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民国四大传记 李鸿章传：双色珍藏版试读：
序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著有《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学术概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一、本书完全依照西方人的传记文体，记述李鸿章一生的事迹，并加以评论，使今后的读者，对他这个人有所了解。
二、中国的旧式文体，凡是记一个人的事迹，或者用传，或者用年谱，或者用事略（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都是记述生平经历和事迹的，不做是非褒贬的评论，如果有也只是附于文章后面。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实际是史马迁首创的，《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都是这样的。后世人缺乏历史见识，不敢跟着学。我愚钝不敏，偷偷把司马迁的写法拿来一试。
三、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一不和李鸿章有关，所以为李鸿章作传，不能不以做近代史的态度和笔法来写。我对于时局稍微有些见解，不敢隐讳，目的不是给前人看，而是给后人看。只可惜时间太短，身边没有一本书可参考，因此书中记述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日后有机会补充修正。
四、关于江南之战，记述湘军事迹很多，似乎有些跑题了；但淮军与湘军的关系极其复杂，如果不这么写就不能充分展现当时的形势，望读者谅解。
五、《中东铁路和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都全文转载下来。因为李鸿章本人事迹的前因后果，与这类公文的关系很密切，因此宁愿使文章拖沓，也全部收录。
六、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诽谤很多。我与他，在政治上是公敌，私下里也只是泛泛之交，当然不会有心为他抱屈辩护。所以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这完全是因为作史者一定要禀着公平之心来写。否则，就会失真也有失公允。英国著名首相格林威尔曾呵斥为他画像的画家说：“画出我的真实面目来！不要失去了我的真相。”我写这本书，自信不至于遭到格林威尔那样的呵斥。李鸿章若泉下有知，必然也会含笑于地下说：“这小子是我的知音。”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作者自序（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译文部分
第一章 绪论
天下只有平庸的人不被责怪，也不受赞誉。如果一个人被全天下的人憎恨，那么他可说是超乎寻常的奸雄了。虽然，天下说这些话的，大部分都是平常人，千百人里也难找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那么，以平常人的眼光和见识来评论非常之人，是可信的吗？所以，享誉满天下的，未必不是被人厌恶的伪君子；遭天下诽谤的，未必不是伟人。俗话说：盖棺论定（即死后才给一个人下结论）。我看有不少人死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对他的评价也还是没个定论的。各自认为自己所评论的是非没问题，那么，后世的史家或论者将如何从中甄别鉴定呢？如：有的人被千万人赞誉，同时也被千万人诋毁；对其称颂达到顶点，对其诽谤也达到顶点。他今天所遭到的诋毁，正好可以与他当初受到的赞誉相抵消；他今天所受的赞誉，正好与他当初所受的诋毁相抵消，像这样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回答是：这种人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人了。他是非常人的奸雄，还是非常人的豪杰，我们暂且不论，而看他所处的位置和所做的事情，就不是平庸之人的眼光和见识随便可以信口雌黄的。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可以读我的这本《李鸿章传》。
我敬重李鸿章的才干，我惋惜他见识的不足，我又同情他的遭遇。李鸿章曾环游欧洲，在德国面见当时的宰相俾斯麦，曾请教地问道：“作为一国的大臣，想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事，但满朝的人与自己意见不合，大家合力阻挠，束缚你的手脚，此种情况下，仍想不放弃自己志向，应从何处入手，怎么做呢？”俾斯麦回答说：“首先要得到皇上的支持，有他支持你就获得了特别权力，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李鸿章说：“比如现有这么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什么人的话都能听进去，君主身边的近臣和侍卫人员，又经常狐假虎威，借主子名义把持着大局。那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深思了良久说：“作为大臣，如果他是以忠诚之心操劳国事，估计就没有不被君主理解体谅的，只有与妇人女子共事，就不好说了。”（这些话是从西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普通华文如《星轺日记》所登载的内容，因有所忌讳而不敢全译）对此，李鸿章沉默认同。唉，我看李鸿章胸中的气闷不快和牢骚忧郁，不是旁观者所能理解的。我因此批评他，我也因此理解他。李鸿章
自从李鸿章在全世界扬名以来，五大洲各国各界，几乎只知道李鸿章，不知道有中国。简单地说，可以说李鸿章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了。以甲国人的身份来评论乙国人的事，是必然不能得知其真相的，原因自不必说，但若举出重要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流的重要人物。读中国近代史，势必不能不说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的人，也势必不能不参见中国近代史，这是有识之士都认同的。所以我现在这本书，也可命名为“同光以来大事记”了。
不仅如此。大凡一个国家今天之现象，必然与它之前的历史有因应关系，所以，过去的历史是今天现象出现的原因，而今天的现象是之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以李鸿章与今日中国的深切关系，那么要想评价李鸿章这个人物，就势必要以高远而准确的眼光，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化更迭的大势、中国各民族的此消彼长与兴衰的发展方向，及当今中外交涉中的隐情内幕，如此才能了解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独特位置。孟子说：知人论世。世情世事固然不容易评论，而人难道是容易了解的吗？
今天中国的一些时评家，往往以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叛乱为李鸿章的功绩，以数次与外国的谈判议和为李鸿章的罪过。我以为这种功罪评价都有失妥当。过去，俾斯麦曾对李鸿章说：“我们欧洲人把抵御异族入侵当作功绩。为保全一家的利益而自相残杀，是欧洲人不赞赏的做法。”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可说是兄弟间同室操戈，兄长得胜罢了，如果以此为功劳，那天下兄弟们都会忧惧不安啊。国人因为国耻，积愤已久，痛恨与外国的和议，从而把怨恨都迁怒、集中到李鸿章一人身上，事出固然有因，然而如果设身处地想想，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〇〇年八九月之交，假使这些批评者也处在李鸿章的位置，那么他们的举措和行为，果真就能比李鸿章表现出色吗？对李鸿章批评指责的人，不过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嬉笑怒骂，图一时口舌之快罢了。所以，我对李鸿章对于中国的功罪评价，恰恰是与此不同的。李鸿章与俾斯麦交谈
李鸿章现在已经去世了。国外的评论者，都把李鸿章当成当今中国的第一人。有人说：李鸿章的死，势必会带来中国局势的大变动。李鸿章果真可称得上中国第一人与否，我不敢说，但现在年龄一般在五十岁以上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员，没有一人比得上李鸿章的，这个是我可以断言的；李鸿章的死，与中国全局有无关系，我不敢说，但现今政府失去一个李鸿章，如同虎失去其伥，失去得力助手，瞎子失去说唱的本领，可说是情势危险，前途堪忧，此后麻烦事会越来越多，这个也是我敢断言的。而我又希望外国人对李鸿章的评论有失其真，假使这些评论是真的，那么以我诺大一个中国，只靠一个李鸿章来支撑吗？中国还有病愈的时候吗？
西方有哲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我不能不称他为英雄。虽然，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时势所造的英雄，是平常的英雄。天下如此之大，历史这么久远，何时何代没有时势？所以读一读二十四史，像他李鸿章这样的英雄，可说是为数众多，车载斗量；而造时势的英雄，阅尽历史，往往千年也不出一个啊。这就是我中国历史一直以来因循守旧、缺少创造活力、终不能大放异彩、震撼世界的原因。我写这本书时，胸中自始至终有着这种感慨。
历史学家评价霍光时，常感叹其不学无术。我认为李鸿章之所以不能成为非常的英雄，也因这四个字。李鸿章不了解国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原理，不通晓世界的大趋势，不懂政治的民生之本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加剧的时代，只知道做些添补缺漏的改良工作，苟且偷安，不为休养并扩充国民实力做些事情，把国家建成威名远扬的强大国家，仅仅捡拾了点西方的皮毛，取水却忘了源头，就此自足自安，甚至还凭借自己的那点小才智，想与世界上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让出大的利益，却争竞蝇头小利，这不是他不鞠躬尽瘁，但这于事何补呢？孟子说：在尊长面前大吃猛喝，却讲求不要用牙齿啃干肉，这就叫做不知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说得很对啊。李鸿章晚年所做的事桩桩失败，都因为此。尽管如此，这又何必深加指责他？他李鸿章本来就不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大凡一个人，生于一个社会当中，总会被这个社会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思想、习俗和观念所束缚而不能自拔。李鸿章没生在欧洲而生在中国，没生活在今日而生在数十年前，先于他而生和与他同时代的人，并没出现一个能造时势的英雄来引导他、帮助他，而当时中国所孕育培养的人物，也就是这样了，自然不能把责任归咎于李鸿章一人。况且他的遭遇也和他的心志在当时形势下难以得到实现有关吧？所以我说：我敬李鸿章的才干，惋惜李鸿章的见识之不足，而哀怜李鸿章的遭遇。但自此后会有沿着李鸿章的道路有所成就的人吗？时势既然已变，那能称为英雄的，自然与以往也不一样，希望他不要用我为李鸿章开脱的话来自我宽恕。
第二章 李鸿章所处的历史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清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要评定李鸿章这个人物，就要对李鸿章所属的国家，及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两个方面，都不能没有深刻了解。
一是李鸿章所属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来君主专制的国家，又正好赶上专制政体发展到成熟，达到极限的时代；
二是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满洲人入主中原成立的统一国家，又正好赶上杂居和统治已久，汉族权利逐渐恢复的时代。宣统元年李鸿章像大清银行兑换券
评论家们动不动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权臣。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权臣，这个说法界定的标准是什么。即使如此，如果把李鸿章与两汉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相比，与近代欧、美、日本那些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大臣们相比，那李鸿章的权利则远远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回顾古代中国的权臣，他们都是专权独断、擅自作威作福、挟持君主、天下人不敢正视，从而动摇江山社稷的人，而李鸿章却是忠直不二，并无非分野心，这也可说是纯正的大臣了；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个权臣，那看近代各国的权臣们，他们都是雷厉风行、改革政务、按自己意愿把持操纵、不回避嫌猜和责难的人，而李鸿章却是因循守旧、不自振作、缩头缩尾、无所成就，这可说是个庸碌的大臣了。即使这样，李鸿章所处的时代，还是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的，在此我试着与读者一起放大、放明我们的眼光，上下古今，逐一分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这是全天下的人所共知的。虽然，这个专制政体，也在因循着进化论的原理，渐渐发展并发达起来，到现代中国，开始走向圆满，所以所谓权臣的权力，到今天几乎被剥夺削除完了。回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的三桓（季孙、孟孙、叔孙），晋国的六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范氏），齐国的陈田，都可说是千百年来最大的权臣了。那时候可说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万中取千，千中取百，一层层选拔上来的。如同一棵大树，树枝如果太强大，必然会伤了树干，这是势所必然的。自两汉起，天下成一统，中央集权的政体逐渐生成，但其根基还没稳固，所以外戚掌权的祸乱特别严重。像霍光、邓骘、窦宪、梁冀这些人相继而起，其权势炙手可热，王莽趁机篡夺了汉朝的江山，此时还带有贵族政治的特点，可说是贵族政治的余波了。如果没有相当的家世门弟，绝不敢有掌握大权的非分之想。范晔在《后汉书》中说到张奂、皇甫规等人，虽功劳盖世，名声传四海，举手投足间，几乎可决定天子性命，但面对天子还是不顾形象地恭敬跪拜而毫无后悔之心，这就要归功于“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的作用了，这理应如此吧。然而此时贵族掌权之风气并未衰落，所以如没有贵族的出身和资历，是不敢有不轨之二心的。这可说是权臣的第一种类型。儒家创始人——孔子
至董卓以后，各路豪杰纷纷而起，曹操趁机窃取了高位，靠武功成为权臣的应该说是从曹操开始的。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等人，都是走的这条武功夺权的道路。这是权臣中的第二类。又如秦朝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都出身于平民家庭，并没什么家世背景和依靠，却能凭自己的才学被主上赏识信任，从而委以大任，得以实行自己的志向，全国上下都俯首听命，一时间大权在握，无人可及，其权势几乎相当于近代君主立宪国家中的首相了。这是权臣中的第三类。还有一类层次在下面的权臣，他们花言巧语，讨好献媚，取悦主上，窃取国家的大权，却带给百姓祸乱和悲惨命运，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常侍，唐代的卢杞、李林甫，宋代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代的刘瑾、魏忠贤，都是些气度狭小，见识浅陋的强盗一样的人物，其实不值得充数的。这些是权臣中的第四类。以上四类，可以说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出现的权臣，都大致包括进去了。
简言之，越是古代权臣越多，越到近代权臣越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权臣势力的此消彼长，和专制政体的发展进化成比例关系，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应有两大原因：一因传统儒家思想的渗透教育，二因雄才大略之君主的谋略和努力。当初，先哲孔子看到周朝末年贵族政治所存在的极大弊端，就思考着如何通过一个明君来安定天下，所以在贵族势力恣肆猖獗时，他就著书立说，建立起儒家思想这个理论体系来教化民心，并一再解释、谆谆诱导，强调其作用和意义。
西汉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等人，开始承袭、完善并利用儒家思想，以此树起君主的权威。汉武帝尊崇标榜六艺，而罢黜百家之思想学术，专门弘扬儒家思想来教化并统治天下，天上地下、天子与臣民的尊卑关系更加明显，天下人才开始认识到权臣现象是应该被指责诟病的。之后两千年来，都以此儒家思想作为国民教育的核心思想，宋代学者又进一步补充、弘扬这种思想，使之基础更加稳固，凡是上流社会的官员、名流，及洁身自好的人，无不悉心学习，检点自己的言行以遵守之。儒家的思想和义理既然已深入人心，自然就消除了人心中的野心和飞扬跋扈之气，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儒家思想。如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到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及李鸿章，都是受此思想影响很深刻的人。加之历代的君主，有鉴于国家兴亡之原因和补救之方法的思考和研究，其方法日益完善周密，所以贵族势力的权柄，到汉代末年几乎已消失殆尽。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对待功臣，都给予优厚的俸禄，却削夺其兵权；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对功臣，则是抓嫌疑定罪状，甚至满门抄斩，虽然做法和宽忍程度不同，但削弱其兵权以巩固自己作为君主的无上权威则是相同的。到了近代，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也被取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互相牵制，而皇帝则可执一条长鞭随意对他们进行统御。即使在朝中当十年宰相，在地方做官被封疆千里，但皇帝的一纸诏书一朝传令下来，就可能被削夺官职，束手就擒，被小吏押送，与平民百姓没什么区别，所以身居重要地位的人几乎没多少能有幸获免的，只好以持盈保泰来保全名声和身家性命，并以此自勉，难道是他们的性情修养比古人更好了吗？实在是势态所逼啊。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心存骄傲和野心的人就有所顾忌，不敢透露释放其志向，天下也就因此得以安定了。而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则常有如履薄冰之感，并以此为警戒，不想身居要职以避嫌疑，即使有国家大事，明知道自己应坚持原则，应有所担当，也不敢首当其冲地去力排群议，违抗圣旨。俗话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朝人士，都是明哲保身主义者，非一朝一夕而成，而是由来已久，逐日形成的。封建社会的金榜封建社会追求中庸的知识分子
到了本朝（清朝），又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本朝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部落，逐渐强大，龙飞崛起，进而入主中原。以其数十万人的一个外来民族，统治人数上亿的汉族人，他们不可能没你我之区别，这是形势造成的。自从在云南、福建和广东设立三藩，任命降将为封僵大吏，结果造成尾大不掉、致使其犯上造反的危险形势，竭尽全力才将其平定，之后威权才又归于统一。所以两百年来，只有满人成为权臣的，而汉人中则没有。如鳌拜、和珅，如肃顺、端华等人，大致上可与前代的权臣相比的，都是满人。
算起来历次重大战役，除定鼎中原开国那一次战争，算起来历次重大战役，如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兵几十次，都用八旗兵，用亲王贝勒或满人大臣督军。平常，无论是内阁还是封疆大吏，汉人多处于备用的从属位置，对于国家政事，更是没有过问的权力。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洪承畴，雍正、乾隆年间的张廷玉，虽有尊贵地位和很高声望，但不过是被人利用的臣子罢了。其余百官，更是微不足道的人物。所以咸丰朝以前，文武官员之重要职位，汉人从来没担任过（将帅中偶尔有一两人，则是汉军旗人）。同治帝 在位第三年（1864）清政府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到洪秀全、杨秀清造反发难时，赛尚阿、琦善都以大学士身分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远征，结果延误了战机，使敌人实力得以发展壮大，至此才知道八旗兵已经落后不可用，汉人从此被委以重任的时机开始来临。所以金田战役，实际是满汉权力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到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起兵于湖南、湖北，成为平定江南的中坚力量，但朝廷还是命令满人以大学士身份担任钦差大臣。当时朝廷虽不得不倚靠汉人，但岂能因此就对汉人推心置腹呢？曾国藩、胡林翼全力与满人搞好关系，每当有军中事宜向朝廷请示汇报，总要请满人领衔；遇有军功，必要推满人为首功；上报奏折，总要等满人同意了才发，其谦谨虚心固然可敬，但内心的苦衷也实在可怜啊。看《曾文正集》，自攻破金陵（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每天都战战兢兢，如芒刺在背。以曾国藩的学识修养之深厚，尚且如此，更何况自信力不如曾国藩的李鸿章呢？所以我说：李鸿章之地位，比起汉代的霍光、明代的张居正，及近代欧洲、日本等所谓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大臣，还是远远不同的，形势造成了这样啊。张居正，大胆改革，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的内阁首辅，使明王朝重现生机。
说到李鸿章的地位，更不可不明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李鸿章历任的官职，是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表面上看，可说是位极人臣了。尽管如此，本朝自雍正朝以来，政府的实权，掌握在军机大臣手里（同治以后，地方督抚的权力虽然日益增强，但也要看掌握在谁人手里，不可一概而论），所以一个国家政治举措上的得失功罪，军机大臣首先要负主要责任。虽然李鸿章作为总督、巡抚，与平常的总督、巡抚不一样，但要把近四十年来政务上的失败，都归罪于李鸿章一人，那么李鸿章也理当有不能完全接受的理由。现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中有实力者如下：案语：在这个表中，满汉权力之消长由此可见一斑。太平天国和捻军作乱之前，汉人并无真正的掌权者，文祥和沈桂芬两人，实为汉人掌权的开始。其后，有李龢两人鸿，孙毓汶、章徐用仪又接、其后，他们翁各人的贤能同才智暂且不必讨论，总之同治以后，不只封疆大吏，汉人已占多半，就是内阁中枢，汉人的实力也迅速增强了。到一八九八年八月之后，形势又发生变化。这其中的内容，说起来话长，因与此书没直接关系，所以不详细介绍了。
由此可知，与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的都是哪些人。他们的贤能与人品不便细说，但总的来说都不是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理念的人。李鸿章面对俾斯麦所说的话，确实是真的啊。况且还有只会奉旨办事的军机大臣，还有别的人，这就是我之所以怜悯李鸿章的原因。只是我这个观点，并不是有意偏袒李鸿章而为之开脱，即使李鸿章果真有实权，能尽心力实行其心志，我认为他的成就也绝不可能超过今天的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李鸿章本就是个没有学识的人。而且，假使李鸿章为真豪杰，那他凭借自己所取得的地位，怎么不能够巩固增强自己的实力、广泛培植自己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于天下呢？像格莱斯顿、俾斯麦，难道就不会遇到阻力吗？因此，为李鸿章做辩护也似乎不应该了。虽如此，如果把中国政府政策上的某种失误归罪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本人也有罪不当辞、不值得同情的一面，但那些执政误国的内阁大臣们，反倒有理由推诿逃避责任，而我中国四亿人中放弃国民责任的，也将不再自觉意识到自己的罪责。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李鸿章的处境、为他有所辩护的原因。至于他的功罪和人品影响，请允许我在最后讨论。
第三章 李鸿章未发达以前及当时中国的形势
李鸿章的家世
欧洲势力的东扩
中国内乱的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亲名为李进文，母亲沈氏，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李瀚章官至两广总督；李鹤章、李昭庆都投身军旅，立有战功；李鸿章排行第二，生于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年）正月五日。自幼在普通私塾里读书，准备科举应试；二十五岁时，中进士；道光二十七年进入翰林院，那年是丁未年。李鸿章、李瀚章家族合影
李鸿章出生时，法国大革命的风潮刚刚平息，盖世英雄拿破仑被流放到异国的孤岛上死去。西欧大陆的风波平息，局势得以稳定，各国不再互相侵略，而是养精蓄锐，把野心和目标投射到东方。于是数千年来一统至今的中国，就开始了多事之秋：伊犁划界条约，与俄国人在北方失和；鸦片战争，与英国人在南方造成事端。可说正是世界多事之秋、各国正需人才的时候。加上瓦特新发明了蒸汽机，大型轮船军舰，可冲涛破浪，万里之遥被大大缩短，天涯之隔如近在比邻；苏伊士运河开凿成功，东西间距离骤然缩近。西风东渐，西方势力开始逐日向东方发展，这势力奔腾澎湃，如狂飙，如怒潮，击石拍岸，顿时天地日月为之变色，其力量猝不可挡，也无力对抗。即李鸿章出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也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涉最艰难的时代。拿破仑
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国内的情况。自乾隆朝以来，开始盛极而衰，民生凋敝，官吏腐败骄横，国内的麻烦事日渐增多。乾隆六十年，湖南、贵州爆发了红苗叛乱；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势力蔓延到五个省区，前后持续九年，（嘉庆九年）耗资军费两亿两白银，才只是平息了严峻的形势而已。同时，又有海寇蔡牵等人，以越南为巢穴，侵扰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所到之处，烧杀掠夺，大肆蹂躏，到嘉庆十五年，才被平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人又起来作乱，振动滋扰山东、河北一带；在陕西，还传来万行五变乱的警报。道光年间又爆发了回疆张格尔叛乱，边境安危受到惊扰，官军大举进攻讨伐，整整七年时间才平定。嘉庆、道光之间，国力开始衰败，民心躁动不安，而满朝上下又多醉生梦死之人，还在安闲自得，一片歌舞升平景象，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了，还像视若无睹或者知而不言，有识之士却早已心怀忧思了。李鸿章安徽合肥故居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可说是一部流血牺牲的历史；所谓的人才，也多是杀人的人才。纵观古往今来的大事，只有动乱时才出英雄，和平时代则没有英雄出现。一直是这种情况。到道光、咸丰末年，所谓的英雄们，才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以等待大显身手的时机。中国自从有国家以来，就没有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先例，百姓一直是被官吏所欺凌逼迫的，那些受到暴政和官吏的欺压，求告无门而无奈的人，他们的反抗方法，只有两个途径：小则罢市，大则造反作乱，这也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如果易姓受命于天，改朝换代，也被视为平常事，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出身于无赖平民，今天是盗贼，明天就可成为神圣的君主，唯有强者值得崇拜，其他不值得一说。有这个风气，也就有这个人心，所以历代平民揭竿起义的事件，不绝于史册。其间有太平百数十年的，不过是因为经历前次祸乱，杀戮太多，人心思平，厌恶了战争；又人口骤减，谋生不再艰难；或者君主统治有方，以小恩小惠笼络民心得些威望，弥补些不足，姑且得到一时的安稳而已。实际上国内引发动乱的种子或者说隐患，从来没有灭绝过，稍微有点可乘之机，就再次揭竿而起。所以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实在是用血腥写就、用肝脑涂抹而成的，这是不可隐讳的。本朝既兴起于关外，入主中原，统治众多汉民，以我汉民向来自尊自大蔑视他族的心理，自然心上有不满不快。所以从明朝灭亡以后，其遗民中就有人组织了秘密党会，企图造反、光复汉人统治的明朝江山，二百多年来从没灭绝，甚至蔓延到十八个省，到处都有这样的光复组织。以前这些人虽屡屡煽动造反，但都因有英明的君主相继出现，使动乱没能得逞；被压迫积郁久了，自然有一触即发之势。道光、咸丰两朝以后，官吏们的庸俗劣迹已不足以忌惮，越来越明显了；加上政府腐败无能，弊政繁琐，外国侵犯致使国耻纷至沓来，怀有爱国热诚的人一心想扫除阴霾，破旧立新，狡黠凶恶的人想乘机得便实现野心，这就是形势所致，自然也有其必然的道理在。于是一代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因时因事出现了。
李鸿章最初是作为优贡生的身份（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在北京客居，因为文章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就成为他的学生。日夜与曾国藩朝夕相伴，学习儒家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说，李鸿章的毕生学养，实在说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学习积累。等到他入翰林院，还不到三年，金田之乱爆发，洪秀全以一介平民在广西揭竿而起，仅两年多，其势力就已蔓延了半个中国，东南部的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土崩瓦解，岌岌可危，颇有令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的势头。此时李鸿章正好在安徽老家，作为幕僚为巡抚福济和吕贤基参赞军事。当时庐州已经陷落，敌兵分别占据在附近地区，成为两面夹攻的犄角之势。福济想收复庐州，但苦于不能实现。李鸿章就建议先攻取含山、巢县以断绝敌人后援，福济就授权给他指挥部队，李鸿章攻下了这两个县。于是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名声就此传出，这年是咸丰四年十二月。洪秀全铜像太平天国服饰
洪秀全攻陷武昌时，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之职在老家丁忧守孝，圣旨下来，让他负责组织团练，曾国藩慷慨答应，决心操练出一支劲旅精兵以解救危难之中的清朝统治，并以此为己任。于是湘军成立。湘军，是产生淮军的母体。此时八旗的绿营（清朝常备兵之一。顺治初年﹐清廷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将收编的明军及其他汉兵﹐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进行组建﹐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又称绿旗兵）旧兵，都是些懒惰颓废、胆小怯懦的寄生虫，没多少可用的；其将领们也都是些庸劣无能、不尽忠职守的人，曾国藩深入调查研究了这个形势，认识到不扫除这些腐败的作风习气，另换一套班子和人马，必然不能奏效。为此他四处招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清朝兵力的恢复，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南京条约》签署油画
洪秀全占据金陵之后，渐渐生出骄傲自大和怠惰心理，加之内部相互倾轧，自相残杀，腐败的趋势已经很厉害了。假使当时官兵中有得力的人才，以实力进攻捣毁之，太平天国瞬间可剿平。无奈官军的骄横腐败，比敌人更厉害。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向荣指挥的江南大营第一次溃败；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张国梁指挥的江南大营再次溃败，导致江苏、浙江相继沦陷，敌人的气焰比年初时更加嚣张。加上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丁未以来，又与英国开战，当张国梁、和春阵亡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日子。天时人事，厄运交叠，交相逼迫，至此清朝传了十代的江山社稷，虽还没灭绝，但已是命悬一线了。被焚烧后的圆明园
曾国藩虽统兵十年，但他所担任的只是长江上游一带的军事，这固然与曾国藩深谋远虑、善于设计、谨慎行事、不急功近利、采取脚踏实地、节节进攻的策略有关，但也与朝廷用人不专，事权不统一，不能完全按自己意愿行事有关。所以当湘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区时，因地方官员的牵制束缚而贻误很多的战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很长时间不能建立功业。当金陵大营第二次溃败时，朝廷才认识到除湘军外，没有可靠的部队了。于是，咸丰十年四月，就任命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很快又授以实权，并授予钦差大臣，监督办理江南军务。此时，兵权、财权才统一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才得以与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规划解决苏州、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战事，大局才开始有所转机。晚清吸食鸦片的百姓
李鸿章在福济幕府做幕僚时，福济曾经荐举他做道员，被郑魁士阻止，没能得到此职位。当时对他的谣言纷纭而起，毁谤丛生，使李鸿章几乎不能在老家立足。后来虽然被授予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但徒有虚名，并没实际职守。直到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曾国藩率军转战到建昌，李鸿章便前来拜访，就留在曾国藩幕府做事。咸丰九年五月，曾国藩调遣在抚州的湘军旧部四营，又重新招募了五营，任命他的弟弟曾国荃为统率，到景德镇助剿，令李鸿章作为参谋一同前往。肃清江西的敌军后，李鸿章又跟随曾国藩在指挥部待了两年多。曾国荃画像
咸丰十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商议建立淮阳水师，向上级奏请任命李鸿章为江北司道，未获批准；又荐举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奏折到北京，正赶上咸丰帝到承德避难，事情就被搁置不提了。此时李鸿章已经三十八岁，怀才不遇，抑郁满怀，只能像失意的古人那样，拍着大腿空叹岁月蹉跎。已经过了半生，自以为命数如此，也不敢再谈功名利禄了。唉，这是上天在磨砺李鸿章，还是上天在厚待李鸿章呢？使他意气不得伸，颠沛流离十余年，这是为磨砺他的气量，巩固增长他的才干，为他日后能担当大任做准备。而随军在曾国藩手下做参军的几年，正是他学习并积蓄能力的实验学校，也成为他终生受用的经历。
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李鸿章的崛起与淮军的建立
当时官军的衰败和粮饷的匮乏
江浙两省得失的关系
常胜军的兴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的交战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浙江军的关系
金陵的收复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纷而起，到项羽称霸后，韩信开始出现；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豪杰纷起，到曹操成就霸业后，诸葛亮开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升降之间，上天似乎也对其有所压抑限制，必定要等到时机成熟，如满弦的弓，箭才让射出。冥冥中似乎没有力量使他这样，又有种力量使他这样。谢灵运曾说：“各位升天虽然在我之前，但成佛必在我之后。”我看中兴的各大臣中，论声望，李鸿章是最晚成名的，而论名声之高，李鸿章也是最大的。事情和机遇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自然成为时代的骄子。
咸丰六七年之际，太平天国的声势达到极点，而清朝军队的衰败也更加厉害了。朝廷决策动摇不定，各方面的实力官员们互相猜忌倾轧，加上军需缺乏，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只有靠各省自行筹集粮饷解决各项开支，零零碎碎，拆东补西，以解一时燃眉之急。这时，即使有全心为国的忠臣和雄才大略之人才，也不能迅速起到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出于万不得已，采取雇用欧美军队来助剿的想法产生了。咸丰帝像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后，开始四面进攻，大肆蹂躏，十八个省区，几乎没了一块干净的土地，历经十年，也不能平定。清朝政府的无能，已是有目共睹。所以上海的英国领事和富商们，并不把洪秀全视为造反的乱臣贼子，而是把他当作和欧洲各国为民权而战的革命党一类的人物，以文明的方式与之结交，友好相待，时不时还提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粮食。后来洪秀全骄傲自大，奢侈腐化到了极点，以致内部互相残杀，内政懈怠荒废，日渐厉害。欧美有识之士，观察其行为举动，才知道他们所谓的太平天国，所谓四海皆兄弟，所谓和睦博爱，所谓平等自由，都不过是徒有其表的借口而已，其实质真相，实际上和中国自古以来历代出现的流寇。并没什么区别，因此确定他不能成就什么伟业。于是英、法、美等国，都一改其对华方针政策，都想借兵力给清朝政府，以帮助其剿灭乱党。于是列强都向朝廷请示，表达此意，这是咸丰十年的事情。而俄罗斯也派遣海军小舰队，运载了一些士兵，逆流长江而上，来帮助剿匪，俄国公使伊格那还拜访恭亲王奕，表达友好之意。案语：欧美各国，当时与中国刚刚通商，他们自然不想让中国处于动乱之中。所以当两军对战相持不下，历年胜负不决时，他们必然要站出来帮助一方结束战争，使局势归于稳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长久以来也让西洋人厌恶忌惮，他们寄希望于太平天国也就多些，这是当时情况决定的。当时欧美各国，帮助官军则官军胜；帮助太平天国，则太平天国胜。胜败之机，瞬息可变。假使洪秀全真有些雄才大略，有些远见卓识，对内加强内治，改革弊政；对外结交友好，精于外交，迅速与各国通商往来并签订和约，借助外力来平定中原，那天下大事归于谁手就说不准了。可惜这小子不能自觉开悟，内部首先出现内讧腐败，外面又失和交恶，为自己树敌，最终被消灭，这结果不也合情理吗？而李鸿章等人的功业名声，也因此得以成就。洪秀全像洪秀全玉玺
当时英法联军刚刚入侵北京，咸丰帝远逃热河。虽然和约已经签订，但彼此的猜忌心还是很严重。所以，对于向外国借兵剿匪这件事，恭亲王不敢一人擅作主张，一面向热河的皇帝请示，一面征求江南江北的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袁世凯之父）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人意见，让他们各抒己见。当时极力反对，说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只有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薛焕虽不赞成向欧美借兵，却建议雇用印度士兵，让他们防卫上海及周边地区，并请示任命美国人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也再次上奏折，他的意思大致也与此相同。说眼下中国兵力疲敝衰败，外国人既然有相助的美意，就不好拒绝回驳，所以应该一面以好言答复其助剿的热心，但延缓他们出师会合的日期；一面利用外国的军官，以收到剿匪的实际功效。于是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但谢绝各国派兵助剿，而命令曾国藩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这就是“常胜军”的产生，而李鸿章开始建立功名，与此事大有关系。
华尔，美国纽约人，毕业于美国陆军学校，成为军官，因为犯了一点小罪逃出美国，藏匿在上海。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军队侵入江苏，苏州、常州都陷落了。上海候补道杨坊，得知华尔是个深沉而有才能的人才，就向布政使吴煦荐举。吴煦就向美国领事馆申请，赦免了华尔的罪过，让他招募几十个愿当兵的美国人，又增加了几百个自愿加入的中国人，让华尔训练，用来保卫苏州、上海。后来这支部队屡次与敌人交战，常能以少胜多，所向无敌，所以无论官兵、敌兵，都称之为“常胜军”。常胜军的成立，其实在李鸿章来上海之前就成立了。洋枪队
现在叙述李鸿章的战功，请允许我先从李鸿章立功的地方及其形势说起。
江苏、浙江两省，是中国财政税收的主要省份，可以说没有江、浙，国家就没法生存。所以，要说兵家必争之地，非武汉莫属；要说争夺粮饷之地，非江浙莫属，这是稍微懂点兵法的人都知道的。因近来各地官军的声势高涨，洪秀全不敢像以前那样蔑视官兵了，而且安庆刚被收复（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收复的），南京日益被孤立，形势紧张，于是洪秀全就派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兵分两路进攻江苏、浙江，以牵制官军的兵力。李秀成所带部队勇敢善战，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接连陷落，浙江巡抚王有龄战死，江苏各地也被李秀成的部队侵入，逃难的百姓涌向上海。宫廷画家郎士宁笔下的清朝士兵
收复安庆后，湘军的声望更加高涨。中央和地方大员中，那些原来与曾国藩不和的，都不是死就是被罢官，因此征讨剿灭太平天国的重任，完全落到曾国藩的身上。朝廷传下圣旨，敦促曾国藩，让他移师东进，收复苏州、常州、杭州等失陷各区县，五天之内，接连下了四道口气严厉的谕旨。曾国藩就上奏折推荐左宗棠一人负责浙江军务，江苏绅士钱鼎铭等人，又在十月坐着轮船逆流而上来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哀求曾国藩派遣部队前往江苏支援，说吴中地区有可乘之机，将不能持久，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当地团练，二是洋枪和火轮船，三是早已埋伏下的内应；还有三座城池虽没陷落但也将不能持久，他们是镇江、湖州、上海。曾国藩见他说得可怜，也深表同情。然而当时粮饷缺乏，兵力单薄，左宗棠的楚军也实在抽不出兵力，就与李鸿章商议，约定来年二月出兵援助。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圣旨下来，向曾国藩征询援苏部队统帅的人选，曾国藩就推荐李鸿章，并向朝廷请示酌情调拨几千部队，让李鸿章带领迅速奔赴长江下游，以支援助剿。于是李鸿章回到庐州招募淮人勇士。等到达安庆后，曾国藩又帮他制定营规军制、武器军械的配备、军饷口粮的分配等制度，都依照湘勇的章程制定，同时参照了楚军的营规建制，对淮勇加以训练。
先是淮南屡次遭到太平天国军队和捻军的入侵，百姓被围困其中。合肥的志士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人，自从咸丰初年，就开始组织当地民兵团练来保卫家乡，筑起堡垒以防止流寇，时时警卫，所以安徽全省几乎都遭受战乱，只有合肥还能安定自守。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军，是在原来乡里团练的基础上加以训练的，所以二张、二周、潘、刘等都跟随他参军。安徽人程学启，一直以来是曾国荃的部下，官至参将，智勇双全，在军中出类拔萃，曾国藩特别选拔出来让他跟随李鸿章。后来此人因勇敢善战，闻名一时。又淮军成立之初，曾国藩划拨了湘军的几个营给淮军，而且特意从湘军将领中选出一名优秀军官作为统帅，也归李鸿章指挥，此人就是郭松林。因此，淮军名将，算起来主要有程、郭、刘、潘、二张、二周。淮军
同治元年二月（一八六二年），淮军正式成立，总共八千人，计划沿长江顺流而下，从太平军的营垒旁边冲过去，以支援镇江，但还没决定下来。二十八日，上海官僚、绅士们筹集白银十八万两，雇了七艘轮船，驶来安庆迎接淮军。于是决定兵分三批奔赴上海。三月三十日，李鸿章全军抵达上海，圣旨命令他代理江苏巡抚，任命薛焕（原江苏巡抚）为通商大臣，专门负责外交事务。
此时常胜军的军制，还不够完备。华尔以一个外国将领的身份，指挥着一支五百人的部队，守卫松江。这年正月，太平军一万多人前来进攻松江，包围华尔及其部队有几十层，华尔带队奋力抵抗，击败敌军。等到李鸿章到达上海，华尔带队归到李鸿章部下；又招募了一些强壮英勇的中国人，让华尔训练。常胜军士兵的薪水和待遇，比起湘军、淮军都高得多。从此常胜军的作用，开始得到大大发挥。曾国藩
松江府，在江苏、浙江两省交界处，是当地最高武官的驻扎之地，为江苏的重要交通要道。太平军急于围攻下这个地方，李鸿章就命令常胜军和英、法防兵（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合兵一处，攻打松江南部的金山卫和奉贤县；命令淮军中的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将领，攻打松江东南的南汇县。太平军拼命死战，英法联军抵挡不住而撤退，嘉定县陷落。太平军乘胜进攻上海，程学启率军途中拦击，大败太平军。南汇的太平军将领吴建瀛、刘玉林等人，开城投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的太平军有一万多人又来进犯，刘铭传坚守南汇县，大败太平军，收复了川沙厅。然而太平军的气焰仍十分强劲，一队围攻松江青浦，一队又屯集在广福塘桥，集中主力在泗滨，对新桥虎视眈眈。五月，只有程学启一支部队守卫在新桥，抵挡众多太平军的进攻，连日来被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李鸿章得知后，亲自带队前去支援，与太平军在徐家汇交战，击败太平军。程学启在军营中远远看见李鸿章的帅旗，就率军出营两面夹击太平军，大获全胜，斩首消灭太平军三千人，俘虏四百人，一千多人投降。驻扎在松江府外面的太平军，得到此消息，全军震惊，急忙向北撤退，于是新桥解围，上海的严峻形势得到缓解。
淮军刚到上海时，西洋人看士兵们衣帽粗陋，都暗地里耻笑他们，李鸿章镇定地对左右将领说：“能否打仗，难道要看军服吗？等他们见识了我军队的水平，自会有定论。”当欧美人看到淮军将领们的勇敢坚毅，部队的严整和严明纪律时，无不改变了态度，对他们肃然起敬。而其部下的常胜军，也开始对李鸿章心悦诚服，顺从地听其指挥了。
当时曾国藩以一人担负着讨伐歼灭太平天国的大任，责任重大，无人可代，也无人可牵制他。于是命令李鸿章负责平定江苏南部，左宗棠负责平定浙江，曾国荃负责平定南京。南京，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而南京与江苏、浙江两省，其实需要相辅相成，才能形成强大的势力。所以不肃清江苏的太平军，就不能使南京陷于围困之中；而如果不能包围南京的太平天国巢穴，那江苏的歼敌任务也不能完成。当淮军前往上海时，曾国荃和杨载福（后改名岳斌）、彭玉麟等人，计划着水陆并进协助淮军，击破长江南北两岸的太平军堡垒。四月，曾国荃从天平府出发，顺流而下，一连攻破金柱关、东梁山营寨、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就进驻到南京城外的雨花台。这实际上得益于李鸿章对松江的解围。所以谈到这场子战役的功绩，应当知道湘军能攻克南京，歼灭巨敌，并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际依靠李鸿章等人消灭太平天国的外围势力，阻断其兵饷来源，使南京成孤立之势，树根干枯大树自然会枯萎死亡。淮军能平定全吴和苏南地区的太平军，也并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际依靠曾国荃等人捣毁太平天国的巢穴，使敌军精锐部队产生后顾之忧，致使其战斗力下降，成受困坐顿之势。苏东坡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年、二年之际，也是中国出现这种景观的时代。李鸿章的劲敌李秀成
李秀成，李鸿章的劲敌，是太平天国将领中的后起之秀。洪秀全开始起兵造反时，其同党中最杰出的将领主要有：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后来，冯、萧战死在湖南；杨、韦在南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石达开个人另有远大志向，不安现状，便别树一帜，转战于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区，这样，“五王”实际已不存在。咸丰四、五年间，朝廷军队已经萎靡不振，而在江南，太平天国的气势也衰落了。李秀成出身于部队小兵，地位最为低下。当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时，李秀成不过是杨秀清手下的一个小侍卫，然而他十分聪慧机智，善于谋略，胆气超群。所以太平天国晚期，李秀成得以扬起太平天国的余力，以颠波倒海之势让官军疲于奔命，经过六七年才最终平定，全靠李秀成和陈玉成两人之力。陈玉成在长江上游纵横驰骋，在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扬起飓风狂飙；李秀成出没在长江下游及入海口地区，在苏州、杭州、常州、扬州激起万丈波涛。陈玉成战死后，洪秀全所依靠的主要人物，也就李秀成一人了。李秀成不仅智勇过人，而且胸怀大度，宽厚仁慈，爱护部下，很得人心。所以，当时安庆虽然得以收复，但下游的太平军气焰仍高，当地形势严峻。在曾氏兄弟合围雨花台之后，江苏及南京方面的大小战役仍在持续，让李鸿章、曾国荃费尽了心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一些表面的功誉，这仅仅因为李秀成的存在。所以，说到李鸿章，就不能不说到李秀成。翼王石达开
李鸿章自从南汇一战后，根基逐渐稳固，于是打算与南京的官军配合，以牵制太平军兵力，于是制定了进攻之策。这年七月，命令程学启、郭松林等人突然袭击青浦县城，收复之；又派遣另一支军队驾驶汽船渡海攻打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收复之。八月，李秀成让谭绍洸带领十多万士兵进攻北新泾（在江苏地界，离上海只有几里地）。刘铭传在半路截击，大败之，太平军于是退守到苏州。
同月，淮军与常胜军一同进入浙江，进攻慈溪县，收复之。在这次战役中，常胜军统帅华尔英勇奋战，身先士卒，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按他死前的遗嘱，为他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安葬。美国人白齐文代替华尔统领常胜军。
同年夏秋交接之时，江南瘟疫流行，官兵中有不少传染死亡。李秀成抓住这个机会，想为南京解围，于是在闰八月，挑选苏州常州的精兵十多万人奔赴南京，包围了曾国荃的大营，调用数十门西洋开花大炮，集中火力进行轰炸，连续十五昼夜。清朝军队拼死抗战，士气高昂，丝毫没见削弱。九月，李秀成又令李世贤从浙江带领十多万士兵过来，一起合围了南京，进攻进一步加剧。曾国藩听到战报，深表忧虑，急忙从别处征集援兵。这次战役，可说是两军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时太平军有二十万大军，而陷于重围中的官军才三万多，而且将帅和士兵病死、战死及负伤者也有大半。曾国荃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共患难，团结关爱如同家人父子，所以三军将士愿意以死来报达他，也因此能够抵抗十倍于自己的敌军，从而成就自己的功业。李秀成眼看不能为南京解围，又因为江苏的官军气势也日益高涨，恐怕江苏失守而南京也不能自保，十月，就带兵撤退，雨花台之围就此解开。案语：此次战役后，洪秀全的大势已去。在敌人坚固的城池下驻扎部队，是兵家的大忌。向荣、和春，都因此两度失败，所以曾国藩对此十分警觉，十分慎重。曾国荃之前曾屯兵雨花台，曾国藩曾屡次告诫他。等到这次战役时，外有十倍于自己的强悍军队，内有困境中殊死抵抗的流寇，官军的处境之危急，可说是前所未有。然而太平军明知道官军势单力薄，又伤病那么惨重，却终不敢拼死突入重围，决一死战，以抓住此机会建起非常之功业，却功亏一篑，忽然引兵退去，致使进退失守，进而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因为当时太平军将帅们也多富贵已极，骄奢淫逸，贪生怕死，所以失败灭亡。这也是朝廷军队所始料不及的。曾国藩曾说：“军队最怕萎靡不振，缺乏士气。”道光、咸丰两朝的时候，官军开始不思振作，而太平军则充满朝气活力；到同治初年，太平军开始士气下降，而官军军威重振。得失的关键，全在于此。这话是可信的啊。以李秀成的贤能，尚且不能避免失败，像洪秀全那样几乎快入土的，更加微不足道了。所谓灭六国的，是六国本身，并非秦国；灭秦朝的，是秦朝自己，并非天下。前车之鉴，后世之师。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不能不以此为借鉴。洪秀全以一介市井无赖平民，一朝崛起，没几年其势力便席卷半个中国，但他不能抓住当时的有利形势乘胜前进，通过武力夺取江山，却苟且偏安于一方，视南京为安乐窝，筑起深宫高宅，真是连陈胜也不如的人物！死守在一座城里，坐以待毙。所以，向荣、和春的溃败，不是洪秀全本身有多少克敌制胜的手段，而实在是他所遇到的对手，也与自己水平不相上下而已。所以洪秀全得以苟延残喘，勉强支撑了几年。唉！曾国藩、洪秀全两人一兴一亡，是天意，还是人事决定的呢？君子说：是人，是人事造成的。又案：这次战役是湘军和淮军立下功劳的最大最关键的战役。不包围南京，就不能牵制江苏、浙江的太平军，而李鸿章新成立不久的军队，也难以立即取胜；而如果不进攻江苏、浙江的太平军，也不能解南京之重围，曾国荃久已疲顿的军队，也将不能保全。读者不能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李秀成包围南京，让他的副手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谭绍洸等人率领部队十多万人，分道从金山、太仓向东进发，淮军有诸位将领进行抵防，两军在三江口、四江口交战，互有胜负。太平军又沿着运河安营扎寨，横亘数十里。又在运河及其支流上驾起浮桥，往来交通，进攻黄渡，包围四江口，情势危急。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命令诸位将领进攻太平军大本营。太平军强悍善战，淮军几乎支持不住。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人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全军士气为之一振，大败太平军，俘虏斩首一万多人，四江口解围。
常胜军统领华尔死后，白齐文凭借华尔副手的资格接替他的职务。白齐文的为人处事，与华尔完全不同，属于贪权谋利的狡黠小人。当时他见官军处境窘迫危急，就私下与李秀成勾结。十月，暗地计划在松江城为李秀成作内应。到上海威胁逼迫道台杨坊，索要巨额军费，没能得到，就殴打杨坊，掠夺了白银四万两逃去。听说此事，李鸿章大怒，立即与英国领事馆交涉。还罢免了白齐文的职务，要他偿还所掠夺的钱财，以英国将官戈登取代他的职务，常胜军才重被启用。时为同治二年二月。这实际是李鸿章与外国进行交涉的第一件事情，他表现出的果敢与强硬作风，令人交口称赞。潘鼎新书札白齐文被罢免后，本要杀他，却被美国领事馆阻拦，就放了他。白齐文就投到李秀成帐下，做了他的参谋，参与策划了一些战役，只是规模成效十分有限。他建议李秀成放弃江苏、浙江，掠夺收割当地的桑茶，烧毁其村舍房屋，然后集中兵力北上，占据秦晋齐豫（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中原地带，以控制东南，这里是官军水兵的能力无从发挥的地方，可以成就大业。李秀成没采纳他的建议。白齐文还为太平军购买武器，偷窃汽船，偷到官军的几门新式大炮，献给了李秀成。正因此，官军在宝带桥一战中牺牲数百人。后来白齐文在李秀成那里不能得志，又跑到漳州投奔到别的太平军将领手下，最后被郭松林捉拿杀掉。
先是曾国藩抓获了一个太平军的谍报人员，得到洪秀全给李秀成下的一道手谕，说湖南、河北及长江以北地区，现正兵力空虚，命令李秀成带兵二十万，先攻陷常熟，然后一面攻打扬州，一面窥视安徽。曾国藩就让人飞报给李鸿章，让他先发制人，说应紧急夺取太仓州，以干扰常熟的形势，牵制李秀成，让他不能赶到长江以北。李鸿章的意见正好与此相同。同治二年二月，就下令常熟守将，令他死守等待支援，而派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领自己的部队驾驶轮船赶赴福山，与敌军数十次交战，都取得胜利。李鸿章另外又派遣程学启、李鹤章攻打太仓昆山来阻断敌军的势力，而命令戈登率领常胜军与淮军一起攻打福山，攻克之，常熟解围。三月，又攻克了太仓、昆山，擒拿敌人七千多，程学启的功劳最大。戈登从此更加佩服程学启。戈登
五月，李秀成从无锡出发，和他的五个部将一起率领水陆大军数十万人准备支援江阴，占据常熟。李鸿章派遣他的弟弟李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分路阻击敌军。刘铭传、郭松林与敌军先锋相遇，打败之，取得胜利。然而敌军来势太猛，每次战斗双方都死伤人数相当。当时敌人在运河两岸筑起连营，北自北漍，南到张泾桥，东自陈市，西到长寿，纵横六七十里，还有上百个堡垒，都扼守在运河的险要位置。又把桥梁全部拆毁，在河上备置了船炮，水陆相呼应配合，一时形势十分紧张。
李鹤章与刘铭传商量后，暗地里收集些木材来造浮桥，在半夜紧急渡过运河袭击太平军，击破北漍的敌营三十二个。郭松林也发起猛烈进攻，击破南漍的敌营三十五个。周盛波又带领部队，击破麦市桥的敌营二十三个。太平军陷入大溃败，死伤数万人，致使运河被堵塞不流。擒拿各级军官头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无数。从此顾山以西太平军的足迹消失，湘军士气又高涨。六月，吴江的太平军将领望风投降。
程学启率领水陆大军一万多人，与刘铭传商量一起攻打苏州。攻入苏州，打下花泾港，守将投降，驻扎在潍亭。七月，李鸿章亲自带队，收复了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令刘铭传攻打江阴。太平军的强将陈坤书，调集了湖南、湖北、山东等四股共有十多万人的庞大军队，合力来支援江阴。李鸿章、刘铭传亲自勘察敌情，见敌军大大小小的军营堡垒如棋子般星布排列着，西自江滨，东到山口，便定下了猛攻之策略。敌军拼力抵抗，两军相持不下。后来江阴城内有人发动内变，开门投降，于是江阴收复。
当时程学启驻扎在苏州附近，连日来奋力激战，前后大约有数十战都取得胜利。敌人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等十多处的营垒都先后失陷。而郭松林的军队，也在新塘桥大获全胜，斩杀太平军伪王两名，连杀带伤一万多人，夺得数百艘船舰，太平军水师因之大大衰落下去。李秀成为此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控。从此淮军的威名响彻天下。
太平军经此巨大挫伤之后，李秀成又大举反攻，图谋恢复失地，他命令部将集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地的部队八万多人，船一千多只，从运河口出发，又亲自率领精兵几千，占据金匮援助苏州，两边互相配合策应，与官军连续作战，互有胜负。十月十九日（同治二年），李鸿章亲自率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向苏州进攻，经过激烈苦战，攻破苏州外围防护。李秀成和谭绍洸等人退回内城，宁死不屈。后来官军水陆并进，联合起来三面围攻，此时城中断了粮食，人心慌乱。李秀成的部下郜云官等人，生了猜疑二心，就私下与程学启联系，向官军投降。于是程学启与戈登亲自登上轻便小船，到城北的洋澄湖，与郜云官等人面谈，订下投降协约。让他杀死李秀成、谭绍洸，献上他二人的首级来，答应赏给他二品的官衔，戈登担任保人，这样郜云官等人才没了怀疑，但终于不忍心杀害李秀成，只答应杀谭绍洸，就离开了。李鸿章克复苏州战图
李秀成对这一谋杀自已的阴谋已有所察觉，然而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于是连夜（十月二十三日夜）逃出城。二十四日，谭绍洸因有事召见郜云官到军帐中来，郜云官和猛将汪有为有点怕事情泄露，见到绍洸，就杀了他，并消灭了他的亲信部队一千多人，于是开城门投降。二十五日，郜云官等人献上谭绍洸的首级，请程学启进城验收。一起投降的头领以及职衔如下：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这八个将军在城里的部队还有十多万人，声势汹汹。因程学启许诺给他们总兵副将等职位，于是他们要求履行承诺。程学启仔细观察这八个人，感到他们都是狠毒凶残的人，恐日后难以控制。于是与李鸿章暗地里密谋，在军舰中大摆宴席款待这八个人。只等到号炮一响，埋伏的兵士就起来把他们全杀了，还杀了他们手下顽强抵抗者一千多人，其余都投降了。苏州平定，李鸿章因此功被授予太子太保。
当时八个人投降时，戈登是保人。此时他听说李鸿章食言杀了他们，大怒，要杀李鸿章以惩罚其罪过。于是戈登揣了短枪寻找李鸿章。李鸿章避着他，不敢回军营。几天后，戈登怒气才消，杀李的念头才没了。案语：李鸿章在这件事上应该有惭愧之心的。杀降者本是君子所不耻不做的事，更何况与投降者事先又有约定，还有保人呢？所以李鸿章的这个行为有三罪：一是杀降者，违背了公理；二是违背约定，食言杀降；三是背信于戈登，有失朋友之信义。戈登为此切齿痛恨，以至于要拿刀杀了他以泄怒气，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吗？虽然李鸿章杀降为避免出现如苗沛霖、李世忠等人降后叛乱的事情，也许其中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李鸿章一生中喜好玩弄小聪明小权术，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苏州平定，是平定整个江南的第一关键之战役。当初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人都以孤军东下江南深入到军事重地，彼此不能联络配合，所以每个人力量很单薄，处境形势也很危急。拿下苏州后，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乘胜攻入浙江，与曾国荃、左宗棠两支部队相接应，以合力大举进攻，这是官军最后取胜的第一因素。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攻克之，擒拿了守将黄子漋父子。于是李鸿章把淮军分为三支部队：甲队，自己带领；乙队，程学启带领，进入浙江，攻克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逼近嘉兴府，左宗棠的部队也过来与之配合，攻入杭州地界，攻下余杭县，屡次大败太平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人带领，与常胜军一起攻打常州，大获全胜，平定了宜兴、荆溪，擒拿了敌将黄靖忠。李鸿章又命令郭松林进攻溧阳，那里的敌军也投降。
当时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带领部队十多万人，占据着常州府，并拓展兵力进攻官军的背后。李鸿章与刘铭传抵挡迎战，太平军气势旺盛，官军失败。陈坤书又偷偷派兵迂回攻入江苏腹地，出没在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因此戒严，加强防备，江苏以西因此受到影响。李鸿章就命令刘铭传带领部队独自抵挡常州方面的敌军，而急忙命令郭松林放弃金坛，日夜赶路急速支援苏州。又命令李鹤章急忙回去守卫无锡，令杨鼎勋、张树声率领另一支部队扼守在江阴的青阳、焦阴，断绝敌人的后路。当时太平军包围常熟，情况危急，官军连日苦战，才勉强支撑。太平军又合力包围了无锡，李鸿章奋力守护，几乎要筋疲力尽了。几天后，郭松林带领的援兵赶到，大战破敌，无锡之围才解。郭松林因此功被授予福山镇总兵。清朝头品顶戴三眼花翎
当时程学启围攻嘉兴（同治三年正月开始），以急力猛攻，城中守护的太平军，也气势威猛锋利，两军伤亡都很惨重。二月二十九日，程学启激励战士，想加速攻克下来，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穿越浮桥，又爬上云梯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城上敌兵奋力死守，发射出的弹丸密集如雨，突然，一颗流弹击中了程学启的头部左边，程倒在地上。部将刘士奇看见，当机立断代替主将领兵，先登上城楼。士兵们悲愤交加，士气大涨。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人，也赶过来，水陆并进，一举攻克嘉兴。
程学启受伤后，卧床疗伤几十天，没有好转，三月十日去世。太平军的大队人马连夜从北门逃脱。左宗棠的部队三月二日进入杭州城，从此苏军（李鸿章军队）与浙军（左宗棠军队）的联络打通，兵力开始集中了。
程学启死后，李鸿章命令他的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别带领他的部队，与郭松林会合，从福山镇出发进攻沙山，连续作战攻克之。到三河口，消灭了敌军两万人。李鸿章命令各支军队合力围攻常州，让刘铭传攻击常州西北，攻了下来；郭松林进攻陈桥大营，也攻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櫆等人袭击河边敌营二十多个，也都攻下。太平军大败溃走，想撤回常州城中，被陈坤书挡住，无数太平军士兵死在城下。三月二十二日，李鸿章的部队逼进常州城，用大炮和炸药轰城，常州城倒塌数十丈，挑选士兵组成敢死队数百人，爬云梯登上城楼。陈坤书骁勇善战，亲自率领精兵抵挡迎战，修补城墙缺口，官军也死亡数百人。李鸿章大怒，命令将士们增强攻城器具，筑起长围，连日猛攻，两军伤亡相当。经过十多天，李鸿章亲自督阵，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人，身先士卒，奋勇战斗，登上城台，太平军大乱。陈坤书还不屈服，与其部下费天将共同率领精锐部队，大声怒喝着展开巷战，郭松林奋力战斗，擒住陈坤书，费天将也被周盛波擒拿。刘铭传大声呼喊：“放下兵器者赦免！”立时投降者有一万多人。官军也死亡好几千人。常州收复，时为四月六日。至此，江苏军（李鸿章军队）与金陵军（曾国荃军队）的联络全部打通，江苏全省内，除南京城，没有了一个敌人的踪迹。曾国藩和李鸿章庆贺太平宴
自同治元年二月开始，李鸿章率领八千人东下到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战各地，大小战役数十个，开始于松江保卫战，终止于嘉兴、常州攻坚战，共两年，到同治三年四月，终于平定了苏南的太平军。案语：李鸿章平定苏南，固然由于淮军各级将领的骁勇善战和坚忍不拔，而其得到华尔、戈登的帮助也确实不少，不只是常胜军的攻取得胜而已。当时李秀成智勇过人，其部队用的也多是西式枪炮，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将领，虽然善战，但也不过是凭借天赋的勇气和谋略，而并不知新式作战方式方法的作用。所以淮军作战初期，与敌军交战中屡次失利，吃了不少苦头。李鸿章考虑到这种情况，让诸位将领向常胜军学习，也用不少常胜军的武器装备。而左宗棠平定浙江之功，也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等人那里得到不少帮助。所以本朝在将灭亡时又得以起死回生，可以说英法人也有不少的功劳。他们的原意，是想通过帮助清朝来维护东亚的和平稳定局面，使之成为他们从事商务的一大乐园。而不料本朝直到今天，还不自觉，不思振作，将来恐怕难免再起战乱之祸。
当时曾国荃水陆大军互相配合，包围南京已是两年，到同治三年正月，攻下钟山的石头堡垒，太平军失去这个险要据点，官军外围才开始围合过来，太平军内外不通，运输粮饷的道路断绝，南京城内粮食也吃完了。洪秀全知道败局已经无法挽回了，在四月二十七日这天服毒药自尽。他手下将领拥立他的儿子洪福继位。当时官军还不知道这一种情况。朝廷屡次命令李鸿章，让他率领江苏的得胜之军到南京助剿。曾国荃以为城中的敌军筋疲力尽，粮食弹药断绝，胜利在望，所以不想让李鸿章参与进来，而李鸿章也不想与之分享功劳，就采取谦卑回避的态度，借口盛夏不便用火器，执意不肯进军到南京。朝廷不理解李鸿章的意思，再三敦促，曾国荃听说，不由忧愁愤怒，于是从五月十八日起，不分昼夜督促将士们猛攻地保城（即龙膊子，山阴之坚垒，第一险要地），攻克之。半夜挖地道，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十五日，十多条地道打通。于是严肃命令城外各营，做好战斗准备，另外贴出告示重赏敢死队员，准备一旦发现城墙有缺口就冲锋上去。
当时李秀成在南京城里，洪秀全死后，所有号令都出自他一人。李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施，很得人心，将士们如同儿子对父亲一样服从他。五月十五日，李秀成亲自率领敢死队员数百人，从太平门的缺口突围出来，又派遣敢死队员数百人穿上官兵军服冒充官兵，从朝阳门突围而出，冲入曾国荃的军营，放火喧哗起乱。当时官军已很疲惫，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突然遭此袭击，几乎瓦解溃散，幸亏有彭毓橘等诸位将领率领新兵急速赶来救援，才解除了这一危机。太平天国宫殿恢复模型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的火药爆炸，声如雷鸣，轰然炸响，天地也为之一振，南京城墙被崩坏二十多丈。曾国荃的部队呼喊着奋力登上城楼，太平军死命抵抗，然而弹丸如雨点般飞来，守护在外围的太平军士兵有四百多人当场死亡。官军更加振奋，脚踩着尸体冲过去，于是进入南京城中。李秀成此时早已立下以死报达太平天国的志向，他把自己所喜爱的骏马赠送给幼主洪福，让他出城逃命。而李秀成亲自带兵与官军展开巷战，连续三个日夜，直到打不动了被擒拿住，太平军大小将士战死烧死的有三千多人。太平天国天王宫殿被放火焚烧，三天三夜火焰不绝，城中长期跟随洪秀全的十多万士兵和男女百姓，没一个人投降。从咸丰三年洪秀全开始占据南京，到此灭亡共十二年，才最终得以平定。李秀成亲供手迹 李秀成被擒后，三天时间内，在战笼中壮怀激烈地写下供状，记录了数万字史实。虽经清政府删节，不能全部流传下来，但今天读起来，还是威风凛凛，笔挟风雷。案语：李秀成真是人中豪杰啊。在太平天国危急存亡之际，满城上下的人命在旦夕之时，他还能驱使千百精兵，突破重围，决一死战，那气势几乎要歼灭官军。五月十五日这一天的战斗，曾国荃的军队没灭亡，大概是天意吧。等到南京城已告破，李秀成还能把爱马送给幼主，自己却慷慨赴死，有国家灭亡，自己也同归于尽的志向。回顾历代的名臣儒将，也不过如此。回看项羽和文天祥的最终失意，是天意？还是人力造成？我听说李秀成离开苏州时，苏州的百姓，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是痛哭流涕的。至于他以礼安葬战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优待投降的将士，简直有文明国家的战时公法的作风。南京城内十多万百姓，没一人投降。如同齐国的田横，礼遇宾客五百人，他们志向相同，所做的事情也相同，而说到魄力，李秀成又超过前人百倍了，这实在是自古以来战争结局中不曾有过的现象。假使李秀成处在洪秀全的位置上，那今天的中国，还不知道是谁的天下呢！李秀成被捉拿，从六月十七日到十九日，三天之内，他在战笼中壮怀激昂，破指为笔，奋笔疾书，写下洋洋数万言的供状。后来虽经过官军方面的删节，不能完全流传下来，但至今读来，仍然可见他凛然不屈的豪迈气概。唉！刘邦坐了天下，项羽被骂。成败论英雄。今天又有谁肯为李秀成的功业说句公道话呢？百年之后，自有定评，后来史官作史，怎么会有私心妄评呢？不过，毕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兄弟、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也是人中豪杰啊。
南京收复，朝廷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授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都被封为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都受到不同级别的赏赐。曾国荃收复南京，立一大功，各个派系的将领，都有些嫉妒他。于是诽谤谗言，一时间纷纭而起，即使是左宗棠这样的贤能之士，也不免对曾国荃有妒意，而唯有李鸿章没有一句议论是非的话，而且还竭力为曾国荃说话，维护其功绩。案语：这也是李鸿章之所以有“文忠”这个谥号的原因了，圣旨传令让他会合曾国荃的军队剿敌，他却不愿在功在垂成时分功，到事成之后还不怀嫉妒心，向主上推荐标榜其功绩，他的这种德操和胸怀确实有过人之处。名不虚传，不是随便就能留名的。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捻军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的失当
曾国藩、李鸿章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南京收复，中国的战争也消失了大半。尽管如此，捻军的叛乱还在继续，所以担忧还是不能消除。捻军之乱，开始于山东的无业游民。到咸丰三年，洪秀全攻陷了安庆、南京，安徽全省大惊。捻党趁此机会，在宿州、亳州、寿州、蒙县等地造反，横行于安徽、山东、河南一带，所到之处，大肆掠夺，官军没办法控制。奉朝廷之命前来剿灭捻党的官员一来，就遭到捻党袭击，屡次被打败，因此捻党势力日益猖獗起来。到咸丰七年冬天，捻军的骑兵已侵扰到直隶大名府等地，北京形势紧张，进入戒严。
现在把捻军开始发起到李鸿章率军平捻之前，朝廷所派平捻的统帅列表如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咸丰帝避难到热河，捻党乘机侵入山东，在济宁大肆掠夺。德楞额与捻军交战，大败而回。由此开始让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带军追剿捻党，树起骁勇善战的名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太平军诸位头目陈得才、蓝成昌、赖汶洸等人与捻军联合在一起。捻军头目张宗禹、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人率领数万人，出没在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迅速，如暴风骤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一股捻军进入湖北，在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地大肆抢劫。舒保战死，僧格林沁的军队也屡遭溃败。僧格林沁这个人，勇敢强悍有余，但不学无术，军纪不严，所到之处奸淫掠夺，残害百姓，几乎与太平军和捻军没什么区别，因此湖北的百姓对官军大失所望。
当时南京已收复，太平军余党加入到捻军中有数万人，转战到河南、山东一带，对那里的城市进行侵扰掠夺。同治四年春天，僧格林沁决心一扫乱党，率领轻便骑兵，追击捻军头目，日夜飞驰三百里。到曹州，部下中有不少心怀怨恨和背叛。四月二十五日，就中了捻军首领的计策，大败，僧格林沁奋勇作战，落马而死。朝廷震惊，深表哀悼。急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的军务；并命令李鸿章代理两江总督，为曾国藩在粮草方面作后勤支援。僧格林沁行猎图
之前，官军追剿捻军，只知道追踪，往往劳而无功，偶尔防备围堵一下，也不过是拆东补西，解决一时之急罢了。总之，无论是攻是守，不是苟且作战，给了敌人实力增长的机会，就是有勇无谋地冒然进攻，挫伤了自己的兵力，并没有一个全局的规划，制定一个统一的战略，因此派军追剿乱党十多年，却不见成效。自从曾国藩受命以来，开始制定了一个大举包围乱党、牵制其活动的战略规划，认为此举必然会把敌人围堵在一处，然后聚集优势兵力围歼。李鸿章继承了这一方略，于是平定了中原。
曾国藩，是位君子，经常以兢兢业业、持盈保泰、急流勇退的低调态度自勉自励。收复南京后，平生志向已得到实现，便急切地希望能功成身退。到僧格林沁亲王战死，捻军之乱气势猖獗，直逼京城，情势危急，曾国藩又受命于官军失败的危难之时，义不容辞，就勉强担起这个重任。但他看到湘军的士气已日益低迷消沉，恐怕不能再胜任，所以逐步将湘军遣散，而只用淮军到阵前杀敌。曾国藩受命大任的开始，就想着把这个位置让给李鸿章，以成就他的功业，有此想法也很久了。到同治五年十二月，曾国藩就托病辞去职务，李鸿章担任钦差大臣。曾国藩重又回到两江总督的职位，负责粮饷等后勤保障事务。
李鸿章的剿捻方针是：考虑到捻军已经成为流寇，要追堵逼迫他们停止流窜，然后集合各方兵力合围歼灭，这是最好的方法。明朝孙传庭曾说：追剿流寇应驱逐逼迫他们到绝境，在他们困顿灭亡前加以围攻；否则，在枪林弹雨中争胜负，即使打了胜仗也不能彻底荡平流寇。李鸿章就是领会并运用了这个策略。同治四年十一月，李鸿章上奏，称必须将乱党追逼到深山环水的复杂地带，再故意放弃，诱敌深入，然后集合各省兵力，从三面或四面围困之。后来李鸿章之所以成功，实际上是这一策略的作用。
同年五月，任柱、赖汶洸等人大举侵入山东。李鸿章命令潘鼎新、刘铭传全力追击，想逼迫他们到登州莱州海边，然后在胶州、莱州的交通要道，想办法围困，使他们往北不能窜入京畿地区，往南不能跑到淮南。六月，李鸿章亲自率军到济宁，观察分析形势，认为任柱、赖汶洸等各队人马，都是经历过上百次战争保留下来的精锐部队，加上一些游兵散勇和有煽动力的老兵，既狡猾又剽悍，不可轻视。如果兵力不足以包围，却追逼他们太紧急了，包围圈过于狭小，就会让他们看穿计划，势必着急突围，稍微有些放松就会逃走，导致全局不利。于是制定策略，先在运河上设防，断绝敌军退路，再在胶、莱两地设防，挡住其交通。当时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心想驱逐捻军出山东境，对于李鸿章的这个策略，不以为然，而是反对抵触。
七月，捻军突然进攻潍河，山东省守将王心安此时驻扎在戴庙，放纵捻军偷渡过去，导致胶州、莱州的防线崩溃。此时诽谤声纷纭而起，朝廷严厉责备下来，甚至有建议要改变李鸿章的战略。李鸿章又上奏折，认为运河东、南、北三面，捻军来往流窜，官军分路追截，当地百姓虽受些蹂躏侵扰，但受害地区不过几个府县而已；倘若让捻军长驱直入运河以西，那么将会有好几个省份受到侵扰，其害将无穷。同是中国的领土，同是华夏人民，而不应该有所偏袒歧视。于是朝廷准奏，坚持之前的策略，没有改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邱和潍县的交界地带和捻军交战，大获全胜。二十四日，刘铭传又带队追击捻军到赣榆，和骑兵统帅善庆一起作战，在战争中击毙了任柱，于是东捻军势力大大削减。
二十八日，潘鼎新在海州上庄与捻军交战，击毙大批强悍的捻军。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人在潍县、寿光抄袭捻军一昼夜，捻军军心动摇，很多人投降。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等人也频传捷报，战无不胜。到二十九日，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等人，追击捻军七十里，到寿光的弥河，开始与敌军交战。战斗打了十几个回合，又追杀捻军四十多里，消灭近三万人，捻军的精锐兵器、骡马、辎重等丧失殆尽。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说：“我军士兵回到军营后，我亲自去抚慰，他们都劳苦疲惫，面无人色。”赖汶洸经弥河一战失败后，落水不死，就又纠集了一千多骑兵，冲出六塘河防线。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人，带领水、陆、骑兵，紧跟其后追剿，一步也不放过，直到赖汶洸只剩下数百骑兵，被追逼到高室水乡。李鸿章先前派遣的淮军“华”字营统带吴毓兰正好在扬州运河防守。各支官军部队合力战斗，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吴毓兰活捉赖汶洸。东捻军被全部消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五省的东捻军也都被消灭。刘铭传
李鸿章所上的报捷奏折中，附带陈述了各支部队自剿捻以来，奔波数个省份，长年转战各地，日行百里，忍饥耐寒，还要担忧受到指责和讥讽，这些都是人生中前所未有的困苦。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也多次申请离职，李鸿章代为他们请求朝廷让他们稍稍休养一下，不要再派给他们远调的任务。因为刘铭传积劳成疾，李鸿章代为请假三个月。同治七年正月，东捻军张宗禹率领大军，忽然从山西渡过黄河，向北流窜，势力直逼北京城下。北京政府为之大惊。初七、初八日，朝廷多次下令催促刘铭传、善庆等人，带领步兵、骑兵各营，迅速赶赴河北剿杀西捻军。李鸿章因为刘铭传受疾病所困，正在假期中，不忍心催调他作战，于是率领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骑兵十一个营，潘鼎新的“鼎”字军全军，善庆、温德克勒西的骑兵，陆续进发，由东阿渡过黄河。命令郭松林、杨鼎勋整顿大队人马，随后出发跟进。赖文光画像
对西捻军的战役，相比东捻军更加难以成功，原因是：一因黄河以北，千里平坦，没有高山大河可以限制他的活动。张宗禹狡猾多端又知晓兵法，流窜到北方的辽阔平原，掠夺了很多马匹，如狂飙般迅速往来，瞬息百里。想给他设计一个圈子围困他，但地势不允许，所以罗网难以实行。而且他吸收了任柱、赖汶洸的前车之鉴，一听说被围，就立即死命突围而出，不给官军时间施工，来构筑围堵的工事，这是第一大难题；二因淮军士兵全部是南方人，和黄河以北地区的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南方人的性情、口音与北方人都不相同，而且吃米吃面的习惯也不相同。而骑兵力气单薄，草料也不足，这是第二大难题。李鸿章于是奏请施行坚壁清野（坚固壁垒，清除郊野，使敌人既攻不下据点，又抢不到物资）的策略，认为“之前的东捻军任柱、赖汶洸的部队，流窜在中原数个省份，害怕城寨更甚于害怕官兵。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民风强悍，因受乱党侵扰已久，逐渐修筑起堡垒和城寨，随处可见，如城池那么多，所以东捻军只能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来只有湖北、陕西一带，被捻军侵扰最厉害，因为那里一直没有堡垒和城寨，临时修筑又来不及，所以乱党能够在那里流窜并大肆掠夺，其势力日益嚣张。河北、山西一带向来没遭到捻军侵扰，民风淳朴软弱，也没有修筑起堡垒城寨来自卫。张宗禹本来就狡猾多端，又是个末路的流寇，南面又有黄河为之做屏障，势必会纵横驰骋，到处流窜作乱，百姓受此惊扰蹂躏，到处迁徙，何时能结束？真是可悲可叹……自古用兵，必然要彼此对比实力，以此为决策的标准。捻军未必比我军强大，但他们骑兵多而我军骑兵少，自然有我军不能比的气势；他们可随处掠夺粮草，而我军必须就地采购粮草；他们常能吃饱，而我军常要挨饿，这又是我军不能比的地方。现在要想断绝其粮草和马匹，只有下旨传令河北的绅士和百姓们，赶紧修筑起堡垒城寨来，加强防卫，一旦有捻军入侵的警报，立即收集粮草牲畜到城堡，这样既保卫巩固了自身安全，也能置流寇于绝境……”如此等等。西捻军最后能平定，实际就有赖于此策略。
四月，李鸿章又奏请让刘铭传总领前线各军，朝廷同意，敦促刘铭传立即赴任。李鸿章命令淮军和河北、山东的民兵，沿着黄河和运河，修筑起长墙、深沟以围困捻军；又随时抽调各军，轮流进攻，轮流休息。让那些长时间追击敌军，已经疲惫，停下来暂时休息的军队，在运河东岸选择险要地势屯集驻扎下来，一等到捻军流窜过来，就立即奋起迎击，改剿为防。又派张曜、宋庆分别驻扎在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驻扎在陵县、吴桥一带，为防守在运河的部队做掩护。左宗棠也派刘松山、郭宝昌等人带部队来，自连镇以北到沧州一带减河东岸分别驻扎，与杨鼎勋等人带领的部队互相策应配合。布置安排妥当后，才开始进兵围剿。
五月，捻军流窜到西北，各路官军分路拦截阻击，接连获胜。李鸿章于是趁黄河在汛期河水上涨时，缩小包围圈，以运河为外围；而将恩县、夏津、高唐的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内部的包围圈。逼迫捻军到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官军各军连续获胜，捻军势力大衰，投降流散的逐渐多起来。六月十九到二十二日，官军乘胜追击，每战每胜。二十三日，张宗禹渡河，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县逃到高唐县。二十五日，潘鼎新追击一百二十里，冒雨到高唐县，流寇已逃向博平、清平县一带，企图进攻运河。而官军早在马颊河西北岸筑起了数百里长墙，足以围堵住捻军人马。捻军不知已入官军圈套中，流窜到越是狭窄的地方，死期就越近。此时官军各部也因长时间追击疲惫了，李鸿章就派刘铭传带领战斗力强盛的骑兵前来助战，部队士气大振。二十八日，将敌人包围在徒骇河、黄河和运河之间，刘铭传调集骑兵和步兵迎击，追杀好几里远；此时，从东面来的郭松林率骑兵正好挡住了逃跑的捻军去路，加上河道交错纵横，地下泥泞湿滑，刘铭传、郭松林两军骑兵五六千人，合兵一处，纵横追杀，捻军被杀死活捉无数。张宗禹只带几十个骑兵往北逃窜，很快又投水自杀。西捻军被消灭，中原恢复安定。八月，李鸿章奉旨进京。
李鸿章用兵打仗，先制定进攻谋略再采取行动，料敌如有神助，所以从军十五年，从没打过败仗。虽说也是幸运，但难道不也因为个人的努力吗？他剿灭太平军时，以小小的三个城池为根据地，只用了一年就荡平了苏南的太平军；他剿灭捻军，面对横行了十多年的强悍敌人，众多将领束手无策之时，他却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歼灭了他们，好像有天助一样；他对待属下将领，都是以道义相交，亲爱如同骨肉一家人，所以属下都愿服从他的命令，真不愧为统帅将领的人才啊！虽然如此，李鸿章的军旅生涯，实际和曾国藩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只是感念他把自己推荐给主上而已。他平定苏南时，是由曾国藩统筹整个战事全局，肃清长江上游的太平军，曾国荃又合兵包围南京，牵制敌军势力，因此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李鸿章才有机可乘；他剿杀捻军，也是秉承了曾国藩的战略，而之所以有千里之外提供的充足粮草，也是因为有一位优秀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背后支援，使他没有后顾之忧。还不止这些，李鸿章曾跟随曾国藩军队数年，从中得到磨练，接受道德、学问上的熏陶和磨砺，练习兵法和用兵打仗。总结李鸿章一生身体力行、任劳任怨又坚忍不拔的精神，及他治军带将推行开诚布公、团结将士的方略，无一不是从曾国藩那里学来的。所以有曾国藩，然后才有李鸿章。李鸿章对待曾国藩如同侍奉父母一样，尊敬如同神明，不也是应该的吗！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成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原因“洋务”二字，实不能成为李鸿章的专用词。虽如此，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为李鸿章作传，就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来概括他人生旅途中二十多年的事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李鸿章因为洋务，被天下的读书人唾骂，也是因为洋务，被天下的世俗功利之人崇拜。而我之所以推崇他、责备他、惋惜他，也是因为洋务。说李鸿章不懂洋务吗？中国的洋务人士中，我还没见过有比他强的；说李鸿章真精通洋务吗？可是为何其他国家通过实行洋务运动而兴旺发达，而我国却因洋务运动反而衰弱了？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李鸿章自认为远见卓识，通晓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以为洋人所做的事情，也不过和他所做的洋务一样而已。现在把他平定太平天国、平定捻军之乱后、和日本交战之前，所办的洋务事件列表如下：中国第一批赴美学生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的洋务事件，大概就是这些。综合这些洋务，不外乎两类：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其间也有举办学堂、派学生到外国学习等事，但都是为军事服务的，要不就是为外交培养翻译人员的。李鸿章所认识到的西洋人的长处，大体就是这些。京师大学堂牌匾
陆海军事，是李鸿章一生中全力倾注的事业。他以知兵善战树立起自己的功名，而他之所以成功，实际上和他与西洋军人相处，又亲眼看到西洋先进武器的威力，进而拿来使用有关。所以他在功成之后，深切认识到中国的兵力平定内乱有余，但要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就明显不足了，所以他兢兢业业把加强国家兵力作为重要事情来抓，其眼光不可说不高出平常人一等了，他在这方面投入的精力也算是最多的了。算起来中日战争以前，李鸿章手下的兵力，大体如下：北洋海军兵力表附水雷船直隶淮军练勇表
中日战争爆发时，直隶淮军练勇有两万多人，大概如下：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清军演习图
李鸿章倾注全部精力来经营这海陆两军的建设，自称确实有一定把握。光绪八年，法国侵到越南，对我广西边境寻衅滋事时，朝廷商议筹资加强京城周边地区的防卫，李鸿章上奏说：“我花了十多年时间练兵，购买新式武器，只苦于经费紧张，不能完全实现我的愿望，然而临阵杀敌，还不至于孤注一掷让皇上担忧……”李鸿章的自信，由此可见一斑。怎么也没料到，一朝中日开战，自己辛苦经营的艨艟战舰不是被挫伤就是被击沉，有不少还被日军缴获，淮军和新式军队，屡战屡败，李鸿章之前树起的声名一下子一扫而光。所剩下的残破武器装备，后经过在天津溏沽与八国联军一战，也基本上随同罗荣光、聂士成一起化为灰烬了。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三十年来所积蓄、规划、培养的战争资本，就此烟消云散，几乎就像昨天的梦魇。直到李鸿章死时，他精心培植的天津大本营，还没有收复。唉！李合肥啊李合肥，我知道你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啊。
至于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半因群臣争议，牵制他按自己意愿行动，一半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从他个人原因这个角度讲，一半因为用人不当，一半因为自己见识不够。当他已经立下大功，声名鼎盛之时，自视很高，认为天下事对自己而言很容易。而对他的副将和老部下，念他们以前与自己共患难，现在与自己同享富贵，念到私情，互相引荐，让这些人在重要岗位任职，承担着重任，也顾不上去管他们是否胜任，因此遇到事情反把事情搞坏了，从而贻误了大局，这也是一个原因。而且李鸿章只知道练兵，而不知士兵之来源；只知道筹集粮饷，而不知粮饷之来源，所以只能做些零零碎碎的事情，以致终无所成，这也是一个原因。下节中再详细论述。金陵制造局制造的火炮
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也没有让人看到明显的成效，没别的原因，是由官督商办这个做法所牵制造成的。中国人最擅长做买卖，犹如天生。如果国家能制定商法，开辟市场，广辟渠道，保护商人的权利，自然能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至于浪费成本，国家的富强指日可待。现在每开发一个新项目，动不动就上奏请示，还要派大臣督办，即使所派遣的人很合适得力，但还是会产生越俎代庖的效果，不可能对办事的人没有牵制影响。况且还有奸猾虚伪的官吏，以贪财得利为目的；要么狐假虎威，掌控操纵着局势，那已经入股的人怎能不寒心呢，那些准备入股的人怎能不犹豫观望呢？所以中国的商务不能发达起来，可说是被李鸿章所推行的官督商办主义的政策所害的。
我敢用一句话下一个结论：李鸿章实在是一个不懂国家事务的人。他不懂国家为什么东西，不懂国家与政府间有什么关系，不懂政府与人民间有什么责权关系，不知道作为大臣应当尽什么样的责任。他对于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茫然不知，认为我中国的政治、教化、传统、风俗等等，无一不优越于别的国家，所不如人家的不过是些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等等罢了，认为我只要学他们这些长处，做些洋务就足够了。这是近日来全国上下谈时事的人们所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是这一派中已有三十年资格的老前辈了。这就是所谓无盐效仿西施的笑容，寿陵人学习邯郸人走路，越学越丑，适得其反，终无所成，这是必然的。旧上海街头
虽然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有远远超越寻常人的一面的。曾看到他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五月，第二次上奏商议不可裁撤制造轮船的事情，奏折中说：微臣个人认为欧洲各国，一百年来，从印度到南洋，从南洋到中国，闯入边界腹地，这是史上没有记载过的。自古以来，凡是还没通关，没贸易往来的国家，无不前来拜访我国，来请求通商互市。我们的皇上有天朝上国的气度，一概与他们立约通商，以笼络这些国家。如今，全地球东西南北，隔着数万里之遥的国家，都聚集到中国来了，这是三千年来的一大变化。西洋人依靠的就是他们先进锐利的枪炮轮船，所以他们能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中国一向所使用的武器，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受制于他们。今天我们说的驱逐他们出境，本来就是些没用的虚狂之论，即使想保全和平，守住疆土，也不是没有先进武器就能够保全得了的……那些士大夫们限于道德和辞章学问，而对数千年来这一大变化愚昧不知；拘泥于眼前的苟且偷安，而忘却二三十年前所受的创伤巨痛。千百年之后用什么方法来安内制外呢？这就是为何有人提出停止制造轮船的所谓原因。我以为国家的其他各项费用都可节省，唯独在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轮船战舰这些费用上不能节省。如果要省，其他就更不必要了，国家将无以立足，永远不能强大起来。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因台湾事变起，李鸿章在筹备建立海防的奏折中说：这是总理衙门所陈述汇报的六条主张。它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及日后长远之规划，都进行了综合概括，没有遗漏，应该说是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其中不容易立即办好的，就是难得优秀的人才，经费筹措有困难，意见分歧难以化解，陈旧风气难以消除。如果因循守旧，不加改变，即使每天设防，也如画饼充饥，徒劳无功。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就在于努力破除成见，来做些实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历代对边防的守备，重点在西北地区，其强弱势力的分布，主要次要的划分，各代都是差不多的。而且中国与外国之间都有固定的界限。现在东南沿海一万多里的广大国土上，允许各国通商、互相传教，往来自如；他们还聚集在北京，以及各省会中心。表面上借友好往来之名义，私下里怀着侵略吞并我国的阴谋，一个国家闹事，其他各国跟着煽动，这实在是几千年来所不曾有过的新局面。轮船电报的迅速，瞬息可达千里，军事器械的威力比以前强过百倍。这又是数千年来所没遇到过的强大对手。外来侵扰不断，变幻迅速，而我们还在以旧有的方法来抵制，就像医生看病，不问什么症状，统统开出原有的旧处方给病人，实在是不能起到疗效啊。一八六〇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势力日渐指向内陆，那些对外国人鄙夷不屑的文人士大夫们，无不义愤填膺，慷慨议论，纷纷说着驱逐外国人出境的话。这些都属于局外人的非议，因他们根本不知道局中人办事的艰难，等到问他以什么方法自强，有什么能力抵御外来入侵时，他们就茫然不知所措了。我办理洋务也很长时间了，经历和见识也较广了，对于敌我之间优劣长短的对比，也认识得较深刻。环顾当下我们的人、财、物等各方面实在很不足，有的也多拘泥于已有传统观念，受众人议论的牵制，即使想振奋做点事情也无从下手。《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如不能变通，那么无论是战是守都是不可靠的，而靠讲和也是不能持久的。上海租界的外国军队
李鸿章又说：近来一些拘谨守旧的读书人，多数以办理洋务，与外国交涉为耻；那些怀有功利和机巧之心的人，又把回避洋务当成自己的终南捷径，以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地位。如果朝廷不下大力气开辟新风气，破除以往拘泥的陋习，实行国富民强的实际做法，那天下的危难局面，永远无力支撑挽回。日后人才的缺乏，比今天还要厉害，诺大一个中国，将没有自强自立之时，这不只令人担忧，也令人感到耻辱。开平煤矿股票
由此可见，李鸿章本来就知道今天这个三千年来产生最大变化的时局，也知道拘泥苟安于现状就不能长治久安；本来他为以后中国的千百年社稷着想，有意识地寻求安内制外的良方，也知道古老的处方已不能医治现在的新病；本来就知道如不进行变法维新，那么是战是守都不可靠；本来就知道分歧意见如不化解，陋习不除，就将一事无成；甚至他也知道日后中国将缺乏人才，比今天还要厉害，这么大一个中国，将没有自强自立之时。李鸿章的话说得沉痛，令我至今读来，也忍不住热泪盈眶。那么，以李鸿章这样的忠诚纯正，如此敏锐深刻的洞察力，又长期在重要职位上，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这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不知时局，而自己对大局也并不明了；每天责备他人意见分歧难以化解，陋习不除，而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分歧和陋习，却视而不见，他与那些人比较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却不知道今天世界各国间的竞争，不在于国家而在于国民；不知道西方各国之所以能化解分歧，消除陋习，实施新政使国家富强，原因就在于有一股源于下面而不是上面的动力。而要寻求这种动力如何才能激发，那就必须有一两个有先知先觉的、能激发人力量的先行者，从而引导人们前行，并鼓舞前行的勇气；新风气形成后，再因势利导，利用下层百姓的力量，那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李鸿章不知道这点，不以此为忧，也就算了；既知道此，也为此担忧，以他的声望地位，对上可以打动皇上，从而指使各级官员，对下可以制造舆论，从而号召起全国人民，可惜李鸿章没能做到。所以我说：李鸿章的问题，在于不学无术。所以说：他是被时势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晚清礼仪
虽然如此，事情换了环境就会不同了，人换了时代也就不一样了。我等生在今天的人，以如此大道理来指责李鸿章，我知道他一定不肯接受。他所说的局外人的非议，是不知道局中人的艰难，言下之意，是自己心里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和不为人知的痛苦。援引《春秋》中责备圣贤之人的良苦用心，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然而试问今日中国四亿人中，有资格向他投这第一块石头的人，能有几个呢？我虽然责备李鸿章，也必然不能对那些拘谨古板的儒生、投机取巧的小人、局限于辞章和眼前利益的人有所谅解，更绝不允许他们跟随我来对李鸿章妄加评议。简要地说，李鸿章不失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最不幸的是，诺大一个中国，继李鸿章之后，却没有一个哪怕是无名英雄的人出现，所以李鸿章一跃而起的行动之后，终没能完全成功。我对于李鸿章的这一遭遇，也表示同情悲悯。
这一章以后，李鸿章一生的得意历史终结，失意的历史开始了。
第七章 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
战争之前李鸿章的失策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的原因
李鸿章的地位和责任
中国维新运动的萌芽，自中日甲午战争开始；李鸿章一生建立起来的功勋名声，在中日战争中被淹没。可惜啊！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李鸿章过完七十岁生日，生病了，但病而不死，最终遭遇甲午战争这场变故，祸不单行，一个接着一个，又经历了八年最艰难、极危险、极窘迫的耻辱岁月，直到今天死去。苍天啊，之前为什么那么宠爱优待他，后半生却为什么让他如此遭遇厄运、残酷地对待他呢？写到这里，我不禁停笔喟叹。
中日战争，起源于朝鲜，追溯这场祸事的源头，不能不说是李鸿章外交上的一大失误和遗憾。朝鲜本是中国的附属国。最初于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时，日本与朝鲜产生不合，日本人派遣使者到中国进行交涉，按说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其外交应当由中国为他作主，这是国际公法也认可的道理。中国当局因为害怕多事，就答复日本说：“朝鲜的国事，我朝向来不干涉参与，听凭贵国与朝鲜自行交涉好了。”日本于是又派使者到朝鲜，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正月，与朝鲜国王签订和约，第一条是：“日本认定朝鲜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朝鲜和日本一样，拥有自主平等的主权。”这就成为日本与朝鲜交涉的开端。光绪五年，英、美、德、法等国家，先后来请求，要与朝鲜互市通商，朝鲜政府为此感到惊恐，一时犹豫不决。李鸿章就写了封密信给朝鲜太师李裕元，鼓励他与各国签订条约，又上奏说借此可以防御俄国人，牵制日本人，等等。光绪六年，驻日本使臣何如璋写信给总理衙门，提倡中国应主持朝鲜的外交事宜，说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立并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说，如果秘密地对朝鲜加以维护，倒还进退自如；倘若明显地为之代理谋划，朝鲜方面也未必都听从我们的话，而其他国家可能会把矛头指向我国，有朝一日，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恐怕会引起战争等麻烦事，等等。光绪八年十月，皇上的侍读张佩伦又上奏，请求皇上派遣高官作为朝鲜的通商大臣，协助办理朝鲜的外交事宜。李鸿章再次上奏，还是之前的意见。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对于“藩属国无外交”的国际公法不熟悉，只图一时省事，借助国家大道理，却不能大方磊落地表示立场，最终给人以口实，这实在是外交上的一大千古遗恨啊。自此以后，各国都不再以中国的藩属国来看待朝鲜了。光绪十一年（一八五二年），李鸿章在天津与伊藤博文签订条约，明确约定，有朝一日如果朝鲜发生战争，中日两国如要派兵前往，必要事先互相知会一声。于是朝鲜又像是成了中日两个国家共同的保护国，这实在是名实不符、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两个国家各执一理，纠缠不清，终于酿成战争，实在说其祸根开始于这件事。而这个祸事源头不能不说是由李鸿章的外交策略引起的，这成为李鸿章的第一大失误。黄海海战图 左上角为北洋水师舰队，右下角为日本舰队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三月，朝鲜发生东学党叛乱，气势十分猖獗。当时袁世凯作为办理商务的委员驻扎在朝鲜。袁世凯，是李鸿章的亲信，他屡次致电李鸿章，请求派兵来朝鲜助剿东学党之乱，又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朝乞求援兵。李鸿章就在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舰”、“扬威舰”赶赴仁川、汉城保护商业，并调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带领淮军一千五百人开往牙山，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派兵的消息。日本随即也派兵前往。到五月十五日，到达朝鲜仁川的日本军队已达到五千人。朝鲜政府大为震惊，请求中国先行撤兵以让日本心理平衡从而撤兵。日本既然派来重兵，自然有进无退，就商议与中国共同干涉朝鲜的内政，帮助其变法。双方信函往来，言辞激昂，战争的气息已是埋伏其中，迫在眉睫了。中日朝鲜相争漫画
这次战役，对中国来说，认为藩属国有叛乱，国王又以谦卑的态度和言词来请求派兵支援，作为宗主国自然应有帮助剿平叛乱的责任，所以中国就派去了军队；对日本国来说，他认为既然朝鲜已成为主权自主的国家，与世界各国平等无异。但现在，中国紧急派兵来帮助一个自主权的国家平定叛乱，其中似乎有某种目的，所以日本国也派军队来抵制防备，认为也是应该的。两个国家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正确对方错误，都能找到自己的根据，说起来都有道理。但其中也有可疑的地方，当中国还没派兵时，袁世凯屡次致电李鸿章，说朝鲜的东学党很猖獗，朝鲜国自己没能力平定，之后朝鲜国王就发来向中国乞求援兵的文书，也是袁世凯所指使的，但为何五月初一日才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被平定的消息了呢？当时我中国军队还在路途中，与朝鲜乱党根本没有一点联系，可见朝鲜的叛乱根本不必请我军助剿，这是很明显的了。不必助剿，而我国无缘无故派兵，怎能不让日本国生疑心呢？所以我方要说日本没道理，日本国自然不能接受。有人说袁世凯是想借此机会来取得战功，所以夸大其词，造成这一波澜，却没料到日本紧跟其后也派了军队来。如果真如此，就是用一已之私心，使十多万百姓遭受兵灾，进而损坏了延续数千年的国家体面和尊严。袁世凯自然难辞其咎，但任用他并听信他的人，不也有知人不明、用人不当的罪过吗？这是李鸿章的第二大失误。
日本屡次与中国商议共同协助并干预朝鲜内政，而中国不同意，中国屡次要求双方同时撤兵，而日本不同意。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才开始寄希望于俄国和英国的出面调停。北京、伦敦、圣彼得堡三个城市间电报和信函往来传递，俄国、英国也表示愿意帮忙，却暗里希望坐收渔翁之利。拖延了一些日子，战争准备还没做好。到五月下旬，日本调遣到朝鲜境内的军队已达一万多人。本来平时的兵力就已经不如人家，临时来了战争，又准备不利，每一步都落后于人家，所有险要的战略据点都被敌人占据了，主客颠倒了位置，所以还没开战，胜负的结果就已可知了。这是李鸿章的第三大失误。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旗舰
三大失误没能挽回，战争就打响了。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朝廷之命准备作战。于是派总兵卫汝贵统领“盛军”的骑兵六个营进驻平壤，令提督马玉崑统领“毅军”两千人进驻义州，都分别由海路到朝鲜的大东沟登陆，令叶志超的军队转移进驻到平壤，这些都是淮军。所派前往的各支部队，雇用英国的三轮商船分批运输，让济远舰、广丙舰两艘军舰护卫。二十五日凌晨，被日本军舰袭击，济远舰舰长方伯谦，看见日本舰临近，惶恐跑到铁甲最厚的地方躲藏。随即，济远舰遭到日本军舰的炮轰，船舵被毁，方伯谦就立即挂起白旗，下面挂起日本旗，逃回旅顺港。高升号商船被击沉，我军死亡七百多人。二十七日，战事通告全国，勒令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撤下国旗回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撤回平壤，却谎报打了胜仗，声称在二十五、六、七等几天内，多次歼灭敌人五千多人，朝廷下旨，赏给军队两万两白银，各级军官中有数十人受到赏赐。自此以后，中国海军、淮军的威望，开始日渐衰落。
当时正值五、六月间，日本军舰聚集在朝鲜海面，穿梭如织。而中国的各艘军舰却躲避在威海卫，在海面上逍遥自在，等到北京城外有人上奏弹劾，才开始假装着派遣一只辅助舰队，开出军港，有时行驶三十里就停止，有时行驶五十里就停下来，大都是从起航出港，大约五六个小时后，便又迅速开回军港，然后飞电报告北洋大臣，说某船巡逻到某处，并没有看见日本兵的足迹等话语。种种情形，真是可笑可叹。八月上旬，北洋大臣接连接到前线来的电报，要求增加兵力以壮大声势。于是就雇用五艘轮船招商局的轮船，运载士兵钱粮，由海军军舰护送。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成一队同行。中秋节这天，安全抵达鸭绿江口。五艘运兵船鼓起轮帆，直接驶入鸭绿江，浅水兵船和水雷船护卫它们一起进入，其他船舰临时驻扎在离江十里或十六里远的地方。当时锅炉里的煤火还没有熄灭。十六日清晨，远远看见南方黑烟缕缕升起，知道日本军舰将要临近。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下去列成“人”字形阵，镇远、定远两舰排在人字形阵的顶部，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开排列，作为“人”字形阵的两翼，另外还用号旗招呼鸭绿江中的各艘战船都出来助战。一会儿敌人的舰队靠近，排列成“一”字形阵，向中国军队猛扑过来，总共有十一艘，敌军巡洋舰的速度，比我军的大。转眼间又变为太极阵，把中国军队的“人”字形阵裹入其中。
中国战舰先开炮示威，然而距离日本船舰有九里远，自然是打不中的了。炮声还没停止，敌人的战舰都已经聚集过来了，与定远舰、镇远舰相距六里多，他们害怕中国战舰的重装甲和重炮，而且这个距离是中国军舰的大炮打不到的地方，而日本的军舰大炮却可以打到中国军舰。日本军舰离中国“人”字形阵最末端的两艘军舰较近，欺负这两艘军舰的炮小装甲薄。一会儿，日本军舰就切入中国的“人”字形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舰，都被隔断在“人”字形阵之外。致远舰被孤立失群后，船身接连受到重挫，几乎快要沉溺了，致远舰长邓世昌，开足马力，向日舰扑去，想撞击它，与之同沉，结果没能做到就已全舰沉溺了，舰中二百五十人，同时遇难。致远舰沉没
整个中日战争的死难者中，以邓世昌的战死最为悲壮。同时被孤立出阵外的经远舰，刚离开主舰队，就突然船身失火，舰长林永升，一面开炮攻击敌人，一面泼水以灭火，紧急之中依然有条不紊。远远看见一艘日本军舰，似乎已经受伤，立即开足马力追击，却被日军所放的水雷击中，躲闪不及，就被轰然炸毁，殉难者共有二百七十人。真是惨烈啊！济远舰舰长方伯谦，就是七月份护送高升号商船到牙山的那个人，中途遇到日本军舰而逃回到了旅顺港。当天两军刚一交战，方伯谦挂起旗帜，以告诉主将他的军舰已受伤，后来因为企图逃跑，也被日本军舰隔出阵外。当时致远、经远两舰与日军激烈交战时，方伯谦全然不顾，只顾自己，如丧家之犬一样逃窜，却失误地进入浅水区，当时扬威舰在此处搁浅，不能转动，被济远舰猛然撞击，裂开一个大洞，即而沉没。扬威舰遭遇此不幸，死难者一百五十多人。方伯谦惊恐万分，飞速逃到旅顺港口。第二天，李鸿章发电报命令将方伯谦捆绑到军前正法。同时与方伯谦一样的，还有广甲舰，不知是否受伤，但它只顾防备身后的追击，不顾前路，结果也失误，撞在海岛的礁石上，被日军发出的水雷击碎。中国的整个“人”字形阵中，经远、致远、扬威、超勇舰沉没，济远、广甲舰逃跑，能与日本军舰相抗衡的只有七艘军舰。这次战斗中，日本舰队虽也有受重任或小伤的，但并没丧失一艘军舰，而中国军舰却丧失了五艘。致远舰部分军官
中国海军在大东沟几乎被消灭，与此同时陆军也在平壤战败。平壤为朝鲜的重镇，西、南、东三面环海，北面是崇山峻岭，整个城市背靠着山崖，城东的江水，绕过山崖曲折向西流去，西北角则无山无水，是直接通达义州的通道。中国的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崑六员大将，总共统领了精兵三十四个营，七月中旬在此地会合，他们都是李鸿章的部下。当中国军队从牙山出发时，副将聂士成曾经建议，应当趁日本军队还没进入朝鲜境内之前，先派大军渡过鸭绿江，迅速占据平壤；同时让我海军舰队占据把守在仁川港，使日本军舰无计可施。牙山的陆军与北面的海军，共同牵制日军，然后，让驻扎在平壤的大军南下向南部进攻，等等。李鸿章没有采纳此建议。到七月二十九日，牙山失守，这个策略自然作废。
日军进入朝鲜境内时，正当酷暑夏日，道路崎岖坎坷，行军非常艰难；又沿途村庄贫瘠，无处募粮。朝鲜人向来害怕我中国的威势，中国军队所到之处，都供给粮草，一呼百应，而他们对待日军正好相反。所以日军进攻平壤时，除干粮之外，没别的吃的，一勺咸盐要吃上几天。此时，我军如果通晓兵法的话，趁日军疲惫之时，出动奇兵袭击他们，必能获胜。但并没出此计策，只采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策略，凭借平壤的坚强堡垒，自认足以抵御敌人，这是最大的失误。李鸿章八月十四日所下的军令，核心思想全在防守而不是进攻。整个中日战争都为这个策略所误导。
按照李鸿章的部署，马玉崑率领所部“毅”字军四个营绕出江东，与其他部队形成两面夹攻之势。卫汝贵、丰升阿率领的两支部队共十八个营，驻扎在城南江岸，左宝贵的六个营防守在北山城，叶志超、聂桂林率领军队据守在平壤城中。十二、十三、十四等几天内，日军已陆续集合在平壤附近。开始互相挑战，但彼此损伤不多。到十五日晚上，敌军完成部署，以右翼部队攻陷大同江左岸桥里的炮台，再渡江进攻平壤城的正面，以师团长率领的主队作为后援；以左翼部队从羊角岛往下渡过大同江，直接冲击我军右翼。十六日，日军在大同江岸与马玉崑率领的部队相遇，展开激战，日军死伤很多，其炮台失陷。当时左宝贵已退守牡丹台，拥有七连发的毛瑟枪和快炮等机械，在激战中很起作用，但敌军接连发射开花大炮，左宝贵受伤死亡，军队大乱。午后四点半，叶志超紧急挂起了白旗，请求停战。当晚全军士兵纷纷撤退，从义州、甑山兵分两路，却被敌人堵截，阵亡二千多人，平壤失陷。新军演习
这次战役，李鸿章二十多年所练就的部队，自夸为强兵劲旅的部队，基本上完了。中国在军事装备上的懈怠，本来早已为外国人所熟知。唯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向来使用的是西洋的方法操练，也是李鸿章一生苦心经营的部队，因此日本也被它的赫赫威名所震慑，颇有几分忌惮的。等到战胜后，日本的将领们还说这结果开始并没料到。淮军之所以失败，一因将帅愚蠢又不称职，更有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叶志超谎报军情，把败仗谎报为胜仗，欺骗皇上邀功请赏，让这样的所谓将才到前线指挥，怎能不败！一因六个统帅中，官职、权限都相同，没有一个统领全局的指挥，所以军队管理涣散，呼应配合不灵不力。这次战役是李鸿章在用兵上失败的开始，而淮军的名声，从此也一扫而光了。
久经训练的军队，尚且如此，其他仓促间新近招募起来的，军纪不熟不严、军械又不完备的部队，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自从平壤战败后，朝廷决策更加动摇不定，军事上的责任，不单在李鸿章一人身上，这里不作详细传述，只列其中的重要将帅如下：
其余先后从军的，还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的神机营骑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人的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人的淮军；副将吴元恺的鄂军；提督冯子材的粤勇；提督苏元春的桂勇；郡王哈咪的回兵；提督闪殿魁新招募的京兵；提督丁槐的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团练的津胜军；某蒙员所带的蒙古兵。其间有的归李鸿章节制，有的归依克唐阿节制，有的归宋庆节制，有的归吴大澂节制，有的归刘坤一节制，丝毫没有一定之规，丝毫不统一。有识之士早就知道这种部队无法打胜仗了。冯子材定远号战舰
九连城失陷，凤凰城失陷，金州失陷，大连湾失陷，岫岩失陷，海城失陷，旅顺失陷，盖平失陷，营口失陷，登州失陷，荣城失陷，威海卫失陷，刘公岛失陷。海军提督丁汝昌，带领在北部海上战败的舰队，投降日本，于是，中国的海、陆军兵力全部被摧毁。在这里将李鸿章生平下大力气经营的海军，重列一表，以纪念我对李鸿章英雄末路的感慨：
其余还有康济、湄云等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镇中等四艘蚊子船，还有水雷船五艘，炮船三艘，在刘公岛海湾内或伤或完好无损的船只，大大小小共有二十三艘，全被日本军缴获。其中还有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丙、广乙三艘军舰，或是沉没，或是投降。自此以后，中国北部数千里的海面上，几乎再也看不到中国海军军舰的身影了。甲午之战时的龙旗
中日战争之际，李鸿章被指责，成了众矢之的，几乎被骂得体无完肤，人人都想杀死他。平心而论，李鸿章的确有难辞其咎的一面，他开始错误地劝告朝鲜国王与外国签订和约，而不明白国际公法，这是责任一；既然与日本签约，默认朝鲜作为自主国家，而又派兵干涉其内政，授人以话柄，这是责任二；日本调遣部队到朝鲜，其形势有进无退，李鸿章不审时度势，抓住先机，还想依赖别的国家出面调停，致使时机延误，这是责任三；聂士成建议趁日军没到达集合时，率军直接进攻韩城以牵制敌军，李鸿章却不采纳，这是责任四；高升号商船被击沉之前，丁汝昌曾请示带北洋水师先与日军作战，李鸿章也没采纳，致使日军反客为主，给日军以喘息壮大的机会，而我军日益处境危险。综合以上原因，都是由于不想寻衅滋事与人交战所起的，以为用外交之礼仪应付即可，而不知道当甲午年五、六月间，中日早已成为敌对国，而不是友好的邻邦了，错误地把外交上的策略运用到战争事件中，这是责任五；李鸿章也许会辩解说：考虑到我国的兵力不是日军的对手，所以苟且忍让，害怕挑起战争。虽然如此，身为北洋大臣，治军经武二十年，怎么连一仗都打不了？这是责任六；他可能又会辩解说：有朝廷牵制，经费又不足。虽然如此，这不过是不能扩充兵力而已，为何现有的部队，如叶志超、卫汝贵等向来久经训练的部队，也如此脆弱，而且他们克扣军粮、奸淫掳盗之事时有耳闻，视军纪为无有，这是责任七；枪要么不好，弹药要么是假的，子弹与枪不匹配，弹药与军械不协调，说是从前管理军械局的人都很廉明，谁相信呢？这是责任八；平壤之战，军队没统帅，此兵家大忌，李鸿章却重蹈覆辙，这是责任九；自始至终防守为主，等着敌人来进攻，导致受制于敌人，而不是牵制敌人，害怕敌人如怕老虎一样，这是责任十；海军居然不知道用快船快炮，这是责任十一；旅顺港可说是地处天险，西洋人说就是只让数百士兵守护，只要粮食充足，三年也难攻破下来，如今却任用一个鄙陋懦弱的亲信守护，战事一来却望风而逃了，这是责任十二；这些都是李鸿章的罪过。甲午年九、十月以后，整个清朝上下到处可见盲目无知却指手划脚的人，他们闭门造车，道出多门，号令也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以战败的责任自然不能归咎到一个人身上。如果都说成是李鸿章的罪过，李鸿章也是不能接受的。
又岂止不接受而已，我看那些指责李鸿章的人，他们应负的责任，应比李鸿章还要多出几倍。这次战役中，没有一个将帅不辱国，这个自不待言。然而相对而言，海军表现比陆军优秀，李鸿章部下的陆军表现比其他军队优秀。海军在大东沟一战中，中日激战五个钟头，令西洋人中观战的也啧啧称赞。虽然其中有如方伯谦这种败类（有人说伯谦实为救火保船，海军战术就是这样的），但其他舰队若能抗战的也可以与之相抵偿了，即使敌军也肃然起敬了。所以日军在这次战役中，只有海军是他的对手，而陆军没对手。到刘公岛一战，弹尽粮绝，于是投降敌人以保全船上士兵的性命，以身殉国以保全气节。算起来前后死难的有：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然他们死的地方及价值不同，但都有一股男儿的气概，所以他们的死令君子钦佩哀痛。这些人全是北洋海军中最重要的人物了。再看陆军，可说都是些没有心肝的人物，陆军之无能都不值得一提了。然而平壤之战中，还是有左宝贵、马玉崑等人连续一两天的激战，他们也是李鸿章的部下，这次战役敌我死伤差不多。说是后来想收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到防御盖平，与敌人前后几次，都曾与敌人激烈交战，虽然没能成功，然而也是竭尽全力了，指挥这次战斗的，是宋庆，也是李鸿章的部下。这虽不足以抵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人的罪过。虽然如此，但比起吴大澂贴出劝降敌人的告示，没等交战就全军溃败的表现如何？再比刘坤一奉命出征，却逗留数月不出发的表现如何？所以，说中国全军腐败可以，但说李鸿章的淮军腐败，是不合适的。当时满朝有一股浮躁骄横之气，好像以为杀了李鸿章，就万事大吉了；然后那些道貌岸然、指天画地的官僚绅士们，就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任意作为了。尤其是湖南人的气焰最为嚣张。于是重新启用湘军的议论产生，但统观全局，湘军比不过淮军的地方更多。唉，这些议论者真该羞愧啊。我这么说，不是为淮军和李鸿章辩护。我看这次中日战争，虽然本来一点都不能原谅李鸿章和淮军，但特别讨厌那些奸诈骄狂的人，毫不负责地站在背后，专挑人毛病，飞短流长道人是非，以图一时口舌之快，却从来没想过如何改进的方法，所以此等人实在是败坏国家的人。李鸿章固然应受到指责，但这类人难道有资格责备李鸿章吗？
这次战役，李鸿章的失误多多，但即使没失误也不可能侥幸获胜。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其胜负都可以在没开战前就能决定。为什么呢？世道发展越文明，那么优胜劣汰的公理就更加明确。谁有实力，谁就能获得胜利，丝毫没有别的依靠。无论政治、学术、商务、无不如此，而军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日本三十年来，苦心经营，上下团结一心，才造就这样一支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强大军队，然后孤注一掷地向我军发起进攻，如果没有自信，敢这样吗？所以等到失败后，才知道失败的原因，这是愚蠢的人；或者等到失败了还不知道失败的原因，这是麻木死人啊。然而只加罪于李鸿章一人，这说得过去吗？
西方国家的报纸有评论说：日本不是与中国作战，而是与李鸿章一人作战。此话虽有些过头，但也近于情理之中。没看见各省的行政大员们，只知道自守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而认为中日战争就是直隶省或满洲的私事，他们肯筹集点粮食或者出点兵力以救急的吗？即使有，也多空口说说而已。还有最可笑的，舰队在刘公岛投降时，当事人还写信给日军，请求放还广丙一舰，信中说此舰属于广东，这次战役，跟广东无关等语。别国人士听说的，无不觉得可笑。却不知这种话实际代表了各省封疆大吏各自为政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那日本真是与李鸿章一人在作战了。以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李合肥啊李合肥，虽战败也足以自豪了。
从此李鸿章在军事上的声誉结束，而外交上的困难又开始了。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很大声誉是因为外交，李鸿章在中国受到严重的诽谤也是因为外交。简要说李鸿章的一生，就是外交的一生。要论断他的功罪，不能不把他的外交生涯当成最大的事情。所以在此特别叙述。晚清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
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是天津教案。当时正值太平天国、捻军叛乱刚刚平定时，内忧刚刚消除，突然有天津百姓杀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一事发生（同治九年即一八七〇年）。法国人借此要挟，联合英、美两国逼迫我国政府，其欲望十分贪婪。曾国藩当时刚就任直隶总督，深刻认识到此事中国一方理亏，但各国得理不饶并提出过分要求的手段，又不是随便就可应付解决的。于是委婉地与之周旋，镇压天津百姓，处死了八人，二十多人被依法治罪。而法国人还不满意，必须索要巨额赔偿，并且要求给天津知府、知县治罪。曾国藩应付外国人，已是很疲惫；又被朝廷内部的顽固党所攻击，把他叫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曾国藩写的匾烧毁，就是这个时候），弹劾他的奏章纷纷扬扬，举国上下都想杀害他似的。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怕事情闹大，就请奏皇上罢免曾国藩，以李鸿章代替他的职位。圣旨下来，让李鸿章到天津赴任，这是李鸿章担任重要外交使命的开始，这时为同治九年八月。此照拍于李鸿章五十岁，刚擢升直隶总督
那时的李鸿章，可说是天之骄子，事业声名一帆风顺，真是一日千里，好像上天又另外为他设立这一位置以成就他的功名。当他刚就任直隶总督时，普法战争爆发了，法国人匆忙回国自救，无暇顾及其他事，而欧美各国也开始奔走相顾，忙得不可开交，去研究解决西方的大问题，而天津的这点小事，几乎没人在意理会。于是天津教案，就在若有若无中不了了之了。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了解世界大局的，对普法战争这样的大事，都熟视无睹，还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就认为他比曾国藩高明多了。于是李鸿章的身价顿时猛增。普法战争油画
天津教案以后，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所办理的涉外事务有十几起。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安南之战，日本朝鲜之战。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越南挑起事端，开始对我国虎视眈眈，想要得到更大的利益。法国与中国已经签订了条约，又找个事端撕毁条约，于是中法开战。法国水师提督格鲁比，事先制定战略，让法国海军先夺取海南，再占据台湾，然后直捣福州，歼灭我驻守在那里的海军舰队；让法国陆军从越南的东京出发，进攻云南和贵州。如此水陆两方面进攻必将大获全胜，那么将来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就可与英国差不多了。于是格鲁比一面电报本国，请求提供军需物资并增派军队来华；一面趁福州还没有防备，炮轰我船厂，破坏我兵船；一面派出法国陆军进迫越南东京。当时中国南方的天地，风云惨淡，笼罩着战争的阴霾。李鸿章实行软硬兼施的政策，想着让英国和德国来牵制法国人。当时曾纪泽刚担任驻英公使，接受了这个使命办理此事，后来虽没办成，但法国政府因有所顾忌英国，往中国增加兵力和军费的方案在议会遭到否决。格鲁比当时正攻打台湾淡水，一时没能攻下，越南的陆军又被黑旗军所阻挡，不能实现他的军事计划；忽又接到方案被否决的报告，几乎大怒而死。法国人于是先向我国提出议和。李鸿章经过此中法交涉，他的外交手段，开始被欧洲人所关注。曾纪泽，清末外交家，曾国藩长子。
当法国这件事刚平息，朝鲜京城内又发生了袭击日本领事馆的事件，中国部队和朝鲜部队都准备行动。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为了实现独立自主，长期以来在和中日两国相抗争。纠纷还没平息，日本趁我国处于多事之秋，派伊藤博文来天津进行交涉。他刚到天津时，法国人已经向我国请求讲和，李鸿章本就有一种唯我自大的气质，现在凶残如虎狼的法国，都俯首帖耳请求讲和了，小小一个日本国，还能做出什么大事来？所以当伊藤博文来到天津时，李鸿章以傲慢威严的态度接待他。后来伊藤博文在与张荫桓、邵友濂议和时，曾私下里对伍庭芳说，从前在天津见到李鸿章那尊严不可侵犯的神情，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呢，这是他在得意时渲泄一下自己的一个不满或遗憾吧。伊藤博文此行，也没能实现目的，仅仅定下约定：如有一天朝鲜有了战事，甲国派兵，必须知会乙国一声而已，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虽然如此，此条约日后还是成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李鸿章对于朝鲜的外交，种种失策，在前一章中已经叙述。然而，正因此，《天津条约》转变成为《马关条约》。唉！庄子曾说：“开始时往往很小，结果时往往变成巨大。”擅长棋艺的人，每在闲着时，也不会轻易放过。后来人如有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加慎重。战争打到甲午年冬天，中国除了讲和外，已经没有别的策略了。正月，中方就派张荫桓、邵友濂去日本讲和。日本以这两个人身份地位低，说话没分量为借口，拒不接受讲和，于是才改派了李鸿章前往。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