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翔华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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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小巷试读：
大城小巷
一曲平凡生活的歌
武汉市方志办 董玉梅 认识彭翔华，不是在生活中，而是在网上。那时，我正在着手准备编辑一套有关武汉市民对往事回忆的书籍，取名为《百姓回忆》。彭翔华发在网上的回忆文章吸引了我。于是，从文章而认识人。因为他的网名是古三皇人，古三皇，曾经是汉口的一条小街巷，我也因他的网名而习惯于称他老古。 最初读老古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家住汉口古三皇》。他的几篇相关文章，把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巷描述的风情万种。小巷的环境、小巷的居民、小巷的房屋、小巷的语言、小巷的饮食，包括小巷的声音，他几乎是点点滴滴的都从脑海里搜出来，奉献给了读者。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巷里因而被老古放大了无数倍，让从未去过，甚至从未听过这条小巷的人们，见到了一条充满生活情趣的、鲜活的小巷。我把《家住汉口古三皇》的三篇相关回忆文章以及《我的大书房》和《培红往事》一并收入到《百姓回忆》中。通过文章，我认识了老古——热爱历史文化的、温文尔雅的彭翔华。 老古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时髦的词素，从头到尾都平实朴素，就如一个阅历丰富、慈善宽厚的长者，在给你讲往事。比如引人入胜的古三皇逸事，比如让人思考的培红中学的往事，比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时光，比如民众乐园的艺术，篇篇皆饱含真情，这种从内心里流淌出来的对往事的回忆，这种用时间的沉淀和智慧的凝结产生的文章，透着一股亲切感，会让所有的读者为之动容，随着你的阅读，这种亲切感会深入到你的内心，就像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 我是在大院里长大的，从未生活在这样的小巷里，但老古文章中的很多故事，竟然也确确实实地在我的身边发生过。因此，我想说，虽然老古写的只是古三皇街，写的只是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但在，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一个城市里拥有的大同小异的生活状态，被他写活了，所以说，他写出的是一个时代的生活记忆，而普通市民的生活记忆中又充满着历史的元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读过他的文章的同龄人会产生共鸣，会感同身受；这也就是为什么读他的文章，会不自觉地跟着他的叙述前行，头脑中似乎也在放电影般地回忆自己昔日的生活，时空就是这样互相转换，往事与现实就在这里交融起来。往事并不如烟，回忆的幸福和快乐，思索的品味和咀嚼，会让温暖如春的感觉填满自己的脑海。 接触时间长了，发现老古的眼界相当开阔，记忆力非同一般，那种遥远的过去，就像储存在记忆卡内，可以一幕幕、一篇篇被他有序地打开。我甚至觉得用记忆卡来形容都不够，老古的大脑，就像一个档案馆，分门别类地存放着不同的档案柜，柜子里的抽屉装满了资料袋。大城小巷里的生活故事整齐有序地放在资料袋里。想要什么，想写什么，简直是随心所随心所欲的信手拈来，因此，老古的文章内容远远地超出了三皇街，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想象。 老古的文章中，有沉重的内容，比如，那个栖隐寺的老尼，淡然言道：“死，还不到时间，再过三天，才是我的往生之日。”这句话中的禅机与深刻的内含是需要人掩卷沉思的；比如，给学生讲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的黄陂老师，听说学生不闹自己的课堂时，那眼神中露出的丝丝寒意，这样的描述岂止只让人唏嘘感叹？因此，老古虽然写的是生活实录，没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如果不认真的进行咀嚼，不认真的进行思考，只求个囫囵吞枣，有些内容还真很难明白！ 老古的文章中，轻松愉快的生活场景也让人难忘。比如还是孩子是老古，为了看戏，“在大舞台门口‘侯’了几天，终于趁人不注意‘闪’了进去。”一个“侯”、一个“闪”，就把一个小男孩的期盼与灵活表现的淋漓尽致，可是当我们接着往下读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是守门的伯伯发了善心。于是，我们尽可以会心一笑。在另一篇涉及到70年代结婚打家俱的文章——《嫁人就嫁这样的人》中，我又重温了“这第一条标准就蛮狠，叫‘一房家具带沙发’”的时代。真是感慨很深。当时，要想备齐“这一房家俱带沙发”，要花的精力甚至要超过今天。但今天再来读回忆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尤其是老古写到为了结婚时有一房漂亮的家俱，画图纸图纸，自己来设计，靠自己的力量，打造自己的小家一事时，感觉更多的是一种乐趣，还有一丝的骄傲。谁说贫困只是让人痛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些贫困生活中的往事，却也能让人从中体会到生活的真谛与生活的乐趣。因此，老古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景由心生，所谓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需要人结合生活实际细细体会的。 读老古的文章，我们也不断地发现，所有的文章都被方言土语和民风习俗贯穿着，间或还会有一些童谣唤醒我们的童心。于是，老街小巷、方言土语、民风习俗和童趣童谣，就被老古揉搓到一起，又挥墨泼洒成了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几十年前的生活场景，就这样活生生在展现在我们面前。 由是，即使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候生活条件确实差点，可人们却也生活的有滋有味。不论是否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都可以从故事里流淌回荡的生活史实中去提炼你所需要的哲理与思想。 读罢这些文章，我想说，《大城小巷》里的故事，让说的人充满感情，让听的人津津有味。书中汇集的48篇文章，亦如48道大餐，等着更多的朋友来来品尝。 最后，我还想说《大城小巷》这本书，就是普通市民的生活史，就是普通市民的生活故事。陈年的往事通过这种方式留了下来，会被一代一代的人们传下去。也许过了二百年，三百年，甚至五百年，人们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大概不会去查阅今人编辑的史书、志书以及各类年鉴，他们会来阅读类似老古写的这种生活实录。就如我们要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去寻找生动有趣的与生活实录相关的记载，因为那样的文章才是真正反映人们生活状态的好文章。 董玉梅 2009-3-16晚于惠济路第01章 大汉口。老满春。古三皇
大汉口闹市中心六渡桥附近，有条小街叫三皇街，老一辈的都叫它“古三皇”，这里是我的出生地，从出生到1970年2月下放农村，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16个寒暑，它包孕了我的整个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 汉口的得名，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汉水的“入江之口”。蛮荒时期，这里是古代云梦大泽的一部分，芦苇丛生、水鸟栖息，少有人烟。3500年前，江汉之滨突现一座巨大的城堡，人们叫它“盘龙城”。秦代以前，汉水的入江口在黄陂府河一带，可以说，“盘龙城”是最老最老的“汉口”，当年它雄镇华夏之南，威压四方。可惜它不象古长安，古洛阳，它是一个幽灵，一个神州古城的幽灵，辉煌之后就消失了，它随着汉水的改道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明代成化年间，汉水又一次改道，从郭茨口经龟山北在龙王庙汇入长江，这次改道使得又一个新崭崭的“汉口”在华夏大地闪亮登场了，武汉也由“双城对峙”变为“三镇鼎立”。据说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曾预测过这一带，叫“前五百年是一堆沙，后五百年是千万家”，这一课堪称“神算”。 由于江汉舟楫之便，商贾之利，汉口因而迅速成为一座新兴商埠，它虽脱胎于汉阳，其发展速度和地域名气却远远超过了它的前辈。明末清初，汉口已位列全国四大名镇之首了。 开埠以后，汉口更象吃了“发粉”一样，快速地膨胀，膨胀。它的繁华热闹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四方列强、八方商贾、还有那无数的流民、手艺人、小业主。 也许是这里的水太多了，老汉口的祖宗们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水“戽干”，然后填土起房。（这个传统至今仍在延续，汉口的湖都被人填的没剩几个了）。人们修堤、排渍、填湖、造地、盖房子，开工厂、做生意。大的湖塘，小的水凼，乃至于长长的玉带河，都填平了，修了道路，盖了高楼。 在外地人眼里，老汉口的街巷简直就是一团乱麻，无章可寻，住久了，就会发现老汉口的街巷也有个大概的规律。有人讲东西向大街为“道”，这种讲法不完全准确，比如说沿河大道就绝对不是东西向。准确的说法是：顺水流方向而建的大街叫“道”，大致为东西向，南北向的则称“路”，路与路之间的叫“街”，每条街上又各有一些横七竖八的，弯弯扭扭的小巷子，巷子里面还有“里”，上海人叫“里弄”，武汉人叫“里粉”，还有“坊”，跟“里”差不多，都是一小片住宅小区的意思。当然，大街上也有“里粉”，如“积庆里”就在中山大道上。 汉口人不大讲“东西南北”，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东西湖”这样不分东西的称呼了。武汉有长江，汉水，按水流的方向，汉口人就有了“高头，下头”的地理概念；人有两只手，于是又有了“左，右”之分了，“高头，下头，左，右”，这就够汉口人区分方位用了。 三皇街，其行政隶属于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道办事处。 满春街之名诗情画意，三皇街之名古色古香。 满春街，也叫满春路、满春横马路，呈南北走向，西北起于中山大道友谊路口以西，南抵长堤街，得名比较晚，大概在二十世纪初。过去这一带，土凼水塘，烂泥臭沟，杂花生树，蛙鸣蝉噪，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拆除汉口城墙，修建后城马路，因临近六渡桥，此处便一下子热闹起来，很快成为都市里跑江湖人的一块宝地。 此处最初建有“满春茶园”，所谓茶园并非单一喝茶的地方，它实际上是戏馆，人们一边喝茶聊天，一边听戏，这种经营模式是从上海传过来的，上海工商巨子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经营娱乐业，他最初在大新街元芳花园东首建造了满春茶园，不久又在湖北路广东路之间开了丹桂茶园。满春，实际是个“移名”。当年汉口的一些茶园，如“满春、丹桂、群仙”等，都直接用的是上海茶园的现成招牌。 汉口的满春茶园时酷爱戏曲的刘天保药店老板刘子陶创办的，就在三元殿的旁边，时间是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刘老板邀请戏班进茶园唱戏，有楚剧，有汉剧，也有其他剧种，什么受人欢迎就唱什么戏。名角组班，生意日隆，市场需求旺，经营情况良好，汉口满春茶园的生意规模日益扩大，遂顺势升档为专业化的“满春戏园”。剧场台口顶上悬挂有“满眼皆春”横匾，合“满园春色看不尽”之意。这里整日间熙熙攘攘，三教九流，莺歌燕舞，在视听享受的同时，人们搞交易，谈生意，作揖问安，逢场作戏。 “满春”声名远扬，兴盛一方。汉调名角李彩云，楚剧大腕李百川、沈云陔、京剧名宿盖叫天，夏月润、夏月珊等都曾组班进园演出。辛亥首义，黄兴元帅还把这里作为司令部，指挥起义军与满清军战斗。最后，这曾显赫一时的娱乐场所终毁于战火，烟消云散，街道民居得以残存，“满春”之名也有幸保留下来了。 追根溯源，满春的名字，还是从上海漂来的。 “1868年续汉阳县志图”中，“三皇殿”赫然在目三皇街得名时间就早多了，过去这里有座“三皇殿”，是个道观，据说供奉过“伏羲、神农、轩辕”，也就是所谓的“天皇，地皇和人皇”。在“1868年续汉阳县志图”中，“三皇殿”已经是赫然在目了，1876年的“湖北武汉全图”，“三皇殿”看不到了，但多出一个街名，叫“古三皇”，由此推断“古三皇“的地名至少有130余年了。清宣统年间印行的”武汉城镇合图”中，出现一个新标记“古三皇殿”，估计还有一些遗址存在。解放后，老人们仍叫这里“古三皇”，只是三皇古观早已是无迹可寻了。 三皇街最初是一些芦棚茅屋，到处还残留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凼子。形成街巷以后，也是屡遭劫难，最大的两次是“水与火”的洗礼。1931年，汉口发大水，这里成为一片泽国，其后，又遭火灾，将这里烧个精光。当然，还有战乱，饥荒，偷抢、日寇铁蹄的践踏、恶势力的欺压……好在这里的居民多为草根小民，生命力强，象猫一样有九条命，只要有点春风，就又忙着长新根，发新芽，一个个直往上“冲”。到五十年代初，这里人烟稠密，人气旺盛，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平房和茅屋了。 “1876年湖北武汉全图”中，“三皇殿”已无存，多出一个街名，叫“古三皇”。 三皇街头枕满春路，脚达铜人像，基本上与长堤街的下头，和清芬路是平行的。走在通向长堤街的通道上，你会明显感觉到是在爬坡，你会觉得长堤街的确是建在一道长堤上。更有趣的是，有几家大门开在长堤街，后门却在三皇街，只不过，要到三皇街，还要下十几步的阶梯。 “满春”后来成为街道办事处的名字，文革破四旧，把满春街改名“红星街”，把三皇街改为“创造街”，文革后，满春街恢复了街名，三皇街的街名却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清宣统年间武汉城镇合图”中，有“古三皇殿”的标识，想必部分遗址尚存。第02章 小巷小民
小巷小民 老三皇街有75个门户，七条小巷合计145个门户，加起来也就200余户，文革中改为创造街，小巷合并为五条，我家在三皇二巷，后改为创造一巷，它是由一条主巷和几个弄子组成。 创造街牌、“三皇街”文革改为“创造街”。 杂乱无章的背街背巷，僻陋不堪，却最能够，最直接地体现老汉口“五方杂处”的特色。这里的老居民源自八方，主体复杂，以汉口周边一些县市如黄孝、汉阳、武昌以及鄂东诸县居多，也有几家下江人和北方人。 居民多从事社会底层职业，九佬十八匠，各行各业，杂七杂八。老一辈有做小买卖的、杀猪卖肉的、卖菜的、“下河（倒马桶）”的、当服务员的、踩三轮车的、跑船的、开汽车的、打包针的，有裁缝、皮匠、理发师、炊事员、邮递员等。 有的职业“雅”一点，提供的是精神产品，卖金鱼、卖花草的、卖剪纸、卖小工艺品等，生意公一天，母一天，勉强赚个生活费。 过去铜人像一带有好几家不错的估衣店，所谓“估衣店”就是卖旧衣服的，衣服的价值价格靠“估”，靠经验和眼力，因而得名，街上有位师傅在估衣行做了好多年，还有点小名气。 原来五马路有个“鸽行”，就是“信鸽协会”。一到傍晚，马路上都站满了人，以致公汽往这里穿过，都得小心翼翼。武汉人似乎有个习惯，不怎么让车，不过，公汽司机也“野”得很，不怎么让人。 鸽行是个民间组织，一些信鸽爱好者聚集在门前交换交流，偶尔也来点地下交易，有个街坊喜欢喂鸽子，经常去那里卖出买进，赚点分分钱。当年，凡是私人间的买卖都是不合法的，公安一来，人们即作鸟兽散，公安一走，人们又凑在了一起。 有家人，六十年代初从西安回武汉，没有工作，就靠“淘铜”卖来艰难度日。中山公园后面过去有不少湖泊、池塘、水凼子，什么“罐子湖、机器凼子、玻璃凼子”等。“机器凼之”原是后湖的洼地，有人说刘歆生曾在此取土用来垫高六渡桥、租界等地，这样就挖成了凼子，也有人说因日本人战败撤出武汉时在此埋过机器而得名。这一带有过一些金属加工厂，有些凼子里堆埋过金属碎屑，不少人就去一点点地淘筛，淘出铜之类值钱东西，然后卖到废品站。 在三皇街叫人“老师傅”一直是一种敬称，有手艺的和级别高的师傅很受人尊敬。有家姓刘的“工拜八级”，是工人里面级别最高的，在三皇街上工资也是最高的，我们叫他“刘八级”，他言语不多，说话有点拿腔拿调的。 年轻一排的则多为产业工人，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都有。赚钱不多，工作却很辛苦，早晚奔波，到武昌、汉阳上班的，要搭公汽，坐轮渡，“跑月票”，到汉口“古田（辛家地、韩家墩等）、花桥、姑嫂树”一带上班的，则天天骑自行车，风雨无阻，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二、三个小时。 老街坊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老的文盲很多，小的多半也只中学毕业，偶尔出个把大学生则是一巷人的荣耀，大家的榜样。 三皇街流行一句俗语，叫“有文吃文，无文吃力”，街上能“吃文”的人很少，多半是“吃力的”， 几乎只有“做事的”，没有什么“管人的”。 后来，小一辈中混得稍微好一点的也有，有当兵最后成了团长了，有教书后来成了中学校长了，有当工人后来成了小厂厂长了、有当医生后来成了医院主任了、有公务员，有当警察的，有坐办公室的……小巷僻陋，自然没有什么名人名事可书，略能提及的只有几位。 巷头“过街楼”后有座茶馆，馆主姓扬，大家叫它“扬瘌痢茶馆”。茶馆砖木结构，上下两层，上面住家，下面摆有七、八张茶桌，一副“老虎灶”，兼买开水，街坊们常到“老虎灶”打开水，一分钱一瓶。“老虎灶”炉膛口呈方形，象老虎张开大嘴，灶尾还有一根燻得漆黑的烟囱管，如老虎高翘尾巴。灶中烧的是木屑、刨花，后来改烧煤炭，烧起来热气腾腾的。 老虎灶 喝茶的都是附近的居民，以年长的爹爹居多，也有年轻人，女的坐茶馆很少。那时城市里茶馆都流行喝“花茶”，花茶味道浓一些，酽一些，香一些，能增添茶馆气氛，而且档次居中，大众化。比如老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老成都人讲究喝“三花”，三皇街的人喜欢喝“香片”茶，再高档一点的就有“珠兰、红梅”之类的，也是花茶。 五十年代茶馆生意不错，人出人进，热热闹闹，说生意，谈家常，消磨时光，享受清闲，偶尔还来点评书，楚汉清唱什么的。六十年代开始生意就不行了，困难时期，吃饭都难，哪有闲钱闲心喝茶。这家茶馆曾一度改为街道上的食堂，我就在那里吃过一段时间“钵饭”（用那种土钵子蒸的饭，定量的），食堂停办后，茶馆未能恢复，“老虎灶”也彻底熄火了。 街上有一位从小就爱唱戏、爱表演的男生，嗓音外形条件都不错，姓张，后来在武汉汉剧院当演员，听说还演过李玉和，也小有名气。 还有一位在“新香港理发厅”工作，听说给陈伯华吹过头，不知是否属实。他有张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很帅气，他儿子曾偷偷地在我面前炫耀过，那时，西装皮鞋在小巷可是“体面”的象征。 我记忆中的三皇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皇街。七、八十年代开始，就不断有老居民在单位上分了房子后，搬离了三皇街。搬离后还经常有老人们回来玩，他们口里直念叨：在外什么都好，就是隔壁左右难得见个面，更难得说句话，一点“捞摸”都没有（意思是很寂寞），不如三皇街热闹，更没有三皇街的“人情味”那么足，还是想念三皇街的老街坊们。 改革开放后，有人外出做生意了，有人租房子搬进来了，街上有的房子成了汉正街的仓库，有的成了汉正街的加工厂，专门加工“水货”衣服。新搬来租住的多半是做生意的、打工的农村人，新的“移民”改变着这里的居民成分，新的老的杂处在一起，于是，这里又开始演绎着新的民风，新的民情了。第03章“男将女将”都是“将”
老汉口的市井文化，是周边的乡土文化、本地的码头文化、传统的商埠文化和外来的殖民文化的融合，文明和愚昧相伴，高雅和粗俗掺杂，美好和丑陋并存，在汉口不同的区域环境中，有较大的区别。三皇街则显得江湖味、乡土味、世俗味、市民味更浓烈一些。 汉口把成年人都叫做“将”，男的叫“男将”，女的叫“女将”，这实际是“男人家、女人家”合音快读的结果。三皇街的男将们大多喜欢抽烟、喝酒、品茶，还打点牌，但基本上还是蛮顾家的，肯做家务事，而且还会做家务事，这几乎成了三皇街的街风。 一到星期天，天晴了，就会看到一些男将们一大盆一大盆地洗衣服，浆被褥，女将们则在旁边帮忙。其实帮不帮忙不要紧，男将们有的是力气。有的女人希望男的多做事，又怕他做不好，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喜欢在一旁作指导。而男将做事，最怕女将在一旁指手画脚，不帮忙不说，做一下，她“叨嚼”一句。此种最易惹人“上火”，男将们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吵吵架是避免不了的，弄不好，还会拳脚相加，打了起来。 三皇街的男将们大多数都“舍得吃”，也会做饭，都有几样拿手好菜，平时的饭女的做得多一点，一旦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还是男将来掌勺做菜。有些男将“一末带十杂”，烧火做饭带“引伢”，比女的都还过细些。特别是在年轻一排的男将们中，真正的“甩手掌柜”极少极少。三皇街的女人们说，“男做女工，到老不中，这里的男将们已经不中，所以只好做“女工”了。 在这里，男将们狠，女将们也不“瘫腔”（示弱），男女基本上是平等的。 三皇街的女人们嗓门大，男人们声音粗，男的女的说话都爱“带渣滓”，都喜欢“充老子”，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养的”（婊子养的、幺姑养的、鸨妈养的）。婊子养的不用解释，幺姑指的是未出嫁的小姑娘，至于“鸨妈养的”，外地人听不懂，学不会（我曾经听过几个外地人学这句话，怎么学也不够味），就是武汉人多半也只晓得说，同样弄不懂它的意思。“鸨妈”指的是妓院的老板娘，也就是现在管“小姐”的“妈咪”。武汉话还有“鸨娘养的、鸨大妈的”等俚语，意思相同。“鸨妈”本来是“管理干部”，却下海养了孩子，太丑了。 生炉子，烟燻火燎 这“三养的”都是骂人出身不好，在外地人看来粗俗不堪，其实它和北京人骂“他妈的”，江浙人骂“娘希匹”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说它是“带渣滓”自有道理，因为它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真正的骂人，可以说只是一种语缀，前缀、中缀、后缀而已，有时不带渣滓反而显得不够亲热，显得有点生疏，甚至虚伪了。哪个男的如果说话文绉绉的，不带渣滓，街上的人反而会说他屁里屁气，象个“姨娘”。 楚人说话多带感叹语，一惊一炸的，《史记》里面就曾有过生动的描写，三皇街的人说话，或许还有这个遗风。话语中多半带有“耶呃，约哦，你吓（he）我，是的撒”等语气词、口头禅，它们的穿插使得一句话有高有低，、有停有顿、有腔有韵。几句“汉骂”，几声牢骚，几阵咋呼，驱散了烦恼，宣泄了不满，有时还能赶走夏日的燥热。当然，这里的姑娘们如果说话不带渣滓，嗓门小一点、声音柔一点，再咬个腔，拿个调，那就会象汉戏一样好听，我们偶尔在小巷里还可能有这种耳福。 《1876年湖北武汉全图》中，有街名古三皇 日常生活不完全是粗俗，在三皇街平时见得最多的还是讲礼性、讲文明、谦让客气、亲切和宜，也常有温柔和情谊在小巷洋溢、弥漫。 比如说人们开口说话就“您家”长、“他您家”短，早上见面必有问候、一时不见，则问长问短，借东西还的时候一定要说“劳慰您家”，自己吃饭旁边有人的时候，一定要说“有偏您家”，做客时一定要感谢主人说“您家费力”。还讲究行要让路，坐要让席。请客吃饭，一张桌子，谁上谁下，总要扯来让去。 三皇街还保存着一种乡村似的亲情，一街人相互之间很少叫名字，姓张的就是张爹爹、姓王的就是王叔叔，还有三姨妈、二姑妈、张太婆、李家家、就象一家人，十分亲热。一家有喜，隔壁左右都沾光。就是平时哪家煨个汤，弄点好吃的，也要请对门对户的尝一尝。偶尔遇上一个外来的，问路的，一定会十分热情，客客气气，指指点点，就是把自己的事放下来也要帮人帮到底。人们陶醉在原始的质朴之中。 助人为乐，急人所难，在三皇街几乎就是家常便饭，一家有事，全巷子的人都帮忙，谁个受人欺负，不用号召，就会有许多人挺身而出，大打抱不平，江湖上的义气、豪气此时就会油然而生，小巷也仿佛是条“正义巷”、“英雄巷”。当然，明哲保身的人也有，从不跟他人“来哉”（来往）的、从不管闲事的人也有，总体说来，这些人在三皇街没有什么市场，也没有什么影响。多数人性格豪爽，直来直去，风风火火，办事干脆爽快；心窟眼多，喜欢算计的人则是少数，所以，人们也不必时时提防他人，也不愁遇事无人帮忙，活得也还轻松、自在。 三皇街有些人也喜欢“抖狠、带意思、玩味”，喜欢“看热闹、传小话、沾点小便宜、挑点小事端”，也经常为点小事扯皮拉筋，相互争斗，甚至大打出手。这时候，总会有人出面代和，调解，化除矛盾。几十年的老街坊，几代人的老感情，彼此知根知底，哪个人有几斤几两，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三皇街的人似乎有个共识，那就是：有“板眼”（本事）的人不会住在三皇街，在三皇街抖不起好大的狠，要抖狠就到外面去抖。 这样一来，街坊们即使有点矛盾冲突，能带的就带过去，能圆的就打个圆场，最后大家求得你好我好，相安无事了。喜欢“打狗子架”，一闹紧闹、死不“下地”（结束）的人也有，不多。 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人们就这样有争有吵，有帮有助地过来了，直至各自完成各自的历史使命。第04章 哎呦 我的“神”
三皇街的老人们，各有各的宗教信仰，信佛信神，各行其道，互不干扰，有融有合，在神佛面前，人们显得慈善、大度、宽容了许多。 基督教是洋教，一般来说其信徒文化层次，社会地位要高一点，令人奇怪的是，三皇街也有几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领头的是个婆婆，按年龄我应该叫她一声“太”，不知为什么，大人要我叫她“环芝伯伯”。环芝伯伯见人一脸笑，开口便是“以马内利、哈利路亚”，嘴里经常念念有词：耶酥爱我，我爱耶酥。 汉口黄石路的荣光堂，原名格非堂，1931年兴建，是武汉市现存最大的基督教礼拜堂。离三皇街不很远，环芝伯伯很虔诚，每周按时到那里去做礼拜，把我带去了几次，他们做礼拜，我去好玩，偶尔也在其要求之下，学着顶礼膜拜。 我对荣光堂的气氛、状况还有点印象，礼拜大厅在二楼，穹隆形大的大屋顶，教堂里有许多大幅的画像，色彩艳丽、明亮，有圣母抱子，有耶稣牧羊。 街上笃信道教的比较少，但有一些传统的道教习俗。武汉最有名的道观是长春观，在武昌，信徒们逢年过节才到去拜神，平日就在家里弄几尊瓷质的“三清、财神”敬一敬。 我记得六十年代初，街上老人走了，还请人念经、赶鬼、做法事，有个道士姓刘，据说他赶鬼是很有名的。赶鬼的时候是不让小孩子多看的，关键时候要把小孩统统赶到门外，说是怕沾了“鬼星”。 传言小孩子的眼睛不一样，可以看见鬼，我却一次也没有见过，大人们就说我“火因”高，火很旺，鬼不敢缠。又说狗能见到鬼，狗之所以哭，是狗预先知道，鬼要了哪个人的命，狗哭，是要死人的。城里没有狗，这话也得不到验证。 有家马姓回民，教民，自然是信伊斯兰教。平时跟我们也差不多，只是每次杀鸡，要跑到广益桥清真寺去，请阿訇念经后再予宰杀。广益桥过去和六渡桥一样，曾经是个桥，那里的清真寺有300多年的历史，仿阿拉伯穹顶建筑形式，颇为壮观，只是大门凹进，显得有些拘束。 老年人讲究传统，恪守教规，年轻人好象无所谓，比较随意。这家老大在厂里食堂最喜欢吃的是汽水肉，公开吃，回家就闷不做声，街上的人都晓得。看见我们过年炸肉丸子，他们也学着炸，只是牛肉尽是瘦肉筋子，他老大自己说，不如大肉丸子的好吃。这家人是街上最干净的一家，洗澡比我们勤多了。 佛教最深入人心，信菩萨的最多见，好些人开口就“阿弥托佛、菩萨保佑”，很自然。街上有位女斋公，是个居士，吃了一辈子的斋、念了一辈子佛、上了几十年的班，遭了几十年的“业”。她心地善良，终身未嫁，到老还是姑娘，按旧规矩，不能叫她“太（奶奶）”，只能叫她“斋公爹爹”。 武汉佛教有四大丛林，最有名的是汉阳的归元禅寺，三皇街的人家信不信佛，基本上都去那里烧过香，数过罗汉，家里有客人远道而来，也要带他去归元寺拜一拜。 栖隐寺山门 三皇街附近的美仁街，也叫美人街，文革改名勤劳街。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里戏道“美人街上美人无”，如果就是指这条街话，那它的历史就很长远了。美仁街有块佛门善地叫栖隐寺（栖隐寺），是一个女众丛林，即尼姑寺庙。 栖隐寺旁边是“居士林”，二者实际已然融为一体。所谓居士林就是居士的道场，是信佛而没有出家的人念经念佛的地方，三皇街上的人都叫它“小佛教会”，其正名是“汉口佛教正信会”。它成立于民国9年（1920年），是一个以弘通佛法、昌明佛化为宗旨的佛教居士团体。正信会宣讲佛经，广施善事，特别是赈济汉口水灾、支援武汉抗战等，让它声名远扬。其影响居国内在家学佛团体的前列，而且铭传海外。 街上信佛的人，平素日就去小佛教会，只有逢年过节，才去汉阳的归元寺。我小时候就经常去那里玩，还拜过佛，敬过香。 记得文化大革命扫四旧，破除封建迷信，尼庵的住持也成了革命对象。批斗她时，老尼因长时间站立，昏了过去。醒来后，有人怒斥其装死。老尼却淡然言道：死，还不到时间，再过三天，才是我的“往生之日”。佛徒把去世称为“往生”，当时，谁也不相信，谁也没在意这句话。三天过后，老尼无疾而终，人们这才大惊失色，纷纷言传。那些批斗过她的人个个心里只打鼓，口里虽言道“这是碰巧”，心里却直念“菩萨保佑”。 栖隐寺后来被改为皮革加工厂和拖把厂，一段时间，里面总是臭烘烘的，现在已经复建重修。 不管信什么，三皇街的人还有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敬祖先，祭祖人，都相信自己的先人有灵，能够保佑家人，赐送幸福，施降平安。 过去，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摆有一张条案，高有一米五左右，我们把它叫做“香几”，其实就是一种供台，也叫条案。条案的两边可以放些杂物，如瓶子杯子牙膏牙刷等，中间却不能乱摆乱放。文化革命以前，中间一般都供有祖宗牌，香炉碗，或者是贴张“天地国亲师”的红纸，还有供祀寿星财神、观音菩萨、弥勒罗汉的。文化革命扫四旧，把这些统统扫掉了，人们就在条案中间摆“忠字台”，放“红宝书”，摆放毛主席的像。 三皇街老街坊们，七月十五都要烧纸祭祖，就像楚剧《百日缘》中董永唱的那样：“七月十五是中元，家家户户祭祖先”。七月半，鬼门开，又叫鬼节，据说这一天，鬼们可以自由活动。烧纸钱又叫“叫钱纸”，在黄表纸上面打一些孔，便是冥钱。先在地上用碳灰画三个大圈，据说在圈内烧纸，“钱”不会让孤魂野鬼抢去。一边烧要一边恭恭敬敬地叫，能够说得清楚的祖先要一个一个地请出来拿钱，谁是谁的钱也要预先分清楚。 家家户户最讲究吃年饭，各地风俗吃年饭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但在三皇街，不管其家源自何方，几乎都统一把时间定在大年三十晚上，吃年饭带守夜。 饭前要祭祖、要“醮饭”，把先人请回团圆，叫得出名字的，要分别摆上碗筷，一个个的叫，一个个的请。在请他们与后人一起享用盛宴的同时，也顺便汇报情况，谈谈愿景，祈求先人保佑家道兴旺，阖家平安。 民间习俗中不乏深刻的传统教育，代代相传，代代修正，我们是一个饮水思源，铭记恩情，崇尚知根知底的民族。 宗教对于普通百姓来讲，最大的意义在于心灵寄托。神在心中，就会有几分敬畏之感，人之举止言行就会有一定的约束；神在心中，就会感到有主心骨，有精神支柱，人之未来就有希望，人之行事就有动力。第05章 久经考验的“鼓皮房”
三皇街虽然靠近六渡桥，地处汉口中心位置，却是较为典型的平民居住区，它在汉口的发展、扩张史上，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能够争得自己一席之地，这本身就暗示了这座城市发展过程的无序性和宽容性。 三皇街的民居档次较低，虽然也有几家带天井的砖石楼房，也有砖木混建房，最多的、最具代表性的房子却是“老鼓皮”房。 鼓皮房的柱、梁、檩条、楼梯、楼板甚至凉台和望窗都是木质的，四周的房墙也是用一些极薄的木板钉制而成。这种壁板又薄又匀又平又轻，象大鼓的皮一样，用手一敲，薄板也会象嘭嘭作响，因而得名“鼓皮”。 房顶上盖的是青灰色老布瓦，中间夹有几块明瓦（玻璃瓦）以供采光之用。各家各户的挑梁都会突出个一二尺，这样楼上总比楼下的面积要大一些，只占空间而不占地皮。 鼓皮房貌似简陋，实际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形式上它是一种全木结构的楼阁建筑，而全木建筑则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和传统。各地的传统小镇，特别是江南、两湖地区，有代表性的街铺街面，鼓皮房之类的建筑曾统领了许多时光，一些大的城市，如成都、武汉、苏州、南京等，过去也有不少当街而立的老鼓皮房。 同那些飞檐斗拱、豪华精致的建筑相比，古三皇的鼓皮房就显得太过低级了，它的产生和老一辈经济条件、当年的社会认知以及本地的传统习俗是一致的。其的材料来源比较容易，造价相对低廉，做起来可能快捷一些。即便如此，能弄到这么一块地皮，做这么一栋房子，也可能会花去它的主人大半辈子的积蓄。 鼓皮房一般为两层，楼下是堂屋，厨房，楼上是卧室，有些住房特别紧张的家庭会在楼下做个隔间，摆上一张床。房子外面一律涂有土红色的油漆，涂漆不仅仅是为了美观，也能较好地防止虫子蛀咬。虽经岁月侵蚀，鼓皮房有些斑驳，但晃眼看去，一色的暗红，在阳光的映衬下，并不显得陈旧沧桑。 鼓皮房 汉口有些高档里份住宅，讲究的是蜡板钢窗，三皇街的鼓皮房虽有木质楼板，但从来不上漆，也就谈不上打蜡了。过去窗子是纯木的，有开启式、镶插式，很简单，不如花楼街的雕花窗栏那么讲究，不过解放后，一般家庭都改成框式玻璃窗了。门、栓也是木质的，门多为衫木，衫树木门平直不易变形，又不重，且经久耐用，一扇门可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老汉口的里份建筑，多半是几家集资而建，都说得出一些来龙去脉，有故事可以追寻，建前也有规划和设计，显得整齐得体，三皇街的鼓皮房，却杂乱无章，不整不齐。房子靠房子，两家共一堵鼓皮，这几家出来一点，那几家缩进去一些，多数不在一条线上。有大门对大门的，有大门对后门的，也有大门对侧门的，正的、弯的、斜的都有，于是就形成了弯弯扭扭的窄巷，最宽处不过二、三米，最窄的弄子只能过一个人。 这都说明了当年建房无规无矩，无章无法，有极大的随意性。一块荒地，野草丛生，大大小小的水凼子，人们一块一块地占、一点一点地填，就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木质鼓皮薄如纸，极易燃烧，一根火柴可以把整条街烧得精光，再加上人口密度大，居住环境差，三皇街属于最高火险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解放五十多年来，这里居然没有发生过火灾，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街上有个别处少见的活动，坚持了几十年，那就是防火安全义务宣传。每天傍晚，居民委员会的人就带着一帮小学生，拿着土喇叭，从巷子头到巷子尾，反反复复，齐声喊道：“楼上楼下的同志们，注意防火安全。防火防特，人人有责，防火防盗，互相关照。一家失火，四邻遭殃……”，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怎么间断过。 居民们强烈的防火意识和小心谨慎的防范，祝融之神想光临也找不到机会，事情往往是这样，最危险的地方结果最安全。自我保护是最好的保护，那齐整稚嫩的喇叭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鼓皮房的房产都是私人的，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要消灭私有制，于是，我们都主动把房产证交给公家，自觉自愿地放弃私有财产。那时很单纯，只想把房子交公，然后由公家出钱修缮房子，享受公房待遇。过了一段时间，房产证给退了回来，公家不收。连交公的资格都没有，为此，我们这些产权所有者心里还失落了好久。 改革开放以后，望着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手头一“活泛”（指可支配的钱多了一些），住在鼓皮房的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居住条件。 有人把鼓皮房的下层改为砖石结构，有人干脆拆了重建，因为地方狭窄，巷子里就竖起了一座一座的小炮楼。这些新建之屋更是随心所欲，有的外面贴瓷砖，有的外面刷涂料，原来的鼓皮房都是清一色的土红，现在坏了，一条小巷变得五颜六色，怪里怪气了。 人们安自来水，修浴室，买冰箱，装空调，做防盗门……，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逐渐把自己隔绝开来，抛弃了鼓皮房原有的、令人回味的东西。 2006年，旧城区改造的步伐终于迈向了这里，开发商要将这一带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要改天换地，要在一张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画来。 在武汉，现在已经很难寻觅这类的鼓皮房的身影了，它的一切的一切都随着江流远去了，消失了……建筑是一个城市的主体，与时俱进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拆旧建新是必然的，但我们在创新发展的同时，决不能斩断这个城市的记忆，决不能抹去这个城市的特色，更不能让这个城市失去灵魂。 我很怀念我的三皇街，怀念我的鼓皮房。我思故我在，我在，三皇街、鼓皮房就会存在于我的思念之中。第06章 “冰与火”、“冷与热”
鼓皮房冬冷夏热，冷起来冷得难受，热起来热得难熬。 房子的密封性很差，热胀冷缩，一到冬天，就会有一道一道的细缝。小时候的武汉，天气好象格外地冷一些。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房檐下吊着半尺长的凌柱子，江面上呼啸着凄厉的、令人心悸的北风，这时，你能深刻体会什么叫“威风凛凛”。住在鼓皮房里，外面仿佛有千百个风婆子争着挤着要进来，一旦进来了，就像刮痧一样，用刀子刮你的脸。 入冬前，各家要把四处的裂缝粘贴起来，到过年时，再用白纸把家里重新糊褙一遍，又挡风，又亮堂，家里也就有了新年的气象。白天，人们靠煤球炉子取暖，年老体弱的就终日提个烘笼放在怀中，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一到夜晚，人们就早早地偎进了被窝，有的家里用铜暖锅，有的就用医用吊瓶灌上开水来焐脚，增加热量。 相比而言，夏天就更难过了。如果说武汉是座火炉，那么三皇街就是这座硕大的火炉上的一个小蒸笼。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有个三皇街的人死后在阎王爷的油锅里面玩耍嬉闹，阎王爷大惊，后来一了解，才晓得三皇街的夏天比油锅还要热，于是下令，今后凡古三皇的人来了不得下油锅。人们笑道：三皇街的人死后在阎王殿里，什么刑罚都可能受，就是不会再下油锅了。 太阳炙烤着土红色的老鼓皮，老鼓皮发热发烫，似乎随时都会燃烧起来，各家的煤炉又在添温加热，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热浪滚滚，难找一块清凉的地方。密不透风的小巷，持续不断的高温，经常让人闷得喘不过气来；汗水不停地流着，渗出的黏液、盐渍紧粘着皮肤，“醡”（zǎ。普通话里还找不出同义词来）得人十分难受。偶尔吹来一阵凉风，人们马上叹道：真比喝汤还要舒服。 那时没有空调、电扇，解凉完全靠扇子。扇子最早叫翣（武汉话读如sà），叫它扇子是因为它像门扇一样，来回开闭，扇动空气，借以降温。早在宋代，陆游在其《入蜀记》中就记载了他路过武昌时难耐暑热的情景。老人家晚上热得睡不着，占吟了一首《夜热》：摇扇腕欲脱，挥汗白雨翻。推枕再三起，散发临前轩……这首诗第一句就说自己摇扇子摇得手腕都快脱臼了。 老汉口人用扇子大有讲究，年纪大的人和小伢们用的是鹅毛扇，这种扇子很柔和，不伤人；姑娘伢们喜欢用丝质小团扇，撒点香水，香风袭人；男青年喜欢用撒扇（折扇），时开时合，潇洒自在。坊间最常见的是那种大蒲扇，风大劲足，价廉物美，很受欢迎。旧时剃头铺还有一种扇子叫“扯扇”，一块大帆布吊在屋顶上，装个滑轮，来回扯动绳子，大帆布就会呼啦啦地扇起风来，这是专门为顾客准备的，剃头师傅也沾点光。扯绳子的一般是小学徒或是老板娘。 我们小时候，总喜欢在大蒲扇上用毛笔写字，然后经烟子熏一熏，再擦去墨迹，扇子上的字就会象印上去一般，煞是好看。街上有位老师，在自己的折扇上题有“清风一把扇”五个大字，颇有意境，我至今都还记得。 也来凉快一下 一把扇子就是一个土空调，借什么都可以，唯有扇子不借人。有首俚谣戏言道：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有钱买一把，一天扇到黑，无钱看人扇，热得一身汗……夏天里，男将们可以“打赤巴”（北京人唤之“膀儿爷”），可以将条湿“袱子”（毛巾）搭在肩上，时不时地擦擦汗，扇扇风。有人还能将湿袱子抖着、抛着玩，虽不如二人转的帕子功复杂好看，但也能甩出几种花样来。女人们少了这份自由和潇洒，没有办法，再热她们也要注意形象（北京也没有“膀儿娘”）。70年代末，我第一次到重庆，正好是夏天，重庆的姑娘们都穿着花短裤满大街地跑，令人讶然。此景在武汉是看不到的，武汉的姑娘们穿花短裤最多在家门口站一站，上街则一定会笼上长裤，或者套上裙子的。 三皇街的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一家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孩子，夏天乘凉，满巷子都是呼啦呼啦的人。每当我看见电视里面成群的企鹅、成阵的火烈鸟时，就会想起昔日三皇街的乘凉大军。 老汉口有块无蚊区，解放大道以南，西起硚口，东至老租界，相当大的一块地盘内没有蚊子。好在三皇街只生臭虫，没有蚊子。臭虫好办，太阳晒一晒，开水烫一烫，实在不行就直接撒点六六粉，保证根除，要是有蚊子，那就太犯嫌（讨厌）了。白天上班太辛苦，晚上无论怎样也要图个凉快、求个安稳觉，无蚊子捣乱，就为乘凉、露宿提供了方便。露宿是无可奈何的，但也是这里最好的消夏方式。 太阳还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起来，在门口扫一扫地，洒一洒水，然后搭起铺板，放好竹床。摆放的位置是有默契的，如果哪家稍微摆过去一点，另一家就极有可能放不下，所以大家约定俗成，互不侵犯，和谐相处。 满街都是竹床都是人，竹床靠竹床，太挤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就只能“佧（kà， 普通话无此同义词，形容在很窄的地方行走）进佧出”。最恼火的是骑自行车的人，白天骑车出去，人骑车；晚上只能扛着自行车回来，车骑人。 多数人家的晚饭是在外面吃的，竹床就是餐桌，一家人一围，其乐融融。有段时间兴喝鲜啤酒，一毛钱一大杯，有人就早早地提着“炊子壶”到“老万成”去买了回来，用水镇着，等到晚餐享用，这种“水镇啤酒”倒也清凉解暑。而那些老“酒麻木”们则只喝白酒，即使没有什么下酒菜，天气再热，哪怕是劣质的“苕干酒”，每天也要“？” （mi，嘟起嘴巴喝）它几口。小巷里生活不用遮掩，哪家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一目了然。 整街的人整夜睡在外面，照说相互之间的干扰是蛮大的，外面的人可能不相信，三皇街的人很少因乘凉而产生磨擦和纠纷。竹床一摆，天黑了，路灯亮了，讲故事的、谈家常的、传新闻的、说时事的、“斗闪方”（开玩笑）的、发牢骚的、听收音机的、哄小伢的、拉胡琴的、吹牛的、哼戏的、打牌的、下棋的一一展现，各得其所，也各得其乐。 三皇街的竹床阵也曾上演过惊心的一幕。1967年夏天，六渡桥一带武斗频频。有天，一个人被逼进了小巷，神色慌张地躲在一张竹床下面。不一会就来了两个人，一个拿矛子，一个拿刀子，脸露凶相，街坊们惊呆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卖那个躲在竹床底下的人。人们的善良救了他，那人千谢万谢，竹床的主人说：少滴哆（罗嗦），快点走，我们这些鼓皮房子是沾不得一点火星的。你莫害我们就行了！ 武汉人笑东北大炕，一家人睡在一张炕上；东北人则笑武汉人，一街的人，甚至半城的人都睡在一起，这张炕不知有多大。有人想当然，以为似这样男女杂陈，必定有伤风化。其实，人们除了图个凉快以外，并无其他什么想法。这个底线就是它最起码的保障，也是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否则，竹床阵是绝对摆不成的，摆不长的。 多年来，小街相安无事。一是当时社会风气、政策导向不同，生活作风是大问题，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人们不敢轻易闯红灯；二是鼓皮房里也藏不住什么秘密，钉大点事，“小脚侦缉队（居委会的婆婆）”们都会把它查个一清二楚。如此这般，即使个别人有想法，也只敢想，不敢干了。第07章 “入厕”和“水”的故事
“古三皇”，老人们也叫它“苦三皇”，在这里居大不易，事事为难。 吃喝拉撒睡，老街老巷基础差，别的不说，连最起码的卫生设施都没有，民生艰，解决民泄也不易。 解放前，这里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各家都备有木制的围桶（马桶），有的家里还有装围桶的柜子，名曰“金柜”，不用时可以坐人。 过去汉水上有座码头叫粪码头，就是专门收装转运粪便的，人们倒围桶要到粪码头去倒，所以这一带把倒围桶也叫“下河”。常有附近郊区的农民进城积肥，挑着粪桶在小街小巷里大声喊叫“下河了，下河了，再不来就走了咧！”。 这样的情景在过去中国的老城区并不少见，比如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一大清早，就会有一长溜的马桶阵赫然摆在人们的面前。 解放后，修了公共厕所，人们倒围桶就不必“下河了”，我家附近厕所就有三个，福建街的，满春路的，清芬路口的，距离差不多，可以换着上。 小巷人口发展过速，厕所还是供不应求，排队不是新鲜事。特别是每天早上，排队上厕所，成了三皇街的新街景。凡公共厕所女用档位都要少一些，然女性并不少，这就增加了女性排队的概率，而且，一排就是排长队。 我们把公共厕所叫做“洋茅室”，其实它一点都不洋，最初里面铺的是木板，走在上面一晃一晃的，不稳当，晚上连灯都没有。小时候，有首谐趣的俚谣是这样唱的：“半夜三更，茅室无灯，走进茅室，掉进粪坑，无人救我，英勇牺牲，为了纪念我，茅室里安灯”。 后来厕所改为砖石蹲坑，也装上了点灯，只是仍然没有冲水设备，粪便要靠人工淘。老北京过去也有许多这样的厕所，着名的时传祥就是因淘粪工作出色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 八十年代开始，大量外地人涌进武汉做生意，厕所更是供不应求，于是搞起了经营化，承包，收“门票”，开始是每次五分，慢慢涨至三毛。 额外增加负担，老街坊们有意见，居民委员会代表群众出面协调，搞了个折中方案，实行政策性的优惠，批发价，卖“月票”。钱贵倒是不贵，就是让人觉得麻烦极了，早上一忙，往往忘记带“票”，又冇带钱，遇上一个把守认真的，真是急得人团团转。 我儿子小时候每次从宜昌回汉口，最怕的是上厕所，一上长途汽车就担心地问，到汉口上厕所”来不及了怎么办”？在家里方便惯了，随需随用，到老家则要受憋。 不惟鱼儿离不开水，凡是活的生物都如此，人当然也不例外，过去没有自来水设施，用水难。 老汉口的自来水历史虽然很早，这里离水塔又不远，三皇街的人享受自来水的便利却是很晚的事。解放前，用井水受限制，凼子里的水脏，吃水一般要到小河（汉水）里挑。过去汉水很清亮，平常时候可以直接饮用，碰上下雨天，河水浑了，拿块明矾在水缸里搅一搅、镇一镇，就行了。明矾放多了，吃起来，水有点麻口。 街上也有专门挑水卖的，听老人们说，过去大夹街、长堤街、福建街都是青石板路，挑水的人多，街上终日是湿淋淋的，油光光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小巷通了自来水，有了自来水供应站，我们把它叫“水管子”，家家户户备有水缸，用水就直接到水管子去挑。三皇街的水管子设在一座老土地庙里面，土地庙大概只有四、五个平米，一张床，一个板凳，一个炉子，一位老婆婆负责放水，吃住都在里面。 一分钱可以挑5小桶水，一大桶等于2小桶，挑一大担水，还要“找”一个竹牌，一个竹牌等于一小桶水。我们把这种竹牌叫做“欢喜”，凑足了四个欢喜又可以挑一大担水。（“欢喜”一词源自码头，码头工人把劳动计数用的筹牌叫做“欢喜”，“筹”与“愁”同音，故反训为“欢喜”。）管放水的婆婆靠赚取水的差价为生，有时难免“悭”（小气）一点，份量不足，各家各户的水桶又不统一，有木桶，冰铁桶，后来还有各式各样的塑料桶，大小不一，放多放少，经常发生纠纷。最后还是居民委员会出面，在各家的水桶上，用白油漆打上记号，有了权威尺度，这才化解了矛盾。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三皇街的住户们才陆续结束了挑水吃的历史，把自来水装进了家里，然后给自己弄个下水的挡，解决下泄的卫生问题。 各家门口基本上都有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不占居室面积，洗洗涮涮也很方便。水龙头从来是不上锁的，大家仿佛约定一般，不会随便用别人家里的水。 水这玩意儿，太多了也麻烦，武汉人的生活历史，有一半是与水有关系的。 三皇街地势低洼，一逢下大雨，街上就成了水凼子，尤其是长堤街的水，一股一股地往下流，如果能竖起来的话，那简直就是一个壮观的大瀑布。于是乎，家家户户进入紧急状态，全方位，齐动员，男女老少，一起忙碌，拿板子挡，找石头垫，大桶小盆地往外戽水。然而，终究抵不过无缝不钻的水强盗，人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家中“水漫金山”。 武汉人把下暴雨叫做“跑暴”，也叫“阵头雨”，还有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叫“砣子雨”，一砣一砣地往下甩。下这种雨多半从夏初开始，已经比较热了。大人看着水浸湿的东西发愁，孩子们却兴高采烈，打的打水仗，“浩（淌）”的“浩”水玩，一个个不亦乐乎。记得有好多次我都是躺着漫膝盖的水，朝学校走去，看着满世界的水，当时也觉得新鲜有趣。 大概从八十年代开始，街上这样的渍水现象才逐年减少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也大为改善了。第08章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冬天象冰窖，夏天是蒸笼，无自来水，无卫浴设施，苍老陈旧的鼓皮房啊，人们或许会向它投以同情、悯怜的目光，其实，同情、悯怜大可不必，在三皇街，鼓皮房的主人们的幸福指数并象别人想象的那么低。 1966年4月，街上有位在厂里搞宣传的，姓朱，按辈分我应该叫一声叔叔，他写了一篇报道《苦三皇变成了“幸福村”》，发表在“武汉晚报”上。文章写了三皇街新旧社会两重天，解放前是何等痛苦，解放后又是怎样幸福。这篇报道轰动了整条街，看见自己祖居的小街能够上报纸，人们很是兴奋，一街人争相传看，街道组还专门组织居民们学习。人们读着、议着，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三皇街的人不能左右气候，也不能左右环境，但是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生活状况，并无过多的怨言，相反，在他们日常的言谈中，经常表露出来的却是满足、幸福，甚至还有点自豪感。 景由心生，所谓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皇街的很多人还没有坐过小汽车，但他们并不羡慕那些能够坐小汽车的人；三皇街的人多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何等精彩，但从不因自己的不精彩而垂头丧气，而影响心情。鼓皮房里的人自有自己的价值，自有自己的世界。 幸福与否，参照物很重要，“人比人，气死人”，这要看和谁比，怎么比，三皇街的人会比，总是拿自己和农村的亲戚比。三皇街的人老家多半在武汉周边农村，家家都有些乡里亲戚，没有近亲也有远亲。农村年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前，吃大锅饭，农村的日子很苦，街上经常有老家的亲戚来汉口玩。多数三皇街的人并不嫌弃自己的老家的亲戚（至少在表面上），还以好吃、好喝、好玩来款待他们。看长江大桥，逛民众乐园，吃回“蔡林记”，尝点“老通城”，临走，还送几盒青山的麻烘糕或者一筒“汪玉霞”的喜饼，弄得老家人感激不尽，回去以后在家乡要传扬好长时间，鼓皮房里人也觉得活得十分光彩。 有段时间，汉口解放电影院经常放映一部立体宽银幕电影《魔术师的奇遇》，进去以后，戴副墨眼镜，眼前就会出现神奇无比的立体影像，简直好看极了。只是票价太贵，五毛钱一张。有个街坊自己舍不得看，而请老家来的亲戚看，结果，亲戚看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这汉口人也太幸福了，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双抢”，不用天天出工出苕力，吃的好，玩的好，简直生活在天堂。此话一传开，三皇街的人的幸福指数又蹭蹭直往上升。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曾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道不拾遗不敢说，夜不闭户，至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皇街是实现过了的。 夏天，人们摆竹床睡在门口，为了通风透气，从来是不关门的，一觉睡到大天光。鼓皮房不象现在的砖混结构那样扎实，它不经“戳”，随便就可以掏个大洞，在这样的状况下，家家户户不关门而敢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