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先达 靳辉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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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试读：
前言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是从黑格尔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最后“成为马克思”的过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从19世纪末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它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其他阶段，就因为它是一个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存在到存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自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开拓这个研究领域以来，特别在最近30年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在西方，甚至出现了“青年马克思热”。许多人以极大的兴趣，探索其中的奥秘，追溯人类认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变革。然而，这一研究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在同一问题上，却往往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思，也不能不看到这个问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首先，通过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可以再现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真实过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如何实现人类认识史上这一空前伟大革命的，从而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是马克思同其亲密战友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总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批判地继承人类认识所创造出来的全部优秀思想遗产，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而创立的。它是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革命和科学以及马克思的天赋条件和艰苦创作高度结合的产物。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1]马克思的学说，是从人类全部知识总和中和19世纪40年代的现实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普遍的科学真理。因此，一百多年来，它尽管遭到愈来愈激烈的攻击和千方百计的曲解，但并没有被推翻，而且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的深化，它不断地得到证实、丰富和发展。
其次，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的每个组成部分，乃至它的每个基本原理，都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在实践基础上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是训练我们辩证思维的极好方式。它有助于我们从逻辑和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从马克思主义诸组成部分的统一中去把握它的每一基本原理，从而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第二国际理论家，如考茨基等人，背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无视对马克思早期哲学形成的研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思想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和社会学说，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2]，所以，他们企图以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考茨基说：“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的、历史的观点在极其特定的情况下，同新康德主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3]列宁正是总结了第二国际理论家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训，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三个部分组成的完整的统一体，而要真正了解这一点，不仅要懂得考茨基所熟悉的1848年以后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的发展，而且必须深入研究考茨基一无所知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列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全面研究和科学理解的光辉典范。
最后，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批判资产阶级通过伪造“青年马克思”来否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
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4]。只要社会还存在阶级，这种斗争就会继续下去，只是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罢了。用“青年马克思”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是20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策略。
青年马克思无非是指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即处在由不成熟到成熟过程中的马克思。然而，资产阶级所谓的“青年马克思”问题，是在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一些难点上蓄意制造混乱和进行歪曲，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这一意图，从20世纪头30年开始萌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五六十年代风行于西方，并在近20年内越出西方，成为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国际思潮。
这股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正像列宁早已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5]。这一科学论断，同样适用于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取得了空前重大的进展，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十月革命和我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愈来愈深入人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愈来愈增强，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日益陷入混乱和危机。资产阶级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烈影响，视为“永恒的”威胁，认为通过批判的反击预防可能的扩张，“这种办法比完全保持缄默显然更为有效”[6]。于是，叫嚣要“争取青年马克思作为一个同盟者”[7]，用它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为自己哲学提出一个纲领性任务，即“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得能为一切人所接受”[8]。这当然是欺人之谈。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社会科学，因而更不可能有为一切人都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回到青年马克思去”的口号，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遇到的深刻危机，反映了他们为了摆脱这种危机，妄图通过“解释”（实则是篡改）马克思主义，使其符合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然而，这口号，正像他们曾经提出“回到康德去”（19世纪末）和“回到黑格尔去”（20世纪初）一样，是注定要破产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修正”，始终是资产阶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盟。两者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就其理论观点而言，资产阶级思潮的产生，同第二国际理论家长期以来不能完整地、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无关系。这些理论家的观点错误，不仅直接影响到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且实际上孕育了从另一极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为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别用自己观点“补充”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对资产阶级的“青年马克思”问题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一篇重要的早期作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落入伯恩施坦等人之手，由他们长期隐藏，束之高阁，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公之于世。它的德文版的最初出版者朗兹胡特和迈尔在他们的“导言”中，公然提出，要根据这个手稿中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新的”解释，认为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新的福音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胡说什么这篇作品势必会改变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概念”，对论证“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具有“决定性意义”。他们特别称颂手稿的所谓“中心”思想，是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历史的真正目的”，如此等等。[9]他们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也正在于此。所以，他们扬言“发现”了两个马克思：一个是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一个是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手稿被他们硬说成是马克思“成就的顶点”[10]，而晚期著作则被贬为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11]。这实际上提出了用早期的马克思否定晚期的马克思，开创了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先例。
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的“新发现”，对日益陷入深刻危机的资产阶级哲学，无疑是一个新的“启示”，使资产阶级哲学家已经开始的对马克思作“新的”解释的尝试，变成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研究”马克思的热潮，正是30年代对马克思“新发现”的直接继续。这时，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尤其是新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对马克思的“解释”，不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理论观点的彻底发挥而已。就其基本倾向而论，有这样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歪曲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关系。他们先是将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认为老年马克思是“对青年时代理想的背叛”，谴责马克思背离了他原来的人道主义信念而成为“经济学家”。按照这种观点，似乎青年马克思“作了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极大尝试”[12]，以后放弃了这一难于胜任的任务，而把它局限于经济问题。所以，他们把作为“早期著作”作者的马克思同作为《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其实，马克思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理解到“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基础在于经济现实，因而放弃了思辨哲学，而着手对自己观点进行科学论证。也有人反对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强调这两者的一致性，但是统一于青年马克思，从而把《资本论》仅仅看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观点的“系统阐述而已”。[13]前者是割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关系的刻板的形而上学，后者是抹杀这两个不同阶段质的区别，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任何重大转折的庸俗进化论。这两种观点是相反相成的，它们都是推崇青年马克思，用以取代成熟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归结于黑格尔哲学。与从前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说相反，现在又把它看成是一种纯粹的哲学问题。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被看做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殊解释”。[14]如果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前主要是限于歪曲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将前者说成是由后者“借用”来的，那么现在西方“马克思学者”不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扩展而已。新托马斯主义者拉·皮尔竟然宣称：“……关于世界的共产主义学说完全建立在黑格尔的理论基础之上。”[15]由此可见，这种彻底发挥了的“理论”，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歪曲罢了。正像他们过去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一样，现在他们片面突出哲学问题，同样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
第三，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般哲学问题，而且仅仅归结于一个异化问题。这是现在西方流行的一种最时髦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奠基者是法国著名资产阶级教授让·伊波利特。他说：“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来源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我认为，从这一思想出发，并把人的解放看做人在历史过程中为了反对他的本质的任何异化（不论异化采取何种形式）而积极进行斗争，这就能更好地解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16]这就是说，在他看来，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就在于马克思始终坚持了异化的观点。青年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接受过来的异化思想，是贯串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和结论，都是由此而派生的。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什么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异化概念的纯逻辑推演。
由新黑格尔主义“同化”存在主义而产生的新黑格尔派存在主义，对马克思进行伪造的主要特点，是将异化纳入人本学的范畴，即把异化概念和“人”的概念一起作为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内容。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继费尔巴哈的宗教的人本学之后，又把异化概念用于人类社会，说明人的历史发展，从而建立了社会的人本学，或称“人本学的历史观”。按照这种历史观，“人类历史就是人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异化的历史”[17]。因此，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被他们看成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和“复归”的学说。马克思的“目标”，似乎也只是说明异化的产生和扬弃，只在于“使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和“使个人主义得到充分的体现”[18]。马克思是“异化”理论家，这就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赤裸裸的伪造。
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家攻击矛头，是直接指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9]。它不仅把历史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从而产生了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且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在于用一种严整的科学的历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学说，代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异化”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异化和人的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但是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才能对有关人的问题和异化问题给予科学的说明。把人类历史变成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用人的本质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企图用“人本学的历史观”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事实表明，在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马克思早期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问题占有突出地位。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尤其是对青年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以及诸如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概念和演变，作具体而深入的探讨，科学地阐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道路，并批判资产阶级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伟大导师马克思，长眠于海格特墓地已经一百年了。在举世缅怀这位思想巨匠的时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他庄严地指出，在马克思一生中有两个伟大发现：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揭示，“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0]。这两个发现，把人类思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使工人运动从“自在阶段”上升到“自为阶段”。正像恩格斯所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21]。过去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真理，现在的实践正进一步证明着这个伟大真理。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最好的纪念，莫过于继承他所开创的事业，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结合当代的实践使它得到丰富和发展。
注释
[1] 《列宁选集》，2版，第2卷，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例如，考茨基说：“我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哲学学说，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科学、一种特别的社会见解。”见《斗争》杂志德文版，452页，1909（10）。
[3] 考茨基：《致普列汉诺夫》，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264页，莫斯科，1933。
[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列宁选集》，2版，第2卷，439页。
[6] 麦·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8页，1955年德文版。
[7] 尼古拉斯·洛布柯维茨编：《马克思和西方世界》，1967年英文版。
[8] 《第14届国际哲学讨论会文件》，第2卷，74页，1968年国际版。
[9] 参见L.H.巴日特诺夫：《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 J.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274、275页，1932（5）。
[11] J.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274、275页，1932（5）。
[12] 《卡尔·马克思文选》，7页，1956年德文版。
[13] 参见拉宾：《青年马克思》，结束语，1976年俄文增订第2版。
[14] 参见皮·比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34页，1953年法文版。
[15] 拉·皮尔：《共产主义哲学》，2页，1952年英文版。
[16] 让·伊波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147页，1955年巴黎版。
[17] 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法兰克福，1963。
[18] 同上书，15页。
[19] 《列宁选集》，2版，第2卷，44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37～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一章黑格尔主义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出发点第一节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
鲜花是不能长在岩石上的。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他不仅需要相应的物质因素，而且需要适宜的政治思想土壤。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哲学的分裂和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为年轻的马克思登上理论高峰，揭开了思想发展的序幕。一、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德国是富有哲学思维传统的民族。被誉为“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黑格尔，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他学识渊博，富于创造性，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创立了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领域在内的，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思想界发生过重大影响，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控制了整个思想领域。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正是在1830年到1840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1]当时确实是黑格尔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黑格尔本人荣获红鹰勋章，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
但是，物极必反。正是在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达到极盛的年代，在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冲击下，黑格尔哲学发生了解体。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不是这位伟大思想家个人的悲剧，而是德国资产阶级演出的一出革命喜剧。它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时代的必然。黑格尔以其深邃的辩证法，永远结束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否定了历史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理想状态，可是他又把自己的体系宣布为绝对真理，把普鲁士社会视为历史的顶峰。这种体系和方法、前提和结论之间的矛盾，是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封建贵族相妥协的理论折光。它既以抽象的发展观念，反映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又以“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之类的命题，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祝福。当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不尖锐时，黑格尔主义作为官方哲学，可以维持其表面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可是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增长，德国资产阶级受到英、法资产阶级胜利的鼓舞和自身利益的要求，不能再容忍黑格尔哲学对宗教的妥协和为普鲁士封建制度的辩护，而日益成为德国社会发展障碍的封建贵族则害怕辩证法，对埋藏在黑格尔保守体系中的潜在革命因素感到畏惧。原来受到文教大臣阿尔滕施泰因支持的黑格尔主义，遭到了新任文教大臣艾施霍恩的排斥，昔日的官方哲学，如今在普鲁士的封建贵族眼里变成了革命哲学。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矛盾的激化，势必使黑格尔哲学内在矛盾尖锐化和表面化，从而引起黑格尔哲学的解体，使它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即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
老年黑格尔派是在编辑黑格尔遗著中形成的。黑格尔是1831年去世的。黑格尔死后，他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和学生，筹备出版一部包括讲演录在内的黑格尔全集。他们幻想黑格尔的哲学，是最终的、最后的哲学，是不会破灭的。黑格尔的学生们的任务就是阐述老师的思想，把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内容发挥出来。不久，他的著作十八卷集出版了，其中包括讲演录。《宗教讲演录》是由马尔海内克编订的，《美学讲演录》是由霍托编订的，《哲学史讲演录》是由被恩格斯戏称为“黑格尔派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米希勒教授”编订的。这些人同格舍尔和辛里克斯一起组成“老年黑格尔派”。
老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右派。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捍卫黑格尔哲学中保守的、唯心主义的垃圾。他们死死抓住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绝对观念视为基督教的上帝，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是以理性形式阐述的基督教神学。他们维护普鲁士的封建国家，把它看做是世界理性的体现。他们还竭力支持普鲁士的全部反动法律和封建等级制度。无论是哲学思想还是政治观点，老年黑格尔派都是保守的。
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左派。他们是黑格尔哲学的革新者。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它由全盛转向衰落，由统一走向分裂，都是通过内部派别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在一种思想体系中，异军突起，用新的形式来解释旧的学说，往往是这种体系崩溃的征兆。虽然黑格尔生前和死后，都曾受到正统护教论的神学家和非理性主义者们的反对和攻击，但并不能动摇黑格尔主义的统治地位，而真正破坏黑格尔体系的积极因素，是来自它内部的青年黑格尔派。恩格斯指出：“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看来这个体系从外部是不能攻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身为黑格尔派的那些人从内部攻击，这个体系才被打破。”[2]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有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埃德加·鲍威尔、卢格、费尔巴哈，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一度参加过青年黑格尔运动。一般说来，青年黑格尔派注重黑格尔的辩证法，力图从中得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
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派别，其中有着各种政治倾向，既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有民主主义者；既有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倾向于封建主义的保守派，因此包含着矛盾，蕴藏着分裂的内在根据。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正如黑格尔哲学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一样，随着运动的进展，青年黑格尔派同样向两极分化。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是德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理论表现，因此从这种解体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运动，不单纯是一个哲学运动，而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青年德意志运动”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是披着哲学外衣的政治运动。
德国的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激进的知识分子充当黑格尔哲学的“老田鼠”，以哲学斗争的形态，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是由德国特殊的政治和理论环境决定的。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英国和法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以笔和剑进行公开的战斗，以有声有色的英雄业绩争得了自己的统治；英国的资产阶级以蒸汽机、纺织机，以到处林立的烟囱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却在封建的小邦制度的枷锁下苦苦挣扎。他们羡慕英法资产阶级，但又被英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矛盾吓倒，恐惧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因此，德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怯懦，畏首畏尾。
德国的历史现实虽然落后于英国和法国，但却以其哲学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同时代人。德国哲学的发展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那些软弱的，但却怀着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渴望的哲学家们，驰骋在抽象的思辨王国之中。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3]
哲学思维传统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表现为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现为从黑格尔哲学的分解和重新组合中产生的青年黑格尔运动。二、青年黑格尔运动 批判宗教批判国家
在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青年黑格尔运动，正是围绕宗教和国家问题展开的。青年黑格尔派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仿效百科全书派，以反对宗教作为斗争的序幕。
在欧洲，宗教有其深厚的基础。在中世纪，教会处于统治地位，它支配着社会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到19世纪30年代，宗教问题在德国仍然很突出。宗教是普鲁士世俗政权的政治支柱和精神支柱。因此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而在宗教问题上，黑格尔采取的完全是妥协的态度。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他的唯心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和哲学知识构成绝对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宗教和哲学只有形式上的差别，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宗教是通过表象、通过象征揭示哲学理性的内容，它们的对象是一样的。所以哲学在解释宗教时，实际上是解释自己，而在解释自己时，也就是解释宗教。例如，他在《小逻辑》的第二版序言中，就批评把哲学同“纯朴的宗教和虔诚”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很坏的成见”[4]。他宣称，宗教和哲学“两者的内容实质却是一样的，有如荷马所说，有一些星辰具有两个名字，一个在神灵的语言里，另一个在世间人的日常语言里”[5]；他还说，“只要宗教有一个信仰、一个教义、一个信条，那么它便具有哲学所从事寻求的东西——真理——在这里面，哲学和宗教便可结合起来”[6]。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宗教看成是绝对观念发展的一个环节：“宗教是精神［发展过程］的完成，精神的个别环节：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精神必须回归到并且曾经回归到宗教作为它们的根据，所以它们一起构成整个精神的特定存在着的现实性，而整个精神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是它的这些方面从自身区别开并回归到它自身的运动。宗教一般的发展过程就包含在这些普遍环节的运动里。”[7]
在黑格尔的学生中，首先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表示怀疑的是费尔巴哈。他在1831年匿名发表了《论死与不死》的文章，反对个人灵魂不死，只承认整个人类灵魂不死，这是黑格尔派中出现的非正统的神学观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如石投海，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浪。在黑格尔死后，首先站出来反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在黑格尔体系上打破一个缺口的是黑格尔的另一个学生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1808—1874）。他在1835年出版了《耶稣传》。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部名著。它的出版，掀起了对宗教的批判，标志着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兴起。
施特劳斯曾在杜宾根学习，黑格尔突然逝世前不久，他在柏林大学听过黑格尔讲课。但是，黑格尔不注重福音故事，而是着力于它们的象征意义。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反对黑格尔用哲学论证宗教，否认逻辑真理和宗教真理的一致性，认为宗教和哲学本质上是不同的。特别是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福音书中的故事，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些神话。这些神话是在基督教团体内部无意识地形成的，并且反映了这些团体所处时代的信仰救世主的观念。《耶稣传》对宗教的看法，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也没有说明宗教的根源，它把征服罗马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斥之为无稽之谈，但重要的是它把作为整个基督教信仰中心的救世主——耶稣，看成一个普通的凡人、一个无非是怀着博爱思想，在德行上并非永远无可指责的青年犹太法学教师；而把圣经中的奇迹，看成没有历史真实性的，充满逻辑矛盾经不起任何推敲的神话，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基础，把矛头指向宗教。而在当时的普鲁士，反对宗教就是间接地反对政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头一个推动力。”[8]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年轻的恩格斯在1839年10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一再谈到《耶稣传》的影响，并公开声称自己是“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赞扬施特劳斯摧毁了宗教的“根基”和“历史基础”[9]。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哲学家鲁道夫·海姆在谈到《耶稣传》时说道：“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使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们都接受了黑格尔的见解，使我们从神学的幻想中越来越醒悟过来。该书对一个人所发生的魅力是难以形容的。我从来没有这样愉快，这样从头到尾地读过任何一本书……那就好像从我眼中去掉了几层翳障，一道亮光射在我前进的道路上。”[10]《耶稣传》所掀起的对基督教批判的轩然大波，也使思想阵营发生了分化和重新组合，例如布鲁诺·鲍威尔原来是保守的老年黑格尔派的信徒和代表，他所创办的《思辨神学杂志》就是老年黑格尔派的刊物，可是在施特劳斯举起批判宗教旗帜之后，他在《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中，以同施特劳斯继续争论的形式，对宗教进行了更深刻的批判，逐步转到青年黑格尔阵营，并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
鲍威尔反对施特劳斯把福音故事的产生看成是无意识的，认为福音故事在其形成的历史进程中，是通过人们的意识，由故事编造者为了宗教的目的故意制造出来的。鲍威尔强调自我意识在福音故事形成中的作用，把自我意识看成一切宗教观念的基础，把人的自我意识置于宗教的神性之上，实际上是否认了神学的超人的内容。这样就朝彻底的无神论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分歧，是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分歧。他们各自抓住黑格尔学说中的一个方面，施特劳斯抓住实体，而鲍威尔抓住自我意识，彼此作为反对对方的手段。而且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围绕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团体内部像传统神话那样自发地形成的，还是福音作者自己虚构的争论，后来扩展成什么是历史过程的主要动力问题，即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究竟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施特劳斯以“绝对精神”来论证现实的合理性，论证现实所固有的客观的内在的运动必然使存于现实中的全人类最高理想得到实现。而鲍威尔则认为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合理的。他把“自我意识”同现实对立起来，认为自我意识必须批判现实。
在历史上，神学是哲学的污点，哲学对神学顺从，充当神学的婢女；而现在，历史进行了报复，哲学举起了反叛的旗帜，批判神学。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没有超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范围，但是其反对宗教的斗争，仍然是进步的，有积极意义的。鲍威尔对神学的批判，触犯了当局，被剥夺了在波恩大学神学系授课的权利，并受到许多人的围攻和斥责。他的兄弟埃德加·鲍威尔，由于在伯尔尼出版《批判派同教会和国家争论》而被投入监狱。
当时，青年黑格尔的机关刊物是阿尔诺德·卢格于1838年出版的《哈雷年鉴》，即《德意志科学艺术问题哈雷年鉴》。它同老年黑格尔派的机关刊物《柏林科学评论年鉴》是对立的。
开始时，卢格的《哈雷年鉴》只限于讨论美学、文学、哲学，政治倾向性并不明显。卢格在1837年8月的一封信中曾概括过自己刊物的宗旨：“从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独立的，真正的批判，同时准确地说明引起当代人们注意的问题。”[11]在给罗森克兰茨的信中把这个刊物说成是“德国文学艺术生活时钟的一根当代的指针，它描写重要人物的特征，评论艺术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的倾向和各个不同的方面，并和其他大学建立通讯联系”[12]。但由于在反对宗教斗争中，它站在施特劳斯一边，主张国家和科学不受教会的束缚，从而卷入了政治斗争，发表了不少在政治、哲学、宗教观点方面同老年黑格尔派相反的观点，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刊物，使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超出了大学的院墙，在更大范围内发生了影响。
对宗教的斗争，只是间接的政治斗争。随着德国社会矛盾的增长，政治斗争的加剧和革命运动的发展，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问题直接进到政治领域。而在政治领域中，最根本的当然是国家问题。他们抱着改革普鲁士社会的愿望，对当时的德国政治制度作了一些批判。
卢格对普鲁士国家的看法，仍然是黑格尔的观点，把它看成是绝对观念的体现。这不仅是卢格一个人的看法，而是表现了青年黑格尔派对国家的崇拜。但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把普鲁士国家理想化，认为它虽然体现了绝对观念，可是还没有完成它的最高使命，必须改造。1839年10月，《哈雷年鉴》公开批评了普鲁士国家，要求它成为真正自由的国家，同反动势力割断一切联系，这当然是幻想。但是这篇文章标志着青年黑格尔派从批判宗教转向批判国家。
青年黑格尔派虽然批判了普鲁士国家，但寄希望于它，盼望它变成一个理性的国家。可是现实正好相反。1840年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青年黑格尔派曾对新王满怀期望，实际上他比老王更反动。他仇视法国革命，梦想恢复中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刚即位时，他曾采用了一些伪善的手法，骗取信任，随后就脱去了披在专制制度上的华丽外衣，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反对颁布1815年许诺的宪法和召集邦国民议会，并且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镇压，他加强思想控制，对任何自由主义的表现，都坚决反对。老迈昏庸的谢林，作为“灭火队”被搬到柏林大学，充当政府批驳黑格尔学说的御用哲学家。而哈雷大学的学生要求聘请施特劳斯讲学，却受到严厉斥责。新王严密控制舆论，青年黑格尔分子鲁滕堡，因为一篇文章被撤销了士官学校地理教员的职务。青年黑格尔派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国家观，但是威廉四世的一系列措施，很难使他们相信，这种国家就是黑格尔绝对观念的体现。同对宗教深刻的有声有色的批判相比，青年黑格尔派在理性名义下对国家嘟嘟囔囔的批判是胆怯的，畏首畏尾的。怨言中渗透着幻想，指责中包含着期待。这表现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软弱性和局限性。
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是“批判哲学”。他们主张批判宗教、批判国家，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可是从哲学路线上说，其中有些人是沿着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继鲍威尔宣扬“自我意识”，崇拜“批判地思维的个人”之后，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宣扬只有我才是唯一的实在，不仅宗教，而且国家、财产、道德，都是“自我”的产物，从而由客观唯心主义彻底转到了主观唯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
青年黑格尔运动还有一条路线，这就是由于对现有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使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这是青年黑格尔运动中的左派，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他对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发展方向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如鲍威尔、施特劳斯，都是依附于黑格尔，他们在黑格尔唯心主义范围内，用黑格尔的一个范畴来反对黑格尔的另一个范畴。而费尔巴哈跳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范围，用唯物主义代替了唯心主义。他在1839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就是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代表这条路线的开端。恩格斯说：“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以后，只从事于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普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13]恩格斯最后一句赞语，是对费尔巴哈为青年黑格尔派开辟了另一个方向的高度评价。
事物都是在矛盾中前进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是从黑格尔出发，朝着两个对立的方向发展。以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由客观唯心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则走向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由于自己哲学所固有的缺陷，只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达到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而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门口。
青年黑格尔运动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运动。它在当时的德国，对于打破黑格尔哲学的独占统治，对于反对宗教和宣传无神论，传播激进的政治观点，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恩格斯在评价青年黑格尔运动时，曾赞扬它“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14]。但是青年黑格尔运动终究是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运动。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运动的实际政治成果是微小的，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历史功绩，这就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孕育了适当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土壤。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青年黑格尔运动兴起时，在他们批判宗教，批判国家的战斗气氛下，开始自己的哲学和政治活动的。正如恩格斯总结的，“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5]。
时代条件是最强有力的因素。每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形成了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它要求产生而且一定会产生与自己时代相适应的人物。恩格斯在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曾深刻地论述了时代的作用。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16]恩格斯列举了列奥纳多·达·芬奇、阿尔勃莱希特·丢勒、马基雅弗利、路德，指出：“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17]。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浪潮，终于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把许多当时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特别是把困居穷乡僻壤的费尔巴哈抛在后头，而把特利尔一个律师的儿子、年轻的马克思推向了历史的前台。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88～5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88页。
[4] 黑格尔：《小逻辑》，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 同上书，12页。
[6] 同上书，13页。
[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18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325页，1956年俄文版。
[10] R.海姆：《回忆录》，105页，1902年柏林版。
[11] 《卢格通信集》，第1卷，66页。
[12] 同上书，6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6～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8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5页。
[17] 同上书，446页。第二节 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道路，是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从费尔巴哈进一步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黑格尔主义是马克思的思想出发点。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中，通过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逐步转向黑格尔。一、从厌恶黑格尔到转向黑格尔
转向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30年代，是德国哲学领域中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当时一些有头脑、有作为、追求真理的年轻人，都为黑格尔哲学所吸引。费尔巴哈就是这样。费尔巴哈于1824年由海德堡大学转到柏林大学，正好黑格尔在此执教。黑格尔的渊博知识和深邃思想像磁石一样，牢牢地吸住了费尔巴哈，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新天地。到柏林大学不久，他在写给自己父亲的信中欣喜地赞扬黑格尔：“亲爱的父亲！虽然我不过才听了四个星期的课，但收益却已经多得无可估量。听布道讲学时一知半解，感到晦涩，至少觉得是根据太薄弱的地方，我现在听了黑格尔的几次讲演后，都已能了解得很透彻，并且也看得出这道理的必要性；本来在我身上仅仅像火绒一般微微燃烧着的东西，现在却觉得很快就要燃起熊熊火焰。别以为我弄错了。为求知欲所鼓舞和在受过道布这样人的培养后，已经有了准备和训练了自己的思考能力的人，来到黑格尔这里，在听了几课以后，就感到他的思想的渊博和深邃的强有力的影响，是完全自然的事。而且黑格尔讲学极为明晰易懂，不似他写的著作那样佶屈聱牙；因为他极其注意听众的理解力。但最令人敬佩的是他阐述某一观念时，虽然也掺入些普通的概念，不甚严格地遵循哲学的程序，以阐发他的思想，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须臾不离问题的症结处。”[1]他赞扬黑格尔像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一样有“天才”。他还写信告诉他哥哥，他已“从神学转到哲学”，“哲学的嗜好保证了我的哲学才能。我在这里，在柏林，比之以前，已经大大进步了。人的进步，哪里也没有比在思想上来得快。思想一旦解除了藩篱，便成为一股洪流，不可遏止地把我们不断冲向前去”[2]。除了美学外，费尔巴哈在柏林大学听了黑格尔的全部讲课，《逻辑学》甚至听了两遍。当然，费尔巴哈并不是无条件地崇拜黑格尔，不久以后，费尔巴哈便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中最致命的要害，即颠倒思维和存在、逻辑和自然的关系提出了疑问：“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怎样？是不是如同逻辑对自然的关系呢？凭什么理由可以从逻辑的范围转到自然的范围呢？这相互转化的不可避免性的原理又何在呢？”[3]而且提出：“黑格尔哲学对现代和将来的关系如何呢？”[4]这说明费尔巴哈已经开始思考整个黑格尔哲学的问题。费尔巴哈走的是一条由神学到哲学由转向黑格尔到反叛黑格尔的道路。
就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复费尔巴哈的道路，不过是在更高的形式上。费尔巴哈是入宝山而空回，而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却获得了费尔巴哈所没有获得的硕果。
马克思于1836年10月由波恩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当年轻的马克思只身来到柏林时，黑格尔虽然已经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仍然有着强烈的影响。柏林大学当时是黑格尔主义的中心。黑格尔本人从1818到1831年，曾在这里讲过学。他死后的一段时期，许多讲座仍然是由他的学生们主持。
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黑格尔哲学。相反，他在波恩大学，一度倾向于康德和费希特；转到柏林大学初期，仍然喜欢文学。他在一首诗中说：我要占有一切最美好的神赐。我要大胆地钻研科学，掌握音乐和艺术。[5]
同当时许多倾向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青年一样，马克思喜欢文学，特别是诗歌；对美妙的诗歌的爱好，胜过对黑格尔的抽象的思辨哲理。他曾把对燕妮的思恋，倾注在诗歌之中。马克思的文学才能是卓越的。他在1837年写了题为《狂歌》的两首小诗（《小提琴手》、《夜恋》），1841年1月在《雅典神殿》上发表时，赢得了报纸的赞扬和鲍威尔的鼓励。马克思还写过一个剧本《乌兰内姆》（第一幕），写过讽刺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
但是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19世纪30年代末，虽然德国古典哲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柏林，特别是柏林大学，哲学的气氛仍然很浓。一个民族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是不会轻易丧失的。在马克思就读的法律系，爱德华·甘斯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甘斯和法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之间的争论，已经超出纯法学的范围，而进入哲学的领域。法的历史学派是极端保守的。他们反对法国启蒙主义者，反对他们援引自然法来论证改革现制度的必要性，他们以所谓法的历史观点来对抗自然法，强调普鲁士的法律应该以习惯法，以传统的德意志法为根据来进行改革，而不能以承认普遍公民权的革命法律为样板。甘斯作为立法依据的是绝对观念。他认为法应该体现绝对观念，但是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制度，并没有完美地体现这一点，它必须不断地发展，使具体的立法能与法的本质相符合。这种关于立法依据的争论是个哲学问题。马克思在法律系学习，吸引他的与其说是法，不如说是法哲学。马克思正是通过甘斯，通过法哲学的研究，逐渐发现黑格尔哲学思辨的魅力。
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偶然性也往往会起作用的。马克思学习历来刻苦，1836年初在波恩大学时，就因为过分劳累而病倒过。转到柏林大学后，马克思在思想探索的崎岖小道上更是奋力攀登：我要勇往直前，永不休息，永不偷闲，切莫呆呆地沉默不语，无所希求，无所事事！切莫无言和畏怯地从低轭下面爬过，要知道渴望、心愿和事业仍然会留在我们身边。[6]
不停地钻研，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使马克思又一次受到病魔的袭击。他遵从医生的建议，迁居到柏林郊区风景优美的施特拉劳休养。生病对一般人来说是休息，可是马克思却在休养期间，从头至尾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的大多数学生的著作，并开始结识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组织，是由几个大学讲师、文学家和中学教员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是柏林大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多洛亭高级学校近代史教员科本，以及柏林军官学校的地理教员阿道夫·鲁滕堡，等等。马克思参加了“博士俱乐部”，虽然当时年不过20，但以其独特的才能，深邃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头角崭露，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赢得了尊敬。比他年长九岁，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布鲁诺·鲍威尔，对他刮目相待。莫·赫斯把他看成是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的结合，是“唯一的伟人”，“真正的哲学家”。“博士俱乐部”在没有蜕化为柏林“自由人”之前，在批判宗教，传播激进的政治观点，力图从黑格尔哲学引出革命结论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这些结合在“俱乐部”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风华正茂，激情满怀，在咖啡馆里无休止地争论黑格尔哲学，勇敢地批判宗教教条，捍卫信仰自由、出版自由。
投身到青年黑格尔运动的马克思，也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他修改和补充他父亲写的关于天主教教会和普鲁士政府之间的科伦冲突的文章；写过讽刺卡·菲·费舍的《神的观念》的小册子——《该受鞭挞的费舍》；批判波恩大学神学教授海东梅斯，并打算同鲍威尔合作创办一种哲学期刊——《无神论文库》。
正是通过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马克思从讨厌黑格尔的“稀奇古怪的调子”到“再钻进大海”，即转向黑格尔，从黑格尔深刻的思想海洋中吸取智慧。二、一个重大的转折
马克思的才能是卓越的。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已经显示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冷静地考察现实的才华和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高尚感情。但是，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的不是中学时期，而是他进入柏林大学以后同黑格尔思想的接近。
马克思对自己转向黑格尔是非常重视的。同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也给自己的父亲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在转向黑格尔以后内心的激动。他在信中一开头就说：“在生活中有着这样的时刻，它给自己消逝了的时光立下了界碑，同时又明确地展示出新的方向”[7]。这说明，马克思当时对结识青年黑格尔分子，转向黑格尔哲学估价很高，把它看成是标志自己新方向的界碑。
的确，对马克思来说这是个转折。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它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领域和最富有成果的辩证法，雄踞于哲学殿堂，成为“哲学之王”。黑格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唯心主义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人。他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把矛盾看成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在一定意义上，没有黑格尔哲学，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转向黑格尔哲学，使得年轻的马克思有可能运用辩证法来总结自己起伏不定的思想，大大缩短了摸索的过程。
马克思曾倾向过康德和费希特。但是他通过研究黑格尔哲学，发现在应有和现有即理想和现实的问题上，黑格尔的看法无疑比康德、费希特更富有启发性：康德和费希特喜欢在太空中飞舞，翱翔到遥远的国土，而我却只想透彻地理解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8]
康德和费希特把理想和现实割裂开来，理想是脱离现实的，在太空中翱翔的愿望，它高尚纯洁，一尘不染，可是软弱无力。黑格尔虽然也沉醉于思辨之中，但富有历史的现实感，他反对康德和费希特把应有和现有对立起来。他在《小逻辑》一书的导言中，就不点名地批判了康德：“惯于运用理智的人特别喜欢把理念与现实分离开，以命令式的‘应当’自夸，并且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这个世界好像是在静候他们的睿智，以便向他们学习什么是应当的，但又是这个世界所未曾达到的。”[9]他还冷嘲热讽地说：“如果这个世界已经达到了‘应当如此’的程度，哪里还有他们表现其老成深虑的余地呢？”[10]黑格尔强调的是应有和现有的统一性，“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无力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11]。
马克思正是以黑格尔关于应有和现有的统一为依据，对自己在柏林大学一年来的学习进行了批判。他首先批判了在柏林第一个学期的诗歌创作。他不是从文艺的角度，而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评价，责备这些诗把主观理想同现实对立起来。说在这些诗里：“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不清，而一切模糊不清的东西失去了界限。攻击着现实，空泛的和飘摇不定的情感，毫无自然性，一切是凭空虚构出来的，把实在的东西同应有的东西完全对立起来，修辞上的思索代替诗歌的意境。”[12]
马克思不仅对送给燕妮的最初三本诗歌，从哲学角度进行了自我批判，而且对自己一年来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试图建立法哲学体系所遇到的困难，同样进行了总结。马克思不仅听甘斯和萨维尼的法学课程，并且阅读了大量有关法学的著作。他研究萨维尼的《占有法》、恩·费尔巴哈和格罗尔曼的《刑法》、殷根海姆的《法规大全》、米伦布洛赫的《立法原则》，甚至准备通过钻研法兰克福国王们的法令和罗马教皇给国王们的信来研究德国的法律。马克思在研究中，感到头等重要的事是钻研哲学。为了深入法学基本概念的本质，他曾试图创立法哲学。但是，这种试图同他的诗歌创作一样，存在着应有和现有的对立。他说：“这里首先一个严重障碍正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产生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开头我搞的是我慷慨地名之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概念的定义，这一切都是模仿费希特的”[13]。
黑格尔哲学中吸引马克思的是它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在创立法哲学的尝试中，发现正是数学论证形式，“一开始就成为了解真实事物的障碍”。因为采用这种方法，“主体围绕着事物跑来跑去，发出这样那样的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却没有形成为一种多方面展开的活生生的东西”[14]。马克思认为，研究法律、国家、自然哲学等等，“必须从发展方面细心研究客体本身，决不应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在地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发现自己的统一”[15]。这说明马克思已抛弃用抽象的理念衡量现实，而是采用了“到现实本身中寻找观念”的黑格尔的方法。当然，这种把探讨事物看成是发现事物理性的观点，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它强调事物的理性是矛盾的东西，主张“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的看法，是辩证的。
马克思从1837年转向黑格尔哲学，但不是无条件的。在1837年11月10日那封著名的信中，马克思告诉他父亲，虽然他过去厌恶黑格尔哲学，但现在要回到黑格尔哲学，“不过这次却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物质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学习剑术，而是在太阳光下检验一下珍珠的成色了”[16]。马克思不是要学习黑格尔思辨的“剑术”，而是要在太阳下检验珍珠的成色，即对它进行验证。马克思年轻时制定的这条原则，预示了他同黑格尔的关系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虽然参加了“博士俱乐部”，参加了青年黑格尔运动，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政治上，马克思是革命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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