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永红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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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试读：

前言

为弥补这一缺失，高亮之校友（病虫害，1950，江苏省农科院原院长）与诸多老校友商议，借助江苏省农科院拥有网络服务器这一有利条件，筹备办立了这一网刊。因此，成立了由施雅风（1942）、吴湜（1948）、楼宇希（1949）、吴大信（1949）、张淑改（1949）、蔡文宁（1949）、高亮之（1950）、杨欣荣（1950）、陈全庆（1951）、龚子同（1953）、蓝之中（1954）、马大观（1967）等12位老校友组成的编委会，并将网刊命名为《求是儿女网》。钱永红（浙大校史特聘研究员）在后期参加编辑工作。《求是儿女网》开设了“缅怀师友”、“求是杂谈”、“学运与求学时代”、“深情回忆”、“校友诗词”、“业余爱好”、“保健知识”等栏目。《求是儿女网》于2009年8月创刊，一年4期，到2014年5月共出刊20期。每一期发刊，《求是儿女网》都会通知各省的浙大校友会，因此，它在全国浙大校友中有较广泛的影响。到19期为止，曾经访问过《求是儿女网》的读者共有11820人次。

随着时间的流逝，编委中有两位（施雅风、张淑改）已去世，其他编委年龄绝大多数也已经在80岁以上，其中7位编委已经在85岁以上，体弱多病，面对编辑工作着实力不从心。因而编委会研究决定：《求是儿女网》在第20期终刊。

综合编委们的考虑，决定在《求是儿女网》的众多怀念性文稿的基础上，编印出版一本《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这本怀念文集有以下意义：为《求是儿女网》留下一本永久性的书籍；对尊敬的师长和学长们表达一份怀念之情；对广大求是学子也是一份很好的教育资料。《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共分三大部分：一是师长篇，二是学长篇，三是回忆篇。

师长与学长的划分是一个难题。经研究决定：凡是在浙江大学求过学的，都列入学长篇；凡只是在浙江大学担任过老师的，就列入师长篇；回忆篇包括对于在浙江大学往年生活或一些往事的回忆文章。

在“师长篇”中，有全体浙大师生所敬爱的竺可桢校长感人至深的爱惜人才与爱护学生的事迹，以及他在学校领导与科学研究工作中一贯的求是精神；有解放战争时期浙大地下党负责人洪德铭的事迹；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刘丹校长对浙大所作出的贡献。还有许多浙大著名教授，如胡刚复（理学院院长）、贝时璋（生物系主任）、苏步青（数学系主任）、吴耕民（园艺系主任）、王琎（化学系主任）、王淦昌（物理系教授）、束星北（物理系教授）、佘坤珊（外语系主任）、钱宝琮（数学系主任）、王国松（工学院院长）、舒鸿（体育教授）、涂长望（气象学教授）、王曰玮（生物系教授）、周春晖（化工系主任）、俞芳（杭大数学系任教）、孙席珍（杭大中文系教授）、陈企霞（杭大中文系任教）、马骅（杭大中文系任教）、吴熊和（中文系教授）等令人尊敬的师长的高尚人格、卓越学识和突出成就。

在“学长篇”中，有众多学长如周邦立（土木，1941）、钱克仁（数学，1940）、张直中（电机，1940）、程开甲（物理，1941）、熊修懿（土木，1942）、施雅风（史地，1942）、许良英（物理，1942）、庞曾漱（外文，1942 ）、高沛之（生物，1946，硕士，1950）、陈永时（史地，1949）、张淑改（药学，1949）、冉新生（电机，1950）、冯纯伯（电机，1950）、曾德辉 （化工，1950）、姚庆栋（电机，1952）、林俊德（机械，1960）等在学术上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们在追求科学真理与民主自由方面的坚强不屈的精神。

在“回忆篇”中，我们能看到浙大学子在艰难困苦的抗战西迁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前风雨如晦的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业时期，在“文革”的特殊时期生动而难忘的故事。

总之，这本书会让您从我们尊敬的师长、敬爱的学长的人生与人格中受到教益，加深我们对于竺可桢校长所创导的浙江大学“求是”精神的理解，帮助您重温母校老师的慈祥教诲，感受母校学长的榜样力量。这本书对于您自己和您的子女，都是一份难得的纪念。

本书编辑组由吴湜、杨欣荣、高亮之、陈全庆、钱永红（按年龄排序）五人组成。我们衷心感谢本书所有文章的作者，也要感谢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先生的题签，还要感谢所有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你们都为这本书的完成与普及作出了贡献。

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本书所怀念的浙江大学的师长与学长们的精神永存！《寄情求是魂：求是儿女怀念文集》编辑组2014年9月28日

竺可桢校长语录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1936年9月18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373．

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对1948年应届新生的训话》（1948年10月29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690．

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1939年2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461．

浙大之前身为求是书院，希望诸位离校以后，莫忘了母校“求是”的精神。《出校后须有正确之人生观》（1939年7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483．

我希望诸位同学要深切体念在今日中国受高等教育者的稀少，因此益自觉其所负使命的重大，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修养，而尤须有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一个学校的健全发展，自然有赖教授校长之领导有方，同时尤需要全体学生有深切的自觉与实际的努力。《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338．

大学毕业生不当以钱为目的，要当以服务为主旨。不仅要学得技术方面的进步，而且要有科学的精神。《当以服务为主旨》（1940年6月15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502．

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刚果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所以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大学生之责任》（1937年10月25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441．

诸位，现在我们若要拯救我们的中华民族，亦惟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培养我们的力量来拯救我们的祖国。这才是诸位到浙江大学来的共同使命。《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1939年2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464．

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乎在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1941年5月9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541．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科学之方法与精神》（1941年5月9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541．

我们提倡科学已近八十年，而仍有人主张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或类似的谬论。希望原子弹之发现，能打破这班人的迷梦，而使中国科学入于光明灿烂的境界。《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1945年8月22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634．

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深冀诸位效之。《对1948年应届新生的训话》（1948年10月29日）《竺可桢全集》第2卷 P690．

师长篇

两个月前，李佩先生找到我，要我讲一下竺可桢。当时我觉得比较为难，虽然竺可桢的事情我了解一些，但作为一个专题来讲，仍觉得千头万绪，不知从哪里讲起，而且很多材料大家都接触过，想来想去就从我知道的点滴讲起。竺可桢

目前我所从事的工作，就是编辑出版《竺可桢全集》。这个工作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有8年，预计还要四五年才能完成。首先是工作量大，他的著作大概有500万字，日记大概有800万到900万字；第二是难度大，因为发表的论文都有铅印本，校对修改比较容易，而日记全部是手写的，有些字迹不太好认，再加上是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人名难于搞清楚，所以参加这部分工作的，前后有30人之多，经编委编纂校对，交出版社编校，再经过几次双方的校对，才去付印。现在已进入最后阶段，已出13卷，总共将会有[2]20多卷，前5卷是竺可桢的论文、著作，从第6卷开始是他的日记。他的日记从1936年开始，因为1936年之前的日记丢失了。他在日记里也讲到，1936年之前的日记，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浙江大学的内迁，很多书，包括他的一些日记留在了南京。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再回到南京，那些书和日记都找不到了。1927年以前，即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后来的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在东南大学期间，发生了口字楼着火事件，他的日记在这次事件后就丢失了。至于他什么时候开始记日记，就不清楚了。根据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像胡适、赵元任之日记看，他可能在1913年甚或更早便开始记日记了。赵元任的日记保存在UC 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里，记录年份是从1910年开始的。《竺可桢日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编辑出版过一次，因为篇幅太多，只选用了三分之一。现在这八九百万字的日记，是极其珍贵的史料。竺可桢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写到英国的小说家班内特（Arnold Bennett）的话：“日记的第一要义就是真实，如果不真实，就毫无意义。日记和小说正好相反，小说的价值天长日久慢慢会减低，日记的价值越来越高，几百年之后，哪怕是很琐碎的事，都是很宝贵的材料。”也正因为这一点，竺可桢日记记得很详细，很琐碎。经过一天的工作，人已经很疲劳，又要把一天琐碎的事记下来，很不容易。所以班内特讲：记日记的最大障碍是与苦累活作斗争。

这八年来，我看了很多竺可桢的日记，有很多的感想。今天，我想就四个方面来讲一下：一是认真精神，二是识才和爱才，三是爱心，四是自我批评精神。一、 认真精神

竺可桢在日记中，好多东西都要记。如桃树开花了，柳树长出叶子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都有记录。这对于一个气象学家来说并不奇怪，但是还有很多其他记录，如他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重要的会议，把三十几个人的名字全部记下来。大家很奇怪，他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后来才知道，他有个随身笔记本，在会上谁做了报告，谁发言了，谁的发言从10：00到10：45；下一个谁发言，他都有记录。再比如，作为一个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他喜欢旅游，到什么地方，对拍照片时的距离、光圈、速度都有记录。如果乘飞机出差或旅行，飞机几点起飞，飞行速度，飞行高度，看到什么样的云，云下面看到什么地方，他都有记录，只有具有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毅力才能做到这一点。举例来说：1936年8月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以此来算出从南京到杭州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都记下来（见表1）。表1　南京至杭州行程记录时间地点表号数距离6：43珞珈路二十二号17777－6：56中山门1778257：23汤山17798167：40句容1780798：07天王寺”823169：03溧阳”856339：40宜兴1787721在此抛锚停一小时余11：15宜兴启程11：50江浙之界12：15长兴179083112：54湖州179241613：30三桥埠179482414：30杭州市界1797729

自南京市界至杭州市界（市内不算）共见自行车7（1在句容，6在杭州市附近）、驴3、运货车6（句容附近）、公共汽车8、小车12、包车4。

1963年11月13日，他从上海到北京，火车到南京时摆渡要两小时，因雾晚点约两小时，正点该什么时候到，实际什么时候到哪一站，一直到北京，他都记了下来了。1961年，他作为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主任，到四川阿坝（2008年大地震中心汶川的附近）地区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何时到，走了多少公里（这是看公路旁边的里程碑算出来的），海拔多少，他都有记录（见表2）。表2　竺可桢四川阿坝考察记录

1961年6月3日　星期六　从阿坝到米亚罗

晨阿坝晴，霜，窗口-1℃，66%时间地点表号数距离7：50阿坝506 km3200 m8：30486 km3600黄土在冰碛之上8：46麦尔玛472 km34009：08查理寺468 km31409：38阿里山头445 km382011：400 km30400511：龙日农场392 km3460 m1512：4513：38037002013：中壤［口］，阴坡林下36735003013：下壤［口］36034704614：刷经寺33332802015：3263200　1公升走5km3015：31934605516：31635801016：顶雪31138004016：鹧鸪顶峰30640405517：30138500317：沟头29436301517：28632403017：28430004617：大郎坝27229605218：米亚罗262270006

要是看原始记录，你肯定会吃一惊，字写得歪歪扭扭，非常难看，因为他去考察是坐在吉普车里，在崎岖的道路上颠簸，从早到晚，一手拿着高度表，看看海拔是多少，又要盯着公路边的里程碑，一手做记录，还要看前方到了什么地方。

这一年他71岁。我们想想，一个老科学家，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从早上到晚六点前后十多个小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坐在车上还认真工作，往往每十几分钟就要记录一次，可见一路上都必须全神贯注。

他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一天懈怠，他把从阿坝到米亚罗，每一站的距离、海拔、所见都详细记下来了。坐飞机也是一样，手里拿着高度表，眼睛看着外面，看到的云型，底下过了黄河、西安等都有记录。他的这种认真精神非常令人钦佩。做好一两件事并不难，但是天天如此，几十年里，千万次地坚持下来，就很不简单。我不由想到列宁讲过的一句话：“不要轻视小事，因为大事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正因为他坚持做好这每一件小事，所以成就了他在科学和教育上的诸多大事。二、 识才和爱才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人才。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人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识才要有眼光，你没有眼光，人才站在你的面前，你未必认识。也不能有私心，有了私心就会产生偏见而不能正确判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重要的是在他还没有成名之前，你就能够识别，而且加以培养，给予支持。如果他已经出名了，已经有大成果，是知名科学家了，这个时候你再给他几百万的大奖，我觉得，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

竺可桢当浙大校长时，在识才、爱才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他爱护、关心、支持苏步青的故事尽人皆知。苏步青当时是浙江大学数学系的主任，也不过三十多岁。竺可桢1936年接任浙大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内迁，先到建德，然后到江西的泰和，后来又到广西宜山。苏步青在日本留学时娶了教授的女儿，小孩很多，1937年在建德时已有五个小孩，而且都很小，逃难要搬家，带那么多小孩非常困难。从建德迁到广西宜山时，苏步青把妻儿送回了老家温州。后来日本打到广西，浙大又从广西宜山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稳定下来之后，竺可桢对苏步青讲，让他把家眷接过来。苏步青说这要一大笔钱。竺可桢说钱不必担心，当即给了他2000元，而且还找到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了他的手谕：“沿途军警不得盘查，一律放行。”因为他妻子是日本人，抗日战争时，中国的老百姓遭到日军的残暴蹂躏，日军枪杀、放火、强奸无所不为，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非常仇恨。竺可桢想得特别周到，开了特别通行证，最后使他们安全到达了贵州。后来在贵州，他们有了八个孩子，教授的工资不够维持这个家庭。有一次竺可桢从遵义到湄潭去视察，见苏步青在晒白薯干。竺可桢想，这样教授怎能做好工作？于是他便向教育部为苏步青申请部聘教授，校聘教授变成部聘教授，工资要翻一番，从原来的350元变成700元。他还让苏步青两个小孩到浙大附中住校，住校伙食就不用花钱，可住校他家里棉被不够，又特批他们住在家里，在学校吃饭也不要钱。后来，苏步青每次谈到浙大竺校长时，都非常感慨地说：“竺校长是把我们教授当宝贝啊！”

竺校长爱惜的另外一个人才是物理系的教授束星北。束星北是个天才的科学家，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比如我们要培养一个大科学家，一定要找一个有名的教授或者院士做他的导师，然后在导师下面进行四五年系统的研究，这是比较快的成才之道。但束星北完全不是这样，他在六年里换了九所大学。一方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要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即一般大学是教授挑学生，有特别好的就加以重点培养。而束星北是学生挑教授，他有大量的问题要问，如果这个教授讲得不好，不能满意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换所大学。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拿到一个硕士学位，然后到了美国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又拿到一个硕士学位。这时正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为了报国，他于1932年回国。回国后，他觉得从军是报效祖国的办法，便到军校担任物理教官，但是他的脾气很急躁，说话耿直，跟蒋介石当面顶撞，批评蒋介石不抗日，就被解聘了。后来，他到浙大当教授，在浙大物理系待了20年。他的课讲得非常出色，很多当年听过他课的学生，如许良英、周志成、胡济民、任知恕等都很怀念他的课堂。二年级学理论力学，他要讲牛顿三大定律，许良英知道后觉得很泄气，认为牛顿三大定律已学过三遍，初中一遍，高中一遍，大一又学了一遍，现在还要学，就觉得没劲。但束星北讲了整整一个月，学生听起来仍觉得津津有味，受益匪浅。他引用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但问到里面的原理，许多人都答不出来。浙大物理系相对论的课，都是由束星北讲授，一般物理系的老师都不大敢讲。他对物理的理解非常深刻、透彻。一般学生只知道记公式，如F=ma，mv=ft等，会解题就不错了，但束星北对物理原理的理解达到了悟的程度。所以他讲课，根本不用讲义、讲稿，举的都是些日常生活上常见的例子，却有极深刻的内涵。

还有一点，搞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有的科学家理论非常强，但动手做实验较差。有的实验技术非常好，但理论方面较弱。束星北不但理论物理、数学知识非常好，实验技术也非常好。在抗日时期，国民党成立了雷达研究室，由他做主任，他很快就将雷达安装起来。但不久抗战胜利，他就拆掉了雷达，因他反对打内战。国民党要把他抓起来，后经人通风报信，才逃过一劫。

这样一个天才，脾气就比较大，吵架时，他会动手打人。有一次在湄潭，物理系定了一批竹子，总务长把它买走挪用了。束星北知道后，勃然大怒，就去和总务长理论并打了他。束星北人高马大，又学过拳击，把对方的牙都打掉了。事情闹大了，总务长要求赔礼道歉并且要他请两桌酒。最后，竺可桢到湄潭去处理这事，一方面，批评他打人不对，要他去给人家道歉，承认错误；一方面和总务长说，战争时期大家都很困难，要他请两桌酒，太难为人家了，请一桌酒就行了。后来总务长又提出，束星北不但要当面道歉，而且要书面道歉，竺可桢劝说无效，就叫束星北写了一个道歉书。席间，束星北念了这个道歉书，念完后，竺可桢就把道歉书拿过来揣在自己兜里了。你不是要求人家书面道歉吗？人家已书面道歉了，你并没说要拿到道歉书。竺可桢这样处理，没有使束星北的把柄落在对方手中，使束星北没有了心理负担。

后来，束星北在杭州又打了人。在校务会议上，有人提出，大学教授为人师表，打人还有资格做教授吗？浙江大学不能留他，为此大家在会上争吵不下。竺可桢认为束星北是个人才，不愿放走他，他说：“我们用人是用他的学问，又不是用他的脾气，脾气不好可以督促他改嘛！”就这样力排众议把束星北给留下了。

束星北的天才还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要解决海洋物理问题，当时建立海洋物理这个专业非常困难，所长曾荣几次来动员他出山，他都没答应。后来，他被曾荣的真诚所感动，就说：“你把所有关于海洋物理的书给我找来。”所长就翻遍图书馆和资料室，给他找来三十几本这方面的外文书，他仅看了三个月，就说：“行！我加入这个工作！”接下来就办了学习班，从给科研人员夯实物理基础做起。

当时我国要研发洲际火箭，要根据海洋物理的知识推算它的轨迹，从而知道它的距离和深度，才能在半小时之内将火箭打捞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为此要拨款100万元给他，他不要，只要了一摞白纸。他根据自己的物理学知识和对海洋物理的了解，计算出了火箭的轨迹。1980年，我国第一枚洲际火箭发射成功，就是根据他计算出来的轨迹将火箭打捞出来。

还有一个关于竺可桢爱惜人才的例子，不过这个人是普通人，当时我在浙大根本不知道。过了50年以后，文中主人公的儿子才告诉我。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查长生，高中学历，成绩非常好，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找了一份化学系器材保管员的工作，这份工作需要很多化学知识，为此，他去旁听化学系的课程，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课全部修完，当然，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也达到了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水平，这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很好的例子。抗战后，他随浙大迁到贵州，当时浙大的化学系在湄潭，有空的时候他也看看文献。当时战争对药特别需要，那时，国外发明了磺胺药（一种非常有效的消炎药），他看到文献上的磺胺药后，就跃跃欲试并借器材保管员之便，自己合成磺胺药。合成出来以后，对于到底是不是磺胺药，没有办法鉴定。那时连元素分析的条件都不具备，更不用说红外光谱、质谱了。他根据文献的方法多次提纯，但还是拿不准。恰在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一天拉稀几十次，吃了好几天药也治不好，情急之下，他就把合成的药给儿子吃了，结果一吃就好了。竺可桢到湄潭后，听说了这件事，在一个下午就跑到他家里去，动员他出来当教师，给学生讲课。他坚决不同意，竺可桢反复动员，他反复拒绝，最后，谈到天色已晚才离开。竺可桢的爱才、识才可见一斑。浙大有些教授，像谈家桢，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又做了一年博士后，还没有回国就被竺可桢聘为浙大教授，那时他只有28岁。还有一个英国留学的化工系的教授吴征铠，回国当浙大教授时只有26岁。吴征铠和谈家桢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科学家。反过来，如果仅仅是学历高，对学生没有什么贡献，竺可桢也不赞成聘这样的人为教授。

当年竺可桢是这样用人的，今天我们用人还应当这样。不是看表面，不是看你是哪一个名牌大学的博士，对真正年轻有为的人才加以扶持。院士也好、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好，他们获奖的工作，往往是二十多年前做的工作。二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学术思想是否还在科学的前沿，就很难说。获得诺贝尔奖，或者做了院士，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是并不等于现在他还在科学的前沿。我们现在用人，就是要知道，他的工作是否处在科学的前沿，是否能开辟一个重要的新领域。什么是对有希望的科学家的扶持呢？给他实验条件、试验经费，给他优秀的学生让他指导，这也是很好的，但物质条件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浙江大学当时在湄潭，物质条件极差，像有机化学实验需要冷凝水，而那里没有自来水，做蒸馏实验只能做个架子，上边放一桶水，下边放一桶水，装个橡皮管让水流下来。物理系做实验没有电，就找个汽车发电机来发电。就是在这样生活极其贫困、实验条件极其差的情况下，浙大的教授还做出了许多成果。当然，现代科学，你若没有先进的仪器，很多东西就做不出来。若要把航天器送到轨道上去，没有三级火箭就不行。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重要的是科学家的思想和观念。浙大的有些教授像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都曾讲过，他们这一生科研工作的黄金时代，是抗战期间在湄潭的时候。尤其是贝时璋，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三次对我讲过，他的黄金时代是在湄潭时期。那个时期，却是物质条件最差的时期。我觉得，真正有水平的科学家，能够看到科学前沿的问题，并加以思考，即使没有实验条件，也可以做些研究。20世纪40年代，王淦昌对当时科学界热点前沿问题——中微子的验证方法十分关注。在没有实验条件的情况下，王淦昌用其他方法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并写出论文发表。美国科学家根据他的建议，做了实验，证明确有中微子这种基本粒子，后来还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观念是王淦昌提出来的。

除了识才，还要有学术争论、学术辩论，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也就是说金属和石头碰撞的时候，硬碰硬，才能打出火花。王淦昌和束星北这两个人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是出了名的，有时候还会拍桌子，各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辩论过后，两人仍是极要好的朋友。有这种学术争论，学术研究才能上到更高层次。

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只读了一年，为什么这一年让他印象那么深刻呢？就是因为这种非常激烈的争论让他获益匪浅，当然还包括当时束星北给他提了无数的问题。李政道也不断向束星北提出问题，不断得到回答，在问答中产生思想火花。当时的浙大，的确有一种百家争鸣的风气。竺可桢没有以他为中心自成学派的观念，既没有重点支持他自己的专业——气象学研究（当时的浙大根本没有建立这个专业），也不因他自己曾留学美国，就支持留美回来的老师。他是根据谁有学问就支持谁的原则。所以，不管是留美、留日、留德的甚至没出过国的，只要有学问就支持，对学术争论没有任何禁忌。

科学研究要兴旺发达，创造一种民主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浙大在湄潭时期，物质条件极差，但学术民主气氛很好，教授们心情舒畅，专心教学与研究，不论是谁，只要有了好的成果，竺可桢都极力鼓励，即使教授间有了矛盾，他也是尽力调解，从不打一派拉一派。束星北曾多次顶撞他，说他“没能耐（去弄钱）”，但他仍爱惜这个人才。三、爱心

如果我们问一个初中生，你认为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大？他可能会回答：原子弹、氢弹、地震、海啸，但是随着人年龄增大、知识增多后，观念上就会产生变化，会意识到精神的力量。

人类的两种感情——一种是恨，一种是爱，两者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希特勒就恨有色人种，恨犹太人。他认为，只有日耳曼人才是最优秀的人种，其他人种都应该被消灭。所以，他建立庞大的军队，用各种武器来消灭他认为应该消灭的民族，屠杀了几千万人。但恨的力量最终还是失败了。

爱，其实有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无形的，是巨大的。耶稣讲爱，释迦牟尼讲爱，孙中山也讲爱，这种爱是出自人的内心，最后从内心发展为力量。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美国待了几年，参加过浙大校友会活动。大部分校友是20世纪40年代出国的，离开祖国四十多年，离开母校四五十年，但是他们都很怀念母校，怀念竺校长。他们每年有两次聚会，一次是地区性的聚会，一次是全北美的包括加拿大的聚会。大家谈天说地，表演文艺节目，最后一个压轴戏是由一位会口技的同学，用绍兴口音模仿竺可桢讲话，大家听了都乐开了怀。有些是双校校友（既是浙大校友，又是别的大学校友），他们说参加别的校友会，大家穿得整整齐齐，就像过年一样隆重。而参加浙大校友会，就像回娘家一样，有一种非常亲切温馨的感觉。竺可桢的人格魅力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让校友们彼此之间感到非常亲近。

1985年，我到美国去开会，顺便访问了老同学张镜湖，他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他说在夏威夷还有一个浙大校友周桐，当时在浙大求学时只在外文系念了一年，得了阑尾炎，竺可桢用校长专车将她送到贵阳，并且给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抗战胜利后任协和医学院院长）写了封亲笔信，请他给予关照，后来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我也是过了四十多年才听说。

还有一个例子，去年（2007年）我才知道，这是我们浙江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同学的事情，后来他也上过浙大。他在初中二年级的暑假得了副伤寒症，这种病需要养一到两个月，等他养好病后，开学已一个月，从遵义到湄潭没有长途客车，他就坐了一辆“黄鱼车”，走到半路，车抛锚走不了。这时过来一辆卡车，在前面停下来了，竺可桢正好在这个车上，就问他是不是浙大附中的学生，因为他打了一个浙大附中童子军的领巾，一半紫红的一半白的。他说是。竺可桢问他怎么现在才上学，已开学一个月了。他就说明了自己的情况。竺可桢说你走路还有好几十里路，上我的车吧。但他个子很小，爬不上车，竺可桢就叫司机把这个小个子学生抱上去。到了湄潭以后，还问他学习能不能跟得上，叮嘱其要加紧补习。去年我到贵州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件事，并说感动至今。

1945年，浙大的一位教政治经济的教授费巩要从遵义到重庆，竺可桢就请了一个曾经的浙大学生邵全声护送他，在重庆摆渡过江时邵全声先把行李放到船上去，再回来接教授，发现教授不见了。他就向学校报告说教授失踪了。后来国民党就诬称邵全声谋财害命，把他抓起来了。竺可桢到处打听，什么宪兵司令部、卫戍司令部等都跑过，还去找了陈立夫。从1945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里，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这个学生有18次之多。竺可桢不断地打听消息和设法营救，并几次给该学生的父亲写信汇报情况。一直到1947年9月经多方设法营救，该学生才被无罪释放。到1958年竺可桢又给周总理写信，请查费巩的下落，终于从对监狱里特务的审讯记录中查出费巩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不久就被杀害并用镪水毁尸灭迹。

在未做浙大校长之前，自1928年，竺可桢一直是中央研究院气象所的所长（担任校长后仍兼任所长直至抗战末期），该所的一个气象观测员，在重庆过江时落水身亡。竺可桢每次到重庆时，都要到郊外（去气象研究所的路上）看看他的坟墓。竺可桢对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心，而不是看他的地位。邵全声的事他也关心了几年，而邵当时已经毕业参加工作了，按理校长是不用管的。费巩的事他放在心上十几年。这点，不但当年受他教诲的学生和教师受到感染，而且影响到后来的学生，他们没有见过竺校长，但他们对于竺校长十分崇敬，对母校十分热爱。一些浙大的校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学生）成了企业家后，都捐钱给学校来回报母校，有一人捐3000万美元，另两人各捐1000万美元。这样高强度地反哺母校，在国内恐怕也是少见的，足见竺可桢的感染力。四、自我批评精神

自我批评说起来容易，真正能做到的却是凤毛麟角。一个科学家要承认自己无知，更是难上加难。竺可桢却经常检讨自己，颇有“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例如，1955年11月7日日记有：

十点至历史所与叶企孙、侯外庐谈开第三次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定明年度计划。……叶企孙告余说岁差不但是赤经、赤纬改变，黄经、黄纬也变。可知余之无知也。

1936年10月14日记有：

十一点偕振公、晓峰、仲翔、幼南、驾吾至博览会间壁招贤寺，贺布雷母亲七十冥寿。［补注］至今思之可耻之事。

补注是他后来翻阅时写上的，可见他记了日记还时时翻阅，反省自己。（布雷指陈布雷。）又如1962年9月6日，他参加科学规划的地学组会议，因九点前参加另一个会议，到了规划会上刚拿到规划的第二稿，未及细看就发言，闹了笑话。日记原文如下：

九点参加民族饭店综合组讨论会，讨论提纲二稿。我到民族饭店时才接到二稿，所以没有时间能仔细看，讨论时就提意见说关于农业支援提得不够，但实际最后部分已大加扩充，我如此粗枝大叶应该加以检讨。入党时马玉书同志给我一纸，说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如实反映情况，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实行民主集中，八项注意有一项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既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也随便乱发言，可耻之至。

这真是极其严厉的自我批评。

人必先承认自己的无知，而后才能进步，才能奋力学习，竺可桢正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所以能学富五车。又因为他时时刻刻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所以品德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注释

[1]刊载于《求是儿女网》第5期。此文为作者在2008年10月10日在中科院文化讲座的演讲。

[2]《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共出版24卷。——编者注。[1]伟大的竺可桢校长蓝之中（ 牧医，1954）“竺爷爷您真伟大！”，“竺爷爷您太伟大了！”这是几代中国青少年发自内心的呼喊。一代伟大的气象学家、物候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科普学家竺可桢教授虽然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十多年，然而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他用如椽之笔为我们绘制了两条曲线：一条被誉为“文军长征”的“浙大西迁”曲线；另一条是被科学界广泛引用的“中国近5000年来温度变化”曲线，又被科学界爱称为“竺可桢曲线”。竺可桢

1936—1949年13年间竺可桢教授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因日寇的入侵而全面爆发。当日军的铁蹄快要踏进杭州之前，竺校长团结全校师生，携带图书仪器举校西迁，途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行程2600公里，途中历经千辛万苦，而图书仪器却丝毫无损，终于在1940年2月到达贵州省的遵义和湄潭，在艰苦环境下开展教学工作，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精英。流亡时期，学生人数不减反增，从原来的200人增加到1945年抗战胜利东迁返杭时的2000人。至1946年浙江大学已经成为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6个学系，5个研究学部，1个研究室，1个附属中学的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浙大西迁，为我国保存了一大批泰斗级学者，其中有：

陈建功——数学教育家（轰动日本列岛的中国数学家）。

苏步青——数学宗师（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陈建功和苏步青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随校西迁的抗日态度，是“科学无祖国，但是科学家有祖国”的鲜明例证。

谈家桢——中国的摩尔根（中国遗传科学执牛耳者）。

王淦昌——核物理泰斗，对“两弹一星”有突出贡献。

贝时璋——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建者，我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

吴耕民——著名园艺学家。

蔡邦华——中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

卢鹤绂——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第一浸信学校在校园里，为卢鹤绂树起了一座雕像）。

……

至于竺校长，则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在校期间，特为浙江大学倡立“求是”校训。求是为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求是的结果。竺校长主张大学应当是以文、理为基础的，多科性、综合性的大学，且以通才教育为主。在竺校长带领下，浙大由一个地方性的普通大学跃升为全国知名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学（李约瑟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当然这是与“求是创新”的校训分不开的。当时，竺校长是“科学救国”论者。他认为自从清政府以来，历届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国力衰微，落后就要挨打。要振兴中华，就要反对腐败，提倡科学；要提倡科学就离不开教育。这就是竺校长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浙大校史展览馆记载：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杭州告急，竺可桢校长以其惊人的胆略和魅力，毅然率领全校师生西迁。一迁浙江西天目、建德；二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途经浙、赣、湘、粤、贵、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年初，抵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办学七年，学校还在浙江龙泉建立分校。

竺校长博览群书，熟读经、史、子、集，凡与“物候”有关的资料总要摘要，古为今用；国外地理、地质方面的论文，凡与“气象”有关的段落必作笔记，洋为中用。此外，自己目击之物候（燕子来，桃花开等）数十年如一日，每日日记，持之以恒，记下了900万字的日记。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不朽论文。并绘成了《中国5000年来温暖期和寒冷期变化图》（见图1），此变化图广泛为学术界所引用，并为农业生产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竺可桢（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预测到当年冬天有严寒袭击中国，冬小麦将遇到毁灭性冻害。他把这一有关国计民生的科学预测向周恩来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得知，便召集了包括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的金善宝院长和吴兆苏教授等小麦专家，商讨如何应对。金善宝教授认为发动冬小麦区初级社（1954年被称为初级社）的广大农民，对冬小麦地普遍施一次淡淡的粪肥，既可以壮苗，又可以提高墒温。措施下达后，无不执行，冬小麦安全越冬。第二年，全国冬小麦喜获丰收，这给工业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后来吴兆苏教授在南京农业大学的交通车上告诉了我这一消息。身为浙大的学生，我也一直引以为豪。图1　中国5000年来温暖期和寒冷期变化图（由上海自然博物馆曹克清教授提供）

我国5000年来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四个温暖期：

1.前3000年—前1200年，历时1800年

2.前800年—公元1年，历时800年

3.公元600年—1000，历时400年

4.公元1400年—1260，历时120年

四个寒冷期：

1.前1200年—前400，历时400年

2.公元1年—前600年，历时600年

3.公元1000年—1140年，历时140年

4.公元1200年—1900年，历时640年

竺可桢校长的这一贡献，也令后辈学生受益匪浅，校友陈桥驿回忆道：

我虽已88岁高龄，但是实际上其生已晚，没能在课堂上聆听竺可桢先生讲课，引为毕生之憾。但是实际上，我毕生为学，都仰仗了竺先生的精博学问。举个例子，我在改革开放以后，曾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足迹远达南美巴西，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的课题中，讲过中国的灾害天气现象。而课题的内容，实际上都以竺校长《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为依据，没有他的这篇精博宏文，我在国外是做不出这个学术演讲的。所以从道德学问来说，我受惠于竺校长的实在多不胜举。

提高为了普及，普及在于提高。竺校长认为：“科学普及和科学提高，本是分不开的，互为因果，在科学普及的基础上，科学水平容易提高，也只有在科学水平提高了以后，普及工作方容易推动。”被誉为“竺可桢曲线”的中国5000年来温暖期和寒冷期变化图，正是“科普”的典范，也说明了一条真理——“最复杂寓于最简单，最简单衍化最复杂”。 浙大的老师们和竺校长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追求真理，献身科学，忠诚人民，热爱教育，总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站立在竺校长铜像之前仰望先生，不禁深深感怀先生之教诲，浙大校友以母校为荣，母校也以众多校友为荣。笔者和夫人在浙江大学的竺校长铜像前留影注释

[1]刊载于《求是儿女网》第11期。[1]竺可桢与中国农业气象学——纪念竺可桢120周年诞辰高亮之（植物病虫害，1950）

竺可桢先生是中国现代气象学与地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我的母校——浙江大学的老校长。中国著名科学家中，对我的一生影响最深的就是竺可桢先生，他引导了我的人生与学术方向。

新中国成立前，浙江大学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中的民主堡垒。在竺校长的领导下，学校的民主风气十分浓厚。我在浙大的民主环境中，积极投身进步学运，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竺校长在著名的“于子三运动”中大义凛然，支持正义的精神，对我的教育至深。我在1948年担任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为保护进步同学，到他家中去过。他将正受追捕的学生留在自己家中，与他儿子同住。我亲身感受到他爱护青年学生的真挚感情。

后来我也从事科学工作。作为一位科学家，应当怎样关心国家进步，怎样关心与帮助青年，在这方面竺可桢成为我终身的榜样。

竺可桢一生的学术成就卓著，涉及面极其广泛，最主要是在气象学与地理学方面。农业气象学并不是他的主要学术方向，但是他所从事的气象学与气候学研究，与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新中国成立后，他向中央提出开创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由此开创了中国农业气象学。

竺可桢生于1890年3月7日，今年（2010年）是他120周年诞辰。作为他的学生，又是他所开创的中国农业气象学中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特写此文，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

气象与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农民说“靠天吃饭”，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竺可桢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开创人，是从他关心中国的农业和农民开始的。他出生在绍兴东关镇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在童年到少年时期学习非常勤奋。他最钦佩宋代诗人陆游、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明末抗清将领张苍水的学识和精神，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清楚中国是以农立国，因此他从爱国出发而重视农业，又从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科学。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他知道农业对中国的重要性，就选择进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潜心研读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气象学。

我的经历与竺可桢非常相似。我并不是出身农村，但是我也是从爱国出发，立志学农；又从农业出发，而重视气象学。因此，我一直以作为他的追随者为荣。

竺可桢一生对中国农业气象学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竺可桢的气象学研究与农业息息相关（一）对中国台风的研究

每年6到9月间，频繁发生的台风给中国沿海地区农业带来严重的威胁。竺可桢出生在浙江绍兴，他在幼年时，就对台风对农业与农民的危害深有体会。他于1913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以后，就开始了对台风的研究。他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和《台风的源地与转向》两篇论文中，分析了从1904—1915年间247个台风的季节分布、源地和路径，在前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他对世界台风的新分类法。他根据台风所到国家和地区把台风分为六大类型（中国台风、日本台风、印度支那台风、菲律宾台风、太平洋台风、南海台风），又根据台风发源地和路径，在每个类型中分出副型。应当说，这是当时最完整的台风分类法。

当时国际上对台风还缺乏严格的分类方法，竺可桢首先提出以风速等级作为划分台风强弱的指标。这一方法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目前国际上仍然是以风速大小作为台风强度的标准。

竺可桢的台风研究提高了我国各界对台风的认识，对我国在农业与国民经济等方面防御台风灾害有很大帮助。（二）对中国季风的研究

竺可桢从气象研究中得知，威胁中国农业最大的旱涝灾害，都是由季风的变化形成的，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季风的研究。1916年他发表文章《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阐明了季风与中国雨量分布的关系。1933年，他在《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中提出，影响中国气象与旱涝变化的，主要是四个大气环流中心，即：西伯利亚高压、印度低压、北太平洋高压和阿留申低压。1954年他发表《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一文，清晰地阐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雨量，都来自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所形成的东南季风。东南季风中大量的水汽，因地形抬升、热对流、不连续面（后来称为“锋面”）与台风等不同原因，而带来降水。

竺可桢的这些早期季风研究的成果，引领着中国后来几十年的旱涝等农业灾害研究，为我国防御旱涝灾害提供了科学依据。二、竺可桢的中国气候区划研究对农业有重要指导意义

竺可桢是我国最早开创中国气候与自然地理区划研究的科学家。

1931年，他发表的《中国气候区域论》最早提出我国的气候区划，他在当年就提出了我国气候的八大区域类型。后人的工作虽然有所细化和发展，但区划的基本框架并没有变。

对于中国的亚热带范围这一问题，苏联科学家曾经主张将夏天热带季风所能达到之界限作为亚热带的北界。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的华北，内蒙古、新疆地区都应属于亚热带。竺可桢不同意这种观点。1958年，他写出《中国的亚热带》一文，指出：划分中国亚热带的原则，应更多地考虑“实用观点”。他说：“所谓实用观点即申明亚热带地区的生物资源，尤其是农产品和温带及热带有何不同之处，以及亚热带气候对于作物生长发育和越冬的影响等。”竺可桢认为，应更多地采用“气候生态学观点”。根据这个观点，他提出了中国亚热带划分的标准为：积温4500 ℃～8000 ℃，最冷月气温2 ℃～16℃ ，无霜期240～365天。按照这个标准，我国亚热带北界接近于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竺可桢提出与苏联专家针锋相对的意见，充分体现了他在浙大所倡导的“求是”精神。

竺可桢对于中国亚热带的区划标准，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他所认定的亚热带地区内，中国成功地发展了各种亚热带作物与亚热带农业经济，如茶业、蚕桑业、柑橘业（在中亚热带）等，又避免了将亚热带作物盲目向北扩张的失误。三、竺可桢关于气候变迁的研究对中国农业有长远的影响

气候变迁是竺可桢耗费毕生精力的研究课题，也是他成就最大的研究领域。

他在1924年就写出《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一文，这是关于我国气候变化研究的第一篇文章。

他在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一文，分析了整个历史时期各国气候波动的历程。

1972年，他发表了《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著名论文。该文将我国5000年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考古时期（3000BC-1100BC）；2）物候时期（1100BC-1400AD）；3）方志时期（1400AD-1900AD）；4）仪器观测时期（1900AD后），详尽地论述我国气候的历史变迁。

论文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温度变化，指出前2000年，黄河流域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与现在长江流域相似。后3000年，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约历时400～8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范围为0.5℃～1.0 ℃。

论文的最后，他将他对中国5000年气候变化的研究结果，与西18方科学家应用1万年的挪威雪线和应用O同位素研究冰川结冰温度的结果进行比较，得到非常相似的结论，说明世界气候变化是有共同性的。

凡是阅读过竺可桢这篇论文的人，都会感受到竺可桢以他毕生的精力，广泛地收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气候与物候的记载，并且用现代气象学知识加以整理分析的严谨科学精神。

近几十年来，由于工业化的影响，地球温室气体明显增加，形成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趋势，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也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全球气候变化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农业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引导世界与中国农业及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研究全球未来的气候变化，离不开气候的历史变迁的研究，因此，竺可桢对5000年来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的农业和农业科研都有长远性的影响。四、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

物候学是研究在季节与气候变化中各种植物、动物与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科学。

竺可桢十分重视物候学研究，他在1964年发表《物候学与农业生产》，后来又发表《中国古代的物候》、《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等文章，还与宛敏渭合著《物候学》一书。

竺可桢的说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预告农时，创立了一种称为物候的方法。”因此，他将物候变化与农业生产密切地联系起来。事实上，他是将物候学看成立足于中国传统农业气象学的重要内容。

他在《物候学与农业生产》指出：济南，因地处内陆，苹果开花早（4月中旬），但因寒潮等影响，苹果不能丰产；而烟台，因临近海洋，苹果开花迟（立夏以后），寒潮已经过去，因此苹果能高产稳产，这是烟台受物候延迟之益。他用这个例子说明：物候学研究对农业的合理布局是很有帮助的。

当代信息技术发达，各种物候变化都可以建立数学模型，从而正确地估测或预测任何地区、任何年份的物候变化。物候期（即发育期）模型在农业模型中有重要地位，相信物候学在新时代中，将继续对农业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五、竺可桢对于气象与农业关系的研究

农业与气象的关系，是竺可桢一生关注的科学课题。为中国的农业和国民经济服务，是他毕生研究的最终目标。

竺可桢1922年发表的论文《气象与农业之关系》，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气象学论文。

1936年他发表论文《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阐述了气候与农、林、牧业及人类各方面活动的关系，分析了阳光、温度和降水等因素对各种农作物的影响。

今天的老年同志应该记得，1963年，《人民日报》以一整版篇幅发表了竺可桢的文章《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

这篇论文的写作背景是：我国经历了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1959—1961年的农业大滑坡与大饥荒。中央领导正在总结农业生产的沉痛经验教训。此时，人们对中国农业的前景，有一定的悲观情绪。

竺可桢在这篇论文中全面地分析了太阳辐射、温度和降水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并且综合这三个因素的分析，指出我国农业生产还有很大潜力以及为发挥这些潜力可以采取的正确途径。

他在论文中，从气候潜力角度，提出水稻产量有可能达到每亩941～2500市斤（这个估测与后来的农业实践比较符合）。他说：“过去把单季稻亩产指标提高到1万市斤以上，这就不切实际了。”因此，他的论文也是从科学角度对当年浮夸风的批评。

当时这篇论文受到毛泽东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对后来中国的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影响。六、竺可桢的建议开创了中国农业气象事业

1953年，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本人的要求下，我从华东农林干部学校调到华东农科所工作。同年4月，刘春安（一位来自山东解放区的有农业科技经验的老领导）担任所长。一天，他找我谈话，他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联名向中央提出建议，应创建中国的农业气象事业。中央决定，委托军委华东气象处在江苏丹阳县举办中国首届农业气象训练班。要求各省派出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学习气象知识。”他希望我能参加。竺可桢先生是我的老师，参加他提议举办的学习班，我求之不得。

竺可桢与涂长望两位著名科学家当年向中央提出的“创建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建议，以及中央做出举办丹阳全国农业气象训练班的决定，是中国农业气象学的开端。同一年，在竺可桢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与华北农科所合作建立农业气象研究室，这也成了中国农业气象学开始的标志。

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聘请中国著名气候学家吕炯先生开设农业气象学课程，这是中国第一次农业气象学的讲学。我当时担任农业气象学课程的课代表。

当年丹阳农业气象训练班培养出的40多位学员，在后来的50多年中，在我国各地的农业气象的教学、科研和服务工作岗位上，都是骨干力量。他们逐渐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农业气象学家。

在他们和他们学生的努力下，北京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陆续建立起农业气象系或专业。他们在更多的大学（如沈阳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广西农业大学、南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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