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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军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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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龙文化研究试读：

前言

形成·吸收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入日本的同时，龙文化也随之传入日本，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日本人在信仰、传承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国龙文化的精髓，建立了独特的龙神信仰体系。与龙文化的母国——中国的龙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中国，龙作为司水神灵的同时，还是封建帝国的象征，而这一点在日本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

存在于日本农业社会中的龙文化

一、问题的提起和研究意义

随着中华文化传入日本，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日本生根、发展，司水龙神成为日本人崇拜的诸神之一。

龙文化的传入，使得尚处于愚昧时代的日本人对风调雨顺、稻谷丰收的感激之情以及天旱无雨、稻谷歉收的恐惧之心有了诉求的对象，解决了心理失衡，发挥了神道教力所不能及的功能。龙文化在适应日本这块土壤的同时，必定要经历由边缘文化进入主流文化的过程。龙在中国承担的角色并不完全适用于日本，因此，有理由相信，日本人在接受龙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

出于理性，我们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在日本所见到的龙，已经是一条完成本土化进程后的“归化”龙，具有日本文化的许多特色，甚至浸染上神道教的色彩。但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还必须指出，龙文化不是日本列岛产生的土著文化，龙本身不是日本信仰领域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神灵，即便它在日本传统农业社会里曾经而且现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精神支柱。我们研究、归纳龙文化在日本农村的重要地位以及龙身上体现出的中华文明为日本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在肯定与发扬中华文明的同时，对近年来妄图将龙文化攫为己有的“文化掠夺”的论调也是一个有力的抨击。

另外，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取得飞跃性发展，针对日本文化实质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人们试图从各个层面对日本文化进行解读，以探求日本社会在战后得以快速发展的真谛。欧美学者受制于文化背景的局限性，往往忽视在日本实现本土化后的中华文明对日本文化的贡献。

本研究定位于日本农村，并将视点聚焦在现存日本农村龙文化上。事实上，也是针对中华文明传向世界后的“生态”问题研究。灿烂的中华文明在异国他乡为当地的社会发展作出许多关键性贡献。发扬中华文明，并不仅仅限于现在与未来。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上传播到国外的中华文明现状进行归纳也具有现实意义。

稻米是日本人的主食，在农业全面衰败，一根葱都依赖进口的今天，日本为了保护唯一可以自给的农产品——水稻的种植，甚至不惜引起贸易摩擦，给予水稻种植农户以巨额补贴，拒绝来自世界各国的廉价大米进口。这一举措的深层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巩固“稻作文化”在日本社会的地位，使其得以传承。龙文化在这条愈来愈窄小的夹缝中，伴随水稻种植得以传承下来。几乎可以断言，只要日本人不改变吃米的习惯，龙文化就会有生存的空间。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有关龙产生的问题，基本上是属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范畴，本研究不做特别涉及。但是鉴于中国是龙文化的母国，在国内龙文化兴盛的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将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发展作为研究日本龙文化的背景，是有意义的。即通过掌握龙文化的整体性格，进而涉及日本农村的龙神崇拜。同时，本文还将在民俗传承、社会学的角色上对日本龙神崇拜中的诸多民俗现象和主体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

本文还将对中国龙文化传入日本的基本条件以及对日本古今农耕社会的贡献作一些探讨，涉及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后，如何与当地文化融合、在本土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去边缘化的问题。从日本文化外围审视已成为日本农村信仰的偶像——龙，有助于研究探讨日本人重在追求现实利益的信仰实质。其结果将有别于一般的说教和空论，有利于克服国人因一些有关龙文化的悖论而导致的迷茫，并消除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现象。

三、文献来源

中国和日本有关龙文化、崇龙习俗的论文、书籍，还有部分日本主流媒体NHK的乡土文化视频节目，大多是独立叙述论证日本龙文化的概述性资料。中日龙文化比较对照、与中国龙文化的亲缘关系、龙文化在日本的去边缘化进程、日本农业社会中延续至今的龙文化现状方面的专门资料较少。这也正是本文为弥补研究空白而想做一些努力的地方。

四、基本概念界说

1.日本龙

日本龙，在本文中定位于传自中国、在日本经本土化、进入日本主流社会的龙。此时的龙与中国龙在国家政治统治、民间信仰等方面的地位大有不同。基本上是中国道教龙、佛教龙和日本本土大蛇混体的结果。日本龙没有进入国家统治的领域，在民间信仰中的地位有特殊性，有龙蛇不分的暧昧部分。日本传统的龙为三爪，比硫球国王的龙少一爪，而中国皇帝的龙是五爪，说明龙只是作为神灵的一种传入日本，而非作为皇权的象征。

2.日本现代社会

日本社会在近现代，虽然也曾有过激烈的变革，但还不是彻底的革命，没有进行过类似中国革命这种对旧制度彻底否定的思想政治革命。因此，新旧混搭现象明显，各种思想均有各自的地位和影响。在历史发展和缓慢的社会变革中，有的消亡，有的保留，基本上是自然变化的结果。

3.民俗主体

指俗民。就本文而言，日本人在千百年来形成的崇龙习俗中生活至今，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模式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在固定的民俗模式中生活，成为俗民。他们“进入了一个既定的生活世界，即他的整个生命过程，都将由民俗模式贯穿始终”。在日本农村社会中，至今仍保留着定期的祭龙习俗，从事水稻种植的农民成为祭龙活动的主角，他们的精神需求支撑着这一习俗的传承。

4.日本人对龙文化的认同心态

本文所涉及的日本龙文化，主要指在日本本土化后的龙信仰习俗。由日本的俗民创造、发展、传承的日本龙文化，受到仍保留水稻种植的日本农村社会的认同，即便在日本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仍是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力量。传统习俗的力量在日本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5.研究预定结论

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是一条已经成型、进入相对稳定期、功利性强的龙，日本人在这条龙的基础上造就出日本龙的性格。从龙文化传入日本直至今日，在以稻米种植为主的日本农村社会中，龙信仰作为在日本人心目中已彻底内化的舶来文化，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日本的龙神祭祀活动已有很长的历史，具有节日化、程序化的特点。鉴于日本现代社会的特点，可以断言，日本的龙神祭祀活动，目前只有来自于时代变迁因素导致的形式上的嬗变，而没有质的改变。

五、司水龙神的传入与稻作文化的关系

龙文化产生于中国。虽然在世界各地都有着称为“龙”的神话传说，但基本上与中国有关的龙，原型都在中国。与中国文化无关，而又称之为“龙”的西方神怪，只是在中西文化词汇对译时处理不当导致的概念混淆，从中国龙、西方龙的产生、成长、成熟几个角度看，相互之间都没有什么联系。

存在于日本列岛的龙与龙文化，在日本文明产生史中找不到作为土著文化发生的证据，不具有雏形、演变、发展、成熟、传播的系统性结构，可以断定是传自大陆的外来文化。据史料记载，日本从大陆吸收稻米种植文化的初期，曾缺乏作为与稻作农业的要害——需水的性质相匹配的、信仰领域的支撑，日本土著的水神大蛇已无法应付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日本农耕社会急需一个替代大蛇的新形象的水神。就这样，龙神信仰在佛教的大规模传入中应运而生。

在公元6世纪，佛教和道教传入日本列岛，并迅速普及开来，为日本列岛的精神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原始宗教神道教在强势的大陆文化面前，迫于生存，开始寻求与佛教、道教的共存和融合之路。平安时期“神佛习合”运动中出现的“本地垂迹”观点就是日本人对神道教融入佛教体系所做的努力。从此，以祈祷狩猎和农耕的收获、免遭自然灾害为目的的泛神崇拜的神道教，开始在佛教的影响之下，采取“佛主神从”，将佛教、道教、儒教的思想体系作为统治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针对佛教，圣德太子公元604年主持制定的“十七条宪法” 第二条中规定：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从教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第二条）

佛教受到尊崇，为其守护神八大龙王和中国道教、土著宗教的龙作为农业，特别是稻作守护神在日本列岛的定居铺平了道路，使之成为日本古代农业社会尊崇的司水龙神。如同神道教寻求与佛教相融合一样，日本古代曾有过的水神大蛇借助于龙产生过程中曾有过的蛇形象要素，与龙结下亲缘关系，功能上有了相近之处。但是，大蛇文化建立在“恶蛇”的基础上，属于被英雄所斩的对象，不是日本农业特别是稻作农业发展所需的神灵。从这一点来说，大蛇必须与龙结合，改变作恶的形象，从而使自己承受住以强势佛教文化为背景的龙文化的冲击，不至于被历史湮弃。

从另一角度说，以龙神为代表的中国龙文化在日本“定居”，并成为日本农业特别是稻作的守护神，是以稻米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稻作文化需要一个功能性精神支柱所致。民以食为天，传自中国的龙文化和稻米种植文化可以说对日本列岛先民的生存、繁衍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换言之，中国龙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基础是稻作文化，确认稻作文化是日本古代文化的主流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在日本学界，曾有过日本文化是稻作文化还是山文化、海文化的争论。从历史事实来看，稻作文化为主流是没有错的。虽然现在日本农业全面衰退，但仍作为日本国民的基本生计和日本文化的精髓，保留着一些稻米种植的农业。上溯至古代，稻作文化使日本列岛的先民们脱离了以植物采集、狩猎和捕捞为主的落后生产方式，进入农耕社会，使社会大大进步。这种以稻米种植为主的农业模式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的稻米种植技术传自中国大陆。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学界还有印度起源说，即起源于印度，经中国、朝鲜再传到日本的说法。在日本发现的最早的稻谷实物是在岗山和鹿儿岛发现的，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的绳纹时代前期，被称为烧田种植的“热带japonika”。此外，还有的日本学者从遗传基因的角度，证明传播途径有朝鲜和大陆两条。日本从弥生时代就开始种植“温带japonika”，只有三千七百年历史的印度稻，在时间上就十分勉强了。

日本的研究人员曾对亚洲各地的水稻进行过品种分布和变异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西南地区是水稻品种的变异中心，证明了中国长江下游地区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中国的考古调查成果还表明，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至今八九千年前的稻谷遗迹。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多达百吨的古代栽培稻的实物，据碳14测定，距今大约七千年。这样，比国际学术界一直认为的印度起源说早了三千多年，从印度经中国再到日本的说法就越发站不住脚了。

证明水稻中国起源说，不仅仅是为了支撑早期中国稻作文明产生的事实，在本文中，目的在于佐证日本稻作农业与司水龙神的发生、发展的同步性，为龙神信仰与稻作的密切关系夯实基础。

六、日本龙神的功能

历史上，中国的农耕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大陆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此前一直主要靠植物采集和捕捞为主的生产方式迅速发生改变，距离中国、朝鲜半岛较近的九州地区率先进入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社会，在绳纹文化末期已经成为生产力最发达的地区。稻米种植以九州为中心逐渐向本州以及其他地方扩展。

四国岛香川县岐平原自古以来由于雨少干旱，无法仅仅依靠自然降雨种植水稻。当地的一万六千多个蓄水池承担着农业所需用水的一半。蓄水池的水来自天上，为驱除恶灵保住用水，位于这里的香川县大野原町田野野村的群众，每年都要在龙王山上举行隆重的祭龙祈雨活动。“祈”字含有祈求和祈祷之意，表示对龙神的敬重和在龙面前的卑躬心理。至今保留着传统稻米种植的四国地区，在日本的农业地区中具有代表性。而这种具有代表性的龙神祭祀活动来自何方？在已经有蛇神的日本，龙为何得以成为司水神灵？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早在日本历史上的弥生时代，龙就已经传入，公元前1世纪出土的陶器上就有龙的图案，并分布在九州南端的鹿儿岛到本州静冈县的广泛地域。模仿中国铜镜的日本铜镜上曾发现类似龙的图案，在古坟时代古墓内的壁画中就已经出现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形象。青龙出现在当时权势者的墓冢里，说明了龙的守护神的地位和功能。

然而，引进四神作为守护神，还不是古代日本人的最终目的，青龙在四神中也不是名正言顺的司水龙神。飞鸟时代开始出现以佛教仪式举行的祈雨仪式，促使本来就与水相关的佛教守护神——龙神登场。人们祈求上天，上天又通过司水龙神降雨，龙神成为人与天之间联系的纽带。在人们的印象中，天上降雨时伴随的闪电就是龙的显形，这种真真切切地看在眼里的现象使人认为这就是龙，降雨就是龙神所为。稻米种植普及后，出于保佑风调雨顺的信仰需要，龙作为与其“配套”的司水神灵也进入了日本农业社会，成为最受崇拜的神灵之一。在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四国农村，龙几乎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君临天下， 在全国各地也都有形式不同的祭龙仪式。

中国近现代发生激烈的革命和社会变革，对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习俗（包括神灵崇拜在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对其存在实体予以消灭。现在，虽然各地还保留着表现龙文化的节日和活动，给人一种龙王威风依在的表面印象，但作为“司水神灵”意义上的龙神，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失去了继续发展的空间，科学种田代替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与此有关的龙的各种祭祀活动作为一个传统的活化石和民俗文化，向现代人昭示曾有过的功能和存在的意义。

龙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意义上的象征还有其存在价值。作为认同中华民族精神的符号，龙摆脱了迷信、神灵等旧有观念，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在团结全世界华人的意义上发挥着作用。“龙的传人”这一显然违反遗传学、并不科学的口号在科学社会中反而受到热捧，成为现代中国唯一的“受到允许的迷信”。

与中国不同，龙在日本仍稳居司水神灵的宝座。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对其进行适应新时代的改造，是由于旧有的龙观依然“健在”，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功能，即便是新时代也不需要对其进行改造。

在日本历史上，发生过针对佛教的大规模排斥运动，佛像被砸，寺庙被毁，而与佛教密切相关的龙神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领域，很少受到触及，人们对待龙神的态度依然如故。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并没有进行过针对封建主义迷信及其残渣余孽的全社会性的深刻思想革命。在社会变革中，虽有缓慢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但日本人依然把龙作为与大蛇在功能、印象上混体后的“和龙”而崇信。综观日本历史，在几次排佛运动中，佛教并没有因为为神道教带来新鲜内容和形式而免遭灭顶之灾，而与日本大蛇混体后的龙却没有受到牵连。可以认为，原因在于龙在日本农业社会里的善龙印象和满足了农民祈祷风调雨顺的心理需求。而日本土著的大蛇在与龙混体之前，在功能上欠缺这个基本条件。

在日本现代社会里，先进农业技术推广、机械化的实现使龙神的功能稍有退色，但信仰依然存在。古人修建蓄水塘池，采用一系列水利、灌溉技术，本来是人类农业种植文明的产物，却因为依靠天上来水的基本形态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人们在心理上依然没有摆脱对龙神的依赖。这条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夹缝中生存下来的龙，在日本农村依然是信仰的偶像。

七、“和龙”的产生、发展与现状

1.龙神——依然存在的昔日偶像

日本文明的发生过程中，没有足以证明龙从产生、发展到成型的过程的实物和记载，没有作为龙文化产生线索的神话传说的母题，等于从中国引进了一条现成的、成熟的龙神。日本的龙虽然也是龙，但在本土化进程中发生了功能、形态以及存在意义上的变化，与中国龙有着诸多的不同，应属中国龙的亚种。在日本，龙的形态主要有三种。

其一，来自中国阴阳五行思想中的阴阳道的龙，在功能上具有呼风唤雨的力量，在农业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在中国，皇帝喻自己为龙，也是为了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中，依靠龙的地位获得对农业社会的绝对统治权。

其二，来自佛教的经典《法华经》的司雨神灵——八大龙王。在佛教兴盛的时期，龙受到欢迎，同佛教一起，与神道教融合，成为进入日本信仰领域的神灵。

其三，上述两种龙神与日本土著的大蛇发生意象混同，出现了一条进入日本主流农业社会的“和龙”。

由于龙与本土大蛇混体等因素，在一般日本人的观念中，并不刻意区分上述几种龙的差异，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条形象鲜明但来源以及数项功能混搭的龙。

这条“和龙”与中国龙相比，形象上既相似又有着诸多不同。譬如，出于龙与佛教的亲缘关系，龙没有成为以神道教为主要信仰的日本历代统治者的化身和国家权力的象征。原因很复杂，但仅以佛教与神道教的关系就可以说明问题。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神道教曾有过数次摩擦和对抗，日本历史上几次发生“毁佛灭释”事件，说明在一些日本统治者内心中一直对佛教存有一种无法言状的戒心，表面上引进佛教，以“本地垂迹”、“神佛习合”的方式解决神佛矛盾，而当国粹思潮泛滥，发生社会变革和动乱，冲突和矛盾变得不可调解时，佛教首当其冲地遭受毁灭性冲击。龙神这一具有佛教背景的外来的神灵，能在神佛冲突中保留下来已实属不易，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象征。

龙神在日本传统社会的地位，与日本民族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密切相关。人们常说日本人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等，但这一点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日本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原始思想体系，只是苦于没有文字记载，很晚才做归纳、整理。“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的口号说明他们的本意是吸收才——技术性的东西。外来的东西要经过一番选择取舍，完成本土化进程，才能够进入主流社会。急需时，则会全盘照搬，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又会根据自己所需去进行改造。龙神的传入符合当时农业社会的需求，没有给日本固有的思想体系带来破坏，还通过在功能、印象上与土著的大蛇文化混体，为大蛇作为神灵继续存在提供了契机。

如上所述，日本农村把具有外来佛教背景的龙神保留下来，是因为龙神带来“现世利益”的结果，而这个“现世利益”正是日本神道教所追求的。以注重来世的佛教为背景的龙与追求现实利益的神道教为背景的大蛇混体，也为龙神的去边缘化注入了动力，建立起一把保护伞。“和龙”在功能上除了司水，并不像在其发祥地那样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功能。在当时还是农耕社会的日本，起到人与天的媒介作用就已经够用。因此，日本传统农业社会的龙基本上是一条形象固定、功能较为单一的龙。

龙传入日本的一千多年里，彻底地实现了本土化，呵护农业，一心司水，还衍生出不少日本的原生故事。但龙的形象和功能在实现本土化后，同时也失去了变化的动力，龙的形象和功能被凝固在一个时点上。在水利发达、农业技术先进的今天，在日本农村，龙仍是人们心中不可缺少的神，仍年复一年地被摆在祭台上受到顶礼膜拜。而在中国，封建制度崩溃后，龙不再是统治者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模式崩溃，龙不再发挥人与天的媒介作用，或作为迷信而湮灭，或作为民俗而延续。今天，龙又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的认同信码，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的象征性作用。

这就是中国本土的龙文化和日本的外来龙文化的巨大区别之一。本土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性格和内在动力，并不刻意保持所谓文化基因的正统性，而是顺应时代的需求，总能在不同的历史潮流中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社会功能。与此相比，外来文化属于移植和嫁接性质，种与根的功能相对弱化，为适应异国他乡的水土常会失去不少实质性的基因，在激烈的社会变化中缺乏自信，难以随异文化的潮流而变化。中国龙与日本龙的不同境遇就是一例。

归纳起来，对日本龙文化的探讨、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弄清作为中华主流文化之一的龙在日本如何完成去边缘化，实现本土化。

其次，确认龙作为信仰，在日本农业社会发挥的功能、作用以及贡献。

最后，探讨龙作为文化的活化石，在日本这种现代科学发达的国家中得以生存的条件。

2.向司水神灵嬗变

在龙的故乡中国，龙崇拜产生于愚昧时代，作为图腾和神灵，受到顶礼膜拜。在农业种植有所发展、需要风调雨顺时，人们寻求天与人之间的交流纽带。古代神话中的蛇神、龙神、降雨时的雷电就成为人们在意象中描绘这个司水神的依据，并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从形象、功能上得以完善。而在日本，没有发掘出与龙产生相关的证据，只有来自中国的成熟的龙形象。可以说，日本从中国引进各种文化时，将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社会实践，并且作为神灵已经成熟的龙神完整地拿了过来。就这样，龙省去了逐步演变的过程，迅速融入日本的农业社会中，成为司水龙神。

香川县岐平原，在当今的日本，是较为典型的以稻米种植为主的农业区域。这里遍布着一万多个水塘，是历代继承下来的农业水利设施。其中，“满浓池”是岐平原最大的农业用蓄水池，据传是一千二百多年前由弘法大师所建，每年6月至10月为当地二市三町进行水田灌溉。每年6月13日为秧田放水前，都举行传统放水仪式。人们把来自雨水的农业灌溉用水当作龙神的恩赐，这一天，村民们身着正装，毕恭毕敬地来到掌管当地水源的水闸房，参加开闸放水仪式。

从参加者的虔诚认真的态度，就可以感到仪式在当地人心中的分量。满浓池水经三天的流淌来到其子蓄水池上池。池边立有“祠（石结构的供奉用台座）”供奉着龙王的化身像。这里的看水人的称呼仍沿用古称“池守”，负责池畔龙王祠的日常供奉和蓄水池的管理。

随着日本整个国家进入现代化，农业领域也有大量的新技术应用，良种、化肥、机耕、机种、机收、水利设施等为农业的高产和旱涝保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日本的农业科技与国家的工业、科技的水平相当，在亚洲和世界上都属于先进行列。然而在传统的信仰领域，日本人仍离不开神佛，相信物质的创造是上天保佑的结果。高科技如此，工业、渔业如此，农业的丰收也不例外。与中国不同，在日本，时代的变化对农村的信仰领域冲击不大，龙神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从古至今受到供奉、祭祀的。

古代日本有与水有关的大蛇神话，是日本人大蛇崇拜的主要依据。至今，九州地区仍有根据当地神话进行的、以祈祷风调雨顺为目的的大蛇祭祀活动。大阪民族博物馆中保存有草编大蛇的实物，介绍了日本农村社会，主要是稻米种植地区的水神祭祀活动。在九州地区还保留着水神大蛇传说，而且根据这个传说每年都组织舞蛇活动。

外来的龙成为司水神的背景和原因很多，其中土著信仰中的大蛇本身的功能欠缺是导致龙登场的重要原因。正如前述，龙文化通过几种形式传入日本，农耕社会的司水龙神则是随着佛教传入日本列岛。水是农业的命脉，尤其是靠天上来水的四国地区，可以用生死存亡来形容对水的依赖。在脱离以植物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原始生产方式，进入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社会后，日本列岛居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大大改观，社会文化进入发展期。公元6世纪，佛教普及，通过“本地垂迹说”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融合，司水龙神受到尊崇，原始土著宗教神道教的祈祷丰收、风调雨顺的功能，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到龙神的身上。佛教的“因果应报”观促使人们在喜获丰收后寻找报答对象，以表感激之情。又在旱魃为孽、如惔如焚之时，急于向拥有超自然力的神灵寻求帮助，以解燃眉之急。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人们便需要某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考古学认定中国栽培水稻历史比司水龙神的产生稍早一些，可以理解为龙从氏族图腾到一般的司水神灵需要一个转变形象、功能的过程。而水稻以及作物栽培的普及、技术成熟也需要时间，二者在不同的两条轨道上行驶一段时间后，便并入同一条轨道，产生相互依赖。以稻米等为首的作物栽培需要神灵满足人们确保丰收的祈愿，龙在社会变革中需要获得新的生存动力，逐渐向司水龙神发生嬗变。这样，二者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一起走到今天。

中国龙传入日本时，已经完成了形象和功能的转变，日本几乎照搬了包括青龙在内的四神体系。位于东方的青龙在信仰天照大神的日本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龙文化在日本虽然是外来文化，但是与近代欧洲列强将自己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强制性地带入殖民地不同，龙神并不是中国强加给日本的神灵，而是古代日本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国众神中选择的。即便是这样，与许多来自中国的文化一样，龙在进入日本社会时，首先遇到本土化的考验。只有经受住这个考验，才有可能作为优秀文化被接受，成为崇拜的偶像。如上所述，在龙神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了本土的大蛇文化，龙神必须做到在理念、功能、神力上更加“先进”，使大蛇文化相形见绌，才有被接纳的可能。

龙是如何实现本土化，并成为日本的诸神之一的呢？从结果上看，与佛教的传入、兴盛以及神道教与佛教的融合有很大关系。在来自大陆的佛教面前，当时还处于较为原始状态的神道教甚至还没有为自己定下一个统一的名称，在古籍中出现过“神教”、“德教”、“大道”、“古道”、“神习”、“本教”多种代表神道的名称。公元7世纪，中国《易经》中“神道”一词被借用到日文表现中，填入新的内容，此后才有了统一的“神道”称呼。在名称上的统一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宗教的形式、经典、教义、体系上，神道教属于原始自然崇拜，依然有很多先天性不足，缺乏在国家统治，解释人性、人生的本质，解释世界上的成熟理论。佛教传入后，神道教的神一度沦落为佛法保护神和镇守神，只能依附于佛，与众生一样修炼。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境遇中，日本人以“神佛习合”的智慧解决了神道教与佛教的共存问题，认为神是佛在日本的“垂迹身”，使得在佛教完整的体制、经典下被挤得无路可走的神道教获得生机。“神佛习合”带来了“神佛同体说”。这样，在神佛习合后，佛的守护神——龙借助于佛教的背景，与曾是佛的守护神、神道教的神结成亲缘关系，与大蛇混体并变为“和龙”也就合理、自然了。另外，龙产生的背景里，本来就有蛇的要素。在中国各时代龙传说中，蛇变龙的说法并不罕见。蛇、龙在功能、印象上的混体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意识。因此，传入日本的中国龙与日本的大蛇混体，在演变过程和结果上是有基础、有合理性的。可以说，龙与日本土著信仰的大蛇混体，加上与佛教、神道教的融合等要素的促进，使龙作为司水神灵进入了日本农业社会的信仰领域。

3.龙与大蛇的分工

龙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在土著大蛇信仰的基础上改造了龙。由于日本没有龙文化产生的早期阶段证据，从中国吸收的是一个功能、形象都完整的龙，因此，只需考虑如何解释、处理龙与大蛇的功能、意象的混体问题，而不需重新建立一个其他名目的新神。

在信仰领域，中国和日本一样，属于多神崇拜区域，只要是对自己的生活、生产有益的神灵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人不需要去顾及神灵间的区别和冲突。在北京妙峰山的道教庙中，供奉着多达十种的偶像，其中有道教的玉皇，还有佛教系统的菩萨、地藏、药王，甚至还有地域性的人格神王奶奶。日本则主要是供奉神道教的神和佛教的各种偶像。日本人新年的初次参拜有的地区是去神社，有的地区则是去寺庙，意义、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求神佛保佑自己在并不安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得以生存。可以说，逢神便求这一特点不仅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是如此。

龙崇拜与大蛇崇拜在历史上佛教曾一度占优势的背景下，发生功能、印象上的混体现象，同时还显现出发挥各自功能特征的“分管”现象。龙由于在佛教传入时就已经有了司水的定位，在日本一直到今天仍在发挥水神的功能，而大蛇在日本的古代信仰中也服务于农耕社会。三轮神社是日本最古老的神社之一，祭祀蛇神。蛇象征生殖繁衍，与人们期盼的农业丰收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日本人把旺盛的生育能力这种表象与另外一种作物繁茂、丰收的表象联系在一起，深信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于二者之间关系如何建立，则只显现出直接的表象，而把内在联系神秘化。这种在科学时代被斥为迷信的相互关系，如同给佛烧香、祈求禳灾祛病一样，在愚昧社会是理所当然的，至今仍相当普遍。

虽然龙神完成了去边缘化的进程，发生功能、印象上的变化，但是在形象上并没有与大蛇混为一体，而是保持着自己的特点。龙神在日本的主流社会中，由于佛教、道教背景和外来文化的属性，无法完全融入日本原始思想和信仰体系。因此，在日本社会中的诸多层次的“内侧”与“外侧”关系中，本土化后的“和龙”信仰在中国龙信仰面前，属于日本文化内侧；在日本土著大蛇信仰面前，又属于日本文化外侧。这种现象产生于日本社会历来对外来人与事物持有的恐惧和警戒感，生怕在与外人的接触中，产生不利于自己一方——“内侧”的结果。当然，作为出乎意料的结果，龙在日本保持了自己的独特形象，并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受众群体。

4.龙偶像的供奉、祭祀活动

在日本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村，龙几乎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君临。在全国各地都有形式不同的祭龙仪式。香川县大野原町田野野村的祭龙祈雨仪式非常著名。活动当天，画着头朝下的“降龙”的旗幡迎风飘舞，人们先对设在山顶的龙王祠敬酒，摆上供品干鱼和御神酒，并请来和尚念经。在念经过程中，町长代表参加者喝下据说可求得风调雨顺的御神酒。参加舞蹈的人在鼓点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口中唱着求雨歌。此歌共分八节，第一节中唱道：愛宕参りて袖を引かれた愛宕参りて雨の餅ひろたそれも愛宕の御利かえ、面白や中文：参拜爱宕被扯衣袖，参拜爱宕拾到年糕般的礼物——雨，这都是爱宕带来的，真高兴。

第三节《雨花》中还唱道：四合谷山から 雪とあられあーら降る笠の雨の重さよ しぐれた中文：四合谷山飘来雪和雪粒，啊啦，下呀，伞笠在雨中沉甸甸的。

绫上町每年8月15日无论下雨与否，都在寺庙举行求雨献舞活动。舞蹈始于镰仓时代，由熟练的中年男性领舞，同时有和尚诵经。舞蹈通常持续一小时。无雨时连续举行十天，念求雨经十万遍。

在泷宫神社，因当地的蓄水池有暗洞，称为龙穴，传说通往龙宫。这里的祭龙仪式——泷宫念佛舞在8月24日前夜举行抽签，以确定各町舞蹈队的出场顺序。25日当日，先举行各町舞蹈队的入场式——“入庭”，庭内站有相当于维持秩序的武士“具足”。还有驱除恶灵、武士舞枪等吸引观众的表演。有雨年一般举行三小时，无雨年要持续八小时。

祈雨活动以献舞的形式，祈求龙神作为天地与人间的媒介向天地传达人的意愿，具有典型的萨满教文化的特征。萨满教文化认为，动物是在施行巫术中协助人与天地沟通的媒介和帮手。龙虽然非自然界中的原生动物，但在其发生过程中融合了许多动物的特征，可谓神灵动物之集大成者。龙源于动物又超越动物，已经脱离一般意义上的动物而成为神灵，是人与天地交流、表达对天地的祈愿的最好媒介。

在神社跳念佛舞，祈求上天降雨，显示了几种不同信仰体系为了一个目的融合在一起，是日本人吸收外来文化，将其本土化的一个典型。就献舞本身而言，与萨满教舞蹈有一脉相承之处。“萨满”一词是来自满、通古斯语系的词汇，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当然，这种狂舞不是为了自我娱乐，而是受利益驱使。

向龙王献舞的仪式的庄严、参加人的选择、长时间持续等几个方面都足以说明当地百姓对其非常重视。

祭龙求雨活动不仅限于祈雨舞，通过对龙神的虔诚供奉也可圆愿。

祭龙祈雨活动受益者的广域性，使此项活动成为地域共同体的传统性习俗。人们认为龙神在天地人之间起到媒介作用，为人与天地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丰收和风调雨顺是冥冥中主宰雨水的龙神所为，所以必须祭拜龙神，表示感谢，共享丰收成果。岐地区的农民不属于那种临时抱佛脚型的祭龙求雨，不管当年气候如何都定期举行。习俗化的祭龙仪式表达了人们的虔诚程度，说明该活动已深深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龙神通人性，心诚则灵。

对龙神的祭祀主要表现在遭遇干旱时的祈求（雨）和对风调雨顺的感谢（丰收）两方面。祈求，目的是获得上天的保佑，表明人在上天面前的卑下地位，人作为被动的弱者，只能听天由命；感谢，目的是调解单方受益后的心理失衡，是受益者感恩心态的体现。不仅针对本年的风调雨顺，也是对今后继续获得神灵保佑的期待。在神灵面前，人们认为，对龙神的感恩不能只埋藏在内心，一定要付诸某种具体的形式，让龙神亲眼看到、感到你的虔诚。这一点与其他性质的宗教意识相似。这里所指的心理失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出于对龙神的畏惧。龙神来到日本，涉及的领域虽然不再像在其故乡中国那样广泛，但在当时日本那样一个农业社会里，被认为具有呼风唤雨的功力，依然威力无比，掌握着人们的命运，人们对龙神必须怀有顶礼膜拜的心情。如果没有定期的、具体的形式（仪式），让龙神知晓人们的态度，龙神会发怒，就可能不再带来风调雨顺。这是农业社会中将作物种植作为唯一生计的农民最为惧怕的事态。

其次，知恩不报，会使人感到过意不去，是亵渎龙神恩典的行为，自责、悔恨在信者心里会成为巨大的负担。这一点显然发自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之所以用在处理与龙神的关系上，是因为把龙神当成通人性的神灵。并且，在有神论的社会里，人们相信龙神实际上存在着，在某一个地方看着自己的所作所为，对龙神恩典表示感谢的供奉祭祀决不可懈怠，不可马虎。人们对着神佛偶像祷告祈愿，也是出于同一心态。

对龙神的极端崇拜和畏惧，使人们认为旱魃造成颗粒无收是由于祈祷者心不诚，不能埋怨龙神，只能继续祭祀祈祷。就四国地区的特点而言，雨下得多了，有大大小小的水塘蓄水，形不成水害，而天不降雨造成水塘干涸是最可怕的事情。因此，四国地区的祭祀龙神的活动中，向龙神表示虔诚之心的形式多样，大部分是以祈雨为目的。总之，人们都深信“心诚则灵”。向龙神献祈雨舞，有的是定期的程序化的风俗，也有的是天旱时临时召集的活动。其中也有不下雨不罢休者。人们认为，龙与佛一样，对于定期祭拜者会另眼相待，当然也不会排斥临时性的祭祀。总之，在龙神面前的虔诚之心是非常重要的。

5.龙的化身

除了前述的祭龙求雨活动“祈雨舞”，人们还通过对龙神偶像的定期和不定期的供奉祭拜来获得龙神的保佑。传入日本的龙已经在功能、形象上成熟起来，具有固定的形象，使用化身来表现的事例较为鲜见。在佛教中，佛为了拯救众生，以人、天、龙、鬼的形式出现在人世，化身作为正身的替代，在功能、性质上与正身保持一致。在其他菩萨、神上也有同一现象。龙的化身像的出现，增强了偶像的神秘度，是偶像应时空变化的性格所致。

日本的原始宗教以自然的山海树木为崇拜对象，曾经没有具体的偶像崇拜。佛教的传入为日本带来了偶像和偶像崇拜意识，龙作为佛教的诸种偶像之一，在日本农业社会受到尊崇与传承。龙基本上有一个正统形象，人们在祭龙活动的行列中高举绘有升龙、降龙的旗幡。这些以各种材质制作的龙形象，寄托了人们对神灵的期待，并为祭拜活动提供了可确认的视觉形象，使宗教活动更易达到精神上的高潮。

四国地区岐平原的满浓池边立有“祠”，里面供奉着龙王的化身像——人偶娃娃。这尊供在“祠”中的石刻龙王偶像没有任何龙的特征，倒像是日本民俗节日女儿节的人偶娃娃，在日本也属少见。在这里，“入乡随俗”的观念又一次得到体现。在外来文化脱离边缘、进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生猛的龙的形象变成可爱的人偶娃娃，使人们感到本土化的融合力之强。神佛以化身出现并显现出人的形象，意义在于拯救众生，在感官上有一种亲近感。这一事实长久存在，说明当地农民们已经接受它，并没有影响人们对龙王的崇拜。

丰中町本山寺中现存一尊名为“善女龙王像”的龙王木雕像，在日本昭和五十九年的调查中，这尊雕像被确认为重要遗产，据传是室町时代的古物，作为祈雨神偶像，几百年来，在心理上满足了当地农民对风调雨顺、稻米丰收的愿望，解决了丰收后谢恩心理的宣泄对象和因此造成的心理失衡问题。这尊“善女龙王像”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化身意义。龙王像呈立姿，龙的要素表现在龙头、龙尾、龙爪上，而身着人装、呈人形体态则是模仿了立姿佛像，完成了从动物形象向被供奉祭拜的神形象的过渡。这种人形龙形象并不是日本的发明，在中国，早已作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摆在龙王庙里了。日本人需要这样的龙神形象，当然也是出于供奉祭拜的目的。木雕像名称中的“善女”来自佛经故事《如意宝珠品第三》。故事中叙述道：“其事具如阿耨达池龙王经中说尔时会中有一龙女。相好奇妙犹如天女心意和雅。如大菩萨名曰善女。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等先世罪障深重。贪恚愚痴而不殖智种。故今我受生于湖水中而为女身。虽无热恼及诸苦患犹居畜类鳞族之中。愿我生生不受女身不作女事。以供养佛及闻法力。皆悉回向佛微妙道。不求余果唯期成佛尔时龙王女。即于佛前以偈赞佛言世尊面目 犹如月光 清净殊妙无有比类 我等今日 归依闻法宿福深厚 得道不虚 我有宝珠奉献世尊 利益有情 令得法宝报谢佛恩 守护密教 齐及一切令得佛果 演说三乘 利益一切尔时龙王女善女说斯偈已。持一宝珠奉献如来。”图1 京都神泉苑中的善女龙王社

这里记述的“善女”、“龙王女”、“龙王女善女”可以认为就是这个木雕龙王像名称的由来。当地的民众似乎并不在乎善女龙王的性别。人形的龙王雕像有一般龙王概念的胡须，暗示了人们对龙的普遍性认识，即基于强者、阳刚意识的雄性。当然，对佛经中的表述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地方流传善女龙王像呈明显女性特征。

宗教信仰中的偶像各自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是出于崇拜者的需要而人为制造出来的。神佛的偶像本身就具有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虚构的龙神通过拼合多种动物形象要素而形成固定形象，才有了一般人所认同的普遍形象。人们认为，神灵在一般情况下是人的五官所无法感知的，具有超自然的威力和人智不可预测的能力，在人间降临祸福，使人畏惧。而龙神通过化身形象，缩短了与崇拜者间的距离，受到更多民众的崇拜。

6.“神佛习合”现象中的龙

宗教间的融合现象并不罕见，这是出自于人们信仰的需要。在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需要更多的神灵保佑自己。“神佛习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不同系统宗教的混合现象，也是日本文化的特点之一。日本早期的土著神道教崇拜“天照大神”，产生于农耕文明尚不发达的时期，对山海的重视胜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当农耕文明特别是水稻种植在日本列岛发展起来后，社会发展，战乱不断，国家体制上的诸多不足使日本人开始感到神道教的局限，迫切需要有一个新的信仰来支撑。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后，日本人发现佛教在功能、经典、礼拜形式、偶像意识以及建筑上都是神道教所不及的，于是急于寻求到一个与佛教共享的形式。“本地垂迹”宣扬神道是佛祖降临日本，极力将佛教信仰的诸多具体形式纳入日本的神道。其结果，既丰富了神道的内容和功能，又使得在佛教面前显得幼稚的神道得到再兴的新鲜血液。

此时，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本土产生的龙文化与佛教龙神的一体化进程，与佛教有着亲缘关系的龙神在大陆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完整的形象进入日本，成为日本人信仰中的重要神灵。龙在中国有从雏形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考古学意义上的证据链，而传入日本的龙神一直是一个较为固定的形象，是一条功能齐全、各项要素稳定的龙。这条龙身上带有中国农业文明的信码，把司水龙神的信仰传给了日本。

回顾日本文化的特点，可以发现日本人在汲取外来文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烈的本土化意识。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二者发生冲突时，通过针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能混为一体的则混为一体，不能混为一体的基本上是以自己的土著文化为主。在外来文化前，日本人曾经十分谦虚好学，努力汲取其精华，但在骨子里仍不能放弃古代大和文化以及原始宗教的精神实质，“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的口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后来，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国家意识逐渐增强，国家治理有了端倪时，便产生了一种国粹主义的潮流。它否认以大陆中国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在日本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力鼓吹所谓“国学”，并将其与汉学对立。与前者不同，后者拘泥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典文献的研究，并通过此来弄清儒家学说、佛教传入之前的日本固有文化和精神。由于其基本想法中有一种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萌动，所以成为正确理解日本历史的一个逆流。

作为这种国粹主义思想影响的具体表现，明治维新中，曾为了强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神道”，对滋养其生存的佛教进行了排斥，发生了种种针对佛教的暴行。各地的暴民捣毁佛像，烧毁庙宇，逼佛僧还俗。幸运的是，龙没有受到牵连，在各地仍作为司水龙神被祭祀。本土化的“和龙”也不再被当作外来事物，而是作为日本农业社会最亲近的神灵受到崇拜。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本土化的因素外，人们认为，龙神与日本人的饭碗关系密切，佛可以不信，饭却不能不吃，没有龙神保佑，打不下粮食造成的饥饿不是改信“国家神道”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当然，从科学意义上看，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迷信风俗，丰收与龙的崇拜没有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没有哪一年的丰收是龙神带来的。但是，在科学不发达、思想愚昧的时代，龙崇拜仍是农民在落后农业生产方式下苦苦支撑的动力，在当时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结语

四国香川县岐地方传承下来的各种祭祀龙神活动，在日本具有典型意义。首先，这里没有改变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受到工业化的挤压，人们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年复一年地从事稻米种植，保持着对龙神的坚定信仰，保留着祭祀龙神活动的土壤。这里的人们从小就以各种形式参与祭祀龙神的活动，加之在社会、在学校教育中没有进行无神论教育，长大后顺其自然，其中有的人成为将龙神祭祀的民俗活动传承下去的传承者。其次，如同中国的龙文化受佛教、道教、社会政治等几种不同的信仰体系的支撑一样，在日本农村的龙文化的社会背景中，也有神道教和佛教的因素，这成为日本龙文化在日本得以传承的基本条件。在日本农村，龙神仍是实实在在的神，而在城市里，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龙神的司水功能虚化，升华为祈祷“家内平安”、“禳灾祈福”、“健康祛病”等民众所诉求的“利益”的神灵。农村的龙神祭祀活动，以祈雨目的为中心展开，功利性强，仍具有娱神的实际意义。而现代日本城市里文化节活动——“祭”中出现的龙神身影，是一场文化秀的主角，人们在娱神的名义下，同时追求娱人效果，以此来放松紧张工作所带来的压力，为自己带来欢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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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善著：《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汪向荣著：《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周新华著：《稻米部族》，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郝苏民系列主编，马忠才系列副主编：《从娱神到娱人的智慧》，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传入日本之前的“龙”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中国的“龙”文化传入日本之后，逐渐与日本固有的民俗信仰相融合，其内容、形式以及象征意义等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开展中日两国文化中“龙”的象征意义的对比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龙”在传入日本之前，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哪些象征意义。

进入21世纪，中国人的拜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曾几何时，一声声清脆的电话铃声，一张张精致的贺岁卡片，为我们送来了亲朋好友们的新春祝福，听着那久违的声音，看着那熟悉的字体，我们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年。但是，伴随着手机的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通过手机短信拜年。比特网（Chinabyte）2012年1月29日消息，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2012年全国春节期间短信发送量达300多亿条，超过2011年的近300亿条，更是远远超过了2010年的230亿条。以北京为例，2012年1月22日除夕当天，北京地区短信业务量总计高达9.87亿条，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的短信业务量均比去年除夕有所增长。如果按2000万的北京常住人口计算，则平均每人发送49条短信，数量相当可观。

2012年是龙年，因此“龙”理所当然地成为拜年短信的绝对主角，以下是笔者收到的部分拜年短信，通过这些短信，我们可以看到“龙”这个十二生肖中唯一的虚拟动物，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哪些象征意义。短信一：“龙首高扬，神采飞扬。龙须拂风，满面春风。龙爪挥舞，踏歌起舞。龙鳞闪光，溢彩流光。龙尾摇摇，快乐逍遥。”短信二：“龙头抬，龙身盘踞四方财；龙步迈，龙气绕得祥云开；龙须弯，龙啸吼出新精彩；龙冲天，龙入海，龙年幸福滚滚来。”短信三：“龙年龙王朝你笑，龙须一吹，滚滚财源来报到；龙颜一悦，吉祥如意将你罩；龙眉一展，快乐甜蜜心头绕。祝您龙年做幸福的龙头老大，快快乐乐，龙行天下！”短信四：“龙王龙颜大悦，发现你是人中之龙，做事龙马精神，说话龙姿凤采，经亲子鉴定你确系为龙子龙孙，龙年祝你做个快乐龙人。”短信五：“龙年到来喜事多，龙凤呈祥幸福多，龙腾虎跃快乐多，龙兄虎弟朋友多，龙门飞甲福气多，龙马精神好事多，龙颜大悦好运多。”短信六：“愿您在新的一年里事业龙飞凤舞，胳膊腿脚龙腾虎跃，心情龙年大吉。”短信七：“恭祝您见龙在田、龙颜大悦、龙马精神，飞龙在天。”

短信一和短信二，分别对“龙”的形体和动作进行了形象的刻画，充分展示了这个“中国大陆各部族不同文化、宗教、风俗的统一融合体”的某些特质。如笔者在《“龙”的出现及其传往日本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所述，“龙”是把各种动物形象中最美好、最有代表性的部分糅合在一起创造出的形象。正是这些精华的组合，才使得“龙”在一抬首一阔步之间为我们带来种种幸福，可以说，“龙”是高贵、祥瑞的象征。短信三和短信四中出现了龙王的形象，时至今日，龙王的形象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游记》等小说的流行，龙王呼风唤雨、主宰福祸，是神圣、权力、祖先的象征。而在短信五、六、七中，“龙”的象征意义则包括强大、优秀、健旺、成功等。本文即对中国文化中“龙”的象征意义进行考察。

从以上列举的拜年短信可以看出，在中国，“龙”与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有联系，其形象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潜意识当中。统观中国“龙”的出现及其之后的各个发展阶段，可以将“龙”的象征意义归纳为祖先、神圣·祥瑞、王权、禁忌、江河湖海、民族·国家这六点，以下我们分别进行探讨。

一、祖先

如笔者在《“龙”的出现及其传往日本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所述，在狩猎采集阶段，某些部落把“龙”视为图腾，可以说，“龙”的身上之所以具有多种动植物的某些特征，是因为它是中国各部族图腾的融合体。而所有这些动植物图腾崇拜，其意义是基本相同的，就是取“多子多福”之意。即所有这些动植物都具有较强的繁殖与生存能力，而在原始社会，保证本民族的生存繁衍无疑是每个民族的最大任务，以这些繁殖能力较强的动植物作为图腾，表达了对本民族繁衍兴旺的期盼。以动物形象为例，构成“龙”形象的诸多动物中，不仅包括鱼、鳄、蛇、鹰、鹿、骆、虎、牛、马、羊、猪、熊、兔等脊椎动物，也包含了蜃、虾等无脊椎动物，这些动物均在部分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其中鱼、蛇、猪、兔的繁殖能力之强以及鳄、骆的生存能力之强是众所周知的。

中国自古就有“龙生九子”的说法，而这“九子”究竟是哪九子，一直众说纷纭。目前流传较广的是明代政治家、书法家李东阳的说法，李东阳在其所著的《怀麓堂集》中记载，龙的九子分别为囚牛、睚眦、嘲凤、蒲牢、狻猊、霸下（又名赑屃）、狴犴、负屃、螭吻。此外，也有人将蚣蝮、椒图、螭首、麒麟、朝天吼、貔貅列入龙九子之中。其实，所谓“龙生九子”，并非是指龙恰好生九子，在中国文化中，九是个虚数，经常被用来形容数量之多或者程度之高。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使用十进位制，在十为足数的系统中，超过“九”就要进位，所以在一至九中，相对于“一”来说，“九”表示极多。举例来看，形容心中的愁闷、痛苦达到极点时，我们经常会使用“愁肠九回”一词，此语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公元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辩解了几句，触怒了汉武帝，被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对于司马迁来说，被处宫刑是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在给友人任安的信中，他用“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这里的“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并非指肠子每日回转九次，而是指悲愁频频在腹中萦绕，难以排遣，痛苦至极。同样，“龙生九子”中的“九”也是虚数，用以形容龙的子嗣之多，可见“龙”与其他动物图腾一样，承载着人们“多子多福”的期待。这一点也可以从龙的早期形象中略窥一二。图1 华夏银行通州支行图2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

图1拍摄于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铁站附近，照片中的建筑物为华夏银行通州分行，建筑物上方名称左侧的图形为华夏银行的标识，此标识的设计灵感来自于1971年8月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掘出的一个高26.3厘米、宽29.3厘米的玉龙（见图2），此龙由碧绿色的辽宁岫岩玉精雕细琢而成，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观民先生和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等考古专家鉴定，确定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遗物，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被尊为国宝。华夏银行之所以以此国宝玉龙作为标识原型，是因为龙是华夏民族创造的体现民族精神之魂的寓意性形象，搏击四海、升腾向上的龙正是华夏银行的精神象征。如图1所示，此标识的外形以新时期时代的玉龙为基本原型，标识的内形则采用代表现代银行电子化趋向的信用卡（电脑芯片）造型，将“华夏”与“银行”、“文化”与“现代”从视觉上融为一体。可以说，此标识充分展现了华夏银行立足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永创一流，努力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

再来看作为华夏银行标识的国宝玉龙（见图2），身体蜷曲为“C”字形，吻部前突，长鬃高扬，与我们今天常见的“龙”形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其头部似马，此龙也被称为“马龙”。此外，在红山文化遗存中，还可以看到“玉猪（熊）龙”和“玉鹰龙”，其体形均为“C”字形。图3 内蒙古敖汉旗牛古吐乡大五家村西出土的玉龙

再看图3，此照片拍摄于上海博物馆，图中的玉龙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敖汉旗与发现国宝玉龙（马龙）的翁牛特旗相邻，因此此龙也属于红山文化遗存。此龙高5.1厘米，宽5.0厘米，虽然体格较国宝玉龙小了不少，也没有高扬的长鬃，但是体形同为“C”字形。可见，“C”字形是红山玉龙的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龙”的早期形象的一大特色。仔细观察这个“C”字形，我们可以发现，它与婴儿在母体中的姿态颇有几分相似，是人类生命的初始形态。这一形态代表着生命的创造力，因此，可以说，原始人对“龙”的崇拜即是对生命创造力的崇拜，而在此过程中，“龙”被赋予了“祖先”这一象征意义。将中国人称为“龙的传人”、“龙子龙孙”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神圣·祥瑞

首先，从年号本身来看，中国历史上共使用过15个带“龙”字的年号，分别为黄龙、青龙、神龙、景龙、见龙、白龙、兴龙、龙兴、龙飞、龙升、龙塑、龙纪、龙德、龙启、龙凤，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龙兴”，共计5人使用，“黄龙”、“青龙”和“龙德”则分别有3人使用。从字面上分析，带“龙”的年号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强调龙的出现的，如龙兴、见龙等；一类是描述龙的外形特征的，如黄龙、青龙等；还有一类是描述龙的动作行为的，如龙升、龙飞等。

其次，从使用时间来看，带“龙”字的年号的使用时间最长为12年，最短为1个月，未满5年者居多，并不长久。

再次，从使用者来看，使用带“龙”字的年号的帝王有20人，反臣3人，农民起义领袖3人。不仅自立为王的反臣和农民起义领袖喜好“龙”字，国家动乱、国势衰微时期的帝王们，也同样钟情于“龙”字。

最后，从改元的背景等来看，反臣和农民起义领袖多是在自立为王时取带“龙”字的年号，如十六国后赵农民起义领袖侯子光20岁左右自称“佛太子”，又称从大秦国来，要当小秦国的国王，并改名李子杨。公元337年，在杜南山（今终南山）聚众数千人，自称“大黄帝”，改元“龙兴”，因为新王朝创立谓之“龙兴”。而帝王们经常是在国势渐衰或是谋权篡位时使用带“龙”字的年号。如十六国后燕顿丘王兰汗在杀死后燕烈宗慕容宝后，改元“青龙”。再如，“龙德”是五代后梁末帝朱友贞的第三个年号，公元916年，在与晋的数场会战败北后，后梁黄河以北之地几乎全部丧失。之后的数年间，后梁与晋持续争战，然而胜少败多，领土不断地被蚕食。公元921年，在这种情势之中，朱友贞改元“龙德”。“龙”字之所以受到帝王、反臣、农民起义领袖们的宠爱，是因为神龙的出现，是吉祥的象征，神龙不仅可以带来风调雨顺，更预示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如据《后汉书》卷十三隗嚣公孙述列传记载，因为有“龙”出现在公孙述府中，他认为是符瑞，于是在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自立为天子，建元“龙兴”元年。这一做法与笔者在《“龙”的出现及其传往日本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提到的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皇权，刻意将自己描绘成龙神的儿子，以彰显其统治的正统性的做法如出一辙，无非是在为其称帝铺路。而更重要的是，使用带“龙”字的年号的帝王们，是希望龙神显灵，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好运，使得他们的政权能够长治久安。因此，可以说，“龙”在中国文化中早早地即被赋予了“神圣·祥瑞”这一象征意义。这一象征意义延续至今，在前面所举的拜年短信中，运用最多的即为此义。

三、王权

如前所述，一提到“龙”，中国人必然会联想到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帝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龙”成了帝王的代名词。笔者在《“龙”的出现及其传往日本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一文中谈到，唐宋以来，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开始吸收中国化的佛教文化中的龙王信仰，封建帝王们纷纷封龙神为王，如唐玄宗曾经加封过四海龙王；宋仁宗加封东海龙王为渊圣广德王；宋徽宗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诏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至元明清时期，创造出了诸天龙王、四海龙王、五方龙王，并发展到凡有水之处无不有龙王的程度。封建帝王们的这一做法进一步提高了“龙”的地位，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不仅是神，更是王。“龙”之所以成为封建王权的象征，是因为其象征神圣·祥瑞之意为帝王们所广泛利用，“龙”愈发与帝王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帝王们喜以“龙”作为年号，不仅是因为神龙可以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好运，使得他们的政权能够长治久安，也是因为可以通过年号再次昭告天下，自己即为真龙天子。王家范先生也曾指出：“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统治者将自己与龙相联系，无不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或因其出身低微借此提高威信，或因社会动荡以此麻醉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中的龙只是一种推波助澜的添加剂。”

如表1所示，“黄龙”和“青龙”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年号，这与中国历史上的五色龙观念息息相关。五色龙的观念是在五行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即认为大自然是由这五种要素所构成，随着这五个要素的盛衰，大自然发生变化，不但影响到人的命运，同时也使宇宙万物循环不已。而与金、木、水、火、土相对应的五色分别为白、青、黑、赤、黄，也就是说，五色龙分别为白龙、青龙、黑龙、赤龙和黄龙，其中青龙居东方，白龙居西方，赤龙居南方，黑龙居北方，黄龙居中央。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简史》中讲到，阴阳家认为，五行按一定顺序相生相克，他们还认为，四季的顺序与五行相生的顺序是一样的。木盛于春，木生火；火盛于夏，火生土；土盛于中央，土生金；金盛于秋，金生水；水盛于冬，水生木；而木又盛于春。而朝代的顺序，也是和五行的自然顺序一致的。《吕氏春秋》有始览第一·应同记载，以土德王的黄帝，为以木德王的夏朝所克。以木德王的夏朝，为以金德王的商朝所克。以金德王的商朝，为以火德王的周朝所克。以火德王的周朝，将为以水德王的朝代所克。以水德王的朝代，又将为以土德王的朝代所克。如此完成了这个循环。

如果按照阴阳家的理论推算，秦朝应为以水德王的朝代，以黑色为贵；而汉朝应为以土德王的朝代，以黄色为贵。实际上，最先将阴阳家的理论运用于政治实践的是秦始皇，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嬴政当上始皇帝后，曾有人对他说，黄帝得土德，有黄龙出现；夏朝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如今秦代周，正是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此语深得始皇之心，秦朝正式以水德王，与此同时，黑龙的地位也被抬到了最高。

进入汉代，虽然汉高祖刘邦曾一度以水德王，崇尚黑色，但是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刘彻正式宣布汉以土德王，至此，黄龙的地位被抬到最高。由于之后的历代王朝，不再重视这种朝代更替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学说，再加上被视为中华民族祖先的黄帝被称作“黄龙”（《史记·天官书》称“轩辕黄龙体”），所以自汉以后，黄龙在五色龙中独占鳌头。而随着中国龙文化的不断发展，“黄龙”也逐渐被帝王家所垄断，被赋予了“王权”这一象征意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龙”字的年号即为“黄龙”，除了汉宣帝刘询以外，吴大帝孙权、唐代反臣段子璋也曾以“黄龙”为年号，其目的很明显，即刻画一个黄龙出现、君权神授的场面，强调其作为统治者的正统性。其中唐代反臣段子璋（？—公元761年）不仅将“黄龙”定为年号，还以绵州（今绵阳绵州）为“龙安府”，设置百官。这显然是在昭告天下自己真龙天子的身份。

在五色龙中，青龙的地位仅次于黄龙，如前文所说，《史记·封禅书》中记载，“夏朝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夏朝是崇尚青龙的。青龙也是四象之一，与白虎、朱雀、玄武并称为四大灵兽，代表着东方。中国历史上共有三人以“青龙”作为年号，分别是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曹睿、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义阳王石鉴和十六国时期的后燕顿丘王兰汗。如表1所示，魏明帝曹睿（公元204年至公元239年）的“青龙”是紧接着吴大帝孙权（公元182年至公元252年）的“黄龙”出现的，且带“龙”字的年号均为两位帝王的第二个年号，可见是有意而为之，并非历史的偶然。当时三国鼎立，战争频繁，都想成为真龙天子，所以才争相通过年号的形式将其王权的正统性昭告天下。

表1所列年号中，除了“黄龙”与“青龙”之外，“白龙”也为五色龙之一，“白龙”是五色龙中的西方龙。十国时期南汉创建者高祖刘龑（公元917年至公元971年）将自己的第二个年号定为“白龙”，据《五国故事》记载，刘龑改年号是因为见到了白龙。不仅如此，刘龑名字中的“龙”也是他本人加进去的。刘龑原名刘巖，又名刘陟，喜欢《周易》的他，根据里面的“飞龙在天”一语创造了上龙下天的“龑”字并以此为名，可见其对“龙”的钟爱程度，而其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

带“龙”的名字不仅仅出现在年号中，也出现在人名中。再以“黄龙”为例，除了东汉的宦官和明代的爱国将领，汉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和明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也都以黄龙为名。这一点与农民起义领袖喜以“龙”入年号的现象较为相似，即名字所有者不仅希望神龙能为自己带来好运，同时也在向世人昭示自己为真龙，强调起义的正当性。对于秦汉以前中国人名中“龙”字的使用情况，雍际春先生曾经在《〈史记〉所载龙文化资料的统计与研究》一文中有过统计，称《史记》中带“龙”字的人名共有8个，其中先秦时期有4人，秦汉时期有4人。并指出，在与人们息息相关的人名中，比较广泛地使用“龙”字，透露出在先秦以及秦汉时期，龙已是人们非常熟悉、看重和崇拜的神圣之物，表明龙早已在上层社会和民间百姓中普遍存在并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也可以说，早在秦汉时期，“龙”已经被赋予了“王权”这一象征意义，并且在此后的2000多年中，伴随着龙崇拜与帝王崇拜的日益结合，这一象征意义被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与王权有关的一切事物都被冠以“龙”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禁忌

沈祖春先生在《从文化学角度试析“龙”何以有“禁忌”之意》一文中指出，“龙”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一共有22个义项，无“禁忌”之意，但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可以发现，“龙”还有一种特别的用法，意为“禁忌”。他还在文章中为我们举出了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以“龙”表示禁忌的具体例子，例如：“祠史先龙丙望”（甲种《衣》篇125背）一文意为“祭祀史先禁忌丙日、望日”。睡虎地秦简《日书》于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部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据考证，成书于公元前278年到公元前246年之间。也就是说，早在秦代以前，“龙”即被赋予了“禁忌”之意。正如沈祖春先生所说，“龙”具有这一用法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龙是神圣的，人们崇拜龙，从而产生禁忌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龙”的原型是蛇，人们对蛇的惧怕在龙身上延续着，因而产生禁忌心理。如前文所述，在秦代以前，“龙”主要是作为图腾和神灵被人们所崇拜，人们寄希望于“龙”的主要有两点：一为“多子多福”，一为“风调雨顺”。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风调雨顺”尤为重要，因此，人们最怕看到的是“龙颜大怒”，带来旱灾或涝灾，所以自然对“龙”产生了禁忌之情。图4 龙纹鲜卑头

但是，伴随着龙崇拜与帝王崇拜的日益结合，又多了一种被动的禁忌。因为“龙”被帝王所垄断，以至于百姓逐渐变得谈“龙”色变。如笔者在《“龙”的出现及其传往日本过程中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所述，由于禁忌，“龙”爪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其实变化不仅仅如此。结合图2和图3，我们来看同样摄于上海博物馆的图4，可以发现，从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到封建社会的晋代，“龙”的形象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图4中的龙纹鲜卑头为皇帝衮服上的腰带扣，鲜卑是胡语带扣的音译，据考证，此为晋代皇帝的御用之物。我们暂且不考虑图2、图3中的玉龙与图4中的玉龙用处不同、制造时间不同、制造工艺不同等因素，仅就形象而言，图4中的“龙”更接近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龙形象。不仅有宽阔突起的前额、粗壮的鹿角，还有尖利的鹰爪、灵活的鱼尾等。笔者认为，对于这一变化，我们不应该单纯理解为伴随着中国“龙”文化的发展，“龙”的形象更加丰满了，还应该理解为伴随着龙崇拜与帝王崇拜的日益结合，“龙”的形象更加复杂、更加威武了（换句话说，更加凶猛了），更加难以模仿了，更加难以亲近了。

我们再来看一则禁忌的实例。今天北京的延庆县在辽金时名缙山县，相传曾为皇家产房的所在地，金章宗完颜璟（公元1168年至公元1208年）、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公元1285年至公元1320）即出生于此。元仁宗即位后，将缙山县升格为州，因为皇帝被视为“真龙天子”，皇帝的出生和登基自然是喜庆之事，所以将缙山县名改为“龙庆州”。明朝初年，龙庆州被废除，到永乐年间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设州置县时，又将州名改为“隆庆州”，即把“真龙天子”的“龙”改为“兴隆”的“隆”，因为在明朝统治者的眼里，元代帝王决不能是“龙”。到了明朝隆庆年间，为避明穆宗朱载垕（公元1537年至公元1572年）的年号，又将“隆庆”改为“延庆”。元朝的龙庆州这个“龙”地名虽然已经变成历史地名，但是它的美名，今又复活，成为北京新十六景之一的佳名，就是“龙庆峡”。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对于帝王来说，只有本朝的帝王才可以称为龙，“龙”的禁忌这一象征意义可谓被发挥到了极致。

施爱东先生在《龙的政治：从通天坐骑到皇家奴役》一文中对龙袍发展史的考证，俨然一部“龙”的禁忌发展史。据施先生考证，后汉永明帝时期议定“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可见公侯均可享用九章龙服；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从理论上和制度上采取了一些遏制王公诸侯穿龙服的措施；至唐代，一品官员穿龙服的机会比皇帝还多些，龙并非帝王服饰与公侯服饰的识别标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至公元1117年）规定，正从一品均许用龙，但不能用升龙，只能“青衣画降龙”；而封建帝王真正严格禁止百官及民间使用龙纹，始于忽必烈时期，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明确规定所有职官均不得服龙凤文，器皿、车舆不得使用龙凤文，帐幕不得用赭黄龙凤文，但同时又对龙的定义作了重新界定：“龙谓五爪二角者”；到了明代，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严厉规定“官吏衣服、帐幔，不许用玄、黄、紫三色，并织绣龙凤文，违者罪及染造之人”；清代帝王为了自抬身价，把前代帝王仅仅用以祭祀天地的十二章衮冕扩充为一个衮服系列，所谓“龙袍”就是该系列之一，这大概也是帝王服装史上第一次正式使用“龙”来命名衮服。所谓龙袍，除了传统十二章之外，至少还得“绣文金龙九”，龙纹俨然成了衮服的标志。由此可见，龙纹是逐渐被帝王所垄断的。对“龙”的被动禁忌一直持续到清末，也就是说，虽然当代“龙”依然被赋予“禁忌”的象征意义，但那主要是植根于人们对司水之“龙”的崇拜与敬畏。

五、江河湖海

歌曲《龙的传人》的开头两句唱道：“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将长江和黄河称作“龙”，不仅是因为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因为“龙”自古以来就是司水之神。《管子·形势篇》载“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楚辞·惜誓》载“神龙失水而居陆兮，为蝼蚁之所裁”，可见龙与水的关系就如同鱼与水的关系。

中国含“龙”字的江河，可查的就有四十多条，而黄、青、赤、白、黑五色之龙，则分别在四川省（黄龙河）、河北省（青龙河和赤龙河）、天津市（青龙湾河和黑龙港河）、甘肃省（白龙江）、上海市（白龙港河）和黑龙江省（黑龙江）。此外，几乎每一个省都有龙湖、龙山、龙洞、龙泉、龙潭，还有数不清的龙王庙。以北京的风景名胜为例，除了前面提到的龙庆峡，带“龙”字的自然景观还有青龙峡、黑龙潭、白龙潭、龙门涧等。图5拍摄于北京市怀柔区青龙峡风景区，从此图可以推测“青龙峡”这一名称的由来。湖泊曲折延绵、湖水清澈见底，宛如一条青龙静静地守护在那里，忙时登天潜渊、兴云布雨，闲时闲庭信步，笑看花开花落。因此，可以说，“青龙峡”中的“龙”既可指居住于这条湖泊的龙神，又可指这条湖泊本身。图5 北京市怀柔区青龙峡风景区

如前文所述，中国本无龙王，只有龙神，但是伴随着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龙王信仰也得以迅速流传。唐宋以来，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开始吸收龙王信仰，形成了自己的龙王体系，四海龙王便是一例。在小说《西游记》中，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西海龙王敖闰、北海龙王敖顺被刻画得惟妙惟肖，他们奉天上的玉皇大帝之命管理海洋中的生灵，居住在龙宫之中，统帅无数虾兵蟹将，在人间司风管雨，主宰福祸。正是因为龙王信仰的流行，“龙”不仅与中国的百姓，更与中国的江河湖海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离不开水的“龙”成为江河湖海的代名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龙王存在，“龙”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六、民族·国家

说“龙”可以指代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相信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异议。2009年6月26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从“龙象之争”到“龙象共舞”》（作者王德华）的文章，仔细阅读文章可以发现，其中“龙象之争”和“龙象共舞”中的龙和象分别指代中国和印度，如今用“龙”来象征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情况越来越多。其实，早在15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在外国人面前以“龙”作为国家·民族的象征了。19世纪，中国的国门被打开，清政府不得不适应近代外交的需要，设计了一面“国旗”，国旗为三角形，黄色底面上绘有一条青龙，悬挂于中国的官船之上，代表中国。在确定三角黄龙旗为国旗之前，总理衙门曾向慈禧太后提交了很多备选方案，包括八卦旗、麒麟旗、虎豹旗，但是慈禧认准了“龙”是君主的化身，金黄色又是皇家独享的颜色，既然“朕即国家”，那么用黄龙来代表大清，是最为合理的。此时的“龙”，不仅象征着国家，也象征着王权。

清朝灭亡后，中国不再以黄龙旗为国旗了，但“龙”被赋予的“国家·民族”这一象征意义却被保留了下来。虽然目前有学者提出要重新建构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品牌，“龙”可能不再作为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象征，但是笔者认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各部族不同文化、宗教、风俗的统一融合体”的“龙”是最能够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的。因此，今后应该将摆脱了封建王权的“国家·民族”这一象征意义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中国的“龙”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了祖先、神圣·祥瑞、王权、禁忌、江河湖海、民族·国家这六大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融合体，促进中国“龙”文化进一步发展。那么，当“龙”离开中国，进入邻国日本的时候，其象征意义又是如何被吸收或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这是笔者后面文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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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敏：《红山文化与龙》，《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施爱东：《龙的政治：从通天坐骑到皇家奴役》，《民族艺术》2011年第2期

中国的“龙”与日本的“龙”——以象征皇权之龙为核心

众所周知，中国的龙自古以来便与皇权相结合，是帝王的象征、权力的象征，紫禁城中随处可见象征皇帝的龙与象征皇后的凤之图案，五爪龙更是皇帝的专属之物，随意使用五爪龙纹在古代会被处以极刑。

一方面，日本的龙文化自中国输入，受中国龙文化的巨大影响。然而，另一方面，龙在日本并未成为天皇的象征，虽然龙代表着力量，却未能如中国一样，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

中国及日本的先行研究中对于本国龙文化的考证、考察很多，成果也颇丰，然而中日对比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象征皇权的中日龙文化的差异虽然有所提及，却缺乏详细的考证及对其原因的追究。

那么，是何原因造成了中日龙文化的这一巨大差异？

要搞清这一点，首先，要搞清中国的龙是如何与皇权结合并成为象征皇权之物的；其次，要看看日本是如何接受中国龙文化的；最后，才可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原因。

一、象征皇权之中国龙的形成

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距今6000～7000年前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龙纹、龙崇拜。原始社会的龙纹尚处于形成初期，其形象并不固定，关于其起源也有诸多说法，对于其原型有17种说法。龙在原始社会并非权力的象征。

1.器物上之龙

龙与权力的结合一般被认为最早出现在殷商时代。殷商时代巫风盛行，龙作为沟通天地的神兽，出现在了象征权力的青铜礼器上，且与前代相比长出了龙角。角被认为是力量的象征，具有神性，龙长了角后就更具有沟通天地的神性。殷商时期的龙造型威猛狰狞，张口露齿，以显示其强大有力。

除了青铜器上的龙，旌旗上也出现了龙的图案。《诗经·商颂》中便有“龙旗十乘、大是承”的记载，描述了诸侯去殷都朝贡之时，驾着十辆插有龙旗、满载黄米的大车的景象。龙旗代表了诸侯的地位。

发展到周朝，王旗及诸侯旗上均出现了龙的图案。《周礼·春官宗伯·司常》中有“日月为常，交龙为旗，……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大常，诸侯建旗”之记载，王旗为大常，而大常之上除了日月之外，还绘有升龙、降龙，横幅为十二条平列之龙，诸侯旗上绘有交龙，横幅画绘有九条平列之龙。《仪礼·觐礼》讲述了秋天诸侯觐见天子之礼仪，其中也有“侯氏裨冕，释币于祢。乘墨车，载龙旗……天子乘龙，载大旗，象日月、升龙、降龙”的记载。由此可见，交龙象征着诸侯，而升龙、降龙象征着天子。

不仅器物、旌旗之上，帝王诸侯的冠服之上也出现了龙纹。《周礼·秋官司寇》中云：“上公之礼：执桓圭九寸，缫藉九寸，冕服九章……诸侯之礼：执信圭七寸，缫藉七寸，冕服七章”。此处的九章、七章并未明确指出是何物，东汉之人郑玄在周礼的注疏之中说道：“《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冕服九章，登龙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龙，次二曰山，次三曰华虫，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画以为缋；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周时，周王之服使用十二章，上王使用九章，十二章中绘有升龙、降龙，九章之中只绘有降龙。

由此可见，在西周之时，龙虽然并非帝王的专属之物，象征着帝王及诸侯的权力地位，但是升龙、降龙则乃天子所用之物，象征着帝王的权力。

先秦之时，除了旌旗、衮服之外，天子丧事之时也使用龙纹。战国至秦汉年间成书的《礼记》之中，记载先秦之时的礼仪、礼制，其中说道：“天子之殡也，菆涂龙輴以椁，加斧于椁上，毕涂屋，天子之礼也”，而龙旗也成为象征天子之物，《礼记·乐记》中就有“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的记载。

2.典籍中之龙

西周之时成书的《周易·乾卦》之中，将龙与人结合起来，而孔子在《周易》的注释书《文言传》中详细地解释了这一乾卦，更是将龙与君子、圣人联系起来，讲述了圣人君子乃至君王的成功之道，并强调了君德的重要性。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关于《易经·乾卦》的解释历来颇多，闻一多在其著作《周易义证类纂》中指出，此处之龙乃指龙星。“乾卦六言龙，亦皆谓龙星。史记·天官书索隐引石氏曰：‘左角为天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曰：‘龙星左角为天田’。九二‘见龙在田’，田即天田也。……后汉书·张衡传曰：‘夫玄龙迎夏则凌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掘泥而潜蟠，避害也。’玄龙即苍龙之星，迎夏奋鳞，涉冬潜蟠，正合龙星见藏之候。……彖传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天言‘御’者，天以斗为枢纽，而斗为帝车。‘乘六龙以御天’犹乘六马以御车耳。”

不论此处之龙是否指龙星，孔子通过对易经的解释，将龙与圣人、君子、君王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了龙与帝王的结合。

龙与帝王、皇权相结合的大成期乃秦汉之时。

首先，秦汉之时，诸多典籍频频引用上述《易·乾卦》，并以君王来解释其中之龙。

如西汉贾谊著《新书》之中记载：“龙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汉书·五行志》中也记载：“《易》曰‘亢龙有悔，贵而亡位，高而亡民，贤人在下位而亡辅’，如此，则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极弱也。盛阳动进轻疾。”

汉时易学的集大成之作《京氏易传》之中亦将龙释为人君，如其中云：“《易》云：‘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九三、三公为应，肖干干夕惕之忧。甲壬配外内二象，积筭起己巳火，至戊辰土。周而复始。五星从位起镇星，参宿从位起壬戌。建子起潛龙，建巳至极主亢位。配于人事为首，为君父；于类为马，为龙。”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例子，此处从略。这样，《易·乾卦》中之龙在汉代与君、君德联系在了一起。

除《易经》中之龙外，还出现了天子乃龙之子的记载。首先便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在消灭秦朝、一统天下之后，由于其出身平民，为了使自己的王权正当化，提高自己的权威性及地位，便利用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编纂出自己乃龙之子的故事。《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均有记载。如《史记·高祖本纪》中便有“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坡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之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的记载，说明高祖乃龙之子，其相貌颇似龙。除《史记》之外，《汉书》、《前汉记》等史书均有类似记载。除了高祖乃龙子的记载之外，还有高祖身上常有龙气的记载。如《史记》卷七的项羽本纪中便记载：“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而高祖本纪中也有“王媪見其上常有龙，怪之”的记载。高祖从其出身到其相貌，乃至身上之气都与龙紧密结合，通过这一系列的刻画使高祖具有不同于凡人的出身、气质，从而为其执掌政权的合理性奠定了基础。而龙也因此与帝王结合在一起。

不仅是高祖，在《史记》之中还将秦始皇称为“祖龙”，载有“今年祖龙死……祖龙者，人之先也”。而汉代的王充在《论衡·纪妖》之中记载“祖龙死，谓始皇也。祖，人之本；龙，人君之象也”。这样，始皇帝也被称之为龙。

此外，汉朝之时，除了帝王，连上古之时的炎帝、黄帝也将其出身与龙联系在一起。如《潜夫论》中记载炎帝称：“有神龙首出常，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農，代伏羲氏。”记载黄帝称：“大电绕枢炤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其相龙颜，其德土行。”炎帝乃龙之子，而黄帝其相貌像龙，长有龙颜。

如此，在汉代，龙已与帝王相结合，帝王成为真龙天子，而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亦与龙结合在一起。

除了人君乃龙之子外，龙的出现也象征着有德之君的出现。

如《汉书·郊祀志上》中记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鬯茂。”王莽篡权之时也记载：“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而这一记载不过是为了“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东汉刘秀在登帝位之前十分犹豫，乃召见大将军冯异，并诉说自己梦到成龙上天之景象，于是在冯异等诸将的规劝之下登上帝位。关于此，《东汉观记·冯异》之中这样记载：“黄龙见于河，诸将劝光武立，乃召冯異。冯異曰：‘更始败亡，天下无主。’上曰：‘我梦乘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異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

君主德行符合天意，顺承天命之时，黄龙作为祥瑞之物也会呈现，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一国之君如“亲圣近贤……上下相承顺……布恩施惠……百姓皆得其所……无为致太平……致黄龙凤皇”。

综上所述，秦汉朝之时形成了天子乃龙、乃龙之子的观念，并出现了龙乃有德君主显现的象征，乃君主之德行符合天意、顺承天命的象征。汉朝，中国的龙已完成了天子、皇权的结合。

二、日本对于中国龙文化的接受

日本不似中国，在上古时代并未出现龙崇拜，而主要是对于蛇图腾的崇拜。

1.器物上之龙

日本龙的出现源于中国，在弥生时代，龙造型出现在弥生土器上。弥生土器上的龙造型还较为拙劣，但已具备龙角与龙爪，体现了与蛇的差异。

大量出土的弥生时代的铜镜上刻有龙、仙人的图像，而这些铜镜乃中国皇帝的赏赐之物，随着铜镜的传入，中国龙的造型也传入日本。

古坟时期，中国道教的“四神”信仰传入日本。道教认为，人死后可以升天成仙，而升天唯一的交通手段便是龙。在中国也有在坟冢的壁画上绘青龙、绘乘龙飞天情景的例子。这一思想传入日本，日本的古坟壁画上也出现了青龙的造型。在6世纪后半期的福冈县若宫町竹原古坟的壁画中便出现了龙的造型。其造型类似于马。森贞次朗指出其壁画上还描绘了朱雀、玄武的造型，是对中国四神的模仿。而8世纪的高松塚古坟的壁画中已清晰地描绘了青龙、白虎、玄武的造型。古坟的东壁绘有青龙，西壁绘有白虎，北壁绘有玄武。

奈良时代，日本也出现了青龙白虎旗。如《续日本纪》中记载：“大宝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天皇御大极殿受朝。其仪，于正门树鸟形锺。左日像·青龙·朱雀幡，右月像·玄武·白虎幡。”平安宫大极殿的东西两楼也被称为苍龙龙和白虎龙。

除龙旗外，日本的天皇在元日受朝之时也着衮冕十二章。《大宝律令》中就规定天皇元日穿着模仿中国衮冕十二章的“衮龙御衣”，而《养老律令》中则将这一规定删去，改着日本传统的白衣。《续日本纪》中记载天平四年圣武天皇元日朝贺之时，再次穿着衮冕，“天皇始服冕服”。《日本后纪》卷二十八嵯峨天皇卷中也有“二月，甲戌朔，诏曰：云云。其朕大小诸神事，及冬奉币诸陵，则用帛衣。元正受朝，则用袞冕十二章，朔日受朝，同听政，受蕃国使，奉币及大小诸会，则用黃栌染衣”的记载。

虽然在旗帜、服饰上出现了类似于中国龙的形象，但不过是对于中国旗帜、服饰的模仿，帝王乃龙的观念并未像中国那样大量出现在典籍之中。

2.典籍中之龙

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有关于“潜龙”的记载。《古事记》序言中有“潜龙体元，洊雷应期，闻梦歌而相纂业、投夜水而知承基”的记载。这里的“潜龙”指还未即位的天武天皇，即大海人皇子，《古事记》的编纂者太安万吕以潜龙比喻尚未即位的大海人皇子，可见龙乃帝王这一观念已传入日本。然而《古事记》中仅有此一处相关记载。

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中关于龙的记载也很少。在神代纪中有海神之女乃龙的记载。丰玉姬在产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时化为龙，而据另一书中记载化为“八寻大熊鳄”，丰玉姬乃海神之女，由于被丈夫看到了生产时化为龙的样子，便扔掉孩子，回到了大海。可见，龙神生活在水中的观念已经出现。

而齐明纪中有飞龙的记载：“夏五月，庚午朔，空中有乘龙者。貌似唐人，著青油笠，而自葛城岭驰隐胆驹山，及至午时，从于住吉松岭之上，西向驰去。”

龙可以飞的认识也体现在雄略纪形容马的记载中：“逢骑赤骏者。其马时濩略而龙翥，欻耸擢而鸿惊。異体峰生，殊相逸发。”“ 龙翥”乃“如龙般飞翔”之意。

龙可以上天、潜渊的认识在中国先秦时代即已形成，《书纪》中的这些记载可以认为其认识源于中国，荒川纮也指出，这些乃引自中国的《文选》一书。

模仿中国的史书编纂而成的日本最古的正史《日本书纪》之中全然不见关于帝王乃龙的记载。

平安时期，随着佛教的大量传入，佛教中的龙也传入日本，出现了大量关于龙王的记载。

如著名的佛教说话集《今昔物语》中就有大量关于龙的记载。从其作用讲，龙具有带来降雨的作用，如其中有弘法劝请善女龙王祈雨的记载。从其形态讲，龙可大可小，可化为小蛇，而遇水后变化为龙。震旦部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龙化为小蛇被天狗抓到比良山的山洞中，因为没有水，龙毫无办法，而随后被天狗抓去的僧人为它提供了一滴水，使得小蛇重新变为龙，作为报答将僧人救了回去。从龙的性格讲，既有旱魃之时为人们带来降雨的龙，也有因法华经而重新恢复善心之龙，更有用毒气害人畜，或奸淫妇女的恶龙。

日本最早的物语《竹取物语》中也有大纳言想要取龙神头上的玉珠，遭到了龙神菩萨惩罚的记载，并说道：“原来龙这东西，是与雷神同类的。”可以看出龙与雷的结合。

诸如上述龙王、龙神的记载在平安朝颇多，然而象征皇权之龙却始终没有出现。平安初期成立的日本六国史之一《续日本纪》中，有“龙潜”一词的出现，在卷三十一描述光仁帝即位之时说道：“天皇，宽仁敦厚，意豁然也。自胜宝以来，皇极无贰，人疑彼此，罪废者多。天皇，深顾橫祸时，或纵酒晦迹。以故，免害者数矣。又尝龙潛之时，童谣曰：‘葛城寺前在，丰浦寺西在，……’”，这里，将光仁帝即位之前称为“龙潜”。

平安时期虽有以“龙潜”比喻未即位的帝王的记载，但其记录却少之又少。

中世之时，日本的龙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除了降雨、止雨的龙王之外，龙还与地震联系在一起，出现了大量关于“龙穴”的记载。据《古事谈》记载，室生龙穴中居住着善达龙王，“室生龙穴者善达龙王之所居也”。《七大寺巡礼私记》中记载兴福寺南大门东南方向的悬崖下有一龙穴。除此之外，葛成山、比叡山、熊野三山、彦山等灵山的缘起中均有关于龙穴及神龙的记载。因为日本的国土之下有数不清的龙穴存在，因而龙动、龙王动、龙神动便会引起地震。据室町时代的百科辞典《塵添壒囊抄》记载，地震有四种，即火神动、龙神动、金翅鸟动、帝释动。而龙神动发生在未、申、酉时。黑田日出男指出，这一认识来源于佛经《大智度论》。据记载在1361年6月18日地震之时便出现了二龙。

除了可以引起地震之外，还出现了神化为龙守护国家的记载。13世纪元帝国两次袭击日本，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威胁，然而最终以失败告终，为了维护日本国土，日本动用了所有力量，包括佛教及神道的力量在内。而《诹访大明神绘词》中便有诹访大明神化身为龙，帮助日本取胜的记载。

中世之时，龙还与政变及灾异联系在一起。掌权之人死后化为怨灵、变成龙、引起灾异的记载在《愚管抄》中可见。如元历二年七月九日午时的大地震世人认为乃平相国化为龙所引起。德川光圀著《大日本史》中记载，井上内亲王由于藤原百川的诬陷在政治上失势，其子他户皇子也被废除了太子之位，两人最终惨死。死后，井上内亲王化为龙，斩杀了百川，之后频有灾害出现，世人皆说乃后所为。“百川将置后于土牢，后化龙，蹴杀之。水镜又曰，七年九月，每夜有掷瓦石于京中屋上。八年冬，不雨，井水尽涸，皆后之祟所为也。”

由此可见，在中世之时，龙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但并非中国对于皇帝的称呼，而是与怨灵思想相结合，认为掌权之人含怨死去则会化为怨灵，而其怨灵以龙的形象出现，引起灾难异变。这可谓龙在日本演变过程中独特的发展。

江户之时，祈雨的龙王信仰普遍存在，同时出现了详细介绍中国龙的著作。岛寺良安模仿中国明朝王折所著《三才图绘》编写了《和汉三才图绘》，对龙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将龙作为实际存在之物从其习性到其与蛇、蜈蚣、蟾蜍等动物之关系，以及升天潜渊之本领、三停九似之形象、生性淫而产生的龙生九子之现象均做了详细阐述。

而作为权力象征的龙在江户时代则被武士所接受，龙作为力量的象征，作为胜利、出人头地的缘起物，出现在武士的用具之上。如武士刀、盔甲，甚至摆件中都出现了龙的形象。图1 自在置物龍江戸時代·正徳3年（1713） 東京国立博物館蔵

综上所述，龙自弥生时代由中国传入日本，中国道教的四神信仰、佛教中的龙王信仰都对日本的龙文化影响巨大，然而作为中国龙最重要的意义之一——皇权的象征这一点却没有被日本所接受。中世是日本的龙产生巨大发展变化之时，龙王、龙神不仅可以带来雨水，甚至在国家危难之时可以镇守国家，显示了龙力量的强大。然而，由于龙穴的大量存在，龙动也会引起地震。这样，龙便出现了善与恶的两面性。龙与权力相结合体现在掌权之人可以化为龙，然而却与中世的怨灵思想相结合，演化成为执掌政权之人在政治上失势之后，含怨而死化为怨灵引起灾害。江户时代，龙更成为武士宣扬力量的缘起之物。

这样，日本的龙虽源自中国，却出现了与中国龙的巨大分歧，是何原因导致日本未接受象征皇权之龙呢？

三、几点原因

关于象征皇权之龙缘何未被日本接受，先行研究也有所提及。如荒川纮在《龙的起源》一书中说道：日本的龙虽然在诸多方面模仿中国的龙，然而为了强调天皇支配的独自性和正统性，中国的龙并不适合。而且，在历史上，大和王权为了对抗蛇崇拜的旧势力，而以太阳和镜作为权力的象征，这点也不容忽视。

荒川指出的这一点确实十分重要。日本上古之时便存在蛇崇拜，蛇作为力量的象征成为古代氏族崇拜的对象。而龙在日本，被认为与蛇同类，甚至与蛇等同视之。即使到了江户时代仍有此种观念，如《和汉三才图绘》中说道：“凡龙蛇，皆迂行，而有四足者为龙，属无手足者为蛇，属然龙蛇本一类矣。”因此，传入日本之龙被视为蛇而被大和王权所排斥，不得不说是龙未成为皇权象征的原因之一。

然而，仅此一点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虽然大和王权拒绝以龙作为神器，然而到了持统、天武天皇之际开始编纂日本的历史，如前所述，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已经有以“潜龙”形容帝王的记载。且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是以中国的史书《史记》、《汉书》为范本编写而成，而《史记》、《汉书》之中关于象征皇权之龙的记载大量存在，因此，《日本书纪》的编纂者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尽管如此，在《日本书纪》之中却全然没有象征皇权之龙出现，因此，不得不推断是著者有意回避了皇权象征的龙的出现。缘何会出现此种情况？这不得不从中国象征皇权的龙的性质出发来加以思考。

象征皇权之龙在中国是在儒教的思想体系下形成的。而古代儒教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便是天命思想。天命思想自西周之时产生，周文王在消灭商朝成立周朝之时，为了宣扬其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提出了天命思想。即世间最高权力者乃天，天并非客观存在之物，天有意志，会下命于有德之人，即明君，明君便会顺应天命统治世人，因此皇帝掌权乃天之命。

在《逸周书》中便有大量关于天命思想的记载。如卷一中记载：“天生民而成大命，命司德正之以祸扶。立明王以顺之，曰大命有常，小命日成，成则敬，有常则广，广以敬命则度至于极。”“夫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祸、有福，人有丑、有绋、有斧钺。……凡此六者，政之殆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小命身。”由此可以看出，天有命，而明王、明君的出现便是为了使天下太平，顺应了天命。关于文王即位有这样的记载：“文王安商，在酆。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你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受天命之明君还要有德，无德之君将会使国家混乱、百姓疾苦，最终违背天命而灭亡，《逸周书》中记载：“商为无道，弃德刑范，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诸侯，莫大之纲，福其亡，亡人惟庸”，“故必以德为本，以义为术，以信为动，以成为新，以决为计，以节为胜。”这样，在西周之时便形成了天命思想，以宣扬帝王政权的正当性。

汉时，对于易经中龙的解读正是依据此种天命思想。于是，每当有龙显现便预示着有德君主的出现。

西汉董仲舒在天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灾异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儒教的天命思想。他指出，君权乃天受，而天与人有感应，其手段便是灾异祥瑞，当君主有违天命之时，天便会以灾害之事发出警告，如若不改则会失败、灭亡，被明君所取代，即发生易姓革命。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如若顺应天命则有祥瑞出现，“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一国之君如“亲圣近贤……上下相承顺……布恩施惠……百姓皆得其所……无为致太哦平……致黄龙凤凰”。可见，董仲舒将黄龙作为祥瑞之物，指出皇帝有德便会出现黄龙凤凰。

其后，祥瑞灾异的思想与邹衍提出的五德始终说相结合。在《史记》中便有“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的记载。这样龙确实乃祥瑞之象征，然而却也是历代君主改朝换代之时的祥瑞之物。正如前文所言，就连王莽篡权之时，也号称有“黄龙下”，而其不过是“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由此可见，龙虽为祥瑞之物，然而作为象征皇权之龙却大有易姓革命之性质，乃统治阶级为自己政权的合理性打出的一个幌子而已。

中国自古以来以奉天命、顺天意作为政权合理性的理论支撑。然而，此种思想对于以神的子孙自居的日本来说是最为危险的思想。日本的天皇以天照大神的子孙自居，神的后代、万世一系乃日本维护皇权的理论依据。因此，易姓革命的思想随着儒教传入日本之时便被排斥在外。这就不难理解缘何以《史记》、《汉书》为蓝本的《日本书纪》之中全然没有象征皇权的龙的出现。笔者在调查中日关于天狗的认识之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佛教中之天狗被日本广泛接受，而作为流星的天狗却完全被排除在外，就是因为天狗的易姓革命之性质。无独有偶，中国象征皇权的龙也由于具有此种性质，而得到了与天狗同样的命运。

然而，中世之时，武士执掌政权后，再次引入了中国的天命思想、天道思想。日本的天狗具有中国天狗带来灾异的性质，而日本的龙也具有象征掌权之人的特征。平清盛及井上内亲王均乃执掌政权之人，执政之人可以化为龙，此种思想不得不说是受到了中国龙的影响。当然，日本的龙又与怨灵思想结合，有了自己独特的发展。这一点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于象征皇权的中国龙的形成、日本对于中国龙的接受进行了考察，并从日本对于中国古代天命思想受容的角度对龙没能成为日本天皇的象征之原因给予了解答。

虽然儒教中与天命思想相结合之龙未被日本接受，然而佛教及道教的龙却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作为遗留课题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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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嬗变

毋庸置疑，龙文化产生于中国，中国龙文化是日本龙文化的母体。龙文化传入日本后，与日本土著信仰交融，产生出具有日本特色的龙文化，逐步建立起新的信仰体系。日本龙文化在保留着许多中国龙文化基因的同时，又表现出独自的特色，其中有不少具有原创意义的内容。这一点可以说明龙文化在日本完成了去边缘化进程，融入了日本社会。

龙与地震——关于中日龙信仰融合的一个考察

在探讨中日文化交流和差异时，龙文化信仰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之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中日两国漫长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最早诞生于中国的龙文化随着日本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吸收和引进，逐渐在日本传播、发展并与日本文化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日本文化以及民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日本关于龙的先行研究表明，受中国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日本龙既有和中国龙相似的一面，也有完全日本化了的独特性格。龙与地震的“关系”，似乎更能说明日本龙区别于中国龙的独特一面。

本文试图通过日本的历史文献记载、图像资料以及先行研究成果来阐明龙与地震的“关系”以及日本人对龙的独特认识。

一、 日本龙的形成与特点

在中国，龙是古代神话与传说中的一种神异的动物，其形象是由九种动物合而为一。然而，到底是由哪九种动物合而为一的呢？历史文献上的说法也不统一，大体说来，它融合了马、狗、牛、鹿、鸟、蛇、驼、兔、鸡等形象而成。据《说文》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也就是说，龙既能显身也能隐身，能伸能缩，能短能长，平时在水里，春分时登天，兴云作雨，滋润禾苗，秋分时又再次回到水里。韩愈《杂说一》也说：“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也就是说，龙具有呼风唤雨的超凡能力，象征着丰收和富饶。

然而，龙毕竟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对此，闻一多在其著作《神话与诗》中对龙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他写道：

龙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中的一种虚拟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产生的混合的图腾。

华夏民族在与其他部落和民族融合兼并的过程中，原本作为华夏民族图腾的虚拟动物——龙就这样成了万兽之首、万能之神。由于它的神通广大，我国历代帝王也把它作为皇权的象征。

那么，中国龙是何时传入日本的呢？日本学者荒川纮教授认为，早在弥生时代（绳文时代之后，古坟时代之前，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国龙就传入了日本。画在弥生陶器上的龙是中国龙最古老的形象。同时铸刻在铜镜上的龙也开始在日本流传，日本人开始认识象征富饶和王权的龙。

然而，日本学者黑田日出男则援引日本考古学家的观点指出，弥生时代描绘在模仿中国铜镜制作的倭镜（日本铜镜）上的龙图案是很不准确的，因为对中国的宇宙观不甚了解的古代日本人无法准确临摹龙的形象。在弥生时代的日本，龙还没有一个固定形象。另有考古学家指出，当时龙是作为水神传入日本的，它与雷、雨密切相关，因此，弥生时代的人所描绘的龙已经和天、水关联在一起，同时它和蛇、雷关系密切。有的学者甚至推测这一时期或许已经出现龙祭祀现象。

到了古坟时代（公元3世纪后半叶至7世纪），龙的形象已经随处可见。如《魏志倭人传》中记载的魏帝向卑弥呼赠送的礼物中就有一块深红底上绣有蛟龙的布。此外还有日本各地发现的、刻在三角缘神兽镜中两对龙虎图案的龙虎镜。不过，据说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舶来品，一般日本人很难见到。此外，日本古坟壁画中也开始出现龙的形象。古代日本人模仿中国的做法，将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和玄武（北）四神兽画在壁画上，目的是镇邪和守护被埋葬者。但这时候的龙大概只围绕在王权周围，似乎并不为普通人所熟悉。

到了平安时代（794年至1192年），龙在日本才终于获得了真正的发展。随着佛教，尤其是密教传入日本，作为雨神的龙王、龙神信仰开始盛行。公元9世纪，日本开始出现“龙穴”概念，即龙居住的洞穴，人们在“龙穴”处祈雨。以后将龙作为祈雨和止雨的雨神，于是人们有了龙信仰。

进入中世以后，关于日本的龙，简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中国式的、基于阴阳五行思想和阴阳道的龙，如镇邪的青龙以及具有呼风唤雨超凡能力的龙，还有皇权象征等均属此类，受其影响，日本天皇也身着绣有龙图案的礼服衮衣——“衮龙御衣”（即“龙袍”）。二是佛教中的龙。佛教中的龙形象，随着汉译佛典传入日本，龙王、龙神成为日本龙的主要形象之一。与此同时，龙女也成为日本龙的重要形象。三是日本的蛇。作为接受上述中国龙和佛教龙的日本，其土著神、固有神灵的形象是大蛇，也就是说，日本龙的基础是大蛇，在此基础上阴阳道的龙和佛教的龙错综复杂地与其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日本龙的形象。再进一步说，日本龙有时会以中国龙的形象出现，有时又以佛教龙的形象出现，有时又表现为蛇身。但是，不管以什么形态出现，都是日本龙的形象。这三种龙共同拥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都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尽管龙的形态千变万化，但是这一特点却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人们在祈雨和止雨时都会以这三者为祈祷对象。

除了上述三种形象外，日本龙还有两个形象：一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保卫日本国土，化作各路神仙英勇战斗的形象。据传，当年蒙古攻打日本时，诹访大明神就化身为大龙奋勇反抗。二是，龙会引发地震和大地鸣动，还会在火山喷发时出现，同时龙的出现也预兆着政治的变故。化身为龙现身的各路神仙，因其愤怒而引发地震及火山爆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龙的传入并没有与日本传统信仰发生“火并”，而是二者相互融合，逐渐成为保佑丰收和水源的神。为祈雨和治水而建造的祭龙神社和民间传说也充分显示出龙在日本非常受人喜爱以及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到，传到日本的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日本社会的需要，逐渐发展演变。龙既可以以保卫国家的守护神和战斗神的形象出现，也可以成为引发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的破坏者的形象显身。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龙与日本文化相融合发展起来的战斗神、守护神形象以及引发自然灾害的破坏者形象，似乎恰恰构成了日本龙有别于中国龙的特点。

二、龙与地震

在中国古代，关于地震的记载和传说很多。首先是用阴阳学解释地震现象，认为地震是阴阳失衡所致。

中国古代用阴阳理论来解释地震产生机理的最早记录是周大夫伯阳父。《史记·周本纪》（卷4）记载：周幽王二年（即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泾河、渭河、洛河流域）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伯阳父解释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是周朝快要灭亡的迹象。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是平衡有序的；如果乱了，阳气沉伏不能出来，阴气压迫着它使它不能上升，所以就会有地震。如今三川地区发生地震，是因为阳气不在原位，而为阴气所镇伏造成的。

西汉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公元前77年至公元前6年）也曾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地震。他的《洪范五行传论》已经失传，部分内容保留在《汉书五行志》中，其中也有“地动，阴有馀；天裂，阳不足”的阴阳学观点。

阴阳学理论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都分别归入阴类或阳类。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山为阳，川为阴；火为阳，水为阴；上为阳，下为阴；高为阳，低为阴，人为阳，兽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臣为阴，后妃、宦官也为阴，如此等等。

利用阴阳学观点解释地震的记载还可找出很多，如：《汉书·杜钦传》（卷60）记载：“臣闻日蚀、地震，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汉代的《星经》也有如下记载：“或则天裂，或则地动。皆气有余，阳不足也。地动阴有余，天裂阳不足，皆下盛强。”“汉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伯喈对曰：‘地动阴盛’。”京氏曰：“地动，阴高者为下，下者为阳。”《地镜》曰：“地动千里，是谓阴盛阳衰。”

唐代李淳风在《观像玩点》一书中，对地震的发生，有更具体明确的解释：“地者积阴，以静为体。地动者，阴有馀也。主弱臣强，外戚擅权，后妃专政。阳伏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入，阴阳相播，故地震。地震下谋上，君忧。”并引用刘向的“地动，教令从臣下出，必有饥荒、血流”等观点。

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古人认为地震一方面是由“阴阳失衡”所致，另一方面它又与人类社会紧密相关，是社会治乱和政权交替的征兆。然而，龙与地震是否有关？这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却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

不过，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中镶着的八条龙，似乎暗示着龙与地震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据《后汉书·张衡》记载，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用青铜铸成，形状很像一个大酒樽，圆径有8尺。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有各种篆文、山、龟、鸟兽等花纹。仪器的周围镶着8条龙，龙头是朝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方向排列的，每个龙嘴里都衔着一枚铜球。每个龙头的下方都蹲着一只铜铸的蟾蜍，蟾蜍对准龙嘴张开嘴巴，像等候吞食食物一样。如果哪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传来地震的震波，哪个方向的龙嘴里的铜球就会滚出来，落到下面的蟾蜍嘴里，发出激扬的响声。然而，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史料记载和佐证，地动仪上的龙雕还不足以说明龙与地震之间的联系。

综观上述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在中国，龙与地震似乎没有直接关系。而日本则不同，很早以来，日本人就认为“龙动”是引发地震的原因之一。

日本是个地震多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关于地震的记载和说法。在日本中世，受佛教的影响，地震被分为“龙动龙王动龙神动”、“水神动”、“火神动”、 “天王动帝释动”、“金翅鸟动”（金翅鸟为迦楼罗神的别称）五种地震或地动方式。据被誉为室町时代佛教百科全书的《大智度论》记载，释迦牟尼为了拯救众生，坐在佛椅，精神集中至“狮子游戏三昧”的境地时，曾发出神通之力感动三千大世界（整个宇宙），于是使大地有了六种震动。据说阴阳道的地震论也多以《大智度论》为依据。《大智度论》认为，大地的鸣动与二十八星宿（月球运转位置上的星座）有关，根据地震时月亮的位置，分为火神动、龙神动、金翅鸟动、天地动等。《尘添壒囊抄》（室町时代的词典）还根据地震发生的时刻划分地震类型：深夜至凌晨的地震为金翅鸟动，预示五谷不丰；入夜至深夜的地震为帝释动，预示天下安稳、五谷丰登；中午至傍晚的地震为龙神动，预示干旱；从早晨至中午的地震为火神动，预示无雨大旱。

据《增订大日本地震史料》记载，中世发生的地震中，天王动帝释动的次数最多，其次为龙神动（龙动龙王动），人们认为，龙神动为凶动，是不祥之兆。此外。龙与火山喷发关系密切，人们认为龙可以引起火山喷发，并经常在火山喷发时冒出的云烟中现形。

此外，当政治和自然的秩序出现紊乱时，龙往往就会出现。发生地震也预示着国家政治和自然秩序的紊乱。人们认为，属于龙动的地震是由于天神地祇的怨恨和嗔怪引起的。因此，当出现政变、地震、火山喷发时，龙就会现形。龙是引发地震和火山喷发等灾害的“肇事者”。图1 大日本国地震之图

在探讨龙与地震的关系时，有一张地图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下面这张《大日本国地震之图》，这张图出版于1624年（宽永元年五月吉日）。该图的方位是上东下西，左北右南。中间的日本版图呈纵向结构（东西轴），用简单的线条描绘出日本66国（藩）和二岛的形状。连接各藩的无畿七道用两条线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围绕日本国土的是一条巨龙。这条龙的角似鹿，长着鲶鱼一样的胡须，口齿尖锐。面部和头部完全是龙的形状。背鳍的鳞和腹部的形状似龙体，但是没有四脚，又很像蛇的样子。其实，日本的龙和蛇很近似，经常龙蛇并称。也就是说，日本龙的特色就在于它既是大蛇又是大鱼。龙的首尾衔接，构成一个圆环。尾部前端插着一把剑，称“要石”，它控制着这个环绕日本的巨大龙体，使其动弹不得。

这个图既然是日本地震之图，那么它自然和地震有关。这个环绕日本国土的龙有12个背鳍，分别代表着12个月，记载着从正月至十二月的地震、天变地异所导致的危害，相当于一种对地震和天灾的占卜。

按照这个地震图的记载，在正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这6个月份发生的地震为火神动，二月、九月为龙神动，四月和六月为金神动，三月为帝释动，即把地震分为四种类型，同时分别把12个月对应各种地震类型。

此外，龙围绕或盘踞在日本国土上象征着守护和保卫日本国土，而“要石”则起到镇住大地防止摇晃的作用。

综上所述，日本自中世以来，受佛教的影响，龙与地震、火山爆发、社会政治变故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日本龙的显著特色。然而，随着龙与日本民俗信仰的进一步融合，尤其是在安政二年的大地震之后，龙又以大鲶鱼的形象出现在“鲶绘”中，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鲶绘”中描绘的龙与地震

安政二年（1855年）10月，日本江户发生了著名的“安政江户大地震”。据推测这次地震为里氏7级，地震造成4200人死亡、2700人受伤、大量房屋倒塌等重大灾害。地震发生两天后，一种粗糙的木版（也就是俗称的“瓦版”）单张印刷品迅速走俏，成为人们的抢手货。起先出版物印刷的内容都是关于地震灾害的情况报道，如死伤人数、房屋倒塌和烧毁情况等。后来，这些印刷品不仅报道灾区信息，同时开始出现画着比人大许多倍的鲶鱼以及穿着衣服用两腿走路、拟人化的鲶鱼形象。这些印刷品都是未经批准的非法出版物。震后两个月，由于当地政府未加严肃取缔，导致在短短两个月内出版了三四百种之多，两个月后，随着幕府加强取缔和打击力度，这一出版物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人们通俗地称这些绘有大鲶鱼的印刷品为“鲶绘”。

关于“鲶绘”，过去研究者从民俗信仰、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史学等角度都做过许多研究，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得知，“鲶绘”之所以畅销，是缘于日本人的民俗信仰，即认为“地下有一个大鲶鱼，它一动就会引发地震”。据研究者认为，鲶鱼引发地震的这一说法其实是在16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此前人们一直认为蛰伏在地下、引发地震的不是鲶鱼而是长着龙头、蛇一样长躯体的虚拟生物，这个虚拟生物其实就是龙。后来，诸多史料证实，人们逐渐认为不仅龙能导致地震，鲶鱼也能导致地震。龙的保佑丰收和引发地震等破坏威力的特征，也开始反映在鲶鱼身上，“鲶绘”中的大鲶鱼于是也具有龙一样的双重威力。不过，尽管如此，大鲶鱼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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