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第2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翟东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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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潜能(第2版)试读：

推荐序一

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那么，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对这个问题，东升同志通过系统分析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变迁轨迹，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

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本书的特点，我想可以用“三个结合”来概括。

第一个结合是政治和经济的结合。正如作者自己已经指出的那样，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而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是等级分明的“中央—外围”关系，两种格局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世界经济问题中总是夹杂着大量的政治因素，诸如汇率问题、贸易保护争端、跨国资本流动、原料和能源的开发与运输，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被政治化。因此，要理解国际经济问题，就有必要将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做跨学科的研究。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比纯政治学者更懂经济，又比纯经济学者更懂政治；他们对中国人大谈国际规则，又对西方听众大侃中国特色。但是读了翟东升博士的书之后，我意识到这群学者的过人之处：他们既要经得起政治学同行的批判，又要受得了经济学同行的挑剔。唯如此，他们的学术成果才能在国际和国内都获得认可。

第二个结合是局部分析与整体视野的结合。中国经济已经深入而全面地融入了世界市场体系，也就是说成为世界市场这个整体之一隅。要理解这个局部，就必须将整体纳入考虑。战略思想家的一种必备素质，是“必须有囊括一切的眼光，将起始与终结、整体与各部分展现为一个久驻心中的瞬间的印象”。东升同志的研究便能贯彻这样一个原则，他讨论的几乎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能自觉地放在全球整体的大框架中去分析。比如，能源价格的高企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利弊，人们往往是从局部的单向角度去讨论，但是他的书中却是放在全球财富再分配的背景下去讨论的，所得出的结论出人意表却又合乎辩证哲学的逻辑。

第三个结合是将学术的严谨性同面向大众的可读性相结合。这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专著，但是却具有畅销书般的可读性。

说它是严肃的学术专著，不仅是因为它遵守完整的学术规范，有文献回顾、引文注释、图表示例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着明确而系统的理论基础、推理逻辑和原创性观点。仔细读来，每一章都是同第1章的理论框架隐隐挂钩的，而每个部分都贯彻着全书的基本思想观点。

说它具有畅销书般的可读性，是因为此书不像大部分学术专著那样晦涩复杂，拒人于千里之外。为了解释复杂的经济政治现象和机理，作者往往使用一些贴近普通读者生活的比喻和类比。比方说，用“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的经营来说明美元霸权的逻辑基础，用国家大剧院门口的贵重物品保存柜台的功能来类比中国外汇储备同外资之间的内在关系，用金庸小说中段誉的武功来类比中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实力和潜能。通过这些类比，原本复杂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现象就变得清晰明了，易于理解了。我们常说“深入浅出”，不妨把“深入”理解为“浅出”的前提：只有讲述者对问题真正理解透了，才能够用浅显的语言让外行都弄明白。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正是由于以上所列举的三个结合，东升同志的这本书才能够系统、深刻而又浅显地阐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普通读者，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推荐序二

不管人们对中国在当今时期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否具备专业或准专业意义上的详密了解，也不管他们就当今和未来中国国家战略方向和政策体系存在怎样的意见分歧和争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无疑会同意如下断言：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中国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中国面对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未比现在更有利于中国地位的腾升；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面对的内部难题，还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对外关系难题，其巨大、多样和复杂程度却达到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最甚的地步。正因为如此，作为应对和探索这真正重大的历史性局势的一项智识努力（在浏览该书之后可以判定是一项全面、细致、深入、统一和大致均衡的智识努力），本书值得阅读，值得审视，也值得作为一项可贵的思想资材，以在不同的人那里必然有所不同的方式，与其他思想资材一起，辅佐那总合起来可以说国运所系的伟大思考和伟大实践。

这本内在丰富的著作，或曰理论驾驭与实际透视、战略审视与政策设想、成就论析与弊端揭示彼此结合的著作，出自我熟知的翟东升博士——我200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国际关系教授以后不久在那里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在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几年里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天资聪慧过人，专业言谈犀利，思辨能力强健，智识兴趣异常广泛，而且真正地热爱和擅长学术以外的丰富多面的人生。他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研究》完全可以说是就一个难度很大的学术论题成就的一项杰作，在我多年来指导的众多学位论文中间，跻身于很少数质量最佳者之列；不仅如此，2003年他作为第一作者与我合作发表一篇论文《对孙子的克劳塞维茨式批判》，那在我看来，至今依然是国内外就这两位最伟大的战争论说者和战略思想家所做的尤为独特的讨论之一，除了反映他的上述素质，还体现了历史主义理解、哲理性洞察和关于具体情势和具体人物的广义的“文学透视”。

也许是由于智识兴趣异常广泛，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之后，并未像我一度大致默然希望的那样继续驻足于经典的政治/战略理论思想研究，而是较迅速地转向了社会科学领域内与经济研究密切相连的若干方面，直至集中于他近年来热爱并有所建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此过程中，他为学院承担的大量公益工作，连同在一个新的专业领域内形成较明确的定位或焦点所需的较长久摸索，有着某种“牵制性”或“发散性”影响，那是我自己从1977年恢复高考而步入大学之门以来可谓从未经历过的。然而，我们现在面前的这本书可以表明，他早已成就了“发散”之后的至关紧要的“集中”，并且在上述种种可贵的素质的助益下，成为我本人很赞赏的理论和思想水平优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更重要的他是对中国自身有深切领悟和衷心关爱的“我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我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家，严格地说不通晓翟东升博士在本书内深入评说的大量经济“细节”，同时也不准备在此表述我对该书提出或讨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它们必定与该书的观点有同有异。然而，我作为一名多年密切观察和感受中国总体事态，特别是其中的对外政策和战略的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研究家，很赞赏他在该书末尾着重指出的“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济的几个可能风险”，尤其是其中的“全球化退潮”风险。

用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来说，如同我在国内外的几次演讲中强调的，世界自2008年9月往后面对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衰退有其深刻的心理性和思想性冲击，世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由此受到强烈的影响。与现在近乎已成为世界常识的这一情势相比，中国可谓早得多地在颇大程度上自觉减损了“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或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华盛顿共识”）的价值和信誉。因为，自2003年夏末——中国的某些有关研究者认定的最早时刻往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就以愈益增进的确信强调，在中国的急剧经济腾飞中那些以社会正义、均衡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代价的显著昭彰的一切，包括“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仅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狭窄执迷以及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加分辨的融入，等等，是不可持续和愈益危险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很大部分中国公众对经济社会负面现状的不满。美国、欧洲大部和其他地方因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发生的状况只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一种至关紧要的确信，即必须走一条与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及其“中国版本”大为不同的中国特色道路，与此同时保持运用中国本土的和外国的、关于市场经济及其健康的社会含义的积极经验。

当前的“体系中央”美国和正在“迈向体系中央”的中国，在其各自的国民经济中都有着重大的弊端，它们在一定意义上都出自“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最突出征象是中国的经年巨额贸易出超和美国的经年巨额国际债务。在中美关系中，这巨额出超有它的经年对应物——中国对美国财政部债券和其他美元资产的巨额购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病态或病理：中国（还有日本）出借巨款给美国，以此在颇大程度上维持美国财政和消费的很不健康的结构，其特征大致为少有制约地狂乱花钱；与此同时美国能够由此给中国提供一个大不可或缺的市场，让中国能向美国出售多半为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其生产大致处于一个也不健康的，多年来以“GDP执迷”为特征的待转换的发展模式框架内。这一经济互动逻辑可以并非玩世不恭地描述为“中美彼此宠坏”，并在相应的程度上“宠坏”世界。

就此，我要重复我在2009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各强的根本瓶颈问题说到底属于一类，那就是为各自的社会提供各自的有真正持续活力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们可以蕴涵世界主要难题的解决方向。它们之中究竟哪个能做到或先做到这一点现在尚无答案，但这必然将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决定未来世界的国际基本格局。”这就是世界的根本竞赛，赢则久盛，输则必衰。我确信，在此谈论的翟东升博士的著作有助于我们争取赢得这场根本竞争。

在这场竞争中，我们已有尽管远非充足，但实属不可或缺的一大法宝，中国只是到20世纪30年代才拥有的一大法宝，那可以说是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的最大独特处，或曰他们的根本思想方式和他们对中国思想的最大贡献。它并不显见于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而是显见于他们既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洋人，也与传统的持儒家“普遍主义”世界观的中国人不同甚至相反的独特“中国化”。最广泛地说，就是各国人民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各国人民根据本国具体情势的自主实践，谁也不能代替或主导各国人民自己确定本国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道路，谁也不能声称对自己好的就必定对别国人民和全世界一样好。中国走自己的路，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这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伟大革命。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最简洁的自我概括，以党的用语代表了中国现代革命和当代改革的根本经验，即中国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决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在其中的认真实践和独立思考去决定，而就此所需的首要战略性素质是基于精神独立和身心勤勉的勇于探索、勇于实验、敏于审视、敏于调整。

这就是我们的最根本的战略指南，而在遵循这指南的当代中国实践之中，需要记住翟东升博士或许仍然钟爱的克劳塞维茨就战争说的一句至理名言：“一旦从政治状况出发，一场战争要实现什么和它能够实现什么得以确定，规划路径就并非难事。然而，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在这“性格的伟力”和“精神的坚毅”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当今一部关于大战略领导素质的优秀著作《最高统帅》（2002年问世）强调和例解的两项：节制（moderation）和勇气（courage）。节制包括政治节制和情感节制，亦即政治上、战略上和个人情感上富有分寸，不走极端，灵活机动，善于应变，严于自律，懂得胜利时要适可而止，艰难时须保持信心，曙光初照时却预感忧患。勇气则是使大战略领导能够首尾一贯坚持到底的根本素质，它“不是鲁莽冲动的赌徒之勇，或绝望之人的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国务家的勇气，无论祸福有能力正视现实而非一厢情愿，不顾失望而坚持不已，知道众多失去了的机会和仍在前面等着的危险，尽管明了下属和同僚不足胜任甚或心怀敌意却照样领导他们”；这是“一种比甘愿冒枪击炮轰之险更罕见的勇气。没有它，其余一切全无用处。”如果非要询问翟东升博士的佳作《中国为什么有前途》有什么尚欠如意之处，那么有一处便是太少涉及这个至关紧要和当今尤其适切的方面，尽管它属于政治/战略论说而非国际政治经济学。

前言 从北冥神功到六脉神剑

中国到底有没有前途？在不同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大不相同。

从宏观来看，3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民财富都有了惊人的增长，国际地位也大有提升，相对于其他所有大国而言，中国国势的上升是最快最猛的。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意味着中国这些年肯定做对了某些至关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微观层面上，作为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的各种困境把我们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房价太高，工作难找，环境恶化，竞争太激烈……各种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在身边时有发生。这样的中国难道也有前途？

于是，我们身处这样一种悖论之中：看整体国势，中国好像很有前途；看自己身边，中国却又好像问题很大。

我这本书，就是要为读者解答上述悖论。办法就是打通宏观和微观，打通政治和经济，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放在全球市场体系的背景中去解释。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的读者，为什么做一个21世纪的中国人，是艰辛却又令人骄傲的。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揭示中国道路背后的辛酸曲折、惊人智慧与光明前途。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的中上阶层家庭意识到，把你们的儿女用一纸绿卡变成外国人，将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我淘汰的做法。

说清楚中国为什么有前途，我只需要向读者指出一些基本事实和历史轨迹。这些事实包括：世界历史演进的趋势、当代中国体制的特质以及中国已经具备的巨大潜能。

首先，500年来全人类的命运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体系一步步吞没并整合体系外围的人口和地域，这一主题需要借助某几个霸权国家的商业或者武力扩张来实现。500年来的国际权势变迁，显示出一个清晰的演进逻辑：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法。一个小国通过创新，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模式和战争手段等各类创新，可以获得击败大帝国的神奇力量，迅速崛起为主导全球市场体系的新贵。但是当他们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模式扩散到邻国或者友邦时，模仿者和原创者在同一个技术层次上竞争，于是规模重新变得重要。正因为这种创新和扩散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看到最初是葡萄牙、荷兰等百万人口级别的商业帝国突然崛起，然后天命转移到了他们的邻居：千万人口级的英、法、德身上，然后又转移到后者的亲戚身上：亿人口级的美国和苏联。创新与扩散导致的权势转移轨迹仍在继续，并且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扩散的加速，十亿人口级的国家将更快地登上历史舞台。21、22世纪谁将主导全球市场体系？中国虽然不是这个天命的唯一候选人，却是最有潜力的竞争者。

其次，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物种，在性质上大不同于此前的所有类型。进入大众政治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出两大类现代体制模式：一类是英、法、美等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另一类是德、意等国的全能主义体制。两类体制各擅胜场，前者利于动员国民从事财富创造，后者擅长动员国民力量。1949年以来的中国，前30年学苏联，后30年学美国；未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上述两大类体制的杂交品种，是一个把全能主义的动员功能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整合在一起的新物种。新物种的诞生过程是痛苦的，因为两类基因之间需要磨合。我们今天讨论得很多的治理问题，比如腐败现象，就是两类基因在体内共存却又暂未充分共融的产物。我们作为普通中国人，在享受两种体制的优势的同时，又要忍受两种体制的弊端，也是源于中国体制基因中的双重性。但是必须牢记：这是新生命降世所伴随的阵痛。

最后，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具备了巨大的战略潜能，引而未发，意在高远。通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坚忍持久的积累，中国已经具备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实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还不太擅长利用这种实力来追求其国际抱负。如果要用故事人物来形容今天的中国，窃以为非金庸小说中的那位段誉莫属：由于北冥神功的作用他获得了惊人内力，却因为六脉神剑缺乏临敌发力的技巧而险象环生；其峥嵘虽然只是偶然一露，就已经让对手胆战心惊。按照我的估算，中国的四万多亿外汇储备和巨额出口盈余，基本上是通过“北冥神功”式的招商引资政策与强制结汇制度实现的，而反过来这些金融资源又可以成为重要的对外政策杠杆。但是目前阶段，由于国内体制仍未完全理顺，所以经脉不通，发力不畅。我的这本书，核心内容就是讨论中国该如何打通经脉，发力制敌。

如果读者只对国家经济手段的战略运用感兴趣，可以直接阅读本书各章的后半部分，因为那里探讨了各类“招数”；如果愿意了解这些“招数”背后的理论依据，不妨重点阅读第1章、第2章和第12章；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那么通读全书也无妨；如果想对本书内容做出反馈，欢迎访问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didongsheng，或者发送电子邮件至：didongsheng@ruc.edu.cn。虽然是以大众读得懂的方式写作，本书毕竟还是一本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出版物。质疑、探讨、学术批判皆欢迎，至于扣帽子和贴标签就免了。

第1章 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与外围

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构造

四类国家

当前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套叠型中央—外围结构。所谓套叠型，是指这个世界体系分为多个层次，如同多个同心圆套叠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分布在不同层次的圈子中，财富则在这些同心圆之间生产、流动、消费与储存。通过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博弈，各国在这个体系中各占其位，各逞其能，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工，从而确定了各自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

分析某国在这个体系中到底处在什么位置，最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向整个体系出口何种东西以交换它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所有的经济体，世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分别为中央国家、准中央国家、外围工业国家以及原料提供国家（见图1-1）。图1-1 商品、货币在体系中的流动图

1．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二战”后处于全球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国家显然是美国。到21世纪初，它出口最多的东西不是商品或服务，而是美元。其次是各种无形资产，包括商标和品牌的使用权与特许权、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文化产品，以及一些商业模式。至于粮食和军火等物质性商品则都是排在后边，在金额上远不能与此前两大项相比。

世界市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追捧美元和美国无形资产，是因为体系外围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美国的实力优势、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以及作为帝国的信用。我们之所以相信美元，并非如同美元纸币上所印制的那样因为“我们信仰上帝”，而是基于美国无与伦比的经济技术实力以及压倒性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又反过来导致了全世界对美国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承载或者象征了这些文化的商品与品牌的追捧。由此，我们可以将美国这个中央国家称为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依靠别人对它们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它们对这种信任与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

2．依靠理性生存的国家

紧邻美国外围的是西欧和日本等准中央国家，它们用来与世界交换的商品也包括它们的货币，但是最主要还是精致的高附加值工业品与服务。就我们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中的体会来看，大多数知名品牌的进口货都是来自西欧和日本的，包括汽车、摄像机、化妆品、奢侈品等各类商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商品，作为消费者我们一时间恐怕很难想起几个地道的“美国制造、中国销售”的品牌来。西欧和日本既有中央国家的货币出口及虚拟经济的特征，又保留着类似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所以我们将它们称为准中央国家。它们依靠的是百年工业发展所获得的资本积累，加上在先进的研发能力以及管理组织能力基础上获得的技术和专利优势，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理性而生存的国家。

3．依靠勤劳谋生的国家

在欧洲与日本的外围，是第三个层次的国家，即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其中生存着世界上最大量的人口。它们也生产工业品，但是与准中央国家相比，它们的工业生产在技术上远为简单，组织效率和管理技巧上明显落后，其产品与服务的精致复杂程度相对低下，其单个产品的零部件数量远不如前者之庞大，更缺少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中国及其大多数东亚邻国，以及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部分中东欧国家即属于其中。由于它们提供了全世界最大量的劳动力供给，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所以不妨称之为依靠勤劳而谋生的国家。

4．依靠运气生存的国家

在体系同心圆的最外围，则分布着许多依赖能源和原料出口而生存的国家，这些国家覆盖着地表最大面积，中东、拉美、非洲、东欧、中亚等地的大量经济体都处于这第四圈中。它们基本不创造或者制造东西来与世界交换，而是拿祖先传下来的地下埋藏的资源来交换别人的劳动产品，所以，我们不妨称之为依靠运气生活的国家——它们生存的质量取决于脚底下的土地可以提供何种自然资源。

差异、分工与财富循环

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相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层，在中央地区出现了美国同欧日等国之间的进一步分工，美国经济进一步虚拟化，制造业进一步相对衰落，美国国内除了少数最具垄断性的制造业比如军火和航空航天外，其他工业都在不断转移至欧日或新兴工业国家。在制造业整体工艺水准和技术专利积累上，日本和欧洲在很多方面已经反超美国。美国同欧日之间分工发展的结果是，美国越来越巩固了其“世界银行”的地位。各类国家的比较，如表1-1所示。表1-1 各类国家的比较根据CIA网站的World Fact Book的购买力平价计算。

上述分工的基础是它们各自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借此而形成的体系内贸易关系是：原材料从第四圈国家流向内圈国家；第三圈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加上来自第二圈的精细部件和研发、营销服务，变为各种层次的产品与服务流向中央和外围；而中央则用其信用资源来向外围各个层次支付其所购之物。

与贸易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融资关系，这种融资关系的另一种称呼便是所谓美元霸权。外围国家通过向中央国家提供它们的劳动成果或者祖产，账面上获得大量贸易盈余。此时，如何储存这些贸易盈余就成为一个问题：它们的量太过巨大，以致采用人类史上千百年来的老方法不再可行——转换为贵金属（比如黄金）来保存其价值。在此背景下，由最富裕最强大的中央国家提供的支付保证，无论是其政府发行的债券还是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都构成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于是中央–外围之间的全球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喷泉池一样的循环，在这个池中流动着的就是财富之水。中央国家作为商品与服务的最终消费者和体系主流货币的发行者，掌握了这个喷泉池的根本动力。资金出于储值需要由外围向中央流动，中央将资金用消费或者投资的方式投射到世界各地，拉动整个体系的经济增长。

世界市场体系的基本特点

本节内容是对这个世界市场体系特点的归纳。

无远弗届

世界市场体系无远弗届，覆盖着几乎全世界各个角落。

这主要是全球化的功劳。其实，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吞噬和改造原本孤立的、分散的、自在的地域和人口，将尽可能多的要素的价格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均衡化。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立导致世界市场的长期分裂，但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先后有将近30亿人口和全球一半土地（中国、前苏东地区、印度）加入到这个世界市场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如今，世界上很少再有国家能像30年前那样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即便是朝鲜，也已经以某种形式参与到其中。

非常不公平的体系

中央国家比起外围国家不仅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以21世纪初期人均能源消费为例，假如中国人均石油消费量是一个单位的话，那么欧洲（包括东欧）国家的人均消费量就是6个单位，日本人均9个单位，而美国约为15个单位。

图1-2显示的是中央富国（或地区）同外围穷国（或地区）相比，不但享有人均财富量上的优势，而且其经济、金融环境更加稳定。

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更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索罗斯在其各种论著中曾反复强调：这主要是由于中央国家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而外围国家无法掌握自己的货币政策，受限于来自IMF和世界银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压力，外围国家甚至丧失了财政政策的自主性。图1-2 体系中央不但远为富有，而且远为稳定①数据取自中国上海，作为代表性数据。

当外围国家面对经济和金融危机时，中央国家往往出面施加压力，要求外围国家采取“顺周期”政策，也就是说要求它们放开对市场的管制，让市场做自由落体运动，“自己寻找到均衡”，比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时期，美国都要求申请救援的国家放开管制，增加税收减少政府预算以便减少赤字，紧缩银根，这些要求显然加剧金融与货币市场的波动性。而当中央国家自己面对危机时，它们则给自己开出“逆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药方，也就是说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实施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而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采取从紧政策，其目的是要熨平经济波动。这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性和自利性，源于中央国家对核心货币的垄断。

这个体系的不公平之处还体现在中央国家利用自己的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机会，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狭义的铸币税是指中央国家向外围投放的基础货币换取了大量的真实价值，而印制或发行这些基础货币的成本近乎为零，而且理论上这些货币永远不必收回来。广义的铸币税是指，外围国家将巨量资金储存到美国，每年只拿很少的利息，考虑到美元相对于基本商品的持续贬值，这些资金事实上获得的利息为负；而与此同时，中央国家对外进行投资，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两者相减，所余差额便是广义铸币税。

以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资金循环为例，中国存在美欧等国四万多亿美元用于购买债券或者银行存款，考虑到货币贬值因素后利息接近于零，而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每年获取利润率通常是两位数。两者相减，可知每年中国向体系中央国家“纳贡”近4000亿美元。

要素流动的选择性

当前的全球化其实并非资源与要素的全球充分流动。不同的要素流动程度大不相同。

最容易流动的是信息和观念，“透明”（transparency）、“知情权”、“媒体自由”等观念在中央国家的推动下成为一种共有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是资本的流动，在中央国家的倡导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其金融与货币市场，允许国际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再其次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在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多边协定的推动下，国际贸易长期维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其占全球GDP的比例也越来越大；但是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度相比，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周期性地兴起，降低了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的自由度。

与前三项相比，技术的流动相对困难，一方面是由于专利的国际性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国家对某些外围国家的特别制裁。比如美国和欧洲一直维持着对中国的军事技术禁运，军民两用技术也在其列，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技术都可以多少找到某种军事或者安全意义，因此绝大多数先进技术都在禁运和限制之列。

最难以自由流动的恐怕要数人力资本，各国都欢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但是坚决拒绝普通移民。反移民问题是美国和欧洲最头痛的跨国治理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建设有成的中国也开始发现自己面临类似的麻烦。

上述要素流动的差异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球市场体系是非中性的，它有利于中央国家而不利于外围国家，其中的基本规范与道义都是按照中央国家的偏好和利益来确定的（包括“反非法移民”“反扩散”“绿色环保”）。这一非中性特征源于这样一对矛盾：全球经济体系是高度一体化且呈等级制（hierarchical）分布的，而与之相应的全球政治体系却仍以主权平等的国家构成，无政府（anarchical）状态是其基本特征。

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才导致了作为整体的人类至今仍然挣扎在严重的不公、不和与无序之中。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能力的差异如图1-3所示。图1-3 不同要素在体系内跨境流动能力的差异

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

所谓自我强化功能，是指由于这个体系的作用，中央和外围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外围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认为中央实力强大因而可信，所以将资本和财富投入到中央，而中央则由于获得外围的资本与财富而显得更为强大、富有而优越，从而使得外围更加乐于将财富寄存到中央去，可以期望的利息也因此更低。外围的巨量财富流向中央，使得中央的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外围，富余者价格低，所以中央的资金价格（利率）大大低于外围。从中央到外围，基本上是资本密集度由高到低的排列。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人越是穷越借不到钱，越是富越是有人抢着借给他钱。所以我们常常戏说银行家们的行为特点是“天晴的时候他们哭着喊着要把伞借给你，一旦下雨他们又哭着喊着要把伞拿回去”。这个道理在国家间也是如此。这其中体现出资本流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是缺少资本的地方越是留不住资本，而越是资本富余的地方就反过来越能吸引资本，原因在于财富量构成信用，而信用构成人们对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

财务资本的跨国流动如此，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也是如此。通过留学或者投资移民，大量人才从外围国家流向中央国家。他们宁愿在发达国家从事非常边缘性的工作，也不愿意回到祖国去，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最基本的因素是中央和外围之间的资本密集度差异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发展机遇方面的巨大差异。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这种人力资源流失还并非伤筋动骨；但是对于一些百万人口级的发展中小国而言，聪明能干的人才流失殆尽，大大降低它们的内部治理能力和经济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恶化其整体发展条件。在非洲的某些国家中，政治和社会精英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早早地流向欧洲和美国，另一类留在母国占据着某种政治和经济资源，但是他们留下的基本动机是为了尽快积攒足够的财富以便离开非洲。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向中央积聚而带来的“劫贫济富”效应是一种中短期的效应，但它的长期效果是弱化中央国家的实力基础而有助于某些外围大国的发展和崛起。无论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国家的资本投资，还是中央国家对外围商品的消费，乃至两者间人力资本的流动，都加速了技术和能力从中央向外围的扩散，当然由于其各自的国情差异，不同的外围国家在此过程中受益或者受损的程度各不相同。

周期性的自我更新

如果放在数百年的长时段来看，这个世界市场体系存在周期性的自我更新特点。

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过去500年的体系自我更新过程。500年间，一个日益扩大、深化的世界市场就为近现代世界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如果这500年的世界史是一个整体，那么它的主题就是全球市场的扩大与深化，而500年的沧海桑田就是这个主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渐次展开，中央地位中的霸权大国的兴衰更替无非就是围绕同一主题的不同乐章：初看起来它们的故事似乎可以独立成篇，但如果把它们放在那个整体和主题中来理解时，一个远为恢宏、更为本质性的面貌就会显露在探求者面前：创新让一国崛起为中央国家，扩散则导致它将中央地位拱手让人。

500年间，先后有多个信奉并充分适应市场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兴起，占据世界市场的中心，按时间顺序分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它们分别各领风骚近百年。不变之处在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利用，变化之处在于中央国家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大。从最初葡萄牙、荷兰这种百万人口级的袖珍强国，到18、19世纪千万人口级的英国，再到今天数亿人口的美国以及即将登场的印度与中国这样的十亿人口级的大国。

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创新–扩散的过程，在一波波的扩散中，卷入的角色越来越多，而主角的规模则越来越庞大。这绝非偶然：技术与人类组织方式的变革带来财富创造能力或者财富掠夺能力的突飞猛进，掌握了先进能力的一小群人可以凭借这种优势轻易战胜规模巨大却落后的对手；在成功典范的感召或压力下，周边某些有条件（比如血缘上、文化上、地缘上与原中央国家联系紧密）的国家开始进行模仿甚至再创新。而一旦大家都掌握了这些新的财富与权势要素，那么规模（人口与幅员）就重新变得重要。

除了“创新vs.扩散”这对矛盾之外，体系中央地位对霸权国家力量基础的腐蚀作用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国家能“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西班牙的权势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受损于它自己的财富。西班牙美洲帝国盛产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运往西班牙本土，这些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并使西班牙本土手工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而持续的抑制，帝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此。英国是全球工业化的领头羊，作为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伦敦金融城是全球资本循环的心脏。但是由这个心脏推动的持续的资本输出加速了英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并最终在20世纪早期的战争中失去其中央地位。美国享有中央地位的60多年来，已经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经历了持久的产业外移，经济高度虚拟化、泡沫化。甚至在与国防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供给上，它对外国（欧洲与日本）的依赖都相当严重。

这反复出现的一幕，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市场体系尽管在短期内有上文所说的“劫贫济富”的特点，从长期来看却又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

结构的鲁棒性

500年间人类的能力、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央–外围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种结构的稳定性首先是由于国家间力量分布的不均衡是历史的常态，而均衡（比如冷战时期）是非常态。当一国占据明显实力优势的时候，它的力量和财富规模又被前文所述的体系自我强化机制所放大。而体系长周期的自我更新机制让整体结构更具有鲁棒性，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变则通，通则久”。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的经济学、金融学界广泛讨论美元霸权的脆弱性和不合理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探讨中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造当前全球市场体系的问题，此事事关重大，有必要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审视。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展开，在此仅简要指出这些讨论中常见的逻辑问题。

许多研究者都对美国占据并享受中央地位的好处却拒绝充分承担责任的行为大加指责，并强调这样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安排不公平，因而不可持续。但是假如我们考察历史和现实的话，会发现事实上不公平的事情未必就不可持续。

以我们自己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家天下”帝国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不公和残酷的一面，对民众的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都非常严重，也的确周期性地陷入混乱和动荡，但是这种权力结构本身经历了2000多年的世事变迁和王朝更替而非常稳定。

从当代世界经济的历史来看，“二战”后的60多年来，尽管经历了去殖民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大变故，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的二十几国构成的小圈子几乎没有吸纳新成员。假如不考虑中东石油富国（依靠卖石油而获得财富不具有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故不在讨论之列），除了亚洲的四小龙终于成为“准会员”之外，其他150多个大大小小的经济体中，在俱乐部门口转悠的多，能登堂入室的少。进入新世纪，十来个中东欧国家依靠同西欧的“一体化”而好不容易打开了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个后门，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令多个中东欧国家功败垂成，恰如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一批东亚国家“一夜打回原形”一般。

外围国家迈向体系中央的艰难，充分地反映出试图改造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恐怕远非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里有两个稳定概念需要区分：一是市场的稳定，它指的是各种商品和要素的价格的平稳运行，也就是说不发生恶性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二是市场结构的稳定，也就是本书所讨论的中央外围关系基本构造和特征不发生重大变化。两个稳定概念指的是两回事，混淆两者将犯逻辑错误。看到市场的动荡便断言市场结构将会改变，就好比仅仅因为目睹大海汹涌波涛而断言海底正在发生地壳构造突变一般。

换一种说法，当前的全球市场体系在利益的分布上非常不平衡（unbalance），不对称（assymmetrical），但是完全可能处于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equili-brium）状态。身处局中的很多行为者都对现状不满，但是谁都没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这种整体状态就是均衡。一个民族由于身处世界市场体系的外围而受到剥削和压迫，但是逃离这个体系后（比如当年流行过的进口替代导向的发展政策）也许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恶化，那么尽管它心有不满，选择安心地忍受体系的剥削，并努力往中央方向挤入一些，也许是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案。

作为中央国家的收益、代价与条件

中央国家获得的收益

分析今天美国的金融与货币霸权往往让中国学者们感慨万千：中央地位的好处首先在于显著提高了其居民的人均财富拥有量。因为有了一个巨大的、稳定的财源——全球铸币权——中央国家可以用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得世界上巨量的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或者市场的机制将这些平白得来的财富分配到其居民中去，使得其居民实际所享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前文已经提到过，体系在短期内可以让富者愈富，便是这个道理。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二大好处在于为中央国家提供了对全球经济波动节奏的掌握和调控能力。有了这种主导权，即便仍然必须常常面对市场力量的桀骜不驯和不确定性，但是相对于体系中的其他所有国家，中央国家的政府可以远为从容地应对和利用全球市场力量的波动循环，甚至从中获益。

中央地位提供的第三大好处在于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负担转嫁能力。体系外围的其他国家与中央国家进行政治或者安全对抗时，它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以自身一国的人力物力对抗整体全球体系的人力物力。

苏联之所以在冷战的长期消耗中最终失败，除了其国内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外，以苏联东欧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对抗美国操纵下的全球市场力量，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甚至苏联自己的国际财富储存都是以欧洲美元为手段，这意味着苏联一方面同美国进行竞争和对抗，另一方面却在实质性地资助对手，这样的僵持局面进行下去，只要不诉诸核摊牌，苏联注定了没有获胜的希望。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的十多亿人口加入到这个全球市场体系中，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体系的力量和资源，十多年后苏联体系崩溃。

在美国霸权之前，英帝国也掌握了全球市场的中央地位。虽然当时的货币体制不像今天的浮动汇率制那么允许赤裸裸地通过中央国家货币贬值征收铸币税，但是“腐蚀其货币的边缘”自中世纪以来便是欧洲君主们的一贯把戏。拿破仑法国与德意志霍亨佐仑王朝都曾试图挑战英帝国的全球地位，它们失败的根源，也同中央帝国的独特地位有关：通过货币关系和贸易关系，英国可以动员全球市场体系内的合力压到欧洲大陆的挑战者身上，而挑战者往往自己都在不自觉地给对手输血。

中央地位给中央国家带来的好处，其实远远不能用资金流动和财富分配的差异来概括。财富优势，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文化优势、生活质量优越、吸引力，都带给中央国家大量的好处，包括语言、人才、政治自信和号召力等各个方面。

获取和保有中央地位的条件

当代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央地位，其最大特征是它的货币霸权，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中央同外围之间的资金–商品循环。有鉴于此，我们要分析中央地位条件就必须从中央国家的货币霸权入手。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过，中央国家在体系中的角色是银行，大家把富余的资金输送到它那里，它把资金投射到体系外围需要资本的地方。所以，要想理解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就需要分析一下如何成功地开办和经营一家商业银行。

一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首先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由此才能建立最初的信用；确保别的银行不能抢夺其市场份额，因此有必要确保大多数重要商业交易都通过它自己的结算平台来进行；一旦开始运转，它必须避免客户的挤兑，这就需要有几个大客户提供坚定支持；为储户提供便利优质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种风险偏好客户的金融需求；而长期财务状况的健康取决于存贷差额和流量。

与普通商业银行的经营之道类似，“地球村”里的“山姆大叔号”银行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在银行成立之初，需要尽最大可能显示其资本实力（“二战”后美国黄金储备占全世界3/4），并以此为后盾，推出“存款担保”“优惠利率”等措施（美元与黄金挂钩），以此让自己迅速成为市场上的垄断经营者，在培养出储户的“习惯”之后，再取消这些担保和优惠活动（1971年与黄金脱钩）。

第二，控制这个地球村里最重要的商业活动：能源交易，确保这种战略性资产的计价、结算支付以及后续的存款都是在自家开的银行里进行的。

第三，维系好几个重要储户（东亚和海湾国家）的关系，让它们在重大问题上有求于自己，有了大储户的“忠诚”就很容易稳定小储户的信心。

第四，发行海量国债和准国债，并开发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体系外围“储户”不同的风险–收益–周期偏好，作为国际资产的储值地，“美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好于欧洲”。

第五，而且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财务健康要求美国能够将吸收到的存款转化为资本，并获取比存款利息更高的收益率，为此需要把吸收的存款资金同跨国公司的人才、技术、专利、品牌、渠道等资源相结合，投射到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去追逐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

最后这一点衍生出两大要求：一是自己的跨国公司拥有明显的经营优势，对技术、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垄断是维持较高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二是全球市场开放性的推动和维持。

美元在全球（而不仅仅美国本土）市场上的购买力是美元的价格基础。这种购买力包括两大内容：一是价格水平；二是可选商品或者资产的范围。由于美元是国际货币，所以对美元而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美国本土市场，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如果这个世界的市场开始趋于封闭，那么拿着美元可以买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则美元价值的基础就坍塌了。在某种极端情况下，即便美国本土丝毫没有值得购买的东西，但是只要世界市场是基本开放的，那么美国的债权人拿着美元仍然可以换取想获得的东西，美元仍然值钱。所以，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是美元地位的根本支柱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美国建立和维持美元霸权，从而居于世界市场体系中央地位的若干基本条件如下：第一，美国在人才、技术、专利以及研发能力等方面维持优势；第二，对战略性地区（东亚和中东）和战略性资产（能源）的控制力；第三，最初对黄金储备的垄断占有，以及先挂钩后脱钩的把戏；第四，有能力保持全球市场（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开放性，从而确保美元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第五，发展出广度和深度最佳的金融市场来吸纳全球资金。

中央国家承担的成本分析

任何事物都有其代价，体系中央地位也不例外。为保持其地位，中央国家至少有以下两项长期代价：一是产业外移、长期逆差和与之伴随的去工业化；二是为稳定或者说控制那些战略性地区和战略性资产而支付长期的安全成本。

要想从外围国家征收美元铸币税，就需要把美元大量而持久地输出到外围国家手中。让外围国家手里长期持有美元，不外乎有两种途径：一是美国政府和企业通过对外的投资将美元输入到外围国家，二是美国用美元购买国外厂商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哪种途径，都会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本土的去工业化。

当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时，它们除了输出资本外，也带去美国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尽管美资跨国公司可以从海外获得大量的利润增量，但是这一过程会导致美国本土流失一些制造业岗位、技能乃至政府税收。对外资本输出带来霸权国技术垄断地位的瓦解和本土产业优势的消失，这一点在当年英国霸权的衰落过程中已经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一定程度上因为看到英国的教训，美国在第二个路径上走得比较远：敞开大门吸纳世界各地的产品。当今世界上，美国经济体在所有大中型国家中是最开放、最自由的。美国在全球扮演了一个最终消费者的角色，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不仅是绝对金额的高速增长，而且逆差占美国自身GDP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国内的储蓄率也是一降再降，直至变为负数，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整体上在借钱消费。

第二个路径（对外贸易逆差）相比第一个路径（对外资本输出）而言存在一些好处：美元的输出量更大，对各国的施压能力更强，也可以用对等开放的逻辑为美国企业打开海外市场的大门。由于美国政府可以选择向哪些国家开放市场、开放哪类市场以及开放到何种程度，美国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围国家产业发展的节奏和方向，这比起英国政府当年对资本输出的流向缺乏控制力的无奈相比要好很多。

但是，归根结底，在一个越来越具备开放性的世界市场上，一国对资本和技术的最终流向很难实施长期控制。而且，长期逆差最终也一样导致美国本土的产业外移和去工业化。

美国的去工业化问题由来已久，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国的去工业化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和制造业职位持续的、不可逆的流失。

美元发行国带来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可以让美国长期不劳而获，其代价是美元的有效汇率大大高于其维持自身工业竞争力所需的汇率均衡水平。这种收益长期挤压着美国本土生产和出口能力，其机制与所谓的荷兰病相似。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当一个经济体可以稳定、长期、巨额地不劳而获时，这个经济体中很难再容纳其他各种普通产业的生存——这些产业需要持续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但所提供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额外收益将各种生产要素（资金除外）价格的水位抬得太高，以致除了暴利行业和不可外包的部门（non-tradable sector）之外，其他面对外围国家竞争的各种产业迟早会在严酷的竞争中消声灭迹。2008年美国汽车工业三巨头的财务困境，从微观看固然与其内部治理结构有关，但是从宏观层面和长周期看，它们是美元广义铸币税收入的挤出效应数十年累积之下的牺牲品。

如果说第一项成本是隐性的、渐生暗长的，那么第二项成本则是非常显性的、引人注目的：美国必须从它的孤立主义传统中走出来，四处建立军事基地，拓展和维护自己的威慑能力，为了各种非常现实的政治和战略利益介入到各类国家内部的恩怨中去。帝国的对外战争所涉及的冷血和虚伪，让向来自我道德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民感到愤怒甚至理想幻灭（如越战勃发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国内运动），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武力干涉所激起的反美主义为美国国家和公民的安全带来挑战（比如“9·11”事件），但这都挡不住美国在夸耀武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维持在若干战略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那样，是美国金融霸权和体系中央地位的基本要求，丧失这些地方的控制权与影响力，美元的独特地位将会被欧元或者其他货币所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中央地位就会瓦解。

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武器技术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大大增加了维持帝国优势的难度。不对称作战模式的发展也抬高了体系中央国家对外围大国的遏制和威慑成本。美国是“二战”后卷入战争最频繁的国家，冷战后军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也一直居高不下，其军费预算占全球所有军费预算的比例一直维持在一半左右。生命和财政资源的消耗对于维持美国对战略资源和战略地区的控制性地位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运营成本，因而可以看做占据和维持体系中央地位的必要代价。

正是由于承担上述两种长期代价，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在过去的60年间逐渐发生了器质性改变。它从一个财富创造者变为消费者，从一种食草动物变为食肉动物，并且由于这种器质性改变而对自己在体系内食物链上的新地位产生了依赖。一旦离开了这种超额收入，可能会引发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崩溃。中央地位带来的泡沫性利益如同毒品，短期可以带来兴奋和力量，长期则消解其实力，并使之上瘾。

把上述代价上升到关于财富的哲理层面来看，不难发现：财富的流动是损不足而补有余，但是财富创造能力的流动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中央国家主宰了整个全球市场体系，不如说是中央国家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祭坛上的神像：风光无限、享受香火，但是在漂亮的泥塑背后慢慢地腐朽。

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常见陷阱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二战”后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个外围经济体，几乎每一个都想挤到体系中央去，都想摆脱落后贫穷的面貌。这种场景很像小朋友们在冬日的墙根下玩的“挤摞摞”游戏。但是70年下来，仅有极少数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南非）在这个“挤摞摞”的游戏中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一个经济体改变自己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地位那么困难？发展经济学家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都试图从自己的专业视角提出解释。在这里我们把这些解释总结为外围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四类陷阱。“资源诅咒”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并不稳固的前提下，大量自然资源的发现往往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福音。一国在发现大量高价值的资源之后，数年内会出现一个投资和增长的高潮，但是5～10年之后经济总量往往不升反降，甚至倒退到资源发现之前的水平之下。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是资源采掘业存在“产业挤出效应”，即当该种资源价格高涨的时候，大量的资本和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抬高了这个经济体内部各类要素的价格，尤其是伴随着本币的升值，国内那些生产贸易品的普通产业（比如纺织品、手工业等）被挤得没有生路，整个经济体越来越依靠采掘业及其衍生行业。然而资源价格总是周期性地波动，而且价格波动幅度往往很大。当资源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已经严重依赖于该资源的经济体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资源采掘业在政治上往往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大麻烦：开采权通常取决于政府官员，而围绕开采权的争夺往往导致贿赂盛行，腐败滋生，一国治理水准持续下降；域外大国为了廉价地获得资源供给，往往不择手段地干涉和操纵弱小国家的内政，甚至不惜挑起战争，非洲国家的许多战争成为西方雇佣军及其跨国公司老板牟利的手段。当一国内部存在不同民族和部落的时候，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则更是政治冲突的持久根源：生活在资源所在地的民族或部落认为中央政府处事不公，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资源报酬，于是往往要求独立或者自治，于是内战由此产生。尼日利亚和苏丹便是典型的例子。

上述经济和政治过程混杂在一起，导致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陷入了“资源诅咒”的厄运：宏观经济风险加大，政治混乱，冲突四起。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可能挤入体系中央，而只能在体系的外围打转。剩下的那些没有发现多余自然资源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反而可能少一些，少数成功者也恰恰从他们之中产生。但是，没有掉进资源诅咒陷阱的国家并不一定能发展起来，因为还有其他的陷阱等待着它们，比如说采取了欲速不达的“赶超战略”。

欲速不达的“赶超”陷阱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获得了独立之后，急于摆脱落后挨打的面貌，实现民族振兴和赶超，恨不得一夜之间超英赶美。在这种急于求成的集体心理的支配下，当政者选择的往往是好高骛远的跳跃式发展道路。美欧各国之所以那么富那么强，似乎是由于它们生产的都是很先进的、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它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许多国家都试图直接发展自己的民族高端工业，如钢铁、化工、造船、汽车、飞机、军事工业。这种政策路径便是进口替代式的发展，也受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左翼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推崇和鼓励。但问题在于，外围国家的处境通常是劳动力廉价和资本严重匮乏，而那些高端的先进工业则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在资本和技术稀缺的经济环境中人为地建立和运行这样的产业，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中的竞争结果必然是长期亏损，要想维持它就必须通过政府的输血和保护，比如提高关税壁垒，或者提供巨额财政补贴与利息补贴。说到底，只有做能挣钱的事情才能积累资本，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转而同西方国家在对方擅长的领域中竞争，以己之短，搏人之长，必然要赔钱。虽然赔钱，但是豪言壮语已经向全体国民宣传了很多遍，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其结果是被“套牢”在这些赔钱的买卖之中。如同在股票市场中的“套牢”一样，一国经济“套牢”在赔钱的产业之中会产生双重伤害：一是经济体不断地失血，二是丧失在正确的领域挣钱的机会，蹉跎岁月。从发展中的大国到拉美非洲的一些小国，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陷阱中蹉跎了若干岁月。

人口陷阱

尽管低效，发展中国家总是在不断地努力学习先进国家，努力提升技术，努力提高产量，努力改善生产组织结构和管理能力。这些努力带来若干增长，其成果慢慢积累起来也能形成一个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总有一日能实现“量变引起质变”。但是，对于有些国家而言，这一天很难实现，因为它们陷入了人口陷阱。所谓人口陷阱，就是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快于财富增长的速度，结果虽然国家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人均财富量却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这样的情况下，新增产的商品和财富全部被消费在基本的生存所需上了，无法形成资本积累，从而也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由于贫穷和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通常是空白的，所以人口生育被作为家庭获得劳动力再生与抵御风险的基本手段，结果是出生率远高于发达国家。这样就陷入一个怪圈：由于落后所以使劲生孩子；由于人口增长快所以总是落后。这就是人口陷阱，至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在其中挣扎。

假如有个发展中国家，“幸运地”缺少自然资源，人口增长率也比较适中，并且当政者没有走心急的左翼路线，而是务实地融入世界市场，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教诲，为西方大市场生产，一步步积累资本和技术，脚踏实地，拾级而上……那么它是否就必然能够发展起来呢？答案仍然是未必，因为还有至少一个大陷阱摆在它们面前——政治。

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陷阱

走出口导向型路线的国家，客观上依靠西方大国的市场，有时候还很依赖西方国家的资本与技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在政治和外交上自然要看西方大国的脸色。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曾受过西方大国的欺辱和压迫，通过政治和军事斗争获得了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但是如今政府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向西方大国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仿佛仍然是其殖民地附庸，这如何能让民众信服？假如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阶层和地区的不平衡，那么这个政治问题就尤其严重。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氛围中，走“比较优势”经济路线的政府很可能会为它的外交姿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不是在竞选中让对手用“西方大国的傀儡政府”的政治大棒打下台去，就是在一场大快人心的军事政变中失去政权流亡海外。

正是由于上述陷阱密布在发展中国家前进的道路上，才导致了这样一个冷酷的事实：“二战”之后的70年中，尽管全人类经济总量和技术手段大幅跃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鲜有成功者。那寥寥几个成功者，都符合以下特征：极度缺乏自然资源，人口增速适中，紧紧依附于西方市场，并且政府对权力控制得非常牢固，无惧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暴力与非暴力的挑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大体符合以上条件：人均自然资源普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口控制政策效果明显，不断地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并且政府对整个社会保持了有力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执政党在此前30年对西方的不屈斗争而积累了很高的政治声望，在主权问题上坚持了原则，所以很难把投降背叛的帽子扣到党的头上。正是由于我们这30多年没有掉进这些陷阱中，中国的快速发展才有可能。

第2章 中国在体系中的足迹

中国的辉煌、危机与涅槃

19世纪中期以前，中国还并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而是一个古典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权势所覆盖的区域中，中央与外围之间的互动逻辑同今天的大不一样。上文我们说过，当今世界的秩序是“等级制市场体系+平等主权间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古代东亚，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政治等级体系和伦理规范，在经济上却实行帝国内单向优惠的朝贡贸易。位于中央的天朝上邦享有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明优势，只要周边的地区政权名义上承认中央王朝的宗主权，他们便有资格参与定期的朝贡。朝贡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实施，假如朝贡使臣带来的特产价值一元，按照礼的精神，天朝大国应当至少拿出价值两元的贵重商品作为还礼，就如同长辈给前来拜年的晚辈发红包一般。也正是由于这个不等价交换逻辑，周边国家争着来北京朝贡，而天朝皇帝则根据各地方政权的亲疏和德行表现来决定各方朝贡的规模、频率以及路线。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央王朝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帝国的政治威望和文明优越性迅速坍塌。国门被打开后，潮涌而入的廉价工业品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结构，不但原先那个朝贡贸易体系趋于瓦解，就连华夏民族主体也被强行纳入到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去。由此而开始的百年国耻，令炎黄子孙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华夏农业文明此前即便在军事上多次败于游牧民族，但是在文明和文化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当农业文明遭遇西方工业文明，无可争辩的全面劣势让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深深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不断增强的危机感的作用下，中华民族掀起了高涨的对外学习、对内变革的浪潮，最终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重构，演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一个半世纪的沉沦和落后固然让人痛心，但是假如放在500年世界变迁的大背景中来看，中华文明圈的表现恰恰是非常值得骄傲的。面对急剧兴起的西欧工商文明的冲击，各大陆的文明经历了各不一样的命运。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在人种上几近消灭殆尽；非洲文明毁坏极其严重，天然的部落结构被随意编排的数十个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打乱，至今仍然难以彻底摆脱冲突和动荡，其灾难和痛苦反复地被国际主流社会所遗忘；伊斯兰文明的15亿人口则分布在数十个国家中，由中央强国分而治之，其中盛产能源的国家要么受中央国家牵制、控制，要么正在经受着侵略和武力威胁。与上述悲剧故事相比，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和东亚的华夏文明的命运要好得多，至少不必生活在恐惧和自相残杀之中（见表2-1）。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其周边具有一定文化亲缘关系的社会，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已经先后进入准中央地位，考虑到上述因素，应当说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在经历西方工商文明的冲击之后表现最为优异，恢复最为迅速，前途最为光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文明基因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地理上远离西方世界也有一定解释力。但是就最近几十年间的经历而言，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与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的确功不可没。前者让中国不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和完整主权（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而且通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战略运作确立了自身的大国地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内，尽管经济建设方面在思路和方法上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此后的多轮政治与社会改革，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格式化”，为后来改革时代的快速现代化做好了准备。印度虽然也有政治统一和独立主权，但是它在内部对传统社会的改造和整合非常不彻底，所以大大限制了它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赶超能力与速度。而如果看到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发展案例，则更能深刻体会到：及时而坚决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前景是多么重要。表2-1 近代西欧崛起冲击世界各地文明之比较

当代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变迁

中国融入西方所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的，这比日韩等东亚邻国晚了二三十年，但是比俄罗斯和印度等国早了十几年。

最初接触西方市场体系的时候，中国身处体系的最外围，能够提供的主要是资源型的商品，包括煤炭石油等原材料。但是从人均角度看，中国本身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原材料，而是劳动力。所以在市场力量与政策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从1985年开始，中国的出口商品中50％以上是工业制成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工业制成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中国由体系外围原料出口国演变为外围工业国，并且不断地向中央靠拢（见图2-1）。图2-1 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变迁：由边缘向中央进军

在本书的主要章节中，我们将分别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若干重要方面，尤其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货币安排。在这30年间，中国同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联系基本上可以用这“三位一体”的政策组合来解释，在本书中我称之为“三外路线”，包括外贸、外资和外汇三方面。简单地说，在借鉴东亚各个邻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扩大对世界的出口。为此，除了进行外贸体制的改革之外，中国还采取了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大幅压低本币汇率的政策举措。之所以要引入外资，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借助外资的资本、技术和渠道迅速打开国际市场，从而让一部分中国劳动力面向国际市场生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考虑。外资进入中国，其资本需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用以经营，这本身就为中国贡献了宝贵的外汇资源。本币汇率大幅持续贬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人民币兑1美元贬为1994年起的8.27兑1美元，此后在这个价位上锚住美元长达11年之久，这种汇率安排对于中国的出口非常有帮助。较低的汇率让本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显得比较便宜，也让本国的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各类要素价格（用美元计价的时候）比较有竞争优势。所以，本币大幅贬值并在较低位置锚住美元非常有利于中国吸引外资，也有利于中国发展出口工业。

这条“三外路线”可以说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捷径。中国在全球性的“挤摞摞”游戏中使用了一个借力打力的组合拳，抄了一条小路。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是处于全球市场体系的第三圈和第四圈（外围工业国和外围原料国）之间的话，那么2014年的中国应当是处于第三圈靠近第二圈的位置上，也就是即将从外围工业国变为中央工业国的临界区域。

对中国的地位做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货币的国际化以及资本循环中的相对地位。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目前仍然生产和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但是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也在迅速地发展起来。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份额迅速扩张，原先那些服装鞋帽玩具的出口金额在总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边缘化。在家电、电脑、通信等产业的竞争中，中国企业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地位。中国汽车工业近年也在迅速崛起，借助全球经济和产业重新洗牌的机遇，民族品牌正在提升其市场份额和层次。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中国也在高速列车、高端造船业和卫星导航等领域有了明显的进步，甚至连大飞机这样的工业文明之粹也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不再是盲目雄心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市场竞争之下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以及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的基础上的。我们赶超的对象，从最初的“东盟四小虎”，演变为“亚洲四小龙”，下一步瞄准的将是西欧和日本。

从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来看，中国也是处于外围工业国向中央工业国演进的过程中。所谓净对外直接投资额，是指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减去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所得的数字。对于体系外围国家而言，这个数字总是负的，因为它们缺乏资本，所以资本的流入额大于流出额；相反，发达国家则是资本的输出者，所以这个数字是正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的外资持续扩大，近年来稳定在每年八九百亿美元上下。随着中国资本密集度的迅速提高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产业资本对外输出金额正在以每年70％以上的速度急剧上升，2008年达到了521.5亿美元。这样的趋势延续下去，用不了三五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关于中国净对外投资额的变化，我们将在讨论资本输入和输出时详细论述。

中央工业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货币也是世界市场上广为接受的国际性货币。虽然不如美国那么夸张，欧、日等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拥有“印了钞票直接换人家东西”的特权。中国在这个方面迈的步子可能相对慢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是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系统地规划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比如与一系列国家签订协议，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作为双方贸易和资本往来的结算货币。当然，由于货币制度的变革将对实体经济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必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

与货币国际化伴随的将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中央国家和准中央国家都是国际资本的循环中心，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东京和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将全世界各地的剩余资金吸纳过去，同时也将世界各地的资本需求方（政府和企业）吸引过去，供求双方在那里完成交易并受其监管。到目前为止，中国将富余的外汇资金投资在这些金融中心的市场上，而中国的优质企业又前往那些市场上市，这凸显出中国作为全球市场体系外围国家的基本性质。但是从2006年起，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的变革趋势是鼓励优质企业回归国内资本市场，甚至考虑让优质的外资企业在中国上市，并且逐步让海外资金试点性地流入中国沪深两地的资本市场。这些政策方向的含义就是要将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建设为国际性的资本循环中心。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考察，可以大体判断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处于由第三圈向第二圈过渡的位置上。根据目前趋势来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演变为一个准中央国家，也就是欧洲和日本等类型的中央工业国。

“三外路线”的利弊

三外路线的政策组合

将中国从外围国家迅速向中央推进的最主要动力便是“三外路线”。让我们仔细回味一下“三外路线”的政策细节：

第一，在改革开放的头15年里将人民币持续大幅贬值，并通过锚住美元来确保自身经济体中的各类经济要素相对便宜。这不但有利于提升本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也有利于吸引外资。

第二，打开国门，鼓励引进外资，对外资提供税收、环境、土地使用，基础设施，外汇等各个方面的优惠措施。外资带来的主要是出口加工工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将劳动密集、资源密集以及环境代价高昂的产业环节转移到中国。

第三，通过税收、行政等手段鼓励出口，尤其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为此不惜付出较大代价，做出巨大努力加入WTO，以求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

第四，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但是资本项目迟迟不放开。这一政策意味着中国欢迎从事生产性业务的产业资本进入中国，但是对投机性的外部资金则拒之千里。这同早先拉美和东南亚小国的招商引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第五，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国内任何人手中的外汇都卖给银行，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管制又将这些外汇全部挤压到外汇市场上。为了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央行扮演了市场最后买家的角色，将所有8.26元以下美元（或者等价的其他外汇）买到自己手中，从而形成我们巨大的官方外汇储备。

上述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再配合以规模巨大的国内投资，使中国经济驶上了快速崛起的快车道。这是一种大胆的、天才般的却又是剑走偏锋的政策设计，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埋下了一些隐患。“三外路线”之利

我们先说“三外路线”的成就和贡献。这个政策路线的成就可以总结为这样几个方面：就业、工业化、资本积累、对改革的推动以及和平。

通过汇率安排和出口鼓励措施提升本国工业制成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吸引外资在中国发展出口加工工业，这一过程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直接吸收了3000万劳动力，并且间接地创造了另外2000万工作岗位。装配线上的工人虽然工资很低，但是同务农相比，其收入和发展前景都不可同日而语。

外来工业资本和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政府最初所设想的是让外资同本国的国有企业搞合资，在双方相濡以沫的过程中获得它们的先进技术。到目前为止，这个意义上的“市场换技术”基本上没有实现，因为外资带来的要么是很一般的技术，要么对自己的核心技术看得很严，并且用知识产权条款严格保护起来。但是，通过人员流动、技术模仿等路径，外资所拥有的技术多少还是向中方（往往是当地或者本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溢出了。

外资主导的出口加工工业对中国整体资本积累的贡献，听起来似乎不太好理解，我们知道一个芭比娃娃卖18美元，但是以税收、地租和工资等方式留在中国的仅仅十几美分。给中国这么低比例的利益分配，怎么会对我们的整体资本积累有贡献呢？这里边的奥秘在于我们的强制结汇制度。

外资来到中国，获得很多“超国民待遇”，但是有一条硬规定，那就是你不能在中国直接使用美元来购买材料和人力，你的资本应当换成人民币。于是，它们的外汇资本以及经营过程中出口销售所得的外汇，绝大部分都在银行兑换为人民币。通过银行，这些外汇资金的绝大部分又都流入了中国外汇管理局。如果把中国历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加上它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及其再投资收益，那么，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外资规模恰好同我们今天的外汇储备规模大体相称。换句话说，中国吸收了外资并从事出口加工工业，将其本金和出口收入中的绝大多数外汇资产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巨大的外汇资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紧缺的总是资本，尤其是外汇形式的资本（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本币可以自己印，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公信力）；但是中国通过引资—出口—收汇的政策组合拳，迅速地积累了足够规模的外汇，克服了自身资本不足的缺陷。

走“三外路线”，引入外资，与国际接轨，这条道路的一个额外的好处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自身体制的改革。任何体制都有惰性，单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很难改变它。于是改革者便往往借助于外部的压力来推动改革。以外压内，实现制度变革，最典型的是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和后来的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复关–入世的前后十几年马拉松式谈判中，中国逐步推进，最终实现了巨大调整。尤其是在政府对经济的管治方式上，扬弃了原来的计划手段，采取了大量的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化方式。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为了加入世贸，不是为了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不得不“同国际接轨”，中国的改革过程将困难许多倍。

走“三外路线”的时期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最和平的阶段。“三外路线”同和平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很多方面来阐述，但是我想最重要、最根本的联系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一路线之下的中国同体系中央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利益共生和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竞争或者对抗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其他章节中展开阐述。

三外路线之弊

无药不毒，“三外路线”的副作用和它的功效同样明显。归纳起来，三外路线的副作用大约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本土工业和资本形成挤压；二是环境和资源代价；三是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过度依赖；四是加剧中国经济体内部不同地区间、部门间和阶层间的分配失衡；五是导致我们对全球市场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贡；六是它的不可持续性。对于前四个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和批判已经非常充分，在此无需赘言。需要加以阐述的是第五和第六个方面。

所谓对体系中央的实质性纳贡，指的是由于长期人为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导致国内和国际资源错配而造成的自身福利损失。我们向全球市场体系纳多少贡？目前的速度是每年约2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的得出，涉及我们的外汇储备和外资之间的关系。

到2014年年底为止，中国外汇储备中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基本上不能算做“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而是多年来外资的本金和利息积累下来的总余额。我们通过强制结售汇制度和其他管理办法，把外商手中的大部分外汇都收罗到外管局手中（详细的解释见本书相关章节的展开论述）。换言之，中国外汇管理局如同国家大剧院门口的那个“贵重物品保存柜台”，他们手中所持有的庞大外汇储备，都不过是替外资客人暂时保管的金银细软，等到将来某一天他们撤出的时候，通常来讲是有归还义务的。

外资在中国享受着各种优惠，盈利状况不错。据保守估计，大约至少是10％的年收益率。10％的收益率，考虑到再投资所带来的复利效应，这是什么概念呢？每7年其资产翻一倍。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兑美元的长期升值趋势，考虑到他们低价获得的土地和股权资产这些年的巨幅溢价，那么这个实际收益率就更高了。而我们替他们保管着的外汇投资收益如何呢？大部分投资在美国国债或者准国债中，名义收益率为3％，而考虑到2001年以来美元的持续下跌，用一揽子非美元货币来标示的外汇投资收益大概接近于0。

中国左手吸引外资，让他们赚走10％；右手将代为保管的外汇对外投资所得接近于0。两者相减，相当于中国每年向外部经济体贡献了相关资金的10％净利润。按照当前官方持有的4万亿外汇储备计算，每年损失大约4000亿美元的实际价值。按人均分摊，相当于每个中国人每年向“国际社会”赠送了折合人民币约2000元的财富。

通过“外资—外汇储备投资”关系形成的对外财富损失仅仅是中国对外补贴的一部分而已。对出口工业的补贴，包括资金、土地、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各种要素成本的显性或者隐性的补贴，都导致了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突飞猛进，但与此同时也给予外部市场巨额的财富转移。

这一政策脱胎于东亚各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只不过我们的规模和影响力远远大于这些东亚邻国。所以，这样一个政策注定只能是权宜之计，因为即便中国人民能够忍受其代价，世界市场体系也受不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奉行这样的政策。

在美国好莱坞的动画片《冰河世纪》中，有一个从小被麝鼠家庭收养的猛犸象，由于从小同她的麝鼠兄弟们一起长大，所以自己也认为是个麝鼠，习惯于模仿他们的行为，在树上跳来跳去。当她个子娇小的时候，没问题；但是当她渐渐长大，她的吨位显然超出了树枝的承受力。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局面也是如此：作为中小规模的经济体，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可以比较容易地依附在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中，就如同几只麝鼠跳跃在树枝间一般；但是，当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也混迹其中，在树枝上悠荡的时候，随着它规模的迅速壮大，这个体系越来越难以承载其重。

我们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工业生产能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比如，现代工业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钢铁年产量达到过1亿吨，而今天中国的钢铁年产量已经很轻松地超过了7亿吨，假如不是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压缩产能，这个数字将进一步放大。在如此巨大的工业产能和出口能力面前，目前由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已经觉得撑不住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放贷，美国借债”的循环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美国奥巴马政府明确宣布将寻求对全球经济实施“再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三外路线”进行调整的必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

对“三外路线”的修正

进入21世纪，尤其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三外路线”开始得到修正。必须明确的是，这种修正不是彻底的改弦更张，而是按照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和不断提高的认识水平，自主而渐进地修正其政策细节。到目前为止，这种修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行政体系内部，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提出用科学发展观取代单纯GDP观念，强调把中国人民的整体福利而不是漂亮的GDP数字作为政策成就的判断标准，强调用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取代此前默认的经济“增长”观。当然，要把这样一种理念转变为具体可行的制度，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竟用GDP数字作为政绩衡量标准，具有相对较大的客观性；而要把“可持续发展”演绎为一组可操作的政绩标杆，牵涉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需要一个逐步优化和落实的过程。就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情况来看，受限于种种因素，其力度和进度与最初的期望有一定距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主政之后，调整的力度得到强化，他本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安全以及党建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变化意味着“三外路线”赖以存在的国内政治前提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

第二，对待外资的政策，从超国民待遇回归到国民待遇。在社会各界对“市场换技术”的全面反思下，中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通过合并内外资税率，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更进一步，某些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实在或者潜在威胁的外资并购受到中央政府机构的审查（比如外资对徐工集团的并购），某些战略性的产业（比如稀土资源开发）中外资则受到清理。

第三，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币不再锚住美元，开启了漫长而渐进的升值过程。到2014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了35％左右。这样的升值，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内生产要素价格被低估的程度，有利于国内民生的改善，也有利于产业的升级（详见第4章）。

第四，强调自主创新，培育自身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努力将自己的资本和人才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自身打造为资本和技术的高地，而不是继续扮演世界市场体系外围角色。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资本市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小板与创业板相继开启，大量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得到宝贵的资本，增强了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更多的资本和政策资源则被投向国有大型企业，与此同时赋予它们自主创新和提升中国产业层次的高度期望。

第五，通过各种办法改善民众生活，启动内需，从而减轻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需求和国家投资的依赖。对社会底层民众，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实施一系列扶持和照顾政策。取消两千年历史的农业税，并反过来提供多种形式的农业补贴；取消基础义务教育费用，重新设计医疗改革；加速建立“覆盖全面，基本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如果说上述政策受到广泛支持的话，那么有一个方面则受到质疑和批判，那就是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扶持，这些企业往往承担着一部分非经济性的任务。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和夸大这些非经济功能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与自己相关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就会使部分国有企业过度地维持自身的政策优势。如果说在“三外路线”的高峰期中国经济中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国企—外企—民企”的结构的话，那么今天外企和民企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而国企同其他两类资本之间的差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扩大。中国经济中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在于过多的资源集中，而这一现象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甚至变得更加严重。由于财富的过度集中，结果是本土市场难以充分发育，又反过来阻碍了中国经济从外部需求转向内部需求的进程。

总结起来，中国政府是在保持中国经济一如既往地融入全球的基本前提下，与时俱进地对“三外路线”进行一定的发展，以期更快更有效地使中国由世界市场体系的边缘国家演进为一个准中央国家。

“三外路线”在中国何以实现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实现工业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建国后，一段时间我们试图“超英赶美”，将中国建成如同当时的苏联那样的现代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问题是通过何种手段实现这一目标。在急于求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试图通过战争中常见的群众动员模式来迅速实现以钢铁冶炼为代表的工业大突破，结果是浪费资源、浪费时间、浪费革命热情。在此后很长时期内，为了推进工业化发展，中国在国内实施了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将一部分农村和农民福利用以补贴工业，把大量财富投资在工业上。但是如同其他所有走“赶超路线”的国家一样，上述努力没能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反而由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而无法在工业和城市中创造足够数量的工作岗位以吸收新增的劳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从东亚各邻国的成功经验中，中国决策者明白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顺利实现工业化的道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技术或者设备，甚至也不是资本，而是市场需求。技术和设备没有的话可以买，可以租；资本没有的话可以贷也可以“引”；但是如果没有可持续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那么再好的技术、再好的产品都没有意义。有了市场需求，确切地说，在自己有利可图的销售价格下找到了足够大的市场需求，那么工业化过程将自然而然地展开。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要素禀赋，发展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业，找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来作为经济循环的第一推动力。有了这个产业和市场来拉动经济，那么围绕它而衍生出的工业投资就有经济意义了。

向西方市场出口工业制成品实际上扮演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尽管如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经济学家盖保德所言，对外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并不很大，但是它让中国国内的大规模投资找到了着陆点。由此，中国经济得以轰然起飞。

在“三外路线”下，中国国内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了此前的一贯风格，以民生和消费为代价补贴工业化。其间的差别在于：当年我们以农民和农业为代价补贴国有工业，而“三外路线”则是以国内消费和农民利益的取舍牺牲（比如在加入WTO过程中，在农业上做较多让步以换取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机会）补贴出口工业。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样，这样做的代价非常巨大，比如中国内需总是很难启动，因为尽管每个中国人都非常辛苦，大多数人手中却没有多少活钱可资消费。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策略毕竟大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让我们赶上了全球产业大转移的班车，提前成为“世界加工车间”。在改革开放前用了各种办法都难以实现的工业化任务，通过“三外路线”迅速实现了。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个天平上来称量，虽然代价和副作用较大，但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体制根源

美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学者阿图尔·科利在他的《国家引导的发展》一书中，对韩国、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等四个全球外围国家的工业化与国内政治生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他强调国家权力对各自发展绩效的重要意义：国家权力越是能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越是能对各阶层、各地区、各类资源实施有效整合，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阶梯上走得就越快越远；国家权力越是脆弱无力，那么该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便越有可能随波逐流，甚至半途夭折。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的国家政治建设，尽管代价非常巨大，甚至有些方面走过了头，但是毕竟完成了一个对后来的发展意义重大的历史任务，那就是国家权力彻底地渗入、动员和改造了中国社会，消灭了原本广泛存在的自治、自为、自我循环的那种自然状态，也消灭了个人的匿名状态，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由国家界定并控制的单位之中。正是由于我们可以无远弗届地动员国内力量，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对外贸易绩效是此前百年历史上的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争夺外资的竞争中轻易胜过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国内体制的特殊性：依靠全能主义体制的遗产，它可以集中巨额资本投资到大型基础设施上来，也可以高效率地为外资准备好大片廉价的土地，甚至可以确保劳动者和工厂所在社区居民在权益面临某种损害时保持缄默和合作。而强制结售汇制度，将全中国各个角落的外汇资金收集到一个袋子里，这种做法让人不由想起列宁时期的“余粮收集制”。正因如此，中国才迅速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放贷者。“三外路线”的体制基础远不限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中央和地方关系也是值得分析的一个方面。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一方面大大增强了自身的资源汲取能力，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扩大税源的积极性。中国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企业家，他个人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增长速度，而增长速度主要依赖资本投入，于是招商引资和产业开发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是“三外路线”得以在全中国铺开和落实的重要前提，而由此导致的沿海地区对此路线的“路径依赖”，又反过来巩固了“三外路线”的地位。比如当人民币存在升值可能时，东南沿海地区那些受益于出口工业的省份通常会向中央游说和建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因为升值会直接伤害到他们当地的出口业，从而伤害到他们的税收、就业和增长率。

从更广的层面上看，广受热议的“中美经济连体关系”其实也可以溯源到两国各自的体制特征，而这一连体关系在中方的基础便是“三外路线”。两国间的体制貌似存在根本分歧，但实际上存在明确的利益互补关系，尤其是其各自的实权阶层的利益存在微妙的互补性。在中国一方，因为没有硬的预算约束，而是可以根据他们对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理解来相对自由地分配资源。而在美国一方，恰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政治游戏本质上是大资本家大财团的游戏。美国国家机器的实际控制人所在乎的归根结底就是利润，整个政治游戏就是建立在他们追逐利润并用其财力供养和操控政治代言人的逻辑之上。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才会出现中国对美欧等国的大规模采购外交。再加上中美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也存在明确的差异和互补：中国一方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工业制成品和外资出口工业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而美国一方的比较优势则主要是它的中央地位、巨大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由此带来的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特权。中国在乎的东西美国能提供，而美国在乎的东西中国能提供，于是两者各自的国内体制特点和比较优势决定了他们是“天生一对”。

当然，中国当前的体制远非完善，而是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它的条块分割和归口管理制度，让对外政治事务同对外经济事务分属不同的委员会或者“领导小组”，因而大大限制了中国对外政策中政治、资源同经济资源相互间的良性互动。

思潮和意识形态因素

让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接受和拥抱市场经济，不仅仅需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还需要跨越心理和观念上的鸿沟。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一是大力提倡实用主义，要求大家避免形而上的无休止争论，而是去看实际政策效果；二是使用一些替代性概念来减缓心理冲击，比如用商品经济来指代市场经济；三是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前往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来重新构造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可观，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大学生的入门基本课程。随着一些“海归”进入政府及其附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也迅速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中得到广泛的追捧和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最高潮。政府机构精简，通过房改和医改为企业松绑，“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引进外资，加入WTO，所有这些重大政策举措都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条相契合。

当然，平心而论，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享有过独占地位。事实上，它总是与其他一些同样源于西方的政策理念混杂在一起，比如在国际分工中一方面强调“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采纳某些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到了21世纪初，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及其政策实践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反思，这一方面与领导层代际更替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一系列政策的负面代价开始逐步显现出来。外资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不小，但是与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并不完全匹配；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强调使人们忽略了一些体现不到资产负债表上的价值，比如环境的保护、社会和谐、劳动者权利，等等。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可以看作对此前新自由主义风格的政策路径实施某种程度的修正。

在此思路下，为了挽救在城市化、国际化、工业化大潮中不断衰败的农业和农村，取消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并推出一系列财政补助；为振兴民族工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并在行业准入上向国内民营企业予以适当倾斜；为了推动自主创新，国家对研究开发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和政策扶植；为了启动内需，减小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中国开始大力推动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也从2005年开始实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当然在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暂时恢复到锚住美元）。

从这些政策现象来解读中国第四代领导人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主张，可以看出这并非“仅仅是政治口号”而已，而是治国理念上的再一次重大转型，只不过转型的速度和力度不像30年前那次大。它标志着中国的发展道路正再一次寻找新的定位和新的方向。这一次，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成为中国执政党的重点借鉴对象。随着政策思潮的变迁，中国的体制演进也许会逐渐吸收一些欧洲元素也未可知。

要素禀赋，人口与资源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所以一旦进入国际分工，中国最先发展起来的就是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但是另一方面，规模本身便是一种竞争优势，因为依靠规模经济，中国可以在某些产业中较为容易地击败对手。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机械、电子、电力、冶金、生物制药等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明显，原因在于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比较大，生产和销售规模扩大之后，单位商品所分摊的沉没成本可以迅速降低，所以规模对于这些产业意义重大；而在木制品、纺织品、皮革等行业中，规模经济效应就表现得并不明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最近10年间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恰恰不是纺织品和玩具，而是电子、机械与电力设备等产业。中国本土市场一旦启动，其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所依赖的制胜法宝就不再是劳动力价格带来的比较优势，而是靠本土产业规模和市场规模所形成的规模优势。

中国的人口规模本身也意味着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这让中国大不同于周边的小邻居们。韩国、新加坡乃至日本等经济体对于美欧市场具有不可摆脱的依赖，因为它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太小，无法承载其制造业。而中国则在较大程度上可以靠内需来作为替代，其前提是让中国的民众有钱并且敢花钱。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幅员辽阔意味着非常多样化的市场结构与产业，多样性带来较好的抗风险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小，而韩国等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经济体则受损严重的原因。

当然，庞大人口对于参与国际经济也并非总是福音。在许多种自然资源的供给方面，中国本土的储量和产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和生活需求，所以只能向国际市场大规模采购。中国的采购规模及其未来预期增长率让国际商品市场的投机者们有机可乘，用中国需求来作为投机炒作哄抬价格的理由，最终让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为此买单。近年来这一幕在铁矿石、石油、铜矿、橡胶、白糖甚至大米等品种上都已经反复出现过。反过来，中国大规模出口的商品，比如纺织品、稀土，等等，都由于中国出口商之间的严酷竞争而将价格压得非常低。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竞争性的国内生产和消费格局让中国整体利益严重受损，这无疑形成了让中国政府参与市场、塑造市场的客观必要性。中国政府近年来通过法律法规和借助行业协会的间接手段对钢铁产业、稀土产业等行业进行了重组和干预，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优化产业内竞争格局，避免由于自相恶性竞争而导致国家整体受损。

“三外路线”的兴衰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除了台湾问题等少数例外，中国外交服务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三外路线”之下，中国对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外交主要表现为韬光养晦；随着“三外路线”逐步被修正，中国外交开始恢复她本来的风骨。“三外路线”的鼎盛期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和21世纪的头几年。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外部市场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非常深。表2-2显示的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主要出口市场变化。

表2-2显示，中国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市场的出口占到了自身出口总额的3/4左右，而这部分出口中又有一大半是由外资企业来完成的。这样的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必然是非常低调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所谓的“韬光养晦”外交方针。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贵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很少行使否决权。表2-2 30年来西方市场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中85％以上是对美日欧的转口贸易，所以也计入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

2004年之后，中国对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尽管绝对量仍然在上升，但占中国总出口的份额却在稳步下滑，到目前为止已经回落到60％以下。但与此同时，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也超过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也就是说，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在逐步减轻，但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却越来越明显。此消彼长，中国的外交风格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硬气。

中国外交风格变化的案例，随手便可以列出许多，联合国安理会中的投票，中国1971～2005年一共投过5次反对票，但是2005年以来，中国用否决权或者声称使用否决权而多次迫使美欧国家对议案做出重大调整。在对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政策上，中国也显得不再顾虑重重，围绕保障自身能源和原材料供给而展开的经济外交，在上述两个地区都触动了美欧的神经，因为它们长久以来一直将这些地区看作自己的“后院”。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逐步走出韬晦，纵横捭阖，老成坚定，尽显大国外交气势。尽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中央地位，中国外交却已经开始恢复她两千年来作为中央大国的那种独特气质。

第3章 “三外路线”下的对外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轨迹

外贸的惊人增长

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由于“三外路线”对外贸的倚重和照顾，中国经济中增长最迅猛的部门是对外贸易。从数字上看对外贸易，我们重点讨论贸易收支平衡（也就是顺差逆差问题）、外贸总量和出口总量。

在大众媒体的宣传中，顺差听起来似乎总是比逆差要好，是成就和政绩的一部分：前者听起来是中国挣钱了，而后者似乎是我们在对外贸易中“欠”人家多少钱。但是假如从某些经济学指标考察，比如国民福利的增长等角度来看，上述印象未必有道理。

从对外贸易平衡来看，中国在30余年间出现了10年的逆差，而自1994年起，中国持续顺差近20年，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08年最高峰时，中国经常项目下的顺差已经达到4261亿美元，相当于中型国家的全年GDP规模。即便是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需求严重衰退，中国的贸易顺差仍然达到1960.7亿美元。如此惊人的顺差甚至导致了一个经济学概念的语意变化，即“改善国际收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语境中这个词的含义是要求努力减小或者控制逆差规模，或者尽可能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而到了今天，人们使用这个概念可能是指控制住贸易顺差的规模。

从图3-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贸顺差的急剧增长其实主要出现在2005年之后。这一现象与其他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新兴工业国家的经历比较相似：在这些国家对世界市场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品以及满足部分高档商品的消费需求，因此比较容易出现逆差；而一旦出口商品的市场打开，本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确定，尤其是当政府利用某种政策组合（出口退税政策、非关税贸易壁垒、压低本币汇率）提升本国商品的竞争力，那么这些国家的出口额和顺差都将出现较明显增长。

从对外贸易总额的数据来看，1978年的进出口总额为206亿美元，到2008年进出口总额增长为25616亿美元，增长了124倍，年均复合增长率约18％。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略有回落，总额也达到了2.2万亿美元。

从总出口数据来看，中国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24396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图3-2和图3-3分别显示中国出口的相对位次与绝对值变化。图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顺差与贸易顺差占当年GDP比例（1978～2013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图3-2 中、德、美、日、韩五国出口比较（1982～2013年）资料来源：美国2013年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其余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比起上述图表和数字所反映的金额增长更有意义的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前者表现的是量的增长，而后者显示的是质的发展。图3-3 中国进出口总额（2001～2013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外贸的结构改善

考察贸易结构可以有很多角度，我们这里重点考察以下结构：商品类别、出口目的地、出口企业性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贸易性质（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

商品类别。根据附加值的高低，我们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国内文献通常又进一步分成轻纺工业品和机电产品。图3-4清晰显示：30年来中国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迅速提高。

前文提到过，中国回到世界市场体系的时候，是从最外围进入的。也就是说，最初我们主要向世界市场提供一些基础原材料，或者说农牧业、矿业的初级产品。对于这些初级产品，当时中国也有一定的加工能力，但是如果放在全球市场上竞争，中国企业的加工精度、质量，甚至有时在加工成本上，都不具有优势。之所以存在这种差距，从微观上看是由于中国企业比起外国厂商在市场信息、管理能力、技术积累以及营销渠道上都严重不足；而从宏观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汇率存在高估现象，从而抑制了中国在中高层次工业领域中的竞争力。图3-4 中国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1980～2013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

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企业的经营机制改革和新的行为者（比如乡镇企业）加入到工业竞争中来，加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多次主动大幅贬值，中国的一部分工业产品的价格优势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显现出来。大约从1986年起，中国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开始明显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稳定在80％以上。用我们在第1章中描述的中央—外围关系划分来看，中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体系的最外围进入到次外围，从一个原材料提供国演变成为一个外围工业国。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一直到1995年，机电产品才超过鞋帽服装等商品（在统计上往往被计入“杂项制品”）成为中国出口的主打产品。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及时抓住了信息技术革命、技术扩散和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带来的机遇，以IT技术为核心的出口品正在迅速上升为最大项目。到2004年中国扭转了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长久以来的贸易逆差，令全世界意识到“中国制造”内涵的悄然变化。当然，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截至2013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者大部分都是外资企业（见表3-1）。表3-1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平衡情况资料来源：2002～2007年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2008、2009、2012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网站，2010、2011、2013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贸易性质。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之间的比例关系。所谓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与零部件，经境内企业加工或者装配后形成的制成品再出口的贸易活动，其特点是“两头在外，中间在内”。它与一般贸易的区别在于：货物仅在中国进行装配，不符合我国的原产地标准，企业仅仅收取加工费用，中国政府也不对商品或原料的进出口过程征税，事实上，加工贸易有9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来实施的。发展加工贸易对中国来说具有以下意义：扩大外贸规模，吸引国外资本，带来“宝贵”的外汇积累，这在中国入世之前一直非常重要；带动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带来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岗位。但是，加工贸易的发展也存在一些负面后果。比如说，对一般贸易形成挤压效应，导致政府税源的流失。因为一般贸易需要缴纳增值税，而加工贸易不需要，实际税率的差异诱使企业尽可能将一般贸易转变为加工贸易。在实践中，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较低，许多中间投入品没有实现国内替代，与国内相关产业的关联度比较低，因而技术溢出效应比起期望的要差。由于中国同西方贸易伙伴在商品原产地的统计标准上存在差别，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品在美欧看来都是中国制造，所以它们巨额的逆差都算到中国头上，因而中国同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非常突出，对我们形成非常大的经济外交压力。总结起来，外资所主导的加工贸易给中国留下的实际利益（员工工资、税收）非常少，却利用了很多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源（特价的土地和基础设施，有补贴的能源价格，安抚和减缓同西方国家贸易摩擦所需要的经济外交资源等）。

从图3-5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85年起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持续上升，20世纪90年代初上升到4成之后略有3年停滞，此后继续上升至1998年的53％高点，这个波动过程与中国招商引资政策的展开过程是高度一致的。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之后，新一轮产业转移出现了，美欧资本尤其是世界主流的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入中国。这导致加工贸易的比例又创新高，达到55％以上。图3-5 中国加工贸易占总出口额比例（1981～2013年）资料来源：1982～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3年，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2005年之后，在“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一系列要素价格得以重新调整，为“招商引资”而人为设置的资源错配开始得到逐步的纠正，比如人民币汇率、劳动者的福利保障、农业税取消和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环境保护成本等各个方面的政策调整，都可以看作对扭曲了的资源配置进行“纠偏”。其结果是，部分本来就不应该转移到中国来的相对落后的外资产能撤出中国，加工贸易的比例出现回落趋势。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欧市场对外围产品的吸收能力急剧降温，而外围国家尤其是资源出口国的需求降温相对滞后，所以两者对比导致2008年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例进一步下降到47％左右。为减缓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冲击，包括民工返乡潮等问题，中国政府于2008年年底2009年年初推出连续若干临时举措来刺激和稳定出口，在短期内对加工贸易方式有一定的托举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在内部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比例将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

出口目的地的变化。从出口目的地看，中国的出口主要是面向体系中央和准中央国家和地区。日本、美国、欧盟先后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最大目的地。从中国的统计来看，中国香港也是中国内地商品的重要出口地，但是由于中国香港主要是从事转口贸易，最终市场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所以本质上也还是对美欧日三个经济体的出口。对中央和准中央国家的出口占中国对外出口中的比例非常显著，从20世纪80年代的65％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75％左右，显示在此期间，中国出口的目的地非常集中；此后，中国学界和政府意识到应当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目的地尽可能多元化，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对体系中央、准中央国家的出口有所减小，2004年下降到68％，2008年下降到59％，2009年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

由于东盟、韩国、印度等亚洲经济体的持续增长，中国对亚洲（除日本、中国香港外）的出口也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到2008年已经占到全部出口的25％；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东盟自2010年年初起开始取代日本成为我们第三大出口目的地。由于全球性资产泡沫的作用，体系外围国家所出售的原材料和能源资源获得了很高的现金流，中国对他们的出口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导致它们的比例迅速上升。2000年外围国家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为7.3％，2005年上升到8.97％，到2008年则上升到12.68％（见表3-2）。

将中国出口的国别地区分散化、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减小我们对体系中央市场的依赖，从而增强我们在经济外交上同中央国家的谈判地位，另一方面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可以适当分散外贸的风险。考虑到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商以中国内资企业为主，对中央国家的出口则主要由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主导。考虑到同样数量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差异甚大，所以中国对体系外围国家的出口增量意义尤其重大。表3-2 中国出口的主要国家或地区构成（％）资料来源：1984～2004年：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2009年、2013年第1季度：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3年春季）；2013年：海关总署网站。

出口企业性质。最后，我们考察一下不同性质的企业在中国对外出口中的贡献率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贸易的经营者只能是国有的专营外贸公司，其经营和治理机制决定了它们在理解和遵守国家对外贸易的相关政策精神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在拓展对外出口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都比较有限。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后，它们从一开始就拥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权利，同时拥有海外市场渠道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所以份额持续增长，很快超过了中国的国有进出口企业成为外贸中的主力军。近年来，外资企业的出口绝对量仍然有较快增长，但是所占比例开始稳步回落。在其背后，是民营企业出口量异军突起。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消除对本国民营经济的潜在歧视性政策，人民币汇率的渐进调整，对一般贸易而不是加工贸易的鼓励，上述各方面政策措施和倾向的合力将在未来一个时期使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例逐步减小。

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谈判复关和加入WTO过程中，外贸资格的普遍化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最终让步，令各类性质的企业乃至自然人都获得了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资格，从而让中国外贸中出现了一类新的行为者——民营企业。正是由于外贸主体的不断扩大，中国外贸的持续发展才不断地找到新的推动力，外贸所产生的资本积累和产业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民营经济在中国出口中的地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增长非常迅猛。2000年时仅占不起眼的1％，短短9年间便上升到28.2％，超过了国有和集体企业出口总额。未来随着民营企业资本筹集和其他经营条件的持续改善，中国出口额具备进一步上升的潜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间，对外贸易量增长非常迅猛，贸易结构也正在持续优化。要理解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就需要分析推动中国外贸发展的动能。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动能

在中国外贸飞速发展的30年间，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发展的合力，它们之间又相互紧密联系和促进。接下来我们从4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观念的变迁、制度的变迁、

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

观念的变迁

观念变迁包含若干层次，其中在本体论层次上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决策者和社会大众如何看待市场的性质以及它与国家的关系，其核心问题是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市场应该放在何种位置；在认识论层次上，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看待经济活动（生产、消费、预期）的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在方法论和政策实践的层次上，核心问题是中国应该用何种政策组合来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和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中国的学界、政界和社会大众在过去的30年间经历了一些重大转变，全面系统地分析这些转变需要深入的研究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这里我们仅做粗线条的描述。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模式之下，这是一种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国家经济管治体制，其核心思想强调：训练有素的政府管理人员，在他们掌握了经济科学真理与规律之后，可以充分地认识、把握和控制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与消费的质和量，从而合理地、有前瞻性地配置相应的资源，安排好国民经济的运行，避免自由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周期性的混乱、动荡和浪费。在这种国民经济管理科学和政策实践的背后，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等一系列基本经济哲理观念在支撑其运行。而与之对立的是盛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理念，认为经济运行的本体不是政府，而是一个自在、独立的市场，它可以通过价格信号背后那只“无形的手”自动地、合理地配置资源，它的动荡其实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任何单个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权力和科学知识，都无法完全地预测、控制和击败市场，而只有市场中所有行为者的整体合力作用形成的价格变动才是最终的裁判。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学术交流，中国政府、学界和社会大众开始逐步接受后者的概念、命题和主张，从美国和欧洲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界和政策决策圈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并最终成为主流。尤其是1992年10月中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之后，市场经济理念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受这种思维范式变迁的影响，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思路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最初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演变为出口导向型战略。

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努力发展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产业，通过国家政策的保护替代发达国家的产品，可以避免被全球市场体系锁定在外围而遭受中央国家的剥削，实现迅速的“赶超”。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到中国、印度，小到非洲、拉美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纳了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

但是若干亚洲经济体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不强调建立自己的“完整产业体系”，而是在世界市场的伟力面前保持谦恭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和世界市场的需求来确定生产的内容和规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都走上了这条道路，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的腾飞，然后在积累了本土资本和经营能力之后再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上逐步升级。从半个世纪的发展效果来看，进口替代的路径下鲜有成功者，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则程度不同地获得了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逐步改变进口替代的思路，采取更多的出口导向政策思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改革并未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并没有彻底抛弃旧的全面接受新的，而是以一种渐进、务实、折中和边际性的方式将理论、体制和思路中的新旧因素融合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双轨制”，90年代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些说法反映的正是中国通过增量改革实现渐进转轨的历史事实。

新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按照学者盛斌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计划体制下的进口替代战略”（1980年前）、“进口替代与边际出口导向”（1980～1983年）、“以出口促进抵消进口替代”（1984～1990年）、“出口促进与边际贸易自由化”（1991～1993年）和“贸易自由化”（1994年后）。综观中国贸易发展战略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其演变的轨迹：从阻碍贸易到促进贸易；从内向型到外向型；从逆比较优势到顺比较优势；从发挥供给方面的前向关联到发挥需求方面的后向关联；从价格信号扭曲激励到坚持“将价格搞对了”的原则；从注重直接数量管制到注重通过关税、汇率和补贴等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

尽管在放弃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后没有直接走上贸易自由化的道路，而是采取了“迂回”的双向刺激结构，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过渡成本，但是它能够通过暂时的保护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提供内部资本积累。在企业有时间调整自身的市场定位和经营要素组合后，政府将原先许多隐性的保护显化为可以预见的价格等量措施（如关税率），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逐步消减它们，贸易自由化的实质进程由此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出口行业（如低技术劳动密集型部门）得到不断壮大，并提高了人均工资率，成为支持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力量；而进口替代部门（如资本品生产部门）获得了政府的保障、补偿和结构调整，削弱了它们对贸易自由化改革的阻挠。中国贸易战略转变的总体规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是基本相仿的，特别是在经历“受保护的出口导向”后再转向贸易自由化方面与韩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国的实践是相似的。

即便到今天，在我们的对外经贸政策中，仍然可以看到新旧折中的痕迹。比如，比较优势的逻辑要求中国在世界市场的需求面前保持彻底的服从，按照自己的资源要素禀赋来确定自己的产业结构和市场地位；但是当西方的“竞争优势”理论传到中国之后，客观上便成为那些主张中国保护本国市场，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产业升级的人的理论工具。在一些学者那里，“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当作对立物，竞争优势的新理论似乎已经推翻了比较优势的基本命题。反映在政策上，2005年以来的一个变化趋势是中国政府对若干具有战略意义的先进产业加大了投入，比如芯片、操作软件、大飞机，等等。在政府报告和学术研究中，“产业聚集效应”“干中学”等说法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最常见的关键词。

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的整体经验告诉我们，制度也是生产力。恰当的制度改革和创新，能够将压抑生产力的因素消除掉，形成对人的恰当激励和约束。外贸所涉及的制度变迁可以分为以下方面：一是外贸管理体制与方式从行政性向市场化、法律化和国际化的转变；二是外贸企业内部经营和治理模式的改革；三是外贸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自由化过程。

20世纪80年代初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立和权责分配进行了清理。到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重点是减少行政性指令等直接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法律、政策和经济等间接手段来管理，增强透明度，同时也扩大地方外贸管理部门的权限。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一个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与国际接轨”的深入改革，汇率、利率、税率都做了多次重大调整，按照“国际惯例”颁布并修订了多部法律。在这持续的外贸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和机构都得以精简和规范，管理手段也越来越适应开放性市场经济条件的要求。

早期的外贸经营主体是居于专营的国有外贸公司。为了激发起它们从事外贸尤其是出口的积极性，中国采取了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进出口代理制、部分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等试点性制度创新，最后实行股份制改造，试图用现代企业制度来使它们去除企业治理机制上的弊端。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规模迅速超过国有企业，它们在企业治理和内部机制方面显然具有相对优势。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尽管一开始资本金规模比较有限，所从事产业比较低端、产品技术含量较少，但是民营企业的经营机制非常灵活，对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非常敏感，因而发展异常迅猛。目前民营经济在中国出口中已经占有近1/3的份额。时至今日，微观主体的治理已经不成问题。

在外贸经营权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主题词是“下放”，从中央下放到地方。20世纪90年代的核心内容则是交叉，也就是说不再按照行业划线限制外贸公司的经营范围，而是让各家外贸公司之间拆开藩篱充分竞争。到了新世纪，由于必须同世贸规则相接轨，自然人也可以从事外贸，各种进出口审批权取消，改为备案登记制度。

通过上述制度改革，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方式、企业主体和经营空间都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外贸由政府垄断转变为市场充分竞争的行业，从而激发出增长的制度动能。鼓励出口的政策组合

中国政府为了推动中国外贸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既包括汇率、利率和税率工具，也包括配额、进出口许可等行政性手段。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汇率与税收工具对外贸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相对高估的状态，而且29年间仅发生过很小的变化。对外开放后，高估的汇率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低下。为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政府对外汇制度实施了改革：一是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二是将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留成制度的实施调动了外贸企业对外出口的积极性，而人民币汇率从高估变为低估则大大增强了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根据某些学者的计量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2001年之前的中国外贸同汇率变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汇率贬值1％将带来1.465％的出口增长。

出口退税政策是世贸组织规则中可以接受的通行做法，即政府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由税务机关根据本国税法，将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在出口退税政策的早期（1985～1994年），税种的选择经历了3次调整：最初阶段是退还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和最后环节的产品税；1988年以后退还所有环节的流转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退税税种与国际接轨，退还增值税和消费税。1994年之后，所退税种稳定，但是退税率变动频繁。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4～1997年，退税率逐步调低。第二阶段，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出口的外部环境极度恶化，为了应对危机，1998～2003年中国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以帮助出口企业渡过难关。第三阶段，由于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出口增势强劲，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连续调低退税率，而部分国内短缺或在国际市场影响较大的资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税甚至直接取消。第四阶段，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形成类似于10年前的冲击，2008年年末中国出口量出现7年来首次单月下降，中国政府连续7次调高退税率以稳定出口（见图3-6）。图3-6 汇率变动与出口增长率变动（1982～2013年）

将表3-3数据做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当年出口退税额每增长1％，可以导致下一年度出口额增加0.92％，说明出口量的增长对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非常敏感。表3-3 出口退税额与出口贸易额（单位：亿元）资料来源：出口退税额1985～2002年来自商务部网站，2003～2007年、2012年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网站，2008～2011年来自国家统计年鉴；出口额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除了上述两项政策工具之外，出口补贴政策、出口信贷政策以及出口配额和许可证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工具都对中国外贸的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际体系环境

最后，我们要重点谈一谈30年间外贸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从全球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和东亚三个有限的地域中。其中，美国对外逆差越来越大，日本为首的东亚顺差越来越大，两者贸易的互补性非常强。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日元多年大幅升值的累积性后果，一部分低利润率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装配业在日本国内已经生存不下去，必须向外部转移。承接这部分产业转移的，是东亚“四小龙”，也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圈中的四个小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四小龙加入美日之间的产业链，他们从日本进口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增值后对美出口，由此形成了对日逆差和对美顺差格局，而对日贸易逆差总是小于对美顺差，差额部分构成他们自己的利润和资本积累。就这样，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美国—日本—“四小龙”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由于“四小龙”经济相比日本规模有限，他们自己在这个贸易链条中挤占的流量还不能跟日本本土直接出口美国的顺差规模相提并论（见图3-7）。图3-7 1985年美国、日本、“四小龙”贸易顺差关系（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开始对外部商品设限以抑制进口的增速，日本和“四小龙”很难再通过在美国市场份额的扩大来释放他们之间的竞争能量；与此同时，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一轮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的新高潮，规模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供给以及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的东南亚资本投资中国东南沿海。这样，来自美国的挤压力和来自中国的吸引力形成的合力，将东亚制造业中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纷纷转移进中国。其结果是，中国也挤入了原本由美日和“四小龙”构成的制造业产业链，商品由日本的工程师设计和制造样品，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制造核心部件，然后在中国内地生产组装，最后销往美国。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所以一旦中国挤入这条东亚产业链，便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格局和发展趋势，日本对美出口贸易有相当大部分也绕行转移到中国大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见图3-8）。图3-8 2003年东亚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关系（单位：亿美元）资料来源：张蕴岭主编.世界市场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图3-9 2013年东亚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关系（单位：亿美元，箭头所指为逆差国）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整理。

如果我们借用施正荣先生分析电脑行业利润率的微笑曲线（见图3-9）来解释这个时期的产业变迁，可以看到，中国挤入原本由“四小龙”占据的低利润组装位置，而把韩国和中国台湾挤到左侧的元器件生产地位去，把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挤到右侧的营销地位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方的利润都有所增长，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图3-10 1985年与2005年的微笑曲线图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抓住了东亚地区内部产业转移的良机，才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推动了对外贸易规模的高速增长，从而加速了自己的资本与技术积累。

贸易、产业与地缘政治经济

本节中我们将超越现实中的贸易数据和外交关系，在历史和逻辑的基础上探讨一点战略问题：对外贸易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塑造一个有利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是否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国际权势增长？本书认为逻辑上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其基本思路就是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的“产业链编辑能力”，以此来影响和塑造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的地缘分布特征，并使其有利于中国国家权势和影响力的扩展和深化。

所谓产业链的编辑能力（capacity of industrial chain editing，CICE），是指大国依靠自身市场规模以及对某些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掌控而获得的一种特殊能力，借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来主动调整地区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产业地理分布，以便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获得优势和权力。

尽管这个概念是第一次在学理上提出来，但是在政策实践中却早已有先行者。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转移部分低端制造业的时候，便构想了亚洲的“雁行模式”。完整的雁行模式构思既有其国际经济思维，又有其地缘政治目的（见图3-11）。图3-11 产业发展的雁形模式资料来源：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以信息技术产品为中心.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7期。

从地缘角度来看，日本构思的雁行模式将自己设定为亚洲的头雁，从事工业品的设计和研发工作；“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紧跟它自己的方向，从事配件制造工作；“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紧随其后，而中国在日本人的构想中是专为整个产业链提供基础原材料和最终产品销售市场的。在这样一个构想中，中国被设计为世界市场体系之下的“亚洲次级体系”的最外围，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经济殖民的对象。由此地缘经济关系支撑的东亚地缘政治结构，也将以日本及其盟国为中心，东南亚国家为“群众基础”，东亚大陆上的中国则是一种既需要共同防范又需要共同规范的政治异己。

问题是，这样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进程来看，日本的算盘部分落空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外贸，吸引外资，压低本币积累外储的“三外路线”挤入到这个产业链中间，并且在低端制造业上击败了印尼、泰国等四小虎，成为外围制造工业大国而不是原料提供国。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正是由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与中国制造业“PK”时落败，才有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基本面：它们的实体经济和出口状况恶化，但是虚拟经济过度繁荣，两者之间的背离导致了货币和金融泡沫的产生，从而给外部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日韩与中国台湾等经济体也受到波及，当时的危机传导机制既有金融市场上的恐慌心理因素，也有这些经济体向东南亚输出的资本出现亏空而导致的利润下降的基本面因素。10多年过去了，如果再看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工业品已占了一定份额，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出口基础原材料，恰恰与当年日本对亚洲产业链后半段的设计模板相反。

中国从这种产业地缘大转移中除了获得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外，也有安全和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大转移改造了中国的周边地缘战略环境，重组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道理很简单：当我们的某个邻国发现自己的几个龙头产品（模块化的部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发现自己每年的外贸盈余也主要来自中国的时候，它们很难再将中国描述为重大威胁，而且必须认真反思自己的对华政策与姿态是否会伤害到双边经济关系从而伤害到自己的钱包。于是，这就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视角来解释韩国与泰国等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立场上的微妙变化。中国周边国际环境的迅速改善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一方面源自我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明智，另一方面也是这种不对称依赖所带来的政治副产品。

从日本地缘经济规划的失败中我们可以得出何种教训？对市场自身的内在规律的充分尊重是战略设计可行性的基本前提。就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而言，大量劳动力供给和相对较低的人均资源禀赋决定了这个国家无法长期扮演一个资源出口国，而东南亚诸民族在文化特点、人均资源禀赋等各个方面都不利于它们同中国内地从事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在这样的前提下，依靠人为地对东南亚小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入来改变两者之间的潜在分工格局，是逆比较优势行事的，因而注定会失败。

世事变迁，2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也成长到了一定程度，是该考虑“吐故纳新”的时候了。人民币具有潜在升值压力，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不再是也不应该继续是天然优势；用国内消费取代外需和投资来拉动经济成长的中国经济转型，既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必要举措，也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些产能应该向哪里转移？怎么转移？在此我们尝试探讨若干基本思路和理念。

首先，必须将我们的主观设计同各国自身禀赋的相对条件充分结合起来。我们通过投资、贸易甚至援助，最多能够做到帮助市场的内在趋势加速或者充分实现，却无法改变市场的根本趋势。我们也许可以鼓励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承接我们将要转移的纺织业和部分化工业，也可以帮助它们建设一些基础设施，如港口、电厂和道路，甚至提供建设经济特区相关文件的完整文本。但是否能够成功，最终取决于它们同越南和印度等经济体之间的竞争结果。

其次，到底是集中力量扶持少数不发达经济体，还是应该走多元化道路多方下注分散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集中可能反而比分散更能控制风险，因为其中的许多风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行为的后果而不是纯客观事物。通过与精心选中的少数目标国结成政治、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深度介入到其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去，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较大的经济成就，从而可以建立起示范效应。将外移产业集中转移到少数几个经济体中，也有利于尽快实现规模经济和产业聚集，从而增大成功概率。

再次，中国如何在此过程中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权力？答案在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产业分工导致的国家间合作与依赖是相互的，但往往是不对称的，这是大国软权力的重要来源。一般而言，在中国和周边中小经济体之间的分工合作中，中国享有较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中国的抗波动能力要远远强于那些专门生产少数几类产品的国家。要想进一步强化这种有利地位，一个明显的选择就是有意识地通过对产业链的地理分布的编辑和重组，将我们对周边单个国家的依赖最小化，并让各国对我们的依赖最大化。基本的思路，就是让任何关键零部件都有至少两个国家或地区同时向我们供应，并保持中国作为各国支柱行业的绝对大主顾的重要地位。

最后，中国拥有何种资源可以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地“编辑”产业链的地缘经济分布？目前来看已经具备或者部分具备的条件有：第一，对部分产业的控制权；第二，不断提升的技术和资本积累；第三，越来越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第四，政府对企业较高的调控和管治能力；第五，巨大的国家资本积累；第六，作为未来世界性大国的国际信用。那么，当其他大国也拥有上述类似的条件和资源，并且试图运用这些资源去实现与我们的目标相抵牾的地缘经济政治构造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深思。

第4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三外路线”下的外资政策及其效果

招商引资与缺口论

中国为什么要吸引外资？对此问题理论界有多种回答，最主要的有资本缺口论、技术缺口论和制度缺口论。

资本缺口论认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发展过程中缺乏资本，包括国内可以用来投资的储蓄和在国际上可以用来进口资本品的外汇。所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必要引入外资。与此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是罗森斯坦·罗丹等人提出的储蓄缺口理论，巴拉萨等人提出的外汇缺口理论，以及钱纳里等人在1966年提出的储蓄—外汇双缺口理论。正如国内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双缺口论对于中国的招商引资现象显然是没有解释力的，因为中国通过发展早就以其高储蓄率和大量外汇储备而闻名。从数据统计来看，中国的双缺口现象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了1993年之外，其余年份都是储蓄外汇双盈余。储蓄和外汇大国继续以强大的力度吸引外资，这样的奇怪现象显然与理论相矛盾。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人们除了指出中国国内经济体制的特点之外，学者们还指出中国存在着严重的技术缺口。

技术缺口论指出，资金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当资金与特定行业的技术、管理、营销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而中国缺乏的就是上述的技术、技能、技巧。引进外资，关键是为了引进它们附带的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政府提出了“用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希望通过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来实现技术从外方向中方的溢出（spill over）。但是，很快发现这种技术缺口论也存在解释力不足的现象，因为不少学术研究，包括微观的案例研究和宏观的计量研究，都指出决策者期望的那种技术转移基本上没有发生，外方对自身的技术优势保护得非常严密。那么，既然市场换不来技术，为什么还如此大量地引进外资呢？

随着新制度主义的兴起，学者们开始从中国国内制度的缺陷找问题，其中包括资本金融市场的发育不全，国内政策惯性等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内对民营资本的严重歧视。有代表性的是2002年黄亚生教授提出的解释，他认为中国对民营资本的歧视，对企业的体制性主从次序，将中国大量的经济资源配置给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再加上严重的国内市场分割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增长和投资选择。而这些问题对于外资企业的影响较小，所以导致了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明显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了外资持续涌入中国的局面。换言之，中国吸引巨额外资并非政策成就，而是中国经济体制缺陷的症状表现。

上述不同的缺口论在指导和解释中国的外资政策上是先后承续的，与之相应的政策指导思想和实践也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这种渐变性体现在对外资开放的地域、行业以及引资方式等各个方面。

渐变的外资政策

从地缘上看，中国对外资开放有一个“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过程，先是几个经济特区，然后推广到沿海沿江经济开放区，最后是全面开放。1980年，中国首次在东南沿海的四个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建立了经济特区，选择上述城市的原因是它们或者是著名的侨乡，或者在地缘上临近港澳台地区。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开放政策于1984年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了长江、珠江、闽南三个三角洲。到20世纪80年代末，海口和南京、杭州等140个沿海市县都列入开放区域。20世纪90年代，开放政策向内陆地区延伸，到1999年，所有中西部地区都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而进入新世纪，为了平衡地区发展差距，中国政府甚至开始大力鼓励外资前往中西部投资。与中国改革进程的其他方面一样，对外资开放的渐进过程持续了20年。

从行业来看，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最早受到鼓励，然后是面向国内市场的部分一般制造业。在复关—入世的谈判中，中国承诺向外资开放一些服务业市场，比如金融、保险、电信、公共事业等行业。

从引资方式来看，根据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最早衍生出三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分别是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后来根据形势的需要，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出现了其他一些利用外资的方式，包括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合作开发、BOT（build-operate-transfer）等。

从引资政策背后的导向来看，也存在一个明显的转型过程。最初的政策组合倾向于“进口替代”，而后逐步被“鼓励出口”所取代，最近的数年则将重点放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上来。

在中国对外资开放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各层级的地方政府对外资展开了竞争，推动了外资数量的增长。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积极性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是对当地政府税收的贡献和GDP的贡献；二是招商引资工作本身被作为评价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对外商直接投资审批的放权以及国家相关法规的解释不够严谨，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和政策弹性空间来竞争外商直接投资。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采取的常见手段包括：第一，减免企业所得税的地方附加费（3％）。由于地区间的相互竞争，实际上这一税种已不复存在了。第二，免征或补贴土地使用费以及免征其他行政管理费。向外商免费提供土地，以此来大幅降低投资者的土地成本，这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绝招。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还通过降低公共事业收费价格（水、电、煤气）来竞争外商投资。第三，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便利投资和经营。第四，近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招商引资的手段，比如提高审批的效率。提供“项目咨询”服务，指导投资者如何在中国建立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务，建立一个囊括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的行政大厅，让投资者在同一个地方便可处理所有审批手续。第五，前往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举办招商引资洽谈会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段，但是由于其成本高，效益低而广受批评。作为替代性的手段是在目标地区提供政策咨询，打造形象。

招商引资的成就

中国在地域上、行业上、引资方式、政策导向上的不断开放和演变，以及各级政府在对外引资过程中的激烈竞争，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外资流入。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经多年名列榜首；在全世界来看，也仅次于美国。图4-1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增长率。

从规模上看，中国利用外资规模不断增长，然而，就增长率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逐步趋于平缓和稳定。20世纪90年代，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率一直处于高峰期，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来华投资。然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总体上仍保持增长，但其增长率明显下降。

从结构上看，外资的来源和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早期“外资”主要来源地实际是我国的港澳台地区，1989～2002年的14年间，港澳台对内地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占到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58.21％，最高年份（1992年）达到了79.57％。其中中国香港又占据了绝对多数，1986～2003年间的平均份额为50.8％，最高年份达到了68.4％。到目前为止，港澳台仍然是中国引入外资的主要来源地，稳定在总量的5成左右。1999年以来，由于入世谈判带来的市场开放进程，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大趋势的加速，来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外资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有所上升。从引资质量，包括其技术水准、产业分布、对劳动者权利和环保的重视等各个方面来看，欧美国家的外资要优于从其他地区来的外资。图4-1 1983～201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左）及增长率（右）资料来源：中经网。

外资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最初是以珠三角和福建厦门地区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逐渐以长三角为主。从统计数据来看，85％以上的外资都在东部，这除了有东部的区位优势外，当地的人才资源和人文环境显然也非常重要。近年来，东部、中部、西部的外资分布大约都是20：2：1的比例。尽管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外资前往中西部投资，这一比例却没有明显变动。东部前5名的省份是西部后5名省份实际利用外资的250多倍。

外资的贡献

外资大规模流入中国到底是否带来了好处？具体带来了什么好处？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非常多。本书认为外资的大规模进入的确带来若干好处，其中包括对国内改革的促进，政策观念的更新，加速中国在全球分工中角色的转变，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外汇的积累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下边我们分别叙述。

协助中国转变在全球分工中的角色。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东亚内部的雁形模式和产业转移。中国从一个向世界市场体系提供原材料为主的最外围国家，迅速演变为一个向体系提供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外围制造国，这个跨越离不开外资的作用。原本按照“头雁”日本的设计，中国的角色是应该向这个以日本为起点的产业链条出售原材料并购买其最终工业制成品的。但是，由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招商引资运动，大量的华人资本将工厂从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转移到内地东南沿海，从而打乱了日本的地缘战略设计，并为1997年、1998年席卷“四小虎”、“四小龙”和日本的亚洲金融危机构造了基本面。

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假如没有中国的招商引资政策，没有东南亚华人资本的大规模转移，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中，中国内地和“四小虎”之间的胜负并非确定无疑。因为“四小虎”起步相对较早，一旦形成产业集群并通过“干中学”而提高了工业劳动力的基本素质，再加上当地政府的产业管理和服务能力提高，那么中国内地的产业发展可能要慢许多，也困难许多。如果我们错过了那班船，通常等下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需要至少十年的时间。而通过招商引资，中国在开放市场条件下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速，并且出现了明显的数个工业聚集带，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等，产业升级已经获得了它自身的动能和基础。只要没有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比如不恰当的政府政策和恶劣的全球市场环境），中国在未来10年内成长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和强国是非常有希望的。

帮助缓解就业和城市化挑战。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尤其是面临城市化和现代化重任的农村人口大国，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是放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通过吸引外资从事加工出口工业，中国政府从农村向东南沿海的工厂多转移了2500万～3000万青壮年劳动力，并将他们转变为适应现代工业企业管理的熟练产业工人。显然，他们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非常低，但是相比在农村务农而言，他们获得的报酬要高不少。如果算上由外资企业的资本支出、本地采购以及产业工人的消费所带动的间接就业，那么整体的就业效应是非常可观的，估计占到中国劳动力总供给的10％左右。当然，借助外资和加工出口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存在某些缺陷：一是它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比较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击了体系中央对亚洲工业制品的吸收能力，导致声势浩大的民工返乡潮；二是它并没有真正地将农村家庭转移到城市，而仅仅是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暂时地安置在工厂中。他们的家属尤其是数千万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到了青少年时代则成为城市中的失学无业人口，潜在的社会代价将非常巨大而久远。

帮助积累外汇。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严重缺少外汇。外资的进入，由于强制结汇制度，必须将作为资本金的外汇卖给银行，换取一定数量的人民币，然后在中国展开经营。不但资本金，外资对外出口所产生的利润也大多换成了人民币。其结果就是中国政府迅速积累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而按照部分国内学者的估算，其中绝大多数外汇的来源是外资企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平时说的“中国外汇储备是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是不确切的。较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用全中国人民的血汗引来的国际资本家的钱。中国的外管局相当于是国家大剧院门口那个贵重物品保存柜台，进入剧院的达官贵人的细软金银都存放在那个柜台里。当然，这里微妙的差异在于，贵重物品寄存处有义务将所有的寄存物完整无缺地还给客人，但是中国外管局却并没有强制义务要这么做，尤其是当大剧院散场看客们集体退场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和产业层次。对于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对产业升级的贡献，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差异巨大。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因为外资企业本身相对于国内企业在技术和经营能力上的起点要高，所以它们的加入提高了整体水准。分歧在于它们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是否外溢到国内企业中去。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歧，除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外，研究者们对“技术溢出”概念和过程的界定存在重大差异，也导致结论的差别。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来要“用市场换技术”。放在当时的背景中去理解这句话，政策设计者的初衷是指望把外资引入中国，同中方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合资，以便中方零距离地接触外方的技术和工艺，从而让国外的先进技术自然而然地向中方企业“溢出”。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期望，才有对外方持股上限的规定和商品国产化比例的规定。但是，今天回过头去看中外合资的实际效果，这样一种主观期望显然落空了。在许多合资企业里，外资坚决拒绝中方配备的技术副总或助理。它们仅仅让中方人员负责行政、法律事务，决不让自己的核心技术信息流向中方人员手中。而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国有企业里的官员们并无更多的动能和权限去就此问题与外方谈判或者采取其他手段来确保最初目的的实现。于是，大量的国有企业一旦合资便沦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装配车间。因此，假如研究者把“技术溢出”界定在外方向中方合作伙伴的技术转移上，那么通常他们会得出非常令人失望的结论。

但是，假如我们把眼界稍微放宽一些，那么不难发现外资的技术溢出路径是非常多样化的。学界如今公认的溢出路径有四种：一是示范模仿效应；二是竞争效应；三是联系效应；四是培训效应或者说人才流动路径。这四种效应的合力形成了某些统计研究中比较积极的研究结论：所有中国向外资开放的行业，中国的本土企业也开始强盛起来。

当然，学者们回过头去总结这四大效应，某种意义上将其看作为当年的决策和今天的既成事实进行辩护。因为假如当年的决策者们能够预见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预见到参与合资的国有企业所遭遇的命运，招商引资政策绝对不会出台。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伴，外资的进入也是如此。外资大规模进入的弊端，总结起来学界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的讨论，包括政策减让和利润转移导致的税收流失，外资争夺人才与市场份额而给国内企业带来冲击，加剧了地区不平衡，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效果，等等。所有这些围绕外资弊端的争论，我们归结出两大类：“恐外症”和“崇外症”。

关于外资的争论：“恐外症”“崇外症”及其本质

恐外与崇外

从20世纪80年代初登陆中国开始，外资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角色便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当时的“治理整顿”，学术界和政策界激烈争论“外资是否扰乱经济秩序”“中国是否被外资利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经济“软着陆”期间，“外资是否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是否挤垮了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等问题是争论的焦点；2004年以来，在抑制经济过热的政策导向中，“中国利用外资是否过多”“外资是否增加了就业”“中国是否在拉美化”“外商是否瓦解了民族自主创新体系”等问题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在围绕外资政策的争论中，常见的有两种极端倾向：“恐外症”和“崇外症”。它们的表现截然相反：前者对外资的负面影响看得特别重，见到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便惶惶不可终日，整天担忧中国的产业被外资“斩首”，中国经济将陷入拉美化的陷阱，中国成为外资的经济殖民地。后者则对外资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充满了崇拜之情，认为西方企业在管理、技术、营销乃至道德上都是我们民族工业远远无法企及的。为此，他们乐于付出任何代价来引入外资，希望能借助他们的优越性来改造中国经济。“恐外症”患者往往以爱国者自居，而“崇外症”患者则把自己打扮成思想解放，具备国际视野的样子。其实，这两种表面上截然相反的态度具有类似的本质，那就是它们都带有非理性的思维特征，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而且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都对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特质与潜能缺乏最起码的信心。

澄清三个基本概念

回顾过去30年间数轮争论的文献，不难看出外资问题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混杂着较多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判断，其中包含着不少人为建构起来的认同和区隔。要想将学术讨论从政治辩论中还原和剥离出来，就有必要对这些政治建构物做一点解构。为此，我们需要跳出上述争论，先讨论第一个问题：谁是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法律角度看，是中国企业公民，因为它们是按照中国法律法规，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国注册成立的。它们的经营行为，它们的雇员成分，都与其他中国企业无异，唯一的差别在于外资企业的部分或者全部出资人是外国公民或者外国企业。在一个“全球开放经济”时代，出资人的国籍本来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但是既然在各国的现实中这都是问题，那么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这些外国出资人到底是谁？从上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所吸引的外资中，来自港澳台与东南亚华人的资本占到绝大多数。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认同的是“炎黄子孙”这个身份，而不单单是中国国籍，那么很多所谓外资其实都是“自己人”。更有意思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税收制度的原因，在中国所吸引的外资中还存在较大规模的“往返程”投资，也就是说中国本土企业或个人前往某些“避税天堂”注册为当地企业，然后再以“外国法人”的身份回到中国内地投资。这种往返程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公民。它们的规模，据估计达到中国所引外资总量的25％～30％之间。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来到中国的投资额仅仅占30％以下的比例。

第二个需要解构的概念是所谓的“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是一个被严重政治化的概念，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对这个概念的解释非常多样，取其主流，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理解。狭义的经济安全是指同军事和政治安全相关的经济因素，包括战略物资的供应、战时人力财力的动员潜能、技术优势的扩大和巩固或者技术落差的缩小，等等。而广义的理解则是将经济活动本身视为安全的一部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可控，具备抵御各种对经济的外来干扰、威胁和侵袭的能力，避免市场紊乱、大规模贫困、严重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商品不安全以及生态危机等现象的出现，其核心是经济竞争力和自主性。

在广义经济安全的各部分内容中，同外资问题紧密相关的是所谓的产业安全。美国曾有人深为本国的鞋类制造产业的安全担忧，理由是美国的制鞋业都在转型，而美国人穿的鞋子从此都从中国进口。未来一旦发生战争，中国拒绝向美国出口鞋子，美国大兵和民众都将没有了鞋子穿。这个观点的荒唐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鞋子这种商品的竞争性和可替代性；并且通过诉诸“极端场景”的设问，将问题引向片面。事实上对美国而言，恰恰是保护本国的制鞋业才会危害其经济安全，因为会导致本国消费者福利的巨大损失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真正的产业安全问题，其实不是市场上行为者的国籍，而是市场的结构，也就是说是否存在垄断行为，以及借助何种手段来垄断，造成了利益分配结果有利于谁不利于谁。这就涉及第三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垄断”。

垄断的含义是一家企业独自或者多家企业联合起来，利用其自身的市场份额或者其他资源带来的价格控制力，牟取超额利润。除了利用行政权力、知识产权等因素获得垄断性地位外，占有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也可以带来价格影响力。在许多向外资开放的行业中，外资企业占有的市场比例往往达到50％以上，但是这个份额是由数十家甚至上百家外资企业分享的，那么这个市场是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而不是处于垄断状态的市场。相反，当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企业利用自己的某种资源控制了市场上的供给或需求时，即便它们是国有企业，比如电信服务业和早期的汽车制造业，它也会提供质次价高的商品与服务，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处于垄断状态的企业往往拒绝向新技术和新产品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导致本国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准逐渐落后。换言之，竞争带来产业安全和进步，而垄断则带来福利损失和技术停滞，从而损害国家经济安全。

在澄清了“谁是外资”“什么是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什么叫垄断”之后，我们可以系统检验一下市面上流行的观点。

恐外症“恐外症”患者们常用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外资依存度过高”。所谓外资依存度，有不同的算法，有的是用历年实际使用外资规模总额占本国某年GDP的比例，有的是用某一年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除以当年GDP。两种统计口径计算出的结果大不相同，第一种算法得出的数据明显有耸人听闻之嫌。

相比西方国家，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比例过高的问题，与我们统计的口径有关。因为我们只算直接投资，而没有将世界各国吸引的间接投资算在其中。如果将间接和直接投资全部算在内，中国对外资的依赖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并不高。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计算所使用的那个分母是有问题的。由于我们压低人民币对外价格，结果是30万亿人民币GDP用官方汇率计算为美元时仅仅为4.3万亿美元；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算，则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大大降低。

比较有依据的统计数据是外资的对外出口占中国出口量的比重，这个数据相对而言能说明外资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也并不意味着外资规模过大，因为它们主导的加工贸易出口与中国本土民族工业之间并不构成完全的替代或挤压的关系。换言之，外资将大量的出口交易机会带到中国来，利用了中国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进行了生产，为中国出口金额的增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假如它们不在中国生产而是在东南亚或者南亚生产，这部分海外市场的份额基本上与中国本土民族工业没有太大关系。市场渠道、品牌、加工工艺等一系列要素都掌握在这些外资手中，它们把生产和加工过程放在哪里是相对自由的，中国本质上是在同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对这些外资的竞争。从这个角度看，能多引来一些外资就相当于我们多“赚”一些。当然，为了在这种竞争中获得优势，中国显然有意压低了自己的整体报价（劳动力、土地、税收等），属于中国的利益分配比例非常小，而所获得的好处主要在于争取了较大规模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恐外论”者的另一个常用话题是外资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所谓“斩首战略”，这个概念也往往同近十年来外资的独资化趋势联系在一起。独资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增的外商投资不再找本土企业搞合资，而是直接注册为独资企业；二是原来的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通过增资扩股不断增加出资比例，占据并巩固其控股地位，然后使用各种手段收购中方股权，最终成为独资企业。而所谓的“斩首战略”，则是指外商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控股或收购行业中的知名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企业，从而获得后者的品牌和市场渠道，将中方原来的品牌、研发队伍和产品线束之高阁，而用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取代之。熊猫、霞飞、小护士等日化行业的原知名品牌便是在被合资控股或者收购之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取代它们的是今天畅销的外资品牌。“斩首战略”听起来的确让人毛骨悚然，民族传统品牌的消失也的确触动国人的“经济爱国”神经。但是，情绪化的憎恶或者道德化的指责并非对待外资的理性反应，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基于规则的游戏，其中的首席裁判员应当是价格而不是政治。中国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反复被人“斩首”，说明这个经济体中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客观地看，问题不在外资方，而在于我们自己，其中最主要的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金融问题；二是经营问题；三是货币问题；四是地方政府的问题。

一家行业龙头企业被轻易收购，外方看中的仅仅是它的市场份额而不是固定资产或者人才队伍，这说明什么？

第一种可能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发育不全，这个企业的估值不够充分，或者它的融资渠道出了问题。一个不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直接融资市场（证券市场）的发育不够，导致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无法在经营中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甚至缺乏一个合理的估值参照体系。假如中国企业可以从资金和资本市场上比较容易获得融资，那么中国行业的龙头企业理应去收购别人而不是被收购。

第二种可能是，这家企业无法从自己的市场地位中获得应有的现金流，也就是说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市场上保持着较大份额，但是由于内部管理或者经营问题导致财务状况不佳，所以才会出现行业龙头打折出售的局面。

第三种可能是，从货币汇率因素来看，外资企业从海外金融市场获得资本之后，由于中国的汇率低估，换成人民币后其绝对值非常大，所以用来收购中国企业非常合算。而中国企业要收购海外企业或者资产时，换算成人民币往往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低估的汇率鼓励了外资从海外金融市场融资，然后在中国收购优质企业。

第四种可能是，在一些涉外并购交易中地方政府的干预扭曲了市场价格。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击败其他地区，实现其招商引资的政绩，除了将本地的环境、税收、公共设施全部打折出售之外，还想到了打折出售本地的国有企业。通过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部分或者全部份额吸引外资，可以迅速实现其政绩，因此其价格是非市场性的。所有上述四个问题，都是中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组合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国家经济运行体制还同市场逻辑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恐外论”者中一个普遍的倾向是诉诸情感和道德评价而不是理性、规则和法理的判断。他们列出的外资的其他恶行，包括向中国转移污染源，用假出口引入游资从而带来货币升值压力，通过操纵公司内部交易价格来避税，集中投资在东部而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等等，几乎所有问题都是中国自身的政策设计和监管执行方面出了问题。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利润引导资本，而诸如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均衡发展、税收监控、反垄断，这些都本应是政府监督、引导和管理市场的分内之事。转型经济体中的政府没有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职责，却在顽固地抱住一些不应由它来承担的事务（比如说经营企业）不放，才构成了市场的扭曲、资源错配和上述问题。如果说围绕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有什么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话，那么相关的调控在市场关系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才是核心问题。

崇外症

外资崇拜在中国普遍存在。普通民众乐于追捧外国品牌，轻视本土产品：同样的产品仅仅因为是国际品牌便可以在市场上比国内产品溢价50％甚至翻倍；在金融服务方面，有人轻信外资银行结果买了高风险、高杠杆率的金融产品而自己蒙在鼓里，直到从富翁变成“负翁”才如梦初醒。中国人目前的崇外倾向是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包括近现代以来的落后，本土商品和服务的质量问题，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各种因素。而在社会精英层中，这种崇拜和轻信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如此。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了地方政府对外资的争夺，这种争夺的后果是进一步扭曲了内、外资面对的市场结构。扭曲的引资政策发出扭曲的市场信号，积累下各种扭曲的外商投资现象。

首先，给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形成了对内资尤其是本土民营资本的歧视。在税收、市场准入和要素价格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环境，迫使大量的内资走“曲线救国”的道路，成为所谓的返程投资。联合国贸发会议估算，从中国内地流出经过中国香港然后再回到中国内地投资的资本占中国香港对外投资流量的25％左右。可叹的是，对于质量较高的美国和欧洲资本而言，中国方面的税收优惠并不构成任何好处，因为对于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即便中国政府免除了它们的税收，利润部分仍然需要向其本国政府缴税。换言之，对它们来说，不交给中国政府就要交给本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其实基本上都白白送给美欧政府了。

其次，对外资廉价提供土地的做法甚至让市场上出现了土地套利空间。比如说某知名软件企业，利用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向它伸出橄榄枝，慷慨低价送地的机会，它在全国数十个“软件园区”中建立了分公司，囤积了大量土地，并在主业经营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依靠所囤积的土地增值来获利。

最后，我们的“招商引资”过度依赖优惠政策，无形之中已经对我们吸引的外资形成了逆向选择机制。那些只能躺在优惠政策之上生存的外资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风暴中注定是最为脆弱者，2008年一些韩资小企业的弃厂逃逸之风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们的逃逸说明这些企业本来就不应该被吸引进来。

对外资的崇拜构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外资的优越性和价值在中国被捧得太高，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各界中流行的这种夸大的观念，支撑着外资部分的“优势”。由于崇拜，所以千方百计地吸引，为此压低本土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从而人为地增加了外资的竞争能力。货币汇率的偏低导致国外资本换算成人民币显得非常强大，因而可以轻易地招募到第一流的人才，也可以募集外币资本轻而易举地对中国本土的优质资产实施兼并收购。在这个意义上，外资的优越性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即便到了最近几年，外资崇拜仍然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在新的领域中反复上演。国有金融业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成风，政府监管部门甚至明文规定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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