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庄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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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笔生花集试读：
自序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安徽工作一年，期间两度登上黄山。黄山的险峰、怪石、奇松、云海，给了学美术的我以心灵的洗礼和审美的满足。在黄山群峰中，有一座突兀而起的独角峰卓然而立。山峰的顶端，一株奇妙的松树如灵枝般生长出来，这座独角峰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梦笔生花。
因为这个久远而奇特的印象，当21世纪初网络博客兴起的时候，我便把这个富于诗意的名字作为了我的博客名。现在，当我把多年积累的日记、随笔整理成册后，自然就顺理成章地把《梦笔生花》当作了这本文集的书名。
一个人的一生，相比于自然万物、历史长河，用“白驹过隙”来形容再贴切不过，虽短暂却不乏精彩。人生一世，总要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些痕迹，就如同那一闪而过的“白驹”。在人类社会的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前期，有这么一个叫“阿庄”的人，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生活的那几十年内，所看到、所经历的一些人情世态和人生感悟。虽是些琐碎的片断，浮光掠影式的记录，但它们鲜活真实，原汁原味，绿色环保，是笔者生活的真实写照、真情流露，带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正是这些活生生的、运动变化和稍纵即逝的原生态，才组成了瑰丽多彩的大千世界，形成了生生不已的人类历史。
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不乏时代的记录者。有人用鸿篇巨制，有人用照相镜头，有人用画笔色彩，分别描绘着、诠释着他所见、所闻、所感的世界。本人则试图用“如梦之笔”，像素描一般，勾画出自己眼中的世相轮廓，倾吐着自己的心灵声音。这些文字也许琐碎边缘，难登大雅之堂，但却是用一双冷静的眼、一颗真诚的心和一支独特的笔观察、体验、描摹出来的，就如同黄山群峰中独一无二的“梦笔峰”。正因为有了“梦笔峰”以及其他如莲花峰、天都峰等群峰，才构成了巍峨壮观的黄山风景。
一个人如果不仅能够活在当下，而且依靠他的笔、他的感悟和文字，最终能够活在后人心里，他的作品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那将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希望我的这些文字能呈现给后人这样一份礼物：在一个新旧世纪交替的时代，一个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社会，一些生活其中的人物角色，他们演绎着一幕幕人间喜剧，留下了一些令人回味的台词。当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据此找到一些微观而生动的佐证。
阿庄第一辑 心灵咏叹调文学的三种境界
读到一位大学同学的文章。她说，自己的文学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也可称为三种境界。
第一阶段是受压抑时的自我排遣，年轻时的多愁善感和情感发泄，其载体是日记和诗。
第二阶段是随心所欲地作文，偶有所见、所得、所感，便记录下来，自然天成，不加雕琢，就像内心流淌出来的水，以真实为第一生命。于是，文章有了灵气，有了风格。但由于不加用心，没有呕心沥血的营造，因而多是散文小品、随感杂记，虽够得上文学，但称不上艺术。
第三阶段是真正的创造。就像建筑师盖房子，工艺美术师雕琢器物、画家创作大幅油画或长卷。这是遵循了艺术规律、经过了生活的沉淀，精心制作的作品，是无数个日夜聚沙成塔的结晶，是经过了失败、痛苦、折磨，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不断升华而获得的果实，是作者从心里掏出来奉献给社会的礼品。这才是文学家应当追求的境界。
沉湎于自我安慰、满足于自我表现，得意于灵感小品，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创作，只能说是发泄。当然，发泄是文学的最初动力。
目前，本人处于第二阶段。（1992年5月）事业型记者
如果你是一个“事业型”记者，那么，你的生活态度和职业追求应该是怎样的呢？
你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并不高，不挑剔、不奢华，乐观、随和；你自认是个普通人，不自负，不自满；你的长处就是肯吃苦，肯深入实际。别人不愿去的，你去；别人认为油水不大的，你却在那里挖掘出有价值的新闻。因为很多素材来自生活、来自一线，所以你的作品才有厚度、有深度、鲜活生动。
那些冬南夏北的“候鸟型”记者，那些雇佣军式的“三包”型记者，那些出入豪华宾馆、车接车送的“宫廷型”记者，那些老在家里待着、只会跑机关、编材料的“居家型”记者，那些热衷于“洋”味、总是赶浪头的“新潮型”记者，是很难写出饱含着生活原汁原味的好作品的。
对别人趋之若鹜的事情，你淡然；对于别人不感兴趣的事情，你关注。你专拣苦差事，诸如：太冷、太穷、条件太差，有危险，一个人不敢去，离家太久，等等，这些都不能成为阻挡你的理由，也不是你取舍去留的标准。你以是否取得最有价值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为准则——这是一个“事业型”记者的基本要求。
不知不觉中，你拉近了与土地的距离，你加深了与普通劳动者的感情，你有很多社会各行业的朋友，你对生活了解得更多，把握得更透，因而写出的作品也就更有深度和力度——这就是你为什么最终能够在成就上胜过其他类型记者的根本原因。（1991年10月）渴望“茫茫人海，总是寻找，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这首歌词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有志向的人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满足、求上进的精神追求。
多年来，我也一直在寻找。我想找到这样一个场合，一种机遇、一项事业，不管为其付出多少我都感到乐在其中。一个集体，大家齐心协力，合作愉快，事业成功的信念和成就感不断激励着每一个人。没有谁为一己私利破坏这种和谐，大家都被一种卧薪尝胆的创业精神鼓舞着，最终走向辉煌，成就一番事业。这之前，是一个不断奋斗的过程，这之后，即使失去也心中泰然。
在记忆中，那种尽情挥洒的喜悦、那种专心致志的投入、那种励精图治的拼搏，在我上中专学画画时期、在香港从事新闻报道时期，都曾经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体验过。但从香港返京后，我就感到被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压抑着，被一些繁杂琐碎的事务缠绕着，被许多钩心斗角的紧张包围着，被不得不忍气吞声的痛苦折磨着，如同经历着某种炼狱。
我在寻求解脱。我希望个人的愿望、想法能够得到实施，我希望我与我的上司兄弟般相交相知，配合默契；我希望我的下属与我同呼吸共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够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工作才能出成就。我想，当年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在延安的窑洞中，我所在的刊物在创办发展的初期，就有那么一种朝气，一种氛围，一种精神。现在，似乎没有。
创业者们往往都经历过苦闷和寻找，那是一种由低向高的攀爬。一种新生事物的崛起，需要一批有理想的斗士，需要一个好的领班人，这几种条件凑在一起不容易：领导者心中有远大目标，但又不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虚心求教、周密计划，对内外环境和自己的处境非常清醒，同时对目标坚忍不拔。大家对事业的痴迷达到了宗教的境界，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乐此不疲。有了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团队，没有理由不会成功。
我渴望那样的机会，渴望那样的境界，渴望那样的奋斗，渴望那样的成功。我想，只要不断期待着、寻找着、努力着，这样的机遇总会到来。（1998年10月）祈祷
年逾不惑，渐渐的，对个人努力的作用看得轻了，更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感到人生处于一个低谷，运交华盖，诸事皆不顺。想换个环境，想再有一番作为，但种种努力均化为云烟流水。无一事不蹉跎，无一事不挫折，搞得心灰意懒。感觉愈来愈步入一个泥潭，一个深渊，感觉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而在别人手中捏着，靠自己已无能为力。
于是想到了上苍，想到了神灵，想到了拜佛、烧香、祈祷、请愿，期待冥冥中的力量可以帮助我。
以往我游览过不少名山古寺，但从未虔诚地拜过，更不用说烧香、下跪、叩头，但三天前我却真的去拜了。
10月8日，我专门去了雍和宫。这是在京城所能找到的距离最近、名声最大、香火最旺的庙宇了。
走进这座方圆千米的藏传佛教庙宇园林，立即觉得神清气爽，似乎已经脱离了凡世尘俗，自然升起一种需要，把心中的苦、心中的愿望向佛祖诉说。从第一座供奉弥勒佛的大殿，到最后一座用一棵白果树雕刻成的十八米高的大佛，整座雍和宫数十间殿堂、成百上千尊佛祖、罗汉、神仙，甚至阎王，能拜的全拜了。我请了一盒香，几乎是逢殿即烧香，遇佛就下跪，且三跪三叩，口中念念有词。拜完了，就像做完了一件大事，感觉心里舒坦些。
虽然不是周末，但来此烧香的人并不少。有年轻姑娘，也有壮年小伙，有形单影只，也有成双结对，还有不少来自南方、港台的。滚滚人流前仆后继，在大佛大庙的蒲团前，人们排队依次顶礼膜拜。每个殿前置一巨型香炉，一盏盏小小的酥油灯供人们燃香。
近年来全国各大寺庙香火颇盛。由于社会变迁，人们的升沉福祸变化加剧，意愿诉求也比以往更加丰富多样。人们越来越感到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祈求天助神佑，便成为许多人的共同想法和做法。雍和宫大殿内香烟袅袅，香火鼎盛，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
走出雍和宫，仍可闻到浓浓的香烟气息。回头远远望去，在秋天的傍晚，紫霞环绕于金瓦红墙之间，似有一种天上人间的感觉。（1998年10月）坚持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话：“有利的情况和主动性恢复，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意思是说，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这为许多事实所证明。
而今，我和我所在的公司就处于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互相鼓励，勉为其难地坚持着，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坚持一下，决不能在黎明前倒下！
中国证券市场已经熊了两年多，股指离最高点已经跌去800点，许多股票已跌得面目全非，因而我们这个以证券产品为生存方式的公司，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亏损严重，债务缠身，人心涣散，但我们仍在坚持。
老板说，他办公司10年，从来没有这么困难过。
三年前刚来公司的时候，股指在飞涨，网络概念横行，老板野心勃勃，要在美国上市，做世界头号资讯公司。公司上下人声鼎沸，又是“研究所”，又是“拓展部”，又是“英文部”，又是“电视部”，摊子铺得很大，业务扩展急速，一派“大跃进”势头。100多号人，每月的开销100多万，而赢利点在哪里？没人说得上来，几个过去的传统小项目最多每年挣几十万，除去开销，所剩无几，其余多数部门和项目是干花钱，无进账的。
其实，即使股市不熊，公司也会熊下去的，因为这种架构很不正常。没有赢利模式的公司，是不能长久生存下去的。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光怪公司决策者，也有客观原因。因为公司要在美国上市，美国人答应先给80万美元，再给500万美元，但要按照国际标准设置公司架构，于是，上面那些不着边际的部门应运而生。然而，网络概念破灭了，美国人的钱不给了，留下了一个大摊子，像一个恐龙怪胎。
于是，在以后的两年里，随着股指下滑，公司在缩减。从办公面积、业务内容，到人员结构、费用开支，全面缩减。直到现在，只剩下30余人，许多人还不拿工资，仍难以为继。
随着公司的衰落，本人的地位却在上升。原来公司领导层有一大群人，本人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但这两年他们陆续全走了，只留下我还在坚持。我想，只有经历过危难时刻，才有资格享受胜利的果实。抱有必死的决心，才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不知还能撑多久，只是勉为其难地支撑着，尽人事而已。不是没动过走的念头，也不是无地方可去，只是觉得不仗义，同时也心有不甘。俗话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我非要等到最后。
来深圳三年，深深体会到市场经济的残酷。人与公司的起落沉浮竟这么快，这么大。没有经历过风雨，就见不到彩虹。经历过，坚持下来，最终取得应有的收获，才有资格说，我成功了。
所以，要坚持，再坚持……（2003年9月）一个男人的自省
晚九点，在外面某酒店吃了饭，骑车回到家。
推开门，见儿子在地上摆弄着一堆玩具，玩得正专注；妻合衣坐在床上看会计考试的资料。电视开着，正播放一部警探片，“哇哇”的狂叫声、警车的鸣叫声响作一团……
这是一个温馨的家，一个宁静的港湾。长期以来，每日往返于家庭和办公室之间，早已习惯了这个环境、这种氛围，甚至有时会产生厌烦。然而今天，由于某种特殊的心境，突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触，第一次有了某种愧疚和自责。这是一个有家室、有妻儿的中年男人，感到在社会上混得不如意、混得窝囊的一种自责，有一种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老婆的惭愧。以往我对自己也有过种种反省，但那多是作为一个人，对自我的剖析和督促，不涉及妻儿；而今的这种感觉却首先是为人夫、为人父，没有能力让他们过得好一些的惭愧。“这就是你的家吗？这个窄小、破烂的小屋，瞧瞧这破旧家具，这九寸的小电视！快40的人了，你是怎么混的？你自己倒也罢了，让老婆和孩子也过这种日子，你不觉得自己太无能吗？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觉得，但你是见过世面的，知道许多别人的生活，看看那些不如你老婆和孩子的人，过着像公主王孙般的日子，你不觉得丢脸吗？……”
假如说以往我常常以洁身自好、安分守己、穷且益坚、淡泊明志之类的字眼儿来聊以自慰的话，而今晚此时，我却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我要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为妻儿挣得一份扬眉吐气的地位和家业！
说起产生这种心情的原因，却是件极不相干的事情。
一个多月前，我接到一个日本电话，是一位中国留学生X女士打来的。半年前我访日时曾到她家做过客，现在她请我帮忙。她在南方某市的父亲因经济问题被关进监狱，判刑11年。她说，其实是她父亲因为承包企业，拿了应得的奖金。我找到同事加律师S先生，他要价很高，给钱才干，而且是大价钱。我转告东京的X女士，她表示愿意出钱，只求老父能出狱。
于是，我就成了这桩法律案件的中间人，信息由我传递，双方的契约由我斡旋达成。其实，我处于一个极有利的位置，只有我知道双方的底牌，假如换个人，会利用这个位置捞取一点儿好处，任何一个生意人都会轻易做到这一点。
然而我不能，我不是个生意人。意识到这一点，我甚至有些恼火，谈不上清高之感，只感到自己无能。首先，我不会撒谎，只会如实转达双方的诉求；其次，我张不开口找别人要钱，而宁愿无偿为别人提供劳动；再次，我更怕承担风险，不敢放开胆子干。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凡牵涉到利害关系，便从心理上恐惧，躲得远远的，宁愿做个问心无愧的好人。然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年头好人无用。一千个好人不如一个能办事的“恶人”更能推动社会的变革。历史是不以好人、恶人来论成败、论英雄的。想办事的人不找好人而找能人，宁可对方黑心也要去找。有求于人的人其实很可怜，而被求者所要求的一切都尽力满足，满足的同时还十分崇拜他。仅仅报以廉价的同情，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最终人家会瞧不起你。
前不久，我将委托人寄来的一万元人民币交给S先生，他往南方跑了一趟，短短两三天，花了六千多，费用高得惊人。我很担心钱花出去事办不成落埋怨，觉得自己出于好心卷入一场吃力不讨好的官司，不太明智。
月初，X女士要专程来京为父亲的事奔走，我把消息告诉了S先生。其实，S并不希望对方见到他，双方不摸底，又牵涉到钱的事，他不愿露出真面目。他对我说，有什么事，办到哪一步，找我沟通，让我继续做中间人的角色。此时，假如我心思活一点儿，把双方的价码调整一下，中间就可以捞一笔，还显得我的地位很重要。
然而，等日本留学生一到京，我却迫不及待地做工作，要求双方见面，以便从其中的经济干系中脱出身来。我说服了S先生，安排了今晚的这顿饭，让双方当事人走到了一起。
其实，一旦双方见了面，彼此放了心，他们都为省去了我这个中间环节而感到满意，我立刻变成多余的了。
今晚的晚宴，就是一个他们彼此熟悉、我逐渐被冷落的过程。当晚宴结束时，我骑自行车回家，S先生打的送X女士回饭店，还说要找个司机陪她在北京转转。当他们两人双双走向马路对面时，我的心里酸酸的，就像从一场热闹的大戏中突然被换下场的演员。在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慢慢地品味着这种感觉。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促成的，按照我的性格逻辑，我只能这么做，我总是有意无意在向双方证实，我是个可以信赖的好人。当我听到X女士说她父亲的悲惨遭遇时，我更觉得我放弃向她索要报酬的念头是对的；当看到S先生大手大脚花人家的钱财，并狮子大开口要钱时，我内心亦有一种不屑；当X女士背地里跟我说S先生心太黑，可她无可奈何，只能依他时，我亦有一种大丈夫的豪气，觉得为人帮忙就应该分文不取，以友情第一，人情第一，让她感到世上还有好人。
然而，X女士尽管骂S心黑，饭桌上却极尽欢颜，向他说好话，跟他套近乎。前一晚，我曾看她为父亲的事伤心落泪；今晚，我看她在S面前讲述日本的种种情形，讲得那么认真动情，笑得那么甜。我知道，她需要他的帮助；而我，尽管她对我说了些感激的话，但我在她心目中的分量其实已经很轻……
于是，我只可能做一个直来直去的“好人”，我体会不到被人吹捧、被人求助时的人格膨胀，只能体会被冷落的悲哀。
S先生则利用这次晚宴，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量”。他找了一家有关系的酒店，酒店经理毕恭毕敬地上前同他打招呼；他拿过菜谱点菜，服务员小姐说：“没有荷兰豆”，他一脸不高兴，说：“把你们经理叫来！”显示出大老板的派头；餐桌上飞来一只苍蝇，更令他怒不可遏，一直骂这间酒店服务质量太差！席间他的BP机响了，出去打了20分钟电话，回来说是法院打来的。最后结账时，他直接找经理，说给打了八折，X女士付账时还是花了七百多元……所有这一切，都加重了他在X女士心目中的分量。
餐桌上，X女士介绍日本社会情形说，在日本，女人操持家务，男人在外打拼，所以男人整日不着家，家务事一点儿不管。假如男人下了班就回家，家里的女人都瞧不起他，因为这证明自己的男人没有社交活动，社会关系少。成功的男人总是疲于应酬，忙得不可开交，深夜不归。有些无能的男人即使下了班没事，也不会急于回家，而是下酒馆，喝个酩酊大醉，把白天的劳苦和委屈借着酒劲发泄出去，同时也躲开了老婆的白眼。
X女士说这些话时，我感到自己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种社交少、能量小、关系贫乏的男人。所以，在单位里下了班，下盘棋，打打扑克，就回家守着老婆，还担负着督促儿子学钢琴的任务。我没那么多的应酬，没那么广的交际，没那么多八小时以外的社会事务。日本男人还可以躲进小酒馆，像我这样的中国男人，连小酒馆也没有，即使有也不敢进。于是，这种城市小职员式的生活，与小农经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细查查，这种城市小职员，多半也都是苦熬出头的农民的儿子。
记不得哪位高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出身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极是。
接着说我跟S先生之间的事：在单位里，本来S的位置是我的。当年，我在这个新闻单位里是负责政法报道的，也接触了一些部门的实权人物，给他们写过稿子。按说借此机会拉拉关系、联络感情，进而让他们帮忙办些事情，应该没什么障碍。然而我不能，也不会。我与这些部门的头头只是工作关系，“君子之交”，我从没想过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为他人谋取也许并非不正当的利益。因为这个社会存在许多冤案，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循正常的途径往往无法解决，只能靠熟人、走关系，甚至搭上金钱和贿赂，才能解决本应解决的冤案。尽管手段并不光彩，但目的也许没有错。客观上办成了事，即使开价要钱，也比只是同情、啥忙也帮不上要强很多。话是这么说，可我几年下来成绩平平，根基浅薄。
由于我所在新闻单位的重要性，当成立全国法制新闻记者协会时，我顶领了一个“理事”头衔。这个头衔在一些人看来，是再好不过的招牌，而我却从没把它当回事，多年来没参加过一次“理事会议”。后来，S先生接替我跑政法。他有他的优势，除了法学硕士的学历，还有一张经考试获取的律师证书。他把以前发表过的重要文章、采访法律界名人的专访复印成册，带在身边，随时拿出来向他的当事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能量；而我却把采访法院院长的文章锁进抽屉。
一次，S先生找到我，说法制新闻记协正搞理事改选，能否将那个“理事”让位给他？我二话没说，帮他填了个表。于是，他取代我成了新的“理事”，逐渐发挥出他在那个位子上的优势，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和“势力范围”。就像在日本留学生案子中的过程一样，我一步步退出，他则一步步取代了我。当做这一切的时候，有时是我主动相让，有时是我浑然不觉。由此进一步引申，我看到了对自身权利和利益的漠然和无知。
由此我又想起了一件事：两年前，由首都某报社组织了一帮在京各大媒体的记者到深圳“走穴”。其间记者们参观了企业，参加了一系列被事先安排好的活动。作为参加者，我觉得组织者为我们提供了差旅费全包的待遇，很知足；但令我吃惊的是，同去的几位同行不仅不领情，还总是抱怨，嫌招待得不够好，还说组织者带我们跑了这么多企业，不知拿了人家多少好处，因为能把首都新闻单位拉去参加活动，一般都是要付钱的，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位某权威报纸的高级记者，给人家做了打鬼的“钟馗”，其实是被人家当成了工具。于是，有人提出财务公开，组织者立即慌了神，招待规格明显提高，最后每人还发了点“劳务费”。我为收下那点儿钱心里不安了好几天。
正因为这样的差距，在记者这个岗位，我最多是个写匠，成不了活动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避与他人的利益碰撞和利益纠葛，而其实，正是在这种碰撞和纠葛的过程中，才显示了一个人的能力和“能量”。
再说一件事：去年秋天，我的堂姐上班路上因车祸去世，家人让我回去帮助办理与肇事者一方的交涉及其他善后事宜。我回去以后，只做了些琐碎的杂事，关键性的忙却帮不上。人家让我来，是希望帮助解决索要赔款、亲属就业之类的大事，而我却只做了些打下手的小事，自降了身份。其实我只是个书生，没有那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当然最主要的是没有关系。我的伯父、伯母因身边无人，想要求堂姐的厂方将我在外地的堂哥调入，或将现有住房换得离市区近一些。遗憾的是，我除了帮助写了份申请书以外，只能以上诉者的身份与对方主管副厂长交谈，结果，这两个要求全部搁浅。虽然我在京城做了十年记者，但还是没有能量办成这样的事情，我只能愧对堂姐和伯父。
细想想，以我的出身、以往所受的教育，便不难发现：年轻时我是一个幻想家，到后来成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写匠，我不是实干家，我从来没有学会在江湖上摸爬滚打，我身上充满了小农气和书生气。假如我能够混得好一些，也是靠我的一技之长，做一份安分守己的工作。我只会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生活，不能在改变常规、发生变故的情况下应付自如。假如社会因灾难或动乱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碰撞，那我一定傻眼。在心理上，我总是与别人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在人堆里与别人摸爬滚打。
有一天看电视，电视剧里一个老人对一个年轻人说：“做人要高尚、正直；但有时也需要卑鄙、下贱——这是我的哲学。”这句话很值得深思，问题是，能做到高尚、正直不容易，能做到卑鄙、下贱同样不容易，也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才能。有人卑下得很有水平，而有的人只能做个正直的好人，无论如何也卑下不起来。（1992年8月）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
青年时代的我，崇尚艺术，痴迷于绘画，鄙薄金钱和享受，方志敏烈士在狱中的自白书《清贫》曾令我热泪盈眶。上大学以后，我开始向往文学，大量的文学阅读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也更强化了“金钱是万恶之源”的观念。我曾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感染人、鼓舞人，幻想着写出一部传世之作，为此我不惜甘于寂寞，甘守清贫。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鄙薄物欲、轻视金钱、追求精神生活看作一种境界，一种操守，并常常为自己不为金钱物质所动而感到欣慰。
然而如今，在一次次现实的冲击面前，我越来越觉得难以守住。我发觉我已经耐不住寂寞，伏案写作了。
有时感到不值得，每天忙忙碌碌，写了些不痛不痒的狗屁文章，实际上并无多少价值可言；再看那些大型文学刊物登载的作品（以往是多么盼望能在那上面发表一篇作品啊），无非是些琐屑的人物，一堆琐屑的事情，表面写玄乎乎，内里没啥东西。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某些人苦心经营多年的作品，发表了也像扔在井里，半天听不见响儿。唯独金钱，唯独赚钱的消息，就像瘟疫的传播那么快，那么触动人心。如果说轰动效应，金钱就最具威力。
大学时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描述金钱的魔力能使人失去理智，无视亲情，变成禽兽。当时颇不以为然，因为当时的中国，金钱还像被封在小瓶子里的魔鬼，无从打捞上来并打开盖子。如今，我才深深感到金钱的伟力无边。金钱不止给人带来物质享受，还能给人带来尊严，带来权力，带来他想要的许多东西。
有时心情不好，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骨子里是个传统型的人，对于金钱以及一切个人利益缺乏维护的能力。有时我觉得我的个人利益就像清朝末年的中国，任八国联军侵略、宰割，但更多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每个人因性格、志向、经历的不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产生不同的命运，见异思迁、妄自菲薄都是不足取的。只有始终如一、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个人的特长，同时利用所处的环境优势，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
我曾动过各种念头，都渐渐作罢，原因即在此。看着人家个体户赚了大钱，自己也想赚，但真正去干未必就行。意识到这是一个产生百万富翁的时代，也想捷足先登；朋友到俄罗斯经商，也想参与一下，但最终都只是停留在念头上：那是别人的命运，不是我的。有人从小会唱，一直唱下去，成为歌唱家；有人从小练书法，长大成了书法家。他们在所从事的行业最不值钱的时候，在坐冷板凳的时候，一直不改初衷，才最终获得成功。如果半路去干别的，花很大力气也未必比人家干得好。
联想到自己的社会角色，从几十年的生命轨迹中寻找，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是：在大变动时代，寻求情感冲突与普通人的生命轨迹，并将其记录下来，向世人展示一个个性的自我，独特的处境和心路历程。这似乎才是我该努力去做的事情。我的特长是记录和描写，干别的都只能是另起炉灶，步人家后尘。
老老实实，心无旁骛，干自己的事，几年下来，也许会有所成。（1992年12月）民族性格和自我反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之中。我们的民族性格中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地方，一些传统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正在经受着考验，诸如淡泊、宁静、忍让、谦恭、用心专一、鄙薄工商、超脱避世等传统观念，或面临瓦解，或受到挑战，或悄悄地改变着其内涵。
作为某一方面民族性格的代表，我深深地感到对现代生活的不适应，这种由衷的痛苦驱使我不断地反省自己，挖掘内含的悲剧性格。如果说已经有人从整体上、从不同侧面反省着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我则是在个体上、较微观的层次上认识民族性格的一分子。
学习艺术、攻读文学的经历使我偏爱大自然，偏爱真善美，偏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于蝇营狗苟的追名逐利、对于官场生态、利益角逐、人际关系平衡等“入世”的东西无兴趣、不擅长，因而在人群中也就常常处于被忽视、被排斥的状态。
比比那些相对比较得意的人，他们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消息灵通。无论是上层人物的秘闻还是周围领导、同事的变化升迁，他们很快得知信息并随机采取或亲或疏或顺或逆的态度。俗话说见风使舵，他能很快知道刮什么风，也能通过各种迹象较准确地判断潮流所向。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是俊杰，而我不是。
二、善拉关系。知道周围什么人对自己有用，把握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最大愿望，并投其所好。或语重心长地提醒，或拐弯抹角地告诫，或不失时机地提供信息，或以利益的交换成为“知己”。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同领导可以长篇大论，与一般朋友也可以嬉笑怒骂，放荡随和。至少在表面上，他们都活得比较滋润。
此外，与某些年轻人相比，我也感到了代沟的差别。我考虑问题往往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常被年轻人讥笑为：“你太天真啦！”他们考虑问题总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加上消息快、信息多，因而得出的结论现实而深刻。我往往看表面现象，不会把人心想得那么坏。此外，对自身的要求也羞于启齿，不会去争去拼，一两句安慰的话就会令我死心塌地去效劳。
从年轻人的谈话中，可以感到他们对现实生活有诸多的不满、诸多的愤世，但同时，他们又有更多的适应性，并不因愤世嫉俗而拒绝享受。相比之下，我却显得麻木、感觉迟钝，随波逐流。一遇变化，一旦被利益关系纠缠，又显得惊慌失措，或自认为高尚地“超脱”。
年轻人对当今的社会现状有诸多的不满，希望早一点改变或逃离，而我或我以上的中年人，渐渐适应了周围的一切，想在现存秩序中寻求发展，而不是重新开始。我们已经取得了某种既得利益，并不希望眼前的一切都被打碎，尽管我们曾经也有过那种冲动。（1990年12月）人生过半的反思
半夜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不觉，引发了对自我进行剖析的思索，于是披衣伏案，记下所思所想。
以往我曾说过，自己本质上是个农民，身体里流着农民的血液。尽管在城市生活多年，上学、工作乃至来到香港等花花世界，但并没有给我的内心本质带来多少改变。我永远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精于算计，善搞关系。对于物质、荣誉、利益的追逐，总是比较被动。习惯于接受，不善于掠取。
今天饭桌上有人说我“老实”，他的语气似在褒奖，但我听了极不舒服。不止一个人曾这样评价我，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轻视。但现在仔细想想，我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出生于一个祖辈种田的家庭，这注定了我先天就有着农民的质朴、善良，也同时继承了农民的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缺少接受挑战的抗争意识。我只知凭自己的本事，苦干劳动，争到自己应得的一份。但我又不是那种没有文化、土生土长的农民。我的父系、母系祖上都有读书人，因而我也多少承袭了一些古代读书人的传统：清高、散淡、内秀、小聪明、讲信义。
不知是由于幼时多病，还是因为少年时有一段孤独的生活，我的天性中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在日落西天、秋风乍起、白雪飘飞的时候，就无缘无故地想流泪。对于欢乐也许麻木，一遇伤感往往细细品味。如果说艺术本质上是悲伤的，那也可以说，我的天性中带有一种艺术素质。
以上说的是先天禀赋，那么我的后天教育呢？“文革”前我所受的是雷锋式教育，“文革”中所受的是宗教式教育。这两种教育本质上没多少区别：一是要人无私忘我，不断批判自我头脑中的那个“私”，让人有一种“原罪”意识，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二是要人忍受痛苦，忍受苦刑和折磨，苦心志、劳筋骨。提倡清贫朴素，反对奢华浪费。灯红酒绿是资产阶级，贪图安逸没有出息。
中专时痴迷绘画，大学时苦修文学，进入中央新闻单位追求文章的完美。这几段专业学习和就业经历，不断在强化着一种对技能、对艺术创作、对精神境界的孜孜以求。把文章乃至文学艺术看作是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是心目中的女神。尽管未创出多大成就，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自得其乐。这个时候完全超脱于物欲之外，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
在追求艺术和文学时，还有一种靠本事吃饭，万事不求人，有了本领到哪儿都吃得开的潜意识。记得当年最渴望拥有的是才华，是艺术天分，是描绘画面的色彩感觉，是驾驭文章的天赋能力，渴望靠这些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尊重。
四年大学教育，整天读唐诗宋词，得到了另一项收获，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文人意识：清高、淡泊、高蹈、鄙视物欲，不事权贵，瞧不起商人。
以上基本概括了我的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当然，年轻时的我还有一种不安于现状、渴望变革和出人头地，想有更大的作为的思想，但这不构成主流。
记得不知哪本书上说：从一个男孩子追求女孩子的本领，就可以看出他将来在社会上获得利益和成功的本领。因为追求女孩子需要手段，需要放下自尊。而在这一点上，我极差。过往我在女人面前基本上是失败的。不仅对女人，在其他物质的而非精神的东西方面，总体而言我表现得比较被动。往往是“守株待兔”而非主动出击。如果人家送上门，我会半推半就地接受，如果让我去追、去求、去争，则往往消极退缩。
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着中国十多年来的巨大变革，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让我常常感到困惑，甚至不知所措。
我这个人是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面对变革的洪流，我便有了无所着落的惶惑。当听到某人发了大财，心理不平衡；当听到某人在商海里翻了船，又暗自庆幸。我知道自己不是经商的料，但又时不时想做个发财梦。过去的追求已不再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但我又适应不了新的环境。有人在“坚守”，仍在追求自己的“崇高”；而我自认为我不是在“守”，是扔不掉。毕竟，我已届不惑，人生过了一半，大体定型。我清楚，如果要在商海中挣钱，就必须重新换个人，而我也深知自己已无法脱胎换骨。但同时，种种诱惑又继续让我不安、不平、不适应。担心依照目前的惯性生活下去，早晚会斯文扫地，羞愧难当，甚至难于养家糊口。（1994年10月）管窥深圳
这是一个普通的冬日。外面冷风清冽，天空呈淡青色，阳光投射到对面高层建筑的玻璃上，把一小片耀眼的光斑反射到我的身上。一棵巨大的杨树沉思般立到窗前，它错落的枝条织成一张密密的网，仿佛把我罩在其中。
我坐在窗前的写字桌边，与窗外的大杨树一样沉思着。过去的一周内，我去深圳参加了一个活动，一路上所见所闻，感慨良多。一
那是一个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地方，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来形容那里的世界并不为过。在高楼大厦间行走，仿佛置身于钢筋水泥的森林。高楼的玻璃外壳反射着银灰色的光芒；市区内大小店铺密如蜂房蚁巢；行人车辆像蚂蚁般穿行忙碌。在国贸中心的大厦里，电梯上下游走，人们争相登上这市区最高处的旋转餐厅，吃早茶、谈生意、饱眼福。大厦的每一层都充斥着各种高中低档商品，从儿童玩的电子枪到老人用的助听器，从男士的打火机到女人的香水、首饰、化妆盒，应有尽有。来到大街上，除了卖衣物、皮包、电子产品的店铺外，还有各种小吃部、大餐馆、酒楼餐厅。门口站着招揽生意的漂亮小姐，旁边还有笼里罩的、绳上拴的、池里养的、盆里放的、缸里展的各种活物，想吃什么，现宰现做。日常的鸡鸭鱼虾不用说了，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动物，这里都有。一次，我见到了关在笼里的猴子和狐狸。看多了，以为世人所谓“珍禽异兽”并不珍异。商店里、货摊前永远挤满了人，餐厅内也总是杯觥交错。成千上万的人在享乐、在消费。高级宾馆、高档餐厅、高消费娱乐场所永远不会被冷落，越是高档越是门庭盈客，那是财富、地位、荣耀的象征。假如“挥金如土”不算夸张的话，也许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才真正是名副其实。耀眼的灯光从这一天的夜晚一直亮到下一个夜晚，滚滚的商品大潮就像宾馆门前昼夜不息的喷泉一样，无休无止，充分涌流。消耗是惊人的，浪费是惊人的，上百元一份的名贵菜肴动了几筷子便被倒进垃圾箱。
当然，这个世界肯定也还存在着饥饿、贫穷、绝望和犯罪的另一面，但仅就我所见到表面的一切，可以称得上繁荣，当然，这繁荣只是相对于内地而非西方发达国家。你会以为马克思所憧憬的“物质极大丰富、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已经实现。
然而，我又常常陷入困惑，思考这里得以繁荣的原因。依我孤陋的认识，我以为：这里的繁荣是建立在全国不够繁荣的基础上的，是靠全国的大市场养育的。
深圳的工业多数是加工业，是“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家靠自己的品牌、核心技术以及垄断的市场来剥削深圳，赚取高额利润。可以说，深圳合资企业的工人都是外国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工作岗位上拼命劳作，尽管所得报酬远远高于内地工人，但较之外国工人却相去甚远。
深圳景丰电子公司与港商合资生产线路板，开始几年连年亏损。原因在于港商把握着来料和销售两头，像卡住了企业的脖子。港商高进低出，千方百计让企业的利润为零，其实大部分钱是港商从另外的渠道赚走了。这两年，企业找到新的合作伙伴，情况好多了，但仍苦于“两头在外”，鞭长莫及，只能容忍人家剥削。
深圳宝电公司生产的收录机、电风扇等电器，质量都很不错，国内大量技术人员来这里，素质不亚于海外同行。但这类电子产品要自己打进国际市场，困难重重，仍需与港商、台商合作。收录机与台湾“拉索尼克”公司合作，因为人家在国外已经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只有靠他们才能扩大出口，这被称为“借船出海”，但“船票”的价钱是不低的。此外，“拉索”公司也想借宝电的“小船”驶进大陆市场的港湾，相互借船，这样就好一些。
宝电生产的电风扇质量不比国际品牌差，然而他打出“诚威”的牌子销售就卖不出去，而打出“飞利浦”、“高士达”商标，由人家来把关、人家来销售，就十分畅销。名牌是人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创业积累的结晶，尽管只是个牌子，却凝聚着大量财富。无论是电子产品还是服装、药品、食品，莫不如此。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市场已经被众多著名公司瓜分完毕。再想挤进这个市场打开自己产品的销路，就很难了。于是，只好容忍人家剥削。
一方面深圳企业被海外企业剥削，另一方面深圳人又在大赚内地人的钱。深圳市场上大多数商品都挂着外国或港台商标，尽管有真有假，但进口货充斥却是实情。在港深公路上，进口集装箱车队昼夜不停，深圳海关总是忙得团团转。这川流不息的车队和海上货轮，是深圳商品大潮充分涌流的巨大源头。有了源头还需要有疏通渠道，这滚滚商品仅靠深圳人消费，只能消费它的九牛一毛，它必须顺流而下，进广东、闯湖南、下上海、进北京、入关东。除此之外，全国各地来的旅游者、公干私务者，采购经营者、公款消费者，他们怀揣大把钞票，像“鬼子进村”、“强盗打劫”一般，把钞票花光，提回大包小包的商品。或给人代买，或自己享用。这些商品价格不菲，但式样新、外观美、牌子硬，较内地商品更具吸引力。沙头角中英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每天数以万计的人通过关系办得入境手续，来此大批采购。这里的黄金项链用小轮子缠，要多长给多长。因为时间有限，所有交易都是速战速决，不讲价格，买东西像抢一样，拿过来就往包里放，一会儿工夫，百元、千元就不见了。在内地购物，上百元的商品不知要怎样掂量，而在这儿，毛病全改了，仿佛东西都不要钱，仿佛个个像大富翁。看吧，出关时，哪个不是大包小包满载而归？据当地人说，在这儿赚钱，容易得像接自来水，一年赚十万简直丢人，百万元还勉强说得过去。
由于深圳的地理位置，更由于深圳独有的好政策，它成了海外商品打入中国内地的中转站。转手一倒，财源滚滚。是内地的巨大市场给深圳提供了繁荣的养料。外国人赚深圳人的钱，深圳人赚全国人的钱，因此，全国只有一个深圳。二
与深圳物质财富涌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夜总会、歌舞厅、录像室也许是不多的几种文化消遣方式。在这里，仿佛一切都染上了金钱的色彩，人们生活的目的就是赚钱，赚了钱享乐，钱花光了再赚。追求豪华、追求高档、追求派头，是很多人公开的宣言。人们在金钱的旋涡中挣扎、翻滚，滚累了，就喝酒、泡吧、桑拿，然后再去挣扎、翻滚……
有人说，深圳是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有人说，深圳是文化的沙漠。那么，这“文化”指的是什么？难道内地人的文化生活就丰富？谁不是在为生存而忙碌？
我想，这里所指的文化，也许是一种金钱、物质以外的追求：精神的修养、心灵的升华、感情的陶冶、道德的完善，而这些往往是与物质追求相悖的。它要求人读书、思考；要求人淡泊、超脱；要求人孤独、面壁……而深圳是一个忙碌的世界，它要求人睁大眼睛、捕捉机会，随时准备扑向任何一个赚钱的目标。它离功利的世界太近，离作为动物的人的种种欲望：口腹之欲、男女之欲、贪欲、表现欲……太近。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游泳，就要浮在水面上，而不能沉在水底。因此，我以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环境很难产生伟大的精神文化，无论是诗、文学还是艺术，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应当是浑雄、厚重、辽阔的，犹如大自然，小桥流水、大漠孤烟、山川河海，而非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更非拥挤的人群、嘈杂的市场、讨价还价、争风吃醋。
此时，我忽然悟出了宗教的含义，宗教的教义正好是与商品经济相悖的：一个要出世，一个要入世；一个教人超脱忘我，一个教人斤斤计较；一个教人崇尚自然，一个教人崇尚金钱。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对于受难者、穷困者、弱小者，宗教就是最好的慰藉。
记得自己年轻时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在挫折痛苦中度过，渐渐产生了对宗教的皈依感：学会了忍让、宽容；学会了用心专一，心无旁骛，“任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变得冷静、超然，把许多事情看得很淡；瞧不起追名逐利争风吃醋，于是逃避竞争，寻求心灵宁静和自我解脱；赞美急流勇退，崇尚视富贵如粪土，敬佩“面对孤灯伴寂寥”的修行功夫；有意寻求痛苦的折磨，以为借此会变得崇高……所有这些与宗教相关联的情感和思想渐渐沉淀，形成当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以为在精神上达到了某种境界。以后，这“境界”愈是在利益角逐的情场、官场、生意场中，愈反衬出孤独、高傲和凄凉。
近些年来，由于不屑追逐，由于被冷落、被轻视、被欺骗，往往又产生了耿耿于怀的困惑，对以往所谓精神境界的正确性和永恒性表示怀疑，不知在“利”与“义”这两者之间，应该向哪一方倾斜。三
这次去深圳的第三个感受是，新闻界一些不好的现象时有发生。从事新闻工作八年，类似的走穴活动大约参加了三次，这第三次使我对新闻“走穴”的印象坏透了。打个比方，好比一群强盗，打着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到处吃喝，还要让企业掏钱、送东西。装模作样请人家介绍情况，记上几笔，其实心里早就清楚那些东西根本发表不了，如果能发也是关系稿。更可恶的是那些从中牵线搭桥的新闻掮客，以帮助联系“新闻发布会”或“首都记者团”的名义向企业要钱。一伙人白吃白喝白参观之后，一拍屁股走人了，到头来企业啥也见不到，当了冤大头。
此外，有个“时装模特大赛”，企业主办费赞助费花了200余万，可组委会的几个人原来是一群光拿钱不干事的混混，组织工作做得乱七八糟，谁都对这次活动不负责，却都想趁机捞一把。有个姓陈的，原是歌舞团吹黑管的，前几年跑到香港，仗着国内的老关系，两头吃，大赚其钱；有个姓胡的，自称部队领导，搞军事情报，兼做反间谍工作，父亲是某部副部长，说话口气大得能一口吞下大象。“我有多重身份，如果把特殊身份拿出来，到哪儿都得放行”，吹得天花乱坠。还有个利女士，金鱼眼睛又描又画，像个妖精，然而活动能力超强，今天领你去国贸大厦顶层吃早茶、观市景，明天联系去卡拉OK跳舞唱歌，半夜喝了酒回家，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又来了，不知哪来那么多精力。我们这些“记者团”的人，就像一群木偶被人家牵着走，又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被人家领着进行现代都市消费启蒙。
仅仅几天，见识了各色人等，发觉深圳这个地方真乃全国“各路英豪”汇聚纠缠之地。骗子多得很，可有关系、有本事、手眼通天的也大有人在，要想混得好，须八面玲珑、四处出击、巧舌如簧、左右逢源。这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没有谦恭礼让，只有利益关系。混得好就混，混不好就滚蛋，“深圳不相信眼泪”。
这是一座大熔炉，各色人等经过这熔炉的冶炼，才算在商品经济的初级班毕业出师。
在深圳，遵循商品经济的游戏规则，那些受传统教育较多的年长者往往不适应，常常抱怨人心不古，而年轻人就较能理解，较能适应。深圳商店里商品标价是没准的，按标价拦腰砍一刀，商家仍大有赚头。在深圳买东西要会砍价，不会砍价就会吃大亏，恰恰是那些年纪稍大些的老实人不会砍价，让人家轻易地就给涮了。而小年轻就可以拉下脸，分毫不让连蒙带唬，哪种人更适合在商品经济中生存呢？
所以，深圳那地方有人爱，有人恨，有人一头扎进其怀抱，有人避之唯恐不及。在那里生存没有安全感，但处处存在机会。所以有人说，那是年轻人的世界，是冒险家的乐园。对于老年人、传统型的人，懒散的人，说得夸张些：犹如进了刑场。
有时我想，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商品经济，也无形中带来了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和道德准则。这些以利益为原则，以金钱为尺度的行为规范，对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一个强大的冲击。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普遍推开，新兴资产阶级以其精明强悍登上经济和政治舞台，而那些没落贵族尽管抱着尊严、风度、自认高尚的道德，无可奈何花落去，这种旧道德的丧失令很多贵族青年文人困惑不解，于是用文学形式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批判，形成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中国是否也在经历着由传统道德观向现代道德观的转变呢？
这又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命题：在“义”与“利”之间，是“重利轻义”，还是“舍利取义”？
理智告诉人们：“利”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它像一柄冷光森森的长剑，带着邪恶、丑陋与血污，但披荆斩棘所向披靡；而“义”尽管崇高伟大，寄托善良美好的愿望，产生文化、艺术与宗教，但它却像一层温情脉脉的纱，一片虚无缥缈的雾，遮挡了历史前进的轨迹。（1990年12月）关于善恶报应
古今中外，恶人当道、好人遭殃的事，多得充斥于整部历史，挤得那些善恶报应、因果相依的故事只占很小一个角落。对当道的恶人，尽管人们心存鄙夷，但仍有不少人要表面上赔笑脸，献殷勤，甚至表忠心。
大多数人只承认现实、承认结果、承认权力、承认金钱。那些道德、善良、同情、无私之类的字眼儿，只对某些人的心灵和多数人的嘴巴有用。在现实利益的角逐中，在生存的竞争中，只能靠实力说话，而且强权总是会占上风。有时觉得，那些针对弱者的所谓赞美之词，其实是一种虚伪，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这与其说是规律，不如说是例外，是那些软弱无力的人们的美好愿望或自我安慰，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同一心理基础。假如现实不去“报应”，善良的人们便会进一步麻痹自己：“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假如仍然无效，便只好寄托于宗教，寄托于来世，祈祷好人都升天堂，恶人都入地狱……（1993年4月）关于命运
命运这东西真令人琢磨不透。她像一个美丽的姑娘，有时对你表面亲热，有时又拒人千里之外；你想追求她时，她突然跑掉了；你心灰意懒时，她又纵容你、诱惑你，让你心旌摇荡；有时，她突然跳到你眼前，投入你的怀抱；有时，她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又让你备尝失恋的苦果。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最难把握的东西，那就是机遇和命运。你不知道怎样行动才对，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了结果，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认为得到了什么，其实失去的更多；明明失去了，但无形中又得到了别的什么。总之，说不清，道不明。很多人既不愿意盲目瞎撞，又不知如何行动，往往在蹉跎之中，一辈子就耽误过去了。
我的一个堂姐因车祸去世了，留下一个男孩。丈夫与她感情甚笃，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一家三口很愉快。妻子故去给丈夫带来的伤痛自不待言。然而时隔不久，有人上门提亲。那女人也是一个丧偶者，同病相怜，一拍即合。她丈夫在国外开车，因车祸身亡，单位给她的抚恤、赔偿金十多万元。这个女人的文化层次、工作性质都强于堂姐，而且还有宽裕的住房。对于我这个姐夫来说，丧妻固然痛苦，但得到的却加倍丰厚；命薄的先去了，留下的往往因祸得福。
以往数十年中，中国人活得很拘谨。国家的大环境把每个人管得死死的，个人选择的余地很小。如今不同了，世界变化很快，各种各样的机遇跳到人们面前，供人们去选择、去把握。许多新观念、新思想对原有的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于机遇，年轻人比较容易接受，他们可以轻易地改变过去追求的目标，去追求新的目标，他们未来的天地很广阔。对于中年人、老年人，再改变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于以往所受的教育，本人过多地接受了比较保守的人生哲学，信奉知足常乐、顺应自然、鄙薄物欲、淡然处之，同时讲究执着追求、用心专一、有所不为。以为人的一生只能干一件事情，于是死守着过去曾经追求的东西，把种种新的机遇，统统视为诱惑，或不屑一顾，或背过脸去，装作看不见。我追求得并不狠，不像某些人那样玩命；我比较散淡。另一方面，我又很执着，不愿轻易放弃，总是一点一点地接近目标。
如今，外面的诱惑越来越大，新的机遇越来越多，常常搅得我心神不宁。于是，我找出种种理由来自我安慰，说服自己入定，就像佛教徒一样眼观鼻，鼻观心。然而，常常是一遇新的刺激又把持不定。于是我这样想：其实人生有许多种哲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积极，一类消极，关键看本人的处境和心境。如果觉得自己有力量，有能力，不安于目前的境况，可以选择积极进取的人生哲学；如果自己觉得软弱，受过不少挫折，便自然用“知足常乐”、顺天应时、执着专一来安慰自己。执着是对的，固执就不好；灵活好，变化无常就不好。怎样掌握分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从来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真理。也许我上次改变是错的，这次改变就不一定错，关键看结果。
在这个多变的时代，常常令我的思想发生各种变化，渐渐觉得过去执着追求的一些东西，是不是那么回事，值不值得。自以为精神高尚，也许并不如此。
前不久，一个大学同学向我诉说了他的苦恼：他看到不少人发了大财，腰缠万贯，觉得自己十多年孜孜追求伏案写作得到了什么？不值。人生这辈子不就是让自己活得舒服些吗？想想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为了职称，为了房子，争呀，奔呀，到头来，不知赔了多少笑脸，多少精力，领导高兴，才赏你那么一点儿；再看那些私营业主、小老板，想咋干就咋干，谁也管不着，手头有几十万存款，就不再受那窝囊气了。
他的话确有道理。现在正是好时候，改革的潮流使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年前我到大连采访，一个养鸡个体户的经历令很我感慨。钱有了，贡献大了，各种名誉也跟着来了，记者、官员轮番上门。过去他的领导，一个区团委书记，也辞掉公职跑到他手下，给他做部门经理去了。过去的一条小虫，如今成龙。（1993年6月）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
依本人目前的收入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公职人员而言，也就这些，跟发财比相去甚远。今日听说单位里一人拉来赞助款25万元，仅提成一项就抵本人几年的收入。所以要想赚钱，就得像这位哥们，利用工作机会，结识名流，特别是企业家，只要马屁拍得好，喇叭吹得响，到时自然会分得一杯羹，或赏得一块肉骨头。
时下社会上纷纷扬扬的下海经商热，烧得人们晕晕乎乎。朋友相聚，三句话便扯到赚钱上。东一笔买卖，西一桩生意，钢材、汽车、化肥、水泥，从大宗生产资料到小型家用商品，在曾经的一群笔杆子、书呆子口中滚来滚去，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其实多数是空头支票，最终的结果就像肥皂泡——吹大到一定程度，自然破灭，踪迹全无。
然而，人们仍乐此不疲，似乎十桩里面总有一桩能成，成一桩就是一笔大买卖，顶好些年工资。细想想，在神聊中沟通了信息，开阔了视野，还激发了想象，促进了消化，总不是件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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