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对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宋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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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对话试读：

宋瑞和戈德比教授合作的这本书，以“交谈”的方式“寻找中国的休闲”，令人充满好奇，也充满期待。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以何种方式“交谈”，“谈了什么问题”，“谈论中是否有交锋、有冲突”，“交谈的结局如何”……书稿尚未打开，我的脑海里便冒出了这些问题。戈德比教授发来邮件邀我作序，我欣然应允。

戈德比教授是我的老朋友，1998年我作为第一位受邀的中国学者访问了他。在他的助力下，我于当年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五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其中有他的两本专著以及与他人合作的一本。这套“译丛”很快在中国售罄，并连续再版。随后戈德比教授便成为刚刚兴起的中国休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并与中国休闲学界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六年来，他成为中国学者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护花使者。

戈德比教授在美国休闲研究领域是受人尊敬的资深教授，《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产业》、与托马斯·古德尔合作的《人类文化思想史中的休闲》、与约翰·P.罗宾逊合作的《时间分配的社会学调查与方法》都是他的代表著，对国内外学界影响很大。他善于科学分析当今世界的各种变化，并始终把休闲问题置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观察与瞭望。这已经成了他的学术特色，并独树一帜于美国休闲研究学界。我始终记得16年前接受他邀请时，他在电子邮件中给我提出了若干问题，希望与我讨论，诸如：中国老龄化、城市垃圾处理、留守儿童、移民问题、互联网时代的劳动用工问题等等。当时，我很是不解——这些问题与休闲有什么关系呢？他对中国问题的高瞻远瞩，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由此可见他学术研究的独到之处，以及对中国问题的深远思虑。这么多年以来，他倾心于研究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休闲问题，倾心于对中国休闲研究的扶助及人才的培养。他的良苦用心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

我与宋瑞也相识十余年，亦是朋友。她多年来从事旅游与休闲的交叉研究，近些年一直主编“休闲绿皮书”系列，在业界、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三年前赴美国访学，并师从戈德比教授。这本《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交谈》可以看作是她此次访问的重要收获。我想，这首先得益于宋瑞的勤奋与刻苦，其次是她良好的英语优势为这次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书虽为二人合作，却是在同一主题下各抒己见，在体例上似乎有些“另类”。因为是“交谈”，所以尽显灵活、轻松，显得形散而神聚；因为要“寻找中国的休闲”，所以二人纵横捭阖，不乏真知灼见。

书中，他们共同关注了休闲与日常生活、休闲与城市、休闲与自由选择、休闲与承载力、休闲与街道、休闲与环境、休闲与未来等话题。这种内容设计很符合戈德比教授一贯的学术追求和学术风格——在务实中延展战略思想，而战略思想却又实实在在地扎根于现实与生活之中。在过去16年中，戈德比教授数十次来访中国，多个城市与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更留下了他对中国人休闲生活方式、休闲与可持续发展、休闲与人文关怀的深切思考。

在北京、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他眼见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忧虑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间严重不足。因此，他以美国为例，提出“核心性休闲活动”的建设，甚至提出可以提供“可移动”休闲服务，比如邀请艺术家到社区表演等形式，不仅丰富市民生活，减少社会冲突，还可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形象。他对中国城市居民的休闲生活很感兴趣。一次在北京，我带他到附近的公园，看见很多人在跳交际舞，我们驻足观看，他也受舞者之邀，与人共舞。他感受到了北京人的热情、奔放。然后，他对我说，北京作为特大城市，休闲场所不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民众因地制宜创造了各种休闲形式，并愉悦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很好的休闲方式，以“非正式的市民团体协助解决了休闲制约问题”，“就休闲、娱乐、公园、文化生活、运动和相关领域而言，中国必须创造出自己的变革模式。这种变革模式会让中国变得更美丽，因为它扩展了闲暇时间人类得到成长和愉快的机会”。（见《休闲与日常生活》一章）

再比如，关于休闲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他对中国“休闲城市”的评定另有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难有真正的休闲城市，这个概念在中国很难付诸实施”（见“休闲与城市”一章）。他的坦诚是一贯的，他从不附庸某些时髦或功利的噱头。作为学者，他喜欢调查、观察、体验、获得第一手资料，然后建言献策。这些细微之处，足见他的人品与学品。

记得有一次我陪他去河南的路上，火车途经河北一带时，他指着窗外散落的农舍问我，这一带农户家的厕所怎么解决？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他说，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休闲问题不是学者笔下所谈那么轻松、那么单纯。我们可以从本书多个篇章中看到，对事物的细心观察带给他的或欣慰或忧虑的情绪。中国犹如他的第二故乡，让他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休闲与街道”一章中，他说，汽车，不仅是一个交通问题，更像一个哲学问题；汽车正在终结中国作为一个高度集体化的社会的历史。同样，汽车造成的大气污染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中国，情况更为严峻。不仅如此，街道作为社区和人民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却因交通对街道的扩张，给行人带来安全隐患，让孩子们没有了玩耍的空间……

他在书中还直言不讳地讨论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他说得很干脆——“中国的污染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其他事情都免谈！”“中国环境污染程度之深令人难以置信”。他查阅和引证了中国权威部门的大量文献和数据，比中国学者搜集到的还多。可见他是花了大功夫的。16年前，当他与我谈到城市垃圾问题时，他手头就有一份“垃圾包围中国城市”的资料。那份忧心，犹如对待自己的家。正如宋瑞所言：戈德比教授擅长从广阔的视角和人类长期社会发展进程出发去研究休闲、展望未来，他运用想象力带领我们去拥抱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宋瑞在与戈德比教授对谈这些话题时，也表现出了“对话”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其特点正如宋瑞自己所言：“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措施；既有宏观发展背景，也有个体微观体验；既有理性思考，也有强烈感情；既具有数据，也有感触。”（见第一章“发现休闲”）在某些观点上他们有共识，但似乎也有“冲突”。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多元“对谈”场景。在休闲理念、休闲赋权、休闲与日常生活、休闲与城市、休闲与自由选择、休闲与承载力、休闲与街道、休闲与环境、休闲与未来等问题的对谈中，宋瑞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戈德比教授以及众多的西方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文化传统、中国当代社会都有重要帮助。戈德比教授说：“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显然，她能够引导我理解中国的休闲。”（见第一章“发现休闲”）宋瑞在一年的访学时间里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也听了许多课程，这使她眼界大开。在这本书里，她把相关文献、资料、数据有机地穿插在文中，每个细心的读者都会从中获益。书的后面还附录了“世界怎样看待中国：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和“休闲服务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两个文本。这些对于中国研究者和相关决策部门都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人的休闲在哪里？戈德比教授说：每一种文化都发明着休闲，每一个时代也都如此。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休闲生活方式，这并不是文化的优劣，而是他们有各自的传统。作者希望让中国人明白——你们应该相信自己，展望你们的未来，找到改善生活的现实道路。这并不意味着摒弃所有的外来事物，只是想提醒一下，好点子来自全世界，当然包括中国自己。宋瑞说：预测总是有风险的，没人能准确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那里，人们更加自由、有效、平等地享受休闲。

作为两位作者共同的朋友，我对他们的作品有幸先睹，并从中受益。感念戈德比教授在古稀之年，依据他几十年的教学智慧、咨询经验和多种文化阅历为当代中国发展出谋划策。我想，无论是学界、业界乃至各级决策者都应当倾听他的声音，分享他的思想。宋瑞作为年轻才俊正在步入事业的盛年，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说小一点是为中国人休闲生活方式寻找最佳路径而尽学者之责；说大一点如果能在休闲理论上有所突破，那么对正在转型的中国——无论是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律法生态、人文生态还是文化生态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而现实的影响。

毕竟，中美两国，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很多方面没有可比性，当然很多方面也不用比。但是，休闲发展终究是有“准星”的，这个“准星”应当是——休闲：文化的基础（皮普尔）。休闲，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的理念；休闲能成全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亦能拖累甚至毁坏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谈论休闲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无论在历史上、当代还是将来。“寻找中国的休闲”仍然任重而道远，希冀二位矢志不渝，在中美文化交流的互动中，找到大洋两岸休闲价值的共同所在。中国休闲研究中心主任马惠娣2014年11月25日序二休闲：人的天性，人的共性

宋瑞博士和杰弗瑞·戈德比教授的新著《寻找中国的休闲：跨越太平洋的对话》即将付梓，宋瑞瞩我写一些话，于是我在出差途中，借助高铁安静的环境，读完了这本书，感慨良多，写下来，不敢称序，只能算作读后感。

这是一本很好看也很好玩的书。两位作者，一老一小，一西一中，通过对话的方式，探讨休闲理论，尤其是中国和西方休闲意识和休闲行为的不同，借助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分析工具，又通过调查统计等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古今中外天南海北了一番，如同抽丝剥茧，层层深入，说了十一个题目，引人入胜。

戈德比先生我见过几次，第一次是在北京，当时马惠娣老师组织了一套“西方休闲研究译丛”，共计五本，把五个作者请到中国，开了一个会。这是我第一次系统接触休闲理论，颇有收获。在会上我提了一个问题：这套书，从人类思想史上的休闲，说到21世纪的休闲，甚至说到妇女休闲和残疾人的休闲，为什么没有提及休闲经济或者休闲产业？戈德比先生的回答是，“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我当时感慨，这就是阶段性差距，不在于技术环节，根本在于理念。之后，又几次见到老先生，风度翩翩，知识渊博，见解深刻，尤其是他对中国的感情，显然是从文化品位出发的，具有超越性。我与宋瑞也接触多年，她勤奋治学，俨然成为学霸，也隐隐有大家气度。这自然也和文化追求直接相关。

时至今日，悠悠15年时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参与了大量的中国休闲发展的实际工作，深切感到，这种阶段性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在学术界，理念基本接轨，至少能与老外对话了。在具体项目上，差距仍然较大，用传统观光旅游方式做休闲项目的现象很普遍。在政府部门，差距更大，多数官员人云亦云，不知休闲为何物，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从顶层到基层，在官本位的传统和现行体制下，以战争年代和革命时期的方式对应和平年代和建设时期，也确实很难理解休闲。这本书视野开阔，条分缕析，比较透彻地说清了这些问题。

仔细想来，中国的休闲似乎也没有那么复杂。休闲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共性，不分中外，无论古今。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下，说法不同。

第一，关于好吃懒做。骂一个人好吃懒做，是很严重的批评。其实，好吃懒做是人的天性，没有人天生就勤快，只是因为有了社会评价，刻苦耐劳才变成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从社会生活来看，好吃懒做恰恰是进步的动力。因为好吃懒做，大家才绞尽脑汁研究如何吃得好，如何少干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好吃”是农业社会的主要追求，自古民以食为天，先是吃饱，再是吃好，所以孔老夫子两千年前就提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至今仍然是吃货们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技术条件局限之下，好吃之徒不能不勤快，扩大食材范围，丰富烹饪做法，所以勤快就演变成为一种道德。懒做是工业化时代的主要追求，三次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解放了人类。机械革命延长了人类的四肢，动力革命增长了人类的力量，交通革命扩大了人类的出行范围，电子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大脑，信息革命扩大了人类的视野。即使在中国，短短30年之内，重体力劳动基本淘汰，社会生产力以几何级数增长。方便食品大行其道，傻瓜系列层出不穷，好吃加上懒做，成为真正的可能。创造正在形成真正的社会主流。那么，人类解放出来的体力和时间如何打发呢？这就形成了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追求，好玩玩好。休闲生活开始大行其道，精神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多元化多样化成为常态，移动终端成为须臾不可离手的重要工具。美人香草是屈子的譬喻和寄托，其实就是对人生美好的追求，无论是好吃懒做还是好玩玩好，几千年一以贯之，老百姓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必戴什么大帽子。生活方式变了，生活态度变了，思维方式自然也要改变。

第二，关于休闲文化。从本质上来说，休闲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有各种活动作为载体，以各种物质条件作为支撑，但是人在这个过程中追求的是个性张扬和自我实现，所以其本质就是一种文化。一个人的休闲是个别活动，但对于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由于休闲是个性化选择，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一系列鱼目混珠的行为，对此我们不必大惊小怪。我们不能把休闲这样一个文化现象挂在天上，必须把它落到地上，变成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休闲需要文化的支撑。无论世界各国，还是国内现在培育起来的休闲企业，凡是做得好的都有强烈的文化支撑，都会形成自己的文化，都注入了一系列的文化内容。正因为这样的注入，休闲作为一种文化追求才得以实现。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休闲的全球化也是其中应有之义。现在有很多人很担心，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压倒弱势文化。这个规律是不可扭转的，现在欧美的文化、西方文化还是强势文化，尤其是在休闲文化方面，已经形成了主导性潮流，这种主导性的潮流迅速向发展中国家扩充，中国接受这些也是很自然的。这样就形成了新的问题——西方休闲文化的侵入。按理来说不应该用侵入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一定的贬义，有一定的是非评价或者道德评价，可是不用这个词不足以描绘现在这种现象。可以说，国际休闲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而且迅速形成主流文化。但是我相信，下一步肯定会有一个转变，主流文化进入以后要和我们的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交融状态。有些事情我们用不着呼吁，但是要用我们的根来对应外来的东西，在对应过程之中嫁接、变种，达到融合。对于休闲文化的侵入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把它看作是文化侵略。持有这样的心态，说到底还是弱势民族的弱势心理。中华民族的传统休闲文化，如果真正做到位了，就无惧外来文化。之所以现在担忧这些问题，说明我们传统文化虽然有其根基，但是对应现代社会的现代休闲需求，还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如果这个改造完不成，传统智慧只会局限于书本上，而不会真正渗透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第三，休闲的特色应当细分。一个国家的休闲特色的形成，涉及多种要素，包括历史、阶层、地域、民族、空间等等。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更不宜笼统而言。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对我们的传统休闲文化需要反思，传统的休闲文化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贵族式的休闲，主要体现在宫廷。如唐代就有马球，而且是宫廷贵妇热衷的休闲方式。这方面也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文，但那是少数人的，贵族化的。这种贵族化的休闲文化传统现在已经完全断代了。欧洲虽然也经历了大革命，经历了工业化，一直到现代化，但是贵族化的文化传统一直得到传承，而且成为西方休闲文化的高端，而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断代了。第二类是士大夫的休闲文化，琴棋书画，这种休闲文化历史上还有所遗存，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各种运动，尤其是破四旧，也使得这一块也基本断代了，只是在一些老人身上还有遗存，新一代人基本没有了。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因为士大夫的休闲文化代表了社会的生活追求，代表了一种优雅，代表了一种品味。希望发展到一定时代，会有一个“文化复兴运动”，大家重新来体味传统休闲文化。第三类是市井的休闲文化，打牌、喝酒、斗蛐蛐、听评书，这一套东西是老百姓的文化。这些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这是本土生出来的东西，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所以如果对传统的中国休闲文化进行反思，不能只看书本上的论述，要从社会生活来看。目前一系列新型的休闲文化正在中国形成，比如最普遍的广场舞。这样的休闲文化看起来不土不洋，不伦不类，甚至可以说是不三不四，但是恰恰孕育了将来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一个新型的休闲文化从本质上把休闲与文化结合起来了。现在，中国人休闲的最大问题是休闲空间严重不足，尤其书中谈到的核心性休闲，空间成为短缺资源，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如果下一步城镇化发展再挤压市民的休闲空间，恐怕只能靠移动式休闲了。

第四，中国的根本特点。中国的根本特点，一是人口多，二是国土面积大，尤其是两者叠加，常常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往往在中国很难适应。作为个体的选择，休闲的多样性是必然的，但是这里边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多样性往往体现为集群性的多样性。比如一个领域可以区分出一百种多样性来，但是对应几亿人的市场，每一个个性化都有一群个性化，绝对的个性化在我们这里极少，甚至是不成立的，可是这种集群性的个性化是我们市场上的一个根本特点。对应集群性的个性化，同样也可以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和规模化。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的普遍性需求，首先要研究普遍性，形成产业化、集群化，同时要研究规模化、标准化和个性化之间的关系。标准是底线，个性是高线，创造是无限的。

第五，是要形成休闲文化的自觉。要把外来的休闲文化和中国的休闲文化结合在一起，培育出新型的休闲文化。以我们这么多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将来培育出的中国的休闲文化在世界上也会独树一帜。这样才会促进整个休闲产业的发展，通过休闲活动的普遍化，达到一个普遍休闲的社会，使中国人真正享受好的生活。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起点，给读者更多启迪。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魏小安2014年秋第一章发现休闲生命里不只有工作和家庭杰弗瑞·戈德比

那时，我正与一位中国商人和几位教授坐在野餐桌前吃午饭。一位老妇人走到距离我们不远的水井边，开始摇动辘轳，将一个硕大的水桶从井底拉拽上来。我注视了她片刻，又继续用餐。当我再次回眸时，只见她的双脚消失在井里。顷刻之间，村民们都蹦了起来，奔向井边。大家叫喊着，转动辘轳，不过那位老妇人又出现了——一副受了惊吓又故作镇静的样子。在村民们的帮助下离开井口后，她颇有些悻悻然地走开了。在这起事件中，更让她担忧的，恐怕不是受伤，而是丢了面子。中国就如同这位老妇人一样——依靠自己的人民，从井底往上拉——虽然还在井道中间，但已然能够看到井口四周的光亮了。中国与休闲

据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所言，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遭受了来自西方和日本侵略者超过470多次的入侵（Rubin，2013）。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西方大国同盟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为世人所知。抗日战争中，有1400万人丧生（Mitter，2013）。上海的基础设施被毁了多一半，南京被毁的更是高达80%。中国与盟军、英国、美国和苏联并肩作战，英美各损失40万人，中国和苏联的损失最大。

中国也经历过“大跃进”，私营企业被收为国有，农民变成产业劳动者。数以百万的人丧生。文化大革命导致大学关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被下放到农村，教育陷入停滞。然而中国还是崛起了，独生子女政策避免了人口的失控，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入更加宽广的世界。经济基础得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惊人，制造业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城市化程度快速提升……所有这些都创造了经济和文化的奇迹。大学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层数量不断增加，2000年人均收入达到760美元，城市典型三口之家如今每年收入差不多能达到1万美元。考虑到避税等因素，这个数字还可能被低估了。中国改革基金会的王晓璐教授估计，人们的实际平均收入可能要比政府的统计数据高90%（Xiaolu，2013）。

伴随着这些变化，中国人爱上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舶来品的概念——休闲。我遇到的几乎每位中国市长都告诉我，他的城市是一个休闲城市。大学成立了休闲研究中心，“休闲”一词被用来销售各式各样的产品和服务。人们通常把休闲和美国联系在一起。美国人打发时间的很多方式，从星巴克到嘻哈文化（Hip Hop），都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当然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休闲——麻将、购物、乒乓球、羽毛球、卡拉OK、逛公园、泡茶馆、观光。舞厅也很流行。电视和手机的使用已经极为普及。当然，还有饮食。甚至可以说，中国的休闲开始于饮食。中国饮食文化如此之复杂，甚至于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抱怨最多的就是没法找到最好的菜、饺子、米饭。其他抱怨就是——他们很孤独。在中国，休闲往往都是集体性的。

尽管除了特殊场合（如婚宴或者传统节日）外，农村人的生活依然几乎只有劳作，但是在城市里，如今很多人都是一周工作五天，并享有两个“黄金周”和三个小长假。这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具有深远意义。没有活跃的休闲文化，社会很难进步。

汉字里“休闲”中的“休”是人依木而歇之意。对于辛勤劳动的人而言，休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休闲的功用不仅在于休息、放松，还可以发展为追求愉悦、更好地了解世界和自己。当有了自由时间之后，人们就会追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值得做的”。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什么是值得做的”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文化舆论来回答，也越来越需要依靠个体体验来回答。中国人已经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了，当然，还仅仅是开始而已。本书的设想

本书肇始于一位长期对了解中国人深感兴趣的美国人，来自他对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中国人能怎样获得更多休闲所做的浅显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本书是概念性的，而不是指导性的，不是要教中国人如何美国化。相反，作者衷心希望中国人能明白——你们应该相信自己，展望你们的未来，找到改善生活的现实道路。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所有外来事物，只是想提醒一下，好的想法来自全世界，当然包括中国。

针对我在每个章节中所写的内容，中国休闲和旅游领域的一位青年学者——宋瑞博士将一一做出回应和拓展。虽然我们认识已有十余年，但我也只是这几年才开始慢慢意识到，在中国休闲研究领域，她是位一流专家。本书的每一章，皆先由我引出中国休闲发展的相关话题，而后由宋瑞博士加以批判、延伸并提供相关背景。因此，本书呈现给读者的，首先是一位美国学者对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发展所做的观察、思考，他的看法以及个人经历；之后由担任中国“旅游绿皮书”系列和中国“休闲绿皮书”系列主编的一位见多识广的中国学者做出回应。如何让中国人更好地享受休闲

从历史长河来看，其他国家国民的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目前的中国也正处在这样的节点上。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出了“重整日常生活（rehabilit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倡议，其核心内容基于一个概念——“日常化能否在平常中揭示超常”（Lefebvre，转引自Hunnicutt，2006）。中国已经为这种重整做好了准备。在这里，提几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不要求所有房地产开发商都建造屋顶花园？这并不会花太多钱，相反还会省钱。为什么餐馆里会有那么多食物浪费？为什么城市里只有街道而没有给人留下足够空间？中国正在跨越历史，而且是再次跨越，究竟能否成功呢？当然能！现在是时候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了，我说的不只是物质层面。举个例子，很多住在公寓楼里的人都互不相识，因此应该加强社会的组织化（social fabric），应该鼓励发展各类市民组织和志愿者机构。

目前中国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富裕起来了。正如在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那样，这些人首先会用其财富炫耀，也就是所谓的“有闲阶级”。牵着白色小狗、喝星巴克、泡吧、打高尔夫球等等各种方式，是他们发现和体验财富所具有的功能的第一阶段。而美国的这个阶层，已经成为资助博物馆、剧院、大学，促进各式休闲以及培养青年品格等社会活动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这种现象将会更大规模地出现——向多得者要更多，甚至很多。

我一次次地见识了中国人的勇气，这种勇气常常令我惊叹。举个例子来说，一次我去爬长城，当时非常疲惫，还在倒时差，自我感觉很不好。于是我就坐在台阶上休息，朋友们继续朝前走。突然间，一个中国男子走上台阶，对坐在台阶上的我笑了笑，做了一个加油的姿势，然后继续往上爬。令我震惊的是，他是一个双侧截肢者，完全没有双脚，双手套着厚厚的手套走路。我目睹了他的勇气，深感自愧不如。他的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底。

最后，还得有些批评吧？为什么学校的文化、体育设施通常会在周末和节假日关闭，这时候完全可以用来供人休闲啊？为什么不能更多地循环使用？在温哥华，居住着30%的华裔加拿大人，几乎所有家庭垃圾都可以循环再利用，从铝制品到残羹剩饭。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行？在公共场所，哪里有坐的地方？从休闲角度来看，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的建议是，不要总是把美国当作休闲的范本。看看中国周围那些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吧。新加坡乃至日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发展休闲方面都是更好的范本。

本书写作中，我有幸得到了宋瑞博士的帮助。她是中国休闲和旅游研究领域中一流的青年学者。她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显然，她能够引导我理解中国的休闲。作为中国“旅游绿皮书”系列和中国“休闲绿皮书”系列的主编，她有能力就美国学者对中国休闲发展的看法做出回应和判断。

中国人喜欢将登高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不管是大山、佛教寺庙还是历史景点。当中国人拾级而上的时候，休闲应该成为越来越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揭示、拥抱和享受休闲宋瑞

2014年初的一天，我收到戈德比教授关于此书的第一段文字，随即一口气读完。那些文字中所体现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视角、娓娓道来的语言风格以及背后蕴含的深厚情感深深吸引并打动了我。因此，当我们决定合作完成这样一本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著作并出版中英文版本时，我备感欣喜与荣幸。休闲在中国的兴起

英国学者罗伯茨（Roberts，1999）指出，休闲是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人类发展至今，“休闲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活质量的标志……人们的财富——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都越来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休闲”。正如戈德比教授所提到的，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史时期，而改革开放则从各个方面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休闲一词开始出现，首先是作为日常用语和商业宣传语，例如休闲鞋、休闲服、休闲饰品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逐渐成为一个学术术语。休闲在政府文件，尤其是中央政府报告中出现得相对较晚，只是近几年的事。在休闲不断普及的过程中，人们最经常引用的是1999年末分别刊发在美国《未来学家》和英国《经济学人》上的两篇文章。前者指出，未来10～15年，部分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专门提供休闲服务的产业在2015年将会主导劳动力市场，休闲相关产业在美国GDP中将占据半壁江山。后者则预言，人类在2015年将迈过信息时代踏入休闲时代。在中国，那些对休闲感兴趣并热心发展休闲的人，被这些论断所启发和鼓舞着，到处引用，几乎没有人去质疑其可靠性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多种因素促使休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包括但不限于：不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新的假日制度所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加、被释放的消费潜力、全国上下掀起的旅游热潮、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等等。不管是否以休闲的名义出现，休闲领域的投资增长都极为惊人。竞争“休闲城市”的称号成了很多市长——如果不是所有市长的话——的一项重要任务。几个省份发布了省级休闲政策或者休闲纲要。2013年，第一个全国性的休闲政策在经历长达数年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后终于得以出台。尽管还没有全国性的权威统计数据，但根据可以观察到的现实以及我们的初步调查，家庭休闲消费增长显著。根据历年中国“休闲绿皮书”的初步估算，核心休闲消费占到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的15%～18%，相当于GDP的6%～8%。看起来，中国和中国人似乎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休闲甚至“休闲时代”的到来了。个人的休闲研究

2001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休闲研究的学术论文，并计划着手完成以休闲为主题的博士毕业论文。彼时，“假日经济”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1998年10月开始实施、用以刺激内需的长假期——“黄金周”，其经济收益得到了普遍推崇。然而，游客的“井喷”也带来了旅游体验不佳、车票一票难求、景区拥挤不堪、道路交通堵塞等问题。很多旅游景点人满为患，游客怨声载道，这种现象甚至延续至今。于是那时的我开始思考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人们在“黄金周”之外的其他空闲时间里会做什么，自由时间的价值何在，等等。我四处查找文献，阅读相关书籍、论文和报告，试图找到答案。就像一个闯入神秘花园的孩子，我被当时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英文文献（其中包括戈德比教授的著作）深深吸引。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从未被打开的宝盒，心中窃喜，兴奋不已。然而，当听说我要写一篇关于休闲的博士论文时，很多朋友都深感不解。他们抛出了各种问题，比如什么是休闲，研究休闲究竟有什么学术价值，怎么来衡量和研究休闲，等等。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这个领域的开拓者的支持。国内首位研究休闲、被誉为国内外休闲研究桥梁的学者——马惠娣老师鼓励我，希望我能从自己所学专业出发研究这个新的社会现象。也是在2001年，我第一次在杭州遇到了戈德比教授。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和他在西湖游船上的合影，看起来令人忍俊不禁，像是一个玩具娃娃站在巨人旁边。遗憾的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我最终没能将休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然而，对于休闲研究的兴趣却从未中断过。尤其是2009年担任“休闲绿皮书”系列主编以来，有机会更加深入地参与其中，并得到了一些学界前辈（如刘德谦、魏小安、高舜礼）以及诸多有共同学术兴趣的年轻同行（如董二为、厉新建、程遂营、刘慧梅、魏翔、吴文新、李洪波等）的鼓舞。从这个角度而言，与戈德比教授合著此书，是我十多年休闲研究生涯中最为渴望的事情，没有之一。对本书的参与

正如戈德比教授所提到的，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一位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他对中国人如何获得更多休闲所做的思考。而我之所以参与本书的写作，主要是由于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观察视角的不同。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对中国人而言，在休闲方面，我们习惯于了解国外，也习惯于自我审视，但是其他国家的人如何看待我们，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尽管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期间和戈德比教授就此话题进行过多次讨论，但依然觉得有必要更加系统地梳理、展示和深化这些讨论。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知道，外界如何看待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休闲生活、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未来，他们的观察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为何不同，等等。

其次，写作风格的不同。本书的目标读者，既包括学者，也包括普通大众。在写作风格上，作者试图将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的特色相结合：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措施；既有宏观发展背景，也有微观个体体验；既有理性思考，也有强烈感情；既有数据，也有感触。对我而言，这种写作风格很有意思，也颇具挑战。

再次，两位作者的不同。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提到的，我和戈德比教授在知识结构、个性特点、成长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与我们的身高、体形差异一样，都是极为明显的。彼此了解得越多、越深入，就越能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异同。很多时候，这些都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这种奇妙的感觉也是推动我写作的动力所在。

最后，语言表达的不同。为了便于沟通，本书的写作先用英语完成，而后翻译成中文。对我而言，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一方面，这种写作方式使我的表达不那么自由、流畅和充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真正按照双向思维来思考问题。当然，由于能力有限，我或许不能实现自己最初设定的目标，为读者展示一个有关中国休闲的综合图景。实际上，当完成本书的中文译文时，我就已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语言的反复转换，令表达变得不再灵动和自然，平添了几分疏离、生涩甚至别扭之感。或许这是跨文化研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本书写作中，两位作者做了一些分工。由戈德比教授提出写作框架，阐述他的观察、分析和预测，有些情况下，他也会提出一些问题。尔后由我逐章做出回应、补充、反思甚至是反驳。在某些情况下，我还会介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尽管对于戈德比教授和其他西方人而言，这似乎没有必要，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具体来看，我从以下几个角度参与本书的写作：一是提供更加详细的信息来支持戈德比教授的观点；二是通过回顾历史发展、分析社会背景，解释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他的观察和结论会是那样的；三是在我们了解了旁观者的视角和观点之后，还应该思考哪些问题，应该关注哪些方面；四是在必要时对他的结论进行反驳，尽管年轻学者反驳著名资深教授这种做法似乎有悖于中国传统，但这是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的方式。我在本书中的主要观点

如前所述，本书框架由戈德比教授提出。在阅读了他的内容之后，我逐章做出回应。基于他的讨论，本书中我对中国休闲发展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1）看起来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似乎已然颇为了解，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对美国当下的了解多于对其历史的了解，而美国人似乎正好相反，他们脑海里的中国，更多的是历史而不是现实。由于各种原因，双方通常都会标签化地理解对方。我们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而只是在别人眼中甚至耳中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休闲（包括旅游）能够架起桥梁，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对方。（2）在中文里，休闲有着各种不同语境和比英文译名更为复杂的内涵。从词性来看，休闲可以当作形容词、动词，也可以当作名词。就其内涵而言，休闲可以被解释为时间、活动、心态、生活方式、消费类型、社会阶段以及上述概念的任意组合。在中国，休闲的定义更加哲学化，而非统计意义的、规定性的。自下而上的定义方式的缺乏，制约了中国休闲研究的发展及其对现实的概括能力和解释能力。除了学术讨论和争论外，休闲的所谓“非学术”认知和定义也应得到重视和研究。（3）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休闲的基因和历史，但是毋庸置疑，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休闲在中国的发展也只有短短二三十年。其推动力包括经济持续发展、公共假期政策、刺激内需政策、生活方式转型、城镇化进程加速等因素。目前中国仍处在高速发展和全面转型之中，因此很难就休闲发展及其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位置勾画出一个全面、统一的图景。休闲研究者有幸、也有责任探究中国休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4）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开始强调休闲、家庭、生活等非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依然面临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的难题。似乎大多数人都苦苦挣扎在天平的两端。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普遍认可休闲的益处和重要性，但是在面临现实选择时，往往又不得不将赚钱、事业发展等放在比休闲更重要的位置。（5）关于中国人的休闲体验，目前研究还很欠缺。有些学者认为道教和儒教影响着中国人的休闲态度和休闲行为，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影响不能高估。劳动力人口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心态的多元、消费观念的变化、不断提高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水平以及技术革命等等这些因素，都在改变着中国人的工作和休闲状态。“自由”是理解西方人休闲时最为关键的概念，但是在用它来解释中国人的休闲时，还需要与“和谐”或“平衡”相结合。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休闲中追求人与自然、身体与心灵、自我与他人、挑战性与成就感等等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由“自由”和“和谐/平衡”组成的这个矩阵也许可以解释中国人与西方人休闲的异同。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的模型，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证的检验。（6）改善每个人每一天的休闲生活，不仅对个人、家庭有益，也对社会和世界有益。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中国人都面临着休闲制约（leisure constraints）。例如：假期太少，尤其是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与休闲服务收费相比收入太低；休闲设施和空间的条件不好，可进入性不强；等等。同时，调查还显示，与平衡性休闲（balance leisure）相比，民众更期盼增加或改善与核心性休闲（core leisure）有关的空间、设施、服务。在这里，平衡性休闲活动是指特殊的、通常需要精心策划、花费较高、涉及旅行、能提供独特体验的活动，而核心性休闲活动则是指常规的、一般在社区或者社区附近进行的、花费不高的、无须精心组织的活动。（7）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应该将休闲同时作为公民权利和消费者权利加以发展，不可只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保障和促进公民的休闲权利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当然，企业会满足大部分的消费者需求，政府对其加以必要的规范，某些情况下，还会提供授权和资助。（8）像美国一样，在中国，休闲发展在中央政府层面涉及数十个部门。这些部门均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休闲发展，但往往既不是以休闲的名义进行，也不以休闲本身为目的。尽管2008年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中将“引导休闲度假”的职能赋予了国家旅游局，但是显然这并不能解决目前分散化、间接性的管理现状。中央政府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效的体制来改善民众休闲生活这个问题上，尚未有明确的部署。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但至今尚未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时间表，不同主体以及不同层级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各自的职责和分工也不明确。尤其是在全面实施带薪休假制度这个关键问题上，尚未有统一、严格的措施。（9）毫无疑问，城市和休闲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1世纪初，“休闲城市”在中国成为一个热词。一方面，“休闲城市”排名热激发了地方政府改善其城市休闲功能的热情，从而实现了从重视生产到重视生活、从重视外来游客到同时重视当地居民的重要转变；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城市其实只是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短期营销来获得“休闲城市”的头衔上，至于长期的持续发展，似乎并不十分关注。在建设“休闲城市”过程中，当地政府需要考虑产业结构、城市格局、建筑风格、公共绿地、雕塑园艺等各种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10）尽管在西方研究中，休闲赋权（leisure empowerment）是休闲应对（leisure coping）框架中的一个概念，主要侧重于心理角度，但是本书试图用它来概括实现戈德比教授提出的“给予人们想要的，并使其通过学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所有途径。例如，要让人们在其一生都能够欣赏休闲、重视休闲、掌握休闲技能，要开展各种形式的休闲教育，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休闲教育；让人们学会休闲，并通过休闲达到学习的目的；居家的、在校的、社区的和社会的休闲教育，个体的和集体的休闲教育，自学的和别人教授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重视和推广。城市的社区中心应该保持商业和公益的平衡；在农村，应该激发和利用农民的主动性、活力和创造性，使其有机会、有能力发展出适合自己的休闲。（11）中国人口密度大，因此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和“拥挤”共存，是习以为常的事。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实施了“黄金周”制度。“黄金周”期间惊人的、不断加剧的拥挤引起公众对承载力问题的关注。尽管承载力概念包含了生态、心理、物理、社会、经济等各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安全才是底线。当下中国，承载力问题的根源既包括历史原因，也有现代因素，既和需求特征密切相关，也与供给体系存在联系。由于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承载力相关规定尚未得到有效实施。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还没有认识到承载力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局限性。（12）汽车已经，还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中国人的生活，包括中国人的休闲生活。戈德比教授号召“要回街道”，作为回应，我个人建议：大力推广“主动交通”；部分恢复街道作为休闲空间的功能；建设和完善城市绿地系统、休闲商业街和中央游憩区；将休闲需求和休闲功能纳入到包括公路、高速公路、高铁、乡村公路等在内的所有交通系统之中。在这方面，美国有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13）中国的环境破坏和环境退化已非常严重，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社会矛盾和健康损害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戈德比教授所指出的，改善环境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为此，社会所有主体、每个个人都应该动员起来。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十几亿人有很多事情可做，从停止使用塑料袋、减少开车、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少开空调，到对不环保的生产和消费说“不”。（14）预测总是有风险的，没人准确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那里，人们更加自由、有效、平等地享受休闲。戈德比教授将为我们展示一个令人赞叹的蓝图：马路上跑着无人驾驶汽车、小型电动自行车，地下高铁连接上海和北京，大部分污染都已经得到治理，公寓楼向住户提供核心性休闲活动。而我想说的是，在抵达这幅美好图景的路上，我们应该对来自如下方面的挑战做出审慎的思考和系统的安排：人口转型，尤其是快速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多元化；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进城；城市群体从以单位为主转向以社区为主；中产阶层扩大以及惊人的技术革命，等等。

本书由来自中美两国的两位学者合作而成。这是中美两国休闲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尝试。我们诚恳地希望能以这种对话的方式，为读者提供有关中国休闲的信息和思考，共同探索出让13亿中国人了解、拥抱和享受休闲的现实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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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即“休闲绿皮书”系列）。第二章中西方的相互了解我们不能假装彼此了解杰弗瑞·戈德比

那是凌晨4点钟，我在一位中国朋友的陪同下，正从杭州赶往上海浦东机场。为了能让我及时到达，他可能两点半就起床了。他打算陪我去机场，我说真的没必要，我认识机场的路，而且司机也去过好多次了。“我一定得去，这是我的荣幸”，他一再坚持。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机场送别美国朋友们时的情形。如果是男性朋友，我会把他们丢在机场门口，说“嗨，伙计，旅途愉快”；当然他们也会这么对我。但是中国人不仅会陪你到机场，还会把你送到安检门口，一直挥手告别、拍照，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是我太没礼貌了吗？还是中国人有强迫症，或责任感所使？也许两者都不是，只是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罢了。在一个文化中被视为粗鲁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中却不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之中。一些研究者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文化已被植入人的大脑，并变成一部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Kitayama & Uskul，2011）。因此，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思考，其差异不是细枝末节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对方。美国人通常不会对其他文化产生好奇，普通中国人传统上也没有太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我们是如此不同！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让中国人和美国人观察一些照片，并问他们看到了什么。结果是，中国人声称看到的是海洋环境，而美国人则看到了一条鱼。美国人会快速分类，而中国人的观察更加辨证（Nesbitt，2003）。中国人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而美国人看到的是物体本身。美国人看到了一张图的“主题”，而中国人看到的则是全体。美国诗人默温（W.S.Merwin）写道：“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在消失，然后我会告诉你你是谁”（Merwin，1963）。中国佛教协会的慈济告诉我们，“我们想什么，我们就会变成什么”。如果我们思考方式不同，如果我们看到不同的事物出现和消失，那么，我们便不会以同样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我们因思考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19世纪30年代，美国大革命半个世纪后，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ander De Tocqueville）在亲临美国后领悟到了美国的本质。他写道：“美国人建立组织以便提供娱乐活动，建神学院、建旅馆、造教堂、传播书籍、将传教士派遣到对跖点；同样的，他们建立医院、监狱和学校。如果想要通过榜样来教授一些真理或者激发一些感触的话，他们就会组建一个社团。在新兴行业的领导位置上，在法国，你看到的是政府，在英国，你看到的是一个地位极高的人，而在美国，你看到的是一个协会。”

托克维尔说，跟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一样，不同个体之间用来打发时间的方式差异很大。尽管从社会意义而言所有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他们的观点和品味并不相同，因此，他们被分成了许多小的私人团体。中国没有类似的市民社会。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普遍相信，人类是可以不断完善的——人类个性是没有限制的。带着对人类社会平等和自由的信任，美国人在物质和道德上不受限制地改善自己——他们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错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会很自然地让人类追求完美的空间变得很窄，而民主国家则会不合理地扩展。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这个观念在中国并不那么流行。因此，通常，中国人认为人的健康就应该包括进入平衡和走出平衡。人们有时候感到身体好，有时候感到身体差，这都是很自然的。而当美国人感觉身体差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不应该这样。感觉身体好才是正常的！社会差异

美国人往往喜欢彼此，但老是不能很好地相处。中国人通常能和谐共处，但未必相互喜欢。在很多事例中，我看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合作，而美国人把这当成中国人喜欢他们的信号。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他们的这些行为，更可能是出于责任和“面子”，而不是饱含感情的结果。孔子认为，最主要的道德体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要遵守的一系列详细规则。争吵是不被提倡的。我曾经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专家应该在下午四点评论一篇论文，可他却在五点半才到——那时会议都快结束了。他到了之后径直走到讲台，坐下开始讲话，声称尽管他还没有来得及阅读那篇论文，但还是想讨论讨论。当时，没有人离开，或者当面对他说些不好听的话。这种社会和谐并不总是代表着绝对的一致，而是许多微小的差异混合在一起最终所形成的和谐。

在很多事情上，美国人表达自我的方式几乎都很直接。我记得曾看见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在国家电视台里掀起衬衫给公众看他近期手术后留下的伤疤。恐怕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都不会这么做。美国人巨大的纯真感也许能解释这种行为——几乎马上就会产生亲密感。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展示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如果真的会发生的话。我在中国结交的男性朋友在许多年后才承认我们之间的友谊。一些中国女性也许在获得信任感后会更快地确认这份友谊。少数中国人会告诉芭芭拉和我，他们爱我们——这是一件罕见而又美妙的事。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也爱他们。然后，我们相视而笑。那些在中国演讲的美国人总会发现，在中国，他们的美式幽默似乎不怎么管用。中国听众用耳机听到经过翻译的笑话之后，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我的经验是，一旦他们信任你了，并且觉得可以开玩笑了，他们就会笑。下面这首诗是我写的，表达了这种笑的重要性，即便当你面对的是苦难的历史。

中国

如果你感到痛苦

你会燃尽

没有青烟

或者记忆

如果你理解

那种耐心

它需要三生

和额外的一天

如果你知道

长发女子的

高跟鞋的后跟

在刺向什么

你也许

会理解

过去泥泞中的

大米和鲜血

裹足

化为小小的翅膀

却永远无法飞翔如果他们

和你一起大笑

那儿便会有

放生的鸟儿

飞向空中

一种理解

会漂浮在

烟雾中

在空气中爬行

去山顶

因为曾经生活的地方

一直都在文化差异

和许多母女一样，我的妻子芭芭拉小时候经常和她母亲产生分歧。当她母亲要求她去做某件事时，芭芭拉总会问——为什么，她母亲通常会这样回答：“因为我让你去做”。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个回答其实不够。西方哲学经常以“为什么”作为起点和终点。中国人比西方人少一些好奇心，或者说惊奇感。不可能找到单一而又完整的答案，因此也就没必要去找了。即使有这样的答案，它们也很可能是辩证的、有关联的。“原因”一词在中国式思维中有时是缺失的。尽管中国人发明了很多东西，但大多都是基于实用原因而发明的。

中国人最早发明或独立发明了灌溉系统、墨水、陶瓷、指南针、马镫、独轮手推车、深井钻井、帕斯卡三角形、运河上的磅锁、纵向航行、尾舵、明轮船、定重分析、疫苗技术、天文观测、地震仪、声学（Nesbit，2003）。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注意到一个狗的雕像，距今已有好几百年了，身上多个关节都打上了小孔。我问身为临床兽医的女儿，那是做什么用的。女儿告诉我，那些孔是针灸点。中国人已经在动物身上使用针灸好几百年了，而几十年前美国才将其合法化。

尽管如此，中国人对知识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形成笼统的理论或者抽象的原则，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以下是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itt，2003）归纳的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

·“坚持个人行动”与“偏好集体行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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