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荣来
出版社：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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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悠悠桃花源试读：
电影片后字幕瘦瘦身如何
记不得从何时起，我们的电影片后的字幕，变得越来越长了。长在它的名单，除了编剧、导演、领衔主演、主演、演员、故事原创、编剧、文学策划、摄影指导、摄影、副导演、美术、服装、录音、剪辑、作曲、主题曲演唱、制片主任、出品方、发行方等不可缺少者外，还增加了很多很多人员的名单，有的几乎是参与工作的人员的全部，连所有后勤人员的名字都一一列上。现在的观众都变得很文明了，不仅看片过程中不随便起身走动，连片子没出现“剧终”二字之前也不离场。人们已经逐渐形成尊重导演、演员和影片制作者的风气，虽然不一定想知道那名单的全部，也还是耐着性子等它放完才走。我看过五六十年电影，记得以往电影的字幕，有的在片头，有的在片后，一般都比较简洁，列的都是主创人员的名字。依我看，这样的字幕，制片人省事，观众也看得明了。现在为什么不想省事，不想让观众看得简单明了了呢？也许是为了表明对所有参与工作的人员的劳动的尊重。为影片做了一点事情，就有了一份贡献，不论做何种工作，都把他的名字列上，也是对那种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的观念的一种改变。制片人或导演的这种出发点，当然无可非议。但仔细想来，这也许是认识上的一种误区。从观众的角度看，这做法的效果却未必佳。如前所说，观众最想知道的，就是主创人员，尤其是导演和主要演员，或自己感兴趣的参演者。与电影有关的专门职业者，当然各有自己的关注重点。但就大多数观众而言，他们对并非直接参与故事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其他人员，并没有很高的关注热情，更不想了解庞大的后勤人员的名字。更何况，那一大片名单，密密麻麻，字号很小，滚动又快，看不过来，更记不住。观众并不想把参与影片工作的人员，分出高低贵贱。看电影是一种艺术享受，制片人不要把一些艺术以外的东西强加给观众。再说，很多后勤人员也未必看重在影片后面是否署名，这不是他们之所图。任劳任怨，做了工作不留名，向来是他们的风格。给他们署个名，是他们的愿望吗？没准儿也是一种强加。“茶水”、“司机”、“出纳”等许多人员，他们的反映不一定全都正面。如此做法，吃力不讨好，何苦！此风不可长。一篇文章的发表，一部书的出版，一本刊物以及一份报纸的印制和发行，参与其事的人何其多，如果都兴此做法，还不得另加许多版面和篇幅？！那会给读者增加多少负担？不值得提倡啊！笔者一愿，电影字幕瘦瘦身吧。如何？读华梅而知服饰文化
华梅教授的新著《灵动衣裾——华梅眼中的服饰文化》即将出版，华梅告诉我，它收集了13年来作者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全部文章。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读过其中许多篇章，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认识华梅先生，其实是从文稿开始的。1993年新年之始，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主编文艺副刊时，首次读到她写的一篇文章。那是一个理论的议题——《中国服饰与语言艺术》，但读来很轻松，它列举许多与衣饰有关的语言词汇，说明国人善于使词汇形象化、生活化，使语言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文章不到1000字，却提供了不少颇为有趣的信息，启发我们关注衣饰和语言关系的一个有意味的视角。它说的是与人关系最密切的现象，阐述的却是颇有层次的问题——文化。当时我们正有志于提高副刊的的文化品位，于是决定开辟一个专栏，叫“衣饰文化”，请她继续写下去。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我对华梅文章日渐提升的兴趣，其实也是她的学问和文采造成的引人入胜的效果所致。其后，我又陆续读到她的几篇文章，如谈华夏的服装颜色，谈女扮男装和男扮女装，谈东服西渐和西服东渐，越读越觉有味儿。当读到《洛神与维纳斯》一文中论及中西服装的对比时，我就更加由衷地惊叹她对两种文化心理洞察之深，也惊叹她对两种服饰文化特征概括之富有创意，还惊叹她对此特征的描述和形容的生动。她如此概述：中国服装通过款式、色彩和图案的暗示，蕴含着对宇宙万物的主观理解，西方服装则以科学的态度去塑造具有三维空间的主体造型。前者以流畅的富于变化的衣纹表现出东方艺术的气韵与灵动，后者则以几何形体的完美组合构成了西方艺术特有的量感与张力。她如此形容：中国服装韵在“高古游丝”般的线条，西方服装则韵在饱满的富有生机的形体；前者形简而意赅，宛如一首朦胧诗；后者繁复又强烈，好似一支爵士乐；前者似水似云似雾似风，后者见棱见角见圆见方；前者神在内而飘乎其外，后者形在外却韵在其中。我不敢说这些说法多么准确，但我当时对她的很智慧很独特的见解极为赞赏，认为作者一定下了很多功夫。她对中外的服饰史料的熟习掌握，对各国各民族的服饰的演变的清晰了解，对当下世界服饰潮流的现状和走向的洞悉深切，建立了我对她所作的种种服饰现象的评判的信任，从知识的到学术的，从衣饰与社会人生的联系到由此引发的哲学思考，我几乎都得到有说服力的不由我不认同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既是她的文章的积极编者，更是欣赏她的学问和学风的热情读者。我做报纸编辑30余年，没有开过一个由一个作者一以贯之、连续写13年之久的专栏。我们文艺部的编辑换了一拨又一拨，主任换了一位又一位，专栏及其作者却始终未变，为我报所仅见。其中理由，不言而喻，皆因华梅文章深被认可。服饰的题材，拓宽了我们副刊的内容，每文必配一两张插图，美化了我们的版面，文笔生动活泼，又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浓浓的文化意味，更有利于提升我们副刊的品位，这种种因素，我想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它得以坚持的原因所在。我之所以首先是读者，是因为此前我对身着之物熟视无睹，穿了大半辈子衣服，却不知它有如此精深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先后读了华梅连续写了13年的部分文章，我才仿佛走进了一个衣饰文化的博大殿堂。在这殿堂里，除了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发的300多篇文字，还有150万言的《人类服饰文化学》等学术论著。华梅以自己的学识和汗水，浇筑了这座独具特色琳琅满目的殿堂。把深奥的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出来，使哲学通俗化，让它走向广大民众，这样的哲学家是了不起的。把人类穿着物所蕴含的文化揭示出来，把本来无序的零散的艺术创造串联起来，加以历史的缕述和总结，给予社会的、心理的、民族的、民俗的、美学的分析，做出深刻的哲学的诠释，让老百姓从对常见常用的贴身之物的认识中，升华到文化的层次，这样的学者也是功不可没，了不起，值得称道。华梅及其所做的正是后者。沈从文写《中国服饰史》从历史和考古等角度，考察中国服饰的演变历史，让读者了解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各种服饰的历史内涵，是富有开拓性的。华梅研究人类服饰文化，把视野做了横向的开拓和纵向的延伸，并赋予了新的理念，即让读者不仅看到服饰，还要看到历史，看到社会，看到人生，这也是颇具创造性的。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她选择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她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发布阵地，并给予一贯的支持，13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更没有想过放弃。无论我们对她的稿件是否用得及时，是否有所删改或处理得是否恰当，她都丝毫不计较，一如既往地继续来稿。正是这种信任，使编者和作者的关系，长期保持着难得的和谐。最近我看到，她在海外版上发表的文章，都极其细心地把它剪贴成册。她还告诉我，这些文章的原稿，全都是她用手写成的。可见她很把人民日报海外版当一回事，我为此感到鼓舞。已经出版了10多部著作，完成如此之大的写作工程，我一直以为她是使用电脑。直到最近见面方知，她年轻时插队睡炕，落下不能久坐的毛病，因此不能长时间坐着打电脑，只能不时变换着姿势用手写文章。以比别人艰难得多的方式，去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其毅力实在值得敬佩。我由此感到，支持我们报纸工作的，不仅仅只是一篇篇的美文，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此刻，当我浏览着本书的350多篇文章目录时，眼前就不时跳出我曾经读过的部分佳篇，愚笨的记忆神经里，竟也常常想起曾有的阅读快感——她的不少文章，连标题都很诗化！作此小文之时，我心中便充满着期待，希望早日读到本书的全部。浏览《太平御览》
早知有《太平御览》一书，却未有机会阅读。最近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便找来翻翻，浏览浏览。全书凡1000卷、600多万字，印成大32开本，每册近千页，共八大册，真可谓皇皇巨著。宋代印制图书，由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使雕版印刷来了个革命，但那手工工艺毕竟有限，要印制那等规模的人工刻本书籍，其工程和投入之大，至今仍让我辈兴叹不已。这是一部官修图书。决定编撰这部大型类书的，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宋太宗赵光义。他下令文官李访牵头，组织了个14人的班子负责运作。历经八载，始告编讫。付梓之前，他亲自终审，日读三卷，经一年定稿。宋太宗的初衷，当然有治国教化的目的在。他继承其兄宋太祖赵匡胤的治国之道，重文轻武，注重在文化建设上下功夫。他嘱意编修的，不只《太平御览》，还有《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都是规模宏大的丛书。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也继承父志，命王钦若等人，又编修了一部篇幅更为浩繁的大书，名叫《册府元龟》。《御览》常为太宗教导近臣的材料，和他们谈话时经常引用它。《广记》则是志怪小说的总汇，《英华》又集中了《昭明文选》之后的诗文，《元龟》乃历代君臣事迹的辑录。收选编撰，也都着眼于有利鉴戒，自然不言而喻。宋太祖以武力得天下，所逊者“风骚”，但他的事业的继承者，却在文治方面有所创造。其中，对文化的执着，其精神影响了好几代。以至到了宋神宗时，又编修了《资治通鉴》。《御览》和《通鉴》，又被称为整个宋代的两部大书。秦皇修筑长城，奴役了百姓，却造就了中华文化的象征；焚书坑儒，又留下毁灭文化的恶名。汉武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意在维护集权统治，却为后人造成非议的话题。而宋太宗修书，为文化作了积累，成为功德无量之举。历史有眼，鉴定了先人的功过和是非；文化的尺子，也量出了历史人物一方面的长短和高低。翻阅《御览》，又深感李访之功不可没。该书征引各类书籍1689种，其中十之七八，已不见于世。尤其是汉代人的传记100多种，旧地方志200多种，更是弥足珍贵。它为后人保存了已无处可寻的资料。因此，尽管其中许多引文有错漏，甚至张冠李戴，但是今人所看重的，却是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材料。李访可以说是大有贡献的大编辑家！宋代四部大书，他主编了三部（除《册府元龟》外）。他活了71岁，身后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据说有文集15卷，但已失传）也可说是尽为他人做“嫁衣”的了。保存和积累文化，不是一人所能承包，而是全民族的义务。我们的文化，时毁时兴，历经沧桑，但它终究得以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这不仅有赖于它的伟大的创造者，也有赖于那些为它的保存和积累而辛勤劳动的人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很赞赏我们民族的许多珍贵典籍的整理、标点和出版者。尤其是只着眼于文化的积累，而不看重经济的赔赚、肯于“赔钱也出”的出版家！《太平御览》，带着历史的烟尘和时代的色彩，以洋洋洒洒的面貌，走向我们今天的读者，它让我们看到当年的社会，当年的文化，也给我们许多历史的感悟，书外的思考。向往里耶
2002年4月和7月，里耶战国古城的发现和秦简的出土，震惊了全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副总理为此作了批示，高度评价里耶发现的历史价值和重大意义，全国报刊也纷纷刊登文章予以报道，小镇里耶一夜之间成为举世关注之地。全国著名的考古专家纷纷前来考察，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公布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其价值和重要性没有一项能与它相比，有的甚至说，北有西安秦兵马俑，南有里耶秦简牍，把两个重大发现相提并论。生于里耶长于里耶的作家张心平，为家乡的这一伟大发现所震撼，决意写出一本书，把里耶古城和秦简牍的发现过程、里耶的文化渊源、古镇的古今演变、民情风俗等，立体地展现给读者。经4个月的紧张采写，完成了这部著作——《南中国惊雷——发现里耶》。古镇里耶，位在湘西酉水之滨，现当代的绝大多数外地人，对它寡有所闻。就连曾经写文章提到它的湘西作家沈从文，也只知道它曾是商业码头——它从秦汉之后，沉寂了两千多年。《发现里耶》把我们带回到古老的年代：里耶古城的首建者是楚国，秦灭蜀国之后，楚国在里耶修筑城墙以抗秦。秦灭楚以后，这里又留下了丰富的秦文化。现在于里耶小学地下发现的，正是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在这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名有姓的还有溪口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刘家堡商代文化遗址、大板上马头山战国烽火台……从《发现里耶》中，我们又惊讶地得知，从这里的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的秦简秦牍，竟有3600多支！此前全国六七个地方出土的总数不足2000支秦简，已被视为价值连城，里耶的发现更是无价之宝！秦国文化辉煌无比，但它短暂的15年历史，却因史料欠缺而显得简单。解读这30多万字的秦简秦牍，将使真实秦史的辉煌重现。书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考古工作者龙京沙，他是湘西土生土长的考古专家，正是他发现了这座古城。1996年春天，他先在古城周围发现了数百座战国古墓群，他从中生发出一个萦绕于心的问题：为什么这里埋葬了这么多武士？当年这里发生过什么事？这个千古之谜，诱使他和他的同事们，沿着酉水上下寻找。他们先后发现了成百上千个西汉、东汉古墓群，还发现了一个西汉和一个东汉古城遗址……一系列的发现使他深信，这一带必定有战国古城的存在。5月的一天，他在里耶小学这块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徘徊琢磨，从泥土和一些堆积物中忽然悟到并确信，这里就是战国古城遗址！正是有了它，才有无数武士的尸骨。他于是写了一份报告，送到当时省里有关部门，要求把它确定为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6年之后，在首掘上述那个古井时，又是他亲自组织挖到了第一支秦简。成功的机遇，给了这位有备而来者。作者以不多的篇幅，描绘了一个考古功臣的不凡功绩。《发现里耶》不是一部完整的报告文学，却是一篇篇文学的报告的汇集。作者以一篇又一篇的散文随笔，满怀喜悦地报告里耶及其周边的一个又一个的考古发现，送出无数让读者无限惊喜的信息；他又满怀深情地追怀了他无限挚爱的故乡的美丽山水、往日光景和生活习俗，描画出了这个如今被举世关注的古城的多彩多姿。报告了事实，更投入了情感，字里行间，情深墨饱，时时处处，视国宝如家珍。《里耶发现》关注着历史，也着眼于现实。作者搜寻着古代，考证着历史，视野所及，笔触所至，行文叙事，观照周到，如同认真的史学工作者；报告今人的功绩，描绘各界的合作，展现时代的风采，又显出当代作家的责任心。另外，作者在叙事中夹带着许多议论，表明了他对有关问题的个人见解，其中不乏坦率襟怀，也不乏真知灼见。浏览一本《发现里耶》，如见一座古城的古今，领略一次心灵的震撼。我，因此向往里耶。旅游找乐
芳邻姚赣南兄，近两三年写的文章，我陆陆续续读过一些。现在他又把它收集成册，并取名为《乐在旅途》。我曾与他共事，对他的性格有所了解，相信他所言不过。他为人开朗，乐于歌唱，乐于行旅。他组织过多次培训活动，我曾与他同行，旅途中他喜欢讲笑话、逗闷子，尽显幽默风采，很让人开心，一路上毫无疲惫感。从电脑中看到他的文稿，我便怀着与作者同样的心情，试图从阅读中领略他的快乐。当我很用心地浏览其中一些篇章之时，第一反映却是时有惊讶之感萌生——老姚的思路很开阔呀！全书五六十篇文章，写的全是旅游题材。随着作者的笔触，我看到了许多物事，听到了许多相关的议论。他写到的景观很多，议论的角度也很宽。国内的国外的，自然的人文的，他的视野所及，读之有如亲临其境，可分享到其中许多乐趣。而大多数文章的重点，不在于对景观的介绍和描写，却在于作者的观感和议论。议论是他的独到之处，我们羡慕他涉足的地方之多，更欣赏他的议论之多彩。老姚的议论，有对一个景观的推介评论，有对多个景观的比较分析，分析中有审美的欣赏，有对不良现象的批评。他的欣赏眼光，并不随俗附和，他能从一般游者所忽略的景观中发现美，并挖掘美的意义，如从中外的历史“废墟”中赏识美，从各种景观的差异比较中品味美，因此他的旅游总是所行不虚，有功而返。他的批评有的放矢，有针对旅者的不良行为和不当做法，如盲目效法洋风气“抱抱团”；有对管理者的不当管理，如他列举旅游中所见的种种“软肋”和弊端，造成某些地方的旅游业声名丧失，盖因管理者的管理失策和措施失当。赣南不是单纯的旅行家，不以饱览山川为目标。他是有心人，又是有责任心的人。他从所见所闻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引发出联想，捋出思维的头绪，并见诸文字，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营造出良好的旅游环境。几十篇文章，可见其为此目的，不遗余力。那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啊！旅游者因为有目的性和出发点的不同，因而有多种心态，并因此分成多种类型。消遣健身型、观光游览型、业内考察型、记者采访型、学者研究型、作家采风型等等。各怀其志，各有所求。为调节个人心情，为满足个人感官需要，为增长个人阅历，更多了解社会，积累社会知识，这都是健康而高洁之旅，于个人无疑都会大有裨益。有些旅者，则把个人的见闻变成一种资源，让社会都来共享，这种旅游，就变得另有价值。老姚所做的，意义正在于此。作者提倡出游前做足“功课”，是一个有心人的经验之谈。出门旅游之前，先翻翻书，或上上网，对你要去的地方的情况有个简单的了解，就等于是先听听导游的介绍，即便不是为了写文章，也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结果也会理想得多。老姚曾为旅者支过一些招，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招，对哪一种类型的旅者，都会有好处。因此，读老姚文章，就有如结识一位朋友。今日夏至，窗外气温34摄氏度，写完这篇小文，却感到一阵凉爽，心中仍有读稿时的惬意。我很想跟老姚开玩笑：你干脆去主编旅游报得了：读百家之文，览百景之奇，汇百家之言，表一报之志，不也很有乐趣吗？！（此文系为姚赣南《乐在旅途》作的序）学书戒浮躁
为书画集子作序，实在不是我所能胜任的。我不会画画，字也写得不好，对书画更没做过研究，对它自然就缺少话语权。也正因为如此，我对书画家从来就只有欣赏的份儿，欣赏他们的成就，更欣赏他们的精神。李优良是我的朋友，书法创作又有不俗的成绩，学书过程更有值得称道的精神，读过《学书》一书书稿，觉得写点感想也是有话可说。一位靠悟性和勤奋，书法日渐成熟，并取得成功的年轻人，其刻苦精神让我心存敬意。他不是靠家学起步的人，父亲是个普通教师，在书法上没有对他施加过什么影响。只是一个偶然机会，在外祖父家的一个柜子顶上，发现一个破旧的纸盒子，内藏五幅书法作品——孔子第57代传人孔令贻的书法。一种天然的悟性，使他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密切关注村里的对联，到处观摩荒冢断碑、园林题刻，刻苦练习写字。没钱买字帖就向人借，没钱买纸就捡废纸写，甚至在水泥地上练习……就靠这种功夫，他的书法赢得了乡里人的认可，书写春联成了他每年春节的营生。悟性加勤奋，更加上故乡洛阳的浓厚文化氛围，使李优良与书法结下了割不断的情结。大学毕业以后，他又拜识了许多书法名家，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教益。约略知道他的点点经历，便明白他的成绩来之不易。他练了右笔书法，又练左笔书法，并都写出了特色。这并非对书法艺术及其学问浅尝辄止之人所能做到的。现在，在总结多年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他又完成了这部书稿——一部对书画艺术及其现象的点评式的著作。看得出，他又在向另一个层次攀登了。书法的爱好者，在我国所有艺术门类的爱好者中，论人数怕是数一数二的，但能够脱颖而出有所成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者，并不是很多。人人都想成为书法家，除了悟性这一点不是谁都具备之外，功夫下得不够是重要原因。书法史上的成功者，无一例外都是苦练而成的。东汉的张芝，几天练秃一支笔，每天洗毛笔，染黑了后院的整塘池水。东晋的王羲之，每天走路时用手指在身上写字，常把衣服写破。他儿子王献之学写字，写了几年功夫用了3大缸水，才学到父亲的点滴书风，“惟有一点似羲之”。史家记录的这些带有劝世意味的传说，都在说明书法家的成功，并非一朝一夕所得。时下，在书法爱好者这个广大群体中，时有浮躁之风泛起。或急于成名，或渴望发财，于是走旁门左道，用奇术怪招，制造离奇“书法”，美其名曰“创新”；更有一些不地道者，造假行骗，欺世盗名，浑水摸鱼，获取暴利。此风不仅在书法爱好者中存在，书法界里业内人也有利欲熏心者混迹其中。究其原委，盖因为利所驱，又不肯花时间，费力气，沉下心来，狠下苦功夫，于是图省事，走捷径。此风既有违书家传统，也有悖时代精神。不思进取和不劳而获，是必须克服和抵制的不良行为。有人把“左笔书”也列为浮躁现象之一，如此笼统归类似有不妥。“左笔书”在书法史上其实不乏其人，它也有其自身的传统。在当代，因右臂有疾改用左笔的，多有成功者。著名书法家费心我就是一例。双臂健全而主攻左笔并取得成就者，人数也很不少。看它是否属于浮躁，要看它是否出于跟风，作者是否把它当做艺术活动，是否下功夫进行创作。哗众取宠和艺术创作，读者是区别得出来的。李优良因一次意外，右臂受伤，三月不听使唤，于是试练左笔，又是悟性加勤奋，他又有所成就，可谓因祸得福。他显然与浮躁无关。我把本书称为“点评式的著作”，因为它大都是提纲挈领，谈论或介绍与书法有关的种种话题，讲了观点，没有怎么展开。在这些点评式的言论中，可看出作者对书坛种种的关注。其中有谈书法的学习、传统的继承、现状的评述，有对当代名家书风和思想的弘扬，有对当下不良现象的批评，等等，内容颇为丰富。笔到之处，批评是直率的，观点也是鲜明的。细细品味，多有给人启发处。可惜的是，许多话说得过于简约，作为一本书，完全可以放得开一些，道理谈得透一些。不过，以他的才情和勤奋的个性，想必不会就此刹车。——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作者会贡献出第二或第三本著作来。我深信如此，我也期待着。（此文系为李优良《学书心得》作的序）共谱《黄昏颂》
5集记录片《白山黑水夕阳红》，刚在电视里播过，一大批离退休军人，以另一种英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这是沈阳军区政治部与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联合摄制的新作。走进纪录片描绘的那个群体，如同走进一个藏龙卧虎之地。沈阳军区拥有3600多名离退休军人，他们都曾是如龙似虎的将士，不少人分别获得过红星勋章、独立勋章、解放勋章等奖励，有过许多荣誉加身。他们曾是战场上的英雄，国家的功臣，曾为抵抗侵略流血负伤，曾为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离退休之后，他们依旧如龙似虎，雄姿不减当年，又如伏枥的老骥，壮心不已，奉献不止。他们有的用笔写下自己的经历，宣传革命的传统，身患癌症也不辍笔；有的参加老兵报告团，报告革命英雄事迹，讲解党的创新理论。大连老兵报告团，坚持20年，讲了上万场。有的回家乡，用自己的钱，投资农业或林业，推广新技术，科学经营和管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李守发回乡10年，使村民人均收入增加了7倍，被省里评为“新农村示范村”。当此片走进我们的视野，它同时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振奋、感动和激励。一大批离退休军人，人退心不退，用行动谱写新篇章。这些篇章，都用真切的画面、生动的镜头、具体的形象，真实地表现出来。而画面所传达的，正是拍摄者希望表达的主题。98岁的老红军曾思玉家里，挂着一幅浓缩的地图，上面是他战斗过的足迹，是他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画面展现出来的，是英雄的历史，它留给后人的，是一种革命传统精神。画面以很强的视觉冲击力的形象，使人物、个性和历史，都展现于其中，给读者以振奋和激励。该片通过典型的人和事，引发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感动读者和观众。92岁的老红军范永贵，原来给老伴准备了一万元丧葬费，汶川地震发生后，从电视上看到灾民的惨状，他哭了许多次。为此，他毅然把这笔钱全部捐给了灾区。接着他又响应党中央号召，借支了3000元，作为特殊党费捐出去。他说，“我曾歌唱‘我是一个兵’，又是老共产党员，就是要爱护老百姓！”一件事，一句话，再现了一个人物，一种风格，一种精神，一种高格调的人性化的精神。《白山黑水夕阳红》是新闻纪录片，具有记录片规定的特点。它忠实记录现实事件，表现真实人物，不夸张，不虚构。惟其真实，所以能说服人。我们从该片中看到的人和事，环境和语言，乃至细节，都极为真实，没有任何距离感。该片又同时具有相当的艺术性，它不是自然主义画面的简单拼凑，而是讲究谋篇布局，事件、细节、人物、语言、画面、结构，都经过精心的选择和取舍，形成严谨的记录风格。画面追求自然真实，鲜见刻板虚假的摆拍。在画面和访谈的的比例上，也是比较讲究合理性。它重视画面语言，始终坚持画面占主导，但也不忽略访谈，两者都以不枯燥为前提，以具有说服力为依归。正因为如此，该片具有审美价值。《白山黑水夕阳红》一片，形象而生动地告诉观众：离退休的军人，不是拖累社会的包袱，而是社会和国家的一笔很可宝贵的财富。短短5集的篇幅，反映了一个英雄群体，他们集体谱写的，是一曲鼓舞人心的《黄昏颂》。期待秋凉
我不止一次难解小女儿揶揄的尴尬。我居京三十余年，竟没有去过圆明园，她为此讥笑我：“连圆明园都没去过，弄不懂您的爱国主义是怎么来的？！”我真的是无言以对。我不仅住京时间长，还曾在离它不远的中央党校进修过半年，每周从它门前路过两次，我居然没有进去过！我总有一种心理，以为做了北京人，去的机会有的是，无须像外地人，来京5日游，便把京城主要景点游个遍。我来京22年后才游十三陵，25年后才登香山，便是出于这种想法。不怕见笑，我还一直以为，圆明园不过是个断壁残垣之所。直到那年8月23日那天，我才吃惊自己呆得真够可以！那天是周末，或许是女儿的讥诮所促成，我们全家四人，兴冲冲前往圆明园。我妻比我早来北京一年也没去过，对它同样一无所知。我们一进门便处处觉得新奇。一张通票，也不明白何以要12元。但进门不远，见左侧有一开阔水面，上有许多样子少见的游船，便出乎我的意料，而儿子说“大水面还在里面”，就更让我惊讶。再往前走，见右前方有几大片莲塘，莲花盛开的日子已过，但尚有些少花枝摇曳其间。硕大如盆的莲叶，覆盖着水面，其绿如蓝，其蓝如海。我的老花眼睛，一下子得到柔和的调节。我不禁又慨叹自己的呆气，怎么就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个去处？不说别的，就冲这几大片莲塘，也很值得一游呀！偌大北京，何处莲塘，如此宽阔，如此繁茂？！由莲塘向西，便是圆明园遗址所在。路上，小女儿说，考考你们：圆明园是谁烧的？也许怕我们露怯，没等我们答话，她自己先答了：很多人都误以为是八国联军烧的，其实是英法联军。遗址是圆明园中的一个景点，设有小门，进门须在通票上打一个小洞（全票共有5个小洞可打，即可游览五个园中景点）。没走三四十步远，便是遗址所在。真个是断壁残垣：几根融会着中西文化的石雕石柱立于其间，有门状无墙壁，旁有许多倒于地上的石柱石梁，或半露于地面，或深埋于土中。当年的西洋楼，已空空如也。无数图书字画、文物国宝，皆焚于此。面对这遗址残迹，我想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卢浮宫的堂皇。我踏访过这两座举世闻名的建筑，那里面有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不少是世界各国的珍宝。络绎不绝、徜徉其间的蓝眼睛黑眼睛、黄皮肤黑皮肤们，不少人都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自己先民创造的文明。这巍峨的建筑物里，显示了法兰西和大不列颠人的骄傲，却也掩藏着埃及、印度和中国等国人的悲哀。我说不清它收藏了多少神州的宝物，却知道它的来路有许多不洁。我怀着一分好奇进门，却带着一种沉重离去。今天，我立于西洋楼遗址前，仿佛看到侵略者在这里掳掠三天、抢夺宝物的图景，又仿佛看到火光中飞扬起《永乐大典》的灰烬……此时此刻，正值当午。“秋老虎”的余威，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憋闷。我感到身体不适，便不得已提前回家。但我们留下一个心愿：等秋凉时再来。到家后翻书，才确切地知道，圆明园占地5200亩，比颐和园大850多亩。圆明园还大有可看：长春园、绮春园我们没有细览，大水法和迷宫等处我们还没有去；遗址的特殊意蕴，也大有让人深思的地方：欧罗巴那两座建筑，展示的是征服者的骄傲，以别人之灿烂增添自己的辉煌；圆明园遗址，表现的是被欺凌者的耻辱，以自己的断壁残垣刻写当年国家的衰弱和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政治陷入腐败，文化难逃劫难。在中国的园林文化中，圆明园是一篇写不完，也读不尽的文章。我期待着秋凉。通票上，还有几个没打的小洞。农展馆南里10号
真是有缘，我曾在这里工作过。这是一个大院，在北京东三环路东侧，主楼十又六层高，兆龙饭店斜对面。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所属的十几个单位都在这里，有三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三个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十几种很有影响的文艺杂志，它已是京城中颇有名气的所在。提起中国文联大楼，知道者已不在少数。特别是楼顶上挂了个特大字牌之后，“中国文联”四字更是赫然在目，留在过往行人的心中。我们搬进此楼的具体日子，已经记不清楚，但搬迁时的心情，却是记忆犹新。我当时效力的单位，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它从1983年创办之日起，三四年中竟搬过三个地方：西单太仆寺街、建国门泡子河和东单新开路胡同。今年西，明年东，如同吉卜赛人，没个安定的感觉。最不安定的，要数新开路胡同77号。那是一个临街的阁楼，三层高的建筑，属陈年老屋，多有破败之象，上楼下楼，楼板嘎吱作响，实际上是座危楼。我当时写小文章，曾用“魏楼殇”的笔名，就是取“危楼上”的谐音。同事有爱开玩笑者，竟把它当作我的绰号。而“魏楼殇”心中明白，一个家底不厚的单位，能在闹市租到这楼也是不易。在那里，没个开全体会的地方，到了年终总结，我们只好到马路对过，租借铁道部出版社的小礼堂。最不方便的，就是没有吃饭的地方。每天带饭麻烦，进馆子又吃不起。不少人于是到马路那边协和医院食堂，托医院职工买饭票，冒充他们职工去吃饭。我也去过一回，是个大雨天，那感觉就像当小偷，生怕被人认出，赶将出去。不安的感觉，还不止于此。那楼几经倒手，先前的住户没交房租就溜走，我们承担了房租，还吃了冤枉官司。虽有领导顶着，我们也还是担心，生怕听到逼租的声音。对于我个人，最感不安的，还是对家庭的不能关照。我们夫妻两人，以“西红柿搭黄瓜”式的协议，一起调来此单位。两个孩子在我家（金台西路2号）附近上学，我们中午回不去，难以照顾。那年冬天，11月27日，天刚下过雪。10岁的儿子，午饭后到小学附近，和小朋友打雪仗。他们登上一个3米高的小平台，“战后”打赌，撺掇“傻大胆”做“英雄”：“不敢跳是狗熊！”傻儿子干了冒险的一跳，右腿摔成骨折。我们见状痛心疾首，都归咎于单位离家远，没法管教孩子。有一天，我路过东三环路，见文联大楼行将竣工，无意中心生幻想：要是在这里上班就好了，文联自己的大楼，离家又近。没想到，经领导们的争取，又得到文联领导的同情和理解，我们真的被允许搬进这大楼了。搬家那几天，我们真是很兴奋。头一天上班，我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认认真真地测量了一下离家的距离——只有15分钟，还真理想！那天中午，我们两口子，到路西一家小餐馆，要了三个菜，舒畅地小撮了一顿。我们从此告别了危楼，也告别了不安定。搬进这大楼之后，便渐有耳闻，据说文联机关也有许多人家住红庙，离此不远处。他们多年前就向往搬进此楼，但他们把好处让给了我们。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一种风格吗？谁说这世界好人是少数！坐在大楼里，3个人一间屋，并不算宽松，但我心里，却感到敞亮：高在7层，向北眺望，一片片绿树中，间有些平房，少见高楼，也没啥遮拦，心中颇有开阔感。最扎眼的是那座传统风格的建筑——农业展览馆。从此，我们的信封上，便清楚地印上新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这序号，意味着安定，也意味着发展。如今，我离开这里已经10年，但每当我路经这里时，这大楼总要引我注目，乃至驻足。那“中国文联”四个大字下，整栋楼里几乎都是“做嫁衣”者，每一层楼又都有我熟悉的朋友，他们不少是资深或著名的编辑，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至今仍在为他人编织着美丽的衣衫。他们奉献着智慧，也奉献着精神，令我敬佩。那熟悉的窗户里，也有我杂乱无序的脚印。我在这里学习过编图书、编刊物，长了不少知识，也深深地体验过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生活。那是我的一段人生，让我难忘。我的人生履历中，落不了这农展馆南里10号！陋室九点三六
我在煤渣胡同住过10年，却至今不知道胡同的名字何以叫煤渣。只是仿佛听说，它原来是堆煤渣的地方。我于1970年结婚，报社给了我一间房子，在煤渣胡同第一单元三楼。房子的面积小了一点，才10平方米——后来多事，量了一下，实际是9点36平方米。不过，我是知足了——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单位没盖新房，有个属于自己的窝儿，也算可以了。热情的同事老王，抽个星期天，帮我粉刷了一遍。他弄得浑身大白，汗水如注，我只以面包和杯水相敬，想起来煞是惭愧！成家之后，经常守着一个“红旗”牌小半导体收音机，打发了晚上的时间。电视，当时是稀罕之物，属高档文化消费。“九点三六”当然没有气概去接纳它。不过院里倒是有一两户拥有者。国庆、元旦或春节，或有游行检阅，或有文艺晚会转播之时，电视机的主人热情无比，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一时间，椅子、沙发不够用，观众便站立四周，十五六平方米的客厅，成了一个小影院。此时，“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仿佛都没有了距离。在客人的心目中，“走资派”，并不坏！平平淡淡的日子，就这样过了5年。终于，喜事和愁事结伴而来——孩子将要降生，岳母要来却没有房子住。我没有勇气去欢迎岳母大人。孩子的拳脚，无情地催促着我们。我们把主意打到楼下那间平房，它的主人老邵正在黄浦江边养病。我战战兢兢地给他写了封信，请求借用其中一小间，供我岳母暂住。不到10天，一封热情、简短而痛快的回信，让我们喜出望外：“你尽管住好了，没关系！”秋天，“九点三六”迎来了一老一小，小的带着“小葫芦”。狭小的空间，充盈着天伦的欢乐。欢乐和辛苦同行，我们开始了哄哭逗笑、管屎管尿、排队买奶、领证取票的系统工程。欢乐没有维持多久，艰难却接踵而来。六七个月后，岳母因事回了东北，我又“光荣地”去了干校。妻每天到京城西北角上班，倒3次车，来回3个多小时，早晚还要接送孩子。其中艰难，不堪回首。其实，现在想来，艰难最是地震时。那是1976年。人们永远会记住7月28日凌晨3时45分。大地突然大发脾气，摧梁毁柱，使数以十万计善良的唐山人，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京津唐千百万活着的人们，也因此不得安宁。顷刻间，煤渣大院已少有滞留者，纷纷外出寻找空阔地搭防震棚。我妻自己一个人，抱着不到一周岁的“小葫芦”，没有帐篷，也没有小床，急得直哭。邻居大老李见状，说：“我有张行军床，你拿去用。”并帮忙照看着孩子。在公家架起的大帐篷下，妻儿获得一个栖身的位置。天，不时下着邪了门的滂沱大雨，不时传来余震的警报。于高度紧张的气氛之中，妻儿在帐篷下度过了许多不得安宁的日日夜夜。秋风，没有吹走险情，落叶，却迫使人们冒险回到院内。那天，我已从干校回到家里。据说地下室安全系数较大，人防办公室通知，从晚上开始，需转移到地下室。我们分到一张单人床的面积。四散多时的煤渣大院人，重新聚在一起，真有久违了的感觉，甚至有劫后余生的欣喜。只有视这一切都漠然的“小葫芦”，对地下室感到窒息，一放下就哇哇大哭，直到大家都躺下准备睡觉时，仍然哄他不住。“别人怎么休息？！”我们自知有碍他人；况且，一米宽的地方，3个人也实在挤不下。我们决定不理会白天刚传达的余震警报，立即搬回到3楼去。已是子丑之时。我和妻子对坐着，眼睁睁看孩子安然入睡。桌上倒放着一个空啤酒瓶，以防不测。整栋楼，只有我家彻夜亮着灯光。一夜没合眼，我们疲惫不堪。正在为难之时，住在平房里的刘兄两口子，主动对我们说：“3楼危险！搬到我家来，一起住吧！”我们有遇救星之感，感激之情尽在不言中。一间小屋，一张大木床，把床腿支高，他们一家睡床下，我们一家睡床上。平房没有钢筋水泥在头顶，不怕粉身碎骨。舒坦地睡了个安生觉。只在半夜，在床上给孩子把了一次尿。万籁无声，“小葫芦”对着小瓷盆，独奏了一支小夜曲，曲声如泉水叮咚，少闻有美如斯！荏苒之间，在煤渣胡同住了9年多。岁月易老，往事萦怀：“九点三六”，未敢言窄；5张票子，难免窘态；远去干校，又逢震灾……种种艰难，都在这里经历。但让我永难忘却的，不仅仅是艰辛，还有与它同在的那一颗颗金子般的心！我家东迁之后，我时有机会路经这里。日前，我又一次重游旧地。看着在五星级饭店映衬下显得低矮的煤渣旧楼，心中仍不免回荡起往日的感慨：啊，煤渣胡同！谁说你是堆煤渣的地方？！今年第一场大雪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我昨晚刚从多雨的贵州回到北京，今早6点半就出门，要到金台园参加晨练。一推开单元门，便见满视野的白雪，覆盖了草地和道路，空中还纷纷扬扬，飘洒着密密的雪花。“好！好雪！”我心中的企盼，终于凝成了语言，脱口而出。近一个多月来，京城的暖冬天气，那少见的异常，都快让我们憋不住了，“冬至”都过了，却没有冬的景象。京城职工今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迎来了姗姗来迟的一场大雪，那喜悦的心情，想必都是共同的——那是下“馒头”呀！踩着“沙沙”作响的雪地，我来到金台园时，天还只是蒙蒙亮。园中最大的空地上，练剑功者十四五人，已经开练多时。我们老人操的地盘里，也已来了五六人。脚下踏着两厘米厚的雪地，头上接着纷飞的雪花，悠悠然地做着老人操的每个动作。脑袋和羽绒服上，积聚着越来越多的雪片。一片白茫茫的天色下，一群追求生命质量的执着者，正做着与自然抗争的运动。充满活力的此情此景，给人的是一种振奋的感觉。目睹并经历如此场景，我心中仿佛涌起又一股热力。金台园的一位工作人员，忽然拿来两把笤帚，低头打扫我们脚下的积雪，他要给我们这些老人一个干净的、不滑的锻炼场地。见此情状，我们几人中年纪最大的两位，76岁的陈清和89岁的方成，马上接过他的笤帚，清扫身边的积雪。然而雪下个不停，不一会儿，雪又满地。只见方成老人扫雪不止，顺着身后那条路，一直扫到园门口——有四五十米。直到我们做完操，仍未见他回来。“过两天他就90岁了！”“这事你应该写一写。”有人对我建议。做完操，在回家路上看到许多扫雪的人，我忽然想，我是该写写这场雪。我快步回家拿来数码相机，想把这难得的雪景留在镜头里。我经南区食堂门口，又经编辑部大楼，再到西大门，一路所见，都是铲雪和扫雪者，找不到一片无人的雪景。镜头里看不到平时常见的那种行人稀少的场景，“咔咔嚓嚓”的铲雪声，打破了冬日清晨的宁静，营造了一种特有的热闹景象。在通往西大门的大道上，有两群穿着深灰色服装的小伙子，他们扫的扫铲的铲，正向西大门方向推进。我问他们是哪个部门的？有多少人参加？“综合管理处，100多人。”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知道他是指全院范围内，都有他们的人在扫雪，其中有行政干部，也有保安人员。最是热火朝天的路段，是那条人行干道上，那扫雪队伍是武警部队的战士，两列人马一字排开，竞赛着往前铲，热情很高，干劲很大，速度很快。他们中不少是新兵，在报社更是第一次参加扫雪，他们把温热的汗珠，洒在了金台西路2号院。他们的教导员告诉我，他们60多人，从早晨六点半开始，扫了大院又扫大门外，报社职工要经过的人行道都扫了，扫了一整天。他说：“我们驻守一方，就要保一方平安。”我把上述场面，都收入了镜头里。北区食堂门口白杨树上那两个雀巢，有喜鹊正在那里欢歌跳跃，它们喜欢高寒，也乐见飞雪。我也把它定格了。可惜画家方成老人扫雪的镜头，我却没有赶上拍。不然，那是个多么感人的画面啊！8时许，我又回到家门口，家委会李大姐，正拿着麦克风，扩音器里面响着悠扬的乐曲声，吁请居民起床，出来参加扫雪。我要了一把铁锨，把自家单元门口的雪扫到一边（我的境界仅仅是“自扫门前雪”！），就又匆匆折返编辑部大楼门前，补拍镜头去了——事后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对这场大雪如此有兴趣！这天午后，我因事出门。在大街上，许多积雪都被迅速清扫干净，一些商店门口，铺上了防滑垫子，有的还铺上红地毯。在地铁的入口处，放着一些墩布，供人擦鞋底的雪。细微之处，我看出了人们的善心。2006年的这场雪，来得如此之迟，但它下得酣畅淋漓，从半夜下到上午10时许。我们不再埋怨它的姗姗来迟，却感谢它带给我们未来一个丰年，更感谢它带给我们一股凝聚的力量。你看，人无分男女老少，地无分门前门后、马路公园，人们都在协力同心，打扫出一条利己利人的路道。遇热融化、承受不了热情是雪的个性，使人凝聚更是雪的一种魅力。我赞成一位作家的看法：雪带给人们寒冷，而寒冷也是一种温暖。感受今年冬天的这场雪，那作家之见，其实也是事实。又是白杨飘絮时
清明节一过，空中就纷纷扬扬，飞舞着白色的杨絮。行走在路上的人们，衣服上也沾着朵朵絮片。家中的纱窗上，更是花白一片，扫也不易扫得干净。若一开窗户，它们便蜂拥而入，落在地板上，和尘土相勾结，成球成团。每天打扫卫生时，总要小骂一声：“讨厌的杨絮！”奇怪的是，这讨厌的东西，却是我期盼之物。一个漫长的冬天，身上裹着笨重的寒衣，特别是刮西北风之时，总要穿得里三层外三层，麻烦得不行。春节一过，就极望早点儿把它脱掉，换得一身轻松。而白杨飘絮之日，便是轻松到来之时。因而窗外那几棵高大的白杨树，便备受我的关注：什么时候长出串串嘟噜，什么时候嘟噜掉落满地，什么时候冒出尖尖小叶，什么时候长成汤匙形状、迎风摇曳……待到嫩绿一片，便宣告春到人间。也就在一身舒展中，迎来那翩翩飞舞的白絮！忽然想起某年8月，那次J市之行。那天午饭后，我邀同屋某兄：“走，逛逛S大街去，十几年前我去过，那路边的白杨树，高入云天，林荫大道，别处少见！”但到得那里，竟见林迁树变，原貌不存。高高的白杨已无踪影，矮小的松树取代了它的前任，立于宽阔大街的两旁。已不漂亮的大道，让我感到扫兴，归而问当地友人：为什么没有了白杨？他说他也搞不清楚，据说因为许多人讨厌那杨絮。我是外方来客，按传统礼貌，应当尊重人家的选择，因而不敢深究，更不敢多嘴，说三道四，妄加议论，但心中总是存疑：仅为飞絮这一点，便至于把奉献了多年美丽和阴凉并做了多年风沙屏障的参天白杨整个地抛弃吗？如今设想，假如北京也有人有此动议（前些天还真有骂杨絮之声），我作为一千二百万分之一的市民，就想说说我的选择。树木之中，没有缺点者，怕是极少极少。以我所见，北京市树洋槐，木质坚实，寿命也长，但成长缓慢，树荫不大，秋天还爱长“吊死鬼”。南京的“法国梧桐”，枝繁叶茂，亭亭如盖，遮阳挡雨，荫泽行人，但据说，其果实坚硬且带刺，冬日之后自然掉落，砸人脑袋没商量。两广的木棉，别号“英雄树”，高大魁梧，花红如血，美丽而崇高，但它排斥绿叶扶持，又显得高傲自大。再说松树，它不畏冬寒，四季常青，寿高超群，浑身是宝，陶铸曾作《松树的风格》，极赞其高风亮节，但它叶细如针，难成树荫，以庇行人，更兼长得太慢，不能满足快节奏、求速效的社会需求……万树万木，各有优长，各有缺陷，风情万种，千姿百态，但又都以自己的一色，构成大自然的姹紫嫣红，构成春的盎然，夏的蓬勃，秋的充实，冬的萧瑟。它们个性顽强，我行我素，从不改其志。不赶时髦，不趋节令，你喜春暖，我恋冬寒，各怀其志，永不迁爱。它们避短扬长，各显神采，共同装点世界，协调环境，适应人类需求。你看，春日桃花艳，夏日玉兰白，秋日桂花香，冬日紫荆红，春节更有木棉似火焰。彼落此起，有消有长，共同向自然，也向人类奉献着美丽，奉献着芳香。它们各自的一点儿缺陷，自古就为人们所忽略，甚至把它视为不可或缺的可爱。蔷薇身带刺，藤类爱纠缠，已被人们因势利导，用作防护或点缀秃墙之物。人们的审美观念，甚至把某些难以避免的缺陷视为美：花的凋谢，意味着果实的成长；叶的泛黄，预示着丰收的到来；落叶萧萧，带来的将是如银的世界……它的缺陷展示之日，也便是希望诞生之时。正如某诗人所说，冬天到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由木及人，也是如此。虞舜为人圣，其躯却短，伊尹乃贤臣，也是矮个，秦皇汉武，输在文采，唐宗宋祖，却欠风骚，魏武曹操，爱惜文才武将，却有疑心太重的毛病，宋玉文才横溢，却是好色之徒……伟人毛泽东“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论，把正确对待缺点的道理说得形象而透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其有缺点，而把它整个抛弃，不是得当的思维。宽容待之，于彼于己，都大有好处。看人看木，道理大同小异，都蕴含着哲理和文化。我说我讨厌杨絮，那是一时的气话。当杨絮飘落完毕，大道上赐予我阴凉之时，我心中真正想说的一句话便是：“可爱的白杨！”“评委”这差事
近日单位里搞红歌比赛，庆祝国庆60周年，请我当评委。本单位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但答应之后，不免想起干这差事的种种滋味。20世纪90年代中，中国作协的某文学期刊，曾邀我做评委，评选当年该刊发表的优秀散文作品。事先花了一些时间，审读他们预选出来的二三十篇文章，然后开会讨论，再投票选出一、二、三等奖。虽然发消息时公布了评委名单，但没有向读者提供更具体的信息，谁谁投了谁谁的票，人们并不知道。当时开玩笑：“这活儿干得过！评委风光，又不得罪人。”这评委我连续当了两三年。有压力的评委也当过。那是新世纪之初，我刚退休不久，中国作协某报，新任主编上任后，邀请3位业内人士做评委，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的任务是，评议该报各版的版面和文章，每月评一次，年终做总评。搞得很正规，还正式发了聘书。因为都是熟人，又只是我们3个人，这个月的奖给谁不给谁，有的部门版面奖得多了，有的部门奖得少了，到了年终算总账，就难免有不同意见。我们无法直接听到意见，但心里明白，有些部门可能心里不平衡，甚至有点儿怨气。后来知道，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活儿干了一年以后，以“暂时告一段落”为由而结束，我们得以脱身，也感到一身轻松。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1997年，那年全报社搞歌咏大赛，从社长、总编辑、编委成员，到各部门职工都参加。规模之大，极为罕见。评委会由社外著名音乐家和社内部分人士组成。我忝列评委之一，也是不胜光荣之至。各部门极为重视，都统一置装，并请专业人员帮助排练，有的还聘请了专业指挥。评委会制定了评分标准，颇为规范。大赛进行得热烈而有序，各部门都渴望得奖。竞争最激烈的是一等奖。大家最看好的是A部和我所在的H部，宣布评委评选结果，我所在的单位夺冠！H部人当然欢呼。事后听说，A部有的人不服。不满的意见，我也是姑妄听之，不大在意。后来有一天，外地一位编辑给我挂电话，问我稿费收到没有，我说还没有。我于是去查，殊不知竟有5张汇款单被压着，没通知我去取。我这才知道，原来是A部的某参赛者，迁怒于我了，认为我偏袒了自己单位。其实敝单位胜出，皆因总编辑亲任指挥，按规定加分所致。我是被误解了。我由此想到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相对而言办法先进一些。评委人数多，且有去掉最高和最低分一项规定，这就避免了一些嫌疑，评奖较为公正。因为很透明，打最高和最低分者，都难免被疑。打高了是个人偏爱，甚至被疑得了什么好处（当然也排除有真的）；打低了是心怀偏见，甚至被疑有什么过节儿。如此等等。“见仁见智”之说，虽然是事实，但总难免被误解，难以说得清楚。我也深知，评委的责任重，他会影响参赛者的许多事情，小则奖金福利（如本单位之小赛），大则个人升迁以至一生的前程（如全国性之大赛）。评委投票，要慎之又慎。水平不高的评委如我者，因知识不足和视野不广，打分时有不妥也是无可奈何，但一定不能杂有私心和夹带情绪。我当评委，坦白说也是小心翼翼的。这次单位的红歌比赛结束了，奖也评出来了。让我高兴的是，竞争很激烈，但结果皆大欢喜。胜者兴高采烈，败者心悦诚服。有竞争意识，却无锦标主义。我于是释怀了，不担心有人不发我的稿子，也无稿费单被延压之虞。这次的评委，当得很舒心。今日忽忆多趣往昔事，如闻社会前进脚步声。师影憧憧
我上过学的学校，比我的许多同龄人都多。小学在广东番禺，先后进过私塾和新派学校，继而回到家乡大埔，初小在本村，高小到邻近大村，初中先上技术学校，后又改上普通中学，反“右”后换了一拨老师，高中又另换一批老师，大学课程多，我因病休学一年，再次换了一些老师……老师如走马灯，教过我课的很多，究竟有多少，我难以说得准确。粗略一算，少说也有六七十位。其中许多老师的形象，讲课时的样子，包括语调和举手投足的特征，以及平时的个性表现，记忆中总是挥之不去。生我养我助我的父母我是忘不了的，他们的无私造成了我的人生。我现在想起他们来，除了感恩之外，就只有愧疚之情了。教我育我给我知识的老师，我也是铭记于心的，他们的培育、引导和影响，给了我为社会效力的本事，也使我做了生活和事业的选择，因此对他们也是充满感激之情。走出校门，到了工作岗位，又有一拨同事做了我的老师，他们教我怎样做编辑，怎样当记者，怎样处事，怎样写文章。工作了四十多年，也学习了四十多年。我从老同事那里，学得了许多学问，汲取了许多营养。我的天赋很低，而我的老同事却给了我很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我获益匪浅。我庆幸我有这个文事环境，更庆幸身边有许多堪为我师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别人的敬称，常用“同志”、“先生”，也曾时髦“师傅”，现在的年轻人，更爱用“老师”，不管是专职老师，还是一般人士，只要比自己年长的，都以此相称。这也说明，能为老师者其实很多。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并不算夸张。别人有长处，都可引以为师。用这一观念处世，便会谦虚许多，谨慎许多。何况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又境界高尚的长辈，他们的言行堪为模范，站在他们面前自然就会感到矮半截，一切自满的心态都会变成自愧弗如。我在工作中常常碰到这样的师辈，事后就情不自禁地把他们的事写下来。他们也真的给了我许多力量，比如退休后的不甘闲暇，而乐于做一点案头杂活儿，就是有他们的影响因素在。恰如站在图书馆的书架前，那里放射出来的伟大和辉煌的光芒，会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在电脑前忙活多少年月，倾全力敲出来的东西，有时往往也觉得，它也许只配人家睡觉时垫脚用，但想到我的师辈的培育苦心，想到那些年在望八望九仍旧执着于文事的前辈，我也就不敢轻言放弃。有一分精力，就多一分耕耘，收获就不问了。意在排遣也罢，释放也罢，不让余年白过就行了。我的这份执着，其实也还有另一层用意在，那就是给我自己的儿女看。我们有时也是过于苛求，看到他们玩电脑游戏玩得过劲了，孩子妈就会说：“看你们，大好时光拿来玩，也不觉得可惜！你看你爸，满头白发了，还舍不得浪费时间，好好想想吧！”我们也是用心良苦，只是观念有点陈旧，方式有点过时，我们忘了一点，他们已非小学生了。父辈和儿辈之间，常说有代沟存在。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因为这，父辈往往不同于师辈，父亲不等于老师。孩子在校很听老师的话，回家却不听父亲的话，也是常有的事。老师一般总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在课堂上，他的义务和责任感都对孩子有正面的影响。而父亲在家里，言行往往没有约束，给孩子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他对孩子的教育效果，也就往往不如老师。所以，学会怎样做父亲，其实还是我们做父辈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的一句格言。人再老都还需要学习，学习就需要老师。我现在鼓捣电脑，就经常碰到大大小小的难题，同辈很少有人能解决，于是只好找儿女或本单位的年轻人。我求过后者中的好几个人，他们都很客气也很耐心，挂一个电话过去，那头就传来热情的回应，给予细致的讲解和指导，直到我明白为止。儿女就有点儿不同，问多了就有点儿不耐烦。我也是有一点儿“父道尊严”，不管人家正干着什么，我一问就急着要他们回答，甚至要马上帮我解决。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不耐烦其实也难怪。为此，有时为了解决问题，我就换了一种心态，不计较他们的态度。那年女儿去学车，说她那班的老师可厉害了，说话横得很。我不知道，“师道尊严”和西点军校的遗风，怎么就那么容易为这类“师辈”所效法！不过，对求学者来说，只要能学到本事，老师的态度和教学方法，都是无关紧要的了。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谁能没有疑难）？”老师“无贵无贱，无长无少”。因而“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比学生高明）”。韩愈作《师说》一文给他的一个学生，给他讲上述道理。韩先生何等通达，何等高明，又何等谦虚！往日以长辈为师，如今以年轻人和儿辈为师，我的老师中又多了一大茬人。回首大半生，曾为我师者不胜枚举，其中有印象清晰者，有的则已记忆朦胧了。师影憧憧，影像斑驳，记忆闪烁，有时觉得遗憾，有时也感到一种美！年老忘性大
年近古稀之时，记忆力日渐衰退，忘性越来越大，时有丢三落四，逢人想不起名字之象。常遭老伴埋怨，我自叹无可奈何。近日正式跨入“古稀”，记忆力也仿佛突飞猛退。那天早上，我上医务所取药，老伴交代：顺便买点橘子和香蕉！“知道了。”我满口答应，便出门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回到家里，老伴接过橘子，“香蕉呢？”“糟糕，忘了！”“怎么回事？”“我是想到还有一样没买，但想不起是什么了。”“丢三落四！”“是，我快老年痴呆了！”一句话，彼此一笑了之。在家里可以一笑了之，在公众场合却常陷入尴尬境地，以至得罪朋友。1月13日在北京饭店，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迎春联欢会”。我在开会前半小时就进入会场，一位老朋友向我招手，我很高兴地走过去，与他同席坐下。寒暄、闲叙，颇感亲热，就是想不起他的姓名来，好在当面交谈，无须说名道姓。忽然身边来了文友李兄，大家都是圈内熟人，如同熟得掉渣的挚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李兄忽然咬我耳朵，悄声问我。“记得有个‘培’字，”我很尴尬，“想起来了，叫朱德培！”“不，叫胡德培！《当代》原副主编。”我们俩终于记全了他的姓名，不禁发出会心的窃笑！最让我难堪的是散会时，在饭店门口，一位朋友从我身边过，回头跟我说：“不认得我了吧？”我看他很面善，只是叫不出名字来，就嗫嚅其辞地回应：“对不起，我一时对不上号！”他回身就走了。我知道得罪他了，感到很过意不去。其实，我是真心实意为会文友而来，会间也确实见了许多老熟人，其中有不少都还叫得出名字，见面一拍肩膀，久违之友，忽又亲如兄弟，其乐融融。当然，也有记不起在下的。但我想，没关系，见面就好。看来，记忆力减退，已是老人的普遍现象。近日报上说，权威调查数据显示，老年痴呆症的患病年龄，已由原来的65岁提前到55岁，整整提早了10年！如此说来，我还算是幸运的了。我很佩服古往今来的博闻强记者。古书有载，有人丢了一箱子书，竟逐一背诵记录之，后来那书失而复得，两相校对，无一差错。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摊读书，“辄能诵忆”。还有只见一面，数十年后见于途中，竟能叫出名字来的。这都是古人古事，不足为训。今人也不乏记忆力好的，更有老而记性不减者，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伟人，多少年前见过的人都能认得出来，并能叫出名字。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92岁的吴征镒院士，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同事和学生、助手都说他博闻强记。编《中国植物志》时，他能记得文献的出处，在手稿里写出人名注出年代，助手查对文献，丝毫不差。据说，大学者陈寅恪，老年双目失明，指导研究生查文献，常口授何书何章何节何页第几行，也是准确无误。奇人伟人不可比，但平凡如我辈，减少忘性也不是不可能。有科学研究成果认为，每个老年人的记忆潜力很大，至少还有90%没有被发掘出来，它能保持70至80年以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只发掘到2%。因此，如果我等能够多发掘出一点点记忆潜力，也许就能够延缓或阻遏记忆力减退的趋势。如何实现？又有专家说，多吃干果多吃鱼，勤动脑筋多阅读，是其中之一法。近日又有媒体介绍，喝某种果汁可防记忆力减退。而这几条，都被我所忽略，都是我的弱项。但是，我没理由因此原谅自己，因为记忆力下降是主观努力不够所致，脑筋动得不勤，书读得太少。因此，我在这里想说，我要遵专家之说，多吃花生、瓜子、海鱼之类，健脑生智；常翻翻《中国作家大辞典》，以及文友的赠书，让他们的名字不生疏。常动脑筋多思考，如季羡林先生那样。若此，我也许会多长些记性，至少不会再忘了买香蕉；那位我至今没想起名字来的老友，以及其他文朋诸公，明年此刻再见时，也许我能够高声喊出他们的名字来。不太自信，但想努力。从这里起步
1979年，我家第一次订阅《北京晚报》，它是我自费订阅的唯一一份报纸。当时，我从信箱里拿到的报刊，虽然不止一种，但被全家人都关注的就只有它，它有好几个版常被我们浏览。我爱看头版、体育版、文学与社会和五色土副刊；我爱人喜看社会新闻、文化新闻、文学与社会和五色土；儿子和女儿先后读小学，他们却乐于读芳草地版。每天报纸一到，我们各有所好，也各得其所。但慢慢地，我们全家人的兴趣，都偏重到文学与社会和五色土副刊。而且，我们一家4人，都在该报上发表过散文随笔。准确地算起来，最早成为该报作者的是我儿子。他上小学六年级时，写了一篇作文《流泪只有一次》，反映他在小学毕业时深有体验的一件事，投给“芳草地”版，不久发表了。有位编辑给他写了封信，鼓励他写作，他为此振奋了好些日子。此后他又在该版上发过几篇文章。上六年级的头一学期，他因和同学打雪仗，打赌跳阳台摔断了腿。腿伤还没养好，正逢《北京晚报》和市教育局等单位举办小学生作文比赛，他拄着拐棍去参赛，以自己的打赌事件为内容，写出一篇统一命题为《向你介绍一个人——我》的文章，获得大赛二等奖，并因此被保送上重点中学。16岁那年，他写了一首诗《16岁花季》，《北京晚报》发表该作的那天是9月11日，正是他的16岁生日，这个生日他过得特别愉快。3年后他上了大学，又以一篇名为《点头》的随笔，参加该报副刊部的随笔征文赛，文章发表后获奖，照片和几位获奖的名家一起登在该报上。参加颁奖会那天，哪位是文学版编辑他都不认识，他还发现，15个获奖者中只有他是学生，年龄数他最小，他感到受宠若惊。毕业后，带着对文学的憧憬，他做了报纸的记者。第二个是我妻。她曾是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没进过大学的校门，可她很喜欢读文学作品。她的第一篇散文，就是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她调到出版社做音像工作时，有一次表示自己喜欢文学，希望做些文学编辑的业务。此想法被一位领导视为异想天开，并揶揄地说：“有人说自己喜欢文学，光喜欢算什么，我还喜欢天文呢！”挖苦，未减她对文学的爱好，反而成了一种动力。有一天，她从《北京晚报》“家”版上，看到一则“奋发进取的中年”的征文启事，忽然萌生起参赛的念头。当天晚上，她把几年前同事们捐款支持她上夜大的事情，写成一篇题为《往事》的文章。第二天投寄时才发现，离截止日期只有2天了，她于是在信封上加写了“征文急稿”四字投进了信箱。怀着忐忑的心情，她等待了好几天，10几天后无意中发现，她的文章发表了，而且排在该版的头条位置！这篇“处女作”，给了她很大的激励，她从此不停地写作，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人物专访等，她都试着写。除《北京晚报》外，还在一些大报和全国性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后来，她做了一家文艺刊物的编辑，出了散文作品集，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女儿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她是我们家在该报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她读初中时，有感于同学中为了争名次，而在学习上互相保密、不说真话的现象，写了一篇题为《还给我真诚》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上。这是她的“处女作”。第二年她上高一，又在“文学与社会”版上发了篇随笔《眼睛的话题》。上大学后，“五色土”副刊又一连给她发了《大一女生》等好几篇作品。一位编辑说她文笔不错，希望她继续写稿，她积极性大增，于是连夜赶稿，有两篇的发表时间只相隔4天，其中一篇有关奥运会的文章还得了奖。《北京晚报》给了她许多鼓励，她从此更加勤奋写作，先后在其他报纸副刊和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多篇散文。她现在在国外继续学业，发回来的“伊妹儿”，在家长里短的叙述中仍不忘文学，并叨念《北京晚报》给她的好处，她说她运气好，碰到了好编辑，使她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并至今不减。至于我，在《北京晚报》上发的散文并不多，但它促我开掘了一个写作题材——写居京生活。该报面向北京市读者，其特色在于北京味儿。我当时已居京二三十年，有不少生活感受，于是写了些居京琐记之类的小文，如《我那辆“永久”车》、《家住金台西路》等，寄给了该报“文学与社会”版，正好投了该版所好。文章得以发表，就激励了我写出一系列同类题材的散文，拓宽了我的写作路子。几年前，该报调整版面，取消了文学版，我也是小心眼儿，第二年就没订该报。但自费订阅了整整20年的《北京晚报》，我对它到底还是有感情，仍时不时到街上零买一份，或到资料室找它来翻翻。前年的一天，我忽然从该报看到一则“我身边的河”的征文启事，心中不禁一动。此前我从未参加过征文赛，但这题目我有点儿兴趣，于是写了篇题为《我们仅仅缺少一条河吗？》的随笔，署谐音笔名应征。文章投出去就不再关心。家里没报，也就不知信息。过了四五个月后，一位在京的老乡同学，在电话里无意中说起，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署名“容来”的文章，他猜好像是我写的，问是不是？我说是。他又说，好像还得了二等奖，他看到报上公布的名单了。后来我打电话问，方知是真的。主办方知道我的真名和地址后，还给我补发了奖证和奖金。说来真是有趣，我们一家人，和《北京晚报》竟都如此有缘——曾经天天读它，曾经给它写过文章，曾经参加过它的征文，全家3/4的人获过它的奖；这缘，又都与文学有关，文学副刊成了我们热爱的版面，也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文学之梦，我们一家人都做过。而文学的实践，除我之外，他们三个都是从《北京晚报》开始的。虽然，我们都还谈不上真正走上文学之路，更没有值得一说的成绩，但我们在文学之途上，毕竟亦步亦趋地迈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我们所做的，不再只是一个梦。有人说文学之路很窄，能在上面自由驰骋者极少，这话没有错；但文学也不神秘，有志者也是可以从行进中得到快乐的。这里，报纸及其编辑，能够有效地促成有志者梦想成真。因此，我想说的是，报纸应该给文学一点地盘，它不是报纸的“盲肠”，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会给许多读者带来对文学的信心，引领他们走到文学之路上来。文学的地盘多了，文学之途就会变得宽阔，走的人也就会多起来。越来越文明的社会，需要有更多的高雅，而文学，则是不可或缺。日落日出时
那年元宵节前夕，我身患小疾，住进协和医院动手术。外科病房在七层，屋外是一条走廊，南北走向，又长又宽，西边一溜儿，全是玻璃窗，东边一溜儿，也有两方开阔处。临东眺望，可观旭日，亦可看城东风景；面西而立，王府井大街就在眼前不远处。我入院那天，阳光明媚，已有春天信息。我的手术小而简单，大夫说两周后即可出院，我因而没有挨刀的恐惧，也无难愈的担忧。下午做完各种常规检查，我便是病房中最轻松自在之人了。我身着蓝竖条病号服，在大走廊上来回踯躅，放下了日常的案头编务，就如卸下了肩上的百斤重负。我曾经住过医院，但从未有过如此心情。一第二天下午，我又一次临窗西望，斜阳之下，忽见王府井大街上一座灰色大楼，熟悉而又生疏：仍是旧时楼房，却垂着两条看不清字样的标语。它曾是报社办公楼，我在其中工作过十几年。我初进这座五层高的大楼时，是32年前8月底的一个下午，夏日西斜，却迎着高爽的秋意。我办完手续，便给一位挚友挂电话，他说：“很好！你捧了个‘金饭碗’！”当时的体制，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就叫有了“铁饭碗”，所谓“金饭碗”，自然是友人的庆贺之词。而我心里，却是有点儿发怵。我没有学过新闻ABC，不知报纸怎么编。公布分配方案时，系主任说我是抢人家饭碗去的，因为此报社此前只向新闻系要人，没要过我们中文系毕业生。我也相信这是个不错的岗位。但几天后，我被分配到工商部，任务是看来稿、编来信。我编的第一篇来信，领导看后的第一反应是：“这字让人怎么看？！”我头上如同浇了一盆冷水，心里感到悲伤和丧气。也不怪人说，我也深知自己这手字，既对不起爹娘和老师，也对不起自己。心想：冲这手狗爬字，我就竞争不过别人。这“金饭碗”与我何干？！二北京很大，此时又仿佛很窄。我当了三十余年的北京市民，许多事情都在这一二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发生。报社大楼、校尉营24间房胡同和煤渣胡同，我先后在其间生活了十余年，留下许多抹不掉的记忆。我想起我的家庭的组建。我在大学期间，多年与肺病抗争，全副身心都在治病和疗养，黄黄的脸孔，瘦瘦的身躯，无高大魁梧的形象，又无足以招待女友看戏看电影的货币，没有找对象的起码的物质条件，爱情鸟自然也就远在天边。在那大楼里当了夜班编辑（其实，很长时间都持着见习编辑的证件，按当时规定，需到行政19级方能当正式编辑，我转正后才22级，还差着好大一截），我在协和医院北面二十几米远的二十四间房胡同报社夜班宿舍二楼，分得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两屉桌，再加一个两层小书架，就剩下一条仅能进出一人的小过道。一拉黑窗帘，白昼如同黑夜。如此“颠倒黑白”的生活，我在这里过了好几年。一天，本社老编辑老王打电话到二十四间房找我，问我有没有女朋友，说要给我介绍一位。我问对方情况怎么样，他说是部队的，三军联合演出的报幕员，东北人。听说是东北人，我就吃不准那个头，虽然我也在人大会堂看过三军联合演出，但那报幕员的模样却记不清了。他说他也没见过她，他准备约她星期天到他家，要我也去，见见面，中意就谈，不中意就拉倒。我说行，不过我又说：“您看她个儿不比我高，就给我挂电话。”他说他明白。1969年7月20日，星期天，天下着小雨。我们在金鱼胡同老王家见面。金鱼胡同在校尉营北头，步行七八分钟即到。我们相见，我穿一件领子打补丁的黄布列宁装，她着一套洗得发白的军装，都做朴素状。稍作交谈后，都同意相处一段时间。没过几天，报社干部处一位女同志见到我，笑问：“你在搞对象哪？”“你怎么知道？”“人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来人调查你呢！”“是吗？你怎么介绍我？”“当然尽说你的好话。”“你也调查她了吗？”“那还用说，人家业务挺好，还是矿工家庭出身！”我当时没有入党，也很重视对方的出身。这就行了，她出身矿工，我出身贫农，“村干”子弟——我继母是生产队长。根红苗正，门当户对！1970年8月1日，我们在煤渣胡同结婚。日子是我们商定的，因为她是军人，建军节有纪念意义。我是编辑和贫农，都没有自己的节日，没有可以与之相争的。但有一个观念不可改变，那就是：女的嫁给男的，房子要我张罗。我向报社房管部门提出申请，最过硬的理由是我做夜班，其次是我年龄偏大，我当时已进入而立之年，可算晚婚。没有多费口舌，便给了我一间10平米的小屋（后来我量过，实际是9点36平米）。没有厨房，自己买个炉灶，放在过道上做饭菜。厕所三家合用。可以啦，能住就行。当时的要求实在不高。结婚那天上午，天又下起小雨，如同我们头一次见面的那一天。她独自背了个军用挎包而来，没有人送，也没有人迎。为此事，在尔后的若干年里，特别是在前些年兴起的车接车送、鞭炮连天、披红戴花之风大盛之时，她不时半真半假、似玩笑非玩笑地长叹：“当年真窝囊！”我自己，当年也还有一事堪叹，那就是我当时的银行存折里，只有人民币70元——一个地道的“贫下中编”！5年之后，妻子在协和医院生下一个儿子。连同前来帮忙的岳母大人，我们一家三代4口人，在这9点36平米的地面及其空间，谱写了一曲曲哭哭笑笑、热热闹闹、虽苦犹甘、充满天伦之乐的交响曲。眼前之艰难，都随儿子的哭笑声，飘向了九霄云外！从这里向北眺望，煤渣胡同那栋旧楼，此刻虽然已经掉了色，与它后面新建不久的王府饭店的豪华相比更显落魄，但那里曾有我的生活痕迹，想来仍让我怀念。三医院里的睡觉时间真长。晚9时就要熄灯，直到第二天早上护士来试体温。6时半起床，精神特别好，我又到走廊上溜达。此时，旭日东升，一片灿烂。我凭窗东望，忽然看见医院斜对面东单新开路口那座小楼——那是我调离人民日报社后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它记录着我生活历程中的一小段偶然。报社定于1980年东迁，地点在朝阳区金台西路，原机械学院内。我家先报社一年东迁。新房子条件好多了，两居室，25平米。儿子独占一间，相当于我们往日全家住的小屋的面积。其时，小女儿已在她母亲肚子里，准备走向人世间。妻子已于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到了京城西北角一单位工作。她每天上班需倒三次车，来回三四个小时。她不堪每天挤车之苦，也不堪费时之长，尤其是冬天，上下班两头黑。多次联系调动，均不成功。我们为此事跑过许多同事朋友熟人生人家，不少朋友都尽力帮过忙，我至今仍感念至深。但有时，求人的尴尬情状，实在不堪言说。有一次，晚8时40分到达一老同事家，他说已经躺下了，我们深感来得不是时候，打扰人家很过意不去。于是立于他卧室外，准备说两句就走。他在床上与我们对话：“这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等我们商量一下再说吧！”前一句真的是很在理，我们很理解，只是后一句却让我们感到愕然，因为十多天前我们来询问时，他很痛快地回答：“成了，这事成了！你们等着吧！”怎么现在变卦了呢？我们怕打扰他，也不敢多问原因，就只好在门外一再说“请帮忙多说好话”“请促成”一类的话。我们怅怅然回家，心中不胜懊丧。后来知道，是有人给顶了。看到有的人调老婆孩子，想调哪儿调哪儿，那么轻松，那么容易，我真是自惭自愧，甚至自责：你怎么就那么没本事？！若干年后的一天，忽有朋友来访，说某某部门要创办一家出版社，需要一个搞文艺理论的编辑，问我想不想去（他实际是有意而来），我想了一下说，怕是不行，我有两个孩子，都在附近上小学和幼儿园。我爱人单位离家远，我在一头管孩子问题不大；如果我也到远处上班，孩子没人管不行。过了几天，他又来说，如果我去，我爱人也可同时调去。这条件，我们同意了。我于是打了请调报告。报社文艺部领导袁鹰同意了，并为我开了欢送会。事后爱人苦笑：“这是西红柿搭黄瓜！我是论堆撮的烂黄瓜！”两周之后，我爱人的调动手续也办妥了。她报到后，竟被安排与我同一个大办公室！（出版公司租的房间不多，都是两三个部门共用一屋！）我们曾在相隔几十里地的不同单位上班，如今竟在同一单位同一办公室办公！（约有一个多月）天地有时真的是很窄！办公室是旧式平房，办公条件自然简陋，这对我们工农子弟，都是无所谓的事儿。我们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她减少了一半路程，自然轻松多了；而我却由步行5分钟到骑车1小时，一时间也是不习惯。但想起她多年来一直这么跑，我也就不觉怎样了。况我当时才40岁出头，腿脚也还有劲儿。问题出在几天后。那天，我们的一位负责人，在我们几个人的小范围里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新闻出版署已下了文件，不同意成立联合出版公司，并要求做好善后工作。我如闻炸雷，惊吓得不知所措。过去所说饭碗问题，不过是自己的多虑，如今既有文件，就真的要成为现实问题了。辞掉了好好的岗位，扔掉了好好的饭碗，落得现在这样的处境，心中真的不知是什么滋味。妻的心情更是复杂，她明知“西红柿”是搭“黄瓜”而去的，现在为她调个岗位，却使我丢掉一份好好的工作，换来个不安定的未来！她自怨自艾：早知如此，我还调个什么劲？！那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多少话，只觉得仿佛是上了当。后来，好在阴转多云，问题有了转机，原来计划成立联合出版公司，退而改为成立文联出版公司。终于，我们为此而开始运作。我的心也终于安定下来。文联出版公司几经辗转，搬到了东单新开路口我此刻面对着的那座小楼上班。我告别了若干年的这块地面，竟又阴差阳错地回来了。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我干的是我不熟悉也不习惯做的工作——图书和杂志的编辑。尽管5年后我又回到报社，重操旧业，我心中还是感激老出版家李庚同志，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他让我实践并逐渐掌握了一门新的业务。一早起来，把文章写到这里，已见东方升起旭日。我忽然想，不妨借用引发上述文思的两次时间作为本文的结尾：日落日出时。三上天安门城楼
我从来没有想到，神圣的天安门城楼，我竟能三次“登临”。第一次是在1999年。那年夏天某日，我堂兄堂嫂从美国加州来京观光。我尽地主之谊，陪他们登临天安门城楼。那天，在城楼中间的栏杆前，我们留下了好几个镜头——这位置真是一个至为神圣之处，在这里，伟人做过多次庄严的宣告。这里面对的，是广场上的几十万之众，是举国上下的几亿同胞，是全世界的几十亿人民！这里发出的声音，嘹亮而有力，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忽视，没有哪种政治力量会听而不闻。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