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敬琏等著,胡舒立 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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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2：寻找真实的成长试读：

序言　危机是我们重塑世界观的机会

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第二届财新峰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千余位国内外政商学界人士与会，共同探讨危机背景下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和未来前景，寻找真实的增长机会。峰会闭幕后，财新传媒编辑部立即开始梳理、编辑会议上呈现出的那些智慧成果，经过短短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这部反映峰会思想的作品就摆在了读者面前。捧读之下，不禁浮想联翩，他们的风采，他们的智慧，峰会上的一点一滴，重回眼前，真的像是朋友们再度相逢一样。感谢那些提供了文本的朋友，感谢我们那些敬业的图书编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将峰会上的思想片段，凝结为深思熟虑的智慧之书。

今年峰会的主题是“中国与世界：寻找真实的增长”，这一主题是去年“变革世界的中国策”的延续。选择这样的主题，体现了当下我们的真实处境，即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结。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自近代以来一直就是一个中心话题，世界已经作为逻辑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中国也越来越深地融入了世界的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我们需要在世界的向度上思考中国的问题，同时也要以中国应有的高度，审视世界。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这一认识，构成了财新传媒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财新传媒的心胸。

在财新传媒成立之初，我们提出将“公信力，全媒体”作为我们的追求目标，现在，我们在这六个字之后，又加上了“世界观”三个字，我们的团队希望以此自励，也希望各界朋友用这九个字衡量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

世界经济仍深受危机的困扰。不断加剧的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变数和不确定性。比较而言，中国经济尚属正常。危机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地位。如果这种局面再持续几年，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会出现较大幅度地提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近百年来，我们与世界的距离，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近过。

但是也要看到，自危机以来，有一种自满的情绪在一些国人心中不断滋长，欣欣然者大有人在。我们很担心这种心态继续蔓延，成为盲目的妄自尊大。这将是非常危险的，很可能使我们低估未来困难的严峻程度。处在多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面临着摩擦、冲突以及各种各样的风险。正如本书中一再提出的，中国的转型尚未完成，前面的道路还很崎岖，改革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清醒地认识自己，冷静地看待世界，则格外重要。

危机是一所学校。不仅仅是别人的学校，也是我们的学校。从他人的错误中学习，以矫正我们自己的行为；从他人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学习，以提高我们应对危机的能力。嘲笑别人的危机，很可能会错失难得的学习机会。危机是一面镜子，从这里，我们得以审视自己的政策。因此之故，危机是我们审视自己世界观的契机，也为我们提供了重塑世界观的机会。

财新峰会不仅仅是一个年度会议，不仅仅在北京召开，也不仅仅一年召开一次，它是系列峰会。从北京开始，我们向世界延伸。“寻找真实的增长”这一主题，将贯穿全年。我相信，在这种不断的交流和探讨中，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融洽。我们希望财新峰会能够成为实现全球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为审视世界和自我审视创造机会。

我们将不断地把峰会的思想成果奉献给大家。

反思中国模式　增粗的局限

第一章　增长的局限

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质与局限

两个基本特征

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第一，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第二，“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即以出口制造业为中心，旁及其他相关领域，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广地联结与循环。

实现这一联结的主通道是投资大陆的跨国公司与其他外商；而这一循环的另一个重要回路，则是通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实现的，即强制结售汇政策下央行实质上推行了“准美元本位”的货币发行机制。

让我们一一解说：

1.“政府主导+市场调节”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特质，第一特征。“招商引资、出口导向、内外二元、构成循环”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发展战略（主线）及其实施成效之特征；与市场调节相比，政府主导始终是决定的支配的一方。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就是政府主导的。

实现政府主导的手段主要有：规划、政策、人事决定、（国企）行业垄断、政府专营、（经济杠杆）调节、（市场）准入管制、项目审批、（日常运营）管理与审查，等等。

——规划：主要有五年中期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开发区（新区）规划、城市建设规划、交通规划（如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等）、建设用地规划、小区建设规划等。

——政策：政策文件曾是推动改革、机制创新的有力手段。但近两三年来，政策变得暧昧不清了。如2005年、2010年国务院前后下发两个关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两个“36条”），但文件下达后少有响动，说了可以不做。有些事却是做了但不这样说，比如山西省整顿煤炭行业，山东省、河北省重组钢铁行业，社会提出“国进民退”的质疑，官方却予以否认。

——垄断：最明显的是银行业、电网、石化、石油、电信、铁路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由政府确定，十几年来，其存贷款利差始终维持在3个百分点以上，是国外同行的2到3倍。如果有竞争，这样的银行服务价格是不可维持的。

——专营：最大的“肥缺”是土地“一级市场”的政府专营。按现行法律，农用土地转为非农使用，须经政府征用程序。2010年，政府土地转让收入达2.9万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82%。2010年土地转让收入相当于当年全部财政收入的35%（土地转让收入不计入财政收入）。

——准入管制：在中国很多领域，市场就犹如来到现代化机场敞亮的候机大厅，一眼可以望穿。中间却设置了许多玻璃幕墙，看到的却走不到。比如，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很早就屡屡表示要发展（民营）小银行，为中小企业及私人投资创业服务。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全国有村镇银行两百多家，总资本不到2000亿元，仅占中国全部银行总资产的0.25%，且村镇银行不得吸收存款；而另一方面，2009年-2010年两年间，为了保增长，扩投资，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下子从7000多家增加到10000余家，其融资总额由1万多亿元迅猛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可见在市场准入上，歧视多多。

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行政大一统）走出来，变化巨大。但是，1989年以后，与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相比，政治领域改革严重滞后了。受政治拖拽，经济领域的开放、改革也不得不“有选择”地推进。如今，中国的经济仍是半阴半阳，垄断与竞争并存。

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十分突出。最重要的二元结构，还是“政治—经济二元”。其他“二元”诸如“内外二元”、“城乡二元”、“垄断竞争二元”、“贫富二元”等等，均受制于“政治—经济二元”。不管是老的二元问题，还是新的二元问题，其内在的冲突与矛盾，是越来越凸显与加剧了。

2.随着外汇储备的增多，外汇占款逐步成为中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渠道。中国的外储增加，来自贸易顺差与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是往后，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比重愈大。2011年二季度，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1530亿美元，其中只有470亿美元（占31%）来自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663亿美元。当年外汇占款已经高达央行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109.1%，2007年已超过122%（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黄武俊、陈漓高，2010年）。

因外汇占款过多而超发的基础货币，央行则通过向商业银行发行央行债券回收。同时，用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办法减少商业银行头寸，以降低货币乘数。中国的法定准备金率2002年前通常在6%左右，当下已提高到21.5%。2010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M2）达到72.58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2.92倍；中国的M2/GDP达到了182%（同比美国不到90%）。

中国央行收取法定准备金和发行央行债券，通常要向商业银行支付略低于1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利息，现在这一支出每年已达数千亿元；国家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资本债券市场，回报率也只有2%-3%。用后者收入抵付前者支出，央行难保不陷入收不抵支的窘境。

此外，更令人难堪的是，央行恐失去持平、中立的调节者立场，与商业银行一样不愿意调升1年期居民储蓄存款利率。

如今，随着CPI的节节提升，居民存款陷入负利率状态已超过一年半了。存款负利率是逼使中、高收入家庭动用存款购房保值的第一动因。

反过来说，存款利率为正，乃至提到1%-3%，是消除资产泡沫、安抚百姓人心、抑制通货膨胀的第一“杀手锏”。“现在的利率很舒服”，但怎么看都不合情理。

截至2011年6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达3.197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的外汇储备约有三分之二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中国外汇储备遭遇美元贬值的风险愈来愈大。

3.20世纪80年代，中国依靠国有经济在部分竞争性制造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失败。

20世纪90年代，国企大规模退出多个竞争性制造行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转向大力推进借助外商的“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

1994年后，中国在外贸、外汇、财税、海关、公司制度、资本市场、金融、劳动用工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允许外商设立独资企业，放宽外资企业产品的内销比例，调整了对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大办各种类型的开发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又重点围绕“招商引资”、“制造出口”开展了一轮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这些都为实施“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准备了较好的软、硬件条件。

大致可以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前，是“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的准备与发育阶段；2002年—2008年，是“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大张其煌、“硕果累累”的阶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招商引资”、“出口导向”战略首现“触顶回落”。

2002年—2010年，中国GDP（当年价）从120333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增长了2.31倍（翻了一番多）；中国的出口从3256亿美元，增长到15779亿美元，增长了3.85倍（翻了两番多）；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从2864亿美元增长到28473亿美元，增长了8.94倍（翻了三番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2010年）

外商企业在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三分之一，在中国工商税收（包括海关关税与进口增值税）中的比重，达到了30%左右；外商企业在中国的出口交货值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上下；外商企业在中国雇佣的劳工，达到了数千万人；外商企业70%以上的产品销在了中国的市场上。在中国，由“招商引资”引来的外资经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与作用，远远大于统计上的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这一期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基础原材料、能源工业发展，以各级政府为主导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光纤通信、仓储、超市、星级宾馆以及各类城市开发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围绕着“招商引资，制造出口”，大大加快了配套投资的步伐。到处可见“投资热土、总部经济”的招牌，城市面貌迅速改观。

摆脱了数以10万计的传统的亏损累累的国有企业，把自身服务的基础转到三资企业、民营经济和笃定不愁市场与效益的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来，使中国的财政与银行得以较快地告别困窘与危局，开始走入一段“快乐的时光”。

4.低消费、高投资、低成本、高消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另一组表观特征。

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GDP），1988年是51.1%，2002年是44%，2009年进一步降到35.6%（高辉清，2010）（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5年左右，前后10多年的时间里，几千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再就业，把全社会工价拉向农民工的水平）。

中国的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GDP），2002年是36%，2008年是55%，2009年上升到65%，201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69%。

中国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为此提供了廉价的劳工，廉价的土地，廉价的环境。现在已到了还欠账的时候了。

2010年，中国消费了7.7亿吨钢材，18.6亿吨水泥，能源消费总量高达32.5亿吨标准煤。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在节能减排问题上，中国遭受的内外压力急剧增大。

2010年中国某商业银行调查，该行50万元以上的存款大户占该行全部储户的1.4%，却拥有了全部存款的67%。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早就超过了0.5。

5.造城造房——这一存在数年的发展战略的“辅线”能否替代“招商引资，制造出口”成为战略“主线”？

城镇化战略在中国提出来也有十多年了。“经营城市”的口号已广为普及。2000年—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从36.2%提高到47.5%，提高了11.3个百分点。在“奥运北京”的示范下，各个城市的扩展与建设逐渐加快了步伐。2002年—2008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额/当年GDP）从36%一路攀升到5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也出现了“短期跳水式下滑”。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16%。中国政府先是采用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来保增长，旋即发现不灵。于是决定用大幅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造城造房的办法扩大内需，确保增长。问题是：已有的“辅线（战略）”这时真就能替代“主线（战略）”、扛起经济增长的大旗吗？

与2008年相比，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4846万亿元，增长30%，固定资产投资率上升到65%，比2008年提高10个百分点；银行新增贷款比2008年增长一倍，M2增长了28.4%。2010年这一势头继续维持，新增贷款与M2增长已有所抑制，但该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进一步上升到69%。高投资、低消费、高消耗的特征在这两年进一步固化与强化。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造城”；房地产开发，俗称“造房”。粗略估计，2009年—2010年两年中，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70%以上直接或间接地用于“造城”与“造房”了。这一轮“造城”与“造房”，广泛波及县城甚至一部分镇。神州一派“拆迁”热土。

商品房是造城、造房投资实现其回报的主通道。商品房带来高地价，高地价促成高房价。2009年—2010年两年间，中国许多城市的地价和房价都上涨了1倍-2倍。在中国，工业用地与商品房用地政策截然两样：前者以成本价（土地征用费用+七通一平费用）甚或亏本价充分供应，后者则通过市场拍卖，价高者得，结果致使在一些大城市，商品房地价要高出工业地价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在中国，工业用地供应面积与商品房用地相比，前者要多出后者1倍或数倍；而在欧美国家，后者一般是前者的3倍-5倍（任志强）。从用地政策差异上即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实际侧重点在哪里：在出口制造业、在投资，不在居民消费。与2003年以来家用轿车的供给消费政策相比，城市商品住宅走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

造城造房最终还得看需求的脸色。在中国，85%的城市（常住）居民是买不起商品住宅的（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报告）。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只及全球市场的二十分之一。两年的狂飙式投资，就把国内市场撑爆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大幅下滑，每增加1元GDP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002年的1.78元、2007年的2.78元陡增到2009年—2010年平均的5.99元。2010年下半年，通货膨胀（CPI）悄悄起来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超过政府的承诺与预期。进入2011年以来，楼市便在市场与调控的寒风中颤抖了。

简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与时俱进，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逐步形成了“招商引资、制造出口”为重心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增长战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简易模型

为此，在某些经济领域率先较为完整地引入市场机制与法制建设，这一战略极大地调动了国内外各种资源的充分涌流，并向中国汇集，迅速地形成生产能力，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惊人的速率将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体系，使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便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大范围的交往、互动与多方面的示范、模仿、溢出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就业、产业技术管理进步与市场晋级，带来了新视野、新经验、新规则和新理念，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这一切，必将成为中国进一步现代化与变革的新养分、新土壤。

但是，正如中国的成就是全球发展的有机部分一样，中国的问题也是人们思考全球治理改善时极为关注的内容。

改革开放选择上的孰是孰非、经济增长上的畸轻畸重、社会发育上的偏荣偏枯等等，给中国从头到脚带来了深刻的内在裂痕，积累了日益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业已达其极限，摸到拐点了，但照样继续运转的风险激增，转型却极为困难。以往长时间过度透支的各种“赤字”（如环保、社保等）巨大，现已到了不得不加紧补偿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未来5年—10年内，中国经济极有可能步入中速（8%以下）增长与中度（5%以上）通胀相伴相随的时期。这将是一段令人倍感煎熬的日子。人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日益加深。

过去的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屡屡冲破难关、化险为夷，在于紧紧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机遇，不断引入市场机制和法治建设。这些新因素的引入，好似“画龙点睛”里的“点睛”一样，为“中国龙”注入了活力，从“潜龙”翻为“在田之龙”。下一步能否成为“飞天之龙”，大的机遇仍在全球化中。

邓小平曾说，抓不住机遇，才是最大的风险。只有进一步更深刻更全面地改革开放，冲破官僚特权与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挡，才有可能抓住机遇。新的希望正在社会与历史的孕育之中。

地方竞争的困境

中国还差得很远财新《中国改革》：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论”甚嚣尘上。从历史的、国际比较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

许成钢：近30年中国经历了非常快的经济增长，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战后历史，甚至最近八九十年看，这个成就都非常了不起。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从对全球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看，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似乎可与美国19世纪末的状态相比。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美国，凭借其体制的优越性，凭借其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GDP总值上，而且在人均水平上都超过了当时世界首强大英帝国。相比之下，今天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十一分之一（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或六分之一（按照购买力计算）。在全世界名列第94位（IMF，2011），还不及泰国。收入水平才刚进入低等中收入国家行列，技术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能否有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仍然面对巨大的挑战，前景很不确定。

很多人把GDP总值超过人口不到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即人均达到日本的十分之一，当成骄傲的资本，是由于中国曾经败落得太过悲惨。如果把历史时间拉长一点，根据最近十几年国际经济史学界核算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例如Maddison，2006）就会清楚地看到，即使只看GDP总值，最近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也只是中等水平的历史地位的恢复，而且只恢复到中国历史上衰落时期的水平。中国2010年GDP为世界第二，大体上是美国的五分之二。如果我们只看GDP总值的国际历史排行，中国在2010年实际上只是恢复了它在1913年的国际地位。在1913年，美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中国是第二，而且中国的GDP总值大体上也是美国的五分之二。但是，1913年是中国政治经济加速衰败的一年，即将出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的宋教仁被刺杀，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军阀混战开始。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国际间有很多预言，说中国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甚至要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了，等等。根据其中乐观的估计，2025年或更早，中国的GDP总值可能会变成世界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即使这些乐观预言得以实现，中国在GDP总值方面也不过大体上恢复到了其1880年时的国际相对水平。而1880年是大清王朝在太平天国内乱后经济一蹶不振，秩序勉强恢复的年代。

应该指出，即使只看GDP总值的国际排名，中国在几十年后也难以恢复其1850年时的国际地位。当时，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GDP比当时位居世界第二、三、四位的英、德、美三国总和还大，当然，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财新《中国改革》：众所周知，衡量一国的人民生活水平，人均GDP比GDP总值更科学、更重要，那么，在人均GDP方面，如何认识中国目前的水平在世界上、在历史中的地位？

许成钢：确实，人均GDP是比GDP总值更能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全世界都是农业经济。根据经济史文献，此前1000多年里，世界各国人均GDP既无明显增长，也无巨大差异。各国GDP总值的差异取决于人口。产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这一状况。产业革命起源于英美两国，从18世纪起，人均GDP开始以每年1%-2%的水平长年稳定增长，积累到1850年，已经扩大成三倍。当时，中国人口为美、英、德三国人口总数的五倍，仰仗这一点，中国仍然保持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地位，但中国的人均GDP则落到英美等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在持续下降。在两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市场经济的人均GDP持续提高。以美国为例，其人均GDP从1850年的1800美元增长到1950年的9560美元。但是，体制问题和战乱导致中国的人均GDP在100年里不仅不增，反而逆世界发展的趋势而下降，从1850年的600美元降到1950年的439美元，不到美国水平的二十分之一，沦落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比印度甚至尼泊尔还贫穷。

以上从历史和对比的角度对国际数据的反思，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中国还差得很远，既是警钟，也是好事。这不仅告诉我们，中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同时也告诉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体制，依赖技术进步。

历史数据的对比表明，把日本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问题与今天中国的问题相提并论，纯属无稽之谈。当时，日本的名义人均GDP超过了美国，而中国今天的人均GDP还只是美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过去20年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面对的问题。中国则是一个穷国起飞不久面对的发展问题。两国因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而面对性质不同的问题。虽然今天的中国比1950年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日本的20世纪80年代末相提并论是无知和误导。

能走多远取决于体制财新《中国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比如投资、消费、出口不平衡，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国进民退”等问题依旧突出，甚至还在加剧，这些结构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

许成钢：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有大量讨论，很多结构的问题已经得到认同。但是，对结构问题背后的原因认识还很不够。我想强调，所有重要的结构问题都产生于同一个体制。如果不解决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就解决不了。中国的历史表明，体制问题是落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本身并不能保证持续发展。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持续性取决于中国的体制改革。

最近有两位学者的研究很好地从宏观角度概括了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据其估算，由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错误配置，中国的生产率比美国低约50%。就是说，不需要增加投资，只要解决结构性问题，改善资源的配置，中国的经济就能增长很多。这证明结构问题浪费了中国大量的资源。

如果经济结构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很难持续。中国主要结构性问题有哪些呢？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以出口推动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极高，最近这些年还在剧烈地增长。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靠出口来推动是不可能持续的。基本的道理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不可能主要靠卖给别人东西变富强。第二是内需不足。其首要的原因是国内的消费水平极低，老百姓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空前的，而且在过去几年里持续下降，这一点与美国的发展趋势正相反。造成低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劳动收入非常低，而且其占GDP的比例在最近几年里还在持续下降，这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史里也是空前的。其次的原因是中国总的储蓄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而且还在持续上升。其中，政府的储蓄、企业的储蓄在快速增长，而住户的储蓄占全国总储蓄的比例在近几年里稳定下降。这当然也进一步导致内需不足。

第三个巨大的结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不平等，社会经济的不正义，如土地问题。中国经济的不平等在最近20年，尤其是近十年里迅速恶化，其程度已达世界之最，早就超过了印度。不平等严重威胁了社会稳定，从而威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平等本身也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一个基本原因。第四个重大的、一直被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的制造业，即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和中小企业发展不够等问题。最后一个重大问题是环境问题。

几乎所有这些结构性问题都已经写在了“十二五”规划里。但是，这些问题统统都是由同一个体制问题产生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十二五”规划并不清楚，它似乎把许多问题归结为增长速度，或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似乎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解决问题的中心环节。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单靠降低增长速度不仅解决不了绝大多数的结构性问题，而且，如果不改革体制，在增速下降时许多结构性问题反而会更加恶化。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分“十二五”规划中包含的结构性问题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讨论，并且已经作过相当多的许愿。但是，五年过后，多数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变得更严重。因此，是否写入规划与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不改革产生这些问题的基本体制，写在规划里也不可能被纠正。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走远，能走多远，取决于体制改革。

地方竞争流弊尽显财新《中国改革》：在你眼里，当今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许成钢：中国的体制与世界所有国家都非常不同。我把中国的体制总结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或简称为“分权式威权制”，其主要特点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与在行政、经济控制权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权相结合。这二者的紧密结合使得中国的体制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超出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已有的理论范畴。这一体制决定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轨迹，也同时制造了我们面临的严重结构性问题。

分权式威权制是创造中国地区间竞争的基本的体制结构，是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的制度基础。这个机制解决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信息问题。依赖解决这些核心的激励机制问题，地区竞争和地区实验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很好发展的阶段，就能产生强劲的驱动力，造就30年的快速增长。分权式威权制是对中国体制的抽象概括描述，有意忽略了相对次要的因素。例如，中国至今仍然存在像铁道部这样统治全国一个行业的区别于分权式威权制的机制。这不仅是特例，而且不是解释中国高速发展特点的基本因素。假如中国的体制是像以铁道部这样的几十个中央专业部门为主的机制，中国的改革不会走上今天的道路，也不会有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铁道部对全国铁路的高度垄断，是逆改革的大方向而行。由此产生的问题经常要比分权式威权制产生的问题更糟糕。

可以说，当今所有最重大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是从分权式威权制中产生的。分权式威权制是创造地方竞争的基本的体制，地方竞争是驱动30年改革和快速增长的基本机制。重要的是，地方竞争是一个极其有力的工具，却也可以成为一个威力巨大的摧毁工具。在分权式威权制下，地方竞争做什么，取决于中央或上级规定的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财新《中国改革》：地方竞争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它能不能同时达到中央或上级确定的其他社会目标？

许成钢：在中国很穷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所以，GDP增长速度自然成为过去30年各地的竞争目标。当中国的经济已经脱离贫困，进入低中等收入水平后，大量超出GDP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把大量GDP以外的问题列为目标。

能不能用地区竞争的机制同时解决GDP以外的目标，包括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等问题？答案是不能。经济学理论可以严格证明，不存在一种能同时有效解决多个目标的激励机制问题的体制。如果一定要求地方政府同时在许多方面展开竞争，其结果会适得其反，即地方政府会把这些竞争变成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如果收入分配公平与获取财政收入有矛盾，他们会竞相寻找增大财政收入而牺牲收入分配公平的新方法。

那么，是否能用科学的方法设计一个综合指标来包含所有重要目标，例如绿色GDP，作为地方竞争的指标？答案是不可能，其科学道理如下：第一，许多指标相互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第二，诸多指标里，有的是界定明晰从而容易度量的，如GDP，有的是界定模糊难以定量的，如社会稳定；第三，这些指标里面，不仅执行有易有难，而且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涉及地方官员的自身利益，这三重因素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有能力极其容易地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目标；第四，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有权力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绝大部分信息收集要依赖地方政府，因此，他们可以轻易做手脚。

如果退一步，是否可以放弃GDP，用地区竞争来解决某些单项社会经济问题？答案仍然是否。否则，30年前中国就不需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分权式威权制并不是新体制，地方竞争也并不是改革才有的新机制。市场才是中国体制里的新事物，GDP才是新事物，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它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计划经济的关键点，也是决定中国经济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地方政府竞争GDP增速的时候，竞争的既不是计划体制下的单项定量指标，也不是千百万定量指标，而是市场的整体活动。当行政与市场有矛盾时，这一竞争可以大大削弱改革的阻力。而且，由于GDP是市场活动的总体指标，无需授权，任何独立的机构都可以从任何地区的市场收集信息，从而验证各地的GDP统计数字。这使得GDP数据比较难以造假。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考核地方政府的信息问题。

试图让地方转而竞争（或单项考核地方政府）市场以外的其他定量指标，实际是背离30年的市场改革，退回到漏洞百出的计划体制。当地方竞争GDP之外的东西时，信息和激励机制方面的基本问题无法解决。地方政府会不惜造假，不惜牺牲其他，由此会恶化一系列相关问题，导致灾难性后果。最坏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大跃进”。它就是地区竞争出来的，是当时中央鼓动、地方实验、地方竞争产生出来的。

1958年，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放了全国第一颗“丰收卫星”。三个月后，毛泽东视察其附近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肯定创建人民公社的地方实验。从此发动了全国的竞争。所有地方都和它比，你后院砍树伐木炼铁，我就砸锅炼钢。你办食堂，我也办。你的食堂便宜，我的食堂不要钱。你声称亩产要达万斤，我吹牛亩产可超10万斤。最后许多公社、许多县为了证明生产了足够多粮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都上交。这场地方竞争导致数千万人饿死，酿成古今中外空前的大灾难。

相比之下，地方竞争GDP增速则性质不同。这是因为GDP是市场活动的总结。虽然地方竞争GDP仍会产生许多问题，但不至于出现地方竞争市场之外的单项定量指标时的灾难，尤其是“大跃进”式的灾难。不过，分权式威权制没有办法解决GDP增长之外的问题。只要面对的问题和GDP增长不直接或间接相关，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不平等、不正义、污染环境等等，和GDP增长有矛盾或不直接相关，甚至还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都不能以此解决。

宪政与法治才是根本出路财新《中国改革》：在分权式威权制下，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的博弈关系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哪些现实问题？

许成钢：分权式威权制的核心特点是以一种特殊结构的政府机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干预经济。中央政府一方面主要依赖人事权控制地方政府，保证地方政府能执行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另一方面给地方政府自主权处理地方事务以提供激励机制，并保证地方事务能在极不相同的条件下得到适当处理。中央的宏观政策中带有很强的自身利益，每个中央部门都有其自身利益。但无论中央意图为何，地方政府如何行事总是受自身深层利益驱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特点。在市场经济迅速扩张的同时，各级政府的作用也在迅速扩张。

财政和土地问题可以说明这一体制的运作和问题的产生。土地问题是深刻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影响内需，决定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根源，又是集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和重大社会问题的根源。

十年来，全国绝大部分基础建设是地方政府投资、负责的，而且份额一直在增加。至2009年，全国90%以上的基础建设投资是地方政府投入的，中央政府只占微小部分。从最简单的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一个有效的体制应该是谁投入、谁负责、谁受益。但是，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是赤字运行，全国过半数税收收入都进入中央政府腰包，而全国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行政工作都依赖地方政府负责。这与中央政府掌握巨大财政盈余和巨大外汇储备，同时只负责很小比例的公共服务形成鲜明对照。对这一扭曲的政策的一种解释是，中央把多数的财政收入以转移支付方式返回地方政府。因此，不但不影响地方财政，还缩小了地区差距。此说法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的效果值得商榷。如此大规模使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在各级地方政府中制造了严重的激励机制和信息问题。第一，这把地方政府努力推动经济以增加税收的动机，扭曲为到中央游说获得中央返税的动机，并造成巨量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更不用说由此造成了无数寻租腐败的机会，成为破坏法制和秩序的根源。第二，中央返税主要返到省级，给了省级政府更大财政资源，但是，全国大多数公共服务是市县级政府提供的。基层地方政府财政问题日趋严重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做法严重扭曲省、市、县政府之间的激励机制。第三个扭曲激励机制的方面是，中央拿走全国税收主体，刺激，甚至迫使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解决地方财政。近十年来，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相对发达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在中央收走全国税收大部分的同时，作为对地方政府损失税收收入的补偿，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地方政府不仅得到授权，更被鼓励以土地收入解决其财政问题。地方政府以地区实验的方式寻找新方式征地、卖地；以地区竞争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土地收入。最近十年里，大多数相对发达地区的GDP增速与当地政府土地财政密切相关。地方政府以低补偿价征收土地，以高价市场出租、出卖或拍卖，获得巨额收入。失地民众（包括农民、市民和小企业主）则怨声载道，民怨沸腾，造成尖锐社会矛盾。自从2002年以来，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愈演愈烈，全国多数的恶性群体事件由征地引发，且数量不断上升，性质越发趋于恶性。经济增长可以使社会更和谐，也可以造成更多社会矛盾，这取决于增长方式。土地财政带有明显的掠夺性，使得由此推动的GDP的增长伴随着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相比之下，土地承包制和发展乡镇企业是靠给予民众财产、资源和机会发展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推动土地承包制改革时代和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推动乡镇企业时代，地方GDP的增长伴随着多数人的共同富裕，甚至许多地方变得比改革前更平等（Ravallion和陈，2007）。财新《中国改革》：看来，土地财政和征地引发的社会问题现象产生于分权式威权制，那么分权式威权制自身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出路何在？

许成钢：对这一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过建议。第一种建议是改变考核地方政府GDP指标，原因是包括土地问题等结构性问题都源于粗放式增长模式。但是，如上所述，在分权式威权制下，没有比地方竞争GDP增速更有效的解决激励机制问题的方法了。加上GDP增长自身的重要性，因此靠放弃地方竞争GDP增速来对付结构性问题是“病急乱投医”，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反而会破坏各级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制造出更多问题。第二种建议是中央除了考核GDP以外，还同时考核甚至直接监督地方土地财政和社会稳定方面的指标。如前所述，经济学理论关于此类面对多重目标时，甚至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有清楚的否定结论。因此除非改变体制，否则就没有解决办法。具体地说，由于面对多重目标时无法解决信息问题（地方政府可以轻易地伪造数据欺骗考核），最好的机制是削弱对其中任何指标的考核。例如，考核内容不与奖惩挂钩或甚至不考核。这一理论结论也许抽象地看上去不容易理解，但是，想一想“大跃进”中央号召地方政府“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无情竞赛的血的教训，也许有助于看清这一结论的精髓。第三种建议是，中央将全国土地收入全部收回并直接决定全国土地使用。近年来，在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上都能听到这种声音。中央一些部委也有沿着这个方向的说法或动作。提出这类建议的人可能是出于纠正问题的好心，但这是个退步的建议。从实质上看，这类建议相当于不经意地要把中国的体制或至少一部分，改回到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在古今中外的任何官僚体制里，下级永远知道得比上级多，总是下级决定上级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由中央全盘计划管理的体制永远无法解决最基本的信息与激励机制问题。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对这个经济学普适原理的既通俗又精辟的概要。此外，任何进一步向中央集权的转变都会给市场改革造成更多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

哈耶克曾指出：“我所关注的知识，是一种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体现在统计数据中的知识，因而它也不可能以统计数据的形式传递给中央当局。”这段话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央集权式的改革尝试何以必然失败。

除了以上所述财政体制问题之外，从更基本的体制结构看，许多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不受约束地以侵犯民众基本权益、动摇社会稳定为代价征地敛财，是因为分权式威权制里的约束是从上到下，官员不对民众负责，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十条）。这就为政府的土地财政奠定了法律基础。因此，土地问题源于分权式威权制，源于宪法不保护民众的土地所有权。土地问题是决定内需、收入分配、社会稳定等经济结构问题的最大因素。

综上所述，经济结构问题的解决必须超越现有体制。在市场经济已经占国民经济主体的情况下，以法治为方向的体制改革才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以土地问题为例，其解决的途径只能是法治。以宪法和法律保护私有产权是保护市场经济，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世界上所有发达的或稳定的市场经济无一不满足这一基本条件，中国也不能例外。中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在此方向有了重大进步，增加了重要的新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十三条）。这是中国30余年改革中最重要的里程碑性质的基本法改革。但是，2004年宪法仍然不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留下巨大缺陷。需要指出，从宪法上取消土地私有制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是承认土地私有制的（见第八条），1975年的“文革”宪法把此条文搞掉了。“文革”之后，“文革”宪法的许多坏东西都逐渐得到了纠正，但是这部分至今未改，成为产生现在社会基本疾病的根源之一。财新《中国改革》：看来，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分权式威权制”可谓一柄双刃剑。你能否展望一下它的前景？

许成钢：分权式威权制的精髓是从中国古老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时2000年的皇权帝制传承而来。当中国极端贫穷落后时，当“文革”的恶果促醒了绝大多数人民推进市场改革的决心时，这个体制曾有效地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推动市场改革，催生了迅猛的GDP增长。但是，尽管其自身也朝着适应市场化方向有一些进步，其基本特点却从未有过变化。当中国进入低等的中收入状态，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超出了GDP范围的时候，这个体制不可避免地成了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改革分权式威权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向法治转化。这要求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机制逐渐代替大量的行政机制，要求宪法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包括土地私有权，要求各级司法独立于各级地方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服从宪法。

阻击滞胀——再平衡刻不容缓

通胀痼疾难根治

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将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这是本轮紧缩周期的第四次加息，即便如此，中国的货币政策仍然表现欠佳。中国名义GDP以20%的年率增长，其中大部分是通货膨胀；负实际利率的水平很高。利率提高25个基点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通货膨胀正在进入危险的领域。很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价格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通胀预期很高，并仍在上升。有迹象表明，通胀的恐慌正在蔓延。囤积现象已不时可见。当囤积成为普遍现象时，就很可能爆发社会危机。

中国的利率至少应该提高3个百分点才能消除人们对于政府制造通胀的恐惧，而通胀是会耗散货币价值的。目前加息的幅度太小了，不足以平息这种恐惧。能够阻止一场全面危机到来的，正是对人民币将会升值的信心。否则，资本外逃将会猖獗，贬值也将成为可能。

——心理战无法治愈通胀。中国有许多人过于相信心理战的力量。通胀并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胀的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要遏制通胀，就要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应该与生产力相适应。否则的话，即使心理战成功了，造成一种人民相信没有通胀的假象，这种影响力也不会持久。事实上，心理战也可能适得其反。即使通货膨胀确实冷却之后，人们也不会相信。既然心理战不可行，这就要求用超调的从紧货币政策来消除人们的恐惧。

——行政权力也无法治愈通胀。对行政权力的崇拜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当涉及到通胀战时，很多人认为，政府可以迫使企业和商人不涨价。在这方面，近来有很多案例。

迫使企业不涨价只能暂时起作用。当投入成本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长时，不提价，就没有企业能生存。当政府施压要求企业不涨价时，企业就必须停产，或以不同的方式涨价，例如，减少分量或以旧充新，都能起到涨价同样的效果。

无论政府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强大得过市场。

对于国有企业，补贴可以暂时延缓价格上涨。例如，中国的火电厂几乎全部亏损。它们靠贷款填补亏损才能生存。这只是将通胀的负担转移到了银行。这种策略有很多副作用，比如说，燃烧劣质或不脱硫的煤，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由此产生的污染会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由此看来，即便行政方法能将通胀数字调低一点，这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吗？

信贷配给降低效率

信贷配给的副作用已经显现。很有私营企业根本无法获得贷款，只能转向灰色市场来获得融资，年利率通常在20%以上。很多企业，即使不是大多数，根本无法在如此高的融资成本下生存。大多数这样的借款人都认为当前的形势只是暂时的。然而，如果通胀持续，信贷紧缩保持不变，破产很快就会在私有部门蔓延。

中国的资本配置近年来越来越向国有企业倾斜。银行一直向很多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贷款，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是政府所有。香港和上海的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就是给国有企业融资。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转让以及征收房产购置税，也筹集了大量资金。因此，政府支出作为GDP的一部分也增加了。

政府和国有企业两者的支出，可能已经占到了GDP总量的一半。这是迄今世界上最高的比例。欧洲的政府高收入是为了财富再分配，但在中国这部分支出很少。历史早已表明，政府或国企的支出效率是低下的，现在的大量证据，仍在表明政府和国有企业支出效率是极低的。面子工程在中国，就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低效率的副产品就是通胀。当钱被花在生产力低下的活动上，就不会有产品或服务来吸收资金。因此，就变成了通胀。信贷配给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在公共部门继续浪费金钱，加剧通胀的同时，效率较高的中小企业却正被饿死。中国的整体效率水平可能正在下降。

滞胀风险在上升

资本效率的下降和持续的负实际利率导致滞胀。滞胀最终会导致货币贬值。没有任何新兴经济体能躲得过货币贬值之后的重大危机。

地方政府无法负担正的实际利率，他们的债务是收入的3倍，甚至5-10倍。他们的存活就寄希望于高价出售土地。正的实际利率可能会使土地价格泡沫破裂。因此，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维持低利率。

国有企业情况也类似。尽管2010年报告的利润达到了人民币2万亿元，国有企业的现金流仍然是负的。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出现过正的现金流。近年来负现金流日趋严重。会计利润总是很难理解，在中国更是加倍难以理解。当庞大的国有部门负现金流如此严重，杠杆率如此之高，人们便会担心其财务状况。当利率变成正的，该部门的很多问题将会暴露出来。因此，国有企业希望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

这股力量就是借助信贷配给和负实际利率来起作用的。如果这种组合继续存在，滞胀将不可避免。如果滞胀是一个稳定平衡，很多人会喜欢它。它有效地抹掉了那些无偿还能力者的债务。但是当债务人看到债务被削减，储户却看到了自己的存款被清空了。人们不能指望储户不有所反应。因此滞胀从来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平衡。滞胀期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动荡。

对于新兴经济来说，严重的滞胀总是会导致货币贬值，并一定会触发金融危机。中国有着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资本控制。贬值风险仍然很低。但是人们不能忽视这种风险。中国的货币供应是外汇储备的4倍。并且，在官方体系外还有着巨大的信贷创造。例如，信托行业正在有效地利用调整利率套现。它的风险取向以及资本不足的现状给金融稳定带来巨大风险。实际的货币供应可能比显示出来的要多得多。一旦预期发生变化，对汇率的压力可能会非常巨大。

中国需要从信贷配给转向用利率来控制货币供应。每次加息至少应加倍至50个基点才可能向外界传达这种新方法的信号。利率水平应该尽快增加3个百分点。

为摆脱信贷配给，借贷利率应进一步放开。例如，借款利率围绕官方利率进行波动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拓宽。目前，银行收取费用来增加有效借款利率。但这既不够透明，也不够有效率。

再平衡刻不容缓

失衡不再仅仅是一个宏观问题。它正在影响微观效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宏观的通货膨胀。

中国问题的根源是公共部门开支不断增长，且效率低下。在这个体系下，收入的增长集中于公共部门。随着公共资金的需求超过经济可以承担的程度，只有印钞票才能满足这种需求。

将资金转向公共部门的工具就是高税收和高房价。除非这两项都能降低，否则经济调整就只能是句空话。中国必须减税来传递经济增长新方式的信号。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应尽快削减到25%。增值税应减少到12%。

中国的增长模式对中产阶级的压迫尤其严重。一个成功的白领在工作了十年之后仍负担不起一线城市的一套普通房屋。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抑制中产阶级的发展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因为现代社会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满意度。

许多地方政府都推出了房价目标，似乎要限制价格上涨。但是，目前的房价人们就已经无法负担。当前的体系似乎已经无力解决人民的根本担忧和问题了。城市每平方米平均房价应低于两个月的税后平均工资收入。按照国际标准这已经是很高的房价水平了。这已经将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的高投资成本纳入考虑范畴。当前的价格水平是这一标准的2到3倍。如此高价只能靠投机需求才能维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对多处房产或对非居民实行限购令后房地产销售崩溃的原因。除非地方政府能够认识到这一现实，否则，中国经济很可能会硬着陆。

消除负的实际利率不仅仅是抑制通胀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要将增长模式从依靠政府支出和投机转向依靠家庭支出。如果存款者因为通胀而遭受财产损失，他们就不太可能会成为强劲的消费者。相反，为了挽回损失，他们可能会成为投机者，这样一来，就会将经济推向通胀和投机的恶性。

中国的经济困难都是相互勾连的，无法分别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使得公共支出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限制政府筹集资金的手段。限制通胀和泡沫必须在这一前提下来考量。

目前的增长模式正在将经济推向滞胀，一个后果是货币贬值的风险。贬值可能引发美国那样的金融危机。中国的制度不够健全，难以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因此，进行根本经济改革的迫切性显而易见。

终结宽财政紧货币

中国模式一般被理解为由高储蓄、低消费支撑，由投资和出口驱动的高增长模式，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并非一向符合这一模式。

最近八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了11%，家庭消费率下降了10%，而投资率有五个百分点的增幅是在2009年至2010年间完成的。中国在1994年至2002年间与2003年至2010年间两个时段，实际投资平均增速（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从11.9%快速增加至23%，几乎放大了一倍。这意味着，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

高投资增长必然需要低成本资金的支持。中国的实际平均利率在1996年至2002年间为3%，2003年至2010年间为-0.3%。在最近8年的96个月中，52个月处于负利率状态。

投资扩张需要低要素价格的支持。中国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控着经济增长的一切要素资源，有能力把价格压至最低，支持其偏好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迅速扩张。

高强度的投资扩张反映了部门之间大规模的财富移动。中国长时间将家庭储蓄利率锁定在极低的水准，私人部门（体制外企业和家庭）承担了很高的宏观税负，政府为了支撑庞大的公共投资将房地产作为融资机制，家庭被楼市泡沫和通胀强制地隐形抽税。这一切都是为投资的持续繁荣提供补贴。

再看中国储蓄率结构的变化（资金流量表目前只公布到2007年），中国总储蓄率平均值在1994年至2002年间为37.8%，在2003年至2007年间为46%。相较2002年，2007年中国的总储蓄率劲升了11.7%，其中家庭贡献了2.1%，政府贡献了3.2%，企业贡献了6.4%。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储蓄率快速上升，而家庭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份额却相对下降。

中国目前60%的储蓄来自企业和政府，而在1994年至2002年间，这一比例只有47%。在投资扩张经济模式下，这部分高储蓄又促成进一步的高投资。只要投资还在迅速增长，就需要家庭部门提供更多补贴，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将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再平衡也就必将遥遥无期。

政府扩张伤害经济

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型经济所引致的剩余产能、重复建设、投资回报率低下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出口的超常规增长所缓解，西方世界建立在全球化基础之上的需求泡沫，为中国过剩产能提供了匹配市场。然而，当这一基础被危机改变之后，在过去三年已经上升到极端的中国投资率（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每年将GDP的一半左右用于投资）势必逐步演变成通货膨胀、政府债务膨胀、银行坏账上升，导致经济内生动力渐次枯竭。

当前中国的通胀问题，从需求面上看，是源于货币高速扩张，但从供给面上看，却是源于投资效率低下。一旦很大部分的资源被配置在低效率的经济活动上，最终的财务负担都必然会强加到有效率的部门上。

2011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30%；在银行体系20万亿资金被冻结的情况下，银行利润增长50%。如此，企业如何赚钱，家庭收入如何增长？

过于强势的政府经济活动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扭曲和伤害，使得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部门越来越虚弱。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正不断被政府挤压，被泡沫化的资本吸走。

中国货币扩张的逻辑

一直以来，中国央行总是备受货币超发的诟病。但事实上中国的货币供给确实具有明显的内生性。自从1996年中国央行正式确定了货币供应量这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这一货币供应量目标就几乎没有实现过。实证数据的分析表明，2003年以后，广义货币M2减去基础货币（高能货币）的差额的增速，与中国实际投资的增速表现出高度的同步性。而基础货币却并不与之同步。

不过，2010年中期以后，上述差额的增速锐减，而投资增速降幅不大，两者差距拉大。这主要归因于这段时间大量非传统信贷信用供给的扩张。在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总量中，信贷以外的信用供给所占比例已经高达47%。

2003年以后，中国政府投资活动扩张已经成为中国货币创生的主体，而外汇储备增加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并不是中国货币增加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也就掌握了货币的创造权。中国货币供给是商业银行表内和表外信用活动急剧膨胀的结果。

终结“宽财政、紧货币”

综上所述，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其实是财政，不是货币。货币实际上是从属于财政的。因为中国货币创生的主体恰恰是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

过去一年的宏观紧缩，试图在财政扩张的状态下控制银行贷款和通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财政扩张必然导致“宽”货币，实际上是“紧”不住的。“宽财政、紧货币”业已被证明是一个失败的政策组合。“宽财政”支撑着公共投资，顶住了成本，挤占了私人部门的资源。“紧货币”（量化紧缩）在扭曲资源配置体制（融资市场的“双轨制”）下，客观上赋予了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相对于民间经济更大的资源优势，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和通胀压力，挤压了经济中最有效率的体制外企业。

好在中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政府投资降速已呈加剧态势。实际投资增速已经回落至18%，如果坚持既定方向，抑制资金流向政府经济活动，长期而言，实际投资增速应该平稳回落至1994年至2002年的均值12%左右。如果投资价格指数从目前的6%回落至2%，意味着目前25%的名义投资增速可能下滑至15%。

如果财政从扩张开始收敛转至中性，货币政策结构调整的空间被打开。应该有计划地放松信贷配额限制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自然地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那么经济将更可能被导向软着陆。随着成本下行，企业部门投资意愿的恢复上行，将逐步平滑政府投资减速所带来的经济下行的影响。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提高效率增加供给，是形成通胀治理的正向经济逻辑。

在投资显著减速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银行体系坏账大幅上升的风险。根据过去一年多的实践评估，鉴于目前存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偿债方式，中央政府不出面，仅靠地方政府和银行自己解决是有困难的，而且有可能引致宏观经济的大波动。中央政府有必要采取一揽子综合性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方案，将商业银行从梦魇中解脱出来，以避免宏观风险的发生。当然，也要抑制道德风险。这就需要加快推进一整套制度改革，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等等。

第二章　幻影折射的真实

破除政府特殊经济利益

在整个“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但在笔者看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本身的转型；而中国政府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能否破除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行为。

防止政府利益演化为特殊经济利益

根据诺斯的理论，国家有两种职能：一是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两个职能有时是相互矛盾的。

诺斯根据不同国家对两个职能的侧重点不同，把国家分为三种，即“中性”的国家、契约的国家和掠夺型的国家。他认为能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属于前两种类型，这类国家能够提供有效产权制度安排、平衡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而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是掠夺型国家。这类国家以促进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为己任，无心提供有效产权制度安排，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更倾向于统治者自身利益。

诺斯的理论值得我们思考，这里面政府是国家的代表，政府是追求利益的。对此，我们需要考虑三点。

第一，政府如果有自身的利益，那么政府的利益究竟是什么？第二，政府应不应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第三，政府能不能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最大化？我认为，这三点都是需要我们去分析的。我的判断是：一是政府有自身的利益，这就是国家的利益。二是政府利益和国家利益相一致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也大体上一致。三是如果政府把自身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特别是追逐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就会侵害公众利益。四是如果政府把追逐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演变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走向了反面。

如果把政府自身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特别是追逐经济利益，就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应反对的是政府的特殊利益，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利益。原因有三：第一，不符合政府权力来源于民的理念；第二，不符合主权在民的基本理念；第三，承认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可以最大化，是对公众利益的亵渎。这涉及到如何认识政府的本质。

就政府的本质而言，政府的所作所为都应和“公共”相联系：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这实际说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是互补关系。其中，政府是公共部门的最主要组织，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才由政府公共部门出面来解决，而政府的公共部门的所作所为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领域，则由社会承担。当然，政府也有失灵的地方，政府解决的是多数人的问题，但无法为每个人提供个性化服务。比如，政府只能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却无法满足小孩上贵族学校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这一部分，只能交由市场解决。当然，个性化需求越强烈，社会可能越发达。

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存在自身特殊利益是一种普遍现象。政府既是国家利益执行者，同时又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尽管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是有明显冲突的。比如，目前中国存在的国富民穷问题，就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分配领域冲突的反映。因此，既要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面，还要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冲突的一面，而且要特别注重研究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冲突的一面。

再比如，维持国家利益的费用与人民福利的关系。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的人员大量增加，维稳的费用大幅度上升，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根据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的政府报告中披露的数字，2010年全国的公共安全支出高达6400亿元，而当年的军费开支也就6000亿元。尽管这6400亿元公共安全支出中，维稳只是其中的一项支出，但这方面的费用大幅度上升，可能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很显然，国家在这方面的开支越大，必然会挤压投放于人民福利的财政支出。再比如，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用于民生的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四大支出所占比重，也很能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从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用于上述四大支出的财政支出，一般都要占一个国家财政支出的50%以上，但是中国2009年这四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28.8%，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见，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实际上也有冲突的一面，需要认真研究和处理。

在缺乏对政府有效监管、权力有效制约的体制框架下，国家利益给政府追求自身特殊利益提供了很大的制度和政策空间。政府可以用维护国家利益为托词，谋求自身特殊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侵害群众利益的借口。因此，政府行为是否端正、制定的公共政策能否代表公平正义，就成为人们衡量一个政府好坏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评价一个政府是否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重要指标。

中国政府特殊利益在膨胀

一是政府过度主导经济生活，由此容易导致政府与民争利。具体包括政府招商引资；开办国有企业；直接投资；经营城市；土地征用与出让等。现在政府在城市周边拿地越来越困难，因为农民都知道土地要增值。现在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农民形成了双重剥夺。一方面，农村向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却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城市化成为圈地化，农民基本上被排斥在获取土地城市化后的增值收益之外，这再次构成对农民的剥夺。

政府与民争利，还表现在政府过多开办国有企业以及国企任职的官员拿高薪。国有企业主要应该集中在市场不能企及的公共领域，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要坚决废除国有企业的高管层拿高薪的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凡是能在国有企业和党政部门轮回任职的官员，工资可以比在政府任职略高一些，但一律不能拿市场高薪。总经理的待遇要与企业的业绩相联系，可以拿高薪，但必须经由公开招聘，且永远不能回到党政部门当官。

正是由于政府存在着明显的与民争利现象，从而强化了其特殊利益倾向：如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定化、利益个人化。

二是形成特权顽症。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由特权支撑的、巨大的官僚体系，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比如领导干部享有个人专车，这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别说退休领导人员不可能拥有专车，连在职官员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拥有专车。但在中国却畅行无阻。尽管社会对“三公消费”（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款出国）有很多质疑的声音，但这个问题依然长期得不到应有解决，甚至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

三是公共属性被异化，政府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由于强势利益集团干扰太多，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2006年提出以来至今难有大的突破。如果说过去中国更多的是面临着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利益之争。以垄断行业为例，2008年全国在垄断行业就业的人群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但是却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一半，形成了巨大的行业不公。

政府特殊利益膨胀，造成行政垄断严重，市场规则被破坏，导致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平、公正性受到质疑，政府公信力下降。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每年发生近10万起，这与政府的公共治理不当甚至侵害公众利益有直接系，值得我们警醒。

关键是抑制政府的特殊利益

一是理念上要破除政府可以有自身特殊利益甚至将之合法化的思维。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许多政府官员头脑中，不仅看不到处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且往往将之简单化，还自觉不自觉地捍卫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甚至将之合法化。

二是要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把政府行为的行使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从根本上说，政府只有不乱作为，不越权，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政府的特殊经济利益。

三是按照上述思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包括减少行政审批、铲除腐败温床，公开官员财产，降低行政成本，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从全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国的审批范围这样广、面这样宽、程序这样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这样大。中国的审批制度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怪胎。这个怪胎反过来是要“吃人”的。有这么多的官员在这个怪胎面前“败下阵”来，就是很好的注释。

资料显示，从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每年抓出的省部级腐败分子平均达到8人，而2009年竟然达到20人。反映了腐败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实际上，中国的腐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当前的体制机制所导致的。1974年之前的香港也很腐败，1974年，香港创建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完全独立，只向总督负责，公署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及管理非常严格，工作人员有任何瑕疵都要离开。从此，香港的廉洁度直线上升，在全世界公共治理评价中，廉洁指数近几年连续排在世界前几位。香港反腐成功的例子再一次证明邓小平所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的行为受到约束，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走向反面。

所以，要大刀阔斧地改革干部选拔制度。在官员的财产申报与公开、加大对官员的问责等方面要有实质性的改革举措。说到底，中国的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层面有了真正的进展，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未来改革才能够步入一个新的境界，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把住政府之手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使人们终于意识到，那些因为新闻周期而匆忙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反而使造成金融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更严重，延长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期，并使必须经历的阵痛更深。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经济硬着陆，跌幅会更高。

政策周期过多受制于新闻周期

即时新闻频道、互联网的出现，政策绩效的评估频率被大大加快，如果政策达不到立竿见影效果，对新政策的呼唤必然立即出现。可是，经济有它自身的周期，市场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时间，行业企业从决策到正式开工投产需要时间，这些决策周期、建设周期、生产周期不会因为即时新闻周期的压缩而改变。

由于经济自身的反应周期远比新闻周期长，而影响政府决策更多的是专家评论、社会舆论，后者又跟新闻周期同步，到最后，制约政府决策周期的不是市场周期、经济周期，而是新闻周期。

政策周期超越经济周期之后，不仅政府之手必然很忙，而且由于绑架了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大起大落，造成更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危机的危害程度可能被放大、持续时间被延长。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在世界各国，电视上互联网上到处是专家、官员、企业领袖在给政府决策层出谋划策，一方面夸大政府不救市的可能后果，让观众、读者甚为恐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尤其是，那些夜不眠电视频道不断请来各类专家对昨天甚至几个小时前才出台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就进行绩效评估。

在中国，2008年10月就快下猛药“四万亿”，2009年续以10万亿元天量贷款、2010年近8万亿元贷款；在美国，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2月就签署82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没过多少天，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呼吁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美联储也的确从2008年暑期开始降息救市，后来利息没法再低了，就推出两次量化宽松政策。

恶果自然已经显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鲜活例子之一。2008年之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着重点在于限制供给（尽管许多政策的本意不是如此），使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不断恶化，房价越调控越高。2008年的头9个多月，房产调控开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下手。但受9月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影响，政策又出现180度的急转方向。2009年和2010年两次天量贷款，房地产泡沫被政府政策吹成新纪录。到2010年年初，房地产已经火爆到系统风险的地步，政策又急掉方向，限贷限购同时出台，房地产重新进入冰冻期。回顾过去近八年，房地产行业要么冰冻、要么火热，致使资源配置低效，更把人、社会、环境、自然给折腾得晕头转向！究其原因，政府之手闲不住是主因，但过于活跃的专家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也是鲜活例子之一。之所以到今天这步，就是因为在2008年年初、2009年各国政府大兴由政府借钱刺激经济，目的是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市场需要时间，按照自己的规律从过去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调整以往非理性的经济决策。可是，那些专家们没有那么多耐心，每天在各国的即时新闻里不断给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快速且大刀阔斧地救市。结果，各国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虽然制造了2009年—2010年表面的复苏，但把那时的金融危机转变成了今天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

政府之手太忙的后果

从表面看，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一般性的怀疑似乎有道理，用行政之手代替表面似乎无序、无形的市场竞争能避免很多的市场错误和所谓的“市场失灵”。但实际情况呢？

不妨对中国和美国作一个比较，就是看一国的三大产业对GDP以及就业的贡献率之间的关系。在美国，1980年时，其农业占GDP的比例约3%、占总就业的4%，工业占GDP的比例约33%、占总就业的31%，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64%、占总就业的66%；到2005年时，三大产业的GDP贡献率跟就业贡献率还是维持基本的1：1关系：农业占GDP的比例约1%、占总就业的1.2%，工业占GDP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21%，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77%、占总就业的78%。美国各产业就业贡献率跟GDP贡献率基本相等，说明跨越行业、地区、城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流动是非常自由的，没有受到户口等制度或政策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各行业间的扭曲和差距不仅很大，而且在过去30年被恶化。1980年，中国农业占GDP的比例约30%、占总就业的69%，农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0.4；工业占GDP的比例约48%、占总就业的18%，工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2.7，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13%，服务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0.6。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各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大得惊人，根源就在于那些基于身份、出生等制度性、政策性歧视，使得行业间、城乡间、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几乎不可能。

过去30余年的改革是否带来改善呢？农业占GDP的比例约11%、占总就业的40%，农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0.25；工业占GDP的比例约47%、占总就业的27%，工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1.7，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42%、占总就业的33%，服务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1.3。从表面看，似乎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生产率都往1：1靠拢，农业出现更为严重的偏离。

实际上，如果把GDP贡献率除以就业贡献率的比值看成是劳动就业生产率的话，在1980年时，中国工业的劳动就业生产率是农业的6.1倍，而到2008年，这一差距为7.4倍，比1980年时工农、城乡差距加大了。

可见，只要户籍制度歧视还在，只要土地没有私有并可以自由抵押流转，只要教育机会歧视、福利权利不平等还在，只要民间金融被歧视压抑，那么，各产业的就业生产率差距就会继续存在。只有在政府管制极少甚至没有、要素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三大产业间的生产率才可以趋同。任何行政管制都妨碍或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都构成对自然秩序的扭曲。

因此，在时下追求平衡发展、减少收入差距、争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时期，政府之手越是能闲住，这些目标就越有可能实现。在即时新闻媒体日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占领生活的每分每秒的新时代里，我们尤其要谨防政府之手忙得失控。而要达到这些效果，体制改革、权力制衡改革是前提。

政商联结阻碍中国转型

世界各国，从中等收入国家持续地增长为一个现代高收入国家，这样的情况不是在很多国家都能够实现的。因为，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是追赶性的增长。在这个阶段，产业技术、产业组织和产业模式的引进、模仿，产业结构的复制，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就可以实现不断的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完成之后，要继续增长为高收入的国家、现代国家，前面的后发优势就不会发挥作用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是后发劣势，老跟着别的国家走，就没有创造力了。

更重要的是，在追赶阶段，强政府能够促进追赶性的高增长，因为在追赶阶段强政府可以在资源动员和要素组织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相当于落后者可以使尽全力去沿着别人的路线去追赶别人。但是这背后也以很多人的权益受到践踏为代价。很多地方在十个月之内，能将一块平地变成现代化的电子厂或钢铁厂，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几个月之内把农民地全部推平，房子全部清拆，土地强征，盖现代化的厂房，搞工业园区。

现在很多人总结，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强政府。不过，追赶阶段完成之后，强政府就不管用了。许多国家在追赶阶段完成之后，不能实现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是因为追赶阶段的增长动力已经衰竭而无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在全球都非常令人困惑。追赶阶段完成之后，需要一种新增长模式，我本人把它称之为内生性增长，即依靠一个经济体内部不断创造知识资本、积累知识资本、利用知识资本来推动经济增长，以打破物质资本收益递减的魔咒。如果要转向内生增长，强政府是没有用的，反而会起阻碍作用。“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不到20个。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没有成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情况很不一样。但从现象上来看，那些政治联结性的企业最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家，大部分都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为了利用后发优势进行快速追赶，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很强的公权力，一度致力于帮助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政府之手曾经是“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帮来帮去，最后却成为“掠夺之手”（grabing hand）。因为帮助这个企业，可能会掠夺另外一个企业，帮这些人，可能掠夺另外一些人。帮助一个钢铁厂或者电子厂，可能会掠夺农民，掠夺小厂商，掠夺汽车修理厂，掠夺开餐馆的。

另外，帮助企业的时候，企业跟政府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形成了政商联结的结构。这种结构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不可预期的。其规则不清楚。而这种政商结构一旦形成，对中国转型为内生式的增长，会起很大的阻碍作用。

第一，使资源配置高度扭曲。资源被配置给最亲密的人，而不是最有效率的人。

第二，竞争特别不公平。劣化资源配置，就会导致不优秀的胜出，优秀的失败，竞争不公平。

第三，对社会构成很大的破坏。至少从企业家来说，没有稳定的预期，没有长期的行为。跟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候比起来，现在党和政府对财产保护和企业家的保护多很多。但大家长期行为和稳定的预期还不如以前多，因为大家心里不踏实。结果，很多企业家不是做长期投入的竞赛，去搞研发、做品牌；而是短期投机的竞赛，炒房地产、PE、上市、套现的竞赛。不是搞效率提升的大竞赛，去改进技术、改进组织，而是搞政商联结大竞赛，跟政府怎么合作，跟官员怎么联结。

这种竞赛伤害了谁？伤害最多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是先天的政商联结，而且很多政府的官员还有企业家身份，而民营企业如果搞政商联结的话，那是后天的，要花很大工夫而且要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民营企业一般来说，竞争不过国有企业。

怎样改变这个状况？从经济上说，要促进金融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的配置更市场化。一定要放松政府管制。政府管制的范围太多太广。

从政治上来说，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其中，重在分权制权。现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共和这种理念和精神值得弘扬。要更多讲共和，分权制权。

中国现阶段经济权力结构分析——对高铁发展方式的深度思考

很多西方学者会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归结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是一些经济部门，而对市场进行高度干预是另外一些部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联系。

现今的中国经济权力结构中存在着六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民营经济、外资企业、消费者。前三者可以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非市场化的干预；后三者则属于市场经济成分。

过去30多年的经济数据明白地显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大多来自市场经济成分——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济、消费者贡献等，而非国家干预层面——如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参与设计经济制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机会却少之又少，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全倒挂。掌握更多经济权力的却恰恰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些非市场经济成分。

经济增长的主体与经济权力的主体错位存在，构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这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

中央政府财政收益大增但经济权力流失

不过，由“国家干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三驾马车驱动的“中国模式”，其内部的经济权力发展趋势并不平衡。其中两驾马车——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经济权力增长过快，对中央经济权力和市场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权力分布并不像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掌握在企业、市场和消费者手中；甚至也不像纯粹的计划经济那样，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两类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导者。这种非计划经济、也非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上还存在着中央政府的调控、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消费者的监督等，但在实践上，掌握了经济权力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会拒绝接受其他经济权力主体的制约而自行其是。

目前看来，“有钱弱经济权力”的中央政府所使用的调控手段多利用金融、价格、投资等杠杆来进行，如出台各种指导性政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等。但中央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宏观调控几乎变为微观调控，表明的是其全面调控能力的缺乏，可见其经济能力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在调控的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即每当经济出了问题，“受伤”的总是市场、民营企业和消费者。控制房价、治理通货膨胀，走的都是这个路数。中央政府频繁干预市场的结果是，导致地方政府有更多机会剥夺个体经济自由、阻断市场传递信息，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

另一方面，对于同属于三驾马车的国有垄断企业等一些破坏市场公平的负外部性因素，中央政府却缺乏主动调控的意愿或者调控无效。例如，高速铁路是明确的国家工程，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却是铁道部这个介于垄断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经济寡头。即使是在原铁道部长“落马”之后，相关部门对铁路系统的监察仍无法深入。

地方政府日益短视和急功近利

现在，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计划经济已经在很多领域瓦解了；随着垄断企业挤压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作用也无从发挥。目前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不遗余力地追求经济增长，造成整体的经济成长慢不下来，正是一个经济体已经部分失控的表现。

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原本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在与地方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中迅速激发出更大的经济活力。但在中国，地方政府由于拥有高于市场经济的绝对权力，就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并在强力统御和高度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庞大的利益。

在地方利益集团形成、但却缺乏统一调度的情况下，地方比中央机构往往更加短视和急功近利。地方官员的处境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追求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以寻租的方式寻求经济利益使腐败的产生在所难免；以经营土地的名义所牺牲的民众利益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而地方政府与地方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走向畸形。为了控制的方便，地方政府普遍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而不是培养竞争性产业。同时，当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达到了需索无度的地步时，良好的地方市场环境也无从谈起。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私营经济在腐败的重压下发展不起来一样，中国的一些规范经营的地方民营企业同样无法正常发展，甚至连生存都有困难。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和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结果是，地方政府权力越扩大，地方产业素质就越低下。

中央政府尽管了解经济的症结并试图作出努力，如控制房价、禁止暴力拆迁，但却受到地方政府在实践中的忽略。这样一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大多数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而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地方政府，往往也是激起社会不满和群体性事件的主体。

国有垄断企业集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

截至2010年年初，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达24.3万亿元，营业收入16.7万亿元，实现净利润8490亿元，上缴税金1.3万亿元。《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地区在2010年有4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大多数为国有垄断企业。

但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数据“辉煌”的同时，其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压倒性存在扭曲了中国的经济伦理和社会规则。铁路事故频发也只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而已。

回顾铁路部门处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方式：不但在平时对线路少有风险评估；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轻率地宣布是雷击导致事故；即使在出了重大人命事故之后，也没有经过安全评估就迫不及待地清理现场、重新通车。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利益驱动下，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利益和安全的无视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当然会引发公众不满，从而成为新的政治不稳定的诱因。

与此同时，由国有垄断企业所主导的经济成长本身的质量也是值得质疑的。2001年—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万亿元，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万亿元。国有垄断企业以压制市场经济成分为获取垄断利益的手段，但是其效率低下造成亏损时又靠市场经济创造出来的成果来维系，这对市场经济成分是双重的剥夺。

民营经济：“合谋”还是“突围”？

1978年，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方面所占的比例还只是22.4%。而据国家工商总局和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已达4000多万户，目前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约1.5亿人，吸纳了占全社会最大比重的就业人数。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另有数据显示，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

但与民营经济极为重要的经济地位不相称的是，目前，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绝大多数却是国有企业。简言之，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只有很少的中国民营企业飞起。

可以说，在“国进民退”以及外国资本的竞争压力下，多数民营企业只能被迫从事低端制造业，但这种低技术制造业不但不赚钱、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还极其脆弱。一旦发生通胀或外部需求下降，即面临灭顶之灾。

除了不公平竞争带给民营企业的伤害之外，民营企业发展困境还和不合理的行政规章有关。例如，在近年来多次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中，“融资难”都成为企业家们所面临最大问题的首选。此外，中国目前的企业税负已经达到世界前三位，明显过重。至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设限、寻租、刁难，更使他们背上了额外的沉重负担。

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挤压下，在缺乏必要的经济自主权力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走上了邪路。较大的竞争压力、过少的发展出路、外部环境不利等因素导致民企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腐败的行为屡禁不绝，恶化了经济环境。某些唯利是图的民营企业自身也缺乏必要的经济责任。

对民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向很清晰，就是把政府和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清楚，消除国有企业因与政府合作所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但这种能够带来合理竞争的制度环境显然不是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三驾马车可以自觉做到的。

国际资本：追随“龙尾”的后果

在中国的经济权力格局中，相对于民企在政治上受到的歧视、重要产业不准其进入的情况，外企受到的限制相对少得多。其所遇到的障碍多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消除。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500强企业中已经有470多家在中国落户，截至2010年7月底，中国已累计吸收外资1.05万亿美元，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在经济先期发展起来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总是优先选择与国际资本结合。政府各级官员热衷于会见外国投资者，这里面和国家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当中国民间投资者遇到法律和金融体系方面的限制时，中国为了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已经消除了外国投资者所遇到的障碍，甚至给予其超国民待遇。而这些外国资本显然有着更雄厚的实力、更丰富的市场经验，现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就如鱼得水地发展起来了。

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商品贸易的一半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5%左右是由外资完成的。外资在中国出口中占比之高，大大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以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亚洲其他国家外资在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依赖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显然是不利的。外资壮大而内资弱小的中国经济有沦为国际资本附庸的风险。同时外资与民企的不公平竞争也进一步缩窄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

当然，中国市场也深刻地影响了外资企业的行为。淮橘为枳，原本在国外守法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经济中也学会了腐败、造假和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在2006年，一些在中国违反了美国商业法律的美国商人更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受到议员的猛烈攻击。国会议员们认为这些企业在中国的不当行为极大冲击了美国本土企业的企业伦理，不能被原谅。在这些案例中，所谓“中国模式”中的缺陷部分已经开始外溢到世界经济体系。

重新分配经济权力

破解僵局的钥匙，在于消费者在争取经济权力方面要有所行动，即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公民”。在一些资深的市场经济国家，如英国、法国，先是由国家从寡头手中集中经济权力，再由公民对国家权力进行逐步的限制，是优化经济权力结构的通常路径。而在对经济权力进行制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群体的积极行动。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中产阶级作为更有力量的消费者，有更多的手段和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对于经济权力结构仍在变化中的中国来说，以往的经济权力争夺发生在政府和市场经济成分之间；现在则是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夺权力；未来的经济权力结构有可能是结合了普通消费者的市场经济成分的卷土重来。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国家经济理性的回归、经济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以及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把自己当作“公民”来看待。

臧否“中国模式”

中国的经济表现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赞赏者看到的，是一个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他们谈论着一个围绕“北京共识”所建立的新增长模式。“北京共识”强调的是国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批评者看到的，则是一个受到压抑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鼓励对公共支出的挥霍浪费，加剧了全球贸易失衡，还为形成终将破裂的投机泡沫创造了条件。因此，他们认为，主张市场化模式的“华盛顿共识”依旧是优先之选。

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呢？答案是两者都不。但是，有一种解释中国发展的方式，有助于认识其经济模式及其潜在风险，这就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发展机构采用的模式。

世行经验与“中国模式”的相似性

世界银行致力于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世行坚信，高收入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是难以维系的。这种差距不仅会造成经济和贸易紧张，也会导致政治摩擦。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增长方式要有利于保护全球共有资源，保护环境，使社会服务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此外，市场的不完善性，包括风险信息的有限性以及无法有效地保障和分配资源的薄弱的经济制度，是造成不发达的核心原因，这为开发银行促进经济增长的行为提供了理由。

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补贴贷款，后者再将其转贷给地方政府和企业。这种援助，使得那些由于财政和银行系统脆弱而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得以支持那些社会效益高而市场认为风险调整后收益过低的投资项目，比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对贷款的补贴来自预算转移或政府担保，这使得世界银行能以优惠的条件从国际资本市场借款，因为还贷是有担保的：一是借款国政府的担保，二是世行股东国政府的担保。因此，尽管人们对世行贷款给诸如苏丹、阿富汗等国政府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却鲜有人质疑世行的财务稳健性。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世界银行很相似：中国依靠隐性补贴贷款来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减少消费激励、提供政府担保来实现低利率。通过保持相对较低的利率，中国就能利用居民储蓄来补贴贷款。这代表着一种由当前居民消费向投资的转移。但如果这些投资产生了高额回报，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加快，进而又使中国能够在未来逐渐实现居民消费的最大化。实际上，中国的个人消费一直保持着每年8%至9%的高增长率。因此，由于所补贴的投资项目非常成功，而且没有补贴就不会有投资，中国所代表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说是提高而不是降低了可持续的消费水平，这与通常的看法恰恰相反。

这种方法并不是新产生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在评估其选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成功经验时，就注意到了高投资和外向型战略对于加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世行经验与“中国模式”的风险

不过，世界银行和中国的商业模式都具有某些风险。由于是补贴贷款且收益难以评估，因此出现浪费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令人无法忽视。批评者把这些政策视为“受压抑的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种金融体系引发了激励扭曲，鼓励投机活动，终将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只有在满足了真正的需求并产生快速增长的前提下，遏制当前消费以扩大投资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目前，中国的财政系统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所以，政府转而依赖国有银行向地方政府、机构和企业输送额外的资金，以建设基础设施并发展生产。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国家的财政系统必须发展起来，这样由政府优先重点推动而非纯商业目的的贷款，才能通过预算渠道而不是经由银行来完成。这就要求中国采取重大改革措施来提高和分配必要的财政收入，以便将“准财政赤字”转化为预算科目，从而增加透明度和减少风险。

但是，由于中国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健性也就取决于国家的信用度，正如世行的生存依赖于政府担保的稳健性。这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推进银行体系改革。不过，中国的高储蓄率、巨额外汇储备以及低外债率，意味着不良贷款大幅激增带来的可能是贷款规模缩小，而非金融崩溃。

关键的问题是，由政府倡议的开支，其质量能否继续证明从普通消费者向投资转移的合理性，又能够继续多久。对于中国来说，生产率的超常提高、两位数回报率激励下外资流入的猛增以及GDP的持续高速增长的格局表明，直到最近投资项目总体来说是高效的。但最近针对挥霍浪费的声音（比如针对中国高速铁路规划的指责）也表明，领导人需要加强对某些投资规划效率的重视。世界银行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时期：由于对经济政策拙劣的国家提供贷款过多，非但没有产生相应的回报，反而造成了后来的债务问题。世行对此的反应是收紧贷款标准。

中国需重新调整激励导向

中国更急需关注的是，有迹象表明金融体系的扭曲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由此会导致金融崩溃并使经济增长率急剧降低。经济过热和通胀难以消除是显而易见的。目前通胀的主要原因是食品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这是受全球趋势或气候条件的影响而非制造业的压力所致。但也有部分原因，是过度的信贷扩张或房地产市场投机所造成的房价飞涨。中国不能充分利用各种货币和汇率工具，也就意味着不能借此快速高效地应对这些压力，调整期也因此延长了。

然而，认为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将会摧毁其经济的看法未免言过其实了。过去十年住房投资猛增，现已占到投资总额20%左右。但与美国的情形不同，中国住房投资的增加大多是响应私有住房常态化的趋势，而并非基于不负责任的贷款方式。中国的贷款金额与抵押物价值比率仍旧很保守，其房地产业并未暴露在致使美国金融体系崩溃的复杂贷款工具所带来的同类风险之下。

但是，偏向于高端市场的投机活动受到鼓励，其中部分原因是地方政府依靠卖地进行房地产开发以获得财政收入的行为所致。除非建立一套健全的房地产税制为地方政府提供有保障的替代性收入来源，否则现行制度就会形成一种鼓励投机性建设的偏见。

迄今为止，这种偏见尚未产生明显后果，这是因为在较高收入阶层还存在着大量有待满足的自有住房需求，但这种稀缺性正在快速消失。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重新调整投资激励导向，从而使经济适用房开发变得与高档住宅建设具有同样的或更大的吸引力。这是可以实现的，新加坡等国实行的大量社会住房与高档住宅并存的计划就是例证。

此外，正如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银行的贷款活动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包括对贫困和治理的影响）会受到监督一样，中国也需要考虑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包括经济增长对环境和内部公平的影响，中国领导人业已认识到这是国家所面临的关键性挑战。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嘉宾：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吴思（《炎黄春秋》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主持人：张剑

地点：北京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确是极大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一成就呢？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论”，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点。虽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不存在“中国模式”，但争论依然不断。那么，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如何，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这一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何在，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中国经济成就伴生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关乎民众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均值得关注和探讨。财新《中国改革》整理并刊出“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供读者参考。——编者“中国模式”真与假

竹立家：“中国模式”是一个假问题。我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正处于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以制度和价值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

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蔡霞：应当把“中国模式”的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

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这样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范畴。

有学者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发达国家都走过，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广，底子可能更薄。

所以，中国30多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在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

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所以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

夏业良：首先我要提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要形成经济发展中可借鉴的模式，它必须从理论上具备几个重要的构成要件，这样，既可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也便于其他国家应用或者借鉴。但是，我们看来看去，现在无论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中国模式”，都含糊不清，没有很清楚的界定。

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好像是把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都认为是模式的成功。但是，这个模式跟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吗？

前些年，“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很多人就想能不能把中国发展路径总结成一种模式，比如说过去“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际上非常推崇的发展模式，叫“东亚经济模式”。

目前看来，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意义来说，所谓“中国模式”都没有真正超越“东亚模式”，没有比“四小龙”的业绩更加显著。

诚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大，但是，从经济发展业绩本身去比较，同样的30年跟人家相比较，未必比人家业绩好。从这方面讲，如果“东亚模式”都不能肯定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怎么能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更加值得赞颂的模式？这本身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

如果以更广泛的方式看待“中国模式”，不单单看成经济模式，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模式，它的特色在于“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从理论上总结，其实就是经济学里面常说的“试错”。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在变革、发展过程中总会有试错过程，中国的试错是什么？一般先是发现一个典型，对这个典型展开调查研究，认为它值得肯定以后就开始试点，试点之后设立特区，特区之后再扩大特区，即模仿这个特区再建若干个特区。过去发展的30多年里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秦晖：中国确实发生了所谓的奇迹。这个奇迹是中性的，我并没有说这个奇迹是好的还是坏的。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某种特点，这个特点叫作模式？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相当惊人，有人说这个数字是假的，有很多水分。

我要讲一个统计学常识，一个经济体假如以这么高的增长率增长了几十年之后，你可以怀疑它的绝对值，但是，它的增长率你就很难怀疑了。讲得简单点，改革之前不浮夸吗？一个浮夸的基数不断往上翻，假定说原来浮夸了一倍，第二年增长率翻了一番。你第二年的基数仍然是浮夸，你浮夸的量又翻一倍，第二年的基数等于是浮夸了两倍。如果我们30多年中国的浮夸是以几何级数往上翻，我们就会又看到“亩产13万斤了”。

大家知道，几何级数的浮夸是不能持续太长时间的，“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高增长率持续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明显的“烂包”，所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确是事实，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确实相当惊人。

东亚模式增长都没有真正长久，长达几十年的只有南非，也是一种很快上升的增长，而且，南非有很多经济指标非常惊人，人均耗电量居然跟英国差不多，高速公路占世界第三，而且它的制度设计跟中国很类似。

孙立平：我认为有一个“中国模式”，不但有，而且“中国模式”接近完成，已经处于最后的完善过程当中。

第一，这60年是一个整体。我们过去有一个框架，分改革前和改革后，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一致性。

第二，这场改革叫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然后，本着这两点，我们看现在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最近，有两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一件是福州大学实行恋爱实名制，就是谁要恋爱，就要登记，谁提出，谁负责，然后，出现问题找组织解决。

第二件事，北京准备用手机定位人们的出行和工作情况。这两件小事非常让人受启发，表明了这样一个体制的空间是什么，在哪儿，这个体制内能做什么事。

怎么看30年的变化？这30年其实是很有限的变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东西确实有着创新的过程，用体制和机制来说的话，就是体制没变，机制创新。其实，模式不是其他人能不能学，能不能做。我说的这个模式需要有自洽的逻辑，只要满足这一点，它就有特点，也叫模式。

雷颐：“中国模式”的概念有没有意义？比如说资本主义世界，别人可以总结出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在中国，你可以说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内部可以分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现在又有了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等等。

从2008年起，由于金融危机，一下子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种中国模式。很多我认识的金融界人士讲，中国能避开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学会游泳，还没有下海，不可能被淹死，实际上中国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认定存在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

展江：模式如果是个中性的概念，其实是可以使用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模式”。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敬佩和中国人自己感觉的差不多，就是走出匮乏：30多年前吃不饱肚子，抽烟的人一个月就抽一包烟，现在不太匮乏了。

对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同方式，暂且用模式的说法，我觉得是中性的，这是可以的。

先不说中国，现在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另类的国家。哪类国家呢？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些国家，可能会有不稳定，比如利比亚；当然也有的国家多少年后才出现不稳定，如埃及；也可能靠石油超稳定，比如说沙特。东南亚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就是文莱，文莱人均GDP四五万美元，和西方是可以比一比的。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依靠石油的模式。

中国最近对石油，包括官方和官商对石油的兴趣那么大，说哪里发现了油田，哪里发现气田，其实是对那种模式的一种向往。

另外提供一点视角。关于西方模式，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它在欧洲和北美的范畴之内，把西方分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地中海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第二种是中欧和北欧模式，叫民主法团主义模式；第三种是北大西洋模式或者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两个政治科学家，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美国人联合研究的结论，他们是研究媒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

我现在特别关注地中海模式，觉得中国某种程度上接近地中海模式，但是跟它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有一个极化多元主义，两个议政党，左的和右的。另外，他们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和另外两个模式相比存在很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少数人掌握资源，把资源送给老百姓，送给他的支持者，支持者反过来回报他。

茅于轼：我认为所谓的模式是一个样本，大家都可以照着学，可以推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有些经验是别人可以学的，但是，大部分经验别人学不了。

首先，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的经验跟其他转轨经济不同，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双轨制”。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但对外而言就没什么好学的了，除了古巴。

第二个特点，因为有一个党的领导，有很多事情市场做不了的，政府能做，或者市场做起来很慢的，政府做起来很快就能做成。最典型的如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飞机、机场、电信，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可以排第一。

但是，现在有点儿过头了，好多高速公路没有足够的车走。这3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长期缺电、电力供应不足之类的事情。印度、菲律宾，几十年缺电，总也解决不了。印度更不用说，连高速公路都没有。我们比他们强多了，原因是我们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做这些事。

还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有没有这样的事？这可以讨论，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有的。按照市场的意义，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大多数人得益了，然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就快了，这个道理看起来是有点对的，但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即每个人的权利是相同的，任何人都同样受到保护。

但是，我们中国政府有时不太关心这一点。比如说三峡工程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有很大争论。在有些国家里头，要搞这么一个工程，根本就搞不起来，我们说搞就搞了。当然现在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无法辩论。

另一个特点，即改革的开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那时，中国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起点非常低，这个别人学不了。那个时候，农民吃不饱肚子。进城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再有几百元钱，更是满足得不得了。我们现在积累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农民工打工赚出来的。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现在进城打工的不是吃不饱的农民了，而是80后、90后，他们没挨过饿，知识比较多，受教育比较多，懂得维权，会用计算机，会上网，知道全世界的事情，这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改革成功主要的特点是财富的极大增加，财富的增加有什么经验呢？有一条，可能大家不见得同意，叫作“闷声大发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句话很恰当地归纳了中国财富快速增加的道理。

比较改革以前的30年，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想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走的是一种什么道路呢？就是不许你发财。走工业化，要劳动创造财富，要学大寨、学鞍钢宪法，就是不让你赚钱，一赚钱就是资本主义。

现在看起来这些都错了，发财是对的。发财是什么？发财就是创造财富，有了钱，许多问题都容易解决了。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炼了1000多万吨钢，现在中国每年钢产量达6亿吨。

秦晖：现在中国的发展当然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人能不能学瑞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也不是说福利国家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的朋友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值得思考的是，所有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探讨的结论是，政府的权力大，责任也很大，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政府也可能权力小，责任也很小，这就是自由放任。因为老百姓有不同的诉求，有的老百姓对自己的权利看得很重，害怕政府过多地侵犯他，就不同意给政府太多授权；有的老百姓更多地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他就更强调问责政府，因为要问责政府，所以要更多地授权于政府，但是，权力授得再多，也是可以随时收回来的。

在中国，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这种权力无穷大，责任无限小的特点，和它的高速增长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今天，中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力全世界最大。

现在最怕是两拨人说相反的话，一部分人说政府就应该多收点钱，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另一派人说政府就不管公共服务，老百姓就应该自生自灭。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方面政府收了大量的钱，一方面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所谓的预算公开有什么动机呢？

孙立平：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在于它为体制新造了一种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现在我们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内容。中国的市场不是一个完整的体制，而是一个零散的机制。现在用这个零散的机制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地下的资源挖出来了。

第二，盘活了土地。我们这些年有钱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这么多地给卖了，卖了地还得建点东西。地还是那块地，实际上财富没增加，但是钱确实是增加的。

第三，最充分利用了人口的红利。

蔡霞：中国内外有两个“时空交错”，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工业文明这段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走向信息文明了。这是外部的时空交错。

内部的时空交错，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相当于工业化的后期，乃至于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广东、北京、上海等地；但是，往中部走的时候，到河南、安徽、山东，你可能看到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是跑到云贵川的非省会城市，你就看到它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然后你再往广西、贵州、云南的大山里走，完全是田园风光、农业文化。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对市场经济介入的范围和强度，比其他国家可能还要再强一些。

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将近200年走过的路子。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00年之内积聚的矛盾，我们30年当中全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00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我们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新老矛盾交织，各种矛盾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传播出来。

吴思：我认为是有“中国模式”的。在经济方面可以先从历史上谈起。中国经济历来就是多了一个权力要素，权力介入市场，而且分量非常大，除了税费之外，还有各种敲诈勒索、垄断的方式，这个东西是中国特色。

我们可以把它量化，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不能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的模式中，要引入新概念，真实描述中国经济的概念。

现在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状态，出现权力市场或者是按照古汉语所说的“官市”或者“杂霸市”。

在经济上，“杂霸市”、“官市”仍然有可能凭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持续一段时间：第一，我们劳动力便宜，在国际上有优势；第二，我们向西方学习模仿各种新技术、新制度，还在学习过程中，可学的东西还很多。于是，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可能发展得不错，这仍然是“杂霸”模式经济的成绩。

现在中国存在的权力市场，不能长久持续，未来必须继续提高市场自由度。

中国的未来与对策

茅于轼：中国的问题是现在钱无孔不入，当官可以买卖，踢足球可以买卖，文凭可以买卖，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在一点原则没有了，完全被钱控制了。

改革30多年，我们往往看成一个阶段，其实30年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代人的时间，里头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的情况跟改革开始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讨论财产登记问题。30年以前，领导干部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什么财产都没有，要他们登记也没有必要，没什么财产，登什么记呀，一定要登记，也没有什么阻力。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说了20年也登记不起来，阻力非常大。

最后，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宪法》上讲了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都要守法。大家看看，马路上的特权车就公然跟《宪法》挑战，交警不敢管，老百姓习以为常。这些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是个特权社会，几千年没有根本改变。

竹立家：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让人民满意。

在统观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从制度和价值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的结果，对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才是一个人民幸福和尊严得到保证的稳定和谐社会，也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一“宏大叙事”。

未来，中国必须推进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宪法原则实践社会体制安排，按照“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新发展共识”追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把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引入一个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层面。“十二五”期间，国家面临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关联，当然，也与中国未来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相关联。

吴思：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租地自由、借贷自由、务工自由、贸易自由”。我们可以把土地看作资源，借贷就是资本，务工就是劳动力流动，贸易就是产品的自由。邓子恢想推动这“四大自由”，推动民间的市场经济的自由度。

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都恢复了，租地自由是恢复成了大包干；借贷自由目前还是个半开放的市场，金融市场半开放，主要还是国家垄断，但是，民间可以部分介入；雇工自由基本放开了；贸易自由，现在处在半开放的领域，比如电信市场不能完全开放，有些资源还是国进民退，但是，绝大部分开放了。

凭着市场自由度的增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自由度增加多少？按照2008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评比，世界平均自由度62分，排名最高的香港92分，最低的朝鲜3分，倒数第二是古巴27分，中国大陆是52分。

我们从得3分的朝鲜那个状态增加到52分，自由度增加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资源配置水平提高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因：市场自由度提高，财富自然就增加。

展江：前几年，领导人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要善于发现和发掘各国的资源、模式、体制和机制。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西方福利模式也好，自由主义模式也好，也都面临着一些危机，同时“中国模式”目前留下的后遗症也越来越多。

未来怎么做，我觉得秦晖的观点非常对：我们应该在两个维度上去努力，一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营造更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度。

当前焦点问题

第三章　地方债务与土地财政

政府的表外业务

最近，高铁的商业模式和财务问题引发很多讨论——主要集中在高铁是否该缓建及其对银行资产质量可能造成的影响。而较少被提及的，是高铁这类社会服务功能的项目，究竟该被归到政府财政中，还是像现在这样被编为政府的“表外业务”。

何为“表外业务”？尽管铁道部是国务院所属正规部门，收入中的一大块来自类似于税收的“铁路建设资金”，但它的财务安排是以一个独立企业的模式来设计的。所以，它在银行的贷款性质为一般企业贷款，铁道债也被归为企业债。国家电网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明显具备相当政府功能的企业，在财务安排上也一样。类似地，保障性住房和地方政府的基建工程，在目前的财政安排下都以“表外业务”的方式在操作。“表外业务”最大的问题是混淆权责。如铁道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发行的债券，利率和国债只相差了50个—60个基点，其债信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一旦发生债务问题，债权人会要求政府埋单。本来，中国6.75万亿元的国债规模仅占GDP的17%，在国际上属相当低的水平，但加上这些“半官方机构”的债务，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将承受相当大的压力。理论上，政府部门执行公益性项目，应并入财政预算并接受各级人大监管，项目形成的债务也应计为政府债务，而非企业负债。反之，若项目确定为非公益性，就不应被计入政府债务，但政府在这些项目营运和收费管理上的权力，也应受到严格约束。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在一开始就向公众和债权人明示，若这些项目出现财政困难，政府不会埋单。

对于兼具商业和公益性双重特征的项目，笔者认为，它们应大多被定性为财政项目，相关的支出和负债应受各级人大监管。因为这些项目的收费定价，不全由商业行为来决定，而要考虑社会安定和居民承受力等因素。另一方面，若这些项目出现财政困难，政府不会见死不救。把这些项目统筹为政府项目，有两大好处：一是项目支出受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管；二是这些项目的得失会明确反映在政府支出和负债等指标上。这样，当国民和投资者一旦发现政府负债大幅增加时，便能马上叫停。若前几年高铁的支出和债务能透明地反映到政府预算中，“缓建”之说可能不会等到今天。

当然，有人会反驳，这类半官方的支出都归到财政支出，会否影响效率？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解决的技术问题。尽管政府是项目的最终控制者，但可透过公开竞标等方式来寻找承办商以降低成本、增加营运收益。然而，现在很多半官方的项目虽以企业名义牵头，但整个建造与营运的过程受政府行为的很大影响。如大部分政府项目公司的董事长，都是由刚退休的官员来担任甚至由现任官员兼任，承办商往往与相关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回顾过去十余年全球的金融危机，和企业、银行、政府的“表外活动”（off-balance sheet activities）不无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韩国企业集团下属公司的巨额表外负债大部分是外债，是导致危机的重要诱因。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华尔街投行的表外活动和可算是美国政府表外活动的“两房”（房地美与房利美），都被认为是金融海啸的主因。上述表外活动的共同点，是危机爆发前实际规模不明，外界易被传统的数据表象迷惑，如在2008年以前以为华尔街投行的资本充足率很高，因而未能在危机出现前加以适当控制。

随着中国政府在民生项目如公共住房与医疗保健等方面增加投入，未来几年很多公益项目都会放在各级政府的“表外”来运作。如果现在不作规范化管制，这种“或然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y），在几年后或将演变为中国金融危机的根源。

治理地方债务激增

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问题已经暴露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地方融资平台等地方政府举债方式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但其最终信用主体仍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组建地方融资平台绕开有关对外融资的法律和制度障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方政府债务隐形化的过程。

地方政府债务隐形化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使得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很难对债务风险进行有效监控，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可能引发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进行预警，由此更容易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举债和过度投资的问题。

地方投资失控是主因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传统解释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吃紧，扣除经常性服务项目支出之后的地方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项目资金。深层原因涉及到现阶段因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不完善所造成的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问题。按照这个分析思路，当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激增的根本原因是地方财力不足，而不是地方公共资本投资预算失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过度等问题。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央与地方的相对财力确实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此后十余年间，财政体制基本保持着“收入上移、支出下移”的大体格局。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比例的不断提高，这种财政收支格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以2008年为例，统计数据表明，当年中央与地方的本级财政收入比约为53：47，本级财政支出比为21：79；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央对地方22945.61亿元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比实际约为17：83。2009年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为15279.84亿元，比上年增长14.5%；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比上年增长29.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9年新增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高达3.05万亿，这其中还不包括通过发行信托产品和城投债券等其他渠道举借的债务。

由此可见，尽管当前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不完善，但是如果仍然把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成因简单地归结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划分“不合理”，似乎已不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解释；那种一味地强调因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失衡导致地方债务激增的说法，可能已经明显偏离事实。

如果真是中央将事权层层下压给了地方政府而导致地方不堪重负的话，那么地方借来的那些钱都应该用于当地的经常性开支，越贫困的地方欠债越多。然而，事实却是，地方政府的举债资金主要是用于由当地政府安排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本性支出，而不是用于地方经常性服务项目的支出。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并不与当地财政状况呈现反向关系，甚至越富的地方越热衷于搞额外收入。

要害在于，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激增主要是由于地方财力不足，治理之道就在于拓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而如果地方债务激增主要是由于地方公共资本预算失控和投资过度，那么治理之道就在于构建遏止地方政府预算失控和投资过度的政策机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自2008年年初以来急剧膨胀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能够遏止地方政府进行过度投资的持续冲动。地方政府几乎总是能够找到变通的办法，利用各种途径绕开现行的体制与政策障碍，获取外部融通资金，进而实现将资金用于其所主导的市政建设或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目标。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政府在制订城市发展建设规划和公共资本投资计划时几乎不对资本预算设置任何实质性的约束目标。

应考虑发行市政债券

构建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而言，在市场化融资机制下，地方政府需要为获取外部融资而履行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市场投资者会要求一个能覆盖其所承担风险的溢价，这样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个比银行信贷要强得多的约束。

在当前情况下，无论是为了限制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配置施加行政影响，还是为了遏止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阳光化、透明化都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如果没有更加广泛的市场参与，由商业银行单独面对具有强大资源支配能力的地方政府，不管是要防范其对信贷资源配置的行政影响还是要限制其过度举债，都是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为此，应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引入市政债券的融资模式。通过债券市场的监督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这种融资模式具有如下优点。

——有利于清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减轻中央财政负担。目前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通过国债再转贷来完成的，即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再转贷给地方，用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质是中央代地方发行债券，债务风险最终还是要由中央政府承担。直接由地方政府发债，列入地方预算，由地方财政还债，这将有利于减轻中央财政单位负担，实现中央信用与地方信用的梯度开发，也有利于清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

——有利于地方政府主动地进行债务安排。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可以通过发债来实现债务“掉期”；另一方面，基于市政债券安全性高，较其他融资工具相比，成本可能更低，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的方式来替代其他负债，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有利于启动金融市场对政府财政绩效的主要约束。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但为政府融资提供市场基础，同时也对政府行为、财政绩效构成市场约束。

不能仅限于融资机制改革

在现行体制下，仅限于融资机制的技术性改革，难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地方债务治理机制的核心应当是建立强化的资本预算约束机制。

中国许多地方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乃至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从设计论证到实施运行的各个环节通常都缺乏审慎的系统规划、广泛的公众参与和严格的资本预算，从而使得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与地方财政预算严重脱节，不少地方的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甚至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公共资本投资预算计划。由此往往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普遍缺乏统筹，通常是哪个具体项目能获得资金就先行启动，如果在项目启动之后发现项目建设资金预算不足，就被迫追加预算。至于何种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建顺序最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或者说如何从社会发展角度安排项目建设的优先顺序，往往不在一些地方公共资本投资决策的议事范围之内。

要建立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长效治理机制，仅仅从融资机制改革层面入手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确立对地方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强有力的资本预算约束机制，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建立可持续的地方政府公共资本融资机制或者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问题。

如何摆脱土地财政

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非对称性和不平衡发展，是融资平台与土地财政问题的根源。

以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在近15年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40%上升到50%以上，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出占比60%持续攀升到80%。当然，整体财政收支通过中央再分配得以平衡。但地方守土有责，在之前经济滑坡期有保增长、保就业和保民生压力；在当前的通胀背景下又负有管住米袋子和菜篮子的责任；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期还承担着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职能；再以当前热议的保障房为例，以大数4000万套，在不考虑建材成本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不考虑土地成本，仅以每平方米建筑成本3000元计算，假设每套80平方米，则全部投入将接近10万亿元，这意味着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09年财政投资计划的2倍。

在如此逐步提高的刚性支出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持续“开源”的内在冲动——信贷和土地成为筹资的两大模式。

一是银行中长期信贷需要的抵押品，主要体现为土地。二是地方财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连年攀升，2010年已经达到2.7万亿元。当土地出让金收入形成后，按照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自有资金比例，地方又可以再度完成杠杆化，以此撬动银行信贷。

于是，我们观察到一种土地与信贷循环往复的交易流，通过土地，财政和金融再度实现相互捆绑，成为地方政府的融资圣经，并把房地产彻底改造为一种金融资产，所谓“大金融板块”。

一旦出现土地财政，且地方财政支出刚性，则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决策当局等于骑上了老虎背，只能随其狂奔而骑虎难下。当前的“限购”令虽然一定可以形成抑制房价的效果，但只要土地财政问题没有得到本质解决，限购必然面临某种尴尬：一方面，限购抑制了土地出让金来源，将在根本上造成地方财政收支失衡，所有债务负担最终仍将体现为中央的包袱；另一方面，假如在地方财政收支压力下放松或取消限购，房价反弹势必发生；此外，还蕴含着某种极端情形——不排除信贷违约时，土地和房产等抵押品会作为抵贷资产进入银行，又因找不到合格竞购对象，大量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将堆积到银行账面上。

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还在于设计某种机制，促使地方摆脱土地财政。

一是中央从地方剥离某些事权，民生主要归地方，投资主要归市场；由于整体经济景气周期和宏观政策造成的波动及损失，应由中央给予抵补。只要财政支出增幅有所下降，对“开源”的压力自然有所降低。

二是推动市政债券发行。当前的问题体现在两方面：不同地区发债筹资的难度是否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地方发债是否可能转化为中央债务？显然，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出发，发债可以在额度上加以控制，且有利于专款专用；从最终成本负担看，中央一旦控制了房价，就应该能够意识到地方借债已经通过银行体系把债务转嫁为中央银行金融稳定成本；从发行价格看，中央应该替欠发达地区代发，但发达地区债券发行完全可以在银行间市场上随行就市。

三是分税制比例向地方倾斜。但需注意的是，整体宏观税负水平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当然，由于中央转移支付压力大，同时亦面临赤字风险，这一比例确定涉及存量改革，因而难度极大。

四是变征地为租地。既可为农户获得细水长流式的租金收益来源；又可打掉地价推动房价的循环，降低全社会对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的预期；再是可维持恒产者有恒心的稳定社会结构。

新一轮财政改革须提上议事日程

就在中国以慷慨姿态表示协助欧元区小国度过债务危机的时候，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泛滥及其后果。中国的财政问题从没有引起过如此广泛的担忧。不管显得多么耸人听闻，经济学家、国内外投资者和公众已经开始在问：中国会发生债务危机吗？

财政的持续稳健，需要合理的财政制度与审慎的财政政策。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的大量兴起及其10万亿元巨额举债规模，已为“审慎”打上了问号。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所完成的重大财税改革，保证了其后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甚至高于名义GDP速度成长以后，财政所过的好日子意味着深化体制改革失去了政治上的动力。

但是，中国的财政体系存在许多缺陷。比如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与增值税率过高，高营业税的继续存在，国税与地税的税种划分不合理，财政在医疗、教育与养老等社会性支出严重不足，各级政府预算编制的严谨化与制衡监督机制不够到位、不够有效，国债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的缺失等。

目前饱受关注的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在中国的现行财政体制下，只是反映了中国深层财政体制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已。30余年的渐进改革，并没有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确定，对于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转变，提供最后的与合理的答案。

在凡事由中央政府说了算的大一统政体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笔糊涂账。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改革曾试图把此理顺，但取得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一方面，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政府已经且继续作出许多经济和社会义务的承诺，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目标，比如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控污减排等；另一方面，在政府财政计划中对这些承诺并不都有相应的预算安排，人为地留了许多缺口。其中相当大比例的财政支出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但是，地方政府的有限自有税源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往往使得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兑现这些承诺。这就是为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提出的九年义务教育目标迄今未能百分之百普及的原因所在。

因此，地方政府要么在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严重欠账，要么挖空心思广辟财源，房地产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重头戏，无怪乎过去十年间中国三度房地产调控都是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地方把本应纳入政府预算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放在预算外。既然《预算法》完全排除了地方财政赤字的合法性，那么通过平台进行债务性融资来弥补“隐形赤字”就成为了地方财政的普遍模式。

由此可见，地方融资平台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急剧蔓延，使得公共财政更不透明，政府支出更加缺乏问责制。大量政府投资项目上马没有相应的监督与制衡，除了滋生腐败与低效，还将显著增加地方财政过度杠杆化与负债率过高的风险。如果按国际通用口径计入地方政府举债，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将上升到70%，已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如果对于不断积累扩大的财政问题迟迟按兵不动，那么财政体制的稳健性将不断减弱，投资者和公众的信心将会下降，威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动摇中国社会与政治稳定的基础。现在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和国际环境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启动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已有必要，而且条件已经具备。中国不应错过改革的有利时机。

第四章　宏观调控与金融体制改革

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三个扭曲

调整经济发展模式

大家都知道，2011年我们经济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出口部门相对于GDP而言，占比在下降。前10个月我们的顺差1200亿，根据目前我们的估计，全年大概在1600亿，占GDP的比重就低于2%，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实现了在G20首脑峰会上那19个国家逼我们答应的条件，大家知道当时有一个所谓参考性指标，说贸易的差额要低于4%，当时我们心里没有数，就不敢答应，招来了那19个国家一致的攻击。从现在看来，要低于2%。而且从各种情况来看，这可能已经形成趋势。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各部门中，出口部门所作出的贡献与过去30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回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国际方面，因为出口是两家的事，你出，别人要进。国际环境显然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是不主张用二次探底，我认为危机根本没有过去。我们将面临着一个长期低迷的国际环境，这对于我们的出口是一个非常大的约束。二是在于我们自己的调整。大家知道从20世纪末开始我们就在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被认为比较扭曲或者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一就是过度依赖出口，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对于过度依赖出口的这种模式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而且是痛苦的调整。有些地方中小企业哀鸿遍野，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出口部门的调整密切相关的。

我认为这两个趋势都会延续，因此它会造成中国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中，出口因素会大大地弱化。大致框下来，如果出口按照目前的格局下降，整个GDP跟过去32年的平均数相比，下1-2个百分点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可能只能指望8%-8.5%的平均增长速度。出口部门这块是很硬的，因为它并不完全决定于我们。在这样的硬约束下，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那就很清楚，我们只有两个因素是自己可控的，两个国内需求，一是国内的消费需求，二是国内的投资需求。消费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引起了大家非常多的讨论，应当说政府在刺激国内消费方面也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有时候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展示给我们看的结果非常冷静，消费占比没有多少变化。2011年的情况，如果扣除物价，实际消费是下降的。从长期来看，指望国内的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特别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靠它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可能性是基本不存在的。好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投资，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在我们说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等等问题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两个事情，一是出口，二是投资。但是对投资我们一直有一个看法，中国的高投资其实是由中国的高储蓄被动地决定的，因为国民收入产生、分配、使用，除了消费就是出口和投资，出口不行就投资，如果投资上不去，第二轮经济增长就会回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循环过程。这些年来我们每年都喊要压投资，但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也没有显著变化。

如果在2012年以及未来的一些年份里，出口部门不可依赖，消费很稳定，当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唯一可控和可操作的就是投资。我想这是被中国经济发展30余年所证明的一个基本道理。有人可能认为这个道理不符合经济学原理，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样一个评判，是否符合原理我们不说，但是一个现象在中国持续这么多年，我们采取了这么多的措施想把它的方向进行扭转而没有成功，这本身就值得敬畏。实践没有什么错误，错误的是理论，我们可能对这种状况不太了解而已。

优化中国投资的资金结构

说到投资，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特别是面向未来。3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动力上来看主要是工业化，李毅中部长说，“中国还在工业化过程中。”理论界也认为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只不过工业化在区域分布上有些偏颇，工业化整体进程我们认为可能到了中后期。另外一个动力，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两个动力。目前的情况是，工业化基本上到了中后期，城市化方兴未艾。也就是说，我们今后的投资要和工业化、城市化联系在一起，并且与城市化相关联的投资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开始进入金融问题，中国投资资金就钱而论，中国是不缺钱的，我们做金融的从来不把钱看成一个东西，地方官可能认为钱就是钱，钱到口袋里就行，不管从哪个来源上来的钱他都需要。我们特别关注钱是谁的，钱用什么方式提供出来。

就钱的结构而言，我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着三个扭曲，而这三个扭曲是对我们整个投资从工业化为主转向城市化为主有制约的。第一，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的资金配置是倾向于政府的。第二，从资金性质而言，债务性资金和权益性资金存在扭曲，而且是偏向债务性的。第三，在资金配置层面上来看，中央和地方，资金是偏向在中央的，更多的钱在中央。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后的投资主要在城市化，大家都知道城市化的投资大部分发生在地方，大部分需要市场机制，而城市化的投资需要大量的权益性资金，于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扭曲”就会制约我们今后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我认为，在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必须致力于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

就政府和市场关系而言，应该把大量资金放在市场，现在我们大量的资金是在政府手里，中国的特殊现象并不是说政府完全用自己的预算资金用来投资，而是政府掌控着大量的资金，这样的格局我认为不应该继续。当然一方面看起来政府好像掌控了很多资金，但是同时政府承担了很多负担。现在所谓融资平台就是政府掌控了资金之后现在要偿恶果的时候。因此，在扭转这样一个扭曲结构的过程中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那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如果大家说下一阶段是城市化为主基调的话，大量的经济活动、大量的投资会在地方。但是钱在中央，财政资金主要集中在中央，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所谓转移支付，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正规的转移支付，大量的是这些权益性的转移支付。通过转移支付机制再到地方上去。但是事在地方，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截留资金，想方设法吸引资金，最新的例证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往前的例证就是卖地，再往前就是无节制、无规则地减税。解决问题的方略，我觉得体制型的解决，我们要重塑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1994年做过一次，现在这个结构已经不适合经济发展的新需要了。另外，要广开财路，要让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来融资这样一个事情正规化、体制化、法律化。

第三，中国不缺资金，但是钱都集中在银行，银行只能发贷款，贷款就形成债务，而债务危机，高杠杆率是这次危机最大的心头之痛。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目前中国资金的分配结构是一个形成高杠杆率的资金结构，这个问题在过去大家不以为然的话，这次危机给我们当头棒喝。解决资金问题当然还是发展金融市场，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主板不行发小板，小板不行发创业板，这个板那个板都是一个板，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们鼓励创业、鼓励股本形成的机制有没有？我们整个这个体制，整个金融的经营结构是不是激励大家拿自己的钱办企业，而不仅仅是借别人的钱，现在已经到了再进一步严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发展资本市场问题不只是发展交易所的问题，而是在全民形成创业浪潮的问题，是鼓励人们创业，鼓励人们拿自己的钱冒风险，去取得收益的问题。如果把思路放在这个层面上，要做的事情就非常多了。进一步发展正规的交易所市场那是肯定的，OTC肯定是要发展的，各式各样的PE需要鼓励发展，以及现在被大家所购并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我们看来它是创新的源泉，大家想一想，影子银行体系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本来放在银行体系中的，而且只能形成债务性资金来源的钱，使其相当部分转变成股权投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当然也要对它进行监管。另外，我们在这个领域中也要鼓励民间投资，需要继续引进外资，因为在中国资金来源结构中，外资进入，因为我们大部分是FTI, FTI是形成股权，从资金优化来看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认为现在到了要转变资金来源，到了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到了调整债务性市场和股权性市场的关系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进行了这个调整，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还是前途无量的。

工资膨胀来临

最近，关于工资增长的需求引发投资者对中国大陆通货膨胀的高度关注。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工资膨胀时期。但是工资膨胀不可能过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工资会出现明显的膨胀。2008年，中国人均GDP刚好超过3000美元。不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资膨胀及其后果不可能像中国台湾和韩国那样严重。

工资提高对工业竞争力和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会部分地被其他有利的方面所抵消。生产者会在国内消费和信贷扩大的帮助下，更加致力于生产率的提高。政策改革也会努力消除工资膨胀造成的挤出效应。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处理工资膨胀，这将是一个把中国从世界加工中心转变为世界消费市场的契机。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然后是工业部门。在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反映在工业工资总体上高于农业工资的双重经济现象中。当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时，工资的上涨首先会出现在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在2003年已经到来。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工资明显上涨。为了抑制农村工资上涨，从而推高农产品价格，中国政府在2006年废除农业税，并补贴农业生产。

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需求，意味着中国进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因为中国工资数据不全以及可能存在虚报现象，要从数量上确定工资随着时间的变化比较困难。2004年以来，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制造业工资增长率分别为16.2%和14.6%，都小于人均GDP增长率17.7%。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虚报，实际工资增长率甚至更低。

1980年到1987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0.7%和12%，每小时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稳定。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相对劳动成本开始猛增。1997年之前，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相对劳动成本提高了5%至10%，分别达到美国的30%和40%左右。此时，中国台湾和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

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尚未经历刘易斯拐点。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3%，2007年也只是6%。与印度和越南相比，中国的劳动成本增长速度处于中等水平。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变化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工业部门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出现。

但是，中国即将面临工资膨胀，正要出现刘易斯拐点。一个国家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会出现相对劳动成本跟美国相比迅猛增加的情况。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达到3412美元，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

工资通胀

近期的工资上涨需求，是对中国工资的增长长期受到抑制的反映。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非农业工资总额占名义GDP的比例增长缓慢。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工资增长率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长。劳动所得在整个经济体中比重的降低，拖累了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不断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国有企业工资相对于国有企业工资的比重从115%下降到92%。国有企业集中于垄断行业，获得了比非国有企业更快的工资增长率。

中国大陆可能进入工资相对较快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在非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假设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像中国台湾和韩国一样达到美国的30%和40%，那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必须分别以每年12%和16%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城市化率仅有45%，所以劳动力成本增长率不可能达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水平。

我们预计，非熟练劳动力市场工资将在未来五年内翻一番。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增长，应该与名义GDP12%左右的增长相同步。由于政府的控制，国有企业部门工资的增长会相对较慢。

后续效应

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工资和通货膨胀正相关。中国台湾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十年中，稳定在4%左右。而韩国同期通货膨胀率超过6%，甚至在1991年的很短时期内超过9%。

中国大陆工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不会那么显著。中国历史数据表明，工资膨胀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确定的关系。这部分是因为工资压制，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通胀更多地由外部需求所决定。所以中国通货膨胀率稳定在4%以上是可能的。

劳动收入上升会推动消费增加。在中国台湾，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达到最低点47.7%，到2000年上升到60%；在韩国，私人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于1988年下降到49.1%，到2000年上升到55%左右。这说明出口导向增长模型倾向于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扭曲国内工资，然后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使内外需求的增长重新达到平衡。

中国大陆消费在未来的十年中也会有出色的表现。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百分比可能在35%左右见底回升。其上升的速度取决于工资的增长，以及政府支持国内消费的政策改革。中国的私人消费在未来十年中可能会提高5%至10%，并在2020年达到40%至45%。不断提高的劳动收入有利于所有的消费部门，尤其是电子、经济型轿车和包括旅游、教育在内的服务业。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公司在工资膨胀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关键。2005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工资增长率为11%。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统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雇员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平均每年10%左右。2000年到2009年，中国年均通胀率为2%左右。因此生产率的提高支撑了年均12%左右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如果通胀率为4%，公司的劳动成本增长率会达到14%。除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能够进一步提高，否则，高达14%的名义工资增长将会减少公司的边际收益。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会有长足的进展。首先，公司会倾向于购买技术和设备以提高自动化。其次，在研究开发领域投入较大的公司需要提高他们的竞争优势。再次，随着工资的提高，公司倾向于雇用熟练的劳动力，增加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需求。

中国需要努力平衡工资上涨和GDP增长。未来五年中，家庭收入的翻番有助于中国结构的平衡。然而，家庭收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工资的上涨，包括投资在内的非工资收入也应该得到提高。

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改革，需要降低工资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工资增长会再分配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收入。而个人所得税的降低会再分配政府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固定工资市场的发展会提高家庭的投资所得。一个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会减少保障性存款的需求，促进消费。

工资膨胀提高近期利率上涨的可能，却缓解了汇率上涨的压力。工资膨胀是通货膨胀性质的。因此，如果通货膨胀超过4%，利率提高的概率会比较大。然而，工资提高会减少近期对人民币重新估价的要求。随着国内需求超过国外需求，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平衡。

中国通胀的逻辑演进

2011年上半年是中国央行的艰难时期。

2010年年初，研究机构的普遍判断是，当年中国物价的形态是中间高两头低，因为2010年翘尾因素在6月、7月达到全年最高2.1%的水平，随后回落，而新涨价因素预期相对平稳，但到后来，8月物价上涨后，就再也下不去了。

先前作出的预测判断，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2009年四季度以来的收紧货币的力度要保持，并贯穿2010年全年。

2010年1月到4月，货币当局曾经试图加强从市场回收流动性，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收头寸。但是，到5月，随着欧债危机加剧以及对国内经济“二次探底”的过度担忧，整个三季度市场投放的净头寸增加1.9万亿元之巨。货币政策事实上重回“极宽”轨道。

货币—资产—物价

目前关于通胀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国通胀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

认为中国通胀是个短期现象的理由是：目前的通胀是个结构性问题，天气、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高储蓄下难有长期通胀发生，产能过剩等等。如果这些推断成立的话，结论必然是对于当前物价上涨，央行是爱莫能助的。

如果认为中国通胀是个长期现象，就需要着重从货币逻辑来解释。这个逻辑是：货币—资产—物价。这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超量了，而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就进入了超宽货币时期。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涨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需要时间的累积。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城市服务性价格和食品。城市服务性价格上涨很好理解，地价和房地产暴涨直接驱动人工成本上涨，经济学上叫“生存线”。食品跟货币的联系稍微曲折一点，城市人工成本涨，对应的是农业人工的机会成本涨，同时，农产品流通过程属于“大服务”，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上去了。安信证券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密集型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

中国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与“刘易斯拐点”逼近相关。但关于“刘易斯拐点”的判定目前理论界是有争议的：到底是按照劳动力供求拐点，还是工资的拐点，还没有形成共识。按照人口结构的变化，学者们计算的拐点时间多在2015年左右。

我们更关心工资上涨的过程。

从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而2006年以来，中国的劳工工资的上涨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令人困惑。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续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呈现全局性刚性。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所以，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的泡沫，某种程度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中国可能提早了十年迎来劳工工资的急剧上涨。

超量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价格急剧上涨，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已经达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倒逼工资上涨。这些关系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趋势性上涨。反过来，工业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地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收货币是作用于资产

假如我们认同中国通胀长期性的货币逻辑：货币—资产—物价，治理通胀方向其实就变得非常清晰，调控的关键在于逻辑的中间环节：资产。

收货币并不直接作用于物价，而是针对资产泡沫，资产价格一旦下行，今天碰到难题可能都不再是问题，通胀、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自然消退。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接受的一个经济结果是经济减速。当前宏观调控的两难，其实还是老问题：我们是要保持高速度，还是要低价格？

澄清三个伪命题

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使得对于它总是出现一些新说法，这些说法往往似是而非。关于中国经济有三个伪命题。

一是输入性通胀。

有些观察者很愿意将中国通胀的责任都推到美国头上，喜欢讲“输入性通胀”。经济学有个概念叫“镜像互补”，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开放经济，整体是平衡的。如美国失衡，外部就必然得有一个经济体也失衡，并与之弥补，才能长时间运转。美国印钱，必须有外部世界接受，信用规模才可能膨胀。

中国经济加大刺激，不减速，是当前美国经济决策者最乐见的。因为这拓展了美国量化宽松的空间。那种鼓励中国放水冲沙，与美国大打货币战的建议是不可取的。

第二个伪命题是关于汇率绑架利率（加息引致“热钱”）。“加息引致‘热钱’和升值压力”是个习惯性的认识误区。真实经济的逻辑是这样的。人民币内在升值压力来自于经济超速增长，进来的钱是博泡沫和价差的，而非息差，如果国内坚定减速，抑制资产泡沫，跨境资本流入的压力会减少，升值压力会减轻。市场投资者也是这样理解的。

过往几年的经验数据表明，当国内宏观调控加码，内需被抑制（进口减速）时，跨境资本流向将出现逆转，钱开始减少进入国内，甚至流出境外。这是市场投资者的选择。与内在经济的逻辑相一致。

第三个伪命题是关于经济减速对于就业的冲击。

中国经济减速的冲击和央行紧缩政策的冲击被严重夸大了，经济减速造成就业压力并不构成直接关系。

中国经济要“保八”的理由一直是就业，特别是2000余万农民工的就业，关系到社会稳定。理论上讲，一个经济体实体化越高，抗冲击的弹性越大。中国是一个有强大制造部门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弹性在主要经济体中应该属最高之列。这正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为什么在流动性危机的冲击后迅速复苏，而今天的希腊却不能。随着流动性退潮，商品价格的下跌，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是变强的，成本下降对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有利的，对于就业是正向的。而不是被成本逼迫着用机器替代人工和转移工厂，甚至干脆离开实体经济。

中国经济减速的成本是资产部门（银行、地产和地方政府）来承担，而不是中国劳工。

不碰泡沫能否转型？

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2011年中国经济政策定位于“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这是关于处理“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三个宏观目标的关系的政策原则，基本可以解读为宏观决策层不太会采取全局性紧缩的调控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希望需求管理和供给疗法搭配，通过发展和改革来解决各种棘手问题，如结构失衡、泡沫和通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信息是，中国决策者希望在不逆转货币条件的情况下，加快供给层面的改革（官方的说法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此，积极财政政策成为重要的给力点。通过在民生方向扩张供给，来消除家庭的不安全感，提升他们的实际支付能力和收入，提高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减费（特别是减少企业上交的社保费用），推动私人部门和民营经济发展，扩大就业；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发放生活补贴，来增强其忍耐通胀的能力。

这些政策无疑会取得一些效果。笔者担忧的是，通胀和泡沫条件下，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有效地推进。通胀和泡沫都是逆国民收入分配的效果，如果不首先将其压下去，会损害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甚至不得不停滞改革的进程。

根据经典的周期理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必经的四个过程，经济要走出危机，必须出现熊彼特式“破坏性创造”，它来自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和财富创造方式。

萧条和阵痛其实是经济实施自我疗伤的必然过程，萧条和阵痛后，未来的繁荣才会更健康。

当凯恩斯经济学派将“熨平经济波动”上升至政府职责之时，经济规律也被人为扭曲，于是，萧条不常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衰退结束得更快，但复苏却不得不延后。

这正是笃信市场经济研究者的困惑。

货币政策不可放松

当前，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温州民营企业的破产，主要是由于借贷资金投机情况的恶化。将这种现象定性为货币紧缩挤压中小企业是完全错误的。正常企业不会仅仅因为借不到钱而破产。只有烧钱的投机行为才需要不断借钱求存。

如果现在放松货币政策来缓解投机者流动性紧张的压力，将会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实际上，2008年至2010年间的过度货币扩张，通过成本膨胀，以及由资产通胀造成的奖励性投机挤压了真正的企业。另一波货币扩张将会再次放大投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最后的崩盘将会更加惨烈。

在很多二、三线城市，高利率借贷已经发展成为庞氏骗局或金融传销。金融传销的破坏性远远超过普通传销，如果不能及时抑制，将带来广泛的社会不稳定。

中国正面临劳动力和能源短缺。要获得另一轮高增长，中国必须实现经济再平衡，从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

刺激措施不可重复

地下借贷在中国兴旺已久，原因在于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地下融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繁荣的主要推动力。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从其融资能力上获益良多。

非正式渠道融资是全世界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正规金融机构缺乏能够有效服务中小企业的成本结构。因此，政府不应该因为非正式融资渠道的弊端而取缔之。

然而，过去五年，中国地下融资已经从实体经济活动转向了房地产和金融投机。由于大规模金融扩张，投机利润很高，同时实体企业由于全球需求疲软和成本上涨的压力受到很大抑制。

应当批评地下融资本身创造了泡沫吗？事实并非如此。没有金融机构可以对抗宏观环境。即使是管理最好的银行也很难在宽松不变的货币环境中生存下来。没有金融机构可以对抗宏观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当前的欧元债务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的货币扩张发展成为房地产泡沫的过程中，银行发挥了主导作用，地下借贷则起到了支持作用，常常为获得银行借贷资格所需要的虚假股权融资。

地下融资市场的借贷利率从20%到100%不等。几乎所有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都难以负担如此高的利率。其借款人只能希望通过资产升值来偿还贷款。

比如，在货币紧缩限制了银行借贷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就转向高息贷款来保有土地持有量。例如，2008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把紧缩看成是暂时的，因此把高息贷款看成是挨过短期紧缩的桥梁贷款。紧缩很快结束后，一如他们所愿，土地价格大幅上升，远远高于他们所要支付的利息。

银行借贷限制和地下融资市场高利率所反映的流动性问题，是由于需求过高，而不是供应过低造成的。当前的货币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是足够的。过高的需求主要来自房地产行业。根据2010年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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