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韶华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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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假话年代试读：
引言
我敢肯定，无论中国或外国，过去和现在，所有家庭都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这样的事：当爸爸（或妈妈）发现自己的小孩子，有不规行为的时候，总是这么告诉他（她）：“孩子，你如果做错了事……就讲出来，爸爸（或妈妈）不打你。……你可不能说假话，说假话不是好孩子……。”“说假话不是好孩子”，成为每个家庭“家教”的“必修课”、“常见课”。对于父母来说，孩子做了什么错事或者惹下天大的祸患，都可以原谅，唯有说假话是不能原谅的。可见说假话是涉及到多么严重的一个品格问题！几乎百分之百的孩子，从懂事时候开始，就受到要“说真话”的教育。
一个人长大了，进入社会后，如果有了“说假话”的恶名，那就是“不老实”，“不诚实”，“不可交”，“不值得信任”的代名词，是严重的道德问题。说假话的人在社会上，很少有“混”得很“香”的，事业真正（注意是“真正”）有所成者，也是绝无仅有的。
再进一步说，如果面对法庭而说假话，那就要触及刑律了。
我相信古今中外，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说假话”这个关系到品行、道德、法律问题，是非观都是一致的。
在我国，讲“信”是有悠久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为“五德”之一。两千多年前的孔圣人，有很多讲“信”的“语录”：“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孔子一位高足子贡问他的老师：怎么“从政”？孔子告诉这位弟子三条：“足食（要让老百姓有足够的食物），足兵（要有强大的国防），民信（对人民要讲信用）。子贡为了比较这三条的重要性，又问：“如果这三条迫不得已必须去掉一条，那么去哪一条呢？”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如果再迫不得已，在‘粮食’和‘民信’这两条中，还必须去一条，先去哪一条呢？”孔子答：“去食！”孔子继续解释自己这么排列“主次”的理由：“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都是要死的，对于“为政”的人说，没有人民的信任是‘立’不住的）。可见在历史上，我国把“信”放到多么重要的位置！----这件事记载在《论语》中。
前些日子我看“焦点访谈”，对山西省运城地区的“渗灌工程”曝光：说是这个地区的某县，为自己创造“政绩”和应付上边参观开“现场会”，花了两亿多元的巨资，修了一个“系列”“面子工程”，为了强迫群众修这个“面子工程”，还动了“专政”手段。当记者访问这些官员们时，他们不仅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且“义正词严”地说明这些工程是如何如何的“真实”。说假话到了这种地步，简直使你感到他们的道德良心是无可救药了！这已经不单纯是说假话，而是在用民脂民膏“办假事”了。
这件事例使我想起了四十年前，即在“大跃进”的1958年，也是在这个省的某县。那里有一个生产队，创造了亩产红薯二百一十一万斤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个生产队干部们在研究放“高产卫星”时，事前听说河南省已经有亩产二百一十万斤的“卫星”了，他们必须多报一万斤才能超过河南省。于是把“卫星”定为二百二十一万斤。当时报纸上一吹，引得全国三万多人去参观和开“现场会”。为了“假戏真做”，在开现场会时，不至暴露出真象，把本村群众赶到外村，堆了一个貌似二百多万斤的红薯山（中间是土块），还做了一个一棵秧一百多斤红薯的“标本”。本村只留下两位老人，让他们象演员似的对参观者“现身说法”，讲自己原来是如何如何地“保守”，不相信会有这么样的高产。现在在事实面前，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保守思想，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真理。当地村干部还把那一亩“高产田”派强壮劳力连夜掘地五尺，挖得乱七八糟，以证明这二百多万斤红薯是从那里掘出来的……那位“高产卫星”现场会议的设计者，如果当导演的话，可能是一位高手！这件事，见于当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份“通报”。
这类事例在敝人的家乡----河南省也发生过：一个生产队宣扬他们亩产小麦多少万斤，上级也在那里开现场会，有一堆供来人参观的金字塔似的小麦，中间充填的却是土拉块子。开现场会那天，本村群众和参观者一律吃大碗大碗的麻酱面。……当时虽有识破的参观者，但谁也不想或者不敢说出真象。
现在在各种场合都号召人们说真话，可见说假话风气之严重！说真话本不应当是什么高贵品质，可是现在谁要是敢说真话，立刻就觉得此人的品质非凡，传为佳话。因为这种说假话、办假事之风，不是一时一事的，也不是某地的个别现象，而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几乎是具有全国性的现象。这种说假话、办假事之风，沿袭二十余年，至今虽有好转，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有的地方已经发展为制贩假冒伪劣产品，执法犯法的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了。在诸多腐败现象种，说假话应该列为最大的危害最为严重的腐败！君不见“质量万里行”和“焦点访谈”中曝了光的那些不胜枚举的事件乎？所以我把“说假话”作为“年代”提出，并把此书命名为《说假话年代》，是有充分道理的。
本书中的故事，虽然大多是个人的亲历和所见，所闻，所感，但极具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一段历史侧面的写照。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全国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该经过的事，我全经历过了。我记得，在我们打天下的时候，都是很真诚的，在人际关系方面，彼此也是朴实无华的。那时，并没有说假话之风，以假话自保或以假话谋私的现象是很少见的。而现在说假话却形成了一个“年代”！这使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说假话之风，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是什么环境下泛澜到全国的？为什么数十年还不衰败？
回想既往，使人不胜感慨。因为有些事是我都亲眼所见的，有些假话是自己参加说的，假事是自己参加干的。回想既往，令人辛酸，不胜汗颜！
仔细一想便可明白，说假话之风，既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癖好，也追溯不到那个人的具体责任，这是几十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我想通过自己的亲历和耳闻目睹的故事，说明“说假话”之风兴起的来龙去脉，它形成的环境和背景。说假话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说假话时的心态也是各不相同的，由此引起我们的思索，并从中找出一些教益。
立下这个书名，打开电脑开始写作时，我真是“心事浩繁连广宁，喧闹声中阵阵雷”！万千感慨中一个一个故事，一幕一幕悲剧、喜剧和闹剧，在脑际泛腾起来。千头万绪，我将从何处写起呢？
正在此时，接老战友鲁峰电话，他说水电厅离退休的几位老同志要去抚顺的大伙房水库钓鱼，车子是现成的，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去！一定去！”和水利战线的老同志会面，机会难得。这叫“旧人重聚，旧地重游，旧话重提”。这“三旧”是人生一大乐趣。更为可贵的是：鲁峰是我抗日战争期间的同班同学，我在浑河大伙房水库任职体验生活期间，他曾是省委基建部基建处的处长，又经常去水库蹲点，所以我赠给他的一首诗中有“黄河同立马，浑水共擒龙”之句。遇上水电厅的几位老朋友，我们会有谈不完的话题呢！
放下电话，我高兴地暗叫一声“有了！”我何不从自己亲历的水库建设写起呢？
第一章
“一翻，两翻不及格，二翻，四翻是中游，五翻以上是红旗”。压出来的跃进指标。“不吹白不吹，吹了不白吹，都跟着吹吧！”
在本章开叙之前，先要向如今的青年朋友交待一下在50年代末期很兴时了一阵的两个词：“翻番”和“放卫星”。自从上边提出来钢铁1958年产量要“翻一番”的目标（即全国钢铁年产量从1957年的535万吨增加一倍：1070万吨）后，“翻番”便成了使用频率很高的日常用语。其次是“放卫星”：那时中国奉行“一边倒”的政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和前苏联的关系一步一趋。各条战线都掀起了“向老大哥学习”的热潮。1957年“老大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那时中国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但在任何一条战线，凡是创造了新成绩，新发明，新纪录，一律称之谓“放了一颗卫星”“放了大卫星”“放了特大卫星”。那时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各条战线和各个地方放满天“卫星”的报导。“大跃进”运动，是从这年5月公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的，到了1958年8月，全国大跃进的温度，已经被煽乎得可以熔化钢铁了：到处锣鼓喧天，到处红旗招展，到处“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翻番”之声响彻云霄，“卫星”满天飞，河南省的范县已经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当时的新闻导向也推波助澜：一颗大白菜五百斤，粮食亩产四万斤，八万斤，十二万斤……。登在堂堂人民日报上。一个让你兴奋的消息还没有反映过来，又出现了另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那时，人们从未怀疑过报纸，在你无法相信那些奇而又奇，特而又特的报道时，只有怀疑自己思想还没有“解放”和保守落后。当时的“跃进”计划，并没有科学论证和经过可行性、可能性研究，因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普遍推行的理论依据和行为准则。
我是1955年到大伙房水库任职体验生活的。这座水库从1954动工兴建，到1958年，水库大坝达到设计高程，加上收尾工程，实际竣工时间是1960年。中间因为没有经验和其他原因，大坝的粘土心墙发生质量了问题，修了一座人们叫做的软软瘫瘫的“橡皮坝”。为此曾经停工检查，把已经完成了的部分工程推倒重来。有些水库领导因而受到党内和行政处分。也就是说，这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采用机械化施工方法建设的水库，修了七年。不仅这么大的水利工程在我国历史上没有过，这个速度在新中国历史上也先进的。大伙房水库这支建设队伍，在1958年春天就一分为三：一部分留在大伙房，继续完成剩下的施工任务，一部分转移到开原县的清河镇，修建新的清河水库。还有一小部分转到辽东的桓仁水库。我作为任职的党委副书记，转移到了清河清河水库。这座水库，和大伙房水库一样，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水利部的重点工程。工程量、总投资和施工力量都和大伙房也差不多。
这一年的夏天，我应长春电影制片厂之约，为他们写一个电影剧本。我因职务在身，写作期间和清河水库还保持经常的联系，水库党委有上报或下发的文件，也都送我一份。有一天，省委基建部基建处长鲁峰告诉我：清河水库建设要大跃进，1959年开工，1960年拦洪，1961竣工。也就是说，清河水库比大伙房水库，要提前三至四年。对于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鉴于大伙房建设的惨痛教训，这种“跃进”是不可能的。即使建成了，质量也是很难保证，其后患是无穷的。这个“跃进计划”是怎么提出来的，是谁提出来的，鲁峰没有细说，但计划好象已经基本定案了。我既然担当着水库党委副书记，对于这个计划，就要承担一份责任。我担心，到拦洪时完不成任务，个人承担责任事小，让洪水冲了下游十个县，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我停下剧本写作，立即给省委写了份意见书。我的意见是，现在虽然大跃进，但跃进计划一定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且不可头脑发热茫目冒进。我的具体意见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召集省水利规划院、设计院，省水电厅和水库的同志，以慎重地，负责任地态度开一次会，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特别是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否则，这么草率地定了“跃进”方案，将来出了事由谁负责？
我写这封信是有情绪的。特别提到大伙房水库出过的质量事故，原因就是只顾进度不管质量造成的。我还说：“且不可好了伤疤忘了痛！”这句话也有所指。写完信，我抄了一遍，拿给鲁峰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现在发这么一封信合不合时宜？
鲁峰看了之后，摇摇头，以老朋友的态度诚恳地说：“不合适，不合适。第一，现在是什么时候？已经不是我们修大伙房那个时期了。现在是大跃进，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你这封信，不是鼓劲，而是泄劲儿。从总体上就不合时宜；第二，你信上讲的“头脑发热，茫目冒进”是指的谁？第三，你说“慎重地”“负责任地”好象大家原来就是“不慎重”“不负责任”了……这可能引起反感……”
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有什么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我不相信，领导们连这点容忍不同意见的雅量也没有！”“话是那么说……”他直摇头。
我说：“你们基建部是我们水库的顶头上司，我委托你把这封信转给省委领导，我让你转这封信，不是作为老朋友，是作为组织系统请你转的，是合乎原则的。”“我担心你会惹麻烦！”“有什么麻烦呢？不会的。”“好！信先留我这里，你想一想，让我也再想一想。在我觉得必要时，就给你转上去。你刚才和我讲话是从组织上说的，我这话可是以朋友身份说的……”他友好地一笑。“那好吧。”我说又补充一句“要转，你就快一些，等省里定了案，上面一批，板上钉钉，要改就难了。”
后来，我思虑再三，觉得鲁峰讲得也有道理，我这封信确实带有情绪。如果惹起了反感，即使你的意见正确，也不容易为人接受。说不定将来来个什么运动，形成文字的东西，就会成为整我的把柄。我又仔细一想，自己确实也有个小辫子在别人手里：原来我在“东北文艺”当副主编的时候，有一个编辑叫李中耀。此人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了二年。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文联创作组当专业作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前年中宣部通知：取消各省专业作家创作组。李中耀曾经写信给周扬同志，反对取消创作组，当然创作组还是取消了。后来他给我写信，想到大伙房水库来参加工作体验生活。我和党委其他同志商量后，回信表示同意，他就调到了大伙房。去年反右派斗争中，黑龙江省文联来信，揭发李中耀给中宣部写信，是右派行为。我觉得，对省文联是否保留创作组问题和给周扬写信，是个认识问题，扯不到右派问题。因此，一直压着没有定李中耀右派。有人背后叨咕说：韶华包庇右派。到现在这事还没有完结。如果我这封意见书，落在什么人手里，说我反对大跃进，总算是一条“罪状”吧！这样想后，我决定把信从鲁峰手里要回来。即使真想寄出，起码得修改一番，把那些“刺激”人的话删掉。但打了几次电话，鲁峰家里人都说他到下边蹲点去了。我的那颗心一直悬着。
过了几天，我完成了长影的剧本写作任务，交了稿，回到了清河水库工地。也就在这个时候，水库党委接省委通知：要在大连召开全省工业跃进会议，参加单位是全省各大中型工业企业，内容要求各单位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跃进计划，并在会议上比武打擂。参加人员要求派一位书记或者副书记参加。最近因为全面大跃进，水库各项任务都很紧张，会议也多。凡是上面认为重要的会议，都要求党委一把手参加。我们党委的一把手是侯润生，他没有分身术，党委决定让我去大连参加会议。
可是，我既然代表清河水库参加会议，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一个什么样的跃进指标呢？和兄弟单位比武打擂也得有个标准呀！所以，我在去大连之前，水库党委必须开个会，统一个口径。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水库党委书记侯润生同志露了底：他说，根据我们在大伙水库的建设经验，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周期在五、六年之间，是比较正常的。前些日子，水电厅来了一个处长，要我们提出跃进计划，我们提出59年开工61年合龙，62年基本竣工。让这位处长好一阵子批：什么不符合总路线精神啦，老牛破车啦，右倾保守啦……后来给我们制订了一个59年开工，60拦洪，61年竣工，让我们上报。我们也就按这个计划上报了……”他哈哈笑了一下。
哦！原来我给省委写那份意见书中所批评的计划，是那位处长“按着牛头喝水”制订出来的！
侯书记接着说：“我们就按那个跃进计划报吧，再提新跃进指标，就不切合实际了。”他稍停了一下又自己问自己似的说：“我的思想怎么总是跟不上形势呢？……”
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几乎是所有干部，思想上都有一种传统观念：每当自己对中央或上级领导的什么精神想不通时，总是怀疑自己。因为毛主席，党中央是不会错的。大跃进轰起来后，许多人都感到一定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自己错了。侯润生是个老实人，对于当前的“大跃进”，他目前的思想状况也是如此。他幽默地说：“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实事求是也难。咱们这次在大连会议，上提出的跃进计划，别求先进，象人家放什么‘卫星’，咱们也放卫星，那是很难办到的；可是指标也不能落后，落后了让人‘拔白旗’也不好。人们不是常说嘛：上游难办，下游难看，中游舒坦。咱们争个‘舒坦’的‘中游’就行。”说完他自已哈哈一笑，我们也都笑了。
我说：“就是现在这个计划，咱们也‘舒坦’不到哪里去。”
既然党委定了这个原则，我也就带着这个思路到了大连。
会议的大会场，设在当时算是很豪华的“文化俱乐部”，我们则住在大连饭店。我到会务组报到时，见到水利界和基建部门很多老朋友和熟人。大家互打招呼，握手，寒喧，表情都是笑咪咪的。特别是见到了桓仁水库的朱书记，我觉得很及时。桓仁水库也是今年上马的大型水利工程，和我们清河水库情况差不多，询问一下彼此在会议上要提出的跃进计划，互相“对对表”，使我们的计划不至“难看”也不至“难办”，以来个“舒坦”计划为好。恰恰会务组把我们两人分到一个房间，这太好了！
大会开幕的第一项议程，是分管工业的Y书记作主题报告。Y书记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号召全省工业战线实行大跃进。他首先讲了全国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公布之后，全国的大好形势，六亿人民苦战三年改变祖国面貌的决心，十五年超英赶美的雄心壮志，接着讲到全国各地大跃进和敢于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旧律的典型例子，动人事迹。接着便提出了本省工业战线的大跃进计划。要实行这个大跃进计划，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反对右倾思想和“小脚女人”作风。工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高举大跃进的红旗，拔掉阻碍人民前进脚步的白旗……希望我省工业战线的在座的各级领导，老干部，老党员，在这次大跃进运动中，都高举红旗，不要被当做白旗被拔掉。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Y书记讲得很激励人心，听了这一席极具鼓动性的报告，不由得不让你欢腾雀跌。
在要求各单位落实跃进指标时，Y书记提高了声音说：“关于今年工业战线的跃进计划，我冒叫一声：我们的口号是：“一番两番不及格，二番四番是中游，五番以上是红旗！根据这个原则，按照你们原来的年产量或工程、工作量指标，再提出各自新的计划……。”
从56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批判了“小脚女人”作风之后，特别是南宁会议毛主席“反‘反冒进’”以后，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一直是“反右！反右！！反右！！！”当时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多年以来，也偶而反过“左”，但是反“左”从来是空洞的，“左”，好比有人在房间里抽烟似的，打开窗户一通风，“左”就没有了。而反右从来是具体的：谁犯了“右”字，有专案组整理你的材料，有相应的批斗会，有处分措施。所以在很长时间内，人们都说：“‘左’面是棉花坑，右面是大粪坑。掉在‘左’面暄腾腾，掉在右面臭烘烘。我看这次会议上的倾向，当然是反右。
我听了Y书记的跃进指标的当时，并未感到惊奇。因为在那种形势和气氛下，全国不搞“高指标”者，是绝无仅有的。问题是象我们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要“三番、四番”才能保个中游，“五番，六番”才能拿到红旗。拿红旗就别想了，这个“中游”该怎么落实呀！而且我们原来在某处长“按着牛头喝水”提出的跃进计划，本来已经难于办到了。可是按这次会议要求，还不到一“番”，是在“不及格”之列，那么这次大会上，我的发言该按什么调子唱呢？
下午，分组进行讨论，小组会议主持人是某市一位水利局长，他要求大家首先学习和领会Y书记报告精神，“吃透”了精神，解放了思想，再提出各单位自己的大跃进计划。我们水库和属于基本建设系统，和他们分到一个小组。虽然叫小组，但也有四、五十人。会议规定小组讨论时间为两天，然后是在大会上比武打擂。
这就是说，按常规，修一座大型水库需要六到七年。这次修建清河水库，为了贯彻总路线和这次跃进会议的精神，我们计划是：59年开工，60年合龙拦洪，并使大坝达到设计高程，61年竣工。这样比大伙房水库的修建周期，已经跃进了两至三年。作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已经了不起了。而且这个计划比较切实可行。”
我的话刚落音，某市那位水利局长就向我发难。在批评我们保守时，他举例说，他们有一个公社，在总路线精神的鼓舞下，充分发动群众，仅今年上半年就修了两个水库。你们是大型水利工程，又是机械化施工，一个水库要修三年，让我们怎么向老大哥学习呢？
他讲一年修了两个水库公社的例子，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两个水库都在同一个山沟沟里，说它是一条小河也可，说是一条小溪流也可，常年流量不过几个秒/立米，连基础处理都不用搞，蓄水量也不过万方，即使遇到百年一遇的洪水，决了坝，也淹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我们修的一清河水库，蓄水量十来亿立米，别说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就是二十年一遇，五千秒/立米的流量倾倒下来，下游的几个县就顿成泽国了，万一发生大坝决口的情况，我们这些修水库的领导人，就应该进监狱……
我正想解释几句，一个人站起来向我叫号：“我们也是基本建设系统，我们是修房子的……”
不用他自我介绍，我认识他。他是抚顺建设公司的领导。大伙房水库属于抚顺市，在抚顺时，我们多次在一起开过会。无论讨论什么问题，他的发言从来没有唱过低调。
他接着说：“过去我们修一座明廊式五层楼，一般是半年到一年，现在我们打破常规，十天就完成任务。最近我们的工人又提出，现在修这样一座楼，三天就能竣工……我们翻了多少番？二、三百番！”
这种不同情况的攀比，很难说服人。我也打断了他：“修房子和修水库是两码事，两码事……”“怎么是两码事？”他质问我。
我说：“你们修楼房，天下雨可以停工，质量不好可以反工。我们修水库，一旦合了龙，大坝达不到拦洪高程，洪水可是不饶人的！清河水库下游有十个县呢。”
他仍然不放过我：“工程不一样，可是我们的职工都是受“大跃进”鼓舞的人民。我们不能对“苦战三年改变祖国面貌”人民决信心估计过低，那是一种保守观念，势必成为前进的拌脚石！”
在这种气氛下，我无法再和他辩论了。可是他又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这时又有人发言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每遇“反右”，发言从来是‘一边倒’的。在小组会上，清河水库好象成了保守右倾的典型。
此时，工业部L部长悄悄进来听会了。他先是坐在后面，主持小组讨论会的那位水利局局长一见L部长，马上把他让到前面：“L部长，您往前坐，我们都等着听您的指示呢。”
L部长在前排落座，立即点我的名：“老周，你们清河水库在全省是重点工程，水利工程的‘老大哥’、排头兵，你先讲吧，给大家做个榜样。”
部长“将”我的“军”，我不能不说话了：“刚才我讲过了……‘老大哥’可不敢当，我现在正接受批评，等着提高了思想再说吧。”
L部长启发我说：“要想生产上跃进，首先思想上跃进。思想上是否跃进的标志是，能不能打破陈规旧律。你是个作家，当然知道鲁迅先生的名言：苟有阻挡我们前进者，管他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全都踏倒他……”
L部长是个学者型的领导，博览群书，我一直很佩服他。
他进一步启发我：“要实现大跃进，首先在思想上要敢于想前人不敢想的，做前人不敢做的……要有这种勇气！”
针对他的发言，我又解释说：“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搬迁，两三万劳动力，新搬到一个地方，要解决临建房子问题，只生活安排一项，两三个月完成任务就是跃进了，再者我们是机械化施工，一千多台机械，要从大伙房拆下来，运到清河，检修、安装，也不是一促而就的事，所以今年----58年，我们基本上是完成搬迁任务，争取59年开工，60年大坝达到拦洪高程，61年基本竣工……”
我说的“争取59年开工”，实际是在打“麻虎眼”。其实我们一面从大伙房水库搬迁，大坝工区在今年五月已经开挖基础了。我之所以说“59“年开工，是想把58年算做“施工准备阶段”。这样按跃进计划我们可以少算几个月。这不是光明正大的算术。
L部长马上揭了我的老底：“你们今年已经开工了嘛。即使你们明年拦洪，基本竣工，也得两年时间。比起大伙房，你们才翻了两番，连中游还不到呢。”
L部长了解情况，我没有唬得住他，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自园其说：“我们今年主要任务是搬迁，算何时开工，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
我还想再多解释几句，就被主持小组会主持人给打断了：“现在请L部长作指示！”
他带头鼓掌，大家也报以热烈的掌声。
L部长稍稍停顿了一下，这时说话的口气就很严肃了：“对于当前的形势，大家都感到有压力，我也感到有压力。面对压力怎么办呢？是后退，是前进？这里有一个路线问题。你可以把压力变动力，也可以在压力面前当逃兵。对于‘一番两番不及格，三番四番是中游，五番以上是红旗’的口号，有些同志想不通。当你想不通时，是怀疑自己？还是怀疑党？怀疑党中央？我看只能怀疑自己。应该想一想：我为什么想不通？我是否右倾保守？我现在打的是红旗还是白旗？别人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都是在一个天下嘛！所以，现在对每一个党员、干部人都是一场严峻考验……”
L部长的讲话更具有理论性，也更具有说服力。
L部长讲了一个多钟头，长看了看表，已经过了五点，组长宣布散会。
这天吃过晚饭，我有意引桓仁水库的朱书记在中山广场散步。我们在全省开水利会议时，多次见过面，只能算认识，说不上了解。经过反右派斗争，人们对彼此不太熟悉的人，已经难于说真话了。因“认错”人说了一句错话，被揭发定了右派的例子并不鲜见，我和朱书记说什么话，不能不加以小心。我想先探听一下他们水库的动向。我俩一边走，我试探着问：“老朱，你们桓仁打算怎么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呀？”“你们清河呢？”他反问我。“暂时还没有想出办法，你没见今天下午的会议吗？现在我是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我担心自己思想是不是真的保守、右倾，跟不上形势呢。”“彼此彼此……”他神秘而友好地一笑。
他这一笑，使我看到了他思想中的“内涵”，对进一步谈话，轻松不少。我说：“这‘一番两番不及格，三番四番是中游，五番以上是红旗’口号，倒是很鼓舞人心，能够极大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我们变压力为动力。”我先表示一下积极态度以防后患，我接着说“可是我们不是老讲‘实事求是’吗，事情得具体分析：比如原来是一个小厂，象陶瓷厂做盆、做碗什么的小企业。今天是手工作坊，一天生产百十个盆、碗，明天实现机械化了，一天生产一千、一万个，那就等于‘翻’了十番，一百、一千‘番’。可是我们修大型水库呢？如果原来五年建成一座水库，提前一年建成就了不起了。按‘一番两番不及格’，还不够水平，看来我们得被拔‘白旗’了！”“你就跟着吹吧。”他肯定地说：“俗话说，过去是‘官不打送礼的’，现在是‘官不打吹牛的’。我听了这两天的小组发言，吹的那些跃进指标，谁能办得到？我们的方针还是先‘吹’，一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过了这一关再说。”
朱书记的坦率，使我感到惊异。我不怀疑他会在什么场合揭发我了。
我接着说：“我们家乡有一句俗语：吹牛皮不犯死罪。这表明，吹牛皮虽然不犯‘死罪’，但到底还是犯罪呀！”“你看这几年，只有因‘保守’丢官的；哪有因吹牛丢官的？不仅不犯罪还升官呢……”“那么我们一起跟着吹？”“跟着吹！”“不吹白不吹，吹了……”
我接着说：“吹了也白吹！”
他说：“吹了不白吹。可以过关呀！反正都是吹！大家都吹了，大家也都完不成，他处分谁去？”
这次谈话使我下定了‘吹’的决心。
第二天的小组会议上，L部长又来参加了，他讲：我们要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这才叫跃进。你们清河水库当年开工，当年合龙，当年拦洪，怎么样？敢不敢，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说壮着胆子铁了心说：“有！”“那好！”L部长说：“明天大会你第一个发言。”
我说：“好！”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反复想了很久：我在这次大会上发言，绝对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代表清河水库来的。我代表一个领导集体。我在全省会议上怎么吹，得取得水库党委的同意。于是我立即打了个长途电话给水库党委。找到侯书记后，我在电话中向他汇报了会议精神，（说是会议上充满了“万马奔腾”的大跃进气氛），汇报了省委省委提出的“一番两番不及格，三番四番是中游，五番以上是红旗”的口号，也汇报了今天下午L部长在大组会上讲话的内容。我接着说，根据党委统一了的口径，我们的跃进指标受到了批判，请党商量一下，是否提出一个新的跃进计划？起码我先得过得去会议这一关呀！……”
侯书记是一个很随和的人，他说：“你了解会议精神和会议情况，你看这个计划怎么修改好呢？”
我把想好的主意全盘托出，我说：“要使我们提出的大跃进计划不至于显得保守，能够在会议上‘过关’，我算过一个细帐：今年我们虽然已经开工，但在时间上说，只算是‘准备阶段’。算是明年----59年开工，60年拦洪，61年竣工。我们提“61年竣工”，实际是‘基本竣工’。留下点‘尾工’何时修完，走着瞧。如果按‘一番不及格，三番四番是中游，五番以上是红旗’，我们算是番了两番半。你不是说过‘上游难办，下游难看，中游舒坦’吗，我们争个中游吧。”我面对电话哈哈笑了两声。
侯书记说：“人家都大跃进，我们也不能落后，你看着办，现在的形势，也不能等我们在党委研究好了，你再在大会上讲。你在会议上先讲着，怎么落实，等你回来之后，我们再细细研究具体措施。你看怎么样？”“那我可就‘吹’啦！不吹不行呀！”我面对话筒又笑着说。“你先在会上吹着，吹得有个边儿就行，以清河水库不被‘拔白旗’为准则！”
有了侯书记这番话，我的发言就是代表水库这个集体了。
我立即根据这个精神起草发言稿。
我在房间内写发言稿，桓仁水库的朱书记因为开灯睡不着。他说：“你何必那么认真呢？吹就行。”
我说：“不行，吹也得吹出点水平。要说讲空话，大话，套话，并提到理论高度，鄙人可不是外行！你等好吧”“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任何保守、僵化，观望，墨守陈规旧律，小脚女人步伐，都是错误的，是希望迅速改变祖国面貌的人民所不能答应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必须首先解放自己；要解放自己，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当我们面对目前形势，面对新生事物，面对群众的革命干劲，不理解，想不通的时候，当我们跟不上党中央步调的时候，首先应当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保守了？是不是思想右倾了？是不是被一些资产阶级的右倾顽症，迷住了自己的心窍了！”（我这一番带有理论色彩的发言，又赢得了一阵掌声）
接着我从全国的大好形势，讲到本省的大好形势，讲了这次大会上的大好形势，主要讲了清河水库的大好形势。讲我们清河水库的跃进计划，我们原来虽然制订了跃进计划，但是仍然是保守的，跟不上形势的。现在，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修订了计划，明年开工，当年合龙，当年拦洪。这样我们比第一个五年计划修的大伙房水库，翻了五番！……”我又把自己的发言“理论”了一番：“当然，一切新生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思想也应该不断地进步。过一段时间，也可能我们还要修改自己的计划，这就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我再一次赢得了热烈掌声。当我走下讲台时，主持大会的L部长，拉着我的手说：“你讲得好！讲得好！”
受到如此的表扬，我口中说的是：“感谢部长的鼓励！”内心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我的老战友鲁峰，因为在一个工地蹲点，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抽空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再嘱咐他，我那封“上书”显然不合时宜，嘱咐他千万不要上交了，否则会给我慝祸的。
第二章
贯彻执行，如法炮制，
解放思想，甩出帽子，
有两个“我”，互相斗争。
和尚还在，“我”哪儿去了？
大连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我回到了清河水库。当天晚上先到侯书记家里，向他汇报了在大连开会的全过程和会议基本精神，我在会议“打擂”提出的清河水库新跃进指标。侯书记很理解，他幽默地笑着说：“我看现在时兴这个。你也吹，我也吹，大家都吹。是不是呢？”
他这个态度使我得到了很大安慰，因“吹”而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得到了一些缓解。
那个年代干什么事都有“事不过夜”的作风。我到党委办公室让秘书通知：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党委和工程局领导，组织、宣传、保卫等部部长，各总支书记、工区主任、工程局各职能科室科长、设计研究室主任等。
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我首先传达了“大连会议”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鼓舞下，我们清河水库在会议上提出的跃进计划。我们现在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深入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制订落实计划和措施方案，以大跃进精神贯彻下去，确保明年完成合龙和拦洪任务。……
会议由侯书记主持，我传达之后，大家进行了讨论。发言虽然很热烈，都一致表示拥护，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但发言的字里行间对我在会议上提出明年合龙、拦洪有些冒险。有人甚至问：“如果完不成拦洪呢？”
我俨然答：“必须完成！不能做‘完不成’的设想！这是我们对党的铁的保证！没有什么折扣好打的！”
侯书记缓和着说：“大家研究研究嘛！”
在党委各部的领导干部中，宣传部S部长向来是积极分子，他的发言调门最高，不仅支持新的跃进计划，而且大讲“反右倾”的必要。他说：“我看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明年拦洪是可以完成的！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任何工作都有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呢？我看最大的困难是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必须善于发动群众。群众的智慧、力量是无穷的。完成和完不成任务，看你是用什么态度，用积极的无产阶级的正确的态度就能够完成，用消极的资产阶级的错误态度就完不成……”
象这类绝对正确而且让你抓不住任何“毛病”的发言，在那个年代很流行。这种气氛下，会议上没有出现反面意见。
……
会议开到夜两点，最后侯书记作了总结：他说，为了贯彻大连会议精神，由党委各部和工程局各职能科室，组织六个工作组，分别到基层单位去，组织发动群众，讨论并制订明年合龙、拦洪的具体计划措施。三天后向党委汇报。关于分组和分工，又经过一轮讨论。侯书记提议，全局各工作组，明天就分头深入到基层去，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向党委汇报。
三天之后，党委召集了第二次扩大会议。由各组汇报发动群众，落实跃进方案的情况和结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59年当年合龙，当年拦洪的计划竟然落实了！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的！我想。大家所提出的计划，有两个重要措施：第一是缩窄大坝断面方案，减少了填筑量；第二是改装机械设备，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这次汇报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宣传部S部长。他去蹲点的地方是设计研究所。清河水库的拦河大坝和大伙房水库都是粘土心墙坝，工程量也都是一千一百多米长，坝高四十多米，底宽三百多米，顶宽十四米。如果把大坝拦腰切断，横断面象一座金字塔型的高山。缩窄大坝断面后，就成为一堵斜墙了。按原来的设计，大坝的填筑量为七百多万立方米，修改设计后可以减少填筑一百多万立方米的填筑量，将近原工程量的三分之一，不仅提高了速度，节约了时间，还节约了大量的资金。S部长说：“这不仅是工程的大跃进，也的资金的大节约！”
这时侯书记问：“修改了设计，大坝安全吗？”
S部长说：“安全，安全！以前资产阶级专家们，设计的坝宽和“坡比”，为了自己‘保险’，留的安全系数都很大很大。缩窄大坝断面，完全是安全的。设计研究所进行了计算……”“修改大坝断面，是必须报省设计院、水利厅和省委批准。”工程局闵局长说。他是一位老红军，但对诸多技术问题并不内行。
S部长说：“现在要打破一切陈规旧章，只要经过我们计算，认为安全，设计是可以修改的。”接着他把设计研究所计算的一些资料摆在会议桌上让大家传看。
侯书记对修改设计的新方案，也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实现跃进的好办法，说：“你谈一谈，设计研究所。是怎么提出这个跃进方案的。他们的经验可以推广。”
接着S部长介绍了他在设计室蹲点的经验。他说：“在制订跃进计划前，必须提高思想认识，我们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是：你是做无产阶级的专家，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专家；你是做无产阶级的促进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促退派。你是高举无产阶级的红旗，还是坚持打资产阶级的白旗？这三个问题先讨论透了之后，再制订落实跃进计划，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他把这次在设计研究所“蹲点”的经验，归纳为“三先原则”。“好好好！”侯书记连说了三个好字。反正我们这些人都是外行。既然工程师们说，修改了断面设计是“安全”的，大家也就觉得保险了。
接着筑坝、运输、采沙三个工区，各自都提出了跃进计划，他们的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机械设备加以改装：比如，原来的挖土机的挖斗是O.5立方，一律把挖斗改成一立方，打夯机的半吨砣重，改成一吨，工地运输沙石料的小火车，也由原来拉载四十车，改为拉六十车，再把车箱加高，运输量可以提高一倍半……从总体看，这些措施既减少了工程量，提高了效率，有了这样的全面跃进计划，还愁明年拦不了洪吗？
我们正在开会，又来了激动人心的喜事：运输工区和采沙工区的职工敲锣打鼓地向党委的送喜报：他们把要改装的机械设备，先改装了几台样机，试验完全成功，产量也都都翻了一番。这太令人振奋了。这时我真的怀疑自己了：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尽的，我思想上确实患着右倾保守顽症呀！
在高涨的跃进情绪中散会。按计划，党委和工程局各领导同志再分头下去，进一步搞些调查研究，落实措施，并随时为基层解决些具体困难。
但我最不放心的是大坝断面设计的修改：万一安全方面出现了问题，大坝溃决，下游十多个县就顿成泽国了。
我步行到了设计研究所。他们住在几间临建的一片草坏房内，但其检测设备都是捷克进口，在当时算是很先进的。这个所的所长姓蒋，一脸书生气，是个学者型的人物，虽然要求进步，但现在还不是一个党员。他在任何会议上的发言，一开口总是一堆数字和公式，反正我是听不懂。
对于他们提出的修改大坝设计断面方案，我进一步向他请教，问他安全有没有问题，他这次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用了一系列的政治术语：“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你站在无产阶级专家的立场上，当无产阶级的促进派，高举无产阶级的红旗，就安全；否则就不安全……”“技术问题能这么分？”我问。
蒋所长说：“我们这些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学校培养出来的。满脑袋保守右倾。原来的设计，为了不出质量问题，自己免担责任，留的保险系数确实很大！”他说得好象也有道理。
我又问：“你们是否认真计算过……”“计算过，计算过！这么大事还能不计算？”他肯定地说“按照土壤力学……”这时他又回到一系列公式和技术术语中去了。接着他又说：“我这个人命气不好，爸爸姓蒋，我也得姓蒋。有些同志在讨论方案时还问过我；“你可别姓台湾那个‘蒋’呀！吓了我一大跳！”
我又问了几个技术人员，都说：修改大坝设计断面，安全不会发生问题。我悬着的一颗心，略微放下了些。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很不敏感：没有听出“姓蒋”中的潜台词。
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我还是想来想去，顿时我觉得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有两个“我”。一方面是在一个多月前向省委“上书”的“我”；一方面是现在被推着走，拉着走的昏昏沉沉的“我”。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事，故事说：有一个解差，押着一个犯人和尚到省城受审。俩人走到半路，住在一个小店里。和尚设法把解差灌醉，换上解差的衣服，并把他的头剃光，偷偷逃跑了。次日天明，解差一看原来他们一行两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了。解差摸摸他的脑袋，头剃得光光的，看看衣服，穿的是袈纱，自己问自己：“和尚还在，我哪里去了呢？”
我现在真的象那个解差一样，不知道原来的“我”哪里去了？
清河水库的施工，在一片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进行着。真的在1959年当年合龙，当年拦洪了！
但是恶果是后来暴露出来的：因为盲目改装设备，加大机械负荷，许多台机器，到了59年五六月间，就损坏了大半。又买不到零配件，只好增加劳力。为了抢工期，从下游各县征召了五万民工。在施工最紧张的时候，沈阳所有大专院校的学生，轮流到水库参加义务劳动，到这年八月，总算完成了拦洪任务。有幸的是当年没有来洪水----老天爷帮了大忙！在施工最紧张的时候，数天大旱。农民祈雨，我们水库却希望再多旱一些日子才好呢。
到了1961年，由于全国的大饥饿，国民经济到了频于崩溃的边缘，大跃进的，温度开始下降。
第三章
就在我们水库为完成“翻番”，保证在59年完成合龙和拦洪任务感到重重压力的时候，一项大炼钢铁的任务，又象泰山压顶似的，盖下来了。
1958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熊熊烈焰，好象在在战争中被汽油弹燃烧的土地。那满山遍野的烟火，是全民大炼钢铁中从小高炉中冒出来的。据统计，那年在秋收大忙季节，全国有九千万人“上山”参加大炼钢铁。1957年全国钢铁产量是535万顿，1958年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顿。“一吨也不能少！”中央下了死命令。方针是“以钢为钢”，“小（型），土（法），群（群众运动）”。从当时的新闻导向中可以看出，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的“卫星”，已经漫天遨游了。我们河南省老家最出风头：全省旧称108个县，鲁山县首创日产千吨铁的“千吨县卫星”。禹县则放了日产四千吨的卫星，接着又有不少县放了更大的“卫星”。这么算来，即使是一个县日产千吨，年产量就超过三十多万吨，如果河南省有一半县达到日产千吨，就可超额完成全国的“翻番”任务。钢铁产量一项，当年就可以“超英赶美”了！
那时流行的一句话：“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实在是令人兴奋得头脑旋转的事。
这年的国庆节前夕，开原县委给清河水库党委发了一封邀请函，说是要水库党委全体领导在十月二十九九日，出席县委的庆祝国庆宴会。那时，每个领导成员都忙得只恨自己没有分身术，哪能都去县委吃饭呢？侯润生书记说：“老周，你去吧！替我们向县委表示感谢！”
这样我代表清河水库，在二十九日准时到了县委招待所。
那时的体制，一般地说，县委管不着我们水库的事。按“行政系统”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属于省委和水利部直接领导，但党的关系却在地方。地方开什么会议，传达重要文件，县委通知了我们，也必须参加，县委布置什么任务也是必须接受的。开原这个地方比较穷，他们有时向水库要点小设备和少量建筑材料什么的，是常有的事。我们大都满足要求，这是大企业支援地方建设的责任。我想，县委这顿饭不能白吃，可能又要我们给点什么东西吧？
应邀出席这次庆祝国庆宴会的，有中央和地方驻在开原县的几个大企业的头头，县委各部，县政府各局的领导，约二十余人，主持宴会的是一位姓单的副书记。
饭前在招待所的接待室，大家喝了一会儿茶。单书记没有说什么，只是谈些今年全国的大好形势，令人振奋的跃进消息，农业是个特大丰收年，开原也是一个丰收年等等。吃饭时，在所谓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单书记说：“今天把各位请来，特别是请来中央和省里驻在我县的大户企业的领导来，是要布置一项任务。现在全国都在大炼钢铁，都是“钢铁元帅升帐”，我们县也不能例外。从现在开始准备，十月五号大炼，放一个日产千吨的卫星。……来来来，为我县放一个“千吨县卫星”干杯！”
这是好事，大家一起干了杯。
单书记接着说：“县委研究了一下，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全县总动员，家家户户做到‘白天锁头看家，夜里挑灯夜战’，即达到白天一把锁，夜里满地灯。你们几个大型企业，也必须分担一些炼铁任务。”
现在哪条战线不在大跃进？自己的任务还压得喘不过气来呢，还有时间炼钢铁呀！单书记讲后，一时没有人答腔。
接着单书记对我说：“周书记，在我们县境内，你们水库超过万人，是特大型企业，（实际上我们水库施工队伍高潮时有四万多人）县委分配给你们日产四百吨炼铁任务。”
我象被烫了一下，忙说：“单书记，我们现在主要任务是拦洪。这次大连会议上决定，我们要在明年合龙，当年拦洪呢，这个任务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知道你会说这个话”单书记打断我，“现在哪个企业、单位没有自己的跃进任务呀？----都有！全国‘钢铁元帅升帐’谁也不能说可以免‘升帐’，中央也没有说‘以钢为纲’哪个单位可以例外，本来我们给你们水库五百顿任务，就是考虑你们拦洪，才减少了一百吨的呀！”“不行！”我坚持着“我们回去得研究研究，得水库党委决定。”
单书记有些不高兴：“是不是我们这个县小？……你们是大型企业嘛！”
好象我们看不起县委，摆大企业架子似的。我说：“单书记，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尊重县委领导，但是接受这个任务，不是一件小事，我个人定不下来，真的，我们得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还是那一套老牛破车作风！”“什么事不得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和老牛破车是两回事！”
……
事情就这么僵住了。过了半分钟，就有人打园场：“周书记，你们是大户人家。你们拔一根毫毛，够我们当梁用的……”
单书记又说：“大家看怎么办吧！在第一家，我们就碰了钉子。”
接着又有人给我说项：“你先答应下来，不是回去可以研究吗！”
我想，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晚上六点钟省里有电话会议，我必须在这以前回去。也只好硬着头皮说：“好！我们接受任务！”
单书记说：“好！君子一言！”接着给其他几个大型企业布置炼铁任务。
当单书记和他们布置任务时，我暗暗算了一笔账：按照一般常识：炼四百顿铁，如果矿石含量百分之三十，需要一千多吨矿石，石灰石和焦炭加起来，近两千顿。我转身问单书记，炼铁的矿石呢？”
他指着墙上的一副地图说：“在这里，营城子。这里有一个铁矿。品味虽然不够理想，含量百分之二十多一点，但保证供应……”
我立即走到地图前，按图上目测，和水库的距离约一百八十里。
我又问：“其他原材料呢？”
单书记说：“放‘千吨县’卫星，县委有一个办公室，具体事项由他们安排。”
我觉得还必须补充一句：“单书记呀，我现在虽然答应了你。但回去后还得由水库党委研究决定，我们水库的任务是完成明年的拦洪，否则，让洪水扫荡了下游……你们县可是首当其冲呀！”
单书记说：“这个我们还不知道？老周呀，不是研究，是保证。希望你们水库在放“千吨县卫星”方面，不要拖全县的后腿！‘以钢为纲’没有谁可以例外的。我想，你一定听到了传达：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大炼钢铁，毛主席是定了纪律的……”
我确实听过传达，完不成任务，有警告、记过、撤职、开除党藉等处分。我想，这个你吓不住我。完不成炼铁任务，我不会受此处分；如果明年让洪水冲了下游各县，不仅这些处分，进班房都是有可能的。我不愿和他讨论，说：“吃饭，吃饭！”
饭也完了，全县日产千吨铁放“卫星”的任务也算布置下去了，临告别时，单书记一再叮咐我：“周书记呀，日产千吨县的任务能否完成，你们水库可担着一大头儿呀。回去你就开会，把任务布置下去，准备五天----算上今明两天，是一个星期。十月五号开炼，日产千吨，都算五号一天的产量。到时我们组织一个联合检查团，要认真检查哩！第一站就去你们水库！”
我一面答应一面想：从现在开始干，一个星期后开炼，搞一千吨，都算一天炼的，这是什么‘日产千吨’呀！可是我一想，我们在大连开跃进会时，我们水库实际上今年已经开工，可是算作“施工准备”和他们的计算方法，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彼此彼此。我已经无法再说什么了。
我上了汽车回水库。水库离县城三十多里路。1958年的年景非常之好，全国都风调雨顺，沿途一片丰收景象，但没有人收获。在不少成熟的高粮、玉米地里，成群结伙的农民喊着口号，踩倒带穗的庄稼，在运砖，砌石。可能县委对各公社已经提前布置了大炼钢铁的任务，人们在建高炉吧？
我没有时间细看这极不协调的风景，在飞速行进的汽车上算着帐：县委给水库日产四百吨的炼铁任务，且不说拦洪，也不说现在从大伙房水库搬迁，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几万人进入工地，天很快就冷了。工人和民工，要住的简易房子还缺一万多平米。我们虽然是全国的机械化水利施工单位，但经过大伙房五年的施工，现在满打满算，只有四十多辆大型运输汽车。只搬迁和民工吃粮、烧煤、蔬菜，运输力还不够呢。再退一步说：即使几万施工队伍不吃，不喝，全部汽车都投进去，一起运输炼铁的原料，按照一辆汽车一天到一百八十里路之外的营城子拉矿石，也只能运四百吨，不到炼铁原料的四分之一，石灰石和焦炭呢？……这个四百吨的炼铁任务怎么完成呀！“实事求是”的原则让狗吃了！我愤愤想----只能想想而已！
半个小时后，我回到水库。这时工程局领导都不在家，就剩下我这一个副书记了。来不及和任何同志商量，我立即让秘书通知党委各部，工程局各职能科室，各工区总支书记和工区主任来党委开会。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那时人们的作风真是雷历风行，没有吃晚饭，都到了党委。当时水库有筑坝工区、输水道工区，溢洪道工区，采沙工区，运输工区……十多个总支一级单位，加上局直属单位，共有三十多个干部参加，把党委办公室挤得满满的。
闲话少说，我把开原县委要放“千吨县”卫星，和我们在县委“领”到的日产四百吨炼铁的任务，说了一遍，接着把在路上想好的主意也讲了。我说：“大炼钢铁的意义，全国的大好形势，我就不细讲了，现在全国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我们水库也不能例外。否则人家会‘拔’我们的‘白旗’。现在从大伙房搬迁的任务虽然还没有完成，按大连会议精神，我们又向省委领导拍了胸脯：决定59年拦洪。任务是艰巨中又加一个艰巨。但是，对于目前这日产四百吨的任务，我们还是推委不得的。到底怎么完成，我实在是想不出办法。咱们不是常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吗，对于党委，你们这些工区书记、主任就是群众，你们说说，咱们这日产四百吨铁的任务怎么完成呀……这事就交给大家讨论了……”
会场上先是沉默了一阵，接着了开锅了！“扯蛋！”“根本完不成！”“周书记，咱们不听他们的！”……
我说：“那可不行。开原县委是一级党的组织，按建制，从党的领导系统说，还是我们的领导。我们不接受任务，他们写个通报，说清河水库抵制‘以钢为纲’和‘钢铁元帅升帐’！这样我们受不了。况且到了十月五号那天，联合检查团还要来我们工地检查呢，这事含乎不得！”
这时运输工区刘主任说：“我这话可是在这屋里说的，在这屋说话，在这屋‘了’。不就是县委五号来检查吗，让检查团满意还不好办！现在对于大跃进指标，说得都很动听，谁认真了？这叫‘共产党胡……’我不说了，大家心里明白就行！”
他后面的话是“胡弄共产党”，这是犯忌的话。如果哪一天有人揭发出来，就是他的一条“辫子”。
还是采沙工区任书记说：“想让检查团满意还不容易！你就把心放在肚里，请好儿吧！”
他们居然要我放心，我也就相信大家会有好办法，彼此既不要把话摆在桌面上，更不要说透，这是目前面对实际情况，心照不宣的普遍“策略”。“散会！”我一宣布，大家走出临建土屋，没入工地一片灯海之中。
为了迎接“县检”，我们忙了一个星期，十月五号那一天，根据“党委带头”的原则，我们办公室的几位秘书，弄来一个大汽油筒，里面砌上耐火砖，用黄土和了些稀泥，砌好后，没有等干燥，就生起火来了。用食堂做饭的吹风机一吹，焦炭立即熊熊燃烧起来，发出呼呼声响。旁边堆了几堆矿石，石灰石等原料。因为矿石不够，还从食堂拿了一些旧铁钓、菜刀、火钳什么的，也算炼铁原料。
我只参观过鞍钢那样的大高炉，这样的小高炉还是头一次见到，也算是一种体验吧！
刘秘书说：“该加焦炭了……”
李秘书说：“不对，该加矿石了！”
他的话音未落，一位女秘书将一铁撮焦炭“哗”地已经倒进炉子里了。
炉火的熊熊声，吹风机的嗡嗡声，和大家兴奋的欢笑声混合在一起，这真是一次没有任何规章，任何规程，任何技术要求的游戏。我也在这场游戏中，舞锨弄锹地体验着一种探索性的乐趣。原来炼钢铁并不神秘，可见一切常规都是可以打破的。
我们正在热热闹闹地盼着，希望能在六个小时以后从炉眼里流出铁水来，一辆大汽车停在水库党委门口。那位开原县委的单副书记第一个从汽车上走下来，接着走下来二三十个人，可能是县属各单位的领导和各大单位的头头。我忙迎过去。单副书记见我满面汗水，笑哈哈地说：“嗬，这真是党委挂帅，咱们周书记也上阵了！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表扬我。
我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你单书记亲自来检查，我这个小兵还不得好好表现一番呀！”“什么检查不检查的，我们是来取经的，你们有了先进经验，我们还打算在你们这里开现场会议呢。”
谢天谢地！你们千万可不要在我们这里开现场会议，那我们就倒大霉了！我暗想。随即问：“咱们先检查哪里呀？”“你先领我们哪儿，我们就先看哪儿。”单副书记说。
我说：“按路线，咱先看筑坝工区，再去采沙工区，然后到溢洪道，这样不绕路，我们都坐工地运沙石料的小火车怎么样？”“客随主便。”单总书记说。
大家走了二、三百米，来到党委房后的一列运沙石料的小火车站旁，大家上了火车，“哞！……”的一声汽笛，火车按既定路线开动起来。
沿河沙滩上，山坡上，草地上，一片片，一群群到处是冒烟的小高炉，我也不知道这几天各工区变的什么戏法，一下冒出这么多建筑。真是：“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在发掘群众无穷创造力的今天，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奇迹呢。连我自己也有些相信了。小火车开得不快，迎面吹来的和风觉得分外舒畅。
小火车开到采沙工区，见这片广阔的沙滩上尽是小高炉，我大体上数了数，比室内取暖火炉略大一些，加起来大约有一百多座吧？没有风，在广阔的沙滩上，看着“大漠群烟直”，真有一番诗意呢，站在我身旁的单副书记说：“咱们下车看看！”
单副书记不说，我决不提议下车，我估计有些炉子是只能是坐在车上看的。听了他的话，我只得说：“好！”忙吩咐运输工区主任停车。
大家纷纷下了小火车，早就等待在这里的采沙工区总支书记，迎过来说：“欢迎，欢迎，欢迎指导！”
我说：“你给单书记介绍一下，你们是如何响应党的号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建设起这么多小高炉的。”
任书记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打破一切陈规旧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群众起来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单副书记连说：“好好好！对头，对头，对头！”
接着单副书记看了附近的几堆矿石，焦炭，石灰石等原料堆，我也不懂，不知道这些原料是否合格，我相信这位单书记也不是内行。他检起来一块矿石，我总觉得和普通石头差不多。单书记转身又到一座小高炉旁，几个赤着背膀的工人，正在用铁钎通小炉膛，这天并不热，光着脊背干活，肯定是他们故意显示干劲的。我也不便细问，装做没看见。炉膛里面红彤彤的，好象是铁水。
单书记站着看了一刻，向大家说：“我们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不能搞大的，洋的，只能搞‘小土群’路线，小就是小型，土就是土办法，群就是动员起广大群众，炼铁炉也是一群一群的。你们采沙工区搞得好，县委要通报表扬！”“差得远呢，差得远呢。”任书记谦虚地说。“你们一天能产多少铁呀？”单书记又问。
任书记答：“比较保守的估计，一座小高炉一炉按四十公斤计算，六小时一炉，一炉日产二百四十公斤，我们建了一百二十座小高炉，只我们工区一家，日产生铁可达三十来吨……”
单书记又连续说了三个“好”，“这样我们用不了十五年超英赶美，今年就可以超过他们！”
借单书记和老任说话的机会，我悄悄走到比较远的地方看了几座小高炉，忍不住问老任：“你们这是怎么搞的？边远地方的炉膛里是炼的什么？”“周书记，你就别细问了，咱们不是讲好的，一切由我负责吗？”
我还是不理解地问：“我前天来时，你们这里什么也没有，怎么一个夜晚就冒出这么多玩意？”
老任说：“那还不简单，我们两千多职工，加上家属，出一半人，半个夜晚就垒了这么多。这叫‘一脚踢式’小高炉。现在时兴这个呀！”他说得很自信。
会后到招待所，谈参观体会，单书记先定调子：说清河水库搞得好，思想路线对头。
接着大家谈感想，都说取到了“经”，受到了教育等等。
水库受到表扬，但我觉得脸上有点发烧。
他们很快就到别的地方检查去了。我在办公室好半天没有说话，好象怎么也缓不过来，思想上有一种负罪感。
第四章
从大炼钢铁到深翻土地“不跃”（不要）的丰收“你也吹，我也吹，
全国大地放光辉！”
开原县给我们布置的400百吨炼铁任务，水库的施工并没有受到影响。九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之风，在全国刮了三四个月，而在清河水库，县里布置了任务后，只检查了这么一次，没有谁再来过问。水库过了这一检查“关”，县里不再提及了。好象根本没有过那回事似的。
关于大炼钢铁，这年年底新闻媒介对外公布的数字是完成了1070万吨，达到了“翻”一“番”的目标，而后来内部传达的数字，只有900多万吨，其中有近三百万吨是废渣。因为没有原料，农村中有不少好好的铁锅，犁头等，也投进了小高炉。此风在开原县只刮了那么几天，也有报道说是放了卫星，赢得个“千吨县”美名，风潮很快就消没了。因为不结束也不行，另一项深翻土地运动很快压下来了。
深翻土地是又一个具有全国性的农村群众运动。开原县为了迎接这个任务，工作重点从大炼钢铁转到了土地深翻上。“千吨县”只是挂在墙上的一张表。因为我们水库没有耕地，深翻土地“全民”性的运动，开原县没有给我们分配任务，水库得以全身心地完成明年合龙、拦洪的险要工程----修坝任务。
有一天接到省里通知，要水库党委汇报清河水库跃进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工程进度。我要了一部车子，立即赶赴沈阳。
从水库工地的清河镇到开原县车站，约三十华里。从车窗往外看，一马平川的原野，人们象海洋一样涌动。我让司机停下来看看。走到一片田地里，见一群一群的农民挥动着铁锹，很有次序地深翻土地。因为前些日子农村的劳动力都大炼钢铁去了，成熟的庄稼没有收割。枝叶已经发黄了的稻子、苞米、谷子，现在就那么轻易被挖掉，埋在土里了。在那个年代，“响应号召就是一切”，“运动就是一切”。把成熟的果实埋在土里，当然不在话下。那年全国都说：“丰产了却没有丰收”就是“深翻”的原因。在大刮“深翻风”的时候，没有谁敢问“咱们收获了粮食以后再深翻不行吗？”
深翻土地的来由，也是当时新闻导向的结果：为什么徐水县出产的“一棵大白菜五百斤”？全国到处能“放起”亩产几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的“卫星”？经验是深翻了土地。翻得越深，产量越高。（还有报道：为了增产，给植物浇狗肉汤、注射葡萄糖之类的经验，连农业科学家也不敢揭露这类荒唐事）
我站在那里看着农民把自己一年的劳动果实，一锹一锹地埋进土里，着实有些心痛。我问一个类似小队干部的农民：“你们怎么不先收获，再深翻呢？”
那农民说：“现在不是大跃进嘛，前些日子‘跃’炼铁，最近改成‘跃’深翻，收获庄稼的事‘不要’了。”这里方言‘跃’和‘要’同音。所以他说的“不跃”了，就是“不要”了。
我又一看，他们翻上来的土，已经是黄沙了。这里原来是旧河道，上面种了几百年的地，培养成黑色的“熟土”，这么一翻，反而把“生土”翻上来了，还增什么产呢？这是庄稼人的常识，不是什么“翻得越深产量越高”的“理论”所能推翻的。可是当时流毒全国的“瞎指挥”风，就是不懂这一点（其实不是不懂，不敢说而已）。我又问：“你们要翻多深呢？”
那老农说：“领导说，最浅要翻一尺半，高标准可以翻到五尺，我们来了个‘中游’----只翻三尺。”“这么多土地，全部挖掘三尺，工程量够大的。眼看要上冻了，今冬能完成吗？”
那老农答：“完成完不成，我说不准，但领导已经向上面拍了胸脯，说了大话，说是一个月全面完成深翻任务。现在公社一天要一回统计数字。如果完不成，他不是白说了吗？从前天开始，我们已经挑灯夜战了”。
我按一般土方的“施工定额”，大体估算了一下：一个强劳力，一天开挖土方的工作量是两方。即使拚上老命，一天翻四方算，一个劳动力一个月顶多翻一、二分地，此处人均三亩来地。不吃不喝不睡觉，要完成深翻任务也得两年多时间。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的帐。
正在此时，几个县干部带领着一个文艺队，来现场鼓动慰问。为首的是给我们布置炼铁任务的单书记。我上前和他握了握手。农民见领导来了，挥动铁锹如飞，干得很起劲。
我俩寒暄了两句，他即向群众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现在由我们县宣传队给大家慰问演出，为了不耽误深翻，大家一面干活，我们一面演出，不要看，用耳朵听就行了！”说完一摆手：“演出开始！”
我站着看了几个小节目，其中有一个《甲村乙村比跃进》的快板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快板由甲乙两个演员对唱，代表两个村比赛大跃进。他们先是比养鸡，甲村说我们养的鸡象孔雀，一个鸡蛋两斤重，乙村说，我们养的鸡象驼鸟，一个鸡蛋五斤重；接着甲村又说，我们种的苞米象棵树，一穗苞米五尺长；乙村再说，我们种的苞米穗有电线杆那么高，一穗能打二百斤；接着比养牛：
演员甲唱：“叫同志，你别吹牛，
咱们比一比养黄牛。
咱村的牛，长得欢。
建个牛棚象座山：
十丈高，十丈宽，
咱把黄牛往里牵，
牛头顶着东山墙，
身子露着半边天，
黄牛一抖脊梁骨，
高楼震得塌了天……
演员乙唱：“叫同志，你吹牛皮，
咱村的牛比你奇：
老牛低头来喝水，
清河水库见了底……
演员甲唱：“你的话，是扯谎，
你把我的牛量一量：
牛头站在沈阳城，
牛尾一伸到广东，
想知黄牛身多长，
问问车站才知详，……
演员乙唱：“你这话，理太偏，
和我村黄牛没法攀。
牛头现在兴安岭，
牛肚骑着昆仑山，
老牛山顶蹭个痒，
昆仑大山变平原……
演员甲唱：“你吹破天，吹破地，
往下我也没了戏。”
演员乙唱：“没了戏，就别吹
大跃进的号子还得吹。”
演员甲唱：“你也吹，我也吹，
祖国大地放光辉！”
演员乙唱：“放光辉，放光辉，
人民公社万岁，万万岁！”
我也不知道这个小节目是讽刺还是歌颂，但觉得挺有意思。我向单书记说：“你们这个快板很好，充分表现了人民群众无比的想象力，理想总是从幻想来的，这对于鼓舞干劲有好处。”
单书记也知道我是作家。我这么一吹捧，他很高兴，立即嘱咐文工队的同志：“把你们的油印节目，给周书记一份，也许将来他能写进作品中。”
我接过节目小册子，道了声谢。即继续自己的行程。
第五章
“他乡”偶遇“故知”参观真吹牛假跃进工程
上下内外交插立体流水作业
几乎要了我的一条小命
那时为了“以钢为纲”和保证“钢铁元帅升帐”，铁路运输车辆的安排，只要和运输钢铁原料发生了冲突，一律“让路”，服从“元帅”。为此客车常常晚点。当时还不明白一个极其普通的道理：炼钢铁的人要吃饭，吃菜，炼钢铁需要焦炭，电力，这些不保证，元帅也升不了帐。什么都“全民大办”：大办钢铁，大办电力，大办水泥，大办教育，连文艺创作也大办，“全民写诗”都创造了惊人纪录。结果是：什么都“大办”，什么也“大办”不成。什么都“全民”，“全民”什么也干不了。这个很简单的辩证法，是花了许多“学费”才明白的。从开原到沈阳，本来只要两个小时，因为火车“让路”，晚点四个小时。
在省委开完了会，原来是要立即回水库的。可是党委给我打来个紧急电话，说是要从大伙房水库搬迁的三台打夯机，因为从抚顺车站要不到车皮，一直不能启运。本来我不管搬迁上的事，因局领导忙得抽不出身，水库要我就近直接到抚顺市委一趟，并说：你在市里熟人多，解决这一难题不会费事。我便立即趋车前往抚顺。
这事办得还算顺利，半天就搞到了车皮。
离开市委时，偶然遇见了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傅经理。就是在大连会议上带头批评我们右倾保守并在发言中说他们三天建一座大楼的那一位老相识。他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周书记，不到我们这个小单位参观一下呀？我们现在比大连会议时，跃进又有新面貌了。”
我说：“早就想去你们那里取经了！”
他笑嘻嘻地说：“你们是基建企业的老大哥，我们这个小单位哪有什么经呀！”
我说：“客气，客气！先进经验的多少，可不和企业大小成正比呀！”
他接着说：“在大连开会那会儿，我们是三天建一座明廊式五层楼，经过大连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大家发扬敢想敢干，敢于打破陈规旧律，现在已经缩短到一天建一座楼了！”“哦？”我表示惊讶。
傅经理进一步解释：“我们创造了一种‘上下、内外、交插、立体，流水’作业法，你去看看，如果觉得有点意思，给我们写篇报道什么的……”
我想，现在群众一经解放思想，其创造力真是无穷无尽的，既然遇上了，不看白不看，看了不白看，没有经验也会有教训，从另一个角度讲，去参观一下，可能有助于打破我的右倾顽症，问：“远吗？”
他说：“我们同时开了好几个施工点。最近的那个施工点，汽车一‘嘟嘟’就到。”
我说：“好吧！”
他没有汽车，我让他上了我的车在前引路，不多时到了市郊区一个地方，远远的就见一座鸟笼似的脚手架，是他们正在建设的那座明廊式五层楼房。汽车在工地旁停下来，我们下了车。只见整个工地脚手架内外的施工人员，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象蚂蚁一般。木工的拉锯声，管工的敲打声，加上彼此的呼喊声，象永不停息的乐章。电焊的闪闪的弧光，四处迸溅的火星，又是另外一条风景线。有许多工人光着背膀，满脸汗珠，真令人感动：中国人民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愿望太强烈了！
我在脚手架旁站下来：“我是来取经的，请傅经理给讲解讲解吧！对这种施工方法，我现在是小学生。”
傅经理指指点点地解说道：“我们之所以叫做：上下，内外，立体，交插，流水作业，因为从早晨挖地基和砌砖开始，瓦工，管工，电工和其他工种，同时开干。瓦工砌完第一层楼的砖墙，电工就布电线，管工就安装水暖管道，木工就安装门窗。从黎明开始挖地沟，到这天日落，五层楼一封顶，我们公司就交给甲方钥匙。你一进屋，打开电门，电灯是亮的；打开水管，水就哗哗的淌，打开暖气是热的……”
我说：“真有意思！”但我一面听他解说，目光一面四处扫射。我想，我们在水库施工中，劳动工资科曾经测定过：一个强劳力，八个小时土方开挖的最高定额是2.5立方。这座楼的地基得开挖多少方土？只看脚手架附近挖出来的新鲜土堆，就有五百多方。那么，这样一个窄狭的工地，一米距离布置一个劳力，铁锹洋镐互相就要打脑袋了。即使布置二百人，光地基也得挖一天半，一个早晨怎么可能把地基挖好呢？。其他木工，电工，水暖工，怎么插进来施工？如果不是变戏法，我敢肯定：起码地基坑是事先挖好的。“这地基是今天一个早晨挖的？”我问。
他看我不太好唬，笑着说：“我们昨天做了点准备，今天又起了个大早……”
为不使主人过分尴尬，我也不再深问了，说：“请你带我到上层看看。”
他在前面领着，沿脚手架曲折向上攀登。走到正在砌砖的二层楼，我问：“你一天建一幢楼，从下到上用不用水泥？水泥要不要养生？养生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底层还没有养生，上层怎么继续施工？”
一般400号的水泥养生，最短也要24小时。他吱吱唔唔不知如何回答，过了一刻说：“我们加了速凝剂。”
我忽然听见头顶“咔喳！”一声巨响，接着是连续的咔喳声。我猛一抬头，见一个巨大的黑影从天而坠，在眼看要砸到头上时，我身子不自主地往外一躲，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哗地倒了我一身。
过了两三秒钟，声音停止。我抬头一看，是一个一立方米的运水泥的铁斗，因为钢丝绳断裂，从五层楼上掉下来了。从五楼，砸到三楼，砸断了十几根脚手架，力量得到缓冲，才在我的头顶上停下来，如果我们不在二楼停那么几秒钟，一定会被砸成肉饼的……幸亏我在二楼问了那么几句话，不幸中的万幸。那水泥、鹅卵石却倾倒了我一身，但卵石只有鸡蛋那么大，且是砸到了脊背上，被打得生痛，没有受大伤。
傅经理也被倒了一身泥浆，忙向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出了事，明天的现场会就开不成了！”“他妈的！”我内心骂了一句粗话，在附近的水龙头前只洗了洗手脸，就没有好声气的向他告别了。
他们的“上下内外立体交插流水作业”经验，后来如何，我没有再打听。我回水库后，对于自己这次倒霉的参观，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起。我只是暗暗叹惜：如今这人呀，怎么说起假话，办起假事面不改色心不跳呢？
第六章
度过饥馑年代，解决肚子问题“经验”花样翻新的“现场会”“高级水果高级糖”“五满意”和“五憋气”
由于九千万人大炼钢铁耽误了秋收；
由于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产生了穷队和富队的“平调”风，“大锅饭”措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由于“高指标”压出来的“浮夸风”，根据“高估产”而产生了高征购“过头粮”的后果；（当时根据各地报的粮食产量，全国统计竟达一万多亿斤，使人觉得粮食已经多得没法处理，甚至想出了多造酒的主意和“中国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全世界”）
由于全民食堂化造成粮食极大的浪费；
由于深翻土地全国性的掩埋了大量的粮食；
由于吹大话强迫群众搞了许多面子工程；
由于干部生活特殊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这一切的“由于”，后来中央归纳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平调风，特殊化风。此时“规律”这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来惩罚我们了。这种惩罚的极端严酷性，具体表现是全国性的大饥馑！饥饿象瘟疫一样，很快漫延开来了。
1958年秋天，父母从家乡来信说，现在已经揭不开锅了。我也觉得这种“大坏形势”，还可能发展下去。本来父母以前都来沈阳长住过，因为不习惯城市生活，又回故乡了。那时城市、农村户口控制得还不那么严，我赶紧又把两位老人从河南接到了沈阳。（因为水库拦洪任务太忙，此次是我爱人陶书琴到河南接的。她在乡下见闻很多：农民吃树叶，剥树皮，干部到怀疑农民瞒产私分，到各家搜粮食，大炼钢铁时砸锅等。她把此次河南之行的见闻给作协的同志讲过。到了1959年“反右倾”时，狠挨了一顿批判，幸亏没有给她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城市人虽然普遍减少了供应定量，但到底还有近三十斤的粮食。农村饿死人的现象，慢慢漫延开来。
农副产品奇缺，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普遍取消了自由市场。我记得，有一次我从水库回沈阳，想给家里捎二斤鸡蛋。一个朋友在开原市郊给我找到一个“关系户”，象如今贩卖毒品似的，他秘密地卖给我一斤半，要了我十五块钱，我还千恩万谢讲了不少好话。
蔬菜的价格奇贵，有一个“顺口溜”可以作证：科级干部八级工，不如十斤萝卜一捆葱（指所挣工资）。后来国家为了回笼货币，制订了一个“以高价对高价”的政策，商店出卖“高价”商品，习惯称为“高级商品”----几乎什么都是“高级”的。一斤普通蛋糕六七元，一件衬衫四五十元等等。
对于“高级商品”也有一首“顺口溜”为证：
高级水果高级糖，
高级老头儿进厨房，
厨房没有高级饭，
气得老头住医院，
医院没有高级药，
气得老头想上吊，
上吊没有高级绳，
气得老头肚子疼。
城市只有旧物市场，卖些旧电线、插屑什么的。有一个人端着一筐碎玻璃碴高叫：“高级玻璃碴子，快买吧，谁买高级玻璃碴子！”
工业品有各种“票券”，连买一卷线，也要“线票”，农副产品只是感到什么都缺少，什么都凭本、凭票供应。各种票、证多到三四十种。你也分不清几号票的买什么商品的。最困难的时候连咸盐、酱油、火柴都要票，布票小到一寸一张，食用油小到几钱一张。
因为物资极端匮乏，群众一到商店就生气。货品越少，商店售货员的态度越坏，象“大爷”似的。领导知道群众对商店有意见，在沈阳曾经开展过“五满意商店”活动，即：进商店满意，服务态度满意，买了商品满意，使用商品满意，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满意。实际上我每次从商店出来都憋气，我叫“五憋气商店”：进了商店什么都要票，你想买什么“拿票来！”一憋气；服务态度贼横，二憋气；买商品不准挑，爱买不买，三憋气；商品用不了几天就坏，四憋气；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令人生气，五憋气。----没有丰富商品，搞什么“五满意”服务，岂不是画饼充饥！
因为粮食不够吃，很多家庭做大米饭时，按成员用纱布包着煮，父母子女的亲情也“包”没了。为你吃多，他吃少，引起家庭纠纷。
几乎全国普遍闹浮肿病。当时，实行过一段政策：说是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在困难年月，要保护干部。发一个本可以在“特供商店”买些副食品。属于处级的供应二斤糖，二斤黄豆，老百姓叫“糖豆干部”。十三级以上地、市级的，每月二斤肉，二斤鸡蛋，群众叫“肉蛋干部”。再往上有更高级的特供商店，据说是买什么都不受限制，可是我没有体验过。象我这样的“肉蛋干部”，每月买二斤肉，二斤蛋，全家七口人平均每人一天可吃二钱“蛋白质”，引起邻居们的羡慕。粮食不够，我爱人到野地里去挖菜根，或者走后门，在粮站买点鸡饲料。我这个高干也得了浮肿病，一按小腿出一个大坑。
也是出于在困难年月要保护干部的善意，省委组织部让我们这些人轮流进“学习班”，住在宾馆，看看马列主义的书，同时改善伙食。所谓的“改善”，也就是发几小包葡萄糖，每顿饭弄那么一二条小鱼。但比在家里强多了。况且还可以省下原来一份定量，给家里人吃。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象饥饿也能传染似的，时时都感到饿。有一天，我在家里吃了早饭，到省委食堂又吃了一顿早饭，上午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乘车到大伙房水库参观，水库见我这个“老领导”来了，格外热情招待。他们自己办有农场，那顿午饭格外丰富。我竟吃了三块大饼子，七个鸡蛋，一碗饨茄子，五块地瓜，还觉得不饱，实在不好意思再吃了。下午回省委吃了顿晚饭，回到家里又吃了一顿这天吃了五顿饭！我暗笑自己：“老周，老周，食量如牛”。
就在大饥的年月，说假话、做假事，也刮了不少小风。当时时兴开现场会，这些“小风”都是通过现场会刮出来的。那时我已经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我就经历了这么几个推广“先进经验”的现场会：
一个是“增量法”。当时粮食不够吃，有人就发明了“增量法”。报纸上宣传的是一斤米用增量法，可以做出一斤半到二斤米的饭量。我觉得有点奇妙。到现场一看，无非是多加水而已。粮食中的任何营养都没有增加。
第二是“人造肉”，当时每个城市居民每月半斤肉，每天平均不到二钱，还不够一口吃的。蛋白质缺乏，有人就发明了“人造肉”。人造肉的原料是大豆，经过发酵等程序加工，营养反而减少了，有一种怪味，反不如黄豆好吃。
第三是“超声波化”那年煤炭奇缺，各单位取暖、做饭没有燃料。有人便“发明”了“超声波”。说是超声波省煤，于是到处推广“超声波”。为推广“先进经验”，实现超声波“化”必须推倒烟囱。那时从各机关到各学校，你随时可以看到一段一段砸扁了的铁管，焊着一条薄钢片。说是从那里吹出来的风能产生“超声波”。我在我孩子的幼儿园里，就看到一麻袋超声波头。听了命令“闻风而动”推倒了烟囱的，用了超声波既没有省煤，火还不旺。于是又把烟囱修了起来。那些对“刮风”有了经验的人们，对执行上面“决定”、“号召”步调“慢一拍”的单位，就没有推、扒再重建烟囱的事。
第四，我还参加过一次用淘米水做发糕的现场会。他们的经验说：淘米水中，有不少淀粉，倒掉都浪费了。沉淀一下，这些淀粉可以做成发糕。应邀参加那次现场会的有三四十人。该单位介绍了经验之后，大家到了厨房。大师傅掀开大锅，一锅煊腾腾的发糕冒着热气出笼了。大师傅切给每人一块，一尝，香甜香甜，怪好吃的。我也喜欢做饭。按经验仔细一分析：这样一大锅发糕，没有二十斤干面是做不出来的。我敢说，淘米沉下来的淀粉，一百斤不会多于一斤。这么二十斤发糕粉，需要淘多少大米？我问在场的一位大师傅：“这是你们淘了多少米的沉淀粉？”
这位大师傅脸一红说：“你问我们领导吧！”
那位领导正向与会者介绍经验，我也不便去“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人们都是那么吹，信不信由你！没有谁去捅破窗户纸的，那样常常是自讨没趣！
第七章
两个姐姐到沈阳度荒年
文盲父母比我聪明，
不让我讲真话，“天塌了砸死大家”
咱出那个头干什么？
我忍不住还是上书河南省委
辽宁作协一直住在沈阳城内张作霖府第旧址，人们习惯称为“大帅府”。1959年春节前夕，正是“三九”严冬。一天早晨起得床来，我从后院宿舍，到我父母和孩子住的前楼吃早饭。一进门，见地上放了两个河南农村家织布深蓝印花包袱，我二姐和三姐正和父母亲说话。见我进屋，说：“兄弟呀，我们从老家来了。”她俩们都是五、六十岁的家庭妇女，小时候还缠过足，没有文化，从来没出过远门，事前没有写信，没人到车站接，千里迢迢怎么来到沈阳，又是怎么找到家里的呢？我忙问：“这个地方好找吗？”我三姐说：“好找，下了火车，一问就找来了。”她拿着我以前给家里写信的旧信封。
我说：“先吃饭吧！”
这时父母开始做饭。我大姐在解放后被坏人陷害，惨死了。家里两只有这两个老姐姐。姐弟见面，十分亲热。一面等着做饭，一面说话。话题自然是谈论家乡目前的情况。
她们给我讲的第一个话题是，农村开始饿死人了。本来去年的年成不错。可是因为大炼钢铁，所有劳动力都炼铁去了。粮食没有收获，后来又号召深翻土地，把好好的收成埋到地底下，（和我在开原见到的情况是一样的，足见这是全国性的问题）可是农村干部为了满足上面的“大跃进”数字，说是特大丰产。产量大，就得多交公粮和购粮。农民交不了那么多粮食，甚至花高价去买了上交。就是这样，上边还怀疑农民受上中农或富裕中农的思想影响（从“理论”上说，他们代表“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瞒产私分，又故意“哭穷”。于是公社便命令村干部，带领民兵，在各家到处搜粮食。有的用铁钎子在各家院子里或房前房后，穿地三尺，寻找私藏粮食。实际情况是深翻埋到地底下了。即使收到一点，也吃光了，哪里还有粮食呀？
农民饿得没办法，有人便跑到地里，挖开冻土，捡一些还没有沤成泥的粮食粒吃。没有起的地瓜，在地底下一沤一冻，变得恶苦。还是有人刨出来吃。我村附近有一个大镇子叫留固集，来往运输的大车很多，牲口拉些粪蛋子，有人甚至围上去打碎粪蛋子，捡些牲口没有消化的残黄豆粒吃，可见饥荒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她们还讲到我们有一些亲威，逃荒到新疆去了。说在这里三姐说：“因为家里‘断饨'，来沈阳没有别的事，在兄弟家里吃几顿饱饭。”
我说：“没啥，没啥。这时候你们不来找我这个兄弟，还能找谁呀！”这是姐弟谈话的内容之一。
她们讲的第二个情况是：前年大炼钢铁：各村的青壮年，全都到外地炼钢铁去了。农村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吃“大锅饭”，各家不得私自做饭。大炼钢铁时因没有原料，把锅都砸了。原料还是不够，便把各家的铁饭杓和其他铁制品，都搜走了，甚至门上的铁了吊，也都拧下来拿去炼铁。当时有一个“著名”口号：“谁家墙上留下个钉子，等于隐藏一个美国鬼子！”这个口号的“版权”是谁的“发明”，流传的范围多大，已经无法考证。但其“上纲”的高度，其吓人程度，“帽子”之大，已经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谁家有颗钉子等于藏个美国鬼子”那就是汉奸了！公共食堂浪费了很多粮食，现在只剩下稀汤煮红薯叶了。可是又不让农民自己做饭，就是想做饭，连个锅也没有。
她们谈的第三个情况是“密植”，据说密植能增产，干部便强迫农民密植。密植既不管土壤情况，也不管坡地、洼地，“一刀切”，规定一亩地播下二斗种子，长出来的麦子象铺地的草坪。看来，即使到了麦收季节，也不会有收成。说到这里，她们表现了对前途的绝望心情。
当时粮食产量的换算方法是：三斤红薯算一斤粮食。县里和公社干部，为了表明自己领导的地区增产，命令农民大种红薯。去年种了不少红薯，现在能有红薯干吃就不错了，可是光吃红薯“烧心”。有的连红薯干也没得吃，只好吃红薯梗和红薯叶。
再就是农村干部强迫命令，大搞水利时，干部为应付上边检查，也为了表示农民的“冲天干劲”，在三九严寒，让农民光着脊梁干活。谁不好好干，农村干部动辄打人。滑县从东边的八里营，到县城，挖了一条“运河”，正好从我家门前经过，说是以后从县东到县城，无论运输东西或者行人，都可以坐船。远景目标还有个“河网化”的计划。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十年九旱，根本没有水源。现在河道挖好了，占了不少地，成了一条干河。
两个姐姐所讲的内容，把中央后来反对的“五风”全包括在内了。可是当时是没有人敢公开对外人讲的。
父母亲给两个姐姐做好了饭，饭前谈了这些情况。我一面听讲，心中不禁愤愤起来，怎么可以这样搞呢？我这个人自信为党为国，从当记者时，就爱写“内参”（专给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信件）。吃过饭，我告诉两个姐姐：“你们坐了一天一夜火车，稍稍睡一会儿，休息好了，到后楼再给我详细谈一谈，我记一记。我写封信给河南省委，把你们讲的情况反映一下。”因为她们讲时都有时间、人名、地点，我当时没有纪录，怕写不准。她们答应饭后和我再谈一次。
可是饭后我在后院等了好久，还不见两个姐姐来。我又到前院去找她们。我问她们为什么不来，姐姐说：“咱爹咱娘都不同意你的给上边写信。天塌了砸死大家，咱出这个头干什么！”
由于一贯“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只见老“右”受批，没见“左”者挨整，我父母亲都是文盲，家庭成分又是贫农，历次运动又没有“运动”到他们，他们也不懂得政治斗争中这些“规则”，怎么会知道我给上面写信、提意见，会给自己惹祸呢？中国的农民啊！他们比我还聪明。
此时，三姐说了一句话，至今我还保留在记忆里，印象十分新鲜，她说：“俗话说，理是直的，路是弯的。现在搞‘方田化’，路修直了，理变弯了。你就别叫真，给人家写信了。”
父母既然怕我惹祸，我也没有让两个姐姐再谈。回到后院，我按照刚才她们给我讲的，细细回忆了一番，立即给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甫写了一封信。简要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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