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冈仁波齐的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杨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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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冈仁波齐的路试读：

一九九一年的时候，我还在中戏读书。那一年的暑假刚好和毕业实习连在一起，这让我有了三个月左右的空闲时间。我决定来一次背包旅行。

父母也非常支持这个计划，给了我三千元钱。我内心深处对于广袤、粗犷的边远地区有一种天然的向往，于是随身带了一个随身听、十几盘磁带和两本书就出发了。从甘肃到青海，再到新疆，最后从新疆进西藏，足足在外流浪了三个月。

那是一次非常随性的旅行。交通方式是坐长途客车、搭乘顺风车或者徒步。住的地方也都是最便宜的大车店，或者在小旅馆的多人间凑合一个床位。所去的地方同样是兴之所至，事先并无规划：可以在青海湖边随便找一个小旅馆住下；也可以在途经塔里木湖时，心血来潮地跳下长途客车，径直走进一家牧民的帐篷里，跟他们同吃同住；更可以在天池边任性地搭个帐篷，等待第二天的日出。

旅途中当然也遇到过凶险。在敦煌月牙泉后边的鸣沙山上，就曾见到一具半风干的女尸，至今这场景都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绕，勾起我对很多故事的联想。在伊犁街头闲逛时，曾跟两个醉汉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一架，我的鼻梁骨都断了，当时也没在意，直到三天后，才在喀什的人民医院被医生用一根铁签子正了回来，疼得我浑身冒汗。

但一路上我收获更多的却是欣喜和感动，既饱览了很多壮观的美景，见识了不同的风土人情，也结识了很多与人为善的陌生人：有无私相助的货车司机、热情好客的牧民、萍水相逢的旅伴，还有在西宁火车站，当我和一个叫安宾的兄弟身无分文，连张回北京的火车票钱都掏不起时，善意收留我们的列车长。

有些事更像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我在喀什的时候结识了一个香港女孩，她给了我一本香港人写的关于新疆旅游攻略的书。那是作者在新疆七进七出，几乎把新疆所有地方都跑遍之后写出来的，里面都是非常翔实而实用的内容。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这类书籍，我自然是如获至宝。

后来从喀什往南疆走，经若羌时，晚上住在一个矿区的大车店里，竟然就在那里遇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自己刚去了可可西里的腹地——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除了美国的一支科考队和中国科学院科考队以外，他算是第三拨儿进到腹地的“外人”。因为里头还有几个村子，所以时不时会有卡车进去送粮食和收羊毛。巧合的是，大车店里刚好有一位姓朱的货车司机就是做这个的，第二天就要开车进去。

翌日清晨，我和几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坐在卡车的后车斗里，裹着司机的军大衣，吃着馕和哈密瓜，一路上披星戴月，备尝艰难。在完全没有路的河床里走了三天后，终于到了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保护区腹地，我也是在那儿第一次有了高原反应。

我在途中见到了许多非常壮美的高原湖泊、沼泽、草原，也多次遇到成群的藏羚羊、藏野驴和藏牦牛。司机还随身携带着一把猎枪，他说路上有时候会碰到熊和豹子，虽然会有危险，但是国家立了法保护，这些动物都是不能打的。只有在见到野兔子的时候，才可以放上几枪。

从可可西里出来后，顾不上二十多天没洗澡，我赶忙日夜兼程奔向拉萨。因为之前已经和北京的哥们儿安宾约好了，九月十五日要在拉萨会和。那时通信不便，如不能及时赶到，两人可能就失联了。见到安宾时，我俩都已经囊中羞涩，住不起宾馆。那时候导演牟森的工作关系已经分到了西藏话剧团，但他常年在北京工作，所以单位分的宿舍一直空着。我们就四处打探，找到了他的房子，然后破窗而入，堂而皇之地住了下来。

再后来，我们又换到八角街一位叫德钦卓嘎的老太太家里住。老人七十多岁，性格温和，非常慈祥，做的藏餐也极其美味。她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德钦卓嘎原来是贵族家的小姐，家庭成分本就不好，而到了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她丈夫又跑去了印度，这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她这一生可谓多舛，国内的政治运动全赶上了。

到“文革”的时候，德钦卓嘎被下放到某个农场劳改。她骑着马去报到，却阴差阳错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的干部竟然莫名其妙地接收了她。她自己当然搞不清楚状况，就在那个地方稀里糊涂地住了下来，直到平反才知道弄错了。

她的这些真实经历，本身就充满了传奇和荒诞的色彩。我当时就想，如果要拍关于“文革”的电影，就应该从这种角度出发，虽然看起来荒诞，但是挺写实的。

很多人以为这里山高皇帝远，运动的风暴不太会波及过来，但事实上，这里的形势比内地更加严峻。因为有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很多行为常常会被扣上迷信的帽子。很多寺庙都在“文革”中被捣毁殆尽，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甘丹寺。我们还专门跑过去参观。

那时候对拉萨的深刻印象有两个：一个是要饭的特别多。饭店门口经常围着四五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嘴里“咕叽咕叽”地向你伸出手来。你不给钱还好，要是一出手就完蛋了——给了一个人，就会围上来更多的人，一直寸步不离地黏着你要钱。

另外一个印象就是野狗特别多，到处流窜，满大街都是狗粪。藏族人信佛，首先是不能打狗，再加上心怀善念，家家户户都会放些食物在门口。所以这些野狗就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白天转悠到熟悉的人家门口找食物，吃饱了就窝在墙角晒太阳。

到了夜里，外边会传来若远若近的狗叫声。一开始还算平静，但常常在你快要入睡时，突然间几百只野狗像炸了锅似的，一起声嘶力竭地狂吠起来。紧接着又成群结队地在街上狂奔，地动山摇，声势震天。那个时候，仿佛它们才是城市的统治者，我们这些人只能战战兢兢地躲在屋里，猜测外边出了什么大事。而实际上，无非就是野狗们为了各自的地盘在示威和争战罢了。

后来经过几次打狗运动，城镇的野狗就慢慢绝迹了，我入藏的时候再也没见过那么多野狗。直到这次拍片选景的时候，去过一个叫桑桑的小镇，镇子不大，但野狗四处流窜，像极了一九九一年的拉萨。

在拉萨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去了周边一些地方。在萨迦寺时，我曾住在寺庙旁边的一个藏式小旅馆里，和来自英国、瑞士、南斯拉夫、泰国和日本的五个背包客住一间房。我们六个人，五男一女，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晚上睡在卡垫1上，大家一起聊天，他们见我随身带的磁带正是他们也都很喜欢的摇滚乐，自然就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我英语不好，这个时候只能逼着自己绞尽脑汁地边说边练。其实日本人的英语比我更差，不过大家都能明白对方想表达的意思，倒是相谈甚欢。

早上起床，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晨光中的萨迦寺，庄严肃穆。英国人还用自带的野外炉具煮了咖啡，又做了特别美味的布丁给大家当早餐。当时我就特别羡慕人家的随身装备，就算在旅途中，也能把生活细节照顾得很好。

后来瑞士人和南斯拉夫人要去珠穆朗玛峰，我跟他们同去。到了定日县过检查站时，我因为没经验，不知道要提前办边防证，所以哨兵就不让过。苦苦哀求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用，只好和旅伴们道别。他们答应会给我寄他们在珠峰的照片。虽然心里有点失落，但也只能这样了。

我一个人悻悻而归，却在回来的路上遇到几个过沐浴节2的藏族姑娘，她们正在河里洗澡，我也高兴地下到河里，加入了她们。

一九九一年的这趟旅行对我非常重要，像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不仅见到了许多无比壮美的自然景观，而且遇到了跟我之前生活中所见完全不一样的一些人。这些都让我非常震撼和迷恋。所以从拉萨回来，我买了十几本关于西藏人文习俗和信仰方面的书，厚厚的一大堆，背回北京研究。

那三个月的旅行十分孤独，但恰恰是这种孤独，让我感到自由、清醒、无拘无束。同时，这孤独会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和自己对话。在那些颠簸的长途车上，我经常听着Led Zeppelin3的音乐，心里就和自己聊了起来。我的理想是什么，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这些看似很大的问题，在和自己的对话中，逐渐清晰了起来。这种孤独和自由的感觉，是一个人旅行最重要的收获，它让我成长了很多。而这次旅行，也成了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因为它让我变野了，在城市中再也待不住了，心里总是向往着那些充满神奇的土地。

大学毕业后，我拍了两年关于自然和人文的纪录片。当时就主动选择去拍云南的怒江、甘南的藏族、青海的长江和黄河源头，以及缅甸的瓦邦。后面的日子里，等自己有了车，就找机会开着车再去这些地方。这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在城市里待上几个月就要找机会往外跑。而现在，则干脆把家都搬到了云南的大理。在这些边远的土地上，我的内心总能找到一种平静，感觉有了归属。我也知道终有一天，我肯定会拍摄和这些土地有关的电影。《洗澡》时的历险

后来有机会做了导演，我在一九九八年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二部电影——《洗澡》。这部电影最开始的概念是拍四个跟洗澡有关的故事，分别发生在北京、西藏、云南和陕北。但这种结构方式在《爱情麻辣烫》里已经用过了，我不想再重复自己，所以后来电影就集中发生在北京一个即将消失的破旧澡堂子里。而陕北和西藏的故事，对于电影的主题有另外一种复调升华的作用，所以还是决定用一种简略的方式呈现在电影里。

北京和陕北的部分都拍完后，已经到了十一月的中旬，我们匆忙赶到拉萨，筹备西藏部分的拍摄。由于时间很紧，经费也不足，所以去西藏拍摄的是一个特别小的分队：我和一个制片人，摄影师和录音组各两个人，又在拉萨找了个当地的制片人。

不幸的是，我一到拉萨就感冒了。在高原上感冒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休息了三天，感觉像是好了，就赶紧往拍摄地纳木错湖进发。到了纳木错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第一天定好演员，第二天就要去海拔五千一百九十米的那根拉垭口拍摄。十一月的西藏已经非常寒冷，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垭口的穿堂风更是凶猛，吹得人站立不稳，就算是本地人都不会在那里多待，但我们足足工作了一天。

中间有一次，我和摄影师想要上到一个六七米高的玛尼堆4上，看能否换个机位。刚往上走了两三步，突然就眼冒金星，一阵眩晕，两人一下子都瘫倒在了坡上。躺地上缓了十几分钟，才稍微好了些。所以挪机位的事只能作罢，一身轻松都上不去，更遑论把机器搬上去了，就老老实实在下边拍吧。

晚上的时候，大家住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村公所里。村公所是那种破旧的民房，平时不住人的，所以就会比一般的民居更冷。我们把那些板子并在一起，晚上就挤在上面睡大通铺。

夜里实在冻得不行，只好起床烧牛粪饼取暖，但一烧起来氧气就更少了，又不能开窗通风，那样会更冷，就只好在两难中痛苦地挨着。我半夜里头疼得不行，像要爆炸了一样，不得不靠吸氧缓解。我也清楚一旦吸了氧气就会产生依赖性，但这时候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吸完之后还是睡不着，就这么睁着眼睛撑到了天亮。

早上起床后，自己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的工作人员还开玩笑说我胖了，因为我的头部比平时足足大了有三分之一。

从房间里出来，车子就在十几米外。刚走了五六步，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头也嗡嗡地叫，我赶忙找个人扶着。缓了一会儿之后，慢慢能看到东西了，就再往前走，可几步之后又是失明。重复了几次之后，大家赶快把我扶进房间，我这时已经手脚发麻、浑身哆嗦。有大概一刻钟的时间，我都已经有了濒临死亡的体验。心想完蛋了，这次可能真的要为艺术献身了。

旁边的人赶紧给我吸氧，我就抓住头脑还算清醒的片刻安排“后事”，当时真的就是给摄影师和制片人留遗嘱的感觉：告诉他们还有两天的东西要拍，哪些镜头是非常关键的，要仔细拍；哪些镜头虽然不重要，但为了剪辑的流畅，是一定要拍到的；机位大概怎么架，光线要追求什么效果，演员的调度如何如何……

吸了一会儿氧气之后，身上的症状倒是缓解了一些，也恢复了一点儿力气。我想自己可能是得了肺水肿，高原上最危险的就是肺水肿和脑水肿，这两种病在三四个小时内如果得不到急救，基本上就死定了。（有很多大车司机在路上困了睡个觉，不知不觉中感冒了，由此引发肺水肿，可能来不及将车开到山下，人就死掉了。）我们一个录音师，第一天到这里时就不行了，头晕得没法工作。所以就决定留下他们五个人工作，让司机开越野车送我和录音师回拉萨。

越野车上只有一罐氧气，所以大家非常担心氧气不够，我和录音师两个人就轮流着吸。冬天的河床里结满了冰，车开过去的时候十分危险。就在快到那根拉垭口时，我们的车子陷到了冰河里，用尽各种办法都出不来，车子越陷越深。那里的海拔是四千九百多米，我们的高原反应都还很厉害。司机说完蛋了，真可能要死这了，因为在冬天，这个垭口可能一星期也过不了一辆车，我们的氧气最多撑到晚上，没车经过的话肯定就是个死。

大家回也回不去，往前走就更不可能了，那时候手机也没信号，根本联系不上任何救援人员。其实就算能联系上救援队，等到救援队赶到的时候估计也只能替我们收尸了。我们就只能在原地等着，听天由命。

万幸的是，大概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看到一辆东风车从那根拉垭口远远地开了下来。当时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知道这是上天眷顾，送了一根救命稻草过来。

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人们会自发地团结起来对抗艰难，遇到危险都会互相帮助。东风车司机很爽快地答应把我们的越野车拉出来，我们自然对他千恩万谢。告别东风车司机之后，大家就一方面倍加小心，一方面又加快速度往拉萨赶。

等车开到海拔三千多米的时候，我和录音师才慢慢缓了过来，身体状况逐渐平稳，大家总算都没出事，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这次经历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后来每次在银幕上看到《洗澡》的这个片段，我就会想到拍摄时候的“出生入死”，那些场景仍历历在目。

其实高原反应的根本原因就是高度问题，但每个人的反应却不一样。一九九一年去拉萨的时候，我一个大学同学的姐姐在拉萨大学支教，所以那个姐姐还安排我在学校宿舍里住过几天。我到那儿的第一天下午，就跟一帮同学打篮球去了，累得气喘吁吁也没事，没有高原反应。毕业后拍纪录片时，也从没出过什么大碍，以至于我一度觉得自己在高原上是没有问题的，心里有些大意，这次却是教训深刻，几乎是用生命挑战了高原生存的极限。

后来又遇到过几次类似的险情。二〇〇七年的时候我们一行人沿青藏线进藏。在翻越海拔五千二百三十一米的唐古拉山垭口时，同行的刘芸就发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手脚像鸡爪子一样僵硬、发麻，整个人快要昏厥了。我赶忙给她吸上氧气。大家本来计划在那曲住一晚，但看到这种情况，我果断决定继续往前开。在连续开了二十二个小时之后，终于在深夜赶到了拉萨，刘芸才慢慢恢复正常。

二〇一五年三月份，我要去芒康补录声音。之前刚在西藏待完一年，一直都很谨慎，没出过什么大事，这次就两三天的工作，心里就没有太在意。头一天没睡好就直接上了高原，在连续两天高强度的工作之后，最后在一个小山坡上补录时，我上下跑了两趟，忽然就感觉不行了：头晕，不停地干咳，肺部不断有气泡声冒出来。我判断应该是肺水肿，按道理说非常危险，必须马上走，但工作没完，我只能在车上忍受着痛苦坐镇指挥，具体工作交给录音师们去完成。

两小时后终于录完了，我跑去县城医院拍片子，果然就是肺水肿。医生看完片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还待在这干吗？还不赶紧往下跑！因为县医院里没有高压氧舱，对这种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也只能一路吸着氧气连夜往下赶。一直降到海拔两千多米的时候，人才算没事了。

高原病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你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而得病的高度，上次是五千米，这次可能就是四千米。也可能待一年都没事，但多待一天就有反应了。没什么固定的规律，防不胜防。

但是，换个角度说，一九九八年的亲身历险，就好像让我有了一把测量高原反应的量尺。一方面，我会更加谨慎、小心地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以后再来这片土地拍摄电影，自己或者剧组成员中有人得了高原病，我也能准确、迅速地做出判断，在第一时间把可能出现的危险降到最低。

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拍摄一部真正和这里有关的电影，而那时候所缺的，就是剧本了。等剧本来敲门《洗澡》完结之后，我接下来想拍的是贾宏声和他父亲的故事，请他们父子两人真实出演。当时想过很多种方式，其中有一个设想是拍成一部公路片。其主线是父亲带着他从北京去拉萨，一路上帮着他戒毒。副线是一组朝圣的人，从青海出发，磕着长头去拉萨。在路上某一个时段他们相遇了，然后互相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

这样的设计当然和我自己每次进藏时，看到、听到的许多朝圣的故事有关系。我心里一直就有拍朝圣题材电影的念头。只是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拍，生硬地融合效果反而不好，所以在做剧本的过程中放弃了这个想法，最后还是决定从他们父子本身的经历和生活切入，就是后来大家所看到的《昨天》。

直到《落叶归根》上映之后，我还一直跟旁边的人念叨，说想拍关于西藏的电影。当时一个朋友拿给我一个纪录片看，讲的是一帮青海的藏族人，在羊年去梅里雪山转山的故事。他们的朝圣方式是先坐车到雪山脚下，然后再转山。我看完之后说，我以后会拍一个真正的磕着长头朝圣的电影。

后来在香格里拉，认识了一个藏族朋友二毛，他本身就是一个编剧和作家，也开客栈。他跟扎西达娃很熟，跟我说如果你特别喜欢西藏，可以看看扎西达娃的小说。回到北京我就买了扎西达娃的书看，一下子就觉得对路子了，特别喜欢，其中有几篇特别适合做电影。

二〇〇六年，我让二毛帮我联系上扎西达娃，我们在成都的小酒馆见了面。当时我还瘸着腿，拄个拐杖，我们聊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其中一篇叫作《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讲的是一位作家去寻找他小说里人物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很适合拍电影，但是内容不够。另一篇叫《去拉萨的路上》，内容很好，讲兄弟俩复仇的故事。我提议把两部小说融合成一个故事。扎西达娃也很感兴趣，觉得是个不错的尝试。我们聊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后，他就着手写剧本去了。

几个月后，扎西达娃写完了第一稿，到丽江和我会合，那时我正在丽江排演音乐剧《鲁班鲁饶》。我们拿着剧本讨论，虽然两部小说提供了很好的故事基础，但这稿剧本在场景转换时都处理成了回忆的方式。我不喜欢这种，回忆这方法太老套了。我很清楚我想要一个什么感觉的东西，就是把几条线索在平行的时空同时展开。观众一开始都不知道，随着故事往后走，才发现原来是不同时空交织发生的，抽丝剥茧，一层层展开，到最后才解扣整个事情。所以这一次我和扎西达娃把电影的结构和时空观念聊清楚了，他又回去写。

二〇〇七年八月份，写到第三稿的时候，故事已经基本成形，但还有一些细节和情节上的矛盾点没解决好，需要修枝剪叶，精益求精。

我计划这年的九月一日从北京出发，开车把整个西藏走一圈，一方面，可以在实际的环境里寻找剧本里的一些灵感。另一方面，也是想完成一九九一年的一个夙愿，因为那一次在西藏走的地方其实并不够多，我觉得很不过瘾。当时就幻想以后自己有车了，一定要开车自驾，再把这里好好走一遍。

周围的很多朋友知道了我的计划，纷纷表示想要一起去，但我知道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日常生活里的琐事和牵绊太多，一下子从这个网里跳出来，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直到临行前，才有杜家毅、刘芸和周美军最终确定下来。

到拉萨后，二毛和扎西达娃请我们吃饭。同席的有一位巴德活佛和他的徒弟。巴德活佛年纪比我还小，据说原来是当地的一个四处流浪的平民。忽然有一天，他被确认为某位活佛的转世，巴德活佛说，他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完全不信。

过了一两年，他的上师说要带他去他的“本寺”，那是地处青海和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地方。他就半信半疑地跟着去了。到了那里，发现所谓的“本寺”已经在“文革”中毁坏殆尽，只剩一片废墟。寺庙虽然被毁，但人们心里的信仰依然虔诚。周围的牧民们听到海螺号的召唤，从四面八方麇集过来，席地而坐听上师讲经。巴德活佛说，就在那一瞬，他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特别笃定地相信这里是和他有关系的，放浪的心好像一下有了归属。

回来后他就开始跟着上师学佛法，一直学了六年。第七年的时候，他决定用磕长头的方式进一步修行。这时候他自己也有了徒弟，于是就带着徒弟，用七个月时间从青海一路磕过来，正好和我们同天抵达拉萨。师徒俩额头上全是大包。徒弟的故事就像巴德活佛的翻版：原来也是个小混混，妈妈管不了他，就跟他说，你跟着巴德活佛磕头去吧，他就这样踏上了修行的道路。

那徒弟的长相简直就跟耶稣一样，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都惊呆了。浑身散发着的也是柔和、敦厚的气息，让人完全想象不出半年之前的痞子样。

巴德活佛汉语很好，能把很多深奥的道理用非常朴实的话讲出来。杜家毅和周美军听了半小时后，感觉心里很诚服，哭得一塌糊涂，跪在地上就磕头。我特别能理解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虔诚。

杜家毅觉得自己口孽太重，巴德活佛就跟他说要“禁语”。杜家毅果真就十五天没讲一句话。对于一个整天闭不上嘴巴的人来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但我相信这对他一定是好事，嘴上安静了，眼睛就会更透亮，内心也会更沉静，可以有时间和自己认真对话了。

我们先在拉萨待了七天，主要是跟扎西达娃调整细节、完善剧本。当然这次进藏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勘景和采风。《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主编加措和我们一起喝酒时，建议我们除了玛旁雍错5和冈仁波齐6，还可以去看看札达土林和古格王国。七天后，我们就开车离开拉萨，四处转悠。

在路上，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骑行的人和各种形态磕长头的队伍。只要碰上了我都会停下来，和他们打个招呼、聊聊天，也会拿DV和相机拍点视频、照片。临别就送他们一点东西：一瓶矿泉水、一袋饼干或者一百块钱……

后来到了阿里地区。那时候还没有柏油路，基本上就是沿着坑洼不平的河床走，经常会有五六条大车轧出来的土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不知道具体该选哪条路，只知道一路向西狂奔。七天的颠簸之后，终于看到了圣湖玛旁雍错和神山冈仁波齐。圣湖四周，有很多藏族的信徒在转湖。旁边的楚古寺外的平台上，很多印度来的香客在诵经打坐。我们下车后，用圣湖的水洗了把脸，身上的浊气好像一下都没了。

当时冈仁波齐旁边是一条正在修缮的破旧公路，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往前开。到了札达境内，上到一个观景台，倏然看到了札达土林的全貌，我整个人立马惊呆了。因为剧本里有一个叫“掌纹地”的地方，是整个故事最关键的场景，我们之前一直不知道“掌纹地”在哪儿，该是什么样，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本来都以为要用电脑特效来做，但一看到札达土林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了，这里就是“掌纹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场景解决了，这电影就可以拍了。当时非常兴奋，在土林里转了好久，把所有的地形都摸透了，拍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照片。

几天后回到拉萨，这时候杜家毅经过活佛的再次点拨，知道“禁语”并不是要一句话都不说，所以才开口说话，也可以和我们聊剧本了。扎西达娃和我们三个人又聊了几天剧本，我对这部电影是越来越有底气了。

然后我们继续上路，走三一八国道到芒康，再转滇藏线到丽江，在丽江参加完雪山音乐节之后，绕回川藏线，开回北京。通过这一趟，我把大部分藏区都走了，对剧本里的很多场景和细节，似乎心里都有了数，所以我觉得《皮绳上的魂》可以实施了。十月中旬回到北京，我便开始谈投资，计划着二〇〇八年就拍这部。

二〇〇七年底的时候，剧本送到统战部，藏学专家给了很好的评价。次年二月份的时候，审查意见下来：通过了！

正当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向前推进的时候，突然之间西藏出事了：“三·一四”暴乱。这事一出来我就知道完蛋了，现在肯定不适合去西藏拍电影，我只能很痛苦地做出决定：搁浅这个项目。

也许和这次旅行有很大关系，几年之后，杜家毅在西藏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转山》。而我在之后的几年里，不得不考虑别的项目了。但我知道，当条件许可的时候，我还是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完成《皮绳上的魂》这部电影。1卡垫：藏语小型藏毯的意思，是藏族家庭的床上用品。2 沐浴节：藏族独有的节日，是每年藏历七月的群众性洗澡活动。3Led Zeppelin：齐柏林飞艇，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摇滚乐队之一。4玛尼堆：最初称曼扎，意为曼陀罗，是由大小不等的石头集垒起来的、具有灵气的祭坛“神堆”。藏语称“朵帮”，就是垒起来的石头之意。5玛旁雍错：梵语称其为玛那萨罗沃，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藏语意为“无能胜湖”。位于西藏冈仁波齐峰之南，与羊卓雍错、纳木错并称为西藏三大圣湖。6冈仁波齐：与云南的梅里雪山、青海的阿尼玛卿山脉和尕朵觉沃并称藏传佛教四大神山。冈仁波齐被称为“神山之王”。去定日的路上从定日回来的路上，过沐浴节的藏民一九九三年，和刁亦男导演在甘南藏区郎木寺拍摄纪录片一九九一年 租辆自行车当交通工具路途中休息的僧人路边等车的牧民玛尼石堆下的两个演员皮央遗址，《皮绳上的魂》后来在这里取景一九九八年电影《洗澡》中的两位演员纳木错圣湖边的那根拉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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