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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6 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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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朝军,刘肖娜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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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载道

温文载道试读:

为政 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

国之命,在人心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腐败问题时,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国之命,在人心”的意思是:国家命运的兴衰荣辱和民心向背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的强大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国家想要繁荣昌盛就必须有人民的支持和无私奉献;反之,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国家的命运则前景堪忧。这句话虽然是温总理的即兴之作,但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与民”关系的现代解释。这句话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最早见于《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意思是说,天下百姓就像是水,统治者(君王)就如同在水里行驶的船只。如果统治者顺应民心,则船就可以顺水而行一切太平;如果统治者悖逆民心,则水就会掀起巨浪吞噬船只。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衡量统治者统治的一个标准。顺应民心,政权才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失去民心,政权很容易被颠覆。因此作为执政者,应该居安思危,时刻注意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荀子•哀公》篇解释了《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中这句话的历史背景。鲁哀公问政于孔子,感叹自己生长于深宫之中,被妇人养育成人,不知道民间的忧愁、劳苦和危难。孔子于是提出了民心的重要性,建议鲁哀公应该注意民心的向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荀子•王制》篇在讲到如何兴国富民时,也有类似的言论:“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马害怕马车,那么君子就不能安稳地乘车;百姓害怕政事,那么统治者就不能太平地统治。如果马害怕马车,就不如让马平静;百姓害怕政事,就不如给他们一些实惠。选拔贤能的人,推荐恭敬忠厚的人,提倡孝义之道,收养孤寡的人,补助贫困的人,这样做百姓就会安心生活,统治者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古籍说:“君王是船,百姓就是水。水能够承载船只的航行,也能够让船只倾覆。”这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因此,统治者想要百姓安定,那么最好就勤于政事、爱惜人民;想要国家繁荣,就要提倡礼教、敬重士人;想要流芳百世,就要推选贤能的人才。这些就是成为好的统治者的方法。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皇甫规传》中提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朝廷举荐贤良,皇甫规因在对羌作战中表现突出被举荐。他在此次举荐的应试对策中揭露了朝廷奸臣当道,官员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国家内部盗贼猖獗、百姓贫寒、灾害频发的社会现象以及大将军梁冀的不法之举。这句话就出自其应试对策中,皇甫规借用《孔子家语》中的这句话告诫当时的统治者:民心的凝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在权臣当道的环境中他的劝谏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的嫉恨,只封他做了一个小官。皇甫规于是托病不出,回到了乡里。腐败成风且不知改革的东汉王朝终于在不久之后明白了民心的重要。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6年),黄巾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声势浩大几乎席卷全国,虽然最后起义被镇压下去,但久病成疴的东汉王朝实际上已经瓦解了。这句话真正被人们熟知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后才成为国人尽知的政治理念。《贞观政要•论政体》中记载,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对群臣感慨古代帝王的衰落都是因为闭塞了耳目从而不知道政事的得失。于是他要求群臣做君王的耳目,使得君王能够处于深宫而知天下疾苦。魏征于是进谏说:“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失去国家的君主,都是处在安乐的时候而忘记了危难,处于太平年代而忘记了乱世的艰辛,因此不能够使国家长久。而今天陛下统治的国家太平富有,并且陛下能够留心治理之道,居安思危,因此国家必然能够长久存在。就像《易传》中所说的:“君王是船,百姓是水。水能够使船正常航行,也能够倾覆船。”后来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再次提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再次强调居安思危、民心向背的重要性。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温总理有着清醒的认识。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它关系到国之根本——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致使民众的“怨气”逐渐累积,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腐败问题,究其根源,已经不仅仅是官员的道德素质问题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我国目前制度和体制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只要这种不合理因素一直存在,腐败问题就难以从根源上得到解决。腐败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百姓就会逐渐对政府失去信心,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要受到严重影响。《人民日报》 2011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忧国不谋身

2011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道:“温总理,您担任总理的职务已有八年,可能将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温家宝总理回答道:“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忧国不谋身”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原诗为:“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意思是说,昔日许多有才能的人,多心怀为国献身的勇气和气节。他们一心只考虑国家兴亡,不谋算个人得失和利害。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正是由于这种只求有利于国家不求个人富贵精神的维系。为国谋利,为民谋福,这是真正的大爱无疆、兼济天下;相反,如果人人只谋身,无人忧国,最终只会无国更无家。温家宝总理饱读诗书,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在2003年当选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曾引用“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回答德新社记者关于工作风格的提问。在这里他又一次借诗言志,两句诗一意相通地展示了自己以国家大事为重、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工作态度。这种精神正是古人一直提倡并践行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出自《左传•昭公四年》,意思是说:如果做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生死都可以不计较。这句话和《礼记•儒行》中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礼记》是儒家的经典作品之一,是秦汉时期的学者根据孔子和孟子等几位鸿儒有关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等各方面的主张汇集编写而成的一本书,《儒行》篇主要着重讲儒者的品德行为。《礼记•儒行》讲到,鲁哀公问:“敢问儒行?”(儒家都主张一些什么道德品行?)孔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详细描述了理想中的儒者形象,提到了“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等一系列高贵品质。孔子认为“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即利于国家而不考虑个人富贵的品德是儒者必须具备的。西晋著名将领王濬在给武帝司马炎上书时也提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根据《晋书•列传十二•王濬》记载,王濬博通典籍,外貌修美,但是由于平日言行不严谨,并不被乡里众人称赞。后来,他树立志向,改变了性格,变得疏通亮达起来。西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灭掉吴国,统一天下,任命王濬为将军,发动了对吴国的战争。为了争夺战功,王濬的顶头上司王浑在作战中命令王濬暂缓对吴国的进攻,王濬没有听。愤恨的王浑上表朝廷,指责王濬违诏不受节度,用各种罪状对王濬进行诬告。王濬就上书进行了辩解,说明自己不听指挥是因时制宜,表明了自己奋不顾身,“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忠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了国家社稷,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气度,王濬积极进取,吴国很快被攻破,西晋一统天下,结束了三国以来天下长期割据的局面。“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鼓舞了许多人,明朝张居正直接引用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政治信念。明世宗嘉靖后期,奸相严嵩的把持下,吏治腐败、财政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可以说是百弊丛生、危机四伏。平民出身的张居正被历史推上了政治前台,担任内阁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以非凡的魄力决断运筹,积极整顿朝政,加强国防,大力推行富国强民的“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摆脱了贫弱的局面,焕然新生。由于张居正对整饬吏治,官吏们都不得不精神紧绷、认真办事,因此在他们眼中,张居正并不是一位贤臣,而是刻薄有余、仁厚不足的讨厌之人。有人指责他是又一个不体恤民情的王安石,有人中伤他专权恣肆,还有人借他父亲去世而他不依照祖制“丁忧”的事情骂他“忘亲贪位”。面对这些讥诽与责难,张居正在《答福建巡抚耿楚同谈王霸之辨》中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意思是说:我一直用‘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虽然因此而遭受别人的诟病怨言,但这些诟病与怨言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和益处,希望你能相信自己,不要畏惧这些流言飞语。张居正不虑个人声名,坚定推行的改革使明朝社会的政治、经济都有了极大好转,海瑞称赞他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忧国不谋身”才能真正为国尽责、为民谋利,才能积极进取,成就个人的一番事业。公务员如果缺乏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局意识和工作责任感,不仅丧失干事创业的激情、碌碌无为,还会因此而影响党和国家的声誉与形象,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长期以往,不但阻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还会动摇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强调工作责任意识,究其根本在于工作作风的培养和转变。工作作风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坚持教育管理和德治、法治双管齐下的基础上,做好职业道德建设,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这样才能树立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工作责任感和意识,才能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富强。《人民日报》 2011年3月15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009年5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广大师生,并与该校毕业生代表座谈。在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时,温总理说道:“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我们许多值得敬仰的历史人物,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鸦片战争以后,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林则徐,我曾经引用过他的诗,作为我担任总理的座右铭,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温总理引用的这句诗出自林则徐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全诗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算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怎么能因为个人可能因此招致祸患而瞻前顾后。这首诗作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是林则徐遭贬谪,离别家人时的口占之作,当时他正由西安出发前往流放地新疆伊犁。但是如果我们对林则徐的生平,尤其是他被流放前后的基本史实不了解,就无法深刻而真切地领会这句诗的真正含义。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虎门销烟的壮举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最有名的人物。当时的鸦片贸易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清朝经济临近崩溃边缘,更重要的是鸦片的泛滥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林则徐在道光帝的支持下,于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海滩公开销毁鸦片230余万斤,沉重打击了英国的鸦片输入贸易,深刻地揭露了鸦片贸易的危害,表明了中国人民禁烟的决心,同时也唤醒了国人的爱国意识。但是,虎门销烟同时也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软弱的道光皇帝迫于英国方面的压力,不得不将林则徐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在赴伊犁途中,遇到黄河决口,又为治理洪水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赦免,接到的只是“林则徐于合龙后,着仍往伊犁”的谕旨。林则徐不得不远离家人,重新起程前往伊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了这首慷慨悲壮、雄健豪劲的名诗。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本是维护国家尊严、保护民族利益的壮举,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投降派的无耻诬陷以及道光皇帝的软弱反复,这样的壮举却以被发配边疆收场。然而政治上的失意和命运的不公并没有让林则徐放弃他的人生理想,他仍然激励自己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既表明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从国家社稷出发的,也向世人宣布,自己将一如既往、爱国如初。事实也确实如此,林则徐到达新疆后,不顾年老体弱,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加强军备,造福国家百姓。这让我们想起了宋朝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轼,他也是屡遭贬谪而从未放弃。但是,苏轼身上更多的是一种面临艰难坎坷时的豁达,而林则徐身上则更多的是一种不计得失的爱国情怀和百折不悔的报国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一句出自《左传•昭公四年》:“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郑国子产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人诽谤他说:“子产的父亲是死在路上的,他自己是蝎子尾巴,让这样的人来对国家发号施令,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子宽把这些话告诉了子产,子产说:“这有什么呢?只要是对国家社稷有利的事情,就算搭上自己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关系。”子产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他为了振兴郑国而力行改革,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打击甚至诽谤。但是子产丝毫没有胆怯退却的意思,而是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坚持执行改革政策,最终,改革取得成效,郑国得以在内忧外患中生存下来。中国自古以来,为了振兴国家而不计生死的改革家数不胜数。如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申不害、邹忌和商鞅,北魏时期的孝文帝、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等,其中很多改革家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最极端的应属秦国的商鞅。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提出并实行了废井田、奖军功、重农桑、郡县制和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但由于变法本身触动了贵族的利益,而商鞅在执法过程中又过于严苛,因此遭到贵族们的公开反对。在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继位后,商鞅最终因为政策过于严厉惹起众怒,最后被处以车裂极刑并被灭族。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想发展就必须改革,只有以稳定为前提的广泛而深入的改革,才能够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出新的空间,因此改革是发展必不可缺的推动力量。但是,任何一次真正的改革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改革意味着破除旧有惯例,建立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体制,这样就势必会触犯旧有惯例中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也必然会受到他们的阻挠与破坏,甚至会是殊死抵制。所以,改革者需要具备坚定不移的决心与至死不渝的信念,将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以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正如林则徐所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改革的成功,否则,只能是在反对派的恶意攻击中功亏一篑。《中国青年报》 2009年6月24日 01版《温总理同大学生谈成才之路——2009年5月3日同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谈话》

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

2009年3月13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温家宝总理应邀出席记者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当前的金融危机时,温总理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中国人的心开始暖起来了。我以为,心暖则经济暖。我深知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克服困难也不能脱离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乞火莫若取燧’,就是说向人借火不如得到燧石;‘寄汲莫若凿井’,就是说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水不如自己去凿井。因此,我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面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温总理审时度势地告诉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要发扬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优良传统。“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温总理用这句话来告诫我们,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而不应只想借助外力。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困难才会得以解决,那种仰人鼻息、怨天尤人和坐以待毙的态度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从哲学上来说,推动事物发展的因素有外因和内因,内因起主导作用,外因只是起到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面对国内的经济困难,我们不可能脱离国际这个大环境,但是最主要的是靠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不畏艰难地渡过这场危机。这样才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才不至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出自《淮南子•览冥训》:河九折注于海而不绝者,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瀇漾极望,寻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瀷而无源者。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黄河横跨南北,经过5000多公里的征程才注入大海,之所以不断流是因为有昆仑山输送的无尽的雪水;积水不泻而变得汪洋恣肆、一望无际,但是如果十天半个月都不降雨,这片积水就会蒸发掉,因为没有水源补给。就像后羿在得知自己向西王母求来的不死药被嫦娥吃掉后郁郁不乐一样,因为他知道失去就意味着再也得不到,他的不死之梦也就破灭了。所以任何事情都应该掌握它的根本,抓住技巧,这样才算是真正得到。就如与其向别人借火不如自己掌握取火的技巧,向别人乞水不如自己凿井取得源源不断的水。这段话以比喻的形式,展示了这样一个通俗易懂的道理:要学会独立解决问题,掌握化解困难的方法,不能只想着依赖别人或借助外力。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外力才会为你所用。只想坐享其成、守株待兔的人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而非其他国家的帮助。要想有长足的发展,必须要不断地改善自身、学习所需的技能、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论语》中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也是在说这个道理。真正有才能的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改变自己,发挥自己的才智来解决问题;而庸常之辈则会想到求助于别人,借外力来改变现有处境。《文子•上德》中“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也是同样的道理。可见古人早就已经懂得了自食其力的要义,知道凡事最重要的是依靠自身,而不应把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有依赖心理的人就像温室中的花朵,经历不住风雨的摧残。一个有独立精神的国家应像展翅的雄鹰,不畏狂风暴雨的击打,依靠自己强劲的翅膀,遨游于天际。《东坡问答录》中记载了一段苏轼与佛印的故事。苏轼与佛印禅师一起游览杭州的寺院,苏轼见到寺内殿上的观世音菩萨手持念珠。于是问佛印这是为什么,佛印随口就说,“是为了念观世音菩萨”。苏轼正好想要刁难他一下,就继续说:“她自己就是观音,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佛印不慌不忙地说道:“求人不如求己。”这则小故事幽默而浅显,但是却告诉我们深刻的人生哲理。佛印之所以是禅师,源于他的智慧和机巧。他以六个字来回答苏轼提出的问题,微言大义地告诫后人要有自立、自强的品格,与其卑躬屈膝地乞求别人,不如自己不断学习,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任何的外力和帮助都是暂时的,要想拥有大的成绩,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不断地充实自己,掌握解决问题的关键,抓住事物的本质。“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来应对当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以及人生中的挫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国际交流越来越密切,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要求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但是在开放的同时一定要铭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国家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自身的实力,要靠政府制定适时的经济政策,更需要全国人民不遗余力的努力。《人民日报》 2009年3月14日 02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2010年2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探讨问题,温总理表示:“我真诚地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不一定每个问题都答得好,让大家满意。但是有一点就如同我去年所讲的,我是带着真情来的。我真诚地回答每位网友的问题,也请网民们帮助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我们现在有4亿多网民,他们代表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群体,而且也包含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倾听网民们的意见,开创了网络问政的新风。”“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出自汉代政论家王充的《论衡•书解篇》: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诸子的书才是根本,经书只是枝节。枝节违背了事实,根本则体现了“道”的本质。对这两者加以分析比较,那么到底哪个才是玉屑呢?屋子是否漏雨,站在屋檐下的人心里最清楚不过;国家政策的好坏与否,老百姓是最清楚明白的,而清楚经书错误的人自然是在诸子之中了。诸子的作品文理清楚明白、叙事准确。解释经书章句的人,始终不想为求得透彻的理解而去问个清楚,只知道一代代地简单地传承下去。那么像这样只知道呆板地解释经书章句的人,不可能是通晓古今的人。《论衡》为东汉王充所作,因见解独特而被人们称为奇书,后世对其有“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的评价。东汉时期儒学一统天下,在意识形态里占支配地位,但此时的儒学却带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而且谶纬之学十分流行,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王充作了《论衡》一书,对这些神秘之说进行批判。“论衡”二字的意思就是说此书即是评论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论衡》是我国古代一部具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文献。其中的思想或许在当时显得有些怪异,但如今看来却极为深刻。温总理在与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时引用这句话是十分恰当的。目前网络已经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人与人交流的重要途径。而网友们正是身在草野、心忧天下。温总理这是肯定了网友们的作用,相信网友们会对国家建设提出有价值的意见,从而听取网友的声音反观国家政策的得失。“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出自《钱氏家训•国家篇》: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这段家训的大意是:所谓才智出众的人能够使国家强盛,也不过是集合了大家的智慧;而愚昧无知的人会耽误国家大事,是因为这样的人总喜欢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即使是聪明绝顶、智慧很高的人也要以愚笨自处;即便劳苦功高,也要谦虚谨慎、以辞让为先;就算是武功盖世,也要以胆怯自处;虽然富有四海,也要为人谦恭,不能傲气凌人,这才是有涵养、有德行的表现,同时也是自我保护的大智慧。在朝廷为官时,要把培养刚正的气节作为修身的首要工作;身在草野,浪迹五湖四海时要以培养元气、生机作为根本。钱氏千百年来名人辈出,尤其是在近代更是出了我国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历史学家钱穆,文学研究家钱钟书,思想家钱玄同等这样大师级的人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大师频出的现象与钱家祖传的《钱氏家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钱氏家训》是后唐时期吴越国王钱鏐留给自己后世子孙的一部行为指南,这部书不仅成为钱氏后人安身立命、持家报国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蕴涵了许多极具哲学价值的思想,值得每个中国人仔细研读。如这句“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就是讲要想使国家强盛兴旺发达就要集思广益、听取大众的意见。正所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新唐书》中记载的唐朝著名宰相魏征在进言劝诫唐太宗时说过的一句话。魏征意在劝诫唐太宗要广开言路,多多听取他人意见,这样才能成为有道明君,才能治理好天下。唐太宗正是善于听取、采纳臣子们的建议,才得以将大唐治理得井井有条,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强国。我国今时今日也应采取同样的政策,多听取不同的声音,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声音,才能切实了解目前仍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妥善地加以解决。从古至今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们都是十分关注百姓的看法和观点的,并将此作为政府官员治理国家的一个准则。百姓身在草野民间,亲身经历各项政策的实施运行,这些政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活,因而百姓是最有发言权来评价政策的得失好坏的。温总理的这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对关心国家大事的百姓们的最好的理解和支持。身在草野“处江湖之远”的平民百姓们在其日常生活之外仍旧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建设贡献出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温总理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这本身就已经体现出国家对民众看法的尊重。http://www.gov.cn/zlft2010/wzzb.htm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

事不避难

2008年3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温和而中肯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温总理饱含深情地说:“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了让人们幸福快乐地过得更好,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赢得应有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借此来表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态度。面对当前国家发展中的困难,温总理满怀信心地说道:“我有一个信念,就是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事不避难”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不能逃避困难。不能因为做这件事时会遇到坎坷而退却。这就像是攀登一座险峰,还没开始就想到攀爬途中的危险与艰辛,并因为这些而放弃原先的计划,使一切准备付诸东流。攀爬的途中固然会险象丛生、波折不断,但是只有经历过磨砺,才更能体会到达山顶时的喜悦和成功后的满足感。一个想要成就大事业的人,必须要具备吃苦耐劳、敢于担当的勇气和信念,这是他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理想的必备条件。一个国家也应该这样,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全球化进程中拥有自己的位置,就必须正视矛盾,积极地化解矛盾,而非一味地逃避,制造闭关自守、闭门造车的局面。真正的大国应该以豁达的心态迎接挑战、面对未来,并从中不断地完善自己,为长足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温总理坚定有力的话语,激励我们要勇于战胜困境,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同时也向世界宣示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勇敢、不畏艰难的民族,中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到达胜利的彼岸。《左传•襄公三年》中记载:“绛无贰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这句话是羊舌赤向晋侯表明魏绛心志的。大意是:魏绛对君主没有二心,始终要求自己做到侍奉君主不回避危难,有了罪过不逃避刑罚,他一定会来说明情况的,哪里用得着君王发布命令捉拿呢?公元前572年的鸡泽盟会上,晋悼公的弟弟扬干扰乱随从的军队,因此掌管军法的魏绛就杀掉了他的车夫。虽然是依法处置,但晋侯觉得这件事侮辱了他的弟弟,决定处罚魏绛。他十分愤怒地找来羊舌赤,叫他把魏绛抓来,以消心头之气,但是羊舌赤却替魏绛求情。恰巧此时魏绛自己也来了,他把信交给国君的仆人,拔出宝剑要求自刎。旁边的人急忙劝解,此时晋侯也读了他的上书,知晓了他的用心。为他的忠诚和耿直所感动。因此赦免了他,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晋侯对他说,刚才自己因为对兄弟的情谊差点犯了大错。你是为了维护军纪,对国家有利。我没能好好地教育自己的弟弟,已经是很大的错误了,请你不要再让我的错误加重。故事中的魏绛不畏惧权势,而是以法律为准绳,他不畏艰难的精神和勇气令人钦佩。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这样的忠良才会逐渐强盛,他们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信念将会推动国家一直进步。《后汉书•虞诩传》中记载:“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这是虞诩自表心志的一句话,他说,“订立自己的志向不会选择简单的而逃避难以达到的,做事情也一样不会因为它的繁杂和困难而置之不顾,这两项是我的职责所在;如果一切都一帆风顺、毫无波折,那又怎么考验我呢?就像如果不遇到盘根错节的树木,怎么知道所用的砍伐工具是否锋利呢?”这是虞诩在任职朝歌长时对他的朋友说的话。因为朝歌临近韩、魏故地,背靠太行山,前临黄河,距离敖仓一百多里,又有一万多流民,因此十分不易管理。但是虞诩一上任就去拜访河内太守马棱,深入地分析当下的局势,采取宽松的政策,并召集有志之士,赦免有罪之人,以为自己所用。后来他打破贼兵,被任为武都太守。李冰作为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他修建的都江堰造福后世,并使他流芳千古。建造过程中的诸多技术手段对现在的水利工程修筑依然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华阳国志•蜀志》中明确记载了当时修筑的艰难过程。李冰因为心系百姓,以民为本,因此在看到人们因为洪水和旱涝灾害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惨状后,决定造福百姓。由于地势的险峻,这一工程修建起来十分艰难。但是李冰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建成了一座能分洪减灾、灌溉农田的大堰。李冰跋山涉水,仔细地查看岷江两岸的地形和水情,制订有效的施工方案,解决技术难题。在开凿玉垒山时,由于岩石坚硬,许多工具都坏了,百姓也渐渐丧失了信心。但是他始终不放弃,最后在一位老者的指导下完成了工作。李冰的这种勇于担当的勇气鼓舞了当地百姓的士气,使他们团结一心地进行建设。都江堰的修建保障了蜀地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足,李冰的功绩使他永远被后世敬仰。温总理所说的“事不避难”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2008年我国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国内也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南方的冻雨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面对前所未有的灾难,我国政府不畏艰难,积极应对,及时开展救援工作。由于当地的地形和气候的制约,救援工作十分艰难。但是我们的政府临危不惧,越挫越勇,积极地采取措施救助当地群众,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党和政府用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政府面对困难的态度和应对困难的勇气,只要保持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任何问题最终都会得到解决。《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年3月19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

200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看望了出席全国政协第十届第三次会议的委员们,并参加了分组讨论,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在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当前,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加倍努力。‘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温总理表示,对于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一定会认真研究并积极采纳。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扎实工作,就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出自《管子•乘马》: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这段话的意思是:市场是商品供求关系的唯一标志。所以当物品价格低廉时,商业活动就很难获得暴利;商业没有暴利,那么社会各项活动就都能搞好;社会各项事业搞好了,那么社会需求就会得到适度的满足。因此说,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务实、失败于骄傲。不深谋远虑不能有好的计划,不努力务实就不能成功,不骄傲轻敌就不至于失败,因此说:通过市场的变化可以知道社会的状况,可以知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市场创造物资而已。总而言之,市场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的。管子的这段话,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价值规律”原理——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而引起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化,继而引起市场的变化——内涵是统一的。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掌握了价值规律的运动规律,并成功将其运用在治国富民中。“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总体来说,就是告诫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和长远意识。温总理在经济界和农业界联组会上引用管子的这段话,一方面是告诫政协委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要懂得未雨绸缪,周密地考虑和精心地安排各项工作,从而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是说,目前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综观全局,必须把改革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即使形势一片大好,也要保持清醒头脑,戒骄戒躁,增强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出自先秦韩非子的《韩非子•喻老》: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千里的大堤,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蚁穴而崩溃;百尺的高楼,可能会因为从烟囱的小小的缝隙里冒出的火星而引起火灾,焚毁一切。所以说,白圭在巡视长堤的时候一定要堵塞住小洞,老人为了防止起火会涂封烟囱的缝隙。正是因为这样,才没有发生水灾和火灾。这些都是谨慎地对待微小易解决的事情从而避免大灾难发生的行为,都是郑重地对待细微的漏洞而避开大灾祸生成的事例。《韩非子•喻老》篇中运用二十五则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生动而形象地阐释了《老子》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使得其中抽象的哲学理论变得具体可感。这种解释的方法在中国哲学史和训诂学史上都起着发凡起例的重大作用。在解释“防微杜渐”这个道理时,韩非子先是用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个短小精悍的故事警示世人: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自小及大的过程,当微小的安全隐患存在时,如果不及时正确地处理,就会留下无穷的后患。随后他又选用了国人耳熟能详的“讳疾忌医”的故事来论证,如果不能够及时地防微杜渐,那么危害是十分可怕的。是以,韩非子在结尾处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圣人蚤从事焉。”意思是说,因此良医治病,在病症刚到皮肤表面的时候就已经结束治疗了。这就是在事物刚刚萌芽时就把它解决掉的道理,处理天下事的道理和治病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说:“圣明的人会早早地在事件的萌芽期就加以处理。”《礼记•经解》提到:“《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周易》中说:“君子在事情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表现谨慎,否则开始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错误,到最后就会酿成重大的过失。”汉代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亦提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以滋。”大意是:衣服破了一个小洞,如果不立刻补好,那么这个洞会越来越大;器皿漏了一个小洞,如果不及时塞住,洞也会越来越大,漏得越来越多。这两段话都是告诫世人,要居安思危,在处理事务时要注意观察、及早发现隐患并加以解决,否则必将酿成大祸难以收拾。自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共同领导下,我国迅速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实施了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在这场“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挑战中,中国政府积极筹谋、妥善安排,在工作中求真务实、戒骄戒躁,秉持着“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的精神,从而富有成效地降低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成功提高了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220166.html 2005年3月4日《吴邦国 温家宝 曾庆红 黄菊 吴官正 李长春 罗干分别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委员并参加讨论》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2009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向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了聘书,并同全体参事、馆员座谈。总理指出,政府参事不仅具有调查研究、建言献策的决策咨询职责,而且具有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民主监督职能,希望把政府参事室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政府咨询机构。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要求参议、馆员们要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勇气,同时表明了政府广开言路、积极接受批评和建议的态度。一言以蔽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十六个字,既表达了总理对参事、馆员们勇于进言的期许,又表明了政府虚心纳谏、虚怀若谷的胸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意思是说:一个具有正直和高尚品格精神的人,在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能够做到毫不畏惧地指出问题所在,并且要求有关部门进行改正。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能够做到毫无保留,诉内心之所想;心里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绝非一己之私利。明智的执政者喜欢听逆耳的忠言,因为他们深知这才是最好的良药,是使国家健康发展的苦口良药。小人的谄媚之词,溢美华丽,却会误国误民。所谓华而不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开明的执政者具有博大的胸怀,能积极地接受合理的批评和建议,不会因此加罪于任何人。在贤能忠良者的辅佐下时刻告诫自己,能够兼听则明,合理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促进国家繁荣富强。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关于纳言和进谏的故事,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诗大序》中“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唐代的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宋代苏洵《衡论•远虑》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都是说对待勇于直言、指陈时弊的人,要宽容地接受,不要轻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左右。不能因为别人赞美自己而亲近他,也不要因为别人批评自己而疏远他。要自己去认清进言者的价值,探明他的品格。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贤臣,国家才会永葆生机,不至于在安逸享乐中亡国灭族。《资治通鉴》中记载的狄仁杰的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唐高宗仪凤年间,已近暮年的狄仁杰被提升为大理寺副长官之职。当时有两个将军因为在执行公务时砍伐了太宗陵墓上的一棵柏树,被判死罪。朝中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错不在这两位将军,即使要惩治,按照大唐律法最多也是免职归家。但是这件事关系到皇家的尊严,而且唐高宗又十分愤怒,所以他们都不敢求情,大多抱着自保的态度沉默不言,置律法于不顾。判决书一层层地下发下来,下发到狄仁杰手里时,他觉得这两位将军罪不至死。因此特意向高宗进言。高宗火冒三丈地质问他,“因为他们,我背上了不孝的罪名,这不算大罪吗?”狄仁杰不顾自己的安危,以夏桀、商纣与尧舜作对比,来说明贤明的君主对待大臣进言的态度。他认为明君应该因此而高兴,而不该迁怒于人,随意定罪。但是暴君则相反,他们会把大臣的批评和建议看成是反对自己的标志,认为君主的威严受到挑衅,从而一意孤行,听不进劝告,最终只能做了亡国之君。高宗听了这番话,怒气顿消,撤销了对两位将军的惩罚。狄仁杰冒死谏言维护律法的尊严和公正,而高宗也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因为有了君臣之间良好的配合,唐朝才会兴盛发达,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国运的兴衰,与言路是否畅通息息相关。《战国策•齐策一》中“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内容虽然简单易懂,其中却蕴涵深刻的哲理。邹忌以自己与徐公比美这件小事,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大事,以此劝诫君主要广开言路。他在与徐公见面时已经觉出自己不美,但是他的妻妾为了取悦他都说他比徐公美。如果不是他有自知之明,肯定会被浮夸之词蒙蔽。因此他对齐王说:我的妻妾因为讨好我而违背事实说我漂亮,现在齐国在您的管辖下,土地都为您所有。您的权利会使大臣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欺骗您,使您受蒙蔽。要想听到对国家有利的言论,必须实行奖励进谏的制度。齐威王采用他的建议,以“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的制度来鼓励国人提出意见。在这样的制度下,齐国得以强大,“燕、赵、韩、卫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齐国的霸主地位,离不开君主虚心采谏的气度,也离不开国人勇敢进谏的精神,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对于谏言和纳言的关系,温总理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已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加以实践。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为国家献策。政府积极了解民意,扩宽网络通道,采纳其中合理的意见,并进行相关的调整和改革,有利于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利于百姓的生活。2009年以来,温总理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与网友交流,直接回答网友的提问,也借此听取民声。这一行为,正是谏言和纳言在新时代的表现方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就是国家倾听百姓呼声、了解百姓关注问题的具体形式,各级人大代表也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并及时快速地将问题反映给各级政府,力图使问题得到最快、最好的解决。相信在全国人民的群策群力下,我国将变得更加强盛。《人民日报》 2009年11月14日 03版《温家宝向新聘任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2008年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温家宝总理应大会发言人姜恩柱的邀请,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在谈到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这个问题时,温家宝总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入手,回答道:“我一直很欣赏两句话:一句话来自《诗经》,一句话来自《二十四诗品》。就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中国是一个既老又新的国家,五千多年来,中国的前进是同它不断的变革、维新分不开的。”“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段话可理解为: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周的使命是革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强大发展离不开创新,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使国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拥有强劲的发展势头。相反,如果故步自封,就会变得落后、停滞不前,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总理的古典文学修养十分深厚,在答记者问时引用这句诗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今日中国的现状结合起来,十分贴切自然。“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蕴涵了极丰富的哲理,在儒家经典四书中就曾被引用两次。除去《诗经》,我国古代其他典籍中也有关于创新思想的阐释。温总理后来引用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出自唐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纤秾》: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这首诗原本是评价诗歌写作风格的,意为:大自然中的美景多不胜数,诗人只要仔细观赏、体会就能创作出新的意境,即使是前人写过的题材也能写出新的气象。而诗人诗歌的情境也会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和历代名篇一样,意境常新。温总理将其赋予新的内涵,令其古为今用,指出世间万物并非一成不变,要想和谐自然地发展,改革创新是必不可少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得。生生之谓易”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有相同意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早见于《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在自己的浴盆上刻下用于自勉的箴言,意为如果每天能更新,就应保持天天更新,每天不间断地更新。揭示出求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创新”一词就滥觞于此。一国之君将这句话刻在自己澡盆上,可见对其重视程度。从某种角度也说明了从古至今的国家领导人都把创新视为国家发展强大的重要源动力。创新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得。生生之谓易”,出自《周易•系辞上》。意思是:拥有万物叫做伟大事业,不断更新就叫崇高品德,变化不止可称为易。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周易》思想的阐发,强调指出世间的万物变化发展、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规律。新事物不断产生,代替旧事物,新旧交替、循环往复、不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程颢、程颐两兄弟的《二程集》中也有类似的言论:“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意思是:君子在学习上一定要每天更新,天天更新天天进步。不更新则退步,从没有不进步也不退步的。即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国家发展也同样如此。思想政策停滞保守绝不可能带动国家经济建设进步,只会逐渐落后。在竞争激烈、环境紧迫的当今世界格局中,我国如想国家长盛不衰,必须大力改革,积极创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道:“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梁启超结合当时中国情况指出进取、创新是重中之重,是国富民强的关键所在。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振奋了民众精神。清政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一心守着祖宗章法,因而必然被历史淘汰。从被迫退下历史舞台的清王朝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创新改革对于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影响。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目前党和国家最关注的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的整体实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也关系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创新不仅是政府官员应注意的问题,更是全社会都应重视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形成创新思维,如同商汤王那样时刻提醒自己“日日新”。《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8年3月19日 04版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又要树立信心,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深知这两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轻松。‘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从政就像从事农业生产一样,必须时时上心,日日关心。播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作物收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会有怎样的收成,这样每时每刻都要思考琢磨,才能保证自己的收获。思考之后更加需要每天去实行,行动的安排应该按照计划去做,不能够越出计划的范畴,就像农田之间会有界限,这样才能减少过失。温总理引用这段话来解释他的从政原则,就是要时时刻刻想着国家的事情、人民的事情,把国计民生放在心上,成熟思考,妥善安排,时刻不忘执政为民,将爱民、为民的政治理念始终如一地坚持实施下去。在今年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用大量的篇幅谈到了民生问题,这句古文,既是一个引子,也是对温总理“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阐释。“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告诉我们:成熟的思路、完善的安排和可预见性,是一件事情成功的前提所在。《礼记•中庸》也讲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意思是说:做一切事情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要预见到这件事情的发展结果,这样才能做成功;如果没有准备的话,事情往往会以失败告终。《论语•卫灵公》篇也提到:“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很好地考虑到事情以后的发展,必定很快就会面对令人忧虑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必须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人生有所规划,这样才能使得今后的事情更加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人生也会因此变得顺遂。相反,如果没有做好规划,没能预见到事情的发展走向,那么很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遭遇困难。今时今日,我们都很清楚“蝴蝶效应”的危害。它是指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中,初始条件下一个非常微小的改变,都有可能会引起整个体系长期的、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美国的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诗意地解释道:“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孔子的这句话中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的内涵。人和事都是处于一种关联当中,今日的忧愁或者欢乐,都是由昨日的决定造成的。如果昨日的决定是正确的且周全的,就会使我们今天很顺遂;同理,如果昨日的相关决定是错误的或者不够周全的,很有可能会对今天的事情造成坏的影响。假如事情能够重新来过,哪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呢?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告诉我们要思虑周全,不光要对已经发生过的事重新思考,更重要的是要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作出周密的打算和规划。凡事都是“今日行,明日果”,我们必须学会对明天负责。另外,这种思想也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策略中。《战国策•魏策一》中说:“《周书》曰:‘绵绵不绝,缦缦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问题初现的时候不把它解决掉,等它发展壮大了该怎么办呢?刚生发的嫩芽如果不立即拔除,将来就有可能长成斧头一样粗大。做一件事情,如果事先没有做好准备,考虑好对策,那么以后肯定会有大的祸患。这段话出自《战国策•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当时七国并存,秦强而其他六国弱。苏秦提出合纵的战略,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他说服赵王,挂赵相印,正是意气风发之时。而魏国相对来说国力不弱,劝说的难度要大很多。因此苏秦先是分析了魏国的地形和面临的问题:秦强威逼,而魏国一国之力无力抵御强秦,但是六国联合则可与秦抗争。借此,苏秦从而提出“前虑不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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