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海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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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的乡恋：林海音经典散文集试读：
第一辑 苦念北平
不能忘怀的北平！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虎坊桥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他很脏、很胖。脏，是当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的事；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衬，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就是食指放在舌头上舔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粘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上挤一下，“嗒”的一声，虱子被挤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好不恶心！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不，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帆布口袋，干的东西像饭、馒头、饺子皮什么的，都装进口袋里。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就往家里跑，我实在想呕吐了。对了，他还有一个口袋。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是白花花的大洋钱！他拿好了虱子，吃饱了剩饭，抱着砂锅要走了，一站起身来，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往下一坠，洋钱在里面打滚儿的声音叮当响。我好奇怪，拉着宋妈的衣襟，指着那发响的口袋问：“宋妈，他还有好多洋钱，哪儿来的？”“哼，你以为是偷来的、抢来的吗？人家自个儿攒的。”“自个儿攒的？你说过，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好吃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只好要饭吃。”“是呀！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知道攒钱啦！”宋妈摆出凡事皆懂的样子回答我。“既然是学好，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拿大洋钱去做套新棉袄穿哪？”宋妈没回答我，我还要问：“他也还是不肯做事呀？”“你没听说吗？要了三年饭，给皇上都不当。”他虽然不肯做皇上，我想起来了，他倒也在那出大殡的行列里打执事赚钱呢！烂棉袄上面套着白丧褂子，从丧家走到墓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他又胖又老，还举着旗呀伞呀的。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腰里还挂着一袋子洋钱哪！这一身披挂，走那么远的路，是多么的吃力呢！这就是他荡光了家产又从头学好的缘故吗？我不懂，便要发问，大人们好像也不能答复得使我满意，我就要在心里琢磨了。家住在虎坊桥，这是一条多姿多彩的大街，每天从早到晚所看见的事事物物，使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我的心灵，在那小小的年纪里，便充满了对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怀疑、同情、不平、感慨、兴趣……种种的情绪。如果说我后来在写作上有怎样的方向时，说不定是幼年在虎坊桥居住的几年，给了我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吧！没有一条街包含了人生世相的这么多方面。我幼年居住在虎坊桥的几年，是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有一天下午，照例地，我们姊弟们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便跟着宋妈在大门口看热闹了。这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人拿着照相匣子，另一个拿着两面小旗，是青天白日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刚刚成了过去。小日本儿会说日本式中国话，拿旗子的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妹妹的照相的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和妹妹直向后退缩。他又说：“没有关系，照了相的我要大大的送给你的。”然后他看着我家的门牌号数，嘴里念念有词。我看看宋妈，宋妈说话了：“您这二位先生是——？”“噢，我们的是日本的报馆的，没有关系，我们大大的照了相。”大概看那两个人没有恶意的样子，宋妈便对我和妹妹说：“要给你们照就照吧！”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站在门前照了一张相，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照。等到爸爸回家时告诉了他，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玩笑着说：“不好啰，让人照了相寄到日本去，不定是做什么用哪，怎么办？”爸爸虽然玩笑着说，我的心里却是很害怕，担忧着。直到有一天，爸爸拿回来一本画报，里面全是日本字，翻开来有一页里面，我和妹妹举着旗子的照片，赫然在焉！爸爸讲给我们听，那上面说，中国街头的儿童都举着他们的新旗子。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记我国北伐成功经过的画册。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就因为住在虎坊桥这个地方，竟也无意中在脑子里印下了时代不同的感觉。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黄昏的虎坊桥大街上，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逮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住，像“德先叔叔”（《城南旧事》小说里的人物）什么的，一定和那个将要迎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虎坊桥在北京政府时期，是一条通往最繁华区的街道，无论到前门，到城南游艺园，到八大胡同，到天桥……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很晚很晚，这里也还是不断车马行人。早上它也热闹，尤其到了要“出红差”的日子，老早，街上就拥着各处来看“热闹”的人。“出红差”就是要把犯人押到天桥那一带去枪毙，枪毙人怎么能叫作看热闹呢？但是那时人们确是把这件事当作“热闹”来看的。他们跟在载犯人的车后面，和车上的犯人互相呼应地叫喊着，不像是要去送死，却像是一群朋友欢送的行列。他们没有悲悯这个将死的壮汉，反而是犯人喊一声：“过了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群众就跟着喊一声：“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唱一句，下面喊一声“好”一样。每逢早上街上拥来了人群，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事了，好奇的心理也鼓动着我，躲在门洞的石墩上张望着。碰到这时候，母亲要极力不使我们去看这种“热闹”，但是一年到头常常有，无论如何，我是看过不少了，心里也存下了许多对人与人之间的疑问：为什么临死的人了，还能喊那些话？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喊“好”？人群中有他的亲友吗？他们也喊“好”吗？同样的情形，大的出丧，这里也几乎是必经的街道，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死了人要出大殡，是所谓“死后哀荣”吧，所以必须选择一些大街来绕行，做一次最后的煊赫！沿街的商店有的在马路沿摆上了祭桌，披麻戴孝的孝子步行到这里，叩个头道个谢，便使这家商店感到无上的光荣似的。而看出大殡的群众，并无哀悼的意思，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流露出对死后有这样哀荣，有无限羡慕的意思。而在那长长数里的行列中，有时会看见那胖子老乞丐的。他默默地走着，面部没有表情，他的心中有没有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在年轻时不荡尽了那些家产，他死后何尝不可以有这份哀荣，他会不会这么想？欺骗的玩意儿，我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穿着蓝布大褂的那个瘦高个子，是卖假当票的。因为常常停留在我家的门前，便和宋妈很熟，并不避讳他是干什么的。宋妈真奇怪，眼看着他在欺骗那些乡下人，她也不当回事，好像是在看一场游戏似的。当有一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时，便忍不住了，我绷着脸瞪着眼，手叉着腰，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卖假当票的竟说：“大小姐，我们讲生意的时候，您可别说什么呀！”“不可以！”我气到极点，发出了不平之鸣，“欺骗人是不可以的！”我的不平的性格，好像一直到今天都还一样的存在着。其实，对所谓是非的看法，从前和现在，我也不尽相同。总之是人生世相看多了，总不会不无所感。也有最美丽的事情在虎坊桥，那便是春天的花事。常常我放学回来了，爸爸在买花，整担的花挑到院子里来，爸爸在和卖花的讲价钱，爸爸原来只是要买一盆麦冬草或文竹什么的，结果一担子花都留下了。卖花的拿了钱并不掉头走，他会留下来帮着爸爸往花池或花盆里种植，也一面和爸爸谈着花的故事。我受了勤勉的爸爸的影响，也帮着搬盆移土和浇水。我早晨起来，喜欢看墙根下紫色的喇叭花展开了她的容颜，还有一排向日葵跟着日头转，黄昏的花池里，玉簪花清幽地排在那里，等着你去摘取。虎坊桥的童年生活是丰富的，大黑门里的这个小女孩是喜欢思索的，许是这些，无形中导致了她走上以写作为快乐的路吧！1961年7月北平漫笔
秋的气味秋天来了，很自然地想起那条街——西单牌楼。无论从哪个方向来，到了西单牌楼，秋天，黄昏，先闻见的是街上的气味。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繁盛的行人群中，赶快朝那熟悉的地方看去，和兰号的伙计正在门前炒栗子。和兰号是卖西点的，炒栗子也并不出名，但是因为它在街的转角上，首当其冲，就不由得就近去买。来一斤吧！热栗子刚炒出来，要等一等，倒在箩中筛去裹糖汁的沙子。在等待称包的时候，另有一种清香的味儿从身边飘过，原来眼前街角摆的几个水果摊子上，啊！枣、葡萄、海棠、柿子、梨、石榴……全都上市了。香味多半是梨和葡萄散发出来的。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撅两截，水都不流，所以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嫩，一点儿渣儿都没有。“鸭儿广”柔软得赛豆腐。枣是最普通的水果，郎家园是最出名的产地，于是无枣不郎家园了。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喝了蜜的柿子”要等到冬季，秋天上市的是青皮的脆柿子，脆柿子要高桩儿的才更甜。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露出一排粉红色的牙齿。这些都是秋之果。抱着一包热栗子和一些水果，从西单向宣武门走去，想着回到家里，在窗前的方桌上，就着暮色中的一点光亮，家人围坐着剥食这些好吃的东西的快乐，脚步不由得加快了。身后响起了当当的电车声，五路车快到宣武门的终点了。过了绒线胡同，空气中又传来了烤肉的香味，是安儿胡同口儿上，那间低矮窄狭的烤肉宛上人了。门前挂着清真的记号，他们是北平许多著名的回教馆中的一个，秋天开始，北平就是回教馆子的天下了。矮而胖的老五，在案子上切牛羊肉，他的哥哥老大，在门口招呼座儿，他的两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充分表现出回教青年精神的儿子，在一旁帮着和学习着剔肉和切肉的技术。炙子上烟雾弥漫，使原来就不明的灯更暗了些，但是在这间低矮、烟雾的小屋里，却另有一股温暖而亲切的感觉，使人很想进去，站在炙子边举起那两根大筷子。老五是公平的，所以给人格外亲切的感觉。他原来只开一间包子铺，供卖附近居民和路过的劳动者一些羊肉包子。渐渐地，烤肉出了名，但他并不因此改变对主顾的态度。比如说，他们只有两个炙子，总共也不过能围上一二十人，但是一到黄昏，一批批的客人来了，坐也没地方坐，一时也轮不上吃，老五会告诉客人，再等二十几位，或者三十几位，那么客人就会到西单牌楼去绕个弯儿，再回来就差不多了。没有登记簿，他们却是丝毫不差地记住了前来后到的次序。没有争先，不可能插队，一切听凭老大的安排，他并没有因为来客是坐汽车的或是拉洋车的，而有什么区别，这就是他的公平和亲切。一边手里切肉一边嘴里算账，是老五的本事，也是艺术。一碗肉，一碟葱，一条黄瓜，他都一一唱着钱数加上去，没有虚报，价钱公道。在那里，房子虽然狭小，却吃得舒服。老五的笑容并不多，但他给你的是诚朴的感觉，在那儿不会有吃得惹气这种事发生。秋天在北方的故都，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1961年10月30日男人之禁地很少——简直没有——看见有男人到那种店铺去买东西的。做的是妇女的生意，可是店里的伙计全是男人。小孩的时候，随着母亲去的是前门外煤市街的那家，离六必居不远，冲天的招牌，写着大大的“花汉冲”的字样，名是香粉店，卖的除了妇女化妆品以外，还有全部女红所需用品。母亲去了，无非是买这些东西：玻璃盖方盒的月中桂香粉，天蓝色瓶子广生行双妹嚜的雪花膏（我一直记着这个不明字义的“嚜”字，后来才知道它是译英文商标Mark的广东造字），猪胰子（通常是买给宋妈用的）。到了冬天，就会买几个瓯子油（以蛤蜊壳为容器的油膏），分给孩子们每人一个，有着玩具和化妆品两重意义。此外，母亲还要买一些女红用的东西：十字绣线，绒鞋面，钩针等，这些东西男人怎么会去买呢？母亲不会用两根竹针织毛线，但是她很会用钩针织。她织得最多的是毛线鞋，冬天给我们织墨盒套。绣十字布也是她的拿手活儿，照着那复杂而美丽的十字花样本，数着细小的格子，一针针，一排排地绣下去。有一阵子，家里的枕头套，妈妈的钱袋，妹妹的围嘴儿，全是用十字布绣花的。随母亲到香粉店的时期过去了，紧接着是自己也去了。女孩子总是离不开绣花线吧！小学三年级，就有缝纫课了。记得当时男生是在一间工作室里上手工课，耍的不是锯子就是锉子；女生是到后面图书室里上缝纫课，第一次用绣线学“拉锁”，红绣线把一块白布拉得抽抽皱皱的，后来我们学做婴儿的蒲包鞋，钉上亮片，滚上细绦子，这些都要到像花汉冲这类的店去买。花汉冲在女学生的眼里，是嫌老派了些，我们是到绒线胡同的瑞玉兴去买。瑞玉兴是西南城出名的绒线店，三间门面的楼，它的东西摩登些。我一直是女红的喜爱者，这也许和母亲有关系，她那些书本夹了各色丝线。端午节用丝线缠的粽子，毛线钩的各种鞋帽，使得我浸湎于精巧、色彩、种种缝纫之美里，所以养成了家事中偏爱女红甚于其他的习惯。在瑞玉兴选择绣线是一种快乐。粗粗的日本绣线最惹人喜爱，不一定要用它，但喜欢买两支带回去。也喜欢选购一些花样儿，用誊写纸描在白府绸上，满心要绣一对枕头给自己用，但是五屉柜的抽屉里，总有半途而废的未完成的杰作。手工的制品，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一堆碎布、一卷纠缠不清的绣线里，也可以看出一个女孩子有没有恒心和耐性吧！我就是那种没有恒心和耐性的。每一件女红做出来，总是有缺点，比如毛衣的肩头织肥了，枕头的四角缝斜了，手套一大一小，十字布的格子数错了行，对不上花，抽纱的手绢只完成了三面，等等。但是瑞玉兴却是个难忘的店铺，想到为了配某种颜色的丝线，伙计耐心地从楼上搬来了许多小竹帘卷的丝线，以供挑选，虽然只花两角钱买一小支，他们也会把客人送到门口，那才是没处找的耐心哪！1961年11月2日换取灯儿的“换洋取灯儿啊！”“换榧子儿呀！”很多年来，这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一顶不合体的、不知从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她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是的，她们原是不必工作就可以食禀粟的人，今天清室没有了，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地去了，留下来的是面对着现实的生活！像换洋取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她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和本钱，只要每天早晨背着一个空筐子以及一些火柴、榧子儿、刨花就够了，然后她沿着小胡同这样地叫唤着。家里的废物：烂纸、破布条、旧鞋……一切可以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都归宋妈收起来，所以从“换洋取灯儿的”换来的东西也都归宋妈。一堆烂纸破布，就是宋妈和换洋取灯儿的老妇争执的焦点，甚至连一盒火柴、十颗榧子的生意都讲不成也说不定呢！丹凤牌的火柴，红头儿，盒外贴着砂纸，一擦就进出火星，一盒也就值一个铜子儿。榧子儿是像桂圆核儿一样的一种植物的实，砸碎它，泡在水里，浸出黏液，凝滞如胶。刨花是薄木片，作用和榧子儿一样，都是旧式妇女梳头时用的，等于今天妇女做发后的“喷胶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榧子儿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她也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榧子儿，洋火让人捎回乡下她的家里。榧子儿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得不能再缝了，换了榧子儿）。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刨花或榧子儿，胶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洋取灯儿”，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洋取灯儿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洋取灯儿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荣。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我没有记错。1961年11月4日看华表不知为什么，每次经过天安门前的华表时，从来不肯放过它，总要看一看。如果正挤在电车（记得吧，三路和五路都打这里经过）里经过，也要从人缝里向车窗外追着看；坐着洋车经过，更要仰起头来，转着脖子，远看，近看，回头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假使是在华表前的石板路上散步（多么平坦、宽大、洁净的石板），到了华表前，一定会放慢了步子，流连鉴赏。从华表的下面向上望去，便体会到“一柱擎天”的伟观。啊！无云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它的背后衬的是朱红色的天安门的墙，这一幅图，布局的美丽，颜色的鲜明，印在脑中，是不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夏天的黄昏，华表下面的石座上，成为纳凉人的最理想的地方。石座光滑洁净，坐上去，想必是凉森森的十分舒服。地方高敞，赏鉴过往漂亮的男女（许多是去游附近的中山公园），像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一样。华表旁，有一排马缨花，它的甜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更是一种享受。我爱看华表，和它的所在地也很有关系，因为天安门不但是北平（北京）的市中心，而且正是通往东西南城的要衢。往返东西城时，到了天安门就会感觉到离目的地不远了。往南去前门，正好从华表左面不远转向公安街去。庄严美丽的华表站在这里，正像是一座里程碑，它告诉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远了。说它是里程碑，也许不算错，古时的华表，原是木制的，它又名表木，是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衢路，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啊！1961年11月5日蓝布褂儿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了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印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哪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那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得起了白碴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它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剔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阴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阴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阴丹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阴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阴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阴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是阴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阴丹土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制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阴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地长高了。然后她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娴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她却教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1961年11月8日排队的小演员听复兴剧校叶复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富连成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复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复润只有十四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显得特别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癯”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虎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虎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平剧人才的富连成科班。富连成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坐科的孩子按高矮排队，领头儿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儿。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竹布大褂儿，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上件黑马褂儿，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富连成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于富连成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富连成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队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盛藻吗？刘盛莲吗？杨盛春吗？富连成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富连成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富连成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虎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新新等戏院了。1961年11月9日陈谷子、烂芝麻如姐来了电话，她笑说：“怎么，又写北平哪！陈谷子、烂芝麻全掏出来啦！连换洋取灯儿的都写呀！除了我，别人看吗？”我漫写北平，是因为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稿纸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它不是写要负责的考据或掌故，因此我敢“大胆的假设”。比如我说花汉冲在煤市街，就有细心的读者给了我“小心的求证”，他画了一张地图，红蓝分明地指示给我说，花汉冲是在煤市街隔一条街的珠宝市，并且画了花汉冲的左邻谦祥益布店，右邻九华金店。如姐，谁说没有读者呢？不过读者并不是欣赏我的小文，而是借此也勾起他们的乡思罢了！很巧的，我向一位老先生请教一些北平的事情时，他回信来说：“……早知道这些陈谷子、烂芝麻是有用的话，那咱们多带几本这一类的图书，该是多么好呢？”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陈谷子、烂芝麻，是北平人说话的形容语汇，比如闲话家常，提起早年旧事，最后总不免要说：“唉！左不是陈谷子、烂芝麻！”言其陈旧和琐碎。真正北平味道的谈话，加入一些现成的形容语汇，非常合适和俏皮，这是北平话除了发音正确以外的另一个特点，我最喜欢听。想象那形容的巧妙，真是可爱，这种形容语汇，很多是用“歇后语”说出来，但是像“陈谷子、烂芝麻”便是直接的形容语，不用歇后语的。做事故意拖延迟滞，北平人用“蹭棱子”来形容，蹭是摩擦，棱是物之棱角。比如妈妈嘱咐孩子去做一件事，孩子不愿意去，却不明说，只是拖延，妈妈看出来了，就可以责备说：“你倒是去不去？别在这儿尽跟我蹭棱子！”或者做事痛快的某甲对某乙说：“要去咱们就痛痛快快儿地去，我可不喜欢蹭棱子！”听一个说话没有条理的人述说一件事的时候，他反复地说来说去时，便想起这句北平话：“车轱辘话——来回地说。”轱辘是车轮。那车轮压来压去，地上显出重复的痕迹，一个人说话翻来覆去，不正是那个样子吗？但是它也运用在形容一个人在某甲和某乙间说一件事，口气反复不明。如：“您瞧，他跟您那么说，跟我可这么说！反正车轱辘话，来回说吧！”负债很多的人，北平人喜欢这样形容：“我该了一屁股两肋的债呀！”我每逢听到这样形容时，便想象那人债务缠身的痛苦和他焦急的样子。一屁股两肋，不知会说俏皮话儿的北平人是怎么琢磨出来的，而为什么这样形容时，就会使人想到债务之多呢？1961年11月14日文津街常自夸说，在北平，我闭着眼都能走回家，其实，手边没有一张北平市区图，有些原来熟悉的街道和胡同，竟也连不起来了。只是走过那些街道所引起的情绪，却是不容易忘记的。就说，冬日雪后初晴，路过驾在北海和中海的金鳌玉桥吧，看雪盖满在桥两边的冰面上，一片白，闪着太阳的微微的金光，漪澜堂到五龙亭的冰面上，正有人穿着冰鞋滑过去，飘逸优美的姿态，年轻同伴的朝气和快乐，觉得虽在冬日，也因这幅雪漫冰面的风景，不由得引发起我活跃的心情，赶快回家去，取了冰鞋也来滑一会儿！在北平的市街里，很喜欢傍着旧紫禁城一带的地方，蔚蓝晴朗的天空下，看朱红的墙；因为唯有在这一带才看得见。家住在南长街的几年，出门时无论是要到东、西、南、北城去，都会看见这样朱红的墙。要到东北的方向去，洋车就会经过北长街转向东去，到了文津街了，故宫的后门，对着景山的前门，是一条皇宫的街，总是静静的，没有车马喧哗，引发起的是思古之幽情。景山俗称煤山，是在神武门外旧宫城的背面，很少有人到这里来逛，人们都拥到附近的北海去了。就像在中山公园隔壁的太庙一样，黄昏时，人们都挤进中山公园乘凉，太庙冷清清的；只有几个不嫌寂寞的人，才到太庙的参天古松下品茗，或者静默地观看那几只灰鹤（人们都挤在中山公园里看孔雀开屏了）。景山也实在没有什么可“逛”的，山有五峰，峰各有亭，站在中峰上，可以看故宫平面图，倒是有趣的，古建筑很整齐庄严，四个角楼，静静地站在暮霭中，皇帝没有了，他的卧室，他的书房，他的一切，凭块儿八毛的门票就可以一览无遗了。做小学生的时候，高年级的旅行，可以远到西山八大处，低年级的就在城里转，景山是目标之一，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年年一次排队到景山去，站在刚上山坡的那棵不算高大的树下，听老师讲解：一个明朝末年的皇帝——思宗，他殉国死在这棵树上。怎么死的？上吊。啊！一个皇帝上吊了！小学生把这件事紧紧地记在心中。后来每逢过文津街，便兴起那思古的幽情，恐怕和幼小心灵中所刻印下来的那几次历史凭吊，很有关系吧！1961年11月20日挤老米读了朱介凡先生的“晒暖”，说到北方话的“晒老爷儿”“挤老米”，又使我回了一次冬日北方的童年。冬天在北方，并不一定是冷得让人就想在屋里烤火炉。天晴，早上的太阳先晒到墙边，再普照大地，不由得就想离开火炉，还是去接受大自然所给予的温暖吧！通常是墙角边摆着几个小板凳，坐着弟弟妹妹们，穿着外罩蓝布大褂的棉袍，打着皮包头的毛窝，宋妈在哄他们玩儿。她手里不闲着，不是搓麻绳纳鞋底（想起她那针锥子要扎进鞋底子以前，先在头发里划两下的姿态来了），就是缝骆驼鞍儿的鞋帮子。不知怎么，在北方，妇女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儿，无分冬夏。离开了北平，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莫辨东西，因为我习惯的是古老方正的北平城，她的方向正确，老爷儿（就是太阳）早上是正正地从每家的西墙照起，玻璃窗四边，还有一圈窗户格，糊的是东昌纸，太阳的光线和暖意都可以透进屋里来。在满窗朝日的方桌前，看着妈妈照镜子梳头，把刨花的胶液用小刷子抿到她的光洁的头发上。小几上的水仙花也被太阳照到了。它就要在年前年后开放的。长方形的水仙花盆里，水中透出雨花台的各色晶莹的彩石来。或者，喜欢摆弄植物的爸爸，他在冬日，用一只清洁的浅瓷盆，铺上一层棉花和水，撒上一些麦粒，每天在阳光照射下，看它渐渐发芽茁长，生出翠绿秀丽的青苗来，也是冬日屋中玩赏的乐趣。孩子们的生活当然大部分是在学校。小学生很少烤火炉（中学女学生最爱烤火炉），下课休息十分钟都跑到教室外，操场上。男孩子便成群地拥到有太阳照着的墙边去挤老米，他们挤来挤去，嘴里大声喊着：挤呀！挤呀！挤老米呀！挤出屎来喂喂你呀！这样又粗又脏的话，女孩子是不肯随便乱喊的。直到上课铃响了，大家才从墙边撤退，他们已经是浑身暖和，不但一点寒意没有了，摘下来毛线帽子，光头上也许还冒着白色的热气儿呢！1961年12月8日卖冻儿如果说北平样样我都喜欢，并不尽然。在这冬寒天气，不由得想起了很早便进入我的记忆中的一种人物，因为这种人物并非偶然见到的，而是很久以来就有的，便是北平的一些乞丐。回忆应当是些美好的事情，乞丐未免令人扫兴，然而它毕竟是在我生活中所常见到的人物，也因为那些人物，曾给了我某些想法。记得有一篇西洋小说，描写一个贫苦的小孩子，因为母亲害病不能工作，他便出来乞讨，当他向过路人讲出原委的时候，路人不信，他便带着人到他家里去看看，路人一见果然母病在床，便慷慨解囊了。小孩子的母亲从此便“弄真成假”，天天假病在床，叫小孩子到路上去带人回来“参观”。这是以小孩和病来骗取人类同情心的故事。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发生的，像在台北街头，妇人教小孩缠住路人买奖券，便是类似的作风。这些使我想起北平一种名为“卖冻儿”的乞丐。冬寒腊月，天气冷得泼水成冰，“卖冻儿”的（都是男乞丐）出世了，蓬着头发，一脸一身的滋泥儿，光着两条腿，在膝盖的地方，捆上一圈戏报子纸。身上也一样，光着脊梁，裹着一层戏报子纸，外面再披上一两块破麻包。然后，缩着脖子，哆里哆嗦的，牙打着战儿，逢人伸出手来乞讨。以寒冷无衣来博取人的同情与施舍。然而在记忆中，我从小便害怕看那样子，不但不能引起我的同情，反而是憎恶。这种乞丐便名为“卖冻儿”。最讨厌的是宋妈，我如果爱美不肯多穿衣服，她便要讽刺我：“你这是干吗？卖冻儿呀？还不穿衣服去！”“卖冻儿”由于一种乞丐的类型，而成了一句北平通用的俏皮话儿了。卖冻儿的身上裹的戏报子纸，都是从公共广告牌上揭下来的，各戏院子的戏报子，通常都是用白纸红绿墨写成的，每天贴上一张，过些日子，也相当厚了，揭下来，裹在腿上身上，据说也有保温作用。至于拿着一把破布掸子在人身上乱掸一阵的乞妇，名“掸孙儿”；以砖击胸行乞的，名为“擂砖”，这等等类型乞丐，我记忆虽清晰，可也是属于陈谷子、烂芝麻，说多了未免令人扫兴，还是不去回忆他们吧！1961年12月9日台上、台下礼拜六的下午，我常常被大人带到城南游艺园去。门票只要两毛（我是挤在大人的腋下进去的，不要票）。进去就可以有无数的玩处，唱京戏的大戏场，当然是最主要的，可是那里的文明戏，也一样的使我发生兴趣，小鸣钟，张笑影的《锯碗丁》《春阿氏》，都是我喜爱看的戏。文明戏场的对面，仿佛就是魔术场，看着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的，随着音乐的旋律走着一颠一跳前进后退的特殊台步，一面从空空的大礼帽中掏出那么多的东西：花手绢、万国旗、面包、活兔子、金鱼缸，这时乐声大奏，掌声四起，在我小小心灵中，只感到无限的愉悦！觉得世界真可爱，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么多！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找新鲜刺激的孩子，喜欢在平凡的事物中给自己找一些思想的娱乐，所以，在那样大的一个城南游艺园里，不光是听听戏，社会众生相，也都可以在这天地里看到：美丽、享受、欺骗、势利、罪恶……但是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的观感中，她又能体会到什么呢？有些事物，在我的记忆中，是清晰得如在目前一样，在大戏场的木板屏风后面的角落里，茶房正从一大盆滚烫的开水里，拧起一大把毛巾，送到客座上来。当戏台上是不重要的过场时，茶房便要表演“扔手巾把儿”的绝技了，楼下的茶房，站在观众群中惹人注目的地位，把一大捆热手巾，忽下子，扔给楼上的茶房，或者是由后座扔到前座去，客人擦过脸收集了再扔下来，扔回去。这样扔来扔去，万无一失，也能博得满堂喝彩，观众中会冒出一嗓子：“好手巾把儿！”但是观众与茶房之间的纠纷，恐怕每天每场都不可免，而且也真乱哄。当那位女茶房硬把果碟摆上来，而我们硬不要的时候，真是一场无味的争执。茶房看见客人带了小孩子，更不肯把果碟拿走了。可不是，我轻轻地，偷偷地，把一颗糖花生放进嘴吃，再来一颗，再来一颗，再来一颗，等到大人发现时，去了大半碟儿了，这时不买也得买了。茶，在这种场合里也很要紧。要了一壶茶的大老爷，可神气了，总得发发威风，茶壶盖儿敲得呱呱作响，为的是茶房来迟了，大爷没热茶喝，回头怎么捧角儿喊好儿呢！包厢里的老爷们发起脾气来更有劲儿，他们把茶壶扔飞出去，茶房还得过来赔不是。那时的社会，卑贱与尊贵，是强烈地对比着。在那样的环境里：台上锣鼓喧天，上场门和下场门都站满了不相干的人，饮场的，检场的，打煤气灯的，换广告的，在演员中穿来穿去。台下则是烟雾弥漫，扔手巾把儿的，要茶钱的，卖玉兰花的，飞茶壶的，怪声叫好的，呼儿唤女的，乱成一片。我却在这乱哄哄的场面下，悠然自得。我觉得在我的周围，是这么热闹，这么自由自在。1961年12月15日一张地图瑞君、亦穆夫妇老远地跑来了，一进门瑞君就快乐而兴奋地说：“猜，给你带什么来了？”一边说着，她打开了手提包。我无从猜起，她已经把一叠纸拿出来了。“喏！”她递给了我。打开来，啊！一张崭新的北平全图！“希望你看了图，能把文津街、景山前街连起来，把东西南北方向也弄清楚。”“已经有细心的读者告诉我了，”我惭愧（但这个惭愧是快乐的）地说，“并且使我在回忆中去了一次北平图书馆和北海前面的团城。”在灯下，我们几个头便挤在这张地图上，指着，说着。熟悉的地方，无边的回忆。“喏，”瑞妹说，“曾在黄化门住很多年，北城的地理我才熟。”于是她说起黄化门离帘子库很近，她每天上学坐洋车，都是坐停在帘子库的老尹的洋车。老尹当初是前清帘子库的总管，现在可在帘子库门口拉洋车。她们坐他的车，总喜欢问他哪一个门是当初的帘子库，皇宫里每年要用多少帘子？怎么个收藏法？他也得意地说给她们听，温习着他那些一去不回的老日子。在北平，残留下来的这样的人物和故事，不知有多少。我也想起在我曾工作过的大学里的一个人物。校园后的花房里，住着一个“花儿把式”（新名词：园丁。说俗点儿：花儿匠），他整日与花为伍，花是他的生命。据说他原是清皇室的一位公子哥儿，生平就爱养花，不想民国后，面对现实生活，他落魄得没办法，最后在大学里找到一个园丁的工作，总算是花儿给了他求生的路子，虽说惨，却也有些诗意。整个晚上，我们凭着一张地图都在说北平。客人走后，家人睡了，我又独自展开了地图，细细地看着每条街，每条胡同，回忆是无法记出详细年月的，常常会由一条小胡同、一个不相干的感触，把思路牵回到自己的童年，想起我的住室、我的小床、我的玩具和伴侣……一环跟着一环，故事既无关系，年月也不衔接，思想就是这么个奇妙的东西。第二天晏起了，原来就容易发疼的眼睛，因为看太久那细小的地图上的字，就更疼了！1961年12月25日苦念北平
不能忘怀的北平！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童年、少女和妇人，一生的一半生命都在那里度过。快乐与悲哀，欢笑和哭泣，那个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往，我是如何熟悉那里的季节啊！春光明媚，一骑小驴，把我们带到西山，从香山双清别墅的后面绕出去，往上爬，大家在打赌，能不能爬上“鬼见愁”的那个山头！我常常念叨“鬼见愁”那块地方，可是我从来也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春天的下午，有时风沙也很大，风是从哪儿吹来的呢？从蒙古那边吹来的吗？从居庸关外那边吹来的吗？春风发狂，把细沙送进了你的眼睛、鼻子和嘴里。出一趟门，赶上风，回来后，上牙打打下牙试试，咯咯吱吱的，全是沙子，真是牙碜。“牙碜”是北平俗话，它常被用在人们的谈话里。比如说：“瞧，我这两天碰的事儿都别扭，真是，喝凉水都牙碜！”——比喻事不顺心。“大姑娘哪兴这么说话，也不嫌牙碜！”——比喻言语粗鄙。“别用手指甲划玻璃好不好，声儿听着牙碜！”——形容令人起寒战的感觉。“这饭怎么吃着这么牙碜！掺了沙子啦！”——形容咀嚼不适的感觉。春天看芍药牡丹，是富贵花。中山公园的花事，先是芍药，一池一畦地开，跟着就是牡丹。灯下看牡丹，像灯下观美人一样，可以细细地品赏，或者花前痴望。一株牡丹一个样儿，一个名儿，什么“粉面金刚”“二乔”“金盆落月”。牡丹都是土栽，不是盆栽，是露天的，春天无雨不怕，就是怕春风。有时一夜狂风肆虐，把牡丹糟蹋得不成样子。几阵狂风就扫尽了春意，寻春莫迟，春在北平是这样的短促呀！许多夏季的黄昏，我们都在太庙静穆的松林下消磨，听夏蝉长鸣，懒洋洋地倒在藤椅里。享受安静，并不要多说话，仰望松林上的天空，只要清淡地喝几口香片茶。各人拿一本心爱的书看吧，或者起来走走，去看看那几只随着季节而来的灰鹤。不是故意到太庙来充文雅，实在是比邻中山公园的情调，有时太嫌热闹了，偶然也要躲在太庙里享受清福。但是太庙早早就要关门了，阵地不得不转移到中山公园去，那里有同样的松林、同样的茶座，可以坐到很久，一直到繁星满天，茶房收拾桌椅，我们才做最后离园的客人。最不能忘怀的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暴雨；西北的天空忽然乌云密布，一阵骤雨洗净了世间的污浊，有时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太阳又出来了，土的气息被太阳蒸发出来，那种味道至今还感到熟悉和亲切。我喜欢看雨后的红墙和黄绿琉璃瓦，雨后赶到北海划小船最写意。转过了北池子，经过景山前的文津街，是到北海的必经之路。文津街是北平城里我最喜爱的一条路，走过那里，令人顿生怀古幽情。北平的春天，虽然稍纵即逝，秋日却长，从树叶转黄，到水面结冰，都是秋的领域。秋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水果上市。水果的种类比号称“果之王国”的台湾并不逊色，且犹有过之。比如枣，像这里的桂圆一样普遍，但是花样却多，郎家园、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却不是单调的桂圆可以比的了。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掰两截，水都不流，才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无渣。鸭儿广，赛豆腐。秋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合不上嘴。它们都是秋之果。北平的水果贩最会吆唤，你看他放下担子，一手叉腰，一手捂着耳朵，仰起头来便是一长串的吆唤。婉转的吆唤声里，包括名称、产地、味道、价格，真是意味深长。西来顺门前，如果摆出那两面大镜子的招牌——用红漆一面写着“涮”，一面写着“烤”，便告诉人，秋来了。从那时起，口外的羊，一天不知要运来多少只，才供得上北平人的馋嘴啊！北平的秋天，说是秋风萧索，未免太凄凉！如果走到熙熙攘攘的西单牌楼，远远的就闻见炒栗子香。向南移步要出宣武门的话，一路上是烤肉香。到了宛老五的门前，不由得你闻香下马。胖胖的老五，早就堵着房门告诉你：“还要等四十多人哪！”羊肉的膻，栗子的香，在我的回忆中，是最足以代表北平季节变换的气味了！每年的秋天，都要有几次郊游，觅秋的先知先觉者，大半是青年学生，他们带来西山红叶已红透的消息，我们便计划前往。星期天，海淀道上寻秋的人络绎于途。带几片红叶夹在书里，好像成了习惯。看红叶，听松涛，或者把牛肉带到山上去，吃真正的松枝烤肉吧！结束这一年最后一次的郊游，秋更深了。年轻人又去试探北海漪澜堂阴暗处的冰冻了。如履薄冰吗？不，可以溜啰！于是我们从床底下捡出休息了一年的冰鞋，弹去灰尘，擦亮它，静待生火出发，这时洋炉子已经装上了。秋走远了。这时，正是北平的初冬，围炉夜话，窗外也许下着鹅毛大雪。买一个赛梨的萝卜来消夜吧。“心里美”是一种绿皮红瓤的，清脆可口。有时炉火将尽，夜已深沉，胡同里传出盲者凄凉的笛声。把毛毯裹住腿，呵笔为文，是常有的事。离开北平的那年，曾赶上最后一次“看红叶”，冰鞋来不及捡出，我便离开她了。飞机到了上空，曾在方方的古城绕个圈，协和医院的绿琉璃瓦给了我难忘的最后一瞥，我的心颤抖着，是一种离开多年抚育的乳娘的滋味。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念北平。不过，今年北平虽然风云依然，景物还在，可是还有几人能有闲情对景述怀呢！1962年天桥上当记
天桥并不是女人所该常去的地方，因此，以女人的笔来写天桥，既不能深入那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又怎能写出那地方的精神所在？那里的江湖、那里的艺术。可是我写了。我去看到的，实在并没有我听到的更多。很多年前，有位记者曾在北平的报上写过《天桥百景》，光是“天桥八怪”，他就写了八篇之多，百景写完了没有，不记得了，但是他真是个天桥通，写作的气魄，也令人钦佩。父亲喜欢逛天桥，他从那里的估衣摊上买来了蓝缎子团花面的灰鼠脊子短皮袄，冬天在家里穿着它。有人说，估衣都是死人的衣服，我听了觉得很别扭，因此我并不喜欢爸爸的这件漂亮衣服。母亲也偶然带着宋妈和我逛天桥。她大老远的到天桥去买旧德国式洋炉子，以及到处都买得到的煤铲子和烟囱等，载了满满两洋车回来。临上车的时候，还得让“掸孙儿”的老乞妇给穷掸一阵子。她掸了车厢掸车座，再朝妈妈和我的衣服上乱掸一阵，耍贫嘴说：“大奶奶大姑儿，您慢点儿上车。……嘿我说，你可拉稳着点儿，到家多给你添两钱儿，大奶奶也不在乎。……大奶奶，您坐好了，搂着点儿大姑儿。大奶奶您修好。……嘿，孙哉！先别抄车把，大奶奶要赏我钱哪！”我看妈妈终于被迫打开了她那十字布绣花的手提袋，掏出一个铜子儿来。我长大以后，更难得去逛天桥了，我们年轻一代的生活日用品，是取诸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因此记忆中有一次逛天桥，便不容易忘记了。是个冬天的下午，我和三妹在炉边烤火，不知怎么谈起天桥来了，我们竟兴致勃勃地要去天桥逛逛，她想看看有没有旧俄国车毯子卖，我没有目的。但是妈妈说，天桥的东西，会买的便非常便宜，不会买的，买打了眼，可就要上当了。我和三妹一致认为母亲是过虑的，我们又不是三岁孩子，我们更不会认不出俄国毯子以及别的东西的真假。“还价呢？会吗？”母亲问。“笑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们也懂呀！”三妹说。“还了价拿腿就走，不是妈妈您这‘还价大王’的诀窍儿吗？”我说。母亲的劝告，并没有使我们十分在意，我和三妹终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天桥。逛天桥，似乎也应当有个向导，因为有些地方，女性是不便闯进去的，比如你以为那块场地在说相声，谁不可以听呢？但是据说专有撒村的相声，他们是不欢迎女听众的，北平人很尊重女性，在“堂客”的面前，他们是决不会撒村的。听说有过这么一回事，两位女听众来到她们不该听的场地来了，说相声的见有女客来，既不便撒村，又不便说明原委赶走她们，只好左一个，右一个，尽讲的是普通相声，女听众听得有趣，并不打算起身，最后，看座儿的实在急了，才不得已向两位听众说：“对面棚子里有大妞儿唱大鼓，您二位不听听去？”两位女听众这时大概已有所悟，才红着脸走了。我和三妹还不至于那么傻，何况我们的目的是买点儿什么，像那江湖卖药练把式摔跤的，我们怕误入禁地，连张望也不张望呢！卖估衣的，或卖零头儿布的，都是各以其类聚集在一处。那里很有些可买的东西，皮袄、绣袍、补褂，很多都是清室各府里的落魄王孙以三文不值两文卖出去的。卖估衣的吆唤方式很有趣，他先漫天要价，没人搭茬儿，再一次次地自己落价，当我们逛到一个布摊子面前时，那卖布的方式，把我们吸住了。那个布摊子，有三四个人在做生意，一个蹲在地上抖落那些布，两个站在那里吆唤，不是光吆唤，而是带表演的。当一块布从地摊上拿起来时，那个站着的大汉子接过来了，他一面把布打开，一面向蹲着的说：“这块有几尺？”“十二尺半。”“多少钱？”“十五块。”于是大汉子把那号称十二尺半的绒布双叠拉开，两只胳膊用力地向左右伸出去，简直要弯到背后了，他拿腔拿调带着韵律地喊着说：“瞧咧这块布，十二尺半，你就买了回去，绒裤褂，一身儿是足足地有富余！”然后他再把布绷得砰砰响，说：“听听！多细密，多结实，这块布。”“少算点儿行不行呀？”这是另一个他们自己人在装顾客发问。“少多少？你说！”自己人问自己人。“十二块。”“十二块，好。”他又拉开了这块布，仍然是撑呀撑呀，两只胳膊都弯到背后去了。“十二块，十二尺，瞧瞧便宜不便宜！”有没有十二尺？我想有的。我心里打量着，一个大男人，两条胳膊平张开，无论如何是有六尺的，双层布，不就是十二尺了吗？何况他还极力地弯呀弯呀，都快弯到一圈儿了，当然有十二尺。三妹也看愣了，听傻了，因为江湖的话，是干脆之中带着义气，听了非常入耳，更何况他表演的十二尺，是那样地有力量，有信用，有长度呢！“你看这块布值不值？”三妹悄悄问我。我还没答话呢，那大汉子又自动落价了。“好！”他大喊了一声，“再便宜点儿，今儿过阴天儿，逛的人少，还没开张呢！我们哥儿三，赔本儿也得赚吆唤嘛！够咱们喝四两烧刀子就卖呀！这一回，十块就卖，九块五，九块三，九块二咧，九块钱！我再找给您两毛五！”大汉子嗓子都快喊劈了，我暗暗地算，十二尺，我正想买一块做呢大衣的衬绒，这块岂不是刚够。布店里这种绒布要一块多钱一尺呢，这十二尺才九块，不，八块七毛五，确是便宜。这时围着看热闹的人更多了，我也悄声问三妹：“你说我做大衣的衬绒够不够？”三妹点点头。“那——”我犹疑着，“再还还价。”我本已经觉得够便宜了，但总想到这是天桥的买卖，不还价，不够行家似的。“拿我看看。”我终于开口了，围观的人都张脸看着我们姊儿俩。我拿过来看了看，的确是细白绒布。“够十二尺吗？”摊子上没有尺，真奇怪，布是按块儿卖，难道有多长，就凭他的两条胳膊量吗？我一问，他又把布大大的撑开来，两条胳膊又弯到背后去了。“十二尺半，您回去量。”“给你七块五。”我说完拉着三妹就走，这是跟“还价大王”妈妈学的。其实在我还另有一种意思，就是感觉到已经够便宜了，还要还得那么少，实在不忍心，又怕人家损两句，多难为情，所以赶快借此走掉，以为准不会卖的，谁知走没两步，卖布的在叫了：“您回来，您回来。”我明白他有卖的意思了，不免壮起胆来，回头立定便说：“七块五，你卖不卖吧！”“您请回来！”“你卖不卖嘛？”“我卖，你也得回来买呀！”他说得对，我和三妹又回到布摊前面来。谁知等我回来了，他才说：“您再加点儿。”我刚想再走，三妹竟急不可待地说：“给你八块五好了！”一下子就加了一块钱。“您再加点儿，您再加一丁点儿我就卖，这还不行吗？”“好了，好了，八块六要卖就卖，不卖拉倒！”“卖啦，您拿去！”比原来的八块七毛五，不过便宜了一毛五，我们到底还是不会还价，但是，想一想，可比外面布店买便宜多了，便宜了几乎有一半。不错！不错！我想三妹也跟我一样的满意，因为她向我笑了笑，可能很得意她会还价。我们不打算再买什么，逛什么了，天也不早，我们姊儿俩便高高兴兴地回家来。见着妈妈就告诉她，我们虽然没买什么，但是买了一块便宜布来。“我看看。”妈妈说着就拆开了纸包。“逛了半天天桥，你俩大概还是洋车来回，就买了一块布头儿！几尺呀？八尺？”妈妈把布抖落开了。“八尺？”我和三妹大叫着，“是十二尺哪！”“十二尺？”这回是妈大叫了，“我不信，去拿尺来，绝没有十二尺！绝没有十二尺！”她连声加重语气，妈妈真是的，总要扫我们的兴。尺拿来了，妈妈一尺一尺的量着，最后哈哈大笑起来，“我说怎么样？八尺，一尺也不多，八尺就是八尺！”我和三妹都愣住了。但是三妹还强争说：“您这是什么尺呀！”“我是飘准尺！”妈妈一急，夹生的北京话也出来了。“什么标准尺——”三妹没话可讲了，但是她挣扎着说，“那也没什么吃亏的，可便宜哪！才八块六买的，布铺里买也要一块多一尺哪！”“我的小姐，说什么也是上当啦！”妈把布比在我们的鼻子前，指点着说，“一块多，那是双面的细绒布，这是单面的，看见没有！这只要七八毛一尺。”真是令人懊丧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和三妹相视苦笑。停了一下，她想起什么似的，说：“我觉得那个卖布的，他的两条胳膊，不是明明——”三妹也把自己的两手伸平打量着，“难道这样没有六尺？那么大的大男人？难道只有四尺？真奇怪。不过，他真有意思，两臂用力弯到背后去，仿佛是体育家优美的姿势。”“他的话，也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吸引着人人驻足而观，其实围观的人，并不是各个要买布的——”我还没说完，妈妈嘴快打岔说：“哪像你们姊儿俩！”“——而是要欣赏他们的艺术，使我们的听觉和视觉都得到感官的快乐，谁不愿意看见便宜不占呢？谁不愿意听顺耳的话呢？天桥能使你得到。”“吃了一回亏，学一回乖，”妈妈说，“你们上了当还直夸。”“这就是天桥的艺术和精神了，你吃了亏，并不厌恶它。”“所以说，逛天桥，逛天桥嘛！到天桥去要慢慢地逛，仔细地欣赏，却不必急于买东西，才是乐事。”八尺的绒，并不够做大衣的衬里，但做一件旗袍的里是足够了。我做好穿了它，价钱虽然贵了些，但它使我认识了一些东西，虽然上当，总还是值得的。1962年英子的乡恋
第一信 给祖父（英子十四岁）亲爱的祖父：当你接到爸爸病故的电报，一定很难受的。您有四个儿子，却死去了三个，而爸爸又是死在万里迢迢的异乡。我提起笔来，眼泪已经滴满了信纸。妈妈现在又躺在床上哭，小弟弟和小妹妹们站在床边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以后您再也看不见爸爸的信了，写信的责任全要交给我了。爸爸在病中的时候就常常对我说，他如果死了的话，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我从来没有想到爸爸会死，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亲爱的祖父，爸爸死后，只剩下妈妈带着我们七个姐弟们。北平这地方您是知道的，我们虽有不少好朋友，却没有亲戚，实在孤单得很，祖父您还要时常来信指导我们一切。妈妈命我禀告祖父，爸爸已经在死后第二天火葬了，第三天我们去拾骨灰，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现在放在家里祭供，一直到把他带回故乡去安葬。因为爸爸说，一定要使他回到故乡。第二信 给祖父（英子十四岁）亲爱的祖父：您的来信收到了，看见您颤抖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