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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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风采（一）试读：
内容简介
我们缅怀一个伟人的丰功伟绩是指他为国为民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非连他的错误也一起“缅怀”。伟人的功过是非曲直都应该一分为二、客观公正地评论，任何“原谅”和“宽容”（在某种程度上是“许可”或“包容”）或“责难”（这是不负责任的“站着说话不要疼”）均不能用来针对一个伟人而作出。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他必然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是历史唯物论中的时势造英雄，所谓“大浪淘沙、真金乃现”。换句话说：不能犯伟人所犯错误的人同样也不能创造出伟人那样的丰功伟绩。因此我们对于一个伟人的功过是非应该是通过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最终“理解”这个错误并在适当的时期给予改正，而不是寄希望于“伟人”的“下次别在犯了”。陈毅元帅也说“是非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所以有的网友说的“作为一个人民高度信赖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犯这么大的错有时是不可原谅的，人民原谅了他，是人民的宽容！”这根本是把伟人“神化”了的结果，是那个时代的单一思想在他们大脑中的遗传。
第一章
中国红军的“长征”
193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经历五次围剿之后，被迫放弃经营了5年的根据地，试图躲避当时的围攻。1935年9月，30万人的红军被打得只剩下3万人进入甘肃。林彪和聂荣臻的部队偶然在一份《山西日报》上看到一条政府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意识到陕北有一块他们还不知道的红军根据地，马上报告给毛泽东，毛当即决定前往陕北。一个月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残部抵达陕北根据地，完成了中共红军的“长征”。
1.毛泽东始捧终弃。陕北根据地使中共得到喘息的机会，为中共日后壮大进而夺取政权提供了决定性的机会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陕北根据地对毛泽东和整个中共有救命之恩。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岗山，小正统是陕北。高岗同志就是小正统的代表。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陕北救中央”。
毛泽东说到的高岗就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头号人物。
2.割据首领，方面大员。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衡山县。1926年加入中共。1928年4月和谢子长、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中共陕北根据地。曾一度政府军重创红军，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叛变，红军部队一蹶不振。高岗显出英雄气概，对残余部队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遂同刘志丹一起带残部杀出重围，陕北根据地起死回生。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高岗是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委和红军第15军团副政委。毛泽东对高岗十分欣赏，说：“白区工作刘少奇是模范，边区群众工作高岗是模范。”1941年，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局，高岗任书记。当时，中共南方局的书记是周恩来；华中局的书记是刘少奇。
3.毛派干将。在中共“延安整风”期间，高岗成为毛泽东整风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曾经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结识了几个亲密的朋友。有刘少奇、陈伯达、胡乔木、高岗、陆定一、彭真。还有周扬。”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正式将高岗划入了“毛派”。“延安整风”之后，中共随即在1945年4月召开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高岗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进入由13个人组成的中共领导核心。
4.经营东北。1945年11月，高岗被派往东北，也成就了高岗走向权力巅峰的契机。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指出，高岗在东北得以出头主要是林彪的提携。宋永毅：“这个和林彪有关系。开始东北最主要的负责人是彭真。但是因为彭真和林彪搞不拢，老毛就把彭真给撤了，林彪和高岗很合得拢。林彪走了他就把它（工作）直接交给高岗。这个当然和高岗的能力也有关系。他是个地方干部，但是他也有军事的，尤其是军队的后勤什么的（经验）。在‘抗美援朝’中间充份显示出他这方面的才能。”
1946年6月，高岗担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地位仅次于中共在东北的第一首长林彪，主管后方建设和支援前线，成绩斐然。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打进关内之后，高岗成为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将东北的经济建设搞得有声有色。
5.高副主席。毛泽东对高岗的才干十分欣赏。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毛泽东当年甚至说过“林（彪）不如高（岗）”。薄一波评价说：“高岗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工作做了巨大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毛泽东特别提名高岗担任6位国家副主席之一。当时，毛泽东是国家主席，担任副主席的中共人士分别是朱德、刘少奇和高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高岗领导的东北地区成为中国志愿军的后方基地。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对他出色的表现大加赞赏说：抗美援朝一开始，我们是兵精粮足。兵精，是高大麻子（高岗）主持练的；粮足，是高大麻子和洪大麻子（洪学智）共同搞的。战争相持期间，两个麻子保证了志愿军的武器、弹药、粮食、车辆、医药等供应，是抗美援朝胜利的两大功臣。
1951年10月，高岗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6.亲苏建议，搬弄是非。可这样一个对毛泽东、共产党忠心耿耿的高岗居然“反党”了，“罪状”之一就是“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高岗是代表团成员。据苏联驻东北中东铁路的代表、后来担任过苏联驻中国顾问团第一任团长的科瓦廖夫回忆，高岗在苏联期间“建议把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说这样做可以避免东北遭到美国侵袭，并且可以成为南进击败蒋介石斗争中的最可靠的基地”。
斯大林当场对高岗的建议提出严厉批评。刘少奇也严厉批评了高岗。高岗很气，向科瓦廖夫秘密报告了中共高层领导内部的一些情况，说某些中国领导人对待中苏关系虚伪，有反苏行为。科瓦廖夫随即写报告给斯大林。
不料，斯大林并没有买高岗的账，而是向毛泽东和盘托出了科瓦廖夫的报告和高岗的密报。科瓦廖夫回忆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听说斯大林……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
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中也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苏共领导层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关于中国党内这种内部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
据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回忆，后来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
阎明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就科瓦廖夫给斯大林信的情况向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询问。阎明复回忆说：“杨老说：‘主席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
毛泽东同斯大林见面是在1949年12月。也就是说，毛泽东对高岗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早就知道，但是他一直引而不发，反而继续重用、提拔高岗。显然，这一条罪状至少在当时并不是致命的。
7.宗派活动，反对刘周。其实，高岗最根本的一条“罪行”是“进行宗派活动”，“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即刘少奇和周恩来。
对于刘少奇的不满应始于1949年，高岗当时在东北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同年5月，刘少奇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倾。
在农业发展问题上，高岗主张尽快进入合作化。1950年，他领导的中共东北局主张开除已经雇工、发展成富农的党员。为此，刘少奇于1950年1月专门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谈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表示富农党员也可以是好党员。“东北即使有一万党员发展成富农也不可怕。”他说：“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1950年到1951年间，高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之间发生了一场工会工作方针之争。邓子恢认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不能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高岗则认为邓子恢的观点“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
刘少奇支持邓子恢观点，而亲自指示不要发表高岗谈这个问题的文章。
8.毛不满刘周“右倾”。但是高岗的观点和毛泽东一致，就是要削弱私有经济，加强中共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薄一波回忆说，高岗在收到刘少奇1950年1月关于东北富农党员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主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经济，向合作化推进。7月，刘少奇在党内公开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随即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则将高岗有关东北农业互助合作的报告转发给全党学习。
此时，毛泽东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也相当不满。1952年底，薄一波主持的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公布新税制，取消了对合作社经济的优待，薄一波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新税制公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和不满。毛泽东闻讯大为光火，严厉批评“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口号，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并指责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
本来，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毛泽东提出的方针。中共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确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要二、三十年，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在执行中共的既定方针。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建政以后显然想尽快进入社会主义，因此认为刘少奇、周恩来“右倾”。毛感到他的想法只能另辟蹊径来实现。
9.五马进京，一马当先。1952年，毛泽东大幅度调整党政领导机构，将五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调入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包括高岗和邓小平等人，人称“五马进京”。中国现代史专家宋永毅说：“‘五马进京’那些人从地方上拉过来，实际上是他为了离开党务和政务系统，建立一个自己比较直接能够控制的一个派系吧。就是互相牵制。就是搞他的权术平衡。老毛这个人啊，他一旦觉得正常的党务、政务他指挥不动的时候，他老是搞一个特殊的‘军机处’，‘文革’中间是‘中央文革’嘛，代替书记处。‘五马进京’也就是他这个动作，这是他一贯的。”
毛泽东撤销了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事项均须请示中共中央，由中共中央做最后的决定。毛泽东还将政务院的权力分散，由高岗担任新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负责经济计划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彭真等，都是当时的副总理或者部长。同时将政务院八个主要工业部门交给高岗负责，国家计委被戏称为“经济内阁”；其他政法、财经、文教都分别由别的一些领导人分管。相比之下，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失去了统筹政府各部门工作的权力，只负责外交和外贸部门。
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不仅超过另外四位“进京大员”，被人形容为“一马当先”，而且高岗当时是以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上述职务，因此带有强烈的与周恩来“分庭抗礼”的味道。此时，高岗肯定也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宋永毅说：“毛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而且让他抓了8个重要的部，就说明了毛相信他，把他放在和刘少奇，和周恩来发生矛盾的这个风口浪尖上。他去管那些部，实际上在组织建制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部嘛，当然是应当国务院管了。他突然搞出这样一个（机构）来管这些东西（部），本身就把他放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的对立面。”
10.秉承毛意，打压刘周。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嗣后，凡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他还在“否则无效”四字下面加了重点号。他还说：“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一切，高岗也一定都看在眼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中共领导要设立一线和二线，自己准备退到二线。在这种情况下，高岗开始了与刘少奇的直接较量，试图阻止刘少奇成为中共一线的首要领导人。
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高岗日后多次借用这段话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
1953年6月，中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指定薄一波做检讨。高岗顺势猛批薄一波，借以打击刘少奇。8月12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严厉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再次猛烈批评了“分散主义”。
刘少奇显然感到了来自毛泽东和高岗的压力。据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回忆，刘少奇曾经在1953年11月先后两次到高岗家，与他“沟通、检讨”。但是高岗没有什么表示，似乎并不想接受刘的检讨。刘少奇当时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压力，应该没有必要向高岗委曲求全。反过来，高岗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和暗示，想必也不可能对刘少奇傲慢无理。
宋永毅：“高岗有没有野心？当然有野心。但是中共的政治斗争何等残酷，他们不是不知道。高岗这样一个地方进来的人，在中央也没有多大势力的人，他如果没有得到毛的支持，他做这些事情不等于是自杀吗？当然他是得到了毛的支持的。”
正如1980年邓小平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立群时所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11.奉毛之命调查刘少奇叛徒问题。高岗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最强烈的信息，也许莫过于毛泽东亲自布置高岗去查刘少奇的叛徒问题。记者高瑜在2006年采访过高岗的遗孀李力群。高瑜说：“私下里，他让高岗去查1929年的敌伪档案，说刘少奇有自首的行为。高岗是交给东北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去把这个完成了，而且照了很多相片，都交给毛主席了。”
记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高瑜：“（19）52年之后了。”
12.支持者和反对者。此时，高岗在高层领导人中也四处徵求意见，寻求支持。他找过西北局的彭德怀、原来中南局的林彪、西南局的邓小平以及陈云。依据现有资料来看，彭德怀和林彪都对高岗表示了一定的支持。邓小平不支持高岗。在高岗倒台的过程中，陈云的角色比较诡异，也十分关键。
高瑜：“这个陈云在东北不是和高岗共过事嘛，高岗当时对陈云也是很尊重的。就说，你当一把手，我呢，去剿匪，我去打仗。全盘你抓。高岗由于和陈云这种私下的关系，对陈云非常尊重，称陈云为‘陈圣人’。后来习仲勋说了一句话，就说这个‘圣人’把‘人圣’（指高岗）给搞掉了。”
二、高岗反党夺权案是一桩错案？“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4年初到1955年春，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场重大的“党内斗争”。毛主席对这一事件的定性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他还从五个方面论证高、饶“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以消除党内对高、饶之间“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的疑问。据杨尚昆回忆：由于高岗搞自杀、饶漱石“闹翻案”和“犯有反革命罪”，对高饶的批判和斗争逐步升级，毛主席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作结论时，“提的已经不只是高、饶两个人的联盟，而是高岗反党集团和饶漱石反党集团的联盟”。
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高岗反党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五人均已平反，仅剩高一人，已构不成“集团”；“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核心人物向明、扬帆也先后平反，只剩饶一人，“集团”也不成立。至于高、饶之间“是否有联盟”，则始终存在疑问。由于“集团”不复存在，“联盟”仍然存疑，“高饶反党联盟”实际上已简化为高、饶两人各自的“反党案件”，本文就来谈谈其中的高岗“反党夺权”案。
高岗当年果真“反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吗？还是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历史事实吧。
毛主席原本十分欣赏和器重高岗。高岗生于1905年，1926年入党，是陕北革命根据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高岗能力出众、气魄不凡、斗争性很强；但其争强好胜、骄横跋扈、粗鲁狂放的性格和作风不得人心。令人奇怪的是，毛主席却格外赏识高岗其人。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很看重高岗，充分肯定他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功绩，称他他为“陕北人民的领袖”，甚至当面赞扬他说：“高岗是一贯正确的领导人，在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情况下，他一切正确，不断前进。”延安整风期间，为了聚集和增强批判王明“教条主义”及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力量，毛主席调兵遣将，开始提拔重用高岗，使高由陕北地方领导人窜升为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整风结束，七大召开，论功行赏，原先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高岗，一跃而为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毛主席更加器重高岗，认为他“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派其入主东北，把东北建设成为背靠苏、蒙、朝的根据地，说“有了东北根据地，我们就有全国胜利”。毛主席高度评价高岗及其工作，曾经而向全国发出“向高岗同志学习”的通知。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主席亲自提名高岗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1952年7月起，毛主席先后调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等行政大区主官进京任职。在这五人中，高岗身兼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多项重要职务，地位和权势最为显赫。
毛泽东利用高岗敲打刘少奇和周恩来。建国伊始，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路及政策就发生了重大分歧。分歧的实质是：究竟是坚持新民主主义思想，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创造条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放弃新民主主义构想，消灭资本主义，立即向社会主义迈进。
刘少奇遵循并发挥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要承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进步的”、“有功的”。1950年东北局提出“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回答说“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1951年刘少奇指出“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同年7月山西省委写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将互助组提高为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公共积累和土劳分红的原则”，认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动摇、削弱、直到否定它。刘少奇在报告上批示说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并说“现在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毛主席对刘所批示的观点很不满意，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观点。而1951年10月高岗在上送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则受到毛主席的赞赏，并亲自写评语批发全党学习研究，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毛主席是位“不断革命论”者，他在解放初期就背离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急于搞社会主义，他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及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观点，极其不满，斥责刘的思想仍然停在原地，“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1952年12月政务院公布《新税法》。周恩来在解释此法时说取消合作社的许多优待，“使国营企业、合作社和私营企业在纳税待遇上一样”，人民日报据此发表社论提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由于颁布《新税法》后引起了一些混乱，毛主席大为恼火，严厉批评制订《新税法》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总暴露”、“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批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周是书记），把政务院所属八个工业部的财经权划归高岗的国家计委领导，同时将政法、财金、交通、文教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几位领导人分管，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只能具体管理涉外的外交和外贸等部门，以削减周的权限。毛主席对周恩来等没有通过他就颁布《新税法》一事，异常愤怒，不能容忍，他于1953年5月19日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申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
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和政策，极其担忧和不满，除了不断批评和进行了某些组织调整，还准备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限，甚至考虑替代他们的人选，于是选中了自己一贯赏识和重用的，与自己“左”倾思想合拍、紧跟自己的高岗。
有史料披露，毛主席曾对高岗说：“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
毛主席还对高岗说，刘少奇七大以后就拉派，重用地下党的人，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等。还说，六十一个人是刘少奇让张闻天写的信，叫自首出来。说刘少奇到北京去，找了资本家的女儿做老婆，在天津讲话说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
1953年毛主席建议把中央的工作分为一二线，表示自己退居二线，说“中央一线不要就那么几个同志，土地太板结了就不好，要参点沙子进来”，并说是不是中央一线“可以轮流值班”。他还提出是否採取苏联那种部長会议形式以及党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总书记等問題。他曾对高岗说，“你来作部長会议主席（总理）好不好”。
毛主席的多次谈话和暗示，让高岗领悟了他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满态度和批评意见，以及用高“倒刘换周”的意图，同时也看到了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前景，于是便积极行动起来，向刘、周频频发难。
高岗打击刘周暴露出野心，毛主席反掌击向高岗。高岗打击刘少奇周恩来、抬高自己的活动，异常活跃，肆无忌惮，主要是：（一）乘1953年6月至8月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批判财政部长薄一波之机，攻击刘少奇，抬高自己。高岗对一些与会的领导干部说，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吹嘘毛主席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任东北局书记；透露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等等。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批判薄一波、旁敲刘少奇的长篇发言。他批评薄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宣传什么“只有发展成富农，农民才有奔头”，指责薄犯下“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等严重错误。高还故意引用刘少奇关于资本家剝削、富农党员、搞“空想社会主义”等话，当作薄的观点进行批判，隐射攻击刘少奇。8月12日，毛主席到会做结论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公私一律平等”的提法，说新税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他还指责“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是“右的错误”，再次不点名地地批评刘少奇。毛主席提出“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毛主席讲话的主调，实际上批评了刘少奇、周恩来，支持了高岗的观点。（二）宣传“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军党论”和“摊摊说”。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说：“军队是党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主席说的，党是领导军队的党，不是在城市做老爷的党，那个白区的小圈圈是不可能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嘛，中南和西北的同志也是这么看的。”高岗还根据毛主席批评周恩来颁布《新税法》“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三）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和“六十一人出狱问题”。1953年初，高岗布置东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秀山查看东北敌伪档案，了解“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并将张查后照的相片等材料上交毛主席。高岗还指使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安子文，并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彭真等人“自首出狱问题”，借以打击同意他们出狱的刘少奇。（四）散布刘少奇犯有许多错误以及毛主席不已不信任刘的言论。高岗向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陈正人、陶铸等人吹风，说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等等，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据李富春、陈正人日后的揭发，高岗他们说：“少奇在1947年就开始犯了错误，主席一直容忍他，他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将来中央开会，你们都要说话，少奇打击排挤你们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书长了吗，现在还只是部长，正人同志也是井冈山下来的嘛，还不如叛变的（指彭真等人），不平则鸣嘛。”（五）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自己作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高岗对人说，主席身体不好，想退居二线，现在正酝酿一线谁当家，刘少奇如果当家就很偏。1953年12月毛主席要去外地休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刘说“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由刘主持，高岗则坚持说“搞轮流好”（此事后来被列为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的一大罪状）。高岗还冲昏头脑，竟对党的核心人物陈云、邓小平谈论中央领导的人选问题，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还说周恩来也不行了，总理也要换人。
令高岗没有料到的是，陈云、邓小平分别立即将高所言向毛主席作了揭发性汇报，这才引起毛主席的警觉，感到高岗在四处活动，拉队伍、“有野心”，同时察觉到饶漱石的“配合行动”。为避免“乱了阵角”以及刹住高岗的气势，毛主席转手打向活动猖狂的高岗。他特意嘱咐陈云、邓小平，在会议上不要以他的口气说话，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要邓强调党目前还是要以团结为主、消除分裂；要陈云讲张国焘式的人物出现的背景。陈、邓讲话后，毛泽东立即批示“盼照陈云、小平同志的意见为主”。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再度肯定陈云、邓小平的意见，同时对“高饶问题”定下基调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还说：“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毛主席在谈话中还指出：說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說法。1954年1月3日，毛主席在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时透露“有人要打倒我”（暗指高岗）。毛主席对高岗态度的大转变，使高的处境急转直下，惊惶不已。
1954年1月7日，毛主席在杭州指示就“高、饶问题”召开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以通过“增強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关于这次全会的方针、议程等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亲自制订的，甚至连刘少奇“要作自我批评”及刘的检讨内容、检讨稿字数等细节，也是毛主席具体交代的，但毛主席却有意不回京参加会议，避免与高岗照面（《杨尚昆日记》透露，毛主席觉得与高见面“不好处理”），继续坐镇杭州观察和遥控。
会上，高、饶都作了自我批评，但被认为不愿向党交心，企图应付过关；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分别作了检讨；邓小平暗指高饶有野心，说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陈云再次讲张国焘事件，隐射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周恩来指出高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只会越滑越远。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強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议》沒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会后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别召开高、饶问题座谈会。
高岗蒙冤无法辩白，以死抗争。1954年2月15日至25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会上有43人对高岗进行揭发和批判，其中林彪的“反戈一击”，火力最猛。史料披露：林彪的发言自责上了贼船，上了高岗的当，说高岗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进行分裂活动的党内大骗子。高岗反驳林彪讲话，林彪怒气冲冲的说：“你不要打着主席的旗号，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的错误是分裂，是野心，想上台，自己迫不及待还说别人迫不及待。”陈云则揭发高岗向他谈论中央领导人选问题，表示自己“要当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非组织活动”。
高岗曾在座谈会前的1月19日写信给在杭州的毛主席，要求见面说明问题，但被拒绝。毛主席于1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明确说“高岗同志不宜来此”。如此一来，高岗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座谈会的第三天，即2月17日，高岗触电自杀未遂，导致揭发和批判高岗的斗争随之升级。“高岗问题座谈会”列举高“分裂党的活动”如下：（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此外，座谈会还提到“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道德标准”。
经毛主席审阅和修改的周恩来作的会议结论发言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野心。在其野心被揭露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的道路。”还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而周发言中说“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等语，则是毛主席亲笔加上的。
批判会的定调以及给高岗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使他感到蒙受天大冤屈，憋着一肚子气，又无处申诉、无法表白，只好回家满口粗话地发泄。据高岗遗孀李力群回忆，高岗曾对她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妈的我真冤枉，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又说：我上当了，他妈的这些人都准备好了，一致对我的，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我死，我生命可以不要，我要保住毛主席的威信。还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的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其住所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49岁。又据李力群回忆，高岗死前曾给周恩来写信说：我一辈子是为革命，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奋斗的。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的几个孩子。李力群说，后来毛主席和周总理确实对她和孩子有所照顾。
像高岗这样一个性格倔强、久经斗争、官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大人物，若不是蒙受巨大的难言之冤，何至于两度自杀求死？
今天，我们可以从陆续披露的史料清楚地看出，当年批判高岗“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散布“军党论”、“圈圈论”、党中央一线“轮流主持”、自己可能“当部长会议主席”等言论，批判他查阅刘少奇“被捕敌档问题”和调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自首出狱问题”等活动，虽有高岗本人的“借题发挥”，但主要还是依据毛主席对他的谈话和暗示。时隔13年后的1968年10月，毛主席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认定刘少奇早就“叛党投敌”，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而给刘定罪致其于死地的依旧是“天津讲话”、“六十一人出狱”、“被捕叛变”、“拉帮结派”等“问题”。显然，这些所谓“问题”，早就是刘少奇被毛主席抓在手中的“把柄”，这也印证了当年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言论，实际上传达了毛主席对刘的看法和态度。难怪五十多年后李力群依然不服气地说：我觉得毛主席有责任。高岗干的很多事情，像反对刘少奇，查刘少奇1929年的敌伪档案，叛变自首问题，都是毛主席叫他去做的。高岗对刘少奇的那些意见，是毛主席开始跟他讲了刘的许多事情，财经会议上高岗的发言也是毛主席修改的。而张秀山近年所写的相关文章也证实，是毛主席让高岗“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此事高岗“跟陈云说过”。早在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人谈话时也说过毛主席“有责任”的话：“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理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
高岗是毛主席策动“党内斗争”的打手和牺牲品。历史事实表明，毛主席先是向高岗放出口风，表示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倾”的不满，打算利用高敲打甚至替代刘周；后又发现高活动频繁、拉帮结派、野心膨胀，加之观察到陈云、邓小平等核心领导人并不赞同“倒刘换周”，于是权衡利弊，平衡派系势力，决定抛出高岗进行批判，但留有很大余地。毛主席指示七届四中全会“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指示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对高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准备在高检讨认错之后保留其中央委员职务，调回陕西省工作。不料高岗两次自杀、以死抗争，致使毛主席震怒，立即将“高岗问题”上升到“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高度，并把高岗裁定为“与党对抗”的“死不悔改的叛徒”，“永远开除党籍”。
令人费解的是，1959年8月16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谈到高岗自杀之事时说：“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且不说当年毛主席拒绝和回避高岗求见面谈，所谓“时间延误了”不过是日后的托词，单说对于一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死不悔改的叛徒”，一个“永远开除党籍”的自杀者，毛主席竟然讲出这样一番话，令人惊诧，耐人寻味。毛主席此一番话，特别是说高岗自杀“这事怪我”、“我有责任”、“觉得遗憾”的真实含义，是感到整高致死的某种“悔意”、“内疚”？还是其它什么？只有天晓得。毛主席的心态有时很奇怪，他曾在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在与张闻天私下谈话时说，“毛主席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而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则一针见血地说，毛主席“话很尖锐，很英明，但整人很厉害，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当年发生“高岗事件”，是由历史背景（包括中苏关系）、思想冲突、政策分歧、职权争斗、派系矛盾、恩怨旧账以及迷信和畏惧领袖等等多种因素所致，确实错综复杂，但其主线和实质却比较清晰。当时批评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顺理成章，符合事实；但认定高岗“反党”、“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则牵强附会，背离事实。撇开高岗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以及生活劣迹而言，说到底，高岗不过是毛主席为推行“左”倾思想政治路线、维护绝对权威而施展权术策动“党内斗争”的一个打手和牺牲品。这，就是所谓高岗“反党夺权”案件的历史真相。
高岗“反党夺权”案定性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但它确实是一桩错案，还不能盖棺论定。在解放思想、锐意改革、迈向民主的新时代，难道就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和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吗？难道就不能继续发扬胡耀邦同志那种“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的大无畏精神吗？
宋美龄的财产
说起举世无双的宋家三姐妹，有句评语：“大姐爱财，二姐爱国，三妹爱权。”确实，大姐宋霭龄追随丈夫——晋商理财家孔祥熙，怎能不爱财？二姐宋庆龄追随丈夫——革命家国父孙中山先生，怎能不爱国？三妹宋美龄追随丈夫——民国委员长、大总统蒋介石，怎能不爱权？她们各自走完了特立独行的人生旅程。其中，宋美龄（1897—2003年）寿命最长，跨越了三个世纪。这三姐妹提供给后人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宋美龄一生财富知多少？106岁去世的宋美龄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自叙传。生前，常有人劝宋美龄写点文字或口述历史，但都被她婉言谢绝。宋美龄没有子女，在台湾和美国两地也没有留下产业。晚年伺候她的孔家大小姐孔令仪（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女）表示：“老夫人身后只留下12万美圆存款。”
对于孔令仪在宋美龄追思会上所传布的淡泊名利的形象，许多知情者认为不可尽信。但宋美龄一生各个时期，她的经济状况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
1.中年已为千万（银圆）富姐。宋美龄受到父亲宋耀如精明的商人头脑和积聚财富手法的影响，深知国人的权钱关系理论。年青时即表露强烈的政治进取心，热衷权势并如愿以偿。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后，任蒋介石秘书及英文翻译，活跃于外交场合。她向蒋介石多方面介绍西方文化和政治，推动蒋亲美。
婚后，她与蒋介石两人的财务各自独立，一直实行美国式的AA制。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还有一处房产，在法租界霞飞路（即今南京路），是她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这幢房产1949年被新中国政权没收，但是现在还依旧保存着。）
宋美龄曾长期在政府及社会上任职，因此她个人是有丰厚职务收入的。如：1929年创办军人遗族学校，又设立“励志社”，以文化活动联络国民党军官。在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她主持“新生活运动妇女顾问会”。1936年宋美龄出任全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积极扩建国民党空军。
宋美龄还曾担任“中华妇女联合会”创办人兼主席，之后担任辅仁大学董事会主席，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董事长，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国妇女联合会主任委员……
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登载消息：“国府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银圆，宋美龄3500万银圆……。”当时1银圆的购买力相当于如今6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传闻属实的话，宋美龄个人财产已相当于如今的21亿元，是蒋介石的两倍半。这个数据也见于当时的“蔡元培日记”，尚有待证实。
不过，估计宋美龄中年时的财产达到千万银圆的数量级，还是可以认同的吧。
2.抗战中，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被日寇侵占。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的秘密调查报告《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其中：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1939年法币贬值，1元法币约合今15元人民币；或者如此换算——当时1美圆约合今15美圆。请注意：这时期中国东部大半国土已被日军占领，政府已经迁往重庆。此处宋美龄个人存款只有蒋介石的一半。（但这些具体数据还有待再核实。）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接管了上海的外国银行，据说也没收了“国民党政要”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
3.对于宋美龄个人财产的过高估计。我们应该把蒋宋的个人财产跟国民党政府财产，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人民日报》（1990年1月8日）根据历史资料称：国民党1949年撤离大陆前，先后3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市两，银元1520万元。又据《李宗仁回忆录》称：“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35000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若依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390万盎司（1盎司=31.1030克），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5亿上下。”
而有些资料称：当时宋美龄的个人财产竟然达到2.5亿美元（相当于国库库存的一半？）显然是夸大其词，并不可信。
4.1949年在美国财产。1948年11月宋美龄赴美国求援时，却受到杜鲁门总统的冷遇。杜鲁门当时对国民党已丧失信心和希望，他一直在助手们坦率地谈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首推孔宋两家族——他们在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截留美援，用来兴办自己的公司，倒卖美国援华物资，图谋私利；内战期间，再三向美国政府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业；在大陆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的前夕，又抢先将财产移向海外，特别是美国……这能不让杜鲁门生气吗？
宋美龄在1948年末、1949年初赴美求援失败时，也匆忙地在美国处理自己的私产，让她的外甥孔令侃帮助掌管。当时孔家购置一处房产价值150万美圆。
有资料称：孔宋两家（孔祥熙和宋子文为主）40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偷税几千万美圆，告到总统杜鲁门处。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清查，初步认为，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居然达到20亿美圆以上，据说要冻结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但是终于不了了之，成为疑案。
对于以上资料可以做如下分析：（1）应该把国民党政府的资产跟所谓“四大家族”的个人私产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2）1949年对于孔宋两家在美国财产的调查，至今说法不一，真相未明。
5.宋美龄后半生的主要收入从哪里来？蒋介石去世（1975年4月5日）以前，每两三个月就会给宋美龄一笔津贴。蒋经国上台后也如此。1983年10月，应蒋经国邀请返台，发表《我将再起》长文，频频活动协助蒋经国安抚党内元老及军方人士，化解革新阻力，终致开放党禁。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曾参与安排后事，并撤销戒严令。后退出政坛，隐居台北士林官邸。
蒋经国去世（1988年）后宋美龄和李登辉见面时，就提出要求：“你知道，经国在时，‘总统府’每月都给我一笔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毕竟宋美龄依法应享有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对宋美龄的要求，李登辉一般都能满足她的愿望。
6.在美定居后的巨额支出靠谁？台湾《时报周刊》报道，宋美龄在美国定居之初，她本人名下已经没有什么财产了。看来这符合实际情况。因她此后的生活依附于姐夫孔家，她不再管钱财。
那么此后这些年她都是靠什么生活的？每年大约需要多少钱呢？
宋美龄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觉得在维护台美的关系方面她已无事可作，便把精力转移到经营实业。在美国投资于石油、天然气产业。1984年中，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报导说：“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投资五百万美元，与德克萨斯州菲利浦石油公司签订契约，在新墨西哥州附近合作采勘石油天然气……”。
事后证明，这是孔令杰以姨妈的名义，“以广招徕”大生意而为。何况孔、宋本就是一家。专心致力于商场，也是宋美龄被迫退出政治领域的无奈选择。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半年后，宋美龄到美国养病。之后又几度到美国滞留。宋美龄第一次（1975）离台赴美，住进纽约长岛蝗虫谷的孔家旧宅。光是行李就分三年、三个架次的飞机才运完；第二次离开台湾时（1991年），行李有97箱。
至于蝗虫谷住宅为一座两层楼建筑，外加一层阁楼，于1998年拍卖，共售得300万美元，约合1亿台币。但事后买家却对外表示，他们真正看上的是宅内的书画古董；据保守估计，光是那些书画古董的价值就超过售价。另外，老夫人晚年所住曼哈顿的纽约寓所，亦为孔家所有。
蒋介石去世后，台湾当局在1978年5月发布了“卸任总统礼遇条例实施办法”，规定“卸任总统”的配偶除可应邀参加大典外，还可享有交通工具（汽车）2辆及司机2名；处理事项人员3人或4人及相应的事务费；台湾内外医疗包括私人医生与健康检查所需的一切费用，以及视实际情况由“国安局”提供安全警卫。“总统府”根据这些规定，2003年编列了416万元的预算。值得注意的是，按规定，宋美龄无论在台湾还是在海外，所有医疗费用完全由台湾当局支付，都为实报实销，无上限（不封顶）。她虽然人在美国，2003年去世前台湾“总统府”派驻美国的医疗人员，每人每月的薪水至少有5万元，再加上节假日奖金，每年6人至少得600万元。所以为了照顾宋美龄，一年支出至少1000万元新台币（合人民币250万元）。
[注：本世纪初，新台币兑换人民币4：1，也即100新台币兑换25元人民币]
不过，也有传闻说，宋美龄在美国生活依靠的并不全是台湾方面提供的开支，还有蒋家当年的“秘密资金”云云。
香港《明报月刊》2003年12月《特大号》上曾经就宋美龄病逝发表过一个题为《宋美龄跨世纪的情爱》的专辑，其中写道：“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以106岁高寿于梦中辞世，多年来一直照顾着姨母宋美龄的孔令仪（孔祥熙女）在接受记者访问说，宋美龄1991年来到纽约后，十二年只问过她一次：‘钱够用吗？’孔令仪答：‘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就再不问钱的事了，而身后亦只留下12万美圆在银行。宋美龄生前并没有遗言，没交托后事，也从不立遗嘱，跟孔祥熙和宋霭龄一样。”
第二章
艰难周恩来
一、周恩来两度失权
1948年4月，薄一波同志作为刘少奇的助手，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
中共元老薄一波在1988到1993年间，写了近八十万字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由于薄一波在中**内的地位和亲身经历，这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是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的，中国历史比较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多次记载显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1.只管外交，一度大权不如高岗。据薄一波的回顾，周恩来虽然在中共建政后一直是中国的大管家，但他的总理职务幷不是坐得很稳当的。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高岗，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进京，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不属周恩来的政务院（即国务院）管辖。
薄一波1953年春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毛泽东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此后，经济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负责，周恩来事实上只负责外交事务。在高岗次年初受到整肃后，周恩来的总理权力才又有恢复。
2.反冒进，写检讨写到白发增多。周恩来1956年提出“反冒进”，再度令毛泽东不快。当时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现象，提出稳健的发展思路，但与毛泽东的意思相左。据薄一波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汇报会，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3.大跃进，失去了经济管理权。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除了总理一职，还兼任外交部长。到了1958年2月，外长一职由副总理陈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防止闹分裂的话，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到了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4.关于知识分子的说法，周恩来不认错。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以及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尽管周恩来的发言是代表中央的，但1956年的中共八大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1962年的报告就被有些人质疑，当周恩来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但是据薄一波记载，在同年10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不客气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而周恩来当时也显得比较强硬，薄一波记载，周恩来在1962年10月11日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二、周恩来的五个最后
1.1974年6月1日——最后一次离开西花厅。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1973年3月10日，他在北京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然而，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而是继续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
1974年6月1日中午，周恩来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向秘书交代了一些工作，然后穿上中山装，披上藏青色大衣来到院子里。周恩来站在汽车旁伫立良久，对这个工作和生活过25年的院落看了又看，凝视不语。
周恩来在邓颖超以及保健医生、护士等的陪同下，住进了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
2.1974年12月26日——同毛泽东最后一次握手。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
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4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1）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2）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3）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4）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12月26日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这一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谈话。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3.1975年9月7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从1975年6月以来，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当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诉客人：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还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这次会见，只有短短的15分钟。
4.1975年9月20日——最后一次签名。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在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以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5.1976年1月7日——留下了最后一句话。1976年1月7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孙中山后人
孙中山一生有过3次婚姻，留下了一子孙科和二女孙娫、孙婉，均为他与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
孙科在父亲的光环下曾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并一度担任“国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众多国民党元老被其“悬置”，多次与蒋反目的孙科更不在邀请之列。直到1965年，由众多故旧牵线，75岁高龄的孙科才结束了十多年的欧美旅居生活，返台出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长”，直至1973年在台湾病逝。
到了孙家第三代，曾经的辉煌逐渐远去。孙科共有6个子女，长子孙治平、次子孙治强和4个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两兄弟的一生都是平平淡淡，孙治平随父返台后曾出任国民党中评委及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孙治强则始终未能在仕途上有大的发展。2001年、2005年，孙治强、孙治平先后在美病逝。
四姐妹中在媒体上出现最多的，是孙穗芳。她定居在夏威夷，现任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等职，丈夫是曾经的香港首富王时新之子王守基。孙穗芳一直对祖父怀有无比的敬佩之情，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孙中山，她不辞辛劳地在世界各地演讲600多场，用近十年撰写《我的祖父孙中山先生》一书。孙穗芬也是一位“女强人”。她在上海长大，幼时遭遇过绑架，17岁时成为台湾“中国民航公司”最年轻的空姐，后赴美留学。1986年，她出任美国驻广州总领馆商务领事，后调任驻上海总领馆商务领事，被人称为“中美贸易的红娘”。退休后，她在香港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继续为欧美公司来华投资牵线搭桥。在孙家第四代中，孙治平的儿子孙国雄2005年曾受邀出任陈水扁的“国策顾问”，成为其中唯一具备“蓝色贵族”血统的人。目前，孙穗英、孙穗华以及孙家第五代人，多数定居在美国加州。
对国民党来说，“孙中山”这3个字始终具有无上的政治价值。国民党当权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修建有专门的公立纪念馆。孙科早年虽与蒋介石关系不睦，但当蒋听说他有意回归大陆时，还是紧张地派人将他请回台湾，不仅提名其出任“考试院长”，还把阳明山自己住过的房子送给他作为公馆，并亲自指示说，孙科回台的一切经费都由“总统府”支付。
蒋经国、李登辉等人也一直将孙中山视为国民党的“精神图腾”，每到中山先生诞辰或忌日，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虽然国民党将孙中山的政治地位抬得很高，但在对待孙家后人的问题上却远比蒋家后人要冷落得多。与长期受到国民党“特殊照顾”的蒋家后人相比，孙家后人更多地只能依靠自己。孙治强在其父去世后回到台湾，却得不到重用，仅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的虚职。两个儿子赴美读大学后，孙治强独居台北，收入有限、年老多病，还要供儿子读书，经济很拮据。为了方便治病，他只好在医院附近租房居住。
孙家后人在远离国民党权力核心的同时，与许多国民党要员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疏远。但马英九与孙家后人的关系要稍近一些。孙穗芳日前透露说，她自幼与马英九相识，马父马鹤凌是她“三民主义”课的老师，因此马英九可以说是她的“师弟”。2005年两人会面时，马英九还亲口告诉孙穗芳，他每次路过国民党中央党部里的孙中山铜像时，都会行礼致敬。
尽管孙家后人早已远离了台湾的政治中心，但随着陈水扁当局近年来疯狂推动“去中国化”，孙中山却突然成为岛内政治斗争的焦点。民进党上台前，台湾百姓大多认同孙中山为“国父”。岛内随处可见孙中山铜像和以“中山”命名的建筑物及地名。“国父思想”和“三民主义”是学生必修的“显学”，各大学也均设立“三民主义”研究所。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一些言论及书写的一些古文，随口就能背诵。
对这样的情况，一心培养民众“主体意识”的陈水扁当然无法接受，对台当局来说，孙中山及其“统一”思想就是“文化台独”路上最大的障碍。2004年，台“教育部”首先发难，在新版高中历史课本中把孙中山划入“中国古代史”，将孙中山说成“外国人”。接着，“考试委员”林玉体叫嚣应该“废掉国父”，“不要有父权观念”。“台独”分子的恶毒言行引来了岛内铺天盖地的抗议和批驳之声，各种民调也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尊崇孙中山的“国父”地位。
在随后的孙中山诞辰138周年纪念日上，台北市出现了多年不见的热闹场面，民众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孙中山的敬意和对“台独”的反对。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伍老兵甚至在高雄“国父”铜像前割喉自杀。面对沸腾的民意，“台独”分子不得不有所收敛，“行政院”表态，“孙中山就是国父，毫无争议”。此后，台当局虽不时耍点小花招，却不敢在“国父”问题上挑起大的事端，每到孙中山诞辰日，“总统府”也会举办纪念大会，由陈水扁唱“国歌”，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
与此同时，国民党则积极维护孙中山在台湾的政治地位。孙中山逝世80周年、诞辰140周年时，国民党均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荣誉主席连战2005年访问大陆时，专程赴南京中山陵和北京碧云寺拜谒。去年11月，马英九、连战等人还两度到台北“国父纪念馆”向孙中山遗像致敬。
邓小平爱开玩笑
朱端绶，湖南长沙人，1925年在长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入党后，她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深入湖南农村，对当地阶级状况开展调查，为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宝贵素材。1928年至1931年，她和熊瑾玎同志一道在上海党中央政治局机关工作，并结为夫妻。
1938年以后，历任汉口、重庆新华日报社会计主任，党组织委员会分支部书记，晋绥日报会计科副科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计秘书组副组长、审校组组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副司长等职。
1965年，鉴于朱端绶同志在长期艰苦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组织上安排她休养。她仍尽自己的能力为党工作，报答党的关怀，始终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本色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真诚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上海时，熊瑾玎和朱端绶都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
在上海繁华的闹市中心四马路（今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有一栋楼，曾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这栋楼下曾经是一家“生黎医院”，在楼上，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租有三间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熊瑾玎扮成一个湖南来的经营土布土纱的商人，门上挂个“福兴字庄”的牌子，当时人们都称为熊老板。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在这里召开。对此，李维汉有一个回忆：1928年党的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1928年4月开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或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驻守。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1952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当时，每天上午9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部主任和其他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熊瑾玎当时在中央秘书处任会计。据当年担任过秘书处长的黄。然老人介绍：“会计科就是熊老板一个人，他住的那个地方最保密也最安全，只有政治局同意的人才能去，他的那个机关由秘书长直接管理。熊老板负责管理党的经费，政治局决定后由熊老板去发送，政治局派人检查财务的支出情况。中央苏区送来的黄金、手饰都要去兑换，怕暴露，于是就利用章乃器的关系。章乃器那时是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的副董事长，他与陈云同志关系很好，但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陈云同志和我找他去玩，顺便叫他帮忙换点银票，他还很高兴，因为银行可以拿点手续费。”
朱端绶当时在中央机关当交通。她是由湖南党组织介绍到上海的。由周恩来介绍，她和熊老板一起“坐机关”，先是假扮夫妻，然后是假戏真做，于1928年8月结了婚。熊瑾玎比朱端绶年长20多岁。党中央撤离上海后，他们俩夫妇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曾双双被捕。这对革命夫妻为中国革命做出很大贡献，尤其是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功劳很大。解放后，熊瑾玎生病住北京医院时，邓小平还去看过他。熊瑾玎于1973年去世，朱端绶于1994年1月24日才逝世，终年86岁。
前几年，依然精神抖擞，步态稳健，回忆起当时有关邓小平的情况，记忆仍十分清晰。她告诉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是在1928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24岁。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的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都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朱端绶老人还告诉毛毛：“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洗出来，用明矾水洗，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熊老板在秘书处搞特会（特别会计），也归你爸爸领导。政治局这个机关归我管，我除了抄写文件和当交通外，还给来机关工作和开会的同志烧开水、做饭。中央的同志们都爱吃我做的几样菜，周恩来同志爱吃我做的狮子头，你爸爸爱吃辣椒。”“你爸爸性格挺好，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四岁，叫我小妹妹。你爸爸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当时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要穿长袍，戴礼帽。你爸爸也是这样的打扮。”
毛泽东被开除党籍
周恩来不是中共创始人，也未参加过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他无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一个方面。但他一直在上海住在洋房子里，有机会追随着几位领导人在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却放弃这种机会（瞿秋白就曾经邀请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执意要上山），心甘情愿地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脚踏实地的做实际工作。毛泽东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几次受到不公正对待，都和周恩来有密切的直接关系，有些事情虽然不能说他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回避他应该负有的重要责任。例如：八七会议决定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冒险去攻打长沙，而是审时度势地上了井冈山，中央政治局就于1927年11月9日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对毛泽东作了处分决定，说他“未能实现党中央的新策略，在政治上却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于是，把他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是参加者，而且是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对毛泽东的处分，周恩来是积极参与的、是赞成的。因为，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一直是奉为圣旨，积极响应、积极实施的。这也可以从中央“二月来信”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充分的印证。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周恩来，对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既然说第一，那么毫无疑问在当时也是唯一），无论是在建军指导思想、军队的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红军的战略战术，等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重大原则问题上毫无建树，却在大城市里住着洋房子，身着西服革履，吃着牛奶面包，对千里之外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考验正在艰苦奋战的红军遥控指挥。
接着，党中央派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周鲁在传达时又走了样，说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
党籍被开除了，党代表不能当了，书记也不能当了，只能当师长。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1928年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3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讲：“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才松了一口气！”
1960年12月，毛泽东过67岁生日，和李敏、李纳、毛远新、汪东兴、叶子龙、林克等一起吃饭时，毛泽东从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两个宰相说起，一直讲到他自己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几次受压的事情。毛泽东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时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他们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说过话吧！那时，给我戴过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能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
毛泽东还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是你们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书，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熊向晖两救毛泽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驻延安长达十二个年头，四面受国军重兵包围，曾有两次面临被「闪击」的危险。战略间谍熊向晖及时窃取情报，不顾性命危险向延安示警，破坏了老蒋突袭延安的阴谋，救了毛泽东和中共两次命。
一九四三年，蒋中正向包围延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下密令《对陕北奸区的作战计划》，命胡宗南率属下三个军进攻延安。七月二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后，胡宗南规定开战日为九日。只有少数兵力的陕北共军并不知情，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还计划由重庆返延安，定于七月九日抵达西安。七月三日，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向中共报警，翌日朱德即公开电告胡宗南不要发动内战；通电内容紧扣胡宗南秘密军事计划，严重的泄密令胡宗南方寸大乱。
这熊向晖，正是周恩来精心布下的一个战略间谍。胡宗南部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伤亡惨重，他极力招收青年学生充实抗战部队。周恩来令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物色党员打入胡宗南部，蒋南翔大力推荐出身名门的熊向晖，熊父在国民党湖北高等法院任要职，胡宗南向熊父保证培养这个栋梁材。熊向晖保送入中央军校毕业后，20岁出头即任胡宗南侍从副官。中共元老董必武向熊转达周恩来的悉心安排：目前虽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较好，但蒋介石、胡宗南将来反不反共还很难说，周恩来未雨绸缪，布下你这一着闲棋冷子，可能对大局有利。一九四三年朱德通电中直接引用了熊向晖的密报，指胡部河防大军西调；胡怕由此引起日寇渡黄河也怕美国等盟邦指摘，遂劝老蒋罢兵。
一九四七年三月，老蒋又令胡宗南偷袭延安，熊向晖又将作战计划密告中共，毛泽东及时率两万部队转移，放弃延安空城，国军调集九十四架飞机狂炸延安，十五万大军猛扑陕北，各军各师的绝密作战计划早在毛泽东掌中，后人盛赞毛主席“胸中有雄师百万！”其实毛泽东当年已经对周恩来评价熊向晖「能顶几个师」。
1.前三杰解救周恩来。“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关键人物是钱壮飞。
钱壮飞通过何种关系进入中统，难以确知，有说是因主办西湖博览会结识徐恩曾，有说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至中统，总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时，钱已成为徐的亲信担任其机要秘书。
时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指派李克农与钱建立联系。李由钱的介绍，也打入调查科，派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另一“杰”胡北风，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任职，就这样，一条直达国民党中央机关情报线建立完成。自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情况、其时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的军队动向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了共产党手中。钱壮飞情报通过上海李克农，转中共中央机关，再转往江西苏区，共产党军队打破国民党前几次围剿，与钱情报不无关系。
钱壮飞等人的最大贡献，还是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及时发出警告，使上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得以及时转移。
顾顺章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往鄂豫皖苏区，回程中在武汉被叛徒**被捕。顾被捕后即刻叛变，并要求立即面见蒋介石，因顾知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卧底，故不愿向低层人员透露，顾还想向蒋介石建议，由其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中央。
武汉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专轮送顾往南京。顾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后才说出钱壮飞卧底事，可钱昨晚已从武汉紧急来电中得知顾叛变事，立刻发电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此时已离开南京扬长而去了。国民党根据顾情报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来等人已安全转移，只抓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共产党另一损失，就是顾交代出当时已被国民党抓入狱中却化名蒙混的恽代英。倘若没有钱壮飞及时告警，周恩来等人肯定难逃厄运，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势将被全部摧毁。
顾顺章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当然不可能，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顾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产党内影响。蒋见顾一面，即交由中统“相机指导运用”。抗战前顾在中统中不得意想另投门庭，被徐恩曾借口杀掉了。顾所付的代价还不止此，为惩罚顾叛变，据说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将顾一家大小数口全部活埋，顾曾在上海大报上刊登捉拿周悬赏启事，这成为国民党攻击周恩来的一大口实，也成为许多同情共产党、崇敬周的人深感遗憾的事。“前三杰”中，胡北风情况不清楚，李克农以后成为共产党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之一。钱壮飞转去江西苏区后，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战死在乌江。
2.后三杰攸关大决战。“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是清华学生，在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抗战之始，熊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熊被胡亲自选中。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与申舰陈忠经三人就构成一张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最重要间谍网。熊进入胡部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外敌当前，国共间虽常有摩擦暗斗，但究不是大规模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熊还是送出不少情报。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时期潜伏，熊之角色就相当于国共对弈中共产党所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对外枪声刚停中原硝烟又起，抗日胜利不足一年，国共之间重开大战。经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已不复是当年“游击队”“土八路”，谁都能看出，此番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死存亡的大决战了。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屯驻西北，已发展为拥有几十万军队的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方面大将。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连带着熊向晖也就真正发挥大作用了。
胡部进攻延安前，熊原已脱离胡部，受胡支助准备去美国留学，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头”又将熊紧急召回帮忙，于是，进攻延安之计划部署悉经熊手转给了延安。兵马未动粮草未行，而一切却已为对手知悉，此仗焉能不败？于是，胡宗南虽占领了延安，却扑进了空城；虽有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对敌之处之机，反被共方吃掉几个旅。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共机关在山沟里转悠，近在咫尺的胡军却茫无所向。人赞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个百万大兵是应将胡军一起算上的。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三人的作用相当于三个师，从胡部受挫对大决战全局影响，共产党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再转为战略进攻来看，熊等人作用又岂止是三个师？
熊向晖“后三杰”间谍案，最后还是为国民党破获，可此时熊已在美国读了大半年书，远不可及了。由于胡宗南与军统的老关系，保密局并未声张悄悄压下了，却不敢不报蒋介石。胡宗南最后败退西昌，蒋却不许胡去台湾，直到参谋总长向蒋力争道：送一员大将给对方不符合指挥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蒋对胡的愤怒于此可以想见。事情还没完，胡到台后，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联署四十五人上文弹劾胡，这是国民党去台后的第一次弹劾案，指责胡带部队离开陕西是受匪谍虚声恐吓，虽未明写熊向晖事，却明指“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胡提出答辩，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强应付了，胡当然早就明白，熊向晖是潜伏身边的**间谍，熊此时已从美国毕业直接去了北京。
3.间谍战的道德问题。胡宗南因身边渗入间谍不自知，蒋介石气愤得不让去台湾，蒋部下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指挥道德。自熊向晖近年公开自己十二年间谍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问题。
胡对熊可谓厚矣，自招熊在身边担任副官、秘书后，胡不但予以信托，注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多次为熊家人安排职业，最后并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有人愤慨难平斥熊不讲信义，致误老长官一生事业功名。当年同为胡之部属的张佛千为熊辩护，指出，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只能是忠诚于共产党，“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熊向晖真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间谍，不但圆满完成间谍使命，立下卓著功勋，而且毫发未损全身而退，更且让对手出钱出国深造，最后又学有专成归队为共产党工作，直做到部长级高级干部。征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间谍能完成艰巨使命的，往往难逃暴露真相的危险，即使九死一生最后归队，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宫投闲散置，因为间谍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价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对手出钱往美国留学，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共产党外交界。胡正如民间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熊之间谍没有道德问题，那么共产党间谍战是否有道德问题呢？
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着，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预作布置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来的话，就是下闲棋布冷子。那些隐蔽至深的间谍，要说无事可能也就浪费，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当，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这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认和接受的应有之义。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熊向晖间谍案难以名正言顺说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潜伏时，正当抗战时期国共第二度合作，双方名义上是友党友军。
共产党来这一手，对国民党顽固派或许不是问题，因他们遵守的也是同样的行为逻辑，在竭力往共方派间谍，但对其他人则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个说得过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来是政治大家，深谙其中关系，熊向晖从美国到北京后，周恩来曾邀集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前国民党和谈代表聚宴一次，专为他们给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绍。周首先说明，熊不是起义而是“归队”，今后准备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后向众人道出熊做胡部卧底间谍的前后，最后，周正色加以解释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周恩来这番道理，好在不会引起争论，聆听对象都是刚入新朝的前国民党人士，但周恩来还是说了，这当然要的是道义分。
4.间谍战情报战，国民党也输了。在周恩来说词后，张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张说：以前只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想不到在情报战上，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不管真情还是虚应，张治中说的却完全是事实，国民党情报战也输给了共产党，而且输的还不是一点点。
对此，多数国民党人也认识也承认，而且将情报战的失败看作是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将国民党失败完全归之于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认为经济方面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潜伏共产党人冀朝鼎，扰乱了金融政策；军事方面，则由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秘密投共，将军事计划悉数透露给对方。
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太过分，如果不是为自己或某些国民党派系集团推卸责任，就是见木不见林的浮泛之论，而且所依据事实也不对。刘斐亲共，以后更投共，但指其将大决战军事计划透露给中共不是事实，这是将后日行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刘为“匪谍”最力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也不能将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给刘斐，因为刘斐当时尽管是管作战参谋次长，对该计划却不得与闻，是蒋介石本人与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计划的另有其人，盛可能为免连带责任不说熊向晖而妄诬刘斐。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不管怎样，国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共产党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可令人惊异的是，共产党其他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这里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刘少奇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三位共产党高层人物，与情报间谍一类事是扯不上关系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党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约定不在对方党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党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党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党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党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党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杨虎城被军统暗杀
1949年8月，贵阳黔灵山下麒麟洞一所隐秘的四合院中，花白了大半头发的前国民党西北军将领、“西安事变”的发起人之一杨虎城将军，佝偻着腰，怀抱幼女，步履老态地来到院中，然后紧靠在一方石案下，缓缓戴上老花镜，徐徐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捧读了起来。他已被蒋介石囚禁了12年，但万万没有想到罪恶的魔爪正在向他伸来……
1、蒋介石认定他是“元凶”。杨虎城由重庆秘密转往贵阳，已在这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夜郎之国”又被监禁了7个月。经过12年的监禁，杨虎城早已不复当年戎马倥偬、征战四方的豪情霸气。他终日以夫人的骨灰盒为伴，愁眼相对一双无辜的儿女。
这时，透过报纸，杨虎城已基本明了时局的变化，他在心中升腾起了炽烈的热望。报上通篇都在登载蒋介石如何从广州将政府迁来重庆，满纸是荒唐的支吾之词，明眼人一看，蒋介石已被逼得山穷水尽，企图借助大西南作最后一搏。
这时，负责看守他的军统组长、原重庆白公馆监狱长张鹄讪笑着凑了上来。“老先生，委员长已将军政系统全部搬到重庆，那里组织了8万人欢迎委座再到陪都，党国上下齐心一致，坚决打好第二个抗战。老先生对此有什么感想啊？”
杨虎城就势放下报纸，眼光瞟向雾气弥漫的天空，不着边际地答道：“这天气真怪，换了在重庆，热得要命。偏偏在贵阳，这里还跟过春、秋季节似的，一早一晚还怪有点冷。”
说着，杨虎城起身去召唤独在一旁玩耍的幼女。监禁生活已使他变得异常敏感和谨慎，对于时局特别是蒋介石个人，他绝口不会吐露半个字。张鹄悻悻地走开了。
见张鹄离去，杨虎城不由紧紧搂住幼女，黯然垂泪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么办？”小女儿稚声稚气道：“爸爸不哭，以后我们还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杨拯贵，是其续弦夫人谢葆贞于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监时所生，她给监禁岁月里的杨虎城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杨虎城和张学良于1936年12月发动了“西安事变”，对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痛陈他们的抗日救亡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判10年徒刑。杨虎城虽暂时逃过处罚，但被逼交出兵权，带着夫人幼子及随员“出洋考察”。
谁料，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拘押了起来。在这10多年的囚徒日子里，杨虎城夫妇及幼子和狱中出生的女儿，大部分时间被监禁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息烽。
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西安事变”后，十七路军已被打乱建制，重新整编，因此，杨虎城的处境特别艰难。3个年纪稍长的儿女虽被共产党妥善安置，但身边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贵一直不能出狱。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息烽集中营被裁撤解散，全部搬去了重庆。过去那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也主动陪着笑脸，一口一个“老先生”，“恭喜您马上就要毕业了”。可是，当一家人满怀希望来到重庆，却被直接送到歌乐山国民党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单独囚禁。
杨虎城失望之余，终日长吁短叹。夫人谢葆贞更是怒不可遏，常常公开叫骂蒋介石全无心肝，一帮狗特务不是人。一年后，谢葆贞在愤恨中寂然逝去。
2、李宗仁释放令化泡影。1949年1月，蒋介石内外交困，被迫隐退，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和谈诚意，上台伊始便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他签署命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
然而，当记者翘首期盼杨虎城出狱这个重大新闻时，却始终不见动静。他们立即赶往重庆市特别政府询问消息。市长杨森装作一问三不知，被问得恼火时，杨森居然答曰：“真是天大的冤枉，我这个市长又不管放人。再说，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实际上，杨森知晓杨虎城关在何处。杨森早年投身滇军，依靠卖身求荣，逐渐由一名四川军阀投靠蒋介石，获得信任。这个首鼠两端之辈当然不会买李宗仁的账。“那谁管放人？”记者穷追不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急之下，杨森脱口而出。
这个第二处实质上就是军统西南站，站长便是杀人魔头徐远举。记者再一次追问到他，徐远举装腔作势道，需要毛人凤出具手续，人在什么地方只有他清楚。
可毛人凤此时正躲在上海族侄毛森的公馆里。李宗仁找不着毛人凤，便命他的保密局长徐志道去“放人”。徐志道根本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他答复说，即使知道了，没有蒋介石、毛人凤点头，人仍然放不出来。
毛人凤为应付舆论，忙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恨恨地说：“马上把杨虎城给我转移到贵州去。”
就在杨虎城望穿秋水，期望获得新生之际，看守组长龚国彦却突然通知他转移去贵阳。
就这样，杨虎城父子三人与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在分离十余年后，又团聚了。他们在周养浩和新任看守组长张鹄的监管下，被军统秘密转往贵阳黔灵山下的麒麟洞。
1949年8月的一天，蒋介石从广州飞往重庆。激情作态后，蒋介石撇下8万人的欢迎队伍，夜宿林园，叫来了陪侍的毛人凤。“杨虎城在什么地方？”蒋介石手捧一杯白水，明知故问。
毛人凤忙答道：“卑职按委座意见，已妥善转移至贵阳。”“这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了多少乱党分子？”蒋介石又问。“报告总裁，”毛人凤趋步上前，回答道，“约为450余人。”
毛人凤请示如何处置？蒋介石猛地一挥手，“全部杀掉，一个也别留。”“那杨虎城呢？什么时候把他送去台湾，张副座（学良）都送了过去。”
蒋介石霍地起身，愤然作色：“这个人早该杀掉了，留下他做什么？”
3、三魔头密谋暗杀计划。毛人凤心领神会。8月27日，毛人凤来到了军统位于市中心一座名为“漱庐”的公馆里，亲自召来了保密局西南站站长徐远举和生产处长周养浩。三人密商了起来。
毛人凤单刀直入：“总裁昨天指示我们，立即制裁杨虎城。这个人早该杀了，留至今日只能徒增麻烦。至于怎么制裁，用什么手段，这不同于其他，一定要做得干净利索。”
徐远举不解地问道：“杀掉杨虎城，这应该没多大问题，关键就是杨虎城的两个孩子和秘书一家子该如何处置？弄得不好，纸包不住火，他们会泄露出去。”“徐处长完全多虑了。”毛人凤咧嘴一笑，满不在乎地挥挥手，“斩草除根，总裁明示，一个也不留，留下来，难道让他们来报仇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毛人凤决定将杨虎城等人秘密弄回重庆刺杀。
当日下午，周养浩回到磁器口家中，稍作停留，便来到了白公馆。他令白公馆做过行动工作的看守长陆景清、杨家山等前来密谈。杨家山旋即召来渣滓洞看守长杨进兴、安文芳、杨钦典三人，然后掩上门告辞而去。一个阴险、恶毒的暗杀计划很快成型了。
周养浩不敢耽误片刻，立即报告了毛人凤。次日一大早，毛人凤命周养浩将这三人带到军统位于造石场办事处的礼堂，他要亲自召见。
周养浩遂领着杨进兴三人赶往指定地点，毛人凤虚假作态地同杨进兴三人握手寒暄后，便故作庄重地说：“今天找你们来，是要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制裁几个重要人物，要绝对保守秘密，不得泄露。行动时，用匕首，决不能用枪，以免发出声音，暴露目标。”
他环视一眼杨进兴三人，又加重了语气：“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失败收场，家法从事。”
1949年9月1日，贵州麒麟洞。下午午睡起床后，杨虎城照例坐在门前的一圆桌旁，看起当天的报纸。突然，一阵碎步急促地传了过来，来人满脸堆笑说：“给老先生道喜了。”
杨虎城定睛一看，正是监管他的特务组长张鹄。他下意识地放下报纸，一脸冷峻。
张鹄见他没什么反应，就跨前一步，抱拳贺道：“老先生要重获自由了。周养浩处长已带着委员长的明示来了，准备接老先生出去。恭喜！恭喜！”
杨虎城听罢，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良久，他才平静地问道：“周处长到了贵阳？”“那自然，那自然。”张鹄一面答复，一面引着杨虎城的视线指向了林中不远处的石阶。
只见一行人簇拥着一个身材纤细单薄的30出头的年轻人正拾级而上。那人鼻梁上架着一副他熟悉的金丝眼镜，崭新的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梅花金星。
来人正是周养浩。杨虎城对军统特务素来深恶痛绝，唯独对这位来自江浙水乡、毕业于上海大学法律系的军统少将怀有好感。可是，杨虎城哪里知道，周养浩整人杀人更有一套，令人防不胜防。“杨将军，”周养浩坐下后，一脸真诚，他取出烟兀自燃上，然后深吸一口，“释放你的消息千真万确，这是委员长的明示。先接你去重庆，在那里他要接见你，走走过场，再去台湾。当然，西安你们是回不去了。不过，退而求其次，台湾也不错。党国上下重要机构、达官显贵都去了那里……你获得了自由，这才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我提前给您道喜了。”“可也不一定非得去台湾呀？”杨虎城露出了疑问。“这很清楚呀！”周养浩把双手一摊，“如果现在在重庆让你恢复了自由，怎样安置你？委座会让你去共产党那边？所以，只有送到了台湾，这个事才好办。说句将军不要多心的话，在台湾让你恢复了自由，你最多只能做个寓公，悠然林泉，不问世事，委座才放心。”
就这样，9月5日，杨虎城满怀希望地带着子女、部属与周养浩离开了贵阳。
4、罪恶的匕首刺向将军。次日中午，押解杨虎城的车队到达重庆远郊松坝后，一行人简单用过午餐，周养浩一看天色尚早，夜暮渡江的计划无法实施，他又假惺惺地劝杨虎城在松坝小客站内歇息，如提早进入市区，会引起诸多不便。杨虎城见他说得有理，便同意了。
周养浩把他们安顿下后，立即钻进轿车，风驰电掣地朝重庆市区狂奔，甩下杨虎城一行的后两辆车。下午7时，周养浩来到了距重庆市区8公里的海棠溪。
在这里，他遇到了等候多时的负责具体实施暗杀的行动组长杨进兴。周养浩钻下车，一脸疲惫。杨进兴走上前递给他一张毛人凤写就的便条，上面简单写道：
养浩兄，某人交由杨进兴同志率领回渝，兄可先行过江回家休息。
周养浩不动声色地收好便条，朝杨进兴打过招呼，反身上车，先行过江回家轻松去了。
深夜过了江约莫一个小时后，汽车停在了歌乐山脚下。负责接送的那几名特务恭敬地打开车门，搀扶着杨虎城，指着山上那影影绰绰的小洋楼道：“请主任暂在戴公祠住两天，一面等委员长接见，一面等飞机去台湾。”
戴公祠原是抗战之初，戴笠为讨好蒋介石而修建的一座防空别墅。两名特务左右挽住杨虎城，另一人猫腰在前引路。其儿子，刚刚20出头便已花白了头发的杨拯中佝偻着腰，捧着母亲谢葆贞的骨灰盒，沿着陡峭的石阶，跟在父亲身后，气喘吁吁地攀援而上。
杨拯中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被拥进了楼梯旁的屋子。此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杨进兴、熊祥、王少山、林永昌等4名刽子手，正握着刀分成两组，隐伏在楼上楼下的房间内。
王少山和林永昌趁杨拯中欲进门之际突然窜出，手持两把利刃，迅即朝杨拯中腰间刺去。“爸！”随着一声惨叫，杨拯中颓然倒下，鲜血一下喷溅在了母亲的骨灰盒上。
杨虎城听到儿子的惨叫，忙转头探看。杨进兴和熊祥一前一后，将两把利刃插进了他胸膛。杨虎城“哎哟”大叫一声，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两组刽子手不由分说，扑上前又狠狠地补上了几刀，然后狞笑着，擦擦手上的血迹，便下山复命去了。
再说随后押送来的第三辆车到了后，秘书宋绮云和夫人徐林侠、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将军的小女儿杨拯贵被引到警卫室，喘息未定，几个刽子手握着血淋淋的屠刀，闯进房内。宋绮云一下子明白了，他急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话未完，刽子手就扑了上去，一刀捅进了他胸间。宋夫人徐林侠则苦苦哀求特务们放过两个幼小的孩子，特务们哪管这些，一刀刺向了徐林侠。夫妻双双倒在血泊之中。
两个孩子被惊得目瞪口呆，哆嗦成一团。但转瞬间，两个孩子就丧身在屠刀之下。
刽子手行凶后，刀上的血迹尚未凝固，就下山喝酒吃肉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瓜分杨虎城随身携带的钱物。为刽子手做饭的伙夫也得到了杨将军女儿的一块银牌。这块银牌正面刻着“长命富贵”4个字，背面刻着“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14字。这是将军女儿满双月时，息烽特务团长送作纪念的，不幸今天又落入魔掌。
叶挺将军的身后事
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其女扬眉以及4名美军驾驶人员。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与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后，与叶挺、邓发一起乘飞机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因气候恶劣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4月19日延安3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这是为“四八”烈士送葬行列。
1998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作者是顾逸之。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党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不留给国民党留下借口，在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的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
叶挺下属军官的最后结局
1925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在肇庆独立成立了一支虽然在建制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却完全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军队。
它就是由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组成的2000余人的第四军独立团。1926年5月，它从肇庆出发，经过广州，开始了前期的北伐作战。从那时起，在一年的时间内，以2000余将士的血肉之躯，开创了自己的辉煌业绩。出韶关，首战汝城，攻克平江，拔除北伐大军北进咽喉门户的守敌据点，让天险，高山大江萦绕的汀泗桥，贺胜桥成为吴佩孚北洋大军的坟墓，敞开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大门。并在会同友军二次攻打武昌的战役中率先突破敌军重兵防守的武昌通湘门，让北洋名将刘玉春魂飞天外，闻风丧胆。独立团也由是成就了自己在北伐中铁军的不朽声名。
武昌战后，武汉各界民众收敛了铁军阵亡将士的遗骸，把他们葬之于青山之下，并立碑曰：“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这一高度概括，不但写就了铁军将士为了理想，民主和自由解放，祖国统一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也从另一个角度，概括了“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真理。
铁军从这时起，走上了辉煌的顶点，但也如那清秋的午后艳阳，在灿烂之后，逐渐黯淡了光辉，成为历史永远的过去……
1926年9月5日，武昌城下，黄埔一期生、铁军第一营营长曹渊率领敢死队向城头发起了攻击。一代战将在枪林弹雨中，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终于和他的战友们倒在了武昌城下，近一营人的敢死队，仅以八人生还。周子昆为连长的骨干连队原来编制九十八人，攻破武昌也只剩下了三十二名。整个武昌一役，铁军阵亡将士几近两千。但这只是铁军在走向辉煌时的必要牺牲。从那以后，大革命失败，活着的铁军将士背负着时代的使命，在铁血铸成的崎岖坎坷道路上继续着艰难跋涉的历程。但历史却很吝啬地不曾续写他们的辉煌，留下的只是尸骨，鲜血，死不瞑目的遗憾和惆怅。除了上将周士第外，曾经写出辉煌战史的那位一代战将，最后也以出逃摔死，结束了这段悲壮、惨烈、沉重、终趋暗淡的历史。
武昌一役后，铁军升格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在南下潮汕时战死，或散逸各地成为工农武装斗争的骨干；一部随朱德参加湘南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除了个别人，大多开始了他们作为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历程。
团长，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堪屈辱罪责，出走欧洲。抗战时回国，以民主人士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名义上的新四军军长，被借用了战将威名，却没有实际的统兵之权，在困境中纵使三头六臂，即无力自救，也无力救人，只能作为政治和权术的殉葬品，“恨不抗日死，留做今日羞”。
代团长，参谋长周士第，海南琼海人，黄埔一期，1924年入党。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长。南昌起义时任二十五师师长。后转战各地从事革命，策动福建事变。以军委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职随军长征，任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零师参谋长。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兼政委。
一营长、团参谋长卢德铭，四川宜宾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后任职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率全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任职起义部队总指挥，文家市会师后，支持毛泽东进军井冈山。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1927年9月23日，在江西萍乡芦溪作战中牺牲。
二营长，团参谋长许继慎，安徽学生总会常务委员兼联络部长，1924年春入黄埔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5月在讨伐湖北叛军夏斗寅部时负伤，伤愈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的工作。1930年到鄂豫皖，担任红军第一军军长。1931年4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主政鄂豫皖后，任职红四军十一师师长。稍后，任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红四军（一军改编）十二师师长。在张氏提出“反右倾斗争，改造党的各级领导”的口号，排斥异己，排斥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的斗争中，被假以‘反革命’罪名，于同年十月被处死于河南光山白雀园。
三营长毕世悌，朝鲜人，原名金勋，1919年来华。1921年入云南讲武堂第十六期炮兵科，毕业后任职黄埔军校区队长。1925年入党，参加北伐。大革命后，相继参加南昌和广州起义。“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到中央根据地，参加长征，任以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的军委干部团参谋长。1936年，以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职东渡黄河作战，于是役牺牲。
营长严子汉，湖北钟祥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参加北伐。1927秋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任中共荆钟特区书记。1928年6月被捕，9月在钟祥西关就义。
排、连、营长周子昆，广西桂林人，1924年参加周士第任队长的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入党，参加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营长。直至福建军区司令员，三十四师师长。随中央红军长征，任五军团参谋长。组建新四军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教导总队队长。皖南事变时，在溃散隐蔽时，与项英一块，夜间，于岩洞中被军部副官，叛徒刘厚总杀害。
排、连、营长吴光浩，湖北黄陂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入党，参加北伐。大革命后，参与领导鄂南和黄麻起义，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副总指挥兼二路军司令。1928年4月返回黄麻地区，开辟鄂豫边根据地，任红军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1929年5月在罗田滕家堡战斗中牺牲。
孙德清，副营长，安徽寿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两次东征，并北伐。南昌起义后，任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1928年回安徽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任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兼二军军长。夏曦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主席，大搞肃反，于1932年夏将其杀害于洪湖瞿家湾。
裘古怀，连营职，浙江奉化人，1925年入黄埔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在南下潮州、汕头时负伤。回宁波秘密养病，在此于杭州从事地下工作，任共青团浙江省委常委。1929年1月被捕，关押于杭州陆军监狱，任狱中支部书记。同年8月27日被杀害。
袁国平，独立团宣传队长，湖南邵阳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入党。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到中央苏区后，任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八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长征后短期在军委任职，调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时，在乱军中阵亡。
陆更夫，连长，四川叙永人。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广州起义后，去苏联学习。1931回国，任两广省委书记。1932年3月被杀于广州。
胡德珍，连长，江西星子人，大革命前入党，黄埔六期毕业。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参加星子城关起义，1928年春到赣东北红十军团担任连长，因病潜伏被俘，在弋阳烈桥镇壮烈牺牲。
黄刚，江西瑞昌人，大革命时期入党，黄埔军校毕业，独立团下级军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发起创建赣西北及蕲春、黄梅、广济根据地的斗争。任红八军五纵司令员，红五军三团团长。1931年1月任鄂豫皖红四军十一师二十九团团长，同年冬在肃反中被杀。
彭螯，湖南岳阳人，1926年入党，后入叶挺部。参加南昌，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营长，红四军军部参谋。升职至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三师师长。1933年2月12日攻打南丰县城时牺牲。
彭干臣，湖北英山人，安庆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3年入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去苏联学习，归国后随叶挺独立团行动。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后任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并主持中央军委上海军政干部训练班。1932年任赣东北根据地红军彭杨军校校长。1934年随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翌年1月在怀玉山战斗中牺牲。
林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北伐时为叶挺部的排长，南昌起义升任连长。湘南起义上井冈山，1928年代替追击叛军牺牲的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任该团团长。由此上升至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军团长，从此成为中共的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直至参与政治和阴谋，在文化大革命时极尽表演，直到阴谋败露，乘三叉机出逃，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地区。在人生的顶点时直落地狱。
考察上述有史可察的铁军军官，他们都是未来的将帅，但是，天不假寿于英杰，他们不是战死，就是死于国民党和自己人的刀下，不曾续写铁军的辉煌和自己的辉煌。在血与火的炼狱中，他们过早地告别了人世，去地下追随自己战友的英灵。除了林彪、周士第（建国后任职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人大、政协常委，未膺实权）以外，没有人能活着看到胜利的曙光，享受胜利者的荣耀。就是那林彪，在权利和阴谋的官场上，虽然扭曲了自己，也终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但没有给铁军画上圆满的句号，反而，因背叛了战友们的初衷，不再能够与他们为伍，只能永远地沉沦地狱，成为一个孤魂……“金陵城上高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乌夜啼》）
读着《唐宋名家词选》中朱敦儒的这首词，突然觉得，那“山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的壮阔景色，与人世间盛极而衰的英雄事业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金戈铁马，无论怎样伟岸壮烈，终归都会是夕阳下的逝水，成为历史的烟云，让凭吊者垂下感时伤怀的泪水而已。
愿死者的灵魂早归天国，去那里寻找他们曾经梦想和献身的。
关于叶挺独立团将领们的一些补充。
补充一些将领、革命人士的事迹：叶挺独立团的士兵来源主要是参加过东征的一部分粤军。独立团编制属国民革命军（李济深）第四军（张发奎）第12师【中国工农红军一军团的来源就是大革命时期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北伐攻克武昌后，独立团发展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等部，还有隶属武汉国民政府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出来的卢德铭等军官担任领导。警卫团后来参加了秋收暴动。
先说一下叶挺独立团的前身——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一个人物：
赵自选。湖南浏阳人，黄埔一期毕业。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航空局飞机掩护队党代表、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一大队教练。参加过1927年12月广州起义。1928年5月在反攻海丰时牺牲。
中国第一杀手王亚樵
在风雨飘摇的近代，乱世中横空杀出——一条好汉，此人来自安徽，一百把斧头将上海滩杀得昏天黑地，这个神秘的人物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屡屡出于不凡。封建余孽他杀，党政要人他杀，日本鬼子他杀，贪官污吏他杀，汉奸特务更是他的下酒小菜。他挥刀举枪马不停蹄，一路畅通杀得好不潇洒，从合肥杀到上海，从上海杀到南京，从南京杀到武汉、福州、香港、南宁……一言以蔽之，天上飞的地下走的。上至达官贵人下到爪牙爬虫，没有他不敢杀的。
民国刺案：直系军阀派任的股沪警察厅长徐国梁在上海浴室被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险道枪击，亏他老蒋命大。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一条大腿失踪，从此金鸡独立；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上海沪西站死里逃生，终生布下阴影，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在浦东被炸；日军侵华早期最高司令官白川大将在所谓“淞沪战争祝捷大会”被炸出5米多远，命归西天；汪伪政府外文次长唐有壬签定卖国协定惹祸杀身；大汉奸汪精卫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连中三枪，留下后来致命的伤；张学良引咎辞职来到上海戒烟，“迎接”他的是一枚取去引信的炸弹。这是警告使东北3000万同胞沦为奴隶的民族罪人张学良，希望他能重整军队，与日寇决一死战。他，就是被日本人称为“人间魔鬼”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
沈醉先生曾风趣地说：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一提这个人，假牙就发酸；戴笠若是听说这个人又露面了。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而汪精卫的肋巴骨硬是被王亚樵这三个字活活敲断的。连上海滩超级恶霸黄金荣、杜月笙一类流氓泰斗遇上王亚樵，也得赶紧绕着道儿走。
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王亚憔的重要助手之一、建国后任国务院某部负责人的华克之后来也曾说过：“……王亚憔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借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此人极具传奇色彩也颇具个性，早期参加同盟会，同国民党政客、安徽咨建设厅长张秋白有过工作关系，但王亚樵对张的为人极为鄙视，曾警告张秋白要永远同他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若是见面，定揍不饶。一天，张秋白外出，适遇王亚樵走来，躲避不及，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并推出一副诌笑同王亚樵打招呼。王破口大骂：“混帐东西，竟敢跟我走在一条路上”举起拐杖便打将过去，张秋白——言不发，抱头鼠窜。
一九二五年以后，王亚樵因随卢永祥参加直皖大战兵败回到上海，加入了国民党。一次部分党员在霞飞路召开会议。王亚樵与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意见不一发生冲突，因王个子矮小，竟爬上凳子抽了杨虎两个巴掌，这位握兵千万的司令深知王亚樵难对付，不敢还手，悻悻窘极。
王亚憔的刀枪几乎触动了中国大地上他所能光顾的所有的阴暗角落，也因此遭受了来自日、伪、特、帮数重势力的围追捕杀，蒋介石悬常百万收购王亚樵的人头；汪伪政权派出特务层层布防，欲置王亚樵于乱枪之中；日本谍报机关步步紧迫，屡没陷阱引诱王亚樵投身罗网。钦差杀手戴笠（曾是王的结拜义弟，是王举荐他入黄埔学习）针对王亚樵足智多谋刚烈勇猛而又善感多情的特点，深知强攻难以得手，逐采用阴险卑鄙的手段将他骗杀。
1936年3月，戴笠亲自带领20多名特务前往香港，追杀王亚樵。王亚樵带着20多名亲信骨干悄悄潜往广西梧州。
戴笠追捕未果便把魔爪伸向他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9月间，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她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以便就近得到王亚樵的接济。余立奎是跟随王亚樵多年的老部下，淞沪抗战时曾任第19路军补充团团长。王亚樵念余立奎是追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至今仍在狱中，就同意了余婉君的要求，让她搬到梧州居住。余婉君的突然到来，并且有许多令人生疑的言行，引起了同志的怀疑，他们都提醒王亚樵要对她特别注意。王亚樵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余婉君是余立奎的亲属，不能过疑，否则对不起朋友。王亚樵哪里料得到，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
原来，自余立奎被捕后，余婉君和孩子居住在香港，生活费用由王亚樵提供，所以余婉君知道王亚樵在梧州的地址。戴笠手下的特务侦知这一消息后，用10万元收买了余婉君，特务们还答应捉到王亚樵后即释放余立奎。余婉君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奉戴笠的命令来梧州找到王亚樵后，便在暗中向特务们报告王亚樵的行踪。
9月20日，余婉君假说有事，约王亚樵到她家去商谈。王亚樵不知是计，只身前往。这时，戴笠手下10多名特务埋伏在余婉君的住处。王亚樵一进门，特务便向他脸上撒了一包石灰。王亚樵双眼被石灰灼烧得不能睁开，但仍顽强地空手与特务们搏斗。10多个特务一拥而上，对王亚樵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5枪，被刺3刀，当场殒命。特务们杀死王亚樵后，又残忍地用刀剥下王亚樵的面皮，拿回去向戴笠表功。在撤退途中，为了灭口，特务们又杀死了余婉君。
王亚樵手无一兵一卒，敢于带着一帮弟兄同拥兵百万、位至极尊的蒋介石周旋达14年之久，表现了惊人的胆略和卓越的才华。蒋介石听说王亚樵被杀身亡，大大松了口气，此后的确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这个人，你怎么评价他都可以，你可以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可以说是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
陕北某窑洞里，一个伟人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
在蒋介石身边的女特工
沈安娜（1915年-）是中国共产党安插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名谍报人员，隐蔽时间从1935年到1949年，长达15年之久。其中，有11年时间是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进行地下谍报活动。
据《新民周刊》文，沈安娜1935年参加革命。这一年她刚二十岁，从上海来到杭州参加了共产党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秘密情报工作。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前身，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周恩来同志亲手创建的一支特殊的警卫部队，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提供情报，它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陈赓、李克农、潘汉年等人都曾经是中央特科的领导。
在到杭州之前，沈安娜曾专修速记，很快就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
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没过几个月，一个叫华明之的小伙子也依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来到了杭州，在浙赣铁路局谋了份差事，就近协助和指导沈安娜的工作。1935年秋，他们结为夫妻。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战火不久就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进入1938年后，时局更加动荡，下一步该向何处去？经商量，华明之暂留浙赣铁路局，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沈安娜辞去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去武汉找组织。
武汉城那么大，组织在哪里？几天徒劳之后，沈安娜在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在他的引见下，沈安娜走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蒋介石抗日是被迫的，为了防止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党有必要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及时了解其反共意图和活动，进行针对性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分析说，朱家骅已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沈安娜要利用曾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
见过周恩来、董必武的第二天，沈安娜就到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找到了朱家骅，依旧按习惯称朱家骅为“主席”。
朱家骅不仅答应安排工作，还为了解决沈安娜的国民党员身份，当即嘱咐秘书为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作介绍人，手续比走正常途径快很多），并亲任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38年8月，武汉已是风雨飘摇，国民党机关开始陆续撤往重庆。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沈安娜、华明之两人也离开武汉来到重庆，并到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到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党部就通知沈安娜，“特别入党”的党证已经批下，安排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
由于是经朱家骅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
沈安娜获得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再由丈夫华明之送出，直抵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的手中。
百般小心谨慎，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从未出现差错，然而，意外事件还是发生了。
1942年，沈安娜和华明之的直接领导徐仲航被捕，和组织的联系断了。失去了组织的指引，有重要情报送不出去，沈安娜和华明之如坐针毡。
直到1945年10月的一天，吴克坚代表南方局来重接关系，和组织失散三年的沈安娜与华明之才找到组织。
国共内战时期，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战略情报，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中共建政后，沈安娜和丈夫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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