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朴民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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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的历史：被遗忘的历史事件试读：

涂脂抹粉后的历史

真相难觅——“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历史上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是历史重构战胜历史真实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简直就是真实历史遭到蓄意歪曲与重新建构之后所形成的一个神话。“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而以此为题材的戏曲、文学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胫而走,风靡天下。这个故事甚至还进入过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视野,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印证。近年还被拍成电影,让普通民众穿越历史,梦回春秋,重温了一段本来颇为陌生的晋国历史。总而言之,“赵氏孤儿”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影响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家的书斋,更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领域。“赵氏孤儿”的故事内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这样描述的:春秋时期晋国武将屠岸贾仅因与忠臣赵盾不和,且嫉妒赵盾之子赵朔身为驸马之故,竟设计杀灭赵盾家族三百人,仅剩遗孤赵武被程婴救出。屠岸贾下令杀尽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程婴遂与老臣公孙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换日”之计,以牺牲公孙杵臼及程婴之子为代价,成功地保住了赵氏的最后血脉。二十年后,程婴告诉了孤儿赵武这一切,赵武终于痛报前仇。作品描写了忠正与奸邪的矛盾冲突,热情讴歌了为维护正义、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慷慨激昂,雄浑悲壮,大义凛然,感人肺腑。

这是历史戏剧和民间传说中的“赵氏孤儿”,但它可不是凭空捏造、向壁虚构的产物,而是有史实为依据的,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称的《史记》。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国赵氏家族于晋景公三年(前597)惨遭灭族之祸,史称“下宫之难”。赵氏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复兴了赵氏的基业。《赵世家》的具体记载是这样的: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他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所弑一案,并有意借题发挥以诛灭赵氏。韩厥劝说赵朔赶快逃走,但赵朔没有答应。在屠岸贾的蛊惑煽动下,诸将进攻赵氏于下宫,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将赵氏灭族。

赵朔的妻子(史称赵庄姬)是晋景公的姐姐,当时已怀有身孕,变乱中,她仓皇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答:“赵庄姬有遗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不久,赵庄姬生下一男。屠岸贾知道后,便带人到宫中寻找,但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该怎么办?”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你做难事,而由我来做容易的,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藏到山中。程婴偷偷找到诸将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孩子的藏身之处。”诸将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攻打公孙杵臼。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不能随赵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啊!”于是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天啊!赵氏孤儿何罪?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诸将不应,于是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程婴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十五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遭谴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赴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盾和公孙杵臼知道。”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说:“赵武愿意劳苦筋骨来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程婴曰:“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于是拔剑自刎而亡。《赵世家》关于“赵氏孤儿”一事的记叙,显然是一场由忠奸双方演绎的悲喜剧。其具有极强的故事性,浑不似史家的手笔,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传说,读来令人血脉偾张、荡气回肠。后世戏剧、民间故事里的“赵氏孤儿”内容,除了事件发生时间上由晋景公时期换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以及被杀的孩子由旁人的孩子改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史记·赵世家》所记述内容的文学再现而已。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记》中,《晋世家》中有关“赵氏孤儿”的记载就大相径庭,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能以所谓的道德情操标榜。《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赵庄姬与赵婴有奸情,事情败露后,赵婴被赵同、赵括兄弟驱逐出晋国,并客死在齐国。赵庄姬因此怀恨在心,在晋景公面前进谗言加以诬陷,说“赵同、赵括将要作乱”。与此同时,与赵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栾氏、郤氏家族趁机出面为赵庄姬作证。于是,晋国诛杀了赵同、赵括,并灭其族。

变乱发生的当时,赵武跟着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里,并无遭追杀的威胁。不久,韩厥对晋景公谈起赵衰、赵盾的功绩,称如果他们这样的人都没有后人祭祀,谁还愿意为国家效力?于是晋景公复立赵武为赵氏后嗣,恢复了赵氏的爵位和封邑。

这里,“赵氏孤儿”的故事情节就明显不同于《赵世家》的记载了,一是赵氏孤儿根本没有遭到追杀;二是既然赵武的生命安全无虞,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无须存在并出现了;三是关于“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史记》一书中《赵世家》与《晋世家》的记载自相矛盾,应该说《晋世家》的记载更为可信,且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相一致。也就是说,是在晋景公十七年(前593) ,而非在晋景公三年(前597)。因为晋景公三年后,《左传》《史记·晋世家》尚有不少赵括等人参与军政要务的记载,若是该劫难发生于晋景公三年,那之后赵括等再出场,岂不是活见鬼了?四是晋景公所诛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旃则不受任何牵连,继续当着他的卿大夫。《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与“赵氏孤儿”的记载是有其所本的,这个“本”,就是它更早的出处,即先秦原始史籍《左传》与《国语》。换言之,《晋世家》的叙述,与《左传》《国语》的记载基本上相一致。历史学最忌讳“孤证”,《晋世家》的叙述,有更早的文献如《左传》《国语》等,能够进行对勘与验证,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逻辑与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赵世家》的叙述虽生动感人,但却是孤证,难以赢得天下之众的高度信任,因为其更多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构历史,使历史的本相淹没在历史重构的重重迷雾之中。

但即便是《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等史籍有关“下宫之难”的记述相对平直,却同样抹不去真实历史被重新建构的诸多痕迹,同样也伴随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诡异魅影。《左传》等史籍记述“下宫之难”的基调,是展示一次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大宗之间以及各大强卿豪门之间互相倾轧的冲突,斗争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动机,而仅仅是为了排斥对手、消灭异己,攫取更大的权力。这看起来貌似公正,实则不然。但细加体味,我们可以发现,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还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恶爱憎的倾向性态度的。

叙述者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赵氏这一方的,对赵同等人遭遇灭门之祸抱有深切的同情与怜悯之心:晋景公轻易相信赵庄姬的诬告之辞,这难道不是昏庸糊涂?将曾对晋国发展有大贡献的赵氏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刻薄寡恩?让与赵氏有隙的栾氏、郤氏做伪证,给赵氏落实“莫须有”的罪名,这难道不是借刀杀人、蛇蝎歹毒?所以,叙述者虽然表面上是从权力之争的角度叙述这个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处处蕴含着自己的思想立场、价值取向,巧妙地为赵氏鸣冤叫屈,不露声色地对晋公室加以贬损抨击。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真实原因只能是从维护胜利者的立场出发,有意识地对历史加以选择性的重新建构。

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记叙“下宫之难”的史籍中,《左传》是始作记述者,换言之,它是《国语》《史记·晋世家》叙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宫之难”事件的历史重构之发生,穷本溯源,就必须从《左传》说起。

据学者研究的结果,《左传》一书在记叙春秋诸国历史中,以载录晋国的史事最为翔实。那么我们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测,晋国的国史,是《左传》史料的主要来源。现在的问题是,构成《左传》的晋国史料文献是否足够可靠,是否属于不带任何倾向性的客观历史。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以界定《左传》的成书年代和考察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为基本前提。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崔述与杨伯峻的观点较为合理,值得参考。崔述《洙泗考信余录》称言:“战国之文恣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于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于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这里,崔述给《左传》的成书年代大致划定了一个范围:“上距定、哀未远。”

今人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的前言中,进一步加以考证,得出结论:“足以推测《左传》成书在公元403前年魏斯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前386)以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

如果崔、杨等人的考据结论可信,那么,《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在“三家分晋”之后数十年,当时晋国已不复存在,它已作为一个曾有的符号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左传》对晋国历史的描述,具有很显然的追叙性质,而追叙则意味着历史的重新建构有了运作的空间,意味着写史者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可以作有选择性的取舍。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那么其追述春秋历史,一定会打上特定的战国初期的烙印,同时也一定会反映出春秋历史演变的政治奥秘。

其次,我们在考察“下宫之难”的史实时,必须注意到晋国政治生态的嬗变及其影响,必须看到赵氏宗族是晋国政治变迁中的胜利者、受益者。因为对于“下宫之难”这段历史的重新建构,这是其重要的动因。

晋国自公元前669年晋献公攻灭聚邑、尽杀群公子之后,公室衰微,逐渐形成了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这种局面下,国君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国君主要是通过驾驭平衡异姓贵族势力来操纵政局、主导统治;而异姓贵族对国君则是既依附,又对抗,同时,各个异姓宗族之间也是或结盟,或倾轧。这样复杂的政治生态,决定了晋国君卿关系、卿大夫之间关系,不时出现激烈对抗、交锋的场面,势力此消彼长,动荡此起彼落。

总的来说,晋国政治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君权日趋衰微,而强卿大宗的势力则是日益膨胀,渐渐控制了晋国的军政权力。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起伏的。作为国君,自然不甘心大权旁落,殊死反扑;作为大族,则既要向公室夺权,又要与其他大族死磕。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围绕着公室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相互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晋国曾发生了多起君臣弑杀、众卿争斗的闹剧。如晋灵公被赵穿弑杀,晋厉公灭郤氏家族,栾氏、中行氏弑杀晋厉公等事件。而晋景公与栾氏、郤氏联手发动“下宫之难”,剪灭赵氏,只不过是类似事件的又一次上演而已。对晋景公来说,“下宫之难”无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希望通过它来削弱各方势力,以达到巩固公室的目的罢了。

赵氏是晋国诸多强卿宗族中十分显赫的一族,更是赵国政治权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极。从《左传》等史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赵氏一族对晋国政治的参与及其影响,自晋文公时代起,一直非常深入与密切,与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栾氏等大族旋起旋灭有所不同,赵氏在晋国的政坛上长立不倒、绵延不绝,可谓是与晋国的历史相始终:晋文公时代有赵衰的身影,晋襄公、晋灵公时代有赵盾的擅权,晋景公时代有赵括、赵旃等人的张扬,晋厉公、晋平公时代有赵武的登场,晋定公时代有赵鞅的亮相,晋出公时代有赵无恤的表演,他们在晋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纵横捭阖。中间虽然也曾发生过“下宫之难”的波折,导致赵括、赵同等人被灭族,使赵氏的政治上升势头一度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赵氏就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恢复了元气。从晋国末年,攻灭智氏,变“四卿共治”为赵、韩、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453前年“三家分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赵氏一族。

赵氏尤为厉害的是,其头面人物大多老谋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战略智慧,能洞察时局发展之大势,又精明强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办事能力。赵衰的多谋善断、赵盾的睿哲干练固不必多言,赵文子赵武、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等人,哪一个不是顶尖的厉害角色?他们或首创“军功爵制”,在制度建设上有重大的建树,或顺应时代的潮流,主动改革田赋征发制度,在政治角逐中尽占先机之利,才终于在晋国政治演变的舞台上成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胜利者。在当时许多人的眼里,赵氏一族乃是替代晋国、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选。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中,孙子为吴王阖闾预测晋国政治的走向,就明确指出:赵氏宗族的情况,则与范、中行、智、韩、魏等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为畹,二百四十步为亩。不仅如此,其征收租赋向来过轻。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数量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生存。苛政丧民,宽政得众,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入赵氏之手。孙子的看法,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普遍共识。《左传》既然是战国初期才正式成书,而赵氏宗族又是晋国政治权力博弈中的最后胜利者,那么,《左传》在有关赵氏宗族与晋国公室之关系的追叙中,就不能不渗入政治立场选择的因素,站在维护胜利者利益与形象的角度,很自然地会在情感上向赵氏这一侧倾斜,有意无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实的历史,将赵氏塑造成为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与赵氏有矛盾、有冲突的晋国国君扭曲成负面的人物。

于是,本身在为君之道践行问题上有缺陷者,如晋灵公,就变得更为不堪,以此来给赵穿的弑君行为作解脱,并将弑君事件的“影武者”赵盾轻轻放过;而在“下宫之难”一事中,也将品行上没有多大瑕疵的晋景公暗示为偏听偏信的君主,给后人精心编造了赵氏遭遇打压清洗的虚假故事,并把一年后赵氏之案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晋悼公时期赵氏一族的新生力量代表赵武任职主事视为理有固宜、势所必然,加以肯定(1)和推崇:“四军无阙,八卿和睦。”通过这样的“春秋笔法”,为胜利者赵氏抬轿子,曲折而隐晦地证明赵氏等三家分晋、夺取晋国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显而易见,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本相总是由依附于胜利者的史官来解读改造,历史总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构,乃是普遍的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将“下宫之难”这一事件以现在这种面貌呈示在后人的面前,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其实,如果站在晋国公室的立场,晋景公发动“下宫之难”,也是有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换言之,晋景公剪灭赵氏势力,加强君权,是他当时作为君主的自然选择。这为晋景公从事争霸战争创造了必要的内部稳定条件。前面已经说到,赵氏集团自晋文公时期以来,一直是左右晋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其虽然在晋国争霸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酿成过“赵穿弒君”一类的内乱,给晋国争霸带来不利的影响。从史书记载来看,晋景公打压赵氏是由来已久的,在“下宫之难”爆发前的公元前687年,中军帅郤克去世,晋景公果断提拔栾书任中军主将执掌国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限制、削弱和打击赵、郤两族的势力。在当时诸卿中,栾书生活俭约、处事谨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赵氏一族中的赵同、赵括等人仍不知收敛,晋景公忍无可忍,终于以赵庄姬的告状为契机,当机立断,发动“下宫之难”。经过这一事件,赵氏势力中衰,晋国大权转入栾氏之手,而栾氏执政比较谨慎小心,所以,晋景公的君权因赵氏之衰而有所加强。这恐怕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本相。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年赵氏像栾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强卿大族在血雨腥风的晋国政治斗争中遭受灭顶之灾,那么,历史上关于“下宫之难”起因的叙述和性质的判定,一定会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有所不同,不仅如此,更早的晋灵公被弑事件的解读也会截然有别,作为事发之时赵氏一族的领袖人物赵盾,其本人肯定免不了戴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因为,这同样是“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这一规律作用下的逻辑归宿。

如果说,“下宫之难”毕竟实有其事,《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尚能较客观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倾斜上、立场选择上从有利于赵氏的方向作考虑,以至于在事件的性质判定上出现偏差的话,那么,《史记·赵世家》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则突破了历史学客观叙事的基本底线,它将一场权力争斗的事件,演化为一个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故事,这样,历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盖了,历史的正义也荡然无存了。历史,变成了文学;真相,敷衍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戏剧与传说“赵氏孤儿”,则走得更远,编排得更为离谱,连事件发生的时代都由晋景公时期错置到晋灵公时期了,被杀的赵氏人物,也由赵同、赵括等人换成了实际上寿终正寝的赵盾,整个故事的性质也完全成了道德教化的范例。然而,它的能量却大于一般的史书千百倍,民众感化挹注、耳濡目染,将这个杜撰捏造出来的故事视为春秋时期的一段信史来看待,至此,晋国国君的荒淫无道,赵氏贵族的正派可敬,忠臣义士的正气凛然,邪不压正的万古不易,就铁板钉钉,不可动摇了。

因此,如果说《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中有关“下宫之难”的叙述,反映了历史的“近似真实”与“逻辑真实”,还是有根有据的追叙,那么,《史记·赵世家》中关于“下宫之难”的叙述,则已异化成了历史的“想象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的本相几无对应的关系。至于从《赵世家》“下宫之难”中演变而来的民间传说、戏剧故事“赵氏孤儿”,那就纯粹是个传说而已,是杜撰、胡编的“历史”之借壳上市,与真实的历史毫不相涉。

但是,这个历史重新建构的轨迹,却也颇具典范性的警示意义,它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本相是扑朔迷离、幽暗未彰的,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反映,古往今来都受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受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引领乃至诱导,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很有可能并非事实,而仅仅是一个“神话”,即一个在“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总格局下所创造的“神话”而已。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同样一个“下宫之难”的历史事件,他在同一部《史记》中,怎么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叙述?我个人以为,这种矛盾的叙述,这种常识性的漏洞与错讹,司马迁当然不可能没有意识到,否则就不成其为司马迁了。他这么做,乃是有意而为之,即在《晋世家》中,他客观地延续《左传》的说法,以保存所谓的历史之“真”,在《赵世家》中,他又有意识地接受“成王败寇”背景之下赵氏崛起乃“天命所归”的社会认同,将“下宫之难”转型为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神话”,以弘扬所谓的历史之“善”。而他这么操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后世人们以一种强烈的“暗示”:历史的的确确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则往往是残缺的,乃至于歪曲的,后世的人们,可要有所警惕,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始终拥有清醒的头脑,不轻信,不盲从,才能从类似“赵氏孤儿”一类的“神话”迷惑中求得解放,实现超越。

(1) 语出《左传·襄公八年》。

孔门造圣运动

(2)公”的声声悲叹不久后,挥手作别人世间的一切,走向生命的归宿。“哲人其萎”,令人惋惜。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尽管按照古代人的寿夭标准来衡量,“人生七十古来稀”,孔子活了七十多岁,已算是享有高寿、寿终正寝了。(3)“死去元知万事空”,死亡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死百了,至多是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颗石子,激起小小的涟漪,但很快就趋于平静,所(4)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然而,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伟人来说,他的死必定会与社会生活发生重大的联系。他生前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定会成为公共领域的话题,对他功过得失的评价也自然要成为人们关心和参与的方面。做人难,做名人更难,这是孔子身后遭遇的必有之义。

对思想大师生命价值的认识和理解,莫过于曾沾濡其恩泽、与其朝夕相处、受业问道的学生。从这方面来讲,孔子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他“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诲人不倦”“不愤不启”的教学态度,造就了一大批忠实而上进的弟子,史称弟子人数三千,贤人七十,可见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巨大成功。这些弟子之中,除了短命的颜渊、殇于恶疾的冉耕、亡于战乱的子路等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成了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他们对自己的老师充满敬重爱戴的深情,并把这份感情化作实际的行动,对过世的老师百般讴歌,一片颂扬,从而在邹鲁大地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孔子造圣运动。

对于社会上任何有关批评或质疑孔子的言论,他们都义形于色,痛加贬斥。当时有位鲁国大夫,名叫叔孙武叔的,似乎曾与孔子有什么过节,对孔子的成就与地位颇不以为然,曾数次诋毁孔子,并居心叵测地声称“子贡贤于仲尼”。子贡知道后,不禁怒火中烧,义正词严表示:“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仲尼他是诋毁不了的!其他人的贤能,好比是山丘,还可以超越过去;而仲尼他是天上高悬的太阳和月亮,是永远无法超越的。有的人虽然企图自绝于太阳和月亮,可那对于太阳和月亮又有什么伤害呢?只是反映他狂妄无知、不自量力罢了!”旗帜鲜明地维护孔子的地位,不容他人说一个“不”字。你可以指责这些孔门弟子的偏执,但是不能不佩服他们尊师的热忱。

在他们看来,孔子不是凡人,而是圣人,作为华夏文化和知识士人的巨大“图腾”,他高大神圣,永远不可企及:“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5)不可阶而升也。夫子……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子是走兽之中的麒麟,飞鸟之中的凤凰,所有人对他只有叩头跪拜、亦步亦趋的份儿,而绝对没有标新立异、自以为是的资格:“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6)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话虽说得太满,但是就子贡、有若等弟子的初衷而言,却是出于对自己老师的一片真诚。

即便是那些曾遭孔子严厉呵责,不被看好的门人弟子,他们对老师的热爱之情也丝毫没有削减,一样全力以赴投身于这场造圣运动,用最美妙、最动听的言辞歌颂自己的先师。宰我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位曾经因大白天听课时打瞌睡而被孔子贬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弟子,干脆就将孔子与尧、舜相提并论,并进而判定孔子胜于尧、舜:“以予(7)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这样的比喻实在大胆又奇特,可见孔门弟子为了抬高老师的地位,已经百无禁忌,一意孤行了。

就是在这样的一片颂扬声中,孔老夫子从平凡而有学问、随和而有道德的文化人升格为道貌岸然的大“圣人”,这为日后供奉他作“素王”“大成至圣先师”做了扎实的铺垫。

从深处讲,这场由孔门弟子发起的造圣运动,透露了多层的文化信息:孔子与其弟子相交,是仁义之交,是道德之交,属于真正融洽的师生(8)感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因此义存而交不绝,不会出现“人走茶凉”的窘境。其弟子的歌颂赞誉,乃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而不受任何外界的强力驱使或控制。这或许就是儒家学说生生不息、代有传承的内在原因。这一点是法家韩非子之流所永远无法企及,甚至不能理解的。因为按法家的观点,人与人之间都是钩心斗角、彼此利用的势利关系,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不例外:“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9)便,计之长利也。”有血缘骨肉之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尚且如此,那就更不必说没有血缘骨肉之亲的常人(包括师生)关系了。既然人性的本质都是邪恶的,都是丑陋的,人人都有“自为心”,也即“计算之心”,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温情的成分,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那么,师生之间也必定是以势利相交,而以势利相交,必定是利尽而交随之中绝。然而恰恰是这种“算计之心”“自为之心”预设前提的存在,使得法家内部师生反目,同门相残,韩非子死于同窗李斯之手,便是最好的证明,其结果是造成法家在后世学统不彰,声势消沉。

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孔门弟子对先师进行美化歌颂,其实多少也包含着现实功利因素。“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他们既已入了孔子之门,就意味着变成了靠笔杆子混饭吃的“文化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尴尬局面是避免不了的。为了生计,只能把儒家学问这块蛋糕尽量做大做好,而其前提,则是首先要使自己的老师神圣英明化。因为只有当老师的伟人资格被确认时,老师的学问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而自己继续老师的事业,弘扬老师的学说也就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换句话说,歌颂老师便是拯救自己,老师是圣人,那么做学生的,不济也弄个贤人的头衔,甚至于登上“亚圣”“述圣”“复圣”“宗圣”的宝座。这叫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儒家师生处于一个共同的生态圈中,利益与损害对大家来说是休戚与共的事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孔门弟子的造圣运动,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这就是“歌德”风的蔓延。孔门弟子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因此歌功颂德、鼓吹表彰总能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具有更大的蛊惑性和煽动性,而不必忧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局限。这一传统沿袭下来,便造成所谓的“歌德”文化,阿谀奉承之风愈演愈烈,溜须拍马之徒层出不穷,士气堕落,官场黑暗。老大的专制帝国就是在不断的造圣运动中一步步走向末路,最终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陷于崩溃。

(1) 唐代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

(2) 《论语·述而》。

(3) 宋代陆游《示儿》。

(4) 晋代陶渊明《拟挽歌辞二首》。

(5) 《论语·子张》。

(6) 《孟子·公孙丑》。

(7) 《孟子·公孙丑》。

(8) 唐代韩愈《师说》。

(9) 《韩非子·六反》。

(10) 《论语·子罕》。

(11) 《论语·述而》。

(12) 《论语·卫灵公》。

(13) 《论语·雍也》。

(14) 《论语·里仁》。

(15) 《论语•卫灵公》。

(15) 《论语•卫灵公》。

汉武帝“建元改制”的政治风波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当时的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未央宫。当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上皇帝后,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改年号为“建元”,至此,西汉的皇权政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历史的神奇之处,就是政治文化生态往往折射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性格与气质。汉武帝的上台,意味着西汉政治将一改“文景之治”的内敛低调、平和稳重,而转变为恢宏张扬、大开大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武帝本人的气质有关,呈示出强烈的个性色彩,换言之,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好大喜功,决定了西汉政治文化在他登基伊始,即开始全面转型。

庄春波教授在其《汉武帝评传》中有云:“刘彻的精神素质继承了曾祖刘邦的大度、祖父刘恒的沉潜、父亲刘启的果决”,同时“也秉承了母系工于心计的特点”。诚哉斯言。不过,如果要更精确地描述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其实只需要用两个字就可以了,即汲黯所说的“多欲”。

这位皇帝陛下,不仅仅是生理上“多欲”,更是心理上“多欲”。从他当少年天子起,就受内心冲动的强烈欲望所驱使,不断地渴望,不断地追求,不断地纵欲,不断地超越,这种情况贯穿于他的一生,永无止息,至死方休。而它也恰恰成了汉武帝政治的鲜明个性风格,影响并制约着西汉政治的历史进程与时代精神。

任何事情都是利弊相杂的,利中有弊,弊中寓利。汉武帝的“多欲”个性气质同样没有例外。“多欲”给他带来巨大的辉煌与成功,但“多欲”同时也给他造成明显的失误与挫折。荀悦称其“恢万世业,内修文学,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粲然存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1)武,百姓空竭,天下罢弊……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

桓谭的观点也差不多:“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武,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乃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此可谓通而蔽者也。”很显然,汉武帝成就有多大,其过错同样有多大。

我们在这里暂且撇开汉武帝一生功过不说,他那种“内多欲”、不安现状、热衷折腾的性格特征,也很容易在施政治国过程中患急躁冒进、好大喜功、眼高手低的毛病。他即位伊始所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建元改制”最后落得个虎头蛇尾、无疾而终的下场,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文景之治”是汉代历史上最美好的阶段,“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使大汉皇朝在秦末农民暴动与楚汉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经济、安定民生、和谐政治、走向强盛:“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2)马,仟佰之间成群。”不过,太阳底下有阴影,辉煌背后有危机,“文景之治”的无为放任,也导致了地方势力离心力增强,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管治效率不够彰显,国防政策消极保守,所谓“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3)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的确面临着所谓的“更化”改革问题,使通过“文景之治”业已形成的经济上的积富之势,卓有成效地转化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积强之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汉武帝登基后热衷改革,打破几成惯性的因循守旧局面,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愿望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何时实施改革,怎么推动改革,使“更化”稳妥扎实地向前迈进,避免引起既得利益势力的强烈反弹,化解各种阻碍与消极因素,则需要有最大的政治智慧与杰出的领导艺术。滞于犹豫,过晚改革,固然不可取,但不谙政治形势,一厢情愿,过早发动,激化矛盾,惹火烧身,同样是幼稚、鲁莽的行为,同样会落入南辕北辙、进退维谷的困境。《国语·越语》所载范蠡之言“时不至,不可强究”,对于如何高明地把握战略时机,在事业奋进过程中做到拿捏分寸,收放自如,恰到好处,始终具有不可忽略的哲学启示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汉武帝的“建元改制”,我们不能不指出:汉武帝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改革中,不免过于冒失、仓促行事了。“建元改制”遭遇狂风暴雨,被搞得灰头土脸,最后夭折早亡,并不是偶然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武帝的张狂个性、忘乎所以、率性冒进所引起的。

汉武帝在推行“建元改制”过程中的最大政治不成熟,毫无疑问,是他急于改变已行之多年的统治指导思想。汲汲于变“因循无为”的“黄老之道”为积极进取的“儒家教化”。

自西汉王朝建立以来,汉武帝之前的统治者始终奉行的统治理论与原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君主南面之术,致力于“因循虚静”,与民休息。这种文化氛围,笼罩着整个汉初政治生活,“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4)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虽说儒家学说在当时仍有相当的影响,儒生群体在当时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但在官方统治思想“黄老之术”面前,毕竟是处于下风,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5)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故充其量,只能看成是一股蓄势待发的潜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景帝到武帝初即位时,朝廷中拥有老资格和特殊权威的政治老人窦太后,是“黄老之学”的忠诚崇拜者与倡导者。她秉持大政,独裁朝纲,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朝廷的真正掌门人,面对她的强势、她的专断,即使贵为天子的汉景帝,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委曲求全:“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6)《黄帝》《老子》,尊其术。”可实际上汉武帝在对统治思想的关注与抉择上,与其祖母窦太后迥异其趣。在他看来,无论是进取还是守成,做到“定天下,万物伏”,提倡君臣父子伦理纲常、强调尊祖忠君的儒家学说,是远胜于“因循虚静”的“黄老之道”的。所以,他要在“世之(7)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较量过程中选边站队,以帝王之尊来扭转并改变儒、道思想在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基本格局,从而为汉王朝的政治统治重新选择在他看来更为合理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是行动派,想清楚后就着手部署落实。需要指出的是,在尊崇儒学的过程中,他是形式与内容相并重的,既有更多的体现形式特点的礼制构建,如建明堂、建制度、易服色、正律历、兴礼乐、行封禅、定军规等等,更有实质性的统治理论基础的再次抉择,主要是官员的岗位调整,具体施政的指导引领,双管齐下、致力于克期成功。一时间,儒学呼之欲出,儒生跃跃欲试,政治文化气氛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总是有不少人在那里观察和揣度皇上的意图,希望能投其所好、夤缘而进。这本是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一点也不让人诧异的。当然,如果自己的想法与君主的思路合契,那就更是一拍即合、天遂人愿了。

当时,刘彻的左膀右臂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都属于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对儒学并无造诣,对儒生也没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当看到汉武帝如此热衷儒家的这一套东西,他们就迅速明确态度,调整立场,跟风而上了。由于他们握有荐人用人的权力,于是就把一些儒生拔擢到相当高的官位上,为重振儒学创造条件,打下基础:“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以(8)礼为服制,以兴太平。”

当然,他们这么做是与汉武帝的内心愿望相吻合的,这样,才能够速(9)见成效:“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赵绾、王臧等人骤至高位,刚开始时尚能注意分寸,比较收敛,不敢过分张扬。所以,其初步的举措还是倡导“设明堂,行封禅”等等,基本上做些形式上的礼仪整顿,而不曾去触动最高统治指导思想这个马蜂窝,治标而不治本,所谓“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云云。即在田蚡等人的鼓动、支持下,上奏请立明堂以彰显天子权威,筹备封禅大典以神化绝对皇权。

不过,设明堂也好,行封禅也罢,都是有相当难度的技术活。在秦火余烬之后成长起来的赵绾、王臧这批儒生,在知识积累、学术水平方面,乃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能言之不必能行之,能行之不必能言之”,提倡容易,落实困难,折腾半天,似乎成效并不显著。以“崇论宏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为己任的汉武帝见状,多少有些不耐烦了,流露出失望的情绪。赵绾、王臧之流眼见情况不妙,就只好祭出最后一张好牌,请出自己的老师申公培前来帮忙。

于是,他们很可能在汉武帝情绪尚好的间隙,将申公郑重地向汉武帝作了推荐。汉武帝“病急乱投医”,很快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也许,在他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多是理想化的想象而已,大多情况下,老师的学问一般都要胜过学生的。为此,他郑重其事下特诏,将赵、王诸人的老师,著名“鲁诗学”大师申公礼聘入京,以备咨询。当时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老翁,“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汉武帝生怕垂垂老矣的申公经受不起长距离的旅途颠簸,还专门派出了可减轻车辆震动的蒲轮安车去迎接,真可谓求贤若渴,体贴关心,无微不至!

申公这人可不简单,他八十多岁可不是白活的,尽管长期僻居乡下,边缘政治,可政治敏锐性这根弦绷得很紧很紧,对朝廷政治的细微动态了如指掌。从内心的真实意愿说,他对儒学的重振是乐观其成的,也希望汉武帝所倡导的“建元改制”能顺利成功。但他同时又是非常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知道光有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看时机是否成熟,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往往会适得其反。受这种想法的主宰,申公到了京师长安后,入住高端的“五星级”的酒店,过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悠闲生活,可就是保持令人匪夷所思的缄默。他既不臧否人物,更不非议时政,显示出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气象。

汉武帝是一个耐不住性子的人,他可不愿投入这么大的成本而请来一座只会吃饭、不会说话的尊神。于是,他一再向申公请教治国安邦之道,希望申公能为大汉王朝统治指导思想的转型提供足以服众的建议。在汉武帝这样非常诚恳的态度面前,申公也只能打破沉默,开口说话了。但他的话依旧是十分简洁,简洁到只有两句:“为治者不在多(10)言,顾力行如何耳!”

这里,表面上是申公学风质而少文的体现,即要求汉武帝少摆弄儒家夸夸其谈、繁文缛节那一套,懂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少说话,多办实事,实际上,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其中实有深意存焉。换言之,这仅仅是谜面,谜底另有意思,需要用极大的政治智慧,方可真正解开这中间的密码。因为在这短短的两句话背后,集中反映了申公所强调的如何在推行新政、发动改革过程中把捏分寸、掌握时机的战略意识。

应该说,申公对汉武帝崇圣尚儒的内心渴望是洞若观火的,对汉武帝不计成本将他从千里迢迢之外迎到京师的动机也是心照不宣的。本来,皇恩浩荡、投桃报李、顺着汉武帝竖的杆儿爬,拣汉武帝喜欢听的词儿说话,乃是很合乎情理的事情,这叫作“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但是,申公毕竟不同于通识时务、善于面谀阿上、曲意逢迎的叔孙通。他出于对江山社稷的负责,对汉武帝事业的负责,也是对自己人格精神的负责,还是要说真话、说实话。

在申公看来,汉武帝的志向可以理解,汉武帝的魄力值得敬佩,但汉武帝急于求成的做法则是错误的,如果一意孤行地做下去,必定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这种错误,归根到底,是朝廷内外的黄老政治空气依然凝重,推行新政的战略时机还不成熟,一味蛮干,只会是欲速则不达,自取其辱。

而申公之所以认为汉武帝在当时推行新政属于战略时机不成熟,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汉武帝的祖母大人窦太后还健在,不但健在,而且还拥有在朝廷中的特殊权力与影响。众所周知,窦太后是崇尚黄老之道的,对儒学与儒生并不感冒,“以为儒者文多质少”。汉武帝设明堂,延揽儒生,已让她十分恼怒,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11)儒术,贬道家言”,则让窦太后更为不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全面推崇儒学,将其取代“黄老之学”而成为国家统治思想,那么,一定会彻底惹恼窦太后,招致不测之祸,甚至会撼动汉武帝的皇帝宝座,毕竟,窦太后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者,当年的太子刘荣既可废黜,如今的皇帝又何尝不能更换?很显然,申公对汉武帝一味进取、大搞特搞所谓“建元改制”的做法可能会引起的后果是忧心忡忡的,他希望劝诫汉武帝,提醒他全面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需要的是曲意顺从,韬光养晦,等待机会。

可是申公是明白人,他懂得疏不间亲的道理,这种谨慎的政治敏锐性,决定了他不会也不敢在汉武帝面前把对窦太后的顾忌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于是他才以迂为直、曲里拐弯说上一通“为治者不在多言”之语,希望汉武帝能够透过谜面来猜出谜底。

不过,此刻头脑已经发热的汉武帝是无法理解申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的。他正沉浸于改制的初步成功的狂喜之中,根本听不出申公话中的弦外之音,也不会去考究谜面背后的谜底。恰恰相反,他把申公的言简意赅看作是徒有虚名而已,于是只让申公当了一个可有可无、聊备咨询的太中大夫。

老师帮不上忙(或者说是不肯帮忙) ,汉武帝只好回过头找老师的学生来抬轿,于是,他更加信任赵绾、王臧等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左膀右臂。而赵绾、王臧诸人的水平显然不如老师申公,很快就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了,在险恶的政治不归路上死不旋踵地大步行进,写下了政治上的最大败笔,酿成了生命中的致命苦酒。这就是他们居然在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12)政,请皆罢。’奏可。”

当然,在推动此事的过程中,王臧、赵绾等人还是对窦太后的威权有所忌惮的。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地将罢黜“黄老之言”列入任务的清单之中,免得投鼠忌器,直接冒犯和触怒窦太后的天威,招惹不测之祸,而只是将法家、纵横家的学说作为直接打击的对象。当然,这也是一种投石问路、旁敲侧击的方法,想以此来观察窦太后的反应,之后再相应地推进改革。

可是,他们也太低估窦太后的智商和政治魄力了。他们的奏议中所包藏的祸心,窦太后洞若观火,一清二楚。她知道,赵绾、王臧之流主张废黜法家、纵横家学说,不过是虚晃一枪,属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窦太后看来,赵绾、王臧之辈的真实意图,是针对“黄老之学”而来,是企图用儒学来替代“黄老之学”,从而实现国家统治指导思想的鸠占鹊巢、李代桃僵。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本动摇的政治和平演变问题,居心叵测,莫此为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作为“黄老之学”的坚定信奉者,作为西汉王朝当时实际上的最高权威者,窦太后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可恶的政治挑衅行为的。她决定反击,给对手及其幕后支持者以最严厉的惩罚。

窦太后的雷霆之怒,很快就落到了赵绾等人的头上。当强大的政治权威如泰山压顶之势扫荡过来时,儒生人物的赵绾、王臧等人,丝毫没有抵抗的余地,只能是大败亏输、束手待毙:“窦太后大怒。乃罢逐(13)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在窦太后的绝对权威面前,作为赵绾、王臧等人后台的汉武帝也扛不住了,不得不忍痛割爱,丢卒保车:(14)“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

赵绾、王臧入狱后,知道窦太后不会善罢甘休,如果她穷根究底到汉武帝那里,其皇位就会岌岌可危。为了保住汉武帝,赵绾、王臧最终做出了平生唯一一个最正确的决定:“皆自杀”。

至此,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较量中,窦太后终于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汉武帝以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为封建帝国统治指导思想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偃旗息鼓、灰飞烟灭。

建元六年(前135),身历四朝的政治老人太皇太后窦氏终于抗衡不了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寿终正寝。这时,汉武帝的政治“禁锢期”才告终结,他终于拥有了全权,可以乾纲独断、随心所欲了。这样,确立儒学统治地位的时机才完全成熟。汉武帝于是乎才得以堂而皇之地征召“贤良文学”们询问治国安邦之策略,并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子大夫(15)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1) 《艺文类聚》卷十二引《汉纪》佚文。

(2) 汉代班固《汉书·食货志》。

(3) 汉代班固《汉书·食货志》。

(4) 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司马氏父子异尚》。

(5) 汉代班固《汉书·儒林传》。

(6) 汉代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

(7) 汉代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8) 汉代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9) 汉代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

(10) 汉代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11) 汉代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12) 汉代班固《汉书·武帝纪》。

(13) 汉代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14) 汉代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

(15) 汉代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自从汉武帝深谋远虑,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儒家学说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了自己在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帝、成帝在位时,公卿之位,以经术进身者始终占有很高的比例。如经师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都位至丞相,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东汉的状况亦大多类似,如桓荣习《欧阳尚书》,好事连连,一门三代为帝王师傅;桓荣学生杨震青出于蓝,一门三代为三公。儒家的身价可谓今非昔比,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在社会思潮中的大致定位。

然而,形式与内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儒学名义上虽然取得了至尊无侔的地位,但是,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贯彻却往往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汉代统治者轰轰烈烈的尊孔崇儒之举,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饰太平而已,汲黯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正道出了这个奥秘。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这种内法外儒,儒法并用的特色尤为显著。用汉宣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元帝、成帝之后,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从本质考察,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霸王道杂之”的做法依然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元帝时匡衡上疏中的内容就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2)颜师古注末语称:“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这表明当时真正掌握管治资源的是一大批“俗吏”,他们对“儒学”根本不屑一顾,仅仅凭恃“刑法”治民,而其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只是将“教化”挂在嘴上而已,而未能真正落实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则处理日常政务的,也就是召信臣、韩延寿、何敞等极少数号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则通常汲汲于以法刑施政驭民。如薛宣就明白(3)透底:“吏道以法令为师。”这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可谓是“霸王道杂之”的具体注脚。

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些硕士宿儒虽然动辄以“师道”自居,以为自己负有弘扬儒家理想的崇高职责,但实际上往往是他们自作多情、自鸣得意,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错觉罢了。在拥有决策权或行政权的官僚眼里,他们不过是点缀装潢门面的工具,高兴的时候摆放出来,装装样子,博一个尊儒崇学的名声;不高兴的时候,就冷落一边,姑且当作一群尸位素餐的文化帮闲豢养起来。成帝时代的琅邪太守朱博的态度称得上是典型。这位朱博,特别讨厌读书人,“尤不爱诸生”,到地方上任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饭碗,“所至郡辄罢去议曹”。儒生如有讲仁义、行德政之类的建议,他总是一副不耐烦的嘴脸,一再表示自己只依靠法令,至于“仁义德化”的“圣人之道”就统统见鬼去吧:“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4)尧、舜君出,为陈说之!”

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汉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前5)他在一个月之内先后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这时的儒学表面上定于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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