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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6 06: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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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志勇,孔珍珠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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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风

曾国藩家风试读:

曾国藩家风解读序

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被认为是古代完人典范。所谓立言,我想那些在戎马倥偬公务繁忙之中写下的家书,其价值和影响应该丝毫不会逊色于其他许多的诗文注疏吧。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多出乎其间,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就用作教材,毛泽东在致友人书信中亦曾信手征引,甚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隐约以之为参照。

有副著名对联“世上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曾家跻身百年旧家应无疑义,所以,姜志勇这本书解读演绎出的曾氏一家之所以勃兴之所以福祚绵长的基因密码显然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领会参详。积德、读书过于概括抽象,作者的八字箴言:书、勤、和、俭、敬、省、恕、健,则具体得多,不仅便于理解,也便于落实遵行。“书”当然是基础性的,它不仅意味着知识,也意味着意义和价值。儒家圣贤之书会告诉你人是从哪里来的,会到哪里去,如何才能确立并成为你自己。每一个文化的核心都是由关于这样一组问题的回答和论述组成。亨廷顿之所以把中国叫做儒教文明,就是因为历史上我们以儒家典籍中的这些教导作为自己的信条。与此相关的是“敬”,儒家敬天法祖崇圣,这个敬首先是敬天。曾国藩和本书都主要是从道德修养的涵养功夫和立身处世的敬慎态度来讲,遵循的是宋明理学的一般路径,不能说错,但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它的后面存在深刻的信仰意涵,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就是敬的源头和方向。本立而道生,指出这一点我认为很有必要。

接下来的问题也许就是,今天什么时代了,这些老古董老黄历还管用吗?

确实,城市化、信息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图景,也必然带来观念价值上的变化,例如,养老社会化、教育公共化、知识传授“后喻化”(意思长辈需要向后辈学习新知识)导致家庭及其秩序在这方面功能的弱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的传统,儒家在近代以来的坎坷命运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现代性挑战的反映。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无法展开,但我们只要反向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问题实际并非那么简单绝对——为什么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世界日益全球化之时我们却突然意识到了文化和文明的问题呢?读经、国学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的后面难道不是都存在一个儒学的关键词么?

生生之谓易,易是变易和不易的统一。就像电影一样,武器是变的,珍珠钻石鲜花是变的,但爱恨情仇却不变。与人心人性一样不变的,还有父母夫妻子女兄弟之情,它们不只是生命的外在关系,也是生命的内在构成。人是不曾特化的动物,正是在文化的滋养里丰富饱满并呈现出它的精彩。因为近代的落后挨打,我们曾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因为意识形态的扭曲偏执,我们曾以文化革命之名进行疯狂的文化自残。现在,社会渐回常态,人心人性开始复苏,在向外寻找百年之后,终于意识到“抛却自家无尽藏、沿街托钵效贫儿”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愚昧无知!

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作者唐浩明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序中说,“在一段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将他看透研深,再由此一人而去领悟全体”是领略博大精深之中国文化的入门方法。曾国藩无疑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家法门风又是千万为人父为人子的读者们所关注所关涉的基本问题,姜志勇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这样一条文化理解、文化传承路线图的最好向导。

诚则灵!找就能找到,让我们就此出发。

是为序。

中国大陆新儒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原道书院院长 陈明导语:从乡村农家到名门望族——曾国藩家族的奋斗与传承简史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命题,他认为那些在道德、功业和思想上有重大贡献的人,是不朽的人,将会为后世永远铭记。纵览中国二十四史,前辈先贤或在“立德”,或在“立功”,或在“立言”上有所贡献,又或者其中两者兼而有之,但能做到三者兼备的人,只有王阳明和曾国藩。相对于王阳明来说,身处近现代交汇之际的曾国藩离我们更近,也更具有相关性。一、为什么关注曾国藩和他家族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清史稿》评价称“中兴以来,一人而已!”他的“立功”主要在于以书生领兵平叛,他的“立德”“立言”则主要在于修身齐家,他是传统社会修身齐家的典范。

在修身方面,曾国藩的渐进苦修法既迥异于王阳明心学,又不同于其他理学家的玄妙幽远,更为具体,更接近日常生活,在宋明清三代理学家中最为独特,且成效显著;不但通过修身悟出了心安、身强、神钦、悦人的秘诀,也帮助其走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军事困境。在坚持不懈的修炼中,他虽病魔缠身,却摸索出独特的养生保身法,并最终以羸弱之躯走上自身人生和民族历史的巅峰。

曾国藩的齐家是修身的自然延伸,正如四书之一的《大学》所指出的“身修而后家齐”。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因为要离开湖南老家,远赴北京为官,“家”在他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只能思念的存在,且随着离家愈久而愈强烈。怀着对家的深深的爱,以及对于家族传承的强烈忧患,他一生中写过1500多封家书,并在家书中对家庭治理、子弟教育、做人做事、修身理财、养生保身、亲戚邻里关系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谆谆告诫。在他的教育、影响下,曾氏子弟代代有人才,曾氏家族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知名的名门望族。

曾国藩影响非常大,近现代许多名人都对他倍加推崇。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相互间离得不远,毛泽东很小的时候就受曾国藩影响,年轻时更熟读曾国藩著作,并写下“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批语。蒋介石一生都在推崇曾国藩,不但在军事、政治上进行模仿,而且在家庭教育上也是如此,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祖籍湖南,和曾国藩是老乡,父亲马鹤凌一直以曾国藩家书教导马英九,长大后,曾国藩的话“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成为了马英九的座右铭。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曾国藩热的兴起,曾国藩家族也越来越为社会各界关注,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综合来看,曾国藩家族和历史上的其他大家族相比,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人才多。曾国藩共有五兄弟,五兄弟的后裔里面有成就者高达240多位,其中包括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的外交家曾纪泽,将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100多位的数学家曾纪鸿,受到梁启超赞扬的戊戌维新派曾广钧,清代著名女诗人曾广珊,台湾东海大学终身荣誉校长曾约农,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子、教育家曾宝荪,全国妇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第三任夫人曾宪植,联合国文教委员曾厚熙,其他人也都在教育、化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第二,传承久。如果从家族的奠基者曾国藩爷爷曾玉屏开始算,曾国藩家族已经传承了十代,中间经历了洋人入侵、清王朝覆灭、北洋政府统治、日本侵华、国共内战、两岸分离等重大的民族和国家危机,都能传承不断,且每一代都有人才出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现象。时至今日,很多研究曾国藩和曾国藩家族的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传承久远的奥秘在哪里?本书就是为了分析解决这一个问题而著。

第三,家风好。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学风好。曾氏家族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在家训中,读书是排在第一位的。在选择名校名师的同时,也重视家庭的言传身教,家中更有大量藏书,当时能见到的主要书籍都有收纳。二是生活风气好。曾家人日常的家务,很少假手用人,都是自己亲自做,曾国藩认为,做家务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养成勤勉家风。三是注重修身。曾国藩要求子弟戒骄戒傲戒奢,力戒富家子弟、官家子弟习气,保持寒士之风。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曾氏家族没有出现一个坏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二、曾国藩家族奋斗传承的四大阶段

曾国藩家族发源于湖南的一个普通山村家庭,在爷爷曾玉屏时,这个家庭的十几代人都靠务农为生,且几百年没有出过一个秀才,但在曾玉屏的努力下,迅速发展和崛起,儿子曾麟书考上了秀才,结束了家族几百年没有秀才的历史,孙子曾国藩考中了进士,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间一直都是名门望族。总结曾国藩家族的奋斗和传承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步时期,时间上大致从曾玉屏立志奋斗到曾国藩考中进士。

和大多数湖南人一样,曾国藩的先人是从江西迁徙而来,明末清初,才在湘乡定居,而直到曾国藩出生的前三年,曾家才再次迁到曾国藩的出生地白杨坪居住。太高祖曾元吉时,家境比较富裕,资产一度达数千金,还在衡阳、湘乡等地置有土地、房产。但同一般家庭一样,曾元吉老了后将田宅家产平均分给了六个儿子,仅留四十亩田养老,他的儿子、孙子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到了曾孙,也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时,通过勤劳耕作,家境才又渐渐好起来。

曾玉屏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乡里人都认为他以后不会有什么出息。据他自己回忆,三十多岁时,有一天,村里老人喝问:“你就想这样度过一生吗?”这一声喝问让他醒悟过来,并从此一改旧习,勤勉治家。曾玉屏在曾氏家族发展史上的贡献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使家族富裕起来。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财富的变化,曾玉屏少年时,因为家里穷,连祭祀祖先的祠堂都没有,家境好转后,他就和族中老人商议,建立了祠堂,并规定每年的三月祭拜祖先。二是督促子弟读书科举。有了一定的财力后,曾玉屏便督促儿子读书,鼓励他们走科举的道路,大儿子曾麟书资质一般,但毅力坚定,在父亲督促下,先后失败了十六次,终于在第十七次考上了秀才,成为了曾家历史上几百年来的第一个秀才,曾家从此之后进入书香之家行列。三是订立家规家训。主要是八字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和三不信“不信药医、不信地仙、不信僧巫”,涵括了从精神到行为等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为曾家人提供了生活指南,对家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八字诀”和“三不信”对曾国藩有极大影响,他一生都在践行,且多次告诫、督促家人要遵循祖父制定的家训。

值得一提的是,曾玉屏非常睿智,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家人都非常高兴,不少人还抱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心思。相反,他却一再告诫家人,“宽一(曾国藩乳名)刚考中进士,事业才刚开始,我们不要麻烦他,让他能专心干事。”“他一个人在京城开销也很大,我们家里尽量自给自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向他要钱。”这是多么睿智啊!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告诫,曾国藩才能在北京安心读书、做官。

曾玉屏有三个儿子,老大英年早逝,老二即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老三曾麒云,曾麒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事迹,他也没有生儿子,过继了二哥的儿子承续香火。曾麟书是个典型的读书人,大半生都在为考秀才而奋斗,他对家族的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考中秀才,结束了曾家几百年没有秀才的历史。二是督促曾国藩兄弟读书,为了让儿子学得透彻,他想了很多办法,一有空就讲授,不论是在吃饭,还是床上睡觉的时候,且要求非常严厉,必等到曾国藩理解后才肯罢休。在家风方面,他更多的是继承父亲传承下来的治家理念,曾麟书曾命曾国藩写过一副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可以看出他传承的家风和洒脱的心态。曾麟书在养生方面总结有一些心得,并将其中的保身三法:节欲、节劳、节食传授给曾国藩,对曾国藩思索养生保身法起到了启蒙作用。

第二阶段是腾飞时期,时间从曾国藩考中进士到去世。

曾麟书生了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五个儿子按年龄分别是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五个人在族兄弟中分别排老大、老四、老六、老九、老末,因此,曾国藩平常都称弟弟们为四弟、六弟、九弟、季弟。

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5岁时开始在父亲教导下接受童蒙教育,但学习天赋一般,没有像历史中的许多大人物一样少年时就崭露出过人一面,而是一个普通的农家读书子弟,靠着勤奋苦读的笨功夫,一步一步地通过科举之路,秀才考了七次,进士考了三次,其中充满坎坷。曾国藩考中进士的时候28岁,随后在家休息了一年,才进京为官。有的学者认为,曾国藩30岁以前都是庸人,庸人这个词笔者不认可,毕竟能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考中进士,已经说明了其区别于大众的一面。不过,他30岁以前的人生乏善可陈却是事实,如果没有后来的际遇,他可能就是大清王朝的一个普通官员,循规蹈矩、平平淡淡度过一生,他的人生也许会比较富足,但绝对不会焕发光彩,更不会像后来那样成为影响历史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进了京城之后,他的人生开始不平凡起来,先是在初进京的任职选拔考试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顺利进入翰林院,并获得道光皇帝赏识,在随后的十年中七次获得提拔,其中一次连升四级,37岁时就成了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挤入大清官场的核心层次。作为一名汉族官员,这在清王朝成立以来的两百年历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究其原因,除了自身勤奋外,和他的修身有很大关系。当大多数读书人都以当官为科举目的,当大多数读书人越过龙门后就迷恋权力带来的各种好处,沉陷各种享受的时候,曾国藩严格要求自己,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理学研究上,并按照理学家的标准来修炼自身,显得是多么不一般。曾国藩的严格修身和勤奋好学,让他很短时间就在京城读书人圈子中小有名气,并引起了道光皇帝的关注和赏识。

曾国藩考中进士,无疑对曾氏家族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修建符合曾国藩翰林身份的府邸过程中,曾氏家族最起码在名气上,就已经在当地,乃至湖南省有一定影响力,特别是当曾国藩位列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后,这种影响力就更具有实质性,曾国藩也成了在朝的湖南籍官员代表,湖南遇到需要向朝廷请示、需要朝廷支持的重要事项时,时常会请曾国藩出面上奏,而在这中间,曾国藩家族就成了曾国藩与当地官场联系的一个纽带。不过,曾国藩自律性比较强,在家书中,他时常会要求家人不要介入当地官场,更不能插手当地的事务。

除了这种影响力的提升外,曾国藩对曾氏家族的贡献还在于两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一是为家族培养了人才。一个家族的发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当家族中出现了众多人才,这个家族才能枝繁叶茂,成为真正的名门望族。曾国藩在京期间,对几个弟弟教导很勤,几乎每个月都要寄去家书,考问、指点他们的学习情况。办团练后,几个弟弟先后从戎,四弟在家主持家务,并兼任当地的团练负责人,六弟在和太平军战斗中战死,季弟在攻陷南京前病死,只有九弟最有福分,也对曾国藩的帮助最大。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封为侯爵,九弟封为伯爵,兄弟一日同封侯伯,这在历史上也少见。二是订立家规家训。在爷爷、父亲家规家训的基础上,曾国藩先后制定了“三致祥”“四字诀”“八本说”,并为家中子弟读书、妇女劳作制定了详细的课目。曾国藩家训内容全面,涉及学习生活、为人处世、养生保健的方方面面,但最为突出的还是其中贯穿的引导方向,他要求子弟不做官,要有一技之长,具备不靠家族独立谋生能力,切勿染上富家子弟习气,过简单生活、保持寒士家风。曾国藩对子弟要求很严,但眼光敏锐,不刻板,当两个儿子都不愿意考科举时,当大儿子感到父亲因为语言不通,以至于在和洋人的交涉中存在种种不便,萌发学习英语的念头时,他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中国近代数学家丁取忠、李善兰,当小儿子和他们接触,产生了对数学的兴趣时,他也给予了支持和鼓励。

曾国藩的家训一般通过家书寄到老家,四弟曾国潢扮演了具体执行者的角色。曾国潢因为天赋不高,当大哥进京为官后,作为次子的他,毅然接过了主持家务的重担,他的身上虽然毛病不少,但对于大哥在家书中的告诫,大体都能遵照执行。后来曾氏家族发展越来越好,曾氏子弟个个成才,这里面也离不开他的功劳。

第三阶段是承续时期,时间从曾纪泽接班到辛亥革命。

曾国藩在世时,曾任湘军统帅、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掌握东南四省军政大权,门生弟子幕僚众多,曾氏家族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曾国藩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婴儿时就夭折,二儿子曾纪泽,三儿子曾纪鸿,在他去世后,曾纪泽继承了爵位。

无论是按照古代标准,还是现代标准,曾纪泽都是一个优秀的继承人。他很早就在父亲身边学习处理各种事情,深得父亲真传,在父亲去世后,他恪守父亲家训,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与此同时,他还是近代史上的著名外交家,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大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1881年,在中俄谈判中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复伊犁,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获胜的外交活动,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884年,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曾纪鸿也是一个很优秀、上进的人,曾计算出圆周率3.14后的100多位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圆周率计算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西方人对他的计算方法非常感兴趣。可惜33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曾纪泽、曾纪鸿两兄弟继承父辈家业,秉承父辈教导修身齐家,曾纪泽还学习父亲写日记,坚持20年不断绝。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后人在曾纪泽、曾纪鸿兄弟那里分为两脉,但曾纪泽一脉生育能力堪忧,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曾广銮继承了爵位,但没有生育儿子,因此,他这一脉在血缘上就没有传承下来。曾纪鸿育有四个儿子,后嗣昌盛,今天我们说的曾国藩的后裔,实际都是曾纪鸿的后人。

第四阶段是出新时期,时间是辛亥革命之后。

曾纪泽兄弟恪守祖辈的家训治家,但因为曾纪泽长期在京城和国外工作,而曾纪鸿又英年早逝,所以,湖南老家的实际主持人就是曾纪鸿的老婆郭筠,她对曾氏家族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曾氏家族史上继曾玉屏、曾国藩之后的第三位关键人物。

郭筠的父亲郭沛霖号雨三,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后又一同在翰林院做官,因为相互欣赏对方的才华和人品,在曾纪鸿一岁的时候,两家就定下了娃娃亲,而郭筠比曾纪鸿大一岁。郭沛霖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且思想开明,郭筠虽然是女子,但很小的时候就随父兄读书,在父亲的督促下,不仅能写作制艺文字,诗文辞赋亦有一定功夫。咸丰九年,郭沛霖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因伤过重,不治而亡,郭筠时年仅13岁。郭沛霖为官清正,没有留下多少家产,郭筠协助母亲操持家务,很快表现了治家才能,在当地成为美谈。

同治六年,郭筠与曾纪鸿完婚,因为当时曾国藩已经是一等侯爷、大学士、两江总督,嫁到曾府后,她没有一般女子嫁入侯门后的骄纵之气,严格遵守曾家的家训,参与家庭劳作,且不忘学习诗书,曾国藩见她非常好学,亲自给予指导。她后来回忆说:“我十九岁结婚,大部头的书,如《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之下才读的。”曾国藩是一位遍览中国典籍的饱学之士,思想较为开明,儿媳是好友女儿、儒门淑女,又肯用心学,遂大力教导培养。

主持家务后,郭筠秉承先人遗训,勤俭治家,告诫子孙不染纨绔习气,力求自立自强。并根据民国后的时事变化,订立了新的家训《曾氏富厚堂日程》,要求子孙天天做到,时时遵守。《曾氏富厚堂日程》共六条:

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

二、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门之才识;

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

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

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

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

郭筠的《曾氏富厚堂日程》,给曾家的治家“八字诀”“八本说”“四德”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强调男女一律平等、男女都要自强自立。这非常符合当时社会潮流,在她的培养下,子女个个都具有独立精神。

郭筠育有四子一女,长子曾广钧,在母亲严格训导之下,于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时年23岁,是继曾国藩后曾家的第二位进士。在对孙辈的教育上也非常用心,对于四个儿子的子女,不论男女,每房留年纪最大的一个,从小带在身边亲自督课,不但请中文老师,而且请了日本人教日文,请了懂英文的中国人教英文。

曾国藩祖宅富厚堂建有左右两座书楼,分别是求阙斋和归朴斋,前者是曾国藩和曾纪泽藏书、看书的地方,后者是曾纪鸿看书的地方。曾纪鸿去世后,郭筠每日在归朴斋看书,并将书房命名为“艺芳馆”,郭筠字诵芳,晚年号艺芳老人。孙女曾宝荪是著名的教育家,民国时在长沙创办现代式的艺芳女子学校,就以祖母的名字命名;晚年在台湾时,又将祖母的诗集出版,取名为《艺芳馆诗存》,可见祖母对她的影响之深。曾宝荪在《艺芳馆诗存·前言》中说:“先祖母高瞻远瞩,在光绪末年已知国内政治势趋鼎革,而学术演进,偏重科学,除长孙女早适姚氏外,其余三房男女孙辈,均令其远赴英美学习科学。”

郭筠1916年去世,享年69岁,在她的教育下,曾国藩后辈人才很多,且大都获得国外大学学历。

另外,和郭筠同辈的刘鉴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刘鉴是曾国荃次子曾纪官的妻子,曾纪官少时有才华,曾国藩称其为“少年秀才”,可惜身体不佳,29岁的时候就不幸去世。刘鉴出身书香门第,曾祖父、祖父都是进士,父亲担任过知府,在长辈教育下,她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均有涉猎,享有才女美誉。曾纪官去世后,她主动承担家务和教育家中子女的责任,受到曾国荃赏识,不仅令两个女儿向她学习,还将其他子孙后代都交给她教养。

刘鉴在继承曾氏家训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变迁和曾家实际情况,编写了《集字避复》和《曾氏女训》。《集字避复》是识字教材,收录常用字3800多个,没有重复。《曾氏女训》共三卷,是家庭女子的教材,在古人女子教育思想基础上,吸收了近代男女平等的思想。《曾氏女训·总论》写道:“昔贤于闺范编纂,征引嘉言,师法懿行,洵足以砥躬励节,昔后世不以教女为重,并先训亦《女诫》、《论语》具文视之。虽有之传,或病其艰深,或易其浅近,授之之际,讲实固多忽略,领会亦勘微,以故莫收相长之益。矧当此海禁洞开,欧风东渐,凡有负文明者,发言遗辞,莫不以扩充民智,张大女权为宗旨,然知新而不温故,趋时而不述古。祖学既晦,率旧无从,徙使女界前途如蒙昏雾……为归则反对翁姑丈夫,为女则耿耿父母兄弟,自生和阻力,妨害进步。”

她认为,先贤编撰的关于妇女品德的书,足以磨砺节操德行,可惜后世不重视女子教育,这类书虽有流传,却没有发挥太大作用。欧风东渐以来,关于女子的教育以伸张女权为主,与传统的教育区别很大,致使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割裂,女子受了教育后,回到家里则反对父亲、丈夫和兄弟,逐使家庭失和,妨碍进步,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刘鉴既对传统教育表示不满,也对新式的女权教育“趋时而不述古”,割断现代与传统的做法持反对态度。《曾氏女训》在近现代史上,比较早地把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思想吸收到家训中,设置了德育16课、智育8课、体育8课。

刘鉴1930年去世,享年78岁,曾国荃的后人多有成材,就得益于她的教导。叶剑英第三任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的父亲曾昭和是刘鉴一手带大的,他14岁就中了秀才,是中国最后一批秀才,曾宪植小时候也跟着刘鉴读书。

1949年后,曾氏家族的后裔有的留在大陆,有的去了港台,有的远赴欧美,但无论身处哪里,他们都严守家训,低调做人,勤俭生活,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成就。曾家的后辈们,虽然不再像祖辈们那么显赫,但也出了很多专家、学者型人才,而且只要恪守祖辈传下来的家风家训,谁能说他们中不会再次出现伟大人物呢?三、曾国藩家族的特质与核心价值观

以上简要叙述了曾国藩家族的奋斗和传承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能看到一幅以曾氏家族为主的珍贵画卷正缓缓打开:居于湖南湘乡的一户普通农家,通过努力奋斗,在30多年的时间中,一步一步成为当地、湖南省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并传承了近200年,历经十代而不衰!这是神奇的现象。

战国时的儒家亚圣孟子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他通过对历史上家族兴衰的分析,得出结论:无论什么样的家族,从创始人开始,一般都传承不过五代,五代之后都逃脱不了衰败、沉沦的命运。孟子提出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历史的印证,成为家族传承的魔咒,在其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周吴王郑等世家大族,还是其他的富裕家族、权贵家族,绝大多数都逃脱不了这个魔咒,只有极少数的家族,如孔子家族、皇权家族,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和民族文化的影响,把自身家族命运和政权的命运、文化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传承得久远一些,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最终都逃不脱灭亡的命运,与之连带的皇权家族也会随之衰亡、解体。孔子家族和中华民族的文脉联系在一起,家族的命运也是起起伏伏,几经兴衰,文化兴则家族兴,文化衰则家族衰!

而不论是政权的力量,还是文化的力量,能依靠这两种力量来维系家族传承的,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家族都不具备这种条件。那么其他的家族,不具备这样条件的家族该如何维护家族传承呢?从历史来看,家风、家训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曾国藩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少数成功维系家族传承不衰的案例。

在上文展示的曾国藩家族的历史画卷中,除了奋斗传承之外,如果看得更具体些,至少还能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现象:

第一,家族创始人或奠基者具备优良的品质,富有远见又行事踏实。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无疑是曾家事业的奠基者,曾家的人才培养、家风家训创立、生活劳作习惯的养成,都离不开他的功劳。据曾国藩回忆,爷爷具有早起的习惯,每天黎明即起,白天忙于劳作,且种菜、养猪、养鱼、督促子弟读书,一件都不忽视。他非常注重家庭内部的和谐,也重视维护和亲戚邻里的关系,并告诫家族子弟,家族的“宝”不是珍稀的金银玉器,而是和谐的邻里关系。面对当时农村盛行的迷信,他立下了“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的家训,显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远见,当时农村里的迷信思想大都由僧、巫及各类冒充神仙的人传播,他告诫子弟要远离这类人,“不信医药”则是基于农村走方郎中多、疾病治愈率低、因病致贫率高的社会现实。在他看来,一个好不容易才富起来的家族,如果因为给某个人治病,就倾尽家族所有,而且治愈率不高,这样的做法是极其不妥当的,他的身边不乏因病致贫的例子。曾国藩也说,他曾见到有亲戚和他家经济条件相似,但因为疾病,导致后来两家差异很大,亲戚家的穷困让他感触很深,也进一步坚定了继承祖父“不信医药”家训的信念,并用一生来践行。

第二,注重建立家训,培养良好家风,并能因时而变,不因循守旧。曾国藩家族的一个特点是非常重视家训,从曾玉屏时期就开始建立,后代不断补充完善,特别是清末民初,面对国家、民族及文化的大变革,能及时做出调整,吸入了男女平等、独立自由等观念。曾国藩家族以家训治家,家训是家庭的规矩,涉及家庭内部兄弟妯娌关系、生活习性、劳作方式、为人处事交友、理财观念等方方面面。另外,曾家家训不是长辈对晚辈的单方要求,而是全体家庭成员都需要遵循的规矩,长辈对晚辈的教导,身教和言教一样重要。曾国藩家族的家风是耕读之风、寒士之风,不论他的家族达到了何种高度、具备何种影响力,他都要求子弟保持耕读家风,重视劳作和读书,在生活上去奢守简,保持寒门家庭的那种勤俭习惯,在他的要求下,家里只请了少量的用人,大多数的家务都是家人自己动手做的,在新儿媳刚进门时,就要求其参与家庭家务,日常的梳洗也不要假手他人。

第三,注重对子弟的教育,宽和包容,尊重兴趣。曾国藩家族人才辈出,这和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有关。和今天的人一样,他们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在学校选择、老师的选择上非常用心。曾国藩选择学校的标准:一是名校,二是学习风气好,三是同窗要朴实肯学,他不愿意子弟染上不良习惯。选择老师的标准:一是有真学问,二是品德好,三是志同道合,注重寻访山林之中的老师,因为他们不像城里的老师那样身具市侩之气,也注重寻访在教育子弟上已有成就的人,特别是那些自身子弟成才的人。曾纪泽、曾纪鸿兄弟的老师,有很多是曾国藩的朋友,这些人他比较了解,且志同道合。学校教育之外,对家庭教育也非常重视,曾国藩虽然平日政务军务繁忙,但从不忽视对子弟学习的关注,要求子弟定期把诗文寄来,每篇都认真批改。在家书中,经常传授自己的学习心得、经验,对于自己读书的教训、不足也不避讳,当子弟在某方面展示出兴趣时,会予以支持,并从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议。从他的家书中,我们能看出,他和两个儿子之间,在学习上是亦父亦师亦友的关系。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人,他无疑具有其他人所不及的世界眼光,通过和西洋人的接触,他敏锐地把握到未来的中国精英将不可避免和西洋人交往、竞争,在这种认识下,他鼓励曾纪泽学习英语,而这在当时的中国士大夫眼中无疑是离经叛道,后来曾纪泽成了著名外交家,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就得益于父亲对他兴趣的尊重和鼓励,如果父亲反对,不能学习外语,曾纪泽也许就不会走上外交之路,也不会有以后的成就。

第四,在家族传承上,相对于权力、财富等传承,更注重精神传承与核心价值观的传承。曾国藩是大学士、总督、湘军统帅,官至一品,在当时的中国官场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推荐的官员朝廷很少有不重用的,按理说,拥有这样的家庭条件,子弟进入官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他却要求子弟尽量不踏入官场。在财富上,他明确表示把财富留给子孙,不如把书留给子孙,在他死后,留给子弟的财产只有几百两银子,却有一个大型的藏书楼,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书楼的藏书量一度达30万册,是保存至今的近代中国私人藏书第一书楼。相对于财富、权力的传承,曾国藩更重视精神的传承,而这种精神体现在价值观中,既包括祖父归纳的“八字诀”,也包括他归纳的“八本说”“三致祥”“四字诀”,还包括郭筠的富厚堂日程“六条”。笔者将曾家的价值观进行了梳理归纳,提炼出其中最核心的八个:书、勤、和、俭、省、恕、敬、健,并对其进行了一一阐述。曾国藩家族传承的秘诀,尽在这八大核心价值观中。

第五,治家与修身、做事、理政等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曾国藩的治家理念、方法,与修身、做事、理政等的理念、方法,是相通、一以贯之的,修身的同时就在治家,治家是自我修养提升的自然结果。四书之一的《大学》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以说,在曾国藩的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他是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一身的圣人。四、对当代家族传承的八大启示

曾国藩家族的奋斗、传承史,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家庭教育、家族传承、社区建设、自我修养等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是每一个家庭,即使是最普通的家庭,都可能发展为名门望族,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能成为自身家族发展史上的创始人或事业的奠基者,前提是需要像曾国藩家族及其成员一样的勤奋、努力。

二是家庭建设的关键在于家风。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定的家庭之中,日后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在不同的组织学习、工作,可能会变换很多不同的单位,但家这个组织却是终生的。家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感受、幸福指数,直接关系到子女的成长和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好的家风标准是“和”,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也包括家庭与外部关系的和谐,更包括心灵的和谐。

三是家族传承要有“魂”。“魂”是家族成员,特别是家族代际成员间共同认可、遵循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一个家族只有财富、只有权力,却没有“魂”,就不会是凝聚力高的家族,其传承和发展肯定要受到影响。目前,家族传承领域关注较多的是家族企业的传承、财富的传承,家族企业传承重点关注企业的控制权、所有权、经营权如何长久保持在家族手上,财富传承重点关注家族财富在传承中如何保全、保值、增值,对家族“魂”的关注少,在核心价值观上投入的精力和财力也少。缺乏“魂”的家族,在传承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家族成员间因理念不同、利益纠纷、财产分割等而引发的矛盾,而这类矛盾是导致家族解体、衰败的重要因素,历史和现实中有无数的案例。

四是富贵家族要有忧患意识,要保持寒士家风,过简单生活。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富裕家族、上层家族来说,一定要防止子弟养成骄奢习气,即使家族条件再优越,也要让子弟养成奋斗的习惯。过简单生活,保持寒士之风,不是有钱不花,而是要避免铺张浪费。

五是要重视家庭教育和教育的品质。目前,有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有好的教育条件,加入了择校、买学区房的大军之中,还有一些家长让孩子读天价学校、贵族学校,却因为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孩子,更不要说和孩子一起学习、游戏。其实,相对于外在的学习环境来说,家庭教育更重要,在关注教育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应关注教育的实际品质,如果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或者父母不能给予很好的言传身教,那么他的成长之路将会遇到更多坎坷,他的心灵会更加孤独寂寞,其未来的身心健康状况堪忧!

六是要有意识地学习修身养心保生之道。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让他们接触、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今天的学校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很少涉及修身养心保生方面,这造成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心灵非常脆弱,一遇到挫折就容易走极端。强大心灵和健康体魄是幸福生活、辉煌事业的基础,我们要从小教育孩子,让他们从小就学习修身养心养生之道,从小就懂得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

七是社区建设、国家建设要和家庭建设结合起来。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建设好了,社区、国家才能建设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的理念是相通的,今天我们也要在家庭建设、社区建设、国家建设之间寻找共同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核心价值观的纽带,把家庭、社区和国家串联起来。

八是中国家族传承离不开中国式智慧。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在家族传承领域亦然,强调制度在家族传承中的重要性,在这种文化观念中,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家族财富的传承,抑或家族接班人的培养,都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不过,近年来,不少学者更加关注传统文化与家族传承的关系,特别是对中国家族来说,如果不能在文化上和中国保持同步,不能在文化上受到家族所在地人的认可,那么,这样的家族,其培养出的接班人,是很难适应中国土壤的,其家族传承也是很难长久的!马云曾说:“阿里巴巴要选接班人,不能采用西方的管理方式,认为只要从外面聘请一个总裁,企业就能传承好,这是不对的,企业要保持传承,必须从内部培养接班人,培养那些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培养那些能获得认可的人。”这是具有洞见力的言论。对那些真正关心自身家族传承的人来说,中国传统智慧是中国文化的体现,而只有扎根于中国文化,扎根于中国的深厚传统,家族才能根深叶茂、传承久远!第一章家风一:书

曾国藩家族是典型的乡村家族,具有中国传统家族的共同特点:重视子弟读书,把培养读书人作为家族的重要责任。曾国藩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形成了一套方法,包括为学四事、读书四法,涉及看生书、温旧书、作文、习字等多个方面,尤其可贵的是,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进德,二是修业。这有别于大多数人读书做官的功利心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曾国藩的后人,虽然由于机缘不同,分散在各行各业,但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做得很好,涌现出了很多专家。

关心家族传承的人肯定会有一个疑问:什么样的家族才能传承久远?或者说,要如何教育子弟才能保证家族一直传承下去?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家族,这些家族无一不想传承久远。在漫长的历史中,古人发现能让家族传承久远的不是财富和权力,而是读书及品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历史上的权贵豪门大多过不了几代就灰飞烟灭,而书香门第、忠厚之家则家运绵长。在品德与读书中,读书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光有忠厚的品德,却不读书,没有学习与创造能力,也是很难保住家族传承的,更不要谈发扬光大了。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创业成功和读书多寡没有必然关系,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农民,也可能通过努力拥有亿万家产,但要保住这份家产,并让子孙较好传承下去,则不能不读书,不能不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民国时期,九江奇人张静江的祖先以卖糕点为生,祖父通过经商、大办盐场,使得张家成为九江的第二大家族,到张静江时,张家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望族。早年,他曾求教好友,担任过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翁同龢如何保证家族传承,翁同龢题写了一副知名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经典地归纳了中国古人的传家观念。在翁同龢的影响下,张静江将自己的五个女儿从小就送到法国学习,盖因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商人要想立于世界的潮头,不能不了解西洋文化,也不能不和西洋人打交道。

读书不但能增进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开阔心胸,而且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因素,社会底层的人通过读书进入中上层,中上层的人通过读书达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反之,则可能掉落到次一层,甚至更低层。

读书作为一种学习的过程,也是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的重要培养途径,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后辈子弟是否具备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是家族事业能否持续兴旺的关键所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个家族要想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能长久屹立,就必须不断通过读书来提高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其实,对于读书的重要性,中国古人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并提到了做人、成人的高度。儒家先秦重要典籍之一的《礼记·学记》记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即使是质地再好的玉,不经过细心雕琢,也成不了精美的器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如果不懂得学习,也不会明白天地人间的道理,所以古代王者建立国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设置学校,教化百姓。“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即使美味佳肴摆在前面,但如果不品尝,就不会知道其中的滋味;即使知道世间的天地大道,但如果不认真学习,也不会理解天地大道的真意。不会学习的人往往是自大的,而善于学习的人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往往表现谦恭有礼,并会时常反省自身的不足,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进取精神。

中国古代另一部经典《三字经》也非常重视学习,认为进行学习和接受教育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不学习礼仪,就难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而“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养育子女却不进行认真教育,是父母的责任,施行教育却没有严格要求,是老师的责任。《三字经》成书于宋代,因浅显易懂成为必读书,大凡读书人在幼年的时候都要在老师的督促下学习、背诵其中内容,很多家族都把其中内容吸纳到家训之中,用来教育子弟。一、曾氏家训首重读书

曾国藩家族是典型的乡村家族,具有中国传统家族的共同特点:重视子弟读书,把培养读书人作为家族的重要责任。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早年游手好闲,三十以后幡然悔悟,奋发图强,为了防止家族中再有人走错路,他从自身的教训出发,并吸收周围家族的做法和经验,订立了治家“八字诀”: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排在第一位,指读书学习,“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这四个字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特点,体现了传统的“耕读文化”。古人云:“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在农耕时代,耕田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是生存之本,读书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也是进取之路,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多少农家子弟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曾玉屏是中国耕读文化的信仰者,他在祠堂旁张贴一副对联:“敬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有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耕读家风:“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早”指早起,“扫”指打扫房屋,“考”指祭祀祖先,“宝”指邻里亲族关系,曾玉屏以邻里亲族关系为宝,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是无价之宝。前四个字是生存进取之本,后四字是日常生活规范,其他七个字都致力于维持生活、维持规范、维持关系,只有“书”是致力于突破现有状态获得提升,包括心灵、修养、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等的提升,也正因为读书能全面提升一个人和一个家族,所以古人才把读书放在了和生存——耕田——同等的地位。

曾玉屏的“八字诀”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藩,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践行这八个字,更富有意义的是,曾国藩不仅继承了“八字诀”,而且以他睿智的历史洞察力和多年读书、从政、治军的丰富阅历,提出了“八本说”,并制成匾挂在正堂,用来时时教育家中子弟。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可以看出,在“八本说”中,读书依然是排在首位的,并从祖父时代的一个“书”字,演变为两句话,对子弟的读书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和指导。“读书以训诂为本”。训诂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训诂学,主要研究文字的来源、演变、本义与延伸义,类似于现在的文字考据学;另一种是作为方法的训诂,比训诂学的含义要狭窄。训诂代表了古人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曾国藩借用训诂一词,用来教导家中子弟认真读书。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时要弄清来龙去脉,不要一知半解和不懂装懂,这样读书才有成效,这是读书之“本”。“诗文以声调为本”。在读书考科举之外,作诗是古代读书人的一项基本能力要求,所谓“诗言志”,诗能否写好反映一个人的志向、胸襟和情趣,曾国藩多次教导儿子曾纪泽通过写诗来养成一种冲融的胸襟,并要求他重点学习陶渊明、韩愈等人的诗。一首好的诗读起来一定是抑扬顿挫的,写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声调的搭配。曾国藩一辈子写了很多诗,也从中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

曾国藩爱读书,即使在军务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来,他曾在家信中说:“余性喜读书,每日仍看数十页,亦不免抛荒军务,然非此则更无以自怡也。”在这种对书的热爱之情下,他购买、收藏了大量的书,有一次,他在家信中说自己一辈子生活简朴,也没有存多少钱,唯有衣服和书多,衣服多是因为公务的需要,身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湘军统帅的他,要出席各种活动、见各种人,加之官员体面的需要,不得不准备大量的衣服,这实非他所愿,但书多却是主动购买的。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后人也养成了读书、购书、藏书的习惯。

曾国藩的书都藏在老家富厚堂的书楼里面。富厚堂的藏书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的是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本为主;“朴记”收藏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常用书籍;“芳记”为其次子曾纪鸿夫妇藏书。据统计,“富厚堂”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由于曾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其藏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目前,富厚堂藏书楼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读书四法与为学四事

曾国藩读书非常用功,他在京为官时,制定了每日需要完成的十二条功课,其中读书就占五条,分别是: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在以上五条中,曾国藩对自己每天的读书、练字、写作都做了要求,并通过制定功课表督促自己坚持做下去。

曾国藩读书非常用功和专心,在多年的读书生涯中总结出了一套读书方法。他在家信中从看、读、写、作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读书方法:“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指泛读,不要求做到熟练,主要是用来扩大知识面,比如看《史记》、《汉书》《近思录》之类的书。“读”指精读,要求弄懂和记熟,而且要求大声读出来以体会其中含义,比如读《论语》《诗》《书》《易》《左传》《昭明文选》之类的书,还有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欧阳修、韩愈等人的散文,这类书非高声朗诵不能体会其中雄伟的气概。

他对“看”和“读”进行了区分,譬如富贵人家,看书是在外做贸易,能够获利三倍,读书则是在家慎守,生活节约、不轻易花费;又譬如兵家战争,看书是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读书则是构筑深沟坚垒,善于防守;他还用孔子得意弟子子夏的“日知所亡”“无忘所能”来进行比喻,看书如“日知所亡”,每日都反省自己有什么不足,进而改正扩充提升自己,读书如“无忘所能”,牢记自己的长处,并经常温习巩固,做更为透彻的理解。“写”指写字,“作”指作文,曾国藩要求自己每天、每月都要做,通过不断的练习来获得提升。写字和作文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事情,只有长期坚持下来,才会有收获。

今人讲读书要注重“听、说、读、写”,曾国藩那个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和现代理念是一致的,他还提到了学习必读书和非必读书、读书的精与博问题,可见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的人。

除了读书四法之外,他还总结了“为学四事”,指出读书中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并以之来勉励后辈子弟。

1.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

2.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

3.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

4.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肢不能行。

以下分别解释其中真意。

第一,“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生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没读过的书,一种是非必读书。在曾国藩的时代,对读书人来说,科举考试要求看的书是必读书,其他的书虽然考试不考,但可以用来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曾国藩认为,对于这类书要看得快,看得快才能看得多,并积累多。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看书都比较慢,经常为了弄懂一段文字耽误太多时间,他多次写信进行劝慰和指导,他说,每天至少要看二十页书,不必受“在精不在多之说”之类观点的困扰。有不能记住的地方,不要苦求强记,遇到难解的地方,不必过于苛求自己一定要读懂,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久了自然会有领悟。当时曾国藩的老家,就有不少人过于追求一个“懂”字,不弄懂就不往下看,结果若干年下来还没有读完一本书。对于这种死板的读书现象,曾国藩要儿子引以为戒,切记这方面教训,如果亲戚之中有人犯了类似错误,也要告诉他们尽快改过来。

第二,“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相对于上面的“生书”,这里的“旧书”就是考试要用的必读书,例如四书五经,这类书要反复读,做到能背诵,并经常温习,否则时间一长就会忘了。古代读书人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虽然读书不必以考试为目的,但参加考试,想过关就必须熟读背诵,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八股文考试,很多都是需要死记硬背的题目,例如考卷中会有四书五经中的一段话,但中间缺了一些字,要求考生填上,类似今天的填空题。另外,即使是策论题,也是从四书五经中抽出一句话,然后让考生去解答,解答的时候需要对这句话的出处及意思记得非常清楚才行,回答的时候最好也是引经据典,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成绩。曾国藩是科举考试的过来人,深知科举考试答题的关键所在。

三是“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对古代读书人来说,读好书的同时还要练一手好的毛笔字,而毛笔字的练习需要毅力和耐力,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坚持若干年勤学苦练后,才能有所成效。古人对字的好坏非常重视,认为“字如人之衣冠”“字如其人”,把字看作自身的名片,西汉的杨雄认为,“字,心画也”,东汉的赵壹认为,“字之好坏,在心与手”,都认为字的好坏和人的内在心理有关,字写得如何,能反映一个人的品行和修养,最起码能说明一个人是否勤奋好学。在历朝历代举行的科举考试中,都把字的优劣放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对考生考卷的书面要求是“黑、大、光、圆”,墨色要黑,字要饱满,撑满了格子,笔画要光溜圆满,卷面整洁。考官对于字写得好的答卷会格外留意,不少人因为字写得好被录取,而字写得差的人几乎是不可能中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自己一生都在坚持练字,并督促弟弟、儿子们练。

六弟曾国华比较有灵性,但毅力不足,练字的时候经常换帖,有一次换了《千字文》的贴来练习,曾国藩在写给他的信中说,“练《千字文》也可以,不过一定要有恒心,每天要临帖一百个字,万万不能间断,坚持下来,几年后,字就会有一定水平,甚至成为书法家。”咸丰八年十月,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不幸身亡,曾国藩异常悲痛,他在写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六弟的碑文不要让别人代写,九弟要亲自抄写,这样不但是对死去兄弟的最好纪念,也是锻炼写字的机会,“九弟也不要荒废了练字,六弟的哀辞、墓志和神道碑之类,我写好寄去后,九弟都要认真抄写一遍。《宾兴堂记》首段也没定稿,待我改完后,也须九弟抄写。九弟虽然处于戎马倥偬、事务繁忙中,练字工夫不能丢下,亲戚中虽然有几个人善于书法,但我们家中的碑板之类,不宜请外人来书写。”在哀思六弟的时候,不忘督促九弟学习,得具有多大的胸襟才能做到啊!

第四,“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肢不能行。”写文章的时候,要认真思考,思考清楚了再写。不善于写文章的人就像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行走的马一样。写作能力是一种表达能力,在今天越发显得重要,无论在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如果不会写文章、写材料、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对于个人的发展将会有重要影响,甚至会成为职业发展的阻碍,就像口不能言的人、腿不能走的马一样,是竞争不过那些口腿正常的同类的。

曾国藩认为,“读书四法”和“为学四事”每一个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这是他从人生阅历中总结出来的,凝结了他的经验和教训,他希望家里的后辈子弟也从这个四个方面来努力,并要求家人经常以这四个方面勉励后辈子弟。

曾国藩还从另一个角度来总结读书的要点:“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志”是立志,只有立下远大的志向,才会有读书的动力,才不会甘心平平淡淡过一生;“识”是见识,通过读书增长见识后,就会了解到知识是无限的,在今后的学习中才不会因为一点收获就自满,才不会坐井观天;“恒”是“恒心”,只要有恒心,读书就一定会有收获。在这三点里面,他对立志特别重视,如果一个人立志求学、有内在学习动力的话,那么外在的学习环境是次要的,他在劝导子弟读书的时候,多从立志上来引导。

读书和外在环境没有必然关系。一个真正有志于读书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学有所成,如果能立志发奋自强,激发内在学习动力和兴趣,那么在私塾里可以学习,在旷野、闹市可以学习,哪怕在砍柴或放猪的时候也能看书学习;但如果没有内在学习动力,不努力自强,那么不仅在私塾、安静的地方读不好书,哪怕在神仙境地也不能学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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