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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兴林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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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试读：

凝国家意识 系百姓情结——《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读后

夏夜沉沉，暑热蒸人。

签完大样之后，多半已是丑时，顿觉一身清凉，心静如水。于是，利用半个月夜班后时间，通读了赵兴林同志主编的《人民日报记者这样写新闻》一书。

书稿收集了历年来在人民日报记者部（现改为地方部）工作过的新老记者的有代表性的论文。与此前出版的《灿烂的星河——人民日报记者部新闻实践与思考》，堪称报道与论文合璧。两部书稿出版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或许是时间上的巧合，但确乎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为何对这部论文集兴味盎然，是因为，不少文章波澜起伏，写得如火如荼，读之有色有声，思之启人心智。更因为，作者中有的是名重当时的前辈，当我还是年轻记者的时候，对他们就景仰不已。大部分同辈和晚辈记者，我们曾经或正在一起工作，许多重大报道和重大事件，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几十载岁月，忽焉已逝，尤感人民日报记者群星璀璨，人才济济。不由得想起曹植对建安时期文人学士名流辈出的赞美：“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还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全面振兴时期，在人民日报记者队伍中都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新闻界代表人物。就其影响而言，独步者有之，鹰扬者有之，振藻者亦有之。特别是老一辈记者，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与众不同的故事。正是在老一辈的激励和教诲下，年轻一代记者承继传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续写着人民日报记者的精彩。

这是一部新闻采写业务的专著，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大多是记者在从事新闻采写中的体会。记者们常常依傍着某一重大事件、重要采访活动和专门问题展开理论思考，但从整体来看，囊括新闻采访学的全部要素，从新闻报道的基本原理到新闻采写的立意、谋篇、布局、语言等等。事实上，新闻采访从来都不是刻板和教条的，而是灵动而丰富的实践活动。当我们面对一场惨烈的灾难时，文字中常常饱含着泪水；当我们面对英雄人物和先进人物时，下笔时常常激动得不能自持；当我们面对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象时，落墨处常常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纠结；而当我们亲历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时，思绪常常振翅高飞，浮想联翩。新闻是客观的，忠实地记录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是记者的天职；记者又是个体的，一样的新闻事件和一样的新闻人物在记者笔下又有不一样的色彩。举凡优秀的记者，他们总是能够在真实客观地记录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时，展示独特的视角、表达独特的感受。经验也好，体会也罢，这部书稿特色是，将新闻采写千变万化、生成流转的丰富性呈现给读者，更将采写的精妙摄理和谨严法则平实道出，直观且质感。像一潭活水，欢快抑或是沉静地流淌，指明人生道理，指示职业方向。相信，用心的读者一定会在轻松的阅读中，拨动敏感的心弦，点燃思想的慧光。

人民日报记者中，不少是中国新闻界的大记者、名记者，年轻记者中也不乏脱颖而出的新锐。依我对这些前辈和同事的了解，他们大多也并非是具有特别天赋的人，大都平凡和质朴。他们之所以能够成长、成材、成功，有的甚至成为独步一时的领军人物，必有特别之处。一位同样做过记者的伟大作家海明威说：“在人生或者职业的各种事务中，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不如心情，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

读这本论文集，对记者成长、成材和成功的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或许可以概括为两个意思：

一、好学深思。人与人之间本无太大智力差异，但日后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却可能有着很大差距，受教育的背景固然是一个客观因素，但好学与不好学，可能是造成截然两途的根本原因。本书作者中的多位老同志，都堪称师长。有的精通哲学，有的擅长艺术，有的专攻经济学，有的爱好文史。虽然经历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共同特点是好学深思。所谓好学，是说他们从不肯虚掷一毫光阴，从不会错过一次机会，也从不愿有点滴自满，像海绵一样汲取知识。他们始终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学习和工作浑然一体，成为生命的必需。所谓深思，是说他们崇尚强探力索的思想者的生活，绝不肯摘抄剪贴别人的简报，绝不愿重复别人的观点，绝不会未经深入采访而敷衍成文。他们采写的每一篇稿子都是思考的乳汁、心血的结晶。概言之，成材其实很简单，好学深思而已；成长其实不复杂，不外是坚韧不拔的努力。舍此，我们似乎看不到别的什么终南捷径。

二、勇于担当。记者可以干得安逸，也可以干得很辛苦；记者可以干得很平庸，也可以干得很豪迈。安逸是说，对周围的事物漠然视之，对是非曲直无动于衷，那么除了写些送来迎往、春种秋收的应景之作，几乎无事可干。平庸是说，拿了人家好处就滥捧，把记者职业当成为稻粱而谋的饭碗，就难有成功，也不会受到尊重。从这部书稿中我们可以看到，成功的记者大都具有极强的忧国忧民意识，从不自外于国家发展的潮流。他们经历过曲折发展的苦难岁月，但不屈从于权势淫威，发出正义的呐喊；他们亲历过改革开放的艰辛探索，自觉地担当起鼓荡新潮、催促新生的社会责任，为社会进步开路。在大事件大灾难面前，人民日报记者从未缺席；在大事变大转折关头，必有人民日报记者的声音。正是由于人民日报记者总是在第一时间深度介入国家发展进程，也因此形成了人民日报记者的独有文化：国家意识、百姓情怀。

人民日报的未来属于年轻一代。这里想说，在这样一个有些奢靡、有些浮躁、有些功利的年代，朴素和沉静也许尤为可贵，付出和耐心终有所期。没有一个成功可以简单复制，孕育必须要有一个过程。成长、成材、成功其实就是一种日积月累的修业。犹如一座大厦，必须气定神专地一砖一石垒起；也犹如一段人生旅程，必须在欢乐和苦干中悉心体会，臻于丰富和成熟。不管如何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放松了学习，放弃了努力，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长，也不会有令人羡慕的成功。人民日报是新闻界一个高高殿堂，但并非人人都可坐享荣誉。大报未必天然制造大记者，但大报确是大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以上是阅读此书的感想，谨供读者参酌。作者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2011年6月

第一辑 资深记者专论

党报传统与新闻改革

我们党为什么要办党报？因为党报是干革命必不可少的武器。我们党成立不久，1922年就创办了《向导》周报，名副其实，做革命的向导，做人民的向导。我们党大规模地发展新闻事业，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当时在国民党的战时陪都重庆，在革命政权的首都延安，都办了党报；敌后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更是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每到一地，首先是建党、建军、建政，同时创办党报。有个说法：“枪杆子，笔杆子，有这两杆子，中国革命就能胜利。”当时说的“笔杆子”，首先是指党报。以我长期工作的太行区来说，党是非常重视党报的，供应正确信息，提示宣传思想，选配干部，配备器材，组织警卫，等等，优先照顾报社，很有些同志说我们得天独厚。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斗争中，党的新闻工作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例如：坚持党性原则，把新闻工作看作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新闻必须真实；等等。这些传统有强大生命力，过去，现在，今后，都应该坚持和发扬。

有的同志强调新闻要公正，要客观，这当然是对的；认为坚持党报的党性，说党报是党的喉舌、人民的喉舌，是革命的武器、革命的工具，就会损坏党报宣传报道的公正、客观，因此对这些名词很不喜欢，甚至反感，这就值得研究了。有的同志对我们常说的指导性，更加不能容忍。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几个月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在《新闻战线》发表了。其中谈到指导性的问题，我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指导性是党报的灵魂。”指导性的核心是真实准确、有的放矢。以我的亲身经历来说，抗战之初，我们党领导人民“打日本，救中国”，因此要创建根据地，要组织军队，制造枪炮，发展生产，创办报纸，等等。党报是党干革命的多种武器中的一种武器，运用通消息、发文章等形式，告诉群众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以打击敌人，保护人民，这就是指导性。指导性同党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谈指导性，党报也就失掉存在的价值。

指导也是服务。群众打日本，打蒋介石，减租减息，平分土地，发展生产供应军需民食，都需要党和政府思想、政策的领导。而党和政府所以能够领导群众，是因为正确地集中了群众的愿望、意见和智慧，无私地代表群众的利益，与群众心心相印、呼吸相通。党报宣传党的主张，传播新闻信息，交流经验教训，表扬先进典型，批评坏人坏事，是满足群众的要求，是为群众服务，也就是对群众进行指导。有的同志不了解根据地新闻工作的情况，以为当时强调指导性，大概就是反复在报纸上进行某种简单呆板的说教，而不管读者是否理解和喜欢。其实不然，当时根据地对敌斗争严酷，读者的要求、兴趣相当专注，文化生活也比较贫乏。从上述情况出发，党报强调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尽可能办得通俗、明了、实用，满足读者的需要。以我长期工作的太行区为例：党报篇幅都比较少，华北《新华日报》、太行《新华日报》都是4开4版，铅印，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长期是对开2版，有时对开4版，铅印；理论文章不多，知识性文字甚少；3/4以上的篇幅是关于战争、生产、教育的新闻、通讯，主要通过事实的叙述报道，扬善抑恶，是是非非；文章多为群众欢迎的“豆腐块”，绝少长篇大论。现在看来，不少文字比较粗糙，缺少文采，甚至不够规范。但是朴素真实，开门见山，很少套话。

把指导性实际上看作贬义词，至少是一种误解。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的二十年，新闻工作发生不少问题，并不是由于坚持指导性，恰恰相反，是违反了党报指导性的优良传统，表现为一不说真话，二文不对题。明明发生了“左”的路线错误，明明形势不那么好，偏要同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际“拉开距离”，硬要人家相信路线正确，形势很好，能不令人反感、讨厌？不管读者想什么、要什么，成天板着面孔向人家重复千篇一律的套话，即使说的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空泛“真理”，人家能不倒胃口？谢天谢地，那种艰难岁月是过去了。

将近三十年前，我们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割据到全国政权的巨大转变，适应当时的情况，党报坚持指导性，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一些变革，应该说是及时的。但是，那次变革自然而不清醒，特别是没有来得及从新闻理论、办报思想上加以总结，以致五十年代后期遇到一些非新闻界本身能够克服的困难，立即陷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在不同程度上，指导性丢掉了，报纸脱离群众了。

现在我们正经历一个从内外封闭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巨大转变，这对新闻工作的影响，比上次转变更为深刻。在国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深入改革的大气候中，新闻工作也在积极、审慎地进行改革。几年来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作为客观实际的反映，新闻工作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赋予新闻指导性更广泛的含义。刊登党和政府的方针、决定，发表言论传达党和政府的主张，是指导；以新闻、通讯说人论事，进行褒贬扬抑，是指导；传播知识、介绍娱乐、刊登广告等等，要选择、鉴别，有取舍、重轻，也是指导，或者叫引导。这样看符合新闻工作不断发展的实际，也有利于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当然，报刊、广播、电视中多数文字，都是记者-作者个人的观察和判断，但只要它们正确反映社会现实，符合党的路线和国家的宪法，对读者都有帮助，都有指导作用。写新闻作品，我们长期提倡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是很对的，应当坚持；在受众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同时强调提高宣传艺术，寓指导性于生动、引人的新闻报道之中，它的效果会更大更好。

新闻单位工作比较紧张，常常匆匆忙忙，我们可以集中足够的力量探索别的事物，常常忽略集中必要的力量解剖我们自己。这是新闻工作提高不够快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我们丧失了一个重要时机。对党报、对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当时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结束，转入和平建设；解放区的革命割据转为全国政权，我们党成为国家执政党；在革命战争期间，斗争紧张、残酷，大家团结对敌，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不很明显，解放以后日益显露；过去大家忙于战争，军民、政民一样过简朴生活，个人要求很少，解放以后多起来了。在新形势下，党报的本质属性、根本任务没有变，但宣传思想、报道内容，以及格调、文风等等，应该有所改变。以《人民日报》来说，原来是华北地区的报纸、华北中央局的机关报。1949年8月改成中央机关报，基本上还是原来的人员。以后撤销大区，各中央局的机关报有的撤销，有的转为省报。各中央局党报的许多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调到人民日报社。六个大区，五湖四海，人手充盈，经验汇集，完全有条件结合日常工作，冷静地、客观地把新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待解决的新问题议一议、理一理，把应兴应革的事项定出几条，在新闻同业中带个头。可惜当时没有这么做。虽然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变革，例如增加知识性的东西，也增加些正当娱乐性的东西，新闻、消息比以前多了、快了，报纸版面也有改进。但是这些变革不系统，人们头脑也不清醒，而且多是在新闻业务方面，至于新闻体制、新闻工作指导方针等重大问题，基本没有涉及。以后国家发生暂时经济困难，新闻工作走到一些不尽合理的条条框框之中。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曾是一个好机会。改版后的几个月有相当明显的变化，现在翻翻当时的报纸，还可以看出新鲜活泼的生气。那次虽然没有涉及新闻体制，但宣传方针、业务思想方面的变化是不小的。当时中央肯定《人民日报》的改版，批转了《人民日报》的改版报告，提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的可以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我们党的各种报纸……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现在《人民日报》和各兄弟报纸在进行改革，但是从思路、目标和进程来看，好像还不能说达到1956年改版时的水平。1957年反右开始，改革就中断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新闻界很积极，是有贡献的。对各条战线的问题做了不少探索。但又再现了刚解放时候的情况：忙于日常报道工作，对自身的问题却没有来得及进行研究。从革命战争到五十年代中期，政治形势好，新闻工作生龙活虎，积累许多新经验；以后受极左路线影响，接着“文革”十年，形势不好，新闻工作难做，教训颇多。如能对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总结，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扬弃不适合当前情况的观点和做法，提炼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鲜经验，该多么好啊！《人民日报》曾经组织几位同志，草拟几篇文章，只发了一篇，又失掉一次机会。正因为当时没有从思想上彻底分清是非，加上外来新闻学说的某些消极影响，就出现了一些不能说是很强烈的，甚至不一定是很自觉的否定党报优良传统的意见。现在进行新闻改革，正是溯本穷源，继往开来的好机会，再也不能放过了。

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在进行改革，新闻工作的许多旧框框、旧做法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是支持新闻改革的，提出积极、稳妥的方针，已经采取若干对应的措施；群众热情要求新闻改革；新闻界的同志更是大声疾呼，希望加快新闻改革步伐。党报面临着多种新闻传播工具的竞争和挑战，党报工作人员反映大报不如小报好办，不少读者说大报不如某些小报受欢迎。这种欢迎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可以研究的。但无论如何，党报应该站在新闻改革的前面。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它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促进的作用，它又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有一种说法，新闻改革应该“超前”，或者说，新闻改革最好“一步到位”。考虑各种现实条件，我看不大可能做到，而且不一定完全合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究竟是什么样子，正在探索、实践当中，不能像赛足球，临门一脚踢进去。我甚至感到，与其走得很快、走得不稳而被迫休整，不如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积极、稳妥的方针是正确的。

新闻改革不只是新闻机关的事，要全社会关注和参与，要党委大力支持。可不可以这么讲，许多机关、企业都在“简政放权”，进行新闻改革，从领导与新闻单位的关系来说，同样适用这四个字：“简政放权”。党委对党报要加强领导，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应该改善领导，也是不能忽视的。党委领导新闻单位，主要是“给思想”，即指示宣传思想，帮助党报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党的方针和意图，了解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重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加重总编辑的责任。一方面“给思想”，一方面加担子，由总编辑对宣传报道负全责。错了，批评、纠正，总结经验教训；由报社向读者道歉、更正。事实证明，报社越是有权、有责，越是积极、谨慎。五十年代后期，有些规定非常死，把报纸工作人员的手脚捆住了，使后者对上面交发的东西，即使看出问题也不敢提出，甚至发现错字也不改动。从我们自己讲，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也说明，报纸工作人员，首先是总编辑，他应该有的权力、责任感越小，积极性越难发挥出来。七届人大、七届政协的宣传，大家是称道的，中央也是肯定的。当时我已退居二线，我理解所以搞得好，就是由于给“两会”的宣传规定了明确的方针、界限、纪律，至于具体怎么做，放手让各新闻单位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结果很好，群众满意，领导肯定，创造了一些新经验。

新闻改革，就党报工作人员来讲，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中央的方针，积极、稳妥地进行。1988年8月《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几位中央领导题词，都提到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不是可以划条线：凡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中央在一定时期的方针政策，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在调查研究、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都可以报道，可以发表意见。错了更正、道歉，做好善后工作。这条线，看起来条条很多，限制不少，新闻界的手脚还被束缚着。其实不然。线划清楚了，线外的坚决不做，线内的全部放开，天地反而更广阔。考虑到许多干部素质不高，社会上不正之风相当严重，这样做可能遇到风险和不应有的麻烦。但是只要发扬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党的原则，在当前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有风无险，最后取得合理的结果。举两个例子：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读者来信：《捂盖子的是谁》。当时北京“揭批查”步伐很慢，群众不满意，很着急。来信发表前，我们预感到会有麻烦，但是确信来信是正确的，会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支持，最后决定还是发表。当然做了受批评的思想准备，做了进行检讨的腹案。来信发表以后，虽然受到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但群众满意，鼓励我们说，《人民日报》犯了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错误”。由于检讨及时，而且在理，此事很快就过去了。再一次。1980年，《人民日报》登了篇短文：《思路更广些更活些》，提倡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由于当时的口径还是不能包产到户，同样预感到会有麻烦，事先也想好检讨的方案。但以后并未受命检讨，只是被通知一定要在一版发一篇不同意上述短文的文章。谁知此文发表以后，引来更多不同意此文而赞成那篇短文的文章，《人民日报》正好择优发表。经过一番论争，那篇短文的影响理所当然地扩大了。这就说明，只要权衡全局，确有把握，出于对党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承担一点风险也是必要的。当然，这种做法也不宜轻易采取。

新中国建立以来，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哪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好，那个时期新闻工作就好做。比如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之就不好做或没法做，如1957年下半年到1966年，更不要说十年内乱那个是非颠倒时期。目前我国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困难、问题不少。对这些问题和困难谁都不否认，但是领导和干部、群众的理解、感受不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很难避免，因为领导和群众的根本利益虽然一致，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多数情况下，领导对宏观情况掌握多，对事物发展的前景想得多，从全局看问题、从人民的长远利益想问题比较多，而对基层的问题、对群众的疾苦了解和体会比较少、比较轻。同领导比，群众的看法常有这样那样的距离，甚至相左。因此，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期望也就不完全一样。我们党能领导全国人民消灭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创建新中国，能粉碎“四人帮”，开创新局面，那么艰巨的任务都完成了，当然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解决当前的问题，克服当前的困难。但是，改变多年形成的旧观念、旧习惯、旧体制需要时间。扭转几十年没有过的令不行、禁不止的现象需要时间。现在是群众急，领导也急，都希望早点克服困难，更好地前进。党报具有这种优势：能比较及时、比较深切地了解领导机关的意图，了解领导工作的难处；又能较广泛地、较具体地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意见和脉搏。我们还比较了解领导、干部和群众都有对承受力的限制。过去总认为群众有承受力限制，现在看，领导有时对一些事力不从心，也有承受力限制。党报工作人员考虑这些情况，工作一般小心谨慎，有时甚至显得拘谨，不像某些报纸那样放得开。我们有时听到一种批评：你们胆子不够大。由于我们思想有时不够解放，有时不准确地理解安定团结的全局利益，显得过分谨慎。过犹不及，也是应该注意克服的缺点。按照新闻工作规律，越是难点、热点，即矛盾集中点，我们越是要去采访、去探索、去报道。但是，有时由于对承受力问题把握不准，或者设法回避，或者浅尝辄止，引起群众不满意。这当中我们确有“苦衷”。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充分反映领导和群众的意见。现在群众看当前的困难比领导看得多一些，看问题比领导看得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办得领导、群众都很满意，是我们的目标，应该全力以赴。办得领导和群众基本满意，难度也不小，但一定要做到。如果两方面都不满意，或者一方面很满意、一方面很不满意，就该考虑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北京开过一次讨论新闻改革的座谈会，我说，在新闻改革过程中，目前先做到假话绝对不讲，真话也不期望一下子讲完。也就是说，搞新闻报道，第一要解放思想，第二要以大局为重，考虑各方面的承受力，否则就很难说尽到了党报工作人员的职责。搞新闻工作不能求痛快，首先要考虑社会效果，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当时有人开玩笑，说你的话太消极。我说，恐怕不很消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也许还要努把力。又解放思想，该说的大胆说；又考虑社会承受力，不该说的坚决不说，这个火候不好掌握，但又必须掌握。有人问我有何具体办法，我只能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具体问题具体处理。

按照多数人的理解，报刊、广播、电视有四种功能：传播信息、舆论监督、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在这四种功能之中，我认为宣传教育是中心，其余几种功能，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满足受众的多种需要，潜移默化，引导受众奋发向上，直接、间接实现宣传教育的目的。在这四种功能之中，当前群众意见最多的是传播信息、舆论监督两条。关于传播信息，群众认为透明度低；关于舆论监督，群众意见是软弱无力。提高传播信息透明度，近几年是有进步的，十三大报告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规定，新闻界正在向这个目标奋力追求。十三大和七届人大七届政协的报道，国务院讨论处理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企业法的现场转播，效果很好，说明事在人为，过去的许多“不能”并非不可突破。新闻报道，新中国确有不同于西方国家，不同于旧中国的地方。我们不搞那种政局波澜、名人进退的所谓政治新闻。在西方，这种新闻耸人听闻，有很高的“新闻价值”。一个新闻记者，可能由于采访到即刺探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新闻而一举成名，在旧中国也有这种东西。这一类政治新闻，过去我们不搞，现在不搞，今后大概仍然不搞。我们可以回想，建国以来三十九年中，在正常情况下，从来没有这种新闻。在非常时期的“文革”期间有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有些人对此感兴趣，多数人很讨厌。它不应该占据党报的版面。

值得研究的是常见的一种所谓新闻，例如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在全国开展某种工作，这里也做那里也做，有人写出来了，没有什么特点，没有具体内容，只能算是某种动态，地名、人名不同而已。这种新闻过去是大量的，现在也未绝迹，群众很厌烦。实在说，这不是新闻，最好尽快使之绝迹。新闻求新，更求深。近几年出现了若干大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大多不是新闻（消息），而是通讯，它们的成就，主要不在新，而在深，作者抓住众所关心的时代主题，以独到的见解、广博的知识、细密的分析，给予读者某种启示和教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深度。

读者认为新闻报道的透明度不够，主要是指他应该知道而未能知道的重要事物。这方面确有重大缺漏，我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由于体制的缺陷，而是多年形成的习惯不易改变，或没有改变。比如“出口转内销”问题（如国家领导人对外宾谈话），本来容易解决，也想不出有什么充足理由不能解决，但是长期没有解决，搞得人们不满意，也给我们国家新闻工作造成了损失。能对外国人讲的事情，除了极少数的涉及外交斗争的，为什么不能让中国人知道？何况我们的领导人讲了，外国报道了，我们的《参考消息》登了，中国人拐个弯还是知道了，何不我们自己率先报道，抢个权威正本？此事说了多年，现已逐步解决。举一反三，都是新闻改革的新题目。还有一些事情，也属于考虑得不够周到。例如七届人大、七届政协会议报道，本来群众是满意的。但是有些人提起来就说：有的委员讲话很受欢迎，鼓了多少次掌，报纸却不登他的讲话全文。不敢登，还是“不透明”。据我看，这样的讲话应该全文发表，尽管里面有的提法我并不同意。发表以后，如有不同意见，我也登，当然不要铺天盖地，形成围攻。这种事本身其实不大，造成的影响却不小，我看原因还在思想不够解放。新闻改革已经搞了几年，如能把几年来逐步开放的新闻报道领域、项目、内容等等加以权衡、总结，作出几条规定，逐步形成制度，对促进新闻改革会有很大作用。

关于舆论监督，群众同样十分关心。十三大报告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某些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各种新闻传播机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比前几年大有改进。现在社会上传言很多，群众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杜绝传言，消减民愤的根本途径，当然是加强法治，严明法纪，彻底消灭各种恶行丑事。选择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在报纸上公开揭露，进行舆论监督，有助于各种丑事恶行的消灭，广大群众殷切期待党报加强这方面的努力。现在报纸上这类报道不算少，但群众反映我们“只揭苍蝇不揭老虎”。五十年代有过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政府秉公处理了，报纸突出报道了，群众拍手欢迎，黄炎培这样的老先生也感动得落泪，说共产党对老干部也这样秉公执法，何愁国家不能兴旺。群众要求处理现在的“刘青山”、“张子善”。如果确实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硬找，也找不到；如果有，也不回避，不徇情，秉公处理，用事实说明在党纪、法律面前确是人人平等。党报选择典型，突出报道，有始有终，很快会改变党报“不敢碰硬”的印象。现在报道一些案件，常常虎头蛇尾，或有头无尾，群众很不满意。

新闻界自身的改革，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提高新闻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政治素质，第一条还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在前面提到的那条界线之内为党、为人民勇于負责、无所畏惧的品德。抗战时期，我看过苏联话剧《前线》，其中刻画了一个品德丑陋的新闻记者“客里空”，我脸上也热辣辣的。解放后，在戏剧舞台上，凡有记者，多是丑角，这很不公平。绝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应是正面形象。他们对革命的贡献党和人民历来是承认的。戏剧中不应该丑化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也确实应该清醒，应该提高。新闻工作者应有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勇气，既不能“唯上”，也不能“唯旧”。新闻工作中旧的条条框框不少，有的明明过时了，我们不敢提请修正；自己立的一些菩萨，本来已经腐朽了，也不敢把它搬开。近几年的事实证明，新闻工作的适时改革，党都是支持、鼓励的，我们自己有时反而不敢抛弃过时的东西，也不能顶住某些新出现的坏东西。商品交易中一些消极的东西，也在腐蚀个别新闻工作者，败坏新闻界的名誉，为社会上有正义感的人们所不齿。有无职业道德，能否耿介自持，我想是衡量一个新闻工作者够不够格的起码条件。

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是新闻界自身改革的一件大事，现在有条件提出来了。解放近四十年，名记者、名评论员很少出现，影响新闻工作水平迅速提高。原因很多。长期推行“左”的路线，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对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破坏更为明显，例如使人有时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吹牛，不能不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能不绕开矛盾走。新闻机关和其他机关一样吃大锅饭，干不干一样，既无奖励，也不惩罚，甚至谁干出点成绩，还被谥为白专道路。也有些同志工作出色，被提拔当了领导，事务冗杂，自己并不警醒，实际上搁了笔，或改蓝笔为红笔，改写小字为大字了。

我想着重提出理论学习的问题。我们这一代新闻记者，参加革命之初，多数理论基础浅薄，以后在几十年工作中，又在实践上而不是口头上放松了理论学习。新闻界常有这种现象：有的年轻人参加新闻工作，最初锐气非常足，工作很积极，很快写出若干作品，成绩不错。过上几年就似乎停顿了，再看不出什么提高或进步，有时能在一个水平上停留若干年。经过艰苦的努力，像爬楼梯一样，上了一层，又停顿了。多少年看不出有多大发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慢慢明白了，根本原因是理论准备不足，学习抓得不紧，年复一年，无大变化。这是我们这些七十岁左右的新闻退伍兵的痛苦教训。现在情况大变，党鼓励成才，提倡竞争；新闻工作者的觉悟和知识结构大有改变。以《人民日报》来说，研究生、大学生已占编辑部成员的大多数；限制出现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的外在条件次第消失，个人的勤奋逐渐成为取得优异成果的首要因素。新闻记者是使许多人羡慕的职业，又是使某些人“畏惧”的职业。说严重一些，习惯“八小时”的人很难成为名记者、名评论员。看看不少同志的情况，工作、学习，哪天不是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更多？哪能整个星期日都呆在自己家里？我去南斯拉夫访问时，听说他们的新闻记者平均寿命只有五十七岁多，大吃一惊，问明究竟，原因是工作紧张，学习努力，生活节奏太快。当然，我们不要紧张到缩短寿命，适当增加工作量、学习量还是应该的。有的外国记者对我国新闻单位同行政机关一样上下班，认为不可理解，值得我们注意。

新闻改革过程中，读者对党报的期望很高，要求我们在实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伟大事业中，特别是在当前整顿、治理的工作中，发挥舆论先导作用。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责任感，力求在新闻报道领域满足读者再一次表现的殷切期望。我们应该自觉：在读者心目中，新闻报道的信誉不如前几年高，因此要特别谨慎。每天发表那么多东西，要求不出一点点纰漏不大可能。但是，对有可能使读者理解为我们蓄意说假话或强词夺理、蓄意掩饰的东西却务须避免。我看到一家报纸登载一篇谈话，说四种副食品提价，国家给每个职工十元补贴，双职工抚养一个孩子，三个人的定量副食品提价十九元多，得到补贴却有二十元。因此每月还多得几角钱。读者认为这种说法骗人，而且骗得很蠢，因为肉制品、蛋制品、糖制品都跟着提价了。还有一篇报道，谈一个职工若干年前每月工资几十元，买不到两斤银耳，现在工资提到一百多元，能买二十斤银耳。前者是为了说明党和政府关心群众，后者是要说明城乡居民生活提高。一片丹心，用意甚好，但因论据有悖事实，成为流行一时的笑料。可见社会效果如何，永远应该是党报工作者优先考虑的。1989年

研究新闻学从何入手

1981年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干得不错，1982年要再接再厉多做点事情。现在指导我们思想和研究工作的文件都有了，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指导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文件，党的思想战线工作座谈会精神，给我们开展新闻研究工作提供了应当遵循的方向。我们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闻研究事业。在新闻研究工作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百家争鸣，力争开创一个新闻研究事业蓬勃兴旺的新局面。

现在，新闻研究工作的大门是打开了。尤其是三中全会以来，新闻研究工作同新闻战线各个方面的发展形势一样，也获得了一批又一批可喜的成果。当前新闻研究重要的课题可否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赶快动手抢救新闻史料。这件事太迫切了。我们党有60年以上的历史，党的工作中有许多事情是通过新闻手段来进行鼓动、宣传、教育和组织的。我党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创始人和模范的新闻战士。我们有许多伟大的新闻活动家，对他们要作专门的研究，并一个一个地作介绍，仅毛泽东同志的新闻活动，就可以写几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初创时，乔木同志便提出要抢救史料。现在有众多的老同志还健在，像我们新闻研究所副所长谢冰岩同志，新中国建立初期便是新华通讯社第一任秘书长，今年72岁了，还骑自行车上班，精神是可嘉的，但毕竟是老了。今天到会的石西民同志是老新闻工作者了，今年69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秘书长，现在还领导新闻研究所进行重庆《新华日报》史的研究工作。我们要把新闻界的老同志开一个名单，有计划地、系统地组织访问。我们要走在时间的前面，抢在这些同志去见马克思之前，把他们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留下来，成为新闻事业无价的瑰宝。有些老同志很谦虚，不愿谈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不愿谈自己为党所作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怕引人非议是为自己“吹嘘”、“摆好”，这种想法恐怕不对。我们大家都要对党负责，自己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历史上的一段路，就要把党和人民的，也包括自己的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这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一种政治责任感。我们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制定一个时间表，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把新闻史料挖出来。

新闻研究所成立后最早着手研究的是延安《解放日报》史，看来在中国搞一个《解放日报》研究会很有必要，许多老同志可以参加研究工作。陆定一同志身体不大好，却很关心这项工作，有一位老同志带着一位年轻同志去访问他，他不顾医生的干涉，一谈就是三个小时。在他住院期间，不听医生的劝告，穿着病人的服装，赶来参加新闻研究所党报史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谈起《解放日报》的历史滔滔不绝，累得满头大汗。我们劝他休息，他还继续谈。他多次给《解放日报》史研究组的同志写信，现在把他在1980年6月12日在医院里写的一封信中的几段介绍一下。“六月四日信悉。报纸应当怎样办，要懂政治，要懂历史。拘泥于一个指示，以为万事不变，那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历史，有多次反复。不要以为只有苏联才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苏共党史上也不止有这一次斗争，赫鲁晓夫夺权，不是又一次大斗争么？”……“我们党的历史，有三次大的（小的不算）曲折，林彪、‘四人帮’横行，这是一次。你亲自经历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办报就要搞‘自由主义’。“另一次曲折，你没有亲身经历。但你现在所研究的，就是这一段，所以我要说几句。“这个另一次曲折，就是王明路线的统治。“王明集团，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米夫组织起来的。1931年1月六中全会，夺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垮台。”……“1942年要解决另一问题，即思想问题，主观主义问题。为此才进行整风运动。当然也要解决报纸的问题。”……“报纸的队伍里补充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对过去的历史一无所知。连《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余光生同志，因为他是刚从美国回来的，虽然党龄较长，也不知道中国党内反对王明路线的历史。“这就是历史背景。懂得这个历史背景，你研究当时的报纸工作，为什么派我去当《解放日报》总编辑，为什么《解放日报》要发表改版宣言，为什么我提倡报道的真实性，为什么毛主席主张报纸不许有自由主义，为什么西北局通过关于报纸的决议……等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句话，就是把报纸的领导权从‘二十八个半’的手中夺取过来，变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报纸，这里包括教育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也包括把‘二十八个半’主观主义者中可以改造的统统改造过来。只有这样，整风运动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就不能顺利进行，达到‘七大’团结全党的目的。“有许多具体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你们正在研究，那很好。你们都是聪明人，我对你们说明了背景，你们去研究罢。我当时做的工作，也不是样样都对的，也会有错误。但我的路线没有错，大概可以这样说。”

同志们从这一封信的若干段落中可以看到，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是多么热诚地关怀着党的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这些老同志有几十个，上百个，他们都像陆定一同志那样关心我们的新闻研究事业。许多老同志接待我们研究工作人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感人的。《解放日报》报史组的同志到广州去访问习仲勋同志，连续谈了四个多小时，早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秘书进去催了两回，习老的话还扯不断。习老在送别时还谆谆嘱咐说：“我就要到北京去了，你们有事可以随时去找我。”吴冷西同志也跟他们详细谈了《解放日报》国际报道的经验。他们去找杨尚昆同志谈《红星报》，也是从上午八点多钟谈到下午一点多，杨尚昆同志的谈兴还很浓。另外像夏衍、张友渔、杨放之（吴敏）、廖沫沙、胡绳、熊复、徐光霄等同志，也积极为《新华日报》报史组出主意，写文章。可见，大量有价值的新闻史料保存在老新闻战士的脑子里，我们要像挖金子一样把它们挖出来。有了大量的、丰富的史料，我们就有了比较好的研究基础了，毕竟科学的结论是要根据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到的。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挖掘这些珍贵的史料，现在错过良机，将来后悔莫及。《解放日报》报史组的同志曾去拜访陈克寒同志，陈克寒同志把《解放日报》诞生的意义和报纸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都一一作了详细介绍，并且跟他们约好下一次要好好谈谈党的报刊史的编写工作，但是没等到谈第二次，陈克寒同志便与世长辞了，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新闻战土，也失去了他宝贵的意见。所以这件挽救史料的工作务必抓紧再抓紧。

第二，新闻出版工作要跟上新闻研究的需要，要舍得拿出点钱和纸来多出版点新闻方面的书刊。新闻研究所成立后编辑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在香港和不少地方有很多人要买还买不到。因为党的新闻史料是有多方面影响的政治历史材料，国外想研究中国的人，就想买新闻史料。1981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第一期，登了张友渔同志的文章《我与世界日报》，过去我们只知道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只知道他做过报纸工作，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当时我们党是怎么在新闻界活动的，这对我们培养新的新闻人才，做好报纸工作大有好处。还有一篇叫《老大哥张恨水》，写得比较活泼。张恨水是一个老记者，最近香港出版了《张恨水全集》。对于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物，我们也要研究他，这对研究中国旧报纸的某些方面的问题是有好处的，通过研究，我们应该对他有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我们要研究各种报纸，包括党的和非党的报纸，中央的和地方的报纸，只有把我国报纸在推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作用都总结出来，中国报纸的历史面貌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复。有许多东西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最近我听说李千峰同志到甘肃省台昌县去，那里有个公社叫哈达堡，他在那里听到一件很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据说毛主席领导历尽千辛万苦的长征队伍到了那里，第一件事是让警卫员到当地邮电局把所有的报纸都找来（当然全是国民党的报纸）。毛主席一张张报纸仔细地翻看，寻找红一军在哪里。当他从国民党报纸的新闻中得知刘志丹同志在陕北某地，便决定到陕北去。所以说，毛主席跟刘志丹会师是根据报纸这个传播媒介所传播的新闻事实而决定的。我们最好能核实这段历史，去访问当地的农民、干部、老红军，最好能找到那位警卫员（还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间），找到那个邮电局的原址，查看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军路线图，翻翻当地国民党的报纸，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写出一篇论文，登在《新闻研究资料》上，必将成为我们新闻历史的一件珍品。

第三，要加快步子培育新人。乔木同志很关心新闻人才的培养，成立新闻研究所时，他亲自确定要调哪些人，设置什么研究室，想得很周到。乔木同志当时说在他有生之年还要培养一茬到两茬新闻干部。三年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和新华社党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培养了200多名新闻研究生，第一期研究生共81名今年毕业了。这些研究生都写了毕业论文，他们的研究成果的质量虽然不平衡，但确实有许多好的论文，好到什么程度，我看还是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同志的信念一段。王中同志在看了一部分论文后，1981年11月14日来信说：“我看了你们研究生的几篇论文，我感到很有水平，只因我学识浅薄，读书甚少，对其准确性无法断定。总之，我感到你们的理论研究遥遥领先。祝贺你们勇往直前，攀登高峰。”当然王中同志十分谦虚，他在新闻理论研究上的造诣是高的。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个不会恭维人的人，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证明，他是一位耿直的老新闻战士，他在信里说了他心里要说的话。

从这封信也可以看出，新闻界的老战土对于后起之秀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对于青年人的成果是多么地珍重，给予多么大的支持和鼓励。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仅要带头从事科研工作，而且要放开手脚让年轻的同志去研究新闻理论和实践。要相信他们中间是有人才的，有的人很会动脑筋想问题，只要给以支持和鼓励，他们会超过我们。当然也许有些看法不成熟，带点稚气，可这正是他们敢想敢为的可爱之处。我们要运用适合他们的方式，比如同志式的交心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提高他们，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形成一支很大的新闻研究队伍。将来我们要评硕士，争取有一两个博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新闻究竟是不是一门学问？有的文件把新闻列在文学名下，这恐怕不大符合实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科中还是列了新闻学，这是一件好事。它将鼓励我们进行研究，我们要为党的新闻事业争一口气，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争取中国新闻学的研究成为一个发扬党的光荣传统，有自己民族特点，有自己路子的独立的新闻学科。我们既要反对50年代照搬苏联那一套的办法，那实际是取消新闻学，把新闻学变成党史的再版。也要反对套用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新闻学，尽管他们都出了不少的书，有一些也值得我们借鉴，但要认识到，他们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新闻学，是为资产阶级的私利服务的。对于资产阶级新闻学，我们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它。我们不要说大话，但我们要脚踏实地地干，争取走在世界各国新闻学研究的前头。

现在许多单位设立了新闻研究机构，新华社成立了研究部，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也做新闻研究工作。大多数省成立了新闻研究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支新闻研究力量。许多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单位都做了报史的研究工作，像新华社五十年大事记就是一个好成果，《湖南日报》的同志配合搞地方志研究了地方报史，也很有价值。

第四，研究工作更要面向实际解决新闻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使问题能提到理论的高度去解决。各报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像《天津日报》的石坚同志提出“抓活鱼”，“保证活鱼上市”，向读者多多提供二三百字的新闻。上海《文汇报》的马达同志很重视抓独家新闻，报纸办得很有特色。《解放日报》的王维同志每天看几封读者来信，了解读者的呼声、要求，使报纸能与读者息息相通。《辽宁日报》的赵阜同志善于抓报纸的头版头条。《甘肃日报》的刘爱芝同志对新闻理论是很有研究的。很多报纸总编辑的理论观点都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报纸的优势和特点。《南方日报》总编辑丁希凌同志最近从非洲访问回来，他跟我说，地方报也要着眼于全国和全世界。办报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广阔的事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他们主张《南方日报》同《羊城晚报》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开展竞争。竞争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这个理论将开辟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报纸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根据自己读者的思想状况和心理特点，办出特色，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危害时期造成的那种“千报一面”的流弊。我们的竞争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是直接为读者服务的。我们的竞争跟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鱼吃小鱼的竞争有着质的区别，但是究竟有哪些根本区别，怎样不同法，需要我们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探索、研究和创造。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有一些争论的问题，被繁重的事务工作湮没了。我们要做有心人，仔细地去研究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为了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的讨论，各抒己见，求同存异。有的同志说，新闻界有好几个学派，依我看，真要有几个学派也不错嘛，都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派嘛。我们天天在办报，天天有争论。对于到底什么叫新闻也有争论。我们有一位同志说过去对新闻的看法限得太死，非指导性新闻就不算新闻，仿佛非得是站在指导的立场上去指挥读者干什么的才叫新闻。他认为这种看法不对，主张凡是通过传播新闻事实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起作用的，都是新闻，所以新闻的面是很广阔的。另一位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说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新闻就是要有指导性，就是要对读者有教益，否则跟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没有区别了。我觉得，我们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同志就是要欢迎这样的争论。这种争论将有助于启发我们的思想，浓厚学术空气。各个报社有些什么争论，有些什么论点，有些什么实际材料，都请摆出来，不一定马上求得结论。有时候过早地给学术问题下结论，对学术发展是有害的，还是要让实践去检验，去证明。

现在，各个新闻单位都有一批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同志，编写出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这是一种打基础的工作。办《解放军报通讯》的同志就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他们从军队的实际出发，研究介绍了许多地方报纸的经验，去丰富军队报纸，使军队报纸更好地发挥舆论向导的作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少年报》积极开展对青少年读者心理的调查研究，为改进报纸提供依据。其他各报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希望1982年能开展得更好，待到年底再开一个这样的会，有意识地把新闻理论的、新闻实践的，新闻史料的成果都检验一下，把新闻研究工作再提高一步。

第五，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有着自己伟大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新闻事业，也是世界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对世界新闻事业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对发展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我们要有自信，决不能妄自菲薄。中国的新闻研究工作也要同世界各国的新闻研究工作合作。最近，我们与澳大利亚新闻工作者一起开了个讨论会，就很成功，证明中国人的正确的新闻观点通过交流可以影响对方。开了四天会，相互的疑虑都打消了，增强了相互的了解，增进了友谊。中央领导同志要我们多做外国记者的工作，要相信我们的工作可以争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现在北京有95名外国记者，他们要写报道，就得打听消息，可是得到的回答一是说“研究研究”，二是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你提的这个问题”，三是说“不”，四是说“待我请示一下领导再说”。反正是用太极拳给挡回去。诚然，从政治外交方面说必要的太极拳是要打的，但从新闻报道方面说，光打太极拳是不行的。我们要热诚地引导这些外国记者正确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报道中国，把中国人民从事四化建设的消息传给他们本国的人民，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要知道，外国记者绝大多数是雇员，他们不写报道老板会解雇他。他们得吃饭，求你帮助他，我们却在那里说“不”字。他没有办法只好跑到饭馆、理发馆、电影院、洗澡塘里去听“马路消息”，或者到电线杆上的广告里去找新闻。当然，有些资产阶级记者就爱听小道消息，就愿意从啤酒桌上打听消息，这也许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积极做他们的工作，也可能争取他们不听一面之词，而对中国的现状作出比较公正的报道。这次澳大利亚的同行说在莫斯科你提出12个问题，他们一个也不回答，在北京还可以答复六个，中国比苏联好。

我们要承认，西方记者的新闻观点跟我们的不同，他们认为新闻记者不反对政府，就不能写出取信于民的报道，不揭露社会时弊的新闻记者不值钱，这是他们的新闻观点。我们应该跟这些外国记者打交道，研究他们的新闻观点，研究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敢于按照我们的观点和新闻要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评价他们写的报道，看谁好谁劣。他报道错了，我们就善意地提醒他，他报道得真实正确，我们就表扬他。反正我们只代表舆论，不代表官方，大家以同行的身份完全可以探讨问题。这条与外国新闻界打交道的路子，经过这次中澳新闻座谈会，开始摸索到了一点门路。

我们跟世界各国的新闻界有了直接的接触，能使我们不仅从书本上，而且从实际上更好地研究资产阶级的新闻学，他们的记者如何工作？他们的编辑如何编报？他们的新闻观点是什么？跟我们有哪些不同？通过分析比较，才能鉴别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真正优越性。新闻研究所要组织力量研究世界各国的新闻和新闻学，研究外国对中国的报道。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希望我们大家合作来办。我们还可从接受委托开一些国际性的新闻讨论会，发展对口的学术交流，使中央的和地方的新闻研究机构通过学术交流走向世界。

最近，联合国在曼谷设新闻专员，由联合国掏钱，1982年1月开财经宣传会，2月开新闻界老板的圆桌会议，要争取在亚太地区开展工作。会议可能在别的国家开，但是我们应该去，要在亚太地区的新闻界有中国的发言权，这就需要我们能多拿出点研究成果来。

第六，要扩大新闻研究工作的范围，我们要加强对报纸的研究，同时也要搞好对广播电视等所有新闻传播媒介的研究。最近，新闻研究所成立了一个电视广播研究室，现在还在唱空城计，只有三个人。不过有这个空城也有好处，许多国家都有民间的研究广播和电视的机构，这样就能跟我们对上口了。这事情可以做得很大，现在看电视新闻的人比看报纸的人多得多，那么，我们可以邀请外国专搞电视新闻的人来中国访问，同我们一起研究。美国就有一位很有名的搞电视新闻的人，妇女小孩都知道他。他管每天八点钟的节目，工作对象都是些在家看孩子的家庭主妇。据说在美国社会里妇女是家庭里掌握金钱的当权派，广告商的眼睛都盯住她们的钱袋。这个人就天天对家庭主妇进行电视谈话，从天下大事到家庭琐事都谈，成为美国电视界的权威。他到中国来了一趟，向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

电视是个广阔的天地，新闻怎么通过电视形象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以至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成为有形象的、有强大政治吸引力的社会主义舆论的工具，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们可以研究世界各国的电视新闻，研究好了，就有可能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权威。

总之，我们的新闻研究工作要直接依靠各新闻单位的积极性，多想些门路和办法，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把目前从事新闻实践的同志都吸引到研究工作上来，把他们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现在有几个刊物：《新闻业务》、《新闻战线》、《新闻研究资料》、《国际新闻界》、《新闻研究》、《新闻大学》、《新闻学习》和《新闻理论与实践》等等，都能为新闻研究工作提供极好的宣传阵地。新闻研究所还将出版《新闻年鉴》和《新闻丛书》，希望得到全国新闻界的大力支持。我们的新闻研究活动，还可以通过《报纸动态》传递信息，交流经验。总之，我们要当发展社会主义新闻研究事业的促进派。1982年2月

少奇同志教我这样做记者

小 引

我下决心终身从事新闻工作，是1948年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的华北记者座谈会以后。30多年来，风云变幻，我也在风风雨雨中经受锻炼，但，我的志向意愿一直没变，一直想努力实行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精神。可是，冷静地回想一下，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很多方面辜负了少奇同志的期望，做得很不够。这里，我只从自己的实践中，对少奇同志关于党的新闻事业和记者工作的要求期望，谈点自己的体会、感受和教训。

一、记者的职责

记者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有记者我当时是很糊涂的。

我是1945年由地方工作调到报社——《晋察冀日报》工作的。当时，我一没有新闻工作起码的知识和能力，二感到做记者远不如原先在地方上作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好”、“重要”，三，唉！真是幼稚可笑，觉着当记者“低下”，不如当“官”威风，有权，受人尊重。就是因为这些，我当时对党叫自己做记者工作很不惬意，很想再回到地方上去作“实际工作”。正在这时候，报社——已是人民日报了，领导同志告诉我，中央要找记者开个会，谈谈党的新闻报道问题，并说：“你也去，明天就动身。”那是1948年秋天，好像刚过中秋节。为什么中央要召我们去？而且那么急，明天就动身？我想，一定有什么紧急报道任务要我们去完成，不然，中央不会找我们，更不会这样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背着背包，和同志们出发了。下午两点多钟，我们十几人就赶到了中央驻地——平山县西柏坡村。谁知，到西柏坡一看，完全出乎自己意料：村庄一片宁静，一切秩序井然，没有一点要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开会仪式更简单，只有一句话：欢迎总司令和少奇同志给我们讲话。朱德同志讲话很简短，他简明扼要充满预见地分析了解放战争形势后，少奇同志给我们讲话了，他讲的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群众路线问题。那时，我把少奇同志的讲话基本上都记下来了。这个笔记本一直是我最珍爱的，可惜，1967年被“造反派”抄家时抄走了，不知它现在落在何方，很可能不在人世了——这些都是闲话。

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我们快胜利了，请同志们来，研究研究胜利后的事情，特别是党的新闻工作的问题。”少奇同志说。

——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会开得很活泼，很顺畅，提了很多问题，从国际到国内，从政治到军事，经济，文化，从记者的任务、工作方法到记者的学习，生活待遇……凡是我们想提的问题都提了，凡是我们想说的话都说了。会议足足开了三个星期，在整个座谈会期间，少奇同志多次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听我们汇报，和我们一起座谈。因为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得很快，我们的会不得不结束了。在十月二日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对党的新闻工作，对我们的座谈会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问我们：

党为什么需要你们这些专业的新闻记者？

少奇同志说：革命的需要嘛！接着，少奇同志就向我们提出了记者的职责，记者的任务和工作性质等问题。

少奇同志说：作为党报记者，人民记者的总任务——根本职责，是密切、加强、扩大，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记者应该怎样理解、执行和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职责呢？我理解，主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真实地把群众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反映上来；一件是把党的方针、政策准确地告诉群众（也就是少奇同志说的报纸），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党依靠记者了解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情况，了解群众的情绪、要求和意见，解决群众希望和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根据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制定党领导人民前进的方针政策。同时，党也依靠报纸和记者，及时地准确地把党的这些根椐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向群众宣传，把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去斗争，为自己的明天的幸福去斗争。

为了使报纸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少奇同志鼓励我们，期待我们，同时也严肃地告诫我们：一定要采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谨慎的态度、严肃的态度去从事我们的采访报道，绝不能用马虎的、草率的、非革命的态度去工作。少奇同志说：你们——人民的记者、无产阶级的记者，工作做好了，对党对人民的帮助就大，做不好帮助就不大，来个客里空，反映的不真实，那就害死人了。

——几十年来，我一直把少奇同志的这些意见，当作自己工作的座右铭，努力使自己写的通讯报道真实、全面、深刻。但是，做得很不够，虽然没有故意夸大、故意歪曲事实，但也出现过不少片面性的报道。比如1958年、1959年写的一些通讯报道，我只看到了——最少是片面强调了群众热情的一面，没有看到——最少是削弱和低估了科学性的一面。因此，对“大跃进”的某些报道，从本质上说是不真实，不全面的。不真实不全面的报道，当然也就谈不上深刻。从那以后，我比较认真地总结了自己的教训，头脑清醒些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全国十年大动乱期间，再没有写过一篇违心的文章，这是一件大幸事。

二、记者的品德

在三个星期的华北记者团座谈会过程中，少奇同志曾多次参加我们的座谈。他给我们谈解放战争的形势，谈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谈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各项政策，谈的更多的是记者的修养和品德。他说，记者的修养和品德，是一个党的无产阶级的人民记者，区别于旧的资产阶级记者的根本标志，是能否担负起加强党同群众联系这个根本职责的根本保证。少奇同志说：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的笔是人民的笔，你们是人民的喉舌，要忠实地为人民写作。你们是靠人民吃饭的，靠真理吃饭的，你们的工作应建立在人民和真理的基础上，绝不能像资产阶级记者那样靠拍马屁吃饭，绝不能像资产阶级记者那样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造谣扯谎搞假报道的基础上。为了人民的事业，你们要敢于坚持真理，要有点硬劲，要有点斗争性，或者像鲁迅所说的，要有骨头。

——说得多么深刻啊！几十年的实践，我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要做好记者工作，首先自己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原则的人，作风正派的人，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没有这种品德，他不但做不好记者工作，写不出好的符合实际，符合人民利益，有利革命事业的通讯报道，毫不过分地说，他根本不配做记者工作。在华北记者座谈会上，我们向少奇同志反映了记者由于作了真实的报道，而遭受某些人打击的问题。少奇同志说，由于党内还有资产阶级影响，还有那类喜欢叫人吹拍的“戈尔洛夫”，这是残余；靠残余吃饭的“客里空”是残余的残余，哪一天整党，“戈尔洛夫”和“客里空”就不行了。事情果真是按照少奇同志的预见发展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诞生后，全党上下正气一天天发扬光大，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有了进一步发展，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了全党和全国先进分子的生活准则。可惜，这种朝气蓬勃、天天向上的社会风气，在1957年后被破坏了，“大跃进”刮起来的浮夸风也影响了报纸，而报纸又反过来助长了社会上和实际工作中的浮夸风。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动乱期间，那些早已被党被人民唾弃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残余”，又被“四人帮”搅起而汹涌泛滥了。

历史的教训是面镜子。为了继承和发扬我们党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最近我费了老大劲，翻阅了50年代的一些报纸，重读了我念念不忘的一些通讯、报告，感到更加亲切。仔细一回想，写这些好文章的同志，都是思想好，品德好的。为什么到现在人们一提起十年动乱期间那些歪曲捏造，无中生有的造谣新闻，仍然万分愤慨。比如对“批儒评法”的阐述，对“朝农经验”的宣传，对小靳庄的报道，等等，记者是不是完全同意那些做法，是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呢？我问过几个有关的作者，他们是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的。为什么又按着“四人帮”的调子唱，按着“四人帮”的拍子写了那样的歪曲事物本质的错误的报道呢，原因是这些原来合格的共产党员，党的新闻记者，思想上起了变化，有了个人的私心杂念。有的把个人的得失荣辱摆在人民利益、党的利益之上，为了个人“安全”，屈从了“四人帮”的压力。有的更简单，只是为了自己的文章能够发表。他的理由是“不那么写发表不了啊”！

记者写新闻写通讯当然为了发表，不发表写它干什么呢？但是，发表是手段不是目的。记者写新闻写通讯，是为了用新闻通讯中的事实、经验、思想、观点，去宣传读者、影响读者，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事业，认识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切身事业奋斗。正如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记者的报道一定要真实，要敢于反映真实的实际情况，唯物论者是有勇气的。又说，记者工作是独立的艰苦的劳动，如果叫你找左倾的例子，你就去找左倾的例子，那你就不能独立的工作了……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话，永远按照他的话去工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不写违心的文章，不能为了发表，就去迎合；发表不是写文章的目的，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三、记者的学识

少奇同志曾多次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听了好几次我们的汇报，对我们这些年轻的记者的现状和工作，作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说：你们还年轻，还幼稚，工作还没大上路，希望你们能够成熟起来。为了把党的新闻工作做好，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学识与态度。

——态度问题，在《记者的品德》一文中我已经说过了，现在就记者的学识问题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记者的职责是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具体任务是了解和报道实际工作的情况，问题，经验和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等。要正确地而不是歪曲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要深刻地而不是浮浅地做好这个工作，需要有正确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要特别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社会的，要把它真正学到手，变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方法，不但自己会用，还要能看出别人用得对不对。

记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正确地宣传党的正确政策。所以，少奇同志要求我们要有政策知识，要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要根据群众的实践去检验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有没有缺点和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的任何报道，从一篇简短的消息，到一篇长篇的通讯，都是在提倡什么或反对什么，也就是都在表扬那些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行动，或反对和批评那些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作法。比如在农业宣传中片面强调粮食，忽视经济作物，忽视林、牧业；在工业报道中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轻工业，片面强调产值，忽视产品质量和品种；在整个经济宣传中，片面强调工业，忽视农业，等等；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都是背离正确地宣传党的正确政策原则的。

记者的学识，还表现在“你能，他不能”上面。少奇同志说，你能了解群众的真正情绪，他就不能；你有力地宣传党的政策，他就不能；你能发现问题，他就不能。我理解，能和不能之间，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和政策的理解程度之外，还有个专门业务知识问题。报道农业的，根本不懂农民，不懂四季，不懂起码的农业生产知识，怎么能报道得好呢？报道工业的，连个什么叫车床、钻床，什么设备是动力部分、什么设备是传动部分，什么设备是操作部分都不懂，怎么能搞好工业生产的宣传呢？

怎样不断丰富我们的知识，增加我们的学识呢？少奇同志告诉我们，要独立地艰苦地学习。他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记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一个党的人民的记者要懂得党的政策，要有专业知识，同时又特别提醒我们：至于每个人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多学什么少学什么，重点放在什么方面，则不应该一样，应该是缺少什么学习什么。

最近，重温少奇同志的讲话，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自己，也想了一下周围的和认识的一些同志。新的长征开始了，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任务也更重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天天在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考察、去分析、去判断、去报道，准确无误地担负起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的职责。

四、记者的作风

良好的作风，从来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一大以来，党中央非常重视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道理就在这里。少奇同志在华北记者团的座谈会上，对记者的作风特别重视。少奇同志在谈到记者的职责，记者工作的性质任务，记者的采访和写作时候，都谈到了记者的作风问题，要求记者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作风，平等待人的作风和细致严谨的作风。

关于实事求是，少奇同志说，你们的工作第一要真实。这是我们的新闻观同资产阶级新闻观最根本的本质的不同。而要做到真实，记者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难设想的。“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求是”是探索、研究、找出事物的本质。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是第二性的，新闻必须真实，记者必须绝对地尊重客观事实。真实一定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但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有时并不一定真实。这是因为现象有时并不反映本质，而我们说的真实是指本质的真实，时代的历史的真实。

第二要平等待人。关于平等待人，少奇同志说，记者要有接近群众的本事，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而且要尊重群众，群众是你们的主人。群众是记者的主人，记者工作的唯一源泉是人民群众，记者的一切材料、情况来自群众；记者的全部报道是写给群众看的。记者必须善于接近群众，同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是善于接近群众联系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平等待人，就是无论对什么人，对记者说来，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无论什么人说的话，提供的情况、材料，记者都要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研究和判断，绝不能因为这个意见、材料、情况是领导干部提供的，就深信不疑，遵办照行，那个意见是工人、农民提供的，就等闲视之，无足轻重。至于经过记者的独立思考、分析、研究和判断，相信和支持那种意见、情况，是因为那种意见、情况正确和真实，而不是因为它是谁提供的。

第三要有严谨作风。关于细致严谨的作风问题，少奇同志谈得很多。他说，记者的任务是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要真实地反映情况，是很不容易的，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要进行周密细致的思考，要深刻地分析判断，要采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绝不能用马虎的草率的态度去工作。

这种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今天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这是因为：记者的根本任务，是真实地反映和报道人民争取新生活的希望、要求、成就和经验；真实准确地宣传党为组织人民争取新生活的实现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群众的实践和要求，是党的方针路线产生和制定的基础和根据；党的方针路线，是群众实践和要求的集中的和具体的体现。我们不论在报道群众的实践和要求的时候，还是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的时候，都必须做到全面深刻，这样才能符合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要求。少奇同志根据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的性质、特点，对记者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记者要做好工作，必须进行独立的艰苦的劳动。“独立的”。记者的全部活动、全部工作，必须是独立的，他需要而且必须独立地进行采访；他需要而且必须对遇到的一切问题、情况进行独立的分析判断，他需要而且必须对他所写的新闻通讯独立的全部的负责任。“艰苦的”。记者要得到真实的情况，需要而且必须进行艰苦的深入的采访，要能够对所遇到的问题情况，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需要而且必须进行艰苦的研究和思考，要把所得来的情况、问题、材料精彩地表现出来，需要而且必须艰苦地精心地写作，等等。

五、记者的方法

在华北记者团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就要出发工作了，要求你们要和群众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情绪和要求，要善于分析具体情况。

听了少奇同志的这番话，我当时感到有点“不满足”，甚至有点“失望”，感到就像叫自己到大海捞针似的。做记者时间越长，越感到少奇同志提出的方法是我们做好记者工作的最重要的方法。

事实上，少奇同志在座谈会过程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东西：如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记者做好工作必须具备的学识和条件，党的有关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等等。只是不肯给那些妨碍我们做好记者工作的“条条”、“框框”和“先入为主的成见”。记者在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不但应该做，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得充分些，特别是政策的准备，思想观点的准备，要做得更充分、使自己在思想上认识上更明确些。去年夏天我去吉林省采访过一次，出发前我主要考虑的问题是报道什么？当时，我根据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精神，决定主要报道干部作风和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因为多年来“四人帮”的破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有的干部为作官不为革命，有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而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基于这种理解，我决定去采访那些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好党员，这是一。第二，当时社会上有股风，好像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必须留在城市里，上山下乡是根本错了，甚至有人说那是浪费青春，坑害知识青年。这些意见显然是错的。过去，规定全体知识青年一律下乡，初中毕业后先插队两年等的措施，显然是不对的，但不能跑到另一个极端去。就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决定去报道那些决心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好青年。

为什么去吉林呢？第一我过去没有去过吉林，想去个新地方。第二偶然翻《吉林日报》时，看到一条消息，说是舒兰县改进干部作风，恢复下乡在老乡家吃派饭的制度，极大地吸引了我，因为这是几十年来我们和群众亲如家人的一种很好的制度，通过吃派饭，可以密切干群关系，可以了解在别的场合不易得到的真实情况，也是一种很好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几十年来它也几乎是我一个最重要的采访方法。

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方法，那种头天去二天回（更不要说早出晚归）的采访方法，同自己的采访对象还不认识（更不要说熟悉和友谊），就一问一答地“采访”的方法，是不能得到真实情况的。

因为记者的新闻报道，第一要真实，第二要全面、深刻。这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需要把各方面的情况搞清楚，也需要正确的分析判断。正如少奇同志一再告诉我们，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没有分析的方法，事情是搞不好的。少奇同志给我们谈的一切问题，都是具体分析的模范。他对长江同志的评价，给我留下了至今不忘的深刻印象。少奇同志说，长江同志过去在白区工作，是全国有名的记者，写了很多好通讯；但是并不是说他的每篇作品都是完美的，没有缺点的。我觉得，少奇同志对长江同志的分析，既是对他的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又是为我们怎样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具体问题树立的榜样。

六、记者的写作

写作，是记者工作的最终体现。只有记者的新闻通讯写出来啦，而且读者喜欢看，对读者产生了好的影响，对实际生活起了好的作用，记者的任务才算完成了。对读者对实际生活，起的作用越大越好，记者的任务也就完成得越好。

一篇好的报道，主要决定于内容，决定于有没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思想观点，并使二者——内容和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同时也要讲究写作技巧，有了好的内容好的思想，表达不出来或表达不好，也不会成为好的新闻报道。少奇同志要求我们的新闻通讯要写得精彩，他说：“精”就是不要拉杂，“彩”就是漂亮，带点光彩。要拣主要的写，主要的才是“精”的，要写得生动活泼、有趣味，文章才有“彩”。

——文章要写得精彩，就要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技巧。少奇同志要我们努力学习写作，而且向谁学，怎么学，都告诉我们了。他说：自己可以学习自己，也可以看别人是怎么写的，看资产阶级的报纸，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当然，这是要批判地学习的。

——经常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哪篇写得好一些，哪篇写坏了，哪篇刊用了，哪篇不能刊用，哪篇读者反映较好，哪篇又反映不好。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今后要继续发扬？有什么失败的教训，今后要力求不再重复？向自己学习，是一种最切实的学习。正如少奇同志所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就会提高你们的写作能力、写作水平。从那以后，我就常想想自己的工作，想想哪些是做得对的、好的，哪些做错了、做得不好。虽然这工夫还不到家，还做得很不够，但因为这样做了，还是得益匪浅。

——向别人学习，看人家是怎么写的。少奇同志说，你们要看有经验的记者的报道，还要看资产阶级的报纸，要看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人家不一定比你们写得坏，有不少是比你们写得好的，要向人家学习，当然要批判地学习喽。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向别人——包括向资产阶级记者学习，研究人家为什么写得好，吸取他们的长处，是提高我们写作技巧的重要方法。

——要努力培养自己文章的风格，要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点。风格加特点，就使你写的文章能够生动具体全面深刻、反映出无限丰富多彩的生活呢。

——最后谈一下语言问题。一切文章，都是语言组成的。为什么人家就写得好，群众爱读，自己就写得差，读者不喜欢呢？原因很多，语言贫乏、枯燥无味，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好记者工作，就要不遗余力地努力丰富自己的语言，就要不遗余力地努力提高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

方法有两条：向群众学习，向好的作品特别是好的文学作品学习。

向好的文学作品学习，是丰富我们的语言仓库，提高我们操纵语言的能力，提高我们的写作技巧的又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人们说，好的文学作品是语言教科书，这话是有道理的。试以《红楼梦》为例，它的语言是多么好啊！富有表现力，生动具体，无论写情、写景、写人，读起来都给人以非常鲜明亲切生动形象的感觉；读它，不仅是一种研究和学习，也是一种艺术的美的享受。1984年

胡乔木颐园话新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同志，一直分工主管人民日报的工作。其中有一段时间，他为研究和改进人民日报，曾要求人民日报编辑部每天派两名编辑或记者，带上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于上午九时以前，赶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一座名为“颐园”的宽敞幽静的庭院里，同他一起在会议室坐下来，从一版到四版，对每一篇新闻通讯、评论和各种文章，逐行逐句地边读边议。对优秀的篇章和美好的版面，当然要给予肯定，更主要的是挑毛病，找差错，并借题发表意见。在整个评读过程中，胡乔木发言最多，别人只是见机插几句话，或是提个问题。胡乔木的发言中，既有热情的鼓励和严峻的批评，也有精辟的议论和富含风趣的妙言笑语。每天参加评读的编辑记者，回到报社以后，编委会听取他们的汇报，研究改进措施。我当时在人民日报做编辑和记者工作，也有机会多次参加了这一评读报纸的活动。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几次跟随总编辑邓拓，带着排好的社论或文章清样，去请胡乔木亲自审改的情况。当时我一句话也插不上，只是坐在一边，听他们议论，看他们修改，默默地做记录。

我在颐园工作的10年中，胡乔木有关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的谈话是广泛的大量的，有长有短，有详有略，有抽象的叙述，更多的是对新闻实践的具体意见，从办报的方针路线到报纸的形式内容，从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从文章的遣词用字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无所不包。这些谈话对当时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可以说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是，当新闻事业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重新翻阅这些谈话记录，对老一代新闻工作者来说，已经不是很新鲜了，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新闻史研究者来说，则是研究胡乔木新闻思想的珍贵资料。

胡乔木在世的时候，他始终不同意将他的这些谈话公诸于世。如今，胡乔木去世了，我除了过去整理过的一部谈话记录外，又翻箱倒柜，找到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日记、笔记和剪报资料。我打算以此为线索，通过反复回忆，尽量把胡乔木这些谈话同当年的时代背景和现场情景联系起来，打破时间顺序，按问题分类，整理成文，总题目就定为《胡乔木颐园话新闻》。

一、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

50年代，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分工领导人民日报的时候，就提出了办报的方针和任务。他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在新闻界的一些集会上，以及同新闻界人士个别谈话的时候，曾反复强调“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和成就”。胡乔木同时还提出：“报纸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是人民群众说话的地方”，“报纸是群众思想和生活的顾问”，“报纸要报道群众的活动，反映群众的思想情趣、意见、要求和心声”……

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

当年胡乔木在首都新闻界的集会上曾经谈道：“报纸工作者要明确一个观点：‘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他说：“尽管今天的报纸还不能让每一个老百姓都看懂，但是这并不妨碍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是面向群众的这一基本原理。今天的报纸虽然不是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看懂，可是老百姓里边的积极分子，是有文化有政治觉悟的，经过这些积极分子，报纸所宣传所报道的东西就可以到群众里边去。”

胡乔木继续阐述他的意见，他说：“报纸既然是办给群众看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就要充分反映实际生活。我们的国家是几万万人的大国家，在一两年中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我们的报纸上就没有充分地生动地反映出来。从这个观点来说，我们的报纸在联系实际方面是比较薄弱的。”

满足群众各方面的要求

人民日报有位编辑曾经提出，报纸要面向群众，要执行办报的群众路线，什么是办报的群众路线呢？胡乔木回答说：人民日报除了依靠新华社以外，还要依靠地方报纸，这是两条腿走路，也是办报的群众路线。在编辑部里应当树立人人阅读地方报纸、人人研究地方报纸的风气。编辑部不仅可以从地方报的报道中研究各地区的情况和问题，研究报道什么，怎样报道，还可以把地方报上的好东西集中到人民日报上来。

培养群众的高尚兴趣

胡乔木曾多次提到培养群众（也就是读者）的高尚兴趣问题。他说：报纸既然是群众思想生活的顾问，那么就要注意培养群众的高尚兴趣。有些东西，读者本来是有兴趣的，如象棋残局等等。这种兴趣并不需要特别培养，报纸不能专门去追求读者本来就有兴趣的东西，如果这样，报纸的教育作用就减弱了。报纸应该找到一种方法，除了适应读者兴趣以外，还要培养读者高尚的兴趣。这种兴趣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而是对他们的劳动、工作、生活、处世为人都有好处。这样才不致变成为兴趣而兴趣，如果读者是铁，报纸就要成为吸铁石。因此要研究怎样把读者吸引住，怎样让他们从头看到尾。一条新闻或一篇文章，读者看了标题就不想看了，这样的新闻和文章只能给一分。如果看了三行就不想看了，也只能给二分。我们的编辑工作，应该做到使读者看了标题以后，还想往下看。这里除了注重写作技巧以外，还要特别注重选择题目和对这个题目的表现方法。当然，我们不要求报纸把读者吸引到从报纸第一个字看到最末一个字，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好在我们今天的报纸不存在这样的危险，而是另一种危险：报纸没有吸引力，报纸同读者好像有些“同性相斥”，对这种现象应该研究解决。

各类报纸的分工

到了60年代，我国新闻事业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在报纸方面，各种日报、晚报、专业报相继问世。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指导下，很容易出现“千报一面”的情况。为此，胡乔木提出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报纸有共同的方向，但是又要有适当的分工，即所谓统一性和多样性。”他说：“分工就是各报要突出自己的特点。比如人民日报的国际版，要尽量做到全面，使读者拿起来，可以鸟瞰国际形势。《大公报》的国际版，除了报道国际上的重大事情以外，应以国际经济报道为主，经常刊登国际经济方面的消息和文章。《光明日报》的国际版，应该多刊登国际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消息和文章。《文汇报》和《新民晚报》可以根据过去的传统和经验来满足它所联系的读者的需要，引导这些人进步。”

对于报纸的分工，胡乔木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分工，只能是适当的分工，不能是绝对的分工。长期以来，人民日报同几家全国性报纸的分工，也产生了一种偏向。比如《中国青年报》主要谈青年问题，《工人日报》主要谈工人问题，《光明日报》主要谈文化教育学术问题，《大公报》主要谈工商业和手工业问题。这几家报纸有重点的分工是可以的，如果人民日报认为这些问题和自己无关，不去理睬，不去讨论，不去报道，就不对了，那就变成畸形的报纸了，就会使许多重大问题得不到反映。人民日报也要用足够的篇幅来反映这些问题。

把报纸办成吸铁石

胡乔木喜欢把报纸比作“吸铁石”。他曾多次说过：为把报纸办成“吸铁石”，就要不断地改进报纸。他要求各家报纸要在短时间内改变面貌。他说：“现在国家建设事业的面貌都是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如果报纸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面貌，就不能适应当前建设事业的要求了。”

怎样改进报纸面貌呢？胡乔木主张从三个方面改进，一、加强联系实际。二、加强联系群众。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对批评自我批评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办报免不了有缺点，出错误。有了缺点和错误，会受到批评，其中也免不了有不正当的批评，大家不要怕，不要听到什么风声就紧张起来。要办报就不要怕出错误，不要怕受批评。怕出错误，不敢负责，不敢提出新的意见和办法，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要经得起批评，要接受批评，及时改进报纸工作。”

每周开出一朵鲜花

当年胡乔木关于报纸工作的谈话中，对人民日报的要求特别高，特别严。大大小小的批评也比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赞扬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他说：“我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是多了一些，说实在的，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的，进步比较多的是新闻、读者来信和副刊，这是报社的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希望今后大家把力量更加集中起来。人民日报用不着愁眉苦脸，而应该笑逐颜开，不要求每天开出一朵鲜花，至少一星期开出一朵鲜花，让大家羡慕，让大家向往，相信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

二、依靠群众办报

在60年代初期，胡乔木提出了办报的方针和任务以后，又向人民日报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群众的武器，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因此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把报纸办好。”当时胡乔木围绕“依靠群众办报”这个问题，陆续发表了不少具体意见。

让编辑部充满群众声音

报纸编辑部首先要作一个检查，看看编辑部里是充满了群众生活的声音、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能集中到编辑部来呢？还是孤立地、被动地关起门来等稿子，然后加以编排呢？编辑部要把工作安排得适宜于群众在报纸上来表现他们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要把报纸当作表达他们意见的工具。编辑部关心这些重要问题，群众里的积极分子就来了，编辑部也就和他们取得了联系。编辑部要有耐心，不要用冷淡的态度对待他们。

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

通讯员是很重要的政治力量，报纸编辑部应当十分重视组织通讯网的工作。在群众中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这个力量不仅属于报纸，而且属于整个国家。国家可以经过通讯网把先进思想迅速传达到群众中去，同时又及时把群众中的情况和意见迅速反映到国家面前来。编辑部应该积极地去教育通讯员，使他们在政治上不断进步，当然，同时也在写作能力上进步。

不能盲目联系群众

报纸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把联系群众提高到政治原则上来，不是随波逐流，不加选择，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地去联系群众。应该向群众学习，也应该教育群众。经过教育，使他们充分地懂得我们国家的前途，懂得我们事业的前途，而且积极地来参加这个事业。而不是在无意之间团结了一批好出风头好说空话的分子。

物色和培养社外作者

人民日报编辑部，要组织编辑部以外的作者队伍。物色一些能写的，接近群众、接近实际并占有材料的作者，编辑部再加以帮助和培养。编辑部对待作者要有热情，使他们觉得编辑部不是冤家，而是好朋友，甚至是好先生。

报纸上文章的品种要多，更多方面地满足各方面读者，因此要联系多方面作者，作者面越宽越好。

热心帮助作者

编辑部可以根据多数作者积极分子在当前采写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多帮助分析多介绍一些具体稿件，或者编印些不定期的活页材料，在向他们组织稿件的时候，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送给他们作参考。这样对作者的帮助会更实际一些。

三、以经济报道为中心

50年代初期，全国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有一次在全编辑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曾传达胡乔木的讲话：“经济建设是目前全国的工作中心，我们的新闻报道也应该以经济报道为中心。”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大部分编辑记者是从解放区来的，一少部分是新进报社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都没有直接参加过经济建设的实践，更没有从事经济报道的经验，听了邓拓传达的胡乔木的意见，感到经济建设报道是一个既新鲜又生疏的课题，怎样进行经济报道？不免有些困惑。邓拓继续引用胡乔木的话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让我们到经济报道的实践中，去学习经济报道吧！”

经济报道要有路线

当时人民日报的经济报道，有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比较零散。胡乔木看了这些报道以后说：“人民日报经济报道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现在报纸上的经济报道，有的看了标题就不想看了，有的看了两三行就不想看了。一言以蔽之，报道中缺乏明确的方针路线，因此不能动员群众，也不能动员他。”

胡乔木曾建议说：我国现在正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纸就可以介绍中国纺织工业的历史，介绍石油、冶金工业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介绍有色金属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和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介绍中国蚕丝生产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如何战胜了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报道是经济战线的读者所需要的。

报道形式多样化

当时人民日报的经济报道，还有一个显著的弱点，就是从标题到文字都比较单调枯燥。胡乔木在报纸评读会上，曾多次指出：人民日报的经济报道，花色品种不丰富，这不但引不起一般读者的兴趣，即使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参加者，也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能增加一些品种，在写作上注意运用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比如对从事经济建设人物的专访，对某个建设场地的描写，对当前经济生活中重要问题的解释，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新知识、新情况和新问题，只要主题选得好，文字新鲜生动，就会像吸铁石一样吸引读者，使读者拿起报纸就不想放手，看了标题就想看内容，看了第一句就想看完全文，这样的经济报道就是成功的经济报道。

了解读者的兴趣和需要

经济报道要增加什么新品种呢？胡乔木说，这不能靠主观去想象，而是要根据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去考虑，去选题。为了把报道主题选得准，首先要去了解读者的兴趣和需要。胡乔木解释说，这里说的读者兴趣，不是指的什么奇闻怪事的传说。如果报纸专门去报道这些东西，就不能引导读者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不能仅仅去迎合读者的兴趣，而重要的是积极地去培养和提高读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心和兴趣，使读者对原来没有兴趣的东西发生兴趣。

经常报道先进经验

胡乔木认为：报道工作经验，不应该是记者的主要任务，因为他们不是专家，对许多经济问题理解不深。不过可以约请经济建设参加者或经济问题专家来写。但是不管谁来写，都要加以通俗的说明。有些经验，一般读者可能暂时看不懂，仍然要报道，这是经济建设迅速发展把许多人丢到后面去了，但是不要紧，大家慢慢就会懂的。当然大部分的经验报道应该是看得懂的，并且尽量对不容易懂的问题加以解释。

胡乔木说：当然报道太专门化的经验，不是报纸的任务，但是仍然要发这类的短消息，不过要挑选有重要意义的，这里有两类：一是有普遍推广意义的，如砌砖法，所有建筑部门都需要；又如按图表有节奏的生产法，流水作业法，这些经验也是许多人都要知道的。二是虽然没有普遍推广意义，但是创造的财富大，对人们教育鼓动作用大。

四、重视文化学术报道

在颐园报纸评读会上，胡乔木曾提到过，中国报纸有个好的传统，就是比较重视对文化学术的报道。像过去的京津报纸，就刊登过不少学术方面的文章。他说：“文化学术报道，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报道。它可以沟通文化学术界的情况，扩大读者的眼界，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他曾举例说：“目前世界科学技术的进展很快，我们如果经常报道国外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成就，那就可以对我国的学术界起到促进的作用。否则我国学术界以为人家都在睡觉，自己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睡觉了。”

胡乔木的这些话，在当时好像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说完也就淡忘了。历史进入60年代初期，我国文化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例如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问题，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都积极地热烈地展开了研究。举行过不少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整理和校勘了许多文史典籍，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发表了不少质量高的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与此同时，许多报纸除了重视刊登学术文章以外，还开辟了专门报道学术活动的栏目，如“学术动态”、“学术简报”、“在学术论坛上”等等。这些栏目对各项文化学术活动，用比较精巧的文字作了介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当时有家报纸的编辑曾提出：“文化学术界那么广阔，如何划定报道范围呢？”胡乔木回答说：“文化学术报道的范围的确是很广阔的，但是报道哪些，不报道哪些，要有所选择。比如近年来生物学界在核酸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有利于蛋白质的合成，像这种重要情况就应该报道。又如有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学术活动，都应该报道。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比我们高，这不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让我国人民知道自己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低下，需要急起直追。报道考古方面的成就不必太琐碎，除非特别重要的，最好在一定时期，采取综合报道的形式，因为我国文物很多，如果什么都报道，好像是在卖破烂似的。对于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的出版，比如《马克思全集》、《达尔文全集》之类，也可以报道，说明一下这种集子有什么特点，很有必要。新编辑出版的《唐诗三百首》，不管编得是好还是不好，也应该用动态新闻介绍一下，旧的《唐诗三百首》流传了200多年，影响很大，新编出一个本子，总是值得注意的事。还有国内外一些学术文化名人的重要动态，他们出版的重要著作，也可以适当报道。此外，还要有理论性消息，比如国内外经济学者对经济学中一些问题的争论，对哲学、历史学、文艺理论方面的争论，我们的报纸都要有所反映。但是要特别慎重，主要是作客观的报道，当然也可以有些分析性的报道，否则只有广告性的作用了。”

在60年代初期，许多报纸伴随着“学术动态”栏目的出现，还辟有“文化走廊”、“文化之窗”、“文化动态”等一些小栏目，专门报道有关科学、出版、雕塑、绘画、音乐、戏曲、体育、电影等文化活动的消息，科学上的新发现，优秀文艺作品的出版，音乐会的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名剧的上演，新影片的拍摄等等，每期三四条，每条几百字，简明扼要，清新活泼。胡乔木对此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样“就把文化学术版编活了”。

五、新闻是时代的艺术

记得在颐园评读报纸开始不久，胡乔木就提出了记者和编辑要认真采编新闻。新闻在当时也称作消息。他说：“新闻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它的发展前途辽阔无限。”“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好新闻呢？”在报纸评读会上，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当时许多编辑记者渴望得到解答的问题。胡乔木听了很高兴，当即发表意见说：“什么样的新闻才是好新闻？毛泽东同志写的《我军解放南阳》的新闻就是好新闻。它可作为你们采写新闻的模范。这条新闻全部用事实说话，交待了背景，没有空洞的议论，还讲了历史故事，写得很有风趣。”他接着说：“只要一条新闻所报道的事实，能用简短的话说明它和人民的关系，读了能够从中看得出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好新闻。”谈到这里，他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说：“现在有些记者不会写新闻，有些编辑也不会编新闻，这怎么能把报纸办好。要放下架子，从头学起。”

在另一次的报纸评读会上，接着议论的是“怎样才能写出好新闻？”胡乔木继续阐述他的意见，他说：“群众是新闻的接受者，群众更是新闻的创造者。记者要采写群众最关心的新闻，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善于接触群众中的各种人物，捕捉各种新鲜事实。”他接着说：“什么是新鲜事实？什么是群众关心的有趣的事实？发表什么新闻能达到什么效果？这都要下一番观察、辨别和抉择的工夫。所以练习写新闻，首先是练习观察，练习调查研究，练习打开脑筋，去认真思考。”胡乔木停了一会，他看到我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笔在不停地记，又继续说下去：“采写新闻不光是练习观察，更要紧的是练习表现。新闻的表现是既要迅速，又要准确，既要简练又要鲜明，这是艺术，缺了哪一项都不成。你们只要经过一段学习采写新闻的路子，就能找到一种迅速准确简练鲜明的表现方法。采写新闻的妙处就在这里。”

六、通讯这种文体不可缺

在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上经常刊登记者写的通讯，其中不乏精彩之作。像李庄写的一系列朝鲜战地通讯，纪希晨写的旅行通讯《从宝鸡到成都》，田流写的人物通讯《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陈勇进写的地方通讯《在白山黑水间》，都很引人入胜，曾在读者中产生过轰动效应。当时胡乔木对人民日报上的通讯很感兴趣，他说：“我大部分是要读的。”正因为如此，他在颐园报纸评读会上，或是在同新闻工作者谈话的时候，经常提到通讯的问题，他说：“通讯这种文体不可缺，那种概括性强，鸟瞰式的通讯，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特别是缺少使人感到真实亲切的通讯，比如说，报道森林工业，如果把亲自在森林中所见所闻，抓住几个片断，几个场面，逼真地写出来，那是最能感动读者和鼓舞人心的。像《在白山黑水间》就是这类通讯。”不过胡乔木对当时人民日报上的多数通讯，是不够满意的。他说：“报上有些通讯花草太多。记者想把文章美化，用了很多美丽的词藻，却不能动人，给人的印象只能是远远望见的一幅图画。”

在当年颐园的报纸评读会上，胡乔木对几篇通讯的具体评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家家户户养猪的王莽村》的通讯。报道的是陕西省长安县王莽村发展养猪的情况，全文1200字，不算长。胡乔木读了以后发表意见说：“人民日报对一个村子的事不能不讲，但是应当力求使其意义不只限于一个村子。养猪有许多问题，家家养猪的确不容易，记者采访的时候，应该同时跑跑别的村子，看看别的村为什么不能家家户户养猪，有什么困难，工作有什么缺点。这样可以用王莽村的经验来帮助别的地方，就可以使通讯不限于一个村家家户户养猪。”

另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今日大凉山》的通讯。报道的是四川彝族自治州的新变化。胡乔木看了以后说：“这篇通讯，固然主要是讲成绩，说进步，但是也可以说一点困难和需要。单写前者，容易使人感到尽说漂亮话，好像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其实彝族地区还没有什么社会改革，还很落后，并不是好得不得了。适当说说困难，并没有什么妨害，不要使人觉得万事大吉了。”

七、提高“读者来信”的地位

60年代初期，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又多了起来。许多家报纸都设置了专栏刊登读者来信。196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胡乔木在评读报纸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我们的报纸进一步加强了同群众的联系。”

事后他让我和人民日报编委肖航共同研究一下各报读者来信的情况。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翻阅了许多家报纸上的“读者来信”专栏，作了综合分析和比较以后，向胡乔木汇报。大意是：许多报纸刊登读者来信，好像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格式，从编排形式上看，每篇来信大都是二三百字或四五百字的小方块，紧紧地挤在一个角落里；从内容上看，大都是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零散的技术性的小问题，如《注意保护青蛙》、《管理好学校的仪器》、《希望电器行业上门服务》等等，很少涉及当前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以及多数读者的呼声、意见、希望和要求等；从来信人的职业上看，大都是工人、士兵和城市居民，很少有教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党政干部的来信。这时候，胡乔木把话接过来说：“这就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好像读者只能反映小问题，讨论小问题。因而读者来信也就不容易引起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也失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使它变成了报纸版面上可有可无的‘补白’和‘点缀’。”

胡乔木说：“你们可以写篇关于提高读者来信在报纸版面上地位的文章，提出在读者来信中，为什么不可以既讨论小问题又讨论大问题，既讨论具体问题又讨论原则问题，既讨论实际问题又讨论理论问题，既讨论生产和生活问题，又讨论科学教育和文学艺术问题呢？为什么不可以既发表工人、士兵、学生的来信，又发表教授、科学家、艺术家的来信，既发表小学教师的来信又发表各级党政干部的来信呢？”

后来谈到在有的报纸上，和“读者来信”专栏同时存在的还有“答读者”和“信箱”一类的栏目，报纸编辑部可以借此答复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说《中国青年报》上的“青年信箱”，办得比较有特点，它经常从大量的读者来信中，选择一些关于理论知识、思想修养、工作方法、学习方法、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等为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如：“读书怎样才能收效大？”“大学时期宜于恋爱和结婚吗？”“一辈子在油墨池里泡就没有前途吗？”……一个一个地公开答复。为此我们访问过《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他们听到对“青年信箱”的反映是：许多青年人读了，都感到像和老朋友谈心一样的亲切。获得了知识，受到了教育，解决了许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八、记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

胡乔木对记者工作很有兴趣。他曾说过：“我这辈子没当过记者，可以说是一件憾事。”正因为如此，他很喜欢和记者接近，同记者交谈。他关心记者的工作和成长，希望新闻界多出名记者。

我在颐园工作期间，每次随胡乔木去外地考察工作或休息疗养，他总要挤时间找当地报社的记者谈谈，问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曾交待给我一个经常性的任务，就是要和各新闻单位的记者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出来。他说：“你是做过记者的，容易和他们接近，能谈得来，这是你的有利条件。”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这几年里，胡乔木随时随地谈了不少对记者工作的意见，其中很少有长篇大论，更多的是十句八句，三言两语，回答了不少记者提出的问题。现在仅根据残缺不全的记录和片断回忆，综合追述如下：

记者前途广阔

反右派运动结束以后的1958年，有的记者情绪发生了波动，他们感到做记者不但没有发展前途，而且还担着一定的风险。我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了胡乔木。他说：“你告诉他们，记者的前途是广阔的。做一个记者是有价值的，记者要把自己看成是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一辈子做这个工作很光荣。”胡乔木还说：“社会上每一行都有专家，新闻工作也要有专家，记者可以成为政治家、观察家、文学家及其他方面的专家。但是要把记者工作做好，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向两个方面去活动

有的记者提出：记者的活动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胡乔木说：“记者应该向两个方面去活动，一是领导机关，一是深入社会、深入群众。同领导机关联系的目的，是从他们那里获得某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背景情况，作为采访新闻的线索。但是如果只向领导机关去要东西也不行，还要做他们的耳目和助手，给他们反映在群众中采访得来的情况问题和意见，供领导机关作为修改和补充某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的参考，这样记者也就参加了领导，群众也参加了领导。从这里可以表现出记者的社会价值和尊贵之处。”

胡乔木接着说：“如果记者光跑领导机关，虽然也可以间接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不可能超过领导机关的水平。如果记者经常深入下去采访，就可以知道许多领导机关所不一定知道和无法知道的情况和问题，以补充领导机关的不足。从这里可以体现出，记者对领导机关的帮助。”

依靠人民生活的海洋

有的记者提出：怎样才能扩大报道面？胡乔木说：“这主要靠记者跑的地方多，看的多，听的多，收集的材料多，呼吸的新鲜空气多，自然也就扩大了报道面。因此记者要善于接近群众，养成一种接近群众的本领，和他们交朋友，使他们愿意同记者说心里话。”

胡乔木把群众生活比作广阔的海洋。他说：“只要依靠群众生活的海洋，富源是不会枯竭的。问题在于记者每天去海洋里捞取些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光会写文章是不顶事的，光有一套新闻常识也不够，一定要熟悉群众的生活和群众的心，熟悉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这样才有指望产生出合乎人民需要的第一流记者。这样的记者不是‘无冕之王’，但是经过他们发出的新闻报道，却反映了情况，提出了问题，指明了道路，使他们真正成了群众的知心人和国家许多工作部门的助手。”

多调查，勤思考

还有的记者提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复杂的，记者在采访中怎样判断它的真实和准确？胡乔木说：“记者外出采访，一定要多观察、多提问、多思考、真正做到熟悉情况，了如指掌。比如你要采写一篇农村办学的报道，最好能访问完十几个村子，把十几个村子办学中所碰到的问题，加以综合研究，然后再来动笔，一定会得心应手。如果仅仅访问了一个村子，就来报道它，那毕竟是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因而也就缺乏真实性。”

胡乔木还说：“记者一定要经常有一些题目在自己脑子里慢慢地积累和酝酿。现在的情况常常是编辑部要得很急的稿子，由于平时没有积累和酝酿，临时赶凑，结果写得很慢。等你写出来了，再经过几道手续，审查一番，就过时了，不能用了。你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真正做到心中早有准备。记者要想写出‘叫座’的报道，就一定要注意平时的积累，再依靠自己长期的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写出来的报道，真正有新鲜的气魄，才能‘叫座’。”

提高记者业务水平

有家报纸的记者部主任曾提出“如何提高记者的业务水平”这样一个问题。胡乔木说：“这主要靠记者们自己去学习和到实践中去锻炼。记者部领导人可以找些关于记者工作和修养的书，帮助记者提高，还可以收集一些中外记者写的优秀新闻作品，让记者去阅读。记者光读文艺作品是不够的，记者除了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以外，还要懂得人情世故，使写出的报道富有人情味。”

说到这里，胡乔木向这位部主任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考虑，有计划地组织某几个省的驻省记者，到其他省区参观和采访？这样可以扩展记者的眼界，使他们能够更客观地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不然老在一个省区采访，受着地域的局限，就只会从本省本区的角度看问题，不利于记者的成长和提高。”

胡乔木还说：“记者部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各种记者，除了经济记者以外，还要有政法记者，文教记者，艺术记者，体育记者……这些记者不但消息灵通，脚快手快，而且是相当的专家。这些记者要能够见世面，多交朋友，让他们向记者提供报道线索。”最后，胡乔木引用了周恩来的一段话来鼓励记者：“我们的记者太老实。记者应该到处钻，碰了钉子也不要太计较，否则就无法工作了。”

九、新闻工作者的修养“中国新闻界十分广阔，应该多出现一些名记者”。这是胡乔木多年来的希望。新中国建立不久，胡乔木曾说过：本世纪初期，中国出现过一些名记者、名报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出现了一批优秀记者。令人惋惜的是，这些人还没有真正成名，由于工作的需要，便放下了手中的笔，到领导机关做领导去了。希望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再出现一批优秀的记者，能够沿着记者之路走到底。胡乔木在这里所说的记者，据我的理解是广义的，它包括新闻编辑、记者和新闻评论员在内的所有新闻工作者。“怎样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水平？怎样才能做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胡乔木面对邓拓自问自答地说：“告诉大家，要想做一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是立场问题，也就是说要站稳党和人民的立场。然后从三个方面去修养自己。一是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二是学术理论文化知识方面的修养，三是新闻业务方面的修养。还要告诉大家，做一个优秀的记者是不容易的，做一个名记者更难，要用毕生的精力去争取。”

十、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

早在50年代中期，胡乔木就向新闻工作者提出了重视研究新闻理论问题。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人讲过：在新闻采写和编辑工作方面，我们有不少经验，但是既没有从新闻业务上去整理和总结，更没有从新闻理论上去整理和总结，使我们的报纸工作缺乏理论的指导，这是我们的报纸常常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摇摆状态的主要原因。

胡乔木认为：外国新闻学的历史虽然比我们早一些，也编了一些教材，讲了一些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来用，有的可以吸收，有的可以批判地接受，有的则根本不能接受。这就需要将研究外国的新闻学和积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建立我们自己的新闻学，用以指导我们的新闻工作，培育我们的新闻工作者。

胡乔木在谈到我国新闻学研究状况的时候说过：全国解放以前，还出版了一些新闻学的东西，新中国建立以来，除了学校因教学需要，作了一些研究以外，各新闻单位，甚至中央新闻单位，都没有做过这项工作，更没有出版过新闻学著作。也许出过什么新闻论文集之类的东西，都是这个人那个人凑起来的，缺乏系统性，不能满足新闻工作者的需要。

胡乔木说：“如果其他方面有百家争鸣的话，新闻界也应该有争鸣，可是我们新闻界缺乏‘百家’，缺少对新闻学有认真和详细研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家’。”

基于以上这种认识，在胡乔木的建议下，人民日报成立了“报纸研究组”。他要求人民日报报纸研究组，还要同北京各报乃至外省市报纸建立经常的联系，和他们交朋友，去他们那里做些调查，看看他们怎样工作，有什么好经验，听听他们对人民日报的意见。

胡乔木给人民日报报纸研究组不断地出主意，提建议。有一次他又让我转告报纸研究组，还要重视对外国报纸的研究，他说：“这是提高新闻报道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进一步解释说：“既要办人民日报，就应当知道各国报纸的情况，过去我们过于不看左邻右舍了。对外国报纸的研究，要提出具体要求，研究他们的采访方法，组稿方法，编排方法，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他们采取什么方式为读者服务。要把研究结果写成鸟瞰式的文章，公开发表，或者提供编辑部参考。”

1958年的秋天，胡乔木考虑到报纸研究组终究是一家报纸的研究机构。人力物力及研究范围都受着局限，难以达到他原来的设想，于是他提议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和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创办一个内部刊物——《新闻工作动向》（以下简称《动向》）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行。地址设在人民日报大楼里，由三家出人组成编辑部，肖航担任主编。我当时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经常往返于颐园和《动向》编辑部之间，随时向胡乔木反映《动向》编辑部的情况，随时转达胡乔木对《动向》的意见，有些重要文稿还要送胡乔木定夺和修改。

胡乔木交待给《新闻工作动向》的总任务是反映新闻工作的情况，收集新闻工作的资料，探讨新闻工作的理论，指导新闻工作的实践，把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最后写出一部中国自己的新闻学著作。为此，他提出《动向》编辑部的人员，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水平，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除了自己研究以外，还要组织更多的新闻工作者一起去研究，他希望通过《动向》把各家报刊编辑部的研究工作建立起来。

胡乔木让我转达《动向》编辑部，希望他们订一个选题计划，各家报刊的编辑部和他们的资料室研究室，都可以分些题目进行研究。比如，对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内容和效果的研究，对中国新闻理论和外国新闻理论进行比较的研究，对世界各国新闻学著作的介绍和研究……这样下去，便慢慢地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提高了对新闻学研究的水平。《动向》编辑部，在胡乔木直接指导下，出到了167期，质量一年比一年提高，影响也一年比一年扩大，它对带动和促进全国各地新闻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8年，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在他的倡议下，正式建立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为新闻学的研究打开了大门，铺平了道路，实现了胡乔木多年来的夙愿。1994年冬

有关报告文学的几个问题

报告文学的特点

什么是报告文学？很难三言两语说出一个确切的定义来。但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是可以研究的。我想，报告文学的特点，正像这个词所显示的那样，第一是报告，第二是文学。

所谓“报告”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真人真事，二是新闻性。

曾经有过一些争论，即所谓“合理想象”和真实性的问题。真人真事作为报告文学一个特点，现在好像已为大家所公认。虚构就是小说了。报告文学必须完全真实，反对客里空，反对掺假、造假。维护新闻的真实性，我们为之斗争已很久了，现在不应该留下这么个空隙，以为报告文学可以允许“合理想象”，可以有些地方不真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党的报纸的威信；而且，真人真事本身，在宣传上有它特有的威力，不是虚构的故事所能代替的。我们应当在真人真事这个范围内，想些办法把报告文学写得更好，这里有很广阔的天地，似乎不必在“合理想象”上费力气。我们应该把这一关闸死：报告文学必须完全真实。

其次就是新闻性，或者叫做时机。报告文学也和新闻差不多，发表的时机是相当重要的。我们现在写的东西倒不一定非当天发不可，有的晚几天甚至更长点的时间都不要紧。但是总应该有个时间性。迅速及时地反映真人真事，这是报告文学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文学，也就是文学性。什么叫文学性？这也是几句话难以说得清楚的。不过，文学性和人的感受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的描写要使人感觉到如临其境，并且受到感动。但是文学并不仅仅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初级的，很难起到深刻地教育人的作用。文学艺术的思维是形象的思维，但并不排斥逻辑思维，甚至也少不了逻辑思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即使是感觉，也是需要理性来指导的。排斥理性认识，把感性认识在文学中绝对化，就造成一个结果：排斥思想性。而思想性是文学艺术的灵魂。

因此，文学性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使人感觉到如临其境、使人感动的手段来描写生活、再现生活。报告文学要表现人，人的性格和精神状态，这些东西需要用文学的手段加以描写和烘托。用抽象的概念来表达人的精神状态也可以，但用文学的手段来表达，就会更具体、更亲切。这是文学手段的长处。

那么，一篇报道有多少文学性才能算是报告文学呢？这很难定出百分比来。大概，有一定的文学性就算是报告文学。所谓“一定”，就是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可以把尺寸放得宽一些。我们报纸上发表的许多通讯，实际上就是报告文学作品。我们不必把报告文学看得很神秘，一篇文章是不是报告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和与之适应的形式。只要内容好，形式又与之相适应，那就是好文章。但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总是要有文学性的，它和靠逻辑、靠概念反映生活的那一种文体不同。

我想，采取一定的文学的手段迅速及时地反映真人真事，可能是报告文学的最主要的特点。

报告文学的客观需要

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总是因为它有客观的需要。我们现在就很需要报告文学作品。一是时代的需要，二是人民群众的需要。我国正处于一日千里的迅速发展的时代，人民群众需要很快地吸取多方面的经验，了解多方面的情况，而报告文学正是在这方面能够比较充分地满足时代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其他的文体，一般都不如报告文学反映生活这么迅速，写小说就比较慢；诗，当然可以快一些，但它的功能主要是抒情，在如实地反映生活这方面，就不能不受到限制。

报告文学的主题和内容当然会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现在很难说出它可以表现什么，不可以表现什么。然而，归根到底，不管主题有怎样的不同，内容有怎样的差异，总必须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文学这种手段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报告文学也是如此。我们的报告文学，根本任务就是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报告文学的作品中，完全可以反映政策的执行情况，也完全可以介绍工作经验，但无论反映什么，都不能离开人的思想和精神。

报告文学靠谁写？要靠各方面的能够用笔杆的人；其中，记者显然是一支经常性的队伍。记者使用的武器不外新闻、评论、通讯这几大件，而通讯中就有很多报告文学。所以，我们应当努力把报告文学作品写好。

掌握规律

怎样写好报告文学作品？这当然不光是报告文学这一样式本身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作者）的主观世界如何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

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用我们的话来说，还要深入采访。采访到底怎样才能深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要深入，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艰苦奋斗，这是最重要的前提。不过，所谓“艰苦”，一定要包含着思想艰苦在内，要用心思去钻，要下工夫去想。采访的过程，是认识的过程，是调查研究的过程，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也是和群众商量和共同思考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总结工作的过程。总结工作首先是当地的领导和群众的任务，我们记者下去采访的时间很短，知道的也少；但一个报告，一篇通讯，总还是带有总结工作的性质。因此也可以说：采访是总结斗争经验的过程。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对某一时代的艺术的总结，报告文学也是这样。从采访者来讲，主要的任务是要很好地认识和研究实际，而认识、研究首先要和当地领导者和群众共同商量，共同总结，才能使自己对某一事物，有所认识，有所理解。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实际，更好地总结经验，我觉得有这么几个问题特别需要我们注意：

第一，关于特殊和一般。新闻要求迅速及时，因此，在一般情况下，记者下去到一个地方采访，时间总是比较短的。时间短，又要深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矛盾。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写报告文学作品，一般总应当比写新闻需要更多一些的采访时间。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统筹兼顾，安排必要的时间。或者，在记者的繁忙工作中，也可选择重点，来来去去，到一个地方的次数多一些，日积月累也就了解得深入一些。对一个局部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就可以举一反三，“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取得了解其他“麻雀”的知识。对于生活的了解，个别是基础，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不了解局部，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整体。有了这个局部的知识，再去做短期的采访，情况就不相同了。

当然，对于一个记者说来，只了解局部又是不够的，还要了解整体，了解周围发生的天下大事，国内各项工作的重要动向。没有个别，就不能了解一般；没有一般，确实也不能正确认识个别。不了解全局情况，对个别的评价就缺乏基础，就无法捉摸和了解什么是读者迫切需要了解的。比如一个工业记者，首先要对工业的总体有个了解，此外，恐怕还要了解工业以外的农业和商业等等，有更全面的知识才能搞好工业报道。但是了解整体也还是要靠对局部的了解，就是对工、农、文教等的基层的一个局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什么是实际，看来有两种：有一般的，有个别的。这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工作、生活中那个灵魂的部分，或者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思想，首先是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思想又是什么呢？也许可以说就是思想的实质。我们一定要透过表象把握住它的实质。我们大家也常常为作品的一般化而苦恼，我想，什会叫一般化？一般化和表面性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犯表面性的毛病，就看不到事物的实质。比如对许多工人和农民的精神面貌的描写有时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现在新社会，生活有多好呵，过去什么样，过去有多苦，我现在还能不好好干！等等。应该说这个思想也是真的，不是假思想，但仅仅讲到这一步，就比较一般化。什么是思想的实质？首先是特殊的。活的思想一定是特殊的思想。这并非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特殊性，实际上特殊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经历，因此他的思想也有特殊性。在报纸上能使人家共同感到兴趣的思想，正是那些特殊的东西。

当然，并不是每个特殊的都有教育意义，我们所谓的特殊是能概括和代表一般的，而不是猎奇，更不是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每一次谈到特殊性都离不开一般性，这个特殊性一定是有普遍意义的。离开普遍意义，离开一般性，特殊性可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有时还有很坏的作用。有普遍性的东西不一定是特殊的，而特殊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有普遍意义，这两者要想办法统一起来。但是所有事物都有特殊性。在一般性的基础上去找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没有危险的。我们不反对特殊性，只反对脱离一般性的特殊性。

第二，关于一分为二。我们的报纸以树立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典型人物为主，因此采访中侧重于了解成绩和优点是对的；但是，对任何先进单位，当然也包括先进人物，都应该贯彻一分为二的观点。既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

确切地了解成绩和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缺点的一面，我们也不可不了解。了解缺点当然不是为了挑剔，也不一定就要写这个缺点，但是了解这个缺点对全面地认识事物是重要的。采访时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观察人和事，全面掌握其优点和缺点，在写作时（不管你写不写缺点）分寸才能准。一个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应该讲他们的成绩和优点，也可以讲缺点，尤其可以讲他们前进的、斗争的过程，讲他们克服缺点的过程，因为人都是有成长过程的，也都是在不断地克服缺点中前进的。当然缺点有各种各样，要看性质。有一种缺点是先进人物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即所谓“夏伯阳式”的缺点，写这些缺点无损于正面人物的形象，无损于生活的真实。一个单位的进步过程，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也就是逐步克服缺点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可以写，而且有时是非写不可的。写这个过程，同时也就写了优点，写了经验，写了教训，写了很多有教育意义的内容。

打破框框

我们常说的框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它到处都可能有，什么时代都可能有。有些框框，不是土生土长，是我们从人家那里学来的，有的在人家那里本来已不适用，我们却还奉为经典；有的在人家手里是适用的，却不适合我们的情况。有些框框是土的，原来是适合于实际情况的，后来情况变了，我们仍旧墨守陈规，就成了框框。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情况怕也差不多，框框是存在的，但是，受到“框框”影响的作品，并不完全没有内容，也不完全不能反映一点新鲜的东西：因为，内容，特别是新鲜的、生气勃勃的内容，它本身就有一种突破框框的能力，它要出现，非突破一部分框框不可。正因为如此，所以框框更不大容易打破，甚至还不大容易被发现。

但是，框框这东西，是非打破不可的，因为它确实阻碍我们进步。那么，既然框框是古已有之的，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出要打破框框呢？因为，丰富的现实生活是不能容忍这个东西的。我们的事业不但要进步，要发展，而且要迅速进步，要迅速发展，不能忍受框框的束缚。我有这么一点体会，一个单位强烈地要求打破框框，往往不一定是它的框框最多，而常常是因为它那里急迫地要求进步。反之，哪一个单位死气沉沉，并不一定是框框少，而往往是因为不感觉到有框框，没有多少打破框框的急迫性。

报告文学中主要的框框，我认为还是形式主义。许多同志都说，我们有些通讯写得不够生动活泼。为什么呢？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内容问题、思想问题，也有形式束缚了内容的时候，有的文章没有正确地对待形式。但是一切形式，都应当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不是非有个一成不变的规格不可。

形式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内容不靠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空无所有的；但是，形式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又会限制内容、损害内容、歪曲内容。形式，也有它的两面性。我们处理形式问题的根本原则，就是：形式服从内容。这个原则，连我们古代的许多优秀的文学家都是懂的，罗贯中就在《三国演义》里借诸葛亮之口痛斥过“惟务雕虫”的形式主义者。形式虽然很重要，但是，古往今来只有内容丰满而形式不完整的优秀作品，没有内容空洞而形式完美的优秀作品。形式主义者是没有出息的。

当然，产生形式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生活和思想的贫乏。要想打破，第一对生活要有新鲜的感受和体验，也就是说，要有新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第二还要有敢于打破框框的勇气，而勇气又要从生活和思想中来。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

记者工作是创造性的工作，要作好这一工作必须充满创造精神，永不自满地去进行创造。写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好，是较难作到的，但是，每一篇都有一定新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却是应当做到的。同时，在记者的写作工作中，应该自觉地遵守形式服从内容的原则：从内容出发去运用形式，而不是从形式出发去“改造”内容。作品每篇的内容是不能一样的，形式也不能千篇一律。

记者写东西往往比较匆忙，不按时快快交卷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信手拈来，顺着自己熟悉的老路走，因此，我们日常的学习和准备是非常重要的。许多问题事先考虑过、研究过，到了忙的时候，就不致瞎抓。除了生活和思想准备，还应经常研究写作方法——怎样从内容出发灵活地运用形式。

景物、感情、思想、议论

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当然就要利用文学的一些必要手段。这种手段之一，就是对景物的描写。怎样对待景物描写呢？首先要搞清它的目的性。写景，在我们的传统中从来都是为了“言志”的；这就是说，写景，是为了写人的精神状态——思想感情。既然如此，写景就必然有选择，选择那些最能表现特定的人的思想感情的那一部分加以描写。一件事情的发生，总离不开环境，也离不开景物。这种景物当然很多，但用不着繁琐地去兼收并蓄。

景物有时和人的精神状态不一定都很协调，比如天是阴沉沉的，人的心情不一定就是悲哀的。反之，遇有丧事也不会因为“天朗气清”就不悲哀的。如果给一个人送葬那天太阳很好，你写这个场面，就不能写这天的太阳如何欢乐呀，光芒四射呀，使人心里很愉快呀等等，因为那天人的心情是最不愉快的。这种景物和人的精神状态的矛盾是经常会碰到的。写景是为了写人，遇到这种矛盾就不要写，而另外去从环境气氛中抓一些足以表达此时此地的人的精神状态的东西。没有经验的作者，常常在描绘景物时会出笑话，例如有一首诗，写两个姑娘去劳动，高高兴兴地走了，两个乌鸦被惊飞起来了。作者显然不是为了嘲弄这两个姑娘，但是把两个乌鸦和两个姑娘弄在一块就很不调和，无意中形成了讽刺。

要选择，就要观察。经过观察和没经过观察的描写是不同的。小孩子写作文常用“蔚蓝的天空”、“金色的大地”，这是未经过自己观察的东西，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经过自己观察的东西，就可以抓住一些特点，对表现当时的环境就会更有力量。

写景是为了写人的思想感情，那么，写人的感情又是为了什么呢？我看，是为了写思想。思想，这是性格的最主要的东西。我们说“塑造性格”，或者说“描写性格”，都离不开表现人的思想，没有思想，也就没有性格。而感情可以说是思想的翅膀，从一个人的感情中，往往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思想中最深刻最隐秘的东西。

报告文学中，可不可以有议论？这也是我们常常接触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作品中的人物讲的道理；二是作者直接讲的道理。这两方面，回答都应当是肯定的。作品中的人物讲道理，这是古已有之的，我们现在当然更可以写。讲道理，讲革命的道理，这是人类的一个进步的表现。至于作者在作品中直接讲道理，那也是古已有之的。但是报告文学终究是要靠事实说话的，作者的议论主要是起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一定要讲得正确、新鲜、深刻，讲到节骨眼上，还要讲得有感情。

战斗风格

报告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当然也要实行百花齐放，这是不消说的。这里想多说几句关于战斗风格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是战斗的文学，战斗的风格，应当是我们的共同风格，报告文学自不应例外。既然是战斗的文学，首先就要有针对性，写给谁看？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应当想得很明确。我们当然以写正面的东西为主，但这正面的东西，总要对准它的对立面。第二是辩论性，既然有针对性，往往就有辩论性。在一篇文章里，写一种正确的思想占了上风，同时也就往往非写错误的思想居了下风不可。正确思想之所以正确，是与错误比较而来的，是因为它能驳倒各种错误的思想。一个单位，一个人总有过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今天不占主要位置，甚至在过去也不占主要位置，但是，它的影响是有的，需要批驳；不批驳它，也不能显示正确思想的正确。当然，批驳它，也不一定要用议论，而主要是用事实。第三是尖锐性。我们有些文章太老实，没有达到生活中原有的那种尖锐的程度。要提问题，就要提得尖锐。比如写克服困难写得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写困难写得不够、烘托得不够。困难总有困难的表现，若是严重困难，就必然有其严重性，一定要讲到家，讲到地方。戏剧中有些反面人物写得像豆腐一样，不管他出什么主意，我们正面人物都早知道了。使人感到对付这么一个玩艺太容易了，用不着英雄人物。那么英雄人物就突不出，写不好。应该把事物原来的尖锐程度发掘出来。写庄则栋和高桥的乒乓球比赛，如果目的是要表现庄则栋的过硬本领，那就充分地表现高桥的本事。世界冠军总要碰到一些很强的对手，不然不能表现庄则栋的本领。

尖锐和明朗有关系，我们提倡战斗的尖锐的明朗的风格。提倡尖锐的明朗的风格是不是还需要含蓄？需要。但含蓄是深刻，引人深思。含蓄到糊里糊涂，不明不白，使人不能理解，是不需要的。

发挥述评性新闻的威力——兼谈我在上海的采访实践

我主张大力提倡写述评性新闻，发挥这种新闻体裁的威力，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述评性新闻是一种新闻体裁。它的特点是新闻同评论相结合，不完全是新闻，还包含评论，但又不完全是评论。述评性新闻这种体裁不能为新闻所代替，也不能为评论所代替，它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和威力。

一、述评性新闻的发展历程

述评性新闻，可以说，从近代报纸产生时就开始存在，而且在报刊历史上具有光荣的传统。由于述评性新闻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战斗精神，往往被作为具有历史价值的范文。如清末著名报人、维新运动首领之一梁启超就写过很好的述评，纵论天下大事，抨击时弊，笔锋尖锐，文才横溢，在我国报刊史上名震一时。民国以后，一些名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都写过许多述评性新闻；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韬奋、夏衍、范长江、陆诒、赵超构等以写述评性新闻著称。国外的名记者和评论家李普曼、斯诺等也是如此。一个有成就的新闻记者不写述评性新闻，几乎没有，而且他们的重要成就也在于用述评性新闻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对社会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大大丰富了这种体裁的表达形式。

全国解放后36年，述评性新闻经历的道路比较曲折，也可以说多灾多难，解放初期《人民日报》上述评的栏目很多，如《经济工作述评》、《报纸工作述评》、《读者来信述评》、《政治工作述评》等。1955年后，栏目没有了，但述评性新闻，夹叙夹议的文章很多，在1957年反右后，报纸的整个评论工作形势起了变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对我国新闻界冲击很大，有不少优秀新闻工作者被打成右派，1959年反右倾斗争，又有一批记者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一些意见，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之后，报纸上好的述评性新闻少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报纸的文风也当然不好，随着政治形势的起伏，述评性新闻也时有起伏。“文革”期间，出现过一些述评性新闻，如什么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之类，这是“四人帮”一手制造出来的假报道，是述评性新闻一股逆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农村开展经济改革后，述评性新闻开始复苏，《人民日报》上好的述评多了起来，特别是一些老记者重新拿起了这个武器，写出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文章，也涌现了一批有才干的中青年记者。

二、述评性新闻的特点和优势

什么叫述评性新闻？很难给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我认为，有新闻又有评论，两者有机地结合，这就是述评性新闻，它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拘一格的。

述评性新闻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这种体裁具有多功能性，它是一种新闻报道，具有新闻性；记者就新闻事件进行分析，发挥自己的观点；它又有评论性，也可以加上理论性和知识性；在写作过程中，为了增强可读性，记者也可增添文采，甚至带有通讯的特色；因而，这种体裁是多功能的，记者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新华社写过不少报道，这些报道都可以说是述评性新闻；比如，他在1948年11月5日发表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报道就是一个范例。报道写了当时南阳守敌王清高于4日下午弃城南逃的新闻，接着就这件事展开评论，分析了中原战场的形势，介绍了人民解放军各个战场的发展壮大，也分析了国民党的困境，不但评论军事，也涉及政治，指出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克服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左”的政策后，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政策，这样，就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国民党完全孤立了。最后还预测王清高由南阳逃到襄阳后的趋势。他在这篇述评中还提供了南阳的历史沿革，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秀曾在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在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这篇短短的一千多字的报道中有新闻、有评论，说军事、论政治，提供历史知识，充分体现了述评性新闻的多功能性，可说五彩缤纷。

由于内容上的多功能性，述评性新闻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不拘一格，可由记者创造。在“述”与“评”的比重上，也没有一定比例，有些可以多“述”少“评”，接近于新闻；也可以多“评”少“述”，接近于评论。一般是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我国早期的述评，如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时务报》、《新民丛报》上写的文章就采取这种写法。民初著名报人黄远生把传统的政论发展成为一种述评通讯，也是夹叙夹议的写法。这种述评通讯后来有很大发展，不少记者都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写通讯，成为述评性新闻一种特殊形式。近年来，写作形式更多了，或对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综合性评述，或采用调查报告形式，采访札记、记者来信等形式，采用哪一种形式，它要服从报道内容的需要，并无一定的格式。有人把某些述评性新闻归于新闻类，或归于通讯类，或归于评述类，这也是可以的；各种新闻体裁有时很难作严格的划分，大可不必把一种体裁划分得太死，纳入一个固定的模式之中。即便出现“四不像”的文体，只要它是真正写出水平，同样可以肯定它的价值；凡具有述评性新闻基本特征的报道，我们都可以承认它是述评性新闻。

鲁迅先生杂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从我们新闻工作的角度来看，有的也是很好的述评性新闻或叫做述评性通讯。如他写的《看肖和“看肖的人们”记》（载于《南腔北调集》）其中有新闻，报道了肖伯纳1933年3月16日上海访问的现场情景；也有评论，分析了上海一些人士对肖伯纳的态度和看法，也提出他本人的看法，虽然带有散文的笔调，但值得我们记者学习，以打破我们写作上的老框框。他写的《上海通信》（载《华盖集续编》），也可以把它当作《记者来信》一类的述评性新闻来读。其中写他1926年8月由北京回上海一路上的情景，记载了所见的社会新闻，也有他本人路过南京的遭遇，并且引出很多议论。这里，新闻事件、个人遭遇、评论融成一体，既是书信，又是述评性新闻，相比之下，我感到现在我们记者写的《记者来信》往往缺少特色。报上把很多工作评述冠之以《记者来信》的副题或刊头，其实不是书信，也完全不像书信，为什么我们不能写些真实的书信发表呢？如果记者下去采访，真正写些信回来，把信略作处理登在报上，不是更亲切、更自然、更有可读性吗？述评性新闻具有多功能，形式多样化的特点，那么《记者来信》这种文体应该恢复它的真面目。在敢于创新这一点上，记者应从作家的创作中吸取营养，使报道更具特色，更富有感情，更有现场感。

在各种新闻体裁中，述评性新闻有些什么优势呢？

一般新闻报道，主要是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本身，有“述”无“评”，而述评性新闻不但“述”而且加上记者的评论。记者可以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分析，揭示新闻事件的本质，这样就把新闻深化了。比如说，印度总理英·甘地遇刺身亡，写新闻只能反映这一事件的过程，最多加一些各界人士的反应；而写述评性新闻，则不但可以就这一事件进行分析，还可从宏观的高度来评述这一事件对印度和世界政局的影响。当然，新闻这种体裁也不能为述评性新闻所代替，在事件发生的当时，首先要发新闻，把这一事件迅速报道出去，但仅仅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继之以述评性新闻来展开这个题目。新闻在一两天内即失去时效，而述评性新闻的生命力可以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对同一事件，述评性新闻可以写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述评，来发表记者对这一事件的各种见解。述评性新闻的灵魂在“评”字，记者在这里处于评论家和观察家的地位。这是述评性新闻的一大优势。

述评性新闻又不同于报纸的评论。报纸的评论是一独特的文体。记者也可以写评论，但评论更多地由报社编辑来承担。评论可以离开新闻事件，可以不受新闻事件的约束，新闻事件往往成为评论借题发挥的题目。述评性新闻作为新闻的一种体裁，则是记者发表评论的手段。记者若要对某一新闻事件发表意见，进行剖解，当然不能离开新闻写一篇评论，而主要是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来表述。述评性新闻可以把新闻同评论融为一体。它的优势是：既具有强烈的新闻感，又具有评论的深度。

当然，这不是说，述评性新闻这种体裁高于一般新闻报道，或高于评论。各种新闻体裁无地位高低之分，只有质量高低之分，所写的问题大小之分。各种新闻体裁各有其职责，不能相互代替。但述评性新闻具有它的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优势，使它在报纸上取得更大的宣传效果。

三、述评性新闻写作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怎样写好述评性新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写述评性新闻，实际上就是写一篇文章，凡是写文章必备的条件，写述评性新闻都应该具备，而怎样写好文章，是一个相当难于回答的问题。“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应该说，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实践中闯出不同的路子。我们读名记者的作品，各人都有不同的风格，甚至语言也各异。而且，由于接触的题材不同，每一篇稿件怎样写，需要量体裁衣，什么样的材料，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写法，也不能雷同。因而，与其模仿一种模式，不如自己去创造一种模式。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这些经验需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加以取舍。任何事，照抄照搬，永远不会成功。

但是，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在写述评性新闻时必须加以注意，我想结合自己在上海采访的实践来谈一下。

第一，什么题材可以写述评？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好。不是所有题材都可以写成述评性新闻。凡是事件或经验本身能说清楚的问题应该充分让事实本身说话，不必硬去作文章。我国目前的新闻报道有两类：一类是事实性报道，即所谓动态报道；一类是非事实性报道，多数是经验介绍，也就是哪个单位落实党的政策方针好，就介绍它的经验，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经济报道来说，多数是介绍某行业某企业的好经验，这些报道如果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来研究，那就不必勉强去写述评性新闻。

写述评性新闻，必须首先揭示矛盾，通过对矛盾的分析，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所谓“述”，就是反映事实本身；所谓“评”，就是揭示和分析矛盾。介绍某一项经验，这不叫“评”而只是“述”，没有“评”，述评从何说起？我在写述评性新闻过程中，曾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写的是述评，而编辑把它改为新闻发表了，原因就在于没有揭示矛盾。例如，我写了一篇述评，题目是《跨省市联合重要的一步》。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纺织行业创造了“联席会议”制度，这是促进省市联合的好办法，为此我想介绍他们的经验，但此文发表时，被改成了一条新闻，写述评的目的没有达到。问题就在于名为“评”，实际上没有揭示矛盾，评不起来，对所介绍经验固然也可作些分析，但仍不是“评”。

由此我悟出一条结论：写述评性新闻，要跳出写经验的圈子，着眼于研究问题、抓矛盾。矛盾抓住了，文章就好做了。怎样找到矛盾？那要从分析事物着手。分析事物，要多看，多跑几个地方，加以比较，从差异中找出矛盾，从各个具体问题中找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海市生产的手表，有个时期因为新品种少、款式老，销路不好。我带着这个问题在上海跑了好几个手表厂，也跑了钟表商店，开了不少座谈会，终于把矛盾的焦点抓住了。问题在于上海手表工业长期为了追求眼前的产值和利润，只抓单一品种的大批量生产，而忽略产品结构的调整；而所以忽略这件大事，是因为这样作，需要舍得花时间和投资，牺牲一些眼前利益。敢不敢为长期利益牺牲一些眼前利益？这是矛盾的焦点：我抓住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题为《上海手表工业向何处去》的述评，尖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提出上海手表工业要敢于付出一些代价，甚至不惜牺牲一些产值、利润、速度，争取短期内在技术进步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加快手表更新换代，这是唯一的前途，此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这篇述评性新闻发表后反映很好，因为它接触到上海各工业系统普遍存在的一个矛盾，手表工业不过是上海整个工业的一个缩影。实践证明，抓住矛盾，才有文章可做。矛盾抓得愈深，抓住了矛盾的焦点，也就愈能加重述评新闻的分量。这是写好述评性新闻的第一个“要诀”。

第二，写好述评性新闻，立足点要高些。对任何问题都要作宏观上的分析研究，用宏观来指导微观，即要从全局出发来看局部，或者把局部提高到全局来看。所谓宏观，就是全世界观点、全国观点。读外国名记者作品，总感到他们眼界比较开阔，这些记者经常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同家，出国是家常事，因而写述评不局限于一国一事，经常是把这个国家的状况同那个国家比较，问题也就写得深些，斯诺来自美国，他写的《西行漫记》，就从当时世界形势出发来看中国政局，看延安边区，站得很高。国际上目前评述我国形势的好报道，也无不把中国放在全世界的广度来分析，因而时有精辟新鲜的见解：比如，我国当前改革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全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显然，在国内就感受不深。我国的记者，写国内问题，站在世界高度的不多见，这是因为我们记者掌握世界情况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从全国的宏观高度来分析一省一市的工作，是应该努力做到的。我认为，一个记者虽处一省一市，但立足点应该高些，这样才能抓住重大问题。打个比方，你在平面上看一个城市，接触面不能不是很窄的，无非是一草一木；如果你站在高山之顶峰瞰视这个城市，一草一木看不到了，看到的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最突出的建筑物，这样，你的目标就能瞄准这些庞然大物，而不去盯住一草一木，也只有站在高山上，你才能看清一个城市的全局结构，这样就能胸怀全局而不拘泥于一草一木。今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该报记者王楚写的一篇述评性新闻《有胆略的决定——武汉三镇大门是怎样敞开的》，就是一篇从宏观上研究问题的好报道。首先他提出的问题是个全局性的大问题，即如何打破武汉市35年来“自守”的落后局面。这是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对全国各大城市有普遍指导意义。在这篇报道中，记者指出了环绕“开放”这个问题的各种争论，有思想交锋，而武汉市委领导排除众议，坚决实行开放，显示了胆略和气魄。记者从全国看武汉，从大城市的战略决策看开放，文章很有魄力，也很有魅力。如果记者不是全局在胸，是写不出这样的报道的。

要从宏观上研究问题，记者应该跳出一省一市的圈子，到全国各地多走走。我长期在上海采访，总感到老呆在上海，未必真了解上海。去年我到上海附近江浙两省各市转一转，从上海周围的市镇来看上海，分析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形势，这样，对上海这个中心城市的作用看得更清楚了，对上海必须依靠全国的支持也看得更清楚了。我国经济要大发展，必须进行跨省市的经济联合，这一点，光站在一省一市很难写出好报道。跨省市联合要求记者进行跨省市报道，要跳出一省一市的局限性。

长期以来，记者工作按行政区域划分，某省某市记者只能在某省某市活动，各霸一方，老死不相往来，这就大大束缚了记者的手脚，很难从宏观高度分析问题。要写出好的述评性新闻，记者必须打破地区分割状况，有一个更加宽广的活动场所，这样才会有一个广阔的视野，写出有一定广度的作品来。范长江同志写《中国的西北角》述评性通讯时，不过25岁。他之所以能够对西北各地写得如此深刻，就因为他从全国看西北，又跑遍大西北各个地区，甚至很偏僻的地区，立足点很高，因而在写西北各地情况时能够联系全国和大西北的抗战形势，由此及彼，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如果划地为牢所见有限，思路很窄，也就不免坐井观天。当然，我不是说要取消地方记者，而是说，记者首先要学会从宏观上看问题，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打破眼界的局限性；比如要留神和研究全国形势，关心周围各省市情况，掌握更多信息和资料，到省内各地走走，也包括到外省市走走。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立足上海，面向全国”。前年，我从上海出发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去。国务院决定上海与宁夏实行对口支援，我在宁夏会见了不少上海各工厂技术人员，同他们促膝谈心，深感上海的先进技术已在这里开花结果，写出了一篇题为《横跨三千公里的支援》述评通讯；去年，我又到云南去，云南与上海也实行对口支援，我一直走到滇西中缅边境，看到上海市及上海市各县支援边疆，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动人情景。上海色织十厂30位技术人员协助边境工厂第一次制成功傣族、阿昌族喜爱的机织傣锦和筒裙布，结束了一千多年来手织傣锦和筒裙布的时代。我写了一篇《从上海跑到云南中缅边界》述评通讯，介绍上海与云南的经济技术联合。上海离宁夏两千多公里，上海离云南三千多公里，通过这两篇报道，看到了上海经济技术向全国辐射的广阔前景，这是打破局限于一省一市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我认为，这条路子是可行的。

第三，好的述评性新闻，既要写现在，也要写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到某些问题将会导致什么后果，或展望未来和前景。这是读者迫切的需要，可以打开读者的思路。

前些时候，我读到《人民日报》上两篇述评性新闻。一篇述评指出：目前我国引进的电冰箱生产线过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从眼前看，电冰箱很畅销，各工厂纷纷引进生产线，大量生产电冰箱。但从发展趋势看，按国内的消费能力，几年后将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那时候这么多电冰箱生产线将被迫压缩生产，造成很大的浪费。因而作者强调要加强电冰箱生产线宏观指导，不能只顾眼前，而要分析社会需要量的发展趋势，防止盲目性。另一篇述评指出，目前不少企业出现“引进热”，把引进的新设备作为国内市场竞争的手段，但没有考虑新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引进而不抓消化，势必造成对外国的依赖性，从发展趋势分析，弊病很多。国外技术不能实现国产化，必将影响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造成国家外汇不断外流，成了“无底洞”。这两篇述评都属于趋势性分析的述评，从客观上指出当前重复盲目的引进，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起了敲警钟的作用。显然，报纸上需要更多这样的经济述评，指明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及其趋势和后果。

对趋势的分析，可以提出问题，敲些警钟；也可以展望未来，展示美好的前景，鼓舞人们的斗志。我最近到舟山群岛去采访。这些岛屿，从现在来看，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你要写他们的成绩，写他们的经验，很难写，但这些岛的潜力很大，不但渔业可以大发展，旅游业也可大发展；因为这些岛屿具有很多可作优良深水港的自然条件，海港的发展可说前途无量。因而，我写了一篇《潜力巨大的舟山群岛》，着重对舟山的潜力、优势作了探索，展望它的美好前景。写这种发展趋势，应该立足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言之有据，而不是空中楼阁。写这种述评的目的是引起全国对这个地区的重视，共同努力来开发这些岛屿。

我国最近翻译了美国社会预测学家约翰·奈斯比特1983年写的《大趋势》一书，作者在这本书中论述了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他把美国今后十年看成关键性的变革和过渡时期，要求人们作好准备，迎接未来全面的信息时代；作者的观点如何，可以研究，也可能未必正确；但作者采取宏观分析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的大趋势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供人思考，对我们的记者是有参考价值的。

怎样分析大趋势？要立足现在，了解现在，研究未来。约翰·奈斯比特说：“本书的结论得自对12年时间的200多万报道城镇事件的文章的分析。从这些纯属地方性的资料中，我看到一个新社会的轮廓正缓缓出现。”可见，他写这本书，花了12年时间，看了200多万篇报道。他的这本书之所以有可以借鉴之处，我想，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在述评性新闻中分析事物的未来，也需要进行这种研究工作，从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中引申出必然的结论。这种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四、记者写好述评性新闻的条件

写好述评新闻，记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或者说，具备哪些素质？

记者的基本功，记者的修养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只谈若干方面。我认为，记者的努力方向，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或者叫独立思考的能力。万里同志最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培养新型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运用获得的知识去解决面临新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继续获得新知识，善于总结新的经验，发展新的理论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万里同志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培养记者。一个记者对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怎么能把它写好？一个记者写稿件，不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来写，照抄照搬，人云亦云，不但写不好，而且容易发生差错。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界也存在吃大锅饭的现象，写好写坏一个样，甚至写多写好的记者反而招来许多是非。这种状况反映在报道上，就是不求创新，但求无过，写出来的东西没有个性，千篇一律，一副面孔。一般的写法是所谓观点加例子，把中央的指示同某个单位的事例一凑，就是一条新闻。这样的新闻最容易写，也最没人看。

要写好述评性新闻，就是要打破这种框框。述评性新闻，立足于“评”，谁来评？记者来评。记者不是照抄照搬，而是要真正成为事件的评论家，这样才能写出有影响的作品。我们读中外记者的作品，很少有陈词滥调，每个人有自己的思想、风格、语言，没有什么雷同。当然我们讲独立思考，不是说可以离开党和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行其是；而是说，记者要通过独立思考才能真正消化中央的精神，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用自己的思想来写。这就不是“大锅饭”的写法，而是具有本人独特的“小锅菜”，是你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照抄照搬的东西。

照抄照搬，是我国新闻写作上一个很坏的习惯。这可以说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后养成的坏习惯，至少有20多年历史。据说，照抄照搬保险，犯不了错误；独立思考，则是悬崖跑马，危险性很大。现在，我们还必须随时随地同这种老思想、老习惯作斗争。我们往往一写报道，就重复那老一套的语言，不用费劲；而要真正写出自己的见解，运用自己的语言，则要费很大的劲。我现在写述评性新闻，就感到凡是写得比较好的部分，都是我用自己的思想和语言来写；凡写得不好的部分，都是我偷懒或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摘抄别人现成的货色。后一类东西，最后都需要重写，否则文章就很难贯通起来，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拼凑的现象。

独立思考，要付出艰巨的思想劳动。记者不但要有鲜明的是非立场，而且要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决定于记者的理论素质和政治素质。独立思考能力，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要独立地全面地看问题，排除片面性。片面性，是记者最易犯的毛病。片面性往往来自片面之词。记者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跟着别人跑，听取一面之词，就难免犯片面性的毛病。下去采访，了解真相并不容易。某些采访单位，往往只让你看到他所希望你看到的东西，接触到他希望你接触的人。有时候，有一大帮人陪你采访，对你施加各种“影响”，而且你接触的各种人，由于地位不同，利益不同，看问题也不同。这就需要记者善于辨别是非真伪。有一次，我到一个集体渔场去采访，场长热情接待，他说，他们渔场领导如何体贴渔民，关怀渔民，场长还自己带头出海，艰苦奋斗，说得天花乱坠，他周围有几个人也一起这样说。但后来我们访问几个渔民家庭，说法就不一样。有个渔民笑着说：“我们场长好是好，但他的家差一点给人烧了！”为什么有人烧这位场长的家？很奇怪。我们从多方面了解，才知道这位场长上台7个月，每个月擅自决定拿工资加补贴1000元，7个月领了7000元，大大超过渔民所得，也违反国家政策，群众意见很大，到上面告状，奈何这位场长是“地头蛇”，上面又有后台，一时也无人管这件事。老百姓火了，有人就想把他的家烧了。事实的真相是：这个渔场不是先进单位，尽管收入不少，但领导班子问题很多，当然不能报道。如果报道，就要揭露这位场长。可见，记者必须养成独立观察的能力，否则就容易上当。（二）要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掌握事物的本质。记者接触的现象是很多的，出去采访一次，笔记本满满的，但对现象的分析研究，却要靠记者的思想劳动。本质的东西往往不是采访对象所能马上提供的。有些问题，采访对象限于理解水平，一时很难回答好。这就需要记者带动采访对象去总结经验，共同探索。“旁观者清”，记者是旁观者，有些问题比当事人理解得深些，这是完全可能的，也应该如此。记者对采访对象，有时需要引导和启发，共同来发掘事物的本质。记者根据现成的总结写稿，也不是好办法。上级机关写的总结材料可能质量高些，但多数是面面俱到，基层的总结则多数是现象罗列，千篇一律，缺少分析，这样的总结把它们改成报道，难免就事论事，质量不高。我在实践中深深感到，本质的东西潜伏在大量材料之中，需要记者独立地发掘、提炼，不能依赖现成的材料，或由旁人代劳。一切依赖心理都是有害的，即使别人真为记者提供好的观点和见解，记者也应通过独立思考进行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依样画瓢。一篇好的述评性新闻，应该是记者独立劳动的成果。记者支付的独立劳动愈多，文章的质量愈高，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逐步形成记者独有的风格。（三）要立足于科学的调查研究，排除任何主观性。记者是专业的调查研究人员，这是对的，但记者的调查要登在报上，报纸发行几十万或几百万份，他的调查工作应该比一般的内部调查研究更严格。述评性新闻，以新闻事件为基础，这个基础应该非常牢靠，非常扎实，使记者的立论有可靠的论据，否则立论就很容易被推翻。1957年以后，报上发表的述评性新闻，现在看来有科学价值的很少，很多都站不住脚，为历史所否定。因为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记者很少作客观的调查研究，而只是根据上面一些错误指示，把主观意志强加于新闻事件，其论据带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立论则主观武断。记得1959年，人们对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提出异议，那时候，一些记者写了不少“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以证实人民公社优越性，这些“调查报告”现在有几篇能站得住脚？对大寨的宣传，多少年来连篇累牍，出版的书也不可胜数，现在看来，有几篇具有存在价值？一切工作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报道都把成绩归结为阶级斗争的“成果”，这里有多少新闻真实性？这种所谓“调查研究”，是一种反科学的实用主义方法，而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如果用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宣传马克思主义，其效果就可想而知，无非是败坏报纸的信誉，败坏马克思主义的信誉。当然这并非完全是记者的责任，或者说，主要不是记者的责任，但这种历史教训应该成为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重要的课题，以充分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不再重蹈故辙；调查必须实事求是，要排除各种“先入之见”，各种私心杂念。比如说，调查结果可能不符合报道要求，可能同原来想写的主题不一样，那时候，就不能为了“报道需要”，削足适履，只挑选一些自己有用的材料，而对其他材料视而不见，甚至歪曲材料。解决新闻真实性问题，关键是要立足于科学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不讲科学，新闻的真实性问题一万年也解决不了。（四）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记者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这也应该是记者必备的重要素质。世界上要办成一件事，不承担一些风险，看来是不行的，写报道也是如此。斯诺所以能写出震撼世界的长篇述评通讯《西行漫记》。因为他是第一个敢冒风险由国民党地区进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世界上有那么多记者，别人没有去，或去不了，只有他去了。国民党曾设法阻挠他，甚至暗害他，也没有动摇他前往解放区的坚强意志。

上海《解放日报》今年初连载我国著名老记者陆诒写的《战地萍踪》系列通讯，他在这部著作中用亲身经历回顾1935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只身在前线采访的战斗生活。当时他在上海《新闻报》工作，正如他自己说的：“当时炮火连天，我是自告奋勇到前线去的。我一离开报社，就没想到回来，也许永远不能回来。”上海有许多记者，别人不去，只有他一人去了。他在前线发回许多别人无法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在前线访问了很多抗战名将，写出很多“独家新闻”，终于使他成为名记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记者从事采访工作就应该具有这种魄力和勇气，

我国有许多名记者都是从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有许多有作为的记者，成为时代脉搏的记录者，他们的作品具有时代意义，可以列为新闻史上不朽之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起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全国进入经济改革时期，许多记者重新有了战斗热情，报纸上好的报道多起来了。报纸也显得有活力了。我们的时代，应该说是一个极有作为的时代。我们完全有条件完成时代交给我们记者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好作品来。1985年5月

谈谈新闻专访

小陈：

你要我谈谈报纸的专访，特别是人物专访的问题。虽然我谈不上对专访有什么成功的经验，但是我对这一新闻体裁是格外喜爱的。而且正像你所说的，在我的新闻作品中，确实有不少专访。这里，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专访的一些问题吧！

一、专访的特点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什么是专访和专访的特点。在《辞海》的新闻类有消息、评论、社论、通讯和特写等，却没有专访这个条目，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目前很多报纸上都出现了“本报专访”这个栏目，一些报社还组织了采写专访的队伍，设立了专访部、专访组。由于专访一般都比较引人注目，受人欢迎，可以说，专访在目前已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一种时兴的新闻体裁、新闻样式，而且在报刊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那么，作为一种新闻体裁、新闻样式的专访，究竟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专访和通讯有密切的关系。它既可以说是通讯中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一类，也可以说是与通讯在含义和表现手法上部分重合的一种新闻体裁、新闻样式。我这么说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专访和一般意义上的通讯有共同之处，即与新闻相比可以较为详细和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新闻人物，可以用叙述、谈话、描写、议论和抒情等多种方法写人、记事。但是它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个特点就在于一个“专”字。一般来说是记者事先带着一个比较明确的、专门的目的到现场去，对有关人员进行专门的采访。它是以记者对于现场人物的谈话，对现场的观察，包括对人物的音容笑貌、思想性格，以及对周围的环境的印象和认识，而以对采访人物的原谈话的记录为主，穿插有关的背景材料连缀成篇的一种特殊的通讯。顾名思义，它既叫专访，就要求专，而不要求面面俱到，如写人不必写全部生平，记事不必从头说起。专访有的写人，有的记事，有的谈问题，有的写地方风物。所以大致可分为人物专访、事件专访、问题专访、地方风物专访等。在专访中一般少不了人物、现场、记者这三个因素。但是，记者并不一定都要在文章中出现。由于有现场活动，一般专访要求写得生动、具体，有现场感，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文章写得情景交融，情文并茂。

第二，本报专访和一般通讯还有一个不同点，即它的新闻性、时间性、专题性都很强。它要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以及本地区读者在不同时期，特别是近期内的需要和兴趣，选择能迅速反映近期人们关心的事物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问题，以及对本地区有比较密切关系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问题和风物等为题目。每家报纸的专访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特点、风格。如《光明日报》就经常选择知识分子为专访人物，体育报则选择体育新秀为专访人物。

从写作角度来看，专访比一般意义上的通讯更自由，它可以像写消息那样简洁明快地表述，可以借用散文、随笔的语言和特点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也可以采用谈话的形式进行专题记述。所以说，专访不仅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自然，而且写作思想上具有时代的特色，富有战斗性，是一种能够很好地，迅速地反映和揭示时代生活特点的写作方式。

二、专访的选题和立意

专访一般事先有比较明确的目的。事先选写什么样的题目至关重要，题选得好不好对于这篇专访是否能够成功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选题方面，专访不仅要专，还要有强烈的新闻性，即所采访的人物、事件、问题应当是群众当前所关心的目标，是最近一段时期内对社会、对群众有影响、有关系的人和事。例如，历史变动时期涌现出的风云人物，某一新闻事件中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外国或外地来访的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和其他知名人士，有重大创造发明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获得各种荣誉称号的先进人物，各条战线上一举成名的新秀，对某一问题有发言权的权威或某一地区最近一个时期需要宣传，群众也感兴趣的地方风物，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名人、专家、先进人物都可以成为专访对象的，也不是任何事件都能够构成专访内容的。有些人物虽不是著名人士，但因与新闻事件有关系，也可以成为我们采写的对象。这就是说，专访的对象首先应该是新闻人物，写出的专访又是人物的新闻。总之，被采访的必须是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比如，1949年新中国开国前夕，第一次政协会议上，我访问了何香凝，写了《革命老人何香凝》这篇人物专访。在当时，它就具有新闻价值。

问题性的采访，是记者带着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共同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去作专门的采访。如记者就某些商品的调价、新婚姻法的公布、招收研究生的制度、毕业生的分配、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等问题，对有关人员进行专题采访，都可以写成专访的形式发表。例如，1955年有不少青年考不上学校，其中有些青年要去当学徒。针对这个问题，我去访问了学徒出身的革命前辈谭震林，用他的亲身经历写了《学徒生活回忆》的专访。

在社会上提倡勤工俭学的时候和提倡青年学生报考师范的时候，我又访问了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分别写了《徐老谈勤工俭学》和《徐老和青年学生谈报考师范问题》两篇专访。这些在当时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问题性专访。

地方风物性的专访，是记者根据当地出现的新事物，当然也必须是人们所关心的新事物来采写的。比如，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开放时，我采写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专访。亚洲学生疗养院成立的时候，我采写了《访亚洲学生疗养院》。第一座电视台成立不久，我采写了《访北京电视台》。我写过的《访荣宝斋》、《访鲁迅故居》、《访北京猿人之家》等，发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新闻意义。另外，最近有的记者采写的宋庆龄故居的专访，官园的专访，也都具有一定的新闻意义。

专访的新闻性要求它抓时机，赶时间，有时甚至刻不容缓。我在1949年五卅前夕，访问了当时负责总工会工作，五卅运动领导者之一的李立三同志，写了《李立三同志谈五卅》。这可以说是一篇事件性专访，从采访到写作只用了三个多小时。其他如对于李四光、赵忠尧和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我都是在他们刚刚回到祖国就很快地进行专访，迅速见报的。

专访除了要注意选题的新闻性、时间性、专题性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应当有新的角度、新的立意；也就是确立好专访的主题思想。清代文学批评家王夫之说：“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立意的重要就像是一军之统帅，失去统帅，士兵就成了乌合之众。所以，立意好才能使专访具有价值，并给人以新鲜的感受和深刻的印象。

专访的事件或人物往往是各家报纸注目的中心，有的可能是过去已被多次采写的对象。如果没什么新意，人云亦云或者老调重弹，那就失去了专访的意义。所以专访的角度必须新。

比如，华罗庚作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的许多事迹已为人们所知晓，我写了篇《壮志凌云》就突出他自学成才的主题，这对于当时有些青年因考不上大学而悲观失望，引导他们走自学成才的道路，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严济慈80岁入党。在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所谓“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等错误思想时，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党忠心耿耿，迫切要求入党，是很值得称道的。于是，我便写了《归宿和起点》这篇专访。

所以，专访的选题和立意很重要，可以决定一篇专访思想的深度和高度。

三、专访的采访活动

专访的采访和一般新闻作品的采访原则上是相同的。然而，专访是一种有特殊要求的新闻体裁，因此对于专访的采访还是可以提出应当注意的几点：

第一，采访前要作专门性的准备。专访一般来说事先目的比较明确，这对于准备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应当在了解一般情况的基础上，详细地占有与主题有关的材料，并拟订出一个访问提纲。事先准备工作做得好，可以缩短访问过程，提高采访的效率。很多专访，要求抓紧发表的时机，写作时间紧，而且接触采访对象的时间短、机会少，这就更使采访前的准备显得十分重要。例如，对科学家进行采访前，除了要了解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工作范围外，还应当了解他们的性格、兴趣。虽然不必要，也不可能对他们的专业有很深刻的了解，但要大体上知道他们的主要著作。

每次采访前做准备工作都要花不少工夫。作准备中所得到的材料和采访中得到的材料，都应当积累起来，其中很多材料即使一时用不上，以后是会有用的。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我建立了采访对象的资料卡片。同时，我还和很多采访对象交上了朋友，随时都可以和他们交流情况，向他们请教问题。

第二，采访当中，仍然要抓住这个“专”字。提问时要时时注意引导到专门的方向去，不能泛泛而谈，占用和浪费人家的宝贵时间。时时要让自己和对方都意识到应当围绕一个主题来谈。如果对方的谈话离了题，切不要猝然打断对方的讲话，而要很自然、很有礼貌、很巧妙地使他转过弯来。如果对方突然沉默了，那是时常可能碰到的情况，很可能是对方在思考，在想怎样用确切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这时应该给他一个时间，而自己则要积极开动脑筋，考虑一下前面的采访材料，准备下面的提问。

如果采访时遇到了不顺利的情况，那也千万不要急，而要沉住气。这就要学习周恩来同志赞扬日本著名乒乓女选于松崎打球的风格，即便输了球，也总是微笑着。就是说，记者采访时，也要有“落落大方”的气度和风格。

在采访过程中，头脑要处于紧张而又清醒的工作状态，一面采访，一面对得到的材料做个初步的去粗和取精的工作，不断地认识、理解它们。对有助于表现主题的材料，要紧追不放，或划上记号，或作上小注。有用的材料越多，回来下笔写的时候就越运用自如。

每次采访，我都告诫自己：“要过细，不要怕麻烦。”作过细的采访，不仅可以发现很多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还可以避免很多错误。

采访中，记者应当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现场的气氛，因为在专访中，写周围的环境、气氛，是作为刻画人物、烘托主题的一种手段。

当然，我们并不要求每篇专访都来一段环境描写，但是如果你注意了环境、气氛，那就会帮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增强对人物、事件和问题的理解，并把这种理解和感受渗透到专访的字里行间。1982年11月

时代呼唤名记者

每一行业的杰出人物都能带动整个行业的腾飞。如果没有谭鑫培、梅兰芳、金少山、杨小楼、周信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一批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怎能有中国“国之瑰宝”京剧的灿烂辉煌？科学界、文学界、体育界等各行各业莫不如此。刚刚落下帷幕的世界杯足球赛，也体现了名球星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罗伯特·巴乔，意大利队肯定进不了决赛。巴西队能捧回四次世界杯冠军，正因前有球王贝利，现有罗马里奥、贝贝托等一批杰出球星。

新闻界也是名人辈出，缔造了新闻事业的兴旺发达。

50年代，先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邓拓（他们本身便是名记者、名主笔）是很重视培养名记者的。

长江同志有句名言“决胜于国门之外”，意思是报纸的质量决定于有分量的报道，报社必须派出一大批有实力的记者分赴全国第一线采访，抓重点报道，使报纸办得生气勃勃，读者爱看。他曾抽调编委、部主任级业务骨干分赴全国各大行政区采访，及时发回重点报道。我记得年富力强的肖航同志曾从广州一个月发回8篇通讯，都见报了。邓拓同志同样很重视记者工作。他主持建立了人民日报驻各省、市记者站，并更着力培养一批名记者。

50年代，人民日报每年召开记者工作会议，邓拓同志每次都参加，听记者汇报，并发表讲话。我当时是人民日报驻河北记者，有幸听到他讲过，人民日报一定要培养出一批名记者。他说，解放前的《大公报》曾培养出范长江、杨刚、萧乾、彭子冈、徐盈等一批名记者，蜚声海内外，为《大公报》生色不少。为什么新中国不能培养出自己的名记者呢？他首先要求记者刻苦努力，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他特别举出当时刚翻译出版的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中一位英勇牺牲的女青年的小说《第四高度》，要求大家像书中女主人公那样不断攀登人生的高峰。他讲到，除了记者个人努力，报社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培养。他还讲到，有的记者除新闻写作外，有意搞文学创作，他对此很理解和宽容，不反对这样做。他说，世界上不少著名作家如苏联的爱伦堡、西蒙诺夫，美国的海明威都曾当过记者。新华社记者杜鹏程也写出了很好的小说《保卫延安》。如果人民日报记者有人有志创作，只要提出写作计划，他可以给“创作假”。我记得当时在座的记者听了，不禁又惊又喜。我知道有的记者确有这样的打算，只是生怕担上“不务正业”、“梦想成名成家”的“罪名”，因此总是压下心中的愿望。不料邓拓同志看透这些同志的心意，这样大度地提出来了，反而使大家不好意思。后来不久便有“反右派运动”，也就没有一个记者敢请“创作假”了。

邓拓同志对培养名记者确有具体措施。首先给一部分记者以“特派记者”名义（解放区便有此做法），担负重点报道任务，同时在版面上“开绿灯”。我记得，当时人民日报驻各省、市约有五六十名记者，而特派记者大约只有10名左右，他们是田流、陆灏、林里、季音、李翼、纪希晨等同志。还有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安岗同志，他曾被派驻鞍钢，写了不少有分量的报道。田流同志写过金星奖章获得者、黑龙江省肇东县县委书记任国栋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登了整整两版。陆灏同志写的《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记全国劳模王崇伦的长篇通讯，也发了一个版。季音同志驻上海，他每月发的一版头条新闻不少。林里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写的揭露重庆不法资本家“星四俱乐部”的通讯也令人注目。他后来在广东和人合作写的《粤西行》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人民日报舍得多次派出编委、部主任一级领导干部当“特派记者”。如编委李庄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就奔赴朝鲜前线，发回一系列感人报道，后来结集成书出版。编委潘非同志派驻英国，写了不少短小精悍的通讯，也以《泰晤士河畔》成书出版。

此后，人民日报还约请一批著名作家巴金、徐迟等为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巴金写的《我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徐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写的揭露伪造名画的通讯，都为人民日报增添许多光彩。

邓拓同志还身体力行，在主持人民日报极繁重工作的同时，带头写了文笔极其优美的通讯《访葡萄常》、《克里姆林宫的夜宴》等佳作，给读者以极大享受，更给记者采写起示范作用。

60年代初，著名诗人郭小川到人民日报当记者，写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旱天不旱地》、《小将在挑战》等出色的通讯。

除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也拥有一批极有实力又负盛名的名记者。穆青等同志是杰出代表，他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在《人民日报》一版转二版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请看以上这些名记者的名篇佳作，我是全凭记忆写下的，可见他们给我以及读者留下何等深刻的印象。

名记者的特殊作用在于他们写出的重点报道推动了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真正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提高了报纸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加强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又给广大新闻工作者树立了榜样。我于1948年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时20岁，刚从清华大学出来，在人民日报记者中是最年轻的一个，真正是“小字辈”。人民日报这些名记者都是我的老大哥，李庄、田流同志更是我的上级。报社这些名记者的佳作和他们的采访、写作经验是我业务学习的最好老师。李庄同志是我第一位上级，他带着我学会采访、写作。他说的“每篇文章必须至少有一个闪光点”，使我每下笔必苦思如何找出和写出“闪光点”。田流同志说的采访必须深入，点面结合，每到一地跑面了解总的情况，然后选择一个点蹲下去，至少待个十天半月，才能写出有深度的报道。这些都成为我采访的“座右铭”。郭小川同志注意理论学习，运用辩证法指导写作，同时又注意修辞的美，令我终身难忘。

人民日报培养记者特别是名记者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颇多曲折。首先是1958年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除我之外，几乎全部记者都去了新华社，十几位老记者担任了分社领导。人民日报记者队伍风流云散。60年代初虽恢复了记者部，记者仅五六个，不成气候了。

60年代政治形势日益严峻。“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一把利刃悬在记者头上，“批判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使记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谁敢冒尖？谁敢当名记者？这不是公然要挨批吗？“文革”浩劫，记者也在劫难逃。此时谈不上什么优秀记者和优秀作品了。为了不让记者出名，凡在报纸发表的文章一律是“本报记者”而不署名。一些文艺作品署名也是“某某创作集体”。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恢复记者署名，我记得在人民日报还展开一场争论。后来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说，文责自负，记者可以署名，这才让报纸记者署名了。

由上所述，可知新中国培养名记者之路和共和国的命运同步。政治环境平和，这条路走得通畅些。“左”的路线盛行，此路便不通了。

培养名记者之难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些记者成名后往往调任领导工作，行政事务缠身，很难有时间执笔，从而失去一些名记者。从新闻事业总体发展看，也许有此必要。从充实名记者队伍来看，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尽管有过许多曲折，我以为，当今时代和新闻事业的发展还是需要名记者、名编辑和名评论员。看戏要看名角，看球要看球星，看报也需要看名记者、名评论员的大手笔。现在新闻队伍空前壮大，全国各种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数以十万计了吧，然而，赫赫有名，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和被记住名字的记者又有多少？！任何事物的发展需要一定数量，但更要求质量。不少读者反映，打开报纸，匆匆浏览，看看标题就放下了，关键在于没有多少吸引读者的好文章。当然，报纸要加大信息量，好文章也并非都由记者来写。但记者毕竟是报纸主力之一，有责任提供最好的报道。

我强烈希望报纸的老总们能树立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的观念。长期以来流行“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新闻领域是否也出现在只注意抓报纸的扩大版面、扩大发行量，而没有着重抓抓培养一支过硬的队伍，培养一批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呢？记者们自身素质也有问题，如事业心、责任感不强等等，但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和培养，要创造培养名记者的条件。

首先，成名成家不会再遭批判，老总们和广大记者不必再背上这一精神包袱。报社应理直气壮地制订出培养名记者的规划，并在组织上加以落实。现在，中青年记者实力很强，人民日报光研究生便有100多名，其中不乏佼佼者，完全可以从中挑选培养。可以考虑恢复“特派记者”头衔，选择若干名（少而精）优秀记者作为“本报特派记者”，委以重任，专抓重点报道，版面上给他们“开绿灯”。

其次，要给这些“特派记者”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人民日报一位前任总编辑曾谈到，记者要能“通天入地”。“通天”即通中央领导，总书记、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委员都可采访，不要尽是外国记者有此“特权”。“入地”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现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通天”问题更没有解决。50年代美国著名的国际评论家李普曼随时可约见总统，他还广泛会见各国领导人，一年有1/3时间周游全世界，因而他的国际评论很有权威。美国新任总统往往登门向他“咨询”。现在，我国更缺少知名的国际评论员，亟需创造条件着力培养。解放前的乔冠华（笔名乔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蒋元椿（笔名江南），他们的文章和名声可都是响当当的啊！

在记者待遇上也应打破平均主义，破除论资排辈现象。现在高级记者、高级编辑（确也为数不少）的待遇相当于司局级干部。能否考虑将来如有极少数名满海内外的名记者、名评论员的待遇可以破格享受到副部或部级待遇呢？我知道抗战前北大、清华正教授的待遇相当于部长，现在台湾一些大学教授仍有此待遇。而大陆的教授也和高级记者一样降到司局级了。数量的发展掩盖了或限制了少数拔尖人才的待遇从优。所谓政府特殊津贴原是为了给少数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如今也成了“大锅饭”了。有些很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记者，如今至多是主任记者，相当于处级干部待遇。他们收入不高，便搞第二职业，为外单位写稿或写书，精力不集中，自然难以向名记者迈进。如果少数优秀者真正成为名记者，就要在物质待遇上给以优厚保证，使他或她能全力以赴为本报写出传世佳作。

笔者不才，在人民日报当了40年记者（1948—1988），因种种原因，未能攀登上真正名记者的高峰，虚度年华，甚为惭愧。但我寄希望于新的时代，寄希望于有远大眼光的老总们。但愿有生之年，能看到如邹韬奋、范长江、邓拓、杨刚、萧乾、子冈这样的名家兀立于中国新闻界，为中华民族争光，为中国新闻界争光！

附带再说一句，据说科学院已制订出培养100名世界级科学家的规划，国家教委也制订出建立5所到10所世界级大学的规划。新闻界是否也能制订出培养若干名世界级名记者的规划呢？至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条件首先做起。只是步子要稳妥扎实，千万不要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关键在于老总们要有战略眼光，有魄力打破常规，采取一些破格的措施。1995年1月

我怎样写经济报道

从1986年我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算起，我以主要精力搞经济报道至今已有将近“八年抗战”的历史了。这期间，由于自己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部内业务管理，给别人出题目、改稿子、组版面，自己外出采访和动手写报道的机会大大减少了。有人说，在新闻单位当“头”是一种“牺牲”。我是有同感的。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抓紧时机，写了一些东西。最近，把它们整理了一下，发现除了评论和一般的文章之外，新闻报道居然还有一些，有的在社会上还曾经产生过一些影响。于是，我便有了把它们编辑成册的念头。考虑到我1985年以前的新闻作品曾经选编成一本集子，名为《思考的笔》，纳进了《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于1987年出版，所以，这次主要是选1986年以后的新闻作品。

由于自己处于人民日报这样全国第一大报的有利地位，所以，发表过的一些东西，引起了社会上特别是新闻界同行们的注意。我知道，这不仅是我的水平所致，还有占了“地利”的“便宜”。再加上我写过一些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方面的新闻学专著，一些年轻的记者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读过这些书；有时我还给通讯员讲一讲新闻课，于是他们也就格外注意我的新闻作品。这又是占了“人和”的“便宜”。

1988年，我的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得了我国社会科学作品的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的优秀奖。我觉得，这是为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争了一口气。

1991年，我又获得我国中青年记者的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它是综合考察本人的作品和人品来评选的。因此，这至少可以看作是对我的新闻作品的总体肯定。

其实，对于我的新闻作品，历来就是褒贬不一。现在，可能是工作的年头多了，又获得过大奖，所以当面听到的不同意见少了，称赞的话多了。但是，我心里有数，明白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自己的新闻作品引起不同的议论，我很在意，又很不在意。说很不在意，是说我并不把它当成一件“坏事”，而认为是一件好事。最悲哀的莫过于一篇东西乃至数篇东西发表了，就好像没有发表一样，无人理睬，又无人提起，那才是可悲的。我相信这样的一句话：“没有争议的人是庸人。”我看作品也是这样。

我的新闻作品，就单篇来讲，很少获得过什么奖。全国性的评奖活动是一年一次的，多少年了，我都是没有份的。只有1991年我的一篇访日特写获得了全国好新闻二等奖。说实在的，那并不是我的代表作，从新闻写作的角度看，也没有什么特色。之所以获奖，可能是反映的问题比较重要，有若干位中央领导同志对它作了批示。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人们对我的新闻作品的评价情况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原因有若干条：

一、对任何人的作品评价都是“舆论不一律”的，这是规律。

二、我的新闻作品水平很不一致，有的好些，有的差些。

三、我在新闻写作中，比较注意追求个人的风格和写法，风格这个东西就像个性一样，总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喜欢外向，有人喜欢内向等等。

四、在新闻采访和写作上，我喜欢做一些探索。这些新的尝试，本身就是不完善的，而且人家又是没有见过的，当然意见就不会是一样的了。

五、对新闻作品的评价，有的情况是由于作品以外的原因。

总的来说，对我的新闻作品优点方面的正面评价是：

1.有气势。2.有深度。3.有哲理。4.有创新。

缺点方面的批评性评价是：

1.口气大。2.篇幅长。3.嫌生硬。4.逊文采。

我不想对别人的评价再做评价，读者可以自己去读、去评。

我的这本集子称为《经济述评自析集》，就是想把自己在这方面的各种作品，选择一些出来，做一些自我介绍和自我剖析，供大家参考。

我对自己新闻作品的态度历来是：希望人家说好，但不期望都说好，更不敢想让人家都学。只求允许我作为“一家”存在，就很满足了。（二）

经济建设成为全国的中心任务以后，在我们的新闻媒介工作中，经济报道地位也就自然随之上升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在新闻工作中不能简单化为“经济报道为中心”，但无疑，它是新闻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也正是这样，如何搞好经济报道，便成为近年来新闻界同行热衷研究的课题。

经济新闻，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被认为是比较难以驾驭的一种题材。

对经济报道的难度，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经济报道往往写得“内行不愿看、外行看不懂”。这句很普通的话，实际上包含着经济报道工作中几乎全部的矛盾。

为什么“内行不愿看”呢？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自己首先没有钻进去，没有弄懂，怎么可能把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好？具体地说，内行不愿看主要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记者的报道尽是些外行话，连基本的经济常识也没有掌握。

第二种，记者的报道虽然没有多少外行话，但也没有多少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话，也就是说过于肤浅。

第三种，记者的报道确实触及到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但所谈的东西都是那些内行的人已经熟知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闻性了。

为什么“外行看不懂”呢？就是因为记者没有能够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研究、消化经济报道的经济内容。具体地说，也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自己没有弄懂，当然更不可能把自己不懂的东西通俗化。不通俗的东西，当然外行看不懂了。

第二种，经济问题本身往往就是很专的，有些经济报道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是不懂经济的人看不懂，就是经济界的其他领域的人也不见得就能看得很懂。有的经济工作和经济学中的概念，还不好通俗化。

第三种，记者的报道没有选择好自己的新闻角度，没有做好应该做的新闻处理。

概括起来其实就是这样的两句话：

没有弄懂经济，也没有搞好经济和新闻的结合。（三）

1986年我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时候，我的“就职演说”是这样说的：“让我当经济部主任，其实我是不合格的。我认为，当人民日报的经济部主任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他要对全国的经济全局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二，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特的较为深刻的见解。三，要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条衡量我，第一条不具备，第二条不具备。由于这二条不具备，虽然我做过多年的新闻工作，所以第三条至多也就是具备半条。所以我说我不合格，决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谦虚，而是实情。当然我要努力，争取早日具备这三条。”

现在看我说的这些话还是对的。搞好经济报道的基础在哪里？我认为，对一个记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记者自身的素质。如果记者自身素质不具备，只是“想”搞好经济报道，不见得就可以搞好。所以，搞好经济报道的主要办法，或基础性的办法，还是首先提高自己的素质。

这里不是一般地谈记者的素质，而是从搞好经济报道的要求来谈这个问题。说穿了，这里的素质，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善于把经济和新闻结合，或者说，从经济和新闻结合的角度、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素质。（一）记者首先要认真学习经济理论。这种学习，主要是一种“综合式的学习”、“框架式的学习”。

综合式的学习，就是要把各种经济著作都拿来学。基础性的要学，专门性的也要学；中国的著作要学，西方的也要学；纯理论性的要学，政策性的也要学。总之，要广泛地涉猎。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记者学习理论，就最主要的目的来说，并不是“研究”经济理论，更不是要在这方面建立自己的学说；它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了解”经济理论，了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各种流派、争论所在、发展趋向等等。不广泛涉猎，怎么能了解（当然，如果你有志成为一个经济理论专家，而不只是做一个一般的新闻记者，那就另当别论）。

什么都要学，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又怎么可能都学懂呢？这就要采取“框架式”的学习方法。那就是说，学习的目的和要求，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弄懂一切经济理论，更不是在一切专门的领域都钻进去，不是的，学习目的只是了解一个大概的理论框架就可以了。掌握了这个框架，一旦遇到了某个理论问题，知道它的门牌号码，知道在哪里去找它就可以了。至于找到门牌以后，他的家里有什么摆设，就不管那么多了。1993年在宣传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时候，有的报纸集中一段宣传了“砸三铁”，这个宣传后来引起了一点争议，其实，宣传“砸三铁”并没有什么不对。要搞好我们的国有企业，不砸掉“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真正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工资能多能少，怎么行呢？但在宣传报道中也确实有两个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提出用“铁的面孔，铁的心肠，铁的手腕”来砸，就容易伤害工人的心，容易出现简单化，这是宣传报道上不够策略。再一个则是理论问题，“砸三铁”从大的范围说，是包括在转换经营机制里面的，但转换经营机制的要害并不在这里。因此我们要建立的企业经营机制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它的最主要最直接的要求是“政企分开”。而政企分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又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也就是后来说的理顺产权关系问题。

这个事例说明了对理论框架了解的重要。一个正确的宣传，因为没有完全找准位置，也会带来一定的负作用。（二）从实际生活中学经济理论。记者的工作岗位是在生活的第一线，是在社会发展的最前哨。这是记者学理论的一个好条件，比较容易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记者的学习方法应该是“生活中找问题，理论上找答案”。

近年来，抓“热点”，已经成为我国新闻界很“普及”的工作方法了。自从原经济日报的范敬宜同志提出要敢于抓热点问题之后，大家都接受了这个思想，并且已经在实际工作中显出一定的成效。抓“热点”是从抓报道的题目提出来的。现在，我认为，一定要把热点抓好，要结合热点学理论；而且这也应该是记者学理论的重要方法。

所谓经济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往往也就是理论上的热点和难点。或者是理论上还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或者是理论上说清楚了，但实践上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在这些部位的理论问题，往往有这样的特点：一是它可能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理解了这一点上的理论，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全部的理论。二是它可能是新理论的生长点，因为难，往往用原来的理论已经解决不了或说不清楚了，于是就要有新的理论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关于我国公有制企业的改革问题，多年来一直说它是中心环节，但进展一直不理想，其中的道理就是在理论上没有突破。而最主要的就是国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应该怎样体现的问题。我们看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在这方面的理论就有了决定性的进展，提出了“出资者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这样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的记者一直追踪这个实际工作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们就可以比较深刻地理解这个理论，并能够宣传好这个理论。如果我们的记者平时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对它知之甚少，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个理论观点，更难说能够把它宣传好。（三）寻找经济新闻的反映特点。很长时间有一个说法：经济是基础，新闻是上层建筑。这里的“新闻”，是指整个“新闻事业”而言的。最基本意义上的那个新闻，并不仅仅在上层建筑之中才有。它是整个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现象，经济中有新闻，政治中有新闻，文化中有新闻，教育中有新闻，科技中有新闻，日常生活中也有新闻。

我们现在是从后一种意义上来研究新闻在经济这个领域中存在和反映的特点。

现代化的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应该是市场经济。因此，这种研究应该更侧重于市场经济的新闻反映的研究。新闻是一种社会联系的产物，它的实质是个别事实和一般事实之间的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联系就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基础的东西。没有联系自然就没有市场，更没有市场经济。人们要把握联系，就必须把握各种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又必须是信息经济，市场经济离不开新闻是不言自明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正是市场经济为新闻提供了最丰富多彩的新闻源。

那么，经济，市场经济，从哪些方面涌现出新闻呢？这是我们记者必须要掌握的。

从宏观经济上，从微观经济上，从中观经济上，研究容易出新闻的生长点；从生产上，从消费上，从流通上，研究容易出新闻的生长点；从政策上，从实施上，从群众的反应上，研究容易出新闻的生长点等等。

最重要的还是市场本身。搞经济报道的记者，在今天如果不懂市场，不投身到市场中去，是不会抓到许多好新闻的。

市场是最大的新闻源！是出最生动的新闻的新闻源。（四）寻找经济新闻报道的各种方式。就经济新闻和其他的新闻比较来说，它是事件性新闻比较少的领域。因此，更深入地研究非事件性新闻对搞好经济报道是非常重要的。

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要想使自己的工作受到重视，就要靠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创造也主要表现在他的综合性的劳动成果。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对“新闻媒介”这四个字的理解和运用。这种媒介，当然最直观的是信息媒介，把一方的信息传播到四面八方。其实，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记者要采访某个方面的人士，于是这种媒介首先是从媒介采访对象开始，你把他们每个人手中的东西媒介起来了。还有一种参与性的媒介，这种媒介带有一定的干预性，“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就有很强的参与性。（五）在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中提高。在我们身边，在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确实有这样的同志，经过了多年的经济报道工作，他们不仅成为新闻工作的专家，也成了某方面经济工作的专家。（四）

在提高自己素质的基础上，还要研究开拓经济报道领域的具体途径。

从这些年的经济报道实践中，我体会到，要掌握各种各样的经济报道题材和体裁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掌握了各种报道的题材和体裁，就可以使各种经济新闻找到恰当的反映方式。而这些经济报道的题材和体裁，又促使我们打开思路，发现更多的新闻和新闻角度。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新闻或经济报道，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十类。这十类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关系，因为它们不是按照一个标准划分的，所以就必然有内涵或外延的重合。但是，这种分类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因此还是把它们介绍在这里。

第一类，信息性经济新闻。

这里的“信息”二字，不是指广义上的信息，因为广义的信息，是包括所有的新闻的。这里的信息是指狭义上的信息。也就是说，这类的经济新闻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信息就行了。如有一件什么新产品问世了，有一个工厂开工了，有一个工程剪彩了，等等。总之它只是“干巴巴”地说一个事实，没有背景材料，也没有什么分析和评论。

这类经济新闻可以看做是经济生活和经济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是经济活动，如发布某样东西急切地需要人来买。这不就是经济活动吗？

这类经济新闻最主要的应该要求它的有用性。

这类经济新闻有的是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

在我们的新闻媒介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类新闻会越来越多。

这类经济新闻一般是比较短的，甚至是很短的，例如各种新闻媒介大量刊登或播出的简讯，就属于这一类的。当然也有特殊的情况，一些经济简报或国家经济情况公报也属于这一类，它们却是很长的。

第二类，分析性经济新闻。

这是相对于第一类说的，信息类经济新闻，一般是不做分析的，而这一类的经济新闻则要有甚至侧重于分析。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情况，主要还在于它的分析。

例如经济形势的分析，市场的分析，经济发展趋向的预测等，都属于这一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类经济报道会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

第三类，政策性经济新闻。

这类经济新闻主要是报道党和国家最近发布了什么新的经济政策。它的主要方式是会议新闻和领导人的“说话新闻”，在这些新闻中传达了这些政策。这类新闻也是大量的，现在有人说，报纸办不活，是因为这类的新闻太多。我认为，在肯定我国的新闻媒介存在这个问题的同时，还要进一步作一点分析。其实，人们并不是一概都不爱读这类新闻的。人们都还记得这样的故事，在70年代末拨乱反正的时候，报纸上发表了“长途贩运不是投机倒把”的报道以后，一些农民就把报纸贴在自己的扁担上，如果有人说他贩运不对，他就让人家看报纸。可见，这一类政策性的报道，群众不仅是关心的，而且是非常关心的。再如，现在人们对税收政策也是很关心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通俗的报道，我想读者肯定是不少的。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主要是这类新闻有的并没有多少新的政策，而只是重复老的已经为人熟知的政策，有政策而无新闻，当然就不受欢迎。还有的是经济政策的面太窄，只有少数人感兴趣。再者就是把新的信息埋在大量的篇幅里面，让人家找不着。因此，政策性的新闻是面临着“精简”和“改造”的问题，而不是“消灭”的问题。

第四类，经验性经济新闻。

这类经济新闻在我们现有的新闻报道中最多，所谓的经验，一般又包括贯彻党的政策的经验和自己行业或日常工作的经验。

毫无疑问，这类经济新闻也有研究如何把它写好的问题。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不要把局部的经验扩大为全局性的经验。任何单位的经验，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就是说，经验的形成有它自己的条件——有别人具备的，也可能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经验的适用也有它的局限——有的对别人是适用的，有的则是不适用的。记者不自觉地夸大一个单位的经验，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那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和条件讲清楚。过去在推广大寨经验的时候，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大寨能够做到的，为什么你们做不到。一年做不到，两年行不行？三年四年总可以了吧？”我们的记者决不可以用这样的思维去写经验性经济新闻。

采访和写作这类经验性经济新闻，最好的路子还是“面—点—面”的路子，即：从社会上普遍关心的角度来研究你要报道的题材，研究你那个被采访单位的情况，这就是由面到点。而后，又要从回答社会普遍关心的角度来提炼点上的经验，凡是没有更多的普遍意义的东西，尽量去掉。“从面上找问题，从点上找答案”，“用点上的经验回答面上的问题”。这些老记者的经验之谈仍然是有用的。

报道某一个单位的经验，既不要拔高，也不要把它说得十全十美。还可以适当地如实介绍他们的一些不足之处和正在探索之处。这样不仅使人感到你的报道更客观，更可信，而且能够避免上面说的那种片面性。

第五类，问题性经济新闻。

这类经济新闻，不是讲政策，也不是一般地讲形势，而是突出地提出一个或几个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然，其他的经济报道也是提问题的，但这类报道则是以提问题为主要任务，至于问题的答案，则不见得在自己的报道中提供。

例如有的报道对环境污染问题发出警报；有的报道对人才浪费问题提出尖锐批评；有的报道对国有企业虚盈实亏的“空壳症”列出症状，如此等等。

这类报道似乎不直接解决什么问题，但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报道，它可以引起决策者对某个问题的注意，也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后来决策的制定。即使有的问题解决不了，也可以遏制它的继续发展等等。

第六类，实录性经济新闻。

这类经济报道，侧重于实实在在地记录某一个方面的经济现象和情况，它以原原本本，“原汤原汁”为特色。

例如有一阵许多人都不到银行存钱，这是为什么？一位记者就找了五个不同职业的人，向他们提出同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到银行存钱？”记者把一位教师、一位工人、一位干部、一位个体户、一位国有企业经理的回答一一如实地记录下来并稍加整理，就写成了一篇很有针对性、很能引起各方面注意的“实录性经济报道”。这个记者后来又用同样的办法，写了一篇“你为什么不买房？”的实录性报道。

在《人民日报》的经济版上，有《乡情实话》专栏，它刊登的文章和报道也大都是这类的报道。

第七类，社会性经济新闻。

也可以称为“社会经济新闻”。

大家知道有所谓的“社会新闻”，那是一个很“老”的概念。但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阶段，这个概念是被批判的，谁讲社会新闻谁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后来，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认识到社会新闻作为一种新闻类别，是没有阶级性的，我们同样需要社会新闻。所谓社会新闻，它的特点就在它的社会性。它不是发生在哪一个单独领域的，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社会新闻总是比较通俗、可读、有广泛性。经济新闻与之相比，就在这几个方面差一些。

我提出的是把经济新闻与社会新闻两者嫁接起来，故称其为“社会经济新闻”，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在写经济报道的时候，要善于“透过经济看社会，透过社会看经济”。我为此专门写过一篇论文。“透过经济看社会”，就是说，写经济问题，不要只写到经济问题就为止了，还要继续挖掘其中社会性的内涵，并把它突出出来。例如《科技日报》的一位同志写了这样的一组报道，题目是《顾惠东效应》。说的是有一个工厂原来是亏损的，后来这个姓顾的工程师承包了这个厂；一年之后，工厂扭亏为盈。于是上级按照承包合同给了顾大约一万元奖金。奖金还没有拿到手，工人们就不干了，他们说，我们干了一年，原来是给他干的！记者就抓住了这个问题，连续写了几篇报道进行深入剖析。承包和奖金都是经济问题，但是，它和人们的社会心理紧紧地纠葛在一起，而记者从经济问题出发抓住了这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细腻心理问题，不仅把这个问题写深了，也把它写活了，写得更可读了。“透过社会看经济”，这是社会经济新闻的另一个角度。有些问题初看起来是社会问题，但实质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只有很好地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和入手，才能很好地解决它。例如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写过《北京保姆市场透视》的系列报道。保姆问题是北京人很头疼的一个社会性问题。小孩要人看，老人要人管，但保姆的情况形形色色，有的被欺负，有的欺负人。记者就是首先从这里入手来写的。但是并没有就此停止，那样就会成了一篇一般的报告文学式的东西了。记者把它作为我们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劳务市场问题——现在又成为“劳动力市场”——来看待的。然后就从这个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篇《透视》发表之后，引起了当时的总书记的重视，北京市的重视，也引起了许多老百姓的关注，他们为此来了许多信件。可见社会经济新闻是有着各个层次的广泛读者的。

这种双向的透视，有的时候难以清楚地分开是从社会向经济透视，还是从经济向社会透视。我们的记者并不需要很清楚从哪里到哪里，最重要的是结合，是社会和经济的结合。有些经济事件，如质量事件，也会有社会性。有些社会事件，如某某打官司，某某刑事犯罪，可能其中有经济的内容。抓住经济事件，也是进行社会经济新闻报道的好办法之一。

第八类，热点性经济新闻。

热点性经济新闻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概念，当然还可以研究。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新闻总是出在热点。因为这里的热点不是自然界的冷热，而是人们对问题的关切度；都关心、都谈论，就热了。不过我这里还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

所谓热点经济新闻，就是要在经济的热点上或热点中抓的新闻。

其实，热点又有不同的几种。

一种热点是争论的热点，如一个时期对承包的看法，对股份制的看法。有的认为承包制应该万岁，有的认为搞承包制是一个失误，至少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对股份制，有人说是改革的方向，有人则认为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种是议论的热点。议论之中虽然也有争论，但一般的议论总是以“纷纷”为特点，只是众说纷纭而已，并不见得都有很明确的观点。例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分配不公问题，就属于这类。

一种是关注的热点。某些事情的某些方面，由于其特殊性，引起了全社会的某种关注。例如1992年以来我国出现的“股票热”，就属这一类。它甚至酿成了“深圳股票事件”。即使这样，就全国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小点，同分配不公那样的热点还是不同的。

一种是行为的热点。大家都集中在一个时间之内来干某一件事情。例如一个时期出现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就属于这一类。大家都去干，都去炒地皮，出现了某些不正常的现象。

一种是潜在的热点。例如质量问题，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开展之前，它实际上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点。但是，没有这个活动，这个热点就是潜在的，一旦提出，马上就热起来了。

针对这五种不同的热点，我们的记者应该采取不同的报道方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抓热点，从许多报纸的经验和“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是要有选择，不是见热就抓。抓什么样的热点呢？就是要抓“三重合的热点”——群众关心的、领导关心的、企业关心的热点。缺一种关心往往就不能把报道顺利地搞成功。

处理热点一般有这样的几种方法：

回避的方法。就是那些虽是热点，但一触及它就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或者一旦“轰起来”并不能解决反而会阻碍解决问题，这时就要回避。有一些热点，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它冷却下来了，反而容易解决了。这时就不要急于下手报道它。

恰当的触及方法。热点报道最重要的是恰当的角度和恰当的方法。最重要的是着眼于沟通和协调的办法。它的效果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只要起到缓解、化解、理解的作用，就算是有了作用。不可操之过急或要求过高。

第九类，理论性经济新闻。

这种新闻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要求我们的经济报道尽量带有理论色彩；一种情况是新闻报道主要解决的是理论问题，宛如用新闻题材写的一篇理论文章。这个问题，我在后面结合《首钢启示录》那篇报道还要详细地讲，这里就从略了。

第十类，人物性经济新闻。

这种经济新闻是一种人物新闻，但它是经济界人物的新闻，或者是通过被报道的这个人物，反映了经济领域中的问题。

在我国的经济报道中，从传统的新闻工作看，人物报道是一个强项。通过我们的报道树立和宣传了许多先进人物，使之成为亿万人民学习的榜样，起到了促进经济的巨大作用。如解放初期的孟泰，困难时期的王进喜、焦裕禄等。

但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经济人物”报道相对减弱了。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起来，主要的一点还是如何处理人物的先进性和新闻性的关系问题。原来的那些先进人物，在他们身上，新闻性和先进性自然形成了统一。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先进性和新闻性就不像原来的两者关系那样简单了。对读者来说，一般的艰苦奋斗的先进人物，再难以激起他们那么热烈的反应了；而一些经济领域的新闻人物，往往又很难纳入我们过去说的那种先进人物的框子里去。如改革初期出现的“傻子瓜子”年广久，是新闻人物，但不能说是先进人物；近期引起人们注目的从苏联买飞机的个体户牟其中，很有自己的个性，很有新闻可写，但也很难纳入过去的先进人物轨道。不仅如此，记者们在写这类人物的时候，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我认为，先进人物的报道不应该放松，这是导向性问题，也是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的重要方法。但是，对各种有新闻价值的经济界新闻人物也应该放开手来加以报道。这里面的关键是适当的角度，适当的观点，适当的方法。例如牟其中的“九十九度加一度”的理论，既是对我国现阶段国有大中型企业现状的形象性概括，又包含着市场经济的重要观念。适当地介绍这样的人物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会有好处的。而且也解决了人物报道路子过窄和可读性差的问题。

再说一遍，上述的分类，不见得科学，所用的概念也不见得准确。我之所以这样列出来，目的就是为了开阔经济报道的思路。至于具体的写作方法，那只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五）

怎样才算把报道写好了？我在《新闻写作方法论》一书中说，起码要具备新、短、深这三个特点。不但一般的新闻如此，经济报道当然也是如此。

关于新和短的问题，这里就不说了。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翻我的那部书。我想从新闻的角度具体地讲一讲“深”的问题。

要想深，我体会，有这样的几个办法：

第一种办法，要有新的概括。

你报道的问题和内容可能是人家已经报道过的，但是你有了新的概括，人家还会有一种“深”的感觉。例如我在1982年写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这篇报道，所讲的问题和材料并没有多少是全新的，但是我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

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

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

于是，人们就感觉深刻了，包括一些专家们也说，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就是我们跟你谈的，但你这样一写，我们都感觉很新鲜。

第二种办法，要有新的角度和新的层面。

看事物的角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某个角度，总是看不深，换一个角度就有可能看得比较深。例如看井，斜着看恐怕是看不到井底的，而垂直地看下去，就能一眼望到井底。记者的报道如果给人们一个新的观察角度，那么他就有可能使读者感到你的见解是深刻的。

1993年11月，《人民日报》经济版开展了一个《我看合并风波》的讨论。讨论的事件是浙江杭州市工业局决定下属的三家企业合并，但是其中有一家企业不同意，于是酿成了纠纷。从最直接的角度看，这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是在贯彻《条例》中的不同认识问题。但记者没有就事论事地评论谁是谁非，而是用新的角度，第一步引申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第二步又引申到产权关系的问题，就使得这个很普通的争议深刻化了，引申到目前我国企业急需解决的产权问题。于是，新的角度导致了新的层面。人们就感觉这个讨论触及的问题比较深刻了。

第三种办法，要有新的见解。

这个新的见解，应该包括采访对象提出的新的见解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见解。总之，要使读者看了报道之后，知道一些他原来不知道的观点。

例如，我在采访二汽汽车企业集团的时候，根据他们提出的材料，我发现企业集团的作用，并不只是限于原来说的那几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们没有提及过，那就是它可以解决国有大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之间脱节的矛盾。因为二汽成立集团之后，地方的工业和二汽结成了一体，二汽的发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汽感冒，地方也要打喷嚏”，所以，地方就自动帮助二汽了。大企业和地方经济的这种良性循环，没有企业集团这种形式是办不到的。

我在报道中加进去了这个见解，就比一般地写企业集团深刻一些。

第四种办法，在报道中加入画龙点睛的思辨性的语言。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现。深刻的思维往往需要相应的语言来表达。如果整篇的语言都是一般的叙述性语言，读者就会感到平淡，即使有深刻的思想，读起来也会觉得味道不够。当然，思辨性的语言有时是比较费解的，新闻作品是一种通俗的速效的作品，满篇都是让人很费解的思辨性语言也是不行的。

例如我在一篇写城市建设的报道中，单用一个段落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表明，城市建设上的成就可以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城市建设上的失误是人类社会最难改正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思辨性的语言。

有的时候，即使是叙述，在关键的部位也可以使用思辨性的语言的。如《新唐山的崛起》这篇报道中，在叙述建设新唐山的困难的时候，我说了除物质困难之外，还有精神上的困难。稿件上写了这样的句子：“地震夺去了不幸人们的生命，而活下来的人则承担了全部的不幸。”这就是一种带思辨色彩的表达方式，应该说它是耐人寻味的。

为了突出这种思辨的色彩，有的时候，要在报道的标题上多想一想，也使它带上这样的色彩。例如《大陆桥头说新桥》、《面对生活不等式》、《黄酒加冰块》等就是这类标题。（六）

怎样才算把经济报道写好了？我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一个人困了，躺在床上，看我们的经济报道，还愿意看，还能看得明白，那样，我们的经济报道就可以算是写好了。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技巧，而不是内容。

我的同事听了我这个标准之后，大声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啊！

说对了，真正要达到这个标准是很难的。但不是不能达到的。我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中午吃过饭以后，如果有可能总要小憩一会儿。合眼之前，又总要看一点东西，那就是“大参考”，那时我已经困了，但是我还是愿意看那些东西，而且我不用费劲就能够看得明白。外国记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记者就做不到呢？

从这个角度说，从写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读者的报道来说，我们的一些经济报道还没有上路或者没有完全上路。我这样说，当然也包括我的新闻作品在内。收在本书的许多作品，恐怕在读者困了的时候，根本不愿看也不那么容易看明白。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但是，再严峻，也是现实。而且看得严重一些，对我们奋发努力会有好处。

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正在飞速发展，每一个热爱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无不欢欣鼓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个战略思想，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变成了中国人的行动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赶上社会前进的步伐，我们的新闻采访和写作也要不断提高，以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1994年12月

要别出心裁——“抓活鱼”浅谈

常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把新闻写新写活？怎样才能弹无虚发，一发即中？怎样才能写出有特点有深度的新闻？

回答这些问题，我感到很吃力。我虽然干了几十年新闻工作，写了上千篇稿件见了报，但自我感觉不佳，深感有愧。前些年，在我50周岁时，曾写了四句小诗，叫作：“五十年来事万千，灯光伴我几多年。根根白发行行字，愧感新闻无好篇。”

人们提出这些问题，我虽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我觉得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因为人们写稿，总想写新、写活、写好，最后达到见报的标准。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办法，但我总以为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要研究一下“抓活鱼”的问题。

这些题目听起来怪新鲜，其实就是要我们对新事物、对利国利民的一切新事物，眼尖手快鼻子灵，不拘一格抓新闻，就要别出心裁。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我在安徽省铜陵市采访时得到的启示。铜陵，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这里，从唐代就开始采铜，采了千百年，总是“单打一”地采铜。一直搞到1980年，铜矿生产经营出现不能自保的现象，地方其他工业发展始终很慢。1980年后他们却来了个“别出心裁”，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我们不能在一棵铜树上吊死，总不能只烧一棵树上的柴！”于是，他们根据铜陵素有“金、银、铜、铁、硫、生姜、老蒜、麻”“八宝之地”之称的优势，在发展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地方其他经济，很快出现了一个“吃八宝饭，发百家财，铜陵不再单搞铜”的“别出心裁”的局面，使铜陵的经济迅速得到振兴。

由此，我得到启发：我们当记者的，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新闻总要有点新鲜味才好。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新闻报道，不仅读者讨厌，我们自己打开报纸也不想看。这几年，新闻界提倡“抓活鱼”，我是很赞成的，也试着抓了抓。我认为当记者的，也应当“吃百家饭，发百家文”，不能像赶集似的都往一处跑。要跳出“小天地”，进入“大世界”；撒自己的网，捕四海的鱼；走自己的路，发自己的稿。天涯处处有芳草，四海到处有时鲜，我们何必非拘于一格，何必非往一处跑呢？为什么就不能来点改革精神，来他个“你无我有，你写我照，你东我西，你长我短”呢？！要想“别出心裁”，我的办法，就是先在这“十六个字”上下工夫。“你无我有”

我们人民日报有一个未成文的规矩，那就是：不上头条、不上一版、不加花框、不能配发言论、不能在版面很紧的情况下挤上去的新闻，对专职记者来说，就是一种失败。

我们如果不动脑筋，光吃现成饭，那是绝计达不到这个目标的。只有“你无我有”，才能达到上述目标。

这种有，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

第一种是人家未说过的，即：“你无我有”的。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的报道，不是说正面的，就是说反面的，不是说某某党委如何从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业务上支持，就是说某人遭到打击迫害。有的报道，甚至把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夸大了知识分子的作用，以致冒出“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边”的说法。

正在这时，我发现一封工人来信，支持知识分子搞改革。我抓住这个重大信息，作了深入采访，写了一篇《工人上书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的新闻。正因为“你无我有”，发出几天，就上了《人民日报》三版头条。后来还被评为全国好新闻。

到鱼市上买鱼，一看东街西街全是鱼鳃发黑的大头鲢子，立刻就会感到败兴。如果有一条金丝鲤鱼，鱼鳃鲜红，哪怕价钱高一点，人们也会欣然购买。

1984年春天，经济体制改革之风在全国劲吹。安徽有个小国营制药厂，厂里有八个小青年，挺身而出挑大梁，承包救活小药厂，这在当时尚属少有的新闻。我和另一位记者发现这件事后，确认这是一条“你无我有”的大“活鱼”。于是我们立即“张网捕捉”，及时向编辑部上报行情，结果抓住了，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新华社还同时向全国播发。时隔不久，还是这个厂，在改革经营管理中又作了一个新的大胆尝试：在中共安徽省委的支持下，这家国营企业实行了租赁制。这在全国又是一条未上市的“时鲜”。既然认定它又是一条大“活鱼”，就必须跟踪追击，下决心把它捉住，万万不能让它漏网。从他们在合肥参加“改革者谈改革”的会议动意试行租赁制起，直到他们与县经委达成租赁协议，我都作了详细了解。因此这个新事物一诞生，我就迅速作了报道，人民日报又以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把它刊登出来。

事后我想了一下，一个小厂的事情，居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两次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这完全是因为改革急需此事，报纸急需此文。你无，我有，于是它就登上“大雅之堂”了。

第二种是你浅入直出、我深入浅出，也可以说是“你有我新”。如全国都在讲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那我们就要研究一下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到底有些什么亟待解决的问题。1985年7月间，我在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采访时，我发现他们向中组部写了一份关于调整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报告，文尾有一句话，即“我们在配班子时，既注意了合格，又注意了合拍”。尽管“合拍”的内容一点未写，但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班子缺少二传手，都想当主攻手，于是我就抓住“合拍”作了深入采访，对那些人所共知的年龄、知识、专业结构上的问题，只作了一般了解，突出主题写出一篇题为《既要人员合格，又要工作合拍——安徽调整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新闻，《人民日报》果然以一版头条位置登出。

第三种是主题虽然不新，但报纸急需重新提倡此事，人家一时又没有拿出来，你抓到了，编辑也是很欢迎的。这就叫“你慢我快”。如我的同事赵希龙于1985年12月下旬抢发了一条《新年前夕安徽亳县出现新气象——会议“旺季”不见会，干部争相下基层》的新闻，就是因为火候掌握得好，眼尖、手快、鼻子灵，可能工夫花得不多，但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第四种是你喜欢单打，我就来它个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相结合。或者叫“你窄我宽”。只要是新问题、新思想、新事物，我们都应抓住不放。1988年9月，我发现一份好坏都说的广告，我没有因它事情小就不屑一顾，而是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小通讯，这在当时也是没有人报道过的，人民日报很快见了报，并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因为此稿告诉人们做广告和做各种工作一样，都要实事求是，“比赛大话”之风，再也不能刮下去了。

另外，我们出门采访，常常坐在汽车中看到公路上大晒谷物，严重影响交通，甚至造成翻车、失火、死人等重大事故，看上去好像也是小事，但我觉得这个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有批评的必要。所以我抓拍了一张人们钻在车肚子里拨麦秸的照片，写了篇题为《公路成晒场，行车走弹簧》的小通讯，《人民日报》连文带照片加上花边即时用出，在安徽及全国引起不小的反响。后来安徽大抓了一下清障工作，使全省公路上这种不文明的现象大有改观。

总之，我们当记者的要多想点子。拾人牙慧，嚼人家嚼过的冷馒头，只能像宋代诗人黄庭坚写的《清明》那首诗中所说的“人乞祭余骄妾妇”一样，决计抓不到“活鱼”的。“你写我照”

我历来认为记者应是一个多面手，既要会写文字稿，又要会拍新闻照片；既要善于写新闻、通讯，也要善于写评论、散文、杂文。如果再能绘画，那就更好了。当然要想门门都会那是很难的，但万万不能永远是“老两件”：消息加通讯。我觉得每个记者，除了必须娴熟地掌握“老两件”外，最起码要会拍新闻照片，最穷的报社也应为专职记者配上一部较为轻便的、适用的照相机。人民日报社调我来当记者，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别无他求，只希望给我配一部照相机，因为在采访中，照相机可以帮助我们真实地记录现场景物。如果有人把你认为应当写成文字稿的事情写过了，那你就可运用照片来进行形象报道。如今我们人民日报已出现“立此存照”、“新闻图片”等多种形象报道栏目，这种“活鱼”也很受读者欢迎。这几年我试图在形象报道栏目上能有新的突破，曾“异想天开”地搞了两种形式的两组形象报道：

第一组发表在1983年4月9日《人民日报》一版。我拍了一张反映农民争相购置科普书刊的热烈场面的照片，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教授为这张照片，给本报编辑写了一封称赞农民争相购书盛况和推荐这张照片的信，我为此写了一个编者按。编辑部对这组稿件十分重视，三版争着要，一版不愿放。这组稿子以《呼吁多出版发行农技书刊》的醒目标题在一版显著位置与读者见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转播。见报后，好几位老记者都鼓励说：“这是个新产品！”

第二组发表在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二版。这组形象报道，有我拍的一张群众在楼顶自架密集电视机天线群的批评照片，还有我给安徽省经委主任、高级电器工程师成有庆写的一封建议信，说明群众自立电视天线有很多弊端，并请他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读者以权威性的解答。成有庆当即认真负责地给我写了回信，科学地提出了改进办法，我加了个编者按，连同来往信件和照片一起寄到编辑部。编辑以《建立公用电视机天线为好》作题，用花边将图片和文字组装在一起刊登出来。时隔不久，北京电视设备厂和南京化学基本建设公司在南京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并向我发出邀请信，热诚希望我能赴会。有些同行很风趣地说：看来新闻报道是要别出心裁！死守“老两件”确实不行了。你把图片、言论、来往书信糅在一起挤上版面，这种新闻形式真是少见！“你东我西”“用户是皇上”——这是商品生产者的信条。“读者是皇上”——这恐怕也应成为我们记者写稿的信条。这里所说的读者，既包括干部，也包括群众。如果我们不研究读者，不体谅读者，在稿件的内容和形式上总是一个调一个样，写通讯只能一行题，下面来个“——记某地某人某事”；写新闻只能是导语过后就来个“一是、二是、三是……”“他说、他又说、他最后说”，或者来几个破折号，这种类似科举时代的“一曰、二曰、三曰”，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对此，我试图破它一破。这里也有两例：

第一个例子写的是马钢焦化厂关心单身职工生活的事情。在开始起草时，我先是来了个“一是”到“五是”。后来想出个点子，这个厂所关心的主要是单身职工的“衣、食、住、行、乐”，我就用这五个字作为五个段落的开头，以此代替“一是”至“五是”。编辑也是讨厌开中药铺的，他们不仅把这五个字用了黑体，还在《马钢焦化厂单身职工的衣食住行乐》的题目上，把“衣食住行乐”五个字都单独加上花框。此稿1983年2月22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刊出。当然，这算不得什么创新，但我想，如果写稿人都愿改一改老格式，你东，我偏西，高明的表现手法肯定是会很多的。

第二个例子说的是一组文配照片的批评稿。1983年9月间，安徽省地方煤炭工作会议在淮北毛郢孜煤矿召开，我是应邀去报道会议的。会开五天，我只字未写会议，只拍了一张批评性的照片，配上一篇批评性的通讯，1983年9月25日的人民日报用《安徽省的一桩奇闻，六点二公里铁路建成十年不通车，原因：着急的无权，有权的不急；结果：忙坏了汽车，闲坏了铁路》为题，在二版头条的位置、1/4加框的版面上发表。这条批评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这个编者和作者合作的题目更是受到读者好评。去年评选1983年全国好新闻时，这个题目荣获好标题奖。“你长我短”

现在有人看不起短新闻，我偏偏敬而重之。现在还有人认为写短新闻不费劲，我偏偏认为写好短新闻要费很大劲。如果遇到一个难得的新闻题材，你费了很大的劲把它写成长篇通讯，报纸未必能及时采用，就是用出来，也未必能成为好报道。要是费了很大的劲把它写成短新闻，并下工夫做出好标题，报纸就一定会及时采用，用出之后，读者是会爱看的，社会效果也会比长通讯好。

前年我遇到一个难得的题材：工人上书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2月中旬发现，八次采访，三易其稿，五易其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成一篇千字新闻，于当年5月初发回编辑部。5月10日，人民日报以《马鞍山减速机厂工程师金铭新无端受排斥，工人上书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嫉贤妒能的党支部书记被就地免职》为题，并配上《人心是杆秤》的评论，在三版头条及时登出。在全国评比1983年好新闻时，这篇新闻得了好消息奖。如果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它写成长篇通讯，未必就能获得如此结果。

我认为写好短新闻应成为记者毕生奋斗的第一基本功。没有写好短新闻的愿望，没有沙里淘金的精神，没有量体裁衣的眼力，短新闻是写不出来的。在这方面，我吃过很多苦头，直到最近，还吃过一个亏。去年10月，我得知马钢用“滚雪球、自养自”的办法，使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对此，本可下工夫写成短新闻，可我却用了大力气写成一篇题为《马钢滚雪球的艺术》的长通讯，发回编辑部，力争多次，未能采用。后经反复推敲，抠成一篇500字的新闻，结果人民日报以《马钢五年赚回一个马钢，实践证明：用新技术改造老企业，花小钱能得大利》为题，于10月19日在一版头条登出。

我喜爱短，并不反对长。凡事都应从实际出发，该短则短，该长则长。但从报纸的性质来说，短而精的新闻，应是大量需要的。因为我们不能把报纸办成长篇大论的月刊、学报，正如报社领导同志所说：“我们是人民日报，不是人民杂志。”

短新闻的好处很多，其他不说，只讲三点：第一，短，人能读得起。时间宝贵，尽人皆知，长篇大论，谁读得起？长而人不看，不仅长变短，甚至长变无。第二，短，版面能登得起。长篇大作编辑拼版，版面很难做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这些长篇大作即便是“活鱼”，因为块头大，只能挨个排队，等到后来，“活鱼”就会变成“死鱼”、“臭鱼”。第三，短，可起移风易俗的作用。人民日报近几年刹长风，每版经常是10至20篇，而且不少有名的老记者也写“豆腐干”，群众反映很好。我经常听到一些党政机关的秘书说：人民日报都带头讲短话了，我们还搞那么长的文件给谁看。

总之，我们要跳出“小天地”，进入“大世界”，走自己的路，发自己的稿，撒自己的网，捕四海的鱼，在新闻改革的道路上，做一个“犟记者”，这就是我写本文的用心所在。1985年4月

论头版头条和头条工程

头版头条是报纸的珍稀资源。报纸可以有几十个版，也可以有几百个版，但头版只有一个，头版头条只有一个。头版是“脸”，头条是“眼”，在报业竞争时代，“眼睛”大不大、亮不亮，能不能在“三步五秒”抓人夺人，意义非同小可。发掘头条、采好头条、编好头条，把头版头条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对于提高舆论引导力影响力、提升媒体竞争力传播力，大有裨益。

一、头条的重要性

1.头条是“舰旗”，关系舆论引导力影响力

如果说一张报纸是一个“舰队”，那么，头版就是这个舰队的“旗舰”，头条就是飘扬于舰船之上的“舰旗”，代表方向，引领航程。

党报头版头条是舆论引导力、权威性、指导性的集中体现。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报纸是新闻舆论的重要载体，头版头条处于这个“前沿”的“前哨”，是所有版面的“定盘星”，最能体现舆论导向，更加鲜明、更加直接、更加具体地体现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改革开放的新经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团结稳定的新形势、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变化。抓好党报头版头条，对于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至关重要；对于高举旗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改革创新，履行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职责至关重要。

党报头条是媒体公信力、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头版头条最能体现媒体定位、选稿标准、风格气质，直接关系到能否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舆论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直接关系到媒体能否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直接关系到媒体公信力、影响力。2006年9月9日头版头条《（肩题）柴禾不砍了环境变好了经济发展了（主题）油气开发给南疆少数民族送来“福气”》（作者王慧敏），以新疆油气资源开发造福新疆各族人民的新闻事实，有力驳斥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的谣言。这个头条见报当天，新疆主要媒体和香港凤凰卫视等纷纷转载转播。胡锦涛总书记在同新疆石油战线的职工座谈时说：“你们为新疆各族人民送来了‘福气’，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了你们的事迹。”2004年3月29日头版头条《一拨就灵解民忧——宁波市海曙区“81890”求助热线见闻》（作者何伟），介绍了宁波市海曙区创建“81890”求助热线的经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邱明亮来信说，看到报道“眼睛为之一亮”，希望《人民日报》头条能有更多来自基层一线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鲜活报道，这样可以扩大报纸影响力、覆盖面。

2.头条是“龙头”，关系媒体竞争力传播力

如果说一张报纸是一条“龙”，那么，头版头条就是“龙头”。龙要“飞”起来，头就要先“扬”起来。

报纸竞争力，关键在头条。头版头条是媒体的“兵家必争之地”，国内外报纸都把头条当作体现竞争力的最重要手段，当作与其他媒体竞争的利器。头条的新闻性强不强、独家新闻过硬不过硬、报道质量高不高，对于整张报纸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对于本报与其他报纸所发挥的竞争优势，对于报纸与其他媒体所发挥的独特优势，都起到“龙头作用”。1999年5月8日，人民日报驻南斯拉夫记者吕岩松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驻南使馆被炸消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连续几天发布消息、通讯、跟踪报道、深度报道，这对于提高《人民日报》竞争力，尤其是提高《环球时报》竞争力和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说，因为这组头条，《环球时报》竞争力有了质的飞跃，成为国内著名国际题材报章。

报纸传播力，关键在头条。传播力是媒体到达受众并产生效果的能力。头条是产生传播力的“第一印象”、“第一门户”、“第一要塞”、“第一力量”，是到达受众并产生效果的关键。《纽约时报》强调“精心呵护头版”，围绕头条开展“视觉革命”，以头条展现大报品质；都市报根据“三步五秒”法则，始终坚持新闻性、大标题、大图片、短消息的头条形式，力争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当今社会，信息爆炸、媒体众多，头版头条已成为报纸的生存之道、发展之机。做好头条，可以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传播力，可以实现报纸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提高报业集团的综合实力；做不好头条，会降低报纸的发行量、传播力，有的会因为头条平庸乏味导致报纸被读者弃置一边，甚至被读者长期冷落，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一份报纸的消亡。

3.头条是“绝活”，体现记者的综合素质能力

头条对于舆论宣传、媒体发展十分重要，对于编辑记者也同样重要。

抓头条是记者的首要任务。记者最大的“绝活”是头条。所谓“绝活”，就是最重要、最拿手的“活”，就是比别人干得好、水平高的“活”，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深的“活”。

这样的“绝活”，首先体现党报记者的政治素质尤其是政治敏锐性。当某种客观机遇出现时，记者以其特有的政治敏锐性抓住特定的历史瞬间，站在时代潮头，反映或折射出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978年3月16日，当“两个凡是”盛行时，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在《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最后一段写道：“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体现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摒弃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树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从此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是新闻工作者政治上清醒坚定、长期保持政治敏锐性的结果。这类具有前瞻性的新闻通讯传播开去，能产生强烈的吸引力、震撼力和感染力，甚至能引导历史的发展。200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浙江：发展之水源源来》写浙江治理水环境、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体现了新世纪新时期新闻记者宣传贯彻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坚定信念和专业精神。

头条体现记者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成为党报记者的高尚荣誉和毕生追求。记者的科学文化知识、社会实践能力、新闻业务能力和新闻敏感，都能在头条中得到体现。这些年，在中国新闻奖获奖名录中，很多都是头条。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陈勇进，在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里著作颇丰，其长篇纪实文学《黄河风涛》被誉为“记者笔下的战史”；即便如此，他依旧把采写头条当作毕生最大的骄傲和荣誉，曾不无遗憾地说：“我这一辈子写了不少稿子，但只发过两个头版头条。”老记者对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这份珍视和热爱，充分表明头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4.头条是“眼睛”，凸显编辑策划力判断力

写好头条靠记者。编好头条，使这只“眼”又黑又亮，眉清目秀，人见人爱，主要靠编辑。一般来说，编辑被认为是“为人做嫁衣”，在头条上，编辑不仅是做“嫁衣”或“嫁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新娘”打扮得干干净净、大大方方、漂漂亮亮地“嫁”出去。

头条凸显编辑策划力。“凡事预则立”，新闻不能策划，版面必须策划，头版头条更要加强策划。编辑也包括部主任、总编辑最了解政策法规、上级指示精神，能迅速策划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报道主题；编辑最掌握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全过程，能在不同时间节点为记者有效策划出好选题、好点子；编辑最知晓媒体动态，能分析当前新闻传播最重要、最需要的内容，能为记者提供有用的新闻线索和报道动态；编辑最清楚版面安排，能把好的策划、好的报道安排在头条位置。在历届党代会、每年“两会”等一系列重大报道中，编辑的策划力及其对记者的指导作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起到了“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重要作用。

头条凸显编辑判断力。策划是“予”，判断是“取”。编辑也包括部主任、总编辑不仅有选择稿件、安排头版的权力，更有判断宣传价值、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头条价值的能力。优秀的编辑往往能够把最能体现全局中心工作、最能体现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最有新闻价值且群众最关心的稿件挑选出来，安排到头版甚至头条位置上。有些稿件可能整体不够头版头条水平，经过编辑策划、点拨，记者重新采访、写作，具有了头条水平，编辑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有些在其他版面的稿件，经过编辑的遴选和甄别，选拔到头条位置上，起到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

二、头条的发掘

头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新鲜事物在版面上的反映；头条不仅是新鲜事物的被动反映，也是编辑记者主观努力的结果。头条需要记者编辑的发现和发掘，发现发掘出头条。发掘头条，最重要的是把中央关心的、地方关注的、读者喜闻乐见的“发掘”出来。

1.“站在天安门看问题”“站在天安门看问题”，是党报记者多年的经验之谈，是立足全国、胸怀天下、发掘有头条价值的新闻事实的有效途径。“站在天安门看问题”，就是要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上看待新生事物，发现新闻宣传价值。人民日报记者要站位很高，要思考总理思考的问题，紧抓当前中心任务、重大问题，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及时进行舆论引导。《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栏目，如2002年“在‘三个代表’指引下”，2003年“新思路、新突破、新局面、新举措”、“坚持两手抓，夺取双胜利”、“学习贯彻‘三个代表’达到新高度取得新成效”，2004年“坚持求真务实，促进全面发展”等，都及时适时为宣传贯彻中央政策主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站在天安门看问题”，就是要把中央精神与行业和地方实际结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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