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梅兰妮·克莱因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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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试读：
作者简介
梅兰妮·克莱因，1882年出生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大约14岁的时候，她决定学医。在她哥哥的帮助下，她熟练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预备高中。但是她早早订婚，随后在1903年结婚，这一度中止了她的计划。几年后，她发现了弗洛伊德写的一本小册子《论梦》（On Dreams），她将注意力转到了精神分析上。这个时候，她住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当时她的婚姻已经出现问题，她与桑[1]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2]
1921年，她搬到柏林，在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的支持下，继续她对儿童的研究。1926年，她搬到伦敦，一直在那里从事研究和生活，于1960年去世。【注释】
[1] 桑多尔·费伦齐（Sándor Ferenczi,1873.07.07-1933.05.22），匈牙利心理学家，早期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之一。出生于匈牙利密什科尔茨（Miskolc），逝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08年2月，他拜访弗洛伊德，不久成为S.弗洛伊德的信徒，并一直保持师徒与父子般的关系近20年。1909年，他随同弗洛伊德等人一起访问了美国的克拉克大学。1913年创建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1919年受聘于布达佩斯大学任精神分析教授。——译注
[2] 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05.03-1925.12.25），德国精神病学家。出生于德国布里曼，逝于德国柏林。他在1909年出版的《梦与神话》（Dreams and Myths,1st ed.,1909）一书中对梦与俗民心理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1907年，他赴奥地利维也纳与弗洛伊德结交，成为他的学生。回国后供职于柏林市立精神病医院，创立了柏林精神分析学会。——译注
引言
本书收录的论文涵盖了梅兰妮·克莱因从1946年到1960年逝世之前的著作，还包括1963年她辞世后才得以出版的未竟之作。第一卷后半部分的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42），以及《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1945）介绍了抑郁位置这一概念，标志梅兰妮·克莱因的思想呈现出新发展。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1946）提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即“偏执——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在梅兰妮与儿童工作的早期，她描述了儿童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主要是乳房与阴茎。她观察并分析被害感，以及高度理想化和被害客体间的分裂，她也发现投射（projection）与内射（introjection）之间存在持续的互动，然而她未能将那些特征归为相连接的现象。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一文中，她将这些特征视作一种反复出现的群集中的相互关联的部分。1936年她描述抑郁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时，也表示在这个位置发生之前，主要的焦虑具备偏执的本质，偶尔她也提及偏执位置。早期她相当随意地使用“位置”（position）这个词，例如，在描述狂躁防御时，她说狂躁位置；而提到强迫防御时，则说强迫位置。1946年的文章确立了两个位置的概念，也是精神组织的两种基本模式。在该文中，她详尽探讨了最初婴儿期的焦虑与防卫，即“偏执——分裂位置”。她称其为偏执——分裂，是因为主要的焦虑具备偏执的本质，而且主导的心理机制具备分裂的本质。她描述了被害焦虑与心理机制，由弗洛伊德提出，但她认为从最初婴儿期就开始运行，并视其为一套焦虑和相互关联的防御体系。她也介绍了一个新的防御机制，即“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克莱因的观点在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幻想的本质与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1952）一文中得到更加明确的阐释：“机制”（mechanism）一词是对幻想更加抽象与概括性的描述，幻想是机制的心理内容。
克莱因较早期的作品中，已经预示了投射性认同的幻想或机制。在其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 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1930）中，她描述了一个精神病男孩如何在他的幻想中把坏的部分分裂出去，将之视同自己的尿液、粪便甚至阴茎。这些分裂的部分被随之投射到母亲的体内，因而母亲的身体也被视作充满坏的客体。在这篇文章中，她将其描述为最早期的以及基本的幻想与机制之一。婴儿将自己无法忍受的部分分裂并投射进入母亲体内，这些部分在幻想中如同占有了母亲的身体，而母亲则变得等同于它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本体好的部分可能会以相似的方式投射，导致自我的衰弱，也是分裂人格的特征。就其重要性而论，本文篇幅极其短小，对投射性认同的描述仅为两段多的文字而已，然而它却是几篇最具开创性的文章之一。它开辟了理解精神分裂与分裂性人格患者的路径，而这在之前被认为是无法分析的。本文激发了精神分析在精神病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出版后不久，文中的新观点就被一些人运用到精神病人的临床工作中，并发表重要文章。
本篇关于分裂机制的文章完成了一个新的后设心理学理论，克莱因主张婴儿一开始就有自我，能够经历焦虑，形成关系，使用防御机制。这个自我大部分未经整合，而且在焦虑的刺激下会被强大的分裂机制所分裂，碎裂化。婴儿与客体发生联系，因为在分裂与投射的过程中，这些客体变得极度理想化或非常具有迫害性。被害感、分裂机制、投射性认同以及强烈焦虑时的碎裂化，这些都是偏执——分裂位置的特征，这个位置也是精神分裂类疾病的固着点。如果儿童仅是部分达到或修复抑郁位置，那么某些上述特征的持续即为妄想症、自恋与分裂人格的潜在因素，即便他们的精神病表现并不十分明显。
当婴儿开始将他（她）的客体影像合成一个完整的人时，自我的整合、客体关系及焦虑的本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婴儿或儿童变得够感知罪疚以及关心客体。克莱因最早是在两篇关于抑郁位置的重头文章中（1935,1940）描述了这一点。延续1946年论文的思路，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1948）以及《关于婴儿情绪生活的一些理论性总结》（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1952）中，她详细探讨了从偏执——分裂位置到抑郁位置转化过程中发生的改变，以及该过程容易发生的波动（由于抑郁的痛苦一再导致向偏执与分裂防御的某些退化现象）所隐含的意义。一位与克莱因同时代的人士表示，当她被问及什么是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时，她答道是发现了应对罪疚感的偏执防御。
本书中的其他论文均是在克莱因“位置”这一新理论框架下的著作，我认为它们展示了这一理论对她视野的扩展与深化。一些文章是技术类的；一些探讨了较为广泛性的精神分析主题，例如《移情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1952）；一些属于应用精神分析的领域。两篇她在过世时未完成的文章，《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反思》（Some Reflections on“The Oresteia”)以及《论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展现了一种反思的情绪，并且论述了更广泛的主题。
对偏执——分裂与抑郁位置概念的阐释，可以说是她著作的巅峰，她为其提供了详尽而完整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是个创新的观念，促成了精神分析思考有深远影响的理论。
然而，之后又有了一个更基本的发现，即“原始嫉羡”（primitive envy).1957年，在会议上发表一篇短文后，她以相同的主题出版了专题论著《嫉羡与感恩》。她一直关注嫉羡并在其早年著作中多次提及，但在这本书中她提出了新的观点：嫉羡运作于生命初期，是死亡本能的最初表现。嫉羡与爱和感恩相互冲突，在偏执——分裂位置运行的嫉羡是精神病理的强力因素。例如，由于嫉羡攻击所有的好（goodness），它就干扰了正常的分裂过程，并随之阻碍好的客体关系的形成，这又导致无法辨别好客体与坏客体的混乱状态。精神分析著作一向都强调嫉羡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阴茎嫉羡。但是“嫉羡运作于原始的部分——客体关系，且导向供给生命的乳房”这种观点完全是革命性的。
精神分析的发现向来是充满争议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亦是如此。事实上，他最后提出的重要概念，生死本能，就从未被大多数分析师完全接受。
克莱因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她的儿童分析技术，对前性器阶段以及攻击性的强调，激发了与基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著作的维也纳学派的早期争论。当克莱因1926年移居英国时，她发现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更能接受她的观点。但是她对抑郁位置的阐释引发了新的争论，一些曾经热烈赞同她早年著作的人，比如爱德华·葛罗夫（Edward Glover）认为她对婴儿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复杂性。愈演愈烈的分歧导致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论战”，她的两篇论文（1948,1952）就是基于这些讨论而形成的修订版，她的关于嫉羡的著作带来了一场新的风暴。
新观点的价值，可以从它们如何挺过所引发的骚乱来加以检验。许多早年对克莱因著作的争议现如今已几乎被淡忘，今天大部分的分析师视克莱因所描述的早期客体关系为当然，许多分析师甚至使用她早年的发现和概念却不知其渊源，她的许多思想已经融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维中。被称作克莱因学派的人，即那些明显运用她的概念和技术的分析师，已经发展且正进一步扩展她的论述，对其思想的兴趣在世界各地不断增长，克莱因著作的生命力与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1987年，于伦敦
序言
这是《梅兰妮·克莱因文集Ⅲ》，包含了她1946-1960年过世之前所有的晚期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另行出版于第四卷。不像构成第一卷《爱、罪疚与修复》（Love,Guilt,and Reparation,1921-1945）的文章（大部分最初发表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本卷的文章是从未被收集在一起的，其中一些最早收于两本书，《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这两本书包括了梅兰妮·克莱因之外其他作者的作品。《嫉羡与感恩》原本是一篇专题文章，其中一些是在身后发表于《我们的成人世界及其他随笔》（Our Adult World and Other Essays）。另外，这些文字有些是为精神分析师所写，有些是为一般读者所写，所以内容与其余几卷相比并不十分一致，但是它们囊括了梅兰妮·克莱因生涯晚期最为成熟的著作，因此包含了对学习克莱因学派的学生们来说最为重要的作品。
与第一、二卷相同，本书结尾部分也有附录，旨在指明每个重要的主题在梅兰妮·克莱因思想演进中的位置所在。最后，见于较早版本中，由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所写的一篇引言与两篇序言，因其历史价值而被保留下来。马尼-基尔（R.E.Money-Kyrle）第一章[1]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1946)
这篇论文是关于生命早期的“偏执与分裂焦虑”（paranoid and schizoid anxieties）及其机制（mechanisms）的重要性。早在我说明婴儿期的抑郁过程之前，多年来我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发表过许多想法。在我发展婴儿期“抑郁位置”概念的过程中，与此位置之前的发展期有关的问题再次浮现，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将对生命早期的[2]焦虑与机制的某些假说作一些阐释。
我将要提出的这些与生命最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的假说，是根据成人与儿童的分析资料所做的推论而得，有些假说似乎与精神医疗常见的临床观察相符。为了让我提出的主张更具体深入，需要累积详细的案例资料，不过因篇幅有限，我希望能在日后加以补足。
首先，我把之前已经提出的有关早期发展阶段的结论作一番简短[3]的摘要说明，相信这将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早期婴儿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带有精神病的特质，导致了自我（ego）发展出一些特别的防御机制。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所有精神病的固着点。这个假说让有些人以为我视所有婴儿为精神病患者，不过我已经在他处充分回应过这种误解。婴儿期带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机制以及自我防御机制，对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自我、超我与客体关系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客体关系在刚出生时就存在了。第一个客体是母亲的乳房，而这个乳房对婴儿来说，被分裂为好的（满足他的）与坏的（挫折他的）两个不同的乳房；这样的分裂导致爱与恨的分离。我曾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客体关系隐含了“内射”与“投射”机制，因此，从生命一开始，客体关系就受到内射与投射两种机制，以及内在和外在客体与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些过程参与了自我与超我的建立，并且为半岁开始的俄狄浦斯情结奠定基础。
在生命伊始，破坏的冲动被导向客体，这种冲动借由对母亲乳房所发动的幻想性的“口腔施虐攻击”（oral-sadistic attacks）来表现，这种攻击很快发展为对母亲身体极尽虐待所能的杀戮。婴儿具有想要抢夺母亲身体中好东西的“口腔施虐冲动”（oral-sadistic impulses），又有想要将他的排泄物放进母亲身体（包括想要进入她的身体，以便能从里面控制她）的“肛门施虐冲动”（anal-sadistic impulses）。这两种施虐冲动引发了婴儿的被害恐惧（persecutory fears），而这种被害恐惧对于妄想症（paranoia）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发生极为重要。
我曾细数早期自我的各种典型防御机制，例如将客体与冲动分裂、理想化、否认内在与外在现实、情绪抑制等。我也曾提及各种焦虑的内容，包括惧怕被毒害与被吞噬等，这些普遍存在于生命头几个月的现象，大多可以在日后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中找到。
这里所讨论的早期阶段（最初称之为“被害期”），后来我将它[4]命名为“偏执位置”，并指出它发生在抑郁位置之前。如果被害的恐惧过强，而使得婴儿无法修通偏执——分裂位置，那么抑郁位置的修通也将受到阻碍。这些失败可能导致退行性地（regressive）增强了被害恐惧，而且强化了严重精神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固着点。在抑郁位置期间引发的另一个严重病症，可能是后来生活中的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disorders）。我也曾得出如下结论：在发展障碍比较轻微的个体上，与上述相同的因素强烈地影响他们选择了神经症（neurosis）。
虽然我假设抑郁位置的结果取决于能否修通其之前阶段（偏执——分裂位置），但我仍把抑郁位置放在早期儿童发展的中心，因为随着将客体作为整体的内射，孩子的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把完整客体之被爱与被恨的两方面相整合，就引发了哀悼与罪恶的感觉，这些感觉暗示了孩子在情绪与智力生活上有了重大进展，也是个体是否会出现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关键所在。对于上述结论，我至今仍坚信不疑。对费尔贝恩近期论文的一些评论[5]
在费尔贝恩近期的数篇论文中，也相当关注我现在所要探讨的主题，我认为澄清我们基本观点的异同是有帮助的。我在本文提出的某些结论与费尔贝恩一致，而其他部分则有根本的不同。费尔贝恩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与客体相联系的自我发展，而我则主要是从焦虑及其变迁的角度来切入。他称生命最早的发展期为“分裂位置”，并指出这个位置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而且是成人期分裂人格与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我同意这种看法，并认为他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分裂现象”的描述，是重要且有趣的创见，对于我们了解分裂行为与精神分裂症有极大的价值。我也相信费尔贝恩认为“分裂或精神分裂症这一组疾病，比以往所宣称的更为广泛”这样的观点是正确且重要的。他特别强调的“癔症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值得多加关注。如果“分裂位置”被理解为涵盖了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那么这样的名称是适当的。
当先谈及最基本的议题，我不同意他对心理结构与本能理论的修订，我也不同意他所认为的只有坏客体被内化。后者在我看来导致了我们之间在客体关系发展与自我发展看法上的重要分歧。因为我认为被内射的好乳房形成了自我的重要部分，从一开始就为自我的发展带来了根本的影响——影响自我的结构与客体关系。还有一点不同的是：费尔贝恩认为“分裂个体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去爱而不会用爱来破坏；然而，抑郁个体的主要困难则是如何去爱而不会用恨来破
[6]坏”。这一结论不仅和他驳斥弗洛伊德对原始本能的概念相呼应，也和他低估攻击与恨意在生命初期所扮演的角色相一致。这种观点带来的结果是：他未能足够重视早期焦虑与冲突以及它们带给发展的动力效果。早期自我的一些特定问题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挑选自我发展的某个单一方面，并且刻意不把它和整体自我发展的问题相连结，在此我也无法触及自我与本我（id）以及超我（super-ego）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早期自我的结构知之甚少。近期对此出现的一些主张也并未令我信服；我尤其想到的是葛罗夫（Glover）关于“自我核心”（ego nuclei）的概念，以及费尔贝恩关于“一个中心自我与两个附属自我”的理论。在我看来，比较有帮助的是温尼考特[7]（D.W.Winnicott）对早期自我尚未整合的强调。我也认为生命早期[8]的自我大致缺乏凝聚力，趋向整合与趋向崩解这两种趋势交替发生。我相信这些波动是生命中最初几个月的特征。
我认为，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来假定：某些我们从后期自我中所得知的功能从生命伊始就存在，而其中较显著的是处理焦虑的功能。我相信焦虑来自于有机体内死亡本能的运作，感觉如同灭绝（死亡）的恐惧，以被害恐惧为表现形式。对破坏冲动的恐惧似乎随时可以依附在客体上——或者被体验为对无法驾驭、过于强大的客体的恐惧。原始焦虑（primary anxiety）的其他重要来源，是出生创伤（分离焦虑）以及身体需求受到挫折，这些焦虑的体验在生命初期就被感觉为是由客体造成的。即使这些客体被感觉为外在的，但通过内射机制，他们便成为内在的被害者，并因而加强了对于内在破坏冲动的恐惧。
由于个体迫切需要处理这些焦虑，促使早期的自我必须发展一套基本的机制与防御；破坏冲动被部分向外投射（死亡本能的转向），而且我认为它是附着在第一个外在客体（即母亲的乳房）上。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破坏冲动的其余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有机体内在的力比多（libido）结合。然而，这些过程并不能完全达到个体需要的目的，因此内在被破坏的焦虑仍是活跃的。在我看来，与凝聚力缺[9]乏相一致的是，当处于这种威胁的压力之下，自我常常会支离破碎。这里所说的“支离破碎”似乎是精神分裂症中崩解（disintegration）状态的潜在原因。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否自我中的某些活跃分裂过程不会发生在生命初期？正如我们推测的，早期自我以一种活跃的方式来分裂客体及与客体的关系，而这可能暗示了某些活跃的自我分裂。无论如何，分裂的结果是：被感受为危险来源的“破坏冲动”被驱散了。我认为：害怕被内在破坏力所消灭的原始焦虑，以及自我对于支离破碎或分裂自身的特定反应，可能在所有精神分裂症的病程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与客体相关的分裂过程
向外投射的破坏冲动，最初被体验为口腔攻击，我认为对母亲乳房的口腔施虐冲动在生命初期是活跃的，虽然食人（cannibalistic）冲动随着长出牙齿而又有增强——这是亚伯拉罕所强调的一个因素。
在挫折与焦虑的状态下，口腔施虐与食人的欲望被增强，于是婴儿感到他已将乳头与乳房咬碎吃掉。因此在婴儿的幻想中，除了将好乳房与坏乳房加以区别之外，还有挫折他的乳房（在口腔施虐的幻想中收到攻击）也被感觉为碎片；那个满足他的乳房（在吮吸力比多的主导下被婴儿摄入）被感觉为完整的。这第一个内部的好客体在自我中作为一个焦点（focal point），它可以反作用于分裂与消散的过程，[10]营造凝聚力与整合，而且有助于自我的建立。即便如此，婴儿对于内部有一个完整的好乳房的感觉，可能因挫折与焦虑而动摇，结果是好乳房与坏乳房的分离可能难以维持，于是婴儿可能感觉到好乳房也支离破碎。
我认为，如果没有在自我中发生一个相应的分裂，自我就无法将（内、外）客体分裂，因此关于内部客体状态的那些幻想与感觉则对自我的结构有重要的影响。若是在合并（incorporate）客体的过程中，施虐冲动越多，那么这个客体就越可能被感觉为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自我也越容易陷入与内化客体碎片有关的被分裂的危险。
当然，我所描述的过程是与婴儿的幻想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且激发了分裂机制的焦虑，同样具有幻想的性质。婴儿正是在幻想中分裂了客体与自身，但是这种幻想的效果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它导致了感[11]觉与关系（以及后来的思维过程）的真实割裂。【注释】
[1] （1952年版本的脚注）这篇论文于1946年12月4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在稍作修改后（只加上了一个段落和一些脚注），基本维持原貌出版。
[2] 在完成本文前，我曾与宝拉·海曼（Paula Heimann）讨论其主旨，并且非常受惠于她启发性的建议，让我得以完成并阐释本篇文章的许多概念。
[3] 参见我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1932）与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1935).
[4] 当本文在1946年初次发表时，我使用“偏执位置”这个术语，与费尔贝恩（W.R.D.Fairbairn）的“分裂位置”（schizoid position）有相似的意思。经过深入思考，我决定将费尔本恩的术语与我的相结合，因此在这本书里［《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1952），本文首次发表于此书］采用“偏执——分裂位置”这一措辞。
[5] 参见《再修订之精神病与神经症的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 of the Psychosis and Neurosis),《以客体关系观点思考内在精神结构》（Endopsychic Structure of Considered in Terms of Object-Relationships）以及《客体关系与动力结构》（Object-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Structure).
[6] 参见《再修订之精神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1941).
[7] 参见温尼考特《原始情绪发展》（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1945）。在这篇文章中，温尼考特也描述了未整合状态的病理性结果，例如一个女性患者无法区分自己与其孪生姐妹的案例。
[8] 生命初期自我凝聚力的多少应该被视为与自我忍受焦虑的能力有关，比如我先前所主张的（参见《儿童精神分析》），这种焦虑是一个体质因素。
[9] 费伦齐在《注释与片段》（Notes and Fragments,1930）中提出，每个生命有机体都极有可能通过碎裂化对不舒服的刺激进行反应，这可能是死亡本能的表现。或许，复杂的机制（生命有机体）只有通过外部条件的影响才能作为整体存活下来。当这些条件变得不利时，有机体则裂成碎片。
[10] 温尼考特从另一个角度提到这个同样的过程：他描述了整合（integration）与对现实的适应是如何从根本上取决于婴儿对母亲的爱和照料的经验上的。
[11] 史考特博士（Dr W.C.M.Scott）？在本文宣读后的讨论中，提到了分裂的另一个方面。他强调断裂在经验的连续性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时间而非空间中的断裂。他提及了睡眠与清醒两种状态交替发生的例子，我完全赞同其观点。与投射以及内射有关的分裂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所特别讨论的分裂机制是生命初期的自我功能与对抗焦虑的防御之一。内射与投射从生命伊始就被用来服务于自我的这个原始目标。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投射是源于“死亡本能”向外的转向，而在我看来它使自我摆脱了危险和坏东西，从而有助于自我克服焦虑。自我也用内射好客体这种防御机制来对抗焦虑。
还有一些其他的机制也与投射与内射息息相关，此处我特别关心的是分裂、理想化以及否认之间的关联性。在谈到客体分裂时，我们必须记住：孩子在处于满足的状态下，爱的情感会转向满足他的乳房；而在挫折的状态下，恨与被害的焦虑则会依附在挫折他的乳房。
理想化与客体的分裂有密切的关联，因为理想化牵涉夸大乳房好的一面，借此来保护自己，应付对迫害性乳房的恐惧。所以，理想化是被害恐惧的必然结果，也是源自于本能欲望的力量。这种本能欲望旨在无限的满足，因而创造一个永不枯竭且始终丰满的乳房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理性化的乳房。
从婴儿的幻觉性满足（hallucinatory gratification）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分裂（cleavage）的例子。在理想化中发生的主要过程，也同样运作于幻觉性满足，即客体分裂以及同时否认挫折与迫害。挫折性与迫害性的客体跟理想化的客体被远远分开。然而，坏客体不仅与好客体分离，它的存在也被否认，就如同挫折的整个情境与随挫折而来的“坏感觉”（痛苦）都被全盘否认了一样。这个过程与否认精神现实（psychic reality）有密切的关系。对精神现实的否认，只有通过强烈的全能（omnipotence）感才有可能发生，这种全能的感觉也是早期心理状态的基本特征之一。全能地否认坏客体的存在以及痛苦的处境，在无意识层次上等同于被破坏性冲动所毁灭。不过，被否认与毁灭的不只是一个情境与一个客体，而是一个客体关系在遭此命运。于是自我的一部分连同它对客体的感觉也被否认与毁灭了。
在幻觉性满足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在发生：全能地创造理想客体与情境，以及同样全能地毁灭坏客体与痛苦的情境。这些过程的基础，就是客体与自我的分裂。
我想顺带一提的是：在这个早期的发展中，分裂、否认与全能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压抑（repression）在后期的自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当我们思考否认与全能的过程在一个充斥着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的发展阶段中所发挥的重要性时，我们可能会想起精神分裂症所表现的自大妄想与被害妄想。
到目前为止，在处理被害恐惧的议题上，我已指出“口腔”要素。然而，虽然口腔力比多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来自其他身体来源的力比多冲动、攻击冲动以及各种幻想也涌现出来，并且导致了口腔、尿道与肛门的欲望（力比多与攻击的欲望）融合在一起。对母亲乳房的攻击，也发展为类似性质的对母亲身体的攻击，因为母亲的身体现在被感觉为是乳房的延伸，这甚至是在母亲被感知为一个完整的人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在幻想中对母亲的屠戮，是依照两条路线进行的：第一种是以口腔冲动为主，想要将母亲（乳房）吸干、吃光、掏空，以及抢夺母亲体内的好东西（我将讨论这些冲动如何影响与内射有关的客体关系的发展）；第二种攻击源自肛门与尿道冲动，这种攻击意味着排除体内危险的物质（排泄物），并将它们放进母亲的体内。和这些有害的排泄物一起在怨恨中被排除的，是自我分裂的碎片。这些[1]碎片也被投射在母亲身上，或者说是投射进入母亲。这些排泄物以及自我的“坏”碎片不只是被用来伤害客体，也被用来控制与占有客体。只要母亲能够容纳这些坏的碎片，她将不被感知为分离的个体，而是被感知为那个坏的自我。
对自己某些部分的恨意现在大多被导向母亲的身上，由此导致了一种特别的认同形式。这种形式建立了“攻击性客体关系”的原型（prototype），我主张将这种过程称为“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identification）。当投射主要来自婴儿想要伤害或控制母亲[2]的冲动时，他感觉母亲是个迫害者。在精神病障碍中，这种将客体认同为“被自我怨恨的部分”，会导致患者对他人的强烈憎恨。与自我有关的是，当自我过度分裂并且将碎片驱逐到外界时，会相当程度地弱化自我的功能，因为在心理中，情感与人格中的攻击成分是和力量（power）、潜能（potency）、强度（strength）、知识以及许多其他个体欲望的（好）品质密切相关的。
不过，不是只有自我坏的部分才被排除与投射，好的部分亦然。此时，排泄物具有礼物的意义，而自我的某些部分和排泄物一起，被排除并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些就代表了自我中好的部分，也就是自我“具有爱”的部分。以这种投射为基础的认同方式，同样对客体关系有重大的影响。将好的感觉与自我好的部分投射到母亲身上，对于婴儿是否能够发展好的客体关系，并且整合其自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如果这种投射过程被过度操作，个体将会感到自我人格中好的部分都流失了，母亲因而变成了婴儿的“自我理想”（ego-ideal）。这样的过程也会导致自我弱化与贫乏。很快，这个过程延伸到他人身上[3]，结果可能会变成过度强烈地依赖他人，而他们事实上是他自己原本拥有的“好”部分的外在代表；另一个结果是害怕失去爱的能力，因为他所爱的客体，感觉是主要是被当作“自身的代表”来爱的。
因此，自我的某些部分分裂与投射进入客体的过程，对于正常的发展与异常的客体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
内射对于客体关系的影响同样重要。对好客体（首先是母亲的乳房）的内射，是正常发展的前提。我已经说过这个过程在自我中形成了一个焦点，并且促成了自我的凝聚性。这种最早与好客体相关联（内在或外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将它理想化的倾向。在挫折或焦虑增加的状态下，婴儿被迫逃遁到其内在理想化的客体处，以此来躲避迫害者。这种机制会引起各种严重的紊乱：当被害恐惧过于强烈时，逃遁到理想化客体的动作变得过度，会严重阻碍自我的发展，并且扰乱客体关系，结果是自我可能被感觉为完全顺从而且依赖这个内在客体（自我只是个空壳子）。个体的内部世界若是带着一个未经同化（assimilated）的理想化客体，便会产生“自我没有自己的生命与[4]价值”的感觉。我认为逃遁到尚未同化的理想化客体，使得自我必须更进一步地分裂，因为自我的某些部分试图与理想客体相结合，而其他部分则努力应对内在的迫害者。
各种分裂自我与内在客体的方式导致了一种自我碎裂的感觉，这种感觉等于是自我“崩解“的状态。在正常的发展过程里，婴儿体验[5]到的分裂状态是暂时的；在其他相关因素中，来自外在好客体的满足，一再地帮助孩子度过分裂状态。孩子克服暂时分裂状态的能力与其心理功能的弹性与耐受性有关。如果自我无法克服分裂与随之而来的崩解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持久且频繁地发生，那么我认为这种状态应该被视为婴儿的一种精神分裂症。我们在婴儿出生的最初几个月就已经可以观察到一些这种病症的迹象了。成人患者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与精神分裂的解离（dissociation）状态，似乎是[6]一种退行到上述这些婴儿的崩解状态。
我个人的经验是：婴儿早期过多的被害恐惧与分裂机制，可能对其早期的智力发展有害；因此某些特定的心理缺陷必须被视为属于精神分裂症的范畴。因为这样，我们在思考任何年龄段孩子的心智缺陷时，都应该记得婴儿早期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阐释了在客体关系上过度内射与投射的一些影响。有些病例因为某种原因而以内射为主，其他病例则是以投射为主，但我并非试图在此探究各种因素的细节。至于正常的人格，我们可以这么说：自我发展与客体关系的过程，由早期发展阶段中内射与投射之间可以达到的最佳平衡所决定，这一点又和自我的整合以及内在客体的同化有关。即使失去了这个平衡，而导致这两种过程的任何一种变得过度，内射与投射之间也还总是存在着一些相互作用。例如，由于受到被害恐惧的制约，充满敌意的内在世界向外投射，再将带有敌意的外在世界摄取回来，导致了一种内射；反之亦然，将扭曲与敌意的外在世界内射，强化了内在敌意世界的投射。
如我们所知，投射过程的另外一面，是关于自我的某些部分强行进入并控制了客体。因为这样，内射可以被视为由外而内强行侵入，作为暴力投射的惩罚。这可能带来一种恐惧，害怕不只是身体，连心智也被他人用充满敌意的方式所控制。结果可能是在内射好客体时产生了严重的紊乱，这种紊乱会阻碍所有的自我功能与性发展，而且可能导致过分地退缩到内在世界。虽然如此，这种退缩不仅是肇因于对内射外在危险世界的恐惧，也是源于对内在迫害者的害怕，以及随之而来的逃遁到理想化的内在客体。
我已经提到，过度的分裂与投射性认同导致了自我贫乏与弱化，这个被弱化的自我也因而无法同化它的内在客体，于是造成了自我被这些客体钳制的感觉；同样，这个被弱化的自我感到无法将投身于外在世界的部分再摄取回来。这些发生在内射与投射交互作用的种种紊乱暗示了过度的自我分裂，对于个体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不良影响，并似乎成为了某些精神分裂类型的根源。
投射性认同是许多焦虑情境的基础，我现在就来谈这一点。幻想中，强行侵入客体引发了焦虑，害怕来自客体内部的危险会威胁到个体，例如，想要在客体里面控制它的冲动，激起了害怕在里面被控制与被迫害的恐惧感。通过将先前强行侵入该个体的客体内射与再内射，个体内部被迫害的感觉亦被增强。由于“再度被内射的客体”被感觉为包含了自我的危险部分，这种被害感因而更加强烈。当这种性质的焦虑累积时，自我（如过去一样）被卷入种种内在与外在的被害情境[7]中，这是妄想症的一个基本要素。[8]
此前，我已经描述了婴儿关于攻击与施虐性地侵入母体的幻想，造成了各种焦虑情境（特别是害怕在母体内遭到囚禁与迫害），而这些焦虑情境则是妄想症的基础。我也呈现了害怕在母体内被监禁（特别是怕阴茎受到攻击），是造成日后男性性功能障碍（阳痿）与幽闭[9]恐惧症（claustrophobia）的重要因素。分裂的客体关系
现在，我来总结见于分裂人格的一些紊乱的客体关系：自体的暴力分裂与过度投射，导致了那位收到投射的“他人”被该个体认为是迫害者。由于自体将具有破坏性与恨的部分裂解并投射出去，这个部分被感觉为对他所爱的客体是个危险，于是引发了罪疚感。这一投射过程也以某种方式隐含着一种罪疚感从自身转向他人。然而，罪疚感并未被处理掉，这个被转向的罪疚感被感觉成一种对“他人”的无意识责任，这些人已经成为自体具有攻击性部分的外在代表。
分裂的客体关系的另一种典型特质，是其自恋本质。这种自恋源于婴儿期内射与投射的过程。如我之前所说，当理想自我被投射到另一个人时，他变得几近完全地爱着、赞赏着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拥有他个体“好”的部分。同样，与他人的关系若是建立在自体“坏”的部分投射到他人体内的基础上，这个关系就具有自恋的性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客体同样相当程度地代表了自体的一部分。这两种自恋的客体关系通常呈现了强烈的强迫特质。如我们所知，控制他人的冲动是强迫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的一个基本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人的需要，可以用控制自体某些部分的冲动被转向来解释。当这些部分被过度投射到另一个人的时候，只能透过控制这个人来控制它们。因此可以从婴儿期投射过程的特殊认同中，找到强迫机制的一个根源。这个关联也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经常有修复（reparation）倾向的强迫元素，因为个体想要修复的，不仅是一个令他感到罪疚感的客体，也是自体的某些部分。
所有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个体与特定的客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束缚关系；二是个体从人群中退缩，以免自我的破坏性部分侵入他人，并受到他人报复的危险。对这类危险的恐惧，可能在客体关系中透过种种负面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他不喜欢那种太容易被他影响的人，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像他自己，所对他对他们感到厌烦。
分裂的客体关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明显的造作与自发性的缺乏。与这一点息息相关的是对自体的感觉发生了严重的紊乱，或者，如我以前所说，是与自体的关系发生了紊乱。这个关系也显得造作，换句话说，精神现实以及外在现实的关系同样受到了干扰。
自体分裂的部分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基本上影响了客体关系、情感生活与作为整体的人格。为了说明这个主张，我选择了两个普遍的现象作为例子，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孤独感与分离恐惧。我们知道，伴随着与人分离而产生的抑郁感，其来源之一可以在个体对客体遭受攻击冲动破坏的恐惧中找到。不过更确切地说，是分裂与投射的过程形成了此类恐惧的基础。如果在客体关系中，攻击性元素居多，并且被分离挫折强烈地诱发，个体便会感觉到自体的分裂部分（被投射到客体）；同时，内在客体与外在客体一样被感觉到处于同样的破坏危险当中（自体的一部分被感觉到留在该外在客体中），结果造成自我过度的弱化，感觉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自我，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孤独感。这个描述适合神经症的患者，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以下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多作说明：分裂客体关系的某些其他特质（我之前所描述的），也可以在正常人身上看到其较轻微及较不明显的形式，例如害羞、缺乏自发性，或相反，比如对人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同样的，思考过程的正常干扰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偏执——分裂位置有关。因为我们都难免会发生暂时性的逻辑思维障碍，也就是思绪与联想被切断，情境经验被分裂成彼此失去连接的片段。事实上，这就是自我暂时被分裂的状态。抑郁位置与偏执——分裂位置的关系
我现在要探讨的是婴儿的后续发展。此前，我已经说明了生命最早几个月所特有的焦虑、机制与防御方式。随着婴儿将完整的客体内射，显著的整合发生在第4-6个月的时候，这意味着客体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改变。对母亲的爱与恨的部分不再被感觉为互不相干，结果是婴儿害怕失落的感觉增加了。这种状态类似于哀悼与强烈的罪疚感，因为他（现在可以）感觉到攻击冲动的目标是他所爱的客体，于是发展进入了以抑郁位置为主的阶段。接着，感觉到抑郁的经验具有进一步整合自我的效果，因为它不仅带来内在与外在情境之间更好的合成（synthesis），也增加了个体对精神现实的了解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在此阶段显现的修复冲动，可以被看作对精神现实有更多洞察以及合成增加的结果，这一冲动表明了个体对悲伤感、罪疚感与丧失恐惧等感觉（源于对所爱客体的攻击），有更加符合现实的反应。由于想要修复或保护受伤客体的冲动，促成了个体发展更满意的客体关系以及升华，这个冲动随之强化了合成，并且对自我的整合有所贡献。
在出生后的第6-12个月，婴儿的发展在朝向修通抑郁位置的目标上，出现了重要进展。然而，分裂机制发挥作用，虽然其形式有所调整，程度也比较轻微，而且早期的焦虑情境被一再体验到。被害位置与抑郁位置的修通过程，在儿童期的最初几年持续延伸，并且在婴儿期的神经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焦虑减弱了，客体变得不那么理想化，也比较不那么吓人，自我变得更加统一。这一切都和现实知觉的增加及对现实的适应有着相互的关联。
如果偏执——分裂位置不能正常发展，而且婴儿（因为其内、外在的某些原因）无法应付抑郁焦虑的冲动，那么将会发生恶性循环。因为如果被害恐惧与相关的分裂机制过于强烈，自我将无法修通抑郁位置，迫使自我退行到偏执——分裂位置，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较早期的被害恐惧与分裂现象，埋下日后各种形式的精神分裂症的基础。由于这种退行发生的时候，不只是在分裂位置（schizoid position）上的固着点被强化了，还有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崩解的危险。而另一种结果可能是增强了抑郁的特征。
外在经验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一个表现出抑郁与分裂特征的病人中，分析过程鲜活地带出了他婴儿时的早期经验。这种经验如此鲜明，甚至在某几次治疗中，发生了喉咙或消化器官方面的身体感觉。这个病人在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妈妈生病而突然断奶，此外有四个星期没有见到妈妈。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她发现这个孩子变了很多，之前他是一个活泼、对周遭感兴趣的小孩，而之后变得全然失去兴趣、面无表情。虽然他能够接受替代食品，但是不再渴求食物，体重下降，并且产生许多消化方面的问题。一直到将近周岁的时候，接触了其他食物，他的身体才再次有了不错的发育。
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见到许多这种经验对他整体发展的影响，他在成年后的观点与态度源自于这个早期阶段所建立的模式。例如，我们一再观察到一种被他人以非选择性的方式影响的倾向，也就是贪婪地拿取任何他人所提供的东西；而在内射的过程中伴随着极度的不信任。这个过程总是被各种来源的焦虑所干扰，这些焦虑也促成了贪婪的增加。
将这个分析的材料作为整体来看，我得到了如下结论：当他突然失去了乳房与妈妈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与“完整的好客体”的关系。毫无疑问他已进入了抑郁位置，但是无法成功地修通在这个位置上遇到的困难，于是退行性地增强了偏执——分裂位置，这表现在他的“淡漠”（apathy）反应上。而在此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对周遭事物已经能够表现出鲜活的兴趣。他已到达抑郁位置，并已经内射了完整客体。这经由许多方式表现在他的人格中，事实上他拥有了稳固的爱的能力，而且对于完整的好客体具有强烈的渴望。其人格的一个典型特质是：想要去爱并信任他人，无意识地重新获得与再次建立完整的好乳房，这个乳房是他曾经拥有，也曾经失去的。“分裂”与“躁狂抑郁”现象之间的联系
个体总是会在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来回摆荡，这些波动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这两个发展阶段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此外两个位置之间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两种位置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我认为，在异常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相互作用影响着某些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障碍的临床表现。
为了描述这种关联性，我将要简短地介绍一些个案材料，在此我并不准备报告个案的病史，而只是选择某些与我的主题有关的部分来讨论。我记得的这个病人明显是个躁狂抑郁症患者（不止一位精神科医生对她作此判断），她表现了这个疾病的所有特质：在抑郁与躁狂状态之间的转变摆荡、强烈的自杀倾向导致了反复的自杀行动，以及各种其他躁郁症状。在分析过程中她达到了一个阶段，获得了真实而重大的改善，不仅躁郁周期停止了，而且她的人格与她的客体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多方面的生产性以及真正快乐的感觉（不是躁狂的那种快乐）均得到了发展。随后，部分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病人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在这最后的阶段（持续了几个月），病人在分析过程中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与我合作，她规律地来分析，充分地自由联想、报告她的梦，并且为分析提供材料。然而，她不但对我的解释没有任何情绪反应，甚至表现出相当的鄙视，对于我所提示的部分，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层面的确认。不过她对于解释的反应所呈现的材料，反映了它们的无意识效应。这个阶段呈现的强烈阻抗，似乎完全来自于人格的某一部分，但同时人格的另外一部分则对分析有所反应。不只是她人格的某些部分未能和我合作，她的人格中不同部分之间似乎也不能互相合作，而当时的分析无法帮助病人去整合这些部分。在这个阶段里，她决定结束分析，外部环境强烈地促成了她做这样的决定，于是她约好了最后一次分析的日子。
在那个特别的日子，她报告了如下的梦：有一个盲人对自己的失明感到非常忧心，但是他似乎通过“触摸病人的衣服”及“试图找出她的衣服是如何被弄紧的”来获得安慰。梦中的衣服使她想到她的一件连体女装，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处。病人对这个梦有两个进一步的联想，她稍带阻抗地说，那个盲人是她自己，而当提到那件扣子扣到脖子处的衣服时，她认为她再度走进了自己的“隐藏之所”（hide）。我提示她说，在梦中她无意识地表达了她对自己困境的无视，而且她生活中的各种情景，乃至她对分析所做的决定，都与她无意识的知识不一致。这点也通过她所说的曾走进了她的“隐藏之所”而得以显现。走进“隐藏之所”意思是指把自己关闭隔绝起来，这种态度是她在前几个阶段的分析中所熟知的。因此无意识的洞识，甚至一些在意识层次的合作（认识到她是那个盲人，以及她已经走进自己的“隐藏之所”），仅来自于她人格中一些孤立的部分。事实上，在那个特定的一个小时中，对这个梦的解释没有达成任何效果，也没有改变病人要[10]结束分析的决定。
在这个病人与其他个案的分析中所遭遇到的某些困难的本质，在病人中断治疗前的最后几个月，就已经更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分裂”与“躁郁”的混合性质决定了她的疾病本质。因为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甚至在早期阶段，当抑郁与躁狂最为活跃的时候），有时候抑郁与分裂机制会同时出现，例如：病人持续数小时沉浸在无价值感之中，泪水从她的双颊流下，她的姿态表达了她的绝望。然而，当我解释这些情绪的时候，她说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些，于是她责怪自己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空无一物。在这几次分析里也存在思维奔逸的情形，思考似乎被切断，它们的表达也是不连贯的。
在解释了隐藏在这些状态下的无意识缘由之后，有时候在几次分析中，情绪与抑郁焦虑能够完全流露出来。在这个时候，思考与言语也更为一致。
这种在抑郁与分裂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结，虽然通过不同的形式持续显现在她的分析中，却在分析中断前的最后阶段（刚才所描述的）变得非常明显。
我已经提到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在发展上的关联，现在浮现的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的这个关联，是否为这些躁狂抑郁障碍的混合症状甚至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如果这个假说能够被证实，结论将会是：从发展的角度看，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障碍比我们原先认为的关联更为紧密。这一点也解释了那些难以鉴别的重度抑郁症（melancholia）或精神分裂症的个案。如果任何同仁通过丰富的临床观察，能够对我的假说有更多的阐明，我将会非常感谢。某些分裂防御
一般都认为分裂病人比躁郁症患者更难分析，他们的退缩、缺乏情绪表达的态度，在客体关系中的自恋元素（我稍早曾提到），有种分离的敌意（detached hostility）散布在和分析师的整个关系上，产生了一种非常困难的阻抗。我相信主要是分裂的过程，说明病人在接触分析师时的困难，以及对分析师的解释缺乏反应。病人自己则感到被隔绝或与治疗师距离遥远，这种感觉和分析师的印象是相对应的：即病人的人格以及情绪有相当多的部分是无法触及的。具有分裂特质的病人可能会说：“我听见你说的话了，你可能是对的，但是那些对我没有意义。”或者，他们说感觉自己不在那里。这些个案所表达的“没意义”并非意味着他们对解释的积极排斥，而是提示了他们人格的某些部分与情绪已被裂解，因此无法处理所接收到的解释。他们既无法接受它，也无法拒绝它。
我将通过一名男病人的分析资料片段，来描述这种状态的潜在过程。我记得该病人在某次分析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感觉到焦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着他拿一些比他成功、幸运的人当作例子来比较，这些评论也提到了我，他明显地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挫折感、嫉羡与哀伤。当我进行如下解释（现在提到的只是我解释的要点）：这些感觉是指向分析师且他想要摧毁我时，他的情绪突然改变了，声调变得不连贯，用缓慢而缺乏表情的方式说话。他说感觉到和整个情境脱节。他补充说我的解释似乎是正确的，不过这也无所谓，事实上他不再拥有任何愿望，而且没有什么是值得烦恼的。
我的下一个解释将重点放在这种情绪改变的原因上。我的解释是：当我进行解释的时候，那种“想要摧毁我”的危险对他而言已经变得非常真实，这立刻让他感到害怕失去我。以往在分析他的某些特定阶段上，随着这种解释会出现罪疚感与抑郁位置。现在不同的是，他试图利用一种特殊的分裂方法来处理这些危险。我们已经知道，在两难、冲突与罪疚感的压力之下，病人通常会分裂分析师，然后分析师可能在某些时刻被他所爱，而在其他时刻被他所恨。或者，他和分析师的关系可能以下列方式被分裂：他自己维持在好人（或坏人）的状态，而他人则成为相反的人物。但是，这不是发生在这个案例的分析方式。这个病人分裂掉自己的某些部分，也就是他感觉到自我中对分析师有危险与敌意的部分，他将他的破坏冲动从他的客体转向他的自我上，结果是他的自我有些部分暂时“不存在了”。在幻想里，这将导致部分人格的消失。将坏冲动转向自己人格一部分的特定机制，以及随后发生的“将情绪分散”（dispersal），能够把他的焦虑维持在潜伏的状态。
我对这些过程的解释再次改变了这个病人的情绪。他变得情绪化，表示想要哭泣，感到抑郁，但是觉得自己更加整合了；同时他还表示[11]感到饥饿。
在焦虑与罪疚感的压力之下，将人格的一部分暴力地分裂并且摧毁，依我的经验看来，这是一种重要的分裂机制。现在简短谈谈另外一个案例：一名女病人梦见她必须应付一个执意要谋杀某人的邪恶小女孩，她尝试去影响或控制这个孩子，并且逼迫孩子招认（她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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