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金融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弘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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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试读：

自序 一切皆属“未来”

那一年的6月，一帮伙伴在剑桥聚会，为即将到来的分手留个疯狂时刻。一大早，少男少女们就一反学校里的赖床习惯，相约到以中世纪大教堂闻名的伊丽小镇，胡折腾了一天。晚上6点多，大家又乘上方向相反的火车，跑到阿什利去看大庄园的晚景。10点钟天擦了黑，一顿告别宴才开场。20多个人挤在一桌尽情忆旧怀往，转眼夜已过半。“夜来神”们依依惜别，还是舍不得分手，遂决定不打车，半个小时的归路，一起走回学院。

张龙在学院里做客座研究员。他是学新闻的，经常犯点职业病，用剪切得干净整齐的语言，把大家七嘴八舌的闲谈，稍加提炼即成名句。穿过夜色朦胧的剑桥大草坪，我忽然冒出个问题，高声问张龙：“什么是新闻？”“新闻就是今天发生的历史。”他抢答之快，声音之顿挫，吓了大家一跳，都闭了嘴，转过头来看他。哈，说到了我的专业，我几乎不假思索，马上又追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新闻！”“什么是‘新闻+历史’？”/美丽的剑桥大学校园与剑桥小城鸟瞰图“那就是正在创造中的未来！”

夜半三更的，我俩煞有介事的对句，张龙主持人一样的夸张表情，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好像他抖落了什么笑料，或是我才晕，攒出的问题就是为了逗笑。“新闻+历史”就是创造中的未来。第二天醒来，我还记得这句话。仔细想想，月夜晨风中脱口而出的这句粹语，其实蛮到点子上的！

被古人记录在册的那些事，曾经都是新闻；站在历史的某一个时点，向前望去，一切皆属“未来”。历史系的教授总是说，他们最不擅长的就是预测未来。然而，大师们会把昨日当成“未来”去读，当成“新闻”去读，并且告诉我们，前人走过的往昔，并非按一张路线图的指引，或某个精明阴谋家的算计，或一个伟大头脑的运筹，或大众意志的狂热，心无旁骛坚定不移地，嘣，一箭射出，命中目标。历史的真相是：里面有多少必然，就有多少偶然；有多少定论，就有多少假设。

1985年，美国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叫《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讲的是一个痴迷的教授发明了时间机器。阴差阳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不小心登上了它，在自己尚未出世的某个过去，见到了自己正在恋爱的父母，穿越了已知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倒回未来，重新组装过去，以想象力去读历史，从此成为令人着迷的一种思考方法。

历史上的那些“新闻”，往往就是理解今日新闻的出发点。英国杰出的政治家、以一本历史著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广泛流传的名言：回溯往昔，你向后能看多远，展望未来，你向前就能看多远。

天地之间本来没有地平线。往昔与未来，通过我们的双眼，连在了一起。二

大学报名时，我选择的是考古系，结果没考上，阴差阳错，学了金融，进过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还涉足过非银行金融领域。后来回过头又去历史岸边拾贝，还是靠“新闻”引了路。什么新闻？百多年前的古旧《伦敦画报新闻》（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搞金融的人，给人的印象都有点急功近利。为了交易成功，动作必须要快，三个月或半年，市场一变，什么都得跟着变。就算为了上市，以往的业绩看三年也就够了，更久远的事，还是留给首席经济学家、首席战略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首席”去看吧。不过呢，这种看法也未必完全准确。我在美国一家投行工作的时候，员工都有免费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优待。虽然只是个小小的特权，体现的却是鼓励员工学习历史人文艺术、拓宽知识面的取向。后来，我进入一家英资的投行，老板问我去过伦敦吗，我说没有。公司马上安排我到伦敦游历了一周，旅馆就与大英博物馆在同一条路上。

真正感到自己的历史知识贫乏，应对不了各方的压力，是在16年前。那年，我们一个三人小组，在老板方总的领导下，开始帮助中国石化启动改制上市项目。很多人都相信，资本市场是个有魔力的地方，只要公司上了市，就能一夜成名，踏上现代企业制度颁奖的红地毯。可现代企业制度具体是什么样，大家都有点模模糊糊。1997年的中国石化，这家由行政划拨拼装起来的大企业，拥有120万员工，上万个下属企业，却濒临破产边缘，眼看着就要散架。这样的公司怎么能上市？还想去纽约、伦敦，真是天方夜谭。在办公大楼四面兜圈的走廊里，我忧心忡忡地跟在方总身后，不依不饶地讨教：“怎么让中国石化一年之内变出30个亿的净利润？”方总头也不回地说：“你们去查英国石油公司1984年上市的招股书，就从那里面找到答案。”/英行博物馆中的南海泡沫版画

就这样，我们重游了一家英国国企20世纪的80年代、40年代、20年代，回顾了它曲折的过去和神气的90年代。回想起来，那只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了解，而忽略了英国100多年的公司制度、金融市场、商业理念演变的过程。即便我的兴趣再大一点，那年月触手可及的书籍也实在有限。真希望有一本小书能随便翻翻，帮我们找到捷径，能够方便地回溯西方以及东西方金融交往的长长久久。

我有一个兴趣是收藏西方制作的中国题材旧版画，因此我常常在旧书店里翻找《伦敦画报新闻》。让我诧异的是，早在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年代，英国就已经出现了不少以财政金融为题材的版画。拍卖行里，有时还进行“银行”古董版画的拍卖专场。这些既幽默又严肃的版画，总是比书籍抓眼球。慢慢地，这里随手翻翻，那里随便看看成了习惯，读读下面说明的小字，不经意还会买上几页。有一次去参观英格兰银行的博物馆，发现一张泛黄的版画也贴在墙上，告诉人们当年南海泡沫的真实闹剧。这些破旧的小纸片，原来也能登上历史的大雅之堂！

西方版画15世纪在德国出现，比热闹的白银时代的开场大约早了100年。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这些西欧强国，历史上最擅长用版画传播形象信息，直到19世纪末，风头才被照相印刷技术抢去。见微知著，粗雕油印的版画新闻，既写实又浪漫，折射出的却是历史长河的博大精深。三

这也就是说，我N多年对西方金融史的好奇心，启蒙却是“小儿书”式的版画。后来回到了学校，先是附庸风雅在北大沾了沾国学的光，又去剑桥听了听大英帝国史和世界史常识。两年前，《财新》杂志电子版主编继伟先生要我为杂志写点什么，最好是围绕着我的金融本行写。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动力，把自己蜻蜓点水聚起来的画集史趣梳理梳理。

从哪一点开始梳理？我选择了1588年前后。这个选择是站在撰写了《中国大历史》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肩上。他的成名作《万历十五年》不早不晚，恰恰从那个时期带领我们谒见了东西方的两个帝王。想象自己从紫禁城和伦敦塔开始穿越，纵览东西方金融演变的历史，我把演变划分成了五个时代，即：白银时代、英行时代、分流时代、集权时代和精英时代。

在充满传奇的白银时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大明的万历皇帝，亲手为我们推开现代金融的第一道大门。看到西班牙人和南美原住民了吗？他们辛辛苦苦，为全球贸易创造出第一笔世界货币。1588年，更强悍、更野蛮，也更精于组织的英国人撵走了西班牙人，成了世界货币的新主人。

跟着哗哗流入东方的白银，我们来到万历九年的大明，见识了首辅张居正以“一条鞭法”命名的白银赋税改革。1600年，英国女王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权，原本荷兰人拿手的东西方贸易，在英国人手里登峰造极。1699年是中国人应当铭记的年份，那一年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首次抵达广州，中国人从此遭遇持续了200多年的大麻烦。

从1694年开始，一纸皇家特许令开启了英格兰银行时代。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英行手握特权，建立了英国的国民债务体系和全球金融信誉。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1844年的《银行法》把它一分为二，同时，英行的一纸钞票被议会确认为法定的货币。英国人创造了奇迹，不仅控制了世界货币，而且连续几个世纪为全球金融贸易订立规矩。全球霸权，靠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靠规则的操控力。1913年，美国学会了英格兰银行的这套游戏，成立了联邦储备系统，有了全国统一的货币。在两个讲着同一语言的老对手之间，世界的金融霸权开始了又一次转移。

1840年开启的时代，中国人都会刻骨铭心，但刀锋并不是金融。从西方统治者的视角看，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大分流的时代。18世纪中叶，英国普遍发生了工业革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1794年，来华觐见乾隆皇帝的英王乔治三世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发现东方有一个大市场，但不幸坐落在一艘豪华的龙船上，停泊在巨浪即将来袭的太平洋岸边。1840年，英国和大清为鸦片和白银开战，待尘埃落定，1847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英资银行。一边是西方科技为世界经济加速，资本为“全球化”镀金；另一边，却是1895年东方帝国可悲的甲午败仗。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和世界大潮分流岔道的大清朝廷，自己的末路财政，竟然悬于它所痛恨的西方人给予的外债施舍上。

以1897年通商银行成立为里程碑，中国人终于踏上了财政金融集权之路。这是一个极为艰难混乱的时代，因为直到下个世纪中期，货币发行、国家信用、银行信贷等并没有集于良政之手，而是为列强、官商、革命党、军阀和贪腐的国民政权操控。此间的大事件包括：1928年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成立中央银行；1933年依据法律“废两改元”，再推法币，结束了千年的货币混乱；以及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垄断国家货币发行，集中统一全国财权。经历了世纪大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在这个时代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从1933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立，实质上都是利用财政、货币、信贷等手段，加强了权力对国内国际经济的集中控制。

最后，迎接我们的是星光闪耀的精英时代。首先被请上舞台的就是纽约的老J·P·摩根，1912年他参加了国会听证会，能言善辩的他把一场听证会变成了个人的演讲会，赢得了满堂彩。金融的灯光从此更多地聚焦在声名显赫的个人身上。“二战”后，央行的体制机制与世界霸权相对定型，和平年代为金融发展提供了最友好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企业家和市场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1999年，美国终止了1933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金融家影响力空前强大。1971年在瑞士达沃斯创立的“世界经济论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世界在聆听包括来自金融界的各路精英，以个人的名义为人类的命运集体发声。1987年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金融创新驶入快车道。拥有知识产权、财富和各种特权的精英们，链接着市场、机构、社会、政府和国际社会，他们的思考与举动，日益成为解读金融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风向标。四

无论怎样分期断章节，其实都是不自然的，很主观的，也是有危险的。与其说这是一种梳理的方法，不如说是我的记忆重要时点的一种取巧工具。章节中的话题，有些来自浏览古旧图书的体会，20世纪之前的叙说，多穿插了一些旧图老画。

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尽量遵从了导师克利斯托弗·贝利勋爵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里教给我们的思考方法。第一，要把世界看成是多中心的。在西方史学侧重看大英帝国和列强的时代，贝利教授带我们去看了中东、东南亚、东亚、南亚和北非，它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经济生活中保持着活力与创新力，它们和“现代世界”共同诞生。把世界看了近百年的周有光老先生说：“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从世界看国家。”我想，他说的是同一个方法。第二，时代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是物质决定的还是精神决定的？是政府推动的还是市场推动的？是靠精英引领，还是靠大众的激情？贯穿着什么样的文明基因，又给后人留下了哪些文化积淀？就是在金融这样一个细分的经济领域，也回避不了这个“第一推动力”的问题。贝利认为，经济的发展似乎不能证明它总是先于其他因素起步，不同的社会领域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程度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我把这样的思维引进来看金融，又拉伸了一下，拓展了我们重游的空间，从经济穿插到政治，从政治游历到思想，从看版画到欣赏建筑，从欣赏建筑到触摸文化。

我最敬爱的一位智者是资中筠先生。她提到过一件事，是美国一位历史学教授对中美学生拜师的比较。对同一个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美国学生说是为兴趣，中国学生说为救国。为兴趣读史，我在英国时也感受到这种奢侈。那里每年出版的历史题材的书籍，排山倒海，收罗了各种或时髦或早已褪色的话题，还时不时在畅销书榜上占据鳌头。优秀的年轻人云集在优秀大学的历史系，他们并不一定想成为历史学者，但对过去充满好奇。其实，为兴趣读史绝不会让人止于兴趣。日本的历史名家池田大作说过，当今正是需要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时代，而“深刻而正确的历史观，就是对未来人类最好的馈赠”。我们在为兴趣看历史热闹的时候，应当记住的正是这句话。五

我的这次梳理，是出于兴趣。一路走来，一路乐趣。乐趣之一，是让自己有片刻脱离忙碌的现实世界，云游在自己选择的昔时某地的感觉。历史教授尼尔·弗格森说他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当前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世界当前的人口是曾经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口的大约7%，无视如此规模的人口所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这是用人口的数量来比。如果用地域来比，此一生能游历的地方，和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地域，广度更不知相差几何。读史书就是不花资费、省去舟车劳顿的游学休假之旅。

乐趣之二，是可以随时拜见大师，与你尊敬喜爱的人经常见面，一起谈笑调侃，问了晚安，再问早安。著名的文学大家杨绛先生描写了一种读书境界，我深有同感：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入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请高明，和他对质。如果能达到先生最后一句话的境界，无异于一个人在家里就能开一场“峰会”，就能登上“名家论坛”。

乐趣之三，就是以文会友，认识新朋友，再见老朋友。过去曾在一起共事的同人，现在许多成了读书的老朋友。见面时他们淡淡的一句，“看到你在网上写的‘画史’了”，总是给我很大的鼓励。有的人还会直白地给我一两句意见，常常是一句箴言，触发了我的灵感。我特别想提到的是曾经的老板方总。多少年前，他曾对我说过，世界上有两个伟大的文化值得好好学习研究，那就是汉语创造的文化和英语创造的文化。对金融有深刻体会的人，不少都对文化有独特的见地。我感谢这些老同事老朋友在专业领域和写作领域给我的指点。

财新网让我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张帆是一位认真出色耐心的编辑，隔着时空，我总能看到她盯着我动手的双眼。沈大园是一位深沉不脱清纯的年轻人，不擅言语，但可以和我几个小时聊历史，听得出他涉猎广泛并有独到见解。还有徐晓老师，虽然我认识她时间不长，但是她的“半生”都通过文字留在了我的家里，而她的为人润物无声，拓展了我的思考与眼界。还有继伟、传辉，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媒体人，也是我时时可以去讨教的领路人。对那些曾点击了我在《财新》专栏的读者，转发的、上传的、评论的、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我在此均表示深深的谢意。以前听说写作是一件要耐得住寂寞的事，有了这么多的人常在我的电脑里外陪伴，让我感到了寂寞中的幸运。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在天国和往日一样，是我最好的听众，等着我回家和他们唠叨我最近淘到的旧版画。关于民国的那些往事，他们常带感情的记忆，给我鲜活的参考。最后的最后，当然是感谢我的丈夫，他为我们的家庭营造了浓郁的英语文化氛围。尽管他并不认为我写文章是件什么工作，但晚上下班回来仍会兴致勃勃地做晚饭，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留给我，让我独乐于自说自话的小空间里。

第1章 白银时代

一定有那么一个从前，如果想发横财，就可以把家搬到海边去住。因为那时作为交易手段的货币，都是用小贝壳穿成的。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远离海洋，精巧天然的贝壳就显得非常稀缺，自然价值不菲，一小串贝壳就能交换到兽皮衣或打水用的陶罐之类。作为对远古身份的见证，“贝”字在当今的金融字典里还是满天飞：“化”了贝就是货币，“代”了贝就是借用他人的钱，“分”了贝就是贫穷，“乏”了贝就是贬值。

不过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因为贝壳而改变居住地，他们很快发现了矿物质——金银铜铁，用它们制造货币，同样很珍稀有价值。

不过，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民族，他们为了寻找发财致富的途径，不惜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漂洋过海。15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城邦，盛产身强力壮、富于冒险精神的男子，他们以智慧和胆量，打开了欧洲通往新世界的航道，发现了蕴藏在南美大陆的金山银海。

大冒险的前提是大烧钱。支持哥伦布首航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国王。从此，在南美掠夺的白银，他都要抽成20%。坐在闪闪白银铸造的王位上，国王的目光不仅盯着滚滚而来的财源，他的野心是实现世界霸权。

白银时代演绎的故事就是国际贸易与军事帝国的故事。在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身后，还站着东西方两个大帝国，它们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真正主角。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万历皇帝

伊丽莎白一世在英国被视为具有雄才大略、承前启后的君主，尽管她是一位女王。在她当政的45年（1558~1603）里，英国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王室内斗不断，这个不起眼的落后农业岛国，却在她的带领下，发展成为具有海上霸权的欧洲强国。她推崇重商主义的理论，热衷莎士比亚的演艺，她敢和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帝国叫板，一举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她鼓动英国人到海外拓展，开启了英国的殖民地贸易。她终身未嫁，没有为王室制造继承人。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对伊丽莎白褒贬同词，认为她身上既有年轻女孩子的一切毛病，也有聪明女人的骄傲、运筹帷幄。毫无疑问，这种大奸大雄的君王，对国家的影响总是源远流长，累世不衰。

令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倒不是女王的舰队或者是她多重的性格，而是她继承了其父英王亨利八世的开端，为英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打造了一个新局面。为了专注我们的主题，很抱歉，我把有关伊丽莎白最有滋味的那些宗教和政治事件都给略去了。

英国的中世纪和中国有点相像，社会重农轻商，尤其反对不劳而获。直到15世纪，英国人口总共不到500万，伦敦才聚集了几万人。贵族庄园主的经济自给自足，没有发展信用的迫切需要。当时世界上金融最发达的地方是威尼斯，英语中的“现金”“债主”“信用”“账单”这些词都是从意大利商人那里学来的舶来语。皈依罗马天主教的英国王室，干脆实施了《反高利贷法案》，不允许民间搞什么借贷。唯一的例外是住在伦敦城里的犹太人，他们可以不受此法案的制约，但也因此被认为天生是贪婪小人，不受待见。所以不论是法律，还是良心，商人们对从事信用活动都很纠结。/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像。背景是令王国骄傲的皇家海军

亨利八世是英王中的异数。为了离婚，他和罗马教皇吵翻了天，最终脱离了天主教的管辖，搞了个英国的国教。他自己是个名牌消费大王，为了买到法国人制造的那些高档奢侈品，落得个狼狈的拖欠名声。老国王想，索性把《反高利贷法案》改一改，允许借贷，付息就是了，自己也获得了挥霍的自由。

伊丽莎白一世坚持老国王实施的权宜之计。1571年的新法设定收取利息上限为10%，在此水平之下，贷方必须遵照合同还本付息。为此，伦敦城里的那些金银匠们当然很开心。他们屋里的小金库，总堆着富豪们存储的真金白银，过去它们只是支付准备金，现在可以被借进借出，以钱生钱。在一个稳定的制度下合法放贷，各种借据存条随即应运而生，极大便利了国内和国际贸易。在今天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女王的时代，那可是挑战了王宫内外的传统观念。顺便说一句，女王去世后，这部《反高利贷法案》的利息条件又被收紧，直到1854年才被彻底废除。/16世纪伦敦的漫画，讽刺那些想放贷收息的人肩头上总是站着魔鬼

女王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在1600年最后的一天给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西方的东印度公司在19世纪最多曾有13家，第一家获得王室特许的就诞生在英格兰。这家公司逸闻趣事多多，对近现代东西方经济活动的影响，没有任何其他一家公司可以比肩。许多重要的经济学思想的诞生与完善，都参考了这家公司的实践。

为什么说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皇家纹章是一件大事？首先，因为到东方去做买卖实在是风险很大的赌博，而且风险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人所共知，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很会做亚洲人的买卖，但是英国人去东方买卖什么呢？没有人能预知结果，甚至船队一年后能不能回来都没谱。其次，公司制组织方式是英国人刚从外边学来的，既有股东，又有董事会，还要通过什么选举，遵守什么程序。它的船长和大副，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公司管理层，一旦离开了英吉利海峡，谁知道投资者的运气由谁来掌握？再次，英国人舰指东方，跨越大西洋进入印度洋，肯定会遇到来自早期海上贸易强国的挑战，前途未卜。简而言之，东印度公司就拿这样一个疑问重重的方案，企图得到枢密院和女王的点头，贴上皇家特许的标签。面对一群冒险家加金融家期待的目光，女王没有犹豫。她以自己的信心，为一个民族开拓东方市场的雄心背书。/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的皇家纹章

就在伊丽莎白女王当政的16世纪，明末的中国出现了一位为世人熟知的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时称万历皇帝。北京十三陵定陵的地下宫殿，就是他的陵寝。万历皇帝在位48年（1573~1620），和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基本上是同代人。/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标识，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公司标识

在他登基前的15年即1557年，葡萄牙人得到朝廷的允许在澳门定居，与大陆通商，南美与日本的白银也开始大量流入中国。在他登基后的第15个年头即1587年，用华裔美籍学者黄仁宇的话来说，大明是“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万历皇帝的大内却并不平静。这一年正是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前一年，万历皇帝在宫中也是打得鸡飞狗跳。他的对手是谁？是夹在君王与百姓之间的一层特权文官。直接的原因是他想立的太子，不是皇后所生，而是出自自己心爱的妃子郑贵妃。坚持祖宗章法不能变的官僚们，就是不给皇帝这点面子。

那么皇帝的王土王民当时是个什么状况？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在13世纪就已经停滞不前了。例如法国历史研究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就说，蒙古人成吉思汗占领中原，农耕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失去了现代化发展的潜能。但是，更多的人看明代，认为那是中国在大唐之后达到的又一个高峰。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说，大明神话般的财富令欧洲人痴狂。沿着传统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在全球没有竞争对手。和它相似的那些农牧国，如奥斯曼帝国、俄国、印度，远比它松散落后；欧洲新兴的那些海上强国远在天边，工业革命的种子尚未播种。明嘉靖皇帝（1522~1566年在位）以后，在全国各地出现大批市集，贸易兴旺，可以称为中国式城市化、商业化早期革命。纺织业、冶铁业、制瓷业等行业呈现规模化发展，铜钱、银两作为交易工具被广泛使用，现代信用融资组织亦有了萌生的土壤。

东方帝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既可能停滞不前，亦可能发生政权与社会的剧烈变革。

在大一统的文官管治幕墙内，至高无上的只有皇权。国家此时亟须一位有胆有识的君主，带领一众臣民选择文明进化的道路。假设明朝末年出了一位李世民，他会不会像在大唐一样，修明政治，富足经济，并打开宫门迎接来自欧洲的文化和商业使者？假设传统的朝廷也出了一位像伊丽莎白一样的女皇，她会不会对通商和海战也有事必躬亲的兴趣，派出船队跨越南海直达印度洋？

想象终究是想象，而现实是无情的。此时的万历皇帝年方二十几岁，血气方刚，起码也应当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叱咤内外，威震四方吧？其实，英国的内阁和上院贵族也一直在威逼利诱女王赶紧处理生产王储的大事。但所有的挑衅，都没有阻止女王在政治上特立独行的气势。而我们那位可怜的皇帝呢，他端坐深宫，明白自己只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摆设，他改变不了大内，改变不了国家，他也无此愿望。那他有没有选择像后来英王爱德华八世那样，为自己喜欢的女人舍弃江山？更不行，他连离开这座宏伟“囚牢”的自由都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宫中消极怠工。《明史》说他在中期以后“不视朝，不御讲筳，不亲郊庙，中外缺官亦不补”。《万历十五年》书中提到，无聊之际，皇帝会在宫中和太监们一起以掷银为戏。他在地上画一个圈，太监们用银叶向圈里投，投中了就能得到皇帝的一个银锭赏钱。皇帝从未有过好奇心问一问这些白银是从哪里来的，他也不想分心烦神，了解帝国越闹越大的“银荒”是怎么回事。

伊丽莎白女王和万历皇帝，各自把持一个帝国，远隔重洋。他们从未打过交道，今天把他们拉在一起的是历史的逻辑。女王并没有看到走上现代化发展轨道的英国最终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成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控制了全球货币与贸易市场。尽管她早生了100多年，英国人还是把帝国崛起的起点和她连在一起。万历皇帝也没有看到在他身后200多年朱姓皇权覆灭的时刻。就在他身着黄袍的时代，西方像是一列加足马力的高速列车，挟带着海外军事贸易扩张的强势，呼啸着向东方帝国奔驰而来。1601年，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呈的一张世界地图上，万历皇帝兴许曾看到标注的“英吉黎”三个字，“西风”号列车的进站汽笛，已经在他的耳边拉响。/正襟危坐的万历皇帝

大英帝国正雄心勃勃，展开贸易的风帆，一路向东再向东；大明皇朝却内政外交失策，财政逼仄，一路下落再下落。风云际会，顶层胆识的高低，将决定东西方两大帝国的前程与命运。

漂洋过海的白银之旅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很开放，特别是汉唐两代，经济文化交往方面曾留下无数美谈佳话。可是到了明中后期，就在西方世界进入白银润滑的跨洋贸易阶段时，中国却实行了“闭关海禁”，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

一直以来我们都以为这就是历史，现在我才明白并不完全是这样。明中期的“海禁”，禁止的是那些未经朝廷允许的贸易，而不禁“官倒”；“闭关”是从国防治安上考虑，惩戒地方势力与倭寇，防范外邦思想理念的入侵。但“闭关”从来关不住民间贸易，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到了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对海上贸易基本放行。

应当说，正是在明末清初，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对外开放贸易第一次拉开了序幕。对此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漂洋过海的白银流动。谈到“白银时代”的世界经济版图，特别是货币财富分布，少不了明清时期中国这边的风景。

英国出土的中世纪银币，又小又轻又薄，有时还会被剪成四瓣，一块银币四次花。剑桥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些亨利八世时代的金币，拿在手中，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分量。这都说明，在新大陆的白银和黄金到达欧洲之前，金银在这个国家还极为珍稀。不但民间很少有大件的奢华器具传世，就是当成货币，人们也要精打细算。但16世纪后，情况一下子变了，银子多得可以被制成各种日常用具和装饰摆设，而且精美无比。/这是1676年英国人斯毕德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国在右边圈子里的最右边

更多的银子当然是被用在了国际贸易中。发了财的西班牙就如同今日的美国，成了一个“世界货币”的供应国。以前的跨国贸易，主要是以货易货，譬如说因此而留芳千古的华夏“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到了16世纪，白银作为货币被广泛接受，两个与西班牙不相干的国家做生意，都会用西班牙银币来结算。南美白银产量不断提高，西班牙帝国在国民财富总量上变得越来越富有，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和它相比，它是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第一强国。

但是，此时的西班牙人却开始感觉有些不爽，为什么呢？因为银子太多了！突然之间，人们手里握着银子在市场里乱逛，和今天纸币印多了就要贬值一样，西班牙人发现银子越来越不值钱。正在此时，东方市场进入了欧洲人的视线。

最早打开东方之门的是1514年就到了中国南海的葡萄牙人，他们发现了这个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被描绘得像天堂一样神奇富有的国家。16世纪初的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象，世界上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人口与市场，更没见过像江浙一带这样富庶的地方。1557年，幸运的葡萄牙人从嘉靖皇帝那里得到澳门的居留权，可以在广东从事贸易。三年后也就是1560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兼并了葡萄牙王权。正是在这个年代，欧洲与中国的生意红火起来。按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的考证，到了万历朝，中国白银的价格比在欧洲高出1倍：如果后者买1单位黄金需要12单位的白银，在前者只要6个单位。拿南美洲开采的白银作为货币，换得中国的丝绸与茶叶，在欧洲能卖到10倍于成本的价钱，利润丰厚无比。荷兰人的东印度洋公司曾留下记录，从中国运回的货物价值，才相当于商船从欧洲出港时所带白银价值的1/4。不夸张地说，在南美，以当地人生命为代价，欧洲人千辛万苦淘到的是白银。而到了中国，他们淘到的则是黄金。/这是1600年前后西班牙在秘鲁波多西铸造的银币，曾流入亚洲

以中国为目的地，西方人找到了白银环游三大洲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当时世界白银的第一产地、坐落在秘鲁安第斯山脉海拔4 000多米群山中的波多西，将银子拖运到东海岸港口装船，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和西班牙的塞维尔，然后转运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再从那里出港绕过非洲，经过印度洋，最后运到中国的南方港口。另一条是从波多西往西再往西，经太平洋将白银运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明代这里曾是中国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一手交银一手交货，白银最终会被运到中国的福建、广东。除南美产出的白银外，日本当时也是产银和银贸大国。当时中国进出口交易的中心，除马尼拉外就是京都。/1590年的这张地图，南美、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广东海岸已跃然纸上

有些西方人想象大明的皇帝肯定和西班牙的国王一样，都对金银财宝朝思暮想，必欲取之而后快。其实从明末到清初，朝廷对银子并没有欧洲人这么高的信仰。在皇家宫苑里，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大型银器制件。银子稀里哗啦地流入大明银库并积存在那里，主要是由于外贸出现了巨额顺差。西方人想从大明进口的东西太多了，但中国人从西方进口却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他们从北美买回红薯、玉米等农作物，从南亚采购食品香料，从东南亚带回热带优质木材。史书记载，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来，细木家具成为时尚。由于出口平衡不了进口的价值，欧洲人只能用白银来弥补收支差额。有一种估计说，到1600年左右，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5 000吨，其中一半来自日本，其他辗转来自南美的银矿。还有人认为，明末的几十年间，每年会流入100~200吨白银。一个世纪下来中国就吃进了上万吨白银。据测算，明代后期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国内自产白银的10倍，占欧洲从新大陆开掘出白银总量和日本白银产量的1/3~1/2。

和英国人在与西班牙、荷兰的争霸中攫取了大量白银不同，大明仅靠民间波澜不惊的出口就积累了大量银子，成了白银南来北往的最大归宿。不期然，大明成了当年公认的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只不过巨大的出超收入并不是以外汇的形式存在国外，而是以白银的形式全部沉淀在了国内。

相比而言，英国在白银时代初期还是国际贸易中的小国，伦敦不过是白银之旅的中转小站，中国积累的白银也没有在英国人那里留下多少记录。但是200年后，正是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成为中英冲突的导火索。/这是英国的国内贸易交税大楼

东方文明的海外遗珍

与大量白银流入大明相对应的，是同样价值的货物出口到海外。如果仅看白银的全球之旅，那些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的银子，几百年后已经跟着退潮的海水消逝得无影无踪。整个时代的货币遗存主要就体现在一些文字和数字上，只有少量古旧银币可供考证。但是从贸易发展史的角度看，白银时代却给后世留下了一座实物丰富的贸易博物馆。

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们开始珍视自己的历史遗产。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近年来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潮流：到往昔贸易伙伴的家里去寻找祖上的传世珍宝。中国人也一样，他们在西欧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宝贝，那就是明末清初留在洋人手中的“中国制造”。

在查看出口的那些实物之前，我忍不住想先说说从白银时代开始的中国文化出口。应当说，西方的传教士和早期到来的葡萄牙商人，相当成功地把中国无形的传统和人文风貌变成了有形的文化输出，最有代表性的形式当然就是书籍和版画。据1800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简史》的列表，截至18世纪末期，西方出版的中国主题的学术性图书已达80多种，各种游记、笔记更多如牛毛。1719年，第一本关于中国探险的小说已在英国面世。孔孟及春秋各派学说都被翻译成西文。对经典的严肃解读和道听途说的神灵故事，同样在欧洲的上流社会广泛流传。

旁边这幅画是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的首页。这16幅地图的制作，是基于明代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和实际的测量，页面40cm×60cm。它制图精美，印刷考究，今日翻开仍然让人凝眸屏息，叹为观止。明末清初的中国，就是以这样的非凡气势被介绍给了西方。

明末清初器物的出口，使原先西方对中国的凭空想象逐渐有了实物的载体。最早从事大规模中国商贸的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在今天的阿姆斯特丹，站在市内连接着海洋的运河港口，回味当年满载中国货物的商船靠岸的场景，作为一个中国人，内心仍旧充满了自豪。对这个由7个小小的地区组成的联邦共和国来说，商船卸下来的不仅是利润，也证明着遥远的东方帝国的确名不虚传。

首先，明末中国组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令西方人深感惊讶。这种生产并未超脱传统工艺，也未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好奇的西方人称之为工业性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以别于后来的英国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1976年，在英属圣赫勒拿岛的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161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白狮”号。它满载着来自中国的商品，但不幸的是没有能够到达目的地。根据有关的装船资料，它运载的是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东南亚诸国出产的香料。从海底打捞上来的一大批青花瓷，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光洁釉亮（现保存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除了损毁瓷器的碎片，这一艘沉船清理出的完整无损的瓷器，比400年来西方保留下来的同时代瓷器总量还要多。据另一记载，17世纪初年，一个大型贸易船队平安抵达荷兰，他们带回的瓷器共有1万多件，总重超过50吨，可见中国生产能力及出口规模之巨大。

明末出口的商品品种极为丰富，应有尽有。有一段记载是：当年在春季季风吹来的季节，30~40艘中国式帆船满载丝、棉、瓷器、火药、硫黄、钢、铁、水银、铜、面粉、栗子、茶叶、风干食品、家具及其他珍奇物品，排山倒海般地从福建港口驶向菲律宾的马尼拉。在那里经转载后，欧洲人的商船从马尼拉驶往远方新兴的消费大国，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一位荷兰的富商赞叹道：中国的货品既可以满足一位百万富翁的独特需求，也可以满足百万家庭的普通消费。

不少出口物品被西方人一代一代保留下来了，如瓷器、彩绘的墙纸、雕漆家具，但大部分物品被消费或后来损毁了。今天去访问一些保存较好的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城堡，可以看到在一两个房间内摆设着精美夺目的大件瓷器，四面墙壁都是用中国风情的壁纸装饰的，还有许多明末清初匠心独具的实用家具。和清初康熙朝相对应，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就特别着迷于来自中国的物品与文化，在巴黎皇宫里还修建了中国庭院。/沉船打捞上来的明末出口瓷罐的盖子，可以想见商船运载的货物规模

除了规模，“中国制造”备受青睐的是它们独特的材料和上乘的质量。最近有英国友人来访，大家谈起中国人现在是西方名牌的粉丝，不知何时中国名牌能够打入西方的消费市场。其实这件事，400年前中国人的老祖宗就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了。比如明末生产的青花瓷器，牌子就可以叫“景德镇”，在荷兰、英国、法国的市场上都很吃香。拥有这个牌子的壶碗瓶盆，就是身份的象征。它们还会成为油画题材，进入艺术的殿堂。1590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哈克雷游记》，作者在景德镇亲自采购，他以权威的口气评论道：“这是世界上陶土制成的最棒的器具。它们有三个品质——纯净、优雅和结实耐用。”明代匠人肯定也没有料到，他们的手工制作流传至今，竟成了价值连城的古董艺术品，而且和金融资产配置扯上了关系。

有了中国人的用具，随之而来的是引入中式生活习惯。尽管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上落后了葡萄牙人、荷兰人100年，但他们在移植中式品位上却开风气之先。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1637年开始在印度做中英转口生意，它把中国的喝茶情趣带到了英国，“茉莉花茶”是其中的一大名牌。从17世纪起，下午茶成了英国人的特殊爱好。据东印度公司的运输记录，为了迎合英国民众的兴趣，东印度公司在采茶季节要保存近一年的茶叶库存。不论是社会的上层还是普通家庭，英国人都会在家里放一套“康熙年制”的瓷器茶具，有些甚至还为茶叶盒上了锁，很时髦也很考究。许多绅士还会像中国文人那样穿上一件手绣的丝坎肩在街头炫耀，那感觉恰似今天淑女手中拎了个名牌包。/流传到伦敦的明代瓷器，别有一番品相/博物馆藏17世纪荷兰油画，上面的盘子都是中国的出口名牌

透过明末清初民间贸易的窗口，输出的不仅是强盛东方帝国的物质文明，更提升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推崇。那些参与到东方贸易的人说：商船到达中国之前，曾在海路上见到许多其他亚洲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文明独立、政治管理制度如此完善、社会伦理与文化具有如此久远深刻的渊源，中国城市街道宽阔整洁，牌坊高大气派，百姓健康平和。法国的著名启蒙大师伏尔泰受到传教士的影响，在他的《哲学辞典》里不无憧憬地说：“我们跑到中国寻找瓷器，似乎我们就没有瓷器；我们用他们的丝绸做衣衫，似乎我们就没衣料；他们的中草药放在水里喝，好像我们这里不曾出产过这些植物……”对西方人而言，如果没有与明清的贸易交流，对东方智慧的了解就无从谈起。

在白银时代，皇朝输出了“中国制造”，换回了大把外国货币；用祖宗的文化“入侵”了欧洲，同时屏蔽了任何西方启蒙思想在民间的传播。这种不对称的交流为日后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埋下了伏笔。

币制税制改出新王朝

一个币制，一个税制，扼制王朝财政的命脉，也是国家机器上的两根支柱。银子多了，贸易发了，统治者的思维和手段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币制税制都会被白银镀上亮闪闪的光泽。例如印度人，历来就认黄金，却在1550年左右由北印度引入一种小银币，和黄金一样贵重。不言而喻，原因就是南美发现了波多西。小银币的发音后来演化成“卢比”，在印度的货币史上留下永久的印记。

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和万历皇帝的大明，白银留下的永久印记之一就是币制和税制的改革。结果是一个王朝改革后日益强盛，另一个却走向了灭亡。

当然，决定币制税制的原因很多，决定王朝命运的原因也很复杂。白银只是其中的催化剂，它加快了体制转化的步伐，也划定了变革的方向与路径。先来看看大明王朝的经历。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是个精力过人的帝王。他不但能马上得天下，治理天下也有一套。史学家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说：元代最无制度，明太祖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不过，这个判断不大适用于财政货币制度。按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的判断，这位朱皇帝不顾历史潮流，思维又过于简单，使明代的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陷于矛盾混乱。《食货志》上说：开国后，太祖身边的大臣给他出主意，可以在山东、陕州开银场通宝路。太祖斥责道：“银场之弊，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洪武年的田赋，基本上都是实物上缴，谁提征银，朱元璋甚至会以“戕民之贼”罪将其罢免。不但银场不许开，铁场也不许开。这样做是不害民，但老百姓还要做生意呀，缺少货币，拿什么去买卖交易？朱元璋说：这有何难？一切仍随旧制不就行了吗？

这旧制，其实就是从唐宋沿袭下来的做法，铜钱、银币、纸钞同时流通。大明前期，朝廷都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民间银矿不开，地方政府限铸铜钱，朝廷掌握纸币发行大权，随机接济贸易生计。洪武八年（1375），首发了“大明通行宝钞”，钦定了“钞法”“钱法”。

纸币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久远，被认为首开全球纸币使用的先河。剑桥大学图书馆保存了一本1915年出版的《中国旧纸钞》，影印了不少唐、宋、辽、元各代发行的宝钞、军饷钞。中国宋代（960~1279）流行的纸币——交子，原件日本人那里有一张，在世界货币史上名气最大。明代中原的贸易发达，人群向城市聚集，对外贸易曾远至中东、南亚、非洲。从全世界货币历史演进看，纸币发明都备受赞颂，理念上肯定比金属货币更现代。朱元璋的决定“沿袭前朝，纸币当道”怎么就说他不顾世界潮流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商品的交易不但要有充分的货币供应，还要保持币值稳定。西方人为此摸索了几百年，直到今天，人类还在为货币的数量控制和通货膨胀伤脑筋。朱元璋和他的儿孙们哪里懂得什么数字化管理啊？多元币制和纸币发行，必然和它们在前朝的结局一样，搞得个乱七八糟，背离“不害民”的初衷十万八千里。大明通行宝钞成了明目张胆的收税工具，强征狂敛，老百姓实际税负增加，政府从中渔利。这样数量没谱的发钞持续没几年，宝钞就由于币值下跌，开始打折被拒收。几十年下来，宝钞屡发屡贬，最后成了废纸一张。当时的仕人批评商人利用宝钞推高价格，利欲熏心，痛斥不法之人伪造宝钞，搅扰流通。但是根本原因在于朝廷遏制了现代货币制度的自然发展，任凭多币流通并滥发纸币，破坏了商品经济。欧洲人当时的货币使用也很混乱，但是他们跑到南美寻找真金白银，力求实现币材统一、币值稳定的理念。东西方对待货币的态度的确背道而驰啊。

到了明中期，纸币政策已名存实亡，这可难为了需要市场交易的老百姓。各种金属甚至实物代用品都被充当货币使用还无法满足货币需求。正统年间（1436~1449），明英宗只好改变太祖制定的政策，“驰用银之禁”，允许白银除用于税收外，还可以进入流通，民间除铜钱外，用碎银交易，不再受政府管制。从此白银的地位日益提升，就算不是本位币，也成为其他铜钱和货币代用品的价值尺度。/明代的银锭，此锭文字标明为秋粮税银

以金属货币作为本位货币有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它们的供应根本不可能时时与商品流通的需求相吻合，也不像纸币那样，可以调整印刷数量，具有伸缩的灵活性。尽管朝廷已经开始积极开采银矿，官家民间一齐上阵，国内的白银生产仍然供不应求，实物货币替代品普遍通行，就连税收也要接受徭役和实物。在实施白银本位百年后，明隆庆年间（1566~1572）爆发了严重的“银荒”。货币供应真是和黄河之水一样，说旱就旱，说涝就涝，祖宗成法不灵，让银子做主还是不行。

就在这为难的时刻，欧洲人的“白银贸易”为东方帝国带来了福音。从“隆庆开禁”到万历结束，中国仅出口了占国民生产总值0.5%的物产，就换回了足以支撑国内交易所需要的万吨白银货币。银子的地位直线上升，坐稳了本位货币的头把交椅。/张居正，他的改革用白银征税充实了国库，但遗患于后朝

在中国千年“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朝廷实际上对经济的发展并不负统筹规划的责任。它丰年征税，歉年减免，以此调节地方经济。我们已经知道，银子的大量流入，完全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民间经济繁荣、出口兴盛的结果。

但是，商民已富，国却不强，特别是朝廷无财不稳。任何一个对大明政权有责任感的官员，都在琢磨怎样把民财转换为国财。万历初年（1580），首辅张居正想明白了，他要加大力度推行已实验多年的“一条鞭法”，即将田赋徭役统一编派，除部分仍交实物和以人力承担外，所有赋役“计亩征银，折办于官”，目标是用银税替代实物赋税，以应税币制的统一来推进税制简化的改革。张居正在18省丈量田亩统一征银，从哪里起步？答案是福建省和广东省。那里正是明末出口的基地，银子的供应最充裕。“一条鞭法”的实施，结果是把这些刚刚上岸的白银直接捞进了户部。

现在，朝廷的收入都变成硬通货，保值增值了。但是，必须用铜钱换白银完税的农工商贾却发现，在纳税季节银价总是上升，自己的实际税负因此总在增加。据中外学者考证，中国明清税负从比例上说并非很重。但应税币制的统一，实际作用是政府与民争银，与民争利，是财富的再分配，朝廷是最大受益人。张居正在推进改革一年后便与世长辞，然而以银缴税的办法未停步。到万历末年，大明国库白银储备比改革前增长了3倍。此时已近白银时代尾声，南美银矿开采逐渐枯竭，大明白银入口遂后继无源。而国内经济并未出现内生动力，缺乏自我造银功能，王朝再次出现严重的“银荒”。到崇祯年间货币供需再次失衡，加上天灾人祸，打击了明末的经济与出口，断绝了朝廷的税源。帝国已埋下官逼民反的种子。

我们把眼光转移到此刻的西半球，此时伊丽莎白一世登基的英国，币制和税制这两件事也搅得女王头疼。几十年前，她的老爸亨利八世曾经用了个粗陋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用金或银包裹贱金属铸钱，标上同样的价格投入流通。这种货币为亨利八世筹集了大额财富，财政实力短期走强，巩固了王朝的统治。但是，这种短视的做法埋下了后患。十足的金币与银币在流通中都不见了，假币越铸越烂，毁掉了英国货币的信誉与市场的稳定。在对外贸易中，其他国家都抵制英国银币，王朝封死了自己开放的道路。

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伊丽莎白一世决心改弦更张。第一件事就是收回旧币重铸，全部足赤足两。她上台的第三年，就把这么一件艰巨的任务完成了。其时，世界已进入了白银时代，这帮了她的大忙。但她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征税掘银，而是和那些与她同样狂热的年轻男人一起，到海外市场上去掠夺。

英俊强悍的海盗商人弗朗西斯·德雷克就是这么一位年轻人。1568年的一天，他出现在女王的面前。此时，他和他的表兄已是扬名海上的冒险家，现在，他俩想请求女王给自己的那条商船以“皇家特许”的称号，使他们经营南美海上贸易的家族生意戴上高贵的王室光环。不管于公于私，这正对了女王的心思。她正需要南美的白银，也在思考如何打破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垄断。商人船队主动请缨出战，承担买卖和海战的风险，女王焉有不支持的道理。但是她有一个条件，是从西班牙国王那儿学来的：商船的白银所得，必须和王室分成。女王甚至自己慷慨解囊，做了德雷克船长的投资人。船长满载金银财宝返航的时刻，女王币制改革所需的白银也就有了着落。/铸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头像的银币，是十足的良币，现留存下来的仅凤毛麟角

女王这样曲线拯救英国货币，不完全是出于她的英明。尽管王室强大，但是按照英国的规矩，并非“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据英王约翰·莱克兰德在1215年与贵族及伦敦金融城里的富豪所签订的《大宪章》，王室的收入只能来自王室自己的产业、投资和贸易关税，而拥有土地的贵族与拥有金钱的公民，法律保障了他们的财产权与生命权。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还没有创造出“政府债务”或“王室债务”的概念。所以女王想得到更多的真金白银，除了依靠王室祖上家产，就得靠参与投资贸易以及以贸易利润分成形式引入的新式税收手段。

在一个改革的年代，伊丽莎白把眼光放在了国际贸易带来的财富创造以及全球的财富瓜分上。超脱海盗野蛮争夺的“道德”评判，女王的币制和税制改革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与英国女王眼睛向外的做法不同，大明的官吏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国内货币财富的分配上，朝廷致力于占有国内财富更大的份额。据说，李自成带兵占领大明紫禁城的时候，发现还有大量白银紧锁宫中。他毫不犹豫，统统据为己有。可惜无论是对崇祯皇帝还是对李自成来说，白银的多寡对一个政权的延续，已经全无意义。/英王签署《大宪章》，给了伦敦金融城自治权与公民权，王室不能随意征税提税

启蒙学者谈金论银

中国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几位伟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朱舜水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他们对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济用的实务。”这些学者在人格上受到后人景仰，他们学问贯通古今，敢于抵制恶社会，主张民本主义政治思想，淬砺精进，启迪世人。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关注经济问题，深入城乡调查陈述，反映了普通人生活的苦乐。他们的著作，在清末民初有一个再版热，曾鼓舞梁启超那一代试图改变中国现状的年轻人砥砺前行。

晚明，用黄仁宇的话说，是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一个王朝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其历史的合理性也就不容置疑。明中期以来的学者，将精力放在了“明心见性”的思考上，一方面习惯于社会的现状，一方面追求内思的宇宙观。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教养在先，富庶在后，现实的苦闷，都可以在“知行合一”的“心学”当中得到解决。这种学问，在缙绅官僚中一直有很大的市场，使上层社会和学者们的心智世界与现实日益脱节。在如此一脉传承的压力之下，出现了一批“专讲经世济用实务”的学问家，他们跳出了宋明理学的空谈，称他们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启蒙”学者，其实真不为过。

不过，和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家相比，明末的中国学者并未脱离传统思维的窠臼。就说看待金银问题吧，西方人看到的是财富对国家政治、个人自由、财产制度与社会美德带来的挑战。而东方人的切入点，却集中在对“拜银狂”的困惑与不满上。

顾炎武的大作《日知录》中就有关于黄金、铜、银的一卷。银子原先由“矿人”和“海舶”供给，但是在白银时代辉煌过后，两路皆阻，但国家之赋，仍然只用银不用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表达了民众的愤懑。他认为这样的税法是舍民所有，用民所无，逼迫民众流离失所。他正确地看出白银数量的多寡以及在各地分布的不平衡，与市场交易和社会稳定息息相关。可是他没有看出，用民所有，回到实物税收制度，解决不了货币创造以及准位制问题；没有统一的货币，也解决不了交易中的定价问题。

黄宗羲则有书曰《财计》，对“银力竭”的恶果做出解析，也是不留情面地鞭笞银税对小民的掠夺。他从“古之征贵征贱，以粟帛为俯仰”开始谈起，历数“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黄宗羲批判君权恶政是中国历代学者中最激进的，是发挥“民本”思想传统最为彻底的。他认为“以银为税”就是君王为一己之私，为一家之传，向百姓收取“花息”的手段。

读黄宗羲对工商小民疾苦的同情，对富商、达官、猾吏的厌恶，及对官员贪墨腐化的痛恨，令人感同身受。但是一旦仔细思考他的解决思路，又感到非常茫然。他主张废除金银货币，用什么替代？用铜钱。“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一切以钱为税”。谁来铸钱？设专职的官府来铸；谁来开矿？设专职的官府来开。老百姓从此不许随便用铜，“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

黄宗羲说，这才是货币的出路。也许你认为，这可能不大行吧？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相信行！

王船山（1619~1692）对以银为币更是痛恨，他的理论不必细说了，一言以蔽之：“走死天下者，唯银。”给天下捣乱的，就是银子。

学者们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的民怨。卜正民教授写了一本专讲明代社会的书《纵乐的困惑》，描述银子如何从广东、福建一路渗透到商人文化仍然淳朴的江南。在那里，白银货币干了三件事，即：刺激了江浙一带的商业发展、引起了空前的通胀、导致了当地人道德的堕落。明末安徽歙县有位知县张涛，感叹白银流入本地，米价就疯涨。人人追求银子，不择手段，“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奈何不得。王船山的总结真是金句：一个好端端的传统社会，眼看着就要被银子给毁了。

一旦陷于儒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观，即便是启蒙学者，给我们留下的仍是从现实社会回到理想主义、“圣人君子”的清逸情怀。回到往昔的路似乎大门洞开，但从往昔却走不到货币经济和国富民强的未来。

17世纪前后，在中国学者谈金论银的同一时代，英国也出现一批思考货币问题的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如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约翰·洛克（1632~1704）、伊萨克·牛顿（1643~1727）、大卫·休谟（1711~1776），等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是以自己的经济或货币理论成名的，但在英国的货币金融史上，他们的著作和思想被认为奠定了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基石，为亚当·斯密（1723~1790）提供了思想养分，而后者的大作横扫了当时泛滥的“重商主义”。

其实，在南美发现白银之后，货币已经成了欧洲学者离不开的话题。最早成体系的货币理论就是“重商主义”。它把金银看成是财富的唯一体现，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竭尽全力阻遏金银的外流，并以国家之名，对进口课以重税，鼓励出口。结果是欧洲各国强力干涉国际贸易，限制民间自由经商，有人甚至拿“重商主义”政策与明清“闭关锁国”对比。不同的是，欧洲人并没有回避海外贸易，而是在海上为掠到更多金银打得不可开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出，“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理论被批驳得体无完肤。

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亚当·斯密，或是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在货币的看法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任何人主张要取缔金银的使用，回到往昔的时代去。他们关心的是怎样有效地创造财富，创造相对应的货币，找到金银价值波动的原因，以及为什么“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

他们的结论也更加基于经济学的思考，对金银没有那么多的爱，也没有那么多的恨。英国一位学者说：货币是什么？不过一物品耳！其性质与其他物品无异。一国中货币的多寡，常随商业状况而变更，而非人力所能左右。货币多，则物价腾贵，而进口货物必增……休谟在他1752年出版的《货币论》中，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恰当地说，货币并不是某一种商品，而只是一种工具，大家都一致同意使用它来便利商品在人们之间的交换。”

这段话的意思，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入门课无一例外会提到。所以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对金银动感情，不论是什么材质，纸币亦然，关键是交易各方要接受这一载体。就是国王和政府，也要懂得这些自然法则，掌握商业状况、进出口情况、货币流通速率，才能操控世界贸易。

在这批伟大的启蒙学者当中，对英国及世界现代思想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哲学家与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商贸货币问题，是他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

约翰·洛克曾用多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其他发达国家，如荷兰、法国，也曾任职贸易与商业机构，但大部分时间从事理论研究。在货币理论方面，他研究了供给，认为金银是最理想的货币工具。他也研究了需求，认为需求有两类：商品及土地的交易需求和信用需求。他坚决不同意英国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理论。1691年，他给国会议员写了一封信，题目是“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洛克强调了货币供给就是要保持贸易进出口平衡，这才是国家的正确取向，不平衡就会导致各国币值调整，金银价格和利息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约翰·洛克，他提出有关进出口平衡的货币理论

如果认为英国早期的启蒙学者关心的只是财富、物质和价值，而没有关注过社会伦理和道德，那就错了。和中国当时的学者相比，他们关心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洛克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他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与社会契约理论，法国哲学家卢梭和德国哲学家康德都承认受到过他的影响。他提出的明确个人的经济权利、经济自由、土地权、物权、劳动价值等概念，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与取向。洛克和牛顿的理论，被英国人誉为分别在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里引领启蒙运动的灵魂，今天读来仍历久弥新，闪耀着永恒真理的光芒。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观察一下17世纪中国与英国的不同政治环境，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同在白银时代，对金银货币的作用，启蒙学者看法会如此不同。17世纪对英国来说，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也是一个革命的时代。1649年狂傲的英王查理一世（1600~1649）把命给丢了，国家曾在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的领导下，短暂地实现了共和。王权后来虽然复辟，但权限已经被大大缩减。1688年的“光荣革命”，议会掌握了关键的政治经济权力，君主立宪的国体政体都稳定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有更大的自由空间，不仅能代表弱势群体呼吁，而且可以和政治家们去讨论、检验和实践自己的经济理念。/17世纪以后，银行家不是道德争论的对象，而是财富、权力和社会美德的象征

17世纪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代，但不能说是革命的年代。1644年，倒霉的崇祯皇帝在煤山（现称“景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国家战乱了十几年，清代的皇帝取代了明代的皇帝，同样的方法坐天下，历史就以同样的面目再循环一遍。明代的学者们如顾炎武，抱着对前朝的怀念，坚决拒绝和清政府合作，说他们的想法不具有现实可行性，也是理所当然。

最令后人扼腕叹息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他们天真地想去革白银货币的命。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为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护航，却还有很长的寿命。就在黄宗羲辞世的前几年，一艘载满英国东印度公司白银的商船第一次靠近了中国的广东海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已经营了百年，现在它踌躇满志，大批船队集结待发，准备驶向远东市场。白银的下一场大戏，在中国敲响了开场锣鼓。

国家垄断公司第一榜

这样一个标题，可别让读者产生误解。其实17世纪开张之时，还没有大英帝国，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这里所谓的“国家垄断”，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有”或“国营”，即国家资本控股和国资委任命高层官员。这些垄断公司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以皇家和立法权威保障商业利益，也就是获得了特权；第二，利用公司化的组织手段保障垄断效率。当今世界的各类国家垄断公司，追根溯源，是这类公司的子孙繁衍。

最早具有这样两个特征的公司，非英国东印度公司莫属。在白银时代，东印度公司是把个体商业活动凝聚为国家利益的经典，是商业机构与各种权力（王室、政治、军事）的完美结合，也是一个垄断效率与腐败长期纠结不清的经典案例。

东印度公司最经典的形象，就是在巨浪中扬帆远航的商船。从今天的金融视角看，这些商船的内中骨架，是靠股份聚集起来的资金，没有金融就没有商船，就没有大规模的现代贸易。股份公司带来了证券的衍生品，例如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很快在伦敦流通起来，奠定了伦敦证券交易最早的一块基石。在股票的基础上，公司债券又发展起来。几百年后，后辈们应去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室认一认这位现代金融业的开山鼻祖，它的资历比所有现代投资银行都要深得多。

不过，英国人没有资格去争股份公司的发明权，因为举世公认那是荷兰人的专利。国家垄断公司的出世，不是一个精心策划出来的方案，也没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它是一群海上商人无序竞争的结果，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代起，海外开拓与商贸就打上了权力的烙印。荷兰人在16世纪初加入东西贸易大潮，碰上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一个狂妄的王权。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腓力二世大嘴一张，宣称他握有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港口的外国船只的所有权，而且从东方回来的贸易合约都得由他批发散货。这就等于宣布，对于所有在海上奔忙的贸易船队来说，国王就是它们的敌人！

荷兰人首先打破了国王狂妄的封锁，寻找到了和亚洲人直接贸易的机会。他们开始时也是以船长、船东为首组织贸易活动。有一位出色的航海作家林斯佐敦（又译林旭登）1598年出版了一本《旅行日志》，根据曾到过广东的水手的描述，夸张地发挥了他的想象力，创作了许多生动的版画，描绘这个东方古国的风土人情，还画出了一张方位奇特的中国南海地图。

东方航行的商业成功，投资船队一下成了当年荷兰天使投资人的首选。最好的集资方式当然是荷兰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已熟悉的公司制。1595~1602年，荷兰人起码搞了10家公司进行亚洲贸易，在南亚（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一个叫巴达维亚的殖民地。公司中的佼佼者是阿姆斯特丹的“远地公司”（Far Land Company），后更名为“老公司”（Old Company）。但荷兰人没有想到要给任何公司垄断或专营特权。

在16世纪向西开拓南美贸易的竞争中，英国人依靠海盗商船与国家舰队，把皮肤晒得黝黑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打得七零八落。现在它掉转船头冲向东方，却遇到在组织机制上更为发达强盛的荷兰人。所有人强大起来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追逐霸权。即便做不到在同胞中垄断，也不能让肥水流入外人田。治海权与定价权是谁有实力谁说了算。荷兰人掌控从亚洲来的胡椒与香料的进口，他们一点不比葡、西两国宽容，其他欧洲人只能望洋兴叹。英国人曾尝试使用在大西洋上百试不爽的办法，以海盗袭击打劫荷兰人的船队。女王的爱将德雷克船长曾如此横行印度洋，但结果却以损失惨重而告终。/早期画家笔下的明末中国的官员与商人

东方的市场与南美大陆的广袤荒凉也不一样：印度尼西亚已经被欧洲人开拓，形成贸易集散地；印度由许多小王国统治，独特、开放且富有；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非常高，朝廷管制严密，倭寇、海盗被严厉整肃，西方来的海船登陆无门。

在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统领下，此时的英国人正雄姿英发，不可能对荷兰甘拜下风。很快他们想出了海外竞争的新玩法。作为一个落后的岛国，它要依靠机构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后来居上；它还要用自己的纪律章法，为东方贸易制定规则。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样生逢其时，在1600年得到了女王的皇家特许，得到了东方贸易的垄断经营权。如此一来，就把分散竞争的荷兰公司比下去了，商贸联姻权力，金融充当媒介，东印度公司在英国首开先例，把天使投资人的万千宠爱集于一身。而皇室和政府也用一纸空文，换回了东印度公司对国家的忠诚。直到1602年，荷兰人才明白过来，费了不少周章，由议会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颁发了“特许状”，并授权它垄断经营。/布诺1600年描绘的比例失调的印度与亚洲地图，既有未开发的土地，也有文明发达的国家

新出炉的这家英国企业，其实是抄袭了荷兰的公司组织制度，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年伦敦金融城的市长亲自出面，为公司的融资进行“路演”，鼓动贵族、富豪、政治家入股，这样就通过金融纽带，把各种势力绑在了一起。在筹资方式上它没有选择固定收益的债务融资模式，而是选择了共担风险的股本融资，并把风险承担从短期拉到长期。在组织方式上，它设置了董事会，对独立出航的船长、大副的经营设置了监督机构。

股份公司组织结构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第一，聚集了大量资本。英印公司进行了两轮融资，最后有219位股东出资人，集资68 737英镑，这是以往的探险家和海盗船不敢想象的巨款；第二，它形成了英国现代公司制度的雏形，选出一位总裁和24位董事，代表股东来监督投资管理。董事会设定一系列的制度条款，以获得股东们的信任，赋予公司经营理念；第三，为几年后才见分晓的回报，英国人创造了财务的计算方法，初期是按每船往返投资回报单独计算，直到1657年，才真正像现代股份公司，按公司的总体收益计算股东回报；第四，为保证经营管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股东不能撤资，但股票在几年之后便可以交易。事实证明，交易为股东带来了比贸易更大的收益。/英国东印度公司首位远航船长兰卡斯特，1603年从印度返航后，他被授予爵位。此幅画上，他已将地球按在手下

私募股权、证券交易，这些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金融游戏，400多年前就已经在伦敦悄悄开场。以海外贸易融资为旗手的“金融革命”，从阿姆斯特丹热炒到伦敦，比英国的“工业革命”要早了100多年。

不过和融资的成功相比，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其垄断经营的前景最初并不确定，亦不长远。英国的皇家特许期限只有15年，荷兰的特许期限只有21年。英印公司必须每年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政府有权对其业绩和特许存在的必要性进行严格检查，以决定特许延期的批准。每当它想获得展期或永久特许，总是会引起议会和学者的激烈辩论。1618年，议会试图授予“苏格兰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这是英印公司不能承受的打击，它不得不动用两万英镑去贿赂国王和王室，才保住了自己的垄断地位。由此，公司更加懂得了政治与金融联姻的重要性，它的董事和股东很多就是两院的议员或有实力的公众人物。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小投资人也发出同样的感叹：如果我们向市上议院和参议院投诉，那里有公司的董事；如果向海军部投诉，那里也有董事；如果向荷兰议会投诉，我们就会发现董事和议会其实就是一回事，都是穿着“公司”这条裤子。

垄断本身使公司强大，超越制度。16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一家具有永久特许权的公司。荷兰是一个联合省的共和国，允许的批评声音多一些，如小股东对不分红利和不公开财务的抱怨。最终，荷印公司也获得了永久垄断经营权，并允许所有的市民投资荷印公司。17世纪结束时，丹麦、法国、葡萄牙等国，也纷纷依英、荷之样，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的拍卖大厅，当年交易场面热烈

清末洋务运动时，中国搞出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我们对西方早期的“商办官许”“商办官助”的公司制度有了解的兴趣。官家对弱小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在与外族竞争中予以支持，此意具有跨时代跨地域的合理性。不同的是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投资，更不允许政府任命官员直接插手管理。即便是容忍垄断的存在，在英国体现的也是霍布斯的“政治观”，即不要让处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为私利竭力混战；讲秩序、承认某个主权界定的权威，最终对整个社会是有好处的。

英印公司的生命跨越了两个多世纪，是所有东印度公司中最长寿的。赞美它的人今天会这样说，公司对大英帝国和亚洲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它无与伦比的贸易成就塑造了帝国的商业与更为广阔的经济生活；它的贸易金融结构复杂，精于算计，是伦敦金融城兴旺发展最强有力的齿轮……这个单子还可以一长串写下去，包括对东西方文化传播做出的贡献，在英国与亚洲造就了无数的百万富翁。

然而，当这家公司在19世纪30年代走向终点站时，它的名声实际上是毁大于誉，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英印公司就是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源头，自然是罪恶累累。但是在英国，为什么人们对它也必欲罢之而后快？答案是：英国人此时再也不能容忍国家垄断。欧洲各家东印度公司的结局，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些是由于经营不善，最终破产，荷印公司是一个典型；再一类，就是经营极为出色，如英印公司，出类拔萃，变成了超级巨无霸。在对亚洲迅速扩大的贸易中，英印公司不择手段，贪得无厌，把太阳照耀下的一切都霸为它的私有财产。它不问道义，为政府战争债务多次捐助巨款，东亚战争都有它的策划与参与。1760年以后，它以公司的名义绑架了印度的政权，把一家垄断公司，变成垄断一个国家，搞起了英国人在国内不齿的专制独裁。当它被自己超大的商业利益冲昏头脑，试图左右大英帝国的贸易财经政策时，它离自己政治上的被清剿也就不远了。历史学者和议员托马斯·麦考利1833年时称东印度公司就是“所有政府机构当中的怪物，是帝国有意制造出来的怪物”。

近年来，关于东印度公司的书在西方又多了起来。中国人认识到，它们的历史地位，远远不只是贩卖鸦片的罪魁祸首那么简单。英国人和荷兰人呢？则在修订他们以往对垄断公司的看法，不再像过去的历史学家那样由于受到自由经济理论的影响，对东印度公司评价得那么负面。几百年前东西方交往中的恩恩怨怨，现在则变成一种兴趣，在研究写作领域得到重现。一些人预测，在未来的世界，公司主导的经济博弈将重蹈国家垄断的覆辙，只不过季风的吹拂刚好东西换了个方向。/东印度公司在伦敦几栋连体的办公楼

炮火与金融来到亚洲

1601年2月，在获得特许经营权3个月后，英印公司以“红龙”号（Red Dragon）为旗舰，开始了首次远航，前往印度。同行的还有3艘护卫舰、4艘大船，共装了100门炮，500多位水手。船长是上节已经提到的、久经海上征战的兰卡斯特先生，他同时亦是公司的董事。

出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在出口货物的备置中，英国人遇到了难题。当时英国没有什么体面的东西可供出口，唯一拿得出手的是羊毛制品，但处于热带的印度与南亚肯定不需要那些东西。尽管当时的英国人视金银为国宝，不欲外流，东印度公司却别无选择，只能将股东们刚刚认缴的金银装上船。这样，首航的第一批船队，运载有价值6 860英镑的羊毛织物，其余的则是价值21 742英镑的白银，还有一些锡和铅。不知兰卡斯特船长最终把羊毛织物推销给了谁。据记载，他们一路经非洲驶向南亚的爪哇岛，当地的国王和首领只认金银，原住民身上甚至不穿任何英国人所理解的衣服，更不要说考究的织物了。/“红龙”号小版画，因首航东方而青史留名

兰卡斯特船长带回来的是英国市场急需的胡椒和香料。要知道，对从未品尝过这些东西的欧洲人来说，能够吃到味道浓郁的食物，是味蕾和心智的一大进化。有了它们，食品能够防腐，对长期海上航行时食物的保存，也相当于生物科技的一次飞跃。尽管这几船的货物并未如水手们一路企盼的卖到100万英镑，但股东们数一数到手的银币，远航的回报已经非常可观。

公司接下来的几次远航，结果并不太令人满意：带回来的东西不是错过了季节发霉变质，就是根本不合英国人的口味。不过，投资人并没有因此却步，新资本不断投入船队，东印度公司得以度过了艰难的创业期。从第二个10年开始，它成了最赚钱的公司，年平均回报率曾达到150%。

在从1600年起的一个世纪中，如果用画笔描绘，东西方贸易基本上是一幅雅致的水墨画。欧洲人自知在发展水平、人口、技术、军事、组织等方面，中国人还高出一筹。在路过的港口，他们听说了中国人的郑和船队100多年前就已经横扫印度洋，远航至非洲湾。欧洲人抱着一种谦卑的心态，寻找同样谦卑的贸易伙伴。

这并不是说西方人来到亚洲没有带来冲突的种子。最初的冲突并不是发生在欧亚之间。荷兰人想找碴儿打仗，首选的攻击对象是葡萄牙人，英国人的攻击对象则是荷兰人。第一位常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特使罗伊把陆地休战作为最高准则，他认为战争和贸易不能共存，他说：“如果你想获得利润，向航海技能去要，通过和平的交易去获得。动用驻军以及在陆地和印度人打仗是最愚不可及的错误。”

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对贸易和经济进行巧取豪夺的做法，早期也基本局限在欧洲的首都。在东方，货币支付手段简单直接，大批真金白银实实在在从欧洲的港口运到亚洲。剑桥大学的贝利教授说：“1660~1720年，世界基本上处于一个经济活动上行周期，亚洲和非洲的古老国家都经历了整合，相对和平与稳定。”世世代代与西方做买卖的印度人，对英国人有组织的到来，采取的是开放的态度，既有价格上的在商言商，也有政治上的相互利用。

东西方贸易这幅水墨画，在18世纪欧洲各帝国的争斗与英国工业革命的共同作用下，被揉成了一团。当它再次展开时，亚洲风景已经被欧洲人涂抹得面目全非。到了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晚期，就如尼尔·弗格森在他的《帝国》一书中说的：“英国骄横不可一世，不列颠的炮火与金融所向无敌，摧毁一切质疑。”“炮火”（firepower）与“金融”（finance）是重塑亚洲的两支铁笔，挥舞它们的那只手，首先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1688年，在经历了80多年的帝制、共和、宪政的热血洗礼后，英国人掀起了国体政体的最后一次革命，史称“光荣革命”。这件事对亚洲的影响就是结束了英国人和荷兰人在贸易上的争斗。因为在革命中，荷兰亲王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儿）被请回英国联合主政王室，英荷两国从此变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了。此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成强弩之末。进入下一个世纪，英国人在东方的头号也是唯一的竞争对手只剩下了法国人。靠着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军事实力及现代金融提供的财源支持，英法在全球曾势均力敌。在亚洲，法国人遭遇到的通常并不是英国皇家海军，而是由英印公司自己拥有的全副武装的皇家印度海军（Bombay Buccaneers）。这支军队为了护卫英国商业与殖民利益，在印度陆地上挑起了与法国人以及莫卧儿王朝无数次的争战。

在印度与英国的关系上，也有一次影响类似中国“鸦片战争”的大事件，这就是1757年发生在孟加拉地区的“普拉西战役”。此时，英法在欧洲、美洲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鏖战正欢，法国人渐渐力不从心。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也是一名陆军的中校罗伯特·克莱夫指挥了这场著名的战役。他的直接对手是仍属莫卧儿王朝的孟加拉总督，但后者的支持者却是法国人。普拉西一战，不但法国人被打得彻底出局，当地的小王朝也均被削弱，东印度公司从此得到莫卧儿王朝的大片土地，几年之后攫取了印度北部的控制权。

印度，这个和中国一样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有广袤的土地、1.5亿人口，并且是佛教的发源地，面对西风东进却节节败退。人多、财富、地广、史长，抵挡不了人类物质与心智的进化——18世纪引领潮流的是西方强国。东方国家，不论是采取“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如莫卧儿王朝，还是“闭关锁国”如大清朝，最终都被科技加野蛮的拳脚打翻在地，难逃被殖民或被瓜分的命运。相比于印度的经历，一个世纪后的中国人做得稍好一点，起码没有把政权和土地整个交出去，而且是交给只有数千人经营的一家商业公司。/克莱夫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领导了普拉西之战，遂使印度并入大英帝国版图

金融在东西方贸易肇始就是背后有力的支撑和推手。然而直到1760年以后它才首先在印度落了地。1770年，英国人出资管理的印度斯坦银行成立，它被视为印度现代银行业的鼻祖。当1847年第一家英资银行东征上海滩时，印度已经有了将近10家银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初打开中国市场的银行机构总部基地都植根在印度。来到东方的银行家们总是以谦谦君子的形象示人，他们整理印度市场上分散多元的传统货币发行流通，提供了新式的票据计算工具，把当地的借贷市场和伦敦城连接为一体。不知不觉中，财富发生了转移，英国人称之为“home charge”（家庭充电），印度学者称之为“drain of wealth”（财富流失）。

英国人引入的金融概念并不局限在银行业，更大的手笔是他们对印度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土地税收。除了英印公司控制的所谓军事土地外，大片的土地，包括历史上非耕地的森林和荒地，都被重新确认私有权，并成为征税基础。与海外进行的贸易也开征进出口税，开辟了新的税源。1765年，英印公司从印度掠走了300万英镑的横财。到1818年，这个数字扶摇直上，英印公司的财政收入达到2 100万英镑。英国人培养了当地的税务官，一直把手伸到往昔自治的农村。孟加拉地区的经济据说短期内也因此受益，利息下降，房地产价格增长了3倍，出现了活跃的本土小企业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英国人后来到中国推销土地所有权管理、设立海关，都是基于他们在印度已经做过的实验。

不但是硬件，英国人也把金融管理的软件，即财务管理和人才管理制度带到了亚洲，首先是带到了印度。东印度公司的内部管理采用了考试制度，择优选聘，这在以贵族和裙带关系为荣的英国开了先例，吸引了很多中下层有才能的人到亚洲闯荡，加入了商业与公务员队伍。这样的任人唯贤制度，英国人承认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只不过形式和内容都被改造过了。钱穆在他的《历史研究法》中曾说：“过去数十年来，中国海关邮政和铁路等机构，因有外国制度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保存着大量的文物，记录的是公司内部财务信息、航海记录等内容，显示其管理制度之严格和规范。/大英图书馆保留的东印度公司文物

被英国人带来的还有一样东西在此不能不提，那就是金融腐败。一开始，英国人是贿赂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为贸易支付买路钱。普拉西战役后，腐败成了英印公司体制内部的毒瘤，贪污行贿之风盛行。克莱夫本人就是收贿的能手，他大量接受印度富豪的馈赠，后者行贿的目的不外是自保和私利。携带着16万英镑回国，克莱夫一下子成了伦敦西区的“土豪”，在最贵的伯克利广场置办了巨大的房产，荣升下院议员，还获得牛津大学民事法学博士荣誉。公司上下层层效法他，没有任何政府或其他力量可以制约这些自以为是的公司职员。恶言滚滚涌入伦敦，但是如中国俗语所说：天高皇帝远。最倒霉的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老百姓，有效的现代税收制度把他们勒得紧紧的，旱涝一来，饿殍遍野，人心思反。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炮火和金融在印度所向无敌。现在，它腰缠万贯，志得意满，皇家印度海军有的是银子，更加横行无阻。1757年的一场战争使他们相信，自由贸易可以打开任何市场，金钱与军事实力可以打动任何东方帝王的心。

大清的中国是他们向往的下一站，8 000公里之外，是冒险家的又一个乐园。

季风贸易的“一口”通商

中英贸易的开局其实很不错。据历史记载，1699年，英国人在广东卖掉价值32 086英镑的货品，进口了价值45 928两银子的中国货。到1750年左右，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16万英镑与100万两银子，各自增长了约4倍和20倍。其间的差额则导致印度的白银流向了大清帝国。

明末，中国在四大贸易港厦门、广州、福州、宁波设立了海关，贸易的对方是葡萄牙、西班牙、日本以及荷兰人。东印度公司开始是通过荷兰人及日本人转口与中国人做生意。比如说茶叶，据记载，1658年已经由东印度公司出口到英国本土。明末清初几十年里，英国商船曾几次到南海港口试探，希望打开直接贸易渠道。1684年，英国人雄心勃勃来到福州闽海关，想在那里建立英国通商据点，但很快他们就撤走了，因为发现闽海关不好打交道，无利可图。又过了十几年，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100年后的1699年，英国人首次来到了广东，这一年成为中英贸易交往的元年。/英国商船从海上驶来，远眺广州海岸

中国在这个时代又一次看到了融入国际潮流的曙光。无论是对西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贸易，康熙皇帝在位中期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北京紫禁城中正在演奏西洋乐曲；历法、天文、数学、绘画、宗教，各种舶来品像春雨一样，从天空滴滴落入神州大地。平定了台湾之后，康熙皇帝开始重启沿海商贸，1684年他还在广州赐给西方人一个街区，允许他们居住与经商。这样的优厚待遇，在明末是他们从来不敢企望的。

大清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貌似明末年间的白银涌入，沿海经济繁荣的时代旧戏又开始重演。然而逝者如斯夫，一个世纪过去了，不但紫禁城换了主人，西方亦不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最根本的变化是：工业革命起航的欧洲需要中国这个3亿人的大市场，英法气势汹汹地要和你做生意；一个百年的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只知四处设下藩篱，却没有胆量开放海关。

大不列颠作为一个王国的名字，1707年才出现在英国的字典中，而大英帝国，直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才完成了它的民族国家定位与整合。18世纪的中段，散布在英国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小作坊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此时的帝国在海外已经不可一世，所向披靡。早期启蒙学家关于人道、情操的思想，越来越让位于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搅得英国人在殖民地贸易中见利忘义、肆意妄为。“把自由贸易的理念推销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登上商船的每一位公民和水手的理想。

英国人追求的自由贸易有两个驱动力，至今在许多新兴国家可以感觉到同样的力量，那就是：第一，要做全球加工厂，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海外原料进口与产品出口，大进大出；第二，创造海内外消费者，降低以至取消进出口门槛，提升购买能力。英国人早就明白自己出产的许多工业品在南亚没有消费市场，但是他们把眼光放到大清的长江以北，这里的市场真是天造地设，需要的就是英国的棉毛制品。印度人把金银都挂在身上，中国人却讲究家庭生活，喜爱摆设，讲究精工细作，官绅出门必有排场。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英国人制造的钟表、吹风机、带弹簧的马车等等工艺玩意儿更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亚当·斯密的理论定义了全球现代经济，他的像印在20英镑的反面，是恰如其分的纪念。正面是女王头头像

英印公司是中英贸易的中间商，然而它对双方的进出口热情有别。对英国进口中国的商品，热度总是在高温，因为其中转手利润丰厚。茶叶是第一进口大项，英国进货商甚至要储备一年的销售存量，许多出港商船仅运输茶叶。茶叶贸易利润高得惊人，对英国政府的税收贡献更令人咂舌。在18世纪的有些年份，茶叶税收占了整个国家收入的10%。今日重翻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历史，中国的茶叶也曾为其国家财政做过显著的贡献。在那个浮躁的年代，英国的不法商人也在发假冒伪劣产品的不义之财。他们把英国树上落下的叶子染色，假充中国茶叶，坑害国内消费者。而英国当时并没有任何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法案！管中窥豹，进口需求之殷切，出口利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英印公司则热情不高，因为大部分的收入都会留在伦敦，公司还要支付过路的海关成本。统治着印度的英国人稍微一动脑子就会明白，从印度而不是从英国满足中国所需，才是最划算的买卖。东印度公司有独立决策的实力，有宣布开战的权力。它以殖民地的利益为出发点决定与东方的贸易关系，和英国本土的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它对推销英国的工业品漫不经心，惹恼了国内的工业家，导致英国议会要通过立法，强制要求北上的商船必须至少携带10%的英国商品。英国政府也强势干预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1784年，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对印度事务全面收权。英国史学家斯蒂文·鲍恩在他的《商贸之王——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中说：“到18世纪末期，新生代特别是资本家们认为公司垄断是过时的理念。在他们眼中，印度不是英国的进口港，从那里出口英国工业时代的产品，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压力并没有使英印公司就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北上推销中国人最需要的商品——鸦片，以保持印度白银流出的平衡。

中国的历史学者基本上把对外贸易的阻滞与失衡看成是大清冥顽不化的结果，这样看是不错的。大清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倒行逆施，带领中国走进了死胡同。同样不错的是，商业公司理应遵循商业原则，英印公司违反规则的鸦片出口，把对华贸易推向了无法避免的冲突。

这就是300年前大清外贸格局的背景主色调。就在印度的普拉西战役打响的同一年，即乾隆二十二年，京城的乾隆皇帝发了一道圣旨：沿海重施海禁，关闭三大口岸，只留下广东粤海关一口通商。从此时开始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十几家东印度公司往返穿梭于欧、印与广州之间，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条纽带。朝廷同时还更加苛刻地规定：所有的外国人不许在广州过冬，外国贸易商的家人在贸易季也不得来广州，男人不许学中文，不许坐轿子，行商不得欠债等。和明末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同，盛世大清说到做到，后门全部被堵死。/钦命的粤海关是大清中期中国进出口的唯一港口

从此，西方的贸易商每年只能期待着四月的季风吹起才敢乘船东行，9月份一过，所有欧洲商人不管商品是否售完，都必须舍弃业务离开中国。这样一种商贸模式，后来被西方称为“季风贸易”。创办于1957年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承继的就是“季风贸易”的传统。

四台大戏变成了独角戏，在广州的东西方贸易越来越红火。和洋人做生意名声最大的是“广东十三行”。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幅1760年由中国画家绘制的广东十三行长卷，视野宽阔宏大，几十里远山近海风光尽收眼底，迎风招展的西洋国旗与衙门旌旗清楚昭示着东西方历史交汇的壮观景象。广东十三行实际就是现在所谓的进口商、代理商。当年的口岸代理行数量时多时少，从来不是只有13家。康熙末年，在粤海关衙门的支持下，成立了强势的“公行”，有点像政企不分的洋行，老板官商一身，有商业的行名，也有挂靠的官名，其中最有影响力最兴盛的有13家，包括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等等。在广州还有一些非公行的洋行，它们就是纯粹的民营，但一般口碑很差，货物掺假，营私舞弊，业务马马虎虎。而相比之下，十三行自行统一价格，货真价实，商誉好得多，外国商人自然愿意和它们打交道。带有官名的商人可以和衙门府直接往来，外商把这些人就当成了政府官员，连外交问题都和他们商讨。在1840年以前，外商不能在商行之外寻找买家或卖家。

在印度，一家拥有皇家特许权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全部对华贸易。在大清，13家背靠官府的商行承揽了与西方人的全部贸易。不言而喻，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也是势均力敌，贸易的较量深深嵌入朝廷的军事与政治角力之中。

中国大清此时正值康乾盛世的末期，它的政治稳定和世界政治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760~1820年，欧亚、美洲、北非的国家，一个接一个陷入危机和动乱的泥沼。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先是在七年战争中互相残杀，之后，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美国人打败了英国皇家海军，英国人摧毁了莫卧儿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和奥斯曼帝国都在经历宫廷内斗。惶惶不安的世界到底在寻找什么？贝利教授说：“贫困、掠夺、社会冲突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统治者统治的权力来自何处？”19世纪初，一切都明朗化了，权力来自军事的实力和金融的强势。/东印度公司“季风贸易”的商船，当年往来与印度语广东之间

大清有自己维持政权稳定的一套做法与主张，和海外扩张、贸易立国完全不搭界。它不但牢牢执掌着天朝大权，而且在这个全球动乱的时代，大大扩张了自己的版图。如果我们拿乾隆皇帝和万历皇帝的中国版图做一个比较，便会发现清朝的土地向东向北已经增大了一倍。英国人海上打出来的是财富，大清在陆地上得到的是领土；西方奉行的是在全球争夺霸权的理念，乾隆爷自信的是天朝地大物博，只要内部不乱，谁也动摇不了大清的政权。

有些历史学家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找原因，认为遵循着儒家伦理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把商人放在了“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而且士人君子绝不爱财，只有“小人”才喻于利。只是到了20世纪，历史学家们才费尽气力，追根溯源，发现中国历来是一个商业发达、官商相依的社会。清初如果没有富商巨贾的襄助，也不会出现百年盛世的局面。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之所以出台，并维持了几十年，说到底，就是因为外贸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太小，对政权的稳定无关要旨，西方才不被大清放在眼里。

输掉了战争，迎来了世界

尽管面对着大清严厉的管制，对东印度公司来说，18世纪到19世纪初年仍可算得上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黄金时代。不但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交易的大赢家，英国也受益匪浅，其他欧洲国家及美、日均分享到利益。只想着极力维护自己国内市场的大清，从国家到百姓却均是输家。大清盛世的稳定是一重烟雾，蒙蔽了自己的眼睛，看不清世界的经济权力已经完成重新分割，与西方发展拉开新的距离，把更大的风险推给了未来。

早在康熙末期，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向中国推销鸦片了。1729年，雍正皇帝第一次发布禁止鸦片入口的圣旨，到1839年，朝廷至少发出了46道禁令，明示进口鸦片为非法贸易。明知鸦片的危害，还大规模种植罂粟花，而且不顾朝廷圣旨向中国倾销，英印公司此时利欲熏心，无法无天，它的恶行，永远刻在现代发展史的耻辱柱上。

为了正义，道光、咸丰父子带领着大清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战，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却是中国人满盘皆输。东方人道德上的正义，不可能改变西方贸易的游戏规则，战胜不了人类本能的欲望，也阻挡不了世界进化的步伐。鸦片虽然被烧了两万多箱，但割地赔款、战争伤亡、毒品进口禁令解除被迫合法化，这一切使中国人伤心透顶，一个世纪后都没缓过劲儿来。

虽然战争以鸦片之名垂史，但它涉及的议题却远非一剂麻药所能概括。现在我们围绕白银和金融，看看中英冲突是怎样酝酿激化的。这里有三个层次：对大清和英国政府，白银是战争的导火线；而冲突的加温，离不开伦敦的金融城扇风和威斯敏斯特的点火；西方最大的战利品就是中国市场，其中包括了金融主导权。

冲突的酝酿，首先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惹的祸。18世纪末年，白银的价格经历了一段稳定的时期，英印公司对英国的出口，越来越依赖伦敦城的银行票据进行结算，而不是将白银货币在海上运来运去。1770年印度斯坦银行成立后，东西方的银行汇兑结算服务连成一体，支付工具灵活多样，贸易成本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伦敦城的富豪有了新的渠道，可以通过投资英印银行的股票和从事贸易汇兑，分享帝国在东方的利益。

但是这种金融深化不适用于对大清的贸易：广东的十三行不接受伦敦开出的任何汇票，而且朝廷的圣旨明令，行官们不得和洋行发生任何借贷往来。将近百年下来，中国人眼睛里的货币，还是只有银子。但是，你不变，不意味着世界不变。拉美的白银产量在波动，日本的白银进口时上时下，世界贸易也有景气周期。这一切反映到嘉庆、道光年间，就是银价兑铜价没个准儿，税收时节银价上涨，不时引起抗租抗暴，让京城户部的老爷们总是提心吊胆，抓耳挠腮。台湾有一位教授林满红，在哈佛的东亚中心专门研究了这一段“白银紧缩”的历史，回放了紫禁城里当年的朝廷命官就用银用铜、稳定对价进行的激烈辩论。

其实银子都去哪儿了，朝廷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东南沿海就留了一道小门，白银流出国门，只有这么一条路。

如果不计鸦片进口，大清一直是个净出口国家。例如1785~1794年的10年间，英国向中国输入金银的价值约达300万英镑。但是在1820年以后，鸦片的进口突然猛增，银子也就像当年哗哗流入一样又哗哗流出。道光帝不是又下了几道严厉的圣旨禁烟吗？英国议会档案里不是也有不少决议，证明它曾经坚决阻止英印公司从事鸦片贸易吗？为什么正是在此一时段，鸦片交易如此猖狂？/鸦片毒害中国人的一张版画，登在《伦敦画报新闻》上/1780年东印度公司出口英国市场的广彩大碗，碗内绘制了公司商船的图案

历史的细节里真的是藏了许多偶然性，那些必定要发生的事，其实是这些偶然累积的总爆发。鸦片贸易猖狂的偶然性就在于：1813年，英国议会决定终止英印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1814年，英国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我们就会发现在印度洋与南海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训练有素的水手，那是英国皇家海军遣散的无仗可打的水兵。他们来到亚洲寻找生计，正好被东印度公司看上，可以为本公司种植的鸦片做二道贩子，让英国政府和大清朝廷都抓不住自己的把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都是靠着鸦片发的家，亦可谓识时务的“俊杰”。这些小公司本身并没有钱为预售的鸦片垫款，东印度公司和印度的银行就给它们贷款或赊账，而伦敦金融城里的大亨，通过一道道的信用就成了最后的大债主。林则徐1839年在虎门销烟，火星一溅，就像通电一样传导到英伦，心疼的不仅是英国驻广东的贸易总督义律先生和鸦片贩子，它还刺痛了大英帝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禁烟也踩中了大清内部腐败的那只脚，特别是存在垫款拖欠关系的那帮既得利益者。衙门官员多年来“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鸦片战争之前，这一切糊涂账都在鸦片巨额利润的遮掩下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一缕青烟中，烧掉了后来的200多万两白银赔款，谁在吐血谁自知。/1771年英国出版的贸易指南，详列了东印度公司及为它服务的海运银行保险和股票交易商的信息/与英国人进行鸦片贸易的清官

在林则徐和总督义律僵持的一年多时间里，最不希望中英两国开仗的是英国生产商，因为他们怕战火持续，影响了下一季交易。1840年，欧洲在全世界的市场争夺战进入新高潮，在埃及、印度、日本、泰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的很多地区，贸易冲突烽烟四起。生产商希望息事宁人，中国人销烟之后消了气。但是，英国的海战军事优势所向无敌，它热切盼望在远东开仗。帝国的绅士们觊觎的可不是一季交易，他们的胃口是让东方帝国的大门敞开，并且永远再不能关上。那一年的4月7日，位于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开战的决议。

议会的决议遭遇了单薄但尖利的反对声，然而开战的理由是“正义”和“神圣”的：那就是要维护人的尊严，具体地说，是维多利亚女王臣民的尊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70年表达了他对两次鸦片战争的感受，说清官处死“藩鬼”时，不分青红皂白，践踏了西方人珍视的人权。商业大班们认为，总督义律和打到北京的英法联军的所作所为，目的是分担同胞的风险。还有，英使两次觐见大清皇帝时要求九叩大礼，国书文件上必加“禀”字以示卑微顺服。这些旧事，在议会辩论开战时都被翻了出来，证明英国人已经忍无可忍。中国人不懂得任何国际法律，不能平等对待其他民族，不允许互利的商贸往来，这一切中的任何一项，足够证明他们尚未开化，缺少理性文明。在未来的20年里，如此这般的理由被多次引用，在西方世界为两次鸦片战争赢得了一片“正义”的掌声。不幸的是，一场打到别人家里的野蛮战争，实在不能承载尊严、法治、平等、互利这些启蒙概念。英国人、法国人为自己争到了实实在在的商业金融利益，而给中国留下的却是屈辱和反抗。

还有些学者的分析发现了更为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为什么鸦片19世纪初涌入中国，而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出口却大幅下降（其实此时中国进出口没有任何可靠记录）。有观点认为，1808年以后，一批南美产银国和西班牙闹独立，导致全球银币供给下降，西方已买不起来自中国的高档消费品，鸦片不期然成了支付最佳替代品。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南美这些国家实现了独立，恢复了白银产量，中国又出现了银钱充裕的好时光。这就像“蝴蝶效应”，南美蝴蝶翅膀扇起的一点风传递到亚洲带来的却是飓风。战争的爆发被解读为白银时代擦枪走火的偶然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赔偿的银子从北京押运至天津，清军的愤恨溢于言表

不管有多少偶然，鸦片战争带来了一个必然。从此以后，中国再也不能“自说自话”，而必须考虑西方的意图和全球形势的变化。大清朝廷一厢情愿，以“闭关锁国”为座右铭的治国方针，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彻底画上了句号。

公司统治时代的终结

公司制企业制度是现代经济的一大杰作。今日世界为公司进行各种排名，世界500强、欧洲500强……出场俨然如明星，榜首之位引来阵阵掌声。其中大者如互联网、石油公司与银行，一年的总收入或市场价值令不少中小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形见绌。它们动辄出巨资投资收购，全球为之震惊。在媒体上，它们的势力与排场，常被魔力般渲染。然而与白银时代的祖辈相比，当代公司却是小巫见大巫。

用今天的定义来看，旧日的公司不能仅算作经济组织。它们控制了欧洲以外大片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邦交权力，名副其实地成为社会的统治集团。它们以自己的独树一帜，为白银时代创造了一个别名——“商业英雄时代”。它们的英气雄风表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它们为一方民众创造财富，注重人才的选拔，开通精英上升的途径，严守商业与社会的法制，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因此，它们的统治往往能够延续几十年，甚至百年，具有存在的必然性与组织的合理性。它们和帝王皇室不同，不是一家一姓世代相传，而是有完善的承继制度，超越了个人生命极限。它们的领袖虽然不是臣民的君主，但是公司董事会的那十几个、几十个家族，执掌管理权的一位或几位首席执行官，却可以决定百万、千万、上亿人的生活和生命，君权、国权都经常无法和它们抗衡。

中国人无缘晋级那个时代的商业英雄。1644年，大清从关外的东北打到中原，占领明朝的全部土地，再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新疆、确认南海诸岛，算是白银时代的领土征服。但是显而易见，满人依赖的仍是传统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公司，以商业机构领衔开疆破土。这样一比较，也就更能看出欧洲人所谓的“商业英雄”创造了何等的传奇。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仁不让，雄居群英之首。和它共享这一荣光的佼佼者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它建立了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殖民地；荷兰西印度公司，从波士顿向南漫长的海岸，和美国东岸的几大州，都被它划为“新荷兰”的贸易领地，纽约的前身——“新阿姆斯特丹”就是它拓荒开出的城市；俄国美洲公司，依仗沙皇保罗二世的特许，把俄国的殖民网撒过白令海峡，拓展至阿拉斯加；胡德森海湾公司，为伦敦和欧洲贵妇提供成船的“软黄金”——水獭的皮毛，并控制了北美大片的土地，也就是现在的加拿大；最后是英属南非公司，它出生在白银时代的尾声，1889年它入世时，只有中国还在全心全意地使用白银货币。不过，南非公司掘到的宝物是钻石——一种比金银还要珍贵的货币。公司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兹（1853~1902）因而成了南非罗德西亚的唯一主人，他留给世界的一块璀璨钻石，即德比尔斯（De Beers）这个高端牌子（当然，今天它不愿和罗兹先生扯上关系）。/荷兰东印度公司标识

贸易公司统治世界有何法宝？除了特许权带来的垄断地位，它们无一例外依靠炮火与金融。这6家公司，都养得起自己的军队；它们的资本，除了早期的阿姆斯特丹，全部来自伦敦城；它们在竞争中取胜，靠的是组织有效的股份公司。然而，这些集特权、军权、财权为一体的庞然大物，最后无一例外，都是灰头土脸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丢了自己统治的地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涉及的原因方方面面，归纳起来，关键不外乎两点：财务与道义。前者是债务管理的失误，后者是商业与社会价值取向的冲突。

两家荷兰的公司都败在债务管理上。实际上，公司债就是它们发明的，可以说是荷兰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的一大贡献。1602年，东印度公司成立后不久，它的公司债便已出炉，对债务融资的这种偏爱，被东西两家印度公司终生继承。到18世纪下半期，东印度公司明知自己负债超过1 200万杰尔塔，已经资不抵债，仍然年年向股东大派红利，并不断资助荷兰艺术与科学，包括油画家、雕刻家、诗人、哲学家、数学家等。1799年，就在股东和得到公司润泽的群体心满意足、欢欣鼓舞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却宣布破产。西印度公司也是负债经营的老玩家，在丢了“新阿姆斯特丹”之后，它还风光了近一个世纪。1791年，经过27年徒劳无功的财务重组，这家公司狼狈关门。荷兰政府在无奈之下，接手了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当时它们的账簿上还有很多资产，其中包括大片的土地。印度尼西亚就这样成了荷兰的国家殖民地。/荷兰西印度公司时代的“新阿姆斯特丹”，1665年改称纽约

没有收入就还不了债务，资不抵债，就要破产。古今中外，这是条不言而喻的市场规律，没有什么不能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实力强大甚至不可一世的公司，最后为什么会由于道义而寿终正寝？它们的资产后来又落到了谁的手里？

其实，不受约束的垄断特权，最终一定会让它的持有者在道义上走向黑暗。对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重新挖掘了“个人商业英雄”的加拿大作家斯蒂芬·波昂的结论是：商业英雄们和他们的公司是噩梦的一个缩影：他们集合了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权力与理想主义。他们掌控着整个文明与社会，只是为了遥远的一群股东的私利。

如同凡人可能犯下《圣经》中谴责的“七宗罪”，19世纪的英国人越来越相信，垄断特权正在把人的罪恶本性借助公司的形体加倍释放出来。在西方对“商业英雄”的声讨书中，对垄断特权“七宗罪”的描述最常见的用词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霸权（hegemony）、贪腐（corruption）、独裁（despot）、暴力（violence）、剥夺（impoveris-hment）、低效（inefficient）和负债（indebtedness）。就是在商言商的功利主义，现在也要接受商业伦理和社会舆论的规范。

1788年2月，威斯敏斯特城大堂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诉会，被设定为有罪的被告对象是英属印度的总督沃伦·哈斯廷斯（1732~1818），罪名是贪污腐化、掠夺公众、挪用公款。总之，七宗罪都全了。当时的英属印度完全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直到1773年，英国议会才强令公司接受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第一位就任的总督就是这位哈斯廷斯。他来自英国的一个贫穷教区的教会家庭，派去印度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帮助制止东印度公司的腐败，清除财务黑幕。但是几年后议会就接到告发，这位哈斯廷斯和公司沆瀣一气，所作所为全从公司和个人利益出发，玷污了英国“廉政人道”的清名。/“商业英雄时代”的世界地图（1699~1800）

追剿和控告他的是英国著名的政治伦理学者、政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此人以坚决支持美国独立和坚决谴责法国革命著称。公诉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他们为原告与被告的故事和辩论所吸引，连夜等在大堂外，准备亲临现场一睹控辩双方的真容。伯克声色俱厉的控告，唤起了听众内心朴实原始的痛感，就是哈斯廷斯本人都被深深震动，不可自持地承认：“我真是世界上罪大恶极之人。”当时的英国还没有明确的对公司审判的法律，对明明有罪之人也不能法外判决。结果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贪腐反恶行的控诉，一下子扯了七年，也没理清底线究竟在哪里。拖到最后，老百姓对谁对谁错都没了兴致，哈斯廷斯最后无罪释放，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东印度公司一如既往，仍然远在天边，逍遥法外，虽然有几年的收入不佳，但其财务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对英属印度的当地人而言，公司的统治真是阴云密布，暗无天日。

不论法律上、行政上看到的结果如何，公诉在英国的影响是长远深刻的。伯克提出的各种问题，远远超出了一家公司的道义考虑或是以公司股东、董事、雇员为中心的商业伦理。他把问题提到了民族和政治道德的高度，来审视英属印度的统治阶层、殖民社会与政权机构的性质和意义。如英国历史通俗作家杰里米·帕克斯曼所说，哈斯廷斯公诉案是历史上所有帝国第一次对打着它旗号的公司在海外肆行的严肃调查，也是18世纪末公众道德感的一次大觉醒。

当然，伯克的挑战并没有超出英国人“爱国”民族主义的成见。一个文明的政治统治，在伯克看来是英格兰“整个民族的骄傲”。印度人民在近百年时间里不停地反抗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自治。而在伦敦，精英们只是想结束一家公司代理英国政府所实施的不文明的统治，而不是动摇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伦理上，在伯克的眼中，“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设的机构”，它有一套理论体系，完善地设置了检查与监督机制。这种荣誉与力量在全世界的体现，是代表一群资本家利益的公司所不能比拟的。

1857年，在印度爆发了另一次强烈的反抗运动之后，英国政府就此宣布，彻底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将英属印度的政权收归英国政府，永远清除公司对政治的污染。谁来接手印度高贵的国权呢？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号：印度女皇。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詹姆斯·穆勒的儿子），当时还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听到变故，他帮助起草了一份“向政府申诉书”，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东印度公司高层对政府收权的满腹牢骚：（东印度公司）自己花钱，雇用职员与军队，主动进取，为（英国）打下一个辉煌的东方帝国。它的根基都是（申诉人）自己奠定的，从未得到议会的任何资助或得到任何指引协调。

是的，东印公司为大英帝国打了天下，但这已挡不住它“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命运。政府对它持有的财产进行了赎买，它所有的一切，按照法律，就成了帝国的公共财产。类似地，俄国美洲公司的阿拉斯加，1867年被美国人用720万美元买去，成了美国的第49个州；胡德森海湾公司拥有的土地，1870年以后全部划归加拿大政府。罗兹先生辞世于1902年，英属南非公司的公权1923年被英国政府褫夺。随着白银时代的远去，人们发展了新的理念，那就是：由帝国或国家政府来行使对海外殖民地的权力，总会比公司垄断统治更加公平公正。/维多利亚女王1877年在印度德里布巴接受女皇封号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600年授权的公司、大英帝国曾经的垄断寡头，在融资投资史上划出一道道璀璨的光芒之后，像流星般陨落。但是如果说特许垄断一定会走向消亡，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在白银时代还诞生了一家公司，同样握有皇家特许，维持了百年的垄断经营仍然生命力旺盛。它，就是位于金融城的英格兰银行。下面让我们离开风高浪急的海洋，回到曾经的世界金融心脏——伦敦城，游历由英格兰银行定义的一个金融时代。

第2章 英行时代

从白银时代走来的金融，一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忙景象，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时代？原因是市场来了个大借主，一出手就改变了玩法，把越来越多的公民，不管他们是不是贸易商，都变成了大债主。这个新玩家是谁？就是政府，具体地说，就是英国君主立宪的王室政府。

以往，政府缺钱，可以收税增税，可以摊捐鬻爵，甚至收缴贪官田地家产。英国王室比明清中国朝廷开通，早就不耻“下借”，更不在乎“赖账”的坏名声。可是在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的立宪政府却再也搞不到钱，天要塌了！为了英国的荣誉，它与法国人连年浴血奋战，掏干了金库。有钱的富豪虽然钱袋子鼓鼓的，但就是不愿拿出来借给政府。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此时冲出一位开路先锋——伦敦城里的英格兰银行。它做了三件事，可谓前无古人：第一，成全了政府这个大借主；第二，利用特许权与契约，迫使王室政府与伦敦城平起平坐；第三，搭建了一座桥梁，不但让富人找到了收息的通路，而且把千家万户普通市民的钱，从床底下运到了国王的金库。

这件事或许谁都能做，后来各国也都纷纷效仿，但是伦敦城做得最漂亮。它不是借钱给了一个政府，而是投资了一个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帝国。它的回报非常可观：伦敦城从此逾两个世纪雄踞全球金融世界的峰巅。

2007年，我们公司做出了一个战略决策，在伦敦开设除香港之外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室。有人跑来建议我们，一定要把办公室落脚在西区，因为那里云集了最前卫高端的金融机构，办公室装修的风格很独特，豪华中透着高雅。也有人告诉我们东边的金丝雀码头才是正确的选择，那里是现代化的金融中心，楼面宽阔，今后公司发展了，都不用发愁再次搬家。听到消息的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亦称金融城）最积极，职员们跑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游说。他们只有一句话：大伦敦市只有一个金融中心，那就是历史悠久的金融城。

公司高管最后一致投票，伦敦办公室就选择在金融城，距英格兰银行步行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在金融世界，要推“活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伦敦城争锋。

一座城的商贸金融基因

从公司25层办公室的玻璃窗望出去，伦敦城昔日最抢眼的地标——皇家交易广场和英格兰银行尽收眼底。提起“the City”，也就是北起利物浦街，南到泰晤士河，方圆不过1平方公里的一块地方，人人都知道，它不但曾是帝国金融业的骄傲，今日仍站在全球金融的前沿。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揭露黑幕的小说，名字用的就是金融城里的幸运儿——银行精英的爱称：《城市男孩》（City Boy）。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金融思想家沃尔特·白芝浩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一本书：《伦巴第街》，伦敦城一条街的名字从此代表了整个银行业。他在书中开宗明义：银行和货币，总是让人感到扑朔迷离，报纸上出现的消息，又常常故弄玄虚。最好就是到聚集着银行大楼的伦巴第街走上一遭，见识见识脚步匆匆的银行家，感受一下空气中弥漫着的那种追逐成功的激情。伦敦城的高楼大厦坚固沉着，里面流动着的却是变幻莫测的货币经济的精灵。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伦敦城从骨子里折射出来的，都是商贸金融的前世今生。要理解这一点，得从这座城2 000年的历史谈起。我找到一个可以很快记住它悠久历史的好方法，就是把伦敦城和古城北京做个对比。这两座城有相似之处吗？它们又有什么不同？要说有相似，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可能都会不以为然。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不少有趣的“双城记”。

例如，伦敦建城的记录始于公元43年，北京有记载的建城时间为公元前1045年。伦敦虽晚到了1 000多年，但一座城龄3 000年，一座2 000年，均有历史名城的资格。又如，北京成为一国之都，是在辽代的938年；伦敦则在1066年成为一个新王宫门对门的邻居，比北京晚到了100多年，均有千年帝都的底蕴。两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留下了外国人或外族人的多元人文风貌，坐拥灿烂的古迹地标。伦敦的外来史，包括古罗马人在此经营了400年，维京人与挪威人为夺城相互鏖战，最后是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诺曼人，成为英伦的征服者。北京初具大都的格局，始于非汉人统治的金代，元代和清代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这里掌权。过去，北京有举世闻名的城墙城门，伦敦城也有。不过北京城墙要壮观得多，内外城总长24公里，内城有9座城门，中间是皇城紫禁城；伦敦城总长5英里，有8座城门。两城的城墙城门，如今均只剩下可怜的残门断壁和年青一代不解其意的交通站名。“独特”，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比性：北京城的独特，在于它把自己打造成了天朝的皇都和国家的政经中心。伦敦城的独特，在于它对皇家和政权永远大门紧闭，始终保持着一个地道的商业城市的真身。

伦敦城的商贸基因，始于2 000年前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小渔村。来来往往的商船，带来海外的货物，从这里上岸，销售到南部英格兰。1046年，伦敦已是一个有几千居民的贸易繁荣的大城市。这一年，盎格鲁–撒克逊的最后一任国王爱德华，想把自己安息的大教堂建在泰晤士河边，但是他没有进城，教堂建在了离伦敦城两英里的地方：意味着威斯敏斯特城与伦敦城井水不犯河水。为伦敦城作传的历史学者让·路易斯说，不但王权对伦敦城望而却步，罗马天主教落脚在英国南部的坎特伯雷，主教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威亦互不相扰。1078年，来自诺曼的征服者威廉一世，把他的王宫修建在伦敦城外，也是只能为邻，不能入主。这座王宫就是今天的“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又称“女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由此来说，独立与自治就是伦敦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王权和神权对它的文化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这和历史上的北京城由皇权原点辐射的格局极不相同。/伦敦城8座城门中的一座，19世纪被全部拆光

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守护并巩固了伦敦城的独立自主。一是1215~1297年，封建贵族在教会的参与下，迫使国王约翰接受了《大宪章》（Magna Carta）的约法，伦敦城被授予独立的行政管辖权。二是1688~1694年，土地贵族、王室与伦敦城里的富豪，重新整合了权力。通过一轮“金融革命”，伦敦城金融富豪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并立，一左一右，支撑“君主立宪”的斯图亚特新王朝。

根据《大宪章》，伦敦城获得了永久的自治权力，可以推举作为最高权力代表的市长，国王不得干预。这一特权一直延续至今，市长往往选自事业有成的会计师、律师、银行家等专业人士。《大宪章》还规定：贵族，当然也包括伦敦城里的富人，他们界定明确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王不可以任意征税，不可以不通过议会立法，更不具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据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记述，17世纪初年，伦敦已有近50万人口，市民在那里受到尊崇，他们风度优雅，衣着高贵，上流社会的绅士均被称为男爵（Sir），具有平衡王权与土地贵族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他们充分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力量。/18世纪初大伦敦地图。西部的小城是威斯敏斯特城，伦敦塔在伦敦城外

不过，王权对伦敦城的繁荣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金融家们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乐于皇亲国戚以自己为邻，便于做王室的生意。他们深深懂得，有了王权的认同和认可，商业秩序与律法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特别是利率和履约的执行，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自我保护，都需要仰仗王室的权威。与荷兰金融业发端相似，伦敦城的金融家们也是出身于为贸易商服务的金银器匠。但是他们中间最成功的，是依附了王权的精明商人。被人称为都铎王朝“钱袋子”的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也被认为是英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格雷欣前后服务过两个国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两位女王——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女王，都是在都铎王朝。他为王室所提供的服务，有点像现在所谓的私人银行业务，包括给王室短期垫钱，为他们在荷兰、法国采购新潮消费品等。另外，他抓住新《反高利贷法案》带来的机会，从事贷款业务，收取利息。他给自己的商行设计了一个标识——一只大蚱蜢，希冀他的业务像蚱蜢一样蹦得高，跳得远。爱德华六世时英国财政出了麻烦，王室找格雷欣帮忙解决了问题。由于他的历史影响，19世纪时一位美国经济学史专家把“劣币驱除良币”这一著名论断冠名为“格雷欣法则”。/托马斯·格雷欣

格雷欣还热衷于投资商业地产。在伊斯兰国家，如君士坦丁堡、马拉喀什，商业大市场司空见惯。把这种形制的建筑搬到伦敦，集各类交易于一个屋檐下，是格雷欣的首创。这样的大事业，他不是自己干，而是拉上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入伙，并得到皇家的特许。1569年，皇家交易所在伦敦城开市，女王也来剪彩，带给这座商城不同一般的荣耀。格雷欣深知，既与王室保持距离，又得到政权荫庇，是商贸繁荣必要的条件之一。

在格雷欣时代，伦敦城中已经有几十家金银匠铺，他们从事金银币的铸造保管，并以手中暂存的金块为支付保证，开出支付凭证，进行汇兑业务。这些支付凭证起到了融洽便利交易支付、促进贸易发展的作用，它们也是早期民间信用借贷的载体。这些“前现代”银行家选择了在伦敦城的伦巴第街、弗利特街和针线街落脚，也就是以皇家交易所为中心延伸出去。17世纪的伦敦城不但是英国的商贸中心，也萌芽了一批为商贸、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专业商行。

格雷欣后的百年，也就是1580~1680年，是英国历史上最乱的一个世纪。先是王室与议会的战争，之后是克伦威尔的共和，跟着来了一次复辟，然后是再次革命，即1688年把荷兰王子威廉三世与玛丽王后请回来共主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谁从国外请回来了国王和王后？是那些在伦敦之外拥有大量土地，决定着王室和国家收入的一批老贵族！他们现在组成了政党，把持着议会，这些可都是非常美妙有用的机关。为了能够坐上王位，威廉三世不得不接受了议会提出的新的约法：在已经约定俗成的宪章基础上，又加上了必须由土地贵族点头，国王才能动用政府的钱袋子；对外宣战、修订法律，以至于完成王位的继承，囊中羞涩的国王都不可自作主张。历史学家J·H·艾略特认为，如果17世纪美洲大量开采的白银不是流入了西班牙而是流入了英国，那么君主立宪体制就可能建立不了，财大气粗的君主一定会走向专制，议会也制约不了政府，英国的近代政治可能就要被改写。/昔日伦巴第街

在君主立宪的国体政体的基础上，英国人彻底告别了“革命”，国内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维持了至今未间断的和平。有种说法认为参与发动这次革命的，还有资产阶级新贵族。殊不知，此时代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作为阶级，尚未出现在地平线上。有可能参与革命并从中受益的，此时只有伦敦城里那些有钱却没头衔的商贸“土豪”。稳定与和平像是甘露，久旱的伦敦城等来了“光荣革命”后的各种商机。而所有机会当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就是威斯敏斯特那个雄心勃勃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缺钱！

威廉三世国王和玛丽王后并不是爱好和平的君主，他们刚刚入主了王室，马上又要开战。不过此时王室的敌人，已不在国内，也不是缘自财政或宗教纷争，而是法国以及其他任何不服英国霸权的皇权。议会里脑满肠肥的土地贵族虽然支持王室战争，但没有办法满足它烧钱的无底洞。能够为这个难题求解的只有一个冷静旁观的阶层——伦敦城里的金融家。这些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小城里，独立，重法律，有规矩，懂得利用权力，既专业平和，又精明过人。他们等待的就是这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明末清初的中国有许多财源茂盛通三江的小城，它们可能在江南，在福广，那些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当年世界三分之一的学者，已经把这些财富从资料中找了出来。可问题是，明清没有一个城市具有伦敦城的商贸金融基因。反过来猜想，如果英国历史上的某位国王对伦敦城进行了清洗，将财富据为己有，或者是土地贵族容不下富商，好处都要自己占光，财富都被挥霍净尽，伦敦城也许就不是1694年的那个样子。这个刚刚从一场大火中重生的城市，沉淀了巨大的财富，蕴藏着帝国实现野心的希望。

“钱荒”催生英格兰银行

1689年爆发的英法“九年战争”打到1694年的时候，国库空虚的英国王室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为了和法国人打下去，国王威廉三世征足了税，借烂了债，最终走投无路，不得已颁发特许给英格兰银行，目的是解决它的战争“钱荒”。英国史学者认为，英国17世纪末的战争财政，孕育了现代的“金融革命”。

在银行的解决方案出现之前，王室已经想了不少新招数，向伦敦城里的富人和贵族封建主们借钱。当时王室掌管着英国皇家造币厂（The Royal Mint），负责铸造流通货币，富人也会为了安全，把自己的金银存在那里。王室借钱的办法之一，就是拒绝兑付富人存在那里的金币，其实就是挪用客户存款。另外，国王的掌玺大臣印制了所谓财政债券（exchequer bills），动员商人们购买，国王承诺会支付利息，并允许商人们以这些债券，等价抵消税赋。这些借款的期限很短，商人们很快就发现，掌玺大臣总是耍赖不履行承诺，或者是到期不还，或者是不按约定支付利息。吃了几次大亏，商人们再也不愿出钱购买财政债券了。这样，没有自主加税权力的国王，陷入了财源枯竭、山穷水尽的境地。如果弄不到钱，前线的士兵会弃甲而逃，英法之间谁主沉浮的历史，可就说不定了。

伦敦城里的富人们并非不想支持国王和政府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拒绝的，是继续以个人名义小额借款，没有任何保障机制与砝码。商人们一直在酝酿成立一家机构，与荷兰已经存在的银行类似，具有更强大的融资和风险控制功能。这家机构应当与英国人的荣誉连在一起。政府的困境，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讨价还价的机会。“英格兰银行”，商人们一开始就推出了这个气魄宏大的名字。出面组织与政府谈判的，是一位名叫威廉·彼得森（William Peterson，1658~1719）的苏格兰人，他的搭档，直接运作银行筹备的人，是伦敦城中一位老道的商界大腕约翰·霍布伦（Sir. John Houblon，1632~1712）。英格兰银行的提案很快得到议会批准，国王授予了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允许这家银行突破当时的法律规定，以不受限制的人数设立股份公司，前提是以最大限度最快速度地完成筹资，把所有的钱长期借给政府。拿到特许权之后几天，金融城中1 208位股东只用了两周时间就筹集到120万英镑。政府同意支付年息8%，还给予银行每年4 000英镑的管理费。如果不是机构出面与国王和政府摊牌，这样有利的借贷条款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政府也是大赢家，只用了半年时间，银行里的钱就全部被支取。描写“九年战争”的故事说，从此英国士兵在前线的装备让法国敌手羡慕不已，英军士气大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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