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建平
出版社：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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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留不下试读：
慈父二十年祭
又是寒冬，又是一年。
农历的十二月十四日，是我父亲的忌日。二十年前，天寒地冻的这天，我永远失去了父爱。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初涉人世的少年，那年我十六岁，刚上初中三年级。有人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身为穷人的孩子，却少年不识愁滋味。不但懵懂不谙世事，更不知道柴米油盐的贵重。所以当父亲进入弥留之际，母亲急匆匆请人叫我回家的时候，我依然嬉笑在同学中间。
祖上世居会稽山脉铜盘山一个叫后湾的半山腰上，开门见山，全家人靠种在几亩贫瘠山地上的玉米、番薯过日。父亲少年时，上过几年私塾，在他二十岁的时候，祖父为了给孩子找一条生存的路，带着干粮沿着会稽山脉寻找适宜生存的地方。经过数月的找寻，终于在离家近百里，也处在会稽山脉的源流岙找到了一块他们认为适宜生存的山地。于是，二十岁的父亲带着他十六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三叔，远离父母，在源流岙搭了个草棚，落地生根，开始了他们的创业。
父亲作为读过几年书的人，具有了不贫穷的思想。但在当时，凭着他和我三叔那两双还显稚嫩的肩膀，要想生存已是难事，何况想走出贫穷，真的是有点痴心妄想。于是，父亲在给三叔安排好一切后，离家到了余杭（俗称下三府），找到了已在余杭落脚的我的堂叔。然而命运多舛，父亲在没有搞清堂叔是做什么的情况下，就和他“混”在了一起（对此，父亲一直没有告诉我他和我堂叔做了什么，他只用一个“混”字来概括），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父亲有和我堂叔在余杭的一段经历，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被打成了反革命。这顶“反革命”的帽子，父亲一直戴到一九八二年的夏季。此时的父亲已经受苦多年，年近花甲。
我年少之时，很少能见到父亲，因为他被发配到远离源流岙的红卫大队干活。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父亲在红卫大队干活，而母亲在家所在地的东风大队干活？红卫大队和东风大队虽属同一个镇（当时叫公社），但两者相距十余里。因此父亲真的做到了早出晚归。为了挣那少得可怜的工分，父亲常常是早上担一担猪粪或人粪出门，晚上再担一担稻草或湿柴回来。回到了家真的是一动也不想再动。但不想动也得动，因为家中还有六个小孩六张嘴等着他和母亲归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渐渐做不了田间的重活，于是生产队就照顾他到了离家二十多里地的薛家山牧场干活。这样一来，名义上是照顾父亲，其实和发配差不多。整个牧场，只有父亲和一个年龄和他相仿、被人呼作小毛的光棍。两个大男人在牧场的工作一是养猪，二是管住生产队在薛家山上的柴山和毛竹山，防止有人偷偷砍伐，所以一年当中难得回家几趟。尽管如此，父亲每次回来，总要想方设法地为我们这帮孩子带好吃的，如野生的柿子、比板栗要小的柴栗（因为板栗、柿子是公家的，不能采摘）等野果。那时我最希望去的地方就是父亲所在的牧场，因为在那里父亲对我比在家里要好，而且满目青山竹园，可以任我玩耍。
父亲虽然年少离家，独立性强，但持家却不是个好手，幸亏有任劳任怨的母亲，所以我们姐弟六人终于被拉扯成人。父亲对我的几个姐姐管教是比较宽松的，对我则不一样了，相当严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女孩坏坏不到哪里，男孩坏就完蛋了。”虽然父亲对我严格，但他不像母亲，他实施的是思想教育，而我母亲实施的则是棍棒教育。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那时我大概七八岁的模样，少年贪玩，不知好歹，跟着一帮比我年长的伙伴去村头的溪里玩，因为我年龄小，再加上个子矮小，结果成了伙伴们的玩乐对象，被他们按在水里，喝了不少水。晚上父亲回家，邻居将我被伙伴们戏弄的事向父亲说了（邻居不敢向我母亲说，因为被母亲知道，等着我的肯定是一场棍棒交加的狠打，所以他们就告诉了认为不会打我的父亲），结果，我当天晚上就被父亲打了个屁股发青。
父亲喜欢看书，所以他经常向别人借书，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变得喜欢看书。父亲从不反对我看书，因此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杨家将》《呼家将》《说岳全传》《三侠五义》等，等我上初中一年级，我早就看完了四大名著和许多的古典书籍，并向武侠小说发展。看多了书，我总是希望自己也能写点东西给别人看，但天资愚钝，始终无法如愿，直到现在，这是我始终非常遗憾的，我想父亲如果泉下有知，肯定会为我感到遗憾。
少时辛苦，老来多病。父亲不到60岁身体就很差了，基本上干不了重活。于是他就从牧场回到了家中，不干活了也就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工分。为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父亲东凑西借终于凑了点本钱，从事起了每天能挣五六毛钱的“扯白糖”生意。每天五六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那时却是一个大男人一天的劳动所得。等到农田承包到户后，父亲扯白糖的生意也做不动了，每天就在家看看书，照看一下我大姐的女儿。在父亲的一生中，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城里人一样买一台电扇，但直到他故去，始终没有尝到电扇吹风的滋味。这始终是我心中的痛。
父亲离我而去时年仅64岁，按照现在的说法真的可以说是早逝。我是真正经历了人生三大悲事中的一大——少年丧父。所以我时常想，如果父亲能活到现在，哪怕再活十年，这不但是他的福气，同时也是我们儿女的福气，然而，这只是如果。父母的恩情往往只有在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现在虽可喜的是老母尚在，但我却没有真正地尽到为人子的责任，每每想来，心中惭愧不已。
在父亲去世二十年的忌日里，我突然想到了要写些文字，以纪念一下生我养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和很多的同龄人一样，大年三十一过，母亲就迈入了七十岁的大门。
母亲一生是辛苦的一生，从出生到现在，她只过过一次生日，那是她五十岁的生日。当时我父亲还在，可能自感生命即将进入尽头，父亲决定在母亲五十岁的时候，一定要给她过一次生日，一次和同龄人一样像模像样的生日。生性节俭的母亲极力反对过生日。但父亲斩钉截铁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过生日，有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过生日，无论如何，你得听我的。于是，母亲才过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生日。事实也果然如此，到了年底，父亲就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了。从此以后，生日就成了母亲和我们做子女的不曾记得的日子。
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才15岁，而那时的父亲已年近而立。母亲家里很苦，外公去世得早，外婆靠给大户人家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把母亲和她姐姐拉扯大。母亲每每说起这事，时常说当时的生活是吃一顿饿一顿的。外婆为了给女儿找条活路，同意了媒人的介绍，把尚不知道世事艰辛的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其实，对母亲来说，期盼着能过上早有菜粥、晚有番薯的美好日子，也是她幼小心灵的奢望。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次运动中，父亲成了“反革命”，成了人民群众的专政对象，而且被专政改造，母亲的奢望成了真正的镜花水月。所幸的是父亲虽然被专政改造，但人身还是比较自由的，能时常回家，这才燃起了母亲的生活勇气。
当初的母亲为了生存，必须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年幼瘦小的母亲，有着一股不服输、不求人的倔脾气。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拼着命地干。当时一个壮男劳力的工分是八到十分，而瘦小的母亲凭着一股犟劲挣到了六分，和当时生产队里那帮人高马大的壮年妇女挣到了一样的工分。正因为她这份犟劲，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不幸夭折，为此母亲也大病一场，我奶奶甚至为母亲准备好了身后事所需要的一切，但我母亲又凭着一股犟劲回到了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始终沉溺在失女的痛苦之中，为了让母亲能振作起来，父亲领养了我的大姐，当时大姐五岁，虽然大姐已经有点懂事，但母亲也不怕大姐知道自己的身世，从不隐瞒大姐抱养的事实，不但大姐可以时常回亲生父母家，而且我们两家还成了时常走动的亲戚。
随着大姐的到来，母亲的生气渐渐恢复，两年后母亲怀上了我的二姐，随后，基本上每隔两年我就增加一个姐姐。母亲三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五个女儿了。面对梯子档一样的孩子，母亲想了很久，决定再生一个。父亲曾经反对，当时的大队（村）领导也以不发放粮食威胁母亲，警告她不得再生。但母亲毫不妥协，于是就有了我来到这个美好世间的事实。生下我之后，母亲心愿已了了，所以不用大队的妇女主任做工作，自觉地到医院去做了节育手术。孩子多了，母亲身上的压力更大了。当时大队为了惩罚母亲，不但在母亲生病时让我家买不到一只鸭子，就连本该给的口粮也被扣除不少。时常是别人拿着箩筐能担回稻谷，而母亲只能灰溜溜地拿着一副空箩筐回到家中。
因为有了时时受人冷嘲热讽的经历，所以母亲心里时时憋着一股气，这股气不但用在生产队的农活上，还用在了对我们这帮小孩子上。因此我对母亲始终是这样说的：“别人说严父慈母，而我们正好相反，慈父严母。”对此，母亲并不否认，只是说：“如果我不是这样，你们这帮小孩能养大吗？”说实在的，母亲的这种不甘落人话柄的脾气，给我们姐弟六个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姐弟六个，从不淘气，很少被人告状上门，我的二姐唯一一次被人告状上门也是被人诬陷的。当时我二姐和一帮小伙伴在邻居的菜园子里玩，结果几个小孩子看到菜园子里的豆荚已经成熟了，就偷偷地摘了许多，我二姐站在旁边看，没有动手。谁知，到了晚上邻居老太却找上门来，说有人看到我二姐在她家地里偷摘豆荚，要母亲把偷摘来的豆荚拿出来。我母亲一听大怒，马上叫来二姐拷问，尽管二姐被母亲打得嘴角鲜血直流，但她绝不承认。那邻居还不相信，没有办法的母亲为了表示惩罚二姐“偷窃”的行为，随手拿起手边的一把柴刀，将二姐的右手放在桌子旁的长凳上，准备用力砍下去。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旁边的一个人死死地抱住了母亲将她拖开，不然，到今天我二姐绝对是个没有右手的残疾人。事后，母亲和二姐抱头痛哭。这事对我和其他的几个姐姐影响很大，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去别人家的私有地里玩了。
我虽然是母亲用尊严和苦难换来的，但母亲从不宠我，因为她坚信父亲的那句“女孩坏坏不到哪里，男孩坏就完蛋了”的话，所以对我要求比对我的姐姐们更加严格，因此，我基本是伴着母亲的棍棒成长的。不过现在想来真的要感谢母亲对我的严加管教，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母亲的棍棒教育，我现在肯定和同村的几个同龄人一样，天天待在家里侍弄那几亩责任田。同样，因为有了母亲的棍棒教育，我过早地明白了持家的艰辛。因此，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着为家里做拔草、放鸭、看鹅的活了，到了四年级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我就拿着一把镰刀（柴刀太重，拿不动），到离家两里多地的山上去割一小捆柴，然后背回家。其实，能被镰刀所割断的都是当年刚抽出来的嫩枝，割起来轻松，背回来很重，晒干了很少。尽管如此，我一直坚持了一年多，直到母亲坚决不要我做这事为止。后来，为了能自己挣学费，我先是利用晚上放学到天黑这段有限的时间，拿个簸箕，到田里抓泥鳅，攒上几天，等到有个一斤半斤了，再拿到市场上去卖。这活虽然轻松，但钱太少，完全不够交学费，但不管怎么样，多少为家里减少了点付学费的负担。等到初中的时候，我跟着堂兄利用寒暑假给泥水匠做小工。一年两个假期下来，能挣上二十多块钱。
母亲的手脚有一到冬天就失去知觉的毛病，对此母亲用了很多的方法医治，但都毫无效果。一次，我从父亲拔来的草药中看到了两样草药，好像我在山上时常见到的，于是，就暗暗地记在心里，趁放学和放假的时间，到山上去找，结果拔回来全部是杂草。
初中毕业后，我因为成绩差，没能考上高中，只收到了一所职业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专业也是我极不喜欢的养殖业。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对读书她认为无论什么学校，只要能读，都要读。因此我到当时位于上灶的一所职校里，读了两年的书。毕业后，找个工作很快成了我独立谋生的大事。经过多方努力，当时镇兽医站的许站长欣然接收了我，从此，我成了一名走家串户的农村兽医。尽管是兽医，但我也算是挣工资生活了。每个月四十五块钱的工资尽管不多，对母亲来说，也是极大的欣慰。
当时母亲的身体已每况愈下，我要她不要再到田地里去干活了，结果她说：“你只要一月挣一百二十块钱了，我就不做了。”结果三年后，我每月一百二十块钱的工资没有挣到，反而在许站长的支持下考上了大学，重新成了一名只会用钱不会挣钱的学生。为了给我挣学费，为了我能在大学里和别的同学一样生活，母亲节衣缩食，拼命干活。结果，在上山砍柴担柴时被沉重的柴担弄成了腰椎压缩性骨折，在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月。我那时就想，只要我工作了，我就不要让她干活了。谁知，等我三年大学读完，又碰上了娶妻购房的大事，想让母亲不再干活便成了一句空话，母亲依然忙碌着。
等到母亲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是在她经历了又一次腰椎骨折之后，她的到来，我的本意是想让她休养，谁知，女儿刚刚出生，而且是相当地认人，只认母亲及我和妻子，请了几个保姆，全部被女儿的哭声吓怕，没奈何间，只能把抱孩子的事交给母亲。等到女儿长大上了一年级，年岁越高的母亲又开始担当起了接送孙女的责任，每天坐公交车早送晚接，碰上车里拥挤，她又舍不得花钱打的，只能再等下一班公交车，等回到家中，已是天色昏暗。
子欲养而亲不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这种事出现在母亲身上，因为对父亲，我已经弥补不上，对母亲我尽量地不去产生这个遗憾。
我其他无能，只能用文字来祝愿母亲——祝七十寿辰快乐！
此时悲情悼三叔
接到堂兄电话的时候，尽管我早有准备，可是依然被这个电话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悲伤，很快弥漫了我的全身，泪水，顺着脸颊直流而下。
我的三叔走了，早上刚走，在经历了八十四年的岁月后，离开这个世界去了另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
三叔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弟弟，在他十六岁的时候，和我二十岁的父亲，背着祖母为他们准备的干粮和几个必需的农具，从王坛的铜盘山老屋沿会稽山脉北行，到现在的平水源流岙搭上草棚安家落户。
父亲读过几年书，所以落得个文不能致仕武不能干活，很多时候兄弟二人连自给自足都有点难度。但少年持家，却让三叔学会了很多三脚猫的功夫，如做篾匠，能编几只像模像样的篮子、竹筐；做石匠，能把棱角不清的石头敲打成棱角分明的基石；做泥水匠，能把家里主要的灶台给建好；还能杀猪宰羊。这些都是父亲所不能的。
父亲后来被在“下三府”（今余杭）谋出路的堂叔哄到了“下三府”，稀里糊涂地和堂叔混在了一起，等父亲猛然觉醒回到源流岙的时候，三叔已经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成了家，兄弟两人开始了“各开门户各吃饭”。所以我就成了我们所有堂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三叔虽然比父亲能干，但恪守“孝悌”传统。所以，自我懂事起，我就知道他和父亲从未有红脸吵架的时候。
父亲六十四岁那年早逝，尽管属于无疾而终，但因为没有准备，很多身后事情都是措手不及。特别是坟地，更是重中之重。在这个时候，三叔把他早就看好了的屋旁的坟地让了出来，这让父亲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终身的栖身之地。从此，我再也没有为清明、冬至给父亲扫墓发愁过，因为三叔说，只要我活着，你父亲的坟地我会整理好的。事实也是如此，一到清明、冬至，父亲杂草丛生的坟头都会被三叔清理得干干净净。
少年辛劳，老来多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三叔不但耳背，而且开始行走不便，发展到后来别人和他说话需要把嘴巴附到他耳边，他行走需要拄着两个拐杖才行。几个堂兄成家后，都搬到了山外，想让三叔也一起到山外生活，但在山窝窝里生活惯了的三叔坚持不肯去山外，喜欢独自一人守着那几间泥墙旧房。所幸我的几个堂兄和堂姐孝顺有加，所以三叔的生活用品基本不缺。
我每次回家都会去山里看看三叔，给他买条烟，买点吃的，当然在看三叔的同时，我顺便也去看一下父亲。每次见到我，三叔都会捎几个积攒了好久的鸡蛋或者过年留着的桂圆给我做点心，每到春天，他还会专门给我留点他自己晒制的笋干菜。
三叔和父亲一样，都秉承了祖父、祖母热情好客的秉性，路人路过家门口，口渴了喝杯水那基本属于开门进去自己找杯子喝就是。三叔家周边是茶地，每到采茶季节，三叔的家就成了采茶工人的休息地。此时的三叔会烧好开水，供采茶的人喝，有时候还会烧好饭菜，请几位路远的收茶的人吃饭。因此，三叔的好客是有口皆碑的。
三叔很早就说自己会死，因此，我还没结婚的时候，他就催着我说，“你赶紧结婚吧，别让我等不到你娶妻。”等我结婚了，他又催着我早点要孩子，不管男孩女孩，都好。我女儿出生后，去看三叔的时候，我都会带上女儿，他也是看着小女喜爱有加。
上个月底我接到老母的电话，说三叔生病了，我赶紧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赶去看望。三叔已经听从我几个堂兄的意见，搬到了外面，见到我，三叔显得很是高兴，和我唠了几句家常后，就催我，“你要去上班的，赶紧去吧。”前几天，我又去看他，他对我说，“你回去吧，今天没事的，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因为明天我就不在了。”第二天一早，我刚要打电话给堂兄，堂兄的电话来了，他说三叔没事，应该还能有几天。听了这话，我放心不少。只是没想到，今天我刚到单位不久，就接到了堂兄的电话，说三叔早上六点多的时候走了。
等我赶到老家，三叔已经头枕青砖躺在堂前的门板上了，神态安详，仿佛熟睡着。
一个下午，我坐在三叔身边没有走开，我要在三叔在世界扳着手指倒数的最后日子里，陪他一程。
逝者长已，生者长念。谨以此文悼念一下我刚刚逝去的三叔。
小叔
一直想着为小叔写点什么，但完全没有思路。小叔，仿佛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无法落笔书写。
但不管我愿不愿意写、会不会写，小叔还是走了，在正月十七那天。
堂姐说，那天午后，坐着晒太阳的小叔想睡了，堂姐和堂兄把他扶进房间。
躺到床上后，小叔说胸口有点闷，堂姐就慢慢地给他揉了几下胸口。
过了一会儿，堂姐感觉小叔睡熟了，让堂兄别吵他。但又过了一会儿，堂兄感觉不对劲，怎么没动静？仔细观察了一下，才回过神来，小叔走了！
小叔走得很安详，带着一丝笑意，走完了八十三个春秋。
父亲兄妹五个，父亲是老大。兄妹之间的年龄间隔都是两岁。所以，要知道几位叔叔和一位姑姑的年龄，很简单。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二十岁的父亲和十六岁的三叔在爷爷的带领下，寻到平水另谋生路。小叔和二叔一起，依旧守在铜盘山岗上的几块山地艰难挣扎着。
其实，和我父亲及三叔比，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小叔还算是幸福的。不过，小叔也一生辛劳，爷爷离世后，奶奶一直由小叔照顾。
小叔一生未娶。听姑姑说，小叔不是没机会成家，而是不想入赘给别人家做上门女婿，以致错过了成家的机会。
其实，在铜盘山顶上，靠着几块薄瘠的山地生存，要想娶妻生子，还真的是难事。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深受传统思想熏陶的小叔，最后还是接受了奶奶的意见，把三叔的三儿子过继了过去，也算有了后人。
父亲和三叔另居平水，一年之中，偶尔才回去几次，每次回去，小叔总是要给两位哥哥准备一些可以做农具的物品，如锄头柄、扁担等等。
我小时候，会在暑假的时候，回到铜盘山顶上度假。每到此时，小叔都会给我掰玉米，让奶奶煮给我吃。这时候的玉米，往往是老中挑嫩，并不好吃，可是，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依然是美味佳肴。
我们的家风很好，所以父亲兄妹五人，从没有过红脸吵架的时候。小叔虽然一人承担起了照顾奶奶的责任，但他从无怨言。
堂兄成家后，在平水买了房子，年事已高的小叔也就随着堂兄到了平水生活。
小叔到平水后，我也到绍兴工作了。尽管距离近了，但见面的时间依然很少，只是在我回家的时候，偶尔才去。
一直觉得小叔偏心，对三叔家的几个堂兄和堂姐好，对姑姑家的表兄表姐好，而对我家不是太好，每次奶奶让小叔带笋干、霉干菜下来，到了我家，他给的始终比奶奶要求的少。但后来才明白，小叔其实不是偏心，是用心，是感恩。三叔过继给了他儿子，让他不再无后，姑姑作为姐姐，有着兄长不能做到的细心。
或许，很多事都要等自己年龄大了，才会理解，才会知道，才会明白。
三叔去世的时候，我曾写过一文，那时候写得很流畅。但写小叔，却写得很艰涩，越写越觉得对小叔并不了解，不知道他的过去，不知道他的现在，当然更不知道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但我相信，以我们的家风，小叔一定也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也是一个在家族中有着一定分量的人。
无以为记，寥寥千字，记下我的心，我的怀念，我的真诚。
纸蝶翻飞
窗外，喜乐阵阵。初春的寒气似乎被这喜气勾兑得有了暖意。
忽然想起病中的小姐夫，该去看看了。虽然只有两天不见，仿佛过了两年那样漫长。
拨通电话，响了好久，才传来姐姐急促的声音：“等下说。”
我心一震，莫名生出一丝担忧，再也不能安心坐在屋内，起身下楼，开车就走。果然，车行不到五分钟，姐姐的电话来了。
来不及安慰，我的泪喷涌而出。
姐夫身体一直不错，所以偶有小病，从不在乎。前年小姐姐和我说，姐夫的胃不舒服很长时间了，让我拖着他去检查一下。我带着姐夫到绍兴的医院做了胃镜、B超，发觉是胃窦炎，也就按照医生的要求，配药吃药，一段时间后，胃果然不再出现不适。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几号的时候，小姐姐又告诉我，姐夫的胃不舒服，去医院做了胃镜，在胃壁上发现了一个凸起，医生说不出个所以然。
幸好，有一友人的亲戚在浙二医院，赶紧联系。一大早，带着姐夫去杭州，找到已经联系好的医生，医生看了下胃镜报告单，也说不上原因，就开出一张CT单子，可惜，浙二医院的CT室排着长队，无法当即检查。我就建议姐夫回绍兴检查，然后把单子拿到浙二。
第二天，姐夫去绍兴的医院做了CT检查，CT的报告单出来后，接诊的医生也说不出所以然，说要请专家会诊。
第三天早上，刚送女儿到学校的我，打电话问了结果，一听说要请专家会诊，赶紧拉上姐姐、姐夫，赶到杭州。
前天接诊的医生，看过CT片子，说，“今天要找另外的专家了。”
找到专家，他一看片子，对姐夫说，“你出去一下。”姐夫疑惑地走出门口，医生看不到姐夫的身影了，才说，“迟了。”
姐夫的病情果然和我预想中的一样。
再次通过关系，终于在带着姐夫快回到绍兴的途中，接到了浙二住院部的电话，有床位了。
接下来，就是接受医生建议，进行穿刺确诊和安排手术。
虽然我明白，这穿刺其实只是一个安慰性的排除法，这排除法比中500万的大奖还要渺茫，但我依然充满了期待。
穿刺后的结果，让我们姐弟几个泪流满面。等姐夫在麻醉中醒来，我一脸阳光对着他，“没事，住个院，做个手术就成。”
国庆马上到了，医院准备安排手术，但时间却排在国庆后。在这度日如年的时候，我们哪能等、哪敢等？在征得姐夫家人的同意后，姐夫被转到了浙一。
浙一医院的院长郑树森教授成了主刀医生。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能看到的肿块和涉及的淋巴被清理干净。
一切，让希望如阳光一样升起。虽然手术后医生说，如果能恢复，生命的历程也只在二年到三年。
听到医生的话，我心想，二年到三年，哪怕只有一年，也好，只要能活着。
手术后的姐夫待在ICU监护室，好不容易等到探视时间，我们终于见到了插满管子的姐夫。看着虚弱无力的姐夫，我只能默默祈祷上苍。
此后，杭州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违章停车和超速的罚单，也纷至沓来。
姐夫出院，我一早就赶到了杭州。去的路上，人车拥堵，我却并没有觉得烦，反而觉得亲切。心情决定环境。
化疗，是手术后必须要做的。姐夫手术后，消化一直不好，等我送他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说先调节消化，然后化疗。
化疗的医院在浙一的分院，也就是杭州城站附近。在去分院的路上，姐夫说，“化疗都一样，还是到绍兴去吧，先把消化调节好。”
我把车停在钱江三桥上，再次劝他，他坚持要回绍兴。其实，我知道，他也想在杭州，可他不想再拖累他的父母、妻子，所以，选择回绍兴。
化疗的副作用，让原本就虚弱的姐夫更加虚弱了，但让我看到了希望，毕竟，这是治疗，是在和病魔做斗争。
过年了，做了几次化疗的姐夫回家了。新年的头几天，他一直住在老家，我也就没去探望。正月初四，姐夫被外甥接到了平水，我才在新年第一次见到了他。此时的姐夫，虽然有些虚弱，但精神不错。我开玩笑说，“你老丈母娘好久没看到你了，有空的时候去看看。”
没想到，我这一句玩笑话，让姐夫下定了决心，不再顾及怕自己的虚弱，吓坏了老岳母，执意去看了我妈。
岳婿相见，泪水涟涟。本来就身体不好的老娘，自从见了女婿后，时常以泪洗面，身体也变得更加地虚弱。现在想来，真是后悔，既然姐夫有孝心，不想让我妈担心，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他去看呢？
在我以为姐夫身体开始慢慢恢复的时候，姐姐忽然打来电话，说姐夫的病突然发作，送杭州了。
我连夜赶到杭州。见到我的时候，姐夫已经不太会说话，但心境却很清楚，当姐姐告诉他我到的时候，原本躺着的他，竟然坐了起来。
医生告诉姐姐，姐夫的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无力回天，还是早点回家，免得身在杭州，无法返乡。
姐夫租用医院的救护车回了家，等我摸黑赶到姐夫家，虚弱的他依然能清楚地知道我的到来，依然要强撑着坐起来，用失神的眼睛寻找。
第二天，我一早赶去，挂着氧气的姐夫，躺在姐姐的怀里，无助、痛苦地呻吟着。我看过资料，知道这病很痛苦，很多病人不是被癌细胞杀死，而是被折磨死的。
我无力，我无能，我没有办法为姐夫减轻痛苦，能做的，就是去商店买了几条棉裤，给他替换。
姐夫走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细细地打量他。我找来一个口罩，给他戴上，我不想让他在另一个世界里，痛苦地张着嘴。
出殡的锣响了一遍又一遍，我坐在姐夫身边，看着那些供他在另一个世界使用的纸钱，在火舌的舔舐下，化作片片纸蝶。
纸蝶翻飞，亲昵地落在我头上、肩上、身上，钻进我的脖子。似乎姐夫知道我的不舍，化作翩翩纸蝶，和我亲热，和我告别。
蹄髈
早上，姐姐打电话给我，说给我买了个蹄髈，让我回去拿。
我很奇怪，怎么无缘无故地给我买一个蹄髈？姐姐说，这是母亲让她给我买的，母亲和她说，你弟弟四十岁了，趁我现在还在，能给他过一下生日，等他五十岁的时候，我肯定不能给他过生日了。
听了姐姐的话，我无言而立，泪水，顺着脸颊流下。
父亲早逝，家里的一切都压在了母亲瘦弱的肩膀上，可是母亲再瘦弱，在我们儿女的眼里，她依然伟岸，依然坚强。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母亲在我眼里更显高大，我一直以为母亲强壮着，年轻着，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衰老”这样的词和母亲联系起来。直到2007年的冬季，母亲再次腰椎骨裂，躺在床上无法动弹，我才突然发觉母亲老了，头上突然间冒出了许多白发。
2005年春节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短文《我的母亲》，用当时的心境写出了母亲一生的辛苦，可是，那时候的我依然以为母亲没老，依然没有想到母亲也会老去。当时只是想着按照咱们农村的习惯，我和几个姐姐早已成家，也都有了小孩，所以母亲已经到了儿孙绕膝的幸福时期，而没想到母亲已经衰老。
女儿上学后，母亲成了女儿的专职接送员。接送女儿既苦又累，但母亲从不把苦累表现在脸上，从不和我说这些，使我一直以为接送孩子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直到母亲卧病在床，接送女儿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才真切感受到了其中的苦累。
母亲因为腰椎骨裂，不得已动了手术，手术后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和我住在了一起。我一直希望母亲能过得舒服些，所以我每次上班前，都会在电饭煲里给母亲放好中午烧饭的米，到时候只要按一下开关就行，还嘱咐她我们回家自己会烧晚饭的，可是每当我下班回家，母亲一定已经把晚饭烧好了。到后来我才知道，母亲是硬撑着给自己和我们烧饭的。
俗话说“大人天地心，小孩无良心”，这话我也时常戏说，但从没把这话和自己连在一起，因为我一直自诩自己属于“有良心”的一类。
天底下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最无私的爱也是母爱。父母之爱比任何的爱都要深重，这点只有自己做了父母后才能体会。
母亲在病中，依然记得我这个已入不惑之年的儿子，在母亲眼里，儿女就是白发皓首，依然是小孩，依然需要她的关心、照顾和爱护。
母亲，娘啊，儿子也是做父亲的人了，竟然还要让您操心，按照旧时的伦理观念而言，那是极度的不孝。
从姐姐家拿回母亲给我买的蹄髈，我却无法下厨烹饪，我无法让母爱被我烹饪。
泪，不停地流。只要想到母亲的那句话，我的泪就无法遏制。
母亲，我的娘，我要如何才能报答您对我爱？
一碗馄饨
一碗馄饨，让我牵挂了近四十年。
那年我七岁。调皮的我在和小伙伴玩的时候，跌断了手臂。左手臂，让我像一根没有经过火煨的毛竹扁担一样，翘了。
手臂骨折，让我第一次到了绍兴城里。
绍兴，只听父母说过，从没到过，虽然从家到绍兴的距离不足二十公里，但那五毛钱一张的车票，让虽然到过绍兴，但从没在绍兴城里好好逛一圈的父母不得不凭着去绍兴城里看到的、听到的一知半解的见闻，在听觉上满足一帮儿女的好奇。
为了省五分钱的车费，父亲带着我坐车没有直接到绍兴汽车站（现城北桥汽车站），而是到了五云汽车站（现汽车东站），极少到绍兴的父亲一路打听，才打听到在东街的一家医院（那时候大概叫塔山卫生院）里有一位姓顾的骨科医生，医术高明。等我和父亲找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到了医生即将下班的时间，好在顾医生见我们远路赶来，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误了班车而无法回家，所以就推迟了下班时间，给我拍照，正骨。
等在脖子上挂了夹板、手臂缠了纱布的我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肚子的饥饿感早就战胜了刚才正骨时候的剧痛，就对父亲说：“爹，我肚子饿了。”
父亲看看我，动了几下嘴却没说什么，只是牵着我的手向解放路走去。那时候解放路远不如现在一条背街小巷繁华，可是对从没进过城、从没见过自行车、小汽车的我来说，无疑是看到了万花筒，周围的一切让我目不暇接。父亲带着我走到轩亭口秋瑾纪念碑旁边的一家小小的小吃店里，问我：“你想吃什么？”
那搁在蒸笼里的馒头、包子虽然已经不再冒热气，搁在油锅边的油条已经有些耷拉，可在我眼里依然是那样的喷香扑鼻，诱人异常，父亲小心地问了一下馒头、包子的价格后，再摸出口袋里的手巾包，小心地看了一下里面的钱和粮票，然后对那服务员说：“给我烧一碗馄饨吧！”
我不知道馄饨是什么？直到那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依然不知道碗里那黑黑的是紫菜，像虫子一样的是虾皮。父亲把调羹放到我手里说：“吃吧，这可是你从没吃过的好东西。”确实，我从没吃过馄饨，更不知道馄饨是用什么做的。
我小心地用调羹舀起一个馄饨，送到父亲嘴边，“爹，你吃吧。”“不用，爹肚子不饿，你吃吧，快点吃，要是误了班车我们就回不去了。”父亲推开我的手，笑着看我吃。
我舀了一个馄饨到嘴巴里，好香！轻轻一咬，里面竟然是肉。我慢慢地嚼着，慢慢地品味着这馄饨的美味。这是我从没品尝过的美味，那香、那鲜、那油油的汤水、红红的虾皮，让我哪里舍得一口咽下。一碗馄饨，我吃了足足大半天。父亲没有再催我，一直看着我喝完碗里最后一滴汤，再用舌头舔了一圈嘴唇后，才拉着我起身走向汽车站。
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我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复诊，但因为父亲要到生产队出工干活，来去匆匆，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让我回味无穷的馄饨。在此后的日子里，虽然多次到过绍兴城里，但家里捉襟见肘的日子让我早就打消了到解放路上去吃一碗馄饨的奢想。同时，绍兴城区解放路多次改造，轩亭口那家小小的小吃店早已不见踪影。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我工作了，等我拿到人生第一次工资——四十五元钱的时候，我带着五元钱赶到了绍兴，在轩亭口旁边的同心楼里叫了一碗馄饨，可是，不管我怎么品尝，怎么回味，都没有吃出七岁那年的味道。
从女儿向我道歉说起
早晨，依然是我送女儿去上学。关好门窗，我牵着女儿的手走了几级楼梯，才发觉女儿竟然没有带书包。我很生气，忍不住骂了她一句，女儿反抗说，“我以为你给我拿书包了，刚才不是你把书包给我从书房拿出来的吗？”我一听，对啊，书包是我拿出来的，可是读书要带书包是你自己的事情。
女儿怕赶不上公交车，开始发起脾气来，毕竟公交车不会因为有我们的存在而特意等待。我没理会她，只是顾自站在楼梯口，让她自己开门去拿书包。见做爸爸的没有帮助自己，这让原本有着期待的女儿更是生气，她背着书包狠狠地摔上门，又一把甩开我伸过去准备牵她的手，怒气冲冲跑下楼梯，边跑边说，“我不要你管，再也不要你管了，我自己会去坐车上学的。”
我也早就想着让女儿自己去上学了，可就是放不下只有做了父母才能体会到的那种牵挂和担心。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要把她送到公交车站，然后一直陪着她直到坐上公交车。今天，看着怒气冲冲的女儿，我突然想到确实也应该让女儿早点学会自立，毕竟也是读五年级的人了，迟早需要自立的。于是就看着她通通通跑下楼，然后才慢悠悠地下去，我要在背后看着生气的女儿自己去坐公交车。
女儿明显感觉到我就跟在后头，于是走得更加飞快。我远远地跟着她，看她过马路的时候如何躲避那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的汽车，看她如何躲避那如水的自行车、电瓶车。看着女儿在横过马路的时候，为躲避汽车、自行车和电瓶车走走停停、躲躲闪闪的，我的心也被吊得紧紧的，直到她穿过马路走到对面我认为是安全地段的时候，我才放下了心站在马路的对面，看着女儿坐上公交车。
按一直以来的习惯，我从报刊亭里买了一张报纸，然后站在路边边等班车边看报纸。这时，电话响了，拿起一看，是一个不熟悉的电话，按下接听键，就听到女儿在电话里轻声地说，“爸爸，我错了，早上不应该这样气你。”我听了，笑了一下，问她，“你知道错了？”“恩，我知道错了，所以向你道歉。”女儿到了学校，用学校里的公用电话专门打个电话向我道歉。
挂了电话，我不禁欣慰，看来我对女儿的教育还是有一点成功的。女儿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就教育她要懂得分享，特别是她喜欢吃的、喜欢玩的更要懂得和别人分享。所以现在女儿会在吃零食的时候，把零食塞进我和她妈妈的嘴巴里。女儿开始上学了，我就开始教育她要懂得感恩和道歉，懂得感谢所有帮助过她的人，懂得对被她伤害过的人有一份歉疚之心。同学之间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但孩子之间的矛盾大都是现在吵等下好，所以做家长的就没必要太重视孩子之间的矛盾，所以，我就教育女儿要有宽容之心，教育她宽容是一种美德。
其实很多时候做父母的也会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态度是对是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反思之后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对孩子说“我错了”。对女儿，我也反思过，也为要不要向女儿道歉挣扎过，挣扎了好久，我还是说出了“对不起，女儿，爸爸错了”的话。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向女儿道歉的情景。那天，一直到睡觉的时候女儿拿着备忘录让我签字，我才发觉作业没做好。我当然很生气，没问缘由，就伸出巴掌对着她的屁股啪啪就是两下。女儿哭了，她越是哭，我越是生气，当然，到最后，落在女儿屁股上的巴掌就大大超过开始的两下了。打过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看着在书房里抽泣着做作业的女儿，我开始反思，我这样不问缘由直接开打是对是错？反思了许久，我发觉我错了，我至少得先问清楚女儿为什么会忘记做作业？于是我就搂着女儿，问她缘由。她说，作业不是她忘记做，而是搞错了题目，做了另外一课的作业。我听了，诚恳地对女儿说，“爸爸错了，爸爸不应该没问清楚就打你。”对我的认错，女儿明显惊诧，但我还是从她惊诧的神情中看到了欣喜的表情。
我一直不把成绩的好坏看成衡量女儿以后是否成才的标准，对时常被周围朋友小孩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成绩比女儿好的困惑所缠绕的妻子，我经常开导她说，“女儿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生活阳光，比什么都重要，你看看电视里的一些残疾孩子，他们的父母只想着能让自己听到孩子叫一声哪怕是模模糊糊要靠自己的思维去辨别的爸爸妈妈，对做父母的来说，也无疑是天籁之音，可是实现不了，至少现在还实现不了这个无疑等同幻想的奢望。和这些父母相比，我们难道还不幸福？虽然女儿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至少她有一颗阳光的心灵，她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她不会记仇，不会在背后算计人，不会想很多阴暗的计谋，不会做一些卑鄙的事情。”
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也是家长继续成长成熟的过程。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只有自己身正，才能期盼孩子身正，只有自己平和，才能让孩子恬静。不要对孩子要求太高，要放得下自己的身架，别和孩子争个你大还是我大，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要求孩子阳光的时候，自己也要阳光；要求孩子宽容的时候，自己也得宽容，要求孩子向你道歉的时候，自己也得时时反省，及时道歉。
余香
许久不去姐姐家了，上星期周末，我在家闲着无事，突然想着去姐姐家坐坐。姐姐家远在山沟，没有公交车，平时人们出行全靠步行或骑自行车。我坐车到邻村的村口后，就走着去姐姐家。行至村口的坡路上，碰上一位拎着一篮青菜的老太太。我看着她，感觉有点面熟，就朝她笑了一下。这老太太看我朝她笑了笑，也回复我一笑。
就在我们擦肩而过的一瞬间，老太太突然停了下来，回过头问我：“你是不是XX（我姐姐的名字）的弟弟？”“是的，我是××的弟弟。”我回答道。“哦，我看着有点像。你现在还好吧？我和我家老太公经常说起你，说你是好人。想想二十多年前我们养鱼的时候，到你们村里来卖，大冬天的，你看到了，一定要多买我们两条鱼，说这样可以早点卖完，早点回家，这件事我们老两口记得很牢。前年听我们村里的人说，XX的弟弟为了救人被坏人打伤了，我们真的有点想不通，好人怎么会被人打了？我和老太公说起这事还流了不少的眼泪。现在身体好了吧？”老太太边说边仔细地朝我脸上看，“还好，还好，现在气色很好，好人有好报。喏，这篮菜是我刚割回来的，你们要买菜吃，我们反正是自己种的，多得很，你拿去吧。”老太太说完，硬把手中的一篮菜往我手上塞。“不，不，我不能要，我还要到我姐姐家去，我拎着你给我的菜去姐姐家，拎来拎去的，麻烦。谢谢！谢谢！”在我的再三推辞下，老太太终于收回了手中的菜篮子，蹒跚着往家中走去。
说实在的，我看着老太太还真的一时想不起为了让两个老人早点回家而多买两条鱼的事。回忆了许久，我终于回想起那是二十年前的冬天。那天是腊月二十八，单位放假后我回到了老家，刚走到家门口，看到家门口有一对老夫妇坐在两只大脚盆前，脚盆里面装着大小不一的鲫鱼、鲤鱼、鲢鱼，在叫卖着。冷风吹在两位老人的身上，使他们本来佝偻着的身子更加佝偻了，特别是那老大爷的鼻子上还挂着清水鼻涕。我心里一动，进屋放下东西后，随手倒了两杯开水，出门递到他们手上，并说：“你们给我抓几条鱼吧，我多买两条，这样你们可以早点卖掉回家。”老太太听了我的话，赶紧说道：“谢谢，谢谢！”并精心地为我挑了两条鲤鱼、两条鲢鱼，过秤时还把秤杆翘得高高的。
事情过去二十年了，我早就忘记了，因为在我意识中，我没有刻意去做，鱼是过年时节一定要买的，多买两条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件小事，却让两位老人牢牢地记了十多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也没有对这话有多大的理解，但碰到这一事后，我对这话有了深刻的理解。
作为警察，我们每天会接触不同的人，这些人的层次不一，贫富不一。对此，我们就必须要懂得“平等待人”，必须懂得“人格尊严平等”，必须深刻领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抱着一颗平等的心，把当事人看作自己的亲人，换位思考，以心换心，才能真正做到“众生平等”，才能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付出就别想着回报，时刻想着回报的付出不是付出，而是刻意而为谋求。为谋求而付出，小辫子就会时常被人拽在手里，让你无法动弹，无法挣脱，犹如咬了钩子的鱼儿，任人摆布。试想，如此做人痛苦不？
平时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人民群众都会牢牢地记在心中，正如《宰相刘罗锅》片尾曲中唱的那样，“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所以，事后我时常在想，老人在时时感激我的同时，我也要时时感激他们，他们让我真正懂得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深刻含义。
愿做“佛门犬”
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曾经刻过一枚印章，其文为“青藤门下走狗”。初见此语，不甚理解，只是能感觉到郑板桥对徐渭徐文长的崇敬，然而，当我从寿圣寺中看到一只狗的时候，我才突然领悟到郑板桥专门刻一枚“青藤门下狗”印章的深意。
寿圣寺在长兴水口顾渚山景区内，是一座有着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千年古刹。沧海桑田，世事更迭，但屹立于寺院中间的一雌一雄两株年龄高达一千七百多年的古树，却见证了寿圣寺的千年历史。长兴县文联的杜主席引着我们一帮“文化采风”人步入寿圣寺的时候，寿圣寺的方丈界隆法师竟然站在寺前迎接，让我等凡辈受宠若惊。
界隆法师一路领着我们觐见供奉在寿圣寺的佛陀，向我们讲解着佛门礼仪。引领我们登上供奉着圆成大和尚舍利子的佛殿，让我有幸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舍利子。那舍利子有二，一是一个完整的头盖骨舍利子，一是一颗珠状舍利子。舍利子是佛门得道高僧特有的，并不是每个僧人在圆寂后都会有舍利子，而是要有一定修行的高僧才会有，所以圆成老和尚的舍利子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罕见。记得有一位广西的朋友在一次网上聊天时，给我发过几张照片，那是他们当地一位修行比较深厚的比丘尼的舍利子，那闪着玄光的舍利子，让人一见心中就会升起一股莫名的敬仰。
在这样的佛门圣地，我见到了一只狗，一只白色的、长毛的京巴狗（我也不知道定性正确否）。初见那只狗时，我们坐在寿圣寺接客的客堂里，听寿圣寺方丈界隆法师为我们讲授佛法的神妙。它匍匐于界隆法师脚下，纹丝不动，静静地听着界隆法师为我们讲解佛法的精妙，佛法的缘分。心中有佛，一切随缘，不强求，不苛求，珍惜得到的。等界隆法师讲完一个段落后，有人问他趴在他脚下的狗是怎么回事？界隆法师笑着说，万物皆有缘，狗也是，这狗落户寺院，就是一只佛门犬。
好一只佛门犬，听法师一言，我再细看这狗，竟然看出与尘世中所见的普通狗不同的地方来，它很静，很神秘，静得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神秘得让人无法知晓它是什么时候来的，是怎么进来的。因为我们在进客堂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它的身影，或许是当时我们一心向佛，心无旁骛的缘故吧。
佛门一直被人称为“圣地”，这确实如此，曾经在旅游的时候进过不少的佛门净域，但从来没有这次的感受，或许和心境有关，或许和界隆法师的亲和有关，或许和寿圣寺的环境有关。不管有诸多的理由，一切都让我进入此地，心生安详。
尘世喧嚣，人心嘈杂，世事的纷争，终有一处可以让人心生安详、不理世事喧嚣嘈杂之所，佛门正是人心渴求的圣地。狗，虽为动物、异类，可是当它步入佛门，它也是心生安详的“佛门犬”。犬和狗为同一动物，可是称呼的不同就体现出了境界的不同。羡慕这留恋尘世的狗进入佛门圣地后，能成为心无旁骛的犬，若有来世，我倒愿意做一只无欲无求的“佛门犬”。
自在林禅寺的猫
自在林禅寺有一只猫，背部棕色，夹杂有黑色斑纹，腹部白色，个子很大，也很壮实。
我们走到自在林禅寺门口的时候，猫站在禅寺前的香炉旁。仰着头，细细打量着我们几位不速之客。或许是很少有人打搅，让它感觉既新奇又不安。所以，它打量了我们一番后，迈着有点慌乱的猫步走到了房屋的边缘。
住持释本凡师父为我们拿来椅子，邀请我们坐下歇脚。这猫或许从住持的行动和我们的举动中看到了善意，于是一改刚才的慌乱，显得从容不迫起来，猫步依然是猫步，但明显显示出了婀娜多姿。
猫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走到释本凡师父的后面趴下，侧着头，竖着耳朵，细细地聆听释本凡师父和我们交流红尘和空门，喧嚣和寂静，渡人和人渡。
佛门的理论相当深奥，我听了半天依然没有听出些所以然来，于是，我就装着认真听的样子，看着那猫。
那猫发觉我在看它，也转过头和我两眼对视，从它的眼睛里，我竟然看到了若有所思的睿智和深沉。不知道是不是在怪我没有佛缘，没有听释本凡师父的传道。
假如我在这个时候问释本凡师父，猫在禅寺属于什么？那么我相信释本凡师父肯定会说，这猫落户在自在林禅寺，那肯定是一只佛门猫了。佛门猫吃什么？它还会吃鱼吃老鼠吗？这不是我所能考虑的和需要考虑的，我看到殿前一张放着香烛的桌子下的一只盛着饼干面包之类食物的猫碗，我仿佛找到了答案，不管正确与否。
继续看着静静地听着释本凡师父讲述、若有所思的猫，我不禁有种感慨，连生性顽劣的猫，都能静心向禅，灵性逐现，而我，却无心向禅，这是幸还是不幸？
人都要有一个信念，让信念成为自己生命的支持，只有这样，人生才不会无聊，生命才不会虚度。
做人要知足，要常乐，要做到境随心动，而不是心随境动。
境随心动，能做到随遇而安。心随境动，只能是欲无止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都不容易
上周五，坐某航的飞机去大连。登机时间是上午十点四十。
九点半过安检，等到十点多，某航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喊，“某某，某某某，赶紧去换登机牌，换乘另外的航班，你所在的航班延误了。”
没有叫到我的名字，也没有叫到同行者的名字，我们坦然地等在候机处，等待检票登机。
十点四十，没有检票。
十点五十，依然没有检票。
候机的人开始骚动，站在检票口的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成了众矢之的。
解释，耐心解释，细心解释。航班延误，请稍等。
候机的人开始平静。
又来一位工作人员，喊道，“航班延误，现在还有一个航班可以提前走，要走的赶紧去柜台改签。”
一大帮人拖着行李，争先恐后地冲出候机厅，重新排在安检处，等待再次安检进候机厅。
一阵忙活，刚经过安检的行李再次被安检。进了候机厅，刚才呼喊的工作人员非常抱歉地说：“不要意思，刚才的航班人员满了，你们得等下一班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我们也在等通知。”
刚才的候机处再次喧闹若市。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来了一个又一个。解释，道歉，鞠躬，都用上了，但依然无人平静。
十二点多了，某航的工作人员拿来了快餐，一帮吵得饥肠辘辘的乘客，凭着登机牌，领到了一份简单的快餐。
快餐用毕，争吵继续，要求赔偿的，要求退票的，要求道歉的，各种声音都有。
某航的工作人员再次道歉，并请误机人员乘车去酒店休息，等到航班正常了，继续登机。
谩骂开始升级，三名工作人员无力招架，声音开始发颤，鞠躬道歉继续。好不容易安抚了部分乘客，同意坐车去酒店，又有几个人跳出来反对。工作人员继续解释，继续保证，就差下跪了。
喧闹了半天的乘客终于明白，鸡蛋碰不过石头，还是乖乖地去酒店休息。
再次走出候机厅，坐上大巴。大巴一路狂奔，行车三十多分钟，到了一个远离机场的酒店。此时的乘客，心中再有怨气，也无法发泄，只能乖乖地领了房卡，安心休息。此时的时间将近下午两点。
一个多小时后，酒店服务员电话通知，赶紧到大厅集合，马上开赴机场。
再次过安检。
坐一次飞机，过三次安检，创个人历史纪录。
工作人员站在候机处的检票口，一手一叠百元大钞，一手一张表格。登机者，凭登机牌领一百元，然后在表格上签名。每发一百元，工作人员鞠躬一次，道歉一次。
下午四点终于坐上飞机，又过了半个小时，飞机终于起飞。
坐在机上，想着今天一天的行程由于航班延误而泡汤，不禁懊恼，再想想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那受罪的样子，不禁感叹不容易，这世界上，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容易。
理解，宽容，换位思考。
雨中孑行
周六，赖床到九点还不想起来，不因为别的，只因为有一份难以言说的抑郁闷在心里。
习惯早起，赖床无疑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拉开窗帘，窗外细雨蒙蒙。开窗，细雨随着寒风扑面而来，却吹不走心头的那份郁闷。
打电话给同学，问他上午有事没，同学回答没事。我打的赶到他单位，没有说什么，只是伸出手，让他把车钥匙给我。
坐到车上，点火发动，我才恍然，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搞明白我开车要去做什么。我的目的地又在哪里。
一切信马由缰，只是凭着一份感觉小心地踩着油门，把着方向，直到车过宛萎山山脚，才蓦然惊觉我把车开到了平水大道上，在回家的路上。家，永远是深刻在骨子里的港湾。
我没有把方向转到家的方向，而是沿着平水大道一直向前。车内的音响被我开得很大，低音的震动让人有一种激动和冲动。
细雨的雨滴打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没有很快流走，而是要停留好久才会和后面的雨滴一起抱结成团，顺风而走。玻璃模糊，需要用雨刮器刮一下才能看清前面的风景。
路上的车不多，我把车开得很慢，任由细雨把挡风玻璃打得斑驳陆离，不为别的，只为此时看车外那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虚幻。
细雨，让路边的青山都遮上了一层薄纱，云遮雾掩，看不清山上的景物，只有一色的青黛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近处的那些柿树早已落叶，但偶尔也能见到几片火红的枯叶还孤零零地挂在枝头，在细雨和寒风中颤抖和晃荡。
公路夹在青山之间，一条不大不小的溪流时而和公路平行，时而穿路而过。翠竹、绝壁、溪流、水潭让人流连忘返。
停车而下，寒风拂面却不觉刺骨，细雨飘落在额头，凉凉的，只是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的镜片，很快和汽车的挡风玻璃一样，模糊一片，让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朦胧而神秘。
站在车前，看着掩遮在云雾中的青山，突然惊喜地发现一只野鸭扑腾着翅膀掠过路下的溪流的水面，翅膀扇过，水面仰起一阵微波，让我竟然呆立了许久。
回神细看，才知道自己已经把车开到了舜王庙的脚下。为保护小舜江源头而种植的白杨早已落叶，“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光秃秃的枝干让人感受到了另一种境界。
舜王庙已经被开发成了一个景区，面积扩大了很多。既到庙前，也该去祭拜一下这位华夏先祖。庙内已经有人在燃烛拈香跪拜，我也学其样，供上香烛，虔诚跪拜。等我跪拜后站起，端详着舜宽厚、智慧、仁慈的庄严之相，心中抑郁之气全无。
此时我突然惊觉，人其实需要有一个寄托，这个寄托的对象不管有形无形，虚拟真实，只要我们心中有形就成。“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不是人类生存交往的悲哀，而是人生活的实在。在无法言喻、无法理解的时候，找一个自以为能寄托的对象，来一次隔空交流，其实，在交流的时候，我也很明白，这其实是自欺欺人，可是不自欺欺人不行。不自欺欺人，我就无法排解心中的抑郁；不自欺欺人我就无法瞬间惊觉；不自欺欺人我就永远摆脱不了阴影。自欺欺人依我看来也是一种意识、一种境界。
又见兰花吐香
今天周末，也是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情人节，可是，对我而言，无论这个情人节如何热闹，如何让人热血沸腾，都只是一个镜花水月的理想梦幻，于是也就睡个懒觉，赖到十点多才起。
刚走出房间，就闻到一股优雅的清香。前几天还含苞的兰花开了，我心里竟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感动。那盆兰花放在餐厅后窗口，已经有好几年了，除了刚到家那年开过几朵清香四溢的兰花外，接连几年都没有见它开花，去年春节期间，我在餐厅里突然间闻到一股优雅的清香，开窗一看，才知道原本以为不会再含苞吐香的那盆兰花竟然开出了十多个花苞，有几个花苞已经开放，还有几个含苞待放。我搬进客厅，放在音响上面，那优雅的清香让我享受了好长一段时间。
今年开春，我对这盆曾经给我带来过意外惊喜的兰花竟然多了些急切的期待，期待它能再次开花，给我那小小的陋室添上那君子似的淡淡清香，所以也就格外地留意，果然，这盆兰花不负厚望，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前几天，天刚刚开始回暖的时候，我把寒冬来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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