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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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中）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
第一章 革命秘闻
揭秘丁玲为何在狱中与叛徒同居生子
为了迷惑住特务最重要的眼线，丁玲与冯达“重归于好”，还生了个女儿。为了“逃跑”大计，在特务的安排下，丁玲接来了母亲、儿子（与胡也频生的），给特务留下“丁玲要安生过日子”的错觉。
今年是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诞辰105周年。她40年代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她也遭受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一切皆源于1933年4月她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了三年多的时间。正是这段“可以说得清但又说不清”的历史，在此后的岁月里，让丁玲承受了一次“抢救”、两次“反党”、两次“下放”和一次“坐牢”共计三十余年的不公正对待。在1979年至1984年拨乱反正期间，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却姗姗来迟，其个中原委不外乎没有人能够证明那段历史。其实以家父张国栋的身份和当年经历，是完全可以证明丁玲的清白的，只是当时有关部门没有对家父进行询访查证。尽管他也非常关注丁玲的情况，但以其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家父张国栋，1905年生，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1932年由调查科秘密扩编而成）情报科副科长（负实际责任），此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一步步上升为中统局（由特工总部扩编而成）的第四、五号人物。在丁玲被囚禁的1933年至1936年间，父亲不仅参与其间，而且与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科长顾建中、队长季源溥、南京区长王思诚等人不论于公于私都始终有着较深的交情。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家父记忆力惊人，1975年特赦时，对于50多年前的100多个大学同学，包括姓名、籍贯、职务以及分配去向等，仍能清晰回忆并写出。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家父常常将丁玲在那个年代的传奇故事以及自己对丁玲的仰慕及感慨，不厌其烦地向我娓娓道来。
丁玲被捕前后
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早年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追求个性人生，为逃“娃娃亲”，17岁的丁玲与另一女伴奔赴上海，20岁时在北平结识了她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青年编辑胡也频，双双堕入爱河，后经潘汉年的指引，共同走上革命道路。丁玲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许多令读者难以忘怀的著述，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说出了那个时代女青年迫切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心声，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也给家父留下深刻印象。
1931年调查科上海区部逮捕并杀害了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以及柔石等一批文化界的共产党人，一时间整个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众多文化界人士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鲁迅也遭到通缉。丁玲却于此时勇敢地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为党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文革期间，有文章批判丁玲，说丁玲是投机革命，请问有在革命低潮时期冒着随时掉脑袋的危险去投机革命的吗？丁玲主编的《北斗》就像一面唤醒民众的旗帜，鲜艳夺目，让国民党当局恨得要死，因此逮捕丁玲早已排上中统特务的工作日程。
具体抓捕丁玲的线索从何而来？徐恩曾说是抓捕其他共产党文化人时顺带抓着的，这肯定不是事实，最大的可能就是特务多次秘密跟踪、尾随的结果，中统特务这一手很厉害，许多共产党人就是这样遭密捕的。1933年5月14日中午，特工总部上海区长马绍武（化名）带领特务一行数人乘坐4223号汽车直奔丁玲暂住地昆山花园路7号四楼。一进门发现房间里除了一位女士，还有一个人，马绍武异常兴奋，认为又抓到“大鱼”了，但马不认识他们，就厉声喝道：“他们是罪犯，将他们抓起来。”几名特务立即上前将他们架住，经叛徒指认，一人是丁玲，另一人是中共上海市文委书记潘梓年。马绍武指令立即将他们押走，并留下几个特务留守再捕来客（这是中统特务惯用的招数），汽车在楼下不远处等着，丁玲和潘梓年一会儿就被特务们押走了。
再说留守的三个特务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左右，终于等来了一个人。那人敲门，就在特务开门的一瞬间，特务伸手一拽，那人一个趔趄，被拽入屋内，特务们立即对其搜身，以查明身份。然而那人并没有束手就擒，而是出其不意，突然挥拳向其中一个特务打去，非常勇敢地与三个特务搏斗起来，但一个回合后便渐渐不支，眼看就要被特务打倒，只见那人拼死一跃，从四楼窗口飞身而出，不想中途被一利物划破肚皮，右前额着地，脑袋裂开，肠流满地，其状惨不忍睹。这位英雄即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应修人。
这时，一件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三个特务中化名为李菊村的叛徒，可能受应修人英勇壮烈之举的感染，也可能是连日来受到良心的谴责，在此混乱之际，突然挥拳击倒另一特务，飞身逃离现场，一会儿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李菊村这一突然举动打乱了中统特务的部署，也改变了丁玲临时羁押的地点。
不得已的囚禁
对于李菊村的逃脱，中统特务始料未及。为了防止因抓捕丁玲而带来的麻烦，中统特务不得已连夜将丁玲押送南京，但麻烦还是不期而至。
李菊村离开特务视线以后，立即投书“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将中统特务抓捕丁玲及潘梓年的时间、地点及前后经过一一和盘托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进步团体，旨在反对国民党迫害，营救和帮助被逮捕的革命者。丁玲是著名女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军人物，具有广泛影响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立即行动，联合外国友人、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组织营救。上海租界当局由此得知中统特务在租界范围内抓捕丁玲的经过，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抗议国民党破坏“治外法权”，侵犯租界国的主权。这下事情闹大了，中统特务和国民党当局坚决不承认抓捕丁玲和潘梓年的事，最后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租界当局联合夹击下，仅承认在中国管辖的闸北区抓捕了潘梓年一人，对于抓捕丁玲就是死活不认账，所以中统特务对丁玲是不能杀（因其影响太大），不能关（指正式监狱，否则就是不打自招），也不能放，唯一的办法只有秘密囚禁了。在抗议和营救丁玲的过程中，奔走最力的要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总干事杨杏佛，这下激怒了蒋介石，为了恫吓宋庆龄，由蒋发出密令，一个月后杨杏佛被军统特务暗杀。
丁玲被押解南京，先住在一家大饭店，由众多特务看押，与冯达同住，完全没有自由。后怕走漏消息，转至一小饭店，由两个特务日夜看管，也是没有一点自由的。又过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风声过去了，为便于看管和节省经费，中统特务将丁玲转至特工总部宿舍继续囚禁。那些年月，特工总部的中层人员经常聚在一起，因怕泄密，一般都是轮流做东，有一次家父去城南登隆巷某大宅院顾建中家（顾家就住在这座大宅院的最后一进）时，亲眼看见丁玲、冯达及看守住在前面一进，再前的几进还有其他中统特务及家属居住。那时特工总部有多处宿舍，丁玲还被辗转至明瓦廊、螺丝转弯等处关押，每到一处都有一个中统大特务主管看着，依然是没有一点自由的。直到迁往中山门外的苜蓿园以后，丁玲才有了一点自由，当然这点自由也是在其巧妙周旋之下才得到的。
造谣和诬蔑
三年多的囚禁，给丁玲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没有报纸，没有广播，几乎与世隔绝，能够接触的不是看守就是叛徒、特务，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劝降和“洗脑”。要么在夜晚将其带往阴森恐怖的黑暗房间，要么在深夜将其从热被窝里拖出押至刑场，无休无止的恐吓、哄骗甚至令人尴尬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小便，另外明知冯达已经自首、叛变，还要与其同居一室，以夫妻相处，这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对于这一切丁玲只能独自承受。更有甚者，特务们放出比杀人还要恶毒的谣言来中伤、诬蔑丁玲。特务曾数次将国民党特务编造的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所谓“社会新闻”放在丁玲房间，说丁玲已经放弃共产主义，背叛共产党，早已“自首”、“叛变”，还编造丁玲与大特务马绍武已经同居的消息，称马绍武被杀是丁玲的另一个相好与其争风吃醋的结果，诬蔑丁玲是如何的不堪，是如何的风流下贱等等，不一而足。其编造者就是以臭名昭著的叛党分子、大特务丁默村为首的一批“御用文人”，丁玲为此曾痛苦地自杀过，是冯达救了她，冯达有看守丁玲的责任，如果丁玲死了，他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徐恩曾曾说：“造谣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人身进行直接地攻击，这样既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又能够达到快速传播的目的，就像在一张白纸上涂鸦，即使以后擦干净了，那张白纸也不是原来的那张白纸了。”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在拨乱反正后的那么长一段时间里，丁玲都没有得到平反昭雪，是不是这个谣言在作祟呢？据了解，囚禁期间丁玲在叛徒当面指认的情况下，也仅承认自己是一名“左联”战士，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来就没有承认”，哪来的“自首”？没有自首，哪来日后的“叛徒”、“特务”一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丁玲真的自首了，叛变了，以三年多的时间和著名作家级的水平能写不出几篇小说和文章？如果真的写出来了，特务一定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告诉别人：“丁玲不是好好的吗？我们根本没抓她，她的大作已经出来了。”但事实上丁玲从没给中统特务这样一个机会，她一篇文章也没写，甚至连国民党主管文化的大员张道藩费尽心机，让丁玲修改一下剧本都没有成功。中统特务之所以没有杀丁玲，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不值，他们怕的不是社会舆论，不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营救，而是怕租界里外国人抗议“治外法权”受到侵犯，从而引起外交风波，对国民党当局不利。
一定要逃出去
丁玲的原则性非常强。囚禁之初，从不与看守、特务说话，看守、特务与她说话时，丁玲就像没听见，根本不予理会。有叛徒来说降时，丁玲更是横眉冷对，怒目而视，只要叛徒一张嘴，她就以“叛徒，特务，你不配与我说话，滚！还不快滚！”等话将叛徒轰走，叛徒一般脸皮都很厚，赖着不肯走，丁玲就以“这里怎么多了一条癞皮狗”，“怎么这么臭！哪来的癞皮狗放屁”等言语讽之。凡劝过降的叛徒、特务没有一个不说丁玲是最难缠的，其铮铮铁骨，日月可昭！
丁玲被囚禁于中统特务宿舍后，对看守、特务以及冯达的态度逐渐有了一些改变，对人也客气了，有时还主动与之说话，叙谈的都是一些生活方面的话题，如天气、吃饭之类。有的特务坏得很，专挑敏感话题，如某某被抓来了、某某人自首了等等，丁玲这时就会双眉紧锁，显出愤怒神色，或扭转身去，或在其谈兴正浓时冷不丁问一句“你带伞了吗？”或是“你的气色很难看，莫不是病了吧？”突然打断对方，使对方完全没有了继续谈下去的兴致，直到将特务气跑为止。半个世纪后家父回忆起这些细节时，常常感慨丁玲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够不断变换自己的斗争策略，既坚持不暴露党的机密这一大原则，又让特务错误地感觉到丁玲确实在改变，是个可以感化的人。丁玲以“革命的灵活性”争取到了一些自由，而这些自由又为她寻找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提供了便利。丁玲住到苜蓿园之后，多了些自由，与特务、叛徒的关系也“融洽”了。为了迷惑住特务最重要的眼线，丁玲与冯达“重归于好”，还生了个女儿。为了“逃跑”大计，在特务的安排下，丁玲接来了母亲、儿子（与胡也频生的），给特务留下“丁玲要安生过日子”的错觉。徐恩曾带着丁玲去春游秋游，表面上是轻松的游玩，实际是在考察丁玲，窥探其真实思想；丁玲陪伴在侧，则没有选择也不容选择，如果硬抗，只能回到之前的严密囚禁状态，那么原先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成功的“隐藏”和“伪装”让丁玲的心每天都在滴血，但她已经没有选择，只有继续迷惑和麻痹特务，才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丁玲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
1936年夏，丁玲以冯达病重，侍候日久心情烦躁为由，试探性地向徐恩曾提出要去北平散散心，结果得到批准。这是丁玲迷惑特务的最后一步棋，因为此时丁玲已经与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了，不过她遵守诺言准时归来，给特务们造成一个“要跑早跑了”的假象。丁玲回来不久，又以患病需要就医为由，申请前往上海，徐恩曾批准了。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丁玲终于逃出魔掌，抛子别母的痛苦背后又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
对于丁玲逃出魔掌后来到陕北前的这段情形，《潘汉年》一书是这样记述的：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丁玲与另一位地下党同志改名换姓，经过重重关卡终于到达西安。在西安，潘汉年希望她到巴黎去，在坚定的“不”字后面，潘汉年体察到了一颗拳拳之心。是呀，她刚从国民党特务的囚禁中出来，是多么渴望到自己最亲的人那里去，到母亲的怀抱里去，党就是她的母亲，陕北就是她的家。只有投入到母亲的怀里，才可以慰藉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何况已经来到了西安，来到了家门口，她不想再上别的什么地方，只想到陕北去……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丁玲冤案
在保安（今志丹县）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在欢迎会上获毛泽东赠送的《临江仙》一首：“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足见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对她是多么器重。刚刚回到组织怀抱的丁玲以极大热忱投入到《解放日报》文艺主编的工作中，却无端遭到这样那样的责难。《三八节有感》写了什么呢？无非是一些人不该说投奔延安来的知识分子“没有我们，你们哪能上延安吃小米”，可人家是舍弃了安逸和白米饭来投奔革命的呀！《莎菲女士的日记》又有什么错呢？几十年后不是被改编成电视剧上映，引起很大共鸣吗？她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本是一篇无可非议的文章，谁知以后竟被中统特务歪曲利用，还有许许多多的“不懂”与无奈。“抢救运动”中，丁玲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批判。
建国后的1955年和1957年，她又先后被诬为“丁陈反党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再遭批判，开除党籍，下放北大荒，进行长达8年的所谓“思想改造”。文革开始后，对丁玲的迫害开始升级，她不仅遭到逮捕，还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1967年，家父在北京秦城战犯管理所改造，管理所与秦城监狱紧邻，前者地势略高，加之住的是楼房，可以清晰看见秦城监狱后面的一排单身牢房。其中最边上的一间，每天早中晚三餐都有军人送来饭菜，其准确度可以用秒来计算，那名军人只拎着一个长饭盒，看样子仅够一个人吃。起初战犯们并不知道关在里面的是哪个重要犯人，到冬天时看到那人时不时晒出来的衣裤有多种颜色，有时还有花的，大家约略猜到那是一个女的，直到有天那人出来晒太阳，证实了大家的猜想。虽然看不清她的面廓，但大家结合当时报纸上登的、广播里说的，便知那是丁玲无疑了。5年后丁玲走出监狱，被送往山西农村改造，直到1979年才回到北京，她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党组织请求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党籍，然而这一申请又是5年，直到1984年8月始得恢复。
象山八旬阿婆当年目睹宁波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过程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1942年4月18日，16架美军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母呼啸升空，展开报复行动，第一次将战火燃烧到了日本本土。
这段名垂二战历史的战役，不经意间拉开了宁波军民多方接力，“拯救大兵”的一段可歌可泣历史。
昨日，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秘书长王泰栋在看了本报《美国记者宁海追寻二战记忆》的报道后，激动地打来电话。他说，当年共有4架轰炸日本的美军飞机迫降在宁波，其他3个机组的成员都曾陆续回到中国寻找恩人，此次2号机组投弹手Miller的侄女来宁海追寻历史，可为当年宁波军民“拯救大兵”的故事带来更为详实的资料，并为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4架飞机迫降在宁波境内“当年共有4架飞机迫降在宁波境内，宁波军民成功营救飞行员16名。”王泰栋告诉记者。
据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出版的《宁波抗战八年》记载，2号飞机迫降在原鄞州咸祥南星塘棉花田里。机上有5名飞行员：正机械师胡佛中尉、副机械师兹田少尉、航行员瓦得纳中尉、轰炸手米纳少尉（即Charle女士告诉记者的Miller中尉）、机械员勒得纳军士。
15号飞机坠毁在象山石浦港外檀头山附近大沙洋面上。在麻良水的妻子赵小宝等村民的帮助下，全部生还返回美国。
7号飞机坠落在象山鹤浦镇大沙村靴蜐头沙滩。5名飞行员被当地渔民许尚友、许尚标、孔宪灯和三门县自卫大队分队长郑财富等人所救，秘密送到临海恩泽医院，伤愈后经重庆返回美国。
6号飞机坠落在象山爵溪的牛门礁附近。5名机组人员中，有2名死亡。另外3人被爵溪乡乡长杨世森等人救援后，由于伪军告密被日军截获。
2号机组3人空降在东钱湖附近
根据Suzanne M.Charle女士的表述，2号机组是跳伞迫降在原鄞州咸祥南星塘棉花田里，后辗转从宁海强蛟镇薛岙码头登陆。“飞机迫降地点是吻合的，但个别细节还是有些出入。”王泰栋表示。
据他们了解，2号飞机迫降时，上面只有胡佛中尉和瓦得纳中尉两人，其他三人则已提前跳伞，降落在东钱湖附近。
后来，飞机上的两名飞行员被咸祥镇群众所救，并护送至沙村，由国民党当局指挥官俞济民接待后转送新昌。东钱湖一带的另3名飞行员，则被当地自卫大队严纪民部救助，后来也安全返回美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后人来追寻这段历史，十分不容易。”王泰栋表示。
救援最先在鄞州展开
王泰栋告诉我们，当时有位叫龙英尔的老人曾亲眼目睹了鄞州群众营救2号战机飞行员的过程。
龙英尔老人今年83岁，家住海曙后河小区。1942年，年仅14岁的她目睹了营救过程。昨天下午，她回忆说：
当时我住在咸祥镇杨家桥头。1942年4月18日傍晚，天下着大雨，一架飞机贴着我家的屋顶飞过。不久，只听远方传来一声巨响，爆炸燃起的火光映红了天空，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我的阿爸——继父朱绣芳时任咸祥镇镇长。由于情况不明，他紧张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镇公所。
镇公所离家很近，看到阿爸一夜没睡，连早饭也没吃，外婆不放心，让我去看看，顺便让他回家吃早饭。我跑去一看，镇公所里围了不少人，一进去竟然有两名很奇怪的人。阿爸正和他们在比划着，嘴里说什么也听不懂，只记得几分钟后，阿爸回头叫我赶紧去找镇公所的厨师朱英法，烧几样菜给那两位客人吃。
就这样，我先回了家，阿爸很晚才回来，说客人已送走了。
可从第二天开始，日伪军就找上门来，阿爸在外面东躲西藏，叫我和弟弟在家管房子。一天夜里，日伪军甚至放火烧家，当时屋里只有我和弟弟两个人。等我背起熟睡的弟弟，冲到楼梯口时，楼下已是一片火海。多亏了邻居阿青公公连拖带拉，把我和弟弟送进一墙之隔的棉花店，这才躲过一劫。从此，我们一家失去了栖身之所，逃难到了横山。
龙英尔老人说，后来她才知道，自己见到的那两个人，正是2号机组的胡佛中尉和瓦得纳中尉。他们当天被继父朱锈芳冒死护送至沙村，后来又经宁海被转送至新昌、重庆，安全返回美国。
当时为了保护这两名美军飞行员，遭殃的远不止她一家。驻大嵩的日军曾进入球山小学，一艘日舰也停靠横山码头，抓了40多名村民毒打，其中4人被折磨死。另外，放火烧她们家房子时，还烧毁了左邻右舍7户20多间民房。
期待还原更多历史“如果Suzanne M.Charle女士得知这个消息，她肯定会很高兴。”昨天，听说记者找到了知情人，宁海深甽镇宣传委员胡志汉表示，他们已给Suzanne M.Charle女士回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双方能进一步加强联系。“整个救援过程可以说是鄞州、宁海等多地群众，密切配合和前后接力的结果。”王泰栋也表示，有关2号飞机5名飞行员的整个营救过程已基本清晰，只是有些细节问题还需进一步了解和沟通。
本报记者也给Suzanne M.Charle女士发去电子邮件，希望能与她取得联系。我们也欢迎有关知情人提供线索，期待还原更多历史。
四川军阀面对红军为何不炸泸定桥：怕激起民愤
“飞夺泸定桥”那段悲壮的历史早已尘埃落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那段历史还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悬疑”。近日在泸定县有幸采访到对那段历史颇有研究，而且采访过众多那段历史的重要亲历者的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永模。他为我们揭开了这些谜团。他同时告诉我们，其中一些事情至今没有公之于世。
悬疑一：“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2、23还是24名？
我们都知道，当年作为“突击队员”，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共22名，但是在一些资料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中说法，认为应该是23名。那么到底哪一说法是准确的？23勇士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
王永模告诉我们，他曾就此专门请教过杨成武老将军，杨成武告诉他：“这个说法是这样出现的：在攻打泸定桥的过程中，战斗非常激烈，形势也万分紧张。在紧要关头，我为了鼓舞士气，就在桥头喊道——勇士们，我就是第23名！”“其实还有第三种说法，说是24名勇士，那么第24名就是团长王开湘了。”王永模认为，说22名、23名甚至24名勇士都是有来由的，不过真正的突击队员还是22名。
悬疑二：当年国民党守军为什么没有将泸定桥炸掉？
在采访泸定桥之前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疑问：国民党守军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炸掉呢？由此我们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时，都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和军阀达成了某种“默契”。那么，在这里红军是否也同样达成了“默契”呢？
王永模首先否认了红军与敌人达成“默契”的说法。他分析说，首先是当时的形势决定了红军与守桥的川军没有接触的可能性，也就不可能达成所谓的“默契”。其次，川军刘文辉不可能与红军达成“默契”，据有关资料说他当时也认为红军已进入“死地”，他也想建立和清将骆秉章一样的“殊勋”呢。
既然没有达成“默契”，那么川军为什么不把桥炸掉呢？王永模说，当时将介石是命令刘文辉炸桥的，但刘文辉没有炸。通过分析各种史料，刘文辉之所以没有炸桥可能是出于三种考虑：一是从军事上说，他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那就是万一挡不住红军，自己撤退时需要；二是因为泸定桥是连接川藏的唯一通道，是当地汉藏民族交流的唯一桥梁纽带，而他毕竟是当时四川的“省主席”，如果把桥炸了会激起民愤，这对他的“领导地位”是不利的；三是如果炸了桥，过后还是要花钱重修的，这样代价太大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小看了红军的能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能过来。为了应付蒋介石，他提出了另一替代办法：如守不住就用煤油烧桥。事后，蒋介石气得捶胸顿足，把刘文辉好一顿臭骂，并给他记了一个大过。
张学良究竟有哪些情人？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在道德上摧毁张少帅。
而是想追问，为什么当年我们大陆文艺作品把张学良说成是只钟情于赵四小姐和于凤至的爱情典范。中国人的历史幽默感其实很强。当我们谴责日本美化侵略，当我们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主张联共抗日，就把他任何方面都美化得尽善尽美的时候，张学良却自己承认918他不主张抵抗，“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这无疑让大陆史学界和文艺界目瞪口呆。
当京城四少，当隐身的阔佬富二代们在美女，甚至女星堆里撒欢的时候，他们满足了无比强烈的占有欲和优越感。不过比起来，100年来，中国最充分享受高贵、出名美女的是张学良。除张以外，中国再无第二人能够和这么多的美女名人打成一片。谈起这个话题，并非笔者王锦思要把张少帅吊在历史耻辱柱上拷问。
张学良将军一生三次婚姻，发妻于凤至，吉林人，大张学良三岁。张学良的第二次婚姻是同谷瑞玉之间，后因而人不和，离婚。第三次婚姻的女主角是赵一荻，也就是赵四小姐。
对于女人，张学良不避讳：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我从来不追女人的，很少，没有。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其他的我没追过。都是女人追我。”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都时兴娶个三妻四妾的。张学良虽然没明媒正娶，但是生活上不仅仅几个女人了之。张学良父亲把这个儿子看得一清二楚。
张学良回忆：“有一天，（父亲）在我第五个母亲那儿喝酒，喝着喝着他说，妈的，你这小子啊，你当我不知道你呢，你净出去跟女人在外头混，混女人。我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别让女人把你玩了。我的五母亲说，得了吧，你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呢！”
笔者王锦思一次开研讨会，会下有学者说张学良“宽以待人”，并认为张学良能说出与他相好的女人名字有300多个。我觉得有些夸张。不过，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张学良追求过或与他关系暧昧的几乎囊括所有当时中国最有名、最有地位的美女，梁启超儿媳、徐志摩恋人林徽因，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末代皇帝浦仪弟媳，美国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后母，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夫人，甚至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女儿、外交部长齐亚诺夫人。
我对这些无从了解，不敢轻易插话，只能一笑而过。张学良也说“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我乱七八糟得很”。但是，这些桃色事件和张学良918不抵抗还被许多人回避，他们只是乐颠颠地一再渲染张学良的伟大功绩和坚贞爱情，拍电影拍电视，挣钱出名做秀。其实连赵四小姐都说大陆影视剧反映张学良的爱情故事：“都是瞎编的，懒得看。”
张学良有两个情人比较出名。艾达·齐亚诺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的夫人，张学良主政北平时，艾达让张学良怦然心动，甚至为使得艾达欢心，亲自驾驶飞机带艾达飞天。有的说两人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还有人说张学良承认“洋餐不好吃”，意思是两人生米做成熟饭。
蒋家四小姐蒋士云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1927年，蒋士云认识了风流倜傥的张学良，两人互有感情，后来蒋四小姐遇到了原配新丧的中央银行总裁、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贻，一拍即合。但是还对张学良念念不忘。1980年春天，蒋士云还去台湾想见张学良，却被赵四小姐拦住了。1991年3月，张学良和赵一荻飞赴美国。张学良曾经说：“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获是最患难与共的妻子，贝太太是最可爱的女友，我的最爱在纽约。”这一次赵四小姐没有再拦张学良。张学良—人飞去纽约见贝太太蒋士云，并下榻其公馆，你看人家这生活。张学良的到来，给寂寞中的蒋士云贝夫人带来了意外欢喜。安排与他当年的部下、后为解放军将军的吕正操等重要客人的会面，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工作人员的接触。91岁生日，坐在张学良身边的也是这位蒋四小姐而不是赵四小姐，致使外界猜测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即将发生婚变。赵四小姐胸怀却如此豁达。能在这把年龄重叙旧情，并且制造醋意，除了张学良，还有谁能比。
或许男人本色是爱女人。哪怕张学良真的是不止11个情人，也是他的自由，同样也是那些女人的自由，没有强迫的成分。不过，如果九一八张学良坚决抵抗，有再多的情人也似乎没关系，但是又不抵抗，又泡妞过多，我们的历史和文艺都不该过度美化他。何况他本人并不喜欢。
无论有多少女人，只有赵四小姐陪他终老。不幸的是，赵也先他而去，张学良一个人孤苦伶仃，在美国老去，找他的梦中情人，找他生前喜欢过的那些女人去了。
第二章 名人秘闻
“剿共英雄”卫立煌的人生巨变
1932年夏天，国民党集中了十几个精锐师对位于大别山地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经过反复较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陕南川北转移。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指挥官卫立煌率部占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中心——金家寨。这一“辉煌胜利”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蒋介石亲自前往慰劳，国民党政府则颁布命令，宣布以位于大别山区豫皖两省交界处的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并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军队中获此“殊荣”者前所未有。
新中国诞生后，所谓“立煌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不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却收到了这位卫立煌先生从香港发来的贺电，称：“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1955年3月，这位曾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剿共英雄”从香港回到大陆，并于1958年4月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积极“剿共”受蒋介石特别嘉奖
卫立煌（1896—1960）安徽省人。辛亥革命爆发时，15岁的卫立煌在家乡参加革命军，后又到广州参加粤军，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卫立煌在粤军中步步升迁，由排长、连长、营长直至旅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玩弄手腕将许崇智逼下台，随后即对粤军进行改编，将不服从他的部队包围后缴械，将拥护他的部队编为一个师，同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成的两个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他本人任军长。这就是蒋介石最初的嫡系部队。原粤军补充旅旅长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少将团长。于是，卫立煌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一员干将。
北伐战争开始后，卫立煌率部随第一军参加了进攻江西、福建的战斗，到达福州后，升任第十四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卫立煌率领的第十四师和顾祝同的第三师一起组成蒋介石政权的警卫部队。后来，卫立煌被保送到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回安徽组织军队，蒋介石给其以第四十五师的番号，并任命他为师长。
从1930年5月起，卫立煌开始参加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战争，就任皖北“剿匪”指挥官。1931年，又参加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后来升任为国民党陆军第十四军军长。1932年6月，蒋介石组织第四次大围剿中，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立煌被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率十四军奉命进攻黄安（即现湖北省红安县），行军途中遭红军袭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红军首先击溃了其第十师的一个旅，然后直捣十四军军部。双方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连卫立煌随身的特务连也死伤惨重，若不是后援部队赶到，卫立煌险些成为红军的俘虏。
在尝到红军的厉害后，卫立煌不敢再轻举妄动。后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悄悄向陕南川北转移，蒋介石并不知情，一再敦促各路“剿匪”大军向大别山进军，务必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金家寨。因为怕中红军的埋伏，各路部队畏缩不前。卫立煌则挺身而出，他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抄小路直插金家寨，结果未遇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共产党苏区的这一“首府”。蒋介石收到卫立煌从金家寨发来的捷报，兴奋不已，认为鄂豫皖地区的红色政权已被彻底摧毁，因而亲自前往慰劳卫立煌及其部队，并随即破例设立“立煌县”，以表彰其在“剿共”战斗中的“卓越战功”。
占领大别山地区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指挥，并兼任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后来，他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不久接连升官，先后任第五路军指挥官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34年4月，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同年任闽赣浙皖边区“剿匪”军总指挥。
十年内战期间，卫立煌几乎一直充当蒋介石“剿共”的急先锋，进剿地区遍及全国十多个省。
抗日救国重新认识共产党
1936年，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为了胁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再进行一次大围剿，蒋介石又委任他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令其率国民党嫡系部队前往西北督战。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的计划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西安事变中，卫立煌与陈诚、朱绍良、钱大钧等国民党要员一起，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起来。卫立煌自知个人与红军打仗最多最狠因而积仇也最深，认为此次凶多吉少。但后来听了张学良亲自给他们讲同杨虎城举行兵谏的目的、经过，以及提出的八项主张，一生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卫立煌认为，“确实遵行总理（即孙中山先生）遗嘱”，是他与张、杨的共同语言，同时认为，“全国一致抗日”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此，卫立煌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始认真阅读当时西安发行的报刊，思考一些自己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后来，他对人说：“西安事变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来的结果更是想不到。好得很！当时要不是张汉卿（即张学良）这么一来，再打内战，中国早已被日本灭亡了。”
西安事变使卫立煌认识到继续“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他对自己的老对手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还缺乏了解。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他提供了全面了解和认识共产党的机会。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战区司令官为阎锡山）和南路前敌总司令，率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参加抗战，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忻口战役打响之前，卫立煌和阎锡山在太原见到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当时是该军的一个团长，因而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见过周恩来，但从来没有与他单独谈过话。这次周恩来一走进会客厅，卫立煌便立即起立行军礼，周恩来也热情地对他说：“十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周恩来向卫、阎二人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精神，并就他们提出的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的问题作了解释，认为当前日军向太原进攻，在正面布置一部分兵力阻挡他们是必要的，但不应将全部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而应派一部分军队迂回到敌人后方打游击战。他说，八路军在决战上不是主力，它的拿手好戏就是在敌人后方打游击，所以不应将一二九师放在正面打阵地战。阎、卫二人觉得周恩来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卫立煌就赶往忻口前线指挥战斗。
忻口战斗打响后，卫立煌指挥部队在南怀花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对灵山制高点进行了反复争夺，死伤惨重。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战斗，在日军后方频繁出击。一二O师几度占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切断了日军后方交通线；一一五师也接连攻克察南冀西数座城镇，切断了日军的另一条后路；一二九师七八九团团长陈锡联则率部袭击了日军在阳明堡建立的临时机场，一举烧毁敌人24架飞机。八路军袭击阳明堡机场后，忻口战场很多天没见敌机来轰炸，使正面战场我军士气大振，连续发动反击。忻口战役结束后，卫立煌在太原再次见到周恩来，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太原失守后，卫立煌在临汾又与周恩来见面，并多次促膝谈心，使其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并肩作战“幸会”当年的老对手
忻口战役结束之后，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在名义上也归第二战区指挥，这使他有机会又结识了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及其他高级将领。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集第一、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副参谋长左权来到临汾，与卫立煌等一起前往洛阳开会。在去洛阳的途中，卫立煌与朱德同乘一节车厢，在亲切的交谈中，卫立煌对朱德的经历颇感兴趣。在卫立煌看来，朱德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经历，与他有相似之处；为了救国救民，朱德放弃滇军旅长、川军师长等功名利禄的高贵品德，更令他肃然起敬。洛阳会议结束后，第二战区的将领又一起回到临汾继续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通过与朱德的进一步交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的主张也表示理解，并对八路军在游击战中为什么能做到撒得开而打不垮感兴趣。朱德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详细说明，使他对共产党的治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
当时，十八集团军在临汾有一个办事处，离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不远，卫立煌经常到这个办事处来与住在这里的八路军将领交谈。一次，他在这里“幸会”当年在鄂豫皖边区进行“剿匪”时的老对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此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两位“冤家对头”谈起了用兵之道，卫立煌对徐向前说，论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则说国民党中也有不少人会打仗，并称赞卫立煌很能打仗。卫立煌却并不以为然，他谈起了那一次自己被红四方面军包围差一点当俘虏的事，两人哈哈大笑。
任人为贤请八路军战士当秘书
1938年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率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李默庵和郭寄峤，乘车从临汾来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拜年，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等的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在致欢迎词时说：“我们集合直属部队干部，欢迎艰苦卓绝，在忻口战争中建立伟大功劳的民族英雄、抗日领袖卫总司令和李军长、郭军长。”对卫立煌指挥的忻口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卫立煌在讲话中也高度赞扬了八路军，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演讲之后，他们一起观看了著名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的《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等文艺节目。听了朱德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后，卫立煌表示他也要组织一个这样的战地服务团，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
回到临汾后不久，卫立煌看到了当时中共在武汉公开发行的刊物《群众》上刊登一篇题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通讯，该通讯详细报道了他春节访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经过。他看完后对其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其身边的刘秘书说自己认识这篇通讯的作者，他告诉卫立煌，这个署名为任天马的作者的真实姓名叫赵荣生，也是我们的安徽老乡，出身于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祖上曾有人中过状元。七七事变前赵荣生在燕京大学念书，日寇占领北平后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才几个月。听了刘秘书的介绍，卫立煌感慨道：“为什么‘投笔从戎’不‘从’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又对刘秘书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你去把他找来，聘请为我们总司令部的秘书。”
刘秘书赶紧找到了赵荣生，已经当了八路军的赵荣生知道这是一件大事，自己不能做主，就向所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共产党方面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派赵的“顶头上司”丁玲与其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赵荣生很不情愿地服从组织安排，到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到。从此，赵荣生跟随卫立煌多年，成为其所信赖的忘年之交。改革开放后，赵荣生在卫立煌夫人的支持下写出长篇回忆录《回忆卫立煌先生》，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
眼见为实访问共产党首府
经过与八路军官兵的多次交往，卫立煌很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观访问，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机会。1938年4月，卫立煌突然接到蒋介石要他到洛阳去开会的电报，卫立煌认为机会到了，他可以以赴洛阳开会“途经”的名义到延安参观。4月17日，卫立煌率由十几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延安，受到了延安军民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随后，卫立煌一行在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等人的陪同下，拜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设宴招待了他们。下午，卫立煌一行又来到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参观，受到副校长罗瑞卿和师生们热情接待。卫立煌还在操场上对抗大学生发表了抗战演说，表示今后他要继续与八路军亲密合作，坚持抗战，收复失地，并与学生们一起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参观抗大后，他们还专程前往二十里堡，看望了被国民党晋绥军误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抗大校长林彪。第二天，卫立煌等离开延安到达西安，他立即命令十四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发给了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和牛肉罐头180箱。
1939年初，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司令部设在洛阳，后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在洛阳，他继续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原来，八路军曾要求在洛阳设立办事处，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不敢答应，就借口十八集团军归第二战区管辖，只同意其在洛阳设一个通讯处。卫立煌上任后，十八集团军随之改由第一战区管辖，他马上同意将十八集团军驻洛阳的通讯处改为了办事处。1940年，他与朱德签订了驻军防区协议，还在百团大战中配合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卫立煌与八路军交往，引起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满，他与延安的通讯联系也被人告密。因此，1941年夏，他被撤销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42年初又被撤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同年3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准备让其率部进入缅甸作战。他还未上任，就因有人告发他涉嫌通共，蒋介石又罢了他的官，使他只得在成都闲住。后来，由于中国远征军的长官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不合，在征得史迪威将军同意后，蒋介石才重新启用卫立煌，于1943年秋任命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部进军缅甸。1945年4月，升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
再次充当“剿匪”总司令成为“战争罪犯”
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立煌曾长期赴日、美和英、法等国考察军事。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派其得力干将熊式辉、杜聿明和陈诚先后到东北指挥作战，均被解放军打得损兵折将。为了挽救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蒋介石想起了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剿共英雄”，发电报催促正在欧洲考察的卫立煌回国。卫立煌回到南京，蒋介石与其多次谈话，勉励他到东北为“党国”挽救局面。1948年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和东北行辕代主任。这是卫立煌所担任的职位最高的“剿匪”总司令，也是他最后一次为蒋介石充当“剿匪”总司令。但是，这一次卫立煌没有也不可能再次成为“剿共英雄”。国民党在东北以至在全国的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卫立煌本人也完全知道这一点。在无法抗命的情况下，卫立煌在走马上任之前特向蒋介石告假回合肥探望80岁的老母，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
卫立煌虽然是蒋介石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老部下，可以算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毕竟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与蒋介石的奉化血统没有干系，因而实际上只是一个“嫡系中的杂牌”，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到东北后，一方面与蒋介石争夺指挥军队的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按兵不动的原则，固守沈阳等几个城市。解放军切断了沈阳与锦州之间的铁路以后，蒋介石一再催促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辽西，将主力撤至锦州，然后再退回关内，以避免被全歼。卫立煌则以共军惯于采用“围城打援”之术、国民党军已多次上当吃亏为由，迟迟不肯发兵。1948年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11个师，并活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驻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另一位“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被迫投诚。10月18日，蒋介石飞到沈阳，直接命令其得意门生廖耀湘率由最精锐部队组成的辽西机动兵团向西挺进，企图夺回锦州，杀出一条血路。结果，该兵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被解放军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10月30日，解放军已快攻入沈阳市区，蒋介石怕主帅被俘或投降影响士气，才派飞机将卫立煌从沈阳接出。
国民党在东北完全失败后，蒋介石把怒气全部出在卫立煌身上，于1948年11月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被撤职后，先闲住在北平。淮海战役打响后，他们一家曾乘乱秘密南下到广州，准备逃到香港，结果被保密局的特务发现，蒋介石知道后密电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将其扣留，随即派飞机将他“接”回南京软禁。后来又准备将他送到台湾。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撤走了守在卫立煌住宅外的宪兵，但保密局的特务并不买李代总统的账，仍留在其住宅内。不过，此时国民党必败的大局已定，其内部已是树倒猢狲散，卫立煌的副官乘机软硬兼施将特务们先后打发回家。1月30日，卫立煌一家悄悄离开南京，乘车到达上海，登上一艘英国轮船逃到了香港。
由于卫立煌担任过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他的名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通缉的43名主要战争罪犯的名单之列。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然给毛泽东主席发去贺电，但对于回大陆仍有所顾虑，因而在香港居住了数年。后来，周恩来托人写信给他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见到信消除了顾虑，于1955年3月15日返回大陆，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956年，卫立煌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4月，这位当年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宣布“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见证者
卫立煌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多次接见他。1957年4月1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毛泽东主席也出席了酒会。当周恩来将卫立煌介绍给伏罗希洛夫时，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标题，发表了欢迎酒会的新闻。这是共产党领导人首次公开表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句具有高度战略眼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话，正是毛泽东当着卫立煌的面说的。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在北京逝世。1月20日上午，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卫立煌大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公祭大会结束后，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安灵仪式。这位前国民党“剿匪英雄”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已故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
阎锡山与日寇的六次洽降密谈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11月初，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军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日本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急切希望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阎锡山正是他们理想的猎物之一。
阎锡山在中华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是独一无二的、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
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代号称为“伯工作”，由华北派遣军和山西派遣军共同负责。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这一项工作。日本政府和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山西派遣军司令以及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筱都把诱降阎锡山的工作放在首位。“存在就是真理”是阎锡山的信条。为了存在和发展，保住“华北王”的地位，他认敌为友，联日反共。
阎锡山是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封疆大吏，握有很大权力，为什么要丧失民族气节，走投靠日寇的道路？对此，他于1940年11月委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密谈前作了如下表白：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的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惟一的出路。日本人想依靠咱们，这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吉县）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第二战区长官部机要处副处长）跟他到太原和象乾（即苏体仁，伪山西省省长）、西樵（即梁上椿，山西省公署参议）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到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到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日军）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们迁就他们，后一句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求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从以上阎锡山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可以断定：
一、阎锡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但事与愿违。经过和决死队等新军部队一个半月的较量，他除去从决死三纵队瓦解了七、八、九三个团，并使其他纵队一些零星的旧军官等少数人叛逃外，其他却一无所获。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大部还是被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亲日妥协的丑恶面目。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尤其是骑一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弃官抛印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不仅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二、不惜民族气节，要“联日”求存。虽然他已感到“处境很不好”，但他却不愿回心转意，真心实意地和代表抗战、团结、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新军合作抗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族复兴。而且更怕共产党夺取他的天下，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同时，亦不甘心受蒋介石“处处歧视”、“事事为难”的抑制，甚至还怕蒋介石真的和日本政府“和谈”成功而落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下场。为了“存在”，阎锡山不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丧失民族气节，以反共为筹码，“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他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骗得日本的信任都行。只有这样才能凭借实力随时应变，亦即随时可以适时应势而“存在”而“发展”。只要能“存在就是真理”，哪管什么国家尊严、民族气节。
三、阎锡山派代表和日军的使节互访、洽谈的真实意图是想暗中借助日军的力量灭共拒蒋，而不是要把他的军政大权都被日军操纵做傀儡。他所谓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句话的谈判原则，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内政自理”这一条。但他未免有点太天真了。虽然他坚持不像汪精卫一样去公开当汉奸，但他却充当了暗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精卫之类的角色，与日军互不侵犯、联日反共，本身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虽然汉奸的名分还尚不完全具备，但已有汉奸之实的事实却是无法推卸的。
六年中阎锡山与日寇进行了六次密谈，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互通有无等“协定”，对抗战事业造成极大破坏。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中，仅有据可查的阎、日会谈就有六次，由阎锡山亲自参与的有三次，并与日军签订了政治上联合反共、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相互配合进犯抗日根据地等多条“协定”。这六次密谈是：
一、白壁关会谈。双方代表在孝义县白壁关村日特晋中公馆工作人员白太冲家中进行，前后两次。第一次是1940年11月。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行人员为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在会谈中，楠山秀吉提议：日、阎双方取消敌对状态，互相提携，共同“反共”。赵承绶表示原则同意，并希望日军撤出孝义、汾阳几个县城，供给武器。会谈未就实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请示上级后再谈。第二次是1941年3月。日方代表为宫内幸五郎，阎方代表为赵承绶。双方协议：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让阎军进驻。此项协议于同年6月实现。
二、汾阳会谈。自白壁关会谈后，阎锡山闻讯日军将进攻阎军，来往曾中断一时。经过日本军方派大仓商事日本顾问林龟喜作为非正式军使赴吉县直接转达日军意图后，日方接受了阎方关于在离石县一带对共军作战的要求。1941年7月，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于是决定9月10日，两军代表在汾阳城内签署正式协定。1941年8月8日至11日，阎、日代表在山西省汾阳县城内会谈。日方代表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随员有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员有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等。会议结果双方代表在《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上签字。此协定分为“方针”、“要领”两部分：
方针（一）本共存共荣建设新东亚之目的，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与南京政府（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合作。（二）依据于南京缔结之中日国交调整基本条约，国内之政治及军事由中国方面自理。晋绥军之管辖区，先为山西，渐次及全华北。实力充实时即行努力统一国家，实现东亚和平。（三）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适当时机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
要领
第一阶段（一）晋绥军与日本军缔结停战协定。（二）停战协定成立后，孝义县城（此时为日本占领）交予晋绥军，晋绥军即向以孝义为中心区域推进，阎长官移住孝义县城或隰县，与日本军紧密配合。（三）合作实现后，日本军集中于军事上必要之地区，晋绥军担任山西省内各地方之治安。其详细办法，随时与日本军商定之。（四）晋绥军兵力三十万，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武器由南京政府给以下列数目之补充：
步枪十万枝；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九百挺；掷弹筒四千个；各种炮三百门及所需之各种弹药。
关于粮食与服装，就地征发，由日本军予以援助。（五）为整理晋钞，予五千万元之透支借款。（六）在执行协议期间一面秘密联络各反共将领，一面在太原或孝义与汪主席协议合作。（七）军费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给一千二百万元。（八）以上各条，必须秘密地，并在可能范围迅速施行之。
第二阶段（一）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阎长官即向重庆政府督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则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二）第一阶段之军队部署及军队补充完成后，与日本军合作，首先肃清山西省内共产军。
为此临时支给二千万元之军马、武器费，另外每月军费为二千万元。（三）山西共产军肃清后渐及华北全部。此时南京政府更供给下列武器及其他所需之弹药、汽车、步枪十万支、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一千八百挺、掷弹筒二千个、其他炮三百门。（四）晋绥军兵力五十万，由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五）恢复太原兵工厂。（六）在此期间，联合各反共将领，向和平统一方面迈进。
第三阶段（一）负责维持华北全境治安。（二）由南京政府支给华北善后费一万万元抚恤军民。
附带条件（一）察哈尔、绥远问题与蒙古民族问题之解决，概由汪、阎商议决定。（二）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承认完整归还，俟阎长官回来后施行。
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日起生效。
日、中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晋绥军代表 赵承绶
大日本华北派遣军代表 田边盛武
关于上述协定中，虽未明确雁北十三县的归属，但在会谈中日方已承认阎锡山实行“山西自治”，为完整山西政权，将现属蒙疆区管辖的十三县仍归划山西范围。
在签署《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的当日，日军楠山秀吉和赵承绶又签订了晋绥军与日军的《停战协定》，全文如下：
晋绥军与日军互为友军，彼此合作，为向共同防卫之目标迈进，订立协定如下：
第一条 晋绥军与日军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敌对之战斗行动。本共存共荣之旨，努力解放亚洲民族，建立新亚洲，首先铲除共产主义之破坏而密切合作。
第二条 晋绥军自本协定缔结后，尽速向协定区域发展，日本军当予密切合作。
有关实行此项条款之具体事项另行协议决定。
第三条 日本军协助晋绥军之整编、训练及补充军械。对于征集粮秣，应互相协助。
附则
本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中、日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山西派遣军代表 楠山秀吉
晋绥军代表 赵承绶
以上两个协定因都在山西汾阳签订，故通称为“汾阳协定”。11日上午签字结束后，日军设宴招待阎方人员，并赠送伪联币二十五万元、法币七十五万元及布匹等。“汾阳协定”后，阎、日双方于1941年10月，又在太原举行了为充实“汾阳协定”中有关“防共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10月初，赵承绶、续志仁到太原，在东典膳所一号成立办事处。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与赵承绶正式会见。继而由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与赵承绶会谈，并于10月中旬签订了《防共协定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为：
1、日方分批拨给阎锡山壮丁五万名（由原先承认的十万人减至五万），步枪十万枝，适当配备训练人员及弹药。
2、日方第一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两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吉县移驻隰县。
3、日方第二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隰县移驻孝义。
4、日方第三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收到后，通电反蒋，由孝义移驻太原，将吉县小船窝渡口移交日军进驻，阎军由晋西向南同蒲沿线移动。
5、其余步枪两万枝，按需要由日方一次拨给之。
6、双方进行物资交换。
7、阎方派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张文（少将）驻运城，宪兵司令部服务员刘虎文驻临汾，骑一军参谋杨向山驻汾阳，分别成立办事处，以便双方驻军加强联系、交换情报。
三、安平会议。1942年5月5日，日、阎双方又在山西省吉县安平村举行了“安平会议”。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随员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边田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出席，随员有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参谋长齐凤洲等。会上，日方要求阎锡山先投降，然后给人给枪；阎锡山则坚持先要兵要枪，然后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暂时休会。日方指使苏体仁、梁上椿居间讨价还价，也无结果。阎锡山乘休会期间溜出会场，不辞而别。会议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也没有完全破裂。
四、太原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协议。1943年春，日方又主动提出，双方先实行“部分合作”的建议。阎同意派代表到太原谈判。日方参加谈判人员为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井宽一。阎方指派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为政治代表，原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为军事代表。1943年6月，日方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提出日、阎“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合作方案”五条。双方经过具体磋商，达成如下协议，并进入实施阶段。
1.政治方面：阎方第一批派遣十五人充任五个县的伪县长、保安队副大队长和警察所长（地区和人员名单略）。第二批选派靳祥垣充任日伪山西省卫生事务局长，随带秘书主任毛德如、秘书卢宪武、科员李呈祥，另派陈兴舜充任日伪山西省保安队司令部总务处长。
2.经济方面：①1943年秋，在太原设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董事会，由日方井宽一、河本大作、高桥铁造（日伪太原铁厂厂长），阎方彭士弘、贾英云等五人组成。②日、阎双方进行物资交换，在井宽一主持下，日方派大仓洋行高田克、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原敏郎参加，阎方派曲宪南、吴子青参加，先后交换六次。
3.军事方面：①日方接纳阎方代表第二战区长官部在临汾设立办事处，与日方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联系，交换情报。②1943年12月，由日方接应阎方六十一军约八千人由临汾渡汾河进入浮山、安泽地区；1944年5月又接纳阎方第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渡汾河增援，日、阎两军配合进犯中共领导的太岳区抗日根据地。③1944年春，日、阎双方各派部队夹击中共领导的晋南秸王山抗日根据地。
五、瑶圃会谈。1945年6月下旬，日、阎双方在山西孝义县瑶圃村进行了第五次会谈。日方代表为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随行人员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还有阎方驻并（即太原）办事处人员、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等。高桥坦表示希望阎锡山早日到北京，在日军协助下掌握华北政权。阎表示不愿意去北京，建议日方先向中国“讲和”，自愿居间联系，向蒋介石说情可保存日军实力。这次会谈未取得一致意见。
六、司马村会谈。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日、阎双方在山西省汾阳县司马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日方代表为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双方协商了日、阎交接太原的措施和步骤。
阎锡山在日军大举侵华并占领大片国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各族人民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不以身作则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却勾结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完全是倒行逆施。尽管阎锡山还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叛国，且在与日军、汉奸苏体仁等勾搭的同时，也曾进行过一些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战的活动，但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协定”本身和对部分“协定”的执行，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已构成了对国民政府的不忠，对抗日战争的破坏，完全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他（阎）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来，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赵戴文（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阎）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杜任之还曾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同的意见。阎长时不语。赵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日妥协的传闻明朗化以后，阎一些部下大感悲愤，纷纷去找赵戴文提出不赞成的意见，请赵向阎表示反对。赵说：“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于是赵见阎询问：“外传与日妥协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回去。”阎问：“你的意见如何？”赵说：“我也反对。”阎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将怎么办？”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去！”内部舆论，很多部属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诠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公开降日上三思而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黄伯韬兵败遗言：我死以后，国民党或许还有希望
1946年至1948年的华中战场上，共产党方面39岁的粟裕和国民党方面46岁的黄伯韬4次交手，演绎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大战。
苏中战役交手，黄伯韬进攻邵伯受重创
苏中位于整个解放区的东南前哨，与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地区隔江对峙。抗日战争一结束，蒋介石就把夺取苏中、苏北作为重要目标。粟裕对于苏中的战略地位和蒋介石的阴谋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早有在苏中地区作战的准备。当时粟裕任司令员的华中野战军共19个团，3万余人。战场上敌我力量对比是4比1。
1946年7月，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所部共5个整编师5个旅计12万兵力，黄伯韬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
7月10日，华中军区司令部情报处从秘密渠道获得了国民党长江北岸第一绥靖区所属部队的作战计划。当晚8时，粟裕主持召开了华中野战军作战会议。他指出：“现在敌人是三路而来，拉开架子要和我们拼消耗。我们恕不奉陪，专打他一路。”粟裕说：“敌人12万人马进攻我们3万多人，是4打1。这么一来，我们还他个6打1！”
粟裕指挥部队开始机动作战，从7月11日到8月12日，在一个月时间内，华中野战军连续4次作战，歼敌3万余人，致使苏中国民党军队难以继续全面进攻，不得不调整部署。李默庵判断华中野战军部队将要进攻如皋城，急令黄桥守军增援如皋，同时命令黄伯韬率整编第二十五师向华中野战军占领的重镇邵伯进攻。这时，北线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淮北睢宁，正准备向两淮进犯。李默庵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集中在如皋东南，如要增援邵伯，从北面绕过他的封锁圈，需要不少时间。利用这段时间，他就可以攻下邵伯，沿运河北进，配合北线国民党军进逼两淮。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既救了东头，又拣了西头，东西呼应，一举两得。
粟裕却比李默庵棋高一着，来了个攻黄（桥）、救邵（伯）、打援，“一举三得”。他命令已在当地的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部队共5个团坚守邵伯，阻止敌军北进，第一师、第六师、第五旅和特务团则按原定计划向敌人封锁圈中心挺进，进攻黄桥、泰州，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来调动敌人。
在战役前夕，粟裕视察了第十纵队的阵地，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防御部队总共只有6个团的兵力，第八十二团、第八十四团是才上升的地方武装，火器配备尚待加强，只有第八十七团、第八十九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四团，战斗力较强。除担任正面防御的部队，只有3个团的机动兵力。他对第十纵队指挥员明确提出保卫邵伯的作战方针：进攻邵伯的敌人是黄伯韬的整编第二十五师，下辖第四十旅和第一〇八旅。你们应当采取各团轮番守备的方式，依靠阵地，作短促的反突击以击退敌人，坚守邵伯……
果如粟裕所料，黄伯韬率整编第二十五师气势汹汹赶来，立即兵分三路进攻邵伯，以战斗力较强的第四十旅由乔墅迂回邵伯，在飞机、火炮配合下，向邵伯、乔墅、丁沟三地猛烈进攻。黄伯韬则亲临前线，直接指挥炮兵轰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二军分区两个团，按照预定作战方针，适应水网地带正面狭窄的地形特点，采取各团轮番守备的战法，顽强防守，英勇反击，坚持4天4夜。一直打到8月26日黄昏，阵地岿然不动，毙伤黄伯韬进攻之部2000多人。黄伯韬恼羞成怒。然而，当他得知迂回的第九十九旅在如黄路上已被消灭，他的侧后受到严重威胁，再打下去凶多吉少时，当即下令撤回扬州。邵伯保卫战至此胜利结束。
黄伯韬率整编二十五师进入苏中进攻邵伯，双方各有伤亡。但在参战国民党军队中能抽身而退撤回，就有人借此吹嘘黄伯韬能打，“是粟裕的冤家对头，是共军的战场克星”。黄伯韬对于此次与粟裕交手的战果，也颇不以为然，认为：如果不是东援如皋的第九十九旅行动迟缓，结果不会是这样。
孟良崮战役交手，黄伯韬进攻不利被撤职
1947年2月，黄伯韬的整编第二十五师编入汤恩伯的第一机动兵团，按照蒋介石“重点进攻”的部署，从4月开始集中10余个师北进，全面进攻沂蒙山区。同时命令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归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指挥。当整编第七十四师到达桃域、蒙阴一线时，张灵甫因为与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不和，不愿意听从他的指挥，遂电报请示蒋介石，自请归黄伯韬指挥。蒋介石立即复电同意。其实，张灵甫自视甚高，并不把黄伯韬放在眼里。该部准备进出坦埠，便开始大张旗鼓修垛庄通坦埠的公路。黄伯韬知道这个情况后，曾电话劝他：这样多的人修公路，会暴露我们的意图的……
张灵甫不但不听，反而说：“我正要引匪前来呢！”
华东野战军决心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孟良崮战役于1947年5月13日黄昏发起，粟裕命令华野第四纵队、第九纵队正面打击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一纵队、第八纵队以小部队向敌左右两翼发起佯攻，迷惑敌人，主力则向敌军纵深猛烈穿插；第二纵队、第七纵队、第三纵队、第十纵队及第一纵队一部分在敌两翼外围坚决阻击其余各路增援之敌。
在第七十四师告急后，蒋介石一方面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陈毅、粟裕主力，另一方面严令孟良崮周围的10个整编师，特别是换装为美式装备的黄伯韬的第二十五师、李天霞的第八十三师尽力支援整编第七十四师，以期内外夹击，聚歼解放军于孟良崮地区。
陈毅、粟裕命令5个纵队对第七十四师发起了总攻，同时严令各阻击部队坚决挡住援敌。
黄伯韬的第二十五师在“围歼陈粟共军主力”的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是相对较强的。黄伯韬凭借武器之利，不断进攻，到14日上午已将战线推到了黄崖山、狼虎山一线，距孟良崮6公里，两地隔一段开阔地带可以相望。在得悉其他增援部队均受到强力抵抗不能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后，黄伯韬的第二十五师“救张”成为新的战斗目标。黄崖山是第二十五师通往孟良崮的关隘。可以说，谁占有了黄崖山，谁就把握了第七十四师的生死。担任阻援任务之一的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受命昼夜行军夺取黄崖山。第四十八团作为前锋部队，克服疲累、饥饿之苦，一边行军，一边睡觉，终于在15日的拂晓抢先赶到了黄崖山主峰的山脚下。
与此同时，黄伯韬第二十五师的先遣部队也开到了西面山脚下。胜败就在毫厘之间。“冲！”第四十八团九连连长翟祖光毫不犹豫地带人从东坡攀援而上，抢占了制高点。黄崖山主峰因此控制在了第四十八团手里。国民党其余部队则相继占据了黄崖山附近的猛虎山、万泉山等要点，尽管黄伯韬随后连续出动营、团级的集团冲锋，但地形上的劣势使他的一切努力都化作了徒劳。
急盼救兵的张灵甫望眼欲穿，身负救人于水火使命的第二十五师在解放军阻援部队的封堵下，就是难以越雷池半步。焦躁的黄伯韬拿着望远镜看看前边战场，气得踱来踱去。
张灵甫在第七十四师败局已定、决定自杀前，以无线电电告南京，痛诉友军见死不救，尤其是指责李天霞、黄伯韬不积极解围，致使第七十四师覆没。导致揪心之痛的蒋介石在战后决心杀黄伯韬、李天霞，以慰张灵甫哀怨亡灵，但在南京召开的华东战场军事检讨会议上，达成了这样一个软绵绵的结果：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留任；第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撤职留任；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撤职下狱。
黄伯韬顶着撤职留任的帽子，以“待罪之身、以赎前愆”在第二十五师挂着代师长，多日“郁闷”，“难露笑容”。他再次败在粟裕手下。
豫东战役交手 黄伯韬几万人被困土围子
1948年六七月间，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在河南东部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役决战，即豫东战役，也叫开封、睢杞战役。战前，粟裕计划出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他以3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在龙王店围死了国民党区寿年兵团，经过激烈战斗，阻住了来增援的黄伯韬兵团的猛烈攻击，使其无法与相距不足5公里的整编第七十二师会合，并将区寿年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部及第十六旅一个团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师长沈澄年。
7月3日凌晨，粟裕分别从龙王店战场和铁佛寺包围圈抽出了部队，甚至还从阻击邱清泉的阵地上抽回了队伍，他集中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杀向了黄伯韬兵团。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被困死在睢县包围圈里的区寿年兵团，官方招牌是“第七兵团”，是个只有两个整编师（整编七十五师、整编第七十二师）的小兵团。豫东战役爆发前，国民党军事高层决定把属于杂牌性质的区寿年兵团兼并掉，重新组建一个由4个整编师合成的大兵团。可是，由谁出掌未来的“第七兵团”呢？杜聿明提出的人选是邱清泉，而陈诚则推荐胡琏，搞得蒋介石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正等着被兼并的区寿年兵团却被解放军给包围了，于是邱清泉连忙从北边赶来救援，胡琏赶紧从南边跑来解围，大有点谁先拣到区寿年兵团就归谁指挥的意思。
解放军早就料到这两路人马有可能跑来凑热闹，于是华野部队在杞县挡住了邱清泉，中野部队在淮阳顶住了胡琏。两路援兵连攻数日毫无进展，这就给了黄伯韬一个机会。
抗战时期，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黄伯韬是他的参谋长。现在顾祝同正以陆军总司令的身份主管徐州战区，当然愿意找个机会照顾照顾自己的亲信。顾祝同赶紧想办法，提出让黄伯韬也参加救援区寿年兵团的竞争。蒋介石一高兴，居然答应了。于是，黄伯韬就兴冲冲地从山东兖州赶来救援。可这时候黄伯韬的手里只有一个整编二十五师，分量明显不如胡琏和邱清泉，于是乎，顾祝同就配上了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凑足一个“黄兵团”。
4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对黄伯韬兵团全线出击实施合围。黄伯韬兵团被歼灭近两个团的兵力，并被压缩于帝丘店及其外围十余个村庄内。5日，黄伯韬兵团步兵由坦克引导，在飞机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由帝丘店附近向华东野战军进攻部队实施疯狂反扑。经7小时激战，华东野战军予敌大量杀伤将其打退。黄昏后，再次对敌发起攻击，至6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据参加过豫东战役的国民党将领回忆：黄伯韬面对粟裕主力的进攻，亲自登上坦克，顶着枪林弹雨，带领部队冒死反攻，在阵地上三进三出，白天竟然将失去的阵地全部收了回来，但是到了晚上，又被华野夺了回去。华野将黄伯韬死死地困在了帝丘店，使其无法与相距不足5公里的整编第七十二师会合。
7月6日中午，华野在发射了一阵如雨的炮弹之后，战场变得一片安静。黄伯韬眼看着太阳很快就要西沉，他算计道，善于野战的解放军在天黑之后必然要发动更为激烈的猛攻，黄伯韬下军令焚烧所有文件，枪杀所有解放军俘虏。他对手下将领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指望我黄伯韬。共军由何处突破，你们就在那里抵抗到死。”全军上下被黄伯韬的哀气所感染。7月6日晚上，黄伯韬的全军瞪大了眼睛，鼓足了劲，紧盯着黑漆漆的解放军阵地，等待那拼死搏斗时刻的到来。第二天拂晓时分，依然毫无军情。天亮了，黄伯韬和将士们探头探脑向阵地前张望了一番，毫无动静，于是放心大胆地站了起来一看。“共军跑了！”这样口号式的消息引来黄伯韬全军上下的一片欢呼，黄伯韬惊魂始定，庆幸自己终于熬过了这一晚。但是，只有他一个人自己心中明白，那不是解放军逃跑了，而是见好就收主动撤离了。被解救出来的第七十二师师长和黄伯韬相会竟然喜极而泣，哽咽难语。
其实，粟裕见黄伯韬已经被打得惊慌失措，草木皆兵，火候已到，正是撤离的好时机，遂将所有剩余炮火全部洒向了黄伯韬兵团的阵地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撤离了战场。就在黄伯韬和第七十二师相对而泣的时候，粟裕已经到达定陶进行休整了。
此次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这是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进行的第一个、也是两年来最大的一次大歼灭战。
但是，蒋介石依然在南京大开庆功会，表彰黄伯韬的努力前进、顽强抵抗、解救了第七十二师的功绩。为方便黄伯韬见蒋介石，蒋介石特发给他编号第17号的总统府特别通行证，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直接见蒋介石。这是蒋给他的特殊荣誉。黄伯韬感激涕零，一再表示要以死效忠。谁知竟然在几个月后真的应验。
淮海战役交手，碾庄激战黄伯韬苇塘自杀
1948年9月24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呈送了举行淮海战役的第一个良策，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同意。对“首战打谁”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给粟裕去电：“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豫东战役结束后，在顾祝同的大力举荐下，黄伯韬升任第七兵团司令官。第七兵团下辖第六十三、六十四、二十五、一〇〇军4个军。淮海战役刚开始，又增加了从连云港撤出的第四十四军。5个军的总兵力约有12万人。
黄伯韬于11月6日召开军、师长会议，要求各部队迅速向徐州转进。11月7日黎明，黄伯韬匆匆忙忙率兵团部开始行动。但他不知道华东野战军第一、六、八、四、九纵等主力部队已从北面向他的第七兵团逼近，并抢占了运河上唯一的大铁桥。
黄伯韬到碾庄后命令兵团部暂停于此。黄伯韬刚安顿下来就接到报告，说解放军三四万主力正从西北约20公里的宿羊山地区南下，直奔而来。另有一两万解放军主力，正从陇海铁路南面疾进而来。中午时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给黄伯韬发来一份急电，是蒋介石的一份命令：“着该兵团在碾庄圩地区准备决战。已命令黄维兵团经宿县、宿迁渡过运河进行外线反击；又已令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邱、李两兵团东援……”黄伯韬立即在碾庄圩开会，向各军军长布置了任务。正在匆忙之际，黄伯韬又得悉第三绥靖区五十九军和七十七军两万余人已起义，运河、不老河防线已土崩瓦解，解放军3个主力纵队已直插大许家、八义集，截断了陇海路，从而封闭了黄伯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通道。至此，黄伯韬才恍然大悟，原来解放军已对他的兵团形成了包围圈，自己成了瓮中之鳖。11月11日，华野把黄伯韬兵团4个军合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3公里、东西6公里的区域内。
蒋介石为了让黄伯韬与解放军死拼到底，防止其起义，天天空投《中央日报》等报刊，上面刊登有黄伯韬的戎装照以及蒋介石的嘉奖令。一时间，黄伯韬被蒋介石渲染成“常胜将军”。11月12日起，华东野战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各路纵队，从四面八方展开猛攻。15、16日，各部队都在进行土工作业，想方设法把堑壕挖到敌阵地前沿。11月16日晚，猛攻开始。激战至19日，碾庄圩外围村落全部被华东野战军攻占。这天晚上，黄伯韬向徐州的刘峙、杜聿明发出求援急电。11月19日晚10时，总攻开始了。30分钟内华野炮兵3万多发炮弹，倾泄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碾庄圩阵地。黄伯韬绝望地命令炮兵用所有的炮弹还击，进行最后的顽抗。望眼欲穿的援兵没来，12万大军丧失殆尽，黄伯韬失去了顽抗的最后勇气和信心。碾庄圩被攻克前，黄伯韬率少数随从逃到下属的第六十四军军部。黄伯韬和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见面后，神情沮丧，脸色蜡黄，说：“我年纪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也走不动，而且太难为情。我死以后，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许还有希望。”22日下午，黄伯韬、刘镇湘等又逃到了第六十四军一五六师指挥所驻地吴庄。黄伯韬一听“吴庄”这个村名，就长叹说：“此吴庄，乃吾葬身之地也！”
22日黄昏，黄伯韬指挥第一五六师残部，企图向西北方向突围。当黄伯韬逃至尤家湖南面的一片苇塘时，当时就在黄伯韬身边的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代理军长、后来被俘的楚轩吾回忆：“黄伯韬这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最初的镇静。他像一头被囚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披着军大衣在深沟中转来转去，不许任何人向他转达解放军的劝告和递送打到阵地上来的传单。”华野攻击部队在碾庄的两道围墙的开阔地带上，展开了激烈的歼灭战。彻底绝望之际，黄伯韬拔枪自杀，黄伯韬兵团的5个军被全歼，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兵力对比上转为优势，彻底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决定了淮海战役的胜负。
粟裕与黄伯韬的四次交手，是他戎马一生的成功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
备受优待的败将黄维，为何至死仍想去台湾？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正规军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全兵团清一色美械装备，堪称“中原第一王牌”。该兵团主帅黄维虽然“书生”气十足、大有“纸上谈兵”之嫌，但他曾先后两次随蒋介石东征。抗日战争中，他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也表现神勇。内战爆发后，他更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统领十二兵团，蒋介石“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使蒋介石龙颜大悦，荣登蒋家王牌爱将之列。
国民党许多将领，因种种原因与机会接触共产主义并被“赤化”的屡见不鲜。黄维早年就与共产党人渊源颇深，共产主义的火种也曾眷顾过他。黄维淮海战役被俘后，更是受到解放军的优待，但他一直抵制中共的思想改造，被特赦后还未放弃回台湾的想法直至病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黄维如此执迷不悟，以至于和共产党失之交臂呢？
自身性格因素
黄维的性格可用一个“儒”字来形容。这样的性格虽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道”的特色，使黄维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度。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满脑子书呆子气”的劣性也为他与共产党背道而驰埋下了伏笔。
1904年2月28日黄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农家，父早逝。黄维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经济拮据他考入鹅湖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黄维虽深谙为师之道，却做事刻板，以至于和乡绅不睦而弃职离乡。1924年黄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被编在第二队，同年与同学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黄埔时期，黄维深受国民党“正统思想”熏陶，使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其他真正之主义”。而此时，蒋介石“君臣之道”、“忠臣良将”的儒家说教又恰与黄维合拍。蒋介石时值壮年，总是戎装革履。显得英气十足，使得黄维更加崇拜。后来，黄维因做事严谨认真受到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赏识，据说，陈立夫十分宠爱黄维，以至于差点把女儿嫁给他。陈立夫极力把黄维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大加重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维就死心塌地追随他的“蒋校长”了。
国民党很多将领都领教过黄维“书呆子”的厉害。一次，陕籍将领杜聿明远征出兵缅甸，但战事不利，杜聿明败逃回国，而此时对杜聿明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维。杜聿明久闻黄维是个书呆子，执法如山，但他还是希望黄维能够开恩给他的部队少报点损失，给他这位蒋介石跟前的“红人”留点面子。所以，杜聿明就伸着热脸去贴黄维的冷屁股，宴请黄维。宴会上的气氛果然凝重，杜聿明的幕僚们为了活跃气氛，就和黄维没话找话，说的也就是些“近来天气很好，风调雨顺什么的……”。谁知黄维不领情，立刻发作日：“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来的风调雨顺？”杜聿明部下以为黄维向他们索贿，便问是否给黄维家送些“款子”，谁知，黄维听后更大发雷霆日：“我家开的酱油铺米铺，发大水正好发国难财……”“杜聿明听后无奈地长叹一声便离席而去，知道黄维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了。
黄维的“书呆子”气，连许多共产党将领也略知一二。淮海战役中，黄维的十二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于双堆集，陈赓大将的部队就坚守在南坪集。陈赓在黄埔时期就是黄维的同学，他早已摸透了黄维的性格，知道黄维是教书出身，迷信书本，墨守陈规，打仗老爱在书本上找依据，动不动就是“兵法云”尔尔。所以，陈赓就采用放弃已占阵地，诱敌深入的方法。黄维果然上当，使自己的部队进入陈赓的伏击区，当黄维醒悟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后来，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当他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他的老同学陈赓时，他竟说：“败在陈赓手上不算冤枉，陈赓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黄维的“书呆子”气可见一斑。
被蒋氏集团“逼上梁山”
黄维身为黄埔一期成名较早的学员，“书生气”浓重的他实际对战争并无多大兴趣，四十年代后黄维逐渐转入军事教育领域。1948年9月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时，蒋介石发动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正是用人之际。黄维虽厌恶征战，但蒋氏集团抓住了黄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儒家心理。利用以往对黄维施予的“厚恩”，再一次把黄维推向风口浪尖。
蒋介石素来推崇曾国藩的“识人之术”，用人考究“资历”，而黄维本身就是黄埔一期嫡系，他在北伐战争中已是营长，在南京栖霞山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又表现勇敢。再加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举荐，因此深得蒋介石器重。黄维本号“悟我”，后经蒋介石改为“培我”，可见蒋介石对黄维的“栽培”之心。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同年前往陆军大学深造。在校期间黄维曾多次受到蒋介石单独训话。1933年，一直欣赏德国军事教育的蒋介石一纸批文送黄维去了德国考察。在德国，“书呆子”黄维如饥似渴地学习德国军事经验，并在国内国民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使蒋介石颇为赞赏。1938年，蒋介石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交给了黄维，34岁的黄维任军长。黄维深得蒋介石信任，不但30岁就当了师长，从师长到军长也只用了四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升为上将的高魁元、王异等都曾是他的部下。每当提起黄维，很多国民党将领的评价都是：黄维总是表情严肃，连走路都是挺着胸脯，一副将军的仪容，在部下面前从来不苟言笑。黄维不仅对部下要求严厉，对自己也很严格，他从不染指女色或赌博，从西方留学归国后，也不流露出西方特色。因此。蒋介石把黄维看作是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人才。在黄维流露出对军事教育感兴趣后，蒋介石竟让黄维担任了自己兼任的武汉陆军学校校长，使黄维感激涕零。
黄维不但被蒋介石看重，也受到蒋介石的“心腹”——陈诚的青睐。黄维的“书呆子气”与陈诚很像，在国民党内部素有“陈诚影子”之称，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陈诚也对黄维有“伯乐之恩”。黄维在陈诚手下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要提一级。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陈诚曾多次力保黄维，使黄维在国民党内有了一席之地，成了国军中有名的平步青云型人物。因此，黄维成了陈诚的忠实支持者。1944年国民党为扩大兵员组建“青年军”，其实是按照“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进行人事安排，黄维被任命为副总监与蒋经国共事多年，“太子”蒋经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对黄维大力拉拢，使黄维“受宠若惊”。
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黄维担任司令，但黄维办学校正干得热火朝天，他本来不想干，但禁不住蒋介石的再三召见，陈诚又说：“如果他不当，十八军就会被白崇禧抢走！”在蒋氏集团的“恩威并施”下，黄维只好答应，在临走前他还对蒋介石说：“等打完这一仗，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蒋介石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可黄维怎会知道自己有去无回？学校固然是要去的，只是去了中共的“战俘改造学校”。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中央日报》也大力宣传了黄维将军的光辉业绩。蒋氏集团如此的“圣眷隆恩”，以黄维的性格，在中共面前也只有“顽抗到底”了。
与共产党“有缘无分”
进黄埔前，黄维就曾与共产党著名将领结识，并产生了深厚的情谊。进入黄埔后，黄维更有机会与中共接触，实际上他已初步具备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前提条件。遗憾的是，黄维并没有抓住机会与中共产生交际，直至被围双堆集他仍拒绝投降。被俘后，黄维成了“最难改造的顽固分子”。虽然在人生的暮年黄维留下了悔恨的泪水，但为时晚矣。归根结底，只怪黄维与共产党“有缘无分”。
1918年黄维就读师范期间，就与来自赣东北的老乡、后来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重要领导人的方志敏结识。因方志敏比黄维长四岁，黄维就对方志敏以兄长相称，两人一见如故，关系甚是亲密。在黄维心中，方志敏是位极热诚、极可信赖、极令人钦敬的人。比起方大哥，黄维觉得自己很幼稚，缺乏社交能力，孤陋寡闻，所以他感觉和方志敏在一起，时时处处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一次，黄维问方志敏今后的打算，方志敏回答：“投笔从戎，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跟着他一定能够救国救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番豪言壮语深深打动了黄维，使他对方志敏更加敬佩并期望日后能与方志敏一起南下，干出一番事业。后来，黄维跟随方志敏一起报考黄埔军校，方志敏对黄维关怀备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方志敏陪同，黄维简直寸步难行。他们先来到了上海，但不巧，因为来得太早，黄埔军校还没开始正式报名，而且据传言说黄埔军校能不能开办还尚难确定。这时，黄维的盘缠也快耗尽，在进退两难之际，方志敏又托上海的熟人给黄维暂时找了份工作，使黄维的吃住有了着落，解了黄维的燃眉之急。不久，黄埔军校开始招生，方志敏与黄维都顺利通过了初试。黄维想到今后能与方大哥一起心里特别高兴。但没想到，接到复试通知的第二天，方志敏告知黄维自己有些事情要办，不能复试了，叫黄维先去广州，自己忙完就去广州找黄维。没想到这竟成了二人的诀别。实际上，早在1923年方志敏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与黄维分别是受中共指派去了江西。当时，方志敏没给黄维说，因为这是党的纪律，否则的话，黄维的命运也许会和以后大相径庭。
进入黄埔后，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徐向前、陈赓、左权等共产党高级将领都曾是黄维的同学。但黄维加入国民党后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也没与共产党人擦出火花，实属遗憾。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黄维被围双堆集眼看死到临头，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多次劝降黄维，但黄维还是顽固不化，坚决抵抗。
黄维被俘后，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长达27年的改造过程中，黄维还是未能受中共感化。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一次，黄维的妻子来探监并给黄维做了很丰盛的饭菜，用餐中妻子劝他和中共合作，争取早日特赦。结果，黄维直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并大声斥责夫人：“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你也别来看我！”但是，共产党和政府还是予以最大的宽容对待黄维，黄维初到功德林监狱时身患五种结核，经中共医护人员四年的精心治疗护理根治了他的病症，日常生活中他也受到了优待。后来，黄维以研究“永动机”为名拒绝思想改造，但中共还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审阅了他的设计图。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后被中共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
暮年的黄维曾回到江西老家，当站在方志敏烈士墓前时，黄维沉默了，深为自己未能像方志敏一样报国为民而流下了悔恨的热泪。叹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黄维一直困惑：“国军人数装备俱优于解放军，为何还会如此惨败？”殊不知，共产党爱民如子，与人民情同鱼水。国民党纵有雄兵百万，但面对亿万民众，犹如石牛人海，岂可奈何？正应了“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语。
陈赓：解放军将帅中最传奇一位
1938年4月我从老家浙江上虞奔赴延安，进入抗大总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在总校文工团当团员兼秘书。1939年经林老（林伯渠）谈话后入党。7月，我担任文工团民运组长、妇女组长后，即奔赴抗日前线。
1940年5月，我们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演出。我们3个女团员到抗大训练部长王智涛家借道具时，“巧遇”，他在那里养病。我听到陈赓在讲：“会昌战斗受伤的时候，我当时真想开枪自杀。想想自己还年轻，活着还能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就装死了……”他的话引起我的注意。他没有丝毫的掩饰，既直爽又沉稳，我对他产生了尊敬感。
不久，我们团下他们部队演出，我们单独见面了。他对我说：“我这个人有许多朋友，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话是诚恳的。我考虑过，他有四种经历：上过军校，有知识有文化修养；在城市白区工作过，能不为酒色所动；被捕过，立场不动摇；打过仗，不怕牺牲，特别是他对妻子王根英烈士的怀念，让我感觉到他对爱情的忠贞。我告诉他我有未婚夫（表哥）。他没有勉强，只是说：“政治方向很重要。”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1943年2月，我们在太行三分区专署演出时，陈赓从一二九师师部打来电话，说要结婚。这期间我也收到表哥的来信，他不准备到延安。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各奔前程了。但马上结婚我并无思想准备。陈赓在电话里批评我：“既然定了，你就别小资产阶级意识了。你快回来吧！我明天派警卫员带马来接你！”
第二天下午，陈赓在村边迎候。他表白了他的诺言：“一、我会尊重你的革命事业心，不会妨碍你对前途进取的努力；二、也不会把你调到我的身边做秘书；三、我会爱你到永远，这是真心。”陈赓就是这样一个感情丰富、爱情专一而又乐观豁达的人，他尊重女性，耐心等待别人的选择，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我记得那天是2月25日，我们结婚了。第三天我们就出发回三八六旅所在的太岳军区司令部。回到太岳军区司令部，陈赓把他的日记交给了我。他把自己的过去毫无保留地交给我。日记是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记起的。战争年代，分多聚少，分别时我总要送给他一个本子，以便他再写日记。行军时，这些本子始终珍藏在我简单的行李中，背着或放在马褡子里，伴随在我身边。
陈赓其人
陈赓是我军将帅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经历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创造了很多我军的“唯一”或“第一”。
他1922年就入党了，在十大十大将中，只有萧劲光可以和他比肩。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黄埔三杰”之一。他曾救过的命。曾想把廖梦醒嫁给他。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并差点牺牲。他到苏联学习过特工并担任过中央特科的情报科长。他既在四方面军当过师长，也在一方面军当过师长。他是唯一见过也是鲁迅唯一见过的红军将领。他是唯一一个被捕后敢于当面痛斥蒋介石，蒋介石还不得不释放他的红军将领。他参加过长征并救过的命。他的性格开朗活泼，待人真诚，只有他敢于或嬉皮笑脸、或一本正经地骗吃肉、给彭德怀介绍对象、抢的水喝。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唯一一个受中央直接指挥的准战略集团指挥官。建国后他是唯一一个既指挥过越南战场又指挥过战场的我军高级将领。
陈赓被国民党抓住后，在敌人电刑面前从不畏惧，但是在长征路上他哭过两次。一次是看着他心爱的大白马死去，还有一次是一个小号兵饿死在他怀里。从那以后他落下一个“毛病”，最怕听孩子的哭声。小儿子打针会哭，遇到这种时候他对家人说：“你们先别打，等我出去，几道门一关你们再打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后，孩子们问父亲他是什么将。陈赓调侃自己说他什么将都不是，他是辣椒酱。越在这种时候他越怀念牺牲的战友。他说：“和那些曾经生死与共却为国捐躯的战友们相比，能够把生命延续到全国解放，已经是人生大幸；而胜利之后奢谈战功，那是对这些无名英雄、对死难烈士的亵渎。”
第三章 过去的社会
辛亥后现未婚同居风潮：男女双方报刊上打同居广告
自由恋爱的新式观念一举捅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从桎梏里解放出来的新式男女，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方式反抗礼教。辛亥年后，未婚同居渐成最时髦的风潮。更有趣的是，当时的男女还以在报刊上打同居和分居广告为时尚。同居广告的内容不外乎‘某某与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同居，特此敬告诸亲友’之类。
1914年，京剧名伶梅兰芳排了一出根据作家包天笑的短篇小说改编的新戏《一缕麻》，《一缕麻》讲的是一个包办婚姻，指腹为婚的悲剧。戏上演后，极其轰动，一演再演，因为这出京剧新戏正与辛亥革命后封建包办婚姻的破冰之势相呼应，激起了更多的男男女女对“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追求。
革命党人首先在婚姻自主做出了引领与表率。
1900年，蔡元培先生将自己的征婚广告贴在书房墙上；而到了1912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上海各报刊公开登载了《征婚广告》，在当时轰动了全国，就这样找来了革命新女性汤国梨；1908年3月，彼时的革命青年后来却成为汉奸的汪精卫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进步华侨陈耕基的女儿，革命女青年陈璧君，当时汪26岁，陈17岁，引出了一段“荡气回肠”的自由恋爱，他们各自退了婚，在辛亥革命胜利的1911年修成正果。
武装了新思想的新青年们也跟进了。
1917年6月8日，北京的《晨钟报》登一则社会新闻称：“鲁省某报广告栏内登一奇怪之广告，令人观之殊堪发笑——北京高等女学毕业生十七岁招亲广告：凡有年龄相当、身家清洁、欲娶妻妾者，请至趵突泉内宝文斋书画店面面议可也，每日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二时，过时不候云云。”
经过辛亥革命和随后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作家茅盾在1922年3月29日的《妇女评论》上发表《解放与恋爱》称：“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在那个时代，讨论爱情，就是一种革命。
自由恋爱的新式观念一举捅破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婚姻制，从桎梏里解放出来的新式男女，迫不及待地用各种方式反抗礼教。辛亥年后，未婚同居渐成最时髦的风潮。
更有趣的是，当时的男女还以在报刊上打同居和分居广告为时尚。同居广告的内容不外乎‘某某与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同居，特此敬告诸亲友’，或者‘某某与某某因意见不合，势难偕老，自即日起，脱离同居关系，嗣后男婚女嫁，各不相涉。’之类。
自由恋爱与传统婚姻，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并存，于是产生了各种“新式婚姻”，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新式妾”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新式女子因为自由恋爱，不计名分而甘愿与有妇之夫同居，成为事实上的“新式妾”。例如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和王映霞，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但实际上鲁迅和郁达夫是已婚男人。“赵四小姐”赵一荻，曾长期以情妇的身份与张学良在一起，直到1964年才正式结婚，那时张学良已64岁，赵一荻已52岁。
辛亥革命之后的广东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革命世界，新式派头。女子解放，自由选婿”，但婚姻自主之新风并非革命一成功便成为全国之新风，民国之初，自由恋爱也还只是局限在发达地区和受教育较高的国人中间，又要经过好多年，自由恋爱之风才能吹遍华夏大地。
自由恋爱是一种人性呼唤
对话者：钱江晚报VS余华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自由恋爱，体现在民国的社会现实中是如何表现的？
余华林（以下简称“余”）：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非婚同居的风潮；逃婚与抗婚现象也十分普遍；此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式妾”。而在艺术创作中，也出现了大量自由恋爱主题的作品。
记：自由恋爱的观念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被中国人接受的？
余：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时期，男女平等问题成为社会人士聚焦的问题。与此前的女权理论不同，五四时期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将男女平等放在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证，发出“女人是人”的呼声。这种女权观念或许可以用女作家庐隐的一句话来予以说明：“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家庭的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有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
记：当时年轻人爱情观点是怎样的呢？
余：当时人们对爱情的普遍观点是：首先承认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这种爱情在婚前是可以随意变迁的，婚后则不能再有变迁；其次也认为男女间也有性的自由，但须以双方产生爱情为前提，换言之，男女间只要发生了恋爱，就有性的自由。
记：那时的婚恋观念好像一放开，倒有点显出乱象了？
余：虽然五四以后的许多知识青年，从整体上接受了恋爱自由、婚姻须以恋爱为原则的观念，但是由于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过渡的阶段，所以这一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认识还相当模糊。
直到1923年1月，中国的报刊上发生了一次关于爱情的全民大辩论，如果从今天的眼光看，它几乎就是个娱乐八卦。然而在当时，却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这场辩论的主角之一，是民国史上最富争议的文化名人，北大哲学系教授，出版《性史第一集》的张竞生，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的观点，一时舆论大哗，引发中国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公开讨论，这次讨论是对封建意识与传统礼教的一次正面冲击。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大约从1978年开始，“平反”和“昭雪”便成了中国新闻媒体的常用词语。中国人民突然发现，曾经被允许知道的事情充满了太多的假象。在很多地方像空气一样普通的“真相”对于他们一度比黄金还要稀缺。从1940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到1950年代的庐山会议到1960年代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到1970年代张志新的死亡，无数的冤屈得到了伸张。现在又轮到了赫赫有名的“大庆油田”。读完四川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以下引文只注明页码），我惟愿这是最后一个被平反的冤案。
说实话，比较起惨遭迫害的55万右派分子和大跃进饿死的数千万人来说，“大庆油田”被冤屈的只是一小群人，其“主角”的遭遇还不算特别惨。我更多地关注的是“真相”的后面，这一小群人为什么会受委屈。大庆油田明明是真正的“中国石油之父”黄汲清运用他独创的“大地构造理论”和“陆相生油论”，首先提出并且坚持在松辽盆地进行勘探才最终发现的，为什么却把功劳完全算到了李四光及其“地质力学”上，算到了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头上？原来，黄汲清的理论是他“在1942年秋至1943年夏，受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派遣到新疆考察时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的，如果提了，“会冒‘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唱赞歌’之嫌”（182页）。多么荒唐的逻辑，却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高层官员的真实想法，是那个时候的“主流意识”。那是一个亟欲在现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和“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时代，是一方面标榜“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承认历史事实的时代。于是，在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并且至今余晖昭昭”（182—183页）。
被“真相”的作者称之为“一个天大的谬误”（169页）就这样被政治家们轻而易举地合作出来了。客观地说，“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并非有心要制造这一“谬误”，他“到死都不清楚大庆油田的真相”（186页）。他不过“顺水推舟”地利用了下属们的“好意”。因而就出现了与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很不协调的一幕：在知识分子饱受歧视和打压的同时，李四光幸运地成为了毛泽东的“座上客”，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怀和嘉奖。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296—297 页），李四光却在人神共愤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285页），在“四人帮”倒台后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
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一是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二是受了所谓的“蒙蔽”。前者的典型是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彭德怀，大庆油田的发现应该属于后者。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毛泽东的威信至高无上，有人却敢于“欺骗”伟大领袖，而且还“欺骗”得逞，好像不可理解，说穿了也不奇怪。这种“欺骗”看似忤逆，实则是迎合。1958年那么多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敢于争先恐后地以亩产五万斤、八万斤蒙蔽“上头”，就是因为他们摸准了“上头”好大喜功的心思，完全清楚不仅不会因“蒙蔽”而倒霉，反而可能有好处。地质部党组的“蒙蔽”也是这样。他们的报告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置于发现原因之首，再加上“中国人独创的”地质力学。这样的报告当然不会不对领袖的胃口。用当时的话说“地质力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地质领域的具体化”（284页）。这样的报告叫人多么舒坦。不“批准”多难呀。地质部党组的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好评”，李四光也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格外的“知遇”。中国有那么多种科学和科学家，曾经受到了这种“知遇”的非常稀少。如果你明白了这种反常的难得的“知遇”实际上源于一种“蒙蔽”，领袖对这种“蒙蔽”也是欣然接受，不知你会作何感想。很早我就知道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看了这本书后，应该再补充一句：在那个时代，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知遇”。
“红颜薄命”的民国第一女歌星
关于民国著名女星周璇，最常见的说法是：“三四十年代女人的时髦表情是典雅而妖媚的，既有周璇那样传统可爱的小女儿态，也有秦怡般雍容华美的丰姿。”小女儿态应该是最容易获得幸福的，可周璇的遭遇却不折不扣验证着“红颜薄命”的古话。
周璇甜美而略带忧郁地唱着一个乱世女子的哀婉，而周璇自己的身世本就是一个不知道诞生之地，不知道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的悲剧中人。更为可叹的是周璇大概是十二三岁，要把她卖到四马路窑子里去当野鸡，所以住在隔壁的邻居，正好是明月歌舞团的钢琴师叫章锦文，看看小姑娘很可怜，就把小红带到我父亲那儿去。
周璇成名后在自己的爱情同样也遭遇到灾灾难难，周璇的第一个男人叫严华，坊间舆论都认为，他是周璇的最爱。在他身上，周璇寄托了少女最美好的憧憬。他魁梧，方正，感情丰富，周璇始终把他当作大哥、老师和保护者。周璇的生活中，太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了。周璇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叫做周文鼎，母亲花旦出身，是父亲的二房。直到有一天，变成傻子的二哥哥来她这里要零用钱时，无意间露出了一句话：“阿爸不喜欢你！你不是阿爸养的！”周璇如坠冰窑，从此，她开始花费一生的时间来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不知自己的出处，非亲身经历者，无以体会其中的苦楚。这种寻找，是周璇至死不醒的噩梦。
但周璇和严华婚后的快乐并不持久。绯闻，今天令多少人求之不得，却使当时的周璇以为严华有了外遇，也令严华误会妻子另结新欢……冷战之后吵闹，吵闹过后周璇出走……媒体从那个时候起就乐于在这样的事情上推波助澜了，终使两人的婚姻走上不归路。
明星毕竟是明星，后世人容易看到她的苦，她的悲，可她自己该知道，她也是独享过无数荣华与风光的。因此，有时候，她也会太把自己当回事，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很多明星婚姻不幸福的因由。周璇与石挥的失之交臂，恰可用这种心态来解说。周璇早就看过石挥的戏，他维妙维肖地塑造各种人物，成为周璇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但两人见面时，谈话虚虚实实，感情真真假假，在生活中也像在演戏。直到1946年周璇去港前，两人依依惜别中才互吐衷情。在香港，周璇不断听到身边的人告诉她石挥对她的爱情日渐下降，甚至还有上海版的小报为证，并不断怂恿她与石挥分手。这一切如一股冷气，使周璇复燃的爱情火苗渐渐熄灭。周璇回沪后，与石挥的见面是客气的寒喧，周还没来得及责问石的负心，石挥就以刊物上周璇“决不与圈内人配成佳偶”的话作反问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一对艺术家的恋史，就这么匆促地结束了。
这样，一个名叫朱怀德的年轻商人捞到机会了，他不但四处奔走为周璇介绍医生治病，还时时关心周的积蓄，为她经营，使她得到三倍盈利。朱怀德表现得既体贴又有能力，周不能不动心。1949年春，周璇与朱怀德同居了，周璇将全部积蓄交给朱。朱带着钱说回到上海，却如黄鹤般杳无音讯。
1950年，周璇带着朱怀德走后产下的孩子回到上海，谁知朱怀德已经与一名舞女混在一起，见了周璇怀里的孩子竟说：“这孩子，恐怕和你自己一样，是领来的吧？”这出人意外而又刻毒无比的否认，破灭了周璇对他的信任、希望和幻想。彻骨的寒冷浸透了周璇，当她拍摄她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时，“验血”两个字，像突然的闪电刺破她脆弱的神经，她假戏真做，绝望而痛苦地哭起来，在惨楚的哭声中不断哀诉：“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验血！验血！”
周璇疯了，从此，整整五年，周璇一直被困在疯狂的世界中，今天谁要提起一句“金嗓子”，没准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接一句“喉宝”。商业时代，怀旧已是如此不合时宜，空留慨叹，是落寞文人在角落里的哀鸣。阮玲玉早早地死了，周璇却晚晚地疯了，谁的结局更好？这样的问题不能想，一想起来，顿时心生怅惘，兀自心痛无人知。1957年，周璇的病情才得以好转，在此期间，她与一直热诚而殷勤地照顾她的唐棣先生，日久相处，发生感情，两人结合，生下一子。但是同年9月22日，她就去世了。
毛泽东为何提出“三线”构想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毛泽东“三线”构想的深层原因
所谓“三线”，是毛泽东亲自划分的，他按战略地位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类地区，分别简称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按今天的区域来划分，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这又叫“大三线”地区。在全国的一、二线地区，按照地势又划分出若干地方为本地区的“三线”，是为“小三线”地区。
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历时17年，涉及中国中西部13个省区市，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先后安排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为中国国防实力增强、生产力布局改善做出突出贡献。
毛泽东为何决意搞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决策时是否有过分歧？三线建设实施中遇到多大的困难，以及取得了如何重大的成就，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东面，面对的是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也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1961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毛泽东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高的估计，尽管他无法确认，到底是打得起来，还是打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选择“有备无患”，他的逻辑是：“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但希望不打。
有着浪漫主义诗人情怀的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1964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行。然而，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他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中国政府在8月6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是否已经组织了专案小组，开始了工作没有。
美国于8月上旬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三线建设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主管工业的负责人：“现在沿海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为什么不可以搞到二线？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重点成为大家的共识。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同时，他们三人还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说：
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2）第一线，特别是十五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提出的“靠山、分散、隐蔽”六个字的三线选址原则，是周恩来于1964年1月提出的核工业选址原则。林彪将“隐蔽”发展为“进洞”，并写进了中央文件。毛泽东后来提出要“靠山近水扎大营”。“三线”建设最初在高层有过分歧
本来，因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中央下决心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
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中央又召开了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会上，急于扭转市场供应紧张局面的陈云，在会上特别强调：“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同样牵挂百姓疾苦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即兴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与会者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却趋起了眉头，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显得心事重重。原来他是担心这个讲话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他亲自赴武汉向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满面春风回到北京，立即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显然刘少奇并没有掌握毛泽东的心思。其实毛泽东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他以他惯常的“不反对”或不表态，来保留内心的不满，以便寻找适当时机来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他的这种姿态常常引起一些误解。
据深入研究三线建设的学者陈东林介绍说：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人们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的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
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
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在那次会议上，时年71岁的毛泽东多次插话，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时打个比喻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基础工业中，他又十分强调钢铁工业的作用，关注的目光放在西南三线中的攀枝花和西北三线中的酒泉。
汇报到关于逐年减少进口粮食、增加新技术进口的意见时，毛泽东深表赞同，但是对邓小平集中投资搞四亿五千万亩高产稳产农田的主张，不以为然地说：“已有二亿四千万亩了，再搞一亿六千万亩就是四亿亩，也很好嘛，不要套四亿五千万亩、五亿亩那个框子。”
毛泽东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确倾注了心血，薄一波曾回忆道：“在听汇报的那些日子里，毛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着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穿插着处理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情况确实是这样。”当时，毛泽东经常是从早晨9点40分开始听汇报，一直到下午。下午处理完党政事务后，到晚上19点10分继续听汇报，一直到22时10分才结束，然后研究这些汇报材料，继续工作到深夜。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它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第三、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第四、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第五、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严重战争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第六、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第七、刘少奇曾经讲：主席着重讲到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位，第一是攀枝花，其他方面少搞，重点搞攀枝花。邓小平也指出：酒泉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是第二线。先搞攀枝花，只能打歼灭战，不能到处铺摊子。周恩来也主张在加强三线建设的同时，兼顾战争准备和长期建设这两手。他说：“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平衡。”
第八、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第九、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第十、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第十一、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第十二、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第十三、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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