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嘉莹,白先勇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台海外知识人谈话录（布面精装）试读：
自序
在我的访问生涯中，有几次经历颇为特别：2007年赴美国，2009年赴台湾，2011年赴新加坡，都有忘不了的人和事。回首十年，我心仪的华人，多有缘面见。借助现代科技，似乎已不复万水千山的距离。偶翻古诗“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20世纪的中国，忽值山河改，华人在世界各地谱就动人的乐章。我有幸在21世纪踏上寻访华人心史的旅程，仿佛对“中国情怀”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当年艾儒略所谓“无处非中”，何尝不可另解为“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就我的亲历所知，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往往在旅居海外的华人身上自然地流露。而沐浴欧风美雨的现代文明，与汉魂唐魄可以兼容。
我十九岁时才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念书，而今已过了十九年。人间的离乱与家国的变幻，使我难免困惑。访问知识人，既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兴趣，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为我自己解惑。白居易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跋山涉水后重读，更有共鸣。当见识人情冷暖时，我不禁神游万里，在温情与理解中找到一些心安的理由。
早岁不知世事艰，总是心怀梦想。我常常梦想有一个美丽的心灵家园，可惜在尘世间不时为人性的种种幽暗所缠绕。我也常常憧憬盛世，奈何要深入研习现代文明，才能在现世的无力中勇往直前。长远而言，我依然乐观。走过的地方越广，访问的人物越多，我越充满信心。在与海外知识人的谈话里，我相信华人社会在现代文明的普照下，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进步，梦想并不遥远。李怀宇序于悠然居2015年2月叶嘉莹诗词使我在患难中坦然自安
叶嘉莹
1924年生，北京人。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上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有《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诗词稿》等。
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往往难忘其风采。在叶嘉莹家里听她谈话，感觉如同听课。每讲到一个精微的学术问题，叶嘉莹会不厌其烦地分析，古典诗词与西方理论并用，配上独一无二的吟唱声调。此时外界的一切似乎不复存在，仿佛进入了人与诗词合一的境界。
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在经历了忧苦不幸之后，叶嘉莹对这两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她自述：人生中第一次打击是1941年母亲逝世，父亲远在后方没有音信，她在沦陷区要照顾两个弟弟；第二次打击是1949年丈夫在台湾被拘捕，次年她也被拘捕，独自带着出世不久的长女言言度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第三次打击是1976年，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言言与其丈夫宗永廷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车祸，夫妻同时罹难。叶嘉莹结合个人生活的实践来叙述学诗与学道的方法，让人更觉可亲可信：“中国的古文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的生活多么困苦，感情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沦陷区生活艰苦，但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经过一段既无家又无业的日子，叶嘉莹先在中学任教，后任台湾大学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79年起，叶嘉莹在国内多所大学讲学，其古典诗词的研究和教学深具影响。
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源于对中国文学的爱。她笑道：“我是放弃了很多，所以他们说我傻气，可是我觉得中国这么多好的东西，古人没有说明白的，而我觉得有了体会，应该负起一个责任来。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我们幸而生活在这个新旧交接的时代，我们也很不幸地遭遇到这种离乱的痛苦。我们付出了相当代价，我也幸而活得这么长久，幸而具有一个古老的旧家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国古典文学，这些都是偶然。古人说要立大志，我从来没有过大志，都是环境把我抛到哪里，我就在哪里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地尽我的力量，一方面吸收、学习，一方面教学。一切只不过都是偶然。”
而对如今名声日隆，叶嘉莹却觉得惶恐：“大家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话，就不是一件好事。‘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你的名声超过你的现实，你应该羞耻。”
李怀宇：1941年为什么去读辅仁大学国文系？
叶嘉莹：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四年了，所有过去所谓的大学，像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本来还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就是燕京大学，但因为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本宣战，所以燕京大学也关门了。当时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制的大学，就是辅仁大学了，因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教会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德国人、意大利人。那时不是德意日三国联合在一起吗？所以日本对我们这个有德国、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学校就比较宽松，我们没有受到日本的管制。
李怀宇：当时辅仁大学师生的生活受到时局的影响大吗？
叶嘉莹：当时是这种情况，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我们的校长是陈垣，我们的系主任是余嘉锡，研究目录学的，我们的戏曲史是王国维的学生赵万里教的，诗的课原是储皖峰教的。教文字学的本来是沈兼士，后来离开了，他到后方去了。当时中国抗战有四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艰苦，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正经的粮食可以吃，不但好几个月吃不到白米白面，就连玉米面、小米面都没有。我们只能吃日本配给的混合面，混合面根本谈不上面，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东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颜色，一点黏性都没有，不用说包饺子不成，切面条不成，连烙饼也会散开。所以我们只能把它放在烧开的水里煮碎，变成一块一块的，很酸很臭很难吃，我们就用炸酱，很咸的炸酱，把它拌下去吃，所以营养不好。储皖峰先生因此就得了脚气病，本来是每周上课来一次，我看见他上讲台都很艰难，而不久储皖峰先生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因为燕京大学关门了，所以原来在燕京大学担任诗选课的顾随先生就到我们这里来教唐宋诗了。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到后方去的老师很多，也有的去了半路被拦截回来的。顾先生因为有六个女儿，小女儿还很小，当时在念小学，所以就留在了沦陷区，我们很幸运地受到顾先生的教育。当时我们还有一位教词选的老师——孙蜀丞先生，所以顾先生在辅仁大学其实没有开过词，他开的就是唐宋诗。
李怀宇：顾先生上课的风度是什么样的？
叶嘉莹：当时顾先生大概五十岁左右，但是他身体不大好，所以看起来比他真实的年龄要大一点。我有他的一张相片，头发已经花白了，平头，没有留发，很清癯。他总是穿长袍，从来没看见穿西装，冬天的时候里面穿棉袍，外面穿皮袍。因为学校离他那儿不远，他经常是走路来上课的。顾先生讲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课本，纯粹是自己的感发。冬天的时候先把外面的皮袍脱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后也不讲话，转回头就在黑板上写很多字，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讲的那篇古诗，有的时候也写他近来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这个话题讲明，一直推衍升华，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我一直保存着顾先生的讲课笔记，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顾先生讲课的内容，其实基本上是出自我那十几本笔记。最初我给了顾之京（顾随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后来我又给了她几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当年听课的笔记，也不仅是唐宋诗一门课。
李怀宇：孙蜀丞先生和顾随先生讲词有什么不同之处？
叶嘉莹：虽然孙蜀丞先生也讲词，但和顾先生的讲词派别不大一样。孙蜀丞先生是中国传统的，他是从清代词学重要的那几家流派，从传统的词学推衍下来，而晚清的词学其实受张惠言的影响是很深的。我早年在台湾大学开的课是诗，不是词，而且一直在台大没有教词，我是在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兼课以后才开词的课。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词的美感特质跟诗是完全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比较明显，它的内容、思想、好处比较容易理解，也容易说明；可是词呢，因为早期的敦煌词没有流行，所以大家看到的第一个词集就是《花间集》，《花间集》里都是供歌唱的小词，所以早期填词的人认为小词就是艳曲，就是写美女和爱情的。早期的词学就是从困惑之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大家不知道词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都是游戏笔墨。
可是我为什么对词有兴趣呢？因为词非常微妙，它的好处正是在于没有显意识的言志载道的观念，不像诗是言志的，文是载道的。它是游戏笔墨，写词时不带有一个面具，反而把内心里最真诚的本质流露出来了。但是本质流露是我现在这样说，早期的词学没有发现这一点，所以小词一直到陆放翁的时代还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他说：我少年的时候不懂事，所以就写一点小词，都是没有价值的，应该烧掉的，不过我既然这样写了，就留下来吧。后来慢慢就觉得小词虽然外表上看起来没有意义和价值，可是里边好像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感受丰富的一些东西。这很难认识，大家恍恍惚惚很难说个明白，所以都是三言两语的，不成系统，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论文，都是序跋，像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像刘克庄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之类，都是偶然说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这个提出来的是张惠言。张惠言编有一本词选，不是针对一个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归纳出词有一种特质。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诗与文的传统之中，在批评术语里边找不到一个术语来说，词不是比兴，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词很奇妙地在它的隐意识里、在游戏笔墨之中表现出来一种丰富的本质。大家都说不明白，张惠言有个办法，就说这大概就是诗的比兴，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张惠言的说法刚一出来，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都认为他牵强比附。可是经过的时间越来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他说得对，词里面是真有这么一个东西，一种言外的意蕴。
孙蜀丞老师就是从这一派沿袭下来的，所以他开始给我们讲晚唐五代的小词，就说这里边有什么托意，那里边有什么托意，可是他没有像我刚才这么谈源流，张惠言说这大概有比兴寄托的意思：冯延巳有托意，欧阳修有托意，苏东坡也有托意。我从小学的时候学词——我自己读词，那时候还没有上大学，就很喜欢词——我找一些关于词学、词论的书来看，但对古代的词学一直在困惑之中，觉得它说也说不清楚，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说得乱七八糟的，找不到头绪。当时我年轻，还没有入门呢，可是我遇到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就觉得王国维说得非常清楚，而且让我有共鸣。王国维不是套在一些理论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这个我有体会，所以我觉得王国维说得有道理，可是王国维说张惠言说的比附是牵强附会，反对他。顾先生是王国维这一派下来的，是直接的感发，不喜欢牵强附会。所以，我听了孙蜀丞老师的说法，觉得与我小时候对王国维的感受都不相合，所以我当时对于孙蜀丞先生的说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现在才意识到，其实孙先生讲的是词的正式的传统，只是没有详细地说明，而我这几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家不明白的给它说明。张惠言的说法看起来像是牵强比附，作者实在没有这个意思，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意思？可是现在就是要用我体会到的给它加以说明，我认为小词之所以让读者产生这种种的联想，就是清朝后来的人说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读者可以有此想！我没有不尊重老师的意思，孙蜀丞老师是传统一派，可是他也被传统拘束了，他一定要说这个是比兴寄托，那个是比兴寄托，他是感觉到张惠言的说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开这个套子。顾随先生觉得张惠言太偏狭了，太死板了，太偏执了，所以顾随先生就跟王国维一样，摆脱张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发来说了。我是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导，一个是这一派的，一个是那一派的，其实他们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响之中，还没有能够说明。
李怀宇：你从南京去台湾后，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造成的压力有多大？
叶嘉莹：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南京陷落，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共产党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而且，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其实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向往的，因为国民政府贪污腐败，这个大家早就认识了，说在抗战的时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光复后就说“五子登科”，就是房子、银子、金子什么东西吧，所以很多人对国民政府很失望，很多人向往这边的政府，台湾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解放了，是不是？他就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他就给你扣一顶帽子！台湾大学很多学生被抓了，我们社会上的公教人员也有很多被抓的，不但我的先生被抓了，很多人都被抓了。
李怀宇：先是你的先生被抓了，然后是你也被抓了？
叶嘉莹：我比他晚一点，我们是1948年春天结婚，1949年夏天生了我的第一个女儿，1949年我的女儿四个月的时候，我的先生被抓了，第二年6月我的女儿还没满周岁我也被抓了。当时抓了很多人，我在彰化的一个女子中学教书，我们本来有一个老师已经被抓了，然后我们的校长和六个老师一起又被抓了。
李怀宇：之后有一段艰苦的日子，你把女儿也带到监狱？
叶嘉莹：那当然！我们远离故乡到台湾去，我们是无家无业，没有房子，没有产业，什么也没有，我们只好工作。我先生在海军工作，他有一个宿舍，有一份薪水；我在彰化教书，有一份薪水，有一个宿舍。我先生被抓了，他的薪水他的宿舍也没有了，那我被抓了，我的薪水我的宿舍也没有了。虽然我后来经过审查，写自白书啊什么什么的，我这个人从来就不懂政治，一直到现在也不懂。本来也想把我送到台北的司令部，因为我还有吃奶的孩子就没去成。我的女儿是不吃奶粉的，因为种种原因，经济也是个原因，买不起，那她就吃我的奶。我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我说：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你要关我就关在这儿的警察局好了，我的先生被关了，我在台湾无亲无故；至少我在彰化还教了一年书，还有几个同事、几个学生，有什么事还可以有个照顾，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
李怀宇：当时关你的理由是什么？
叶嘉莹：思想有问题啊，我的先生被关了，难道我没有问题吗？我教书的学校，校长都有问题，六个老师都有问题。后来他们看我实在是不懂政治，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是第一个被放出来的。本来我可以申请要求回到彰化去教书，可是有朋友说：彰化那个地方受到牵连，校长都被关了，而且有些人本来就想斗女中的校长的，你回来这个环境不合适，你干脆辞职吧。我没办法：好吧，那我就辞职。这样我就无家可归了。我的先生在海军工作，是因为他的一个亲戚——他的姐夫在海军工作，所以介绍他去的，我就投奔他的姐姐。那个时候大家刚到台湾，生活很紧迫，他的姐姐、姐夫一个卧房，她的婆婆带两个孩子一个卧房，只有两个卧房，我没有地方了，只好睡走廊。晚上等他们都睡了，我就铺个毯子在那儿跟我女儿睡觉。那是夏天放暑假，白天呢？大家吃完饭要睡午觉了，但小孩子很难不哭不叫不吵不闹的，人家要睡觉，不能吵人家睡觉，大热的天我也要把孩子抱出去。抱出去之后找个树荫，树荫都不大，因为左营是国民党撤退以后才建立的，那些树都是新种的，我抱着她在那里转悠，等人家午觉睡醒了，我再把孩子抱回去。我不但是不得已在那里住，我在那里住的原因，还有希望顺便打听一下先生的消息，到底他定罪没有，罪名是什么？有的时候我要抱着孩子在南台湾走很远的路去找他们军法处的处长，我说：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他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从来没有给过我答复。
李怀宇：在这样的挫折下如何挺过来？
叶嘉莹：这都是命运的播弄啊。我大概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我当时有个堂兄，也到台湾了，他在台南的一个私立的女子学校教书，这个私立的学校待遇不太好，如果是公立的学校，有配给、粮食，待遇就比较好。我的堂兄就转到一个公立的学校工作，他问我要不要到私立的女中去教书。我求之不得，我无家无业啊，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去了台南的这所私立女中教书。当时大家对这个学校评价不是很好，说那些女孩子都是来混个文凭当嫁妆的。可是我是个有傻气的人，因为我教的还是文学，我不管学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不怕对不起学生，但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和杜甫。所以我要讲文学的话，我一定要把它的好处讲出来，我自己很投入，学生也对我很好。我觉得我的学问也不是好到怎样，是我真的投入，真的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我不管教什么，教《论语》、《孟子》、唐诗、宋词，不是只讲死板的知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体会、感受，把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实践都结合在里边了。
我在那里教了四年。我刚去时就带着一个女儿，可是三四年了，大家只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孩子，从来没见过我的先生，大家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敢把我先生被关起来的事告诉别人。但是我内心有一个定力，我不在乎，外界给我的荣辱得失我都不在乎，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以为中国儒家所说的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空谈，其实不是空谈。有人说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定力？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我说这在于你自己啊！他们说我们做不到，我说你根本就不想做，想做就可以做到，内心有没有定力就是在于你自己。不说你读不读孔孟圣贤，你读不读古诗词，你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的朋友写信安慰他，他说我们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这是苏东坡的话，你就是不读《孟子》，你读苏东坡的诗词，也能获得内心的定力。我在沦陷区物质困难的时候，1945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那时还是很困苦的，我们要骑车上课，还要穿旗袍，当时不流行短装，也不流行裙子。旗袍后面硬是磨出了一个洞，磨了一个洞之后我就找一块颜色相似的布补上，我就这样去上课。我不怕，我不跟别人比什么，我无所谓。我的书教得好，学生尊敬我，学校也一样尊敬我，为什么大家抢着让我教了三个学校六班学生？我穿一件补衣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你没有一个持守、一个理想，你以为穿的衣服不好，吃的饭不好，这就是可耻，那这样的人就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虽然经过很多艰苦患难，但我所读的这些书包括诗词，使得我看重理想胜过外在的饥寒，我就不以为苦。一个人内心里有一个坦然自安之处，你就不会表现得愁眉苦脸，你可以自安！
李怀宇：后来怎样有机会到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教书？
叶嘉莹：我在私立中学教书，公立学校没有人敢请我，我是个有问题的人嘛，所以一直等到我先生被放出来，放出来就等于他不是共产党了。我跟台湾大学的渊源说起来就很早了：我是1948年冬天到台湾，我要去台湾的时候，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台湾有几个好朋友，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是外文系的一个老师，叫李霁野。顾先生在他的诗词里边写到过李霁野，因为顾先生虽然教我们古典诗，可是他是外文系毕业的，所以他对外文系的老师都很熟，他跟李霁野先生很熟，跟冯至先生也很熟。而且顾先生还有个女儿，叫顾之英，她的先生是个空军，当时撤退的时候也是到了台湾，所以顾先生说台湾有这么多亲友，去的时候可以看望他们，顾先生还给我寄了个名片来，那我当然说好。可是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跟我先生到了左营，这些人都在台北，我没事不会那么老远跑到台北来嘛！所以我没有过来，一直等我找到彰化女中的工作，然后到台北来办事的时候，顾先生叫我去看望他们。还有顾先生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郑骞郑因百，顾先生的诗词里都提到了，所以我就去看望他们，到了台湾大学，见到李霁野、郑骞、台静农、许世瑛、戴君仁诸位先生。李霁野是顾先生的好朋友，但以前我不认识；许世瑛是我从前的邻居，戴先生是我以前的老师，我早就认识他们了；台静农先生以前不认识，只是听他们说；还有郑因百，以前也没见过，但是从我老师那里早就知道。到了台湾大学，他们几个人都在办公室，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人，可是那时候也只是见到而已，我先生还是在左营，我在彰化教书，彰化离左营比较近，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后来我生了孩子，我先生被关了，我也被关了，我就跟台北所有的人都断绝了联系。李霁野先生就是在白色恐怖中跑出来的，等到我先生出来，我就转到台北的二女中教书，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李霁野先生已经回大陆了。许世瑛先生是我邻居，郑因百先生是顾先生的好朋友，大家都在台湾，说起我这段遭遇，大家都说没想到叶嘉莹书念得这么好，怎么命运这么坎坷呢？就觉得很可惜，恰好那时候台湾光复不久，很多本省人都是讲台湾话的，要找有标准国语口音的老师去教大一国文。他们说我们正有一班华侨的学生要开班，没有老师，你过来教吧。当时我在二女中教两班高中国文，再加上台大的课，简直跟五马分尸一样，后来我辞去了二女中的工作。可是这时候淡江大学中文系成立了，许世瑛先生是系主任，他说诗选词选你要来教，那我当然不能不去，是他帮我介绍到台大的，上辅仁大学时他是我老师一辈，所以我就去了淡江，二年级的诗选，三年级的词选，四年级的曲，一班一班地增加。过了几年，辅仁大学复校了，戴君仁先生是亲自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他被请去当辅仁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戴先生也说你要来教诗选词选，这我也不能说不去，因为戴先生是我的老师，而且我在台大教书的时候，本来是教大一国文和大二的历代文选，因为我实在是没法兼课，太忙，而大一国文是要改作文的，所以戴先生减轻了我的负担。戴先生叫我去教诗选和杜甫诗，这样至少就不改作文了，所以在台大我教的就是诗选和杜甫诗两课，淡江和辅仁则是诗选、词选、杜诗、曲选统统都是我教的。
李怀宇：什么机缘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教书？
叶嘉莹：最早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跟台湾大学有个交换计划，就是他们安排老师来，我们安排老师去，他们要台大一个教中国诗的老师。那个时候我在这么多学校教诗选，还教广播电台的国文，一想就想到我，就说：把叶嘉莹交换去吧。不过要通过一个口试，不能到美国连基本的生活都不成。美国当时来口试我的人就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谈完话我就走了。晚上有一个美国在台基金会的主任请我吃饭，又跟海陶玮先生见面了，他要我去哈佛，我说：我当然愿意去哈佛啦，可是学校交换我去的是密歇根。海陶玮先生就说：你去跟校长说，能不能请学校另外派一个人去密歇根？你就可以去哈佛了。那我试试看了，我就找了钱思亮校长，钱思亮校长非常生气，说这个交换是我们早就跟人家定了的，现在你快要走了，不能说随便改学校。我就告诉海陶玮，海陶玮是非常希望我去的，他说：这样好了，密歇根不是9月开学吗，你们台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大学，9月再到密歇根去。所以我就到了哈佛和海陶玮合作了两个多月，他又说：你可以在密歇根教一年，不要延长，下一年你就可以到哈佛。我说：好吧。所以我在密歇根教了一年就到了哈佛大学。这个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一年了，也就把我先生接出去了。其实我最初本来并不想出国，但因为我先生他在台湾被关过，他想离开台湾，所以学校既然提供这个机会，他就鼓励我去，去了一年以后就把他接出去了。我的两个女儿本来我已经带出去了。所以在哈佛大学又教了一年就到1968年了，我要回台湾，海陶玮就说：你先生出来了，两个女儿也出来了，你干吗非要回去呢？而且台湾还把你们关了那么久，可以不回去了。可是我做事跟别人不一样，我得回去，我说：一个是因为三所大学的老师一辈的，当初对我很好，叫我去教课，现在学校开学了，我说我不来了，给他们制造很多问题，这对不起那些老师。政府再对不起我，但是我的老师对我很好，我不能不回去。再说我有八十岁的老父亲，我不能把我女儿带出来，把我老父亲留在台湾，所以我就坚决地回了台湾。可是第二年哈佛大学再约我出来的时候，我要把我父亲一起带出来，美国的领事馆就不给我们签证了，说这等于移民，不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去了，你办移民吧。本来办移民也无所谓，我等就是了，可是你要知道我先生在美国，没有工作，我一个女儿念中学，一个女儿念大学，我在台湾教大学供养不起他们，当时四十块台币换一块钱美金，我真的没有办法养活他们。可是出不去怎么办呢？哈佛的老师又说了，他说旧护照都不要了，都丢掉，你重新换一个新的护照，你就到加拿大来，过来很容易。我说好吧，试试看，换了个新护照，所以就从台湾到了温哥华。
李怀宇：1969年去了温哥华，怎么留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叶嘉莹：1969年我到了温哥华以后，还是要办美国的签证，而且我不能不办签证，我不能用旅游的签证，旅游签证到那边不能工作，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我就去办签证，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也说了，你拿的是美国那边的聘书，你从台湾来，为什么不在台湾办，要跑到这里来办？我不能给你签证，你要办把你的护照送回台湾去吧。那我就告诉美国：我过不去了。美国的邀请者还真是热心，他是希望把我留在美国，还可以跟他合作，所以他就给UBC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主任打了个电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就在温哥华，她现在急需找一个工作，这个亚洲系主任听了就非常高兴，他说今年正好从美国加州大学来了两个博士生，都是学古典诗歌的，凑巧没有人指导这两个博士生。这太好了，所以就把我约到UBC大学去了。这都是命运，把我扔到哪里就是哪里，不是我的选择。我就到UBC大学去了，这个亚洲系的主任说你作为一个专任教师不能只教两个研究生，你要教大班的课，你要用英文讲课。我那时是别无选择了，上有八十岁的老父亲，先生没有工作，下有一个念大学的女儿、一个念中学的女儿，我别无退路，只好答应了。我说好，所以我晚上要查生字到两点，第二天去给人家讲课，所有学生的报告、我的研究生的报告都是英文写的，我查字典看论文和作业，就是这样逼出来的。所以我才能看那些英文的文学批评，才会什么符号学啦、诠释学啦，还有接受美学啦，我觉得很多东西冥冥之中就有定数，真的不是我的计划，原先不在我的计划之中，我也从来没有去想过，都是被逼出来的。
李怀宇：到了美国、加拿大教书，研究和教学环境有什么变化？
叶嘉莹：美国学术研究的风气当然更活泼一点，可是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活动，我是比较喜欢安静的。加拿大有一样好处，就是气氛虽然不像美国那么活跃，可是它的藏书是不错的。加拿大不是每个图书馆都有这么好的条件，我那时留在UBC大学很幸运，因为当时有人捐了一批中国古典方面的书，虽然不能跟美国的哈佛大学，或者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做比较，但是对加拿大来说，我们UBC亚洲系图书馆的藏书是首屈一指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用书非常方便，而且后来跟亚洲的来往越来越多了，图书馆的藏书也常常有所扩展。我觉得在那里很安静，我比较喜欢安静，不喜欢很多外在的事情。
李怀宇：西方的理论对你的中国诗词研究有什么影响？
叶嘉莹：后来我不但读了西方的接受美学，而且也读了西方的什么符号学、诠释学，虽然说那时候我的英文很差劲。我是中文系毕业的，而且一直教古典文学，我是四十多岁跑到国外，被逼得用英文教书，所以我不得不查生字。不但我教书要查生字，我看报告、论文都要查生字，生字查多了看书就比较方便，而且我也喜欢学习，我也去旁听了一些西方文学的课，也看一些文学理论的书，所以虽然学习英文很艰苦，可是我喜欢学习。我忽然觉得有些西方文论是我能说明白的，我一看这个说法，这个太好了，这个把我不能明白的东西说明了，所以我就很高兴。现在大家常常说叶嘉莹用西方理论，我不是喜欢套用西方的理论，也不是要引用西方的理论来表示什么博学啊、先进啊，都不是，就是因为中国的词学从晚唐五代以来，从北宋词论的怀疑和困惑，一直到张惠言到晚清的这些人，都没有把词的美感特质用理论说清楚。我于是要用西方的理论来说，这是没有办法，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中国传统没有这种理论说明，我就想起法国的Julia Kristeva，我们翻译成朱利亚·克里斯多娃，她有一本书叫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诗歌语言的革命》）。Julia Kristeva说诗歌语言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是symbolic function，象喻的作用；一种是semiotic function，符示的作用。像屈原的“美人”，像曹子建的“贱妾”，这是symbolic function，它是比兴寄托，这种作用是被限制的，它所比喻的有一定的指向，它的寓意也有一个明白的指向。所以虽然说它是从这个语言跳到那个比喻去了，好像是增加了一个，变成了两个，从语言到托意，可是这个托意本身是对语言的一个限制，给它指向一个固定的方向。可是semiotic function是不一样的，是符号，就是语言本身的符号，“蛾眉”是符号，但“菡萏香销翠叶残”这个语言本身的微妙的作用是不受拘束的，不指向一定的方向的，读者可以从里边产生很多的联想。所以王国维看冯延巳、晏殊的小词，一下说这是成大事业、成大学问的境界，一下说这是诗人的忧生、诗人的忧世，他的联想是可以变化的。从这个符号里边，按照Julia Kristeva的说法，可以不断地运作、不断地生产。很多人说我这是在胡说八道了，反正我只是偶然地被抛置到加拿大，偶然地被逼着用英文教书，偶然地发现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多年读词不能理解的东西，我现在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说明。
李怀宇：你自己的诗词研究心得对西方学术界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叶嘉莹：西方最早的传统汉学当然是对先秦诸子著作的翻译，五经四书都有很多翻译。后来开始研究诗，一直到我到美国，西方一直没有什么词学的研究，像我们中国人自己还弄不清楚呢，所以西方人顶多是按照它表面的意思翻译出来。中国的词学理论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没闹清楚的东西，你不能指望他们弄清楚，因为他们虽然有西方的理论，可是他们学西方理论的人也从来不跟中国的词学相结合。所以1966年我到了美国以后，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国际的会议，还不是词学的会议，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会议。文学批评的范围很广，诗、词都包括在里边，当时我写的文章是谈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的，这篇论文因为要参加西方的会议，被翻译成英文。后来我们的论文被编成一本书，编书的人要交给审稿人去审，审稿人给我这篇文章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从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而且词最难讲的就是这种精微的美，他们可以翻译，可以简单地介绍词的历史，可是这种细致精微，就是我们中国过去修养那么好的词学家都弄不清楚的事情，他们很难说明。而且他们并没有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他研究中国就是研究中国，不像我这种中国人去看西方理论，他们没有。哈佛大学教诗词的有一个学问非常渊博的人——Stephen Owen（宇文所安）先生，想让我去讲一次词，因为词很难讲。前几天我的一个学生写信来，说到了美国才知道叶嘉莹的词学在西方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没做这个。
李怀宇：从1979年起，你为什么那么热忱地回到中国多所大学讲学？
叶嘉莹：那时候中国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开放以后能够招生了，我很愿意回到中国来，为诗词尽一点力量。一开放我马上就回来教书了，而且那时候我更是放弃了加拿大一部分的薪水而休假回来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这种理论有什么特别的可贵，我也绝不是去过几年外国，就老喜欢搬弄外国的名词，都不是。我虽然用了西方的理论，可是我不是用西方的词学，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从晚唐五代有词以来，经过北宋词学的困惑，甚至到清代的张惠言，对那种感觉也并没有明白说出来。从张惠言一直到王国维他们都有非常精到的一种感觉，可是并不能理论化地说明。诗是很明显的，诗是容易理解的，诗是显意识的、言志的，它的时代背景，它的文化背景，诗人的整个人生经历，你都能说得很清楚。但词很微妙，不管是谁写的，外表看起来都一样，好的坏的都差不多，都是写美女跟爱情，为什么这个人写的美女跟爱情就好，那个人写的美女跟爱情就不好呢？那就是说，在写美女爱情的词里，能够引起读者很丰富的联想的，就是好的！任何文学的作品，都以它的内涵越丰富越好。《红楼梦》为什么好？就是读《红楼梦》的这个人可以这么说，那个人可以那么说，每个人都可以从《红楼梦》读出他自己的一套道理来。所以你看它的内涵是多方面的，文本给大家很多的这种联想，所以好！词给人的联想丰富，就是好的。不但如此，词还有一个好处，它不像诗文写得冠冕堂皇，就像你在大庭广众中发表讲话那样，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词是游戏笔墨，反而把内心里最真实的本质表现出来了。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了，宋人诗不如词，为什么呢？“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因为他的诗写出来的东西，不如他在词里写出来的东西更真诚。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里有很多想法，想着美女和爱情，也不好意思说嘛！可是词呢，它就是游戏笔墨，它不负责任，所以这时候他卸下道德装饰的外表，他所流露出来的是本质。同样是写爱情，爱情也有不同的本质，有的爱情的品质是高的，有的爱情的品质是低的，所以同样是写小词，同样是写爱情，好坏怎么分，给人丰富的联想当然是好的。里边流露的不是他外表说什么，而是本质说什么。可是过去诗文的传统太悠久了，词到晚唐五代才有，所以它被诗文言志载道的批评所限制，小词有它特殊的作用，不大容易领会，领会也很难说明。
我也以为，我们中国的诗词讲给外国人听，如果都要通过翻译的话，毕竟有一层隔膜。如果我们要说从符号学，或者说从显微结构来争辩，“菡萏香销翠叶残”，“菡萏”翻译成英文是什么Lotus。它变成了荷花，它不是一个“菡萏”了，所以你要把中国兴味的东西用英文解释，把那个微妙之处说出来。“菡萏”是《尔雅》里面的名词，“菡萏”的意思就是荷花，你翻译成英文就只能说Lotus，“荷花”跟“菡萏”没有分别，你翻译成英文都一样了。可是在中国语言里边你才知道“菡萏”跟“荷花”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诗歌要到中国来才能真正讲得细致精微。林文月翻译家应该站在原著与读者中间
林文月
1933年生，台湾彰化人。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学术上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教学之余，更从事文学创作及翻译。她以一人之力，移译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另著有散文集《京都一年》、《读中文系的人》、《拟古》、《饮膳札记》等，文学评论集《山水与古典》、《中古文学论丛》等。
在港台，有好几位“林美人”。这一位林美人比较特别，她是台大教授，翻译家，散文家，美食家，是连横的外孙女，连战的表姐，台静农的学生，郭豫伦的妻子。她是林文月。
林文月1933年生于上海，作为台湾人，法律上隶属日本。她的启蒙教育是日语，读日本书，也用日本语文思想，或表达心事。直到小学五年级时，抗战胜利，林文月的台湾人身份由日本籍变成了中国籍。次年，林家由上海乘船回到台湾。从小学六年级起，林文月似乎开始了翻译的经验：脑中经常需要把中国语文翻译成日本语文。
1952年，林文月考入台大中文系。她原来的志愿是外文系，由于高中时期几乎所有读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为目标，反俗叛逆的心态令她临时改填“外”字为“中”字。大一即将结束时，她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想申请转至外文系。台静农仔细翻阅了她的成绩单及其他资料，说：“你念得很好嘛！不要转了。”她一时语塞，红着脸退出办公室，系也就没有转成。
在台大中文系，林文月是有名的“系花”，追求者众，至今仍然流传着许多男同学爱慕她的故事。林文月选择了郭豫伦。郭豫伦是林文月大嫂的弟弟，日后成了著名的画家。在二十五岁结婚以前，林文月从不曾下厨，婚后却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她的家宴，曾让许多文化人回味无穷。后来她写成了《饮膳札记》一书。
在常人眼里，林文月一生的机缘得天独厚，上天似将万千宠爱集于其一身。然而，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她下过常人难及的苦功。散文淡中有味，有学术养分，也有文学天分。而她对魏晋风度与日本文学深有研究，彼此之间也有相通的感悟。晚期文章更看透世间悲欢，深含人生无奈。
天才成群而来，常有一股莫名的气场。林徽因和梁思成家的客厅，曾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场所。相隔数十年后，林文月和郭豫伦家的客厅成了台北文人雅士会聚之地。林文月在《礼拜五会》一文中写道，她与郭豫伦结婚不久，住在台北罗斯福路位于台大及师大中间的一条弄堂里。夫妇分别自那两所大学毕业，她留任母校台大执教，他虽是师大艺术系出身，却因现实生活需要而在一家私人商行工作，工作之余仍未放弃作画。他们较早成家，又无长辈同居，儿女尚未诞生，所以生活最为自由无拘束，周末，甚至平时夜晚，他们的家遂成为朋友们乐于过访的地方，宾至如归地乘兴谈天说地。由于郭豫伦学画，林文月攻文学，他们的朋友也多半是所谓文艺圈的青年。“我们的客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大家可以高谈阔论、抬杠子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却又无碍友谊的场所。”后来选定隔周的星期五晚餐之后，有空闲者便来那一幢坐落于罗斯福路三段一七八巷二十一弄三号的小房子聚叙，故成为“礼拜五会”。“年轻的大家多数不甚世故多虑，而豫伦与我又都十分好客。两个人的小家庭是无拘无束的天地，我们只需当晚早些用餐，将家中所有的椅子、凳子和坐垫都搬到客厅里，再准备一大壶茶水及瓜子、花生米一类的零食供谈助就行了。”参加礼拜五清谈聚会的朋友后来多成为台湾文化界鼎鼎大名者。林文月曾经在一个场合写过几句话：“我用文字记下生活，事过境迁，重读那些文字，惊觉如果没有文字，我的生活几乎是空白的。”而这一段“礼拜五会”的经历，便可印证“林文月何以成为林文月”。
1969年春，林文月忽然接到系主任屈万里的电话，说中文系争取到国科会给予同仁至日本访问研究一年的机会；访问者需具备两个条件：通晓日语，年龄小于四十岁。那年林文月三十六岁，任中文系副教授，正合条件。半年以后，林文月申请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外籍研修员资格，只身赴日，生平第一次在异乡独居一年。她的正业是撰写中日比较文学论文《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之影响》，课外副业则是《京都一年》。读林文月的《京都一年》，我想到陈之藩先生的《旅美小简》和《剑河倒影》，也不免比较起金耀基先生的《剑桥语丝》和《海德堡语丝》。陈之藩和金耀基的主业皆非散文，却是独具一格的文体家。以文风而言，《京都一年》在林文月的散文中可以说是生涩的起步。
1972年，林文月参加国际会议的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促使她翻译起《源氏物语》全书。此后，她教书，做研究，又翻译。从1973年起，她翻译了《源氏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势物语》等四部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名著，以及19世纪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短篇小说集《十三夜》。为她的译著题字配画的是老师台静农、丈夫郭豫伦。
林文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六朝文学是重点，因而她的文笔不免沾上六朝之风。在论文《中国山水诗的特质》中，她论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模山范水，歌咏自然，往往更写出诗人本身在山水中的情形。“这是因为他对大自然始终有一种狂热的爱好之故。稍涉文学史的人，莫不知他是一位稀世的天才诗人，同时也是我们这个讲究‘温柔敦厚’的民族的一个叛徒。他出身富贵而性偏激，极放纵狂傲，又极不世故，身逢易代的乱世，而不知收敛保身。一生中曾仕两姓，且两次退隐，三度出仕，时时得罪人，也处处树敌，终以四十九岁而遭弃市极刑。谢灵运的一生充满了时代的以及他个人的矛盾。他的内心始终澎湃着不平与愤怒，也就是这一股抑闷之情驱使他疯狂地奔向山水。居官时，他是一个不负责的官吏，全不关怀民间听讼，唯山水之乐是务；在野时，则又浩浩荡荡率领奴僮义故门生数百人凿山浚湖，寻山陟岭，是一个颇不安分的隐士。”这一番论述，不仅有学术分析，更将六朝语言化入白话文，林文月可算是谢灵运的异代知己。有意思的是，林文月多年前于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三谢诗》，曾请台静农题字，那函套上有毛笔字迹：“景宋本三谢诗，文月女弟藏，乙卯冬初静农题。”
林文月《京都一年》、《山水与古典》、《作品》、《三月曝书》几部书，可以放在一起闲读。就我个人兴趣而言，她的忆人文章生动有趣，写台静农诸篇尤妙。《台先生写字》、《台先生的肖像》、《从温州街到温州街》，读来总有一股暖意。台静农重病时，闭着眼睛，紧锁着双眉，道出：“人生……”在枕上无奈地摇头。林文月明白他是想说：“人生实难。”典出于陶潜《自祭文》：“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台静农一生看来热闹，吃好菜、喝美酒、教学生、交好友、写书法，何其痛快！作为学生的林文月却看出老师内心深处的寂寞，可谓忘年知交。
这种对人生无奈的感悟越到晚期越显深刻，难怪她在2008年春暮为《作品》写新版序时会说：“十五年之前出版这本书时，正是我从多年教学生涯退休之时。文章内容颇涉及我丧失长辈的悲恸；而今再次校阅新版之际，竟连当时与我一同深浸悲恸的亲人友侪，又有几人先后走了。人生的变化，何其重大无奈！不过，于无奈的大变化中，有些事情似乎是历久不变的。”英雄难免末路，美人终将迟暮，悠悠天地间留下的是历久弥新的秋水文章。
李怀宇：1972年你参加“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写了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这是开始翻译《源氏物语》的因缘？
林文月：我小的时候听说过这本书，也没有接触。后来，看到一些现代语的翻译本。老实说，这个古语版的书，现代的日本人也不是人人能看的，可以说能看得懂的人是太少了。那个时候我是去参加日本的一个国际笔会，各种领域的人都有，有的是宗教，有的是美术。我是文学方面的，但是他们规定，凡是各地的学者参加这个会，提的论文都要跟日本有关联。我1969到1970年在京都，写一个中日比较文学的论文，就是《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之影响》。这里面包括平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源氏物语》，而《源氏物语》受到中国文学尤其是白居易诗的影响。《源氏物语》的《桐壶》其实就是从《长恨歌》演化而来的。我写了《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觉得很有意思，这是日文写的论文，因为到日本去开会。但是要在台湾发表论文，我就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翻译完之后，《长恨歌》是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的，可是受其影响的《源氏物语》的《桐壶》是怎么样的呢？我想需要交代一下。那么，我就试着把这一部分翻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翻完就附在论文的后头，一起发表。没想到这个附录，大家很有兴趣。很多人说：原来日本有这么有趣的东西，既像异国的，又像中国的，能不能叫这个翻译的人把全部都翻译出来？于是我开始翻译《源氏物语》。
李怀宇：讲到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在唐代日本派出了很多遣唐使，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唐代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
林文月：其实更早一点，遣唐使之前已有遣隋使，隋代的时间太短了，起的功用不是太大。日本从隋到唐，每隔几年就派一个团体，到中国去朝贡。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遣唐留学的僧人，还有一般的文人。这个文人的范围也包括文学、艺术、书法甚至是医学，当然文学的影响更明显。所以，我那篇论文是从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所受到的影响。
李怀宇：《源氏物语》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
林文月：对。《源氏物语》现在不单是在日本的文学史上，而且可以说因为透过翻译，在世界上更有影响了。好像是有五十多种语言的翻译，我不大记得了，单是英文都有两三种，法文、德文、捷克文都有翻译出版。很多人喜欢把《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相提并论，彼此相差了好几百年，而《源氏物语》更早，是不可思议的巨著。
李怀宇：如果作比较的话，《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有没有可比性？
林文月：的确有一些地方很像。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都是很长的巨著。《源氏物语》出现在一千年以前，我的翻译总共有一百万言，人物有好几代，这跟《红楼梦》也很像。常常被拿出来作比较的是这里面的男主角，光源氏的风流、才华、貌美，这种种跟贾宝玉都是相像的。围绕着他们两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女性，这一点也很像。不单单只是文学，这两本书的可贵之处，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研究，里面也牵扯到一些政治的问题，宗教的问题。
李怀宇：有人把《红楼梦》看作中国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讲：《源氏物语》是日本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
林文月：是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社会背景不一样，那个时代一个男人可以有多重对象，可能现代年轻人就不以为然了。有人拿光源氏和贾宝玉作比较，中国人是觉得贾宝玉比较好。因为《源氏物语》代表那个时代，就是11世纪的时候，很多现象不是个人单独的，而是整个社会都这样。《源氏物语》不单是写爱情。很多日本人都说《源氏物语》中有艺术、美术等，感情的东西非常短。如果说《红楼梦》只是谈爱情也不对的，爱情只是里面蛮重要的一个因素。
李怀宇：《源氏物语》是不是影响了后来的很多日本文学作品？
林文月：是。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谷崎润一郎是近代的一个大文学家，他几乎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三度翻译《源氏物语》，自己不满意，所以修正了一次二次三次。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说家，研究日本文学史的人都会知道他，到现在，大概也有很多人翻译他的作品。他写的书就很受《源氏物语》的影响。
而且，《源氏物语》被全世界的人尊重。大家认为《源氏物语》是全世界第一本长篇小说。因为像这样的伟构，在东方也没有。在西方，像莎士比亚的这些人都是在好几百年以后才出现。大家认为，《源氏物语》写得这么细腻，这么成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作者是个女性作家。也不是男性女性的问题，是宫里的受过教育，等于是皇家的一个女官，因为她的地位，所以她能够看到皇室的各方面。这不是一个平民女子能想象到的世界，种种原因造就了《源氏物语》。
李怀宇：说到翻译，你是不知道丰子恺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默默翻译《源氏物语》？
林文月：那个时候两岸都封闭，所以完全没有这个消息。我完全不知道，这对我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我没有办法参考他的翻译，好处就是我不会依赖他。说不定我根本就不敢去翻译，因为已经那么有名的人做过了，我再去做也是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一定会觉得我出了问题，一定会去参考他，参考的结果可能他的意见会对我有用处。我如果盲从他，那就不好了。
李怀宇：后来你有没有看到丰子恺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
林文月：很久以后，修订版都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我才看到。
李怀宇：你觉得丰子恺先生翻译的《源氏物语》有什么特色？
林文月：翻译的人有两种立场，就好像作曲家和演奏家一样。演奏家怎样诠释那个作曲的人？一首曲子并不一定是两三个人弹起来或者十个人弹起来都是一样的。一本书的原著，两个人去翻译或者更多人去翻译也不一定是一样的。我个人觉得，翻译的人是应该站在中间，一边是原著，一边是读者，应该要兼顾。但事实上兼顾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难免会有一点轻重之别。我后来看到丰先生的翻译，我觉得他是比较偏读者。我呢，可能有一点偏原著。我差不多是中学的时候很喜欢看翻译小说，学校图书馆有一本书大家轮流借来，像俄国的就有俄国的味道，英国的、法国的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吸引我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把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通通翻译成中国的唐人传奇或者是宋代话本，至少我不愿意这样。我觉得把那个艺术尽量地贴近传达出来，我要保留原著那个国家、那个民族、那个个人语言的特色，或是文章的特色。所以，我翻译的文字，就有人说有一点日本味道，可是我蛮高兴的，我就是想要有日本味道，我不想把日本的书翻译成俄国的书。我觉得丰子恺先生的译笔是比较偏向中国的唐人传奇、宋代话本，比如说，他开始常常说“话说”。我有一点点后悔这样说是不是不尊敬？
李怀宇：世界名著都是有很多翻译的版本。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也有很多版本，比如原来有朱生豪的译本，后来梁实秋也翻译了比较完整的版本。
林文月：但是，我非常敬佩丰子恺先生。因为我很久以后才得到这本书，根本没办法参考他，可是一想他在“文革”的时期，自己一个人闷头在那里做这个大的工作，就很敬佩。我想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本，对于读者来讲比较有选择的余地。但是现在的人看现代的文学都来不及了。可能有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去看古典的东西，尤其是外国的。
李怀宇：你翻译的另一本日本名著《枕草子》，以前周作人先生也翻译过？
林文月：我也是后来才看到，因为我整个做翻译的期间，都是台湾和大陆不要说人跟人之间，就算是书信来往也看不到。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也就是很大胆地才敢翻译。
李怀宇：《枕草子》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林文月：事实上，《源氏物语》、《枕草子》两本之后，我还翻译了一本《和泉式部日记》。《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和泉式部日记》的作者和泉式部，这三个人在那个时候是鼎足而立。如果只挑两个，《源氏物语》和《枕草子》就是日本平安文坛的双璧。
李怀宇：《枕草子》和《源氏物语》相比起来是另外一种叙述风格，有点散文化？
林文月：比较散文的，清少纳言其实受到李商隐的影响。因为主要是散文集，文笔非常好。如果你把两个本子放在一起，会发现两个作者的个性也很不一样。《源氏物语》比较迂回华丽，紫式部的个性是非常细腻，非常华丽，而且也是很深的。那《枕草子》的清少纳言的文章看起来比较带一点男性化的率直的个性。清少纳言写一段一段，另一段跟上面一段也不一定有关联。我第一次翻译的时候，并没有全书翻译，因为有些段章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觉得读者也不会认为这有多大意义，可是后来要出书的时候，还是应该完整一些，如果读者不想看就跳过去。
李怀宇：你在1995至1996年翻译了《伊势物语》，这也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名著？
林文月：《伊势物语》的写成应该是在《源氏物语》之前。《源氏物语》里面曾经提到过《伊势物语》里面的文章。其实《枕草子》的作者和《源氏物语》的作者是互相知道，他们应该是同时代的。那《伊势物语》的作者可能是个男性。《伊势物语》很多事情更不容易找到它的源泉，因为《源氏物语》那么早引用它的文字，应该同时或者更早一点。
李怀宇：《伊势物语》有点像短篇小说集？
林文月：对，可以分开来看。这里面贯穿的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贵族男子的遭遇，比较多的是男女之间爱情各种各样的状态，里面使用和歌贯穿起来。
李怀宇：《十三夜》就是19世纪明治时代的短篇小说集，原著的语言是不是比较现代了？
林文月：靠近现代，当然是比前几部差别很大，语言是会变化的。她是一篇一篇写出来的，已经是近现代短篇小说的味道了。在2004年，日本用《十三夜》的作者樋口一叶的肖像作为五千元钞票的图像，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女作家只活了二十四岁，后来留下的名望却很大。她是日本从古典转到近现代的一个重要的作家。
李怀宇：从个人兴趣来讲，你对这几本书有没有偏好？
林文月：都是我自己翻译的，都很喜欢。而且觉得重要，主要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