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宇燕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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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试读：
第1章 问题的提出:国家之兴衰
万事开头难。不过仔细思忖之后,方觉不尽然。这对做文章来说尤是如此,因为大凡写作,多在胸中已有成竹,也就是说要讨论或解答的问题早已有之。当然,问题的确定本身亦非轻而易举,因为它首先要成其为问题,换句话说,作者本人恐怕需要阐明你选择某一对象作为问题的理由。本章作为开篇,打算引出本书将集中议论的问题:制度对人的行为进而对国家兴衰的影响。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无疑要说明制度范畴,并且必然要将答案的产生融于对制度的起源与演进及功能的讨论之中。我在此引出问题的方式可能有点奇特,因为它从表面上看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子。但我以为,这样做还有其长处:突出问题的重要性,表明它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借此为我打算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个经验性的基础。
§1.1 国家兴衰之谜
几乎每一位历史学家均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解开国家兴衰这个谜。同样,每一位具有历史感的人亦无法回避这一问题,准确地说是难以抵御它所具有的巨大的诱惑力。在历史的长河中,许多庞大的帝国或文明衰败了,消亡了,而另一些则在财富上和文明程度上兴盛起来,尽管它们曾经是位于文明边缘地带的弱小部落。国家兴衰的例子不胜枚举。伟大的希腊城邦帝国最终为罗马所取代,而在这之前,后者是微不足道的。不讲情面的历史随后又导演了一幕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败落并被分散的部落所击败的历史剧。如以中国历史为舞台,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便更能清楚地发现那强有力的中华帝国曾不得不向人数少得多的、文明程度差得远的部族俯首称臣。中东各国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兴衰。当我们将视线移到兴盛国家上时,便不难看到,像罗马那样曾经不值一提的民族成为历史舞台之主角的事例,同样是俯拾皆是的。17世纪增长的中心是荷兰的北部省份,这些省份从前却是无足轻重或贫困不堪的。恰恰是英国而不是更大和强有力的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工业革命。然而,在19世纪后期,既不是法国,也不是英国,却恰恰是处于长期休眠状态的德国和遥远的英国①前北美殖民地最迅速和最适当地迎合了这场革命。
20世纪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也有着相对迅猛并且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兴衰的轨迹。英国的相对衰落似乎是最令人瞩目的,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以至许多有识之士称英国患了所谓的“英国病”,其主要症状是滞胀、国际收支危机、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②③势等。作为衰落的英国的对立面,则是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这是两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在战争结束时,两国的经济已近崩溃。但今天又有谁能够无视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伴随它而来的国家盛荣呢?东南亚的所谓“亚洲四小龙”的高速经济增长亦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它们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难以与联邦德国和日本同日而语。
也许20世纪后半期最意味深长的历史事件之一,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了。在短暂的十年之内,中国开始走上了兴盛发达之路,尽管她步履蹒跚,而且路途艰难,但这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毕竟是迈出去了。说到此,这一切很自然地让我们回想起中华曾经享有的发达文明和技术,以及那些由于技术和经济的落后而遭受的耻辱。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所获得的“光荣”均直接源于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产生于西方世界这一事实,那么提出它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的问题,无疑是合情合理的。要知道,在1—15世纪,中国文明在把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类实践④的需要方面,比起西方要高明得多。中国,既是一个国家,又代表一种文明,其兴衰盛败的历史本身的确是一个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解答的谜。
说到国家和文明,我们便不能回避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问题。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坚持认为,历史的研究单位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或社会。经过对英国的分析之后他说,英国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而且如果英国是如此,那么欧洲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在此观念的指引下,汤因比将整个世界按不同时期和地理位置分割成了21个文明或“文明社会”,其中包括古代中国社会和主要以中国文明构成的所谓“远东社⑤会”。虽然汤因比在论述中用文明范畴取代了国家范畴,并由此为人们展示出了一幅更为宏大、更为壮丽的历史演化的画卷,但他关心的焦点却依然如故,那就是文明的成长、停滞与衰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文明为单位,那么,同样能看出或识别不同文明之间的起落盛衰。用汤因比的说法,古代叙利亚社会便是一个已经绝了迹的文明,而取而代之的是古代伊朗社会和古代阿拉伯社会。
国家也好,文明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兴衰荣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或出于好奇,或出于使自己所处的国家或文明免遭衰败之厄运的愿望,或出于使本国勃兴发达的热情,开始了对导致国家之兴衰原因的探寻。尽管到目前为止,前人或今人已经就此问题给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释或答案,但说它迄今仍是个谜可能还是恰当的。答案种类繁多本身实际上就给问题增添了许多神秘感,更何况各个解释又都未能够尽解人惑呢!不过即使如此,了解一下已有的“谜底”对我们以后的讨论也还是会大有裨益的。
§1.2 某些尝试性解答
国家或文明之兴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不失为事实。但仅仅指出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凡是关注此问题的学者亦不会到此而停步不前。这里,关键点还在于对兴衰得以产生、正在出现或将要显露做出解释、说明和预测。在众多的解答者队伍中,也许最雄心勃勃的人非汤因比莫属了。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他用了绝大部分篇幅讨论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生长及文明的衰落问题。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汤因比使用了一个极为简单明了但同时又相当富于启发性和解释力的模型,即“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其基本含义可以被简洁地表述为:人类之所以可能创造文明并不是由于它所拥有的生物天赋和地理环境,而是由于人类对于某种特别困难的挑战进行了应战。挑战即人类所处的逆境,它既可以是自然环境方面的,又可以是外部敌人的打击和不幸的激励。成功应战的结局便是文明的诞生及生长,而停滞的文明则由于它所面对的挑战和为成功应战所付出的努力相抵消,以至再没有余力使该文明得以发展了。至于文明的衰落,其终极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该社会应战的⑥能力或创造力量丧失殆尽。
和汤因比相比,有些学者的“胃口”要小得多。《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将分析重点放在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军事冲突之上。他对世界格局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解释是,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平衡以及技术上和组织上的突破可能使一国比另一国具有更大的优势。用肯尼迪的话说,蒸汽动力及它所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某些国家的相对实力,从而也降低了其他国家的相对实力;另外,在18世纪,当用以维持陆军正规军和海军舰队的费用惊人之大时,凡是能够建立起一个先进的银行和信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都能在许多方面比对手占有优势。类似的技术突破和组织创新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一旦生产能力增加了,就需要对财富加以保护,同时财富本身又是保护财富之手段的军事力量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过多地把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财富创造,特别是借军事力量来获取财富的巨资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则该国的国力就会相对被削弱。国力被削弱的另一原因在于社会实行变革和技术创新的⑦障碍过多,竞争受到压抑。反过来讲,国家的兴盛亦与此有关。
从上面简短的叙述中,我们很容易看出汤因比和肯尼迪之间的区别:除“胃口”和方法上的不同之外,我们感兴趣的是后者把国家的兴衰问题置于“经济增长”的框架之中。这至少从表面上看,离经济学比汤因比更近了一步;换言之,对国家兴衰的原因说明转到了对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的分析上去了。如果我们沿此路走下去,我们就不得不对经济增长理论加以讨论。限于篇幅和本书关心的焦点,这种讨论只能用春秋笔法进行。广义的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那里,如李嘉图的经济增长过程理论。自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发表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热衷的话题之一。其基本思路在于分析资本积累、劳动力和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同一定时期的国民收⑧入水平之间的联系。人们曾经认为,促成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把储蓄用于投资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和资本积累。哈罗德-多马模型可以被看作此理论的典型。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指出,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显然是漏掉了两项内容,即技术进步和按规模或比例的收益递
⑨增。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种用于测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所谓“余值”法。在此之后,爱德华·丹尼森对索洛模型中的“余值”(即扣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增加两因素的贡献之后所剩下的因素)进行了更细致的、极富启发性和建设性的分析,并说明了余值是由同技术进步相关的诸因素构成的,如教育、革新、资源流⑩动等。
尽管索洛和丹尼森等人的工作相当出色,但在某些人看来仍非尽善尽美。曼瑟·奥尔森在赞扬了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后又不无遗憾地说道,他们并未告诉人们经济增长的终极原因,即究竟是什么激励了储蓄和投资,是什么导致了创新,以及为什么许多创新和资本积累在某一社⑪会或某一时期要比其他社会或时期更多。为了回答类似的问题,奥尔森展开了由他首创的所谓“共谋分析”或“集体行动分析”。为什么个人在某种激励下会参加或拒绝参加集体行动,为什么小群体在特定条件下会联合成大规模组织并且采取一致的行动,以及集体行动的后果等内容,构成了共谋分析的框架。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奥尔森给出了九项启示性的结论,其中心思想是稳定的社会(如边界不变)常常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共谋和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类似垄断组织),这些由特别利益集团构成的组织和共谋集团降低了它们所处的社会的效率和总收入,并且使得政治生活更加分裂不和;人们为追求集团利益而形成的所谓“再分配联合体”减弱了该社会采用新技术和随条件变化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从而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使得管理和政府的作用更加复杂并可能会改变社会进化的方向。在此理论的指引下,奥尔森对英国的衰落和日、德的“奇迹”进行了说明:在英国,控制大量社会资源的、具有垄断性质且压制创新的共谋组织,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如194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1939年,还是在1971 年,其比重要比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的比重高得多。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奥尔森提出了他那著名的、独树一帜的论断:那些充斥着心胸狭窄的利益集团的⑫社会,将因诸如战争和革命的摧毁而在经济增长方面获益匪浅。
尽管索洛和奥尔森都以经济增长及其源泉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后者显然更关心深层次的“制度僵化”问题。在以中国科技史为背景、以回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为什么不在中国而在西方发生之问题为目的的研究中,李约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和汤因比一样,他坚决地拒斥所谓的地理决定论和人种决定论,指责那种无视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归结为自发性和偶然性的做法。他努力到不同文明的结构中、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中去寻求答案。最后李约瑟指出,现代科学之所以只在欧洲取得突破,其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遍及欧洲的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即欧洲的贵族封建主义及伴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而来的商业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当时中国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或者说中国有着种种阻碍机制,如与富商的价值原则格格不入的文官体制观念、中国人对以道义力量表现的暴力的信奉和“村民—君主”社会的不干预主义等。一言以蔽之,是社会结⑬构在科技革命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西方世界的兴起和东方世界的相对衰落便由此开始了。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的第一章叫做“西方世界的兴起”。有趣的是,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一本影响极大的书亦以此为名。(在这一巧合的背后,恐怕至少隐藏着这一议题巨大的吸引力吧!)这两本书的作者都试图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做出解释,但坦率地说,其各自的说明方式却是大相径庭的。肯尼迪认为,正是经济的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学术自由等因素的相互⑭作用创造出了“欧洲奇迹”。而《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作者则自信而肯定地说:“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换言之,“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思和托马斯在此将有效率的组织定义为能够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财产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的活动,这种激励会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⑮成使私人收益率接近或等于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他们拒绝承认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的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只是把它们看作制度提供激励后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由于制度没有为创新提供激励。至于为什么确立所有权的制度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原因也同样是简单明了的:其费用可能超过收益;难以阻止“搭便车”现象。两位作者还认为,对制度创新本身亦应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并且意味深长地说,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乃是人口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不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兴衰问题的。约瑟夫·熊彼特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所谓经济发展,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指的是“对现存劳动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或者说,是“执行新的组合”,即⑯创新。在他眼中,创新同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同义语。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而发展又只能是创新的后果。熊彼特在此所说的执行新的组合或创新,包括五种情况,即开发新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⑰场、获得或控制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新的工业组织。新的组合的实现被熊彼特称为“企业”,而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被称为“企业家”。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中,是人,准确地说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企业家的行为,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源泉。
我们在此列举了几位学者对经济增长或发展、国家兴衰问题的解答。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是对此类问题给予回答的全部经济学者,比如说我们至少还可以为这份名单增添两位———伟大的卡尔·马克思以及那位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威廉·阿瑟·刘易斯。马克思创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研究范式,无疑对我们思考此类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刘易斯对决定经济发展的六个因素———其中第一个便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决定它的经济制度———的详尽分析,亦颇具综合性和启发性。在这里不论及他们,绝非说其理论不重要,而是出于下述考虑:避免复述众所周知的理论以及避⑱免雷同。
§1.3 对前述诸种解释的简评及本书的问题
汤因比模型,即挑战—应战(或迎接挑战)模型,可以说是对文明兴衰的经典式概括。他用最精练、最简洁的语言表述了以文明作为单位的演进过程和缘由。迎接挑战是人类的反应,是人类的选择,体现了在某一文明下生活的人群的价值。汤因比在模型中强调人的选择,强调人的行为是文明诞生和延续以及发展之源的做法,是很值得我们奉之为楷模的。也许最值得借鉴的处理历史的方法之一,便是他所运用的,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被他发挥到了极致的方法论集体主义:他的研究单位或基本单元不是个人,也不是团体或群体,甚至不是国家民族,而是文明,是通常以民族国家为组成部分的文明。汤因比独树一帜,功不可没。但也许恰恰由于他的标新立异,才使得我们这样的后来人一方面获得灵感,受到启迪;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除了效法之外无事可做。
汤因比可以说是在方法论集体主义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之一了。所谓方法论集体主义,简单讲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⑲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群体的形式多种多样。无疑,文明是一种典型的群体,但国家、企业、社团同样也是群体。换句话说,群体研究不是唯一的。在此需要特别指出,以群体为研究单位仅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汤因比在给出他把文明作为分析单位的理由时说,其原因主要在于单个国家不能自行说明兴衰盛败,故要将国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明之中加以考察。如果说他有什么欠缺,那么便是他对群体的其他形式的看轻;考虑到即使以文明为单位进行应战最终的征战重担也是由每个人来承担的这一点,他对个人的选择或行为同样关心不够。
相比之下,保罗·肯尼迪的分析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在此,群体的多样性显示出来了。如果再考虑到奥尔森突出对共谋集团———在相当意义上就是垄断企业———的研究,我们便可以看到一幅多样性群体并存的更为完整的画面。毫无疑问,阶级分析方法亦是一种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不容置疑地是此方法的最强有力和最成功的倡导者和使用者。当然,运用这一方法,或者说从阶级或阶层角度来分析人类行为的绝非只马克思一人。李约瑟在讨论中国式的文官体制同富商价值体制的冲突时说,在当时中国的社会里,资本的积累实际上是办得到的;但把资本投入到永久性的工业生产企业中去,却一直受到士大夫的阻挠,因为他们怕危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李约瑟的这段陈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出其中的阶级分析的含义,尽管他对阶级的划分方法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至此,由文明、国家、国家内横向冲突的集团以及纵向对抗的阶级或阶层所组成的集体行动历史分析框架便完成了。这也正是本章讨论上述作者的观点并使之相互补充、相得益⑳彰的原因之一。
在承认挑战—应战模型是分析集体行动基础模型的前提下,我们已原则上可以接受下列见解:应战群体的多层多元性。这一结论从挑战本身具有的非中性,即对不同群体意味着不同的事推导出来。从一般意义上讲,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他所面临的永恒的一项挑战便是为生存而搏。这一点恐怕对原始人类来说更为直接、也更为严酷。然而,对某一群体,尤其是某一民族国家而言,更为严峻的挑战却是来自对本民族文化的威胁,或者说是对作为一个经济文化实体的存在的威胁。如果说前一种挑战是以人类生存物质资料的绝对数量表现的话,那么后一种挑战则是以各民族国家的相对发达程度的高低为特征的。各文明的兴衰也罢,各民族国家的盛败也罢,均不过是对两种挑战的应战结果而已。而经济增长,无非是该结果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大概就是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下大气力深究经济增长的源泉的原因吧!在这里需着重强调一点,即挑战的形式除前面两类外,还有第三类,我将其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是针对一些人的(如企业或某一阶层),也可能是针对某个人的。如果我们在此把技术进步看成制度的函数,这些挑战的结果都无非是成功的或失败的应战,具体表现为某种制度的功能良好与否。
既然经济增长只是应战成功与否的一项指标而非应战本身,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应战的手段或途径。实际上,在上一节中叙述的诸位学者的观点已经对此问题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回答。归纳起来应战大体上有下列几项内容:技术进步、社会结构、企业家创新活动、产权制度的确立、帝国力量的过度使用与否、资本积累、政府的作用、集体共谋合作、决定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及经济制度等。在对它们稍加分析后,我们便很容易发现上述各种说明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并非处于同一层次且众说纷纭。奥尔森对索洛和丹尼森等人工作的不满便是一例。的确,我们不难证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企业家创新行为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很容易找到政府决策、资本积累乃至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施加巨大影响的事例。然而,它们都不是终极原因,因为它们没有回答奥尔森、诺思和李约瑟等人关心的问题:人们出于何种考虑去从事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企业层次上的组织创新呢?政府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代表(虽然它可能常会偏离代表大众利益这一原则),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国家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为什么它这样㉑决定而不那样决定?
从表面上看,刘易斯、诺思和李约瑟关心的领域似乎天差地远,但深究之后,我们便可以发现三者理论中的同构性,即制度对人的激励与约束,从而对人的目标和行为施加了重大影响。而正是人们对资本积累、技术创新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至于政府,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恐怕仅在于它作为制度的监督人和维护者的身份,尽管在许多场合,它同企业家一样可以自行创立制度和实行制度创新,但这类行为又必须是在政府所维护的制度允许范围之内。这里有必要指出几点:第一,奥尔森尽管提出了他颇具启发性的问题,并用共谋分析解答了引起滞胀的谜,但他并未就制度本身的决定意义给出一般性的和充分的阐述。第二,李约瑟的社会结构概念虽略带模糊之感,但仍可以被视为广义的制度,因为按照本书的定义———下面还将深入讨论———制度无非是规则和习惯。第三,刘易斯和诺思虽然都明确地强调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们各自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如刘易斯除了强调保护个人物质利益、促进贸易与专业化和确立经济自由的经济制度外,还将诸如资本积累和人口、政府等作用纳入其分析之中,而诺思则似有让产权制度独领风骚的倾向。显然,产权制度虽至关重要但却不是制度的全部,而用列举法来概括产权又缺乏对制度的一般性说明。第四,说明制度的作用的不只局限于上述诸位,而是大有人在。如肯尼迪就曾突出地强调了英国在成为世界霸主的过程中先进的银行和信贷系统的作用;熊彼特在给企业家以显赫地位的同时,特别说㉒到了信用制度和实现创新之间的联系。
对国家兴衰问题的解释,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所给出的解释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第二,所给出的解释应该具有终极性,尽管完全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第三,所给出的解释原则上讲应该是可检验的。关于第一点,说得通俗点就是,决定国家兴衰的“东西”对每个国家或地区而言都是存在的、起作用的。用数学语言讲,它(们)应该是一个公分母。我们知道,只有英国有“大笨钟”(bigben),只有德国人才吃许多叫做“sauerkraut”的酸黄瓜,也只有中国才有长城。但用这些独一无二的东西来解释上述三国的兴衰盛败,总会给人以荒谬之感。究其原因,恐怕与它们的非普遍性多有瓜葛吧!我拒斥人种决定论的原因也在这里。事实上,文明之沉浮凋荣本身,就已经不容置疑地否定了人种因素在决定文明兴衰过程中被某些人(典型的有阿道夫·希特勒)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我们不能假定生活于某种文明之下的人(们)在迎接挑战时一会儿聪明(种族优越),一会儿糊涂(种族劣根)。关于解释的终极性,在此我想借用一下奥尔森的形象表述。在批评索洛等人的技术进步决定论时,奥尔森指出,索洛等只是追究了河水得以汇集的湖泊和细流,但却没去解释降雨;也没有对“经济进步”这条运河的淤泥———或增长的制约———做出说明。奥尔森将“经济进步”比作一条运河,在我看来十分贴切,因为运河本身就表明了它是一种人工制品。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国家兴衰沉浮的终极原因只能到人类的选择或行为中去寻找;而人类的选择或行为又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在多种约束或激励网中形成的。我十分欣赏奥尔森、诺思和李约瑟等人的理由,也恰恰在于他们的解答多少触及了下述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中的人群不去从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为什么某些国家的臣民倾全力于此却事倍功半?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用具有普遍性的“工具”。至于解释或答案的可检验性,窃以为它是一个必要的技术性条件。它一方面可以排除“日本的经济成功在于其国民喜好樱花”这类无法广泛地得到检验的命题;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它的存在,本书所要进行的讨论还披上㉓了“科学”的外衣,至少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是如此。
至此,给出本书所要阐述的一个中心论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那就是,虽然人类迎接挑战的行动各式各样,但其中最具有应战性、最能够体现出人类智慧的应战手段不是别的,而恰恰是制度的确立与改进。换言之,制度既是人类应战的结果,同时又是能否成功地迎接进一步的挑战的先决条件。毋庸讳言,把文明看成是由各种规则和习惯组成的制度是本书的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这样,无论是文明的兴败还是国家的盛衰,甚至是企业或政党的沉浮,均可归诿于低效的或不合时宜的制度和行之有效或恰逢其时的制度。在这里,读者们不妨自己去“检验”一下,制度决定论的解释是否满足了上面我讨论过的三项原则。不过在我看来,它自然是很好地与三项原则相吻合了。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制度决定论色彩颇浓或有泛制度主义之嫌的看法表示怀疑。不过我以为,在本书目前所进入的阶段,对此抱有怀疑态度是自然的,因为对制度理论的深入讨论尚未全面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其说制度决定论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它仅是一个假说或一个问题。它还有待于从逻辑上和经验上做出说明。本章到目前为止之所以对各家理论进行论述,原因一方面在于阐释国家兴亡问题的重要性和我对它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在于引出制度这一根本性的范畴,并以此来展开对决定国家兴衰的人类集体选择行为的研究。仅从方法论上讲,有些人认为假说的真实性本身并不重要,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将假说置于更为坚实的经验基础之上,不是会更好些吗!但愿上文在这方面能够满足该“假说”,准确地说是“理论硬核”的要求。
从前文我们已经看到,许多人在讨论制度方面已经走到了前面。另外,还有大量的本书尚未提及的学者对制度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尽管有“阳光之下无罕事”的谚语,尽管有不少伟大的哲学㉔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告诫世人在理论上可能有的只是重复发现,但是就理论的某一点的专门研究,就原有或已有的一般性理论的具体化分析,就既有零散理论的系统化努力而言,恐怕后来者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吧,更何况借助于新的工具我们还确有可能在阳光下看到些新的东西呢!从不同角度及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观察可能同样会得到类似的结果。
对本书的核心问题———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展开式讨论可以概述如下:初始挑战的细微差别及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等,可能会对制度的巩固和演化施加重要的影响。再通过对制度范畴、制度的起源与演进及功能的深入分析,特别是借助于诸如“制度非中性”以及“狐兔原理”(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可能导致最糟糕的结果)等理论,我们便可以着手对本章提出的国家兴衰之谜的谜底进行尝试性探索。从逻辑上讲,使文章的首尾相互呼应亦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趋向繁荣昌盛,避免衰落败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制度的择优,故讨论一下制度的选择标准问题也是有益的。更具体地说,制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作为集体行动的形式和结果的制度是如何起源和演进的,制度何以对集体行动乃至个人行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构成集体行动基础的个人选择对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的意义何在,制度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制度分析同一般的经济分析的关系怎样,如果制度相对来讲有优劣之分,为什么人们竟会选择按经济学标准衡量是糟糕的制度,等等,构成了本书的基本问题框架。而对上述问题的尝试性解答则构成了本书下述各章的内容。
§1.4 本书的设计或构想
在第2章,我准备集中讨论一下方法论问题,实际上,它们又是本书进行逻辑推理和经验说明所依据的各种程式或轨迹。方法论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在评价本书曾提到的对国家兴衰的各种解释中看到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方法论的讨论,我们便可以使论述更加条理化和使问题及解答问题的思路明朗化。方法论集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将构成下一章的基本内容之一;对以“假设—演绎—检验”为主要特征的演绎方法和以经验为前提的归纳方法的讨论是下一章的另一基本内容;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亦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总体而言,本书对各种对立方法论采取的是一种折中或中庸的态度:既旨在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又意在顺应自然,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并不允许走极端,或干脆没有什么极端可走。
鉴于制度一方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人的应战行为又受到既定制度的制约或激励,因此,在接下来的第3章和第4章我打算详细讨论有关人的行为假定问题和制度这一关键性范畴。人的行为分成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对行为的分析主要是力求对人为什么这样或那样行动给出一种基础性说明,其中“经济人”、理性、稀缺性、偏好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假定将被纳入分析之中,同时对诸如与人类选择有关的外部性、规模效益、比较利益及不确定性等辅助性假定的讨论亦将被包括进来。正像狐狸吃不着葡萄会说葡萄酸一样,制度这一约束条件亦会影响人们的偏好或目标。显而易见,为了澄清前述讨论和为以后的分析铺平道路,什么是制度的问题必须首先被加以解决。我曾概括说制度是规则和习惯的复合体。但必须承认,这种说明只是一般性的,它还不足以说明制度的丰富内容;不仅如此,制度范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前人或同代人的细心观察和谨慎归纳之上的。因此,对制度范畴的讨论,除了涉及其内涵与外延之外,还会旁及他人的有关议论。
关于制度的起源与演进的实际过程及理论,在第5章和第6章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借助对历史事例的描述或“再构造”,我试图从中引申出一些基本的制度起源的条件和途径。为此,我将特别剖析一下美国1787年宪法的创立过程,从而窥视其中的机制:由个人利益冲突到利益集团的争斗。第5章要讨论的这些内容,意在为提出某种制度起源与演进理论奠定经验基础。当然,如果仅仅把制度的起源问题理解为经验性描述,至少是不完全的。经验证明的确十分重要,但我还是想由此建立起一个制度起源的理论模型,其前提自然是人的主动性及制度所具有的潜在或现实功能了。说到制度变迁理论,它不外乎两项内容:制度的演进及创新。显而易见的是,制度的起源问题与创新、演进可能是重叠的。对现有理论的评述无疑是讨论的重点之一。如果我们承认挑战是制度起源与演进的根本动因,而且制度又是应战的手段,那么挑战的形式和应战的形式及主体亦应构成一个话题。第6章的内容已不算少了。有必要强调一句,这两章是本书的重头戏之一。
在接下来的第7章中,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制度功能的分析之上。换句话说,我准备回答制度为什么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或决定人的选择行为。为了说明制度的功能,亦即“制度决定论”本身,对事例的借助和用经济数学模型进行的说明,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不难想象,同一制度的功能不仅有其积极的一面,而且可能有其消极的一面;仅就两个制度来说,恐怕也有优劣良莠之分。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在本章,由于仅考虑制度的功能,所以人的行为暂时被假定为被动的,也就是说,他或她只力求在既定的规则约束下使自己的目标得以最大化地实现。从一般意义上讲,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为人类迎接挑战提供一种手段。
一般而言,人类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如地理的、随机的,特别是既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人或不同群体所遇到的挑战是千差万别的,进而他们各自所选择的应战手段即制度亦大相径庭。鉴于此,再考虑到前述各章的分析,我们便可以着手对第1章提出的国家兴衰之谜进行尝试性或探索性的解答:是制度的良莠不齐在起决定性作用。为了说明这个十分简单但却是本书核心的结论,我想首先要处理的便是下面两个从全书的逻辑来说是必备环节的问题:什么样的制度才是理想的制度(为此我讨论了所谓适宜制度概念)?为什么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会选择一个于国家昌盛不利并且最终可能也于己不利的制度?第8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结束语”承担的是对全书的回顾与总结的任务。从逻辑上或方法论的角度来完成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它的特色。此外,某些涉及全书的补充说明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亦将在“结束语”中给出。
[注 释]
①有关国家兴衰之谜的讨论参见曼瑟·奥尔森所著的《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1章(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
②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上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③众所周知,统一的德国已于1990年10月3日成立,从而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分裂局面。本书在此之所以只说联邦德国,原因在于它的经济成就要远远超过民主德国,而且按照习惯,经济奇迹指的亦是前者。联邦德国的兴起,按照其经济史学家韦·阿贝尔斯豪泽的说法,不是开始于1949年5月23日的联邦德国建国之日(尽管那天阿登纳以议会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宣布了根本法),因为早在建国之前其经济发展的轨道和经济秩序的构想就已经被调整。同样,把进行币制改革的1948年6月20日看成是三国占领区成立共和国的真正建国日,也是名不副实的。在1945—1948年间,人民节衣缩食为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为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认为,1947年才应是联邦德国的经济奠基之年,或者说,联邦德国经济史包括了一个“史前阶段”。有关论述见韦·阿贝尔斯豪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34。
④这是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毕生所关注的问题。他的有关论述见J.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M.戈德史密斯,A.L.马凯.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⑤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ARNOLD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umesⅠ—Ⅵ by D.C. Somerve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⑥汤因比指出,衰落的实质可以归纳为三点,即少数创造者不再有创造力量,因此只变成了少数“统治者”;随之而来的是多数民众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和模仿;最后的结果便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统一。参见汤因比著《历史研究》第13章。关于文明兴衰的论述,参见该书第4~22章。
⑦保罗·肯尼迪举例说,在16世纪,诸如明代的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虽表面看上去比欧洲诸国都威严,更有组织,但又都深受中央集权制度之害。这种制度强求统一的信仰与实践,不仅信奉统一的官方教条,而且在诸如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领域内也是如此。相对而言,欧洲却没有类似的权威,各王国和城邦彼此争战,从而促使它们不断追求军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商业的进步和创新。这一切使它们领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1988)。
⑧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尽管社会经济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只能把它作为给定因素而不予以考虑,如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洛-斯旺模型中便没有经济制度的地位。关于增长理论的一般说明,参见余永定.索洛及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罗伯特·M.索洛.增长理论:一种说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⑨罗伯特·M.索洛的《增长理论:一种说明》第29页。在该书中,索洛集中讨论的是技术进步而非效益递增。为此他给出的理由是,在实际经济学中,技术进步较之规模效益递增更重要,因为可以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技术进步可能被迫成为一个稳定的状态的存在所需要的特定形式。
⑩爱德华·丹尼森的理论被称为“增长因素分析”,即把被观察到的国民收入增长分解为几个部分,从而显示出经济增长的原因。他的理论主要体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对的选择》(1962)一书中。中文参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国外经济学讲座(第1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马克·布劳格.凯恩斯以后100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9(MARK BLAUG. Great Economists Since Keynes,1985)。
⑪奥尔森的有关观点参见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4页。顺带说一句,对索洛理论进行批判的大有人在,他们大都反对索洛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
⑫奥尔森的有关说明参见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2、3、4章。关于共谋集团的具体数字,奥尔森引用的是:在1971年,英国所有协会组织的51%在1939年就已经存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相应的数字分别为24%和19%。这一切无疑同英国的稳定、免遭侵略和在民主制中允许自由联合有关(第79页)。
⑬李约瑟的有关分析参见其《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李约瑟认为,科技革命没有在中国出现绝不是由于中国人的思想贫乏、知识分子不足和没有哲学传统;相反,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比基督教徒的世界更能和现代科学合拍。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一书中,金观涛和唐若昕对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问题的解答倾注了相当多的精力。他们否认了商品经济发达和具备经济起飞条件是它的答案,因为当时至少法国和德国同英国处于同一水平,而英国自耕农的消灭又是和工业革命同步的。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英国在17世纪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此问题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英国为什么最早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⑭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5页。
⑮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此节所涉及的诺思和托马斯的理论,均源于该书的第1章。关于诺思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我们在后文还会详细讨论。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引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⑯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06(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⑰同上书,第73~74页。
⑱[刘易斯的有关理论主要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给出的。六个因素的具体内容是:(1)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决定它的经济制度(其中经济制度有决定性作用); (2)知识的增长与运用;(3)资本积累;(4)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5)国际关系; (6)政府的作用(WILLIAM ARTHUR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1955)。稍加比较,我们便可发现它们与前述诸解释的相似之处。中文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系《国外经济学评价》编辑组.国外经济学评价(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⑲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西德尼·温特劳布.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0(WARREN J. SAMUELS. Ideology in Economics,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edited by SIDNEY WEINTRAUB. Oxford :B. Blackwell Ltd., 1977)。关于方法论集体主义,我在下一章将详尽讨论。
⑳如果将历史研究或经济史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唯一地归结为方法论集体主义是欠妥当的,尽管它被普遍地并被多层次地使用。1955年前后,在法国诞生了一个所谓历史人口学派。该学派的经济史和人口统计学家们试图通过回答人口增长的原因式的问题来解释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创造并运用了一种微观方法,或曰“家庭重现法”,即对法国17世纪晚期以来和英国1538年以来的教区登记册分门别类地进行概括。这种分类的基础是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家庭,把有关出生、婚姻和死亡的所有证件合并为一项档案,把每个人当成一个具体的人加以识别。显而易见,这种方法是有别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关于后者,在下一章中我还会专门论述。以上所谈,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1-130(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 History. Mouton Publishers, 1978)。
㉑丹尼森在研究了50篇论技术与经济增长的论文后告诫说,要把所谓“创新”这一模糊因素的成分确定下来非常困难。他随后否定了政府资助的研究与发展项目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创新,其基础是无数细小的改进。丹尼森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了他对技术创新的深层原因的关心,其中,“无组织状态”就是一个解释。
㉒熊彼特写道,信用或信贷现象的要旨在于,它是为了授予企业家以购买力而进行的购买力的创造,但并不单纯是现有的购买力的转移。原则上讲,购买力的创造标志着在私有财产及劳动分工制度下实现发展的方法。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119页。
㉓逻辑实证(或经验)主义者德裔美籍科学家卡尔·亨普耳曾讲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科学毕竟关心的是提出一种与我们的经验有清晰的、逻辑的联系的,并且从而能够进行客观检验的世界观。由于这个理由,科学的解释必须满足两个系统的要求:解释相关要求和可检验要求。”卡尔·亨普耳.自然科学的哲学.北京:三联书店, 1987:88(CARL.G. HEMPEL.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Prentice Hall, 1966)。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受到了来自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批判(如否认“不偏不倚的”检验),但其精神倾向却是可取的。有趣的是,亨普耳认为“假说—实验检验”在社会科学中的适用对象的名单中并没有经济学。
㉔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写道:“必须说新东西,可是它肯定全是旧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56(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又如罗伯特·K.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清楚地说明了“原则上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重复性的,包括那些表面上看来是一次性的科学发现在内”。经济学家乔治·J.斯蒂格勒将此论点“看作解释经济学方面的科学发现的一项原则”。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143(GEORGE J.STIGLER.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默顿的话亦转引于此页。
第2章 对制度进行经济分析的方法论
据说乔治·斯蒂格勒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在65岁以前去关注方法论问题是愚蠢的。每当我试图思考一下方法论问题时,耳边就总是回响起他的这句话。然而,似乎我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仅仅是把方法论狭义地看作形成思想的方式并将所形成的思想有条理地叙述出来,我想对方法论的讨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之间思想的交流或沟通。说得更绝对点,澄清叙述者的方法论可能是更好地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便是我写作本章的初衷。借此机会结合经济学来谈谈我对方法论问题的思考,特别是用在此讨论过的方法论来“规范”或“指导”下面各章的分析,可以说是我撰写本章的另一潜在动机。至于其他理由,在对方法论讨论过程结束时将会被给出。
§2.1 作为理论框架的七要素
人类在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他们所处世界的时候,建立起了各种学说或学科。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大相径庭,但实际上它们又都有着类似的理论结构。或者说,任何一门学科恐怕都是由下述七要素构成其基本的理论框架的,这七要素是:基本假定、概念、现象范围、特定理论、①问题、检验方法和价值观念。显然,如果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对经济学理论或模式,我们亦可以从上述七要素加以分析和把握。下面让我借助对七要素的逐项说明来粗略地阐述一下七要素分析法在制度分析中的使用。
基本假定对研究对象来说,或多或少是作为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常识而出现的。在经济学领域内,说“经济人”是一个最重要和最典型的基本假定,恐怕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赞同,尽管有些人对其内在含义的理解略有差异。在对制度功能的经济分析中,我在把个别的行为主体假定为同质的“目标追求者”的基础上,将重新对“经济人”假定加以限定。简单地说,“经济人”是有目的的动物,是努力使其预期收益达到最大的人。而且其目标的实现与其说是受制于他(她)拥有的信息,不如说取决于对制度的理解、运用和创新。此外,稀缺性亦是经济学(也可能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假定。不言而喻,基本假定扮演的是演绎推理的逻辑前提的角色。
任何理论大厦都不外乎是由一块块概念砖瓦盖成的。一般来说,概念是对社会现实加以定义的最小单位,同时也是理论的浓缩。显而易见,制度及与其有着等价关系的规则和习惯范畴等以及作为它们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的财产权关系等,是制度理论的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概念。除此之外,经济学的众多概念,如成本—收益、偏好、信息与不确定性、技术及技术进步、交易、外部性、规模效益等,以及其他学科中的概念,如文化、嫉妒、攻击性等,本书都将会有所涉及或借用。
至于现象范围,指的是某种研究所确认的最重要的社会现象领域。无须赘言,现象范围是使一门学科或同一门学科内的某一领域的研究有别于他种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本书所涉及的现象范围,乃是用经济学的范式———以效率为核心———来对制度这个人类迎接挑战的手段加以分析。
而特定理论,则是关于两个或多个概念的陈述。说得更通俗些,理论(至少在我看来)不外乎是在多个概念(包括假定)之间用推理来架起的因果关系的桥梁。某一特定制度起源的缘由,来自它可能促使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减弱和规模效益提高,便是制度起源的一种特定理论说明。
所谓问题,则是指建立在某种假定之上的、以特定概念为构件的特定理论所提出的在某一现象范围内尚未得到适当解释的现象或疑惑。具体到制度分析,本书努力要解答或加以系统说明的,简言之就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如何最终会形成集体行动,为什么集体行动的形式———制度———具有特定的功能以帮助人们应付挑战,以及制度变迁或创新的机制何在等问题,并最终回答制度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在此有必要补充一句,即问题在此可以等价于假说。表面上看,基本假定和假说相去不远,但实则有着某种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进行演绎推理的前提,而后者则提出来要被解决和论证陈述。制度先于行为是本书要给出的另一个基本假定。它几乎等于说,一方面,制度在经验上先于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存在———我们一生下来就已经面对着既定的、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各种制度;另一方面,我们的目标形成和对手段的选择也是受制度束缚的。
检验方法讲的是判定理论本身的可信度的手段。一般而言,人们通常使用两种检验方法,即经验检验和逻辑检验。我在借助理论来解答或阐述问题的过程中,所运用的事实支持和推理论证,本身就带有检验的色彩。至于对制度理论尤其是对在此基础上得到的“问题”的答案的全面检验或批判,还是留待以后去做吧,因为本书的主要意图仅在于阐述经济制度与人类行为相互作用的有关理论。
说任何经济理论或模型均明确地或含蓄地带有价值色彩是丝毫都没有夸张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要把对制度的分析和对制度的评价割裂开来根本无法做到———其结果只能是要么支持这种价值,要么反对它;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对制度进行分析之前,价值可能就早已悄然介入了。由于对价值观念的讨论在下面谈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时还会触及,故在此不再赘述。
坦白地讲,本书打算系统论述的理论,严格说同样是由上述七要素构成的。这一点我们实际上已经从本书的设计或各章的安排中看到了。本书与之有所不同的除了重视程度略有差别外,如对基本假定、概念及理论构建的青睐,还在于与七要素分析所述的次序有异。把问题突出地置于文章之首以引出下文,其理由大概是不言自明的。强调基本假定、概念和问题,特别是关于问题的解答,主要是考虑到正是它们通②常构成了整个理论的“硬核”。说到硬核,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方法论的地位。按照理论硬核的要求,即区别各种不同理论的关键,方法论至少具有硬核的部分性质,因为方法论上的差别,如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及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重视价值判断),极可能导出各异的理论及有天壤之别的结论。这同时也是我专辟一章来讨论方法论的原因。或许方法论亦应成为要素之一,即“第八要素”。
§2.2 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
按照沃伦·萨缪尔斯的说法,所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是指:“最恰③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由于个人主义往往同自由主义纠缠于一体,故有些人,如马丁·斯坦尼兰德就将方法论个人主义称为正统的自由主义,其核心内容在于,把个人(他或她的行为和利益)看作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而社会则被视为一种个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总量结果,相应地,政治(和国家)便成为个人得以通④过它而寻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如果说上述两人仅在尽可能客观地陈述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定义,那么下面将要提到的哈耶克的言论,则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他写道:“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起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正是通过研究个人活动的综合影响,才使我们发现: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已经在没有计划⑤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产生出来,并且正在发挥作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