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与信仰：金佛庄烈士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新勇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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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向与信仰：金佛庄烈士传试读：

十月的北国已透露出严冬肃杀的景象，而在1921年的南国厦门，依然花红柳绿，生机盎然，高大的树影漏下斑驳的光影，闪烁跳动，像一颗颗蹦蹦跳跳的星星，满是顽皮和喜悦，没有些许庄重的样子，更没有安静的时候。

二十四岁的金佛庄提着个轻捷的藤条行李箱，走出厦门大学校门。

阳光飞溅，微风轻拂。不远处的卤面、虾面、鲜包坊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校门口一片暗色清凉的树阴下，排着三五辆散淡的人力车，车夫歪在车上，就势用经了雨而颜色褐黄的草帽把脸遮起来打盹。十月的南方气温正好，不冷不热，只要没有买卖，随时随地都能享受一段美妙的睡眠。

排在最靠前的人力车夫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听见脚步声，把草帽从脸上掀到脖子后面。他看见金佛庄随身携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以为他是到本城某地方去走访朋友的，一弓腰带着他的人力车来到跟前问：“先生，你上哪儿？”金佛庄本不想乘车，怀里钱袋里的钞票实在少得可怜，可看着人力车师傅期盼的眼神，他知道，跑这一趟路的脚力钱，是那年轻师傅的午饭。便把行李放到车上说：“辛苦师傅，码头。”满身肌肉疙瘩的人力车师傅吆喝一声，连人带车一起离开了厦门大学校门，金佛庄的耳朵里灌满了奔驰的风声。

人力车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忽高忽低地剧烈蹦跳，忽左忽右地前进，敝旧的遮雨篷布剧烈地颤抖着，手摇的铃声打破了街道的宁静，行人见到人力车来，便主动往路边靠一靠，用漠不关心的眼神打量一眼人力车夫和车上的乘客，继续赶自己的路。

每次坐人力车，金佛庄都禁不住感慨。这种于1870年由法国人米拉创制的运输工具，自1873年自日本输入中国后，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人称东洋车，在上海被称为黄包车。这种车适应性强，雇用方便，车资低廉，只要有一米宽的道儿，就能跑得飞快。在城市里，几乎没有人力车到达不了的地方。也许正因为它“不择道”，所以从来没有谁曾提出建议要为人力车修专门的行车道。从前承载行人、独轮车、轿子的便道，奔跑上人力车，甭说有多颠簸不适。这正如那时候的中国，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这个上台执政一些时间，那个上台执政一些时间，个个叫嚣着要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和平与安乐，真正上台之后与前任并无区别，一样战火连年、苛捐杂税、盗匪横行。一个军阀就相当于一种“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换了无数种，可路还是那条老路，看不到希望，令人迷惘。

人力车上的金佛庄把只差被颠飞出去的礼帽往下按了按，确认不会飞掉，腾出手来，紧紧抓住座位旁边的扶手。心情极不平静，今天的情景，恰如过去日子的翻版，人生的许多日子都像这样，被无数次重复，不管是人物、情调，还是心情，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离开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只是往返的方向不一样而已。去与来的之间，谈不上收获，感觉到处都充斥着失意和迷惘。

当初决定来读厦门大学，金佛庄心底既有希望，又有迷惘。希望在于，这所由新加坡华侨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的综合性大学，涵盖了师范（包括文、理科）、商学、工学、新闻、法学、医药等科系，在这里他能学到经国济世的本领，能够学到让民众吃饱穿暖的本事。迷惘在于，当下的时局似乎越来越不可能让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施展抱负，到处都是不讲理，到处都是不合理，到处都是民怨沸腾，到处都是民不聊生。是故，自1921年4月6日开学，半年来，作为第一届学生，金佛庄从未忘记开学那天，校长邓艺园在报告中说，厦门大学的办学目的是“研究学术，培养人材，指导社会”。可残酷的现实让金佛庄寝食难安，经常于夜深人静的时候枯坐难眠，怅然叹息。

从4月6日入学，到现在10月3日离开，金佛庄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难捱的半年。昨夜同窗们为他饯行的酒，还在唇齿之间隐约盘桓，他的心中希望和迷惘未曾比来的时候少，恰恰相反，比来的时候多得多。此时，他的希望在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又复课了，他又能回到军校读书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的校训，早已铭刻在金佛庄的心上。校场上的呐喊、靶场上的枪声……每每想起，他便热血沸腾。他这一去，是为了参加复课学习的，继续他的从军救国的梦想。迷惘在于，昨夜饯行的同窗，在敬酒的时候，除了“苟富贵勿相忘”这样粗鄙势利的话，再无救国救民的言语。生逢乱世，多少人只为苟且偷生？多少人是把上大学作为他日谋求大富大贵、光耀门庭、封妻荫子的跳板的；多少人是把结识朋友看作是将来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左右逢源的杠杆的。什么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百姓的生计，从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末路英雄，金佛庄心头装着大寂寞，大孤独。

这半年，金佛庄的日子几乎可以说是穷愁潦倒。

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比起来，厦门大学思想开放，能够自由地接触各种学说和思潮，能够不受限制地与同学探讨中国时局。可是人生在世，离不开吃穿二字。作为在校学生，必要的经济条件是保证顺利完成学业的前提条件。在保定读书的时候，除了享受公费，每个月还能领到一笔生活津贴。靠这笔钱，简单的日子一样红肥绿瘦，不仅不需要父母支持，还可以把妻子接到身边，让她去读蚕桑学校。而在厦门这半年，没有公费，也没有津贴，学费和生活费全靠远在浙江东阳横店的老家支持。父母和妻子想尽一切办法也凑不齐费用，只好请同村十几户亲友共设了个“银会”——银会这名词今已不多见，这样的组织已不复存在，可它却是中国明代至民国时期一种集资逐利的方式，其方法是：每位参加银会的人，出一份子钱，然后用抽签的形式来决定由谁使用。银会可以一年一次，也可以一年两次。这种“花钱”的方式，在明代禁毁言情小说《欢喜冤家》中就已经出现，在众多的民间史料上也可见到。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相当于赌博。金佛庄父母家的“银会”则由每户出十块钱的份子钱，借给金佛庄做学费，待他将来领取薪酬的时候再逐一奉还。

经济拮据还不算痛彻心扉的悲苦，最大的悲苦来自于对眼前的失望。厦门是沿海城市，这里有内陆人在短时间内无法适应的气息。厦门，当时的英文名Amoy，别称鹭岛，简称鹭，位于福建省东南端，西接漳州，北邻南安，东南与大小金门和大担岛隔海相望，是闽南地区的主要城市之一，与漳州、泉州并称“厦漳泉”，自古就是水陆码头，商业繁茂，华侨众多。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南京条约》，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英国在此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虽然到了民国，条约仍未废止。在厦门，中国人仍然是二等公民，处处受管制，处处受欺压。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二等公民，是件窝囊憋屈的事情。

厦门不是金佛庄的希望之所在。但一想到现在就要返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里未必又是金佛庄的希望所在。

屈原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先决条件是方向明确，目标明确。只要目标明确、方向明确，不管有多远，终可抵达。而此时的金佛庄，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清晰的方向，世界是混沌的，他不知道自己该向哪个方向走，他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在哪里。途路迷惘

那时候的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懂事起，他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考虑这辈子该做哪些事情，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一旦想清楚了，便会义无反顾，付出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努力靠近，竭力抵达，一辈子为之努力奋斗。

这事儿说小了叫志向，说大了叫信仰。

那是个信仰与生命同在的时代。1915年考入东阳县立中学时，金佛庄的理想是“科学救国”。他与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是同班同学，他俩都特别聪明，特别刻苦。在回忆中学时光时，严济慈感叹道：“其他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只有同金佛庄两个人，每次考试时都互相激烈争夺第一名这件事最有趣，至今念念不忘。”金佛庄写得一手好字，文笔特别好，每每受到国文老师的表扬；严济慈则以数学最为擅长，不用教师教，他把数学书当小说一样看一遍就会，遇到难题一点就通。有一年数学老师病休，严济慈自告奋勇向校长请缨，主动承担起全年级的数学课，他上的数学课居然比数学老师还好，待数学老师休假结束要来上课，全年级的同学居然不答应，非要严济慈继续教下去不可，一时轰动全城。

如果北洋政府不与日本人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金佛庄将继续他“科学救国”的理想。1915年1月，当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虽北洋政府最终只认可了二十一条中的十一条，但这十一条事关山东和“南满”权益的问题，出让这些权益，就等于出卖主权。当时日本在中国增兵三万，进行武力威慑，如果不签“二十一条”，就可能攻打中国。当时中国军事弱不禁风，北洋政权打不过，也打不起。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弱国无外交”的提法，年轻气盛的金佛庄深刻感受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看守国门，对抗强权霸权，随时都可能被强权霸权玩于股掌、踩在脚下；乱世之中，一条男子汉只有成为手握兵权的人，才能“退”可苟全性命，“进”可参与到抗击强权霸权的斗争。那时候他就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想法。到1918年中学毕业，金佛庄毅然决定报考军校，很快他便如愿以偿，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八期步兵科军官候补生。

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很快他发现，前途依然令人迷惘。军校内部，旧军阀体制下的军官学校，官僚作风无处不在，教官就是老爷，学员轮流替他打水洗脚、盛饭洗碗，给竹烟筒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等等。上下级之间没有交流，没有感情，不管你为教官做了多少活儿，教官不会感激你，不会记住你的好，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学生就是他们的奴仆和差役，列队要是站不正，教官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正步踢出去时力量不够，当心屁股上或腿上被教官飞起一脚踢中；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小心被皮带伺候。

如果到厦门算是“从文”的话，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则是“尚武”。虽然整个时代让人迷惘，看不到希望，但把厦门和保定放在一起比较，金佛光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保定。因为军校里的种种官僚作风毕竟是有期限的，作为军官他迟早要进入军队，迟早要成为军官。如果没有办法促使所有的军队都改掉官僚作风陋习，至少在自己带的兵中吹进新风，保持团结奋进、官兵和谐的状态。

从厦门到保定，必须乘坐海轮，到天津上岸，取道北京，再从北京赶到保定。

到了码头，人力车夫要替金佛庄把行李提到轮船上，这是他分内之事。金佛庄制止了，就那么一点行李，不必劳累车夫。藤条箱里只有一套换洗的衣服和几卷书、几封由保定军校和横店老家寄来的书信，还有就是两包打算拿回去款待战友的厦门特产鱼皮花生。

多名战友曾来信劝他回到军校，继续做“新军人”。

上船的时候，金佛庄遇上了两个兵痞，声称例行盘查，实则雁过拔毛。见金佛庄只有两纸包鱼皮花生，嘴里骂骂咧咧，责怪其寒碜潦倒，旋即将鱼皮花生全部卷入随身携带的口袋中。

那时候没有军官证。即使有，也派不上用场，谁认得你呀。辛亥革命后，华夏大地，军阀割据，分崩离析，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法律不能控制派系。当时的福建处于段祺瑞皖系亲信、督军李厚基的治下，段祺瑞于一年前倒台后，李厚基只能靠四面联络、保守中立得以苟延残喘。

海轮启航之后，金佛庄站立船头，望着被船分开的碧水，他想：何时才有一支现代的军队，不敲诈勒索，不欺压老百姓，是天下太平的开创者和守护神？保定军校

为了写好金佛庄，笔者几乎把他当年曾待过的地方走了一遍。九十五年之后，当笔者站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土地上的时候，保定军校的名字已经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了，后面还特别注明“（1912-1923年）”字样，是国务院批准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树已不是原来的树，房屋已不完全是原来的房屋，检阅台和广场依稀还能窥见当年的雄风。如织的游人带着杂沓的脚步和不可一一细述的心情，行走在曾经照耀过无数热血青年的梦想而如今依然给人温暖的阳光下面。

毕竟经历了九十多年的历史，世事的沧桑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军校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须臾不分。从1923年年末关门停办起，军校被用作他途；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里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保定的重要基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校舍被拆毁；解放后，保定军校改建为农场，又改为畜牧场。

物是人非，冰火沉沦，当年的旧迹被一点点消融，终至面目全非。但是，纵使旧迹无存，都无法改变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哪怕一片残砖断瓦都找不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依然像丰碑一样矗立在中国军事教科书中，依然像博物馆那样，接受无数后人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去挖掘它的存在和内涵。

这所创办于晚清1902年的军官学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1912年中华民国开始后，陆军部沿袭晚清的旧制，保留了这所陆军军官学校，新派校长和教官，添置了教学设备，从1912年至1923年，在此共办过九期培训班，毕业生有六千余人。

为了革命需要，孙中山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关门之后第二年，也就是1924年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保定军校的后续者，保定军校的不少毕业生，成为黄埔军校的教官。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人才辈出，成为近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摇篮。不管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些人后来都曾参与甚至主导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进程。

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遍及国、共两党，许多北洋军阀中的将领，也曾就读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著名校友数不胜数，耳熟能详的，除了蒋介石、张治中、叶挺、傅作义、薛岳，还有李济深、季方、孙岳、佟麟阁等等。李济深在军校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为阻止清军南下攻打起义军，曾冒险去炸漕河铁桥，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季方在辛亥革命中曾任北伐军敢死队排长，后投入讨袁战争，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六届副主席；国民三军军长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在保定军校上学时加入同盟会，1924年与冯玉祥将军合作发动北京兵变，逮捕并囚禁了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促进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率领的国民三军进驻保定后，释放了被曹锟、吴佩孚囚禁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史文彬、长辛店分会干部陈历茂、保定分会会长何立泉和副会长白月岳等参加二七大罢工的党和工会的负责干部；原国民党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在芦沟桥抗日战争中光荣牺牲。

不少毕业生后来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知名人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叶挺，中共著名的军事将领，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铁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赵博生、董振堂是宁都起义的著名领导人，赵博生曾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董振堂任红五军团长，先后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张克侠和何基沣，在淮海战役的紧要关头，分别率领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火线起义，为顺利地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还有何柱国、王长江等人，也都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另外，邓演达、耿毅、刘越西、陈铭枢、吴艺五、刘汝贤、周季展、李竞容、周思诚、商震、王法勤、黄曦、王紫斋、刘建藩、倪德勋、童保暄、张璧、瓮巨卿、安溯颜、刘耀奎、钱鼎和陆军速成学堂的方声涛、吕公望、林知渊等，都曾投身于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还有不少人经过曲折的道路后，又投身于革命阵营，如张治中、傅作义、陶峙岳、楚溪春、刘文辉等。

在一正一邪的历史选择中，人的站队非此即彼，保定军校毕业的张群，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军官学校毕业的白崇禧，后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陈诚任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秦德纯任国民党政府国防次长。早期毕业生吴佩孚，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任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在北洋军阀政府时的江苏省督军兼皖赣巡阅使，日伪时任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绥靖军总司令。还有顾祝同、刘峙、薛岳、罗卓英、马法五、周至柔等，后来都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

从北洋军学堂算起，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训练了接近一万名军官，当中超过一千六百人获得将军头衔，造就了大批军事人材，在我国近代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样也成为金佛庄短暂一生的革命道路的锻造站，当他从厦门重回到军校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越，他看见了生命的瑰丽，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最终为了心中的信仰，成为雨花台上一粒晶莹璀璨、绚烂多姿的雨花石。直皖战争和保定军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不像黄埔军校始终由一个党派作主导力量，始终在一个政权的领导之下。在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谁掌握政权，保定军校就为谁培养军事干部。不少时候，这一派招进来的学生，到了毕业，竟被分配到反对派一方，拿起反对派配发的枪炮，打自己的“老东家”。

在这样的纷繁乱世，出了不少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历史掌故和历史人物。

后世之谓“民国风流”，大抵是指民国最初二十年里的各种卓尔不群的人物身上发生的离经叛道的掌故。这些人物和掌故，大多属于“一言难尽”的人物和掌故。这一帮深具表演天赋的历史演员，却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所军校的命运。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的统帅权由段祺瑞、冯国璋所继承，并逐步形成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与此同时，奉天省（今辽宁省）督军张作霖逐渐控制了东北三省，形成奉系军阀。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期控制着北京政权的皖系成为众矢之的，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进入前所未有的尖锐期。此时的总理段祺瑞便是个典型的“一言难尽”的民国风流人物。

段祺瑞一生没有房产，奉行“六不主义”，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说到做到，律己甚严。

可他的姨太太个个抽大烟，甚至有一个半夜偷情回来，被段祺瑞撞了个正着。最有意思的是，某次人家给他推荐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知书达礼，娴雅大方，他打算娶回来做四姨太。待到娶进门了，却见女子整日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一问之下，才知道此女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忍痛割爱，吩咐他夫人要像嫁女儿一样，置办嫁妆，吹吹打打，很热闹地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短短半年里，老段家办了两桩喜事，一进一出，全是贴钱的买卖——老公嫁姨太这样的事，在像段祺瑞这样的大人物身上，好像仅此一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想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许愿只要段同意，日本将会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祺瑞的严词拒绝。为避免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来上海，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为直系的首脑。为了取得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与皖系段祺瑞的矛盾日趋尖锐。直系吴佩孚则利用外交、学潮问题，对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皖系发动了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的抨击。西南军阀为促进北洋派内部分化，也采取了“联直制皖”的策略。这样，直、苏、鄂、赣和张作霖控制下的东北三省便结成七省“反皖同盟”。后来河南督军赵倜不满段祺瑞而加盟，称为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在京津地区的对抗，段祺瑞的皖军纷纷溃退。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皖战争宣告结束。当时曹锟为地方军区负责人，段祺瑞为民国政府“边防督办”，仅仅五天时间，一场地方军人抗拒中央政府的军事政变便以挑战者的胜利而告终，北洋时代最强大的军阀派系垮台。

此时原本属于皖系段祺瑞培养军官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转眼就成了直系曹锟培养军官的学校。昨天还贴在墙上的段祺瑞的各种训话、各种指示和题词，转眼就换成了曹锟的训话和指示，换得比眨眼睛还快。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了这场战争的炮灰。直皖战争爆发后，段祺瑞皖军前敌总指挥、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曲同丰在松林店被俘，皖军十五师向直军投降。正值放暑假时，军校作为临时收容营房。因十五师已欠军饷数月，引起下级军官的不满。发生兵变，哗变的士兵将军校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房。曹锟知道这块地盘已纳入他的统治范围，但保定军校毕竟是这场战争的战利品，是顺带捡来的，相当于是“前娘晚母”生的，老早就打算去洗劫一空了事，谁知天遂人愿，遇上这等好事，立即派兵前来镇压造反的降军第十五师，该打的打，该杀的杀，事情做完了还不甘休，趁机掠走军校军械库的步枪两千支，骡马三百匹。先是残兵败将把个好端端的学校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接下来一场战争再把它打得个稀巴烂，大军退去，只剩一堆残垣断壁，从教学楼到宿舍，从操场到器械库，没有一样完好的东西，一座好端端的军事大学，就这么成为废墟，弄得学校无法复课。

在这两帮跟土匪没有多少区别、装备比土匪精良若干倍的军阀势力中，有数名竟是保定军官学校曾经的毕业生。

直皖战争爆发的时候，作为步兵科二年级学生的金佛庄放假在浙江家中。两军战况和军校被毁的消息通过报纸传到金佛庄那里，金佛庄不禁迷惘，他怀疑自己当初选择投笔从戎的路是否正确——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争的只是地盘和税收，争的是势力范围和话语权。直皖的对峙让金佛庄感到救国救民路途的艰难，没有哪一个军阀会顾及百姓的生计，没有哪一个军阀会顾及民众的安乐。残酷的现实一再惊醒金佛庄，倘若毕业之后，只能委身于某一个野心家，不如及早打算，退而谋求其他，为什么呢？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毕业后，要么在直系部队服役，要么在皖系部队服役，甚至可能到奉系部队服役，不管是直系、皖系还是奉系，无论站在哪一个野心家那一方，都不过是在别人敲骨吸髓、夺取民脂民膏之后，跟在后面分取一杯寡廉鲜耻的羹。金佛庄对从军报国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多少个斜阳西坠的傍晚，金佛庄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头上沉吟徘徊，无所定终。身处乱世却心怀天下，人生的彷徨与煎熬，自是比别人更多几分。

这场战争摧毁了金佛庄“从军救国”的理想。恰好这时候，遇到厦门大学招生，于是金佛庄打算退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到厦门大学好好研究教育和文学，重拾“科学救国”的理想，以求将来奉献社会。

时间如崖头滚石，由暮春而夏，由夏而秋，冬风渐紧，在厦门大学半年来的时局告诉金佛庄，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自己顶多算风中一株相对粗壮的芦苇。芦苇再强壮，也扛不住厉风吹拂、苦雨敲打。期间，身在南方的金佛庄没有中断与保定军校同学的联系。同期同学中，后来载入史册的有顾祝同、陈诚、王冷斋、郭俊和王东原等。

后来金佛庄才了解到，为争取早日开学，他的第八期同学组织了“复校同学会”，在保定和北京的权贵之间呼吁。于是，另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风流”人物出现了。经过一番思忖和策划，工兵科学生张照光身穿军校军官服，在北京大街上拉着人力车揽客。起初人家以为他是拉着玩儿的，一连几天之后，大家才知道张同学绝非儿戏，是认真的。

此事惊动了报馆，报馆立即发表这一新闻，标题是《军官学生拉洋车》。像得了急性传染病那样，北京各报闻风而动，纷纷采访张同学，报纸遍登军官学生拉洋车事件，并大肆渲染。还发表张照光对记者的谈话和自述，做为头版头条新闻刊登。张同学自述大意是：我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志在报国，因军校遭兵劫破坏，无处栖身，来到北京，生活无着，随身行装典当一空，仅留一身军衣不忍舍弃，为维持生计，只好拉车度日，自食其力，于公于私，光明正大，暂忍困难，等待开学，倘军校不开学，我还要继续拉车。那是一个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敢想敢做的时代。张同学的这一行动对北京军阀政府来说，简直是莫大讥讽，因此引起北洋政府各界官员的重视。

在舆论的包围和各方面的奔走呼吁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于1921年10月开学。第九期学员（即1917年预备军校最后招的一批学生）亦同时入校。

金佛庄得到复校的消息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收拾行李，踏上了重返保定的路途。

金佛庄再次成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倒数第二届——第八期学员之一。经此折腾，校舍毁坏众多，教学器具损毁殆尽，枪支马匹等重要训练用具严重短缺，教员流失大半，另谋生计，校长易人，政府财政拨款迟迟不能到位，拖欠教职员数月的薪金，引起索薪风潮，弄得教员不安心任教。第八、九两期学生在军校捉襟见肘中，勉强毕业。1923年8月之后，军校气数已尽，关门大吉。

人们常说“末路英雄”，或者说“乱世出英雄”，说的是生逢乱世，人的生存空间受到诸多限制，人的思维空间却因各种框框和教条的缺失而得到自由发展。譬如春秋战国时期，譬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忙着组织吞并别人和防止别人吞并，恰恰给文人和思想家留下一片难得的、没有遮拦的天空。正是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最后一段时间里纪律松弛，金佛庄才有可能阅读大量的书籍，才有可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与同学们组成进步社团，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隐约的光明

从天津港下船，取道北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让金佛庄感受到，此地与半年前相较，已有明显的不同。作为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到处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气息。报童除了叫卖各种书报之外，还销售《新青年》和《东方青年》等在厦门看不到的进步书刊和杂志。

五四运动为中共的诞生储备了人才，点亮了许多在迷惘中摸索的青年的人生。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北京与上海一前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两大重镇。

起初，只为消磨时间，金佛庄买了几份《新青年》和《东方青年》杂志。阅读之下，大为震惊，那上面的内容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金佛庄立即用身上仅有的钱购买了报童手中所有的这两种杂志。在这些杂志上，许多爱国的先进分子满腔热忱地推介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在1920年出版的《新青年》和《东方青年》过期刊物上，读到了苏俄政府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金佛庄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

随着阅读的深入，金佛庄迷惘的心逐渐找到方向，原来世界如此辽阔。同时他发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在这些刊物和书店的相关图书中，金佛庄注意到两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北京的李大钊，一个是上海的陈独秀。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陈独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很明显，在当时纷呈杂沓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观点中，两位先生的观点最具系统性，他们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白透彻。金佛庄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笨，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那时候的中国人，凡有作为者，他们思考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考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就这样，金佛庄人还没有到达保定，他的思想已经接受了一次彻底的洗礼。好似漆黑的夜幕上露出了闪烁的星星，苍穹中的北斗给他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他决定寻找机会去拜访李大钊先生，当面向他请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疑问。

除了理论上的给养，在金佛庄短暂的生命中，另一个深刻影响了他一生的人物，便是蒋百里。此人也是一位“一言难尽”的民国风流人物。在后面还要写到，金佛庄从事革命工作被捕入狱，是蒋百里作保，才将他保释出监狱。

如果我们不太了解蒋百里，可先从外围逐步认识他：其女婿，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制之父”和“火箭之王”钱学森；他的三女儿，钱学森夫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国女声乐教育家和女高音歌唱家蒋英。

做他们老爹的蒋百里，确实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号壶隐，生下来就少了一条左臂。因此蒋百里的爷爷视他为怪胎，既怕养不活，又怕他给一家人带来灾难，因此就把他送到寺庙里去做了个小沙弥。没想到这孩子在寺庙里不仅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长到十四五岁，除了缺少一只手臂，眉清目秀，长相俊朗，品貌不凡。于是蒋百里的祖父让蒋百里的父亲还俗，送他去学岐黄之术，学成之后便开馆行医，悬壶济世。到了该娶媳妇的时候，居然没有人嫌弃他少了一条胳膊，娶了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杨镇和是贤妻良母，又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蒋百里十三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蒋百里的父亲是出家人，出家人不能归族，按规矩不能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倒是蒋百里的叔父在家规之外，还有人间情义，他见蒋百里聪明，便出面请一个叫倪勤叔的老秀才来教习蒋百里。蒋百里非常聪明，学习诗文，过目不忘，除了能熟背四书五经，课余还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小说，经常爬上茶馆茶桌，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讲上述故事给茶客听，被誉为“神童”。倪勤叔见蒋百里如此聪慧，顿生爱才之心，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对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是可造之才，我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脩。”束脩便是学费。

十六岁时，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两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三人共同出资，送十九岁的蒋百里东渡日本留学。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已达三千人左右，大多思想激进，倾向革命。1902年，蒋百里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又于1903年2月创办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浙江潮》。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八万字，行销国内。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鲁迅先生积极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国内让亲友阅读，鲁迅先生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身陷上海狱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诗文也在该刊登载，《狱中赠邹容》一诗万人争诵。

作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二任校长，蒋百里的任职时间为1912年12月到1913年9月，一年时间不到，但蒋百里对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军校关门，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蒋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中的柱石。

蒋百里任保定军校校长的时候刚刚三十岁，校长与学生之间是年轻人与年轻人的关系，他曾经留学日本和德国，思想开放，观念先进，敢想，敢说，敢干。他的上任，给昔日暮气沉沉的军校照进了一缕阳光，给期盼中的同学们带来了新生和希望。

蒋百里本身具有较强的爱国进步思想，他从甲午中日战争中洞悉到，中国已是富绅暮年，钱帛虽多，徒增邻国垂涎，体弱拳柔，不但美妾家眷遭人惦记，连房产财富也难以自保，国力衰微，兵力不盛，迟早要成为东西方帝国主义的盘中餐。他竭力主张在军事教育中要强调强兵、尚武、雪耻。

任职之后，他大刀阔斧整顿学校的秩序，校风、校纪、校貌焕然一新，濒临破产的保定军校展现生机。第一次召集学生集中训话，他对学员说：“今日之谈陆军者，不曰德国，即曰日本。这两国我皆到过，其军队我皆考察过。”

学员听他这么说，都很服气，对他接下来要讲的，便欣然接受。

他接着说：“他们的人也不是三头六臂，他们的办法，也没有什么玄妙出奇，本着爱国精神，上下一心，不断地努力，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我相信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不相信国家终于贫弱，我们的军队始终不如人。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校，使在学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良好之军队。我当献身这一任务，实践斯言！万一不效，当自戕以谢天下！”

校场上响起学员雷鸣般的掌声。

他着手刷新人事，对专业不对口的教职员进行合理疏理，对任职吃力的，调整岗位；对出工不出力的，调离职位。同时，积极引进具有先进军事思想的留外军事人才，聘请当时的军事精英任教官，使学校精神为之一振。蒋百里注意学生的课业，凡是外国语与战术等课，绝对不准缺席。教官请假时，他便亲自代为上课。他身体力行，亲自督帅学生进行操练，改变军校原来陈旧的观念，亲自定制教学大纲。此外，他还下大力气搞精神教育，每逢星期六，蒋百里必集合全体教官和学员进行演讲会，讲述古今中外军事名人的言行，用以激励大家，励志成才。他自己签名赠送学员每人一册梁启超所著《中国武士道》，内容都是军人忠于国家、忠于职守的嘉言懿行。为了能和学员打成一片，他每天去食堂和学员共同进餐，同甘共苦，一扫以往官僚腐败的习气。绝大多数教官和学员发自内心地佩服这位年轻的校长。

蒋百里的积极作为，引起以段祺瑞为首的旧派军人的嫉妒和仇视，设置种种障碍，千方百计阻止蒋百里计划实施。蒋百里亲自携带兵科装备配置方案、教学教具、马匹、枪炮器械、弹药计划跑到陆军部交涉，各个部门的衙门老爷相互推诿，久拖不办。最极端的手段就是不给学校拨款。学校多次函电催要，不给答复。蒋百里亲自进京交涉，也没有结果。

让学生做的事情，学生做到了；该校长做的事情，校长却没有做到。蒋百里感觉无颜面对全校师生。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放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对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这一声无奈而决绝的枪声炸响后，让在场的师生和后世的军人惊醒，如若从军，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到底还是橡皮图章。枪声响后，校园里哭声一片。此事经报界披露，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指责陆军部及军学司。6月24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对此事严加追查。

好在那一枪打偏了，蒋百里竟奇迹般生还。抗战初期出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代校长，著有《国防论》，书中记述了蒋百里将军考察欧洲各国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列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总结，吸取西方新的军事理论和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以阐明对国防建设的主张。全书共六篇，约十万字。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蒋百里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国防论》首创了持久战之说。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凭借这些理论，蒋百里被誉为我国近代军事理论第一人。

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为这本书作序，谁知道梁大才子下笔便不能自制，洋洋洒洒一口气竟写了五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怎么看都觉得不妥当，关起门来琢磨了两天，另外写了篇短序给蒋百里。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一时成为坊间趣事，到处流传。

金佛庄从蒋百里身上获得五点启示：

一是要研习军事理论，才可能克敌制胜，没有头脑的将军，跟草包没有区别，以军事理论武装起来的头脑，相当于在大脑中装入了现代版的《孙子兵法》，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争中根据战争实况，果断采取克敌制胜的措施。

二是要手握兵权，幕僚永远实现不了自己的军事理想。蒋百里终生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在他职业生涯里，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流离于谋臣策士之间，一辈子都是纸上谈兵，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三是要文武兼备，武以文为辅助，文以武得彰。蒋百里的军事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出版后，成为军校教辅。金佛庄读后深受启发，一个善于思考和琢磨的军事将领，才可能让自己的士兵少流血，才可能在狭路相逢的时候先敌人一拍，快对手一步。

四是心胸要阔大，行为要沉稳，不能以一时之冲动，而自毁前程。蒋百里的自杀可以说是对中国当时军界、政界之绝望。金佛庄对此持否定态度。生逢季世，各种携私求利者比比皆是，若书生意气，意气用事，件件均以“自戕以谢天下”，你有多少条命，可供自戕？——你选择自戕，不仅不会警醒对方，反让对方笑落大牙。

五是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勇气和决心，军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须心怀天下，以天下兴亡、国事安危、民众的平安幸福作为毕生的追求。

这五点启示成为主导金佛庄带兵作战的根本思想。有此五点启示，金佛庄对即将从事的事业满怀信心。金佛庄心头的迷惘渐渐退去。

金佛庄在北京只作了短暂的停留，没有见到李大钊。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北国漫天的风雪越发凄惶凌厉，他的脑子已经不再迷离无依，而是一片晴朗，他对未来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他把《新青年》《东方青年》杂志仔细地打到自己的行李中间。离开旅社的时候，提的仍然是那个简单的藤条行李箱，但他分明感到比厦门出发的时候更有分量，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第二章溪边小立苦待月 远钟入枕雪初晴温情冬暖

在北京时，金佛庄已倾其藤条箱里的所有衣物悉数穿到身上，走出屋外，依然觉得寒冷。寒风像携带了无数看不见的刀片的刽子手，肆无忌惮地削割着体温。在南方，金佛庄只会感觉冷，而在北方，冷得跟刀割一般疼痛。

到了保定，没有风，似乎比北京暖和了不少。到处白茫茫一片，还没有到十一月份，已经像模像样地下过几场大雪了。

刚走进门口，校工喊住了他，让他去取邮包。校工说邮包已经来了十多天，不见他人。

邮包是妻子严瑞珍从浙江东阳寄来的。粗略估算，大概应该是在中秋前后。包裹里有金佛庄越冬急需的方口布鞋，加棉带毛的帽子、口罩和围巾。这些都是南方人不可想象的越冬之物。针脚细密，做工考究。自家织的棉布，送去染蓝之后还特地浆洗过，布料上残留着南方植物特有的清香。

金佛庄心头阵阵暖流涌起，想当初自己还嫌弃过人家呢。

进入东阳县立中学读书的时候，金佛庄已经是十八岁的成年小伙子，到了结婚的年龄，由家里父母作主，给他订了一门亲。金佛庄起初没反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像树木到了春天就该开花，到了夏天就该挂果、秋天就该收获。后来，他听说未婚妻严瑞珍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便显露出反对情绪，专门写了一篇《论婚姻问题》的文章反驳父母的意见。

只要不是偏激的父母，大多还是会顾及子女的感受的，如果孩子着实不满意，是应该考虑考虑孩子的感受，毕竟将来过日子是孩子们的事情。可金佛庄的家庭不允许，金佛庄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他家里从祖父那一辈起，三代不分家。这样家庭里的长嫂，虽不及皇帝家的皇后，需要母仪天下，但至少要宽厚贤淑、大度周全。老两口毕竟拥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他们一致看好未来的儿媳妇严瑞珍。两代人几番交流谈不拢，气得金佛庄的父亲要拿旱烟筒打他。父亲对他说：“你不要嫌她没有文化，只要人品好，等你将来出去做了事、有了钱，难道不好培养她读书吗？”母亲流泪对他说：“你是一家的老大，老大要起到带头作用。下面那么多弟弟妹妹都把你这当大哥的看着的，你犟他们也跟着犟，个个都犟，你让我跟你爸怎么活呀！”自古忤逆不孝的人，最不受人尊重。母亲的眼泪软化了金佛庄的心。母亲对他说，不要先入为主，寻个机会远远打望一下，如果觉得不合适再拒绝不迟。

金佛庄自小行事周全，敬重长辈。他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后世之人多半被一些书上关于那时婚姻的记录误导了，以为古代放到桌面上谈婚论嫁的规矩必定只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种，也就是两个小家伙结婚，主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进入洞房之前，对方到底是歪瓜还是裂枣，说不清，也不需要说清。其实在民间，还是比较开化的，谁的父母都不愿意孩子别别扭扭过一辈子。办法多的是，比如相约某天一起赶集，在街道的某个角落多逗留一些时辰，有意让两个年轻人多打望几眼；或者在市场上扮演农产品的买卖两方；或者上庙敬香，当着菩萨的面相互打望几眼，把最真实的一面露出来，谁也不敢没良心坑对方；或者让两个年轻人都到“八竿子”都还打不着的亲戚家贺喜祝寿，如此等等。

之前家里来了个瞎子，声称能够算卦，金佛庄从未见过，也不相信。深谙岐黄之术的金本兰也声称不信，让金佛庄的母亲赶紧找点东西打发先生走。母亲却不急着赶算命瞎子走。母亲说：“反正伸手不打笑面人，人家伸手容易缩手难，‘算’也要打发几斤米，‘不算’也要打发几斤米，不如让这位先生算算佛庄的婚事，会遇上什么样的女子，权当听说书人说书。”

见金佛庄的母亲这么说，金佛庄和他父亲不好反驳。金佛庄的几个弟弟妹妹开心得不得了，大的停下手中的农活儿，小的停止追打嬉闹，都挤到瞎子算命先生面前，兴味盎然地眼睁睁看着瞎子如何把他们的嫂子“说”出来。

瞎子说，男人娶女人，无关高矮胖瘦，关键看人品。女人长到十七八，坏心思还没有长成，一切性子都还是娘胎里带来的，因此此时女人的人品都摆在五官上，就看你识相不识相。长话短说，关键六点，六六大顺。第一要额头饱满，额圆为九善之首，应平滑光洁，高矮适中，宽窄适度。不可过于前凸，前凸则犟；不可太宽，太宽则野；如果太凹，说明脑子还没长满，只怕有些笨。第二要人中微微内凹而唇线清晰，人中上窄下阔，像滴水一般，说明性子端正，生育能力强。第三要耳朵饱满有肉，为人温厚，不争不妒。第四要眼神，眼神要温和而有定力，这样的女子内外兼修，内能操持家务，孝敬老人，外能辅佐丈夫，开明大度。第五要鼻子圆润饱满。第六要面白而脸型端正。女人是否旺夫，主要看以上六点。如果还能听其声，应声若流泉，清澈透亮；齿白如雪，口齿清晰。如果还能观其行，则步履轻捷稳重，举止端雅……金佛庄起初对瞎子有抵触情绪。经瞎子讲那么大一通，句句都像启蒙老师，教导他如何择偶。在这之前他也曾想象过未来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子的模样，彷佛除了好看还是好看，不得要领。经瞎子这么一说，茅塞顿开：原来挑选妻子，不仅“好看”那么简单，也不仅看她识字不识字，关键看品行，品行是持家的根本，更是家业兴旺的基础。各行各业都有奇人，瞎子算命，没有几句入心在理的话，大抵是无法靠卖嘴活命的。

瞎子对金佛庄的父母说，金佛庄会遇上什么样的女子，这是金佛庄的姻缘，姻缘天定。说完，要了几斤米的酬劳，像个行踪不定的神仙那样，飘然而去。

谁也不知道，这瞎子其实是金佛庄的母亲从大老远的地方专程请来的，连金佛庄的父亲都蒙在鼓里。

待到金佛庄与严瑞珍在集市上远远打望，金佛庄顿时幸福充盈，严瑞珍跟瞎子定下的标准一模一样。待到严瑞珍进了金家的门，几个小叔子小姑子眼睛大得赛过鸡蛋：他们的嫂子彷佛就是按照瞎子勾勒的样子雕刻出来的。婚后夫妻感情很好，一年前暑假结束返校，金佛庄把严瑞珍带到保定，同往军校，让严瑞珍去上蚕桑学校，去上识字扫盲班。训练之余，金佛庄教严瑞珍识字写字。严瑞珍聪明，很快便不仅能读报，还能写书信了。直皖军阀开战，保定军校不得不停办。金佛庄趁这段时机把妻子送回家乡安置停当后，转而去考了福建厦门大学。

又是半年多没有见面了。这么多年来，他们夫妻总是聚少离多，可不管金佛庄在什么地方，严瑞珍的心意，总会不早不晚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来到身边。

跟几位要好的同窗见面打过招呼后，金佛庄开始写信，一封寄给妻子严瑞珍，两封托妻子转给父母和几个弟弟妹妹。

窗外大雪停住，天空似比刚才更明朗了。保定的风向

先期抵达的同窗各自忙碌自己的事情，写书信，或者三五个聚在一起聊天。还没到食堂开饭的点，金佛庄到校外买了面酱和驴肉火烧，这是他在保定最喜欢的两样北方食物。保定的面酱质稠味甜，色泽鲜亮，红褐喜人，盛入碗中倒置不流。驴肉火烧外焦里嫩，所夹的驴肉量多而细嫩，吃起来回味无穷。

聊天的同窗依旧继续聊天，不同的宿舍形成不同的团体，所讨论的话题各个不一样，在同一个团体内部不时产生争论和争辩，有的争得面孔耳赤，很是不服气的样子。

有的在鼓吹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宣扬阶级调和，鼓吹用渐进代替质变，用改良代替革命，主张通过阶级合作，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实行微小的改良，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有的在谈论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话题要复杂一些，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发动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有的认为，中国已经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改良不过是革命的副产品和辅助方法。

有的在谈论无政府主义，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政治诉求是消除政府以及社会上或经济上的任何独裁统治关系，以建立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为目的。

每一种论调似乎都有道理，每一种论调似乎都因为倡导者刚刚接触相关理论，就像刚刚学会摆渡的人那样，准备不充分，缺乏训练，难免手忙脚乱，别人多问几个问题就理屈词穷，恨不得再去找几本相关书籍来看看。

原来经历直皖战争后，军校纪律松弛，给这一群脑子里像装了小马达的年轻人留出了若干自由思考的空间。如果说从前这一批人是单单来学军事的，那么这时候已不再那么单纯了，此时这里大多数人的头脑里装着梦想，装着中国，装着整个世界。

此时，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在追求信仰，他们在琢磨风雨飘摇的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谁也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今天还不能称为信仰的“准信仰”，引领他们走向不同的阵营，以致许多人后来成为战场上的对手。

在三个话题中间，除了因在北京读过李大钊、陈独秀的书而对社会主义有所了解之外，第一个话题他是不信的，康有为、梁启超早就尝试过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中国行不通，终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第三个话题，回想自己过去一年来的思想，这一时期，他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1918年报考保定军校的时候，金佛庄只有一个念头：投笔从戎，报效祖国，让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走上和平安宁、富强文明的道路。那时他是理想主义者，他以为一旦进入军校，就至少拿到了改造社会的半张门票。到了军校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教官手下的一介学员，就像一粒沙落进了茫茫大沙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加上军阀混战，老百姓今天被这个军阀裹挟，明天被另一个军阀占领，不知道谁好谁坏，难说谁是谁非，反正谁来了都要重新开始交税收、缴纳军粮。有时候，头天刚刚缴完这帮人的赋税和军粮，第二天来了另一帮人，立马又得缴纳另一帮人的赋税和军粮，否则不是抢猪索牛，就是拆房子关押家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小老百姓只有任人宰割一条命，已经没有活路。那时候他痛恨军人主宰的北洋政府和各地的诸侯，他向往无政府主义，希望回到老庄所谓的“无为而治”的小国寡民时代。他甚至冒出了一个极其冒险的念头：如果自己有足够的势力，拉起一支部队，占领一块地盘，外抗周边各种势力的鲸吞，内则保境安民，他一定会竭尽全力，让治下的百姓过上和平安乐的日子。但很快他便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想法，眼前的现实告诉他，这是不可取的，当时各省自治便是例子，金佛庄已经看见诸侯割据的影子，“战国争霸”的乱世血腥局面，时刻都可能重演。

在军校一年级时，他读了不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他接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关注人类每一个体成员的幸福与安宁，即“万人的安乐与自由”，因为这种无政府主义，最终指向的是公众的权利与福祉。那时的金佛庄认为，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历朝历代弊病的产生，都是由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政府是一种强制力量，造成人们的屈从，而屈从是产生一切邪恶的根源。必须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联合为基础的、以小生产者为主体的、不设立国家政府的绝对自由社会。

可是，克鲁泡特金的许多理论又不能解决他许多疑问，比如克鲁泡特金认为人们只应受自己意志的支配，提出“自由即至善”的口号，认为个人自由高于组织纪律，个人意志高于集体意志，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自由产生了社会秩序而不是社会秩序给人们以自由，等等。回想半年前，直皖大战期间，军校管理松弛，几近于无政府状态，投降的皖十五师被保定军校收留之后，便成了无政府主义的子民，皖系不会给他们开饷，直系却认为他们是败军，从没有把他们的军饷列入支付范围。可这一大帮人不仅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数月不开军饷，就只有闹事泄愤。找不到皖系和直系的相应人员来出气，只好拿对他们只有恩而从无过错的保定军校出气，洗劫校舍、办公楼和食堂，纵火烧营房。

中国的民众是不可能不设政府的，一句谎言、一个谣言、一桩争斗、一场战争、一次失败、一场小小的风波，都可能使“自由即至善”在一瞬间变成“自由即毁灭”。

金佛庄自进入保定军校以来，已经经历了三任校长。这三任校长分别是第五任校长杨祖德、第六任贾德耀、第七任张鸿绪。每个校长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金佛庄的成长。目前，张鸿绪校长刚刚到任半年不到。金佛庄进校那一年的校长是杨祖德，金佛庄非常敬佩这位校长，因为他继承了他的前任蒋百里、曲同丰等人的教学体制和教学大纲，严抓教学秩序、教学质量、教职员工的生活，深入课堂、操场、宿舍及教职工的家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他具有丰富的军事教育底蕴，待人忠厚老成，具有长者风度，善于协调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及校长与各部门长官的关系，如教育长刘汝贤、炮兵科长张基、副官长梁清泉、骑兵教育长安俊才、骑兵队长何国柱、工兵教官蔡玉标等，都能与他协调工作，和睦共处。他执教的时间最长。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学校难得的黄金时期。

杨祖德还大胆进行教学改革。保定军校历来按兵科编队，分别进行教育训练，教官和科队长多聘留德、留日的学生及陆军大学和本校的优秀毕业生担任，队长为少校级，担任生活管理和本兵科的术科教练，军事教程由中校教官担任；技术课为劈刺、体操、武术等，由技术教官（一般是上尉）担任，另有技术助教辅助技术训练。至金佛庄第八期，杨祖德对学生编队做了一次改革，各兵种混合编队，一般的军事课和生活管理均在混合队，队长提为中校级，伙食也改为连队办理。骑兵和辎重科由骑兵科队长兼管，减少了兵种负责人，增加学生训练的项目，让每一个军校学生熟悉各个兵科的内容，以便将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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