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冯爱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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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孔子那样教书：孔子的教育思想试读：
第一章 绪 论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是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主要奠基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一。孔子这样描述自己的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从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来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大都可以追溯到孔子。他的教育思想中的不少精华，至今仍然可以为我们借鉴。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论语》一书中。
一、成效卓著的教育活动
（一）创办私学聚徒讲学在孔子之前和孔子当时，中国古代封建贵族垄断了文化教育权。所谓“学在官府”，就是说学校为贵族子弟而设，平民没有受教育的可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有些有一定文化教养的没落贵族，特别是士一级的贵族，也利用自己的文化修养（《诗》、《书》、《礼》、《乐》等方面的知识），收徒设教，称为私塾；这种私塾在春秋时期已经有了，但影响不大。孔子所创设的私学则完全不同，它是中国教育史上与“学在官府”相对立的“学移民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子创办私学的影响之广之深，是空前的；从他个人收徒讲学的成绩而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不多的。孔子在“三十而立”的时候，由于学业德行的广博深厚，已渐为社会所承认。他既已无从政（仕）的机会，乃开始收徒讲学。从此，聚集到他门下的弟子一天天多起来，先后达到传说的总数三千，身通“六艺”者72人（一说77人）。这些学生大多数出身贫贱，来自贵族的学生只有鲁国的孟懿子、南宫敬叔兄弟和宋国的司马牛等几个人。学生中后来有的从政（仕），有的从教（师），很多成为有政绩、有名望的人。平民通过学习而能参与贵族政治的新情况，是从孔子创立私学后才开始兴盛起来的。西周以来的世卿制度，由于春秋时代阶级关系的变动，已经摇摇欲坠。孔子一生用了四五十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持久努力收徒讲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对于进一步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和贵族世袭政治官职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不应低估的、带有改革意义的功绩的。（二）从事教育活动的三个主要时期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并且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大约是在孔子30到37岁左右。这一阶段孔子的门生还不太多，但是他办学卓有成效，已经获得了比较好的名声，因而吸引了许多民间子弟前来求学。他24岁那年，连贵族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也拜他为师。就在这一年，他曾带着南宫敬叔“适周问礼”，向东周王室的史官学习周礼。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中就有后来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几位，例如比他只小6岁的颜路（颜回之父），以及比他只小9岁的子路，其中子路几乎是终身陪伴在孔子左右。
第二阶段：自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五十五岁（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当时鲁国的政治形势是政不在君而在大夫，大夫之政在士。孔子不愿意与权臣同流合污，所以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因而，这18年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声名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也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各国的求学者。他的一些著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跟随他周游列国，一部分转而从政。
第三阶段：自68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73岁去世，共5年时间。孔子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生活，即使访问列国诸侯，依然到处碰壁，终不得志。但是在他周游列国的14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炼。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鲁哀公十一年，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仍然没有任用他。于是孔子决定努力发展教育事业，同时整理、编辑古代文献典籍。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很多，培养出了如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为我们所熟知的优秀弟子，这些弟子中有一部分后来也投身教育，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孔子还对曾经用于教学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文化典籍进行编纂、删定，将它们整理成为成型的教材。孔子的教学经验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孔子教育思想体系。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例如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从30岁左右开始，一直到去世为止，即使在鲁国从政和访问列国诸侯的时候，他都坚持不懈地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发展自己创设的私学，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孔子的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子贡曰：“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贡赞美孔子说：“孔子的贤能，就像太阳和月亮，是非法超越的。”）
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三年服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甚至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守坟6年。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无数心血，不仅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更名留青史，为后人所敬仰。
二、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
孔子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春秋末期，社会的剧烈变革导致春秋以前“学在王官”的教育制度逐渐转变为“学在四夷”，孔子在这一时期兴办“私学”，传道授业，并且“有教无类”，对于前来求学的学生，只收取十条腊肉作为师生间的见面礼，无论学生贫富、善恶、贵贱，无论学生来自哪里，孔子都一视同仁地传授知识。“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提出与实施，对于进一步打破贵族阶级对于教育的垄断，促使文化下移具有重要的影响。即便是教育发展到今天，“有教无类”中蕴含的公平教育思想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孔子不仅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理念，广收弟子，同时在其五十多年的教育活动中总结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方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即“因材施教”，孔子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教学原则与方法的教育家。“因材施教”可以说是“有教无类”教育理念下所必然采取的教学原则与方法之一。既然学生们存在个性差异，那么就不能用统一的标准进行机械地教学。对于“因材施教”的具体实施，孔子也总结了一套经验，比如首先通过“听其言而观其行”来了解每个学生，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的智力、个性、兴趣爱好等差异，进行针对性地教学。“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与方法，已经被证明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然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活动中仍然未能彻底运用，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而研究孔子对于“因材施教”以及其他教学原则与方法的理解与实施，是能够为今天的教学过程提供一些宝贵经验的。
综观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德、智、体、美诸育中，德育是孔子最为重视的。这与孔子的教育目的有关。孔子一生有意仕途，希望通过其“为政以德”、“施政以礼”的政治理念改变自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的局面。然而孔子四处碰壁，于是他转而投身教育，希望通过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使自己的政治志向得到宣扬。因此，孔子十分重视弟子的品行，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规范和德育原则。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后来为各封建王朝所推崇，因而其中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即便是在当今社会，人们的道德意识和精神生活中也有儒家思想的烙印。
孔子是世界著名的大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教师，因而孔子非常重视师德修养，对教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孔子要求教师应该关爱学生，但也要严格要求；其次，孔子认为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再次，孔子提出教师应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最后，孔子提倡教师倾囊相授，不能藏私。孔子对于师德修养的要求，正来源于他平时的所作所为，由此可见，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而他关于师德修养的这些论述，对今天的教师团队而言，仍具有借鉴意义。
孔子在世界上也是一位影响极为深刻而广泛的伟人，他的学说和教育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已流传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并以之为核心，构成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中国式的“东方文明”。为了重振“东方文明”，目前日本、朝鲜、新加坡都开设儒学课程，以加强对青年一代的伦理教育。孔子两千年前创立的学说思想，至今仍受到如此重视，并加以运用，这在世界文化教育史上极其罕见的。16世纪开始“东风西渐”，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东游，开始了东西方全面接触的历史。基督教的早期传教士，将孔子的学说和教育思想传入了欧洲，并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和巨大的震动。特别是其中的民主精神和非宗教性，曾被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用来作为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神权教育的思想武器。如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伏尔泰，曾盛赞孔子为“真理的解释者”和道德的化身。他认为孔子“只是讲道德”，而“不传授任何神奇事物”，从不自称神灵和先知。仅此一点，就是无可比拟的伟大，远远胜过欧洲的其他圣人。他还认为孔子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使中国人不仅能够抵御宗教的入侵，而且能养成崇高的道德和文明的传统。因此，伏尔泰等人在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中，热情地宣传孔子的学说，从中汲取并加工成为关于民主、自由、重视现实、重视人的思想，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孔子的思想对西方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在持续着。在一些国际性组织中，还以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为号召。1984年美国学术界又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这都说明孔子思想影响的巨大以及孔子研究的重要。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圣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和许多经典著作，都已经深深植入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可以说，孔子对于现代人而言，他象征着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观念和一种财富。
从我国教育史看，许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教育思想和言论，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我国古代卓越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理论及方法曾经对中国的教育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时至今日，他的教育思想仍然闪烁着时代的价值之光，并渗透在我们的教育理论中，指导着我们的教育实践。
例如，现今强调的教师专业化发展，就可以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找到立足点。“学而不厌”保证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来源；“学而不思则罔”启示教师在反思中探索属于自己的教育实践智慧；“温故而知新”则指出了知识创新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教学相长”在启发教师从教中学的同时又给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土壤。
又如，我们现在开展的素质教育，在内容、原则和方法上与孔子的教育思想都有很多相通之处。素质教育是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具有时代精神的教育理念，在素质教育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不断研究。在提倡素质教育的同时，我们对孔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探析，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以推动素质教育的发展。
今天，我国急需大批创新型人才，而所固有的那种教学模式及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回顾历史，重新研读孔子的教育思想及方法，对于我们今后的教育发展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与此同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吸收其有益成分，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帮助我们建设创新型的教育体系，仍然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第二章 孔子论教育的性质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在他的哲学、政治伦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教育的性质问题。孔子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体现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与经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具有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孔子视文化传承为己任，对我国上古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最终编纂成为一套教本，作为他的教学内容。由此可见，孔子已经认识到教育对于人类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意义。
一、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孔子认为，教育和经济分不开，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起西周王朝，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代表奴隶制特征的“井田制”、“公田制”被彻底废除，代表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征收私田赋税”制度已经全面建立起来。与政治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一时期，“学在官府”的文化教育制度也受到了严重冲击，“私学”的悄然兴起与蓬勃发展，又带动和促进了波及整个社会的“文化下移运动”。孔子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开始讲学授课，创设儒家“私学”的。《论语·子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让他的学生冉有驾车，一起来到卫国（今河南省滑县一带）。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孔子十分感慨：“卫国有好多人啊！”冉有就这个话题问孔子说：“人口已经这样多了，该如何？”孔子说：“应该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冉有接着问：“人民富有了，又该如何？”孔子答道：“应该发展教育，让人们接受教育。”
孔子在与冉有的这段对话中，分析了人口、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国家社会的发展所必须的三个重要条件：首先要“庶”，要有大量的人口；其次要“富”，要发展经济，使人们有丰富的物质资产；再次是“教”，要使人们接受教育，才能保证国家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而“庶”、“富”、“教”三者的先后顺序，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人口与经济是实施教育的前提，只有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富裕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才能获得成效。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教育家，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先富后教”，他认为，经济建设是基础，随后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的精神文明，国家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教育不仅是社会一切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且也是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历史说明生产包括两个方面，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一方面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教育为条件，因为人类参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经验、知识、技能、生活规范等，并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后天学习的。人类的生存、发展不仅需要物质资料，而且还有精神食粮，否则就难于适应人类社会特有的正常生活，社会生活必将停滞不前。
当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实践也证明，一方面，教育的发展也能够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发展教育与发展经济应当是同步进行，缺一不可的。这就体现出孔子“先富后教”思想的时代局限性了。
二、教育是立国之本、治国之道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他十分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治国之道。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他对于春秋以来周王室式微，诸侯割据混战，“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的社会形态痛心疾首，十分不满。因此，孔子希望通过政治革新，建功立业、造福于民，实现自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政治志向和社会理想。然而，一方面，依靠孔子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孔子曾经有志于仕途，并曾周游列国，希望获得各国统治者的青睐，却始终四处碰壁，他的政治理念也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所采纳。因此，孔子在积极宣传自己“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的同时，选择了办学。他希望通过自己兴办教育，讲学授徒，来培植一大批新生的社会政治力量，借以推动政治改革。所以说，孔子在他的“私学”教学中融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希望达到教育与政治的统一。
孔子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意思是一方面，从政为官者行有余力的时候应该继续学习，通过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施政能力；另一方面，学有余力的学生就应当去各国从政，充分发挥自己胸中所学。这样，孔子毕生的政治志向和社会理想就能够通过教育而潜移默化地实现。
当然，孔子的教育不是仅仅面向贵族阶级的，相反，他教育的对象中大部分都是平民。教育也不可能使得所有的学生都去为官从政，因此，孔子认为，教育能够使民众遵守礼制，行为合乎道德规范。
综合而言，孔子是这样论述教育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关系的：
一方面，孔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举贤才”，在于培养人。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一批具有仁爱之心和治国才能的“君子”来为官从政，以此推动政治革新，优化社会政治生态。孔子认为，要实现社会政治生态的优化，就必须由一批具有仁爱之心的“君子”来治理国家。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孔子这里所说的“上”，应该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集团。这样，一个国家政治生态的好坏，就取决于统治集团的集团意志即制度、法令和政策，以及统治集团中各个成员的政治品行。应该说，孔子更加看重的，还是为政当权者的个人品德素质。他主张，为政者应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他还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可见，他对为政者的素质要求是偏于政治品行的，要求做到“恭”、“敬”、“惠”、“义”，即政治责任心强，履忠尽职，具有仁爱之心，民生观念强，能够严肃谨慎地对待自己，尊敬忠诚地对待君主，合乎道理地对待民众，使广大民众能得到实惠，休养生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于为政当权者品行素养的要求方面，孔子舍小节，论大功，重在政绩。他十分推崇齐国的大臣管仲。《宪问》篇记载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襄公的儿子。大臣召忽和管仲都是拥戴公子纠为王的。结果，公子小白杀死了公子纠，夺得了齐国的王位，成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曾请召忽和管仲出朝为臣。结果，召忽拒不受请，以死抗争；管仲却没有慷慨赴义，反而做起了政敌齐桓公的大臣。子贡因此而对管仲提出了非议。然而，孔子却认为，管仲虽然没有像召忽那样保住气节，但是，管仲辅相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人们到今天还在享受着他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敞开着衣襟，过着十分野蛮、落后的生活。虽然管仲在后来为齐相的时候，也曾生活奢华，不遵循“礼制”，但是，管仲的政绩显赫。只有像管仲这样的当权者，才是能给人们带来福祉的救世主；只有让管仲这种人来掌管国家政权、治理国家，才能够实现“政通人和”，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相反，孔子十分反对那些不顾民生疾苦的当权者。他的学生冉有当上了季氏宰，即鲁国季氏统治集团的总管。“季氏富于周公，而求（冉有）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冉有居然无视季氏集团富可敌国的现状，无视社会贫富的极度不均，无视广大民众的水深火热，反而为季氏集团狂征赋税，搜刮民财。孔子因此非常愤怒，大声责骂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另一方面，孔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教民”，教导百姓遵守礼法。因此，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一直把学生政治思想与道德情操的教育摆在第一位，也经常告诫统治者应用德、礼来治理国家，教育民众。《为政》：“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析义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重要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
在这里，孔子指明了道德在为政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与政令和刑罚相比，道德教化虽然缺乏强制性，不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政令和刑法终究有涉及不到的地方，而且终究是要人去遵守的；而靠人的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来维系的道德却无处不在。只有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使人们有了自觉的羞耻之心，才能保证政令之畅通和刑法之执行。也就是说，在孔子眼中，道德的约束是比行政命令和刑法更高层次的约束方法，引导人们的道德自觉，是比颁布政令、实施刑法更为重要和有效的为政方式。
为了强调了“为政以德”的重要性，孔子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统治者如果以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臣百姓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而民众道德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教育。孔子认为，教育是提高人民道德礼仪的重要途径，治理国家必须以教育为先，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日》），意思是说，事先不予以教化，待做错了事情，就进行处罚，这是“虐政”。因此，孔子主张，从政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道”的标准来教育民众，以规范民众的行为。
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十分强调教育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其宣扬的“施政以德”的政治理念，还是培养“君子”的教育目的，对于推动和促进当时的政治改革，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然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之所以在西汉以后能够获得“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从而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而在中国后世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教育为政治服务”被广泛宣传和无限夸大，与孔子的当时对于教育性质的这一认识所产生的影响有着重要的联系。
三、教育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途径
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十分强调教育对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在孔子的教育活动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孔子也视文化传承为己任，并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译文
鲁定公14年，孔子带领他的学生离开卫国到陈国去，路过匡城的时候，因为孔子的相貌与曾经在这里劫杀过的阳虎很像，而且孔子队伍中的学生颜渊曾经跟随阳虎来过匡城。匡城人误以为阳虎又来欺侮他们，所以，他们把孔子一行围困了5天5夜。当时孔子的学生都被匡人冲散，在情况十分危险的时候，孔子说：周文王死后，文王之道不是就在我这里吗？这个“文”指的就是周朝传下来的礼乐文化、典章制度等文化遗产。老天是要灭绝这种文化遗产吗？如果真的要灭绝这种文化，那么后世的人们就再也没机会看见它们了；如果老天不想灭绝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析义
孔子在这段话中，表现出非凡的自信。他把自己当成周王朝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认为这是苍天所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天命在身，匡人又怎敢违天害己？体现了孔子勇于承担的精神，这种自信和担当是令人敬佩的。
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都一一进行了认真系统地搜集、整理、编辑，并以此作为自己教学的主要内容。现将康仲德先生对于孔子文化传承事业的分析摘录于此：
在政治文化方面，孔子十分推崇“礼”文化，即我国古代的宗法典章制度。早在奴隶制时代，我国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典章制度。西周的宗法典章制度借鉴和吸收了夏、商两代典章制度中许多有益的成分，使之更加完备，更加系统，更加严密，更加程式化。孔子认为，“礼制”文化能够促进社会政治生态的优化，促进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应该使之传承下来。因此，“礼”被孔子列为其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道德文化方面，孔子十分注意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把道德教育摆在教书育人的首位。在家庭道德方面，中华民族传统的“孝悌”文化强调人伦伦理，强调家庭责任。孔子主张把“孝悌”作为最基础、最根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如果基本的道德规范不确立，做人处世也就没有了规矩。他把“孝”诠释为“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必须唯父母之命是从，不得有丝毫违背、埋怨。他甚至极力维护“为死去的父母服丧三年”的古代“天下之通丧”（《阳货》）。这也反映了孔子在“孝悌”文化传承问题上的守旧与不合时宜。在社会道德方面，他崇尚传统的“中庸”观念，提倡不偏不倚，与人为善。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应该是至善至美的了，民众已经是长久的缺乏这种道德了。孔子极力主张“忠恕”，强调对人要忠实、诚恳、宽容，推己及人，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他的学生曾子曾经评价说，“忠恕”是贯穿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始末的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观念。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在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的时候，十分注意从人的本性出发，寻找“客观需要”与“主观可能”的最佳平衡点，实事求是地提出道德标准，反对不切实际的大话、空话和超越时空的过高要求。《宪问》篇记载：有人问：“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回答说：“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他认为，如果用“德”去回报别人的“怨”，那么，用什么去回报别人的“德”呢？因此只能用“直”回报别人的“怨”，用“德”回报别人的“德”。《公冶长》篇记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向微生高讨点醋。一般应该是自己有就给他，自己没有就以实相告。而微生高这人不是这样，他不说自己没有，而是自己找邻居讨了醋来再给他，谁能够说微生高这个人很耿直、实在呢？
在文学艺术类文明成果的传承方面，孔子是十分重视，也十分努力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形式，都应该是实施“教化”的重要工具，这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必须永远地传承下去。他本人精通诗、乐，也认真地进行了诗、乐教学。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搜集、整理和编辑《诗经》。《子罕》篇记载：“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见，孔子长期研究《诗经》，晚年从卫国回到鲁国以后，才最后完成《诗经》的整理、甄别和编次工作。据说当时孔子搜集到的诗竟达3000多首，版本各异，诸多重复。孔子整理为现存的305首，以致后世有“孔子删诗”一说。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他强调学生都要学“诗”，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并且，他经常和学生一起讨论、交流学习《诗经》的心得。中国古代的“诗”是配乐的，因此，孔子很认真地给学生教授音乐知识，向学生重点介绍虞舜时代的《韶乐》和周武王时代的《武乐》。《史记·孔子世家》说：对于《诗经》，“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述而》篇也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说孔子用一种很优雅的语调来教授“《诗》、《书》、执礼”等课程。可见，孔子经常吟诗、唱乐，他在“诗”、“乐”等文学艺术类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传播方面，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
在宗教文化方面，孔子没有太多的兴趣。我国远古时代的宗教文化并没有与虚无怪诞的鬼神之说区别开来。加之那时的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很多自然之谜、人类文明之谜没有解密，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孔子十分务实，既然说不清、道不明，那就干脆不说、不传。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因此，“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八佾》篇记载：“或问谛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有人向孔子请教宗庙“柿祭”的问题他明确地回答说：“不知也。”孔子没有把宗教文化列为教学内容，这对于我国基础教育传统的非宗教性特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进而也使我国汉民族中宗教信仰的人口比例明显低于世界其他民族。
当然，孔子从自己的政治主张出发，秉持“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在继承、发掘、传播古代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总是极力发掘各类文化的政治涵义，把道德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等等，一律纳入政治的范畴。这也造成了孔子教育传播内容的局限性。如孔子轻视生产劳动，不重视生产知识、劳动技能的传播。尽管孔子承认生产劳动方面也确实有一个知识问题、技能问题，他公开承认自己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子路》）。但是同时，孔子把生产知识、劳动技能一概视之为“鄙事”，是“小人”之为，因而没有将其列为教学内容。这也就造成了我国基础教育传统中轻视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错误倾向。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有这样担当的人出现，从康仲德先生的分析可见，毫无疑问，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上天没有让孔子降生，那么漫漫历史就如同无边的黑夜。这样对于孔子盛赞的话语虽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夸张，但在“礼崩乐坏”的当时，孔子能够意识到教育的文化传播作用，并在其创办的“私学”教育活动中，将他认为重要的知识广为传播，不仅促进了春秋时期的“文化下移”运动，更使得我国古代灿烂的民族文化和文明成果得以传承与发展，为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章 孔子论教育的作用
一、教育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
关于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集中体现在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上。教育受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制约，反过来，它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一）既富矣，曰：教之《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人真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的了，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事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富裕之后，又该给他们做些什么呢？”孔子说：“对他们施行教化。”
析义
与冉有的这段谈话，体现了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解决三个重要条件：首先要“庶”，要有较多的劳动力；其次是“富”，要使人们有丰足的物质生活；再次是“教”，要使人们受到政治教育，知道如何安分守己。三者的先后顺序，表明相互间的关系，庶与富是实施教育的先决条件，只有在庶与富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才会取得社会成效。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实质是首先要抓好经济建设以奠定物质基础，随后抓教育事业，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才会走上富强康乐之路。
孔子“先富后教”的思想很可能受管仲的启发。他十分钦佩这位“修旧法而业用之”的齐国政治家。《论语》与《管子》有许多相似语言，现摘录高时良教授的相关分析如下：1.求富为人的共同欲望《管子·形势解》：“民之于利也，如水之走下。”《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2.抓民食是头等政治任务《管子·禁藏》：“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3.民富为君富创造前提条件《管子·山至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4.因民之利来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管子·幼官》：“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论语·尧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管子》的《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侈靡》：“民欲佚，而教而劳。”这些思想也都是把经济同教育联系起来，为孔子的富然后教说提供理论根据。
孔子的“先富后教”思想被历代政治家、学问家奉为至臬。这一思想肯定了教育的基础，又提出了教育的作用。但也具有时代性，有其教育思想以及教育目的局限性。一方面，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不断增殖人口，达到“庶”，才能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兵源，但同时还需要社会稳定，需要发展国家经济，达到“富”，这就有赖于“教”。相对于在争霸战争中的“小国寡民”，既很难生存，同时也就失去了“教”的意义。另一方面，“富”与“教”，即经济与教育，总是相互起作用的。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二者又应该是同步进行的。不是等待经济建设好以后，才来抓文化教育建设。反之亦然。“先富后教”只能说明事物发展的一个方面，过分强调“先富后教”，而忽视“教然后富”，就太片面了。（二）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译文
子贡询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人民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无法存在。”
析义
孔子认为治国治民的三要素为：“足食”、“足兵”、“民信”。“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从古到今，粮食、国防、信义都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问题。
粮食充足可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逐步进入小康社会。军备充足就不会有“落后就要挨打”的危险，使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取信于民就可以赢得人民的支持，使人民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使社会进步而繁荣。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联系而不可割裂的。一方面，如孔子所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取信于民是最重要的。但另一方面，也如孔子所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足兵”是基础，否则，也就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无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也是不能取信于民的。
但当发生特殊情况，三者不能同时保全，则要先“去兵”，二者不能保全时，则“去食”。孔子的观点是，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情况，取信于民是万万不能忘记的。在孔子看来，为政的关键在取信于民，而取信于民的主要途径，则是依靠良好的教育，即“教民”。如《为政》篇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孔子认为，对人民施以教化，以“德”、“礼”来教育他们，是取信于民，海内归心的重要途径。
二、教育与人的发展
（一）开发人的智力孔子还认为，教育的作用，表现在开发民智方面。这是他的“仁”的政治伦理学说的体现。孔子认为，统治阶级为了实行“德政”，以德治国，一定要教民，开发民智；而不能像过去那样，采用愚民政策，闭塞民智。因为只有开发民智，才能打开人民的心扉，启发自觉性，使人民从思想深处理解国家的规章、制度、政策、法令，认识必须遵守它，并在实际行动中实践它。他认为，这才是实施“德政”的根本所在，是国家政治的攸关，也是使人民安居，社会安宁，国家安定，最后臻国家于理想的具有“安”的特征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重要保证。他有一句名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就是说，当人民懂得道理的时候，就引导人民照着道理去做；如果人民还不懂得道理时，就应教育人民，使其先懂得道理，然后才引导去做。这句名言，深刻地表述了他主张开发民智的思想，闪耀着人民性的光辉，也是春秋末期人民社会政治地位提高的反映，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他从这一点出发，痛斥当时那些完全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执行愚民政策的人。指责他们“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就是说，不先对人民进行教育，任其去犯错，而最后杀掉他们，这叫做“虐”。“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即不先对老百姓施行教练，便叫他们去打仗，也就是叫他们去送死，这叫做抛弃他们。这些都是极不人道的，不符合“仁”的精神的，是与他所主张开发民智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孔子的这种以教为主，开发民智的思想，也为后世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所认可和继承。（二）形成人的个性
孔子认为教育的作用，也表现在形成人的个性方面。《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译文
孔子说：“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才让他们之间产生了差距。”
析义
孔子的这段话从“性”与“习”的关系，表达了环境尤其是教育对人个性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正由于坚信这一点，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对年青一代的后天教育。孔子认为，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积极诱导至关重要，有教师和没有教师很不一样。学生在老师的主导下，勤奋学习，发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刻苦学习精神，就能做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这正是对孔子“习相远”的进一步理解。
总之，孔子认为，教育能培养治国人才，开发民智，形成人的个性，对治国安邦和年青一代的成长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回顾我国自东汉以来，曾经受外来宗教的影响，却始终没有受外来宗教所支配而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这与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重视孔子教育思想的作用，以及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办理教育是分不开的。（三）提高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季氏》：“（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译文
有一次，孔子独自一人站着，他的儿子孔鲤（字伯鱼）快步走过庭前，孔子问他：“你学《诗经》了吗？”他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经》就说不好话，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孔鲤退下后就开始学《诗经》；另一天，孔子独自站着的庭前，孔鲤又快步走过，孔子问他说：“学《礼记》了吗？”鲤回答说：“没有。”孔子说：“不学《礼记》，就无法立身行事。”于是孔鲤就退下去开始学《礼记》。
析义
孔子这里所说的《诗》，是指我国古代经典文献《诗经》。孔子对《诗经》是十分推崇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之鸟兽草木之名。”（《阳货》）意思就是说，《诗经》它可以帮助你提高社会交际能力，你也可以借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就近一点说，你在家里如何对待父母，就远一点说，你在外面如何对待君主，《诗经》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帮助。同时，它还可以帮助你掌握许多诸如鸟、兽、草、木等自然科学知识。孔子这里所说的“礼”，是指古代社会典章制度、礼节礼仪、风俗习惯，也可泛指做人处事的基本规矩、规则。不学习、掌握这些基本的规矩、规则，你就无法立身处世。孔子突出强调了《诗》、“礼”的知识性与实用性，以及这些知识对于人的发展的具体指导意义。这就告诉人们，教育的作用还在于能够帮助人们掌握知识技能，增长才干，提高生活和生产本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大到安身立命，小到待人、接物、处事，甚至包括提高观察力、表现力和交际能力，都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具体有益的指导。
第四章 孔子论教育的对象
一、“有教无类”的提出
在教育对象的问题上，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著名主张。“有教无类”，是指教育对象范围的扩大，教育机会向士庶阶层的延伸。孔子这一教育理念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是一个“社稷无偿奉，君臣无常位”，“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纷争不断的时代。而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社会巨变的时期提出来的。
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教育的艺术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艺术。”然而教育的全民化在人类社会上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从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学校最早是在宫廷中出现，即宫廷学校。在春秋以前，中国也是“学在王宫”。《礼记·王制》有“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之说，当时的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其中“小学”学习书、数，“大学”学习礼、乐、射、御。商周的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根据《尚书大传》记载，唯有“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国子’）”以至“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世子’）”，才能入学，卿大夫、元士之庶子（“余子”）只有伴读的资格。在国都以外，有所谓“卿学”的设置。“卿学”由地方官吏主持，分为庠、序、校、熟四级，因地制宜，不尽相然，实际上是培养贵族子弟和议事、集会的场所。在春秋以前，自庶人以下，都被摒于学校大门之外，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当时的教育，是为贵族所控制的“王官”教育。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特别是社会大变革冲破了一些旧的条条框框以及一些贵族沦为庶人，原来只有在宫廷中进行和受贵族所控制的教育，开始流传到社会上来。《左转》昭公十七年载：“仲尼见于郯子而学之，……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十八年又载：“秋，葬晋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变革中，“王官之学”逐渐“失堕”，文化逐渐下移，教育发展的趋势由“学在王官”转变为“学在四夷”。在春秋后期，教育对象越来越扩大，私人讲学之风开始盛行。
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是当时官学衰废、私学兴起的真实反映。因而，孔子“有教无类”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社会变革。而从孔门出来的弟子，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领域，都具有较大的影响。
二、“有教无类”的涵义
《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译文
孔子说：“教育要打破血缘关系的局限，不分贫富贵贱，扩大培养对象。”
析义“有教无类”，是孔子博大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体现了孔子的人文精神。但是，“有教无类”与当前提倡的“全民教育”、“教育公平”理念并不完全一致，现就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涵义分析如下：（一）“有教无类”，是孔子政治目的的必然要求
孔子“私学”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希望通过这些“君子”来实现其“施政以礼、为政以德”的政治志向。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以扩大教育对象，也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士”的需要。正如孟子所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德的言语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深入人心，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育那样赢得民众。好的政令，百姓畏服；好的教育，百姓喜爱。好的政令得到百姓的财富，好的教育得到百姓的心。
当时的统治阶级也已经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得到民心，才能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有教无类”正是强而有力的手段。可以说在当时“有教无类”为新兴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骨干，为封建制度的形成准备了大批人才，为社会进步起了一定促进作用。同时，“有教无类”引导了一般地主和平民去追求“学而优则仕”，从此也就开辟了以学入仕之途，一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学而优则仕”，在当时就吸引了千百名有志者，放弃勇斗而务德教。这对于缓和春秋战国之际的各种矛盾，安定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有教无类”也具有鲜明的教育目的，即要把无论何种出生的人都培养成“克己复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儒家的政治路线。不仅如此，儒家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在于以德化民。君子仁人要首先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其影响作用犹如东风春雨，使万善萌生，愚民趋善，晓得规范，敬长奉上。总而言之，孔子“有教无类”的提出，就是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二）“有教无类”，来源于孔子对人的个性形成的分析“有教无类”，含有不论智愚，善恶，贫富，地域等等，只要虚心求教都给予热心教导的意思，所以说，这一理念的提出，来源于孔子对人的个性形成的分析。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认为人的先天素质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教育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使彼此间相差很远了。因此，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作用要远远超过遗传。所以，他非常重视对年青一代的后天教育，他认为青年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勤奋学习，发挥“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刻苦学习精神，就能做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三）“有教无类”，蕴含着平等的教育思想
孔子倡导“有教无类”，矛头直指“学在官府”，它同“氏所以别贵贱”、“氏所以别智愚”相对立，从而在宗法等级制度的樊笼上打开了缺口。“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是他实行“有教无类”的有力证明，蕴含着受教育权利平等的人本思想。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内核，他所倡导的教育对象不分富贵贫贱、品行善恶的教育实践，开创了教育公平之先河，对强调教育公平、公正，实现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权利平等的当代教育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栏目中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对于“有教无类”阐述了另一种看法。“有教无类”是一个“有……无……”的句式，该句式在汉语中存在4种，分别是：
一：有勇无谋，有名无实。
二：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
三：有意无意，有一搭无一搭。
四：有备无患，有恃无恐。
易中天先生认为“有教无类”中的“有……无……”句式比较符合第四种情况，该种“有……无……”省略了个“则”字，还原后应为“有……无……”，这样“有教无类”翻译过来就应当是“有教育则没有类别”，也就是：人在教育之前是有差别的，有贫富、贤愚等差别，但是教育之后就没有了这些差别。
易中天先生指出，该观点据他本人所知最早为谢质彬先生提出，并深表同意。在此提出谢质彬先生的这一观点，只作参考，本书仍采纳主流观点，即认为“有教无类”是针对教育对象而言。
三、“有教无类”的实施
从孔子开办“私学”的教育活动来看，他是“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意思是只要学生有求学的愿望，送他十条干肉作为师生的见面礼，就可以在孔门求学。由此看来，孔子的确是不论智愚、善恶地进行教育的。罗佐才先生在其《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研究》一书中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
第一，从出身方面分析
孔子招收学生，从出身方面来看，是来自各个阶级、阶层。例如：
冉求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他积极推行封建剥削制，是“富于周公”（《先进》）的新兴地主阶级季康子的总管家。
子贡是卫国的大商人，“家累千金”，“结驷连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颜回是平民，他经常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雍也》）的生活境遇之中。
子张出身“鄙家”（《吕氏春秋·劝学》）。
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子路是“卞之野人”（《尸子卷上·劝学》），“衣敝缊袍”（《子罕》）。
公冶长坐过牢，曾“在之中”（《公冶长》）。当时刑不上大夫，只罪及平民和奴隶。他受过刑，说明他是平民或者奴隶。
原宪也是平民。他生活贫困，“环堵之空，茨以生草（以草盖屋谓之茨），蓬户不完（织蓬为户），桑以为枢而瓮牖（屈桑条为户枢，破瓮为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庄子·让王》）。
曾子也是平民。他生活贫困，“缊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衾而肘见，纳履而踵决”（同上）。
樊迟喜欢农事，“请学稼”、“请学为圃”（《子路》），大概出身于农民。
颜涿聚是“梁父之大盗”（《吕氏春秋·劝学》）。当时什么人被迫为盗？绝大部分是奴隶。这样，他有很大可能性是奴隶。即算不是奴隶，也是受压迫、剥削深重的平民或农民。
除上述这些出身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农民甚至奴隶以外，他的学生中也还有奴隶主贵族子弟。例如：大奴隶主贵族孟懿子“家有万富千仆”，他与长兄南宫敬叔同“学礼于孔门之下”，孟武伯是他的儿子。司马牛是宋大司马桓魋的亲兄弟，也是贵族出身。
第二，从地域方面分析
孔子招收学生，从地域方面来看，是不分诸侯国籍，来自全中国的。春秋时期的特点之一，是文化教育走出宫廷，首先是周天子的宫廷。除了由国家供养的文化人，像亚饭、鼓方叔等四散自谋生计，更主要的是私学兴起，教育对象来自四面八方，从更大程度上打破了先前的血缘限制。孔门弟子就来自鲁、齐、卫、陈、晋、蔡、秦、燕、楚、吴。这些国家中，除了鲁国“保皇”气息比较浓厚，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其他如齐、晋等虽然都是周分封的诸侯国，却在不同程度上脱离周室的羁绊，实行改革，走自己的道路。像齐国“修旧法而业用之”（管仲语），晋铸刑鼎，其他国家也陆续告别井田制，对等级制也有所变革。可以设想，来自这些国家的孔门弟子，还会按照西周的模式行事吗？
第三，从个性方面分析
孔子招收学生，从个性方面来看，是不分善恶、智愚的。例如：有“闻一以知十”（《公冶长》）的颜回这样的高材生；但“柴也愚，参也鲁”（《先进》），也有象高柴和曾参这样智力较低的学生。
人的品质、修养，即贤与不肖问题，也曾被血统论搞得颠倒是非，如把“异德”归结于“异姓”与“异类”。孔子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孔子弟子中，大多数是素质好的，王充曾说“诸入孔子门者，皆有善行，故称备徙役”。可这些善行者却未必出身于富贵门第。
从罗佐才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招收弟子时确实是广开学路，既招收奴隶贵族子弟，也招收新兴地主、商人、农民、士人、城市贫民子弟，让各个阶级、阶层之“众”子弟，都能步人孔门就读。当然，孔子的不分贵贱，杂收弟子的作法，在当时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据《论语》记载，南部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俊，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之则多枉木，是以杂也。”这段记载形象地说明了孔子办学的兴旺发达之况，同时说明学生可以来去自由，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而这个“杂”字，正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体现在教育中的十分恰当而有力的证明。
第五章 孔子论教育的目的
一、培养人才的标准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教育目的问题是每一个教育家思想中的根本问题，孔子在阐述教育目的的时候，提出了要培养“士”成为他理想的人才，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找到政治的地位和保障，从而改善春秋以来“天下无道”的局面，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关于孔子培养人才的标准，张在仪教授作了详细地归纳与分析，现摘录于下：
按《论语》等书的记载，孔子所认为的理想的人才有“圣人”和“君子”二种。前者可称为他的最高的理想人才，后者是他的最低的理想人才。
关于“圣人”的品格，孔子说得不多，但他也约略提到，是指具有最高道德标准的人，作为人类人格最高的理想，圣人就是能够为全世界人类谋福利，能够促进理想的“大同”世界的实现，使奴隶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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