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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8 18: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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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泰琪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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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民国秘闻亲历记

外国记者民国秘闻亲历记试读:

《外国记者民国秘闻亲历记》作者自序

改完这部书稿,已是构思这部书稿一年之后,又一个阳光灿烂的6月,自然有很多想法想与读者诸君分享,也就冒昧自序。

一年前,在泛泛阅读时,偶然发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民国初年,通常指1911年10月到1949年10月这38年,在许多精彩纷呈的民国秘闻背后,特别是那些事关国家民族的重大事件,像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日本二十一条、“九一八”事件、西安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都有外国记者的影子,换句话,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都出自驻华外国记者的回忆著作中,不禁掩卷纳闷,这是为何?这些外国记者凭什么参与民国大案要案?为什么神通广大?都是些什么人啊?出于猎奇,便有了顺着这条线探幽寻奇的想法,于是有了写作这部书的念头。

接下来是有的放矢的阅读,读了一批有关外国驻华记者的书和资料,剥茧抽丝,边读边想,一条清晰的线索逐渐凸显,那就是在民国这38年里,上至总统,下至平民,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外国驻华记者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甚而至于成为总统、主席、海关总署、地方大员的顾问,活跃在中国要人身边,直接参与谋划民国大事,或者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世界会议,成为民国秘闻的策划者和亲历者。

比如英国驻华记者莫理循做过四任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的顾问,美国驻华记者端纳做过两广总督岑春煊、孙中山、蒋介石的顾问,英国记者田伯烈做过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的顾问等。他们身居高层,呼风唤雨,或谋划帷幄,决战千里,或奔走四方,煽风点火,是一批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

为此,外国记者与民国秘闻,民国秘闻与外国记者,便有了千丝万缕、不离不弃的联系。当时,因为发现这一线索而喜形于色,这不是一部书稿的最佳角度吗?于是便有了这部书的角度。

当然,上面所说都是写作的事,读者诸君不感兴趣,会问作者:故事精彩吗?人物有趣吗?这正是我接着要说的这部书的内容。有了念头和角度还远远不够,最重要的还得寻找和收集有关外国记者亲历民国秘闻的精彩故事。于是我放开视野,广泛阅读,做资料卡片,辨识真伪,构思取舍,在浩瀚的书籍、杂志、网络的汪洋大海里游弋,采撷精美绝伦的珊瑚,拾掇五彩缤纷的贝壳,便有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和精彩奇险的故事——

英国记者莫理循是个有趣的人物,当义和团在北京为所欲为时,他呼吁外国军队武装干涉中国,而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肆抢劫中国财宝时,他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强盗罪行;当日本人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时,他帮助袁世凯与日周旋,巧施“赠人玫瑰手不留香”之计,将“二十一条”泄露给世界,无声息地揭露了日本的阴谋,留下生动有趣而极其精彩的故事,耐人寻味。

美国记者鲍威尔是位传奇人物,当北伐军攻占南京、上海的外国人要求外国军队武装干涉时,他却在他的报上发表反对干涉的文章,尽管惹来滚滚非议,甚至被开除出上海美国商会而在所不惜;当日本人宣扬东北军制造柳条湖爆炸案时,他来到沈阳明察暗访,在仓库,在照相馆,敏锐地发现并勇敢地揭发日军这些阴谋诡计,其精彩的破案故事至今还传为美谈。

还有一批美国记者,端纳为劝说镇江军政府都督林述庆攻打南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开火车头为革命军探路踩雷,开辟攻打南京的道路;丁乐梅巧妙地采访湖北都督黎元洪,让全世界第一时间知道辛亥革命的主张;阿班与日军舰队司令喝鸡尾酒,获得绝密军事情报,冒死去现场采访日军攻打上海闸北的侵略行动;史沫特莱在西安偶遇意外事件,意外成为事变电台的对外广播主持人;白修德悄悄离开重庆,访问河南灾区,获得第一手灾情资料,瞒天过海,巧妙地将消息从洛阳经成都发往纽约;还有英国记者田伯烈,亲历南京大屠杀,委托他的妻子冒险将珍贵资料秘密带出南京,写出一本发行10万册的畅销书,将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公诸于众;还有与记者并肩的朋友,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人马吉悄悄拍摄下记录日军罪行的16毫米电影胶卷8卷,秘密带出南京,带到上海,复制4套,秘密放映,丹麦人幸德贝格为保护中国难民,在南京自己厂房的顶上,用油漆画上世界上最大的丹麦国旗。

这些,还有许多人和事,发生在民国秘闻和外国记者的交融中,再现当年一个个驻华记者生动鲜活、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个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故事;揭去民国秘闻发黄的封条,把一件件深藏不露的重大案件奉承在读者诸君面前,给您带来历史的震撼、文学的趣味和发人深省的思考。

改完最后一页稿子,上述想法油然而生,于是一吐为快为序。2016年6月11日于重庆化龙桥寓所│第一章│日军抢走291万两银子

——英国记者莫理循揭露八国联军罪行一、您被《泰晤士报》录取了

1862年,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基龙,从小喜欢冒险,中学日记写道“我长大了要做云游天下的记者”。20岁那年,他异想天开,想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探险。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南太平洋西部一个岛国,与澳大利亚隔着托雷斯海峡,是一片神奇的国土。大家都不相信他能去,笑他白日做梦。他对天发誓说:“我一定要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于是他悄悄积攒零用钱,趁着学校放假,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徒步横跨澳洲,坐船越过托雷斯海峡,成功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在那里获得非常丰富而珍贵的探险资料。

回到家,他的壮举令大家惊讶。他说:“这算啥?我要将旅游日记整理出来,发表在《世纪报》上!”大家说他吹牛,嗤之以鼻。他把文章寄出去后迟迟没被采用,心情颓废。老莫理循一贯反对他东游西逛,告诉他,《世纪报》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的报纸,具有全国影响力,怎么会登你的文章?别做梦了,安心读书吧。谁知《世纪报》竟刊登出莫理循的文章,并好评如潮,令大家十分惊讶,赞扬他是冒险家。

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世纪报》竟聘请莫理循为特派记者,出钱请他去澳大利亚堪那卡,调查那儿土著人的非法交易。这是一个冒险活儿,虽说有机会走南闯北,大开眼界,但老莫理循告诉他,孩子,那里的土著可不好惹,不懂他们语言,小心闯祸,会被他们生吞活剥。莫理循妈妈吓得直哭。莫理循说:“再大的风险我也要去。”

莫理循告别家人和朋友,单身一人前往澳大利亚堪那卡,克服重重困难,了解到那里非法交易的内幕,写出调查文章,发表在《世纪报》上。这篇文章引起澳大利亚广泛注意。新闻同行说它是调查性报道的开端。莫理循惊喜不已,下定决心一辈子从事新闻记者职业。

于是,莫理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奔波,从墨尔本到纽约,从伦敦坐船横跨英吉利海峡,替报社从事新闻调查,陆续发表文章,名气越发响亮。他妈妈支持他,说孩子好样儿的。老莫理循却反对,骂他不学无术,没有出息,并不准他乱跑,强迫他去读书,将来做一个外科医生。

1884年,22岁的莫理循遵从父命,来到英国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他努力克制好动性格,忘掉那些美好的四处漂游的日子,静下心来读书、做解剖、学着开药方。三年后,1887年,莫理循顺利毕业,取得医学学士,准备做一个医生。他趁着父亲高兴说:“我愿意遵照您的意愿去做医生,但有个条件,请允许我在工作之前去各地玩玩,以后就没有这么充足的时间了。”他父亲点头答应,问他想去哪儿。他说想走远一些,比如美国、印度、摩洛哥、法国,还有澳大利亚本国的一些地方。他父亲毫不吝啬地给他一大笔钱,但条件是,旅游归来收起野心,循规蹈矩,做个好医生。

于是,莫理循在大学毕业后游玩了许多地方,然后做了一名医生,并打算不再四处漂流。他逐渐喜欢上医生职业,准备进修学习。1894年,莫理循32岁。他来到伦敦攻读MD,一个较高级别的医学研究学位,准备考高级医生。

在伦敦攻读MD期间,他听到一些关于东方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令他无法入睡。这似乎激活了他沉积心底多年的周游世界的夙愿。他突然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做医生的理想,去遥远的地方探寻东方神秘。于是,他瞒着老莫理循,离开伦敦,横跨太平洋,来到日本。他在日本游览东京都银座,观赏富士山樱花,大开眼界。然后他渡海来到中国上海,第一眼看到中国人,中式长衫,瓜皮帽,圆眼镜,男人脑后长辫子,大吃一惊,一看自己西装革履,与中国人格格不入,被他们视为异类,便在酒店住下后,请仆人买来中国服装,还有瓜皮帽、圆眼镜、假辫子,脱下自身衣服,穿上这些行头,像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这么一位洋中国人流连于上海大街小巷,不时被人认出来,引来围观发笑。

莫理循停留数日后,离开上海,坐船溯江而上来到汉口。登上汉口码头,坐黄包车来到酒店住下,莫理循才发现一个大问题,囊中羞涩,除了一点零用钱,无法支付三天一结的酒店费用,急得团团转。他此行背着父亲,所以带着上路的钱并不多,加之一路好玩,多耽搁了时日。他想了想,不能向父亲要钱,便出门去电报局,给在澳大利亚的母亲发电求救说:“亲爱的妈妈,儿子这会儿远在中国,一个神秘而非常刺激的国度,但我没钱了,即将被撵出酒店流落街头,请火速汇钱给我,但别告诉父亲。”他母亲接到越洋电报吓得战战兢兢,立即给他汇去50英镑和“上帝保佑你”的电文。

莫理循有了钱,没了后顾之忧,在汉口继续游玩,然后溯江西行,经过雄险的三峡,来到重庆。重庆是一座山城江城,城在山里,山在城里,还被长江和嘉陵江半包围着,是世界少有的十分独特的城市,令莫理循惊讶不已。他在重庆爬坡下坎,游览市容,坐木船过嘉陵江,参观江北明玉珍皇城,过长江,游南山真武庙。然后他雇了脚夫,从重庆出发往南步行,进入贵州,再穿越贵州到达云南,最后出云南到达缅甸仰光,坐船回国,完成东方之旅,历时大半年。

回到伦敦,莫理循不顾旅途疲劳,开始伏案写作,将他东方之行所见所闻整理出来,写成一本书叫《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写调查性新闻报道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很早就擅长此道,在旅行途中便作了详细记载,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文稿出来后,因为内容丰富,趣味无穷,引起伦敦出版商注意。他把书卖给一位伦敦书商,获得75英镑。该书一经出版,销售一空,好评如潮,震动伦敦,被誉为记实游记加新闻特写的重大突破。莫理循一跃而成为著名作家,获得人生第一次巨大声誉。他决定背叛父亲,弃医从文做记者。

老莫理循发现他偷偷去了东方大发雷霆,扬言要中断给他的进修费、生活费,逼迫他改弦易辙,回头是岸,但为时已晚,莫理循已经32岁,而且功成名就,不再需要父亲的金援和教导。于是,莫理循在取得MD学位,成为正式医生后,毅然决定改行做记者。

这是1895年的事。

莫理循向伦敦多家报社投递求职信,满以为凭借自己刚出版新书的名声,一定会成为抢手山芋,谁知却石沉大海,令人沮丧。母亲给他写信,重复他爸爸的希望,劝他回家乡做医生,一家人和睦相处。莫理循回信说:“妈妈对不起,家乡虽好但太小了,无法让我大展拳脚,让我满世界飞吧。”

莫理循找到伦敦《泰晤士报》主编贝尔,递上简历,希望谋得海外记者职位。贝尔主编知道莫理循的大名,也正在考虑他的求职信,见他主动上门非常高兴,但说话谨慎,一脸严肃,说:“莫理循先生,我不知道能不能帮您,但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去过中国,知道中国吗?”

莫理循愕然不语,心想,知道中国可是个大题目,难道贝尔先生在刁难我?想了想回答:“我去过中国,差不多走过半个中国,至于知不知道中国,对不起,我只能回答我喜欢中国,希望进一步知道中国。”

贝尔先生说:“您知道中日甲午海战吗?”

莫理循回答:“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我在中国时听得最多的问题。许多中国朋友告诉我,日本人太霸道、太不讲理,竟然发动甲午海战,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我记得甲午海战爆发的时间,是1894年7月25日,对吗?”

贝尔笑笑说:“不错,您的记忆不错,因为您去年正在中国,是我问了一个对您来说相对简单的问题。别忙着高兴,再问一个问题。中国舰队有一艘英国造的舰船参加了海战。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何表现吗?”

北洋水师1886年从英国订购了一艘新式大型鱼雷艇,名为“左队一号”,钢质艇壳,排水量108吨,功率1000马力,航速23.8节,装备三门火炮、三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艇员29人。左队一号参加甲午海战,射出全部鱼雷,身负重伤,官兵落水,但因为航速快,成功撤回烟台,是北洋舰队唯一幸存者。

莫理循眉头陡皱,心想,果然刁难我,便耸耸肩头摊摊手,讪讪一笑说:“对不起贝尔先生,我对这事闻所未闻,不过您得理解,我的理想是做记者而不是当海军,如果还有海军问题,恕我直言,我得告辞了。”

贝尔抿嘴一笑说:“年轻人别急,我最后的问题您或许感兴趣,愿意再去中国吗?”

莫理循愕然一惊,有这“刁难”法吗?顿时转愁为喜,站起身说:“您说对了,我当然感兴趣。我愿意、我愿意。您愿意录用我派我去中国吗?”

贝尔摊摊手说:“这得由董事会决定。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您的回答。”

这是莫理循第一次见着贝尔,感觉是不可捉摸。拜访结束,走出报社,他不免既忐忑又愤愤不平,总觉得贝尔是在刁难他,便对加入《泰晤士报》失去信心。过了几天,当莫理循正忙于与各报社联系时,公寓电话铃响了,管理员接了电话高喊“莫理循先生电话——”。莫理循从楼上跑下来,拿起话筒说:“我是莫理循。您是……”那头说:“您好。我是贝尔。”莫理循顿时紧张起来,他这会儿来电话干啥?不是说好了,录取与否书面通知吗?莫不是……于是语无伦次说:“您……我,请问您……”贝尔说:“如果您愿意,知道西二街牛排屋吧,我想请您共进晚餐。”

莫理循又一次惊讶而且困惑。他想,西二街牛排屋是伦敦闻名遐迩的高档餐厅,有人请客,即或他不录用自己,也是好事一桩,可自己唯一的一套西装,因为经济紧张,家里早已断了金援,送到当铺,总不能穿便装去吧,于是支支吾吾说:“不胜荣幸,谢谢贝尔先生,不过实在抱歉,因为……贝尔先生我用不着瞒您,坦率地说,我唯一得体的西装已送进当铺,如果……”

贝尔说:“既然这样,我在电话里通知您。恭喜您,您被《泰晤士报》录取了。快去赎回西装,准备去中国吧。”莫理循喜出望外,眼睛发润,停顿片刻才哽咽着说:“谢……谢谢,我的上帝。”

于是,从1897年起,莫理循从伦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北京,加入到中国晚清上层社会,成为紫禁城尊贵的宾客,与中国最高权贵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举杯言欢,开始长达14年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生涯,并向世界一流新闻记者发起冲刺。

这一年春天,莫理循预支了半年薪俸,每月25英镑,总计150英镑,一笔不菲的钱,添置了一个绅士应有的行头,踌躇满志,在母亲的哭泣告别声中,父亲还是不原谅他,在贝尔主编和一群报社同仁的祝愿声中,登上“大英帝国号”海轮离开英国。

按照贝尔主编安排,莫理循在海上航行一个月后,在泰国下船,担任《泰晤士报》曼谷实习记者,时间六个月,以学习和掌握新闻记者最必需的本事,还要逐渐熟悉东方社会,以便为进入中国做准备。在贝尔心目中,中国是东方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地,而中国人很讲究一个人的信誉,任何一个西方记者要在中国站住脚,绝不能犯任何错误,否则会被撵出国门。

曼谷的实习生活大有裨益,短短六个月使莫理循变了个人,更成熟、更坚毅,更像一个英国绅士,虽然他是澳大利亚人。六个月后,莫理循来到北京,担任《泰晤士报》驻京特派记者。二、盯住俄国熊

莫理循来到中国,月薪从25英镑提高到50英镑。这笔钱可以在中国过上上层社会的生活。于是,莫理循一改前次来中国的寒酸样,购置了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北京一流裁缝店量身定制的,质地最好,做工最精,然后花153英镑,在北京王府井买下一个大宅子,有26间房,雇佣一个管家、三个仆人、两个厨子,照顾他一个人的生活,还买了一架马车,请了一个车夫,开始过上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莫理循在给爸爸妈妈的信中说:“儿子请二老来北京享受澳大利亚王公的生活吧。”

莫理循的父母自然不会来,他父亲仍然耿耿于怀,倒是贝尔主编的特派任务来了。贝尔主编在给他的电报中说:“别待在北京大宅享福了,去东北看看,注意俄国人在那里干啥,要是在打中国的主意,抓住他的狐狸尾巴。”

于是,莫理循离开北京前往满洲里、海参崴采访。在旅顺港,他发现这里有俄国工程师,正忙着勘察地形地貌,心想,难道这就是俄国人的狐狸尾巴?便装着啥都不懂的澳大利亚游客,上前问俄国人:“你们这是干啥?”

俄国工程师见他是澳大利亚人,便毫无警惕,说:“旅顺口可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是再好不过的猎物。”莫理循问:“为什么叫猎物?”那人说:“你们澳大利亚人不是喜欢打猎吗?”

莫理循莫名其妙,但不敢多问,胡乱应酬几句告辞而去。回到酒店,他查阅旅顺港的资料,大致明白了俄国人所说打猎的意思。14年前,1883年,清朝政府开始修建旅顺港,包括港口、船坞及附属设施,历时7年,耗资白银430多万两,于1890年,莫理循来中国前7年,全部竣工投入使用。旅顺港位于旅顺城区中心的白玉山南,地处黄海渤海要冲,为京津重要门户,与山东庙岛列岛、登州头共扼渤海海峡咽喉,构成北京及辽宁地区天然屏障。这儿四周环山,地势险要,隐蔽性好,防风性好,水深,设备完好,是中国北方第一天然不冻良港、军事要港。

旅顺港建成4年后,1894年,中日发生甲午海战。日军获胜,攻占旅顺港,进行了4天3夜大屠杀。中国战败,赔款割地,把台湾和辽东半岛割给日本,包括旅顺港。这一来俄国人坐不住了。他们早就觊觎旅顺港,不甘心旅顺港落在日本手里,便悄悄派出工程人员前往旅顺港勘察,准备伺机吞并旅顺港。中国政府对此毫无察觉。

莫理循发现这些情况后,初步判断俄国工程师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便开始重点调查他们的勘察行动,想法接近他们,请他们去酒吧喝酒、跳舞,送一些小礼物讨他们欢心,然后套他们的话,甚至冒着危险跟踪他们。总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莫理循终于弄到俄国人觊觎旅顺港的证据。他立即将这些情况写成消息,发给伦敦《泰晤士报》,题目叫:俄国人觊觎中国旅顺港。

贝尔主编之所以要莫理循注意收集俄国人在旅顺港的情报,因为据他所知,各国列强都在打中国的主意,特别是中国的邻居俄国,近水楼台先得月,跃跃欲试,所以正等着莫理循的消息。即或如此,他收到莫理循来电还是十分惊愕,难道俄国人真的在行动吗?他又想,发不发表呢?这可不是开玩笑,要是莫理循的报道无中生有,或言过其实,因此惹怒那头北极熊,大英帝国没有好果子吃,便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他去找社长、董事长商量。他们反复考虑,觉得莫理循的警告言之有理,决定发表这条消息。

这消息立即引起世界范围的轩然大波。

首先表示严重不满的不是俄国而是英国。英国政府官员打电话问贝尔:“你的消息可靠吗?那个远在北京的什么……对,莫理循,是不是头脑发热、异想天开?赶紧告诉他,我们要证据,我们要证据。”贝尔回答道:“尊敬的先生,请您别急,我的莫理循会有证据的。”

贝尔理解英国政府的担心,要是俄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必须拿出进一步的证据,而莫理循只是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期引起世界关注,他手里还有其他证据吗?贝尔立即打电报给莫理循说:“您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请继续报道旅顺港消息。我要证据。”

莫理循接到贝尔主编电报十分为难,新闻记者不是间谍,没有刺探别国绝密情报的责任,可新闻报道得有起码的证据,已经向贝尔主编提供了,如果还要进一步的证据,莫理循想,那得回北京,旅顺港的事情,俄国人在旅顺港的行动,想必与北京紧密相关。于是,莫理循在满洲里和海参崴游荡一番后回到北京,继续调查旅顺港事情。

莫理循此刻来到北京不过半年,虽说有老记者指点,但北京太大,高层人物太多,派系关系和国际关系太复杂,要想弄到有关俄国人的绝密情报,无疑于火中取栗,十分困难。好在莫理循习惯与人打交道,擅长捕捉新闻的蛛丝马迹,便借助《泰晤士报》记者身份,这在当时是一张自由出入紫禁城的名片,穿梭于北京王公大臣、各国驻华使领馆之间,秘密地小心翼翼地收集着俄国人的行踪。皇天不负有心人。8个月后,1898年3月6日,莫理循弄到一条惊天动地的绝密消息,并立即发往伦敦《泰晤士报》,随即被刊载出来,题目是:俄国对中国发出通牒,要求在旅顺港修建铁路。

莫理循的消息再次惊动世界。英国政府官员还来不及打电话向贝尔主编求证,莫理循的消息便得到证实。21天后,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清政府与沙俄在圣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开始公开实施控制中国东北的行动。全世界为之一震。贝尔主编喜出望外,打电话给那位英国政府官员说:“您瞧瞧,我的莫理循干得怎么样?何等政治家、历史学家的准确啊!”

莫理循大获成功,除了获得贝尔主编的高度赞誉外,还被报社提升为驻华首席记者,月薪涨到70英镑。他因此名声大震,一举成为各国驻华记者中的佼佼者。香港《德臣报》赞扬莫理循说:“从西伯利亚和米罗,从上海到云南,从朝鲜到缅甸,从广东到北京,所有外国侨民都知道莫理循医师,并尊重他,欣赏他为大英帝国在远东利益做出的杰出贡献。《泰晤士报》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莫理循的成功有目共睹。我们相信他有可能成为最伟大的中国问题权威。”

莫理循在北京的日子更加美好,不但买房置地,还办起个人图书馆,整日里高朋满座,把自己的家办成了中转站、情报局和图书馆三位一体的结合体。他成为北京城交游最广的外国人。他居住的街道被称作莫理循大街。北京的人力车夫碰到外国客人总是问:您去莫理循大街吗?

莫理循天生是一个自我放纵的人,血液里流淌着澳大利亚贵族和英国绅士特有的观鸟狩猎、游山玩水的嗜好,现在功成名就,自然发酵膨胀,睥睨一切,目中无人。他丢下工作去大江南北游玩。1898年夏天,当他畅游黄河时,北京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下令结束戊戌变法,扼杀了百日维新。各国驻华记者对此都有报道,唯独大名鼎鼎的莫理循哑然失声。贝尔主编怒不可遏,发电报指责他:“请问您在北京吗?我怀疑您根本就不在北京,因为您要是在北京,怎么会与这个特大消息擦肩而过呢?我要警告您,我的孩子,您必须睁大眼睛盯住北京,不错过任何一件大事,如果再发生类似事情,我扣您一半月薪。”三、吃面不搁酱,炮打交民巷

这是两年前的事。

在这两年里,莫理循不敢再大意,因为《泰晤士报》的待遇很高,说加薪就加薪,但处罚很严,说降薪就降薪,要是减薪一半,贝尔主编说话算话,他只好卖大宅。他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待在北京哪儿也不去,不放过任何一件有趣的事。

转眼进入1900年。莫理循和一帮外国朋友刚过完圣诞节,也就是1月9日,一条惊人消息从山东传入北京。莫理循得知此事暗自庆幸,前不久,一帮最好的朋友曾再三邀请他去上海过节,他差不多要答应了,但最后没去。于是他立即赶赴山东调查,得知这一天山东数百人焚烧了清河大寨庄教堂,理由是教会欺压中国百姓,而教会则埋怨当地百姓愚昧无知。莫理循采访了当地官员,得到的解释模棱两可,既指责闹事百姓,也训斥教会。好在这事经过多方协商很快平静下来。

虽然如此,莫理循没有放松调查外国教会与中国百姓冲突事件,总觉得山东清河大寨庄教堂事件不是单独事件,很可能是一枚信号弹,即将爆发更大更严重的事情。果不其然,不到三个月,4月5日,北京出现骚动迹象,大街小巷突然出现很多揭帖,其中一条写道:“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显然与山东烧教堂事件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消息引起莫理循高度关注。他立即前去揭帖张贴处看,都是针对洋教的,指责洋教侵略中国,说洋教士是大毛子,中国教民是二毛子,号召民众杀洋教士、烧教堂。莫理循看了揭帖莫名其妙,同时感觉大事不妙,说不定会发生更激烈的行动,急忙四处奔跑调查,发现揭帖是义和团张贴的,而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还混进不少流氓无赖,势力很大,人员众多,差不多到了“无人不团”的地步。

莫理循还在消化这事时,4月10日山东传来消息,因为西方各国连续抗议肥城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朝廷免去山东巡抚毓贤职务,改派袁世凯任巡抚,袁世凯便带领北洋新军赴山东上任,开始镇压义和团,不免又是一惊,朝廷终于表态了,但镇压义和团激起更大社会风波怎么办?

莫理循百思不解,去拜访法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询问法国对时局的意见。窦纳乐告诉他,天主教大主教樊国梁给他写信说,希望法国政府速派海军来北京防卫,他已将这意见转发巴黎。莫理循又去拜访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询问德国的意见。克林德时年47岁,德国男爵,蓄着分头和八字翘胡。他告诉莫理循,他已要求德国外交部派兵保护德国利益。莫理循还拜访了其他外国驻华机构,不仅法国、德国积极备战,各国公使已奉本国外交部命,照会清廷,为保护本国利益,将在领使馆驻军。与此同时,义和团运动越演越烈。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在直隶静海成立天下第一团。莫理循不知如何是好,一边开始写新闻稿,一边企图找到起事的原因。谁知就在这时,局势大变,朝廷改变镇压义和团态度,转而支持义和团抵御外国侵略,于是各地义和团便成群结队涌入北京城。

6月13日,莫理循正在王府井家里休息,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枪声,急忙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跑到窗户凭窗眺望,只见远处天主教东堂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心里咯噔一下,出事了,急忙穿上外套出门打探。大街上有不少市民和外国人正叽叽喳喳议论,是不是闹土匪,是不是爆发革命,问来问去都不清楚,于是惶恐不安。

这时从东教堂方向跑来一位外国人,蓬头垢面,狼狈不堪。莫理循便拦住他问:“请问先生,那边怎么啦?谁在打枪?谁在放火?”那人惊慌地说:“你们还不知道啊?大事不好、大事不好,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涌入北京城,那边庄王府广场,许多洋商店铺被抢,有外国人、教民被打伤。上帝保佑!”

莫理循急迫地问:“我看天主教东堂大火熊熊,谁烧的?”那人回答:“我刚从东堂逃出来。我们不少人害怕挨打躲进东堂。义和团包围东堂,不准奎宁主教收容我们。奎宁主教拒绝。他们就攻打东堂,放火烧东堂。我们被迫从后门逃跑。”莫理循惊恐万分,眉头紧皱。他问:“怎么这样?真烧东堂啊?”那人回答:“您看那边那边,不全都是火吗?完啦!完啦!才重建六年的东堂算是又完蛋了!”莫理循问:“那……那些郎世宁的宫廷画像呢?还有奎宁主教呢?你这是去哪儿?”那人回答:“上帝保佑,奎宁主教带着大家奔天主教北堂了,那儿有法国士兵守卫,尚且安全,只是已被数千逃难者挤得水泄不通,进不去了。奎宁主教又带大家往东郊民巷英国公使馆跑,或许能找到藏身之地。要是再不行,我的上帝,准备横尸街头吧。”

其他外国人也七嘴八舌问这问那,初步弄清了今天闹事的大致情况。莫理循感谢那位知情者,与他握手告别,对大家说:“既然如此,我们也赶紧收拾细软逃跑吧。”大家便互道保重,分手而去。

莫理循急匆匆回到家里,急促地对管家说:“米特先生,北京出事了,我得立即去英国公使馆打探详细情况,还准备去东堂那边溜达溜达。你关好门窗,不要外人进来,谨防有人捣乱。”米特说:“知道了先生。可莫理循先生您说什么?准备去东堂那边溜达溜达?今天不是愚人节吧,别开这样的玩笑,义和团大刀不认人,还是去英国公使馆躲躲吧。”莫理循哈哈大笑,一边收拾皮箱,一边说:“这你不懂,越是险恶越是记者大显身手的地方。我是《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必须首先赶到出事现场,不然我的老板,贝尔主编先生会扣减我的月薪。”

莫理循提上皮箱,从后门匆匆出去,往浓烟滚滚的天主教东堂走去。他不相信义和团会烧天主教东堂,更不敢相信,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东堂会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新闻记者的使命驱使他去出事地点做现场采访,用眼睛和笔头记下历史事实,告诉世人事实真相。

天主教东堂位于王府井大街74号,建于1655年,创建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65年后的1720年,北京发生地震,东堂倒塌。第二年,重建东堂。86年后的1807年,东堂毁于火灾。77年后,1884年,东堂再度建立起来。这是一幢罗马建筑风格的楼房,坐东朝西,有30间房间,堂顶立有三座十字架,堂内有十八根圆形砖柱支撑,两侧挂着多幅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的油画,堂南堂西是教室,东院是花园,是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一。

莫理循赶到天主教东堂,远远看见许多义和团员正围着东堂欢呼雀跃,熊熊大火正嘶叫着吞噬那栋灰色欧式尖顶建筑,突然轰轰一阵巨响,东堂墙体轰然垮塌,升起滚滚烟尘,遮天蔽日。莫理循急忙闭上眼睛捂住嘴。当他睁开眼时,昔日雄壮的东堂只剩下似乎正怒目向天的十八根光秃秃的圆柱,不由得气愤填膺,怒火中烧,便想冲上去制止。突然,一排子弹“嗖嗖”朝他射来。他抬头一看,远处两个义和团员正朝他举枪射击,并朝他跑来,边跑边喊“洋鬼子别跑”!顿时吓得心惊肉跳,掉头就跑,边跑边喊:“你们不能这样!”两颗子弹从他身边呼啸擦过,把他的衣服射穿两个洞。

莫理循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与东堂一样遭到破坏的还有亚斯立堂、伦敦会、公理会、美国福音堂、长老会、天主教西堂、基督教堂、安立甘会、天主教南堂。这些教堂在义和团的攻击下弹痕斑斑,伤痕累累。

莫理循逃离东堂,随着逃难人群一路奔波,急匆匆赶到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还好,上帝保佑,这里还是一片静土,风和日丽,鸟语花香,没有义和团的人影。他疾步走向英国公使馆,看到持枪守卫使馆的英国士兵,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

东交民巷在元朝时是大运河码头,江南粮食通过运河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朝廷为加强管理,在这儿建立漕运米粮进京税务所和海关。四方粮商在这儿开店做买卖,逐步形成繁华街市,叫江米巷。明朝时候,朝廷在这儿设中礼部、鸿胪寺和会同馆。会同馆负责接待来自安南、蒙古、朝鲜、缅甸四藩属国使节,又称四夷馆。清朝时候,会同馆改为国宾馆,名四译馆,接待来京的各国使节。与此同时,英国、法国、美国、俄国驻华公使馆相继入住江米巷。这儿成了使馆区。朝廷派兵驻守。各国使馆都有自己的军队。这大概是义和团暂时没有光顾的原因吧。

英国公使馆建于1861年,地址在东交民巷北边玉河西岸梁公府。梁公府原来是康熙皇帝第七子允佑的宅邸。允祜去世,他儿子去世,他孙子、镇国公奕梁继承家产,没有了先前的威风,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英国人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见这儿是块好地方,便以年租金1200两白银租下梁公府部分,拆了大门墙,留下柱子改成长廊,增加许多现代设施,开馆办公。这便是著名的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

莫理循是英国报纸记者,自然与英国公使馆的人熟悉,所以出现在公使馆大门时,受到正在巡视的卫队长斯德上校欢迎。莫理循紧紧握着他双手说:“亲爱的斯德上校,看我这衣服,差一点我们见不到面了,要是那家伙的枪法再准一点。”斯德上校指着他衣服上的枪洞说:“打在这里吗?乖乖!那我得祝贺你死里逃生。跟我来,尝尝地道的苏格兰咖啡。”莫理循便随斯德上校走进公使馆,边走边说他这一路的见闻。

英国公使馆里已住了不少临时来躲避的人,主要是外国人,也有一些中国教民,是跟随外国神父或朋友来的,正三五成群,或站在树荫下,或坐在草地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严肃地交谈着,时不时挥臂高叫,显然还裹夹着外面动乱的情绪。其中不少人认识莫理循,这位活跃在北京的记者,便举手向他打招呼。

莫理循走过去与他们交谈,才得知除了王府井、东教堂,全城还有很多地方遭遇义和团骚扰,不过大家正慢慢从动乱中安定下来。义和团总不至于攻打这儿吧,有人这样问斯德上校。斯德上校拍拍腰间手枪果断地说:“肯定不敢。”莫理循耸耸肩头说:“义和团不来自然好,可我的差事怎么完成?我总不能给贝尔主编先生发电报说,在宁静的东交民巷英国公使馆的菩提树下,坐着一群优哉游哉的英国或其他国家的公民,平静而微笑的脸上没有丝毫受到干扰的迹象。”大家哈哈大笑。

斯德上校说:“尊敬的莫理循先生,您要是这样发电报的话,我一定给您申请伊丽莎白女王奖,因为在北京城的动乱中,咱们这儿是一艘诺亚方舟。”大家啪啪拍手,称赞斯德上校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正在这时,公使馆围墙外面响起啪啪的枪声和洪水咆哮似的吼声,顿时令这一群人目瞪口呆,怔怔无言。一个士兵跑过来说:“报告斯德上校,一大队义和团从西什库教堂杀过来了,要求进使馆搜捕敌对分子。”斯德上校眉头陡皱,迅速拔出手枪,大声说:“他娘的!走,过去看看!”又回头对莫理循等人说:“别怕,这群乌合之众不敢打使馆。”说罢大步走去。

莫理循等人先是面面相觑,随即爆发出一阵愤怒的吼叫:这帮家伙真是疯啦!竟敢围攻大英帝国公使馆!走,拿枪去和他们拼了!他们便随斯德上校来到公使馆大门,只见一队士兵紧握武器正严阵以待,又听见外面义和团整齐的呐喊声:

吃面不搁醋,

炮打西什库。

吃面不搁酱,

炮打交民巷。

又有人单独大喊:“里面的英国佬听好了!赶快交出大毛子二毛子,否则爷烧了你这鸟馆!”莫理循等人顿时傻了眼,脸色严峻,惴惴不安,担心为数寥寥的英国士兵不能阻挡气势汹汹的拳民。莫理循对斯德上校说:“伙计,守得住吗?”斯德上校高声说:“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是大英帝国的疆土,任何人胆敢进犯,格杀勿论!你们都进去休息吧,我们绝不准他们进来一个人!”

莫理循等人便被一些士兵劝退到里边休息。公使馆为他们准备了面包和茶水,要他们待在屋里别随便出去,小心受伤。莫理循吃了点东西,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发呆,听到外面不时响起的枪炮声呐喊声,不由得着起急来,耳边仿佛响起报社主编贝尔的声音:“小子,每月给你70英镑不是供你游山玩水,而是要求你及时报道中国的最新消息,别躲在北京傻玩啊!”便坐不住了。他想,啥叫中国最新消息,眼前义和团闹事不就是最新消息吗?要是其他社的记者抢去这些消息,自己这首席记者的脸往哪儿搁?

莫理循溜出房间,来到大门附近找到斯德上校,对他说:“上校,我想出去看看。”斯德上校大为惊讶,说:“我的上帝。您不知道义和团包围使馆了吗?出去干啥?他们正等着抓你这个大毛子呢,还是乖乖待在这条船上吧,哪里也别去。”莫理循说:“不,上校,您是军人,有责任保护我们,而我是记者,有责任去现场采访,全世界读者正等着看北京最新消息。”

斯德上校大受感染,想了想说:“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也十分钦佩您的职业道德,可您不怕死,愿意出去采访,固然可敬,如果因为您出去,要是引起他们误会,说您是我们公使馆派出的探子,攻打使馆怎么办?我们,包括躲在里面的400多人,可不想死在这异国他乡。您明白吗?”

莫理循说:“我也不愿死在这里做孤魂野鬼,但我是《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报社的广大读者,包括您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亲朋好友,正盼着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正关心您、您的士兵,在北京出问题没有?所以我得替您、替他们出去看看,把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发往伦敦。请您理解,战场记者的座右铭是再靠前一步。对不起,我现在必须再靠前一步。”

斯德上校无话可说,上前紧紧抱住莫理循,拍着他的背说:“莫理循先生,您这番话实在令人敬佩。祝您好运,但千万别一去不复返啊,我等着您回来,一起品味苏格兰咖啡。”

斯德上校带着莫理循准备从后门出去,刚走出几步,大门方向传来一阵激烈枪声。使馆卫兵急匆匆跑来报告,数百拳民开始攻打公使馆大门。斯德上校急忙叫莫理循别动。他带着卫兵冲了上去。过了一阵,在一阵又一阵急促的枪声中,两个牺牲的士兵被抬下来。又过一阵,几个受伤的士兵被抬下来。莫理循开始紧张,难道英国卫队不堪一击?可就在这时,密集的枪声逐渐稀疏下来,最后趋于平静。斯德上校从烟雾中走出来,一脸土灰。他高兴地说:“那些刀枪不入的家伙被我的洋枪打得抱头鼠窜!”

莫理循这才长出一口气,可刚下心头又上眉头,心里想,要是义和团组织更多人来进攻使馆怎么办?这儿毕竟只有40名士兵啊,何况经过这次战斗,死了两个,伤了七八个,兵力大减,一定守不住的。莫理循想留下来参加战斗。他把这想法告诉了斯德上校。斯德上校也担心这个问题,但心里已拿定主意,莫理循能让北京的消息传遍世界,这比他留下来的作用更大,便对他说:“嚷嚷啥?您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卫队,干您的正事去吧,小心贝尔主编打破您饭碗。”莫理循耸耸肩头,拍拍斯德上校胳臂,说声“再见”,大步而去。四、八国联军抢劫北京

从公使馆后门出来,莫理循立刻闻到强烈的呛人的烟味,禁不住咳嗽。他四处望去,远处不知何处升起滚滚浓烟,街道冷冷清清,偶尔有一些匆匆而过的行人,鳞次栉比的店铺一概关门歇业,有几家商铺似乎被抢劫,一片狼藉,不由得暗自发怵,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

莫理循来北京已有三年,由于经常走街串巷,已经熟悉北京城的道路。离开英国公使馆前,斯德上校告诉他,据公使馆掌握的情报,全城闹得最凶的地方是庄王府。他打定主意去那儿看看。以前出门他总是骑马,今天出门躲避动乱,骑马不方便,便徒步而行,而他很不习惯走路,没走多远便停下来,坐在街边抽烟休息。远处响着乒乒乓乓的枪炮声。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他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那里,不由自主想起远在伦敦的《泰晤士报》,想起恩重如山的主编贝尔。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几声清脆的枪声,啪啪啪,正冲自己射来,幸好子弹擦肩而过,打在身旁行道树上,打得树皮啪啪爆裂,皮屑四溅,吓得一个跟斗摔在地上。他伏在地上抬头张望,远处有一个高高的神坛,上面有人正朝他举枪瞄准。他急忙起身躬腰往小胡同跑,可说时迟那时快,一颗子弹朝他左腿飞来,剧烈的疼痛让他跌倒在地。

莫理循顾不得疼痛,拼命爬进小胡同,躲开义和团步枪的射线。他看腿部流了一些血,感到阵阵疼痛,仔细看伤口,还好只是擦伤。他咬紧牙关,使劲撕下半截衬衫衣袖裹住伤口,然后躲在胡同旮旯喘粗气。休息片刻,他觉得还行,便起身走出旮旯,一瘸一拐走向庄王府。

庄王府是第11代庄亲王载勋府邸。载勋这年48岁,照说没啥血气了,可闲来无事,静极思动,一见义和团方兴未艾,向西太后建议借钟馗打鬼,利用义和团打击列强嚣张气焰。西太后正为剿不灭义和团头痛,一见义和团提出保清灭洋,又见庄亲王载勋保荐,便改剿为抚,任命载勋为义和团王大臣兼九门提督。载勋便头裹红巾,身着短衣,一副义和团首领打扮,在自家庄王府设义和团总坛口,接待各地络绎不绝入京的义和团,向他们发号施令,派他们分守北京各个城门,命令他们去京南招兵买马,成为义和团总指挥。

莫理循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来到庄王府前广场一所屋子里,从窗口上观看义和团的举动。在广场高高的神坛下面,一群义和团持刀横枪检查过往人员,凡是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一律扣留审问。有一个外国人怒斥他们,被当场打伤。莫理循吓得一脸惊讶,浑身发抖,差点叫出声来。

莫理循随后去了闹事最激烈的几个地方,亲眼目睹了义和团的情况,便急匆匆赶回英国公使馆,伏案起草电文,向《泰晤士报》发出新闻稿,题目是:十万义和团扫荡北京,洋人教民惨遭横祸。贝尔主编在伦敦接到这则电讯,立即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这条消息引起世界各国关注。莫理循是最先报道义和团消息的西方记者。他的名字再一次令新闻界侧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莫理循奔波于动乱现场,采访到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新闻:6月13日,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在廊坊遭到袭击;6月16日,朝廷向各国发表宣战书;6月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大沽炮台。

更令莫理循惶恐不安的是,6月20日,北京街头发生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打死事件,无疑火上加油,使这次事件趋于恶化。据莫理循了解,这天上午8时,德国公使克林德,就是那位留分头续八字胡的德国男爵,莫理循曾采访他,他曾信誓旦旦,要与义和团决一死战,带着翻译柯达士,乘轿从使馆出发,前往位于东单牌楼北大街东堂子胡同,找朝廷总理衙门交涉。当他走到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时,遇到巡逻的清朝军队,几句话不对,被霆字队枪八队章京恩海开枪打死,翻译柯达士受伤。克林德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大发雷霆,决定报复中国,任命瓦德西元帅为指挥,带领两万大军远涉重洋,进攻北京。

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他们在与清军几度交战后,7月14日攻占天津,8月15日攻占北京,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则在之前逃离北京,朝廷和义和团也都跑了,北京成了八国联军的天下。正当莫理循与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弹冠相庆时,敏锐的莫理循发现一个新问题,占领北京,打着保卫侨民、维护自由民主旗号的八国联军,在撵走朝廷和义和团后,一改初衷,竟然开始肆无忌惮地抢劫中国的金银财宝,变成一群穿堂入室的强盗。

这天莫理循去圆明园采访,看见一些俄国军人正将园里的奇珍异宝往外搬,已经装了满满三辆马车。他问一个俄国士兵:“你们这是干啥?”那士兵反问:“你是谁?”莫理循回答:“我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那士兵说:“可以告诉你,咱们来北京的各国军队不都这样干吗?中国皇帝跑了,义和团跑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战利品。”莫理循莫名其妙,又问:“谁叫你们搬的?”那人回答:“还有谁?自然是我们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

莫理循本来期盼八国联军来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外国人,包括他本人,可这些军队除了完成解救任务之外,正如这位直爽的俄国士兵所言,似乎还在秘密而公开地趁火抢劫,大肆掠夺中国首都的奇珍异宝。莫理循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八国联军。

他跟踪调查各国军人的行踪,发现这个俄国军人的话没错,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城后,除了解救外国人和教民外,的确抢劫了中国的金银财宝。俄军最高指挥官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他抢走慈禧寝宫用黄金和宝石精制的数十件珍宝。英法士兵抢走嵩祝寺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法国军队统帅佛尔雷抢走礼王府白银200万两。日军抢走朝廷户部库存白银291万两。德军抢走中国古观象台的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还有南池子大街皇史宬珍藏的《永乐大典》和御河西翰林院珍藏的《四库全书》,中国历史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八国联军都有份,被抢掠糟蹋一空。

莫理循得知这些情况后大为惊讶,且陷入空前迷惑,不知道该不该作报道,也不知道该怎样报道,因为八国联军来北京的理由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教民,维护和平自由,冠冕堂皇,振振有词,怎么摇身一变成为穿堂入室、持枪抢劫的强盗了呢?《泰晤士报》要这样的消息吗?世界要这样的消息吗?

莫理循晚上睡不着,想起《泰晤士报》主编贝尔的话:新闻记者的报道,必须放弃任何政党派别和国籍的立场,而只根据事实做独立报道。他心里咯噔一下,似乎看见贝尔主编正对他说:莫理循先生,您的新闻记者的良知在哪里?快把这些消息发给我,全世界的读者正翘首以盼。莫理循一个鹞子翻身坐起来。他决定揭露八国联军抢劫北京的罪行,因为这是事实,千真万确,不容粉饰,哪怕得罪那帮家伙也在所不惜。莫理循拿起笔,唰唰唰一挥而就,题目叫《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系统抢劫》。

这篇文章说:

随着大教堂昨天被解放,北京现已完全掌控在列强手中。从8月16日开始,列强在北京公开抢劫三日。系统的掠夺开始了。法国、俄国的旗帜在城内最好的地段飘扬,据说那里埋藏着中国的宝藏。据传,日本人已经摄取到291万两白银。俄军将颐和园的奇珍异宝抢窃一空。慈禧太后、皇帝、端王以及所有高官均已逃往山西太原,进而开往西安。自13日《京报》就已停刊。政府已不复存在。

1900年8月17日,莫理循的这条新闻在《泰晤士报》登出,如晴天霹雳,全世界为之一震。莫理循是第一个揭露八国联军抢劫中国财宝的西方记者。远在伦敦的贝尔主编高兴得手舞足蹈,破天荒,亲自动笔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他的《泰晤士报》上。文章不吝美誉之词,称赞莫理循是最渴望为英国服务、最无所畏惧、最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记者。中国人对莫理循的评价也很高。著名学者辜鸿铭说:“莫理循一篇报道远胜朝廷十份奏折。”

说到献身,插个小故事。

莫理循那天在采访途中被子弹擦伤时,正好有几个外国人从这里匆匆而过,他们看见倒在地上的他,正准备过去查看,谁知义和团一群人正向这边追来,便不敢停留,以为他惨遭不幸,只好逃走。有人将莫理循的死讯电告伦敦。《泰晤士报》主编贝尔得知此事大吃一惊,顿时愕然无语,泪水长流,相信他的莫理循真的死了。前不久,贝尔看到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在京外国人全部身亡》,文章说:“据逃离该市的中国仆人表示,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屠杀,据信被杀者上千,差不多那儿所有的欧洲人无一幸免”。他万分着急,不断想办法与莫理循,与报社另外两个在北京的记者联系,甚至发电报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馆,请求他们查询这三个记者的下落,但音信杳无,没有回音。他失望了,认定莫理循等三人已在北京光荣献身,便在报上登出讣告和缅怀文章。

他为莫理循写的讣告说:

在为祖国最高利益服务的报业中,莫理循是最忠诚、最无畏、最有能力的记者。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关键的三年中,正是由于莫理循的杰出贡献,英国人才能每天都最早、最准确地知道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而以往英国人所接触的,在很大程度上或经常是带有偏见的报道。莫理循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是他的本能。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他称为充满谎言的新闻气氛中极准确地区分真假。

讣告和缅怀文章登出不久,意外发生了,贝尔突然接到莫理循来自北京的电讯,不禁产生疑窦,难道莫理循还活着?或许有人冒名顶替?便立即发电问他:“您是莫理循吗?您还活着吗?”莫理循回电:“我是莫理循。我没有死,怎么会还活着?”贝尔才知道是一场误会,顿时喜笑颜开。他没有去责备《每日电讯报》和那位电告伦敦莫理循已死消息的好心人,亲自撰写电文给莫理循发电说:“小子,你要是敢死在北京,我一定把你从棺材里揪出来。答应我孩子,你不能死,如果上帝需要,我替你去见上帝。”

莫理循回电说:“最亲爱的贝尔先生,您当务之急不是替我去见上帝,而是犒劳您忠实的莫理循吧。他在北京的开支如流水,难以承担日益飞涨的物价,给他增加一些月薪吧。”

贝尔立即作出决定,将莫理循的月薪涨到100英镑。

莫理循成为驻华外记最高薪金者。五、尾声:五十岁做新郎

接下来的事情,八国联军逼迫清朝政府与英俄德日美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清廷赔偿白银4.5亿两。这样一件丧权辱国,巨额赔款的事情,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从表面上看,北京很快恢复往日繁荣,八大胡同的生意甚至好于以前。

莫理循的日子也比动乱前大有提高。他有了100英镑的月薪,又因为庚子报道获得高额稿酬,成为驻华外记最富有的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房。他看中王府井大街南段路西的一家倒闭的当铺,动乱后的1902年,将它买了下来,改建为有5个院落、30多间房的莫理循公馆。莫公馆前院是起居所,有北房3间、东西厢房各2间,都是带前廊的起脊瓦房和木地板;后院是休闲处,有南房6间,用隔扇隔成2个大厅,厅内花砖铺地;北房改建为图书馆,大量收购中国书籍,便是后来最有名的、称为“亚洲文库”的莫理循图书馆。

莫理循的图书馆是他在中国最值得骄傲的一项事业。1897年至1917年的20年间,他收集世界各国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书籍、地图、期刊、小册子,共24000册,包括著作、印刷品、传单、宴会菜单、租房地契、近50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17—18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中国海关报告、英法德等教会和学会所办的所有期刊、驻华领事报告、手稿等,纳入他的图书馆,是中国现代最有名的图书馆,可与中国非常珍贵的《永乐大典》媲美。1917年,莫理循准备离开中国前,出售他的图书馆,愿意优先卖给中国人。遗憾的是,在优先出售给中国人无果的情况下,莫理循以3.5万英镑卖给了日本人岩崎久弥男爵。后来中国学者研究这方面的历史,不得不去日本求这位日本人帮助,制约了中国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莫理循有两件更值得自豪的事。一件是,莫理循开始从记者变为政治家,1911年到1920年,被聘为中国国民政府顾问,先后服务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莫理循此举开启了外国驻华记者担任近代中国政府顾问历史。另一件是,莫理循在50岁时做了新郎。

莫理循自1897年独自来到中国,虽说事业有成,收入颇丰,但也有难言之隐,那便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可以结婚的女人。其中原因,既有莫理循的清高,他有那种睥睨一切的性格,绝不会做出向女人求爱的举动,哪怕很爱她,也有身边少有妙龄女郎之故,因为来北京的澳大利亚或英国籍的人多是男人,就是有少数女人,往往也是已婚妇女。所以,莫理循在北京待了15年,还是天马行空,孑然一身。他远在澳大利亚的妈妈写信念叨:“孩子,你已经50岁了,难道准备终身不娶吗?”莫理循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已是古稀之年。他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在工作之余开始打量身边的女人。

莫理循有个新来的女助手叫珍妮·罗宾,20多岁,英国人,长得很漂亮,直鼻梁,深眼窝,一头卷发,眼睛透着清澈的目光。她为莫理循工作,担任打字、起草文书及管理档案,尽职尽责,无可挑剔,对莫理循十分忠诚,也很有好感,但从来没想过嫁给他,因为他毕竟大她二十几岁,而且打一个比喻,莫理循是太阳,她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颗星星。

这天,珍妮·罗宾开始工作,发现桌上有一朵红色玫瑰花,心想,准是哪个调皮的中国女佣干的,她们很关心她的婚事,鼓励她找个男朋友,便没在意。谁知接连几天她的办公桌上都出现红玫瑰,就令她纳闷了。她想谁这么浪漫啊?不至于是有人爱上我了吧,可马上自我否定,不可能,我在北京没有男朋友。她百思不得其解,便决定揭开这个谜。第二天一大早,她悄悄来到办公室,躲在屏风后面,想看看究竟是谁送花给她。不一会儿,她听到推门声和脚步声,心里说,来了,是谁啊?随即一个身影出现在她的视野,好熟悉,难道是……她不敢想象,只是聚精会神盯住外面那人,只见他轻轻走到她桌前,放下一支红玫瑰,啊,是他,是他,她顿时惊讶得叫出声,并走出屏风对他说:“莫理循先生,我不知道怎么谢谢您?”

原来,莫理循看上了他的女助手珍妮·罗宾,不敢向她当面表示,便天天悄悄送花给她,试探她的反映,没想到这天早上被抓了个正着,虽说50岁了,而且闯荡世界几十年,也不免面红耳赤害起羞来,结结巴巴说:“亲爱的珍妮·罗宾,我……我得请你原谅。”珍妮·罗宾说:“原谅啥?”莫理循说:“你看你来北京也有些日子了,而且做我的助手,在我身边做事,而我却视而不见,我不是瞎了眼吗?”珍妮·罗宾明白了几分,他也许要说她最想听到的话了,可却因为害羞不好直接问他,便转个弯说:“你好像有话要告诉我,是吗?不妨直言。”莫理循听了大受鼓舞,抿抿嘴说:“你说对了,我确实有话要说。我想说的是,珍妮·罗宾,我爱你,如果你愿意,我想娶你,你愿意吗?”珍妮·罗宾立即回答:“我愿意!我愿意!”说罢上前几步扑向莫理循。莫理循张开双臂接住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与她久久亲吻。

1912年,莫理循与珍妮·罗宾在北京结婚。他们的婚礼十分隆重。莫理循在和谐的灯光下神采奕奕,一点不像50岁的人。好事成双。莫理循收到一份最丰厚、最沉重的贺礼,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聘请他做总统政治顾问,年薪3500英镑。莫理循喜出望外,激动得热泪盈眶,辞去《泰晤士报》记者职务,做了总统顾问。

这年6月,莫理循以总统顾问名义,代表中国总统访问英国。8月19日,莫理循乘坐轮船抵达伦敦,受到英国政府和民众热情欢迎。其中有他原来的老板《泰晤士报》主编贝尔。贝尔握着莫理循的手说:“尊敬的总统顾问阁下……”莫理循打断他的话,悄悄说:“别这样,我还是你的孩子。”贝尔眼圈发红,喜极而哭。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莫理循先后成为四届民国总统的顾问,为中国高层事务奔波于世界各地,协助中国解决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大事,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与此同时,他在婚后的五年里,与妻子珍妮·罗宾陆续有了三个儿女,一家人其乐融融。

1918年12月,应徐世昌总统之邀,莫理循以中国巴黎和会代表团技术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长住英国伦敦,离开了中国。1920年1月,莫理循病逝于英国西德茅斯,享年58岁。去世前他说:“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之间。”人们把莫理循安葬在西德茅斯,给他的墓地安装了中国汉白玉围栏,墓碑上写着“北京的莫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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