严肃和谦逊”。马克思指出了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认为，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流派,不应加以限制,如果强行规定某一种风格,实际上是扼杀了学术研究自由,不允许人们去探寻真理。
马克思以犀利的语言抨击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马克思揭露了这个书报检查令的真正用意是扼杀言论自由,完全禁止人们批判基督教,并企图阻止对现存制度的一切批判。他主张：“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这篇政论文章,表明了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尽管文章中还带有强调理性的唯心主义色彩,尽管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改革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那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革命的批判精神以及卓越的才华已露出冰山之一角。
马克思把这篇具有战斗力的文章,寄给在德累斯顿办《德国年鉴》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受到卢格的赞赏。但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德国年鉴》无法刊载。卢格把它编入一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直到一年以后,才在瑞士面世。
在波恩逗留期间，马克思还与鲍威尔合作编写了《无神论文库》。第一部书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矛头直指宗教蒙昧主义和旧的封建秩序,出版后很受欢迎,但也遭到反动当局的查禁。第二部书是《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但这部书一直未能问世,主要是马克思在写作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察觉出自己在一些问题上与鲍威尔的见解已有所不同。鲍威尔只是停留在哲学批判上，而他则认为，仅在哲学领域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是不够的,还应投身于政治斗争,直接向反动政府宣战。
1842年初，威斯特华伦男爵病重。马克思对这位父亲般的朋友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放下手中的笔,从波恩回到特利尔,守在受病魔折磨的威斯特华伦男爵身边，照顾这位可敬的老人，直到老人离世。（二）编辑部中显身手
马克思在特利尔处理完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丧事及自己家里的一些事务之后，又回到波恩，继续为生计奔走。这时，《莱茵报》吸引了他的眼球。
这是由莱茵省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1842年初出资创办的报纸。随着莱茵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认为有必要利用报纸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专门物色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鲍威尔兄弟、赫斯、科本等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是《莱茵报》的撰稿人。马克思还把自己的朋友鲁滕堡博士推荐给报社任主编,
不久，马克思也决定投身其中。1842年春，他作为《莱茵报》的主要撰稿人，开始写作一篇篇的政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评论莱茵省第六届议会辩论的政论文章,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很大轰动，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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