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颖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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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1减1的行为艺术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增1减1的行为艺术作者：王颖排版：清茉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1999-12-01ISBN：7500636865本书由湖北今古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说不明道不清的数字——11加1等于几
这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都会回答出来的问题。若是妈妈、教师问一个孩子:“1加1等于几?”，孩子就会回答：“等于 2 !”
一切的数学开端皆在于此，我们从1加1等于2开始了加法运算，继而是减法、乘法与除法，然后是乘方与开方、微分与积分……一直从小学上到了大学。
一开始，一切的孩子对这答案都没有怀疑,这是独一无二的答案。不过，要是问问题的大人“使坏”，再问道要是一根竹子与一棵树相加呢? ”或者什么:一堆黄豆与一堆大米相加；一把椅子与一张桌子相加；一条裤子与一件上衣相加等等。这孩子就答不出来了。他(她）只得再去请教老师,而后就知 道了，“不是同名数不能相加!”
当然，有些东西即使不是同类项，硬加在一起也行得通。例如，一匹马加一头骡,就可以说有两头牲口，但若是一件上衣加一条裤子,则又变成了一套衣服了。
的确，这里出现了岔子，不是同类项的不能相加。但事实上也告诉了人们，并不是任何的1与另外的一个1都可以胡乱相加的。1与1的加法在这里碰到了难点。
难点还不仅于此，若是一堆大米与一堆大米相加，那么倒在一起以后仍是一堆，不过这堆大米比原来的那两小堆大一些罢了。这便产生了与前面不一样的新难题:就是同名数(同类项)加到一起，也不一定是1加1等于2。
再把这个问题深人下去，“麻烦”也许更大。要是一个大 人问一个孩子你说，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等于几?”“等于几? ”谁也不知道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若是一家人，一个母亲加一个儿子(或一个祖父祖母加一个孙女或孙子），那就是两个人;一个年长的人加一个年轻的人(两个人不能给合成为夫妻的)也是两个人，如若这两个人能结成夫妻，问题就复杂化了。他们能够生儿育女，这时，1加1就大于2 了，他们可能发展成3个 人、4个人，甚至5个人、6个人，有谁能说得清楚呢？
聪明一些的孩子可能会说:“要是他们能够结婚,那就大于 2 !”
这个回答对不对呢？
很可能不对！
要是这个女人不能生育呢？要是这个男人的精子有问题，不能让这个女人怀孕呢？
要是这不是一对情人或夫妻,而是一对仇人,势不两立的仇敌,不是你消灭他,就是他消灭你，最后的结果或是一个被杀，或是两个都被消灭了呢？这样,1加1就等于0 !
然而,在许多的情况下说0也不见得正确，一个集团（军队）消灭了另一个集团（军队），或像两伙黑道火并，最后胜利的集团壮大了,它虽然也等于1,但比原来的1要大一些;要是一个国家吞并了另一个国家，两者合二为一，这就成了一个大国。这种种不同的情况，汇总起来说，那就是1加1既可以等于0，也可以等于从1到2、3、4等等的任何一个数。由此看来，1加1等于2的现象是少见的,而1加1不等于2的现象却是到处存在着。
数学用“数”为我们表示了“量”的区别，的确带来了把许多复杂事物简化理解的好处，同时也把复杂性的问题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数很难反映真正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简单化既为我们人类的认识带来了优越性，也带来了若干弊病。
1加1还会等于几
如果我们排除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会结合成为夫妻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男人加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加上一个女人，是不是等于2呢？
孩子也许会回答是2。但是一个会动脑筋的大人，他知道肯定不等于2。
当然，两个人相加，就其数量可能等于2，但力量肯定不等于2。
这就是总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
这边是100个人的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拖家带口，有老弱残疾，有幼儿孕妇。而另一边，是100个老百姓(青年人）组织成的一个拿着枪的连队，双方如果冲突起来，那么，这支连队要杀掉这100个没有组织的老百姓绰绰有余，而自己可能损失轻微。同样的道理，这一边的两个男人齐心合力，而那一边虽然也是两个男人，却是互相仇视、分崩离析。这个人巴不得让那个人当“炮灰”，那个人也巴不得叫这个人死于敌手之下。那么双方打将起来后，这不团结的一方的力量连1都算不上，而另外团结一致的一方则大于2，所以那不团结的一方很快就被消灭了。
这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故事里早就说到了的。一个父亲有10个儿子，他临死前把10个儿子叫到床前,先拿出一根筷子，让一个儿子折,这个儿子一下了就折断了。然后,这位父亲将10根筷子绑在一起，叫一个儿子折,这儿子无论花多大的劲都无可奈何。于是父亲临终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你们团结在一起，那么，任何坏人都不可能战胜你们了。”
这个父亲的形象，是普遍性的，他可以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于是，“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就成为我们人类共同的格言。
这说明，10个人加在一起在人数上等于10，但在力量上必定大于10。因为10个单个的人简单相加是一回事，10个人组织成一个集体(如一个班)就是另一回事了。组织让单个的10里再注人了结合的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
瑞士的军事家若米尼在《兵法概论》中曾经这样说道:“一个俄国的将领，当他指挥着一支在欧洲算是最坚强组织的军队时，他能够在开阔地区轻而易举地战胜一支不论其人员如何勇敢，但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一致’可以产生力量，秩序可以保证一致,而纪律又是秩序的先导。如果没有纪律和秩序则决不能取胜的。
同样是俄国的将领，指挥着同样那支军队，但是当他所遇到的是一支在训练和纪律上大致与俄军相似的其他欧洲军队时,他的行动就要慎之又慎了。”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一致可以产生力量”。同样的10 个人，一边没有一致性，另一边有了一致性，那么，另一边就加进去了纪律一秩序一一致的力量：它就不再是1 +1+1 + ……=10，而可能等于15，甚至100 了。
不过，当由一些人组织成一个团体后，内部可能由于组织得好，而产生了一致的力量，也同样会因为组织得不好，或内部意见纷纭、分崩离析而破坏了这种一致性。这种情况往往表现为:两个头头争权夺利；内部分成了意见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或若干个派别；内部出现了通敌的内奸;内部其他方面的争斗的破坏性具有比外部入侵还要大的破坏力。即使没有以上因素，也由于毫无凝聚力而像一盘散沙等等，这个时候，就不再是10个1相加等于10了，混乱的加与减的结果，变成了 8、6、5或者4……这时,我们可以称之为内部有了与“一致”的反向力——“离析”力。
于是，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相同人数+一致性的力 > 相同人数的力;相同人数+离析力 < 相同人数的力； 相同人数+ 一致的力+离析力则根本不知道等于几？
最能说明问题的大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和德国人屠杀犹太人了。
1937年12月5日，侵占江阴的日军继续在江阴周围乡村进行烧杀。在卢家村的卢水生家，日军将躲在那里
避难的100多名村民全部赶出来。随后，4个日本兵把其中的102名男子用长麻绳绑成一串，一起押到村西的大塘河岸边。
屠杀开始了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向排头的村民陆阿紫当心刺去，陆只叫了一声“娘啊”，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日军将他尸体踢进河中。紧挨着陆阿紫的两个村民，被吓得昏倒在地，日军用枪托把他们捅到河里，抬手就是两枪。只见河面上泛起两股殷红的血水，那两个村民无力地挣扎了几下，便慢慢地沉了下去。将近两个时辰，那4个日本兵就这样把102名中国男人逐个全部杀死在大塘河边。
1943年5月9日到11日，3000余名日军在湖南厂窖地区屠杀了 32000多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数千名第七十三军的溃兵。“在厂窖小集,敌人用9把刺刀杀74人，仅 1个人逃生。在汀浃洲用4把刺刀杀30余人，无一幸免”;“有一个敌兵，独手杀了我们50多名男女同胞。有 3个敌兵，共同杀了我们100多个男女同胞。他们的刺刀戮弯了，就用斧头劈”。10日那天，永固垸的两个农民被日军一个班掳去当挑夫，挑着两副大箩筐跟着日军到里中湖、汀浃洲一带抢掠。
这两个农民事后回忆，那一个班的十一二个日军，在不到9个小时的时间里，用刺刀刺死、开枪打死140多名中国人，强奸妇女20多名，烧毁民房5栋，杀死耕牛2 头、猪10多头，还抢劫了300多斤金银细软物品，烧毁了许多家具、农具、衣被和粮食。
在上述两个场景中，绐人印象深刻的，一方面是日本
人的残暴成性，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同胞的任人宰割。（注①金辉著《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 230—236页。）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软弱？如此地任人宰割？ 4个日本 兵对付102名男人，如果这些男人都生出反抗之心,敢于同日本兵一拼，说不定就能把那4个日本兵杀死而自己就可能保全，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在这时振臂一呼,甚至单独抗拒，这大约是中国人的人性软弱使然。而中国人人性所以软弱,这又同数千年来的孔孟之学，近百年来的“东亚病夫”，以及中国人 始终是“一盘散沙”等有关。我们先不忙下结论，再听一听被屠杀者与屠杀者的心声。
杨占友是1932年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他受重伤，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20年后，他说：
现在回忆起这一段情景，真是不堪回首。万恶的旧社会把我们折磨得只知道当牛马，别的啥都不懂得。日本帝国主义就都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于这样欺负我们。我记得当时机关枪只配一个剑子手，一共我只看到两挺,但是有的人说有五六挺。而日本兵，主要兵力不在屠场上，而在离屠场还相当远的两边东、西山头上，目的是看守大刀队，怕他们冲进来营救我们这些被害者。刽子手们怕的是救国军、大刀会，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们完全知道,就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会反抗的。所以，他们才敢于那 样满不在乎，毫不顾虑我们会从他们手中抢走武器。要是在今天,别说是3000同胞,就是几十个人，像当时的情 况，什么机关枪抢不过来？还能那样老老实实，任凭刽子 手的屠刀像宰鸡宰羊一样宰割，一个个乖乖地躺在刽子 手的屠刀下等死？想起这些，真叫人心痛。
陈德贵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那一批3000 多人，只活了他一个人，其余全部被日本人所杀害。他是这样感慨地回忆当时的情况的：
哎，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大货房里3000多人，只有3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3000多人至多死几百个，2000多人都能逃出去,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而屠杀者呢,他们怎样看待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国人？
当年八国联军在中国屠杀中国人，曾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一个意大利军的中尉说：
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哑口无言。难道他们不懂得生命的可贵吗？不懂得西方人也是怕他们的吗？他们为什么永远逆来顺受，连个叹息也不曾有一个。
一个海军少校这样说：
有时候毙击他们，也无法使他们开口。他们仿怫一群没有声音的活物，他们的声音也许都留在了梦中。
在1937年12月17日的《朝日新闻》上，有这样一则关于日军大屠杀的报道：【横田特派员南京16日电】
两角部队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俘虏了14777名南京溃败敌兵（实际人数为5.7万人，且并非都是散兵，这些人后来在草鞋峡全部被集体屠杀，只有极少几个人逃生——笔者注）……真是盛况空前。XX部队长发表了“皇军不杀害你们”这样慈祥仁爱的训话，俘虏们始而举手叩拜,终而鼓掌喝彩，欣喜若狂。彼支那之散漫国民性，诚令皇军为之羞耻。（注①金辉著《恸问苍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第 230—236页。）
不论是屠杀者,还是被屠杀者，他们在某一点上说得是一样的。那时的中国人麻木、无知、散漫,不懂得反抗,只会逆来顺受,只会伸长了脖子等敌人来砍自己的脑袋。
而在欧洲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共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占了全世界犹太人的1/3。在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千百万犹太人平静地走进了毒气室，相互搀扶着照应着，去接受死亡。
不过，犹太人不能和中国人比，他们是没有国家的民族，分散于世界各处，在每一个城市居住区，他们都是极少数,所以任人宰割在所难免。而中国是个完整的泱泱大国，竟然衰弱、麻木到如此,令我们后来者也只得扼腕叹息。
这里我们并不是为了评论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主要是借此来说明人数的简单叠加是一回事，内中有了组织有了一致性又是另一回事。自然，这其中也不能排斥精神的力量与人的觉悟等因素的存在。
4个日本兵仅用了4把剌刀就可以杀害我们100多个中国的男子汉，最简单的数字比是1/25，即一个日本兵大于25 个中国人。在这个比例面前，1 + 1 = 2的概念早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当我们说完这些,再问1 + 1 = ?的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惶惑了。
1也不等于1
若是我们再深入钻研下去,发觉问题愈来愈大，惶惑感越来越强烈。
不是吗？对于我们有生活阅历的大人来说,同名数可以相加，1个人加1个人等于2的概念也是大可怀疑的。
1头(牛）+ 1头(牛）=2头(牛）的加法是如此地清晰，好像没有什么错。然而我们只要仔细地想一想:一头病牛加一头病牛在数字上等于两头，但这绝不等于两头壮牛相加。一个懂得种地、懂得牛的价值的农民，到集市上去买牛，他宁可买一头壮牛，也不会买两头病牛。这就是说，在他的眼中，一头病牛不等于一头壮牛。
同样的道理，一匹马也不等于一匹马，一匹伊犁马不等于一匹蒙古马，也不等于一匹川马;一匹壮马也不等于一匹老马，一匹上等马也不等于一匹下等马。当我们身临在香港或欧洲的赛马场，你的这种感受就更明显了。同样是两匹赛马,一匹跑了一个冠军，而另外一匹得了个最后一名;得冠军的马得了100万元的奖金,而那匹跑了最后一名的马则什么也没有得到。那么，在所有人的眼中,包括在骑手和教练员的眼中，前者成了宝中宝,后者成了草上草。这两个一又怎样相等呢？
而人的问题就更加复杂。
1 = 1，或1 + 1 = 2的算术在这里更加行不通。
如果在需要运用智慧的运筹场中，一个智者绝不等于一个蠢人；
如果在运用体能的决斗场上，一个训练有素的强者绝不能与一个体能衰弱者相比；
如果在一个比较技能的工场中，一个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绝对不能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初学者相提并论。
这种不可相比性简直可以说到处存在。在一个城市里，有那么几个形象差不多的年轻的男人: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大企业老板，一个是科学技术专门家，一个是没有什么钱财家势的下等职员，第四个是从农村刚到城市来的打工仔，第五个是不务正业的街道上的“小混混”，而第六个呢！是有过前科，坐过牢刚出狱的小伙子，如今还在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时候，我们假定有一位美丽年轻的姑娘要挑选夫婿，那么,无论是在这位姑娘的眼中，还是在这位姑娘父母的眼中,谁的分量 重，谁的分量轻，一下子就分野出来了，她们的爱好取舍也是容易而明确的。她们决不会“捡到篮里就当菜”,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地位’是穷还是富,只要是个男的，是个青年人,就可以当这位姑娘的丈夫。不,决不会这样，在她们的眼中，这六 个“1”都有着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不同。
人不光是一个动物性的“人”，也不光是穿上了衣服像模像样的“人”，每个人到达了社会上以后，就附加了许许多多的必要的“附件”。这些附件包括了这个人的家势、地位、财富、知识、技术、文化修养、个性与谈吐爱好等等。
地位之中,你是个科长、处长，或是个司局级干部是不一样的。若在旧社会中,你是一位皇爷，还是一位府官与县官，抑或是个听差、跑堂，身份地位就截然不同。在学术领域中，你是一个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还是一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也各个不同。人都在有地位有等级有轨道的社会中生存着，每一点细微的差异都构成了人的差异,同时也在别的人的眼光中构成差异。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人的名片就像是那副扑克牌。当你甩出了你的身份名片张方块3，而对方甩出了自己的身份名片，一张方块8,他就压住了你。而若对方甩出来的是一张“王”，那么，所有的方块3或方块8, 都得对那个“王”肃然起敬了。
财富、知识都是如此。一个穷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顿饭就是他最大的需要。他向某一家庭讨一顿饭吃，按理这是雪中送炭，救人一命,但这一家人可能将他赶走;但是一位亿万富翁到得这一家来，他并不缺饭(恐怕倒过来，由于脑满肠肥而怕吃饭），这家人却热情过火，非要请他吃一顿不可。而若是这位亿万富翁(包括其他有身份地位的人)真的稍稍动了一动筷子，这一家人都会感到荣幸，并且一辈子都会津津乐道他们家是何等地荣耀。在这一家人的眼中，一个乞丐与一 个亿万富翁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同理，一位著名教授曾经给某人授过一课,抑或某人是某位大教授的亲授弟子，恐怕这位兄台逢人就会把自己是某某人的门生放在嘴边，以借这位名家使自己生辉。然一旦这位名家受到了批封，或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他成了“资产阶级黑权威”，那么，这位弟子恐怕马上就同他划清了界线，不慎提起他也就讳莫如深了。总之,我们的世界上到处充满着这种种的“偏见”。
这个“偏见”我们打上了一个引号，就说明它并不是偏见,是人之常情。一个皇帝把普天之下的财产占为己有，可以找 100个漂亮的妻子，这100个妻子还都引以为荣。而一个穷小子身无分文，连一个老婆都找不到，他自己也引以为恨。虽然他也很努力，将来说不定有出息’但起码在他没有发达之时，有“势利眼”的人会骂他“没出息”。我们的世界就是在这样的“偏见”中构成的。
在这样的世界之中，我们怎么能够再说这个1等于那个 1呢？
人应当是最复杂的“动物”，不但一个人不等于一个人,就是把“同名数”再收缩得小一些，此个1也不等于彼个1。
一个国王不会等于另一个国王;一个统帅不会等于另一个统帅;一个士兵决不等于另一个士兵；
一个包公不能等于一个魏忠贤;一个岳飞不等于一个吴三桂;一个范蠡不等于一个文种;一个张良不等于一个韩信或萧何;……
赵王不任用那个老将廉颇,反而坚持起用了惯于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前往长平担任了赵军主将后，便将赵军的一系列制度、纪律做了更改,重新任命了一批新部将。抛弃了廉颇高筑营垒，坚守不出，疲惫秦军的作战方略，企图以进攻态势一举击败秦军。秦军主将白起知道赵括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便用骄兵之计，在双方接战后就佯装败退。赵军初战获胜，遂乘胜追击，秦军依托壁垒扼守，赵军数攻不克。白起派一支秦军切断赵军后路，然后将其分割为二,绝其粮道， 一连围困赵军40余日，军心开始动摇。赵括无奈,亲率精兵进攻秦军，被秦兵射死。赵军大败，降秦40余万，皆被坑杀，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长平之战。
就这个战例来看，廉颇、白起、赵括三人都是一国之统帅。白起既不能与廉颇划等号，廉颇也不能与赵括划等号,白起更不能与赵括划等号了。用廉颇而赵国可能胜秦国，用赵括而赵国亡。可见人与人是大不相同的，将帅与将帅也绝不一样。我们实在无法把这一个1与那一个1等同起来。而且，一个廉颇可能战胜白起，但如果赵军一方起用两个主帅，一个廉颇加一个赵括，以2对1，那么，反而可能要败给白起率领的秦军了。
这1不等于1的现象,是所有人都懂得的道理，只是人们过去没有说出来罢了。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那个1，他们谁与谁也不能替代，谁也不等于谁。有些人活在世上，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另一些人制造了举世愤恨的祸害，再有另外一些人则什么都没有干成，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消耗其他人生产的食品。
美国有位物理学家叫费曼,人称科学顽童，也叫天才中的 小飞侠。他到老都像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可就是他，被戴森(《全方位无限》及《宇宙波澜》的作者)评为本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家。他以量子电动力学上的开拓性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就这一点而言，恐怕就要耗费一个人一生的主要精力了,可是，他却像闹着玩儿似的。因为他爱坐在酒吧内做科学实验，在吵闹声中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想问题;他的桑巴鼓打得非常好，可以成为专业乐队队员，更绝的是任何保险箱到他手里都无险可保,即使是政府严密的保安系统，他也很快可以破解安全锁，在取得机密资料以后，留下字条告诫政府小心安全。这个怪人甚至连续5年努力辞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荣誉位置，因为选举其他院士的责任会困扰他。到了晚年时,他还曾亮出了漂亮的一手——他受政府之邀，参与调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在全国的电视上，他当场做实验证明爆炸的起因出在橡皮环上。
另外的一位科学家曾这样评论他:“费曼先生有五个脑袋,每一个都比我们聪明。”
如果这句评论是中肯的话，那么一个费曼就能顶五个科学家，更不知顶多少个一般脑袋瓜子的人了。
人与人的确是不一样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人比人,气死人”、“一山更比一山高”。就说明人是不能互相比较的，不能比较也等于说不能“相加”。
用了一个英明的统帅而使战争胜利，用了一个庸将而使全军覆没;用了一个人才而使企业振兴,用了一个蠢才而使企业毁于一旦，这种现象,贯穿于任何单位、企业、集团的识人与用人之中。面对着这样大量的现状，我们还能说这个1等于那个1,1个天才+ 1个蠢才=2个(？)吗？
这样，在真实的1面前，1的概念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无从捉摸了。
我们想说明一些什么
是的，当我们议论的人、马、牛是某一个具体的1,而不是泛指的1时，问题的确是无限复杂化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全世界有50多亿的人，那就有50多亿个具体的1,就有 50多亿个不同的类型，把这些个人抽象成一个数字，加到一起，都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假如在一个学校的某个班级里，老师说要组织一些互帮互学的学习小组。这个小组以3个人为宜，而每一个组的组织方法都可以不一样。现在我们假设第一个组是老师乱点“鸳鸯谱”，强行拉合的;第二个组是要好同学自行组合的;第三个组也可以自行组合，但老师加了一条规定——必须两个男同学里吸收一个女同学参加(或者倒过来，必须在两个女生 里夹一个男生）;第四个组第五个组呢，因为是前面组织剩下的没人要的人的组合,所以最差的同学或品行最坏的同学组合在一起了……如此等等,过了一段时日后,我们一定会看到，每一个小组发生的情况各个不同，结果也各具差别，几乎没有一个学习小组是一样的，而家长的反映也完全不同。这个家长反映学习小组好极了，他的孩子从此学习好了起来，而另一个家长则抱怨孩子在学习小组里变坏了，第三个家长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可能说:“不行’我们不参加学习小组了。 咱家的孩子帮助了别人，自己的学习成绩反而下降了。”
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要讲的1是什么（1加1等于几）的本质:抽象的1全都一样，具体的1全都不同；任何这个1与那个1都难以加在一起而等于2。
不但如此，就是具体的那个1,假定我们就说是张三李四这个具体的人，也每每有所不同。他的少年时不等于壮年时，他的壮年时不等于他的老年时，他的健康时不等于他的生病时，他的结婚后不等于他的结婚前，他的有孩子后不等于他的没孩子前。甚至可以说，他的今年不等于他的明年，他的今天不等于他的明天，他的白天不等于他的晚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体力与智力的变化，情绪与心理的变迁，疾病与健康的转换。今天他还勇气百倍,可是到了明天他成了一个什么斗志都没有的“窝囊废”。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我们研究人的行为科学其实是研究那个具体的1，而并非是研究那个抽象的1。因此，我们只能把那个抽象的什么 1 + 1 = 2抛弃在一边(起码是别太看重这个加法），而应当注重具体的1的讨论，这才是正确的。
康有为先生和梁启超先生改革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但这也可以算一条，那就是他们过于注重抽象而不注重实际。他们把光绪皇帝这个傀儡也当成了一个正经八摆的皇帝看待了;他们把全部的希望都押在了这个皇帝身上，岂不知他与其他有权力的皇帝不同，也无法与慈禧相匹敌。而在这方面，那个袁世凯则比他们现实得多，当他接到了光绪皇帝的密令,要他杀掉荣禄，带小站之兵杀入紫禁城,支持光绪皇帝的维新运动时，他估计了一下力量的对比，认为投靠光绪不如投靠慈 禧，于是袁世凯叛变了。
这里，我们不是研究谁是谁非，谁是大丈夫谁是小人,所以可以暂时把道德观念与人性好恶排除在外。在这一场帝党与后党的斗争中，无疑是后党成功了,帝党失败了。就康梁与袁世凯来比较，康梁失败了，袁世凯成功了。这其中一个原因 (也许是一个小小的原因），就是袁世凯并没有把光绪看做一个完整的皇帝的力量。换句话说，与握有实权的皇帝相比,光绪并不是一个完整的1,他连0.1都算不上。
因此，当我们要讨论增1与减1的行为艺术时,我们先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务必把本书研究的1,放在具体内容的位置上，即放在此时此地此人的定位上，那样的研究才有意义。第二章1是开端,是起点
1的含义的诠释
谈到1这个数字时，一般存在着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是指数量：一件衣服，一枝铅笔，一个士兵……
还有第二个含义，是指序数:第一层楼,第一个报名者，第一声啼哭……
对于纯指数量关系的1,我们不再在这里细述了，而对于有着秩序关系的数字，则需要加些诠释。
平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语言：
一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青年，跑回家来，拿出了一沓钱，“妈，这是我第一次发的薪水。”
一个老年男子，向另外一位朋友说起往事来，也会听到这样的话要说我的第一次初恋……”
一个年轻的少妇，会突然地大叫：“孩子他爹，你听，咱们牛牛会喊妈了，第一次会喊了。”
孩子第一次会叫爹和妈，第一次会走路,第一次会在纸上画一个1,都会引起父母的惊喜；
青年人第一次拿到工资，第一次恋爱，第一次结婚，第一次生孩子也都会引起他自己和家人的不小的喜悦；
再往后，到了第一次主持发明创造，出了第一本的著作，第一次出国考察,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第一次获得国家大奖，等等，人生有无数个“第一”。这些第一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不小的喜庆,带来人生的不小的辉煌，如果没有这样一些1，我们会感到生活的空虚和无聊，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因此，1的第二个含义，就是指一个人一个事物的某一次开端，某一次起点。
关于1的这两种含义，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理解的。不过，作为我们东方民族的中国人，似乎更注重这第二种含义。与1相对应的，是元、旦、甲、子等文字和它们的概念。
元是一切的开始，是起源。与旦配合，元旦,表示一年开始的第一天;与月配合，元月，表示一年中第一个月份;还有元年，是一个皇朝开始创立的第一年(或者是帝王改换年号的第一年）;纪元，则是纪年的开始。我国从汉武帝到清末又兼用干支纪年,公历的纪年则是用传说耶稣的生年为第一年。
元的另一个含义是指居首位的人，如元首、元老、元勋、元戎、元帅。当然，为恶最甚者也可以称元,如元凶、元恶等等。
而十大天干中的第一个数字甲呢，也很有讲究。甲是一个象形文字。它首先是表示有这样的一块田地，在这块田地里似乎生长着什么。要是顺着看,就是田里的土中有一个小小的根芽，而倒过来看,则是田里边冒出一棵小苗。这表示的是东方孟阳之气萌动,初春起芽之时。
若是换一个看法，田的部分相当于一个人的脑袋(面部），那伸出田外的一竖表示人的身体。看来身体的那部分简单化了，而脑袋的部分却很形象,所以甲表示人的脑袋。而脑袋为“首”，所以应当放在第一位，这正像那个“元”一样，是一个事物的“第一”。
十二地支中的子，是十二地支的开头，它表示孽。孽在中国的古语中有庶子(妾所生之子)和庶出的意思(也有分蘖之意)。它表示当时间到了农历十一月份时,阳气动，草木种子, 吸土中水分而出，为一阴萌生，即从阳里生出一个阴来。故而李阳冰日:子在襁褓。
以上的这些个中国字,都表示了这样两个意思:其一，一个新生的事物开始露头了，开始生长了，从无而变成了有;其二，一个事物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即一个国家的领袖和一个人的脑袋。
为了让我们的概念具有连贯性，我们也把甲以下，子以下的天干、地支的含义引录如下，让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古文字是怎样具有相当深刻的内容的：
一、天干其他九个字的含义：
乙：像春天的草木弯曲而出。那一横为土，一弯为芽。这芽还处于柔弱屈折状态。同时，乙又像人的一个脖子，这个脖子连着人头。从上往下数，人头为首，为甲，
人的脖子当然是为二。
丙：古人把甲乙划归东方，丙丁划归南方。南方的天气是热的，丙再加火，就成了炳，万物炳然，有炎炎之势，这就开始成了气候。要是拿一个人来比喻，丙字的那一横表示人头，一小竖表示脖子，那么以下宽出的部分表示人的肩膀。人的肩膀从上往下排就只能占第三位，所以丙为三。
丁：草木成长，好比人成丁。年岁大一些的人一定记得中国的户口册也叫丁口册。丁指男人壮丁，口指女性人口。所以男子成年也叫做丁。夏时万物皆丁实。拿人身做比喻，丁象征人的心，因此丁为四。
戊：戊加个草头就成了茂，象征的是大地一片草木茂盛。从象形而言,戊如六甲五龙相拘绞，表示是人的肋骨部分。它于是排第五位。
己：己是起、纪，万物抑屈而起，可以记载，可以纪年，即有形可纪。以人做比喻，它像人凹凸不平的肚腹。
庚:古人把庚辛发配到了西方，象征着秋天到了，万物庚庚有实。庚象征着人的脐。
辛：与庚同在西方，西方又是金木水火土的金所在位置,金味辛，表示物成而有味道了。又有人认为，辛与新同音，是指万物肃然更改，秀实新成，就像秋天的水稻可以收割了。就人体比喻，辛象征人的大腿。
壬：壬与癸被发配到了北方，天气开始到了冬季。壬字加上女旁为妊，这时阳气已潜伏于地中，万物开始怀妊。这个壬不同于甲，甲表示已经长出芽来了，而壬则还在孕育之中。它象征着人的小腿。
癸:冬天水土平可揆度，也像水从四方流入地中的形象。此时万物闭藏，怀妊于地下，期待着揆然萌芽。癸比喻于人的足，所以是天干中的最后一位，为十。
然后，随着物转斗移，从癸又转变到甲，那棵芽又冒出来了，成为一个事物生长的新的起点。
二、地支其他十一个字的含义：
丑：纽与扭也。农历十二月之时，草木从土中扭曲出芽，屈曲着将要冒出地面，也像是人的手爪形状。
寅：演，津也。正月阳气始动，寒土中屈曲的草木，开始迎着新春向地面上展露。
卯：同茂与冒。二月万物滋茂，冒地而出。而卯像开门的形状，所以二月为天门。
辰:震的简化。万物借春雷震动而起，阳气生发已经过半，“三月阳气动，雷电振民农”。
巳：起的半边。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巳藏，万物见成，盛长而起,故巳为蛇象形(原字形为ε)。
午：忤也。五月阴气忤逆，阳气冒地而出。万物丰满长大，阳气充盛，阴气开始萌生。
未:味也。果实成熟而有了滋味。六月，五行木老于未，像木重叶浓。
申：神也。身也。七月阴气成体，自伸缩从臼自持，
物体都已长成。
酉:八月黍成可以酿酒。酉为酒罐子的形状。鞧也，万物到这时都鞧缩收敛。
戌：灭也。九月阳气势微,万物毕成，阳入地下，草木凋零，生气灭绝。
亥：劾也。阴气劾杀万物，到此已达到了极点，古文亥与豕同，亥而生子，复从1起。
这就是说，无论天干，还是地支，都代表着一个草木生长的全过程,就像一个年度的全过程一样，从孟春、仲春到季春， 从春天到夏天,再转至秋天和冬天。这里面是“全方位”演示，“综合式的象征”,时间是春、夏、秋、冬;物体形状是先从土里钻出小芽，到小芽长成小苗、成树(成庄稼)成荫、开花、结果、收割、收藏，然后就再从土里暗生小芽，再钻出地面，周而复始。而从方位上说则是从春之东方，转到夏之南方，再转至秋的西方，冬之北方。
说它是全方位综合式的，就是它既可以诠释成一棵草、一棵树的生长过程,也可以解释成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的婴儿到人老死亡)。同时可以解释成一昼夜、一年之中的天气冷暖和阴气阳气的变化过程。•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中，1,就是一个周期的起点、一个事物的开端。同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一个企事业单位、一个国家初始时的状态。
当把天干甲与地支子结合在一起时，就成了甲子，它同样代表着一切事物的最初开端。10个天干与12个地支的任意搭配，具有60种不同的名称。中国古代用它来纪年，就成了60年一个周期，即到60年后才会发生重复现象。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而言，就完全可以区分得清楚了。而对一个人来说，60岁称为一个“花甲”，“年逾花甲”， 表示年龄超过了 60岁。这在医疗条件不好、生活环境不好的古代，人能够活到这个年岁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用10与12搭配来记载60年这个周期是很方便的。那么甲子，就代表着一个大周期的最初之点。就好像我们写文章编材料写上的一个“1-1”。
初生的1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用天干的十个数字代表一个全过程，那么最初为1(甲）， 最后为10(癸）;如果用地支的12个数代表一个全过程，那么初始为1(子）,最后为12(亥)。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八卦的六或八卦的八字来表示一个过程,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们假设以10个数为一个过程，那么1仍是第一位,代表着初始状态。
当一个事物内部产生了新生的东西1时，它应当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们不难想象，它是从那个到了10的顶点后钻出来的，10代表着冬天，代表着寒气，或者说代表着10分的阴气。这时候，由于在10分的阴的状态中再过得一段小小的时间，阴气开始渐渐地退步了。正因为阴气从10分退至9分，所以阳气的1才得以生长出来。
对于这个1来说,它的生长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包围着它的还有9分的阴气，它力量还小，只有1。这就像我们指的春寒料峭时分，一阳之始之时。这个1如果保护得不好，就可能被倒春寒所冻死。诚然，整个大地一定会春暖花开的，但对于具体事物而言，那可说不定,它的生命很可能断送在寒冷之中。
因此,1的处境并不好，它的力量太单薄了。
从对立统一的观点言之,这个1处于敌人的九面埋伏之 中。它身单力薄,很容易被敌人的力量消灭。它必须一边保 护自己，一边进行不屈的斗争,才能把自己变成1 + 1= 2。
任何的系统里，都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走向，一种是正方向的力，要把1变成2变成3，而另一种是反方向的力，它要把9 变成10。当真的把9变成10时，那个1就被消灭了。
这不仅是指天气转换之中的草木庄稼和鸟兽飞虫，也是指一切的事物和一切的新生势力。
在历史上，每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每一次的农民起义都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起义的力量在开始时总是弱小的，而想要消灭农民起义的力量却很大很大。因此，这时候，起义军的斗争往往是败多胜少,起义将领也是举步维艰，惶惶然不可终日。
近切的例子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首次起义发生于1895年的10月25日（农历为九月初八），这是孙中山先生和兴中会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结果却流产了，流产造成了人员被捕、烈士死难的严重后果。事后孙中山又经历了避难日本,伦敦被捕，与康有为、梁启超决裂等种种磨难。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起义是惠州三洲田之役，这已经到了1900 年了。
这次起义后来也半途而废，究其原因是——
原来，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两件事使得孙中山原定计划化为泡影，不得不发出这个令义军沮丧的紧急手令(孙中山的手令是情势发生突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员自行决止。”）。一件是准备运给义军的军火完全是一堆不能使用的废铜烂铁。如前 所述，这批军火原是菲律宾独立运动代表彭西全权委托孙中山代购运菲的武器弹药，孙中山通过宫崎的介绍求助于日本进步党首领犬养毅，由犬养力荐该党干事、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代购代运。1900年2月，军火装上“布引丸”轮船启碇后，在浙江海面触礁石沉没。孙中山与彭 西闻讯后异常懊丧，中村表示如有资金可第二次购械，务 求达到目的。孙中山商诸彭西，决定第二次仍请中村负责购运。中村于是重向大仓株式会社购买，准备雇船运出时，日本政府因前船(布引丸）之事，不准出口，这批军火便潴留日本。不数月，菲律宾独立运动失败，孙中山向彭西商借，作为惠州起义之用。郑士良发动起义后，孙中山在台湾致电宫崎寅藏，命他将这批军火取出，雇船海运 至厦门接济义军。宫崎在东京接到孙电后，即派远藤隆夫向中村弥六交涉，及至远藤到贮存军火的大仓商店取出时，方才发觉所谓枪弹均是无法使用的废物。中村的欺骗行为完全暴露，舆论大哗。正当宫崎等向中村提出严重交涉时，第二件事接踵而来，更给孙中山以沉重的打击，这就是日本内阁变动。山县有朋内阁倒台，伊藤博文组阁。伊藤内阁“对中国之外交政策与前大异，即禁止台督协助中国革命党，又禁止武器出口及不许日本武官投效革命军”。
这样，孙中山内渡计划及接济武器的打算全盘落空，只好派山田良政等携上述手令从香港经海丰而达起义军大营，面交郑士良了。（①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 出版，第250页。）
孙中山的革命依靠海外的资金与武器，只要这中间有一个因素出现了问题(有一个人有欺诈行为，一批武器到不了位），他的革命就要失败。类似这样的挫折与困难，他碰到不下十次数十次。
孙先生的第三次起义就是广州的“三二九”(农历)起义了。
这次起义发生于1911年的4月27日（农历为三月二十九日）,距第一次起义，孙中山已经奋斗了16年之久。
这次起义本来安排较为充分，计划也非常严密。然而，在即将起义的过程中，屡屡出现了一系列意外的情况。
1.原本起义定为4月13日。但后来发生了两个情况:一个是美洲和荷属国家的大宗款项尚未到齐,从日本、越南购运的军械也大部未到;另一个是8日突然发生了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自发地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使清方严密设防。因此只得将发动起义的计划推迟到26日。
2.到了 24、25日（第二天就要举行起义），像晴天霹雳一样，从新军驻地传来消息:清方下令将新军的枪机全部缴去。军中本来就有枪少弹，这下连枪机也没有了，这些枪支就都成了一堆废铁。同时，许多要溢都布满了陆路提督秦炳直所部清兵。很明显，起义消息可能走露，敌人已做好了严密的防备。
3.正当黄兴焦虑万分，考虑是否再改期的时候，坏消息更是不断传来。城中站岗的警察也佩带武器，安排到城中大户人家去住了;城内藏枪、炸药的几个地点，也遭到了破坏与袭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起义不得已再向后推延了，
不过，黄兴决定只推迟一天。这是因为，黄兴有着不得已的苦衷：
为了准备这次起义，动员人这样多，牵涉面这样广，大量的军械弹药已运入城内，所谓改期，其实何异取消？原先一切努力，至此全部付诸东流s特别是，在黄兴看来，以往起义的多次失败已使革命党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这次起义前后用款达十数万元。如果一无 成效就自行解散，以后还有何面目去对这些资助革命的海外华侨?“人将疑其诳骗,是绝后来期筹款之路也。”（①尚明轩主编《孙中山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第488页。）
这就是说,在黄兴的心中,这次起义哪怕必定要失败，他也要以身殉自己的事业。可见,这次起义还没有开始，就预伏了不幸。
这次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而失败了。在起义中，先后牺牲了 80多人，其中72人被收葬于广州黄花岗，这就是如今还屹立于广州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我们长话简说了孙中山先生的几次革命挫折，并非是要完整讲述他的革命经历，而只是说明，任何改朝换代的行为, 发起者开始总是弱小无助的,而那个竖立在那里的原先的政权却已经有了少则几十年，多则数百年的历史，“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政权的力量，军队的力量,传统的力量,惯性的力量都在旧（阴)制的那一边，因此把旧制算做9是没有什么错的，而新生的力量一开始也就只有1。以1去对抗9,没有千折百磨，没有风刀雨箭,没有九死一生，只想在一片平和的气氛中获得政权，只想等待春暖花开时收获成果，那只能是一种幻想。
1的生长要具备什么条件
一棵嫩芽从冬末春初的土地里钻出来，和一个初次入世的青年人要打人老气横秋的社会之中,并且站稳脚跟是一样的,和新生力量要占据历史的舞台成为一个新的政治派别也是一样的。
我们试想，一个卷着裤腿,鞋子上还沾着泥浆,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乡巴佬，一下子走进了像30年代的大上海，想到这个城市里来找碗饭吃，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别说是这样一个乡巴诸，就是那个当初很有作为的青年白居易，初到唐朝的国都长安，一位老官僚也首先告知他:长安居不易。不过看到了他写的诗后,才改变了看法，认为他白居易居也易。
如果这个乡巴佬一没有什么文化，二没有什么手艺和本事，三没有什么坚强的靠山，他既听不懂上海话，又不知道那里的习俗和规矩,更不知道那里欺贫爱富的人情世故,他想要混出个名堂，的确是“居不易”。
不说那个时候，就说今天，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他想在学术领域里闯出名堂，或者他有雄心大志，想做个中国的牛顿与爱因斯坦，想得诺贝尔奖。可是，他面对的是一帮已经取得了若干成就的长者(副教授、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科学院院士），这些人有些是真心在帮助着他，也有的对他瞧不上眼,更有的把他的壮志当成冷嘲热讽的笑话,还有的人压根儿就是不想让后学后进的超过他们的庸人俗材。 而这位青年人还有第二个面对,他面对着浩瀚的却已经被前面的学者犁垦过的知识的大地，他该怎样去寻找自己的突破
方向？
前者的乡巴诸后来很可能变成了一个上海滩的大亨（当然也可能最后混不下去而返回到他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上）； 后者的知识青年也可能成为一个颇有些名望的学者（当然也有可能成为默默无闻的人物)。但我们毋庸讳言，他们的初起之时,就是处于这样的不利条件之下。他们的四周是一片“黑暗”，他们只是那孤零零的1，而那个9，那一片陌生的环境，很可能就是淹没他这个1的“杀手”。
毛泽东初次来到北京,当上了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每月拿8个光洋的津贴费;蒋介石从1912年到1922年，在上海做默默无闻的股票经纪人，这与雨果初闯巴黎，肖邦初到维也纳求发展的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什么身份、地位、钱财、声望和荣耀，都是一个个光着身子的年轻人。如果说他们有些什么，那可能是父母、祖辈或老师给了他们一个想要发奋图强、奔腾向上的大脑,而像雨果、肖邦，则还具备了写小说、写乐谱(弹钢琴)的天才。
也许，任何一个大政治家、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即那些当今在我们头脑里还清晰记忆着的大人物的开端，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都是一个小小的1，“小小的我”，都要面对着9 个旧因素的包围与阻抗，这是毫无疑义的。
他们都是从1开始，从1起家，然后发展到后来那个辉煌的阶段的。
成就伟人，很可能需要诸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很可能是时势造英雄;很可能是这中间许多偶然性因素交错综合的结果。但是，在那个小小的1里，肯定蕴涵着得以成长的必然要素。
这大约可以作为第一条:是种子才能够发芽，如果种下去的是一枚石子，那么它永远不会发芽开花。
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出身非常贫寒，8岁时成了孤儿, 靠流浪乞讨为生。他在15岁时穿着土布衣衫，背上斜束的小布包，到了上海的十六铺码头水果行当了一个小学徒。他为人机灵,应变快捷,少年时练就了一手削水果皮的绝技:与人谈笑风生的眨眼间，便削下了一圈粗细如一不折不断的水果皮。在获得了“水果月玺”诨名时，也变成了与叫花子们一起睡鸽子笼和咸鱼桶的“大阿哥”。
23岁，他被一位大阿姐看上，打杂、拉皮条、小贩烟 土,30岁时还是个无赖穷光蛋。也就是这年，他到法租界警务处都督长、上海滩青帮巨头黄金荣公馆当了个跟班。他从为师傅黄金荣拎包的“蟹脚”、听师娘差遣的仆人做起，渐渐得到垂青。他手头第一笔大款是师娘赏的 2000元，可次日却告假去十六铺将钱分给了昔日的穷光蛋伙伴。这时的杜月笙，只不过是上海帮会之林的一枝一叶。①
杜月笙所以最后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上海租界的一代流氓大亨,有他的外部原因，也有他的内在原因。当然，也有其一定的偶然因素。
这偶然的因素是他成了黄金荣身边的一个跟班，宰相门前七品官，只要他做得好，在黄金荣身边受到些许的提拔，在所有青帮弟兄的眼中，他就自然而然居于要害的地位上。若没有这种偶然性，他继续在十六铺水果摊上混，恐怕就没有这样的“出头之日”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具有的外部条件与内部条件。
就外部条件言之，大约有这样三点：
•他靠上了流氓头子黄金荣这棵“大树”。
•黄金荣是上海青帮的头子，而在南京路和黄浦滩,有着青帮得以生长的土壤。
青帮亦称清帮，始祖为洪武年间任督粮道，后法号清源的金幼孜，在明朝有前三祖，在清雍正年间有后三祖。
上海是个流动人口的交汇之地，五湖四海的流民,天南地北的口音,都不断聚集到这个码头上来，成为这里新生的居民。1843年时,上海只有23万人，到了 1949年，已达545万 人,100年间净增加了500多万人。这里是世界东方最大的游民群与失业群的集居地。光开埠初几年中，就有闽粤游民流入14万人,本世纪30年代上海无业人员达70余万。这些人由于离乡背景，生活难于安定,打架斗殴、争夺生存地盘的事情时有发生，他们最希望能够结义金兰，有友帮友、亲帮亲的解人急难的帮会组织作为依靠。因此,黄浦滩便有了帮会生存的根基。
上海滩有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在中国这个崇洋媚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外国人是“老子”，中国人成了“孙子”，而中国的官员（中国俗称父母官)则成了“儿子”。“儿子”是不敢得罪“老子”的。所以那时的上海滩，颇有些像军阀割据的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革命力量能够在夹缝中得以存在。而封建帮会也正是利用那“三不管”、“四不管”
的有利形势得以发展起来。要是某一个城市是绝对地统一在一方政府的势力之下,那么帮会组织肯定就会很快寿终正寝。
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正是因为它还混乱而没有秩序,正是因为游民多而冒险的机会多(发迹的机会也多）。正是因为凭拳头与武力说不定能开出一片天下，故而这里也就是这些帮会组织、黑道组织得以生长出来的最好的地方。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杜月笙“这个人”的自身条件。
杜月笙做人不但机灵、好学习，并且讲义气，有民族的正义感。
1.当他从师娘那里领到第一笔赏钱(2000元)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与他在十六铺码头水果行混的穷伙伴们。这说明了 他是一个十分讲义气、顾及兄弟友情的“大阿哥”。而要在江湖上混，讲义气、讲信用则是首要的一点。
2.爱学习，注意修身养性，注意提高自己。“他仿佛一介文弱书生，瘦长清癯，他吩咐别人称他‘先生’，不要叫‘老板’。杜先生任何时候都穿着长衫，会贵客还罩着马褂，谈吐温文尔雅，执礼甚恭。他朝夕勤练书法，光看签名，别人以为其学识不浅。他重金聘请几位说书人，在家给他讲古书。他门口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
3.懂得在上海这个地方“钩挂三方来闯荡”的复杂关系学，左右逢源、四面主动。“很难说杜先生究竟有多少职务——报纸、司法、黑社会、社团、金融、工商，几乎可以说,上海有多少行业，杜先生就有多少职务。杜先生还是抗日英雄。他冒着炮火给十九路军送慰问品,蔡廷锴将军在鸣谢上海各界的宴会上说：‘35天血战 以来，十九路军将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1-28’沪战第二阶段，日军数千人潜人法租界,在各国领事参加的调解会上，西方领事都持回避态度，杜先生愤然起立：‘东洋兵要利用租界打中国人，如得到在座人同意，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内，将租界全部毁灭！’他的强硬态度使西方领事不敢对日军首肯，旋因战局亦有变化，反而日军悄悄撤出了租界。” ®
他本人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这里就用不着再说了。
这大约是一个极普通的道理，一粒种子,它必须是发育完备的真正种子(不管是树种还是稻种、麦种），再碰上水、空气、土壤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合适。然后，到了一定时候——春初来了，天气转暖了（即有了适合的温度)，那么那个“甲”——种子里的那个小芽，才能够适时钻出地表,成为小小的1。
这里我们把1比喻成1分的阳，而其时它的周围是9分的阴，这是对的。但这9分阴并不能都理解为阳1的对立面。在我们这里,它可以理解为对立面，理解为周围的生长环境，也可以理解为旧体制开始走向没落时还依然存在的构架。善于生长者必定是一个善于利用环境为己所用的高手。它决不能把9都当成敌手来斗争,而是采取分化、瓦解、联络、利用等办法，把9分因素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尽量拉拢过来，以减轻自己成长的阻抗。对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论及它。
1也是指一个事物周期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里所说的1，不仅仅是指一岁的1，一年的1,而更多的是指一个事物周期的1。要是我们把一个事物从成长到衰亡的周期划为10份，那么，这中间的1是指这个周期的1/10。
一个男人一辈子能活到80岁，他的1就是1—8岁;一个女人能活到70岁，那么她的1就是1至7岁。
科学家基本确定宇宙的年龄为150亿年左右，而太阳系的年龄大约是50亿年。那么地球的年龄也差不多是50亿年。据霍金推测，太阳将在50亿年后冷却，所以，地球也将在那时毁灭。在地球的头10亿年或20亿年里，对于任何复杂的东西的生长发展都嫌太热，余下的30亿年左右才用于生物进化的漫长过程。
大约45亿年前，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层并受过亿万颗彗星和陨石撞击的世界。当时地球的温度达数千摄氏度，首批实体结构刚刚开始形成。地球用了1亿年的时间，才把温度降下来，并把彗星带来的水积蓄起来。又过了大约500万年 的时间，开始创造生命进程的准备才算就绪。地球的温度已与目前的温度极为相似。这时候地球上出现了第一个能够繁殖，同时又能够变异的细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生命胚胎,但又与其极不相似。
出席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生命起源国际会议的300名科学家认为，生命的发展是在“10万年至1000万年间迅速进行的”。这个“东西”不断进化，直至成为迄今为止科学家发现的生物进化最古老的链环:蓝藻细菌。从我们的地球诞生到创造生命进程拥有第一个因素，已过去了 10亿年。
这样，对于地球而言，我们可以把它的寿命100亿年看做10，每一个1都占据着10亿年的漫长岁月。
而作为一粒质子或者中子，可能在百万分之一秒中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对于不同的事物，我们都可以它的实际生命周期来确定它的不同长短的1—10,来作为研究的区段。
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任何事物与生命都会呈现一个较完整的周期。科学家们发现，从生物繁殖、人体兴衰、国运兴衰、疾病流行到天体运行,从市场价格、经济危机到人的情感的变化,都有规律可循,这样，在美国,就有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叫做周期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循环现象研究基金会已经发现了 500多种周期循环的现象。
各种事物的长短周期不一样,例如，美国的小麦丰收的周期是9年;众说纷纭的飞碟现象每隔4年出现一个高潮;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周期为41个星期;美国造船业每54年大发展一次;太阳黑子周期为22年;地球的干旱周期也为22年。最长的周期为数万年，地球生物大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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