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玉明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盂县卷)(套装共10册)试读：
仇犹古国之谜
引子
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纷起，在如今盂县这块土地上，曾有一个国家兴起而跻身于诸侯林立的列强之中，它就是仇犹国。由于仇犹国为北方戎狄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弹丸小国，地处偏僻，远离中原，并不属于中原华夏文化系统，自然受到正统史学的歧视和冷落，造成史籍对它记载的缺失。唯其如此，仇犹国历史一直云封雾绕，难觅真迹，颇具神秘。对于它是否在历史上真实存在？又是何时由谁建立的国家？它的姓氏及世系传承是如何延续？它的国号称谓有什么含义？它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呈怎样的构建形态？它的存在和发展为我们透出哪些文明信息？这一系列问题都迷雾重重。对它的研究，也见智见仁，尚存诸多歧义。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仇犹古城部分遗址的发掘和本世纪初北关东周墓地的发现，出土了许多极具价值的遗物，引起了省内和国内史学界的关注，也激励了我们这些仇犹研究爱好者的兴趣。经过大家多年来的共同努力和不懈探索，笼罩着仇犹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正在变得清晰，斑驳迷离的真相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我的这篇《仇犹古国之谜》的文章，就是多年来潜心研究，对仇犹历史文化进行比较系统阐述的初步尝试。
一、仇犹国的历史存在
仇犹国在我国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历代一些史籍对此也曾有所记载。《吕氏春秋·权勋》载：
中山之国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则以得是于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详。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韩非子·说林下》也载：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悦，除道将纳之。赤章蔓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纳也。”仇由之君不听，遂纳之。赤章蔓枝因断毂而驱，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韩非子·喻老》又载：
智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
还有《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
游腾为周说楚王曰：“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战国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也载：
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谓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遗之大钟，载以广车，因随入以兵，厹由卒亡，无备故也。桓公伐蔡也，号曰伐楚，其实袭蔡。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旦之亡国，而忧大王。”楚王乃悦。《淮南子·精神训》记载：
夫仇由贪大钟之赂而亡其国，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献公艳骊姬之美而乱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时葬，胡王淫女乐之娱而亡上地。使五君者适情辞余，以己为度，不随物而动，岂有此大患哉！
另外，诸如《正义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绎史》等著作也都略载其事，不再一一列举。所有史籍记载中，虽然所称的厹繇、仇由、仇犹名称书写不一，但都是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国家。它们虽然记载的都是仇犹灭亡的过程，但仇犹如果不存在，那来它的灭亡？仇犹灭亡的记载正好证明了它存在的事实。同时，在这些史籍中所说的智伯，即晋大夫智瑶。据《左传》，智瑶又称荀瑶，为晋出公（前474—前459）和晋哀公（前456—前438）初年时的晋国正卿。他所攻伐的仇犹国，说明至少在他为晋国正卿时的（前474—前456）春秋晚期，就早已经作为一个诸侯国家而存在着了。
二、仇犹国的居地及其疆界
仇犹国存在的史实既然确凿无疑，那么它的国家居地究竟在什么地方？据《吕氏春秋》“中山之国有仇犹”的说法，仇犹应从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在春秋战国时位于今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山、正定一带。仇犹既为其属国，应该是位于靠近它的地方；又据东汉高诱在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仇犹的地理位置作注时，说仇犹为“近晋之狄国”，由此可见仇犹与晋相邻。而与仇犹相邻的晋，是指晋国的东北部地区，这里曾是晋宗室祁盈的封地。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前514）载：“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七县中的马首和盂，就临近仇犹西部边界。这就说明，仇犹的居地就在既靠近中山、又临近晋国的太行山西麓，如今的盂县境内。至于鲍彪在为《战国策》作注时，认为仇犹“属临淮”，显然属于误解。临淮即今江苏省泗洪县，春秋时为吴国之地，距中山和晋国甚远，临淮彼仇犹非春秋此仇犹。
我们还可以从历代地域图志有关记述中，进一步证实仇犹在盂县立国存在的事实。据唐贞观十六年（642）李泰编撰的《括地志》载：“并州盂县外城名原仇山，亦名仇犹，戎狄之国也。”唐憲宗元和八年（813）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载：“盂县……县城，本名原仇城，亦名仇犹城。”“智伯欲伐仇犹国……盖其地也。”这是原仇地名几经变化，于隋大业二年始定名为盂县后，在唐代的地图志中明确地注明盂县为仇犹故地的记载。到了宋代雍熙年间（984—987）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也载：“仇犹城，（盂）县之外城也，俗名原仇城。”“智伯欲伐仇犹国……盖其地也。”至于明清时期的记述更为多见。明洪武十三年（1380）修的《太原志》载：“盂县，本春秋时仇犹之国。”又明天顺五年（1461）的《大明一统志》记载：“盂县，在府（太原）城东北240里，本春秋时仇犹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修《太原府志》也载：“盂县，春秋时为仇犹国。”明末《方以智全书》载：“春秋仇犹国，今之太原府盂县也。”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由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载：“盂县，春秋时仇犹国。”清雍正（1723—1735）年间汪越撰《二十五史补编·盂县》及《山西通志》都载：“盂县，本名原仇城，亦名仇犹城，智伯所灭仇犹即此也。”“仇犹，今盂县。”乾隆八年（1743）成书的《大清一统志》和嘉庆时（1803）的《乾隆府州县图志》也都有相同的记载。此外，盂县历代所修的县志，如康熙十七至四十一年（1678—1702）的《新修盂县志》、乾隆三十三至四十九年（1768—1784）的《重修盂县志》、光绪四至七年（1878—1881）的《盂县志》等，都有“仇犹国，即今盂县是也”的记载。从以上这么多历朝历代的图志记载表明，盂县为仇犹国所在地是毋庸置疑的。
在仇犹国存在前的盂县之地，已经有过人类在此生息繁衍的史前文明历史。1984年，在盂县庄子村黑砚水河1号洞穴遗址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化石和骨片上有人工打制和使用的痕迹，遗址被认定属于旧石器晚期。又据1924年以来先后在盂县仙人村、土塔村、东园村和路家村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刀、石锤等，也都足以证明早在四、五千年至一万年前，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开始了人类生存的文明史。夏、商、西周三代，据《盂县志》载，今盂县属于九州之并州。在1987年刘有祯先生对仇犹古城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墓葬及鬲、盆、尊、簋、罐、鼎足等陶器以及石斧、石刀、蚌镰等石器，说明早在殷商时期原仇犹城之地就有先民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同时还从一处灰坑中，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夹砂红陶鬲、灰陶盆、罐、夹砂棕色陶瓮和豆等，进一步证实了西周时期仍然有住民在此生活。以上考古发现清楚地看到了在盂县这块地方，从新旧石器时期直到殷商周三代，人们生存发展的历史。它的归属也有脉络可寻。到了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天下大乱，诸侯林立，在仇犹立国前，这块地方是谁的属地，又归哪个诸侯国统治管辖？有的研究者说是晋国封的“盂”地，归晋管辖。我以为此说与历史事实不符。据《山西通志》等史书载，公元前541年晋狄大卤之战前，晋国的势力范围还没有越过霍山。仇犹之地远在霍山之东北部，也就谈不到晋国的势力能到达这里了。只是在公元前541年，晋荀吴败无终及群狄而迫使其北迁后，晋国的势力才到达了今晋中、太原一带。而此时仇犹早已经存在了。至于晋封“盂”地之说，在清乾隆《新修盂县志》中，有一段比较全面的辨析：“春秋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宋之盂也；定公八年，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周之盂也；十四年，卫太子蒯瞶献盂于齐，卫之盂也；而晋则有二盂，哀公四年，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郜、逆时、阴人、盂、壶口，此盂当在邢、洛之间；昭公二十八年，孟丙为盂大夫，此则今盂县西境也。”这里所说孟丙之盂，才是晋所封的“盂”。就是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其中的盂为孟丙的封邑，也就是今盂县西境，“其东北境乃仇犹国”（清·《新修盂县志》）这就明白无误地分清了春秋时“盂”与仇犹的界限，清楚地说明它们不是一地，而是共存非属的关系。
由此，我们便可以大致界定仇犹国的西部疆界。在公元前541年晋狄大卤之战前，仇犹的西部与群狄和无终国为邻，群狄和无终被驱北迁后，又与晋国接壤。到公元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后，则与晋的盂、马首相邻。也就是说仇犹国的西部边界，没有越过管头山和方山。它的东部边界则直至太行山西麓，东西边界距离百里许。北部边界应是在牛道岭下的滹沱河沿岸。在滹沱河边的御枣口至今仍有纪念仇犹天子的仇犹观，据说为唐代始建，这也可以说明仇犹人于此地曾有过活动。仇犹的南界应为今县城三十里外的石艾山和双鹤山，南北界距离有百余里。从四周的疆界看出，仇犹不过是个百里小国。
但就是这个不过百里小国的开疆立国，却开创了盂县历史的新纪元。二千多年来，盂县在仇犹国基础上变迁发展，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历史。公元前547年左右仇犹国灭亡后，战国时期，仇犹属赵国，赵在仇犹城的基础上建原仇城。秦汉实行郡县制，仇犹汉代为上艾县，至后魏改为石艾县，直至隋开皇十六年（569）分置的原仇县，显然是采用了战国原仇城以为名，大业初乃复名为盂县。为何所有志书在此处记载时都称“复名”为盂县？据清乾隆《新修盂县志》载：“盖秦以前(盂)与仇犹之境分，汉以后盂与仇犹之境合。”可见在汉代，春秋孟丙之盂与仇犹之地曾经同为一个县，而隋置盂县，是沿用了汉盂县之名，今盂县的名称是由此而来的，并非因地形似盂而得名。在隋后1500余年历史长河中，尽管盂县所归属的州府多有变化，但其盂县县称始终如一，历史证明了仇犹故土的不朽生命力。
三、白狄东迁与仇犹国的建立
仇犹为戎狄国家，较早源于东汉的高诱，他在《战国策》注释中说：“仇由，狄国也。”与高诱同为东汉的许愼在《裴骃集解》中也说：“仇犹，夷狄之国。”不少史家也都认为，仇犹是北狄民族中白狄别支所建立的狄人国家。我认为这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说法。因此，仇犹国的建立应从白狄的东迁说起。
北狄族，在商周时期称为鬼方。先秦文献及《史记》、《汉书》中称作狄或北狄，（或写作翟和北翟）。从黄帝起直到商周之际，北狄的居住地始终在蒙古大沙漠以南的渭北、河套地区，是商周王朝统治下的民族之一。商朝到了商王武丁时期，对鬼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征讨；西周建立后，对鬼方的征讨，比商代规模更大。在商周王朝的打击下，为避免残酷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一部分鬼方人开始了民族的东迁行动，进入了陕山高原和太行山一带。据《国语·郑语》载：“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这段话是西周幽王八年（前774）周太史伯说的。他所说的这30多个封国和少数民族部落集团中，除了20多个姬姓之国和异姓诸侯外，其余便是“蛮、夷、戎、狄”，而其中的“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隗”等则为狄族部落。这说明在西周末年，成周洛阳的西部和北部已经有了狄人。到了春秋时期，据《左传·昭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二》记载，在晋国周围“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居深山，戎狄与之为邻。”说明了这个时期狄人已到了晋北和晋东南的太行山区，显然是鬼方人东迁到了这里。
春秋时期东迁后的北狄族（鬼方人），据《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记载，已经分为了赤狄、白狄和长狄，它们分布于不同的区域。其中赤狄最强，影响最大，它由六个部落集团分别组建起了皋落、潞、留吁、甲氏、铎辰和廧咎如等国家。春秋初年多集中于当时晋国的南北东三面，即今山西南部和东南部；春秋中叶后，又迁到了晋国以东，即今山西长治地区和河北邯郸地区；长狄则分布在宋、鲁、齐、卫之间，即今河南东部与山东交界的地方。而白狄的分布地，据《国语·齐语》载，齐桓公“西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此处的西河，史家认为即圁水，圁水即今陕西北部的无定河，说明齐桓公所征的白狄，在陕北无定河一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前636）曾记载，晋文公在追述他在狄地逃难生活时说：“余从狄君以田渭滨。”从晋文公曾与白狄之君在渭水打猎，可知渭水也为白狄居地；《左传·成公十三年》（前578）载，晋厉公致秦桓公《绝秦书》说：“白狄与君同州。”此处之州是指渭水以北的古雍州地，此时的白狄已与秦共同居住在雍州地区。以上史料说明，春秋初白狄的分布地，从今陕西北部无定河向南直达渭水流域。此外，在《四书释地》中说：“山西交城县为狄地，舅犯（狐偃）实生其地。”说明晋文公的舅舅家白狄狐氏在今山西交城县；《左传·成公十二年》载：“秋，晋人败狄于交刚。”此狄为白狄，交刚即今山西隰县。这些记载说明，在黄河以东今山西的西北部亦有白狄的分布。
东迁后的北狄族分布于如此广大的区域，有的如赤狄、长狄已到了中原地区，存在于一些华夏大国和诸侯国之间。他们为了扩大生存空间，不断同华夏诸国争夺土地和势力范围，甚至企图与齐、晋争霸；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还广泛参与了华夏国家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甚至为控制东周王室而斗争。所有这些不但对华夏诸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也给大国之间争霸造成了障碍。因此，一些华夏国家，尤其是齐鲁与晋国，把狄人的威胁看成是心腹之患，从而不断对北狄诸部采取军事行动。公元前616年至公元前607年，长狄在齐鲁等国的攻击下灭亡；公元前594年至公元前588年，赤狄所属的六个部落国家也被晋国全部攻灭。自此，北狄的三大部族仅剩下了白狄。
白狄之所以没被灭亡，反而在长狄和赤狄相继灭亡后继续存在，一是因为它地处西北，远离大国角逐争霸的中原地区，占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它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利用当时秦晋两国处于敌对的状态，时而投靠晋国反对秦国，时而又依恃秦国反对晋国，在大国之间回旋，以求得生存空间。白狄就是这样在大国隙缝中求生，实际上充当着秦晋两国的附庸，一直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晋悼公的和戎政策的实施，他们才被迫开始了又一次的向东迁徙。
白狄之所以从他们长期居住的晋西北、陕北向太行山东麓大规模迁徙，主要原因是晋悼公推行的和戎政策所致。公元前569年晋悼公听从魏绛的建议，对居住在晋国边界内外的戎狄民族实行和戎政策。其政策的重点就是停止对戎狄的武装侵害和掠夺，利用“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弱点，代之以和平的“以货易土”即用金钱、货物交换土地的方法，兼并戎狄的土地。和戎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白狄的居地被晋国以欺骗的手段买去，从而和平地将白狄驱赶，使之被迫迁徙。首先东迁的是晋西北部交城、石楼、蒲县以北地区的白狄，这部分白狄于公元前579年曾进攻过晋国的交刚，但是自和戎政策推行后，这部分白狄从上述地区消失了，它们显然是东迁了。接着，居住在陕北雍州的白狄，自晋悼公和戎政策后，所有先秦文献再也没有他们在雍州活动的记载，显然他们也受和戎政策的影响，向东迁徙了。白狄东迁的路线虽然史籍缺载，但据何艳杰等先生在《鲜虞中山国史》一书中描述，因白狄有着“逐水草而居”的特点，他们从今陕北、山西西北到了晋东北后，沿着蜿蜒东南流的滹沱河东进，沿途经繁峙、代县、原平、定襄、盂县，最后到了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大平原。
白狄的东迁，从公元前569年晋悼公和戎政策起，至公元前555年，《左传》所载的“白狄始来”，即白狄初次到鲁境为止，经过十几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自此之后，“白狄所属诸氏部落的名字及分布地，开始频繁地显现于史乘。其分布及活动中心集中于今山西省东北部的盂县以东至河北石家庄市周围地区。”（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并且建立起了由鲜虞、肥、鼓和仇犹四个氏族部落组成的国家。其中的仇犹就是东迁途中有白狄别支进入今盂县而建立的。因此，仇犹立国时间应在白狄东迁结束，进入太行山区的公元前555年左右。
四、仇犹国的都城与称号
白狄于公元前555年左右进入今盂县境内立国后，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也就是在仇犹国经历了50多年后的中期才出现了城市，这便是它的都城仇犹城。在今县城北村、水泉村之间，称为古城坪地方，便是仇犹古城遗址所在地。1987年，刘有祯先生曾对残留几处古城遗址进行过发掘，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灰坑和墓葬，从这些遗迹和城内墙的遗物中，出土了大量的鬲、盆、罐、豆、碗、盂等日用陶器和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用陶，尤其在城内墙出土的春秋晚期黑皮红陶大板瓦，如涂过黑漆一样光亮，无疑是用在宫殿上的建筑物。据刘先生对这些遗迹、遗物的分析推断，仇犹古城筑城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晚期（《考古》1991年刘有祯：“山西盂县东周仇犹遗址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这就同白狄东迁进入今盂县境内建立仇犹的时间（前555年左右）相差几十年。这说明白狄东迁远道而来，进入一个陌生地方后，并没有立即兴建都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然过着不定居的游牧式生活。在此期间，他们一方面熟悉适应新的环境，为自己创造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他们还得降服这里聚居的民族部落和原住民，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前面已经说过，白狄到来之前，这里既不是晋国的属地，更不可能是其他诸侯国的属地，而应该还是一片无人管辖的空地。当然空地并不是说无人居住，就在县城东15公里外至今留有春秋早期皋牢城遗址，据说为赤狄所建。这些赤狄人可能是晋国打败东山皋落氏后，北逃到这里建城聚居的；其他地方也不能排除存在有群狄部落或华夏族聚居的可能。白狄人收服这些部落和原著民，拓展自己的统治疆域，可想而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他们这样经过几十年的生存发展，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统治区域也由开始的滹沱河流域，沿着龙华河向南延伸到了香河、秀水河流域，有了建立都城的必要和条件，于是开始了选址建都，而此时已经到了春秋晚期。虽然一些史籍对古城的始建年代缺载，但对古城的建制和规模却作出过记载，如明洪武十三年（1380）《太原志》和明《永乐大典》都载：“仇犹城，周九里六十步。”“内城周长三里五十步。”如果按古制：“百里之国，九里之城”的标准，说明仇犹是个具有百里之国的国家；如按《周书·作雒篇》谓天子之城九里的说法，说明仇犹城是以天子之城修建的。当然这些标准都是周礼制度，是针对周天子及其所属诸侯国规定的，而仇犹这样做，显然僭越了古制，违背了周礼，但也说明仇犹是个不受周礼制度约束的戎狄国家。修筑这样规模巨大的都城，不仅反映了仇犹国经历了几十年发展后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反映了仇犹国具有的先进设计理念和高超的建筑技术。从选址上看，古城址以仇犹山为案山，靠山近水，向阳避风，四周重冈迭阜，拥护而围绕，为堪舆家所谓藏风聚气者，是中国风水原理运用城市规划的极好体现。从规划和建筑上看，古城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既充分考虑了水资源的利用因素，还兼顾了防卫的需要。古城南临秀水河，北有香河，建在一个两河交汇处的开阔坪地上。两条河水既可解决生活用水，也可作为护城河，形成自然的安全防卫屏障。从建筑布局看，古城分内城和外城，由两个不规则的长方形组成。内城建有宫殿，为仇犹君臣居住办公的地方；外城则为民众聚居之地。筑城的方法是先挖好地基，再层层夯筑后建墙，显得特别坚实牢固。城墙外筑有壕沟，距城3—5米，宽7—9米，由此可见筑城时把防卫作为重要因素。使城置于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可以“就地之势”（《将苑》语），使山水无形构成了一道城外防线，从而收到易守难攻的效果。这样的规划设计理念，对于一个在列强隙缝中生存而随时都有被侵害的小国来说，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随着都城的建立，仇犹开始有了国家称号。仇犹的称号是都城出现后的春秋晚期才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吕氏春秋》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吕氏春秋》中称仇犹为中山属国而不称鲜虞属国，说明仇犹是在鲜虞更名中山后才有这一称号的。根据研究中山国史的专家称，公元前555年白狄东迁来到太行山东麓，先是在河北正定一带的古鲜虞地立国，因而称为鲜虞，都于新市。之后由于连年战争，鲜虞部落人口减少，国家离散，鲜虞人离开新市，来到中人城，重新建立都城，因而更名鲜虞为中山国。这时已经到了公元前506年，而这一时间也正好是仇犹筑城定都的年代。所以仇犹称号是在它的都城建立后才有的，这时候距离仇犹立国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至于之前用过什么称号，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仇犹的称号，史籍记载较早见于《吕氏春秋·权勋》和《韩非子·说林》。《吕氏春秋》作“厹繇”或作“仇酋”；《韩非子》作“仇由”。厹与仇、繇与由为同音通假字。《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的作者同是战国末期人，《吕氏春秋》的成书稍早于《韩非子》，《韩非子》中的“仇由”是否由《吕氏春秋》中的“厹繇”音转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仇犹称号的书写开始就不一致，而后的史籍记载也是如此。《淮南子》作“仇由”，《史记》作“仇犹”，《战国策》作“仇由”。后来的学者在为这些史籍作注或是引用时，高诱引《战国策》作“仇首”，《说文繋传》引《吕氏春秋》作“叴由”，《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作“仇繇”，还有一些史书中作“夙繇”、“仇吾”、“泉仇”“口九由“等。无论书写形式怎样变化，除少数属于字体误讹外（如夙与厹形近，易伪），大多为通假互异，读音基本相同。所以会出现这么多互易字体，可能是由于音译的不同而造成的。在最近召开的“全国首届盂县仇犹古国及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些专家学者也持此种看法。河北社科院魏建震教授认为：“仇犹作为国名译音词，是一个叠韵连绵词，它的名称应该是一个音译名。”上海社科院杨善群教授也认为：“仇犹没有固定的写法，多为同音字，约有十种之多。”根据“多种写法的情况来看，‘仇犹国也可能自称qiuyou，于是各种史籍就根据其发音记载其国名，出现了许多同音字的写法。”在如此众多的不同书写称呼中，并没有那个是大家唯一公认的，只是后来使用《史记》中的“仇犹”较为多见。
对于仇犹称号的来源，有的研究者通过对个别文字的考释，认为仇犹为一蔑称，是晋国或是华夏族强加给它的诬蔑性、歧视性的称呼。我以为此说依据不足，对史籍中这么多仇犹书写名称的考释，不应通过其中一两个字的推敲引申就轻易断定其褒贬含义。仇犹的称号，不是外来强加的，而应是源于一个地理概念，它同仇犹山有关。据唐《括地志》载：“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说明原仇与仇犹为同一城名；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山西通志》、《太原志》、《盂县志》等记载：“本县（盂县）北，有仇犹山”，“亦名原仇山”，由此说明仇犹山与原仇山亦是同一山名。对于山名与城名的关系，是山名在先，城名随之，还是城名先有，山名随后？据《元和郡县志》说，仇犹或是原仇是“取此山为名”。可见山名古已有之，城名或国名由山名而来。这种以地名为国名的事例在历史中屡见不鲜，和仇犹同属白狄国家的鲜虞中山、肥、鼓等国的称号同样都是由地名而来。“鲜虞之得名，即来源于古鲜虞水，所谓国地而氏者也（何艳杰等《鲜虞中山国史》）；中山的得名，如西晋张曜在《中山记》所说：“中人城，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人城是中山国初期的都城，中山国名由中人城而来；而“鼓之得名，盖即本于鼓聚。”（吕苏生·《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补释》）鼓聚位于河北晋县西北一带，为鼓氏都城；肥国之名源于肥垒城，据《杜氏集解》说：“钜鹿下曲阳西南有肥垒城。”肥垒即今河北藁城西南之地。这些事例也从旁证实了仇犹因地而名的事实。
五、仇犹国的族属族姓
1. 仇犹国的族属。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需从仇犹同鲜虞中山的关系说起。据《吕氏春秋·权勋》篇载：“中山之国有厹繇（仇犹）者。”可知仇犹从属于中山国。又“据《左传》及杜预《集解》，东迁后的白狄部落集团，主要有鲜虞氏、肥氏、鼓氏、仇由氏等四个氏族部落组成。”（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由此说明，仇犹同鲜虞中山，不仅是从属关系，还同属一个白狄民族组成的部落国家。因此，仇犹同鲜虞中山的族属一样，应同属于白狄民族。
仇犹族属为白狄，还可以从盂县近几年考古发现的遗物中找到依据。2003年，由省考古研究所、阳泉文管会和盂县文管所对县城北关45座东周墓地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遗物。据吉琨璋、韩利忠、赵培青“盂县东周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文中说，墓地的年代为战国早期到中期，墓地及其随葬品整体看属于以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系统，但从一些墓地葬制、葬俗及葬品中看到又带有地域特色，有些就是仇犹国的遗存，显示了仇犹遗民的文化面貌。如果我们拿这些墓地中出土的非中原文化系统而又属于仇犹地域特色的遗物，同鲜虞中山考古中发现的遗物相比较，就能发现它们的同质性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是从葬制看有“石椁墓的存在”（《研究》）。在县城北关东周墓地中有标号M29的墓葬为石椁墓，椁是由十多块不太规则的石板砌成。类似的石椁墓在鲜虞中山故地的考古发掘中多有发现。如河北唐县钓鱼台1996年发现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石椁墓；河北平山县三汲乡访驾村1970年发现的用一块大红石板砌成的石椁墓；1971年河北满城发现的石椁墓，也由不规则的大石块砌成；还有1984年河北灵寿岔头村发现的石椁墓等。以上列举的这些地方显然都属于鲜虞中山的故地。另外，在白狄曾活动过的滹沱河流域和河北、陕西北部地区，如山西原平发掘的18座石椁墓，山西定襄霍村1994年发现的4座石椁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中有石椁由不规则自然石垒砌而成；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玉皇庙墓地、葫芦沟墓地也存在有石椁墓；在陕西清涧李家崖、神木县、长武县也都发现类似石椁墓葬。（见何艳杰等《鲜虞中山国史》）这么多石椁墓在白狄活动区发现，说明石椁墓为白狄族特有的葬俗。石椁墓的葬俗，反映出白狄长期生活于山地丘陵地区，有取石方便的环境，因而很自然地把石材用于墓葬，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墓葬习俗。
二是“使用青铜兵器随葬”。（《研究》）县城北关东周墓地发掘的随葬品中不见青铜器礼器，而是使用青铜兵器随葬。在8座墓中共出土青铜剑8把、戈4件，还有箭镞等。这种葬俗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以鼎、甗、豆、壶等青铜器礼器为基本形式的葬俗，是北方民族尚武精神的体现。据何艳杰等先生《鲜虞中山国史》一书中载，在河北李家庄、新乐中同村、唐县北城子等鲜虞中山故地都出土过数量不等的青铜剑。另外在白狄活动的其他区域，如山西原平刘庄、浑源李峪、北京延庆军都山、河北怀来甘子堡等地也有青铜刀剑的出土。有的学者考证，在东起辽东和冀北，西迄甘肃和宁夏东北部这个半圆形地带，有大量青铜短剑出土，而这一带正是北狄（包括白狄）的活动地带。由此可见，使用青铜短剑为白狄的生活习俗，而把这种习俗带入墓葬便形成了特有的葬俗。
三是出土的陶礼器上“有暗纹，暗纹图案有网络纹、禽兽等；纹饰有绳纹、凸旋纹，鬲的肩上有附加堆纹”，还有不见于中原地区的双耳罐《研究》。以兽类作纹饰图案，为狄民族特有风格，而络绳纹、堆纹也是北方民族纹饰的一个特征。这些纹饰应是白狄游牧民族用绳子捆绑物品方便携带的反映，双耳罐的双耳是为提链的使用，也表现出了游牧生活的遗留。类似的纹饰，也见于鲜虞中山故地出土的器物上。河北行唐李家庄、平山访驾庄、平山穆家庄等都有绳络纹壶的出土；此外山西浑源李峪、原平练家岗等也出土了绳络纹饰的提链壶。相同的纹饰和风格，反映出了仇犹同这些地方的白狄人同属于一个民族。
除此之外，1996年在县城一处建筑工地上还出土了约千余枚尖首刀币，币面刻有疑似仇犹字样的标志，说明刀币为仇犹制造和使用。据黄锡全先生“先秦货币通论”中说，尖首刀币流通于白狄民族活动的区域，刀币构造带有白狄文化特色，所以被定为狄刀。这种刀币，在太行山以东，河北的灵寿、平山、藁城、石家庄、保定、易县和北京延庆等地都有集中的大量出土；山西滹沱河源头一带的代县、定襄也都出土了尖首刀币。而这些地区同盂县一样都属于白狄活动区域。
2. 仇犹国的族姓。据《世本》载：“鲜虞，姬姓，白狄也。”杜预《春秋释例》也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史记·赵世家·索隐》亦云：“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东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也明确记载鲜虞为姬姓。以上史籍的记载都说鲜虞中山的白狄为姬姓，以此推之，与鲜虞中山同属白狄族的仇犹也应为姬姓。明万历时的《盂县志》把仇犹国君称为“姬公”，也说明仇犹为姬姓。最近山西社科院原副院长张海瀛先生在为《仇犹文化》所写的的创刊词中说：“仇犹，春秋时期由姬姓白狄建立的一个文明古国的称号。”由此可见，仇犹的姓属为姬姓是可信的。
有关白狄姬姓姓氏的源流，存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为白狄与周人同姓说。《国语·周语上》记载：“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这里是说周人的先王不窋，远在夏末就跑到了戎狄地区居住。此处的戎狄，是指居住于邠地即今甘肃庆阳以东至山西汾水一带的白狄。不窋以后的十世三百余年，周人一直与白狄居住在一起，直到商代后期古公亶父迁到岐山脚下，“乃贬戎狄之俗”（《史记·周本纪》），开始改变戎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周人同白狄人在一起居住生活那么长时间，其相互影响可想而知，白狄人因周而为姬姓也是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白狄姬姓为华夏族所输入。先秦时期，华夏的姬姓贵族，通过征服或是逃亡等方式进入戎狄，从而把自己的姓氏也带给了这些民族。韦昭《国语·郑语注》说：“鲜虞，姬姓在狄者也。”就是指鲜虞的姬姓是由外进入的。据段连勤先生在《北狄族与中山国》一书中说，姬姓进入鲜虞氏的时间，史籍缺载。但姬姓进入白狄的时间，先秦史籍中却有脉络可寻。晋献公娶白狄狐氏女，生重耳与夷吾。《国语·晋语四》说：“狐氏出自唐叔，姬姓，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可见白狄狐氏为姬姓，是晋国始封者唐叔虞之后，这便证明早在西周初年，姬姓就进入了白狄。而此白狄，据阎若壉《四书释地续》说，“交城为狄地”，“舅犯实生其地。”舅犯指重耳的舅舅狐偃，说明晋文公的舅舅家白狄狐氏在今山西交城县。后来这部分白狄东迁，同其他东迁的白狄人建立了包括仇犹在内的白狄部落联盟国家，因此也自然把姬姓带入这些国家成为它们的姓氏。
不论哪一种说法，都为白狄姬姓说提供了依据，也证实了仇犹的族姓为姬姓是有可靠根据的。
六、仇犹国的封建君权制度
由于仇犹是戎狄民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并不属于中原华夏文化系统，自然便受到正统史学的歧视和冷落，造成史籍对它记载的缺失。因此，我们很难揭示出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完整面貌。现在只能从少量的资料和遗存中略窥其一二。
虽然史籍对仇犹国的世系传承缺载，但《吕氏春秋·权勋》和《韩非子·说林》篇都曾有“仇犹之君”的记载。仇犹之君即为仇犹国的最高统治者。这个仇犹之君，是仇犹国的最后一个君主。他虽是末代亡国之君，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不听劝谏、利令智昏的一面，还应当看到他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从他“斩岸堙溪”坚定迎钟的态度中，表现出了他具有敞开胸怀、引进华夏文化的开放气度；从他为讨“大国之欢”，曲意迎钟的无奈中，反映出了他为维护与晋友好关系大局而韬光养晦的战略眼光；从他在面对国家生死存亡之时，率领军民与突袭的晋军血战到底、壮烈殉国壮举中，表现出了他高尚的民族气节。所以，他获得了仇犹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在县境内的仇犹山等多处地方，自古以来就建有仇犹天子庙以祭祀仇犹君，民间一直也将其视为“天子”来尊崇看待。但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各戎狄国家之首领均称“子”，仇犹也不例外。“子”在春秋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制中，是很低的一个爵位，作为非正统的戎狄国家，按照周礼只能享受这样一个较低级别的待遇。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白狄子即白狄的首领。又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攻打肥国“获肥子”，肥子就是肥国的国君；《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晋荀吴灭鼓后，擒“鼓子而归”，也称鼓国之君为子。这些都佐证了仇犹之君实质上也是个“子”的爵位，远远够不上天子之尊。
虽然爵位不高，但仇犹君终究是一国之君，在国君之下，也有文职武将。2003年县城北关东周古墓曾出土了一个五鼎墓，此墓判定为仇犹国的遗存，是大夫一级的墓地；在县城东南十公里许的“将军岭”和“将军墓”，县城北三里许的“折将坪”，都是以仇犹将军而名的地方；《吕氏春秋》所记载的赤章蔓枝，是一个为仇犹君出谋划策的儒士；另外，流经仇犹古城的香河，据说因洒满仇犹后妃宫女亡国时的血泪而有此名的。所有这些史实或是传说，反映了仇犹国已经按照周礼，构建起了封建君主制度，存在以国君为核心，包括大夫、将军、谋士等组成的国家权力中心和有后妃、宫女等的后宫制度。
七、仇犹国的社会经济
关于仇犹国的社会经济，史籍记载几为空白。我们只有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民族习俗以及考古发掘的资料中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经济。仇犹国的农业经济，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和影响，可以想见是很落后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之事，戎狄之杂居中原者，大抵皆在于山谷之间。”仇犹所处的太行山西麓，正是这样山高谷深的地方。“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七）更可知其舟车不通、交通不便的状况。这样的山地环境，加之白狄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畜牧业自然成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但在仇犹境内除山地外，还有滹沱河、龙华河、秀水河和香河等大小流域的丘陵和平地，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仇犹的农业经济，应是以畜牧业为主又少量兼营农耕生产的模式。
二是较为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从近年来出土的大量陶器和一些青铜器看，仇犹国有较为发达的制陶和制铜的手工业生产。1987年在仇犹古城的发掘中，曾出土了铜镞一件；2003年北关东周墓又出土了青铜剑8把、戈4件，还有车马饰器等；此前的1996年，一处县城建筑工地上也曾发现了1000余枚仇犹尖首刀币。在这些所发现的青铜器中，其中有一些青铜剑造型精美，有的剑鞘可见，有的剑首为空管形，造型水准很高；发现的青铜刀币上还刻有大量铭文。这些都反映出仇犹国已具有了高超的范制工艺技术。大量钱币与镞的发现，说明了当时仇犹已经使用陶范或石范的制造模具来提高生产效率；而在冶炼制造技术上，也已掌握了最基本的浑铸方法；从车马饰器的多环相扣的构造，表明已能够使用分铸法来铸接和焊接部件复杂的器物。
除青铜器制造业外，仇犹国的制陶业也很发达。1987年在仇犹古城遗址的发掘中，曾出土了大量陶器，有鬲、盆、甑、罐、小口罐、豆、碗、盂以及板瓦、筒瓦、半瓦当、瓦丁等；2003年县城北关东周墓地出土了数量可观的500多件陶器，有“鼎、豆、壶、鬲、高柄小壶、甗、盆、罐、小罐、双耳罐、舟、匜、带流盆、三足錛、錛、简形器、鸟柱盘、灶等“（《研究》）其中许多都是仇犹遗物。以上所列如此众多的出土陶器，表明仇犹国的制陶业已经具备了可观的规模，进入到了一个制陶业发达的时期。
从发现的陶器种类来看，有日用器具、礼器和建筑构件。日用陶器有用作炊器的鬲、甗、甑、灶，盛放食物的罐、盆、盘，饮食用的豆、碗和饮水用的壶、小壶、高柄小壶，此外还有盥洗用的匜；礼器以鼎、豆、壶为主，辅以舟、盘、匜；建筑构件有板瓦、筒瓦、瓦当、瓦丁，甚至有用于宫殿建筑的红陶大板瓦。这些器物的种类与中原列国基本趋同，显示制陶业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赶上了华夏诸国的水平。
从制作质地和纹饰色彩上看，“总体制作精良，分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器大部分磨光，部分有彩绘，较好的陶器有暗纹。暗纹图案有网络纹、云纹、禽兽等。纹饰有绳纹、凸旋纹等。”（《研究》）1987年古城遗址发现的陶器也“大多磨光加暗纹，质量考究”，如黑皮磨光高柄陶豆、灰陶磨光盖豆、黑彩白陶、红陶碗、黑皮红陶大板瓦等。磨光加暗纹的装饰，产生的是一种娴静典雅的艺术效果，而黑、白、红陶和彩绘的出现，则显示了工艺水平的提高。这些陶器纹饰的多样化及技术质量的提高，不但反映了高超的制作技艺，也反映了仇犹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审美爱好，浓缩了古国深厚的人文底蕴。
此外，从大量钱币的发现，反映出仇犹国已由“物物交换”的原始方式过渡到了货币流通，已经显示出了商品经济的雏形。
八、仇犹国的文化和社会风尚
仇犹乃是白狄民族所建立的小国，在历史上仅存在了百余年，文化底蕴较浅。但它在地域上西邻晋国，深受晋文化的影响，不断吸收和融合了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它又东属鲜虞中山，同其一体保持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因而形成了独有的仇犹本土文化。我们仅从很少的文字及遗存资料中，看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表现：
一是崇尚儒家文化思想。在《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先秦史籍中，都把仇犹君描绘为贪钟亡国的负面典型，我以为这不免有失公允。仇犹君为什么对晋国所送之钟那样“情有独钟”？钟虽为一种古乐器，但它象征的却是华夏的礼乐文化。仇犹君所以“欲钟之心胜”（《吕氏春秋·权勋》下同），正表明他学习、引进华夏先进文化的迫切心情；所以不听臣下劝阻，“斩岸堙溪”（同上）也要迎钟，更表明他“敞开胸怀，迎接文明”（张石山·《忠义藏山，高绝千古》）的坚定态度。他在引进华夏文化中，尤其重视对儒家治国理念的吸收和使用，突出表现在选贤任能、重用儒士方面，赤章蔓枝的任用便是典型事例。赤章蔓枝对当时列国形势了如指掌，对大国的图谋野心保持清醒的警觉，是一个具有很高政治智慧的人。这一点从他识破智伯送钟阴谋，反对开路迎钟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劝谏仇犹君时，开头便引用儒家经典中的话说：“诗云：‘唯则定国’……”（同上）这里的“诗云”是指《诗经》所说，其实此处所引用的话并不是出自《诗经》，而是源于《左传》。无论《诗经》还是《左传》，都是儒家经典。“唯则定国”讲的是秦国大夫公孙枝劝秦穆公，要学习周文王顺应天地法则才能安定国家的道理。借用儒家经典中故事劝谏君主，可见赤章蔓枝是个熟知儒家思想的儒士。当他的再三劝谏而不被采纳时，他便“断毂”决绝而去。“合则留，不合则退”，是春秋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奉行的仕官原则。从赤章蔓枝的“忠贞不用，远身可也”（同上）的断毂而行举动中，表明他并不是仇犹本国世袭官位的贵族，而是个游说到仇犹任职为官的儒士。我们熟知的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就是孔子为推销他的政治主张而到各国去游说；孟子也曾到诸侯各国游说自己的王道思想，他们同样都做过游说之士，这反映了那个时代游说之士存在的普遍性。所以赤章蔓枝离去时，仇犹君并没有把他当叛徒去追杀，而是任其来去自由，表达的正是一种开放宽容的胸怀。
二是独有的社会生活习俗。白狄民族喜乐游戏的风尚，在仇犹也很盛行。仇犹君那样的对钟贪爱，表明他对晋国礼乐文化的渴望追求。据晋国侯马铜遗址发现的大量乐器范看，当时晋国对钟的加工精度非常高，呈现出大型化、精致化发展的趋势，使乐器逐渐从祭祀重器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上层社会娱乐的器具（郭永清·《仇犹国君接受智伯大钟与春秋晚期乐文化变迁》）。晋国送给仇犹的可能正是这种大型的、精致的用于娱乐的乐钟，这也正迎合了仇犹君主的喜好。君主的娱乐所好，促使民间社会喜乐之风更盛。
白狄民族的尚武尚勇精神，我们可以从其特有的葬俗中得到证实。用青铜兵器作为礼器的特有葬俗，流行于白狄民族国家。2003年县城北关墓地就出土有剑、戈、镞等青铜兵器的礼器，说明作为白狄民族的仇犹人生前有尚武的民风。仇犹民族源于北方游牧民族，东迁定居建立国家后，依然保留了尚武尚勇的民族遗俗。这种尚武传统所以能够长期保留并成为社会风尚，也是迫于周边列强威胁的险恶环境，为了生存便不能解除武装。一个尚武的民族，必是一个英勇善战、威武不屈的民族。我们可以从仇犹遗址和民间传说中，看到仇犹人在遭到晋军突袭、面临国家生死存亡之时所表现的英勇抗敌、不畏牺牲的精神。至今仇犹山下的北庄村，仍保留有“围巷”、“折将坪”、“披头崖”、“天灵盖”等地名，传说这些地方都是当年仇犹军民与晋军殊死战斗而遗存的纪念地。
仇犹国的文化，尽管保留了自己民族的一些传统特色，但华夏文化对它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到了后期仇犹文化便逐渐融入了华夏文化之中。我们从北关东周墓地中所发现的石圭、玉器等，说明中原玉文化已影响到了仇犹，“君子比德如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这些儒家思想观念，已被仇犹人所接受，至少在上层社会佩玉成为了一种风尚。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墓地发掘中看到，“墓地布局排列有一定规律，且有对子墓”；墓葬形制“均是平面为长方形的口大底小的竖穴土坑墓”；“葬具均用棺椁制度，以仰身直葬为主”；“随葬品以陶礼器为主，主要组合是鼎豆壶，并辅以舟盘匜，这同中原地区同期墓葬礼器组合相同。”（《研究》）从这些墓地布局、墓葬形制、葬俗及随葬品等已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反映出了仇犹的后期文化，已经融入以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系统，这无疑是一种文化的提升和进步。
九、仇犹国与晋国的关系
仇犹立国后，它的近邻主要有两家。在它的东边是鲜虞中山，同它是同族同姓，同属于一个白狄部落国家联盟。仇犹为鲜虞中山的属国，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对象。在它的西边和西南边是晋国。晋国是大国，又是春秋五霸之一。因此，处理好同晋国的关系，应是它外交政策的主题，关乎到它的生死存亡问题。仇犹同晋国的关系，不仅是小国同大国的关系，更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戎狄民族同华夏族的关系，彼此的交往和融合，经历过了比较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仇犹充当的虽然不是主要角色，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弄清仇犹同晋的关系，还需先从晋狄关系开始谈起。
首先，晋与狄有着紧密的地缘关系。早在春秋初，晋国周围就“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在它的东面有赤狄六部落，南面是陆浑之戎，西面和西北面为白狄。因此，晋国的生存和发展，是在突破戎狄包围的斗争中实现的。其次，晋狄之间又存在着割不断的姻亲关系。据《史记》载：“重耳母翟（狄）之狐氏女也。”可见重耳的父亲晋献公曾娶狄女为妻，生重耳和夷吾。献公所娶狄女就是居于交城的白狄狐氏。公元前672年，献公伐骊戎，灭其君，获骊姬姐妹归。据沈长云先生在《骊戎考》中说：“骊戎属所谓姬姓之戎，它实际就是著名的犬戎或犬戎的一支，亦与春秋的白狄相同族属。”由此可知晋献公所获骊姬姐妹亦是白狄女。骊姬生奚齐后，企图以己生的奚齐代世子申生，于是给献公进谗言，欲谋害申生、重耳、夷吾。在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便发生了史乘所称的骊姬之乱，在此次事件中，申生自杀，重耳出奔于狄。重耳在狄期间，“狄伐廧咎如得二女，狄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史记·《赵世家》）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继他父亲献公之后又娶狄女为妻，延绵了与狄的姻亲关系。到了晋文公的孙子晋景公时期（前600—581），晋景公为笼络强大的赤狄，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赤狄潞氏之君。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婚姻，为后来的和亲政策开了先例。晋狄之间的姻亲政策，反映了晋狄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上所说是指晋与狄人即北狄族的整体关系，而仇犹属北狄中的白狄族，因此，下面重点论述晋与白狄关系，这是一段长期斗争与交融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以对抗为主的阶段。在春秋早期的晋献公时期（前676—651），是晋国历史上领土扩张时期，扩张领土对象主要为狄人部落国家。公元前672年，晋献公伐居住在今山西晋城、阳城二县沁水附近的骊戎，《国语·晋语》中载此次战争“灭骊子，获骊姬以归”，骊戎（属白狄）从此灭亡。骊戎灭亡后，晋又攻打与骊戎相连的另一狄部狄柤，狄柤由此而亡。公元前661年，晋把军队由一军扩为二军，令太子申生率一军伐东山皋落氏，晋“败狄于稷桑而返”，稷桑之役仅仅是打败了狄人，显然没有达到灭亡皋落氏的目的。此后晋国由于骊姬之乱以及晋惠公时期韩之战的失败，使晋国国势衰微，北狄反而开始活动频繁，以扩大自己的领地和影响。从公元前661年《左传》开始记载狄人的活动起至公元前601年“白狄及晋平”止，这一时期，北狄还是一个统一团结的部落联盟国家，白狄属于北狄联盟的一部分，它同赤狄的关系密不可分。赤狄与华夏诸国尤其是同晋国连年发生的战争，白狄也紧密配合赤狄，对晋采取军事行动。公元前661年至公元前659年，赤狄连续在中原地区攻邢伐卫；而此时的白狄也与晋战于采桑（前653—652）。公元前650年赤狄南下灭温，前646年接着伐郑；而白狄也于公元前644年，乘晋新败（秦晋的韩原之役），攻晋之狐厨（今山西临汾西南）、受铎，并渡汾水至昆都（临汾南）。这表明此时的赤狄与白狄是同仇敌忾，所不同的是赤狄是在中原进行战争扩张，而白狄却是同晋国争夺地盘。公元前636年晋文公入主晋国当政后，第二年即派大军夺取了狄人占领的东周南阳之地，并驱逐了东周王城的狄人势力。晋文公又于公元前631年作三行（军），过两年又设五军以御狄人。晋国再三扩军以对狄人，说明狄依然是晋的强大对手。公元前627年，白狄乘晋文公死去不久和秦晋在殽山大战之机，进攻晋国北方的箕邑（今山西蒲县东北），在同晋发生的箕之战中，“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这次晋狄之战以晋擒获白狄首领而告结束。从上面所述晋狄对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晋文公执政并称霸，是狄人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也是北狄部落联盟由统一团结走向分裂的转折，狄人既不能从战争中搂获财富和人口，内部各部落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化，因此，随着北狄走向分裂瓦解，晋与白狄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是和平为主的阶段。晋文公末年，北狄部落联盟国家发生了内乱。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即公元前628年载“狄有乱”。说明北狄内部开始了分裂与瓦解的过程。公元前616年，长狄首先从北狄统一联盟中分裂出来，而后在齐鲁的攻击下，于公元前607年灭亡。公元前601年，白狄从赤狄联盟中分裂出来后，史载“白狄及晋平”，也就是白狄与晋国达成了和解。接着白狄“会晋伐秦”（《左传·宣公八年》），又与晋国结成了联盟。后来在公元前598年，则归降了晋国。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白狄由于“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秋，会于攢函，众狄服也。”这说明白狄是不再愿意听从赤狄的役使，于是同众狄一起在攢函会见了郤缺，归附了晋国。由于白狄等众狄脱离赤狄与晋媾和，造成赤狄与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从公元前603年起，赤狄连年攻打晋国。当年伐晋围怀（今河南武陟县），公元前602年攻晋取向（今河南济源南）北之禾；公元前594年，赤狄相酆舒杀晋景公的姐姐潞君夫人，使晋景公决定出兵讨伐赤狄。先由荀林父率师攻伐潞氏，败赤狄于曲梁（今潞城西），灭潞；随后于公元前593年，晋士会率师伐赤狄其余诸部甲氏（今山西屯留北）、留吁（今屯留南）、铎辰（今长治东），皆取之。公元前588年，晋又同卫国一起灭掉了赤狄最后一支力量廧咎如。至此赤狄部落集团终于被晋国全部消灭。这就是北狄分裂而白狄归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赤狄的灭亡，白狄与晋关系的改善，都十分有利于晋与秦的对抗和在中原与楚争霸。在公元前578年的秦晋麻燧之战和公元前575年晋楚的鄢陵之战中，白狄对晋国都保持了善意的中立，既未助秦楚抗晋，也未像以前那样乘隙攻击晋国。由于晋已无戎狄后顾之忧，因而使晋在麻燧之战中大胆放心地深入秦国领土麻燧（今陕西泾阳北），又进至侯丽（今礼泉）俘获秦将而还；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也大获全胜，楚共王受伤夜遁，楚国大将子反自杀，从而保持了晋在中原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晋与白狄联盟的形成和稳定，引起了秦国的不安，因为这将给秦国边境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于是秦国采取秘密挑拨离间的手段，在晋与白狄间制造矛盾。公元前579年，在秦的唆使下，白狄出兵攻打晋的交刚（今山西隰县），晋被迫应战，打败了白狄的进攻。后来秦国的阴谋被晋与白狄识破，尤其是白狄在交刚之战中遭到了失败，对秦更为憎恨，并向晋揭露了秦的两面手法。而晋国也在败狄后的公元前578年，派吕相赴秦，给秦桓公送达著名的《绝秦书》，历数秦的罪恶而同秦断绝关系。此后晋狄的关系更加稳定发展，导致了晋悼公时期和戎政策的实施，从而把晋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公元前573年，悼公入主晋国，晋国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争权夺利的政治危机宣告结束。晋悼公当政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诸侯国家和相邻的戎狄民族中博得了声望。公元前569年，山戎无终部酋长派人到晋国求见魏绛，请求悼公实行“和戎”政策。魏绛在分析列国形势后，从加强晋国在同楚国争霸的地位出发，力劝悼公把“和戎”作为国策，他对悼公说：“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也，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亊晋，四邻震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在这里历数了与狄人媾和的利益，其要害是停止掠夺性战争，代之以和平的易货易土的手段兼并戎狄土地，利用戎狄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争霸战争。悼公听从魏绛的建议，在晋国全面推行和戎政策。晋国和戎政策的实施，不但使悼公在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实现复霸，同时也导致了白狄东迁和仇犹国的诞生。可以说，仇犹国就是晋狄和平交融中的产儿。
仇犹立国后同晋国的关系，虽然史籍语焉不详，但我们依然能从《吕氏春秋》等的记载中看出一些端倪。当智伯“铸大钟方车”送仇犹君时，“仇犹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而赤章蔓枝陈述利害后，劝仇犹君拒绝迎钟。仇犹君对赤章蔓枝说：“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左氏春秋·权勋》）由此看出，仇犹君并不单是出于贪钟之欲而迎钟，他是不愿逆大国的意愿，以赢得其欢心，从而得以维护与晋国的关系大局。从晋国送钟和仇犹君毫无顾忌的迎钟态度中，可以看出两国是和平友好的。这里虽然说的是仇犹国最后一个国君与晋国的关系，但可以想见，这一政策是延续下来的。仇犹立国后，同其相邻的晋国，一直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韬光养晦、和平交往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无疑是种明智的生存战略选择。仇犹作为一个在列强隙缝中生存的戎狄小国，能够屹立于诸侯林立的乱世，没有正确的与大国强国相处的外交策略，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它的同盟国肥、鼓相继被晋灭亡，它依恃的宗主国鲜虞中山也在同晋的对立中数度消亡，而它依然能够存在那么多年，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正确的外交政策。
第三为战争兼并阶段。春秋中后期，晋楚之间长期争霸战争，带来了各自国力疲乏，国内矛盾加剧，争霸战争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所以在公元前557年晋楚湛阪大战后，于公元前546年，晋楚及其盟国在宋都商丘召开了弭兵会议，宣告了晋楚争霸战争的结束。弭兵会议后，晋国内部斗争激烈，卿族之间矛盾突出，随着国君势微，卿族对土地诉求的渴望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向外扩张成为解决土地问题、转移内部矛盾的一种手段。而弭兵会议限制了晋国向南扩张的道路，因此，晋国只好放弃和戎政策，把扩张的对象转向北方的戎狄部落。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晋国的战略扩张方向完成了向南争霸到向北开疆拓土的转移，从而使戎狄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作为戎狄民族的仇犹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公元前541年，晋国首先向和戎政策的发起者群狄和无终部发难。“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左传·昭公元年》），晋军“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