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方治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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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方位试读：
前言
一切都在变，只有变化本身是永恒的。
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中国经济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
这个创造了二战后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纪录的经济体，正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在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新方位，新常态
新方位，“怎么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7.7%、7.7%、7.3%、6.9%、6.7%……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这条略微下行的曲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图中似乎不大“合拍”。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干扰，过后都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第四次，究竟是短暂探底还是长期换挡？经济增速能不能“回得去”？降速会不会演变为失速？
面对种种质疑忧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冷静观察，缜密思考，对中国经济形势作出新的重大战略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公开提出“新常态”的概念。“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做出系统阐述。
新常态，新变化。
新常态带来新速度、新方式、新结构、新动力：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动能转向新的增长动能。一句话，中国经济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
新常态，新坐标。
站在历史的台阶上眺望，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新常态是新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单元”。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一直领先世界。及至近代，错失工业革命宝贵机遇，在时代潮流中长期掉队。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一位跃升至第二位。
就这样，中国经济在奋力追赶中进入了新常态。我们的身后，是“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是无数志士仁人的呐喊和探索；我们的前方，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就是新常态在我国发展长过程中的历史坐标！正如一家外媒所说：“与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西方国家经历失业型复苏的所谓新常态不同，中国的决策者用这个词定义朝着实现该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发展阶段。”
新常态，新认识。
这是一个必然阶段——新常态的到来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为什么会有速度变化？
因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按照经济学原理，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储蓄率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一时也难以大幅提高。
因为，总量和基数变大后“做不到”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不可能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
还因为，资源环境“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
为什么会有结构优化？
随着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较少的服务业脱颖而出，产业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要素价格上涨、储蓄率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需求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城镇化提速、产业转移，城乡区域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力资源稀缺性凸显，收入分配结构也将不断优化。
为什么会有动力转换？
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今天，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中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从简单模仿转向自主创新。
这是一个必经阶段——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其间压力与希望共生，挑战与机遇并存。
这一段航程，或许有乱云飞渡的风险。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考题。而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13个国家中人口超过2500万人的只有3个。
这一段航程，更要有中流击水的自信。
新常态下，尽管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聚焦当下，尽管企业经营分化加剧，但过剩产能出清加快，新兴业态兴起，市场活力增强，投资者信心提升；尽管就业仍有结构性压力，但总体依然稳定；尽管部分地区和领域财政金融风险累积，但不会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但全球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经过调整后，中国经济将进入质量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一家财经媒体对权威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对于今年三季度的中国经济，54%的经济学家认为已经达到L型“竖杠”末端，38%认为已经进入“横杠”，只有8%认为尚未到达“竖杠”末端。
新方位，新理念
新方位，“怎么想”？脑中要有新理念。
理念是行动先导，理念如同大脑，指挥着脚往哪儿迈、劲往哪儿使。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发展的进程也正是思路升级、理念更新的过程。今天，发展进入新常态，环境变了，条件变了，理念也必须更新。“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为经济新方位标定了前行航向。
新理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针对新常态下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新常态下，“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红利渐趋用尽，亟须寻求新动力。创新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算过这样一笔账：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而我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
——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优化更重要，防止“木桶效应”更迫切。协调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把握经济新方位，必须谋划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增强发展的平衡性，不让今天的“短板”变成明天的“陷阱”。
——新常态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绿色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明天是“雾霾灰”还是“天空蓝”？眼下，PM2.5的数值时时牵动着人们的目光。高楼多了、钱包鼓了，清澈的河水、洁净的空气却成了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民众对绿色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只有绿色发展，才是永续发展。
——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土地、能源等传统竞争优势减弱，亟须通过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开放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面临重大调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如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
——新常态下，要调动所有人谋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对下行压力，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就要让民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注重的就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如果只盯着经济数据的涨落，忽视民众幸福感、获得感的多少，就会透支社会发展潜力，发展也终将难以持续。新常态下，百姓追求的不仅是吃饱穿暖，更渴望活出高质量、挺起精气神；百姓在乎的不仅是看得见的好处，更期盼公平的社会环境、人生出彩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好利益关系，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个人。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显示，所谓“陷阱”，大多是源于资源禀赋变化之后，过去所依赖的发展路径走不通了，新的发展路径又没找到，发展被锁死。新发展理念，正是中国化解发展风险、跨越发展陷阱的钥匙。创新发展才能避免动力衰退，协调发展才能避免失衡失重，绿色发展才能避免环境透支，开放发展才能避免画地为牢，共享发展才能避免社会动荡。五大发展理念彼此支撑、相互促进，回答的是新常态下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着眼的是新方位上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
理念不会自动变为现实。如果不想干、不敢干、不会干，蓝图再清晰、方向再明确，也难以把新理念转化为新成效。把握新方位、践行新理念，需要激发新状态。“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新状态，要有担当。
新方位下的探索，没有先例可循，可能不被理解：处置僵尸企业，一些企业会关门、不少员工会下岗，要不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一些若干年后、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感知其意义的改革，是不是一定要马上就办？愈是不易，愈见担当。今天错过了宝贵的“窗口期”，明天将面临痛苦的“折磨期”。以新理念适应新方位，需要冲破羁绊的闯劲、久久为功的韧劲。“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新状态，要有定力。
定力来自洞察力，既密切关注经济走势，见微知著，又坚持底线思维，做足应对预案；定力就是意志力，为了长远发展而管住眼前的“有形之手”，不为亦是有为；定力源于自信力，相信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强大韧性，相信基本方针和政策储备，不能速度一慢就着急，把新理念抛在脑后，改革遇难就想回头，把发展目标放在一边。“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新状态，还要会作为。
过去谋发展的许多老办法不能用也行不通了，今天面对的多是“两难问题”。“会作为”，必须处理好破与立、稳与进等对立统一关系。遇到问题，多个角度想，避免“盲人摸象”；处理问题，牵住“牛鼻子”，找准突破路径。
新方位，新实践
新方位，“怎么干”？脚下要有新实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启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站在新方位上的中国经济，为何在关注“需求侧”的同时更多将目光对准“供给侧”？
从速度维度看——
新常态下速度换挡的背后，本质上是结构调整。靠熬是熬不过去的，靠走刺激需求的老路也行不通。需求侧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挤出效应却越来越大。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从长期入手，立足于结构调整，把政策重心转向供给侧。正如外媒所说的那样：“中国领导层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与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划清了界线。”
从结构维度看——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一方面却要大量进口关键装备、高端产品；一方面消费者对质量高、有信誉保障的消费品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却是国内供给无法满足，导致境外购物热度不减、“需求外溢”。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从动力维度看——
新常态要求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由于一个个市场主体的集合构成供给侧，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创新主体的动力和活力，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从“汗水型”走向“智慧型”。
从世界经济的坐标系中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绝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相反，“中国以其较早的认识、较大的回旋余地、较强的体制优势等正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五大政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都融入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火热的“四则运算”中。
瞄准过剩产能做减法，“减”出新空间。宏观政策“稳”的同时，产业政策要“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坚定地去是为了更好地进。今年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超额完成任务已成定局。产能减了，利润增了。煤炭业利润涨了一倍，钢铁业扭亏为盈，摆脱了“卖煤球不如卖土豆，钢价跌成白菜价”的苦日子，打了一场“翻身仗”。
瞄准短板做加法，“加”出新希望。就业援助、内部分流、转岗就业创业……社会政策托底，保障去产能不影响饭碗，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整合涉农资金使用、产业扶贫长短结合……脱贫攻坚补短板，确保贫困老乡同步奔小康。
瞄准创新做乘法，“乘”出新动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让生活更智能，工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让产业更智慧……新技术引爆新产业，新模式缔造新业态。前三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
瞄准放活做除法，“除”出新活力。微观政策要活，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日益宽松，前三季度，全国新登记企业401万户，同比增长27%。改革政策要实，减轻企业税费等成本负担，释放减税红利。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的几步特别关键。
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世界1/5人口同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中国经济的新方位，正是复兴之路上的“关键节点”。
辨识洋流，认识新常态；扬起风帆，明确新理念；开足马力，投身新实践。在这个重要的发展新方位上，中国经济航船正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行！（《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4日）第一章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大逻辑
新方位，“怎么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挺立潮头、高瞻远瞩，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新常态意味着新变化。新常态带来新速度、新方式、新结构、新动力，中国经济系统内部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新常态意味着新坐标。新常态是新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单元”，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发展阶段。新常态意味着新认识。新常态的到来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虽说处于“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我国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大有可为。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中国经济的新方位，首要的就是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把握新常态大逻辑的内在要求。一、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
针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央提出了“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并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转换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经济发展阶段。正确地理解“新常态”和“三期叠加”的经济状态，对于我们建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观念，做好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如何正确理解“新常态”与“三期叠加”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长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利于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真正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经济增速换挡只是相对于以往高速增长的适当降低，我国经济增速仍然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经济体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速度。通过深化改革，我国经济结构将会更加优化，能进一步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发展阶段，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准确判断说明中央敢于面对改革发展攻坚中的各种问题，善于抓住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可以预测，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看，要求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保持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2013年经济总量达到58.8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巨大，保持高速增长面临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以劳动力要素为例，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和占比双降，人口老龄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剧，难以支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不同程度回落。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韩国先后经历了23年和36年的高速增长时期，GDP年均增速分别为9.7%和8.02%，其后经济增速约下降一半。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自觉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在经济增速换挡中把握好调整的合理区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应对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总体上较为粗放，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2013年前3季度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也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制造业产能过剩，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和边际产出下降。同时，制造业粗放发展还带来大量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单位GDP能源消耗较高，水、大气、土壤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如果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面对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必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改善民生、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消化前期刺激政策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必然要求。前几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政策，为我国经济稳健增长和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但大规模刺激政策也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金融资本脱实向虚、企业债务偏高、地方融资平台等部分领域和环节潜在风险积聚等。高负债率、高杠杆率条件下的发展意味着对未来的透支，会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埋下风险隐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妥善处理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推动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有质量的发展。（二）“新常态”下需要我们深化改革
从“三期叠加”到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习近平同志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们必须坚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要牢牢抓住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要通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狠抓落实，使经济政策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首先，必须坚持让市场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要做到以下方面：一是坚持实行简政放权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许可、审批和资质认定，激发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的积极性，为经济转型提供不竭动力。二是加快完善有效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按照负面清单的思路制定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能够反映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的价格体系，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促进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三是不断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服务业和高技术领域。四是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地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鼓励外资参与境内并购重组，放宽境内居民境外投资限制，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其次，积极促进市场与企业提高创新活动。一是要不断地深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加速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创新源泉作用，为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夯实基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和商业模式，促进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作用。
再次，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一是加快建立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和监测体系，严格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强化指标约束。二是积极地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和城市交通拥堵防治。三是积极地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牧等生态工程，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最后，促进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二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借鉴其他国家实施福利政策的经验教训，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避免出现福利水平过高诱发“福利病”和福利水平过低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的问题，使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幸福，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二、深刻认识新常态蕴含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同志强调，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这提示我们，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前提是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那么，如何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呢？科学的路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辩证关系，科学把握新常态的特点、规律和趋势。（一）在发展方位上既看“时”又看“势”
所谓时，是指时局、时机、时点；所谓势，是指态势、趋势、走势。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注意看时，又要注重看势。
时是新常态静态属性的反映。看时，就是观察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处的时代坐标，全面把握我们面临的时机、背景、条件。应看到，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此进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同时应深刻认识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经阶段，也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艰难复苏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必然反映。
势是新常态动态属性的体现。看势，就是观察经济发展新常态所处的历史坐标，准确把握其面临的变革、走向、趋势。应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来势，看到在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虽然有所回落，但综观全球，它仍是一列快速行进的火车，对世界经济发挥着有力带动作用；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大势，看到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以低端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已难以为继，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已刻不容缓；把握好经济发展的走势，看到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的驱动力逐渐增强，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发生，市场在探索产业发展方向中的力量进一步显现。
只有审时度势，把时与势有机结合起来，由表及里、由静而动，才能对新常态的发展方位了然于胸。只有审时度势，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抢抓经济发展先机，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争取经济发展的更大作为。（二）在发展升级上既看“形”又看“型”
所谓形，是指形状、形态、形式；所谓型，是指类别、结构、性质。不执着于形而在意于型，注重根据形的变化用心塑型，是推动经济发展转型的成功之道。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注意看形，又要注重看型。
形是新常态的外在表现。看形，应把握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态势，把握经济存量的规模和经济增量的变化，把握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和质量效益。
型反映新常态的内在规律。看型，应看到我国经济正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大转型。把握发展方式的转变，认清经济发展正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把握经济结构的转变，认清经济结构正由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把握动力支撑的转变，认清经济发展正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改革促动、开放带动；把握增长领域的转变，认清经济发展空间正由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只有把握好形，才能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现状做到心中有数，更好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经济发展保持向上向好的态势。型是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反映，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特征所在。只有自觉在塑型上下功夫、求实效，才能以新方式适应新常态、以新结构引领新常态、以新动力支撑新常态、以新业态拓展新常态，全面打造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升级版。（三）在发展机遇上既看“近”又看“远”
所谓近，是指眼前、近期、现在；所谓远，是指今后、长远、未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远近结合起来，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经验。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注意看近，又要注重看远。
正视新常态“最痛处”、解决“最难处”、争取“最好处”。看近，应正确对待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暂时困难、结构调整的“阵痛”，积极化危为机，着力稳增长、保就业、调结构、促改革，实现即期经济发展目标。
看到新常态带来更多更长远的发展机遇。看远，应深刻把握新常态下的增速换挡，有利于克服资源消耗多、效率低下、产能过剩、泡沫积聚等痼疾，为进一步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腾出空间；新常态下的结构优化，有利于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统筹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不断激发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
只有在“近”字上聚焦，才能立足当下，从现在做起，为长远发展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只有具备“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开阔胸襟、做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及早谋划，才能抓住我国发展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实现经济发展长远目标上赢得主动、赢得优势。三、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下滑，人们都说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究竟是什么意思？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包括中国在内有不少国家都经历过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都是短期的，因为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发展方式就需要转变。就中国目前而言，应该把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盲目追求速度。
中国经济现在6%—7%的增速在全世界是高的，假如要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就需要大量投放货币、大量投资，结果就会加剧重复建设，也无法提高效率。现在还很难讲今后我国会是怎样的经济增速，但在2020年以前，需要保持在6.5%—7%的范围内。从长远来看，更为关键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为重要。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不仅仅是调节需求了，更需要从供给侧着手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是中长期任务，涉及面很广，其中有两个最要紧的，一是消除过剩产能，该关的关，该停的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下大力气帮助企业解决好工人下岗问题，还要支持那些短板企业，即创新型企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二是提高供给侧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简单讲就是提高供给的质量。
要提高供给的质量，第一是要让产品更有现实意义，要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比如，服装企业应提供更为个性化的产品。第二是要让服务更加人性化。我国的服务业已经占到了GDP的一半以上，但提供的服务往往不够人性化，导致无法更好地刺激消费。第三点最关键，就是要创造品牌，把品牌打到国外去。中国有那么多的制造业品牌，但绝大多数没有在国际上站住脚，往往一谈到中国品牌就是茅台酒。第四点是要把消费者留在国内。现在中国人热衷于到国外买电饭锅、书包等产品，说明我们的品牌不行，要打造好我们自己的品牌，把消费者留在国内，这样的话，增加的税收就是中国的税收，增加的就业就是中国的就业。
所以，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供给的质量，要有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走出去。
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三个清单，现在正在推行。一是权力清单，政府的任何执法必须有法律授权的根据，否则就是不合法的，这样能够制止乱作为。二是责任清单，就是说政府及其下属部门必须按规定的程序办事，该批的要批，规定多久批完就不能够推迟，否则就是不作为。三是负面清单，法律禁止的不能干，法律有限制的要报批，既非法律禁止又非法律限制的就可以干。
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必须现在进行，不能一拖再拖。不要认为再来一轮大的投资就可以改善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四、新常态下经济工作应有新思路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习以为常并行之有效的大规模投资、“铺摊子”发展制造业、以生产要素高投入驱动经济发展的老套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新变化。一些干部有了增速换挡的焦虑，也有人感受到了动力转换的艰难和工作办法的匮乏，这主要是因为工作思路的转换还不到位。只有摆脱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大力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才能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大潮中成为佼佼者。（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工作重心要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
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运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增速换挡，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回落，至2015年12月已连续46个月下降；工业企业利润下降，亏损面扩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金融领域风险点增多。经济下行及由此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有外部性、周期性影响的因素，但主要是内生性、结构性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供需结构失衡、有效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从需求侧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持续近20年的“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正在悄然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转型升级。在2013年城镇户均达到1套房、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100辆之后，市场需求正在发生变化，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0%，汽车产量增长降至3.3%。与此同时，居民对消费品的品质和个性化追求与日俱增，旅游、养老、教育、培训和各类生产性服务需求迅猛增长。
从供给侧看，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过去一个时期“井喷式”扩张形成的庞大生产能力难以跟上市场需求变化的节奏。一方面，煤炭、钢铁、油气、有色和建材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市场需要的高品质和个性化消费品供给不足，出现了到境外大量采购商品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侧变化，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供需结构错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可见，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如果说过去在传统产能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仍能以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那么，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传统产能过剩，再沿用这套办法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还会加剧矛盾、积累风险。因此，必须将经济工作重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更加注重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失衡，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二）面对结构调整阵痛，工作重心要从“铺摊子”转向“上台阶”
进入新常态，伴随经济增速的阶段性转换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传统产业面临严重的过剩压力。以钢铁和煤炭为例，2014年，我国粗钢产能超过11亿吨，但产量为8.23亿吨，产能利用率仅为74.8%；煤炭产能约40亿吨，在建产能约11亿吨，但产量仅为38.7亿吨。从供需发展的趋势判断，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经结束，再像过去那样圈地建工业园区、搞大规模产能扩张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产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模式，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产业发展“上台阶”，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应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向零部件和元器件生产与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中高端环节升级，从生产低品质、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工业品向生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中高端消费品、高新技术产品和先进智能装备攀升。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市场对产品品质和质量的需求，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再平衡。
产业发展“上台阶”，需要实现资源优化再配置。这是指盘活过剩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沉淀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将之从已经过剩的产业领域转移到有市场需求的产业领域、从低效供给领域转移到高效供给领域。加大资产重组力度，采取果断措施去产能，就能扭转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和企业利润下滑局面，进而促进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增强企业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信心。（三）面对发展动力转换，工作重心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进入新常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失，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发生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进一步强化，生产要素成本趋于上升，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转向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个阶段，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创新能力不足，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
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最紧要的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激发千千万万企业的创新活力，关键是形成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实践证明，创新生态环境比创新资源更重要。因为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良好创新生态环境，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创新潜力就会充分迸发并转化为强劲的发展动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需要严格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透明的商业规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的科技成果市场化激励机制，发达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众筹等创新金融业态，优质的教育资源，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供给。对地方政府来说，应从过去依靠行政力量抓要素供给和项目建设转向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抓政策供给和创新服务。只要创新生态环境改善了，创新型企业就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长，新的经济增长点就会不断涌现，新的动力就会加快形成，进而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五、做好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大文章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对于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察势者智，驭势者强。展望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乘势而为才能更有作为。
当前，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较大，但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速探底回稳甚至趋稳回升的迹象已日趋鲜明。一是经济运行质量有所好转，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趋稳，实现利润同比增速稳中有升。二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发展迅速，发展新动能快速形成。如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特色小镇、众创空间等。三是大量创新型企业茁壮成长，引领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成为推进发展动能转换的生力军。如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转危为机，加大创新投入，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可见，2017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良好起点。如果我们乘势而为，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2017年实现6.5%以上的经济增长，其概率应该很大。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审时度势，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做好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文章。
第一，坚定不移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已有良好开端，但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方面的进展和成效也有很大差别。2017年要在巩固现有成果、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将瞄准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攻坚克难与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结合起来，促进“三去一降一补”全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就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实体经济出现弱化苗头而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如何沿着正确轨道走出一条实体经济振兴的新路，关键是要牢牢抓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紧紧扣住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不断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促进企业家成长的体制机制，培育有利于激发其积极性的产业生态。目前，国家为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出台许多重大政策举措，但如何更好地解决“政策好、落实难”的问题，仍需在完善实施机制上大胆探索。许多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需要进一步激发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需要有效设计时间表和路线图。
第二，积极引导和培育新兴消费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关注需求，而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培育创新驱动能力，增强供给体系适应、引导和创造需求的能力。当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50%，城乡消费结构升级正在推动服务消费、高端消费和细分市场、特色市场的消费需求快速成长，如信息消费、电子商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消费等。许多新兴服务消费和高端市场、细分市场的消费，消费者事前不甚熟悉，产业发展需要经历积累经验、增进信任、培育市场的艰难过程。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实施消费引导示范等措施鼓励消费，有利于加快市场培育进程，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好更快地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有些服务消费、高端消费和细分、特色市场的消费需求，长期增长潜力很大，但短期有效需求空间有限。积极引导和培育新兴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新兴产业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
第三，有效防范经济社会运行的风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不断增多。随着时间的拉长，有些微小因素很容易成为加剧风险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此要加强防范预警，努力将风险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既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还要加强预期引导，深入细致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二章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明年贯彻好这个总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中的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稳中求进”中的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要以新的有力作为标注中国经济的新方位，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一、稳中求进折射治国理政新境界
2016年，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一年。这一年，中国在重要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这样一张成绩单得之不易，是经济工作践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成果。
首先，适度扩大总需求和初步收获改革红利，经济增长保持在中高速水平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特点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中的必然表现。因此，我们并不预期通过大规模刺激政策，取得一个V字型的增速反弹，而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争取L字型增长轨迹。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达到6.7%。观察到增长速度从2012年以来逐年下行，2014年第四季度至2016年第一季度期间逐季下行的情况，2016年每个季度增长率都稳定在6.7%，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短期的L字型企稳。
其次，产业优化升级态势已经呈现，目前的增长速度包含了新的动能。新常态下的增长速度是在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中实现的，评价引领新常态的效果，就是要看新动能的形成，能否在合理的程度上舒缓传统动能减弱所导致的增速下行趋势。由此来看，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自2015年首次超过50%之后，2016年继续提高，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保持较高增速。从财新智库等单位按照更高人力资本和科技含量等特征定义的“新经济”部门看，如果不考虑市场需求变化的因素，这些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稳步提高。
再次，经济增长速度符合潜在增长率，整体上保障了充分就业，民生得到持续改善。根据估算，2016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6.6%。由于实际增长率不低于该水平，这是一个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增长速度。总体来说，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1%以下，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虽然部分职工在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中遭遇结构性或摩擦性失业，但是，社会保险、公共就业服务和相关职工安置办法，有效帮助了再就业或社会政策托底。整体上充分就业的状况，保证了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也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缩小趋势。
最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全球化逆风，我国对外开放向深度发展，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成功举办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都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可见，中国经济6.7%的增长率可以为全球经济贡献31.8%的增量。
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在按照预定目标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风险不是来自增速的下降，而是来自误判和不当的应对措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决不能以牺牲增长的质量、效益、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代价，追求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增长目标，而应该着眼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从党中央治国理政基本原则出发，遵循新常态这个发展大逻辑，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才能做到“稳中求进”。二、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与此同时，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做出重大调整，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将之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我们要从理论上深化对稳中求进思想方法的认识，在实践中转变急于求成的思想观念和操之过急的工作方法，推动经济转向平稳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稳”才能更好地“进”
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稳”，才能更好地“进”，更持久地“进”；“进”，才能更有效地保持“稳”，更高水平地实现“稳”。这里的“稳”，强调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稳”；这里的“进”，强调的是“稳”基础上的“进”，是科学有序的“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超越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而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欲速而不达。“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看，脱离实际情况，急于求成，往往要吃苦头，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更大。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经济工作中比较容易形成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盲目强调和夸大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条件，不尊重经济规律，往往造成严重失误，带来重大损失。比如，1958年搞“大跃进”，一度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不得不大幅调低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经过三年调整后才使国民经济出现好转。又如，1979年和1980年的“洋跃进”，引发严重的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以后不得不大幅调低1981年和1982年的增速目标，才扭转了被动局面。再如，1988年“价格闯关”，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通过治理整顿，大幅调低1990年和1991年的增速目标，才使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些事实都表明，无论是推动发展还是推进改革，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只有稳中求进，才能实现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和改革的有序推进。
从当前国内外发展态势看，稳中求进也是从容不迫应对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重要方法。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变化，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内外政策调整，德、法等主要国家进入大选周期，加之难民事件和英国退欧的后续发酵，增大了全球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利率调整的外溢影响将继续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多年的低利率若逆向调整，还可能引发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服务业占比上升，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提高，创新的支撑作用增强，经济由降转稳条件逐步积累。但也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周期性因素虽有减弱，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然不足；产业升级和创新步伐加快，但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仍然突出，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仍然面临体制机制约束；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但新兴产业还不足以对冲传统制造业的衰减。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从容不迫应对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保持经济运行环境稳定，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稳定市场预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同市场主体沟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加强产权保护，维护法治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总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避免经济大的波动，促进经济筑底企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二）稳中求进，才能更好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运行呈现一系列新特点，只有稳中求进，才能更好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从经济增长看，依靠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要求更加注重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波动中下行已持续六年，增速从2010年的10.6%逐步回落到2016年前三季度的6.7%。过去一个时期，在应对经济下行时，我们更多从需求侧找出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在当时传统产能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随着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再简单沿用“老办法”化解供需矛盾，越来越受到投资效率下降和债务杠杆攀升的约束。近年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每新增1元GDP所需的投资）逐年提高，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大幅上升。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扭转拼速度、“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的传统做法，保持战略定力，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加注重从供给侧想办法、出政策，着力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平衡，为需求释放和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从结构调整看，依靠“铺摊子”扩大产能推动经济增长受到产能过剩的约束，要求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2010年以来，随着传统产业市场需求逐步趋于饱和，工业增速持续回落，服务业比重逐年上升，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0.5%，首次突破50%。在工业内部，钢铁、煤炭、建材、有色、石化、电力等行业已达到或超过峰值。由此可见，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铺摊子”扩大制造业产能推动经济增长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再沿用“老办法”，通过扩大产能推动发展，就会加剧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扭曲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我们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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