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岩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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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卢作孚试读：
卢作孚小传
凌耀伦
卢作孚是在辛亥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推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建国思想，主张“实业救国”，以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乡村建设”而著名于世，成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他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曾被毛泽东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他的业绩至今为人们所称许，其成功之道对今天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卢作孚于1893年4月14日出生在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为挑卖麻布的小商贩。卢作孚自幼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异，尤以数学、语文成绩超群，受到乡里父老和老师的器重，但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1908年，卢作孚在亲友资助下步行到成都一所补习学校专攻数学，后嫌课程太浅，进步慢而离开了学校，住在免费的成都合川会馆里，开始刻苦自学。在环境嘈杂，住宿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半年内学完了全部数学课程，做了大量难题。为了能读国外书籍，他又刻苦攻读英语，显示了惊人的毅力。次年，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他又大胆招收数学补习生，兼教中学数学，边学边教，并先后编著了《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等难题解，以卢思的笔名在成都提学使署立案，准备出版发行。这时，他只有十六岁。
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开始研读许多国内外的进步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探索救国救民之途，并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
辛亥革命以后，卢作孚主张“教育救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并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后又相继担任成都《群报》记者兼编辑，《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进步作家李劼人的职务，担任《川报》社长兼总编。在此期间，卢作孚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拥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映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
1921年，卢作孚应川军第二军九师师长杨森的邀请，到泸州任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了通俗教育活动，并聘请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开展了以民众教育为中心的通俗教育实验，提倡放脚，剪辫，男女同校读书，讲清洁卫生等移风易俗的活动，推进了爱国运动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影响遍及全川。1922年，四川军阀爆发一次混战，杨森被逐出川南，赖心辉部占领泸州后，反对卢推行的新文化教育活动，卢作孚、恽代英等先后被迫离开泸州。1924年杨森在成都重新上台，邀卢到成都任教育厅长，卢婉辞，建议创办成都通俗教育馆并出任馆长，在很短时间内，便使馆址所在地的成都少城公园成为一个宣传新文化和科学文化艺术以及游览的中心，是当时全国办得最有成效的通俗教育馆，表现了卢的组织才能。
1925年，四川内战再次爆发，杨森被逐下台，刘湘接任川政，卢作孚的教育救国实验又重蹈川南新教育实验的覆辙。他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试图依靠军阀支持是办不好事业的，毅然辞去了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他推崇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学说，选择了依靠实业，振兴中华的道路，遂于1925年秋，在合川筹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卢作孚办民生公司是白手起家的。由于当时的华轮航运公司受到帝国主义垄断势力的打击和本身管理的不善，无不经营困难，连年亏损，因此有钱的绅商多不愿投资航运事业。卢作孚认为“航业为各业之母”，决心从航业着手振兴实业。民生公司最初集资2万元，实收股金仅0.8万元。卢筹借路费600元到上海，在合兴造船厂订造了一只70.6吨的浅水铁壳小轮，造价3.5万元，最后由合川县教育局局长陈伯遵挪用县教育经费和前任合川县县长郑东琴等的借款支持，才将船款凑足。小船命名为“民生”，1926年7月驶回合川，民生公司开始正式营业。
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经营下，通过“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业”等战略的实施，发展很快，从1929年的3只小轮增到1935年的44只，吨位由230吨增加到16 800余吨，职工从133人增加到2836人，股本从5万余元增到120万元，资产从3万元增到730余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的61%。到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的轮船达到46只，1.8万余吨位，职工3991人，股本为350万元，资产达到1215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业务，开拓了近3000公里的内河航线，航线延伸到上海，并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在长江航线上的实力，接近了太古、怡和等外资企业和招商局，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其发展速度之快，中外为之瞠目。
卢作孚在创建民生公司的同时，还在四川创办了一些其他企事业。他兼任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的嘉陵江三峡地区防务局局长，开展了以北碚为中心的峡区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一地区创建了北川铁路公司，修筑了解放前四川惟一的一条轻便运煤铁路，创办了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四川第一个机器织布厂——三峡织布厂，四川第一所科学研究院——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学校、公园、医院、报馆、银行等企事业。几年时间即将一个贫穷落后、社会治安非常混乱的“土匪窝”建设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秩序安定的北碚文化风景区，也是民生公司培养人才的基地。此外，卢作孚创办的合川水电厂，也于1928年投产，使合川成为四川最早同时使用电灯和自来水的县城。
1929年，卢作孚应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之邀，出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他在任期中，不仅解决了各地驻军任意扣压轮船当差，官兵无票强行搭船和码头秩序十分混乱的问题，而且通过动员码头搬运工人的力量，不为不接受航管处士兵检查的日清公司装卸货物，迫使外商轮船接受中国武装的检查，开创了自《天津条约》丧失内河航行权以来中国士兵检查外轮的先例。
1932年，卢作孚辞去了峡防局局长职务，全力以赴从事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并以极大的兴趣和毅力研究了中外政治经济形势，我国的社会民情及新的企业管理体制等，先后发表了《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等文章或演讲三十余篇，提出了在中国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建立新的集团生活，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及在企业经营管理上重视人的因素，加强职工培训等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5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一年后拟赴欧考察，辞去了该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卢作孚放弃了欧洲考察之行，全力投身于抗日工作，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他向民生公司提出了“民生公司应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口号，并亲自指挥了民生公司抢运4个师2个旅的川军出川开赴抗日前线。同时参与完成了国民政府后撤武汉的紧急任务。1938年初，卢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10月武汉失守，这时长江上游90%以上的运输靠民生公司承担，而当时的支前后撤任务又十分紧迫，大量后撤人员和10余万吨的迁川器材及其他物资积压在宜昌，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面对这险恶的形势，他亲赴宜昌指挥，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沦陷前夕，将全部人员和物资抢运到四川，此举被中外誉之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据统计仅抗战的前三年，民生公司共运了各种人员150余万，物资约100万吨，而自己却损失了船舶16艘，牺牲员工100余人，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卢作孚为实现他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发展多种实业的主张，在抗战期间，他一方面尽力扩展民生公司的附属企业，使民生机器厂不仅能够承担本公司全部船只的修理，并能制造各种锅炉和制造较大的新船，成为大后方最大的民间机器制造厂；另一方面，又对西南70多个企业进行投资，特别是与民生公司需求密切相关的煤、钢、机器制造等行业。如后方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公司和最有影响的渝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民生公司都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终使民生公司成为大后方最强大的、跨行业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
1940年卢又被任命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他提出了著名的粮食运输“几何计划”，即将各地粮食先集中于沿江的几个点上，然后用船运到重庆等大城市和前线。对解决当时很困难的粮食运输与军需、民食起了很大作用。1941年，卢因健康状况不佳辞去了该职，1943年又辞去了交通部常务次长职务，从此再未担任政府要职，全力从事实业活动。他总结十多年办实业的经验，先后写成并发表了《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工商管理》、《论中国战后建设》等论著，并于1946年被重庆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讲授工商管理学。在《工商管理》一书中，他提出了一整套企业管理的方法，其中包括一整套具有西方“行为科学”色彩的见解，为中国式管理科学的创建做出了贡献。他的这些论著，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同时被喻为旧中国的两个管理理论家。
抗战胜利后，卢即着手筹划民生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响亮地提出了“把民生公司的旗帜插到太平洋上去”的设想，确定了战后发展海洋运输的战略。1944年10月，卢赴美参加国际通商会议，提出了维护我国航运利益的三条议案，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同时与加拿大三家银行签订了借款1500万加元，并在加制造12艘大、中型内河客货轮的合同，回国后因受到宋子文等人的刁难，国民党政府拒绝为借款担保，直拖到1946年问题才得到解决，但原能造12艘船的借款，因加拿大物价上涨，只能制造9艘了。这9艘“门”字号客货轮于1948年起陆续交货。在此期间卢作孚又向美国购买了退役的登陆艇、油轮、驳船共20余艘，并与金城银行合作组成“太平洋轮船公司”，航行东南亚及日本。1947年，民生公司已达到它的鼎盛时期，拥有各种轮船120艘（不包括未交货的7只“门”字号轮船），驳船33艘，总吨位58 000余吨，职工89 000余人，航线不仅遍及长江各口，而且在台湾、香港设立了办事处和分公司，使航线延伸到日本和东南亚，初步实现了他发展海洋运输的理想。
但是，1947年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和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已处于总崩溃阶段，民生公司也面临营业不振、财务拮据的局面，劳资矛盾随之加深，维系公司的精神支柱——“民生精神”也受到严重冲击。1949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溃逃台湾后的封锁和劫掠，民生公司有18艘大轮被迫停于香港，无法营运，使卢作孚处于内外交困的绝境。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50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关怀和缜密的安排下，爱国实业家卢作孚毅然从香港返回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并被邀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随之返渝，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继任民生公司总经理。他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历尽艰险，亲自设法把滞留在香港的18艘船只，避开蒋军的重重封锁，先后开回祖国大陆，为新中国航运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1月，卢作孚在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向卢表示，希望他留在中央工作，卢表示要先回重庆处理民生公司遗留事务，不幸于2月8日在重庆去世，终年59岁。
卢作孚的一生，是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奋斗的一生，民生公司只不过是他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场所。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大企业集团的总经理，却没有一份股权，全家生活只靠他领取的薪金维持。股东们为酬谢他的功绩，虽赠送了一些“干股”，但他从未领取分文红利。卢虽然常身兼数职，但只拿一份工资，其他薪金收入，包括送给他的车马费，亦全部捐赠文教公益事业。卢生活简朴，长期与公司职员一起在公司食堂共同进餐。卢的住房是租用的一般平房，担任政府要职时也未移居官邸。他有三子二女，卢对他们要求很严，从不让他们专门使用他乘坐的专车，卢夫人亦亲自操持家务。1942年，一位美国朋友送卢一台收音机，他也转送公司。卢去世时无片瓦寸地或其他财产以遗家属。正如美国杂志《亚洲与美洲》登载的一篇题为《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文章所评：“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作孚对中国航运事业的贡献，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刻苦学习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及他亲自创造和总结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大量著述，都成了我们今天宝贵的财富。“他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①
作者：凌耀伦，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卢作孚研究会（筹）会长。
①见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卢作孚先生的结论》。
纪念父亲卢作孚
卢国维 卢国纪 卢国仪 卢国纶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在同黄炎培先生等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曾举出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卢作孚是我们的父亲。他于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以挑卖麻布为生的小贩家庭。由于家境贫穷，勉强读完小学即辍学。那时候，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国家处于危亡，人民苦难深重。父亲满怀忧国忧民的心情，愤然离开故乡，步行前往成都，寄居于合川会馆，刻苦自学，博览群书，寻求救国的途径。不久之后，他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运动。民国成立后，他眼见军阀割据，国家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成果付诸东流，痛惜之余，遂一心一意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江安、合川的中学任教。1919年他担任成都《川报》编辑和主笔时，又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一起，满腔热情地投入“五四”运动，利用《川报》作为斗争工具，不断抨击时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通过“五四”运动的斗争，他深感民众觉醒的重要，决心改行从事民众教育工作。1921年，杨森邀他去泸州任川南道尹公署教育科长，这使他获得了开展民众教育的机会，于是他又特邀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王德熙、恽代英等到川南师范学校主持校务，进行新教育的试验；同时创设通俗教育会，开展民众教育活动。短短半年多，“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即蜚声全川，可惜因军阀混战，半途而废。父亲不得不与恽代英先后赴上海，1923年回到重庆，与萧楚女同在二师任教。1924年，他又应杨森之邀去成都，在少城公园内创办通俗教育馆，以十分生动活泼的形式，继续推进民众教育工作。仅一年余，不幸又因军阀混战而中止。此时，他深感没有自己的经济事业作为基础，要单独搞民众教育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决定转而从实业和地方建设着手，同时发展科学文教事业，逐步改变国家面貌，以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这时他正32岁。
受这一新的思想的影响，父亲于1925年离开成都，回到合川，依靠集资，赤手空拳地创办了民生公司。1927年在他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后，又开始了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几年之后，川江航运及北碚三峡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民生公司从创办时只有一艘70吨的小轮“民生”，行驶重庆至合川间，到抗日战争开始时的1937年，已经拥有大小轮船46艘，基本上统一了川江航运，结束了民族航业面临破产的危殆局面，航线一直延伸到上海，迫使帝国主义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维护了四川的内河航行权益；北碚嘉陵江三峡原是一个盗匪横行的山区，人民深受其苦，商旅裹足难行，几年之内，也变成为一个经济和文化日益发达的风景区，有了工厂、煤矿、科学院、博物馆、学校、医院、公园、动物园、运动场，还建成了风景优美的北温泉公园，成为后来的旅游胜地。
1929年，父亲兼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时，曾同外国航运势力进行过一次激烈的斗争。当时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轮船，凭借不平等条约，无视中国主权，在我国内河横冲直撞，为所欲为。川江也不例外。父亲对此早已十分愤慨。他就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后，即下令一切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口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接关，并由该处派兵上船检查。外国轮船起初拒不服从命令。父亲却早已与码头工人联系好，不给他们装卸货物。就这样迫使外国轮船公司低头认输，开创了中国士兵第一次登上外国轮船检查的先例，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狂妄气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风暴席卷全国，父亲一直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他强烈呼吁四川各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向各界人士印送自己写的、揭露日本侵略阴谋的小册子《东北游记》；动员北碚地方的学生和青年组织“北碚抗日救国义勇军”，亲自为他们拟定标语口号，号召“一致团结”、“赶赴前敌，共救国难”。在民生公司内部，他也积极组织职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军事训练；邀请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郭沫若、黄炎培、杜重远等到公司讲演；在每次朝会上全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其他抗日救亡歌曲；在每个职工的床单上印着他亲拟的16个字：“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亡国家大难”。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我国。其时父亲在上海，准备出国去欧洲考察实业。他毅然放弃了欧洲之行，将全部精力立即投入抗日战争中。当时有人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要结束了。父亲的想法截然相反。他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顾不上祖母在北碚病危，却应国民政府邀请，匆匆由上海赶往南京，去帮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他从南京电告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首先是四川有四个师、两个独立旅需要赶运到前线去，民生公司集中了所有的轮船，两个星期内将这些部队全部赶运到宜昌。紧接着，又从镇江接运上海、无锡等地撤退的工厂；从南京接运撤退的机关人员和学校的师生、仪器、图书；从芜湖接运撤退的金陵兵工厂；从武汉接运撤退的所有兵工厂和钢铁厂。在整个撤退运输期间，父亲都始终坚守第一线，亲自指挥，以十分果断的魄力处理和解决遇到的一切困难和复杂问题。如河南的中福煤矿公司撤退到武汉后，无力继续后撤，眼看将会落入敌手。父亲在汉口与中福公司负责人孙越崎商谈只5分钟，就作出决定，由民生公司帮助将该公司的全部设备、器材和人员运进四川，与北碚的天府煤矿合作。后来这个煤矿成了战时重庆最重要的燃料供应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直到武汉沦陷前夕，父亲才撤离汉口，匆匆飞赴宜昌，去迎接新的战斗。当时宜昌的情况极为混乱。从长江中、下游撤退到这里来的设备、器材有9万吨以上，乱七八糟地露天堆放在沿江两岸的码头上；还有3万以上的人员拥塞在宜昌街头，焦急地等待着进川。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都集中在这里。敌军正在进逼，人心非常恐慌。各个轮船公司挤满了交涉抢运的人。办理运输的人员，都在全力办理交涉，无法办理运输。眼看川江的枯水季节将要来临，船运却因忙于交涉而陷于停顿。
在这危急时刻，父亲在宜昌一刻也不休息，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有关人员研究，根据长江上游还有40天左右中水位，可以行驶较大轮船，计算了轮船40天的运输能力，制定出最佳的运输方案；然后通过当地船舶运输司令部召集所有撤退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亲自向大家宣布他的运输计划，呼吁停止交涉，办理运输。秩序迅速代替了混乱。一天以后，24艘轮船（其中22艘是民生公司的船，其余2艘是挂法国旗的中国船）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和上游各港口之间，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在整个40天的紧张抢运期间，都是由父亲亲自指挥，直到什么船装运什么设备器材，都由他亲自分配安排。每到夜间，他还常去江边码头和船上亲自检查装船情况，夜以继日地工作。40天之后，3万人员早已运完，设备、器材运走了2/3。又过了20天，原来堆满沿江两岸的物资，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零碎废铁。战时最紧张的宜昌撤退结束了。这次举世瞩目的撤退，被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
父亲在抗日战争期中，为战时运输费尽了心血，也为后方的工业建设付出了巨大精力。他所扶助建立的工厂，除天府煤矿外，还有民生机器厂、渝鑫钢铁厂、恒顺机器厂、大明染织厂，对于支援抗日战争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为了发展我国的民族航运事业，父亲又亲自前往加拿大和美国，向加拿大洽商贷款建造新型客轮，并在美国购买货轮，使民生公司的航线从长江延伸到我国沿海和台湾；并以香港为中心，建立海运，航线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各国和日本。
1950年5月，父亲从香港回到北京，被邀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他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回国以后，即全力恢复长江和沿海航运，组织滞留在香港和海外的民生公司轮船先后驶回内地，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积极提出建议，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2年初，父亲不幸逝世。
回顾父亲的一生，几乎前半生的时候都花在办教育上。后来办实业，用他的话来说，也等于是办教育，是想把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1936年他曾这样写道：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也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也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就会做出他们的事业。可见无论是办教育，或者是办实业，他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
作者：卢国维，男，卢作孚长子，香港交通国际航运有限公司董事长。
卢国纪，男，卢作孚次子，（新）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
卢国仪，女，卢作孚幺女，中山大学教授。
卢国纶，男，卢作孚三子，成都铁路局高级经济师。
回忆卢作孚片断
卢尔勤
本文由卢尔勤口述，卢国维整理。——编者
一
卢作孚出身于一个以挑卖麻布为生的小贩家庭。兄妹6人，大哥卢志林于1943年病逝。作孚行二。祖父卢仲义在合川肖家场务农。父亲卢茂林幼年在地主家当放牛娃，稍长进城学裁缝，少年随小贩到隆昌贩麻布，挑回合川卖给用户，先受雇于人，后自挑自卖，久之，合川城区居民咸称他为“卢麻布”。
作孚1893年农历2月28日生于合川县北门外高石坎，幼时因病致哑近两年，后与大哥在北门外李家私塾发蒙，不久转瑞山书院完小读书。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毕业时，校长、老师均鼓励再上中学，但因家境贫困而辍学。
1908年他步行去成都，时年15岁，先进补习学校学数学，继则刻苦自修。为了学好数学，并又自学英语。他搜集了代数、几何、三角等的许多中、英文版本，循序渐进地钻研学习，并解作了大量难题。为了帮助其他青年学习，也借以弥补一点生活费用，一年左右就开始收教补习生，并先生编著《数学难题解》和《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等书籍，以卢思名义在提学使署（清学院衙门）立案，但迟至1914年夏秋始交重庆铅印局出版。因资金困难，仅《数学难题解》正式发行。
在此期间，他研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和孙中山的一些革命学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声援了保路同志会反对清政府“川汉铁路国有”的斗争。二
辛亥革命后，作孚眼见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未能成功，袁世凯大盗窃国，军阀、官僚只知争权夺利，不顾国家安危，民众疾苦，把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弄得一团混乱，对中国和四川的前途感到十分忧虑。
1913 - 1914年间，四川都督胡文澜到处搜捕、杀害革命党人。1913年作孚被迫离开成都，过大足龙水镇时，与同行人一道被捕。正当同行者被枪杀的时候，突一负有声望的地方老大爷见作孚是个读书人模样而生怜惜之心，遂向军队保释而脱险。回到重庆后，仍立足不住，经友人推荐，到江安县江安中学教了一年数学。1914年秋，乘蜀通轮去上海，同革命党人进行了联系。通过一段时间相处，发觉他们不少人与孙中山倡导的主张大相违悖，甚感失望。年底去北京考察，亲见北洋政府官僚政治之腐败，瞻念国家前途甚为沮丧，因而又回到上海。在上海结识了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和商务印书馆业务人员黄警顽、赵连城。在上海期间，生活费主要靠家里向亲友告贷，其次是自己的一点稿费收入，过得十分艰苦，常因青黄不接而断炊挨饿。黄炎培曾介绍作孚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但他想自己远道来此，不是为谋一个职业，因而婉谢。但通过黄的介绍，作孚参观了一些学校和教育设施，并常到图书馆和书店去看书，阅读了不少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书籍。在时事政治方面，特别注意教育、新闻和列强侵华经济动态。上海是帝国主义殖民经济的典型城市，他亲临其境，感受甚深。
1915年秋，作孚与合川县中校长刘极光联系，得到一个数学教师职位。从上海回到合川的途中，因路费不足，便由宜昌取道施南、利川步行回渝，故此耽误了时间，到达合川已是初冬了。是时，刘已另聘他人。次年正月，大哥任教的福音堂小学的校长刘子光因赏识作孚的才学和照顾他的生活困难，特为他临时增加一教师职位。后因大哥（成都《群报》在合川的通讯员）投稿《群报》影射合川田县长贪污受贿、包庇人命案件事，竟被反诬陷其与土匪（实指护国军）有往来。2月间，作孚与大哥一起被捕入狱，两月余，才先后获释。作孚出狱后，认为合川不能再处，就由大哥的友人介绍到成都《群报》任记者兼编辑，曾将他在狱中的亲身所见撰稿刊出，揭露了旧社会监狱的黑暗、残酷和惨状。
1917年夏初，杨鹤皋接任合川县中校长，函邀作孚到合川县中任监学兼教学教师。作孚乃辞去《群报》工作，于仲夏回到合川。同年在合川结婚。
1918年夏秋，作孚在著名史学家张石亲的邀请下，参加了《合川县志》的编撰工作。
1919年5月作孚再赴成都就任《川报》（独立的民间报纸）记者兼编辑和主笔。此时他已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在《川报》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论和文章，宣传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还编印了鼓动抵制日货的传单，在成都广为散发，并和成都高等师范的学生一起投入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斗争。
作孚到《川报》之后，除与成都报界同业经常往还外，还同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和上海《申报》等建立了联系。他常到省议会采访，在报上开辟了《省议会旁听录》专栏，特别关心教育和财经问题的施政报告和辩论，并用各种形式提出批评与建议。对违反民意、损害民众权益的行政措施或议会提案，都著文加以抨击。由于他在舆论界有了一定声誉，军政当局和议会都以干薪（只负名义而干领薪金）相邀。督军署要委他兼任督军署的委员，省议会要聘他兼任议会秘书，他都谢绝了。
1919年冬，他根据返蓉的拉萨商人秦君安的口述，撰写了边政回忆录《西藏往事的谈话》在《川报》长篇连载，引起了各界人士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三
1921年初，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道尹杨森看到作孚在新闻界的成就，邀他到泸州任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办教育原是他的志趣所在，就决定到泸州去担任这一职务。
到泸州后，他首先倡办通俗教育会，以推行新文化运动；并决定以川南师范学校为中心试验新型教育，特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德熙、恽代英、肖楚女到泸，初由王德熙任川南师范校长；数月后，王调富顺，由恽代英继任校长。作孚与恽代英等一起对川南师范等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更以通俗教育会为中心，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文体卫生活动，宣传新文化，提倡新生活。在此期间，还举办了学生和军人联合参加的体育运动会。泸州和永宁道的民众对这些新事物普遍表示欢迎，影响遍及成渝两地。当时远近人们所称许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实是恽代英、王德熙、卢作孚等首创其端。不幸因军阀混战的影响，以致半途而废。
1922年四川军人大混战开始。第九师撤离泸州，开赴万县和达县，作孚和恽代英也不得不离开泸州。恽代英出川，作孚赴江浙考察教育，同时也考察了寓兵于工等设施，并根据考察所见所闻，撰写了《中国军人之新倾向》一文。
作孚在上海学会织袜技术，秋末由江浙返渝时，带回三部手摇织袜机，在家教家人织袜，以济生活。当时先期返渝的恽代英，在江北城廖家台聚集一部分青年学生讲学，另一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肖楚女则在重庆省二女师任教。恽、肖二人常来我家与作孚交换图书，讨论教育和社会问题。1923年秋，作孚也到二女师任中文教师约半年。
1924年初，杨森以四川军务督理兼摄民政，邀作孚到成都担任教育厅长。作孚以无力办好为辞而谢绝，他私下曾对朋友们谈：“我是不愿作官，只想真正能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并谓：“四川未真正统一之前，决不作省政工作，更不为军阀内战服务。”后来他向杨建议，在成都开办通俗教育馆，以促进全市民众教育的开展。杨极表赞同，并委以筹备之责。他同意了，但约定以筹备到开馆为期。至筹备完成后，杨坚决留他任馆长，任职一年后即离开。
从筹备通俗教育馆的第一天起，作孚每晚必亲自审核财务收支，以防来自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出差错。他自己在经济上从不假公济私。对公共福利事业，如1925年春季在全市中小学普种牛痘，还是用他自己的薪金开支的。然而竟然还出现了这样一段可笑的插曲：当时兼任成都市政督办的王缵绪，看到通俗教育馆规模大，筹备开支多，同时听信谗言，疑心作孚经济上有问题，竟然叫市政公所人员到通俗教育馆撬开柜子，将财务账册全部抱走，来一个突然袭击。清查结果，全部账目有物有据，分毫不差。作孚对此事的态度是无私、无愤、无恨。正是在此次查账以后，人们才知道他多次私人解囊为公的事。通俗教育馆这件事真相大白后，原为谋私利而挑动是非的人，事与愿违，未达目的。作孚知道后却未与计较，以后仍与共事，且竟使他后来成为事业的主要助手之一。四
在成都办理通俗教育馆的后半期，他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总结了“不能为他人无谓作嫁”的处世原则，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产生了新的远景想法，对我说：“在纷乱的政治局面下，依靠军人办文化教育事业易发生动摇，建立不起稳固的基础，每是随军事成败而人与事皆共浮沉，这是一个教训。为了国强民富，今后应走什么道路值得研究。”又说：“因此要考虑一项既有关国计民生，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这应该是以经济为中心。”从而开始有了民生实业公司的设想，并同我谈到想回川东去办。接着又和通俗教育馆的几位朋友研究了办什么和怎样办的问题。他认为，四川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无一不落后，主要是由于交通不便以致造成生产不振，货物阻滞，文化闭塞。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和省际交通。创业程序应该是：由交通而生产，而文教。办法是：根据现实条件，由小而大，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将自然条件与当时的需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他提出了畅通航运的意见。认为航运可沟通长江下游直至上海，甚至海洋，省内水路也能四通八达，比之民间力量办不到的公路、铁路建设花钱少，见效快。航运业不但能以本身业务直接帮助于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通过良好的服务还可影响广大的人群。此外，办航运事业还有收复内河航权的积极反帝的意义。他这个意见获得了朋友们的赞同和热情支持，最后还邀集大家专门开了一次会，把这项拟议大体定了下来。民生公司的命名，意在致力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实现。
1925年7月，作孚辞去通俗教育馆馆长职务，8月底，赤手空拳来重庆、合川筹办民生公司。离开成都时，我写信由他带至重庆找利华生商号取出我的一点积蓄，供他用作一部分筹备经费。他到达合川后，除向各界人士宣传外，还同一位发起的友人一道去重庆调查所有轮船公司的经营情况。当时，正是长江上游航业萧条，任何公司都感到无法撑持，而不是在航业有利可图的时候。因此，认定应作新的试探和新的试验，不应在原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中去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相竞争。便决定先着手经营重庆合川间新辟的嘉陵江航线短航。10月11日就在合川通俗教育馆召开了发起人会议，暂定股本5万元，由各发起人分头劝募。参加者有的是作孚幼时的老师、同学，有的是合川城乡的士绅，也有的是自由职业者和一般市民。（当时有钱人只想买田地、放高利贷，哪愿把钱财投入飘浮水上而不能保险的轮船事业。劝募中费了不少唇舌。对钱少的人则劝说几人合认一股。）会议推作孚和另一发起人黄云龙同去上海定造轮船，旅费由发起人之一、作孚幼时的老师、县视学陈伯遵垫付200元，作孚自筹300元。
因鉴于川江各公司船舶是以货运为主，且为不定期航行，民生公司应以客运为主，试办定期航班，以便利往来客人。在上海与各船厂研究了近两个月，决定订造一艘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吃水较浅的，由两台柴油机作动力的小客轮。
正待与合兴机器厂签订合同时，合川来信说：原已认股的股东，现多持观望态度，不愿交付股金，额定5万元，实收仅及8000余元。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作孚认为困难不可怕，可怕的倒是人们害怕困难，决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于是仍按计划，毅然签约开工。接着他从上海回到合川，恳商陈伯遵协助解决资金，并得到陈的全力支持。由于依靠几位同人的自信和互信，造船所差款额很快就从各方面借到手了。
1926年6月10日，重庆召开了民生公司创立会，讨论通过了公司“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和公司章程草案，选举了董事和监察人，一致推选作孚任总经理，陈伯遵和黄云龙任协理。几位发起人办航业的目的是为了事业，而不在利益，要求月薪都定得极低，总经理仅30元，协理仅15元。待遇较高的倒是船员而非公司负责人员。
同年5月，“民生”轮竣工。6月初，子英和公司发起人彭瑞成随船离沪回渝，同行尚有友人黄子裳和上海大学学生詹正圣等。至湖北省境，遇上中游江水猛涨，汉口以上顿成千里泽国。一日，航行至城陵矶下游10余公里处已成孤岛的东湾小镇，近岸锚泊过夜。由于早知该地多江湖惯匪，作了必要的准备，将“民生”轮撑开，离岸达六、七十米。半夜间，果有大群惯匪分乘若干小船来袭，船上人员立即开始行动，水手头脑轻轻手摇起锚，引水员和轮机员各就各位，不待锚起完，即全速向上游河心驶去，匪开枪亦不予理会，终于脱离险境。
第三天晚上，在沙市下游约30公里处泊宿，又遇更大一股土匪分乘十余艘小船一排灯火迎面扑来，由于船员早有准备，民生轮掉头向下游急驶方免于难。两度遇匪，如不幸被劫，不仅船上财物损失，连整条船亦将被据作匪船，实属险矣！
六月中，作孚同五弟卢魁杰去宜昌接船，八月初水势稍稳，才由宜随船返渝。途中，在川江经历了不少洪水险滩，溯越泄滩时，船循北槽行驶，突被泡漩水猛力推向南岸，船向左侧急倾将触暗礁，作孚与两水手全身被大浪湿透。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幸另一股泡漩水又从左侧将船推向北岸，始免于倾复之灾。船行至水流稍缓处，水手带缆登岸，找了拉纤人搭力，民生才慢慢脱离险境。据老引水说，洪水季节像这样的小船长途行驶川江的险恶区段，这还是第一次。民生轮为何冒如此洪水驶回，目的只在早投营运以昭信于人，同人回顾往事，均叹创业不易！
在乘民生轮回渝途中，作孚构思了民生公司惟一的一张广告画。背景是峨嵋金顶，前面是长江三峡，一艘民生公司的大轮船在峡中乘风破浪，溯江而上，宣传标语是“安全、迅速、舒适、清洁”。回渝不久，即请原成都通俗教育馆画师刘啸松绘制成了水彩画。这张广告画后来从成都贴到上海、从广州贴到大连，还贴到南洋和日本。此外还请刘啸松设计了民生公司的标志图案和公司旗。
同年8月，民生入川开始行驶渝合线后，客运业务十分兴旺，合川的股东们这才纷纷拿出所认股款。两个月左右股款就收足了。
1926年初，当作孚在上海订造新船期间，恽代英从广州到上海，曾在川裕公司楼上作孚住宿处，同作孚倾谈了三个晚上，每晚都直谈到午夜，亲切讨论了国民革命前途问题。代英意在争取作孚去广州共事。那时代英同志是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工作。作孚因自负主要责任的经济事业已经上马，以致未能到广州去。
在作孚去宜昌接船前不久，兼任万县市政督办的杨森邀请他到万县任市政佐办代行督办职务，每月特酬薪金500元，他娓婉谢绝了。当他去宜昌接船路过万县时，杨又坚留他，还说：“一只小船有何稀奇，可由万县派人去帮助接回。”作孚仍然谢却了。只把船行渝万途中和泊万之夜，为万县草拟的城市建设规划设想于离万之晨邮寄给杨。他志在航运事业，为了维护大家投身于经济事业，为人群服务的新风气，他哪能把初创的“民生”丢了而他就，影响社会信用，影响社会风气呢？
作孚曾于1926年两次拜访重庆邮政局局长，详细了解邮政职工的福利制度。民生公司从一开始就规定职工红息份额大于股息；且从公司创立的第四年起，股东除每年到公司开一次股东大会，看看公司的新发展，聚一次餐，和不论股权大小，每人领取赴会舆马费10元外，实际上都没有分多少股息。历年的盈余，几乎都拿来进一步发展民生公司和其他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了。
10年间，民生公司即排除英、日、法、美等国外轮，基本上统一了川江航业。
民生公司从一只小客轮和30余职工开始，20年间发展到有大小江、海轮船100余艘，职工9000余人，航线遍及长江主支流和东南亚，成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航业公司。1944年，一位美国的航业巨子在重庆航业协会发表演说时叹称：“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惟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是一个奇迹。”他当时没有预料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民生公司的航运业务，还发展到了沿海、东南亚和日本，还同美国伊士敏公司建立了联营关系。
作者：卢尔勤，男，卢作孚三弟。
怀念二哥卢作孚
卢子英
本文由卢子英口述，邓文经整理。——编者
60年前的今天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代，这年——1927年，是我二哥卢作孚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在北碚开始进行建设的一年，是我离开黄埔军校的学生生活进入社会的一年。也是我跟随二哥开始在北碚工作的一年。6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了什么，但在人生的历程中却不算短暂。我进入耋耄之年的今天，见到北碚在党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经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这不能不使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深深怀念曾为北碚建设倾注过精力而已逝世的二哥卢作孚。一
二哥生于1893年，长我13岁。我出生时，父亲的麻布小贩已经破产。全家生活艰难，无力供我上学，由二哥教我读书。1913年我尚未满8岁时。二哥为避免军阀胡文澜对革命党人的迫害逃到重庆，也把我带在身边。他对我管教很严。晚间必须背诵一篇国文才能睡觉。我经受不了，两月后就独自从重庆私逃回合川父母身边。他见我幼小无知，也就让我暂跟父母。不久，他就去江安中学教书。1915年大哥在合川找到一个小学教师的席位，我就随大哥在学校上小学。三年半后又辍学，从此我就长期跟随二哥，由二哥给我补习。他到成都工作也把我一同带去。他的好友恽代英、肖楚女经常来家与他讨论教育和社会问题，他们把我也当成自己的小老弟，给我以亲切的关怀和教导，使我在成都、上海、广州结识了一些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受到革命熏陶，为我以后在工作上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些都缘于二哥的关系。
我同二哥的关系，不仅是手足弟兄，还是师生。他把我从小培养到大，我进入社会，又把我带在一起去北碚工作，先培养我为他的助手，后把建设北碚的担子又交给我。从1927—1949年北碚解放时的23年里，我都一直在北碚工作。我们之间，既有骨肉之亲，又有师生之情；既有上下之属，又有同志之谊。从小共患难，长大同命运。其实从性格来说，我们还各处于对立的一面。我急躁，他冷静；我爱感情冲动，他则理智沉着。由于我们为事业为民众而不谋私利的大前提是一致的，我尊重他。他理解我。所以我们相处的几十年间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非常融洽，从没面红耳赤地争吵过。他在生的一些书信、手稿、著作和照片我都视为珍品一直保留在我家，连他自己和他的孩子都没这样保存过。惜乎“10年动乱”全部遭劫。幸承重庆市图书馆在混乱中清理一小部分保管起来于1972年退还给我。嗣后，我将这些东西交给他的次子国纪。二哥虽已离开我36年，但一提及他。我就悲从中来，凄然泪下。这种感情是他人难以理解得到的。二
二哥刻苦自学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及其成就，我是非常敬佩的。他十五岁时为了救国求知，从合川步行到成都，找收费低廉的补习学校学数学。两月后，感到老师教的满足不了自己的要求。就开始走自学的道路。学了中文版本，又学英文去攻读外文版。一年多后，又采取教学相长的办法，一边自修，一边招收学生补习中学的数学。并先后编著了《应用数学题新解》、《代数》、《三角》、《解析几何》等课本，以卢思名义在提学使署（教育厅）立案，其中《应用数学题新解》还正式出版发行。后来他在工作中善于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与他通晓数学、具有数学头脑很有关系。1917年他应合川县中杨校长之邀，担任国文教师时，有的老师以其只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哪有能力教中学的古文，投之以轻蔑的眼光。合川著名史学家张石亲老先生也诚恐他年纪太轻，学历不够、难于胜任而担心。二哥原本自学过古文，自量教中学是能胜任的。为了把学生教得更好，让轻蔑者信服，关心者放心，在教学的过程中，下了半年苦功夫，又精读全套《古文辞类纂》等经典著作。结果他上课讲解精辟透彻，深入浅出，很受学生欢迎。老师们莫不叹服。张石亲老先生也极为称赞。1918年张老特邀他作为助手，在教课之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的工作。二哥对韩愈的文章颇有研究，深得其中奥妙，他写的文章很似“韩文”。记得周孝怀老先生曾对二哥这样说过：“作孚吔，我的墓志铭哦！”周老于清朝末年曾任四川省劝业道台，后来又当过广东将弁学堂的监督（校长），培养过不少著名将领。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又有名望的宿老，把撰写身后墓志铭之事，嘱交一个青年，说明他对二哥人品和才学的器重。1941年他在重病无法工作的养病期中，感到白白浪费时间的可惜。他考虑战后国家的建设和民生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有掌握外文的必要。青年时代为学数学而学的一点英文远远不够，必须重新学习，于是从中学课本开始又自学英语。半年后病体基本恢复，回到繁忙的工作岗位时，也不放过一分一刻的空余时间坚持学习。同时又抓紧机会虚心向人请教。不多久就能阅读英文报纸。1944年作为中国代表去美国参加国际通商会议，和1946年去加拿大订造轮船，他都能简单而有条理地应付一般口语，还能提笔修改造船签订的合同草稿。那时他已是50出外的人，这样为国家为事业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成就，真令人感佩不已。三
二哥早年从事教育，力图开发民智，振兴中华，来改变旧中国的面貌。但在泸州川南师范和成都通俗教育馆所开展的民众教育，均随军阀的成败而定去留，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才决心回到家乡，走“实业救国”之道。1925年在合川创办民生公司，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靠募股集资和借贷造起一艘70吨的“民生”小客船行驶重庆与合川之间。经过二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发展到拥有江海轮148艘，总吨位5万多，航线遍及长江主支流和东南亚，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民营航业公司。30年代不畏强暴收回我国的内河航权。抗日战争时期不怕敌机轰炸和巨大损失，施展了他的非凡才能，高效率地运送上万的官兵出川抗日和滞留在宜昌的大批人员和军工、民用器材设备安全疏散，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二哥又组织了18艘轮船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为恢复和发展我国的航运事业，又作出新的贡献。
1926年5月，当“民生”轮在上海造好时，我正离开黄埔军校在上海，6月我和友人詹正圣（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公司发起人之一的彭瑞成等数人就随轮离开上海回重庆。船至湖北省城陵矶下游一带曾两度遇匪，因詹事前曾提及他去年乘日本轮船夜宿该处，几遭匪劫持之事，我们作了戒备，由我这个才出学校的军人指挥，船工人员各就各位进行防卫，“民生”才幸免于难。若那次“民生”被劫持，股东们见不到新船到来，公司人不但难于收足他们欠交的股金，他们对航运事业也不会信任了，公司将不知又要付出多少精力来挽回这一损失。二哥曾为这偶然的事件嗟叹不已。四
二哥办民生公司不是为了赚钱，始终是为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宗旨。邀集的股东，主要是志同道合或支持他们的乡亲、朋友、地方士绅和公司广大职工，倡导职工入股，是为了把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结合起来，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公司盈利是多的，但从开办的第4年起就没给股东发放股息，只是每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发给不论股权大小，每人赴会的舆马费10元。听取公司一年来发展情况的报告和聚餐一次。历年的股息金，差不多都用作公司的增值，以扩大再生产，或用于其他经济、科学、文教等事业。二哥是个最理智而不易动感情的人。但他每年在股东大会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股息金的处理情况时，总是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股东们莫不为之感动，愿意放弃眼前利益，支持他对股息金的处理。民生公司在二十几年里能如此发展壮大，成为我国的最大民营航运企业，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除主要由于二哥的苦心经营、非凡才能、科学管理和职工的努力外，与股东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五
二哥出任北碚峡防局局长是由于地方人士之推荐经各方面的赞同。峡区地处嘉陵江小三峡，位于重庆至合川之间，跨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的境界、面积约一百平方公里，是水陆交通要道，是军阀割据土匪集聚之区。土匪极为猖獗。四川都督熊克武经过，都要给犒赏才能走路。民间流传着：“得活不得活，且看磨儿沱（三峡中的第一峡口）”的民谣。1916年地方曾举办团防以防匪患。1923年才由四县士绅倡议组成“江、巴、璧、合特组峡防团务局”（峡防局的全称），设局于北碚，治理匪患。在局长胡南先、副局长熊明甫治理的几年间，匪患有所平息，但限于治标，未能根治。而地方军阀为了巩固地盘，扩充势力，都想占领峡区。驻合川、武胜、铜梁、大足的二十八军陈书农，驻巴县、江北、璧山的二十一军王方舟，各欲安置自己的亲信执掌峡防局，两军长期相持不下。1926年合川士绅耿布诚、江北士绅王序九托人，向两军建议：“请双方不必争夺，让一位既孚众望，又有才干的第三者卢作孚出来负责。原局长胡南先可以其‘年事已高，精力不济’辞职可也。”当时二哥早为军阀杨森、刘湘所器重，都知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才干、勇于实践的人。年前又在合川创建了民生公司、电水厂、地方人士深受其利。他曾在渝合地区作过社会和自然调查，写了《两市村之建设》，其中之一就是《辅助渝合间三峡诸山经营采矿之意见》，介绍了“三峡的矿产、森林和亟待开发”的理由外，还提出了林业，矿产、交通、治安的建设计划。这样的人，两军都无异议，欣然接受士绅建设。但王方舟又要安插他的亲信王嶽生任副局长。王曾作过财政厅长，是搜刮民财的官吏，二哥以其不是搞建设的人而婉言推谢了。并建议副职仍由原任熊明甫继任，两军之争始告平息。1927年3月，二哥就正式接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当时由江、巴、璧、合四县士绅和团务界的有关人士在北碚关庙召开团务会议，确认卢作孚和熊明甫为北碚峡防局正、副局长。二哥在会上提出建设三峡的三大方针及其设想，我记得其中两条是“保障三峡”、“经营三峡”，与会人士极为赞许。
二哥建设峡区的中心思想是要把北碚地区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模型去影响社会，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经营的参考。首先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建设理想的社会”。认为要建设要创造，就必须有个安宁的环境和有秩序的社会。所以首先从解决地方治安入手，其次是解决如何为民众服务的问题。
为肃清土匪施以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方针，军事上由我带领士兵和学生进行清剿。政治上“以匪治匪，分化瓦解”、“鼓励自新、化匪为民”，凡自新的都给以生活出路。同时在地方上厉行新生活，严禁烟、酒、嫖、赌，杜绝产生匪患的根源。在为民服务方面，二哥亲自带领我们巡回各乡镇，宣传卫生，送种牛痘，开周会，演话剧，调查户口，开展民教。整理市政，安置乡村电话。不到两年，匪患逐渐肃清，为民众服务的公共福利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六
在建设方面，他强调要先抓人的训练。曾在《大公报》发表《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一文，又在生活书店出版《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一书，阐明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我来北碚，二哥开始就叫我担任学生队队副、队长到督练长，负责对青年学生的训练，并兼任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训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建设的需要，解决青年的就业和出路问题，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技能、而又愿意为社会服务的人。以“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为学生必须遵守的信条。从1927年夏开始至1936年，共招收了中学程度的青年五百余人，先后办了学生一、二队，少年义勇队3期，警察学生队1期；同时还代民生公司办了护航队、茶房、水手、理货生等专业短期培训班多期，人数近千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峡区各事业和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其次是开始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建设。四川的第一条轻便铁路——北川铁路、天府煤矿、三峡染织厂、实用小学、兼善中学、地方医院、平民公园、西山坪植物园、北泉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嘉陵江日报社、体育场、民众教育办事处、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事业先后兴建起来。五、六年间，把一个匪患频仍、贫穷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经济、文化、科学及风景旅游区，成为重庆市近郊的模范市镇。七
1933年二哥为了民生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便于把主要精力转向民生，让我以督练长代行他的局长职务。但他对北碚建设的领导并未放弃，抽空和假节日就要来北碚视察，听取汇报，进行指导。1936年因单纯的峡防机构已不适应地方建设的需要，我们多方设法，报经四川省府呈请行政院批准，调整峡区所属乡镇，于同年4月将峡防局改组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除司法税收外，接收地方一切行政权，从此北碚就名正言顺地进行乡村建设，让唐瑞五任区长，由我副之。1938年唐瑞五病逝。我就接任区长。抗战军兴，北碚划为迁建区，先后疏散来的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二百余，专家、学者、科技人员在三千人以上，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2年我们又呈请省府将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县一级单位，经行政院批准，3月1日正式改组为北碚管理局。按一等县设置机构，行使地方权力，由我任局长。从1935年—1942年间，二哥忙于四川建设厅、交通部和全国粮食管理局的工作。1943年以后，二哥为了整顿民生公司和考虑战后民生公司的发展，以及去加拿大造船等问题，更是忙个不停。虽然如此，二哥并未放弃对北碚建设的关心和指导。一遇有空就要来北碚看看。我碰见他时。也要将北碚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事件向他汇报。有的问题，经他出面帮助才得到了解决。如抗战后因北碚划为迁建区。建设更加发展，迁来的事业单位多，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多荟萃于此，其中不少进步人士和所从事的事业，北碚成了临近重庆的一个有影响力的特区。曾遭到国民党的反动派猜忌，几次对我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调离北碚。我认为个人的去留，实无所谓，只是北碚的建设事业会因此半途而废。北碚的进步人士及其经营的事业就难于立足；同时，是非也不得澄清。我谋求于二哥，经他出面，才获得省府和行政院有关负责人的谅解和支持。事实澄清，调离之事也就烟消云散。1946年，又发生土匪团伙骚扰，妄图捣毁北碚管理局，为平息匪患，我亲自吁请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来北碚审讯。当即处决了以刘练卿为首的特务六名，给北碚地区的特务势力以致命的打击。这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二哥都竭力赞同。八
1938年我们在二哥“造公众福，急公众难”的倡议下，在经济上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经北碚有关人士的帮助，筹办了文化基金委员会。最初开源是从通、南、巴贩运木料。后筹建华生公司生产滑石。同时将自来水公司、北碚建筑公司、民众会堂及北碚印刷厂等划归文化基金会领导。1942年经与大流氓杨虎、大特务头子罗国玺三年多的激烈斗争，摧毁了他们欲插手二岩合记煤矿、捞取活动经费，于1942年取得合记煤矿的经营权。1944年又买到矿权，改名和平煤矿，由文基会单独经营。从此文基会的经济效益逐年增多、为北碚地方创造了一大笔财富。民众会堂从美国购置电影设备，抗战后三、四年，为图书馆购置10万册以上的书籍，为北碚医院在加拿大购置的医疗设备以及捐赠中国西部科学院5万元以上的美金，都是由文基会开支的。这些都是二哥赞同和支持的。1949年郭沫若去苏联考察、旅费不足，我秘密赠他一笔美金，也是由文基会开支。嗣后我告诉二哥，他不仅赞同，还说我做得很对。1949年12月初，北碚和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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