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幻觉：沉醉于臆想中的现实(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浩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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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幻觉：沉醉于臆想中的现实试读：

前言

现实不过是一种持续的幻觉。爱因斯坦如是说。此言背后的科学推断，我等科盲们自然是无从晓谕。然而，至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可能的解读：对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之本真，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的。我们自认为的所谓理解，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幻觉。我们所持续地拥有并回溯到的这种幻觉，便是我们能够理解和确认的真实。

其实，这并不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简单孤立的言论。在其流传甚广的各类名言妙语中，充满了此类极为矛盾而又甚为有理的悖论：

如果一个想法在起初并不荒谬的话，那它根本没什么意思。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蹩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用我们制造问题时的思路去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智力的真实表征是想象力而不是知识。

有两种生活方式：认为世上没有任何奇迹；认为凡事皆为奇迹。

如果我们斗胆进一步囫囵吞枣，那么对爱因斯坦著名的相对论最直白和世俗的理解，大概就是什么东西和事体都是相对的。真假共存，因果背反。前后如一，长短互鉴。也许，这正是其真谛。也许，这只是我们的误读，但这种误读却是真实而持续存在的。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世人中没几个爱因斯坦，大部分人都是科盲。也许，这就是绝大部分地球人脑海中的相对论，错误而真实地存在着。

然而，幻觉并不一定就是错觉、谬误和虚惘，虽然它很可能在终极的分析层次上的确是错误和荒谬的。我们所生存的真实世界，并不（仅仅）是量子力学所界定的物理世界。对于世人来说，无论如何，我们的幻觉也是一种真实存在，尤其是被广为信奉并大肆传播的某些集体幻觉。这种真实的存在，无论真假对错，真切地影响我们的意识和行为，可能进一步强化我们的某些幻觉，修正另外一些幻觉，或者催生新的幻觉。

在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的范畴，这种现象可能更加普遍和明显。我们可能欣喜地以为找到了管理的真谛，但最终发现不过是各种偶然要素的随机巧合。我们可能天真地以为靠自己的努力办成了大事儿，实际上不过是暗地里撞上了运气。我们可能自信地以为我们在创新，在做前无古人的创举，只是不知道别人早就尝试折腾过而无功归返。我们可能非常浪漫地以为领导力的特点主要在于高大上，但也许从来不会意识到领导力的阴暗面可能须臾不离。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我们生活在我们自造的世界，徜徉在我们的幻觉中。这种幻觉，给我们带来智力上的安全感和行为上的参照系。各种复杂的刺激和幻觉相互交错之际，我们可能会产生困惑和焦虑，也可能会回归到我们的主导幻觉、核心幻觉或曰元幻觉——我们最熟悉也是最为信赖的那种幻觉和常识。即使这种幻觉所带来的结果不利于我们，我们也照样不离不弃，甘之如饴。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儿，连爱因斯坦们都掰饬不清楚。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把管理的道道说清楚呢？如此看来，各类管理大师们，不过是在怂恿众人去强化某种特定的幻觉而已。信不信由你喽！马浩　谨识于北京海淀马连洼寓所2016年2月20日

悖常识

常识（Common Sense），貌似清晰明确、备受公认，其实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模糊而不确定。按照其原意，常识应该是对某种事情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积累和提炼出来的相对比较靠谱的看法和见解，有技术含量，有专业支撑。比如电工常识、地理常识、野游常识等。教育和专业训练所要传播的正是这种常识。但对于没有受过教育和专业训练的人而言，这种常识便不是常识，而是“专业知识”。

常识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大多数人所理解和信奉的知识。这种常识，可能是广为传播的专业知识，比如防火的基本常识。它也可能是祖传下来的道听途说或者直观信念。此类常识，在没有受到专业研究的考察和检验之前，无从判定其真伪，或者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方法去检验其真伪。那么，这时的某些常识，实际上是以信条、戒律或者巫术的形式出现的。也许管用，也许更加有害。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些常识的有效性是经过局部检验的，但其功效和机理却难以确定。这类常识在现实中应该非常普遍。在没有更加精准的替代常识出现之前，大家只能信它用它。而实际的后果，往往是毁誉难测，未尽如人意。通常情况下，这种常识本身往往过于直白简单，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忽略了常识背后的悖论与张力以及必要的对度的拿捏。管理领域的很多常识便是属于此类的。

如此，所谓的“悖常识”，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其一，就是管理决策的思维和行径有悖于专业的常识，那些基于实际检验证据的常识。其二，就是沉溺于后两种似是而非或者半生不熟的常识，那些更加类似于爱因斯坦所谓的“幻觉”的常识。

常识的混沌

在管理领域，许多常识本身可能就是混沌不清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大家倾向于认为市场份额可以带来高额利润。而后来研究表明，市场份额与利润率的关系是相关而不是因果，而且市场份额本身的界定也存在各种歧义。如此，诸多管理常识本身就是幻觉。本小节旨在剖析管理实践和日常生活中几个常见的常识方面的误区，从而激发大家去考察和挑战我们面对的各种常识背后潜在的误区和陷阱。

应试教育又何妨

互联网思维早有

什么叫产品暴利

靠谱的四项准则

中国人为啥缺乏创新？答曰：应试教育使得我们从小就缺乏创新的基因，扼杀了创新的天性和潜能。持这种说法的人，往往痛心疾首，摇头叹气；竭力愤世嫉俗，倾情悯人悲天。其实，这种说法很扯淡，不过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已。之所以习惯于如此名状，大概是因为它时髦方便。说得极端一点，如果此类说法甚嚣尘上，夺人眼目，那么我们离创新不会更近，很可能是更远。这种说法本身，正是一种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请问，天下的教育制度，哪国哪家，哪朝哪代，不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是普遍常态

所有集体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都会有一套特定的评价标准，用来衡量和检验组织的活动是否达到了组织的目标。而这种标准通常要具有某种稳定性、连续性以及可测量性。一旦相对明确的评价标准出现，组织成员自然会向评价标准靠拢，主动调整自己的言行表现，以期合规，或者更进一步说，希望成为该组织标准所界定的模范典型和标杆榜样。惟其如此，才能获得组织的认可和褒奖。

任何地方的教育都是社会性的制度安排，要符合某种集体的规范和制度的准则。惯常情况下，不合群的人，在任何有集体规范的地方都是要被扼杀和打压的，无论是天才还是笨蛋。因此，大而言之，所有的教育都是应试教育，只是考试的科目和方法不同而已。40年前，如果你手上有茧子，是车间、田间的好把式，你就能够去上大学，当然，还有出身要地道。这不是没有考试，而是考试要比一比谁的茧子厚。“这，就是资格！”

在中国，死记硬背是功夫，大抵是因为考试的内容大多是靠死记硬背。死记硬背确实是功夫，无论是学校在读还是职场打拼，关键时刻，那些靠死记硬背得到知识的人，能够想得起、说得出、用得上，也能出人头地。更何况，死记硬背本身的功夫跟创新能力并不必然互为矛盾，而是属于两类不同的能力，甚至可以互补。否则，你连基本的东西都记不住，哪儿来的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继往开来，推陈出新？

在中国，需要经过严格的高考才能上一流的大学。高考考什么，大家就学什么。这有什么可非难的吗？难道你让中学生们随心所欲耍六年，然后高考时考些他们从来没学过的东西吗？如果我连个标准的考试都应付不了，成为创造性的人才的概率到底有多大呢？我的概率会高于那些能够从容应付标准考试的人群吗？如果说，我们现行的高考体系和考试内容没有鼓励创新，那么它同时大抵也没有扼杀创新，没有漏掉多少能够在未来进行创新的天才。

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教育特别地鼓励创新，证据大概并不足以为信。笔者曾经在美国高校教书20年，亲眼目睹一代又一代的本科生，公立私立大学的都有，靠死记硬背课本知识，去应付多项选择题，从而得以过关，挣学分，拿学位。当然，你可以说美国教育从小就不压抑孩子的天性。你儿子在美国幼儿园信手涂鸦。老师鼓励说，太富有想象力了！这是全世界最棒的！高中毕业，你儿子很可能在麦当劳中规中矩地按照规程烤汉堡，或者在超市收银，一块钱之内的找零也得借助计算器。也许，强调扎实的基本功比臆想人人创新要更加实际。

在美国，你想上好大学，也得踏踏实实地应试。人家要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你得考SAT。人家要求课外活动、全面发展，你得玩儿命地去美容你的简历。你得踢球游泳，显得体育积极。你得拉小提琴弹钢琴，表明你很文艺。你得跟教导主任搞好关系，你们全家都得跟教导主任搞好关系，因为他最终决定是否向一流大学推荐你。哪一项不是考试？哪一点不是应试教育？要知道，进入美国最优秀研究生院的学生，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应试教育中最顶尖的学生，除了专业学习优异之外，你还得先去考TOEFL（托福）和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没有哪个学校说“粪土当年GPA！”“应试”是所有组织活动中的铁律

广义而言，所有的组织成员都是应试者。所有的组织活动，都是类似“应试教育”的行为艺术。你有什么评价指标，我们就极力表现预期的行为。哪儿都一样。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按重量考察生产绩效，当时生产的机床注定要有一个很沉重的基座。支持美国共和党的选民反对堕胎，那些骨子里不反对堕胎的政客也要郑重表示“尊重生命”。如果印度医院按照放支架的个数评价医生的业绩，可放可不放的患者就都被放了。如果中国的市民婚后买房限购，那么很多夫妻就成群结队地到民政局申办各种名目的所谓“离婚”了。政策就是考试，对策就是应试，谁怕谁呀？在某种意义上说，解决问题，就是创新。

如果国王喜欢细腰，举国美女都要束腰。如果你们老板喜欢太极，很多人立马研究陈、杨、孙、吴、武，要能当面说出老板主要宗法的是哪个流派，怎样地吸收各家之长，如何地独特创新。当然，跑步、登山、书法、摄影，老板的喜好不同，考试的格调就不一样。人生中有诸多考试。应试，乃人之本能。关键是看考试的内容和出题者的品位和水准。诟病应试教育本身，无疑隔靴搔痒。

回到初始的问题。不要让应试教育为缺乏创新背了黑锅。常言道，“生存之必需乃创新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novation”）。我们还没被逼到那个份儿上。坑蒙拐骗都能赚钱，抄袭模仿就能发财，为什么要创新？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各类企业与组织，我们的考试题里“创新”二字还没到真正需要出场的时候。只恐怕到“创新”二字出现在考试题里的时候，应试教育又要被追捧为创新的助推器了。

话说回来，谁说我们不能创新？互联网金融，在美国没多少人认为是个事儿。在咱这儿，俨然创世纪！又是教主，又是元年的，日日皆创新，每天都颠覆。跟“大跃进”似的。这种创新还真不是靠死记硬背的受气包们所能折腾出来的。（本文编辑修订版曾以“应试教育又何妨？”为题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第7期马浩专栏。）互联网思维早有

据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拥抱所谓崭新的互联网思维，其精神实质是平等、开放、参与、互动，当然还有用户体验、口碑效应、迭代演化、生态系统，如此等等。还据说平等开放的平台是互联网思维的重中之重。一时间，平台战略又时髦走俏、饱受推崇。

碰巧，最近读到一位纽约华人学者在中文商业媒体上抨击近来“巨额亏损”的美国邮政（USPS）之各类“国企病症”。笔者曾经旅美二十余年，对美国邮政服务之安全可靠与价格亲民印象深刻。为了澄清事实，特意花工夫研究了美国邮政的前世今生。不禁恍然大悟。夸张地说，美国邮政在18世纪便是互联网思维的践行者与平台战略的急先锋。不妨借此专栏为平台，跟各位看官掰饬一下平等与效率并重的美国邮政。

18世纪美国邮政的网络思维

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出任首任总督的美国邮政总署成立于1775年，比美国建国还要早一年。美国邮政并不是国企，因为它根本不是企业，而是根据宪法授权存在的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成立伊始，美国邮政便拥有普通信件（First Class Mail）邮递的垄断权。这保证了它有足够的规模以及与之俱来的收入去服务所有的美国人。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邮政服务，商家肯定专注于盈利丰厚的邮路。那些偏远地区的用户则可能无人问津。通过政府垄断提供此类邮政服务，实际上是政府强制性地打造了一个全天候、全方位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毫无例外地包含了美国所有的民众，无论你在比肩接踵的繁华都市还是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你付同样的邮资，得到同样的服务。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使用邮政服务，既可保证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选择其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点，又能使其与美国社会这个大网络中的任何人通过邮件联系沟通。平等，开放，参与，互动。现今的互联网精神，不过如此。

当然，如果没有足够大的规模效应，美国邮政的网络注定难以从经济层面持久支撑。2013年，其销售收入达到673亿美元，拥有近50万名员工和21万多辆车。美国邮政的35000多个经营网点，多于麦当劳、星巴克和沃尔玛在美国店铺的总和。作为唯一有能力向美国所有私人和商业地址投递邮件的服务提供者，美国邮政每天（周日除外）向1.53亿个地址进行投递。最长的一条邮路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某个乡村。邮递员每天驱车187.6英里，将邮件送到240个家庭的邮箱中，按时定点，风雨无阻。

两百多年来，美国邮政的收支每年基本平衡，而且还有五十多年收入大于支出的情形。2006年以来美国邮政连年赤字，并不是因为经营不善，而是国会法案强制要求它在10年之内为今后75年间将要雇用的员工提前预缴至少每年50亿美元的养老医疗保险。在如今实体邮件日益遭受电信方式替代、联邦快运等私人快递公司“撇脂”竞争的严峻形势下，无论有多少弊端，美国邮政仍然能够顽强生存，不拿纳税人一分钱，完全自负盈亏。何况人们根本就不应该预期它要去盈利。

毫不夸张地说，这项源自18世纪的顶层设计，先知先觉地采用了今天被奉为所谓互联网思维的“网络思维”，相对较好地兼顾了平等和效率。值得信任的交易平台

一个国家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的安居乐业，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甫自成立，美国邮政恰恰是提供了一项安全可靠、廉价高效的公共服务，一个值得信任的交易平台，于国计民生贡献殊甚。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两百多项联邦法案，以保证邮政业务的安全。在美国邮政这个平台上，人与人交往，组织与组织对接，公民与政府沟通，企业与顾客相连。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双边，多边，平台效应竞相凸显。围绕着这个平台，生息着万千个目标繁杂、形态各异的生态系统。

早在19世纪末，乡村居民就已经可以通过邮购的方式购买城里人享用的商品。现在的网购，不过是当年的邮购在新技术手段下的翻版。无论你采用什么用户界面，货物的实际运送，最终还是要与邮递环节牵连。如今火爆异常的网飞（Netflix）最初就是靠美国邮政的渠道从事DVD租用业务起家的。当然，美国邮政自然也可以在自己的平台上开展其得天独厚的业务。作为政府的一部分，它可以受理代办公民护照申请。基于其良好的信用，它同样可以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比如汇票与汇款。美国邮政的平台亦可为竞争对手提供业务方便。以包裹和快递为主业的联邦快运和UPS等公司，也通过美国邮政的网络和渠道运营某些时效性不强的邮递业务。同样，美国邮政也会付费利用这些对手在空运方面的优势和专长。在邮递业竞争如火如荼之际，美国邮政这一平台依然实用可靠。

行文至此，不禁感叹，美国邮政虽然没有诞生在互联网时代，但它却比几乎所有的当代企业或机构都具有所谓的“互联网精神”，而它一开始就名正言顺地践行赤裸裸的垄断。国中互联网时代的巨头大佬们满嘴平等、公开，貌似阳光透明，祥和圆融；实际仍是互掐、互绊，恨不得你死我活，通吃全赢。你堵我的出口，我断你的路径。诚然，商人逐利，天经地义，只是不要动不动就自欺欺人地将个互联网思维描绘得玫瑰样绚丽，百合般温馨。

竞争性的市场通常可能会更有效率。政府机构做事则主要应该关照平等。美国邮政，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乃是少有的平等与效率兼顾的典型。其网络思维与平台设计，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仍然值得我们的企业和政府去思考和学习。（本文编辑修订版曾以“十八世纪的互联网思维和平台战略”为题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第6期马浩专栏。）什么叫产品暴利

曾经与一位执掌全球500强的央视年度财经人物共进晚宴，席间说起一个现象。该大佬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国外的名品卖到中国，价格较高，倒是可以理解；国内某些东西，成本低廉，也卖那么贵，实在难以理解。推杯换盏之间，笔者无暇细思深究，随便搪塞了两句，不了了之。一曰市场供求与客户预期。二曰物品之间的比价关系。

后来仔细想想，笔者当时的直觉，也许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在资本社会，劳动价值论不如市场供求论吃香，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理论遭遇现实，而二者不睦，倒霉的往往是理论，现实体现的则是所谓的硬道理。

大家经常抱怨中国的房价高。没错，确实高，但也看跟谁比。在北京某些区段，恨不得全球的有钱人都想染指涉足，不可能不贵；但比起纽约、东京、伦敦，仍有很大上涨空间。以海淀区为例，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从附小、附中到本科、研究生、博士后，多少人盯着有限的空间和资源，住房不贵才怪了。巨大的需求压在那里。拿北京中心区的房价和美国卫星城的郊野小镇去比，没有任何意义。再怎么说，中国也是数十年7%—10%的GDP年增长率，即使是名义的增长也是由增发的钞票来表示的，能不体现在物价上吗？

君不见，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一般的工薪阶层，甚至白领，也不是大城市中购房的主力。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租房是一种常态，买房近乎奢侈。其实，在中国的大城市，即使房价下降一半，大部分工薪阶层仍是买不起房子。何苦为这些原本就不属于自己消费范畴的事物大动肝火。也许，很多人应该庆幸，正是有了房产作为投资手段，给有钱人提供了投资的对象，才给许多普通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同时拉动了总体的经济成长。如果没有这些出路，有钱人比着在一般日用消费品领域内打转儿，恐怕老百姓连肉都更加吃不起。

为什么呢？因为市场是相连的，物品间的比价自然起作用。房价上涨，只是表象之一，与之相伴的是原材料、建筑施工、房屋销售、装饰装修、家具和家居用品等多种配套业务的增长。而这些行业的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必定影响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价格增长。这是一连串的事情。如果本该投资的钱直接冲到消费品市场，谁受得了？

除了房价，如今大家经常抱怨的就是看病贵。这事儿也还是要从比价和供求说起。看病确实贵。但我们通常不会去想，现如今我们的生命本身值多少钱。你每天消耗的资源、维持生计的成本、自我感觉的价值，都在迅猛提高。从比价的角度，医疗服务、保命求生的服务，根本不会便宜，也不应该便宜。你可能信誓旦旦地宣称，生命无价，人人平等。对不起，医院可不这么认为。

在公平竞争的领域里，产品价格贵自然意味着有实际的需求、较高的需求，无论国产还是进口。最近，国内媒体不断曝光指摘国外品牌的所谓暴利，从苹果、三星到最近聚焦的星巴克。这实在是有些不着边际。这些产品都是充分竞争领域的产品，没有任何人强迫消费者购买。而购买者多是主动自愿上赶着去送钱，甚至抢购。不假思索的无端臆想以及随波逐流的人云亦云，包括某些曾有旅居国外经验人士的粗识浅见，更是于事无补，混淆视听。

比如说，国人可能以为，星巴克或者哈根达斯在美国也不过是普通产品，只是跑到中国才打奢侈牌，牟取暴利。殊不知，星巴克在美国也只是上中产阶级才能时常享用的。星巴克一杯卡布奇诺要4—5美元，麦当劳或者其他地方的咖啡也只是1—2美元。在超大城市居住的城里人，比如纽约客，本身就是上中产阶级，去星巴克也许是家常便饭，乃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而一般城市中的老百姓，甚至可能认为喝星巴克是不道德的或者简直就是犯罪，不值呀。

再说哈根达斯，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地都是高端品牌，而不是一般消费品，其价格要比同类产品高出数倍。某些人会立马指出，星巴克与哈根达斯在中国的绝对价格也比在美国卖得贵。没错，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美国，用在食品上的支出在人均收入中的占比，不会像在发展中国家那么高。何况，在中国享用这些产品的主力消费群，断然不会因吃了对于一般人貌似奢侈暴利的洋货就倾家荡产，也根本不会觉得不值。这些人比美国的中产阶级更有购买力。

不妨看一下各类网站上中国网民对全球知名品牌的评价。说到奔驰宝马，大部分评价的人根本就不是车主，无端倾情褒贬，肆意大放厥词。谈及日本车，基本上大家直接开骂：不开日本车难道你会死吗？有兴趣者不妨考证一下，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举行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上，军方人士开去的座驾是不是平日里常用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或者三菱帕杰罗？摄影师们驾着的“长枪短炮”到底是佳能、尼康、莱卡、蔡斯，还是海鸥、凤凰？

某位经济学家发明了全球麦当劳巨无霸指数。这更不靠谱，完全是西方国家标准。马兰拉面在中国只要几块钱，在瑞士中餐馆一碗拉面要你10欧元，可比吗？中国没多少人经常性地吃洋快餐、喝咖啡，无论是谈品位还是耍情调。这些人主动引颈受宰你应该幸灾乐祸才对。恭喜你，你的马兰拉面少了一个与你竞价的客户。

吐槽谁都会，基本过嘴瘾。大部分吐槽者根本不是你的客户，无须分神烦心。市场是细分的，你只需要找到你的目标客户群体。东西好不好，贵不贵，值不值，谁买谁知道，掏钱最重要，无须一众不相干的人聒噪。商家要做的是，不畏浮云遮望眼，敢向信众觅知音。回到开篇大佬的疑问，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看到的恰恰是国产的东西比洋货更暴利！那时候，中国企业真长脸了。我们期盼着。（2013年10月22日）靠谱的四项准则

在阿姆斯特丹度假一周，回北京的飞机上梳理一些近期的感悟。无论是产品、服务还是体验，世界上那些比较靠谱的东西大抵有些共性，似乎有意无意地遵循了某种靠谱的理念和准则。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在下希望能从个案感悟中提炼出某种准则体系，以之求教大方。不妨就将此体系称为“靠谱”（SURE）：简单性（Simplicity）、适用性（Usefulness）、稳健性（Robustness）和情感性（Emotionality）。

简单性，体现在简便易用、直观直白，因此可以减少顾客使用时的困惑和焦虑；实用性，说的是精准有效地提供所需要的功能，该达到什么效果，就达到什么效果；稳健性，意味着无论是什么样的使用群体和时空组合，所设计的功能效果都能够得以顺利实现，稳定一致、屡试不爽；情感性，则指的是目标使用者所感受到的情感价值和精神满足，有情趣，有腔调，有温度，有味道，富于审美体验。音乐厅的音响盛宴

谈及古典音乐，维也纳金色大厅大概在国人心目中最为知名；其实，在铁杆儿爱乐者眼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同样拔尖儿出众；还有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厅。这几家世界顶级的音乐厅拥有一个惊人的共性，那就是演奏大厅本身都采用极为简单的设计风格，即所谓的“鞋盒型”。

没有奇形怪状的装饰与摆布，也没有花里胡哨的各种吊板或意在增进音效的设备和装置。这种简洁的设计所导致的效果，则是声音的温润明亮，尤其适用于古典音乐的演奏和欣赏。而且，整个空间的“死点”较少，无论观众坐在任何席位，所听到的乐队混响都不会太差或者变异太大，音效稳健如一。

迄今为止，这种简约设计所带来的音效仍然未被各种所谓创新性的音乐厅设计所超越。对于那些痴迷的爱乐者而言，这些音响天堂无疑承载了他们的情感寄托，给他们带来经年往复的审美体验以及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满足。每一次到访，都是一次听觉的盛宴和音乐的朝圣。空客380的大而无当

往返北京和阿姆斯特丹，乘坐的都是空客380超大型机。如果你坐的是头等舱或者公务舱，恭喜你，你的空间是令人羡慕的，也可以优雅从容地享受定制的美食餐饮。超豪华头等舱甚至可以有套间和双人床，可以洗澡冲淋浴。

不过，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全飞机500号人呢，如果你取行李时等上个半拉钟头，也不算稀罕事儿。虽然你的行李可能贴的牌子是优先级，可行李搬运工按照他们的偏好运行，还真不一定认你的优先级。飞机大，停得比较偏远，人多行李多，怎么着也得拉一阵子。

如果你像在下一样坐的是经济舱，则位子不一定比其他型号飞机上的座位大，还很可能更挤。上下飞机耗时、餐饮服务耗时、空乘人员喊累，整个过程已经达到规模不经济。

如果整个航班都是头等舱或者公务舱倒可理解，然而，把超大量不同层次的乘客强行放在一起，会影响所有人的体验。很难想象，如果你买一辆奥迪Q7，前边两个座位宽大舒适，后边又局促地塞了3排9个座，则不知道你买的到底是豪华越野车还是大个儿的面的。世间之事不靠谱者十之八九

其实，世间不靠谱的事儿远远多于靠谱的事儿。讲究的少，将就的多，通常大家只是凑合。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的二楼拔地很高，但厢房的楼梯，左右宽阔、进深厚大、梯度低矮，可以使六七十岁的老人从容地在四方形空间拾级而上、缓缓绕行。不用电梯，照样轻松运转一百余年。厅内的台阶亦是舒缓从容。

反观最近诸多新建的音乐厅，厅内楼梯陡峭高耸，不由得让你胆战心惊。他们的准则好像是唯恐你从容自在。偌大的公共场所，厅外闲置空间无限，而洗手间小到一次只能容纳三五个人。升降电梯亦是如此。仿佛就怕方便了你！相对靠谱也是极好的

简单、适用、稳健、情感。能够满足其中一个维度就很不容易了。能够同时满足两个以上就已经非常靠谱了。像皇家音乐厅之类，四项皆可满足的，已然是奢侈品中的上品。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其实身边很多相对靠谱的事物，还是可以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的。

比如，苹果的iPod和iPhone上主屏键的设计，便是简单性的典范。不仅便捷易用，而且给人一种“一定能实现所需目标”的确定感。自打PC时代，苹果的Mac便给用户带来人际交流的愉悦和亲近感。

在如今的微信时代，一个当年2G时代的服务应用仍然在某些细分市场上盛行不衰，那就是网上银行和移动支付所依赖的短信密码和提醒，非常简单实用、精准有效，而且安全可靠。“成功完成支付”的提示更是给大家带来“轻松搞定一切”的良好体验。

再看AK47突击步枪，据称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武器。结构简单，易于操作，皮实耐用，在有效射程内非常实用。难怪，AK47几乎是所有士兵们的最爱。AK47在一个地区的交易价格往往被用来衡量该地区的和平指数，越贵越乱。

当然，如果你不爱武装爱红妆，也没有关系，可以拿起美颜相机，耍耍自拍，简单方便，老少咸宜。除非你长得故意要和大家过不去，通常你都会被“美”一些，至少在你自己心目中颜值爆棚，信心满满，比去整容合算多了。

孩子们也有自己喜爱的玩意儿：一块泡泡糖，塞到嘴里，嚼了，吹个大泡泡，大家比赛一下，旁人夸赞一番，也很得意。

如果不以专业吐槽为己任，而是更多地欣赏那些比较靠谱的事儿和物件儿，世界其实是很有色彩的。不是吗？（本文编辑修订版曾以“SURE：靠谱的准则”为题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5年第8期马浩专栏。）

知行的迷茫

知行合一通常被奉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最高境界。知识的学习和获取以及在行动中的应用和引领可以提高社会实践的效率和有效性。然而，如果知识本身不靠谱，那么应用和引领便无从谈起。如果管理学领域内相对靠谱的专业知识不能得到管理实践者的认可赏识和传播应用，仍然无济于事。本小节着重探讨管理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管理人才和管理学人才的培养，以及大家对教育体系功能的一些常识性的错判。

所谓的高考逃兵

管理学广义分工

管理博士的使命

管理学人在朗润

但学区房主要还是针对按区划片就学的义务教育，顶多是给孩子打好小学和中学的底子，即所谓的不输在起跑线上。接下来问题又来了。高考怎么办？那可是硬碰硬的考试。当然，你仍然可以想尽各种办法把孩子塞进所谓的重点中学，甚至那些全国著名的升学率奇高的中学，比如，北京人大附中、河北衡水中学、湖北黄冈中学、河南郑州外国语学校等。好学生到底是选拔出来的还是调教出来的？

上重点高中，这就不仅仅是学区房的问题了，也不仅仅是钱和“关系”与“路子”本身自然能够解决的问题。首先，孺子应可教。你的孩子得基本上是那块料。否则，人家再好的学校铆劲儿也不能把你孩子弄进三本，这不是砸人家的牌子吗？！这种赔本的买卖，那些著名中学们是不会去干的。即使是在合理合法（或者打政策擦边球）的前提下对外招收的高价班级里，人家也不会弄些资质不够的考生进去。其前提是，学生得有足够好的资质和潜力，具有按照常规经验判断可以考上一本的实力。当然，个别关系特别硬的家庭除外。

据报道，今年衡水中学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总共119人。毕竟，这些学生是通过衡水中学这个途径考上或者被推荐进入这两所著名高校的，因此我们无须怀疑衡水中学的教育水准，它肯定是优秀的，至少是不输于竞争对手的。但一个替代性的解释仍然可能挥之不去。那就是，如果你把衡水中学的这些考上清华和北大的孩子分散到其他学校（那些说得过去的或者足够好的学校），他们大概照样能够考上清华、北大或者其他理想的大学。衡水中学只是先为著名高校筛选了一下人才，为他们进行了初次选拔与把关。也就是说，重点中学本身也是一种选拔机制。大学更是一种选拔机制

大学更是一种选拔机制。通常情况下，它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具有潜在学习能力的学生、智商比较高的人才。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的录取率在3%至5%，能够上大学甚至上大专和中专的学生，都是精英人才。后来大学扩招，实际上，也只有老牌的重点大学，包括985和211级别的重点大学，才会一如既往地具有含金量。很多所谓的本科，其教育水准可能还不如以往的中专或者电视大学，既没有学术含量，也没有职业专长。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也在意料之中。对于这些大学生而言，与其在一个三线城市的三流大学煞有介事地学习“国际金融”等八竿子打不着的专业，还不如去蓝翔技校学习一门可以糊口的手艺和技能。

大城市的考生，处境也同样尴尬。在北京，高中应届考生中被大学录取的比例是80%以上。除非你根本不想上大学而故意考砸，基本上是只要你能喘气儿你就能上大学。如此，大学的选拔功能基本上荡然无存。教育资源不再稀缺。同理推论，这种非稀缺资源下调教出来的学生成为稀缺资源和精英人才的几率，亦是微乎其微。大家总爱以高分低能为借口调侃那些重视学习的学校和学生。殊不知，高分高能的现象远比高分低能常见。而低分高能的现象则是至为罕见。经过系统选拔的人员，其成才率自然要高出未经选拔而单打独斗、自学成才的人员。不要轻易充当高考逃兵

在大学里，至少在那些比较职业化或者相对市场化的学院和专业里（比如商学院的市场营销专业）或者研究生院的某些高层次专业项目中（比如计算机工程专业），大学及其研究生院更是为雇主提前进行了一次筛选。雇主根本不需要四处海选，只需去某些著名高校据点蹲坑把位、伺机撒网捕鱼即可。可以说，对于高层次精英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而言，大学的人才筛选机制近期内无可替代。别无他途。

现如今，很多富裕家庭动辄抱怨中国教育死板或者竞争激烈，一心要让孩子走国外留学的捷径。除非你上的是普林斯顿、加州理工这样的国际名牌，毕业后可以全球游走。否则，许多出国留学者非常可能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境地：既没有受到一流的国外教育，也丢失了国内的人脉、感觉和见识。到国外二、三流大学混上几年，英文和专业课都没好到哪儿去，在当地也留不下来、融不进去。回到国内，自认为是留学生，还要弥漫一些优越感。实战比不上蓝翔，实力比不上985、211高校的毕业生。各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一看你的简历，马上就知道你是高考逃兵。PASS！

无疑，在国内很多地方，高考是残酷的，竞争很激烈。你可能以为把孩子送到国外，可以少受折磨，让他（她）心灵更自由，发展更从容。这些都不过是良好的意愿或者不着边际的臆想。现如今有实力供养孩子在国外读书的多了。通过中介出去留学，买到的普通的国外文凭，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不算是什么稀缺资源。

一个中国学生，没有参加过中国高考，其人生是不完整的。你逃避了一次选拔。你回来就业，最终还是要再被选拔的，而且是要跟已经被中国高考选拔过的人去竞争。更残酷哇！（本文编辑修订版曾以“应试教育又何妨？”为题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5年第10期马浩专栏。）管理学广义分工

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全球范围内不过是最近一百年左右的事情，在中国也就是最近三十年的光景。管理学知识的创建和传播，有赖于多种参与者的共同努力，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借鉴与交叉融合。这些参与者包括管理人员、大学教授、咨询公司、培训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等。本文旨在阐释这些不同类型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及其在管理学知识创建与传播过程中的贡献（如表1所示）。

表1　管理学知识创建与传播过程中主要参与者的角色特点管理人员

可以说，多数社会科学的所谓理论都是滞后于实践的，是对某些既有现象与问题的发现捕捉、归纳梳理、反思总结、抽象提升，属于某种回溯性的理性再造、逻辑重建。管理学也不例外。

最早的管理学理论贡献，正是来自管理实践和职业管理者。管理学先驱亨利·法约尔曾经是矿业工程师、职业经理人。他在退休之后总结出来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大管理职能，影响了西方大学管理学基础课程长达一个世纪。此类贡献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践与总结。

而在管理学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他们的主要角色则是学习和应用：学习前人的经验，研读科学社区的成果，参加培训，使用咨询服务，关注商业媒体动向等。比尔·盖茨曾经坦言，对他影响巨大的一本书便是斯隆在1963年写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通过研读历史、对标学习、更新知识，管理者可以推动最佳实践的传播与应用。大学教授

通过严谨系统的科学研究所创建的管理学知识，那些基于科学方法论并通过同行双向匿名评审的研究成果，是学院派的立身之本。学院派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准确、及时、广泛地将自己的知识以易于管理者接受的方式传授给他们。营销4P理论、五力模型、核心竞争力等理论，堪称学术研究影响管理实践的典范。

大学管理学教育的另外一大职能是育才。教授可以将管理学知识和相应的研究与实践技能通过系统授课以及相应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而这些学生，则可能是未来的管理者、研究者、咨询公司顾问、培训机构人员、媒体从业者等。他们是未来的管理学知识的创建者和传播者。通过参与在岗经理人培训或者任职企业的管理顾问等渠道，管理学者不仅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传播管理学知识，还可以直接获取科学研究与新知创建的素材与灵感。咨询公司

咨询公司，既是管理学知识的创造者，也是其应用者和传播者。他们的知识创建和积累，可以来自自己的系统研究，也可以来自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的发现和提炼，还可以来自与大学教授的合作。他们的知识传播，体现在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过程中的应用与推广，也可以体现在他们公开出版的专著或者发表的文章。

典型案例包括麦肯锡与通用电气合作推出的GE麦肯锡矩阵、波士顿咨询公司提出的资产组合矩阵及其发现的经验曲线效应等。相比大学教授的基础性研究，咨询公司的研究往往更加倾向于实用，有益于为客户提供指导建议，为客户的具体问题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咨询公司还非常注重其专业性，专注于具体的行业、职能、问题和现象，将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系统的分类，从而能够有的放矢地发挥和应用自己的专长。当然，咨询公司的另外一项重要职能，是为客户的管理层提供行动的外部权威借口以及必要的合法性。培训机构

培训运作，可以是大学机构的附属单元，也可以是咨询公司的副业，还可以是企业内部的职能。这里，我们主要把眼光聚焦在纯粹的商业性培训机构。它们的使命是将某些管理学知识大规模地、迅速地传输给既定的受众。此类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知识的传播，而不是知识的创建，甚至不需要任何创建，只是购买独家代理权，向受众灌输和兜售别人开发的标准内容，比如“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可以想见，此时从业者的主要职能应该说是表演，通过生动形象的表演，将预设好的信息有效地传输给受众群体。当然，一个更高层次的境界是对受众有所感染和激发，使他们在接受灌输和兜售的同时有所触动和启示，自觉地接受和应用所传输的知识，甚至能够触类旁通或者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和学习。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也是管理学知识创建与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他们的主要职能是观察、报道、传播、督促。记者型的人才往往嗅觉敏锐，感受鲜活，习惯性地试图捕捉各类领域的前沿和趋势。他们追逐采访风口浪尖上的管理实践者，定期探寻科研社区的领军人物和学术新星，适时了解咨询公司和培训机构的最新作为。

通过相应的报道，媒体将这些人士和机构的动态及其管理学知识的创建传播给更加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也增进这些人士之间的相互了解。媒体的报道与传播，对这些相关的人士和机构同时也构成一种督促和提醒，使研究者更加有意识地关注现实问题，使管理实践者更加关注最佳管理实践以及最新的管理学研究成果，使咨询公司和培训机构更好地把握大的趋势及其演变，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2013年11月18日）管理博士的使命什么是管理博士？

管理博士：

管理博士乃是以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士级别的学位，是该领域的终极学位（Terminal Degree）。根据研究问题以及研究贡献的不同侧重，管理博士大致可以分为学术性研究学位（Ph.D.）和应用性研究学位（DPS），以及或许二者兼顾的工商管理博士（DBA）学位。

哲学博士：

全球范围内，学术性研究的博士，通常被习惯性地统称为“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简称Ph.D.）。管理学院（商学院）的学术博士，可以按照不同的专业领域进行细分，比如金融学博士（Ph.D.in Fi-nance）或者营销学博士（Ph.D.in Marketing）等。

专业博士：

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也会授予一种“专业研究博士学位”（Doctor of Professional Studies，简称DPS）。DPS主要针对在各个专业领域有卓越成就的职业人士，强调实践知识方面的原创性贡献。在工商管理领域，DPS与下述应用型的DBA是等同一样的。

工商管理博士：

国外的某些管理学院，也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简称DBA）。在某些学校，DBA跟Ph.D.是完全同样的要求，只不过称谓不同。在另外一些学校，DBA则主要注重应用型的研究和管理实践性知识的贡献。为什么要读管理博士？

求知承诺：

无论是Ph.D.还是DPS，或者是DBA，博士学位都代表着一个学科领域的最高学位。这种学位的获取，不仅需要良好的学术准备，而且需要系统的研习以及原创性的研究贡献。获取博士学位，是对自己不断求知和终生学习的终极承诺。

资质证明：

博士学位，也是一种必要的资质。它向世人昭示了你的学术承诺和相应的学术训练与研究能力，意味着你拥有在本学科进行研究、教学和咨询的基本从业资质。对于有志于在未来从事管理教育和相关服务的成功职业人士而言，管理博士是一个必备的资质证明。

专业自信：

你有机会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梳理你的从业经历、经验感悟、成功的秘诀和失败的根源，近距离接触所选领域的经典与前沿的研究、重要的方法论，以及学科发展的历史传承，这将会大大增强你的学术自信和专业底气。

知识贡献：

管理博士的学习，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知识的创造。你的博士论文必须在某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做出原创性的贡献，使你成为这个问题上全球最有资格发言的专家，在文献中留下你立言的名分。你的贡献将对同行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什么人比较适合读管理博士？

如下人士适合攻读管理博士学位：

喜好读书，热爱学习，有终生学习的意向。

有足够长期丰厚的管理经验或者较高的专业成就。

有良好的学术准备（硕士学位）和相应的学习能力，尤其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意愿和能力去做原创性的思考和研究，能够结合自身的实践和经验去创造新的知识。

希望通过系统的学习来解决自己的一些长期的困惑并将自己的感悟与同好者分享。

有志于从事管理教学和培训等相关的知识传授活动，帮助传播管理学知识和经验。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前两年）正常修课和（后两年）专心做论文。什么人不太适合读管理博士？

管理博士不是后EMBA项目，也不是EMBA加强版，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不只是一个头衔，而且是一个学习过程。因此，对此学习过程本身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能力参与的人士不适合管理博士项目。具体而言，管理博士不适合如下人士：

对于知识学习和研究本身不感兴趣者。

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和学业准备。比如，不具备哪怕是最为基本的英文阅读能力。

缺乏基本的沟通能力，无法有效地进行思想交流。

只愿意接受知识，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创造知识。只消费，不贡献。

愿意学习，但缺乏基本的管理经验和专业历练。

不切实际地希望通过管理博士的学习去直接解决某些项目实操方面的问题。

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对学习和研究的承诺。（2015年10月21日）管理学人在朗润

岁在甲午，时值暮春。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卓然大气的朗润园，沈静深沉间裹挟着欣悦祥和。这里正在见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NSD）——20周年华诞。弱冠之年的CCER/NSD，青春意气，浩然勃发，对于以朗润园为学术家园的人，这自然是一个喜庆的季节。

一个机构在经历其重大里程碑事件之际，个中人等往往会刻意地稍事小结，回味过去，展望未来，算是给自己以及与自己有瓜葛的人们一个交代。此时，出来发言表态的无外乎几类人士。

其一，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组织的大脑喉舌脸面胸脯，他们必须出声。否则，没有头排的戏份儿，会显得不够足实地道。

其二，是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抑或永远可爱的老活宝们，可以如数家珍地抖搂些若干年前的逸事典故，平添一抹历史的久远厚重。

其三，就是新来的人，要诚恳地表白一下自己对“足实地道”和“久远厚重”是如何一如既往地情有独钟，并誓言要让地道更加地道，厚重愈发厚重。

我于2004年正式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在庆祝她的第一个10年。那年，作为一个新入朗润园的人，我也主动地诚恳和誓言了一番。不觉间，自己在朗润园行走厮混，已逾10年。无论怎么拉扯，也不属于上述三种人。然而，庆典之年，心绪虽不动如波涛，肯定也不静若止水，涟漪还是要荡漾几许的。

更何况，这个院子里有头有脸的大佬们并不怎么张扬，老活宝们也都还自觉年轻，仍然在兴致勃勃地用现在进行时制造着逸事典故，无暇于无所事事地倚老卖老。我虽然是一个上下不靠的中年老“战士”，但自CCER时代就已入伙，将来也算是荣休干部。不免要再上阵唠叨一番，虽年轻而卖老。好在10年才一次。对经济学的剩余好感

让我从老前辈们说起。中心所有人中我最早亲自见识过的，大概是现在已经退休了的陈平，他是中心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退休教授。由此可以看出中心的年轻以及陈平兄的资深。我1989年秋天到得克萨斯大学商学院读战略管理学博士时，出于对经济学的剩余好感，偶尔听过一次当时物理系的陈平组织一帮学理工的人搞的经济学读书会。

回望那火红的20世纪80年代，醉心捧读《世界经济导报》的年轻人们，无论当时在哪儿读书，学的什么专业，可以说对经济学都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好感。那是改革的学问，是与时俱进的象征。本科毕业，想追随厉先生读研，未遂。再后来，赴美入道管理学，经济学自然就被剩余了。

厉老师曾经倡导非均衡经济分析，陈平好像也讲非均衡，但二者的意思可以说有切线无交集。陈平的导师是得克萨斯大学总共一个半诺贝尔奖得主中的半个，每年在美国工作半年的普利高津。经济动力、耗散结构什么的，我也听不懂。总之，国内理解的经济学和美国主流的经济学是两码事儿。即使是我们当时觉得已经很时髦的科尔奈在哈佛也远非主流正宗。学战略管理的，其实就只认一个经济学家，那就是讲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熊彼特。陈平热衷的经济学，无论是跟中国的主流还是跟美国的主流，貌似都不搭界。类似的神人，朗润园里不鲜一见。

由于专业的缘故，我曾试图到得克萨斯大学经济系选修一门产业组织课程。一看大纲，全是博弈论的玩意儿。于是立马歇菜，决计不与之谋。学管理的人，据说数数都费劲，哪能弄懂“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搞不清现在的经济学到底是数学应用还是应用数学。于是，老老实实把自己与产业组织学的交情斩断于80年代中期。实证分析还行，但Tirole、Laffont、Fudenberg们就都免了吧。

以我这外行看，还是所谓国内的经济学听着过瘾。不光是我半生不熟地觉着听得懂，而且还稀里糊涂地觉着有道理，至少不明觉厉地认为接地气，偶尔还敢似是而非地褒贬一番。说起来，我的起点也不低：在得克萨斯的第一年，我首次见到了在国内读书时就仰慕已久的周其仁到奥斯汀做演讲，至今清楚地记得从其仁那里听到类似“政策的合法性”这么高大上的学术概念。

当然，说是亲自见识，并不是真正认识。直到陈平退休离任，估计他也不能确定我的名字到底是马浩还是马凯。有一年，CCER的教授年会在包头召开，某天会后，同事们都到草原上骏马奔驰了，只有我们俩鬼使神差地留在了帐篷里。陈平是压不住马，怕被晃悠下来，抑或被马硌了自己的筋骨。“马凯”是怕上去把马给压塌了。

正是在那年的教授会上，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其仁。明眸含睿，气韵慑人。但那时其仁开会并不怎么说话，也基本不怎么来开会。然而，有陈平在，开教授会总是很热闹的，因为陈平敢于当面直言不讳地批评任何人，当然也包括痛心疾首地批判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其仁说话，倒是很少直接批判，他比较注重实用理性：总得解决问题，你说怎么办呢？

耿介豪爽的平新乔兄，也是那些年我盼望开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曾经渴望追随厉老师，厉老师身边的人便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英雄如平老者，能在而立之后，毅然赴美读书，在康奈尔拿下博士学位，真个学贯中西。开会发言，平老总是直白了当，畅快酣然。席间把盏痛饮，醉而不休，更是令人难忘。当CCER刚要涨工资那年，平老却风风火火回经院去了。朗润园东南半里地以外的平老，你还好吗？

在得克萨斯的另外一个重要机缘，是结识赵耀辉。一次在商学院的苹果计算机实验室打作业，偶遇耀辉的先生——当时正在读MBA的王平。后来耀辉回中心，我才知道北大有这么个纯海归的机构。2002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系做访问学者，听说CCER还有MBA，就托耀辉举荐。于是，我就来了。陈平、鄢萍和我，加上家属代表耀辉，孤星之州曾经在CCER有三个半人，超过教授总数的10%，一时无两。只因专业各异、兴趣不同，得克萨斯派形不成对芝加哥学派的威胁。散兵游勇，波澜不惊。朗润园中的管理学人

我与CCER和BiMBA（北大国际MBA）的初次遭遇，应该是在2002年1月。当时在职班的创业课程出了些问题，我被临时从香港喊来救场。头一堂课下来，学生反响不错。时任中方院长的胡大源老师非常兴奋地说，真没想到，第一次课就搞定了。还好，此前我在美国8年的MBA教学经验总算没有白攒。后来，又陆续客座给培训项目和EMBA上课，尽享各种外教待遇，包括被拉到前门的老舍茶馆去看曲艺和杂耍。

当时在BiMBA的感觉，充盈弥漫，肿胀结实，就是一种令人蠢蠢欲动的激荡与升腾。这里的学者同仁，跟世界无缝接轨。这里的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态度超越国外同类员工。这里的学生群体，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业界精英。这个静谧祥和的院子，更是令人流连憧憬。美国与香港的经年记忆开始模糊，我与海淀区的心理距离迅速拉近。

在商学院待了十几年的我，想必已经是非常地势利眼。如果不是在鸟语花香的朗润园，而是在创办者们起家的地学楼，我真不知道是否还甘愿驻足。当年之所以出国，说是深造，其实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不愿再看到我家楼下过道永远泛滥的垃圾。后来之所以归返，也许是因了朗润园洗手间配备的手纸和坐便马桶。俗人的拍脑袋，总是要有庸俗的理由来支撑。

我在BiMBA兼职享受外教待遇的时候，BiMBA创始人之一梁能恰好转战故乡上海。于是，我被考虑接管EMBA。在我离开香港之前，当时还在香港科技大学兼职的毅夫约我面谈。我们在清水湾西贡的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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