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教育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辜筠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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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教育史试读：

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在余姚县罗江乡的河姆渡镇金吾庙村，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所发现，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遗址出土了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此外，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以及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宁波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以及原始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材料。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来看，河姆渡文化时期宁波地区的先民们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并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干栏式建筑、形制独特的骨耜等生产工具以及出于原始宗教和审美情趣需要的各种雕刻艺术品，我们据此推测河姆渡文化时期宁波地区的教育状况。

一、耜耕农业和生产启蒙教育

河姆渡文化时期宁波先民的原始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其水稻栽培技术令人惊叹，这可以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农具得到印证。河姆渡文化的农具以耜为主，多为骨制，也有木制的。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整地的农具。此外，河姆渡还出土了木制的锄、镰形骨器和木杵，它们一般被认为是翻土、收割作物和加工稻谷的工具。这些农具涉及稻谷种植、收获和加工等各个环节，反映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耜耕农业已经进入相当发达和成熟的阶段。

人工栽培种植农作物，应该可以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促使人类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才不断得以发展。如何使先民们在漫长的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富有成效的栽培技术及其生活方式，得到有效的保存，并不断发展，教育发挥着它不可埋没的功能和作用。从河姆渡文化看，河姆渡人一边在生产实践中充当着大自然的学生，一边把所学的知识、经验和技术传于后人，充当后辈的老师。

二、采集、渔猎技术及其教育

尽管河姆渡人已经掌握水稻栽培种植技术，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但是，采集、渔猎可能仍然是获得食物的重要途径，这从遗址中发现的骨镞、石球、石丸、骨鱼镖等渔猎用具，以及野生动物的遗骸可以得到推测。

从动物遗骸看，渔猎对象包括亚洲象、苏门犀、麋鹿、野猪、虎、豹等猛兽，海龟、鲸、鲟、鲤等水生动物，以及鹤、鸭、雁等飞禽。河姆渡人渔猎的具体方法难以考证，但他们能捕捉到单凭自身的身体条件不能够捕捉到的动物，尤其是猛兽，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渔猎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群体活动，且有一套与猛兽搏斗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必定是经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而传承下来的。况且，渔猎要获得成功，必须要对野兽的习性有一定的认识。可以想象，当时的河姆渡人为了使年轻一代有效地渔猎，必定向他们传授渔猎的方法和技巧，并随时传授有关野兽的习性等知识。

采集果实、根茎等植物，也是需要学习的。河姆渡人必须学会认识哪些果实是适口的，哪些是有毒的，什么时候去哪里采集，用什么方法采集，以及如何使用工具挖、砍、砸等，这一切知识都是一代代在劳动中积累下来，并得到传递的。

三、家畜饲养及其教育

农耕稳定的定居生活为驯养动物提供了条件，而渔猎技术的提高，又使人们能经常捕捉到活体动物，这些动物有时候也吃不完，它们被圈养起来，于是，就逐渐产生了家畜饲养。

河姆渡人驯养的家畜主要是猪、狗、牛三种。一般认为，猪、牛的饲养可以使人们获得可靠的肉食来源，减少对狩猎的依赖；而狗的驯养则是出于狩猎和安全的考虑。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发现的被认为是饲养家畜的圈栏，反映了人们当时重视家畜饲养，并把家畜饲养业推进到一定水平的状况。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河姆渡人的驯养技术也越来越高超。

四、工具制作及其教育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是河姆渡人从事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必要前提，它们的制作都是有一定方法的，而这些方法是点点滴滴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如果没有教育，这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较为进步的方法必定是在前人采用的方法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就必须先通过教育掌握前人的制造经验，而后在进一步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创新。其次，生产工具的改进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河姆渡人必定很珍视它们而使之流传后代，这也需要教育。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工具制作包括石器、骨器、角器、陶器和木器。

(一)石器制作

河姆渡文化时期制作和使用的石器主要是磨制石器。一般认为，石器制作包括采料、开料、打制成型、磨制、细部加工等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存在教育的痕迹，例如，为了使后代们能学会制作工具，就必须教会他们如何选材、取材，并能辨别各种各样的原料，用于不同用途的石器制作；又如，磨制石器，因其精致而技术难度更大。河姆渡文化第三期的石器，其钻孔技术已经十分纯熟，这些都和教育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骨器、角器制作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许多制作精致、种类繁多(如耜、器柄、凿、锥、匕、针、鱼镖、蝶形器等)的骨、角器，这表明河姆渡人已经掌握了骨、角的材料特性，以及不同于石器制作的特殊工艺，同时也说明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更加多样化了。河姆渡最有特色的骨器是以偶蹄类哺乳动物肩胛骨、髋骨为材料制作的耕具，这种耕具的肩臼处多凿一方孔以便于缚柄，骨板正中部还有磨出的竖槽及小方孔，出土时还见到了与骨器绑扎在一起的竖直木柄，刃部形状有两齿、四齿、平刃、弧刃、斜刃等，这些制作精致的骨、角器说明制作工艺的改进、提高。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原始人制作骨、角器的方法必定是经过一代代的教育活动的。

(三)陶器、木器制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据对原始制陶工艺的考释，可知制陶工艺技术的传授活动较之以前的教育，具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水平，制陶技能的训练也十分复杂和严格。就河姆渡文化的陶器而言，夹炭黑陶是主流陶系，圜底釜则是代表性器种(主要由炊器、盛器、食器、水器、酒器等组成)，其陶器制作包括采选陶土、添加掺和物、制作成型、装饰器表、入窑烧制等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从河姆渡出土的陶器看，其装饰手法以刻划和拍印最常见，早期还存在少量彩绘，一些以线刻、浮雕或圆雕等手法装饰起来的陶器，极具艺术价值。要达到这样的水平，在制陶过程中，就必须对制造者进行严格的训练，使其熟练掌握各道工序的复杂技能。可以推测，陶工们在制陶过程中，必然存在类似的教育活动，把制陶技术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不断革新、改进陶器制作方法。

此外，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耜、铲、槌、器柄、碗、罐、盆等木制器具，说明先民们制作生产、生活工具的材料是多么丰富。

五、生活习惯和生活能力教育

(一)饮食习惯

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类已经摒弃茹毛饮血的饮食习惯，学会吃熟食。可以推测，随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食品种类日益增多，吃饭的方式、进食的时间也渐渐有了讲究，这使有关饮食方面的生活教育内容日渐丰富。

(二)穿戴习惯

河姆渡人的穿戴习惯较之旧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改善，纺织品已经开始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材质以陶为主，此外，还有骨针、原始踞织机等。据推测，河姆渡人使用的织机是水平式的，且有宽幅和窄幅之分，这说明当时的纺织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这些纺织工具和技术对科技史、纺织史研究具有重大的价值，也折射出河姆渡人在此方面的教育水平。

(三)干栏式建筑

与中原大地不同，河姆渡地区潮湿多雨。为此，宁波先民们创造了独特的干栏式建筑——它是一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具有良好的通风、防潮性能，是当时人们理想的居住场所。

这种建筑物以桩木为基础，其上架设横梁，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在上面铺设楼板，在楼板上立柱、做墙、盖顶。从干栏式建筑及其技术可以看出，河姆渡文化在木构建筑技术上远远超越同期的其他史前文化，也显示关于这些建筑术与经验的教育已经相当发达，因为这些技术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而且，房舍的建筑涉及力学、计算、地理、气象等多方面的知识。可以说，干栏式建筑及其技术不仅促进了河姆渡人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大地拓展了原始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四)交通工具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有木桨，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据此推测，河姆渡人已经使用舟。其功能可能用于捕鱼、采菱，也可能作为交通工具使用。当河姆渡人开始使用舟以代人力之时，有关“出行”的技能知识的教育就变得丰富了。

六、原始艺术及其教育

当河姆渡人过上稳定的农耕生活，基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就对精神生活产生一定的向往和追求。这体现在河姆渡人制作的原始艺术及其反映的审美情趣上。

河姆渡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相对而视。有人说它象征太阳，也有人说它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按照林华东的观点，该图形可能是河姆渡人崇拜的图腾。这说明该器物具有较为强烈的宗教意义，彰显宁波先民们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河姆渡人还把艺术表现于陶器装饰上，集实用、观赏于一体。其制作手法主要为刻印、压印或拍印；其题材以鸟为主，兼具太阳、鱼等；其图案构成要素有平行线、锯齿、波形线、圆圈等。从工艺水平看，这些艺术品的创作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水准。

原始艺术品不仅丰富了河姆渡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它们的制作和内涵都构成当时艺术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第2章于越族文化与越国历史中的宁波教育概况

公元前2000年(夏王朝建立)以后，宁波地区进入青铜时代。这时候，宁波地区的青铜文化尽管在文化脉络上延续了一些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要素，但还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异，注入了不少新文化的元素，给宁波地区的文化传承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而宁波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是与于越族的形成及越国的建立、发展紧紧相联的。因此，有关宁波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考察，需要结合于越族史与越国文化的形成、特点展开。

宁波教育史第一章宁波教育的肇始

一、于越族的起源及发展

越族是一个分布区域很广、亚种族众多的族群，“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百粤”作“百越”说，意指越族的种类很多，有“于越”(今浙江一带)、“瓯越”(今浙南一带)、“闽越”(今福建一带)、“南越”(今广东一带)、“扬越”(今江西、江苏一带)、“夷越”(今云南、贵州、湖南西一带)、“夔越”(今湖北西、四川东一带)等。

于越族是活跃在今浙江一带的越族，关于其起源问题，学术界的看法不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就是，“越为禹后”说。都有相关记载，折射出越地与中原部族集团相互交往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如“楚越同源”说、“越为南方三苗后裔”说、“越为江淮徐族后裔”说等，虽然宗源不同，但这些观点都指向共同的一点，即于越族是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才形成的。

宁波毗邻绍兴，我们可以推测，宁波作为河姆渡文化的延续之地，与古代越国中心（今绍兴一带）交流频繁，并逐渐接受新的文化元素，融进日常的生产、生活之中，最终以于越文化的一个分支而不断发展。这可以通过下列考古发现，予以佐证。

20世纪50年代，大湾山东侧出土陶质罐、碗、盆等，以及大量木桩；1981年5月，乍山乡发现了泥质(夹砂)红陶釜、鼎、罐、碗、石杵等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及战国时期的印纹陶遗存；1995年5月，姚江边的城山渡北岸三勤村附近发现12座周代至晋代的古墓，出土了成套的周代原始青瓷；2005年和2007年，在毗近城山渡的今江北洪塘卢家山和慈城后洋村附近又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土墩、石室土墩墓葬等。这些考古学面貌与绍兴地区基本一致，因此，从现有考古资料推测，宁波在当时属于越族传统活动区域的东面，也是早期越国的东疆。

对此，最有力量的旁证恐怕是关于句章古城的考古和史料记载。2008年，乍山王家坝村一带，出土一批汉晋时期的瓦当、筒瓦、板瓦和纹饰砖等建筑构件，以及同期的青瓷碗、钵、罐、盘残件、漆器残片、木块等文化遗物。这些遗存的年代虽为汉晋时期，但是，结合上述所有的考古佐证以及一些史料记载，我们并不难推测句章古城的历史。明朝《嘉靖宁波府志》曾说：“在今慈溪城山渡之东，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筑。其曰城山，以句章之城在此山也。”明人董沛《明州系年录》则云：“周元王三年，越王勾践以南疆句余之地，旷而成句章。”清《光绪慈溪县志》(卷4)亦云：“句章古城，县南十五里，城山渡东，春秋时越王勾践所筑。其曰城山者，以句章之城在此山也。”又《十三洲志》记载：“越王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余，故曰句章。”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句章城始建于约公元前473年(周元王三年)，且因越王勾践“章伯功以示子孙”之目的而筑。当时，它可是周朝在浙东的重镇，也是古越国作为越人的文化故国与经济后方，以及国家统治、疆域扩张的中心。

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渐趋式微的越政权在楚人的打击下土崩瓦解，越族“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汉)司马迁：《史记》(卷4)，《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98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灭楚，又乘胜破会稽，降越君，置会稽郡，句章乃归秦朝版图。

在越国解体至六国归秦的这一段历史时期里，越族退守于越故地，句章城成为当时越人最后的栖息之所。当时，今三江口还是江潮出没的不毛之地。因此，句章城可以视为今宁波城的雏形，秦之后，句章城又绵延发展达600多年之久。东晋隆安四年(400)，孙恩义军攻破句章城，城池毁坏严重，无以修复，时刘宋武帝乃迁句章县治于今鄞县鄞江桥。由此观之，句章县城前后历经周、秦、汉、晋朝代，繁华绵延800余年。

二、于越族文化的特征

越地先民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生活、繁衍、创造、积累而形成了独特的于越族文化，并在以后的发展和演进中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由于越地气候温暖湿润，极有利于水稻的生长，于是，于越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稻作生产为特色的农业文明，有关稻作农业的生产及劳动工具的探索、积累、发展和传播始终是于越族文化中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从上述的河姆渡文化中可见一斑。

其次，陶艺是于越文化的一大亮点。考古发现，良渚人在越地已经烧制出印纹陶，随之，越地出现了一种原始瓷，这种原始瓷胎质灰白坚硬，釉面青亮，光泽度很好。印纹陶及其原始瓷的烧制，说明了于越族文化的卓越成就。陶艺的设计和制作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技术，而这些专业知识、经验和技术非一日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和探索才能实现，因而，关于陶艺方面的教育促进了教育内容、教育场所、从教和受教人员的专业化发展。

其三，独创的干栏式建筑成为越地独有的居住风格。干栏式建筑是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而存在的，也可说是越人通过长期生活体验而形成的一种居住特色。据说，这种居住习俗、建筑风格、建筑技术通过教育而被继承下来，并通过传授远播到中国的西南地区，以及今东南亚地区。

其四，逐渐成熟的造船和驾驶技术构成于越文化的特色之一。越地河流纵横、湖泊遍布，是典型的水网地带，因而越人很早就想到以舟代步。前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如《越绝书》所言：“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地一带的造船和驾驶技术越来越精湛，由此不免可以推测，越人关于造船和驾驶方面的知识、技能的继承和传授也一定极富特色。

此外，于越族文化中最富有内涵的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形成的自然图腾、灵魂超越以及祖先祭祀等方面，它们不仅是原始宗教的主要内容，也是于越族先民对子孙后代进行社会、家族教化的主要手段和内容。前文提及河姆渡人有鸟崇拜的文化心理，越人也是如此。可能是因为鸟在越人眼里是一个长生欢乐的精灵，它能进入一个艰辛、庸碌、困顿的人所不能看见，却又十分向往的极乐世界。越人希望鸟能把自己的灵魂带入那个令人向往的世界。这种以鸟为图腾，并作为“灵魂使者”的观念，与中国中原和北方民族的“重礼”、“崇实”的文化传统有着质的差异，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注入了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文化特质。这一点还可以从后世宁波地区道教、佛教的昌盛得到印证。

越人还有祖先崇拜的风俗。对先人的缅怀，对死者的追思，以及与灵魂超越的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于越族另一种形式的原始宗教——祖先崇拜。于越族祖先崇拜的氛围特别浓厚，以至于人们称于越族是一个淫祀滥祭的民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越人历来就有崇拜祖先的传统习俗。

三、越国历史中的宁波教育

以句章城的形成、发展为标志，宁波地区的先族民在于越族文化的熏陶下，迈入青铜器时代。此时，宁波先民有机地吸收于越族文化的元素，并将其贯穿于日常生产、生活中，这一方面促进了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大大地丰富了本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

(一)农业和渔业

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宁波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以春秋战国时代的遗物为多，其数量和形制远逊于绍兴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物。主要器种是农具，包括斧、铲、锸、削、耜、锄，数量占全部青铜器的60%以上；其次，是兵器；礼器则甚少。可以推测的是，当时，宁波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已经普遍使用新的劳动工具，这应该会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礼器不多的状况说明越地先民不同于中原重视“礼”的文化传统。

另外，“这些青铜器是否为宁波本地制造”，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目前宁波地区尚未发现铸铜作坊遗址，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具主要来自绍兴地区。因此，可以推测，宁波地区的青铜业并不发达。

渔业捕捞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到了青铜时代，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舟船技术的发展，捕捞业自然成为栽培农业的重要补充，这可以宁波出土的一些与水上航行有关的文物为证，北仑柴桥镇洪溪村长墩岗就曾出土春秋晚期土墩墓的青铜锚。

(二)手工业

这一时期有据可考的手工业主要是制陶和纺织。在陶器制作上，轮制技法已经得到推广，而最富有特色的是出现了印纹硬陶，原始瓷正是在印纹硬陶烧制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瓷的烧制工艺与严格意义上的瓷器十分接近，它已经不是一般的陶器制作，因此，原始瓷的烧制标志着制陶技术经历了一次质的飞跃，为后来成熟瓷器的烧制奠定了基础。不过，宁波地区尚未有原始瓷窑址发现，据此推测，宁波相当一部分原始瓷制品可能来自临近的绍兴等地。此外，宁波地区春秋战国的遗址中还发现了石制和陶制的纺轮，证明了当时纺织业的存在。

总之，农业、渔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原始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而生产、生活的发展亦使得教育的社会作用日益显得重要，尤其在精神生活方面，因为只有发达的教育才能使得各项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得以延续。可以推测，青铜时代宁波地区的教育状况较之河姆渡文化时期更加发展。第3章秦汉六朝时期的教育初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长达600多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把中国社会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巩固统一后的政权，秦始皇改变了自周朝以来的封建建藩制度，废除分封，将全国分为36个郡，全面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和皇帝的权力，使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威。

就宁波等越地而言，它远离中原，归顺秦国后，其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深层次的文化内容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换。但是，在秦始皇推行其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宁波等越地的文化教育也发生着悄悄的变化。首先，秦始皇除了在越地设置郡县外，还采取强制移民政策，客观上促使中原文化与越地文化交流与融合；其次，在文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政策，对越地影响较大的有：改化黔首，匡饬异俗；书同文字，经纬天下。在上述措施推动下，宁波地区的文化教育状况逐渐吸纳了中原文化的元素。

西汉时期，统治者忙于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无暇顾及偏远的“蛮夷之地”，加之西汉采取不同于秦始皇的较为宽松的文教政策，使宁波等越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与中原地区脱节。但是，这种状况到了东汉出现突破性进展，主要是由于西汉末年战乱频繁，大批的北方士族、手工业者和农民为避乱而落户宁波等越地。这次颇具规模的人口迁移，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思想、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以及杰出人才。这次人口迁移极大地促进了宁波等越地的文化教育发展，并且导致越地文化从富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向中原文化转变。

一、秦对越族的教化

(一)强制移民，促进交流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不少逃亡贵族隐匿在吴越地区，进行反秦活动。为了削弱这股反秦势力，秦始皇采取了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他一方面下令越人迁徙至浙西、皖南等荒僻之地；另一方面，又将“天下有罪吏民”发配至越地，以增强防御“外越”(今舟山群岛一带)之民的力量。虽然，秦始皇这种强制性移民政策本意在于“隔离”“罪民”，并加强对人民的统治，但是，它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原文化与越地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二)刻石会稽，匡正民风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越地，并在会稽山祭祀大禹，刻石颂德。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化民成俗、统一思想。尤其是针对会稽之民男女性关系自由等习俗，秦始皇提出严格要求，力图用严厉的办法纠正之，使会稽郡的民风与中原风俗相同。例如，“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夫为寄豭，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子不得母”等。时宁波一带毗邻会稽，石刻之内容亦影响至句章等地。可以说，会稽刻石是要求越地人们与秦国的风俗、道德保持一致，以做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促进全国范围的“行同伦”。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教化的方式。况且，从文字角度看，刻石为“书同文”树立了典范。

(三)书同文字，经纬天下

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各诸侯国所使用的文字大相径庭，甚至一国之内都会存在差异。这种状况给统一后的秦国带来了文字上的混乱，妨碍了秦政令的施行和政权的巩固，为此，秦国统一了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等。《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就文字改革而言，秦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及简，由难至易，由杂乱而趋统一。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推广、融合，教育的开展，以及政令的施行，因此，书同文字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促进了各地文化教育的统一发展，宁波等越地也深受其教化。

(四)东巡求仙，开创仙风

秦始皇东巡越地之时，还做了一件影响浙东民风的事情，那就是登山“望”海“望”为祭祀之礼。《书·祭典》：“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后人注“类、禋、望”为祭名。自秦之后，浙东仙风越演越烈。至汉代，像方士的炼丹术、巫师的符咒术和阴阳五行等神仙方术空前发达。当时，在今宁波余姚地区产生了大量很有影响的仙道传说，如梅福修道、虞洪遇仙、刘纲樊云翘夫妇升仙以及刘晨阮肇入天台等。及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宁波一带宗教盛行，这应该与秦始皇的求仙活动是分不开的。

总之，秦始皇虽然采取种种措施教化越民，但是，秦朝时期的越地因为远离北方政治经济中心，不少文教政令，如吏师教育、博士制度等都未施行于宁波等越地；加之秦始皇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使人们对秦王朝望而生畏，当时，社会很多阶层都站到了秦王朝的对立面，这种种因素致使宁波地区的文化教育还是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一段距离，依然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二、汉代文教之风的兴起

(一)设三老以掌教化

社会教化工作自秦以来，首推官吏承担。其次，通过三老加以实行。三老是我国古代专门执掌教化的人员，一般由县乡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出任。但是，三老并不是现任官员，只是享受政府优待的荣誉头衔。他们可免除徭役，还能得到朝廷的赏赐，也有责任向上启奏，汇报地方教化之事，以影响地方行政事务。当然，如果地方民风不正，那么该地的三老也难辞其咎。

汉承秦制，设三老以掌教化。清咸丰年间，宁波余姚陈山出土了一块东汉建武二十八年(52)五月刻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高88厘米，阔45厘米，石碑上有阴刻文217字，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三老”的祖孙三代名字和祖辈、父辈逝世的日子。这块碑的意义一方面在于碑文的书法意义，因为其隶书古朴遒劲，为传世汉碑之所罕见；另一方面，这块碑也见证了宁波地区三老教化乡里的历史原貌。由此可知，社会教化古已有之，设三老以掌教化，有力地促进、补充了地方官吏的教化工作，这也是教化工作专门化和形成责任制的体现。

(二)私学、家学和官学的兴起

1、私学、家学的兴起

西汉建国以来，由于统治者采纳“无为”政策，以及于越等地偏远的因素，中原文化对宁波等越地的影响十分有限，直至西汉末年，因战乱频繁而迫使大批中原儒士南移宁波等越地，这才带动了宁波等越地的文化教育发展，不仅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流传，而且带来了私学、官学和家学的兴起。

私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就是孔子在私学传授过程中所建立的。汉代统治者从秦始皇“禁私学”、“焚书坑儒”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认识到社会政治生活、民间学术活动是不可能用简单禁止的手段加以控制的，只能通过引导的方法加以思想控制。由于当初汉代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都难以满足民众的求学要求，因此，汉统治者一开始就对私学采取了宽容的政策。私学最初发端于中原，而后传播到关中、于越等地。西汉后期，宁波历史上涌现出最早的私学大师是余姚人董春。他先后从王君仲受古文《尚书》，从京房受《易》学。学成后以经师自任，设学教授，“还为师，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诸生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难问者百余人”(唐)徐坚：《初学记》(卷18)，引谢承《后汉书》，《四库全书》文渊阁本。。至东汉，私学更盛。就其教育内容而言，私学中主要传授今文经学，例如，余姚三老孙通所治《穀梁春秋》，属今文经学之列。关于儒家经典的研究，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区别。浙东士人多数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教育，余姚虞氏家族五世所治的孟氏《易》学、余姚三老孙通所治的《穀梁春秋》皆属今文经学。

家学属于私学之列，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而从事教育活动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自东汉末年开始，一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保护地方上的安宁，乘时代动乱之机建立私家武装，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对国家政治产生一定影响。这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和推动家族的发展，不仅把持地方上的政治大权，拥有成片的土地，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对家族后代的培养，以树立和维系家族门风，扩大社会影响，逐渐形成了“家学”以及“学在家族”的局面，同时，这也在客观上撑起了这一时代的文化传承重担。所谓“五朝名家，靡不有家教，所以立身处事，有以渐异”、“巨宗重臣，咸有训诫”。说的便是这种士族化家学。例如，时属会稽郡的余姚虞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此外，为逃避战乱而从北方迁徙至南方来的士族势力也很大，例如，山阴的谢氏、王氏等。

由于汉以来一直推行儒学，世家大族的家学大多以儒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研习儒经，遵循礼法，倡导忠孝，且十分讲究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的教育，最后将先师经说发展成一家之言。当时，余姚虞氏家族五世治孟氏《易》学，是为治儒学之家学发展的典范。这一时期，家学背景下对儒学的研究也推动了地方上的儒学发展，宁绍地区浓厚的儒学学风，使得儒家的一些思想观念得到迅速有力的传播，特别是忠孝节义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对改造本地的陋习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儒学之外，还有教授历算知识，如余姚伍贱之父曾为仓监，“失其官谷簿领，罪至于死”，时为孩童的伍贱重新执算，结果“检校相当”，救父一命。这表明时有算术教授，才有如此会计算的孩童。此外，也有以文学、艺术见长的家学典范，如山阴谢氏家学出了一个山水诗人谢灵运，山阴王氏家学培养了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王羲之、王献之。

2、官学的萌芽

在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人们只有“通经”才能做官，因此，士人不得不学习儒学经典。但是，时浙东官方教育方兴待艾，私学也远远满足不了士人的需求，于是，不少士人游学于千里之外的中原和巴蜀地区，因为那里的经学比较发达。例如，西汉末年，余姚人严光就曾游学京师。游学士人回来后，也一定程度改变了地方上落后的文化现状。

西汉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蜀地兴办儒学，首开地方兴学之风。于是，浙东一些地方官员学习蜀郡太守，开始兴办学校，培养入学人才，官学即由此萌芽。浙东有史记载的学宫约出现于公元一世纪末的余姚境内。据《后汉书》(卷21)记载，余姚人黄昌(？-142)“本出孤微。居近学宫，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奇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这表明，余姚当时已有学宫，主授经学和文法。余姚学宫的出现开创地方官学之先风，对儒家思想的宣传、社会教化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由上也可知，两汉时期，宁波等越地文化教育的兴起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下形成的，而其文化教育的传承和发展则是通过私学，尤其是在家学中得以完成的。

(三)忠孝之风盛行

宁波等越地原本是不崇尚“礼”的地方，但是，受到汉代“孝”政，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宁波等越地民众逐渐接受了儒学中关于“忠孝节义”的观念，尤其是南下儒士带来的《孝经》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规范，从而改造了本地的一些风俗。例如，句章人董黯以孝名扬天下，余姚虞预所撰修的《会稽典录》曾作这样的记载：“家贫，采薪供养，得干果，奔走以献母。母甚肥悦。邻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报。及母终，负土成坟，鸟兽助其悲号。丧竟，杀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诣狱自系，会赦得免。”大儒虞翻称赞道：“孝子句章董黯，尽心色养，丧致其哀，单身林野，鸟兽归怀，怨亲之辱，白日报仇，海内闻名，昭然光著。”还有节义之士句章人梁宏、余姚人驷勋等，他们也受到虞翻赞赏。东汉时，宁波地区忠孝节义已蔚然成风。此后，该风气不断地得以发扬光大，余姚湖山乡出土有晋“泰康七年孝子陈恒”、“孝子朱当”等墓砖铭文，鄞州鄮山出土晋“泰元二年太岁孝子黄藤作”砖《鄞县通志·文献志·传甓考略》，即为明证。

此外，仙道得以进一步传播。于越地区的先民在汉代以前，一直崇拜自然神灵，这在前文已有论述，直至西汉时期，会稽仍“俗多淫祀”。东汉以来，道教传入浙东地区，有力地改变着当地的宗教信仰，并起着教化民众的作用。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兴起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面对东汉后期动荡的社会环境，道教承诺给民众的是实际的结果和具体的收获，能给民众带来现世的幸福，因而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秦始皇东巡“望”海，祈求仙药之举，已使仙道在民间流传，东汉以后，于越地区的仙道活动更加流行，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仙道传说。例如，梅福修道、刘樊升仙等，甚至连董黯都升入仙籍。据《宁波通史》记载，诸仙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梅福。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原为儒家学者。王莽摄政，梅福归隐，不知所终。浙东一带多有梅福遗迹，如鄞州大梅山传为梅福隐处，有石洞、药炉、丹灶等古迹。梅福由儒入道，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另外，时有影响的仙人还有真人刁道林，他修道于四明山的丹山赤水，擅长于气功养生术。浙东逐渐成为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好道之士甚众。第4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以余姚虞氏为例

自东汉末年开始，动乱不断，各地的地方官学呈现出衰废的态势，到了南朝更是时有时无。宁波等越地远离中原，文化教育更不必说，落后中原几许，不过，在4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地方官学还是取得了缓慢的发展。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宗室子弟孙瑜不仅自己好学，还积极支持地方办学，当时，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一带)人马普笃学好古，孙瑜厚礼待之，为其设立学校，选官吏子弟数百人随其学习。顾邵任豫章太守时，不仅自己博览群书，好乐人伦，还选择属下官吏中资质优者到学校学习，并提拔学习优秀者。在他的带领下，当地形成了良好的向学风气。据《宋书·孝武十四王传》记载，南朝刘宋时期的豫章王刘子尚受命至鄞县劝农，并于大明七年(463)在鄞县立左学，招生徒，置儒林祭酒1名，位比州治中；文学祭酒1名，位比西曹；劝学从事2名，位比祭酒。这说明，当时的地方官学还是有一定作为的。

私学虽然也不发达，但仍然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人物。据光绪《慈溪县志古迹》记载：大儒虞翻曾在慈溪鸣鹤讲学。即便因向孙权犯颜直谏而被流徙南疆交州(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时，仍讲学不倦，门徒数百人，开岭南学风。

另据史料，当时私学中家学尤为兴盛。家学的兴盛与士族势力在政局动荡的特殊时期的崛起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士族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因为他们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取得强势地位，享有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特权。王朝可以更换，但占据统治地位的士族集团可以不动。萧子显在《南齐书·王俭传》中就讲过这样一个事实：“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

士族的兴起，以及官学的衰微，导致家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教学内容繁多，而且形式多样。浙东的世家大族纷纷涌起，走向士族化，著名的有余姚虞氏、山阴贺氏、山阴谢氏、山阴孔氏、钱塘范氏等，其中余姚虞氏为今宁波境内家族规模最大、政治地位最高、社会影响力最广的士族。

此外，当时的教学内容突破儒学独尊的局面，趋于多样化，史学、书学、算学等都进入官学和私学，而且，繁琐、僵化的今文经学受到批判，以讲授古文经学为主，及至走向玄学化。

一、虞氏家学兴盛的表现

从较为可靠的文献记载看，余姚虞氏有迹可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中叶。时值大批中原民众迁居于南方，更因官方推行儒家教化，宁波等越地百姓纷纷趋经业儒。虞光正是在此种社会环境下“少治孟氏《易》”，并因此官至零陵太守。这进一步激发了族人研习儒家经典以从中开辟仕进前途的热情。据虞翻自述，其祖四世传孟氏《易》：“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此外，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分置会稽、吴两郡，以及郡级政治中心移向浙东的行政调整，给了会稽郡的世家大族更多的举官机会，这在客观上对于虞氏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抬升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东汉末年，虞氏在会稽郡已成长为当地的著姓望族，其学术影响远播至中原。

三国时期，在吴郡、会稽郡士族支持下建立的孙吴政权，对两郡的士族和世家大族都特别重视，虞氏家族的众多子弟纷纷登上孙吴政坛，官至高位。其中，虞翻的表现最为出色，他不仅在经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他所开创的“蹇谔匪躬”的行事风格深刻地影响了后嗣，进而发展为虞氏的家族性格。

在孙吴亡国之后，虞氏家族的发展在西晋政权中因受到中原人士的排挤而处于低潮。直至西晋后期，虞潭凭借军功引领虞氏家族再度在政治上崛起，同时，虞喜、虞预则“以儒学立名”。此后，历经东晋、宋、齐、梁、陈，虞氏家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和学术文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完成其士族化进程。

(一)崇文重于尚武，最重儒学研究，兼涉史学等领域

1、以治孟氏《易》为家学传统

自虞光始，虞氏家族世传孟氏《易》，传至虞翻，其《易》学研究成果颇丰，撰有《周易注》、《周易集林律历》等书，名满全国，影响深远。至此，虞氏作为儒学世家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据《宁波通史》研究，虞翻所治《易学》是以家传的孟京筮占派象数易学为其渊源，继承东汉荀爽的经学派象数易学，并加以创造性发展而成。虞翻对《周易》所作的先行的逻辑探索为后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例如，张慧言(1761-1802)在其《周易虞氏易》中将虞翻的逻辑原则加以极大的改进与系统化；焦循则在虞翻的基础上完成了后人在易学上难以超越的三部著作：《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这种种研究成果使得晦涩的《周易》几乎成为可理解的儒学学派之哲学文献。由此可见，虞翻作为原创性的思想家对儒学的影响。

2、兼涉史学等领域

虞氏家学除了治孟氏《易》作为传统以延族脉之外，还兼涉其他学术领域。首先，虞翻除了研究《易》学外，另有《老子》、《论语》、《国语》、《史记》等训注，这无疑使他成为东吴的史注权威。此后，虞氏家族好经学、史学之辈甚多。东晋时期，虞喜成为当时的经学专家，撰写《毛诗略》、《孝经注》、《志林新书》等经学著作，传于后世。其弟虞预修有《晋书》、《会稽典录》等史书。前者为纪传体史书，记述西晋、东晋初的历史，因其由当代人所修，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后者则是一部早期浙江地方人物志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南朝时期，虞氏在经学上成就较大的有虞愿、虞僧诞，前者著有《五经论文》(10卷)，后者精于《左氏春秋》，可谓“时人莫及”。而史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对方志和谱牒的研究上，当时，有虞荔所著的《鼎录》和虞愿所著的《会稽记》。前者为笔记类史书，记载秦汉以来帝王士大夫铸鼎的名称、尺寸、铭文、书法等信息，从中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政治、风俗、礼制、书法等面貌，不失为我国鼎文化研究的专著，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后者为地志类著作，记载了会稽地区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甚有价值。

此外，虞氏家学还涉及天文学、文学、书法，以及饮食、娱乐等方面。例如，虞翻之子虞耸著有《穹天论》，概说天体结构，开虞氏天文学研究之先河。虞翻之孙虞潭著有《投壶经》、《投壶变》、《大小博法》各一卷，这对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闲暇生活有相当的价值。南朝时期的虞悰著有《食珍录》，书中记载了很多烹饪方法，名噪一时；虞炎、虞羲、虞通之当以文学成就著称于世；而虞龢则代表了虞氏家学的书法成就。

(二)家教严格，树立忠义门风

门风是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它看起来是个无形的东西，却是延续门第的文化内核。虞氏家学深谙此理，为此，家教甚严。自虞翻“蹇谔匪躬”的行事风格得到孙权认可，并惠及族人之后，“忠义”便成为家族门风。例如，虞翻之子虞忠在三国时期天纪四年(280)二月兵败西陵之时，与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等人一道以身殉国。又如，南朝以来的虞氏族人，虞玩之“竭诚事君”而“未尝厌屈于勋权，畏溺于狐鼠”，虞悰面对西昌侯谋篡皇位之举由“称疾不陪位”乃至“乞解所职”，虞愿多次犯颜直谏，等等，因其过于“蹇谔匪躬”的立身行事，虽得帝王宗室的器重，却也并不得势。

为了保持忠义家风，虞氏家学十分重视子孙的门风。《晋书·列女传》记载有这样的故事：

虞潭母孙氏，……性聪敏，识鉴过人。潭始自幼童，便训以忠义，故得声望允洽，为朝廷所称。永嘉末，潭为南康太守，值杜弢构逆，率众讨之。孙氏以必死之义，俱倾其资产以馈战士，潭遂可捷。及苏峻作乱，潭时守吴兴，又假节征峻。孙氏戒之曰：“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仍尽发其家僮，令随潭助战，贸其所服环佩以为军资。于时会稽内史王舒遣子允为督护，孙氏又谓潭曰：“王府君遣儿征，汝何为独不？”潭即以子楚为督护，与允合势。其忧国之诚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绶。潭立养堂于家，王导以下皆就拜谒。

由此足见虞氏家教之严格、门风之严谨。后辈中此类故事屡屡可见。如虞喜“少立操行，博学好古”：虞玩之“少闲刀笔，泛涉书史”(南朝·梁)，等等。正是家教的严格，才导致门风的维系，并使家道得以长兴不衰。

(三)失落的尚武精神

虞氏家学的另一特色便是其失落的尚武精神。虞氏家族自东汉中叶以来，以文起家，却也未曾摒弃尚武精神，尤其是西晋后期的虞潭凭借军功再度崛起政坛，为虞氏族人走向朝堂奠定了基础，并于东晋早期实现家族的士族化。虽然，乱世从武给家族带来了荣誉，但虞氏尚武传统至东晋末年已经失落，由此也导致虞氏族人无从利用乱世，以建立军功的方式，拓展其政治发展空间。

二、家学兴盛的原因

从宏观上讲，魏晋南北朝家学兴盛，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动荡剧烈致官学衰废，以及士族豪门自身发展的需要。史学家陈寅恪就曾说道：“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风气止息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者不可分离。”余英时也说：“士族的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推测：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在多数情形下当时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所谓‘士族化’便是一般原有的强宗大族使子弟读书，因而转变为‘士族’，这从两汉公私学校之发达的情形以及当时邹鲁所流行的‘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的谚语，可以推想而知。”社会现实导致人们观念的变化，即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如果丧失门第，则家族的一切利益全部丧失。为了巩固门第，家学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因为在政局动荡的年代里，家族的振兴才是最有意义的，也是个人保存自身的一个重要条件。

余姚虞氏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逐渐发展为士族的，综观历史，士族家学的兴盛主要有以下若干因素。

(一)严格把持门风

如果说时局的动乱无法把握的话，那么家族的门风则相对容易把持。这在虞氏以忠义为门风的家教中可见一斑。对门风的严格把持不仅反映了家族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折射出家族面对乱世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因为没有这种独立性，家族可能就会面临丧失门第之危险。

(二)世代崇文，稳固其学术地位

自东汉以来，在“劝以官禄”的文教政策指引下，治经成为入仕的捷径之一。虞光便由经学入仕，激发族人累世治经修史。家族的累世经学自然带来了累世公卿的结果，家学便成为巩固门第之法宝。因此，如何使《易》学发扬光大，便成为虞氏家学的重要任务。也正因如此，家族十分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

(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士族垄断政治的黑暗，使门第始终处于分化之中，加之政局的动荡，士族高门急剧跌落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虞氏家族自南朝以来，其政治影响、社会地位都远不如三国、东晋时期。因此，士族中有识之士认识到门第地位并不足以仗恃，要能在社会中站住脚，保存实力，就必须去奋斗，这必然督促后辈重视操守，学会各种本领。

由此，士族家学兴盛起来。家学使得家族的生存、利益得到保护和发展，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虞氏家学作为一个个案，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宁波教育的一个特点，当然，家学在客观上传承并发展了儒学文化，并进一步改变地方的文化面貌。第5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教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战争频繁的时候，南方社会环境相对比较稳定，这不仅为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也吸引了北方人口及文化的南移。这一时期，浙东四明地区的思想领域突破了儒学独尊的局面，出现佛、道宗教的流行。它们为了扩大各自在民众中的影响，采取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宣传本教的教义和精神。许多普通民众和士人在这种多元化的思潮冲击下，或亦儒亦道，或亦佛亦道，或亦儒亦佛，呈现多彩的思想形态。

一、仙道与教化

自秦始皇东巡“望”海，祈求仙药之后，仙道在宁波及浙东一带不断地发展，到了汉代，出现很多有影响的道人和仙道传说。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道教经过葛洪等人的改造，将为统治者所排斥和士人所不齿的民间道教改造成符合统治阶级及上层社会所需要的官方道教，于东晋后兴盛一时。不少名士文人都信奉道教，例如：王羲之、郗愔等，他们在余姚、奉化等地都颇有活动。道教教育也取得阶段性的发展，信者甚多，对民众教化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宁波及浙东一带的道教及其教育与全国步伐基本一致，即以东晋为界，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师承关系比较松散的阶段；第二阶段则是因道教馆舍的出现而步入规范化的道教教育。

(一)道教及其教育的发展

1、东晋之前

三国时期，以吴主孙权为首的王族、士族集团，崇信神仙，广结方士，向往那种长生不死、脱俗离世、闲散放浪的生活，其信仙好道的情趣，激励着道团在浙东等地频繁活动，从而为道教在宁波等地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而且，西晋灭亡后，北人南移，一大批道教世家移居江南，使江南成为全国道教发展的中心，这对宁波及浙东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时浙东地区最有影响的是天师道。不过，此时，人们对道教的情趣还没有上升到宗教的狂热；况且，许多名门望族对那种经典不备、教义简单、方术仪式粗俗的民间道教怀有一种本能的轻蔑。他们只是追随某些道士往来于名山洞室，寻找仙馆，采药炼丹，师承关系相当松散。

2、东晋之后

东晋以来，在名门望族的支持下，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对道教进行大力改革，他们以神仙方术为底本，逐步形成了以神仙养生之术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儒道兼修的修炼长生理论，并将其编撰成道教经典，例如，《道藏》、《太平经》等。同时，对天师道的组织制度进行改革，取消“父死子继”的祭酒之官世袭制，并以纯宗教的道师弟子关系取代了祭酒统领道民的政教合一制度，以道馆教育取代了简陋的靖庐。这样，至南朝时期，道教已经成为具有相对完整的经典、教义、戒律、方术仪式和教会组织的成熟的宗教。道教从分散的民间宗教团体转变为官方正统宗教。道教教育也从“散兵游勇式”的师承关系走向规范化的道馆教育。

道馆是出家道士集体进行宗教教育活动和集体生活的场所。馆主由贤明的、著名的道士经推举而出任。在道馆中，道师与弟子的关系纯属宗教教育的师徒关系。道门弟子受业，必须遵守道教的戒律和清规。这一切为道教教育的规范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南朝以来，浙东各地道馆普遍出现，例如，齐朝时修建的太平山日门馆和金庭馆、陈朝时修建的祠宇观等。

在官方的支持下，葛洪、陶弘景等大师都曾在宁波及浙东一带积极地设馆传道布教，四明山、天台山更是成为神仙之窟宅。他们传道布教的场所、遗迹遍及宁波及浙东各地。如葛洪在宁波北仑的灵峰山、鄞州的石臼山、余姚的龙泉山、宁海的大洪山等地都留有他的修炼遗迹。葛洪的子孙还在宁海繁衍成族，其聚居处俗称廿里葛藤棚。又如，陶弘景在余姚的太平山、象山县城北的蓬莱山、宁海的阆风里和桐柏山等地结庐炼丹。宁波及浙东一带可谓是秉承历史遗风，仙道炽烈，不失为道教思想的发源地。

(二)道教的教化

道教的清规戒律经过改造之后，贴近世俗社会，强调生道相保、治身治国，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也起到对民众的教化作用。

1、去除贪恋钱财之风

魏晋以来，道教祭酒一般都很贪婪，任意取人钱财的事件时有发生。面对这样的情况，道教加以抨击，并提出相应的戒律，予以制止，肃清为士人所唾弃的腐化生活作风。例如，《道藏》之《阳平治》抨击道：“但贪荣富，钱财谷帛，锦绮丝绵，以养妻子为务。掠取他户民赋，敛索其财物。掠使百姓，专作民户；修农缎丝，以养妻奴。而在《老君一百八十戒》中，规定：“不得盗窃人物”、“不得妄取人一钱已上物”、“不得以金银器食用”、“不得强求、扰乱百姓”、“不得积聚财宝，以招凶祸”，等等。

2、去除男女淫邪之风

男女之事，原也是道教的一种养生术，但是，在儒学伦理道德的背景下，往往被视为淫邪之事。再者，房事若无节制，很容易使修炼者沉溺其中，荒废功夫。因此，《阳平治》批判道：“房事不节，纵恣淫情，男女老壮，不相呵整，为尔愦愦，群行混浊。”在《老君一百八十戒》中，规定：“不得多蓄仆妾”、“不得淫他妇女”、“不得自习妓乐”、“不得穿人家壁，窥看人家内妇女”，等等。

3、倡导忠孝仁义之风

道教在其改造过程中，还注意吸收儒家的思想，倡导忠孝仁义便是典型的案例。在《太平经》中说道“天下之事，忠孝诚信为大，故不得自放恣”，又有“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这些教义都把忠、孝、诚、信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上种种清规戒律对当时宁波及浙东地区的民风、习俗起到很大的教化作用。

二、佛教与教化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两汉之际由“古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及至江南各地。但据《宁波通史》考证，佛教可能由“海路传入中国”，其证据在于东汉以来出土的越窑青瓷等艺术品中出现很多富有西域特色的人物造型、动物造型以及佛像。这就是说，随着西域胡人经海路来到东南沿海地区从事经商、谋生计或传播文化等活动，他们也带来了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佛教文化。

按常理，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宁波等浙东地区的早期传播不会太容易。但是，佛教通过高僧与社会名士交流，推动佛教向上层社会渗透，高僧结庐讲经，宣扬人生轮回等教义，以及广建佛寺，使佛教走向大众化等途径，在宁波地区迅速地得到民众的接纳。从宁波等于越地区崇拜“神灵”、重视祭祀的民风来看，佛教重来生修今世的思想倒是与此民风有某种契合之处，或许这也是佛教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一)佛教的发展

宁波及浙东一带佛教传入虽早，但直到三国时才有真正发展。其传播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僧与社会名士交流，推动佛教向上层社会渗透

佛教若要在宁波等地扎根，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征服社会名流，因为他们的思想趋向往往会主导社会意识的主流。佛教高僧深知此理。三国时期，西域僧人支谦、康僧会等人先后入吴，说服孙权信佛，于是吴都建业有了瑞相院、建初寺。随之浙人纷纷效法，修建佛寺。据史料记载，东吴时期浙江的寺庙达16所。今宁波境内最早的佛寺建于东吴赤乌二年(239)，当时，东吴太子太傅、都乡侯阚泽捐献自己在句章的住宅，建造了普济寺。

最富有传奇色彩的是阿育王寺舍利殿的建造。《会稽记》记载：“晋相王导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自言来自海上，告导曰：‘昔与阿育王同游鄮县，安真身舍利塔，阿育王与真人捧塔飞行，虚空入海，诸弟子攀引不及，一时俱坠，化为乌石，如人形。’”据说，这叙述的是高僧慧达过海至建康结交名相王导，以寻求在传教上的政治支持的故事。于是，东晋义熙元年(405)，阿育王舍利由鄮山乌石岙迁至今址，并造塔亭禅室予以安置，即为舍利殿。供奉的舍利后来成为阿育王寺的镇寺之宝。

高僧正是通过和社会名流进行接触、交往和研讨佛教义理，从而把佛教教义和精神传播到社会上层，并通过他们引领民众的宗教信仰。

2、高僧结庐讲经，宣扬人生轮回等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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