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梁满仓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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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中华经典藏书(升级版)试读：

前言

关注和了解一部著作，首先应从它的作者入手。《人物志》的作者刘劭，字孔才，广平郡邯郸（治今河北邯郸）人。建安年间，在郡府中做上计吏。在一次岁末进入京城洛阳向朝廷汇报地方政务时，上天给了他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当时朝廷太史发出了天象预报，说正月初一将有日食发生。正月初一是朝廷举行大会之礼的日子，但根据当时制度，遇到日食应当停止举行会礼。当时在场的数十人都主张废朝却会，只有刘劭持不同意见。他说，古代著名的太史，也有计算天时错误的时候，所以圣人提出不因为异常天象而废朝礼，这是因为有时候灾异之象会自动消失，有时候太史推算错误。他主张不要因为这个预报而废却朝礼，得到了当时正在负责上计工作的尚书令荀彧的赞同。结果是会礼如期举行，日食也没有发生。

这件事以后，刘劭是否被提拔到中央朝廷任职，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不得而知，但刘劭受到朝中权贵的重视是没有疑问的。御史大夫郗虑就曾经有过征召刘劭出来做官的想法。郗虑是曹氏的党羽，曹操忌恨孔融，郗虑就给孔融罗织罪名进行构陷。曹操欲废献帝伏皇后，郗虑就奉命率兵入宫逼杀。因此被从光禄勋提到御史大夫的位置。刘劭被这样的权势所看重，也预示着他仕途的前景光明。正在这个时候，却又发生了郗虑被免官的事。然而这件事并没有使刘劭的仕途发生逆转，不久他就被任为太子舍人，又升迁为秘书郎。任太子舍人的经历，使刘劭和太子曹丕有着密切的接触，所以当曹丕登上帝位后，先后任用他为尚书郎和散骑侍郎。曹丕去世后，其子曹叡即位，是为明帝。刘劭又先后任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等职。不断变化的各种任职，也给他多种才能的展示提供了各种舞台。

刘劭有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并善于用这些知识影响当时的礼仪制度，前述关于日食与朝会关系的论述即是一例。明帝景初二年（238），朝廷欲改祀太极中和之气。刘劭不同意改祀，主张祀六宗之气。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者也，《虞书》谓之六宗。”（《通典》卷四十四《礼典·吉礼》）刘劭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并被采纳。前一个是利用天文知识影响礼仪制度的事例，后一个则是用气象知识影响礼仪制度的事例。

刘劭熟知古代的爵位制度。他曾著有《爵制》一书，此书现已亡佚，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部分文字，记述的是秦朝二十等爵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二十等爵位的内容等等。文中对秦朝二十等爵位的记述十分清晰具体：一爵曰公士，二爵曰上造，三爵曰簪，四爵曰不更，五爵曰大夫，六爵为官大夫，七爵为公大夫，八爵为公乘，九爵为五大夫，十爵为左庶长，十一爵为右庶长，十二爵为左更，十三爵为中更，十四爵为右更，十五爵为少上造，十六爵为大上造，十七爵为驷车庶长，十八爵为大庶长，十九爵为关内侯，二十爵为列侯。从书名上看，《爵制》的全部内容不应当是仅仅记述秦代爵位制度，如果此书能够完整保存下来，一定会为我们了解三国以前的爵位制度提供清晰的线索。但我们从保存下来的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出刘劭对古代爵位制度的熟知程度。

刘劭的法律知识对当时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很有影响。他在《人物志》中对法家从人才分类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法家是建立法律制度使国强民富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可以称为法家，因为他在曹魏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有过作为。在他任骑都尉期间，与议郎庾嶷、荀诜等人制定科令，著《新律》十八篇。此外，《隋书·经籍志》中还著录了刘劭所著的《律略论》、《法论》等书籍。

刘劭博览群书，精通儒家经典。他在任散骑侍郎时，受魏文帝诏，把五经群书分类汇辑，编成《皇览》一书。他还为儒家的经典《孝经》作过注。在他的晚年，在家专门执经讲学。《人物志》把“能传圣人之业”作为儒学家的特征，从这个角度讲，刘劭又具有儒学家的才能。

刘劭在任陈留（今河南开封）太守的时候，敦崇教化，受到百姓称赞。《人物志》中把“能受一官之任”作为伎俩之才的特征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刘劭又具有伎俩之才。

明帝青龙元年（233），割据辽东的公孙渊与南方的孙吴政权来往甚密，孙权派张弥、许晏等人带着珍宝从海路出使辽东，册封公孙渊为燕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曹魏政权有人主张出兵讨伐辽东，刘劭却反对这样做。他认为当初袁绍的儿子袁尚被打败后，投奔辽东。当时是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执政，他把袁尚斩杀，将他的首级送来。这表明公孙渊的先世是忠于曹魏政权的。再说公孙渊是否接受了孙吴的册封，还需要证实。历史上明智的做法，当边远之人不服时，要用美德征服而不使用武力。应当对公孙渊采取宽缓策略，给他以自新的机会。后来公孙渊果然像公孙康一样，杀了张弥、许晏等人，把他们的首级送来。还有一次，孙吴出兵围攻合肥。当时驻守那里的曹军正在轮番休息，兵力不足。驻守合肥的征东将军满宠一面上表朝廷，请求派兵增援，一面召集正在轮休的将士，主张待兵力集结后再对吴军发动攻击。刘劭分析这种形势说，敌兵现在正处在士气高涨的阶段，满宠如果以少于敌人的兵力发动攻击，必定不能取胜。他采取等待兵力集结后再发动攻击的做法是正确的，不会有所失。可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作为前锋，张扬声势。骑兵到合肥以后，疏散队形，多设旌旗鼓乐，在城下炫耀兵力，然后开到敌军后面，做出阻断他的归路，截断粮道的样子。敌人闻听支援大军来到，又见到骑兵欲断归路，必然害怕逃走，这样就可以收到不战而胜的效果。刘劭的建议被明帝采纳，而事情发展的结果也和刘劭所预料的一样。《人物志》中把“遭变用权”作为智意家的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具有智意家的才能。

魏明帝在位的时候，刘劭还写过一些文学作品，见于记载的有《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其中《赵都赋》深受明帝赞美。刘劭所写的三赋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但我们仍可从《赵都赋》的一些片断领略他的文采：“声曜纷纭，泽浸宇内，元正三朝，莫不来届。”“北连昭余，南属呼池，西盼大陵，东结潦河。”（宋杨简《慈湖诗传》卷二十）著名史学家陈寿对刘劭的评价是“该览学籍，文质周洽”。《人物志》中把“属文著述”作为文章家的特征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劭也具有文章家的才能。

刘劭在各方面所表现出的品格和才能，在夏侯惠的推荐刘劭的表章中有精彩的概括。当时魏明帝下诏博求众贤，夏侯惠上表说：“臣私下看见常侍刘劭忠心耿耿，善于思考，擅长周密的谋划，凡是他糅合古制而创立的制度，都源流宏远。所以群臣上下都取自己和他相同的地方去斟酌比量。所以诚实的人佩服他的性情平和端正，清静的人敬慕他的深沉恬静为人谦让，擅长文字之学的人欣赏他的推理详尽而缜密，谙熟法律的人知道他的判断准确没有谬误，善于思考的人了解他的思想深刻而坚定，爱好文学的人喜欢他的著论文章，制定制度的人看重他的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筹划谋略的人赞美他的思想敏捷考虑精到。上面这些评论，都是这些人取与他们自己适合的长处而列举刘劭的局部小节罢了。臣屡次听到刘劭的清雅谈论，观览他的深刻议论，和他相处的时间越长，敬佩他的时间越久，实在为朝廷有这样的人才而感到惊讶。臣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应当参赞朝政大事，向陛下出谋献策，以使他和国道一起兴盛，这样的人才不是世间所常有的。”

从夏侯惠推荐刘劭的表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刘劭确实有多方面的才干，另一个是他和曹魏政权的关系。刘劭历事魏武帝、文帝、明帝、齐王四朝，夏侯氏与曹氏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他对刘劭的评价如此之高，就连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也认为多溢美之词，有点过分。不过这正反映了刘劭在政治上与曹魏政权的紧密关系。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他的晚年，当司马氏开始一步步地问鼎皇帝宝座时，刘劭为什么脱离政治，专以“执经讲学”为务了。二

唐刘知几说：“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刘知几《史通》卷十《内篇·杂述》）刘知几这段话包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应劭的《风俗通》和刘劭的《人物志》，各自有着自己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那么，《人物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是什么呢？

刘劭所生活的汉末三国时代，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一个只能谋求局部统一，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中央集权的朝廷土崩瓦解，地方实力派分裂割据争夺地盘。在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各种人物纷纷登台表演，诸多英雄龙争虎斗各显本色。因此，这个时代的人才表现为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多样性特点。人才是多种多样的，这在任何时候都一样。但汉末三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各种人才展示自己的才能提供了宽阔的舞台，因此人才多样性的特点尤为突出。人才即有才能的人，按照这个说法，汉末三国时人才所表现出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以人的才能类型分类：有以政治见长的，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有以军事见长的，如周瑜、陆逊、邓艾等；有以武勇见长的，如关羽、张飞、张辽、徐晃、蒋钦、甘宁等；有以智计见长的，如荀彧、郭嘉、庞统、法正、顾雍、诸葛瑾等；有以文学见长的，如王粲、孔融、应玚、陈琳、徐幹、阮瑀、刘桢等；有以儒学见长的，如郑玄、王肃、管宁、邴原等；有以思辨见长的，如何晏、王弼等；有以方术见长的，如左慈、管辂、周宣、朱建平等；有以技艺见长的，如华佗、杜夔、马钧、钟繇、蒲元等。上述各类人才，品德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才干有偏有全，这一切构成了当时人才状况的多样性特点。

双向选择的特点。所谓双向选择，即指选才的当权者与被选人才之间的关系。人们常常把曹操“有事赏功能”唯才是举的选择人才标准挂在嘴边，似乎当时只有选择任用人才的一种流向。其实在当时任用人才与人才被用的选择是双向的。往往有这种情形，用人者想把对方作为自己任用的人才，而对方却不买账。例如东汉末杜袭，为避战乱客居荆州，荆州刺史刘表“待以宾礼”。而杜袭并没有把刘表当作主人。他见与他同到荆州的同郡人繁钦多次在刘表面前表现才能，便对他说：“吾所以与子俱来者，徒欲龙蟠幽薮，待时凤翔。岂谓刘牧当为拨乱之主，而规长者委身哉？子若见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与子绝矣。”在杜袭看来，他到荆州的目的只是想“龙蟠幽薮，待时凤翔”，而刘表并非拨乱之主，不是投靠的对象，最后终于离开襄阳到了长沙。尽管刘表认可了杜袭的价值，杜袭却不认可刘表，这件事表明，用人与被用要经过双方的价值认可。由于双方认可的程度不同，也产生了多种层次的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双方价值认可度极高。例如，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就是如此。刘备三顾茅庐，把自己遇到诸葛亮比作鱼儿遇到了水，诸葛亮认为刘备不但是乃心汉室的同路人，也是使自己施展才干实现远大抱负的明主。

第二种，双方的价值认可度不对等，在一方的心目中，把对方看得很重；而在另一方看来，对方并非十分完美。《世说新语》注引《楚国先贤传》所记载的宗承与曹操父子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例子：

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父资，有美誉。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敬礼之。敕文帝修子弟礼，就家拜汉中太守。武帝平冀州，从至邺，陈群等皆为之拜。帝犹以旧情介意，薄其位而优其礼，就家访以朝政，居宾客之右。

宗承正史无传，《后汉书·党锢列传》有宗慈，也是南阳安众人，宗承当与之同宗。宗承之父在当地有美誉，宗承本身也有使众人仰服的人格魅力，可见是当时的社会清流。曹操出身寒微，在当时社会地位不高，想与宗承交好，似有攀附之嫌。但仔细想来又不尽然，后来曹操成为权臣，而宗承却仍恪守当初所谓“松柏之志”，可见当初他拒绝曹操不完全是因为社会地位。据《太平御览》记载，宗承是个孝子，父亲死后，他亲自负土筑坟，不雇用旁人。从这件事看，宗承应当是个不越传统道德规范的人，而曹操自幼就表现出不按常规行事的反叛性格，可见二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在寒微时的曹操眼里，宗承当然是个尽善尽美之人，否则不会屡造其门捉手请交。即使后来曹操腾达了，也仍然因为宗承是名贤而对其恭敬礼遇，让儿子曹丕对其修子弟之礼，并使之处宾客之右，可见曹操对宗承的价值认可度仍然不低。宗承对曹操的地位最终也接受了，曹操平冀州后宗承跟随他到了邺城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宗承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还是初衷不改，这就使得曹操仍以旧情介意，对宗承虽优其礼而薄其位，从而使二者始终保持一般的宾主关系。

第三种，双方的价值认可程度前后有所变化。汉魏之际的许攸与曹操就是如此。许攸在官渡之战前夕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时，曹操用宾客之礼接待他，对他十分敬重。可以说官渡之战曹操战胜袁绍，许攸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官渡之战后，许攸的表现引起了曹操的不满，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

绍破走，及后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

类似的事在孙吴也曾发生，吴郡人沈友，弱冠博学，多所贯综，善属文辞，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是个文武兼通的才子。又能言善辩，只要他一开口，众人皆默然，莫与为对。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对于沈友，孙权以礼相聘，对其“敛容敬焉”，把他当作贵宾。而沈友也对孙权的敬重给予回报，与他“论王霸之略，当时之务”，并劝孙权兼并荆州，对孙吴的政略起过重要影响。但是最终沈友还是被孙权杀了，其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因为他“正色立朝，清议峻厉”，遭庸臣所恨，诬陷他谋反。二是孙权担心他最终不能为己所用。仅仅从第一个原因看沈友是无辜的，综合起来看恐怕就和沈友自己的表现有关了。沈友被杀约在建安二十一年（216）左右，此时孙吴政权正在走上坡路，其所依靠的对象正从以江北士人为主向吴姓大族为主转变的过程中。而沈友正是吴姓大族，如果他没有使孙权担心不为己用的表现，不会被无辜杀害。

第四种，一厢情愿的价值认可。在这种关系中，只有用人者对被用者价值的认可，而对方却心有旁骛，只是出于某种原因，表面予以接受。造成这种关系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因为情况突然变化。如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荀彧感到家乡是个四战之地，乃应同郡人冀州牧韩馥的邀请，前去投奔。等到荀彧到了冀州，冀州的主人已经换成了袁绍。袁绍对荀彧非常看重，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返回家乡已不可能，欲投奔的主人又被逼下台，荀彧只能暂时接受袁绍的宾礼。然而荀彧对袁绍并不认可，他对袁绍的评价是“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度量、谋略、武略、德行都不行。这虽然是荀彧离开袁绍后的评价，但在离开他以前就认为他终不能成大事，所以在维持了很短的徒有虚名的宾主关系后，便投奔了曹操。有的迫于压力。如东汉末华歆任豫章太守，孙策开拓江东，率强兵向豫章扩张。华歆知孙策善用兵，乃弃城守，幅巾相迎。孙策“亲执子弟之礼，礼为上宾”。每当孙策举行聚会时，座上莫敢先发言，只有在华歆“时起更衣”时才“议论欢哗”，江南号之曰“华独坐”。可见孙策对华歆的敬重。然而华歆内心却不甘为孙氏政权的座上宾，还在孙策进军豫章时他就表示：“歆久在江表，常欲北归。孙会稽来，吾便去也。”官渡之战后，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华歆，华歆便对孙策的继承人孙权说“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华歆把孙权留住自己说为“空留”，“养无用之物”，绝不仅仅是自谦，也说明华歆急于返回北方朝廷，不愿被孙氏政权所用。有的是利用主人的宾礼待遇暂时栖身。前述颍川人杜袭就是这样的例子。又如河南人郑浑，董卓之乱后带侄子郑袤避难淮南，“袁术宾礼甚厚”。郑浑知袁术必败，后来他听说好友华歆在豫章，便离开袁术投奔华歆。杜袭、郑浑只是把荆州、淮南作为暂时避难栖身之处，与刘表、袁术的主宾关系徒有虚名。有的是为了积蓄力量。最典型的是刘备与刘表的关系。刘备在受到一系列挫折之后来到荆州投奔刘表，刘表亲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然而刘备并不甘久居人下，在荆州广引豪杰，积蓄发展自己的力量。他拜访隐居隆中的诸葛亮时，诸葛亮对他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刘备对诸葛亮的规划极为称赞，从此与之情好日密，可见他在为客荆州时就已经在打荆州的主意了。

阶段性特点。以三国鼎立为界，此时期人才的阶段性，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四起，战事不断，社会动荡。原有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秩序正在重组，在这种重组中，人们都在寻求着自己的位置。由于人们的社会理想、政治眼光、个人修养不同，寻求自己位置的方法和道路也各异。像诸葛亮那样怀宁静之心以求致远，蓄志待时以求明主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急于找到施展自己才干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才频频改换投靠对象。例如曹操的名将张辽，先为丁原部将，后又进京依何进，何进被杀后又以兵属董卓。董卓死后又归吕布。吕布为李傕所败，又从吕布东奔徐州。曹操破吕布，张辽将其众降。又如曹操的谋士贾诩，先在董卓部下任讨虏校尉，又在董卓女婿牛辅军中任职，董卓败后，又为李傕、郭汜谋士。不久又离开李傕投段煨。由于不为段煨所重用，又离段煨投靠南阳张绣。他先劝张绣与刘表连和，不久又劝张绣投靠曹操。在这个时期，各种政治军事人才忽南忽北，忽隐忽现，忽生忽灭，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这是一个“群雄时代”。然而东汉社会分裂的原因主要在内部，是自己内部政治经济不可调和的矛盾总爆发。这种爆发虽然有毁灭一个王朝的巨大能量，但一旦原先的矛盾得到解决或缓解，其能量也会迅速削弱，社会也会以较快的速度重新整合。因此，三国鼎立标志着社会从分裂走向局部统一。在这个时期，曹操、刘备、孙权三个英雄从群雄中出类拔萃地凸显出来，形成了三个吸引各种人才的凝聚中心。可以说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与前一个时期不同，在英雄时代，人才以三个政权为中心，进行了有序流动。

人才的多样性要求人们认识承认各种人才的价值，以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人才选择的双向性，意味着不但用人者需要发现人才，人才也需要有自己对心目中“明主”的选择标准。尤其是到了三国鼎立形成以后，统治者如何发现使用人才，人才如何加强自身的修养以适应当权者的需要，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正是在这种社会现实的需要的背景下，才会产生《人物志》这样关于人才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三《人物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研究考察对象的专门著作。通过这部著作，刘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何认识人才。这是关于人才观的理论探讨，它包括德与才的关系，人才表与里的关系，人才等级的划分，人的才能具有两重性等等。

品德与才干的关系，在某些政治家的社会实践中，有时把二者分离开来。如曹操就主张“唯才是举”，并下令让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这当然与当时的实际需要有关，不能作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指导理论。而作为理论阐述，刘劭在论述人的品德与才干的时候，常常把他们视为浑然一体，而不是把他们分裂开来。例如他说，“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认为人的能力是由聪明才智所决定的。聪明是人的阴阳二气结合的精华，阴阳清纯和谐就会使人内心聪慧外表敏锐，圣人之所以光彩耀人，是因为他同时具有聪慧敏锐两种美德。刘劭所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聪明敏锐，而是指人的最珍贵的自然本质。他把这种自然本质称为“中和”，认为它能够调谐出仁、智、忠、信、勇五种品德。“中和”本质是人的德、才、能高度的协调和统一。

刘劭又根据人才的表与里的关系，把人才分为不同的等级。他把人的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等九种外在的表现概括为“九征”，把仁、义、礼、智、信概括为“五常”，指出“九征”与“五常”的关系，是表里关系，表里是否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都影响着人才品第的高低。表里高度一致，达到中和的境界称作中庸，是最高品第的人才。表里大体上一致称作德行，较中庸次之。表里部分一致称作偏才，又次之。表里不和谐是人才的末流。在刘劭的人才观中，人才虽然是分成等级的，但在各个人才等级中，除了人才的末流之外，其他的刘劭全都予以关注，认为他们都是可任用的人才。他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意思说尽管人才各种各样，他们各自的能力有大有小，但都是值得去认识、发现、任用的。

在刘劭对人才的认识中，一些地方还体现了辩证法。比如在论述各类人才自身的两面性时说：“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抗厉之人，不能回挠，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辩给之人，辞烦而意锐，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数，则豁达而傲博；立事要，则炎而不定。浅解之人，不能深难，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温柔之人，力不休强，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畅；拟疑难，则濡懦而不尽。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在论述人才性情的两面性时说：“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混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扃。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沉静机密，精在玄微，失在迟缓。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在论述争与让的关系时说：“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诸如此类的分析在其他的论述中也多有所见，不一一列举。

人才观是关于认识发现使用人才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在刘劭的人才观中，才德并重不可偏废的观点，广纳各方面人才不以能力大小作为弃取标准的观点，辩证地认识人才的观点，毫无疑问都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吸取的。当然在刘劭的人才观中，也有一些牵强的东西，如用木、金、火、土、水五行来比附人体骨、筋、气、肌、血，然后再把这些与仁、义、礼、智、信加以联系，说什么“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显然是有些穿凿附会生拉硬扯。

第二，如何发现人才。如果说如何认识人才是人才观，那么如何发现人才就是方法论。刘劭的《人物志》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总结。

由表及里地发现人才。刘劭认为，人的刚柔明畅贞固的内质都有其外部显著的反映，它通过声音神色显示出来，通过性情趣味发散出来。所以反过来从人的外部表现可以发现其内在的品质。如刚毅坚强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诚信正直的内在品质，奋进勇猛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美善刚毅的内在品质，安逸悠闲的仪容风度可以反映平和有条理的内在品质等等。刘劭还总结出“八观”的方法：1. 观其夺救以明间杂。2. 观其感变以审常度。3. 观其志质以知其名。4. 观其所由以辨依似。5. 观其爱敬以知通塞。6. 观其情机以辨恕惑。7. 观其所短以知其长。8. 观其聪明以知所达。这八个具体方法，都体现了由表及里的考察原则。

通过全面长期的观察发现人才。刘劭说：“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则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这里的“一隅”、“三材”、“终朝”、“三日”，似乎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一个方面”、“三种才能”、“一个早晨”、“三个整天”，而是片面和全面，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避免在考察人才时所发生的失误。刘劭在《七缪》一章中指出了考察人才时容易产生的七种谬误：1. 察誉有偏颇之缪。2. 接物有爱恶之惑。3. 度心有大小之误。4. 品质有早晚之疑。5. 变类有同体之嫌。6. 论材有申压之诡。7. 观奇有二尤之失。指出“七缪”的同时，又提出一系列避免的方法：1. 认识一个人不能只凭众人对他怎样评价。2. 不要只凭自己的好恶。3. 不要对人全面地肯定或否定。4.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个人。5. 认识同类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6. 不能忽视一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7. 考察人才既不能主观臆断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张。这些总结对于考察发现人才是有实践的指导意义的。

第三，如何使用人才。在《流业》一章中，刘劭指出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都是人才。在《材能》一章中，刘劭又指出，担任高级职务的是人才，担任低级职务的也是人才。这就是说，人才是各种各样的，人才的能力也有大有小。人才既然类型不同，能力大小各异，因此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才能使他们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给国家的治理带来好处。如果把他们放错位置，就是使用人才不当，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还举出一系列例子，例如实行威慑刚猛政治的人适合讨伐叛乱，让他们治理善良的百姓，就会对百姓残暴不仁。君主的职责是发现人才，把他们放到适当的位置，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国家得到有效的治理。这些论述体现了刘劭“量才用人”的思想。四《人物志》作为一部系统地阐述人才理论的典籍，在我国古代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在《人物志》问世后，北魏人刘昺便为此书作注。此后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至今我们可以看到的基本是明清时期的版本，主要有：嘉靖顾定芳刻本、隆庆梁梦龙刻本、《汉魏丛书》本、《广汉魏丛书》本、《两京遗编》本、《快阁藏书》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畿辅丛书》本、《玉尺山房术数奇书》本、《玲珑山馆丛书》本、《龙谿精舍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本次注释翻译此书，参阅了部分版本和今人的成果。最后还要说一下对刘昺注的处理问题，本书没有把它放在正文里，只是在注释中对一些有益于理解《人物志》原文的文字加以部分采用。之所以这样处理，主要考虑到刘昺注《人物志》与裴松之注《三国志》有极大的不同。前者只是对文意的理解注释，并非密不可分；后者则补充了大量的《三国志》所没有采用的资料，与《三国志》融为一体。这样处理当否？还请方家教正。

作者2015年10月

原序

序言是一本书的开篇，大凡作序，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别人为本书作序，一种是自己为自己作序。前者大多偏重对本书的介绍和评价。例如宋代阮逸为《人物志》所作之序说：“是书也，博而畅，辩而不肆，非众说之流也。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传之！媲夫良金美玉，籝椟一启，而观者必知其宝也。”后者则不同，它一般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及写作动机。《人物志》的原序就是如此。刘劭在序言中，论述了人才与事业成功的关系、贤君明主对人才的重视、孔子对人才的考察方法，最后指出，该书写作的目的，是依照圣人的准则，论述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以此来补缀前贤在这方面的疏漏和遗缺。［1］［2］［3］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4］［5］［6］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注释】

［1］美：认为……好。

［2］聪明：明察事理。唐张守节在解释《史记》中记载黄帝“成而聪明”时说：“聪明，闻见明辩也。”

［3］贵：重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诚：如果。

［5］材：指人才。序：顺序，次序。

［6］庶绩：各种事功。庶，众多。绩，事功。《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安国传：“绩，功也；言众功皆广。”【译文】

圣人贤者认为人的资质中，没有比聪明更好的；在聪明资质中，没有比能够辨识人才更重要的。如果能够用聪明智慧来辨识人才，那么众多的人才就能够排列出上下高低的次序，各种事业就会兴旺了。［1］

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2］［3］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祗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4］［5］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6］［7］［8］。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9］［10］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注释】

［1］爻象：《周易》中的爻辞和象辞。《周易》中以“—”表示阳爻，以“－－”表示阴爻，爻有爻辞，如：乾卦中初九爻之辞是“潜龙，勿用”，九五爻之辞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等等。每六爻组成卦象，象辞用来解释卦象，如乾卦的象辞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语。后爻象用来泛指《易传》。君子小人之辞：指爻辞和象辞中有关“君子”和“小人”的论述。如坤卦中有“君子以厚德载物”，师卦中有“小人勿用”等。

［2］《诗》：即《诗经》，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志：诗中所抒发的意志和感情。《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风俗雅正：指《诗经》中所含的风、雅、颂三种不同风格的诗。风即当时各国的民歌，雅即周王朝的乐曲《大雅》、《小雅》，颂即商周时代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为孔子所删定，风、雅、颂之分也反映了孔子心目中的次序。

［3］六艺：一指古代儒家教育的六个内容，即礼、乐、射、驭、书、数。二指儒家的六种典籍，即《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祗庸：恭敬恒常。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的“祗”、“庸”说：“祗，敬；庸，有常也。”

［4］南面：指帝王之位。古代帝王理政皆坐北朝南，故言。援：拔举，提拔。俊逸：超群拔俗。晋葛洪《抱朴子·穷达》：“俊逸絷滞，其有憾乎？”

［5］达：推举，推荐。《礼记·儒行》：“推贤而进达之。”天功：帝王的功业。

［6］并：合，一起。

［7］尧：相传为上古帝王，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在位期间设官分职，制定历法，并派人治理洪水。晚年禅位于舜。克：能够。明：认识，辨识。俊德：才能超群、品德高尚的人。

［8］舜：相传为上古帝王，尧的接班人。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又称虞舜。在位期间巡行四方，诛除“四凶”，任禹、后稷、契、皋陶等人分掌政事。年老后举荐治水有功的禹为接班人。登庸：举进，任用。二八：指八恺、八元。《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高阳氏时有八个才德兼备的人，即苍舒、、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八人即为八恺。高辛氏时有八个才德兼备的人，即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舜曾举用“八恺”管理土地、执掌农业、处理各种事务，任用“八元”负责掌管礼义教化。

［9］汤：商朝第一位王，又称成汤、武汤、武王、太乙、天乙。名履，主癸之子。定居于亳，用伊尹、仲虺为辅佐，接连攻灭韦、顾、昆吾等夏朝属国，又在鸣条打败夏桀，推翻夏朝，建立商朝。有莘之贤：即伊尹。有莘为古国名，在今山东曹县西北。成汤娶有莘氏之女，伊尹当时在有莘国为奴，作为陪嫁之臣进入商国，后被成汤发现重用，为灭夏建商出谋划策，建立大功。

［10］文王：即周文王，姬姓，名昌，王季之子，武王之父，又称周侯、西伯、姬伯。原为商朝诸侯，被封西伯。在位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曾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归周后得到诸侯拥护，伐犬戎、密须，灭崇国、黎国，使周强大起来，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局面。渭滨之叟：即吕望，又称太公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阳，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帮助武王伐纣，是西周的开国大臣。灭商后被封于营丘，为齐国的开国之君。【译文】

所以圣贤为《周易》作注解的时候，文字中就有了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在修订《诗经》的时候，就已经对《风》、《雅》、《颂》不同风格的诗篇作了分别；在制定礼乐制度的时候，就通过礼、乐、射、驭、书、数等方面来考察人的恭敬守常的品德；身居帝王之位的时候，就选拔超群脱俗有辅佐才能的人；这些都是拔举众多优秀人才，完成帝业的事例啊。帝业建成后，明君和贤臣就一起享受盛名和美誉了。所以唐尧因能够辨识才能出群品德高尚的人而著称，虞舜因任用八恺八元而取得成效，商汤因为提拔任用伊尹而出名，周文王因为举用吕望而被尊崇。［1］［2］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3］［4］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5］［6］［7］，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8］［9］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10］［11］［12］，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13］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注释】

［1］兴德：成就化育万物的德政。兴，成就。德，古代特指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周易·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姚配中注：“化育万物谓之德，照临四方谓之明。”

［2］求人：寻求人才。

［3］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不试：不被任用。孔子曾周游列国，希望被国君任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没能如愿。

［4］援升：提拔任用。

［5］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类。孔子曾把他的得意弟子归为四类：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德行类；宰我、子贡为言语类；冉有、季路为政事类；子游、子夏为文学类。见《论语·先进》。

［6］三等：孔子曾把众人分为三个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见《论语·季氏》。

［7］中庸：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即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守常不变。《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

［8］庶几：差不多，近似。《周易·系辞下》：“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意为颜渊这个子弟，差不多是个贤人了吧！

［9］六弊：因不好学而造成的人的品德上的六种偏弊。《论语·阳货》：“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意为，爱仁德不爱学习容易被人愚弄，爱耍聪明不爱学习容易放荡浮躁，爱诚信不爱学习容易被人利用于己有害，直率而不爱学习容易说话尖刻伤人，逞勇敢而不爱学习容易闯祸，刚强而不爱学习容易胆大妄为。

［10］狂狷：指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的人与洁身自守拘谨无为的人。《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拘抗之材：拘谨和奋发的人才，与前狂狷同义。

［11］疾：痛恨，厌恶。悾悾而无信：貌似诚恳而不讲信用。《论语·泰伯》：“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邢昺疏：“悾悾，悫也。谨悫之人宜信而乃不信。”悾悾，诚恳的样子。

［12］为：通“伪”。

［13］察其所安，观其所由：《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意思是考察他所交结的朋友，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译文】

根据这些史实可以说，圣人成就化育万物的德政，有哪个不是运用自己的聪明去寻求发现人才，并且任用他们从而使自己获得安逸呢！所以孔子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被各诸侯国提拔任用，但他仍旧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给自己的学生分类，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三等来广泛地评论天下众人。又赞叹不偏不倚守常不变的中庸原则，来突出圣人的品德，用对颜渊的褒赞来鼓励人们崇尚道德，用六弊的训诫来使人们避免才能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弊病，希望得到志向高远富于进取的人和洁身自守拘谨不做坏事的人以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痛恨那些貌似诚恳却不守信用的人和行为，以此向世人说明伪装是难以持久的。孔子又说认识一个人要观察他的行为，了解他的内心，就知道他真实的举止行动了。［1］［2］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3］［4］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注释】

［1］详：审慎。

［2］志：记录。

［3］庶：希望。

［4］惟：愿，希望。【译文】

对人才的考察，应当这样的审慎。所以我斗胆依照圣人的准则，记述辨识人才使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希望以此来补缀前贤在这方面的疏漏和遗缺，愿博学高识的君子裁决浏览其中的意思。

卷上

九征第一

征，即指外在表现。九征，指人的九种性情的外在表现，这就是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这九种表现是由人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这就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五常”。“九征”与“五常”的关系，是表里关系，表里是否和谐以及和谐的程度，都影响着人才品第的高低。表里高度一致，达到中和的境界称作中庸，是最高品第的人才。表里大体上一致称作德行，较中庸次之。表里部分一致称作偏才，又次之。表里不和谐是人才的末流，不受作者的关注。［1］［2］［3］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4］［5］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6］［7］［8］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注释】

［1］本：人的内在的最根本的资质。刘昺在注释“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时说：“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所说的“自然”即人天生的最根本的资质。

［2］情性：思想和性情。

［3］理：道理。

［4］究：弄清楚，弄明白。

［5］元一：事物最本源最初始的状态。此处专指人的本质。刘昺在注释“莫不含元一以为质”这句话时说：“质不至则不能涉寒暑，历四时。”意思说，人的最初始的生理状态没有发展到最完善的时候，就不能度过严寒酷暑，经历春夏秋冬。

［6］禀：承受。阴阳：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即万物中皆存在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物质。此处专指人所具有的阴阳二气。刘昺在注释“禀阴阳以立性”时说：“性资于阴阳，故刚柔之意别矣。”意思说，人的性格有刚强和柔弱的不同，是由于阴阳二气的强弱不同。

［7］体：依据，效法。五行：水、火、木、金、土。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世界各种物质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并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孔子家语·五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形：指人的形体。

［8］苟：只要。【译文】

人内在的最根本的资质，是通过他的思想和性情表现出来的。关于思想和性情的道理，是非常微妙和玄远的，如果不是古代圣贤的考察和研究，谁又能够把它们弄明白呢！凡是有生命的物体，没有不包含最根本最初始状态的性质的，他们秉承着阴阳形成个性，依据五行而成就形体。只要是有形体的生命物体，就可以根据形体去探求他们的本质。［1］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2］［3］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4］［5］其聪明。聪明者阴阳之精，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圣人淳耀，［6］［7］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自非圣人莫能两遂。故明白之士［8］［9］，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金水内映不能外光。二者之义，盖阴阳之别也。［10］［11］若量其材质，稽诸五物，五物之征亦各著于厥体矣。【注释】

［1］中和：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儒家认为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2］五材：人的忠、智、仁、信、勇五种品德。

［3］应节：迎合节拍。此处指适应社会的需要。

［4］中睿外明：内心聪慧外表敏锐。睿，聪明。明，敏锐。

［5］淳耀：光明。

［6］章：明显，显著。

［7］两遂：两种都能实现。刘昺在解释这句话时说：“耳目兼察，通幽达微，官材授方，举无遗失。”可见“两遂”指的是耳聪目明，知微知著。

［8］明白：机敏。

［9］玄虑：深思熟虑。

［10］量：衡量，评价。

［11］稽：考察。五物：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译文】

人的资质和能力中，各种情绪的表现与外界环境和谐一致可谓中和，而中和是最珍贵的。中和这种素质，必然是平淡无味的，因其平淡无味所以能够调谐出仁、智、忠、信、勇五种品德，并不断变化以适应社会需要。所以观察一个人考察他的素质，必然先要考察他是否有平淡的素质，然后才寻求他的聪明。聪明是人的阴阳二气结合的精华，阴阳清纯和谐就会使人内心聪慧外表敏锐，圣人之所以光彩耀人，是因为他同时具有聪慧敏锐两种美德。既能明察细微又能洞悉宏观，除非圣人没有人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所以反应机敏的人，能够抓住行动的机会却不能做到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的人能够静思事物的源头却不善于快速敏捷地行动，就好像火焰和太阳的光芒能照耀外物但不能映出自身的形象，金属和水面能映出外物的形象但不能对外放出光芒。两种东西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有阴阳的区别。如果衡量人的才能和资质，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对照进行考察，那么五种物质的特征也就显著地存在于他的身上了。［1］

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2］［3］物之实，各有所济，是故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4］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5］［6］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7］［8］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9］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注释】

［1］象：现象，表象。

［2］济：成就。

［3］植：直。弘毅：宽宏坚毅，抱负远大，意志坚强。《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朱熹《集注》：“弘，宽广也；毅，强忍也。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

［4］文理：礼仪。《荀子·礼论》：“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

［5］贞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周易·乾》：“文言曰：‘贞者，事之干也……贞固足以干事。’”孔颖达疏：“言君子能坚固贞正，令物得成，使事皆干济，此法天之贞也。”高亨注：“贞固，正而坚，即坚持正道。干是动词，主持，主办。”

［6］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筋腱强劲而精干叫做勇敢。《庄子·徐无鬼》：“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说明筋力之士和勇敢之士的关系。

［7］勇敢也者，义之决也：勇敢就像是金属截断物品一样果断。刘昺对这句话的注释说：“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因为刘劭认为筋腱属金，筋腱强劲就能勇敢决断。

［8］通微：通晓、洞察细微的事物。

［9］五常：五种恒常不变的东西。刘昺在注释“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时说：“五物，天地之常气；五德，人物之常行。”可见此五常之构成万物的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构成人的仁、义、礼、智、信的五种品德。【译文】

对人体来说，骨骼是与外界木相对应的物象，筋腱是与金相对应的物象，气息是与火相对应的物象，肌肉是与土相对应的物象，血脉是与水相对应的物象。五种物质所对应的实际物象，各自有其成就人的品质的作用，所以骨骼挺拔又柔韧的可以称为有远大抱负意志坚强的人，抱负远大意志坚强，这是“仁”的资质。气息清纯而又明朗的可以称为礼仪之人，礼仪，这是“礼”的根本。形体端正而又坚实的可以称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的人，守持正道坚定不移，这是“信”的根基。筋腱强劲而精干的可以称为勇敢之人，勇敢，这是果断地行“义”的前提。血色平和而又通畅的可以称为通晓事物洞察细微之人，通晓事物洞察细微，这是“智”的本源。外界的和人体的五种物质都具有恒常不变的特性，所以称它们为五常。［1］［2］

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3］［4］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5］［6］，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虽体变无穷，犹依乎五质。【注释】

［1］五德：此指下文所述的五种品德。

［2］温直：温和而正直。《尚书·皋陶谟》：“直而温。”孔安国传：“行正直而气温和。”扰毅：和顺坚毅。《尚书·皋陶谟》：“扰而毅。”孔安国传：“扰，顺也。致果为毅。”

［3］刚塞：刚健笃实。《尚书·皋陶谟》：“刚而塞。”孔安国传：“刚断而实塞。”实塞，笃实。

［4］愿恭：忠厚诚实恭敬庄重。《尚书·皋陶谟》：“愿而恭。”孔安国传：“悫愿而恭恪。”理敬：有治理才能而又谨慎恭敬。《尚书·皋陶谟》：“乱而敬。”孔安国传：“乱，治也。有治而能谨敬。”

［5］宽栗：宽宏大量而又小心谨慎。《尚书·皋陶谟》：“宽而栗。”孔安国传：“性宽宏而能庄栗。”柔立：温柔而有办事能力。《尚书·皋陶谟》：“柔而立。”孔安国传：“和柔而能立事。”

［6］简畅：爽快刚直，简约流畅。《尚书·皋陶谟》：“简而畅。”孔安国传：“性简大而有廉隅。”廉隅，棱角。明砭：明于事理又善于劝谏。【译文】

根据五常的区别，可以分列出五种品德。所以温和正直而和顺坚毅，是“木”的品德。刚健笃实而宽宏坚毅，是“金”的品德。忠厚诚实恭敬庄重而有治理才能且谨慎恭敬，是“水”的品德。宽宏大量小心谨慎而又温柔有办事能力，是“土”的品德。爽快刚直简约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善于劝谏，是“火”的品德。虽然人的品德和性情变化无穷，但其变化仍以五物的品质为依据。［1］［2］

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著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3］［4］各如其象。故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5］［6］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仪动成容，各有态度：直容之动［7］［8］［9］［10］［11］，矫矫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跄跄；德容之动，［12］颙颙卬卬。【注释】

［1］形容：形体容貌，外部表现。

［2］见：“现”的古字，表现。

［3］亮直：诚信正直。亮，通“谅”，作“诚信”解。

［4］休决：美善而刚毅。休，美好。

［5］平理：平和有条理。

［6］容：外部表现。

［7］直容：正直之人的外部表现。

［8］矫矫行行：勇武刚强的样子。矫矫，勇武貌。《诗经·鲁颂·泮水》：“矫矫虎臣，在泮献馘。”郑玄笺：“矫矫，武貌。”行行，刚强负气貌。《论语·先进》：“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何晏《集解》：“郑曰：‘乐各尽其性，行行，刚强之貌。’”

［9］休容：温和之人的外部表现。

［10］业业跄跄：心怀危惧小心谨慎。业业，危惧貌。《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孔安国传：“业业，危惧。”跄跄，形容走路有节奏的样子。《诗经·小雅·楚茨》：“济济跄跄，絜尔牛羊。”高亨注：“跄跄，步趋有节貌。”

［11］德容：品德高尚之人的外部表现。

［12］颙颙（yónɡ）卬卬：肃穆轩昂的样子。【译文】

所以刚柔明畅贞固的内质都有其外部显著的反映，从声音神色显示出来，从性情趣味发散出来，各自与其外在的表现一致。所以内在品质诚信正直，他的风度仪容就坚毅刚强；内在品质美善刚毅，他的仪容风度就奋进勇猛；内在品质平和有条理，他的仪容风度就安逸悠闲。仪容风度的外部表现，各自有不同的姿态风度：正直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武勇刚强的；温和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心怀危惧小心谨慎的；品德高尚之人表现出来的样子，是肃穆轩昂的。［1］［2］

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夫气合［3］［4］成声，声应律吕。有和平之声，有清畅之声，有回衍之声。［5］夫声畅于气则实存貌色，故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矜奋之［6］［7］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8］［9］情发于目，故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10］［11］［12］。然皆偏至之材，以胜体为质者也，故胜质不精则其［13］［14］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则木，劲而不精则力，固而不端则［15］［16］愚，气而不清则越，畅而不平则荡。是故中庸之质，异于［17］此类。五常既备，包以澹味。五质内充，五精外章，是以目彩［18］五晖之光也。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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