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宏伟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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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试读：
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胡宏伟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胡宏伟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9
ISBN 978-7-213-08900-8
Ⅰ．①东… Ⅱ．①胡… Ⅲ．①改革开放－历史－浙江－1978-2018 Ⅳ．①D61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1107号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胡宏伟 著（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责任编辑 朱丽芳 陈 源责任校对 杨 帆 朱志萍封面设计 大漠照排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印 刷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印 张字 数 千字插 页 2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213-08900-8定 价 98.00元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序言｜浙江为什么是“中国模范生”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6任省委书记，习近平从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工作了6年。2016年，他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曾在这里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1)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
这6年，在改革开放的浩荡历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2015年5月25—27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习近平第一次重访浙江。他谆谆嘱托浙江要再接再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2)列要谋新篇”。
40年，总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时光拉回到2004年3月5日晚上7时30分，北京长安大饭店宴会厅，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
当晚的主角是本次人代会浙江代表团的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等7位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的另一个共同身份是私营企业主，其中4位旗下的企业曾先后跻身中国十大民营企业之列。
近200名中外记者的“长枪短炮”一字排开。中国—浙江—私营企业主，可供联想的空间无限，提问注定是充满火药味的。“如果卡尔·马克思来到今天的浙江，他将会有什么感想？”提问者是德国《明镜周刊》的驻华记者，来自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故乡。
短暂的沉默，尴尬的笑声。没有一本政治教科书会对此给出可能的答案，哪怕是提示。
这位德国记者肯定没有想到，他的有些调侃、荒诞的提问，竟会得到浙江私营企业主坦然而自信的回应——“我想马克思如果来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来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在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于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矗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正是依循这样的视角，我们清晰地发现了改革开放4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把发展权还给民众
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共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评点温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杜润生进而断言，浙江的事实表明，在民众的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性规律。
改革开放40年来，作为领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与杜润生所描绘的如下画卷：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并最终汇聚成如同浩荡钱江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
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分量，必须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才足以形容。
截至2017年，浙江民营企业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达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榜人数及财富总额、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等重要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国家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上浙江一骑绝尘，连续19年上榜企业家人数夺冠。
经济总额的占比与“浙江制造”的数量，还不是彰显民间活力的全部舞台。几乎在浙江的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嗅到这股神奇能量的气息：
1984年，6300多户“有点钱”的乡下人集资2亿多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旁若无人地从昔日的滩涂上崛起；
1990年，很想“飞起来”的老板们掏出了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真金白银，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并首航；
2003年，浙江开建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6家投资公司占股55%，这是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国字号”大型基建项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国首条民资参股的干线铁路衢常铁路动工，浙江民营企业独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开工兴建，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
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如精灵翻飞，魔力无边。“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恰是对浙江民间力量看似夸张却又精准传神的写照。
必须看到，民众的发展动力在浙江超乎想象地生发膨胀，并非人们预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前30年，国家投资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的脆弱无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主流思想的相对淡漠，为浙江民间力量率先于夹缝中求生存创造了客观的“边区效应”。
十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省各级政府对此给出的集体性姿态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浙江民众生活艰苦，政府可供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为摆脱贫困“各显神通、八仙过海”，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也是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政治良心。
于是，在浙江，改革开放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这样的回归对执政者来说是巨大的自我考验。它意味着要摆正心态、放下身段，甚至放弃某些被长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力。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贵的勇气。当我们为民间力量的雄起欢呼时，真的不应忘记同样要为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
有观察者曾将浙江一路走来坚韧不拔的民间力量形象地比喻为“老百姓经济”。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作为顺乎自然规律的产物，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之下，最终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蕴含着、迸发出势不可当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即便是改革开放走到第4个10年，盲动的自发开始更多地让位于理性的自觉，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为，浙江主政者依然坚信放活民间才是最好的出路。从倡导各级官员的“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承诺“最多跑一次”，作为构建小政府大市场最为成功的省份，让民众及其身后市场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大地。来一次人的解放“七山一水二分田”，这是形容浙江的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
有山、有水、有田，听上去很美，但真实的境况是：改革开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为0.68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一个陆域面积为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从省城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要颠簸劳顿将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更是十分匮乏，几乎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有长广煤矿也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被彻底关闭。据官方权威统计，如果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仅为11.5，即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可怜的浙江！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在浙江遍地开花的，却是令许多学者大跌眼镜的“零资源经济”奇迹。
地处水乡平原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却占全国市场的1/3，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有数据显示，在浙江的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有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奔走着一大群无拘无束的被解放的人。他们，才是浙江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印象中，浙江人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有人用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开放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故事可谓车载斗量，无一省市可比。
25岁的苍南县农民供销员王均瑶心比天高，开出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班机航线。“胆大包天”从此成为一代浙江人敢于向命运挑战的绝版案例。
温州第一位下海官员叶康松，只身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农业跨国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文。在异国他乡，叶康松逢人就掏出来一个劲比画，跌跌撞撞地闯出一片天。“汽车疯子”李书福的成功故事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许可证。“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人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而不怕失败的背后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马云应该是浙江创业者中梦想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传奇。他曾经在西湖边和根本不认识的外国游客搭讪来学习英语；第一次去美国谈生意甚至被人绑架并软禁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阿里巴巴刚开张的那天，手里只有50万元本钱的他却朗声宣布：“我们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最终，马云赢了。
40年间，浙江英雄辈出。事实上，所谓英雄，如当年的农民供销员王均瑶，本是乡间极草根的小人物，胆子大了，天地也就大了，因此一切变得皆有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在浙江，像这样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英雄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是上千万。
关于民营企业的率先突起、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互联网新经济的率先惊艳，所有对浙江改革中具有样本价值的现象解读，都将无一例外地回归于人的解放。
准确地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发生于浙江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个被灌输、被教育的被动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在本书此后描述的大量事实中观察到，改革伊始，作为变革演进的主体力量之一，浙江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大多数是农民，大多数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既不可能获得直达京城的灵通消息，也没有对玄奥高深的政策精神的高超领会能力。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反顾地行动起来，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具有浙江个性化特质的是，基于历史渊源的积淀，地域广泛的迁徙与游商的传统习性，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费孝通在分析社会变革的内在根源时曾认为，社会变迁起源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正是因为比其他省份人群更为频繁地“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开。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呈现的鲜活事例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
我们在浙江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被这场伟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仅仅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第一中国”与市场经济的胜利
1994年后，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构成的第一经济方阵虽然彼此位次各有先后，但在中国遥遥领跑的格局从未改变。到今天亦是如此：2017年，广东GDP达8.99万亿元；江苏GDP达8.59万亿元；山东GDP达7.27万亿元；浙江GDP达5.18万亿元。
如果从经济运行质量的维度考量，我认为可以把山东列于其外，而将广东、江苏、浙江单独看作更为强势的“第一中国”。一个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在中国各省区中，广东、江苏、浙江给中央贡献了最多的财政收入。以2016年度为例，三省贡献率均为几千亿元级，总计约2万亿元，分别是山东的数倍甚至十几倍。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强势的形成与上述三省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深度有关，其核心则是作为中国改革取向的市场经济的成熟度。
追根溯源，作为既往40年最经典的样本，中国开放看广东珠三角模式，改革则花开两朵：浙江的温州模式与江苏的苏南模式。由于历史背景和改革开放路径的差异性，三省市场经济的发育亦呈现了相对不同的显著特征：
——广东是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来自港澳台的资金、技术、理念，没有中央领导旗帜鲜明的鼎力支持，没有被生机勃勃的开放吸引而来的外省市人才，广东的市场经济生长是不可想象的。
——江苏是从腰部发力的半市场经济。苏南经济的起点是乡镇集体企业，比国有经济更“市场”，比私营经济更“计划”。产权制度安排的暧昧，决定了其改革发展之路的摇摆不定。20世纪90年代末，走不下去的苏南模式一度学“温州模式”，更多的却是利用自身交通便捷、高素质劳动力充沛的优势，全力转向了珠三角式的开放并大获成功，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昆山之路大放异彩。
——浙江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以早期温州的崛起为代表，浙江式市场经济拥有三方面率先突进的典型气质：一是所有权极为清晰的产权制度；二是民间力量而不是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关键培育主体；三是异常活跃繁荣的市场交易体系。很显然，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育主要依靠来自底层的星火燎原般的内生性力量，而且一开始就深度触及中国改革最本质的所有制核心问题，因此浙江市场经济的发展最为彻底、最为成功，也最为艰难。在很长时间内，浙江现象尤其是温州现象呈现出所谓的“臭豆腐效应”：由于逾越了最敏感的“私有化”边界，所以闻着很臭；但由于真真切切推动了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所以吃着很香。
改革开放40年，浙江绝非一路高歌。从20世纪80年代备受质疑的“奇怪崛起”，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大红大紫，2004—2014年遭遇“失落的10年”，再到近5年的重燃梦想，贯穿浙江发展始终的，是永远高扬的市场经济之魂。
一些观察者往往容易将浙江市场经济简单理解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式的专业市场或无数个专业市场的组合，事实上，浙江市场经济的超级发育无疑是宏观市场层面的——包括市场主体发育状况、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经济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确立的程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程度等综合范畴。广东和浙江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成熟完善的两个省份，其进化路径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但都抵达了生机盎然的彼岸。相比之下，广东式市场经济离不开难以复制的历史机缘和时间窗，浙江式市场经济则更具学习的共性和普遍意义。
在上述三省之外的一些地方，我们更多地嗅到了吴敬琏先生曾经强烈担忧的伪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气息：在市场中交易的是权力，而权力被交易的价值恰恰在于其掌握了最优质的社会资源。唯有真正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才能遏制这种“权贵资本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胜利是市场经济的胜利。而从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角度而言，“第一中国”赢，中国才能赢。作为“第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先锋，浙江无疑应该承担更大的使命。浙江“最骄傲”的是什么
浙江始终吸引着太多人好奇而惊羡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温州参观潮，21世纪初“中国第一商帮”浙商的崛起，以及“外星人”马云和他背后的互联网神话，等等。来浙江看什么？究竟什么才是浙江“最骄傲”的？民营企业、浙商群体，或者义乌小商品市场与市场经济，它们都是浙江的“骄傲”，但它们同样仅仅是发展的载体和手段。浙江“最骄傲”的，应该是也只能是其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与结果：人民，尤其是千百万底层民众，成为改革的主体和作为改革成果的财富的主人。
在过去40年全国各项经济数据的排行榜上，浙江总是名列前茅。但有一项数据最为亮眼，可以说是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老百姓的收入。
以2017年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2046元，由于直辖市市域面积较小、区域特征趋同、农村比重不大而呈现一定的特殊性，在更具可比性的各省区中，浙江老百姓的收入高居第一。如果再做细分，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261元，同样摘得各省区之冠。最为关键的是农村居民收入，这一群体庞大而弱势。2017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95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不仅遥遥领先于各省区，甚至超过了除上海之外的各直辖市，广东、江苏、山东等GDP大省亦难以望其项背。
继续追溯可以发现，自1985年始，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这一巨变背后更多的事实是：1997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县；2002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消灭贫困乡镇；200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批取消农业税，延续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画上句号；2015年，浙江在全国第一个实现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浙江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同样高居全国之首。2017年年度的统计公报还告诉我们，中国各省市区中城乡差距最小的依然是浙江，城乡收入比仅为2.054。
以千百万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与浙江式市场经济密切关联。
在本书稿的许多章节你都会读到，改革开放40年间，浙江市场机制发育及民营经济勃兴的全民参与的广泛性是其他省市区难以比拟的，这与我们此前所阐述的浙江人的解放的广度和深度是呈正相关的。全民参与的广泛性决定了改革力量的主导者不再是少数背景特殊的上层人物，而是如作家梁晓声所描绘的这样一大群人：他们原本不过是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脱去军装复员的下级军人，甚至是一些失业者，某一个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的人。于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民众参与改革并获取财富的机会相对均等，财富的累积亦相对均衡，并更容易渗透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再进一步的合理推论是，在浙江，千百万白手起家的成功者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仇富心态难以成为普遍的主流意识，因财富裂变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消融于无形。
由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追问：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将向哪里去？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又是什么？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实现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构建了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其核心与根本是人民幸福，而国家富强则是人民幸福的保障。
国民幸福感概念的最早提出，源于中国的邻居——国土面积约为浙江一半的小国不丹。20世纪80年代末，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全球首创了“国民幸福总值”（GNH）体系。该体系主要涵盖了发展经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环境和实行良政四个方面，其核心价值指向为人民幸福。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在《追求另一种经济发展》一文中写道，很多年以来，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增长与幸福当成同一件事。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美国人的财富增加了两倍，幸福感却并未增加。“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是一个国家为最多的公民谋取最大幸福的合理方式？”
在中国，在浙江，从普遍贫困起点上出发的40年改革开放的基本脉络，显然是坚韧不拔地走向民富国强。与不丹人理想境界的幸福观相比，低起点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所谓幸福感，在相当时期内仍必须紧紧围绕如何加快经济增长来展开，而这一经济增长又必须最终积淀于民众财富的普遍增长。否则，改革便是偏离了方向，便是失败。
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导向的激励下，财富总量的爆发式膨胀，既是中国改革突飞猛进的最优质助推剂，也可能成为扼杀改革最危险的旋涡。关键在于，财富是怎样产生的以及财富的流向是否具有良性的制度安排，进而惠及最广大人群。
既往40年浙江所发生的事实是，不追求急风暴雨式的改革演进，秉持十分注重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妥协与平和的姿态，面对财富的生产及分配等改革的核心命题，以机会均等的市场经济为基石，以有序、公平的政府助推力量为调节，浙江展现了温和派改革的成功实践。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之下，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体普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努力减缓了改革裂变所可能带来的惶恐与震荡，从而实现最广泛意义上的身心和谐。
在努力让老百姓致富并将财富二次分配的天平向弱小群体倾斜的同时，由于得到了执政者的鼓励，浙江民众开始舒展表达自我主张的空间，民主新芽稚嫩而鲜活。从经济、社会、政治的多维层面，越来越多的浙江人汇聚到了政通气顺、荣辱相依的同一面改革旗帜之下。
可以确信，中国改革不欢迎颠覆性对抗，根本目的是在温和变革中推进和谐进步。它肯定不应该仅仅是一场少数人的盛宴，而需酿造最大多数人得以分享的幸福。唯有如此，改革方能显现其永久迷人的魅力。
在浙江，我们已经率先看到了令人欣慰的景象。将改革进行到底
40年很长，40年也很短。
我们一直在改革开放的时光隧道中疾步狂奔。蓦然回望，我们为自己已经赶了那么远的路、翻越了那么多的坎而感到大吃一惊。
其实，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万四千多天亦不过是转瞬之间。40年，我们破解了数不清的改革难题，但尚未破解的难题肯定比已经破解的这些难题要多得多。
首先必须想清楚的是，为什么要回望改革开放40年？回望，不是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曾经有过的正确抉择，也不仅仅是为了一场等待已久的盛大庆典。回望，必定是一次梳理，是一次充满理性思辨的总结。循着曲折蜿蜒的历史轨迹，我们艰难而努力地为下一个40年寻找前行的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基点上，我们开始回望浙江改革开放40年。
本书稿的总体构架是以时间演进为描述主线。40年共被分成六大板块，上册为三大板块：1978—1984年；1985—1991年；1992—1999年。其间的分隔点有三个：一是1985年“温州模式”浮出水面；二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三是“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被正式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这三个分隔点分别确认了中国改革1.0时期的三个本质性命题：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商品生产？社会主义能不能培育市场体系？社会主义能不能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商品、市场、所有制，三大命题均首先在浙江获得了重大破冰，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论提升。
下册同样为三大板块：2000—2007年；2008—2014年；2015—2018年。在这个中国改革2.0时期的浙江实践中，有一个新起点和两个分隔点：一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擘画“八八战略”新方向为新起点。两个分隔点分别是金融危机来袭，浙江粗放低端型增长方式深层次矛盾突显；北浙江及互联网新经济全面崛起。
尔后，再依照浙江改革开放重大历史事件的不同话题，分别置放于上述六大板块。比如，第一章的包产到户缘起；第三章的“温州模式”出山；第六章的产权大变革；第十一章的浙商政治图谱；第十六章的政府自我革新，等等。其中，许多话题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时间跨度颇大的历史过程，具体置放于哪一板块，则以其矛盾冲突最为集中典型的某一时期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稿不是浙江40年完整的发展史，而是以“改革”作为梳理相关事实关键词的改革开放简史。同时，我仅仅是努力对此进行冷静客观的记录，无意于居高临下地得出若干经验性的判断并强加给读者。我始终认为，浙江40年改革开放鲜活而纷繁，它至今仍是一种快速演变的过程，绝非尘埃落定的终局。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忠实地记录曾经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浙江改革开放40年并非一条平坦的直线，意识形态、产业交替、经济周期等诸多因素纠缠，风雨跌宕，冷暖自知。在具体发展路径、格局方面，亦显现出了耐人寻味的“钟摆”现象：从南浙江到北浙江，从温州到杭州，从实体制造业到互联网经济，有曲折，有回归，也有螺旋式突破。“钟摆”现象同样呈现于中国。40年间，关于中国改革有过四次大的辩论。辩论的正反方无一例外均为改革“好得很”派或改革“糟得很”派，在不同的历史拐点，两种声音的强弱此起彼伏。而事实上，观点如此截然对立的激辩并无实质意义。改革开放40年所造就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解放，已经使坚持改革成为中国未来的代名词，对此发动挑战，必将无人喝彩。关键在于，下一个40年继续改革的真实内涵是什么？对所有社会阶层而言，其价值取向是否还能完全或基本一致？
无须回避，面对巨大的既有改革红利，相对分离或彼此交叠的利益集团悄然形成。我们已经告别了改革攻坚目标十分明确的纯真年代，大无畏的改革勇气不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义同样开始变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奋的改革口号声中，我们的眼前却常常是大雾弥漫。
但是，我们的改革共识已坚不可摧，我们对未来始终心存炙热的渴望。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3)
从浙江到中国，下一个40年充满不确定的悬念。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只有将改革进行到底，别无他途。(1) 《心潮澎湃 坚定信心》，《浙江日报》2016年9月4日。(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3)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人民网2018年1月1日。目 录序言｜浙江为什么是“中国模范生”上册（1978—1999）
第一部 1978—1984 早春的萌动第一章 “阳关道”还是“独木桥”迟到的“包产到户”比小岗村早22年谁是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从分水岭出发【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包产到户”名词解释【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数字浙江之40年比较第二章 我们来了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刀尖上的舞蹈走私狂潮“偶像”步鑫生邓小平点将“宁波帮”【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步鑫生的“忏悔”【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小省”浙江
第二部 1985—1991 在神奇中绽放第三章 温州打开“潘多拉盒”到温州去每一天都有奇迹发生“假的”还是“真的”金钱大爆发【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学者眼里的温州第四章 市场“大发现”山坳里的市场神话义乌的秘密来自浙江的“候鸟”【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1978—2008年浙江商品交易市场年谱【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市场的部分中国之最第五章 “向左”或者“向右”中南海派来调查组不戴“帽子”更凉快杭嘉湖“杀机”风波陈云书赠李泽民【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一位温州老百姓对“温州模式”的质疑【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
第三部 1992—1999 大突破第六章 致命的产权陈金义现象“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转身”“国有者”突围【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改革的“所有制效应”第七章 集群为“王”“第三意大利”寓言“小的”很美好往何处去【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产业集群分布概览【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2000年浙江总产值前20位产业集群列表第八章 政府的角色北京“浙江村”大清理温州官员怎么办“无为”与“有为”的边界【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温州“下海”官员谱表【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下海”官员的两类人下册（2000—2018）
第四部 2000—2007 与“成长的烦恼”同行第九章 转型关口千根断指之痛绿色GDP发展观长三角元年【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八八战略”：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第十章 外面的世界“东方快车”没有终点埃尔切大火背后天上掉下个马云【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从改革强省到开放大省【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马云讲话摘要第十一章 焦虑的富人们徐冠巨“出山”浙商的“政治经济学”财富阶层的“灰色地带”【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私企浙江传化集团建立党组织的启示第十二章 饱暖思民主我们可以说“不”倾听草根层的声音“非政府组织”胎动【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浙江“先富群体”的竞选参政冲动
第五部 2008—2014 起风了第十三章 温州悬念胡福林“跑”了民间借贷谁之错“兵败”山西温州的背影【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温州模式”没有过时第十四章 浙江危局最糟糕的时刻机会主义商人末路倾斜的江浙“暗战”【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吴英背后的“集资诈骗罪”女性死刑者【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2000—2014年浙江、江苏与全国GDP比较
第六部 2015—2018 重燃梦想第十五章 北浙江雄起从“温州1.0”到“大杭州2.0”领跑浙商“第二程”“一个人”与一座城“大湾区”憧憬【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习近平主席G20峰会期间点赞杭州第十六章 政府的二次革命从“店小二”精神到“最多跑一次”寻找可游泳的河新经济“助产士”【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民企宁波海越为什么失败第十七章 新旧之间“后鲁冠球”时代浙商“新四军”虚实之辩【浙江改革开放史档案】40年与“浙江精神”5的个记忆附录｜浙江改革开放40年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后记｜用历史照亮未来重要启事第一章 “阳关道”还是“独木桥”所有农民都成年累月地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有经得住任何
考验的耐心，有委曲求全的非凡能力。他们反应迟钝，但必要时
却以死相拼；他们在任何场合总是慢吞吞地拒不接受新鲜事物，
但为维持始终岌岌可危的生计，却表现出无比的坚忍。——［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地理图谱上，发生于浙江的生动事实具有如下无比鲜明的特征：改革首先从无数个村落萌生，由千百万农民掀起惊天巨浪；他们文化水平不高甚至目不识丁，但执拗坚忍，前赴后继；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故事的第一主角，并在乡村中国放射出最绚烂的霞光；更为幸运的，农民始终是浙江改革后累累财富的重要分享者。
40年前，浙江农民最初的改革冲动缘于“吃饱肚子”的强烈渴望。这一无可厚非的需求，却遭受了是走社会主义“阳关道”还是走资本主义“独木桥”的严厉斥责。迟到的“包产到户”
曾经前来浙江考察的研究者都普遍认同于“大胆探索、敢第一个吃螃蟹”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先发优势，是创造浙江改革奇迹的关键。
然而，在中国改革第一突破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上，至少从全省范围而言，浙江却显得有些千呼万唤始出来。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堪称“拐点”的重要会议对以下论断作出了历史性定格：批判并抛弃了“两个凡是”；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中国改革开放由此起航。
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仍原则通过并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制度”。从1953年全面推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包产到户就被划作人民公社体制的天然公敌，你死我活，势不两立。
而事实上，变通与突破早已在离北京千里之外的中国各地乡村悄然萌动。
1977年11月15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主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被称为“安徽六条”的文件。文件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责任到人。这就为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开了路。到1979年春耕时，包括安徽农村在内，全国已有200万个生产队的3亿名社员公开或半公开地推行了距离包产到户仅一步之遥的包产到组。
浙江传来的消息似乎就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11月25日，《浙江日报》披露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因黄豆苗引发的“犁豆风波”。
天台县平桥公社长洋大队地处丘陵，社员素有种植黄豆的习惯。这年年初，他们得悉国家规定，每交售100斤黄豆，可抵200斤稻谷，还能奖励20斤化肥。社员们合计，本队土地贫瘠，如果种早稻每亩可收四五百斤，但化肥用得多，成本高；如果种黄豆，撒些灰肥就行，既省工又省成本。每亩可收200多斤黄豆，折原粮四五百斤，又可得奖励化肥40—60斤。由于黄豆收获期一般比早稻提前，可以使晚稻抓住季节；同时，豆苗有根瘤菌，豆叶落土肥田，能使农田增加养分，通风透气，晚稻亩产五六百斤是不成问题的。
左算右算，怎么也是种一季黄豆划算。虽然此前县委领导早就在广播里苦口婆心地劝说，又上升到“动摇以粮为纲”的高度威吓，凡是能种水稻的田都必须种早稻，但小农的私欲一“膨胀”，社员们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们决定，全大队清明前后种下80亩4分黄豆。
他们种下的不是黄豆，而是祸根。
清明之后的5月22日，县委一位副书记下乡检查工作，一眼就看见了长洋大队种在公路旁已经透出嫩芽的黄豆苗。他顿时拉下了脸，责成平桥公社党委：立即逐丘排查，可以种水稻的，一律把黄豆苗犁掉！
第二天，公社党委在长洋大队紧急召开现场会；第四天，又马不停蹄召开全公社29个大队的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摆正黄豆苗犁掉还是不犁掉的大是大非！
长洋大队的贫下中农们紧张了，但又心存侥幸：再拖延拖延，说不准还能逃过一劫。
等待他们和他们的80亩4分黄豆苗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暴风骤雨的摧枯拉朽。26日，一辆拖拉机隆隆开进长洋大队的黄豆田，压阵的是一溜脸色阴沉的公社领导。40多名长洋男女社员不顾一切拥上前去——为了黄豆，斗胆拼了！他们手挽手坚决拦住了拖拉机：“长势这样好的黄豆，犁光了我们今年吃什么？”
一位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对拖拉机手下了死命令：“冲过去，冲过去！”社员洪昌兴对40年前的那一幕至今铭刻脑海。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乘人不备，悄悄摸过去关掉了拖拉机油门。他还清楚地记得，队里另一名社员气愤地指着公社领导的鼻子大喊：“无法无天，伤天害理！”他立即被抓到公社关了起来。公社领导明确指示：这一恶性事件背后一定有坏分子搞鬼，一定要揪个把坏人出来示众！
贫下中农们不得不选择退却。这已经不是几亩黄豆的问题了，谁都清楚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3天之后，80亩4分黄豆苗被齐刷刷犁平。黄豆没了，同时由于已错过了季节，补种的早稻也随之严重减产。《浙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事件的长篇记者调查，还连续展开了近1个月的读者大讨论。《人民日报》对此事件也迅速作了转载并加编者按。“犁豆风波”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的讯息是，在当时，浙江农村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仍然被剥夺得几乎荡然无存，至于以家庭为主体的包产到户更是痴心妄想！
全国的风向标则是依循十一届三中全会既定的改革目标继续艰难而坚定地前行——
1980年1月，安徽再次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省委明确表示，在现实特定条件下，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这事实上宣布了包产到户合法化。当年春耕前后，安徽农村23%的生产队推行了包产到户。
1980年5月31日，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直保持沉默的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是思想不够解放。”
1980年8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全国农业。9月，中央召开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最终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即“中发1980年75号文件”。文件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75号文件虽然没有全面肯定包产到户，存在历史局限，但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包产到户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是全党对包产到户再认识的重大转折。在此次会议上，围绕反对还是支持包产到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展开了激烈的“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辩。11月，《人民日报》以两位省委书记的激辩为引子，用整版篇幅发表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
春雷已然开始鸣响。
然而，1980年10月，在贯彻中央75号文件的浙江有关会议上，一些人士对浙江农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穷困地区，在全省属极少数。全省绝大多数地方和社队，农业生产是发展的，集体经济是比较巩固的，不需要也不应该去推行包产到户。
此时，浙江农村基层的包产到户已是暗潮涌动，喷薄欲出，尤其以浙江南部的温州、金华、丽水为甚。
怎么看？怎么办？包产到户究竟只是少数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解决当地农户吃返销粮难题的短期救急之策，还是适应各地广大农村生产力现实水平的普遍真理？是万恶的复辟末路，还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直面一连串的问号，必须作出清晰的回答。
1981年1月4日，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当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对绍兴县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长篇调查报告——《沿着农业集体化的阳关道前进》。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白纸黑字、旗帜鲜明。
调查报告说，集体经济具有个体经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本是20多年来农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呢？这是因为，真理的山峰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迷雾，使人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绍兴县的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近年来，那些怀疑、动摇农业集体化方向的议论多了，宣传个人发家致富的多了，似乎集体经济不那么香了。“若要富，个人找出路”的说法，简直成了时髦的口号；分队、分田到户的消息，不胫而走，到处流传。于是有些干部和社员产生了误解，以为“分田单干，势在必行”，迟早要分，还是趁早分掉算了。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对集体经济能不能坚持和发展很担心，特别是一些为集体经济奋斗了20多年的老干部、老社员，感到脸上无光，话也讲不响了。
根据绍兴实践，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大家公认，农业集体化一开始就显示出它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正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才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并且逐步富裕起来。
为增强说服力，调查报告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一位“单干大王”的新旧两重天。
这位被推为典型的“大王”名叫占三九，绍兴县鉴湖公社行宫山大队社员。称之为“单干大王”可谓名副其实，此人直到全国人民公社遍地开花10多年后的1969年才入社（全县最后一个入社）。占三九全家7口人，4个儿子、1个女儿，有3亩地、1条乌篷手划船。仗着自己家劳力多，他一直单干，靠捕鱼和种田谋生。
远离了集体的温暖，“大王”也只能沦为朝不保夕的“草寇”。占三九一家住的是4间破草房，4个儿子挤睡一张铺，“大王”夫妻加小女儿合睡一张用砖头搭起来的小床，全部家产顶多值500元。自从被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家庭“招安”之后，“大王”才第一次抖起威风来了。他的大儿子进了公社渔场，另外3个儿子在队里是种田好手。1979年，全家集体分配收入2102元，年终得到现金1072元。几年间还造起平房3间外加1间披屋，买了1只收音机、2只手表、3双皮鞋，添置了1条新划船。如今，女儿风光出嫁，大儿子也娶进了媳妇。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占三九不死脑壳黑灯走单干的独木桥，另外几个儿子的媳妇怕是也早就进门喽。”
典型开道，苦口婆心，为的就是“以正压邪”。“顶牛”与“拉锯”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春快车在浙江尚未解冻的大地上一再晚点。
北京的天空已经晴空万里，艳阳高照。
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时的国家农委副主任、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中透露，会后不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一位中央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他说：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要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干部不要硬堵了。
根据这一精神，国家农委起草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该纪要，即著名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中共中央围绕农业问题连续5年下发5个“一号文件”，成为中国40年改革史上可圈可点的破冰之举。
1982年“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近30年你死我活的激辩与抗争就此谢幕。
大江东去，春风浩荡。当年8月9—17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主题十分明确——“研究确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措施”。会议的结论亦极为鲜明：“凡是宜于农民个人、一家一户或小组干的事情，都应该放手分包给他们去干”，“只要是有利生产、群众满意的，就不要轻率变动，更不要回到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
此次会议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被有领导、有组织地普遍推行到农业生产水平较高、“集体经济不容动摇”的浙江中北部，半径涵盖杭（州）嘉（兴）湖（州）及宁（波）绍（兴）平原地区。
在浙江农口官员的记忆中，由于春耕秋收的农业节气使然，数十年间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从来都在每年冬季的年末。只有1982年的会议，被破例提前到了夏季举行。唯一的解释是：已经迟到了，就绝不能再迟到了。
新华社于1982年8月21日以《“双包”责任制是治贫致富的“阳关道”》为题播发的一则消息足以为这一解释佐证。消息说：党的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兴起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生产责任制，现在已经在全国74%的生产队广泛推行，势不可当。
被毛泽东树为中国农业集体化一面旗帜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成为包产到户最后的聚焦点。1980年8月已经从国务院副总理显赫高位黯然离职的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坚定地认为，曾经跟着自己为农业集体化“战天斗地”的大寨人决不会认同走资本主义私念阴魂不散的“独木桥”！然而，大寨社员的顺口溜却是：“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1982年年底，包括大寨在内，昔阳县所有农村生产队一夜间“城头变换大王旗”，包产到户扎根，社员喜笑颜开。
包产到户大丰收后的浙江农户在堆满番薯的晒场上拍摄“全家福”
消息传到京城，陈永贵哑然无语。“迟到”与否的正反效应在浙江南北也很快显现出来。
根据1983年的官方统计，推行包产到户最为迟缓的浙北嘉兴市、湖州市，当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1.7%与3.4%。
而在顽强抵抗斥责与清查，包产到户最早涌动的浙南温州，全市1980年的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27.5%，年均递增12.8%，“这在温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在包产到户上与温州遥相呼应的浙中金华，时任地委书记的厉德馨算过一笔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金华粮食产量从20亿斤到30亿斤，用了16年时间，即从1951年至1966年；从30亿斤到40亿斤，用了11年，即从1967年至1977年；从40亿斤到50亿斤，用了4年，即从1978年至1981年；1982年，仅仅1年就增产了10多亿斤！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随后可以观察到，在此后20多年改革的年轮中，以温州为圆点的南浙江板块与以嘉兴、湖州为代表的北浙江板块，一热一冷、一荣一衰，呈现出南风北渐的清晰景象。不难理解，自包产到户的改革启动点始，胜负已经了然。比小岗村早22年
1998年7月27日，在温州永嘉县上塘镇“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原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致辞。穿越42年的时空，他的话在会场久久回响：“今天，历史出了头了，它出来做证，告诉永嘉的同志们，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杜润生：永嘉县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然而，有一位最重要的被邀请者缺席了。他已经永远地伫立在了历史的那一端。
他，就是李云河，42年前永嘉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当年永嘉包产到户的直接领导者、实践者，在这次纪念会召开前20天因患肝癌离世。7月3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李云河在病榻上口授了原拟赴会永嘉的发言提纲。他说：“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中国要稳住，农村是基础；不到户农村稳不住，‘包’字是基础……从理论上看‘包’字很简单，但是我们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作为纪念会的特殊代表，李云河的妻子包于凤手捧骨灰盒来到永嘉。在清澈如水晶般的楠溪江畔，包于凤将李云河轻轻送回了那片大山，送回了萦绕着他执着梦想的大地。
1978年11月24日夜晚，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位农民代表悄悄齐聚社员严立华家的一间草屋，神色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全文如下：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
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
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
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作为中国当代史的珍贵文物，这份摁满血红手印的生死契约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号为GB54563。杜润生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经调查，细节上有出入，但流传甚广，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甘冒风险的巨大决心。
中国改革本身始终是一部旷无前人的伟大传奇。虽然细节尚可推敲，但正由于其令人赞叹的传奇色彩，小岗村已被官方高调定格为大包干改革创举的公认“摇篮”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毫无疑问，1956年首倡包产到户的永嘉实践，比小岗人的传奇早了整整22年。
陈康瑾在其报告文学《他没有在旋涡中沉沦》中，为我们记录了那沉重的历史一页。
1956年2月下旬，永嘉县第一个集体农庄高级社——潘桥集体农庄呱呱坠地。在此前后，“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在各地受到严厉批判，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突飞猛进。打土豪、分田地的喜悦尚未散尽，初级社、高级社又呼啦啦从天而降。
一夜进入社会主义，举国欢腾。
狂热，替代不了生产力发展必须遵循的铁律。在永嘉农庄，甚至在全国农村，“干部乱派工，社员磨洋工，上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等问题很快浮出水面。
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实际，归大堆、吃大锅饭的农业组织结构，除了在造水库、挖塘泥、并田整地之类的人海战役中，还能发挥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优越性外，在田头直接的生产环节，只能是一个成批制造懒人的梦幻工场。
有人坐不住了。
当年春季，26岁的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拉着县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在该县燎原社（今瓯海区郭溪镇）悄悄开始了对生产队以下实行“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和“产量责任制到户”为主要内容的试验。
人还是一样的人，地还是一样的地，燎原社的变化前后两重天。
1956年9月，永嘉县委召开全县高级社主任参加的千人大会，提出推广燎原经验，“多点试验包产到户”。几个月内，永嘉有200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占全县总社数的24%。
李云河、戴洁天笑了，农民们笑了。但笑意刚刚爬上嘴角，发难已扑面而来。
1956年11月19日，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刊登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办法》的评论，点名批判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打退堂鼓”。就全国范围来说，这是砍向包产到户的第一刀。
这并不能让李云河服气。他以燎原社实践为基础，一口气撰写了长达5500字的《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专题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文中理直气壮地阐明了四大观点：一是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因而绝不是“拉倒车”，绝不会使合作社变质；二是包产到户是集体劳动的很好补充，可以继承和发挥社员的主动性和“绣花”精神；三是包产到户更能坚持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农民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四是包产到户变“队长负责”为“人人有责”，使每个社员在生产中可以“当家作主”。
1956年11月25日，李云河将此文分别寄送县、地、省、华东局、中央农工部。8天后，李云河被指名赴杭州参加浙江省委调研会。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主持会议，对包产到户给予充分肯定。
1957年1月27日，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在二版半个版刊登了李云河的专题报告。这是全国报刊第一次公开发表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似乎又是一次雨过天晴。
然而，在“左”倾思潮如日中天的年代，作为“早产儿”的包产到户从一降生就注定了多舛的命运。
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没几天，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已面临被腰斩的危险，坚决打退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迅速升级为首要政治任务。包产到户转眼成为“包着糖的砒霜”，热衷于包产到户的人被指责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
1957年的浙江省党代会期间，在杭州火车站旁的省委红楼招待所里曾经贴出过一张奇特的大字报：
黑云压城。此时此刻，谁也救不了包产到户，谁也保不住小小的李云河了。
清查，批判。再清查，再批判。1957年7月13日，《浙南大众》刊发《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社论，罗列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
同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的电讯通稿，文中四次点名李云河，指出包产到户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后搞起来的”。
1958年春，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一批风华正茂、胆比天大的冒险者们终于走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尽头：
主谋李云河，被定为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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