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盛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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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试读：
自 序
这是一部写明朝生活的书，然而生活之点滴，往往亦能以小见大，看到一个国家的兴亡。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庶民，一言一行，一茶一饭，可窥视社会发展之规律。看到这第一段序言，兴许有心人已猜了个大概，是的，本书区别于一般只介绍古代生活，以及古人衣食住行的书，摒弃戏谑，亦不刻意褒奖老祖宗生活之富庶、饮食之丰富、福利之完善。任何一个朝代，能在历史上屹立数百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若是有一王朝，生活贫困，食物匮乏，且无福利，尚能存在几百年，那才叫咄咄怪事。因此，好的方面，自不消说，而今人看史，则需要在古人的一言一行、一茶一饭之中，看到今天的自己，以及所生活的时代，以史为鉴，这才是今天写史者以及读史者真正该去做的。本书从言行入手，一步步深入，说到衣着、吃喝、居住，能让读者从中看到明朝社会发展的轨迹，从初期的刻板、严苛，到后来的开放和浮躁。从节俭到奢华，是一种进步，亦是一种堕落。书中有大量的篇幅讲到吃喝问题。此前，很多类似的书籍都会大加夸耀，认为饮食文化越是奢侈，就越代表我们的老祖宗会享受、肯钻研，似乎在说，几千年前，老祖宗们饮食尚且如此丰盛，况乎今日之我们呢？不可否认，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饮食文化确实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也确实融汇了诸多先辈的智慧。本书从另一个层面剖析了吃喝现象，在介绍饮食文化的同时，也能让当代的我们认识到，吃喝是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然万事万物，倘若被演绎到了极致，讲究极致的享受和吃喝，则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从吃喝再说到旅行、读书等文化事。文化的繁荣，能看出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本书并没刻意介绍明朝出了哪些经典作品，而是通过那些作品，窥探明朝前进的脉络。如明初只准百姓读四书五经及《大明诰》等刻版的书，在束缚百姓阅读的背后，是统治者想要控制百姓思想的用意，以防国家尚未稳定、百废待兴之时，各种风潮四起，不易于统治。事实上《三国演义》在明初就有了，为何到了明朝中叶才流行？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不仅仅是一本开创了通俗演义先河的伟大作品，更是一部掀起通俗小说流行热潮、改变百姓阅读习惯的著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批思想家，如王阳明、李贽等的出现，使明朝之社会，犹如春潮，开始涌动起来。中国历史上四大奇书都出现在明朝（《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加上医药学上的《本草纲目》、科技上的《天工开物》、地质勘探上的《徐霞客游记》等，都在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伟大的开放的时代。没有自由，浑然不会出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孙大圣，也不会出现动不动就拿起板斧，要去砍皇帝老儿头颅的英雄好汉，更不可能出现徐渭、唐寅、张岱、王艮等一大批如疯似癫，却又留名后世的哲学人物。旅行也是如此。明初时，等级之森严，令后世之人都感到可怖，普通人只能在几里内活动，超出范围者便要被抓去见官。到后来无论男女，全民出去旅游，不仅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兴旺，也带动了旅游指南书的畅销。通过本书对明朝细枝末节的描写，对百姓生活的刻画，能让今天的读者看到明朝整个社会，从思想的萌芽到文化的全面发展，从百废待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初期状态，这便是本书的特色。此外，还有个特点，我并没有以今人的视角去写作，也没有拿今时与彼时去对比。我经常看到有些书籍，拿当时的白银与今天的人民币比较，从而衡量当时百姓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这种单一的比较方法，不但比较不出今时彼时生活的优劣性，还会带给读者一种错误的观念。本书则以明朝的菜价、米价等实际物价为基础，再根据当时百姓所从事的职业，以及月收入、年收入等，直观地描述他们的生活水平。尽管这样写很难，特别在史料的查证上十分烦琐，但是如此做能让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明朝人的生活。故而，在书写的时候，我以明朝人的角度，介绍明朝人的生活。在语言方面，同样沿袭了明人笔记小品的风格，可能会使现代读者阅读时产生一定的障碍，不过，只要能顺畅地阅读《三言二拍》之类的作品，便也能畅阅本书。最后，祝大家阅读愉快，能从本书中了解明朝社会的概貌，看到一个如火如荼的火热时代。一.语言不通闹出的笑话开宗明义，今日在下要说的是明朝生活的琐碎事，列位看官，要听者，洗耳而听，不听者，各随尊便。话说有一位官儿，因书本中有些句子难以理解，便问书吏道：“此处有高才否？”说的是官话，旁边的书吏乃本地人，一时未明白过来是官话，以为问他此处是不是有高裁缝，心想高裁缝没有，但裁缝定然是有的，忙答曰：“有的！”当下领来与官儿相见。官儿问道：“贫而无谄，如何？”裁缝当然也是本地人，且没读过多少书，哪里听得明白官话，再加上进来时自然而然地认为，问裁缝的除了做衣服，还能有什么事情？忙答曰：“裙而无裥？折起来，便可。”官儿皱皱眉，心想这是哪门子高才，又问：“富而无骄，如何？”裁缝答：“裤儿无腰？这也是极好办的，做上去便是了。”官儿终于怒了，喝道：“唗！”唗是何东西，裁缝自是不晓得，乃表示呵斥或愤怒的叹词，《西游记》亦曾用过，“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倒不肯与我，返问我要，唗！看打！”第一章 言行风雅事，谈笑世间味
裁缝见官儿一脸怒意，以为是衣服皱了，需要抖一抖，急道：“老爷莫恼，这也容易，只消取来熨斗烫烫。”官儿气得跺脚，命书吏把那满口胡诌的裁缝赶了出去。此一则故事，说是的言语不通而闹将出来的趣事。另有一事说，有一妇人，乃杭州人氏，一日得闲，往西湖游玩，贪恋景色，忘了时辰，因将暮，恐关了城门，乃对轿夫道：“轿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给你们银钱，你们给我尽力闹一闹，也好早些进到里头去，不但是我好，连你们也落得自己快活些。”轿夫阿哥一听，两眼发光，给你尽力“闹一闹”，也让我们“快活些”？暗自忖道：这小娘儿们好生开放，说话恁般露骨！说的是笑话，道的其实是国情。有些看官不免纳罕，笑话罢了，干国情什么事？那么在下再说一则事。明崇祯年间，为抵御关外后金铁蹄，不得不调全国之兵力，以免为敌破关。各地精干兵力汇作一处，地域不同，方言自也不一而足，怎生个交流？如若像那官儿与裁缝的对话，南辕北辙，将令难达，闹笑话事小，延误军机事大。总不能因了几句话，而毁了一个国家吧？这时候统一语言就显得相当重要了。春秋战国有雅言，法、道、墨、儒各家各派，去各国游说，都使用雅言，要是孔子去楚国说的是一口正宗的山东鲁国方言，对楚国人道：“待我哈（喝）口水，再与尔等拉呱（聊，说话）。”凭他才学再高，也是对牛弹琴。《诗经》便是从各地收集上来的诗歌，用雅言编写而成，倘若为了体现各地的地方特色，依然采用方言，诸位想象一下《诗经》会是个什么样子？汉、魏晋至唐宋，亦有通语，尽管发音不尽相同，但只要在大范围内流行，交流无碍，就算通语。一如元朝，定都北京后，以北京话为通语，时盛行的《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元剧，以及大量流行的散曲，通俗易懂，就是用当时的北京通话所书。明朝流行的通语叫作官话。官话，从大义上讲，并非官场上所说的话，官指的是公、共之意。如官道，并非官员专用通道，实指公路。棋盘上双方未占领之地称官，因有收官一说，诸如此类，故明朝之官话，乃通行天下的普通话。太祖皇帝定国之后，因担心读书人或各级官员“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命人编纂《洪武正韵》，颁行天下。下面，在下就说说太祖皇帝颁行的明朝正宗普通话规范《洪武正韵》。二.明朝正宗普通话怎么说《洪武正韵》初稿成书于洪武八年（1375年），后又经二十余年的修正，通行于天下。其伟大之处，不仅是“车同轨而书同文，凡礼乐文物咸遵往圣，赫然上继唐虞之治”，还影响了朝鲜、日本等东南亚诸国的文字和语言，这当中，受其影响至深者乃朝鲜（今韩国）。《训民正音》是朝鲜世宗大王李祹与其子文宗大王李珦，穷二十五年之功，主导创制的朝鲜语文字，又称谚文，后多称韩文、韩字、朝鲜文、朝鲜字。而《训民正音》的母本，便是《洪武正韵》。朝鲜人认为，《洪武正韵》是最正统最权威的中国韵书，后又编制了《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等书籍，组织全民学习汉文化。朝鲜对中国文化崇尚到何等地步？其文字、书画，学舍教书所用书籍，上至大王，下至平民所穿服饰，皆沿袭明制，其《洪武正韵译训》开篇如是曰：声韵之学，最为难精……所谓四声七音，随方而异宜，惟皇明太祖高皇帝……一以中原雅音，定为洪武正韵，实是天下万国所宗……我世宗庄宪大王……四方万物之声无不可传，吾东邦之士，始知四声七音，自无所不具，非特字韵而已也，于是以吾东国世事中华，而语音不通，必赖传译，首命译洪武正韵，始正罔缺。[1]此段文字，说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又说我东国世事中华，是中华之附属国，如果语音不通，时时依赖翻译，那就麻烦了，所以编译《洪武正韵》。足见朝鲜奉《洪武正韵》为正宗，亦可见《洪武正韵》影响之大。那么明之普通话究竟怎么说？看官莫急，一国之官话，往往有个约定俗成的定律，即定都于哪里，哪里的方言便通行全国。元朝定都大都，北京话便成了当时的官话，为《中原音韵》。那么明朝呢？太祖皇帝平定天下，定都南京，鉴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所需，而南京又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自然就要以南京一带的江淮话为基础。但纯粹以一个地区的方言为官话，又不能较好地表达和沟通，故编纂《洪武正韵》。实际上这部《洪武正韵》乃是一个以江淮话为基础，又为了照顾其他地区，便于他们接受和认同，而撰写的折中的改良的产物。列位看官也是明理懂史之人，许会想到，明成祖迁都北京，莫非这之后，又以北京话为官话了吗？非也。成祖迁都，乃是从政治、治国角度考虑，是为了更好地统治全国而做出的决策，然一国之官话会影响统治吗？显然是不会的，既然不会，何须违祖制，领个不孝的罪名？因此，列位看官若是懂得南京一带的江淮语，也就大概知道明朝官话如何说了。说归说，写是另一回事。如官方之文书，上下通行之公文，则依然以文言文为主，缘于纸张金贵，书面语一概言简意赅。直至话本小说的出现，才使得官话不再只用来口头交流，堂而皇之地出现于书本之上。明朝的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以及以短篇成书的“三言二拍”等著作，语言鲜明活泼，甚有时代特色，与采用口语官话是分不开的。如南京一带方言中，小儿阔（小气）、胡里八涂（糊涂）、一得儿（一点）、一应（全部）、作死（找死）等口音词汇，都能在明朝的小说里找到踪迹。然而任何一种语言、文本的流行，无一例外地皆须民众基础，没有在民间形成广泛的流行趋势，任凭官方如何推广，亦是徒劳，那么明朝的官话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下回分解。三.官话推广的手段前文有说到，“官”在有些时候并非指官场，指的是公、共，在本章节内容开篇时，在下又须将此话圆回来。“官”在最早的时候，特指官场，当某种事物普及之后，才特指公、共。在下何以如此出尔反尔？看官莫急，且听在下答疑。但凡政策，抑或某种大势，皆由上而下传达或灌输，要想达到下效之效果，必先上行。说是如此说，然真要形成上行下效的效果，却是门学问。最为关键的是，前朝的《中原音韵》已推行百余年，蔚然成风，改革起来岂是易事？而且由于《洪武正韵》融入了南方音韵，与中原雅音不尽相合，又与读书人习惯应用的传统音韵相悖，不被士子承认。不被读书人认可，此事就难办了。如果学院不教，读书人不说，所谓的官话推广，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一日，太祖问《洪武正韵》的主编宋濂道：“你道如何推行官话？”宋濂是书生，被太祖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却非政客，因也不知，皱眉道：“说到底，文化须读书人传播，倘若读书人不认可，此事便难办了。”太祖皇帝草根出身，到底还是他晓得底层百姓的心思，笑了笑，道：“那就从当官的开始推广。”宋濂心想，就算从当官的开始推广，也无法让读书人承认啊？太祖斜着眼看他，早已料知其心思，也不解释，直接命人拟旨，将《洪武正韵》率先在官场推行，叮嘱曰：作为国语推行，若有官员不说国语，罪仗十。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为何？出仕也。步入仕途，也就意味着走入了上流社会，掌握了话语权。何为潮流，何为趋势？无非是上流顶层人物的一行一言。当《洪武正韵》这种说话的韵味，成了一种官话，在官场上流行开来的时候，那么便也意味着，带有此等韵味的语气就是高贵的象征，即便是能学一些那种腔调，亦是种炫耀的资本。此等风气，在民间有较为广泛的基础。非是歧视百姓，在下也是芸芸众生之一员，无须挖苦自己，所谓潮流，实在是一种变相的跟风，若无跟风，何来潮流一说乎？话说在安徽有一双兄弟，乃常出门经商的商人，一日回来，学得几句官话，及入村里时，哥哥内急，便在河南岸脱裤子解决，叫弟弟先行回家。家中老父见一双儿子出去，只回来一个，因问道：“你哥哥呢？”小儿子答道：“撒屎。”“什么？”父亲大惊，变色道，“在何处杀死的？”小儿子答道：“河南。”父亲闻罢，悲恸。正好大儿子大解回来，父亲又惊又喜，质问小儿道：“为何说假话气我？”小儿子道：“我没说假话，说的乃是官话。”又有一位乡绅，常与官场上的人打交道，因学了许多官话，为了炫耀，平素在乡里说的也是一口官话，有百姓问：“你如何说得一口怪腔？”乡绅把眼一瞪，道：“此为官话，怎是怪腔？现在除了老杆儿，在地里做活的窝囊人，哪个不说官话？”百姓听了这话，心下虽不舒服，却是敢怒不敢言，同时，心里头也承认，不会说官话，无非是没知识，连字都不认识，如何学得来官话？人同此心，不会说官话，成了没文化的象征，谁不争着学？不出两年，大明朝上下皆认可了官话，此时太祖皇帝又颁旨，令学院教习官话，从源头推广。由此，官话正式为全民接受。本章节说的是说话的跟风心理，倒让在下想起了另一件事，亦是件跟风的雅事，索性一并说了吧。四.称呼、字、号的跟风雅事话说有位王姓秀才，想央知县办件事，进了衙门纳头便拜，着实把那知县唬得一惊。秀才何许身份？乃历县试、府试、院试而得中者，一个县能得秀才之人，寥寥无几，其虽无官职，却有功名在身，已具备了入仕的资格，虽无品衔，则俨然是一乡之精神领袖。有明一朝，重文轻武，读书人的地位相对较高，许秀才见县官而不跪。知县虽为一县父母，也是担待不起的。“王秀才，何须行此大礼？”王秀才道：“李翁容禀，晚生有一事相求，乞李翁应允。”以上对话，简单之极，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何为“翁”？王秀才口中的“翁”非指老头儿，亦不是长辈，乃是尊称，“翁”之待遇，原只有三品以上大员才受得起，真的德高望重或位高权重者，方称之为翁。所谓礼仪，乃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出口有礼，举止大方，每一个人、每一种身份，皆有称呼，有出处，乱来不得。礼仪之邦，无非如此。后来，巴结之风盛行，将奉承阿谀谓之礼仪，与人交往，尽量贬低自个儿，则使了劲儿抬高对方，渐渐地“翁”之地位越行越低，直至连县令亦称为翁，天下官员无不翁字当头。再以王才秀口中的“晚生”一词来说，所谓晚生，原指晚些考科的士子，那么晚多久才算是晚生呢？七科二十一年也！可见晚生一说，乃是后辈末学见前辈时的自称，非是随口乱诌的。争奈世风日下，好端端的礼仪，竟是这般的被糟践了。在万历年，有一小吏，乃南京翰林院的孔目，已是六[2]旬余外的花甲老者，时逢元旦，照例向上级投名刺，哪承想送上去后，又被退回。孔目不解，问同僚何故。同僚阅了其名刺，笑道：“你文后所署的是官职姓名，怕是犯了忌讳。”孔目兀自不解，问道：“不知犯了哪个忌讳？”同僚道：“既是送予上级的名刺，文末该署晚生。”孔目不以为然，道：“我的年纪比他大上一轮有余，如何还称晚生了？”“这何奇之有啊？”同僚道，“不过是自谦的称谓罢了，虽说长幼有序，但身在官场，何以为生？尊卑有别也。生存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孔目明白了，所谓礼仪，生存之道也！况且朝野上下，无论年长年幼，皆称晚生，你若固守旧礼，反倒是冥顽不灵了。故又重投名刺，这才无事。还有一称呼，谓之老爷。有明以来，原是只有九卿、翰林、各司、府的长官，方有资格被人称为老爷，即至少从五品以上官员方可。然实际上呢，普天之下但凡戴了乌纱的，无不是老爷。老爷成了当官者的代称。本该是雅事，然无论如何高雅，一旦越过底线，就是恶心了，比如字、号，亦如斯。字号原是文人雅士乐衷之事，发展到后来，却已非雅士之专利了。话说有一位铁匠，姓李名三，人称李铁匠，经人指点，做起了生意，发家致富。因有人提醒，你如今乃是有身份之人，须改个称谓。李三一听，迭连称是，姓名源自父母，不可更改，那便取个文雅些的字吧，于是取字岳亭，自此五里八乡人皆称李岳亭，李铁匠之称号再无人呼之。又有一位木匠，姓张名权，家中并不富裕，常为人白眼。自打开了布行，家事日盛，由是改名张仰亭，无人再予其白眼。此二则故事，出自《醒世恒言》，倒不是说字号在各行各业流行不妥，然取字成了身份、权贵之象征，却是与风雅再无干系了。更有甚者，奴仆、舆隶、乞丐、车夫、落草的山贼、小偷，无不人人一个雅号。列位看官莫要惊讶，有明一朝，重文轻武，文人雅士之地位自然突出，文学大盛，百花齐放，贩夫走卒取个字号，给自个儿镀层金，本也无可厚非，然有时却也不免闹出笑话。说是某县衙的公差，逮了几个强盗，捕头将强盗头子按倒于地，喝问：“你抢劫掳掠，为害乡里，知罪吗？”那强盗头子道：“泉石知错矣！”捕头也非什么文化人，听得此话，反倒愣了一愣，道：“你说的甚么？”后问旁边的几个喽啰方知，原来此人原名张大狗，因脸上有条疤，在江湖上人称张大疤子；其觉不雅，找了个秀才，取字泉石。捕头闻言，忍不住怒笑道：“竟是比老子还风雅！”有些粗人，发家之后，不通文墨，又想取个雅致些的字号，还有花钱请文士取字号的。说是有个王姓皮匠，后为一方巨富，造了一座庭院，花银子请吴伟业取名。那吴伟业何许人也？乃苏州府太仓人，字骏公，号梅村，崇祯四年的进士，诗文奇绝，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实是赫赫有名的文人。当时见王皮匠相求，他倒也不拒绝，欣然提笔，写下“阑玻楼”三字。王皮匠也看不出是何意，只觉风雅之极，便命人裱了，挂于庭院之内，沾沾自喜。有人问吴伟业，何以要给王皮匠那等粗鄙之人题匾，“阑玻楼”又有何典故？吴伟业笑道：“别无他意，不过东门王皮匠耳！”显然，真正的文人，对此亦是厌恶的，恰如满天下的“翁”“老爷”，抑或是写得几篇随笔，便自以为可著书立说一般，满条街皆为“先生”“老师”，真文士焉有不反感之理？只不过面对大趋势，无可奈何，趁机恶作剧一番，以泄私愤而已。五.言行举止那些事列位看官，若不嫌在下啰唆，那么再与列位说说言行举止。所谓言行举止，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前面说到明朝官话经太祖皇帝推广之后，已成为最具权威的主流语言，却未曾言明人与人之间如何说话。其实也简单，明朝的官话是比较通俗的，凡中国人无有不懂者，如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等称呼，全国通行，只不过个别地区由于习惯不同，亦有不同的称谓罢了。如祖父亦有称祖公，祖母有称婆婆，父亲有称亲爷，母亲有称奶奶，不过一般都是背面叫的，对人言我家亲爷、我家奶奶等。《西游记》第三十四回，金角、银角大王让小妖去请母亲来吃唐僧肉，吩咐道：“既认得，你快早走动，到老奶奶处，多多拜上，说请吃唐僧肉哩。就着带幌金绳来，要拿孙行者。”《醒世恒言》里王宰回家，被家人误认作狐妖，冲上来便是一顿好打，王宰喝道：“这些泼男女，为这等无礼！还不去报知奶奶！”这里所言的“奶奶”，指的是其母亲。当然，身份不同，母亲的称呼亦有所变化，如皇上的母亲自是称太后的，官员的母亲则称太君。此外，叔伯、兄弟姐妹等称谓，古今相同，在下就不多嘴了。至于夫妻间的叫唤，夫唤妻一般作夫人、娘子，与外人称道时首称浑家，如《喻世明言》，“杨八老起身梳洗，别了岳母和浑家，带了随童上路。”如有正偏室之分，则正室首称大娘子，书面语为正室、元妻等，下人则称大奶奶等；偏室首称妾，或小妾、小妻，书面语称别房、偏房，下人则称小奶奶、二奶奶等。妻唤丈夫以夫、丈夫为多，也有叫官人、夫君、相公、老公的，乡野之地亦唤作男人、汉子，书面语有家主、先生、夫婿等。亲属、朋友间的称谓，古今相同，不费篇章。前文提到，与人交往，尽量贬低自个儿，则使了劲儿抬高对方，那么究是如何贬、如何抬的，此处不妨说道一番。再以《喻世明言》为例，其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如是写道：张二哥连忙趋出，见了李秀卿，叙礼已毕，分宾而坐。秀卿开言道：“小生是李英，特到此访张胜兄弟，不知阁下是他何人？”张二哥笑道：“是在下至亲，只怕他今日不肯与足下相会，枉劳尊驾。”此一段话，小生是谦称，另有某、在下等，不过这些都是正常的交往语言，若是见着大官或身份高的，就不太正常了，有仆、愚、小人、区区、鄙人、卑职等，越是往低了贬，越表示谦逊。阁下、足下作为尊称，在言谈中十分常见，尊驾、大驾则是加重了语气，或是在见到更高级的人物时才用。上面的两句话，乃是人与人之间当面自称，若是涉及家人，贬低起来亦是毫不嘴软。如说自己的儿子，称犬子、小儿、竖子，然叫他人之子时，则令郎、令公子；称自己的老婆作拙荆、贱内，叫他人之妻则是令阃、尊夫人。甚至于称自个儿的家作草堂、寒舍、舍下、陋室，而别人的家则是尊府、府上。所谓行，举止也。坐有坐姿，立有立相，举手投足，大方得体，在下以为，真正能体现礼仪之邦的，首推举止，言语谦逊、吃喝招待次之。为了让列位看官对明朝的举止有个大体的了解，在下便简略介绍一番。在正规的或重要的场合，立则挺胸垂臂，目视前方，仪态从容；坐则挺胸而将双手放于膝，优雅大方；行则袖手，目视不远处，步履稳定，不疾不徐。若是行礼，须分场合，以及高低尊卑，《大明会典》曰：故官员礼，类依品级等次。凡拜揖序立、行走回避、尊卑上下，森然各有仪节……在下便先从宫廷之礼说起。洪武三年定制，每月初一日及十五日，即朔望日，皇帝穿皮弁服御奉天殿，百官穿朝会礼服立于丹墀东西两[3]端，一拜再拜后，班首往前，领百官鞠躬，喊“圣躬万福”，班首归位，再拜，这才分班对立。洪武十七年，皇帝朔望御奉天殿时，常朝官一拜三叩首，其余人则一律序立在奉天门外，行五拜三叩首礼。不知列位看官是否注意，每月朔望日于奉天殿举行的非日常朝会，乃大典礼天，此时，皇帝的身份是天子而非君王，因此接受百官叩首朝拜。而在洪武三年，群臣更是只拜不叩。那么日常的朝会呢，臣子见皇帝便不跪拜了吗？《明史》有言，非大仪，无须跪拜。理由为，祭天时皇帝为天子，代天行事，群臣自是要跪的，平时君臣之间可不跪。君臣之间非大仪不跪，乃是太祖皇帝所定，是为祖制，《明太祖实录》记录，“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令中书省和礼部定官民揖拜礼，由是“一切胡礼悉禁勿用。”祖制是不得更改的，故有明一朝，凡入午门，毋相跪拜，拱揖入朝。读书人之气节，由此彰显，跪天跪地跪父母，非此不跪。至于官员之间，《大明会典》有详细说明，如凡同级或品级相近者，行揖手礼，或拱手两次；品级差二三等者，尊者居上，卑者居下，行揖礼；差四等者，则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礼，除禀事要跪，其余一概不跪。至于民间，师生之间、官民之间要行拜首礼，而内官[4]妇人遇官轿可不下马，自然亦无须行礼，属特例。话说在万历年，宋纁的官轿经长安街往衙署，途遇一老媪，以袖遮面，立而不避，下人以为是男子，见官不避乃是忌讳，因此上去一把扯下其袖子，这才看清是老媪。那老媪被这般无礼，也是恼怒，上去指着宋纁的面就骂道：“我京城五十余年矣，这等仪仗见了千千万万，偏你这蚁子官稀罕吗，要来触犯老妇？”那宋纁何许人也？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儿八经的四品大员。无论哪朝哪代，妇人也是不敢骂官的，且所骂者乃是在京大官。然宋纁虽在都察院任职，有巡视百官的职权，却对那老媪无可奈何，只吩咐下人快行。及至衙署，将途中之事告与同僚，笑道：“今日端的是晦气，被那老妇一顿好骂。”同僚闻言，亦笑道：“那老妇敢骂你是蚁子官，其眼界委实不小！”此则故事出自明人小说《涌幢小品》，非在下杜撰，妇人眼界不小是实，有明一朝君臣、官员、官民之间，未若主仆，战战兢兢，或不曾仇视，剑拔弩张，实属难得。至于百姓之间的礼节，《大明会典》亦有规定，士农工商平等相见，不许拜首。凡民间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学生见老师、奴婢见家长，则要行四拜礼。寻常关系的，只行揖礼即可。所谓繁缛礼节，礼本繁多，在下也不便细细道尽，只简述于此，下章书始，说行头打扮。[1] 东国，指韩国自己。[2] 元旦，指春节。[3] 班首，即公侯。[4] 内官，指皇帝亲近的臣子、宫中女官或京官。第二章 衣着拼风流，针线有规矩
一.曹二姐的风流公案话说在应天府，有一位歌妓，唤作曹柳烟，因总是轮不到头牌，私下里人称二姐。曹二姐虽挤不上头牌，但无论是资色还是歌舞技艺，也都是数一数二的。应天府有位肖公子，其父亲乃是北京的高官，因恐他游手好闲，在京师闹出事来，便将他弄到应天府，在通政司谋了个八品知事，好歹收一收他的心。众所周知，南京乃大明朝的陪都，虽无皇帝在都城，然各个衙门机构却与京师一般的齐全，因此大多官署的官员都无所事事，每日里去衙门混个日子。肖公子并无大志，如此这般的生活倒是随了他的性子，整日只往乐坊里跑，因此与曹二姐结了缘。曹二姐在乐坊这种风月场所，阅人无数，自知晓肖公子是什么样的人，只不过其父是京师的高官，说不得日后依靠这位肖衙内脱离乐坊，便假意逢迎，当作知己一般的来往。肖公子到底是年轻风流，真个将曹二姐视为红颜知己。天有不测风云，肖公子之父不知犯了何事，竟被革职罢官。大厦一倾，肖公子亦遭了池鱼之殃，把个八品的知事亦革了去。一夜间成了白丁，犹如一记闷棍，把肖公子打得措手不及，万般抑郁之下，又来找曹二姐。本是想在红颜知己面前诉一诉衷肠，哪里晓得曹二姐竟然避而不见。这下着实把肖公子气坏了，风光时你想着法儿逢迎，落魄后竟作陌路人，天下哪有恁地绝情女子？本就落了难，再被那婊子一气，肖公子只觉胸口有一股气没地撒，凭着在通政司的旧识，把曹二姐给告了。此番他耍的不是公子哥儿意气，所告的也并非婊子无情、玩弄感情这般无聊事，他告的是曹二姐的着装。看到此处，列位看官许就纳罕了，一位妇人的着装即便不合时宜，莫非也值得告官论罪吗？至少在嘉靖帝以前，本朝的等级是极为森严的，何等样人穿何等样的衣裳、裙裤、鞋子，妇女戴怎样的头饰，甚至各种等级之人穿戴哪种颜色的服饰，皆有定律，出格了，便是僭越，是要定罪的，罪名可按服装穿错的严重程度，或杖责，或坐牢，严重的可致脑瓜子搬家。[1]按明律，为与普通民妇区分，教坊司乐艺女，戴青[2]卍字顶巾，系红绿褡裢；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乐妓之家属，只能穿毛猪皮鞋，男子一律只能戴绿巾，上街只准在街道左右两边靠边走，不能行于路中间。在下不知绿帽子一说是否由此而来，但是明朝确有此明文规定。教坊司伶人，着绿色常服、绿色巾，以区别士庶之服；教坊司妇人，不许戴冠、穿褙子。乐人衣服，止用明绿、桃红、玉色、水红、茶褐色。俳优、色长、乐工，一律只戴皂头巾，杂色绦（语出《明史·舆服志》）。如此一说，想来列位看官便明白了，想那曹二姐得达官贵人宠爱，应天府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在着装打扮上略微出些格，亦属正常，平素哪个会去较真？也是她过于冷情寡意，合该倒霉，遇上个肖公子，便引出这么一段公案来，落得被逐出乐坊，在牢里度过了两月不堪忍受的时光。着装制度，不仅仅针对普通百姓或是低等人群，上至九卿，下至仆人，都有一套极为明确的规定，此等严苛的规章制度，直到嘉靖朝后才逐渐放开。话说在洪武年，一日午后，有一位士兵心血来潮，在街上玩球，因是玩得热了，便挽起了裤管，继续踢球，不消多时，三五名衙役冲上来，不由分说，就要抓人。那士兵兀自不知所犯何事，因问道：“抓我为何？”“挽了裤脚，没个军士模样，不成体统！”衙役喝了一声，将那士兵带走了。当然，这般事体在太祖、成祖时代较多，到了后期，亦是渐渐松散，特别是万历朝之后，帝国实力下降，连军饷都拖欠，慢说是卷个裤管治罪，士兵哗变也是时有发生。又有位叫作郝赤之人，在县衙里混了个典吏的职位，虽是没有品级，属于未入流的小吏，但好歹是公差，算是吃上皇粮了，心里得意。某日出门时，在其所戴的四方平定巾的巾环上，镶了枚琥珀，本也不是什么贵重之物，慢说是混了个公差，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是戴得起的，哪料刚出门不多久，就让人给举报了，很快就有衙役将之抓了去。次日，县衙判了下来，按明律，庶人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等作巾环饰品，庶人的帽子不得有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其余一概不许。此规制同样适用于混迹官场，但未入流的小吏。郝赤违了此律，革去典吏一职，好端端的一份差事，便是因了一枚琥珀给搅黄了。那么明朝为何有此规矩呢？其实，每朝每代对各行各业的着装都有定律，此事本身并不为怪，怪的是庶民即便富裕了，在服饰上亦不能有所改变，这便有些匪夷所思了。其中究竟有何说法，下回交代。二.节俭包括穿衣是道德问题众所周知，太祖皇帝出身贫苦，情知一茶一饭来之不易，又值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天下黎民更是盼望着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到来，这等时候，哪个敢掉以轻心，花天酒地享乐？有一年闹灾荒，太祖与后妃只吃菜蔬粝米，太监见他所用食物尚不如百姓，许是心中难受，说道：“主子爷，您是一国之君，掌管着天下呢，须好生在意龙体，要不明日起咱改善下伙食，好歹也吃些好点的米饭。”太祖知他是好意，便道：“休要说了，百姓遭灾，连这粝米都难吃得上，吾等何忍享受？”不但不肯吃好米，还让人在宫里开辟出一块地来，用于种菜，由此，平时他自己所吃的菜蔬就解决了。早膳一菜外加一道豆腐，晚膳最多四菜一汤，日复一日，一直不曾更改。太祖以为，节俭不仅是个良好的习惯，更是道德问题，明明四菜一汤足以果腹，为何还要摆一桌子菜用来浪费？那年，马皇后生辰，太祖在宫里宴请群臣，待大伙儿到齐后，令上菜。本以为皇后生辰，必是大操大办，满桌的山珍海味，结果端上来后，群臣俱皆惊诧莫名！每桌只摆了四菜一汤，分别为胡萝卜、韭菜、两碗青菜以及一碗撒了些小葱的豆腐汤。各级官员见此情形，脸上不免有些怪异，同时亦忐忑起来，心想此乃何宴？果然，太祖开口了。他起身走到大伙儿中间，环视着众臣亢声道：“嫌菜简单了吗？”此话一落，群臣心头一懔，暗想果然不是好宴！只听太祖又道：“朕闻尔等平时宴请，顿顿都是山珍海味，酒都非一口一口喝的，乃一圈一圈轮，一圈轮下来，两坛好酒便没了。吃完之后，拍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未曾吃完的菜肴。知道那一桌菜，百姓能生活多久吗？半年！知道朕能生活多久吗？三个月！尔等之生活，比之朕要好上百倍啊！”群臣如坐针毡，冷汗直冒。太祖扫了他们一眼，继道：“尔等眼前的四菜一汤，便是朕每日所食用的菜，哪怕今日是皇后之生辰，亦是用这家常菜招待，嫌寒酸的，滚！”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哪个真敢滚？战战兢兢地把这顿饭吃完，还得装出一副如食山珍海味的样子。从此之后，官场的大吃大喝之风锐减。太祖的节俭，不只表现在吃食上面。按前朝规格，天子车舆本该是镶金的，太祖一律用铜代替，床上装饰亦无雕龙镂凤，与中等人家的床榻无异。服饰绝无过多修饰。自秦以降，及至本朝，近两千年来，太祖之节俭可谓旷古绝今，无人可及，直是近乎苛刻。为了让皇太子勿忘苦难，常思当前生活来之不易，令太监织麻鞋，诸太子出门时穿着，近者走路，路途稍远，则十之七分路程骑马，另三分路须行走。反正出行之时不能嫌苦只坐车马，也得锻炼锻炼，走走路。凡宫中后妃，衣裳都是洗了又洗，穿了又穿，不破损，不影响体面，便不丢弃。后来的成祖秉承父风，亦是十分节俭，牢记一衣一食皆民所供，百姓尚苦，人君何敢奢侈？话说一位山西官员入京，许是想讨好皇帝，带了一件器皿，只说是土特产，供皇上暇时把玩。这种拍马屁讨好的把戏，历朝历代数不胜数，往往百试百灵，可到了成祖这儿，却不灵验了。成祖拿过来看了看，也不知是何石头所制，珠圆玉润，光滑润泽，通体间杂了五等颜色，晶莹透明处似玛瑙，嫣红处若樱桃，绿色处又恰如翡翠……果然是个好物件，因问道：“此乃何物所制？”那官员回道：“乃五色石也。”“此石头本就难得，做成恁般讨巧的器皿，工艺更是苛刻，想来价格不菲矣。”成祖抬头朝那官员道，“你拿回去吧。”那官员不知是哪里不合皇上的意，心头纳闷儿，不曾想次日接到圣旨，被革去公职。那官员更是委屈，如何送东西反倒把官位送没了？传旨的太监道：“当今圣上节俭，说是官府求一物，百姓受一害，那件物件，看上去极好，然冷了不能穿，饿了不可食，除了徒增百姓负担，又有何用处？”官员闻言，恍然大悟，后悔不迭。又有一次早朝，成祖抬手之时，露出了里面内衣的破袖口，几次塞进去，又露将出来，不觉讪笑。底下臣子趁机进言，陋衣可弃矣，皇上不必恁般苛待自己。成祖道：“朕拥有四海，慢说是换一件衣裳，将北京城换一番颜色，又有何难？然诸位须知，历朝历代亡于何处？奢靡矣！”由此，在洪武、永乐两朝，上至帝王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如何穿衣、怎生打扮都形成了一套详细的规章制度，不同阶层的人穿不同款式及颜色的衣服，皆有定规，不可逾越。三.细说明人穿衣法见此标题，列位看官莫笑。既然将穿衣着装纳入了律法，那么就是件涉及生死之大事，不可不慎重对待。先从平民服饰说起。洪武初，庶民戴四方巾，后又改四方平定巾，乃是方形软帽，黑色纱罗所制，不戴时可折叠，方便收纳。据传，此四角方巾最初乃元末大文人杨维祯所戴，明定中原后，太祖见这位大文人时，其所戴的便是这种帽子，因儒雅大方，甚是衬托文人气质，太祖便问此帽何名。杨维祯答道：“我皇平定四方，乃有中国，此谓四方平定巾也。”太祖大喜，遂令推行。庶人的四方巾，巾环不得镶金、玉、琥珀、玛瑙等贵[3]重饰品，帽子不得有顶，如六合一统帽、大帽、折檐毡帽等，都是没有顶的，帽饰只用香木，稍富裕的人家也准许镶水晶。斗笠或蒲笠许农夫戴，不事农业禁用。庶民穿杂色盘领衣，颜色须避开玄色、紫色、绿色、柳黄、姜黄及明黄等，许用赭色、青色、蓝色。布料许用绸、纱、绢、布。这盘领衣，非凭空捏造出来随意穿的，而为继承唐宋的圆领袍衫，多宽袖或大袖。袖子必须长于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则为五寸，衣长离地五寸，多一寸少一寸都不行。明朝轻商，商为下贱人，与娼妓同等，商人只许穿绢、布，倘若一户人家有一人从商，则全家人不得穿绸、纱等上好的衣裳，寒冬时节，亦不许穿貂裘。以上为普通庶人着衣定制，儒士、生员则另有不同。洪武初，士子亦戴四方平定巾，后许戴大帽。初时，士子衣服选择尚多，后因士子巾服与官吏常服无异，太祖亲定生员襕衫。所谓襕衫，与盘领衣一样，最早出现于唐代，流行于宋。《宋史·舆服志》载：“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襞积，进士、国子生、州县生服之。”明朝之襕衫与之大同小异，宽袖皂缘，多以玉色布绢所制。后又改为青色，衣长离地一寸，几乎盖过了鞋子，短一寸把鞋子露将出来，就属违制。庶人妻女的服装相对丰富一些，有衫、袄、霞帔、褙[4]子、无袖对襟褙子、裙子等，同男人服装一样，基本仿制唐宋时的款式，一般为右衽。从中不难看出，太祖平定中原后，又恢复了汉制，沿袭了汉服的传统。初时，庶民女子服装的布料只能用粗布，且不能绣金，袍、衫等服装的颜色许用紫、绿、桃红等浅淡色，大红、鸦青、黄色这些鲜明之色则是不允许的，腰带用蓝色绢布制作。不得佩戴宝石、浑金等贵重首饰，许用银子镀金，耳环可用金珠，镯子许用银。且规定了女子出嫁、未出嫁时，需要穿戴不同的服饰，年轻的及年长的婢女，亦须穿不同服装。列位看官看至此，兴许已是大跌眼镜了，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等级须穿不同的服饰，规定如此之死，何来自由？万一穿错了，又当如何？至于万一穿错了当如何，前文已然讲到，是要治罪的，不赘述。规定如此之死，没了自由，那是自然的，在下也未曾说过恁般一板一眼是好事，统治者如此做，无非是想明确等级，各行各业，各行各事，不得逾越。同时，似乎也有这样的暗示：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穿怎样的衣裳，一旦消费超过了收入，盲目地攀比，不光是风气问题，也是道德问题。便以洪武元年制定皇帝礼服为例，太祖是个节俭之人，觉得如果完全遵守古代礼制，皇帝着五冕之礼，那便太烦冗了，决定祭天地、宗庙时，用衮冕，社稷等祭祀活动，用通天冠、绛纱袍，余者都只穿常服。于是，在洪武三年，初步定出冠服之制，主要有皇帝冕服、常服，后妃礼服、常服，文武官员礼服、常服，以及士庶巾服等。此后，虽有改动，亦未作大的变化。当然，大凡条令过多，是早晚要被推翻的，在时代大趋势的冲击下，那些禁律便成了摆设。一旦那些制度禁令的樊篱被冲破，人们便似饿汉见着了满桌的美食，争相抢用，要一次管个饱，且不管好吃难吃，反正那些个不曾食用过的，统统要尝试一遍，来者不惧。同样，作为服饰，果然到了这等肆无忌惮的地步，是好是坏，在下不作评论，且写出来予列位看官自行判断。四.无奇不有的大明时尚界话说在万历年，有一位士子，姓韩名松如，中了秀才后未能更进一步，又因家中贫寒，且上有老下有小，只得放下书籍，务农为生。一日，接到昔日同窗的请柬，说是会试得中，不日将赴外省任知县，望众好友，念昔日同窗之谊，临别一叙。此时之风气，已非太祖、成祖时期那般简朴，举国上下动辄大操大办，韩松如心中明白，话说是临别一叙，却也是攀比之所，以自己现今之情状，以及身上所穿之衣物，若真去了那些场合，不免寒酸。然同窗之谊又岂能因了身上寒酸便即丢了？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去赴宴。是日早上，与家中的父母、妻儿作别，身上带了一两银子，在集市上买了套笔砚，用油纸包好了，往那同窗府上赶。走了半天路，好不容易赶上中午的饭时，只见得门口进进出出的皆是鲜衣怒马、衣着光鲜之辈，再看看自个儿这一身粗布衣衫，虽没打补丁，却也洗得有些发白了，不觉得脚下趑趄。然既已来了，总不能再行踅转吧？再者人家盛情相邀，说明并没忘记于你，你又何须妄自菲薄呢？当下咬咬牙鼓足勇气走了上去。门口迎客的正是那同窗，乍见韩松如时，下意识地愣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后，似乎才认将出来，笑道：“原来是松如兄，快请快请！”韩松如早已敏感地捕捉到同窗脸上诧异的表情，尴尬地将手里的礼物递将上去，微红着脸道：“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请笑纳！”那同窗收下礼物，请韩松如入内。府内的大院里面，许多桌上已坐满了人，韩松如被家丁安插在某桌的空位上。刚入座，同桌的一位少年瞟了其几眼，眼神之中似有些不满，说道：“你可知晓这桌坐的都是哪些人吗？”韩松如一时没会过意来，道：“却是不知，叨扰了。”那少年指了指其旁边的两人，冷笑道：“这位乃是本乡里长黎老爷，这位是乡绅尹老爷。”说完之后，便目不转睛地看着韩松如。韩松如衣着虽不光鲜，可到底是读书人，心思细腻，那冷冷的话语，冷冷的眼神，如利箭一般，穿透他的心，直教他身心冰凉，讪讪地起身，向那些老爷揖手道：“小子鲁莽，得罪了！”然后像逃难一样逃了出来。门口的同窗见状，问是何事；韩松如编了个谎说是忽想起家中有些急事，须赶回去，失礼之处万请海涵。太祖时期，士人之间，无论贫富衣衫一致，人与人之间，所比者无非读书多寡，诗文优劣。今时代在进步，所攀比者亦有变化，诗文之优劣、读书之多寡，已非衡量某个人之标准，一概以贫富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社会之浮躁，可见一斑。那么此等攀比之风是如何盛行的呢？综观有明一朝，在下总结了一番，共有三条。首先，从太祖始至正德年间，乃明朝的过渡和发展时期，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多数不富裕，民风相对朴实。正德帝之后，明朝的经济飞速发展，商业繁荣，商人所受到的约束日渐减少，钱财的累积后，伴随而至的必是恣意地享乐之风。这等享乐之风，最先从南方江浙一带开始。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一带地区的百姓率先富裕起来，吃食自不消说，服装穿戴更是大胆，视种种禁令若无物。初期，官民士庶衣物皆有限定，违者论罪，后来不光是官民之衣物混乱，普通民众竟敢于描龙绣凤；起先，大红、黄色等颜色平民百姓碰都休想碰，后来，非大红而不华。女子之首饰，更是非金玉珠翠而不戴，非绫罗绸缎而不穿。即便是并不殷实之家，为了赶潮流之风，抑或是为了充面子，不惜借贷，置办几身能穿得出去的行头。以至于街上穿金戴银，吏庶同服。毫无疑问，这是进步，体现的是自由、平等的良好风气，然任何事都有一杆秤，过头了便是奢靡，看似丰富多姿，什么也不缺，实际上物质生活提升了，精神生活则已倒退。服饰跟风之潮头一起，带动了更多攀比、炫富之苗头。如婚嫁、丧事、乔迁、生辰、升官、中榜等事，逢事必宴，逢宴必随人情礼金，收受礼金一事在少部分富人的带动下，越随越高，以至于明明不过中等人家，随份子亦不敢寒酸，结果几场宴席下来，一年之收入，十去八九，端的是人前笑着装大方，人后含泪咽咸菜，个中甘苦唯自知耳。此谓之地域效应，或由富人带头掀起的攀比之风。其次，乃名人效应。何为名人效应？明之名士，标新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穿不只是时尚而已，更可堪放浪形骸来形容。前面在下曾说到，明初士庶的头巾，不过四方巾或四方平定巾而已。万历年间，有名士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府（上海）人士，工诗善文，与沈周、文徵明、董其昌合称“吴派四大家”，其所著的《小窗幽记》，与洪应明的《菜根谭》、王永彬的《围炉夜话》并称“处世三大奇书”。眉公恃才傲物，放荡不羁，是个极为潇洒之辈，当时的百姓，虽也不一味地只戴四方平定巾了，有晋巾、唐巾、宋巾、东坡巾等，眉公则统统弃之不用，只取两根绢带束于顶，行走起来既简单，又飘逸风雅，更显读书人之气质，众人见状，纷纷效仿，人谓之“眉公巾”。后来其所食之糕点、所坐之椅子，甚至所用之夜壶，无不灌以“眉公”标签，被大相效仿。头巾乃士子庶民必戴之物，风气开放以后，各种款式层出不穷，后又嫌款式不够新颖，则在巾环上面嵌以玉器，或在两侧配以玉环，以增别致之效果。明之一代，最为流行之色为红，上至官吏，下至平民，无不着以红袍，后来似乎觉得大伙儿都着红装，大同小异，无甚新意，则又改良，在衣服上绣以花朵，更有甚之，身披彩绘，绘着大大的荷菊图案，招摇过市！男子之衣服，穿红戴绿，描荷绣菊，以艳为荣。列位看官，可敢想象，大街之上，所行之男人飘红带绿、争相斗艳之景象乎？又有位唤作张献翼者，字幼于，乃嘉靖年的国子监生，有才学，著有《文起堂集》《执绮集》等传世，为人放荡不羁，言行随性而为，上面提及的身披彩绘，在衣服上绣大大的荷菊图案招摇过市的，便是此君。其唯恐言行不够诡异，出门时要带数种颜色的假须，走一段路换种颜色，前一里其胡须还是黑色，下一里已为绿色，时人称“五色须”。明人以美须为荣，张居正时常以拥有一部美须而洋洋自得，然比起张献翼随时切换胡须颜色，张居正实不及矣。然张献翼之举虽诡异，尚不足新奇也，还有更加奇怪的。时人有一首诗如是说道：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何解也？此诗之由来，有一个故事。话说无锡有一位名士，唤作邹公履，字德基，工于书画，性孤峭，藐视礼法，其于应天府游妓院时，头戴大红纱巾，内衣外穿，脚踩双高跟屐，走路时，由于鞋跟高，屁股左右摆动，实在妖娆之极。手里拿把蒲扇，脸上被乐妓印了数个唇红，嘴角含笑，洋洋自得。从妓院出来时，已有七八分醉了，走起路来，越发一摇一晃，满面春风。其后面又跟了几位同伙，跟他一样，都内衣外穿，扎红色头巾，这才有“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之说。见到这等怪异情景，也怪不得有人去了趟城里，归来泪满襟。此乃名士之举，然但凡一股大潮流的形成，若无官方的推波助澜，难成气候。再来说说官方人物的时尚之风。张居正对生活的讲究，以及对衣着的要求，可谓登峰造极。话说有一官员叫陆树声，字与吉，乃是有名的士子，嘉靖二十年会试头名，初至京师，蒙张居正挽留，去张府吃饭。这本是荣耀之事，然陆树声自打吃了那一餐饭后，就不想做官了，决心归隐。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掌握国家公器，乃一时无两的权贵人物，这一日傍晚，他从内阁出来后，所乘坐的是一架由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此轿不光大，轿内之设施亦是令人叹为观止，前有会客厅，后有卧室，间隔有道回廊，另有两名小童闷热时持扇，闲时焚香。陆树声是跟他一起回府的，只觉坐在轿内并无颠簸晃动之感，完全如置身于一间精巧雅致的内室。到了府上，张居正一边命人备酒饭，一边去内室换了件衣服出来。此一顿饭，珍馐佳肴自不消说，更教陆树声惊奇的是，一边在饭桌上吃着，一边竟让仆人给他梳理鬓发。鬓角之发若是乱了，自也影响美观，可堂堂男子，饭间休暇时候，居然让人时时梳理，实在是怪异之极。这还罢了，一顿饭光景，来来回回竟换了四套衣裳！陆树声在一旁冷眼旁观，却越看越是心寒，此等穷奢极欲之人，岂能长久乎？当然，在下这本书，谈的是明朝之生活琐事，不言政治，是否长久且不言及，张居正是个极其讲究之人，是毋庸置疑的。另有一位高官，乃工部侍郎徐渔浦，家中所置办之衣服，即便是爱美之女子，亦感汗颜。其卧室之内，有五个大衣橱，围列于卧室周边，每有客至，必让仆人留意来者所穿的是何等样衣裳，哪种款式、怎样的颜色，而后，他再根据客人的衣着打扮，在衣橱里选能够与之相配的衣裳，如此这般穿戴齐整之后，方才出去会客。列位看官，试想官员尚且不顾祖宗法度，争相斗艳，又岂能怪名士奇装异服，百姓效仿乎？以上所言，谓之地域、名人之效应，带动了跟风、攀比、时尚之潮流。还有一物，对此风潮有煽风点火之功效，即女人也。在下如是说，或有看官不服，莫非女人还能推动奢靡攀比之风？且莫着忙辩论，先听在下说一件事。话说在苏州府，有一处村庄，户未过百，村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淳朴，况村中日月与外界不同，平素也没多少事可以说道，特别是女人，所讨论的无非是村东头王家姑娘新做了件衣裳，款式怎生别致，或村西头姑娘的发髻与众不同，甚是新颖。某一日，村里有位姑娘进城，回来后穿了身新衣，乃短袖直领对襟短袄，袖口及护领白色相衬，下身则是柳绿色的马面裙，衬着她那白皙肤色，直如画中人儿一般，十分吸引人。其余的姑娘不免眼红，纷纷问这是哪家店定制的，可是今年最新款式？其中有一位姚姓少妇人，回了家后，向官人撒娇道：“奴家已数月不曾置办新衣，与她们在一处闲话时，人家所言皆是新衣之款式，奴家却是低头不敢言，自惭形秽，都不敢出去见人了，望官人也腾出些银子来，好歹置办一件，免得人说闲话。”这家官人也知道村中人妇竞相攀比，自家婆娘若是给比了下去，他脸上也不免无光，便咬了咬牙拿出银子来。列位看官应也明白，女子轻易不敢到外面抛头露脸，活动较少，也正是因了如此，即便明初期对庶民穿戴有禁令，而对于隐居家中的女人们，则禁之不及，由此村中攀比之风渐盛，继而影响男人的比较之心，也就不足为奇了。衣服如此，天生爱美的女人对发型亦是注重。史载万历初期，女子之发型十年如一日，鲜有变化，到了中期，则三年一变，而于后期，日新月异，为了看上去高贵，不惜以假髻装饰，头饰之中金银、玉器饰物，随处可见，至于后来，头上不戴些金银，不敢出门。从洪武初年的穿错一衣一物皆责罪，到后期以华丽为荣的攀比之风大盛，实乃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何以会如此呢？与政治有关，与经济复苏、人性之觉醒有关。明朝初期，举止间的一言一行，穿身上的一针一线，无不列入律法，稍有差池，追责问罪，将人性、欲望牢牢地禁锢，后来经济繁荣，国家昌盛，各行各业亦随之稳定，所谓的盛世便开始了。盛世时武将退居幕后，至少不常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而文人的地位则逐渐凸显，他们的文章渐渐地开始张扬个性，从而影响普通的百姓。在政治的默许下，文人的推动下，被压抑了许久的个性觉醒了，于是，他们肆意地张扬，不只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于行为、着装上，更是惊世骇俗，这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是宣示自由、平等的一种方式。五.一双靴子引发的血案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仲秋，丹桂飘香，明月在天，天地间青濛濛一片，甚是清朗。应天府五城兵马司内，一支百人的队伍，举着火把站在广场上，人手一柄刀，神色肃然，杀气腾腾。“走！”指挥使一声令下，队伍霍地转了个方向，往外奔将出去。杂沓的脚步声踏破了夜的宁静。这五城兵马司管理的乃是治安、巡防之事，若非有什么大案，皆由府院署处理，等闲惊动不了这帮兵老爷。那一支人马直奔一条民巷，在一道门前停下来，未及里面的人开门，前面的指挥使便做了个手势，两名士卒会意，抬腿便一人一脚，“啪”的一声，大门应声而开。那帮人鱼贯而入，里面的人家已被惊动，只见得一老一少两位妇人，惊慌地看着一身武装的兵老爷们，娇躯微微颤抖。指挥使目光如电，往院子里瞟了两眼，忽沉声道：“颜锁柱何在？”那位年少的妇人答道：“我家官人已有两日不曾着家，不知去向。”“是吗？”指挥使冷笑道，“本使接到举报，说颜锁柱在傍晚时分入了城，莫非他入城之后不曾着家？”那年少的妇人许是害怕，俏脸煞白，道：“不敢欺瞒老爷，奴家……委实不曾见过。”“罢了！”指挥使道，“入城而不归家，必也是负心汉子，本使就勉为其难，替他照看家眷。”言话时，已有两名士兵若抓小鸡一般将一老一少两位妇人抓了出去。次日早上，指挥使到衙门没多久，便有人来报说，门外有位自称是颜锁柱的汉子求见。指挥使眼睛一亮，嘿嘿笑道：“到底还是来了，带去堂上问话！”那指挥使整理朝服，及至大堂时，见堂下果然立了位汉子，并非想象中的那般粗犷，反倒显得有些清秀，头戴了条四方平定巾，着一袭粗布长衫，其打扮也无特殊之处，唯独那双靴子，煞是扎眼。从样式上来看，应是双虎头靴，不过是短帮的，靴靿较常见的长靴短了一截。黑绸为面，筒口部有卷云纹，颇是精致。指挥使打量着那颜锁柱脚上的靴子，忽抬起自个儿脚上所穿的靴子，笑道：“你脚下所踏的虎头靴，与本使这双皂纹靴比较，亦是不遑多让，且与本使说说，此靴所出何处？”那颜锁柱情知今日入得这五城兵马司的衙门，恰似一脚踏入了地狱，凶多吉少，然其虽是文弱书生的模样，倒颇有些胆识，嘴角一弯，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说道：“今日在下乃为救妻母而来，生死不计，只望指挥使大人格外开恩，放了她们，可好？”指挥使倒也痛快，道：“可以。”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