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灿兴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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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二百年试读：
前言
中国历代皇帝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以确保皇权独尊；但他们又必须适度放权，以让臣子去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如何做好平衡，是考量皇帝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
雍正登基之后，培养亲信大臣，打击朋党，整顿吏治，又在思想领域打击异端，争夺舆论阵地，宣传清廷统治的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雍正已开始构思创设一个政治机构，这个政治机构专属于皇帝，由皇帝任命，唯皇帝是从。这个政治机构必须效率极高，又具备保密性，但却没有专属府衙，也没有专门官吏。它既能满足皇帝集权的需要，又能高效地处理军政，控制思想，预防朋党。雍正七年，带着这个机构的蓝图，在张廷玉的辅佐下，雍正一手创设了影响清朝国运、主持清朝大政一百八十三年的军机处。
军机处创设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被彻底架空，皇权一统，乾纲独断。军机处的负责人军机大臣，由皇帝挑选内阁中的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等亲信大臣担任。虽然名义上到军机部上班是兼职，但基本上军机处都在军机处办公。而自军机处设立后，军国大事概由军机处负责。用兵时，由军机大臣决定战略方针，皇帝批准之后，再以谕旨发往前方。前方将领的请示，经由军机处讨论，奏报皇帝批准后，再发往前方执行。至于用兵时的兵马粮秣、山川地形、人文地理之类，概由军机处主持策划，这便是后世参谋本部的雏形了。
在重要案件上，军机处能越过刑部，取得法律执行权。军机处审理案件，一种是由军机大臣单独审讯，将被审者押到内务府公所或步军统领衙门内接受审问。另一种则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案件涉及的都是当朝大员，故而交给军机大臣来处理。军机大臣还可以推荐重要职位官吏，从六部尚书到各省督抚，乃至地方官员，由军机大臣开列名单，交给皇帝选择。
军机大臣权势虽重，伴君如伴虎，这也是份高风险的职业。军机处的奠基者张廷玉不过因为上书乾隆，请他对自己配享太庙的资格做个保证，就招惹乾隆雷霆大怒，不得安生。讷亲在金川前线，久战无功，乾隆本来要让他去边疆充军赎罪，不想因为他私底下的几句牢骚话而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咸丰朝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受命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军。出征之前，他自知要倒霉，竟然一路哭着出京。
军机大臣之中，能长期坐稳，安享富贵荣华的，不外谨慎持身、不结党营私之人。嘉庆朝担任了十几年首席军机大臣的庆桂，性格平和，在中枢数十年，规规矩矩，不敢有丝毫逾越，毫无过失，一口气干到了七十九岁才退休。当时人认为他过于谨慎，近于迂腐，可嘉庆却始终信任并重用他。被称为“三百年第一福气之人”的潘世恩，该说话时就说话，该磕头时就磕头，该闭嘴时就闭嘴，得享高寿，终身平安，后世子孙文章都做得好，孙子潘祖荫还考中了状元。潘世恩的苏州同乡彭蕴章，咸丰朝首席军机大臣，老前辈潘世恩的那套功夫学不来，干脆一言不发，官场人送外号“彭葫芦”，也能做个太平宰相了。
军机大臣之外，军机章京是军机处中不可忽视的角色。军机章京的工作极多，如拟定谕旨、随军机大臣出差、参与审理案件等等，这些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拟定谕旨。本来拟定谕旨是军机大臣的任务，经过实际操作之后，这份工作也被转给了军机章京。将草拟谕旨的工作转给军机章京，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军机章京们的积极性，给他们发挥才华的机会，以向皇帝、向军机大臣们证明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军机大臣专一于军政事务，提高军机处的工作效能与质量。就皇帝而言，也乐于看到军机章京们起草谕旨，这样可以适度分权，避免军机大臣大权独揽的现象出现。
军机章京虽不似军机大臣那样声名显赫，标榜于史册，但他们在当时职责重大，担任撰写谕旨，整理政令、档案工作，并因其职位之重要，而在官场中可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从军机章京走出来的首席军机大臣就有讷亲、阿桂、庆桂、文孚、赛尚阿、穆荫、彭蕴章等人。据统计，清代由汉军机章京升为军机大臣者有三十三名之多。军机章京们在政治上的辉煌前途，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投身其中，并视军机章京一职为人生的荣耀。
总体而言，军机处虽然有权势过人如和珅者，却从未能对皇权形成任何制约，更遑论威胁。军机处它不是正式的机构，军机大臣不是正式的官衔，既可以说它有权，也可以说它无权。只有皇帝最信任的大臣，才能入军机处。而在军机处之中，军机大臣所处理的一切事务，都是皇帝交付的，他们只是皇权所操控的木偶，并不具备任何主动性。在军机处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皇权与相权激烈对抗的现象，也从来没有军机大臣的权势嚣张到不可控制的程度，这可以说是军机处最成功的地方。
军机章京们曾发出豪言：“起家词赋皆先泽，报国文章在此身。书生蝇头钻故纸，不输沙场斫贼刀。”军机大臣又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对待新事务的态度又是如何？军机处日常如何运作？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们的心态又是如何？曾影响大清国运的军机处，在清末时节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历经一百八十三年的军机处，一笔厚重的历史，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一堆有待挖掘的故事，在《军机处二百年》之中，我将努力给读者朋友们展示一个全面而真实的军机处 。第一章 雍乾盛世“一人治天下”的梦想
紫禁城的乾清宫广场西侧，靠近隆宗门，有一排简陋的平房。与金碧辉煌的宫殿相比，它颇显寒酸，游客们也大多会忽略它。然而，别看它不起眼，它却是大清帝国一百八十余年的决策中枢。它就是军机处。
军机处为清朝独有，首创者乃雍正帝。雍正为何要设立这么一个“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根本原因是想有效发挥君主集权的优势，而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帝国西北边陲的战争。
事情起于雍正二年（1724年），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年羹尧、岳钟琪荡平。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准噶尔是清廷的老对手了。康熙皇帝都披挂上阵，三次亲征准噶尔。雍正四年，内政整肃完毕，皇帝准备对准噶尔用兵。
雍正七年，战争爆发。军情如火，需立即处理，且必须保守秘密。但当时的政治机构却不尽如人意。清承明制，以内阁为国家行政中心。内阁设于紫禁城太和门外的文渊阁附近，而雍正皇帝在养心殿处理政务、就寝，两者相距一千余米。宫禁重重，手续繁多的处理流程，极易延误时机；而军报到京，先经内阁，也容易泄露机密。于是雍正以需要一个密近的处理机关为借口，在隆宗门一带的墙根搭建了一排平房，始称军需房，后改称军机房，又改称军机处，遴选心腹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秘密办理军务。
打开故宫地图就能发现，隆宗门位于乾清门广场以西，正北面就是雍正皇帝的寝宫——养心殿，两者相距不足五十米。一千米到五十米，从内阁到军机处，距离的缩短意味着政务处理的快捷，也意味着权力向皇帝集中。
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如今在御膳房的宫墙，依然留有通道的痕迹。心急的雍正皇帝将军务处理中心迁到自己附近还不够，还要凿出一条便捷往来的孔道。雍正的亟亟求治之心，乾纲独断之望，显露无遗。
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并未撤销军机处，反而在第二年增设办理文书事务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雍正九年，又铸军机处印信，储于大内。一个临时机构，为何能存在如此之久，影响如此之大？因为皇帝藉着军机处，掌握了“乾纲独断”的技术，破解了集权统治的难题。
创设军机处，既是对准噶尔用兵的需要，也是集中权力的需要。军机处创设之后，早先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徒具虚名，议政王大臣成为了虚衔，无应办之事，有名而无实，在乾隆年间最终被裁撤。南书房虽仍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参预政务，主要负责文词书画。但入南书房行走却一直是清代士人心中的最大荣耀，皇帝也常让亲信大臣入南书房作为奖励。
养心殿的西暖阁，是雍正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的地方。墙壁上悬挂着一副雍正手书的对联，十分醒目：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皇帝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集权的渴望。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雍正帝
秘密在于军机处的三个字：“勤”、“速”、“密”。雍正追求高效。军机处甫一成立，雍正皇帝就规定，不管有多少公文，必须在当天完成。即便一天的奏折多达几百件，也必须连夜处理完毕。皇帝如此严格要求，军机大臣的工作就很辛苦了。王文韶是清末的一位军机大臣。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军机大臣辛苦工作的场景。每日寅时初（凌晨3点）天还没亮，王文韶就要入值军机了。光绪七年的元旦，他2点就到了值庐（军机处所在地），直到早晨七八点才能稍微缓一口气，休息一下。夜里办公腹中饥饿，军机大臣们会在离家前先吃好夜宵。皇帝也考虑得很周到，军机处办公室的门廊下，总会摆放着一盘盘烧饼油条，供大臣们充饥。
凌晨3点，紫禁城内一片漆黑，唯有军机处值庐中灯火通明。不过，最辛苦的人不是军机大臣，而是负责撰拟谕旨和管理档案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成立后，权责日重。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事务，莫不经过军机处，单凭几个军机大臣已经处理不过来了。于是军机处成立的第二年，就增设军机章京。起初军机章京无定额，从内阁中书、笔贴式等官员中选调。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起，定军机章京满汉各十六人，分为满汉各两班。每班的领头称为“达拉密”，由他领着章京们在军机处值班。通常情况下，满汉章京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即便是大年初一，军机处也要当差入值。
军机处最强调效率与速度。军机大臣的工作流程，生动地描绘了这里的“速度与激情”：军机大臣入值后，约莫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就要去养心殿面见皇帝，聆听皇帝对政务的处理意见，这叫“承旨”。皇帝在征询军机大臣对政务的意见后下达指示，军机大臣就会急匆匆赶回五十米以外的军机处，将皇帝的意思“述旨”给军机章京，章京们走笔如飞，执笔“拟旨”。军机大臣拿着拟好的谕旨，再赶回养心殿报皇帝批准。一来一去，不过一个时辰，许多政务就处理完了。
军机大臣是跪着“承旨”的。久跪辛苦，大臣们总结了一些小窍门。比如说他们会在膝盖处用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里，这样跪着就不疼了。为了免除终日长跪，军机大臣们还练就了简明扼要的本事：无论事情多复杂，一定三句话内讲完，免得皇帝再问。皇帝批文封好后，就会加盖军机处大印，并写明驿递日行里数，交给兵部发驿马传递，或每日行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飞奔的骏马带着皇帝的批文，在帝国的驿道上川流不息。凭着这套交通系统，中央集权的触角伸向帝国各方。“密”，是军机处的最大特点。军机处成立后，雍正三令五申地告诫属下“臣不密则失身”的道理，并规定军机处外面由护军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都严禁私入。甚至服务人员，也规定必须是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小太监，称为“小么童”。15岁之后，就立刻换新人。而占军机处文书大头的“廷寄”，与文武大臣向皇帝呈递的“奏折”，更是改变了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公文惯例。
今天，“上朝批折子”是人们对皇帝工作的主要印象。孰知，清代之前的皇帝，是“不批折子”的。奏章摆在皇帝案头，需经过复杂的流程。以明朝为例，当时地方各省及中央各部的上行公文，若有关公事的，叫“题本”；有关私事的，叫“奏本”。这些“本”首先要汇总到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的通政使司，然后交给内阁。内阁先“票拟”附上处理意见，与奏本一同送达皇帝审批。皇帝用朱笔写下意见后再发给内阁执行，这叫“批红”。
明朝中叶后，皇帝对政务懈怠，往往将“批红”权力交予司礼监，让首席秉笔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作“朱批”。明朝这套政务处理流程，虽然开了太监参与朝政的后门，也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因为内阁首先阅览奏章，在皇帝过目之前，就拟定了意见。即便皇帝驳回了内阁的“票拟”，也会想法子补救。慢慢地，内阁首辅变成事实上的宰相。如果他与首席秉笔太监关系密切，且皇帝年纪幼小，那么决策权就掌握在内阁首辅手中。例如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属下官员上“奏本”，内阁依张居正的意思“票拟”，政治盟友冯保控制的司礼监再“批红”，“万历新政”就这样雷厉风行地推行开了。
为了避免自己被内阁蒙蔽，康熙中期发明了奏折制度——皇帝亲信秘密地直接呈递报告，皇帝通过秘密报告，掌控全局。奏折绕过了内阁，这保证皇帝不受干扰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权力集于君主一身。
雍正完善了奏折制度。他不仅将有权写折之人扩展至大学士、各省督抚、藩、臬、提、镇，也在保密措施上下足了功夫。首先，密折均直达御前，中间不经过任何人转手；而且密折只能由皇帝一个人批阅，即便是军机大臣也不能过目。
在《朱批谕旨》前言中，雍正自得地说：“此等奏折，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密折与朱批，由特制匣子传递。大臣与皇帝一人一把钥匙，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打开匣子。即便如此，雍正还要谆谆叮嘱臣下不要泄露密折内容。鄂尔泰是雍正最信任的宠臣之一，雍正在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奏折的朱批中告诫他，“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就是朱批过的奏折，雍正依然不放松，还下旨要求具奏人在一定时间内交回宫中保存，本人也不得抄录留底，否则严惩不贷。
那么，朱批后的奏折是如何到达具奏人手中的呢？靠军机处。军机处收到朱批奏折后，先由军机章京将奏折连同朱批誊写一遍，加以保存；原件则密封装好，直接传给上折大臣。有些折子，皇帝当天没有考虑周全，就“留中”不发；另一些极为机密的，只录“另有旨”，连副本也不保存。
雍正靠密折了解下情，推行新政，震慑臣下，清明政治。举凡气候、粮价、养廉、水利等，密折是无所不包。除了这些，精力充沛的雍正还喜欢插手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臣也望风希旨，投其所好：雍正六年六月，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捡到陕西棉花商人秦泰170两银子，没有私自独吞。时任河南山东总督的田文镜在奏折中向雍正陈说此事，皇帝批示：“这是田文镜你教化有方，真是国家的祥瑞，朕很高兴。”由于地方大员多有密折具奏之权，雍正乐得他们互相牵制，相互监督。王绍绪由鄂尔泰举荐出任广州提督，雍正担心他过于“善柔，行小惠沽名钓誉”，于是让广州将军石礼哈监察王的表现。在接到石礼哈“王绍绪念念不忘圣恩，勤于办事”的回奏后，雍正依然疑虑重重，又询问了两广总督、署理广州巡抚的意见。得到广州巡抚傅泰的肯定意见后，方才罢了。
任命一位广州提督，就要耗费皇帝如此的心神。在天威罩顶的震慑下，雍正力推的新政，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也轰轰烈烈地推行下去了。自雍正朝始，密折政治成为清朝政治的主流。军机处扮演枢纽的作用，对于大清帝国走向盛世，功莫大焉。
雍正藉着军机处“以一人治天下”，同时也将重担放在肩头。清朝皇帝普遍勤政，而雍正是其中最突出的。雍正四年五月，皇帝在上谕中感慨地说道，皇考每日上朝，已经是勤政的楷模了；而朕，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又有过之。白天，雍正帝接见大小官员，披览章奏；晚上在青灯下，还要阅读各地的密折，多至二三十件。
据统计，雍正当政十三年，至少批阅过奏折两万两千余件，题本十九万余件，写下了千余万字的批语。与他的父亲和儿子不同，雍正从未南巡锦绣江南围猎木兰围场。除了生日放假一天外，他就是一架工作机器。君主集权的背面就是放弃休息、勤于政事。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暴死于圆明园，大位传给宝亲王弘历，新帝年号乾隆。在乾隆皇帝时，军机处彻底成为了皇帝的左右手，军机大臣彻底成为了皇帝的高级秘书。军机处奠基者的结局
张廷玉是清代唯一进入太庙的汉人，也是配享太庙中唯一没有爵位的大臣。
清代二十六位配享太庙的王公大臣中，满人二十三名，蒙古亲王两名，只有张廷玉一人是汉人。配享太庙者都有着较高的封爵，如亲王、郡王、伯爵等，为何张廷玉又是唯一没有爵位的大臣。
为了配合准噶尔部用兵，军需房被改为军机处，并在隆宗门内办公。军机处创设后，首任三名军机大臣之中，允祥不久便去世，蒋廷锡资望不及张廷玉，遂由张廷玉担任了军机处首席大臣。张廷玉在任时，奠定了军机处的基础，使得军机处成为维系清廷统治的重要支柱，如后人所言，“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
军机处在提高文官系统办事效率的同时，保证了皇帝的集中权力，为满清统治的巩固与延续立下大功，是故雍正夸赞他道：“汝之功勋在疆场汗马之上”。
张廷玉患病在家时，雍正对侍卫道：“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侍卫惊问为何。雍正叹道：“大学士张廷玉正在患病，朕这不是臂痛吗？”在雍正看来，张廷玉已成为自己的臂膀。
对张廷玉的厚爱，表现在方方面面。张廷玉回安徽桐城老家祭祖时，雍正特意赐了个如意给他，祝他“往来事事如意”。在张廷玉的谢恩奏上，雍正又批了番肉麻的话语：“朕即位以来，朝内的大臣，一日不曾相离者，惟卿一人。虽是君臣，情同契友。”
在会试考试中，张廷玉长子张若霭表现优异，雍正看了大喜，想将他取为探花。张廷玉再三推辞，认为天下寒门子弟，苦读多年，无不希望在科举中问鼎，官宦子弟，不应挤占寒门子弟，雍正遂将张若霭改为二甲第一名。
张廷玉堪为雍正最亲信的臣子，雍正甚至将秘密所立储君人选也告诉了他。
汲取了康熙年间诸皇子恶斗的教训，雍正登基之后，决定不设皇储，改行秘密立储制度。至于雍正所立皇储为何人，外界虽有流言，但终无确证。雍正八年，雍正患了重病，自以为将不久于人世，紧急召张廷玉入宫，将写有接班人名字的密旨出示给他看。
未来接班人是谁，生性谨慎，口风紧密的张廷玉自然不敢对外公开，但有意无意之间，他还是露出了蛛丝马迹。张廷玉曾进宫给皇子们教书，与皇四子弘历关系尤其密切。弘历曾请张廷玉为自己的文集作序，张廷玉欣然命笔，吹捧弘历：“以天授之才，博古通今之学。”平日里弘历也与张廷玉诗词来往，彼此唱和。张廷玉对弘历的态度，间接表明了雍正的选择。
张廷玉鞍前马后，为皇权效忠卖力，雍正也不会亏待他，特意赏给张廷玉的配享太庙的无上殊荣。太庙是供奉皇室神位的地方，立下大功的功臣。经过皇帝批准，也可以供奉在太庙，这是无上的尊荣，这是中国历代帝王给予立下巨功的臣子的最大奖励。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生病去世。雍正的去世毫无征兆，他虽在身前确立了秘密建储制度，但除了亲信张廷玉，无人知晓谁是接班人。众亲王及大臣正不知所措时，张廷玉告诉王公大臣：“传位密旨我曾看过，此旨收藏在宫中，应请出以正大统。”
得悉雍正已经确立了接班人，众人松了一口气，就让太监总管立刻去找密旨。一大堆文件当中，太监总管怎么也找不出密旨。张廷玉记忆力过人，当年雍正给他看密旨时，他记住了密旨的样子，就提醒太监总管：“密封之件为数不多，用黄纸固封，背后写有封字者即是。”
不一会太监总管果然将密旨找了出来，王公大臣们方才松了一口气。密旨找出来了后，张廷玉自告奋勇，拆了密旨，在灯下宣读，以弘历为接班人。在群臣拥戴之下，25岁的弘历接位，是为乾隆。当夜乾隆即任命张廷玉等四人为辅政大臣。
对于张廷玉的拥戴之功，乾隆自然是记在心里。次日，乾隆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写入到遗诏之中颁发。
遗诏是对先皇一生功绩的总结，也是向天下人宣告新皇统治的合法性。遗诏并不一定就是皇帝本人所拟，大多数是皇帝死前命亲信大臣拟定，再由自己审核定稿。雍正突然暴死，来不及留下遗诏，乾隆就以雍正的名义拟写、颁布了遗诏。
乾隆下令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写入遗诏，此举既是对张廷玉的笼络，也是他的承诺，即先皇给你们的一切，朕会全数给你们。对乾隆打出的保证书，张廷玉自然心里无比欢喜，可场面上得做足，几次三番推辞，不肯接受。为了劝说他接受，表示诚意，乾隆查验古典，翻出了明代朱元璋令李善长等七人配享太庙的先例。既然新皇帝如此厚爱，推让几次后，张廷玉欣然接受了这份尊荣。
一荣俱荣，张廷玉的儿子也受到乾隆重用。儿子张若霭入值南书房，并承袭张廷玉三等伯的爵位。乾隆还给了张廷玉一份特别待遇，命内务总管在紫禁城内专门为张廷玉建了个房子，供他在军机处值班时休息用。
乾隆执政初期，一改雍正朝为政刚猛的风格，而以宽缓为主，对老臣们也是分外信任。登基之初，羽翼未丰，新皇自然要笼络人心，重用老臣。拥立有功，熟悉政务的张廷玉，在乾隆朝初期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众望所归，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汉人官僚集团。
客观讲，张廷玉很知道收敛，知道为臣之道。他位极人臣，历经三朝，备受皇帝信赖，却始终谨慎，以谦虚平和作为人生哲学。他曾说过，人生好比爬楼，爬到一半就足够了，不必登得太高。他平生无声色之类爱好，退朝之后常独坐书斋中读书。与人交往时，不过收些茶叶之类的礼物，从不接受重礼。
虽然张廷玉谨慎小心，可羽翼丰满之后的乾隆对老臣则是另一种态度了。乾隆开始再三敲打张廷玉，警告他不得结党营私。乾隆的敲打，表面上是制止张廷玉权势扩张，实质上却是对满汉之争的忧虑。
雍正初登基时，出于对满人亲贵的不信任，大力任用汉人，出现了张廷玉这样的汉人重臣，满汉之别还不是很明显。乾隆时代，江山稳固之后，满汉之别突出。天下是满洲人打下来的，统治江山自然该由满洲人来唱主角，此观念于乾隆脑海中，根深蒂固。表面上他对汉人大臣亲信有加，加以任用，但前提却是必须保证满人亲贵在朝中占优势地位。
此种观念，在军机大臣的任用上便可看出。张廷玉虽是军机处元老，但首席军机大臣一职，一直由资料较浅的满人担任，资历最深的张廷玉无缘首席军机。到了七十多岁高龄时，张廷玉处理朝政，终究吃力。且长期被后生小子给压着，心中难免不快，他曾掷笔长叹云：“精力竭矣！”他所衰竭的，不单是精力，更是心力。
张廷玉以年迈为由，奏请返乡养老，乾隆再三挽留。因为张廷玉从政多年，威望极高，堪为汉官受重用的象征。留他在朝内，可以修补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
拖到乾隆十四年，乾隆终于同意张廷玉退休。依照张廷玉的资历与功绩，他的退休怎么也是风风光光，不想却生出无限是非，总算能留条命回家养老，而一切的祸根都源于配享太庙这个无上荣耀。
此时已七十八岁的张廷玉，于富贵权位已经看得淡了。他所看重的是身后的殊荣，是历史的地位，对于配享太庙的资格自然格外在意。而外界对于他配享太庙的资格却是议论纷纷，各种流言也传到了他的耳中，让他坐卧不安。
官场之上，言多必失，文过必祸，年迈的张廷玉也开始糊涂起来。
当乾隆准许他退休时，他特意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张廷玉念叨：“恐身后不得蒙荣，外间亦有此议论”。
张廷玉请乾隆做出承诺，将会遵循雍正的遗命，让自己配享太庙。唯恐乾隆空口无凭，张廷玉甚至“免冠叩首，请上一辞以为券”。
乾隆看了这个上奏勃然大怒，皇帝赏给臣子的荣耀，能不能兑现这是皇帝的事，从来没有哪个臣子敢要求皇帝以书面文本做出承诺，这是对君权的要挟，这是对皇帝的大不敬。
但乾隆还是忍住了这口怒气，如果他发作，正好坐实了外界流传自己不肯让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议论。而不让张廷玉配享太庙，却是对先皇雍正的忤逆，这又将会激起无数议论。
乾隆咽下了这口怒气，隐忍不发，他颁布了上谕，保证一定会让张廷玉配享太庙，又赐诗给张廷玉，云“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恩或过之”，以让他安心。
乾隆给足了张廷玉面子，但张廷玉终究是老糊涂了。在皇帝做出了这么多让步与许诺之后，他竟然没有亲自到宫门口去谢恩，只是让儿子代自己前去谢恩。
得知张廷玉没有亲自来谢恩之后，乾隆勃然大怒，张廷玉大不敬在前，怠慢礼节在后。
乾隆严厉指责张廷玉：“张廷玉之罪，不在于不亲自谢恩，而在于请朕承诺。之所以让朕承诺，乃是不信朕。”“朕待群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转不能信，忍为要挟之求。观其如此居心，其有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耶！”
至此，乾隆才流露出了真实想法，即张廷玉不配配享太庙。乾隆斥责道：“配享太庙的都是佐命元勋，立下赫赫战功，张廷玉有何功绩能与之比肩？张廷玉所擅长的不过是撰写谕旨。朕平心论之，张廷玉实在不当配享太庙，其配享实为过分。”
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是以雍正遗诏的形式公布天下。且在某种程度上，张廷玉已成为汉族臣子与满人和睦相处的象征，削去他配享太庙的资格会让汉人大臣寒心。故而在惩治张廷玉时，乾隆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夺去张廷玉爵位之后，准许他以大学士身份退休，死后仍准配享太庙。
自从政以来，张廷玉向未受过如此打击，在京中已如惊弓之鸟，只想早日返乡养老。乾隆十五年，乾隆的长子永瑝去世，初祭完之后张廷玉就急着申请返乡。对一个高龄老翁老说，早日返乡，安度晚年，并无可非议之处。
张廷玉急火火地申请回乡养老。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乾隆顿时发作，大骂张廷玉：“张廷玉曾侍朕讲读，又曾做过定亲王的师傅，如此蓦然无情，还有人心吗？”接着又将张廷玉说的一文不值：“你当官这么多年，毫无建树，不过就是一个古董陈设而已。”
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又一次被提了出来。乾隆这次搬出老爹雍正来代言：“假若皇考还活着，看到你张廷玉今天的行为，也要收回成命。你张廷玉不但得罪于朕，更是得罪了皇考在天之灵！”
随后，张廷玉配享太庙资格被罢去。这还不够，乾隆又着手打击张氏势力。张廷玉的儿子张若澄，所娶妻是四川学政朱荃的女儿。朱荃在四川任官期间，贪赃枉法，被人告发。乾隆抓住机会大做文章，打击张廷玉。
乾隆的打击张廷玉的理由，却是荒诞。
朱荃是浙江桐乡人，雍正年间，桐乡曾出过著名的吕留良案。朱荃与吕留良，只不过是同乡而已，并无任何关系。乾隆认为，朱荃是吕留良案件涉案之人，侥幸被宽恕，属于衣冠败类。你张廷玉是资深元老，吕留良案所有谕旨，都出自你的手笔，你岂能不知朱荃其人，“乃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
借张廷玉亲家朱荃一案，乾隆将张廷玉家产查抄，并以张廷玉家产一万五千两替朱荃赎罪。张氏一门及其亲眷为官者众多，以致于有“登仕籍者甲于天下”之说。经过乾隆的几番惩罚，曾经辉煌一时的安徽桐城张氏，至乾隆朝中期，只剩下张廷玉四子张若渟一人还在官场，其他无一人为官。
回乡六年之后，张廷玉在乾隆二十年（1775）辞世。张廷玉离世后，乾隆察觉到自己对张廷玉处理的太过分了，又再次批准了张廷玉配享太庙。但乾隆嘴巴上却不肯认错，找借口道：“让他配享太庙，这是先皇雍正之命，朕何忍违。”死前的张廷玉，并不知道自己能再次配享太庙，带着无限遗憾离世了。
诚如张廷玉的名句“万里长城万里空，百世英雄百世梦”所言，一切如梦，死后能配入太庙又如何呢？被斩的首席军机讷亲
乾隆继位之后，一度将军机处改名为“总理王大臣会议”，并削减军机处权能。不久后他发现，雍正创设的军机处，对于维持统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遂在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重新恢复军机处，并以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六人为军机大臣，办理一切事务。
军机处的负责人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又称“军机处行走”。清代官场上的“行走”，指凡以原官在不设专官的机构兼职、入值或当差，称某处“行走”，由皇帝挑选内阁中的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等三品以上亲信大臣担任。大学士、尚书、侍郎等，虽然名义上到军机部上班是兼职，但基本上都在军机处办公。
军机处初创时，军机大臣不过三人，此后逐渐增多，一般为五人，至后期扩为六、七人。军机处中满汉大臣的人数并无明确规定，但在选用军机大臣时，须考虑满汉平衡。军机大臣属于任务性质，而非定制官衔，无品阶，也无俸禄。
雍正朝军机处创设之初，以允祥为首席军机大臣，为了避免亲王权势过重，后世曾限定亲王不得入军机处。实际上亲王入军机处在后世也不鲜见。据统计，在军机处存在的近二百年里，有二十九人担任过首席军机大臣，其中有七个亲王，任职共五十二年；还有十四名是旗人，任职共九十三年；而汉人仅八位，任职共三十八年。
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共同议事，实际上由首席军机大臣做主，“军机大臣多至六七人，而权实操于领袖，新进者画诺奉行，徒拥虚名也。”
各省发来的奏折，如果皇帝发给军机处商量，则先由首席军机大臣阅览，然后再由他指定某位军机大臣翻阅，未经指定的军机大臣不得观看。军机大臣被召见时，可以各抒己见，一般由首席军机大臣首先发言，其他军机大臣发言时不大会悖逆首席军机大臣的意思。
军机大臣要轮流在军机处值宿，以备皇帝随时召见，提供意见。召见一般每日一次或数次，商量各种军政要事。皇帝至圆明园或出巡时，除安排个别人留京办事外，其他军机大臣都要随行，随时准备接受皇帝咨询。乾隆初年，考虑到张廷玉年迈，还特意为他修建了精舍，以让他住的舒适点。
自军机处设立后，军国大事概由军机处负责。用兵时，由军机大臣决定战略方针，皇帝批准之后，再以谕旨发往前方。前方将领的请示，经由军机处讨论，奏报皇帝批准后，再发往前方执行。至于用兵时的兵马粮秣，山川地形，人文地理之类，概由军机处主持策划，这也是后世参谋本部的雏形了。
军机大臣原先只在后方出谋划策，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大小金川战事旷日持久，不能取得突破，乾隆便令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往前线统兵指挥，结果却让讷亲死于刀下。
讷亲是满洲镶黄旗人，祖父遏必隆是清代名将，死后佩刀被收入皇宫，名“遏必隆刀”。讷亲年轻时曾在宫内做侍卫，被雍正所熟知，以为可以重用。
雍正十一年（1732）讷亲入军机处，此时不过三十余岁。乾隆登基后，初期依赖于鄂尔泰、张廷玉等老臣。但乾隆是何许人也，自然不愿受老人限制，而要培植自己的亲信。年轻勤敏、能体会“圣意”的讷亲，受到乾隆青睐，恩眷尤厚。
讷亲能被乾隆看重，自有他的可取之处。讷亲为官清廉，为了杜绝有人前来行贿，特意在宅门口养了条巨獒。讷亲出巡江南时，各省供应，极为奢华，讷亲一概回避，乾隆对此大为满意，表扬道：“伊素性谨慎，朕所深知。”
讷亲在各省整治河道，办理赈灾，整顿吏治，颇有功劳。到了乾隆十年，讷亲被授内阁保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是清代文官中的最高尊荣，能得到保和殿大学士的寥寥无几。讷亲之后，直至清末，只有傅恒一人得过。
老臣鄂尔泰死后，讷亲成为首席军机大臣。有清一代，如果内阁首揆不兼任军机大臣，则有宰相之位，而无宰相之权。军机大臣如果不入内阁，则有宰相之权，而无宰相之位。如果二者兼得，方为仕途圆满。讷亲二者兼具，堪为圆满了。
年纪轻轻的讷亲，在军机处排名于三朝老臣张廷玉之前，满朝文武自有非议，汉人官僚更是不平。讷亲也觉得乾隆厚爱的有些过分了，上疏称自己资历浅薄，不敢排名于张廷玉之前。乾隆想想也是，就弄了个折中办法。军机处奏事时，凡满文奏折，则讷亲排名在前，凡汉文奏折，则张廷玉在前。虽在排名上玩些花枪，讷亲掌握军机处已是不争事实。
但讷亲也面临着傅恒的崛起与挑战。
与讷亲相比，傅恒更年轻，更有背景，更有实力。傅恒的来历不一般，他是乾隆最钟爱的孝贤皇后的亲弟弟。乾隆十三年（1748），孝贤皇后陪同乾隆南巡时，在德州感染风寒去世，年仅三十七岁。孝贤皇后容貌艳丽，贤淑节俭，做皇后十三年都未曾佩戴过珠翠首饰。去世后，乾隆哀恸至极，写诗云“廿载同心成逝水，两眶血泪洒东风”。孝贤皇后
孝贤皇后去世后，对她的亲弟弟傅恒，乾隆自然是异常恩宠了。傅恒于乾隆七年担任御前侍卫，到了乾隆十年，二十四岁的傅恒就被任命为军机处行走，升迁之快，为前所未有。在培养讷亲的同时，乾隆也在栽培傅恒。乾隆自己说道：“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时，朕培养讷亲；讷亲在时，朕培养陶成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
当傅恒崛起之时，讷亲急切地需要证明自己，此时机会来了。乾隆十二年，西南烽火燃起，大金川土司叛乱。讷亲亲往前线，指挥战事，结果却是久战无功。
金川战事，后日被乾隆列为十全武功之首。于正当壮年的乾隆而言，金川之战，是处于鼎盛国力的大清，以巨大战车去碾压一个小小蛮夷族群。然而，金川爆发出来的惊人战力，让乾隆损兵折将，指天骂地，却又无可奈何。
乾隆十三年六月，讷亲到了前线。屡遭败绩之后，讷亲知道仗是没法打了，高挂免战牌，每日里只是向乾隆请求多发援兵。讷亲甚至悲观地认为，就是增兵之后，官兵虽多，但能否攻下大金川，就是再过两三年也很难说。
前线战事拖延，胜利遥不可及，乾隆准备将讷亲调回京师。首席军机大臣坐镇中枢，任务繁重，自然不能在外久留。乾隆也知道讷亲身体不好，“即以身体而论，伊素日体虚气弱”，不宜常驻金川这样的苦寒之地。乾隆决定在来年春季调讷亲回京师，另从前线将领中选一人总领军务。
春天还未到，八月间，乾隆看到前方战事拖延，心中焦躁不安，想提前召讷亲回京，当面询问为何久攻不克。讷亲一看要调自己回京，心中大喜，竟然忘乎所以，上书乾隆，请让自己立刻回来。讷亲同时在奏折中称，朝廷中有人攻讦排挤自己。此时他也知道自己在朝中地位不稳，傅恒崛起，急着回京巩固自己的地位。
乾隆一看讷亲急火火地要回来，自然是恼怒异常，指责讷亲“而乃一闻召入之旨，如获更生。”乾隆也指出，讷亲认为有人排挤自己，所以急着回京，实际上是为败绩寻找借口而已。乾隆讽刺道：“你如果有能耐取得大胜，有必要担心被排挤吗？你讷亲在军机处时暗中排挤过的人，朕没有察觉的肯定也有吧。”
讷亲仗没打胜，回京倒是积极。乾隆看在眼里，火在心里，下令将讷亲革职，暂留在军营中效力。到了九月，乾隆命新任首席军机大臣傅恒赴金川前线，接替讷亲指挥战事。
讷亲惹怒了乾隆，失去了恩宠，亲兄弟跟着都胆寒，于是纷纷上奏讨伐讷亲。哥哥两江总督策楞先奏称，讷亲在前线退缩乖张，辜负皇恩，请交刑部严惩。弟弟山西巡抚阿里衮上奏，请跟随傅恒前往金川前线，愿身先士卒，以弥补兄罪。乾隆看了极为满意，指示阿里衮，有此心就可以了，杀敌的事，你就不要去了。
十一月，傅恒从京师出发，前往金川。此月讷亲上了两个奏折，让乾隆大为不满。讷亲先是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洒洒数万言，但却没有提及金川前线情况，而只是将失败归咎于张广泗。随后讷亲又上了一个奏折，大谈如何处理金川善后事宜。
乾隆看了奏折后大为震怒，金川前线战事毫无突破，你就想着善后了，“其与古人所谓何不食肉糜者，又奚异乎？”乾隆本来准备金川战事终了之后，将讷亲发配到北方充军赎罪。现在一看讷亲如此糊涂，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顽钝无耻”，对他是彻底失望，遂命在金川前线的侍卫富成逮捕讷亲。
此时乾隆并未对讷亲动杀心，不想讷亲的一句话却断送了卿家性命。却说富成逮捕讷亲后，将与讷亲的谈话记录全部交给了乾隆，其中讷亲一句闲话：“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刺激了乾隆。
在乾隆看来，这句话透露了讷亲对乾隆的真实看法，即明明不能攻下大金川，你乾隆却硬要出兵，这不是盲目决策，好大喜功么？此外，讷亲碰到前往大金川的八旗援兵时，曾牢骚道：“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这又让乾隆恼羞不已。
满洲兵被调往大金川这种苦寒之地作战，自然是满腹牢骚。对此乾隆也心知肚明，但嘴巴上却硬要说：“满洲兵闻调，无不欢欣鼓舞。讷亲以为受苦，实是嫉妒他人成功，动摇众心，罪不可逭。”
讷亲私下的这几句闲话，刺痛了乾隆。讷亲是乾隆一手提拔起来的，不想私下如此说自己，失望之余，对他自然是恼恨至极，杀意已生。
此年十二月，乾隆亲自给讷亲定性，“讷亲乃阴柔之小人。”
恼恨于亲信的腹诽，乾隆赐出遏必隆宝刀，命尚书舒赫德带着到前线斩杀讷亲。乾隆赐刀此举用心颇是险恶，因为这把宝刀是讷亲爷爷遏必隆用过的，由是得名。用爷爷的宝刀来斩杀孙子，大概只有作诗十万，文采过人的乾隆想的出，做的出。讷亲在解送途中知道自己必死，开始绝食，以求速死。次年正月二十九日，押解队伍行至班拦山时遏必隆宝刀送到，讷亲被当场处决。“上既诛讷亲，知大权之不可旁落。然国无重臣，势无所倚。”
此时张廷玉年迈失宠，乾隆可信任的重臣只有小舅子傅恒了。
傅恒出马，亲赴金川前线指挥作战。对傅恒，乾隆是恩宠有加。乾隆皇帝特派头等侍卫达清阿、户部尚书达勒党阿等随行，在金川前线照料傅恒的饮食起居，又并多次降谕令傅恒爱护身体。
第一次金川之役自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延续至十四年(1749)正月，前后历时三年，清
自傅恒奔赴金川前线之后，乾隆发现军机处的效率开始下降，抱怨道：“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乾隆开始思念起傅恒了：“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黄昏，方行进呈。而词句中诸多不当之处，复烦朕修改至半夜。傅恒在前线主持战事时尚能操办事务，朕在此间，实在想念他。”
廷调动各省兵力八万余众，耗银千余万两，阵亡将官计参将买国良等二十六员、游击孟臣等二十二员、土兵计三千八百八十二员。傅恒
在金川取得名义上的胜利后，乾隆大喜，厚赏傅恒。但傅恒在首席军机大臣的任上，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骄横之态。从前任张廷玉、讷亲的际遇上，傅恒清晰地知道，皇帝如火般的恩宠，若不矜持点对待，瞬间会变成寒冰。但位极人臣之后，想要独善其身却也难了。
乾隆瀛台赐宴时，风传有两名学士为了讨好傅恒，竟然跑过来向他屈膝请安。傅恒的兄长去世后，操办丧事时，各部大小官员纷纷登门祭奠。由于车马轿舆拥挤，竟将道路堵塞，以致要步行才能入内。
乾隆重用傅恒，是因为他能干，会干，肯干，这有利于皇权，有利于统治。可看着傅恒的翅膀一天天硬了起来，乾隆也开始有点吃醋了。这吃醋，只是看着傅恒在大臣们的簇拥下，在主持军机处时如鱼得水的姿态，在心理上产生出的失落感罢了。
忧虑傅恒的权势过重，乾隆开始旁敲侧击，提醒傅恒。在内廷时，傅恒偶有小错，乾隆严词训斥，美其名曰“防微杜渐”。一日上朝，傅恒因故迟到，跌跌撞撞地跑入时，气喘吁吁。御前侍卫笑道：“相公身肥，所以喘息”。乾隆顺势开玩笑道：“不但身肥，只怕心儿也肥了。”“心肥”的潜台词就是胆壮、权重了。此言一出，傅恒“神气不宁者数日”。
皇贵妃慧哲的弟弟，两淮盐政使高恒，因为贪腐被判斩刑。行刑之日，傅恒帮高恒求情，请看在皇贵妃的面上，饶他一命。不想乾隆说了一句话：“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皇后之弟兄即傅恒也。傅恒闻言之下，顿时“战栗失色”，不敢再言语，高恒也被斩首。
对于乾隆“乾纲独断”的性格，傅恒洞然于心。成为军机处首席大臣后，为避免以往首席军机大臣一人入内廷见皇帝，给人专擅之感，傅恒请所有军机大臣一同进见，此后所有军机大臣一起入见皇帝成为定制。对乾隆赏赐的黄带、四团龙补服、宝石顶、双眼花翎，他再三推辞，不敢佩戴，直到乾隆以不戴不符合礼制规定，才小心翼翼地佩戴上。小心才能行的万年船，谨慎乃是保住富贵的不二秘诀，深谙此中奥义的傅恒，小心翼翼地帮乾隆打点着江山，如此才在首席军机大臣位置上一坐二十余年。军机章京荣辱路
军机处设立之初并无军机章京。随着事务的增多，张廷玉与鄂尔泰在军机处办事时，开始携带得力助手来帮忙处理文书。雍正十年，张廷玉带内阁中书四人，鄂尔泰带内阁中书二人，帮助处理缮写等事宜。此时章京由军机大臣自己携带。随着事务的增多，军机章京也开始增多，并从内阁中书、笔帖式中挑选精干可靠人选作为章京。“军机章京”亦称“小军机”或“司员”，他们虽不似军机大臣那样声名显赫，标榜于史册。但他们在当时职责重大，担任撰写谕旨，整理政令、档案工作，并因其职位之重要，而在官场中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据邓之诚统计，清代由汉军机章京升为军机大臣者有三十三名之多。又据刘绍春统计，嘉庆朝以前入直的二百七十五名满章京中，升为从二品以上官员者有七十五名，占百分之二十七。嘉庆朝以前入直的汉章京有二百一十五名，官至二品以上者五十三名，占百分之二十五。
军机章京也有着许多一般官员所没有的荣耀。七品的军机章京可以带朝珠、红帽罩，穿貂褂。带朝珠是军机章京所享有的特权，自雍正年间军机处创设起，就得享此殊荣。而依照礼制，只有五品以上文官才可以挂朝珠。乾隆三十五年，军机章京准戴全红帽罩，准用红雨帽，这是三品以上大员的待遇。乾隆三十七年，又准军机章京穿貂褂。而依照礼制，只有三品以上大员才可穿貂褂。
军机章京需要轮流值班，是为“上班”。上“班”的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三点，共八个小时。军机处白天有十几个章京办公，晚上轮流安排人值夜班到凌晨四点。由于五更上朝，此前会有大量奏折递到军机处，早上也比较繁忙，排了两人值早班，大致从凌晨四点值到七点，每班两天。
军机章京中资格较老的称为“老班公”，资格较浅者称“小班公”。老班公执掌拟定谕旨事务，小班公则负责“随手档”事务。随手档者，每日依照时间地点，扼要登记皇帝谕旨与大臣奏折，使前后经过一目了然。至春节值班，无事时则在当日“随手档”上书“太平无事”。有事则书“太平有象”，遇到皇帝万寿节则书“万寿无疆”。
本来拟定谕旨是军机大臣的任务。军机处初创时，皇帝只召见首席军机大臣，当面传达意思，再由首席军机大臣拟定谕旨。
雍正朝时，张廷玉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他精通满汉文，记忆力又好，拟定谕旨一气呵成，毫不吃力。到了乾隆朝，由讷亲担任首席军机大臣。讷亲没有张廷玉那样的文学能力，但记忆力超强，每次乾隆单独召见后，均能将意思复述。讷亲转述意思给其他军机大臣之后，再由汪由敦来拟旨。对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汪由敦叫苦不迭，但又不好推却。
讷亲被杀后，傅恒任首席军机大臣，他的记忆力没有讷亲好，乾隆单独接见时，有些话记不住。傅恒感到头痛，就请乾隆接见所有军机大臣，大家一起来记，但仍由汪敦由拟旨。汪由敦为了偷懒，也为了避免自己专擅的嫌疑，就将拟旨的活儿转给了军机章京。此后拟定谕旨遂成了军机章京的任务。
将草拟谕旨的工作转给军机章京也是军机处发展成熟的一个标志。军机大臣每日例行公事，是协助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如果军机大臣每天都要忙于处理技术性的文书工作，必然会削弱其事务工作上的效率。将草拟谕旨的工作转给军机章京，一方面，既有助于提高军机章京们的积极性，给他们发挥才华的机会，以向皇帝、向军机大臣们证明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也有利军机大臣专一于军政事务，提高军机处的工作效能与质量。就皇帝而言，也乐于看到军机章京们起草谕旨，这样可以分权，避免军机大臣大权独揽的现象出现。
当军机大臣被皇帝召见，回到军机处后，将此次召见的主要内容向章京们转达，这就是“述旨”。然后章京们开始“批拟”，即拟定谕旨。一般情况下，军机大臣要根据皇帝口述的意思，于晚上将谕旨拟定，第二天进呈。一些军机章京由于善于缮写谕旨而飞黄腾达。如军机章京申甫，所起草的谕旨都能切中乾隆的意思，且明白流畅，洞彻机要，后来升任二品大员。军机章京孙永清，拟定谕旨，一气呵成，被刘统勋、于敏中等人所看重，后来也做到了广西巡抚。
军机章京的勤劳，皇帝每日都看在眼里，不时会有封赏。金川战事最吃紧时，乾隆突然想起来，得奖励奖励天天加班的军机章京们了，下旨称：“办理金川军务以来，军机处行走官员，皆黾勉供职，著分别等次，交部议叙。”随后军机大臣将军机章京按照出力多少，分为三个级别，造表献上，一一予以奖励。
军机章京久处中枢，与皇帝及重臣接触的机会多。常有军机章京因为办事干练，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而飞黄腾达。军机大臣在外出征战时，常常会亲自点名，将自己信任而又能干的军机章京带上从军。在前线的实际历练，与军机大臣们的同甘共苦，无疑是今后仕途中的重要资本。
军机章京升迁的机会多，在科举考试中更是突出。历年科举考试中，军机章京问鼎者较多，以致当时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处所占”之说。乾隆二十五年会试的状元毕沅、榜眼诸桐屿，都是军机章京。到了乾隆二十六年，恰逢恩科，第一名是江南赵翼，第二名是浙江胡高望，第三名是陕西王杰，第一名、第二名又是军机章京。乾隆就将第一名赵翼与第三名王杰置换。军机章京之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屡屡高中，因军机处所处理事务关系时政。在八股考试之中，经过军机处浸染多年，通达政事，熟谙公文，又具文采的军机章京们自然容易高中。此外，因军机章京长期在中枢，贴近皇室，升迁的机会也更多。
自创设后，军机处对保密工作格外重视，如规定军机处工作人员不得与各部臣僚来往，在军机处服务的仆役均选不识字的少年担任，对公文也严加管理，不得私自带出。军机处直庐为禁地，虽王公大臣，未奉旨也不得擅入。
但军机处在人事制度上的弊端，决定了很难避免泄密。军机章京都是兼职，从各部选调得力人员进军机处，称“入直”。但军机章京仍须处理原衙门的事务。如军机章京程焘，原先是兵部主事，调入军机处后也得办理兵部事务，经常不来军机处值班。傅恒很恼火，抱怨道：“程焘经常不来上班，想必是留恋兵部吧？如果在兵部好，可不必再来军机处。”程焘听到后立刻收拾铺盖准备走人，傅恒一看他真要走，就赶紧过来将他挽留住。
对能干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时常请皇帝免去他们原衙门的事务，专心在军机处办事。如乾隆四十四年，军机章京孙永清本已经升任刑部郎中，但他是军机处得力干将，军机处特意奏请将他升衔留任，并请将他刑部的事务免去，专心办理军机处事务。
作为帝国的最高机构，军机处之中机会多，风险也大，一着不慎，往往有性命之虞。军机大臣如此，军机章京们也如此。在军机处历史上，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常牵涉进泄密案件。
虽然军机处做了诸多保密工作，但由于与原衙门的联系，加上官场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军机处根本不可能做到绝对保密。军机处创设之后泄密事件屡屡发生，虽再三整顿也无济于事。军机处处理的事务，有很多是地方督抚也不知道的。京师、直隶、江南、浙江等地有些小官，与军机处工作人员串通，将不发抄给督抚的公文打探出，提供给督抚以博取欢心。为此乾隆特意下谕，斥责地方督抚严加查办。
军机大臣们多年经营，编织了密如蜘蛛网般的人脉。他们的这些人脉之中，很多是巨富之家。富商们常在河边行走，难免鞋要湿掉。春江水暖鸭先知，军机大臣们得到消息之后，自然要帮忙照顾。军机大臣裘曰修与盐商牛兆泰是亲家。牛兆泰被人控告后，裘曰修立刻修书联络地方大员，嘱咐帮忙照顾。乾隆得知后，认为“军机处行走之人，尤当以慎密防闲为要”，下令免去裘曰修军机大臣职务。
因为盐商的关系，乾隆三十三年（1768），军机处发生泄密。这次泄密案件让乾隆暴怒，多名才气横溢的军机章京被贬值，送去边疆从军，最后命陨沙场。
盐政是清代最肥的官职，官员从盐商处收取贿赂，在官场中人人皆知。可索取贿赂也得遵循尺度，也就是俗语所云，吃相不能太难看。
乾隆三十三年，尤拔世出任两淮盐政使，一时顾不上吃相，急火火地跑去找盐商要银子。盐商有钱支撑，也有点骨气，有点傲气了，因中国社会，向来面子第一，大富人家，更注意吃相。尤拔世猴急地过来要银子，面子无存，吃香难看，这让盐商们也看不上，对他嗤之以鼻。
对官商勾结，侵吞帑银的积弊，尤拔世洞然于心。勒索不到银子，尤拔世使出泼皮的招数，去找乾隆揭发。尤拔世缓步渐进，盖盐商势力庞大，一不小心，可能会将自己给扳倒。他先是上奏称盐商家资丰裕，奢靡成风，请乾隆教导盐商要节俭度日。不想乾隆看了奏折后，对军机大臣道：“盐商有钱，花自己的钱再多有什么关系？奢侈点有什么不好，可以养活好多游手好闲之徒呢。尤拔世才到两淮，不晓事体，实在是谬见。”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尤拔世揭发前任普福与盐商勾结，贪污受贿。乾隆遂令江苏巡抚彰宝与尤拔世联合调查，不久查出普福、高恒、卢见曾等官员，利用预提盐引的漏洞捞取私利。“盐引”是盐商经营盐业的许可证，由户部统一印制。盐商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之后领盐引，然后凭盐引运销盐。盐引每年定量配给各地销售的，称为“正引”，卖不完的盐引称为“余引”。在有的地方，如两淮，每年的“正引”不够，就从下一年的配额里预先提取，称为“预提盐引”。
两淮地区的“正引”，每引需要缴纳三两六钱四分，但“预提盐引”仅需一两五钱。“预提盐引”与“正引”之间的差额为二两一钱，这差价本来是要纳入国库的。
两淮预提盐引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随着两淮地区人口激增，用盐量增加，遂在此年增加预提盐引。此后乾隆多次南巡江南，盐商沿途接待，耗费颇具，就将预提盐引余下的钱补贴给盐商。
从乾隆十一年至乾隆三十二年，两淮预提盐引共4计四百九十六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道，余利银总值在一千零九十二万两左右。而统计下来，用在乾隆历次出巡及购买贡品上的开销，不过四百六十万两左右，尚有六百余万两的余款。由于此笔巨款如何使用没有明文规定，盐商只要把两淮盐政使摆平，就可以自行开销。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查出盐商曾送给高恒十三万五千两银子，又代普福垫银购办贡物，卢见曾则接受盐商玉器古玩等贿赂。案情明朗后，乾隆对涉案人员分两类情况处理。对于盐商，他虽然极为不满，但只是让盐商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了事。此笔银两数目巨大，在一千万两以上，两淮盐商被勒令分九年缴清。虽然赔出了巨额款项，但盐商总算能保全了性命。
此案涉及到的官员众多，如高恒是乾隆的小舅子。卢见曾则是当时的大学者，与大学士纪晓岚又有姻亲关系。当事人都有广泛的人脉，当案情微露端倪时，就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以早做准备。
七月，山东巡抚富尼汉前往卢见曾德州老家查抄家产，结果查出“钱数十千，并无金银首饰，即衣物亦甚无几。”富尼汉见家产中并无金银器皿，就张榜公告，请知情者自首，随即监生李容第一个出来自首，交出卢见曾藏匿的财物。
然而，李容的自首，益发让乾隆狐疑。军机处在六月二十五日发出查抄卢见曾家产的廷寄，查办此案的谕旨也未传抄发放。卢家却先后两次提前转移家产，使乾隆不解，“伊家何以早得风声？”
乾隆知道是有人泄密了，令富尼汉严刑逼供卢见曾，“令将得自何处何人，实情供吐。”不想卢见曾倒是硬气，酷刑之下却不露口风。此时卢见曾的儿子卢瑛，孙子卢荫文正在京师应试，乾隆遂下令抓起来审讯。卢荫文被捕后，吃不住拷打，遂供出真相。
纪晓岚的女儿纪韵华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纪晓岚在京内朋友众多，消息灵通，得悉开始调查卢见曾之后，派家人给卢荫文送信。但纪晓岚尚不敢明言所查的是历年预提盐引，只是在信中暗示，正在查两淮盐务中的“小菜银”。“小菜银”乃是盐商给两淮盐政衙门的陋规，“每日商人供应饭食银五十两”。“小菜银”总计下来数目也不多，不会惊动纪晓岚来通风报信，卢萌文怀疑此中必有所指。
此后不久，卢荫文与军机章京王昶聊天时，问“小菜银”何指。王昶告知并非在查“小菜银”，而是历年预提盐引案事发。卢荫文探知真相后，即于六月十四日派人回家送信，让转移家产。此外，军机章京赵文哲、徐步云，刑部司员黄骏昌等人，也均泄漏了调查两淮预提盐引的消息。
此案由军机大臣刘统勋负责查办。刘统勋此年在军机处汉人大臣中排名第一，有望在未来成为首席军机大臣。纪晓岚、王昶均是刘统勋的学生，且与刘统勋的儿子刘墉是好友，赵文哲、徐步云也都是军机处的职员，可以说都是老熟人。刘统勋为官清廉，不徇私情，初入官场时虽官卑位微，却敢上书弹劾当时的军机大臣张廷玉、讷亲，奠定了他在乾隆心中的地位。对于此案，刘统勋在处理时不敢徇私，只能加以严惩。
此案牵连官员甚多，前后三任盐运使高恒、普福、卢见曾被以侵吞盐引余息，接受贿赂罪处死。纪晓岚因为泄密被发配乌鲁木齐，在伊犁养了条叫做四儿的狗。两年后纪晓岚回京，这条狗一路追随，不离不弃，为此纪晓岚特意作诗称颂。
军机处中，军机章京徐步云被发往伊犁，军机章京赵文哲、王昶则被发配到阿桂军中，参与缅甸战事。王昶、赵文哲都是上海人，与钱大昕等人并称“江南七子”，在军机处本前途无量，不想因为泄密被贬。
通过预提盐引案，乾隆严厉整饬了地方盐官，将两淮盐务纳入到中央控制，并进一步加强了对盐商的控制。就军机处泄密事件，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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