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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群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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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风景试读：

他本是安徽江南的小说作家，如今成了广东五邑的文化歌者。小说《红碉楼》、《立园》、《小鸟天堂》、《天使的飞行》，电影文学剧本《黎民伟》和《碉楼迷情》，单独出版的《黎民伟评传》，及眼前的《绿风景：侨乡民国电影人与当代作家》，俱可为证。离开家乡客居侨乡的文坛才子凤群，细数离开侨乡寄居他乡的影坛群星，是机缘，或也是命数。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勇敢走出侨乡的先辈，其实是同道中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心怀万千款曲，才描绘得出这道美妙的“绿风景”。

早期民国影坛，广东人、浙江宁波人几乎各占了半壁江山，广东人还是多半壁。这个事实于一般人，只不过是一个知识信息；在有心人看来，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凤群有心且有意，率先提出“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概念，进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已出版的《黎民伟评传》，和本书第一辑《民国影坛》中的16篇文章，就是他最近10年的心血果实。凤群的创意和实际工作，为侨乡地域文化研究增添了电影文化的光彩，又使民国电影历史研究增添了地域文化的新维度，对二者都有不可忽视的启发和贡献。

所谓侨乡电影人，非在侨乡从事电影事业的人，而是从侨乡走出，在上海、香港等大都市中创造电影历史的人。那时候要从事新兴的电影工作，无论是出于生意眼或是好奇心，是时尚追求或是救国抱负，都需要尝试勇气、冒险精神和开放心态作为支撑。这种勇气、精神和心态从何而来？至少有一半答案在侨乡及其文化传统中：生活压力转化为创造生活的动力，地理间的流通带来了心理间流通，经济财富的积累推动了精神性累积，对外界的开放性引导了内在自我的开放性。黎民伟借鸡生蛋到电影救国，罗明佑复兴国片到联华梦断，严珊珊从革命女子炸弹队员到中国银幕上的首个女演员，李旦旦由银幕飞向蓝天，俱可见侨乡血脉的遗传因子。贤妻良母林楚楚，影坛劳模黎灼灼，放浪不羁的余美颜，我行我素的杨耐梅，这些或感人或悲壮或凄凉的人生故事中，有侨乡文化的谱系与流变。

凤群是大学中文系出身，创作过小说《谜船》等作品，习惯于穿越时空，真幻同构，心念自由。没想到转行做民国电影史研究，从语言到影像，以历史文献和口碑史料为桥梁津渡通向历史现场，居然也不隔，还似训练有素，且机智过人。《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展示了整体性学术框架，《〈庄子试妻〉：香港第一部电影学术之争》呈现了清晰的思辨能力，《童星黎铿：生命的绚烂与陨落》表现出调查功夫和史学识见。研习电影史，常会遇到“剪刀浆糊牌”资料书籍，天下文章一大抄，虚实杂陈，真伪莫辨。《绿风景》也难免遭遇此类水货，好在凤群常识健全而人情练达，作为知识传播者，对所得资料信息作认真仔细的考据和甄别，在《胡蝶事迹考》和《陈云裳：上海孤岛时期的影后》中显出功夫。

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因为要为研究对象设身处地，进而投射移情，常会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苦乐其苦乐。久而久之，不知不觉地会与对象产生情感认同，以至于对自己的主人公百般回护；甚至恍兮惚兮，出现“屈原就是我”或“我就是蔡文姬”的迷离局面。这就容易模糊人我边界，从而可能会削弱学术研究者必须坚守的独立和公正立场。凤群心性温厚而情感丰富，对他的描写对象总能体贴入微，例如他研究黎民伟数年，由熟悉而敬仰，因敬仰而爱戴，念兹在兹日久天长，电影剧本和文学评传中就难免出现情感立场同化痕迹。好在，凤群的心底和笔下，立场和边界的线索并未真正模糊。有人对电影学界崇尚黎民伟而忽略其四哥黎北海极度不满，决意反其道而行之，要扬兄抑弟；凤群虽作文为黎民伟辩护，但却没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证据是，他也写了《黎北海的电影人生》，肯定其开拓性贡献，揄扬其对香港电影的功劳，并对其中年坎坷和暮年不幸抱有同情怜悯之心。

凤群不仅是一个合格的知识传播人，更是个出色的信息加工者。琐碎的信息到了他的手中，能够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平淡的故事在他的笔下，能变成起伏跌宕的人生传奇；传奇的情节经过他的处理，会更加风云舒卷变化万千。这本领，我想是出自他的文学天赋及长久的叙事训练，叙事技能似已上升为一种艺术修养，融化在他的篇章构想和文字书写过程中。这样，书中的民国电影人物故事，才会如此有声有色，可读可赏。对此，我只有佩服的份。

本书的第二辑《侨乡作家》是当代的，与第一辑《民国影坛》交相辉映成侨乡文化生动景观。我得说，这一部分文章，作者写来更加得心应手，也更潇洒自如。或许是，这些作家和诗人与作者同时、同地、同行、同道，说不定还有相互交流。即使并不熟，以凤群丰富的写作经验和对文学的深刻洞察力，也不难作精准入微的阅读和评说。《孤独者的生存神话：解读商河》一文，就可圈可点。

这一辑文章，还分别评论了五邑本土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新移民作家、女性作家和旅美作家的代表作及其整体风貌，堪称《五邑文学史鉴》。其中涉及小说家商河、陈占标、邝宇、见海如天、张启雄；散文家林金水、明明、黄伟华、卢湘、林永欣、关榆林、钟健文、黄倩娜、陈云白、张弛、黄文婷、王晓霞；诗人唐奇、谭日超、陈达光、陈英博、罗凌、吴迪安、野松、翦伯象、狂子、星草、李白云、黄岸贤、曾金玉；新移民作家尹继红、野湖川、姚瓦、岳勇；本土女作家叶娉云及作品《窗外有春光》、余颖娉及作品《归》、张碧云及作品《生如夏花》、霭琳《假如爱，是种苦难》以及她的女性长篇小说三部曲；旅美作家刘荒田的前期散文。如果要将这一辑文章单独取个书名，我建议考虑《五邑文坛点将录》或《五邑当代文学指南》二者选一。对上述文章，外地读者如我，只有认真学习的份，没有多少插嘴余地。我的学习体会是：将作家和诗人的大名点上一遍，就已是一种宝贵信息；对不同门类作家作品作逐一阅读和点评，那更是对五邑文坛的一份功德。《附录：文坛掠影》中共有8篇文章，之所以放在附录中，而没编成第三辑，无非因为这些文章的论述对象超出了侨乡的范围。其中涉及80后的创作，涉及新散文、新乡土散文、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及几部有分量的作品解析，还涉及前辈大师巴金和沈从文。将这些文章收入书中，当是作为《侨乡作家》的参照系。换个角度，也无妨将这些文章看作是凤群的阅读地图、文学思考路线图。正所谓：“你站在桥头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我猜想，在沈从文当年竭尽心力建构而成的“希腊小庙”前，或有凤群长年供奉的一瓣心香。

是为序。（本文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知名影史学者与金庸研究专家。）第一辑民国影坛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是笔者近几年对中国早期电影人研究中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其他研究民国电影的学者著作中鲜有涉及。自然，这与笔者身在广东五邑侨乡不无关系，因为在广东所有侨乡中，诞生电影人最多的还是五邑侨乡，杰出电影人物几乎贯穿一部百年中国电影史。民国电影人物在广东侨乡集中涌现，他们的思想形成以及精神追求，无疑都受到侨乡文化的影响，这也为我们解读侨乡历史文化另辟了一条蹊径。一、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物谱系

在研究民国电影史的时候，研究者其实不难发现，早期中国电影人的主体基本上是由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组成，而广东人占据大半。2005年，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幕，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决定，选出中国电影史上五位杰出电影人为“中国电影开拓者”，并树立铜像，作永久纪念。最后确定任庆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和袁牧之五人，五人中就有两人来自广东。另外，民国电影史上的三任电影皇后张织云、胡蝶和陈云裳，全部是广东女性，这个现象不由笔者对此产生浓厚研究兴趣。然而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还进一步了解到，民国影坛广东电影人群体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优秀团队，而且这个群体人员几乎全部集中在广东侨乡。如潮汕侨乡的郑正秋、蔡楚生、陈波儿；中山侨乡的阮玲玉、卢根、黄绍芬、郑君里、特伟；番禺侨乡的罗明佑、张织云，谢添；佛山侨乡的严珊珊、杨耐梅等。当然，早期电影人最多的还应该是五邑侨乡。说到五邑侨乡的电影人，绝大多数人津津乐道的是目前走红影坛的几位香港明星，如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甄子丹、容祖儿、曾志伟等人。其实，五邑侨乡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许多电影大家，如黎民伟、黎北海、林楚楚、胡蝶、李旦旦、关文清、司徒慧敏、黎灼灼、陈云裳、黎铿，还有同一时期在好莱坞影坛产生较大影响的第一位华人摄影师黄宗沾、第一位华人女导演伍锦霞、以及好莱坞著名华人女演员黄柳霜、黄耐霜等，他们都为中国早期电影乃至世界电影做出过杰出的贡献。虽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出生在五邑侨乡，但由于亲友与家族的关系，他们与五邑侨乡却有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如黎民伟兄弟每年都要回新会“拜山”“祭祖”；胡蝶也在少女时代常与父亲回鹤山探亲；关文清、司徒慧敏与故乡开平亲友们始终保持联络；黄宗沾、黄柳霜也曾回国访问，与前来探视的台山亲友会面，以及广东电影人相互之间的来往，这些都难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不受广东侨乡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并在民国影坛形成一种独特的群体文化特征。“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的出现，可能与广东受电影文化影响比较早有一定关系。而电影文化在广东的传播，与华侨却有关系。“1903年，一位回乡娶亲的华侨带着风光短片，在西关高升茶楼放映‘电影戏’。此后，一些临时性的零星放映活动时有出现，而营业性的放映场是二三十年代才涌现的……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电影院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州林立。当时最早的电影院是‘明珠映画院’，它于1921年在长堤大马路落成公映。广郑正秋州市的电影院中，大多数为美国华侨集资创办。”而在美国的华侨，绝大多数又是从五邑侨乡出去的。除了广州，同样在民国时期，由于华侨将电影带入国内放映，广东各地侨乡电影院也非常多，直接影响了一大批海内外有识之士积极投入电影这个新型而又先进的文化事业。

黎民伟的挚友，也是上海联华公司的老总罗明佑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就曾经说过：“从我于民国八年‘五四’运动时办真光电影院起，我随时随地都遇见广东籍的银色战士，时间至今已有二十三年之久，空间包括国内外。在我未加入电影战线之前，便有广东人致力于电影。我们可以安全地说自最初的中国电影至最近的中国电影，悉由广东人领衔演出。”广东侨乡为中国陈波儿电影史贡献出那么多优秀的电影人物，自然不是偶然的现象，侨乡文化无疑是一块培育艺术人才的肥沃土壤，民国影坛的广东侨乡电影人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群体。所以笔者试图从研究广东侨乡文化与这些早期电影人关系入手，对民国影坛广东侨乡电影人群体，作一个大致的阐释。二、侨乡社会对早期电影人的思想影响

几乎所有的广东侨乡，都有一个显著的地理特色：大都背靠内陆面临大海。如潮汕侨乡，位于广东东南部，濒临南海，地处韩江、榕江、练江出海口。中山侨乡与五邑侨乡紧密相依，都位于广东中西部，珠三角西部，南濒南海，毗邻港澳，交通发达，尤其五邑侨乡，是中国第一侨乡。“五邑是广东最早向海外移民的地区之一，最早以新会籍为主体的五邑籍华侨主要迁往东南亚；后来，美洲成为一个新的迁移方向，以台山籍为主体的五邑华侨构成了美洲尤其是美国华人的主体。”潮汕华侨集中在东南亚一带，而五邑华侨则大都在欧美各国，因此，相比开放的五邑侨乡，在文化形态上，潮汕侨乡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继承方面。“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缝衔接’，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汕头特色的地缘文化使其相对独立地传承和保守着古老、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这种开放与坚守并存的现象，在广东侨乡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大胆接受，一方面又坚守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又将二者结合得非常自然，因而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形态，对广东侨乡早期电影人思想与性格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潮汕侨乡人郑正秋所编剧的电影，特别具有民族性，尤其善于写家庭伦理剧，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切入，用新的民主思想批判社会种种不良现象，从而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众所周知，广东也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都与侨乡社会结下不解之缘，据有关史料记载，孙中山曾多次来过五邑侨乡，从事革命活动。他的许多亲密战友如陈少白、李纪堂、伍廷芳，都是五邑侨乡人。另外孙中山的革命不仅得到五邑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也有五邑电影人参与其中。如黎民伟在中学时代，就在陈少白的引导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用戏箱偷运枪械的活动。1914年在香港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参与拍摄了香港地区第一部电影《庄子试妻》。黎民伟后来自己在香港成立民新公司时，又追随孙中山，拍摄了大量表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记录影片，成为孙中山的义务“随军摄影师”。虽然，黎民伟一直生活在香港，但他却与故乡五邑侨乡有密切联系，从他的日记得知，他几乎每年都与父兄回乡拜山祭祖。另外他与五邑侨乡的革命者陈少白李纪堂的亲密关系，使他对侨乡社会也有所了解与认识。

黎民伟后来去上海发展实业，创办上海民新电影公司。当时的电影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原因主要就是“电影发明之初，原属于游戏场中的新玩意，后来泛滥市场的美国电影，也只是供观众消遣的精神产品。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大都和新文化十分隔膜，本身又原有这种旧观点，自然更容易和外来的影响合拍”。黎民伟作为一个革命者出身的侨乡电影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再三强调：“电影是大众宣传的伟大武器，我们的任务，是紧紧把握这种武器。”因此，黎民伟在上海民新公司成立伊始，一直高举“电影救国”的大旗，自觉地抵制电影界不良的风气，决心在当时的电影大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由黎民伟授意、欧阳予倩起草的上海民新电影公司的宣言上就明确申明，“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之其优美”，通过影片，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传至欧美，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这充分表达了黎民伟感时忧世为国爱民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倾向、社会价值、艺术审美以及教化民众方面所作的探索与努力，这不仅在当时乌烟瘴气的电影界显得十分难能可贵，而且也在精神层面上自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接轨。

其他侨乡电影人也是如此，据影史记载，长期与宁波人张石川合作的郑正秋，他早年以“药风”为笔名从事戏剧评论，就主张戏剧应是改良社会、教化民众的工具。郑正秋的电影思想的形成，明显受到当时新思潮的陶冶，也与潮汕侨乡社会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另一位来自五邑侨乡的电影女演员李旦旦，她曾经在上海民新电影公司，主演了《玉洁冰清》、《西厢记》、《海角诗人》、《天涯歌女》、《木兰从军》等影片，然而她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走红上海滩之时，毅然去国外留学，后来又去日内瓦学习飞行，成为极富传奇色彩的女飞行员。抗战时来上海举行飞行表演，驾着飞机去南美等国为中国抗日募捐。据相关史料披露，李旦旦之所以去国外学习飞行，主要是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因为李旦旦的父亲李应生和叔父李沛基就曾经是辛亥革命的志士。

由于思想的不同，广东侨乡电影人与宁波电影人在拍片宗旨上也明显不同，大多数早期宁波电影人把拍电影当商品来做，市场意识很强，这在邵氏兄弟办的上海“天一”公司运营方面，表现极为明显，什么题材的影片赚钱就拍什么，该公司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神怪片”的始作俑者。而广东侨乡电影人则把拍电影与公益事业文化教育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责任心与使命感，甚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黎民伟就是这样的人。黎民伟就曾经说过：“欲强中国，非普及教育不可，然推行电影事业，亦普及教育之一大助力也。”罗明佑也曾大声疾呼：“罗明佑还在继续奋斗，并且准备奋斗至最后一刻——为了实践他的一贯目的‘影业救国’。”郑正秋也始终坚持“教化大众”的编导理念，为早期中国电影开了一个好头。来自潮汕的陈波儿后来从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新中国电影的缔造者之一。所以不难看出当时侨乡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民主自由的思想，对广东早期电影人产生的重要影响。三、侨乡文化与广东电影人精神联系

广东侨乡文化最显著特点有这几个方面：“华侨踊跃捐资举办公益事业，文化教育和体育卫生事业比较发达。”其次“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民风比较开放，对外交往比较频繁”。这两个特点在五邑侨乡尤为明显。上个世纪民国初年，五邑侨乡就有发电厂、邮电局及长途公共汽车站，在华侨的大力支持下，还修建了新宁铁路，是广东唯一铁路交通发达的地区。另外，华侨捐资办的乡村学校多不胜数，而且还蔡楚生有华侨捐资办的民间图书馆，如新会景堂图书馆，赤坎镇的关氏图书馆和司徒氏图书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乎与省会广州同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五邑侨乡就有了电影院。台山“联华戏院”开始放映无声电影。这之后，各类影戏院遍布五邑各县。其中开平赤坎的“蟾宫影戏院”最为出名，因为“该院与上海联华电影公司联营，联华提供有声电影片源，影戏院又改名为‘蟾宫有声影画院’，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阮玲玉主演的《故都春梦》、《新女性》等影片陆续在古镇上映。”由此可见，五邑侨乡与广东电影人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民国年间广东电影人的心理，都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侨乡文化的烙印，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郑正秋的电影明显带有潮汕侨乡的文化记忆。他担任编剧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的中国第一批故事片，其中最有名的是1913年拍摄的《难夫难妻》，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当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最近有学者质疑，1913年郑正秋与张石川并非只拍了这一部影片，《难夫难妻》只是其中一部，因为该片有反封建色彩，所以特别有名。而郑正秋的这部影片取材于他的故乡潮汕侨乡，带有明显的潮汕文化特征，却是毋庸置疑的。这部“《难夫难妻》是由文明戏演员演出，以潮汕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放映时还配有潮州音乐更使电影富有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而作为郑正秋学生的蔡楚生导演后来居上，成为左翼电影的优秀代表。蔡楚生的成名作《渔光曲》，荣获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也是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影片，而蔡楚生拍这部影片，“他的取景全是在汕头的海边，渔民的生活、明丽的海景等等使这部片子在接受上得到最大的普及，以致国外的观众都高度认同。作为中国这样一个早期主要有内陆城市构成、审美观念内敛，重意象、喜山水的国家，能在电影传入初期，就以海洋为题材、无意识地在审美特色上较少去凸显本土化、暗合电影娱乐化、开放化的特性，早早使本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之林崭露头角，这种种巧合或多或少都与潮汕文化有缘。”当然，《渔光曲》取景其实是在东海渔场，并非“汕头的海边”。但蔡楚生一生确实对大海情有独钟，他从南海来到东海之滨的上海发展事业。晚年生活在北京，还来广东拍摄了他一生最后一部电影《南海潮》，这充分说明蔡楚生与广东侨乡文化的精神联系。几乎与郑正秋张石川拍《难夫难妻》等影片的同时，1914年，黎民伟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拍摄的香港第一部故事短片《庄子试妻》，也在片中表现了人性受欲望的驱使而不择手段最后自我毁灭的主题，开创了港片导人向善的风气。黎民黎民伟伟的《庄子试妻》，虽然是由文明戏改编的，但黎民伟的电影只取材于其中“扇坟”一折，与五邑侨乡民风民俗有着隐约的联系。五邑侨乡对“拜山”（即清明上坟）的重视，是内地难以相比的，内地只有清明节一天拜祭，而五邑侨乡则延至一个月，个别地方甚至两个月。黎氏兄弟在香港时，每年都回江门拜山祭祖，表明对祖先的尊崇。《庄子试妻》中，庄妻对先人的亵渎与不敬，自然受到惩罚。黎民伟之所以看中这个题材，可以看成侨乡文化对他心理的一种投射。

民国有名的“艳星”杨耐梅，后来制作并主演的电影成名作《奇女子》，就是根据当时五邑侨乡台山狄海一个真实女子余美颜传奇经历改编而成。余美颜身为侨眷，为了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离家出走，大胆追求性爱，最后看破红尘，在香港至上海的邮轮上留下“告全国女同胞书”，然后跳海自杀，成为民国年间轰动广东侨乡的一则社会新闻。按照当时的世俗看法，奇女子余美颜的行径几乎是大逆不道的。杨耐梅当时提出拍这部片子，当即遭到保守的宁波老板张石川的坚决反对，认为明星公司不会拍这样一部没有意义的影片。于是杨耐梅一意孤行自立门户坚持要拍这部片子，她力排众议亲赴山东找军阀张宗昌赞助，成立耐梅影片公司，并请史东山、蔡楚生联合执导而自己亲自担任主演，于1928年拍了这部电影。杨耐梅之所以执著地要拍这部电影，是因为同样来自广东侨乡的她，被真实生活中这位叫“余美颜”的广东侨乡开放女性叛逆行为所打动，从而在精神上产生一种认同与共鸣。

由于受开放的侨乡文化影响，广东侨乡的女性也同样具有开放的性格，她们作风大胆，敢作敢为，善于交际。侨乡开放的文化环境，诞生了一批早期中国最为杰出的电影女演员，“演员人才以广东为最多，特别是女星，几乎由广东包办了。原因之一是广东得风气之先，故女性投身影界者，较他省早而多。当张织云、杨耐梅红极一时，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女性还视她们为贻羞女界的‘妖精’。”而上海电影界最初却启用妓女拍电影，如上海明星公司的早期女演员宣景琳，就是一个青楼女子。她被郑正秋发现，选她来演《最后之良心》的反派配角，发现她有演戏才能，就接连让她演几部影片，后来也是明星公司为她赎的身。而民国时代广东侨乡的女明星则大都为良家女性，有的还是喝过洋墨水的女学生，如前文提及的杨耐梅曾为上海有名的学校务本女中的学生，后来因为结识郑正秋而走上银幕。黎民伟的妻子林楚楚，曾是加拿大归国华侨，还是一位喝过洋墨水的女性。著名影星胡蝶、阮玲玉也是女学生出身的演员。广东女性从事电影这一行的，在民国影坛人数众多，叹为观止。侨乡开放的文化对这些女性的精神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四、侨乡传统风习对女演员心理影响

确实如罗明佑所言，民国期间广东电影女演员层出不穷，显然与广东“得风气之先”以及侨乡开放的文化环境有密切关系，胡蝶曾经在晚年回忆：“鹤山是我的家乡，逢年过节也随父母回乡祭祖。记得那时女性是不准进祠堂的，据说也不上族谱，但以后我成名时，名字又破例地列入族谱。由此我又知道男女不平等，妇女受歧视，是因为旧的眼光总认为妇女是无能的；妇女一旦在这个社会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时，连最森严的礼教也刮目相看了。”胡蝶的名字“破例地列入族谱”，自然有胡蝶“自身的力量”，但胡蝶出生于五邑侨乡这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里，这种文化背景的熏陶，无疑培养了胡蝶独立自信、处世不惊的心理特征。胡蝶一生大红大紫，但也历经坎坷，先是与林雪怀解除婚约，后来又遭致马君武诗的误解，被认为是与张学良跳舞而误国的红颜祸水，其后又传其被戴笠霸占两年（此事尚需考证），最后遭受丧夫的打击。但人生的每一道坎，都被胡蝶以豁达之心一一化解，至于流传甚广的与戴笠的一段情感纠葛，胡蝶在回忆录中淡然一笔带过：“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传讹，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应该说，胡蝶是具有生存智慧的广东侨乡女人。

这些广东早期电影女演员经常相互来往并用粤语交流，形成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群体关系，也有个别的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据史料载，默片时代的电影皇后张织云虽然在上海长大，却只会说沪语与粤语，不会国语，这也是有声片诞生后，她无奈退出影坛的根本原因。阮玲玉的自杀，据说也有这方面的潜在因素。由于这些女演员与侨乡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侨乡传阮玲玉统风习对她们的心理影响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尽管在民国年代，广东侨乡环境开放，但对女性的精神约束也是普遍存在的。以五邑侨乡为例，由于侨乡的男人大都身在海外，被称为“金山客”，这些金山客，后来有了一些资金积累，强烈的叶落归根情结，便亲自归来或汇款回乡操办三件事：买土地、建房子、娶老婆。有的人甚至不回来也能娶老婆，让家中给提个亲，让娶回来的女人抱只公鸡成亲的也算有了家眷了。这些家眷基本留在侨乡，靠海外的侨汇生活，虽然大部分日子还过得去，但长期守活寡乃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各种各样的带有封建意识的乡规村俗对这些留守女人的精神约束也是非常严厉的。“在五邑侨乡，妇女们基本遵循古道，从事侍姑教子、织布耘田的活计，扮演着传统家庭主妇的角色。”不少觉醒的女性“甚至对‘金山客’家庭中耽误女性光阴、强迫女性守活寡的男权统治进行公开的指责批评。”前文提及的杨耐梅拍摄的奇女子余美颜的影片，余美颜就是五邑侨乡留守女性的一个特例，她不甘过这种守活寡的生活，离经叛道，大胆寻求性爱，最终落个悲剧下场。自然，拍摄并主演奇女子的杨耐梅，最后还是摆脱不了社会的歧视，不仅将自己嫁给了男人，还在极端苦闷之中走向吸毒、赌博自甘堕落的道路，晚景十分凄凉，甚至沦落街头行乞。所以广东侨乡在开放的环境下，封建的传统思想也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这种社会风习在潮汕以及其他广东侨乡也普遍存在。所以侨乡民国女性对和谐美满的爱情婚姻生活特别向往，大部分认为嫁个“金龟婿”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许多侨乡女性开放在先保守随后。这种开放与固守并存带有悖论色彩的独特文化，构成侨乡一道奇特的社会风习，尤其对早期电影女演员的心理塑造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早期电影女演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她们性格与命运也各有不同。同样是侨乡女性阮玲玉，性格与胡蝶完全不同。阮玲玉的父亲早逝，母亲又是张家的保姆，养成了她从小自卑而软弱的性格，侨乡传统文化固守的一面在她性格中起了重要作用。她很早就落入婚姻的围城，却是嫁错了人。虽然她为了自己的幸福，也曾抗争过，她还与导演蔡楚生产生过一段恋情，但“他们很难冲破封建旧习俗的藩篱，所以两人一直把爱恋深深埋藏在心底。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恶势力的逼迫下饮恨自杀，一朵纯洁美丽的花枯萎了”。阮玲玉之死，固然有性格的原因，传统“封建旧习俗”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黎民伟在拍摄《庄子试妻》时，让自己当过革命军的新婚妻子严珊珊在其中扮演角色，严珊珊因此成为中国影坛的第一位女演员，敢作敢为这一点从严珊珊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她受过广东革命的熏陶，黎民伟另一位妻子林楚楚就是严珊珊主动规劝黎民伟娶回来的。严珊珊认定林楚楚虽然喝过洋墨水，但本质上却是个贤妻良母。正如严珊珊所说的那样，林楚楚不仅是银幕上的贤妻良母，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严珊珊与林楚楚正好反映出侨乡民国女性思想开放与坚守张织云传统的两个方面，她们虽然受过一定教育，既有敢作敢为的一面，但受传统文化影响也很深。即使是严珊珊这样的勇敢的女性，最后也还是脱离社会而回归家庭，成为黎民伟与林楚楚的家庭总管，与林楚楚一起，全力以赴支持丈夫黎民伟的事业。

由于受当时社会的影响，电影演员即使有名，也属于“戏子”一类，尽管有幸运如胡蝶者，名字进入祠堂，但在大多数侨乡人心中，还是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一类，特别是女演员。这点胡蝶说得非常清楚：“曾有人问我，何以当年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演员以广东人居多。我想可能因为广东地处沿海，跑外洋的比较多，思想上比较开放，并不认为当电影演员有什么不好。而在其他地区，尤其在北方和江南，虽然对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员、尤其是电影演员十分仰慕，但在另一方面又仍存在着排拒意识，所以若有自己子弟从事这方面工作必定激烈反对，乃至反目。”来自广东侨乡在上海滩做生意的杨耐梅父亲杨易初，坚决反对女儿当电影演员，“她的父亲想送她去英国读书，但迷恋影戏的她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杨耐梅后来成为上海滩艳星，“引起家人的强烈不满。最终父女感情完全破裂。”也有的电影女演员一旦情感有了归宿，则迅速退出影坛，与银幕告别。李旦旦后来去海外结婚并学习飞行，立即改回原名李霞卿。“数年后，当她作为飞行家回到祖国的时候，一位记者问她是否会重返银幕。据说，当时李霞卿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有些尴尬，她答了一句‘请提都不要提这个问题’，似乎她对这一念头颇为恼火。”显然，李霞卿并非以当过电影明星为荣，甚至不愿人们提起这件前尘往事。

更典型的还有上海孤岛电影皇后陈云裳。1939年，陈云裳被孤岛“电影大王”张善琨发现，从香港将她请到上海拍摄了《木兰从军》、《云裳仙子》等影片，很快声名鹊起，被观众封为“南国美人”，迅速红遍沪港两地。后来她又在张善琨经营的“华新”、“华成”、“新华”等影片公司拍摄了二十余部影片，被观众评为上海的“孤岛影后”。陈云裳形象绝佳，人品高雅，其家教甚严，自尊自律，红遍影坛没有任何绯闻。然而就在她走红上海滩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与医学博士汤于翰相恋结婚，立即宣布退出影坛，这令她的老板张善琨大为不解。张善琨当时准备拍大型古装片《红楼梦》，便开出优厚条件想让陈云裳回心转意。首先让陈云裳反串贾宝玉，这无疑是展示演员才华的绝好机会。其次准备将这部电影放在陈云裳婚礼后第二天在全国公映，扩大陈云裳的影响。最后给予天价高酬，直接以金条计算。“张善琨很清楚，一个演员，要拒绝这样的条件，简直是不可思议。而这部‘陈云裳告别影坛杰作’一旦拍成，何愁钱财不会滚滚而来？然而，他低估了爱情的力量，陈云裳的态度很明确：既然她答应了汤于翰，从此息影，那么，不管条件何等优厚，她也绝不能言而无信。”陈云裳曾经再三说过自己不是旧式女子，那她为什么要答应汤于翰“从此息影”，放弃辉煌的电影事业心甘情愿做相夫教子的全职太太？这里面后来笔者考证有政治原因存在，但也不能否定也有一定社会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女人，她的退路，不是舞台和银幕，而是婚姻和家庭。”陈云裳想依靠丈夫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的潜意识也是存在的，为了医学博士丈夫的社会地位与体面身份，不管自己在影坛多么大红大紫，都无济于事，放弃“戏子”的身份，这似乎是迟早的事。因为陈云裳毕竟不是杨耐梅，她更注重于家庭生活和丈夫的名誉，在事业与婚姻的抉择上，她毅然选择后者，把婚姻看得比事业更重，从这点来看，陈云裳本质上受侨乡传统风习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而对于陈云裳这样的优秀电影女演员，她在事业极盛时期弃影嫁人无疑是当时电影界的一大损失，但她的举动却一直被社会肯定并传为佳话，甚至连电影圈内也无人觉得可惜。

胡蝶的豁达，阮玲玉的软弱，杨耐梅的无畏，林楚楚的善良，陈云裳的果敢。这些对中国电影做出贡献的广东侨乡女演员，她们集现代与传统于一身，在民国影坛风姿绰约叱咤风云，而其中广东侨乡开放的文化与传统风习对她们心理的潜意识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黎民伟中国电影大片的开拓者一.电影之子：黎民伟其人其事

说到电影大片，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好莱坞的电影，以及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人近年来所拍摄的系列古装大片，重金投资，场面宏大，演员选秀，摄制精美。观众在赞美与诟病之余，普遍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认为中国的大片都是些好莱坞电影大片的模仿之作。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电影的默片时代，就有人热心于电影大片的摄制，从选景到制作，从民族特色到电影美学，其艺术水准甚至超越今天出现的大片，这个人就是黎民伟。

黎民伟一生就如一部电影大片那样精彩：他原籍广东新会，1893年出生于日本横滨。6岁去香港，16岁参加中国同盟会，演文明戏，从事革命活动，并冒生命危险用戏箱为广州起义运送枪弹，1911年与同盟会骨干组织清平乐剧社，继续宣传革命。他的未婚妻严珊珊亦参加革命军，是女子炸弹队与救伤队成员。1914年黎民伟与美国人布拉斯基合作，自编、自演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并反串扮演女主角。其妻严珊珊在其中饰演一个使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演员。黎民伟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战争，并拍摄了大量反映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及北伐的纪录片，成为中国新闻电影的开拓者，为此孙中山亲自送给他“天下为公”的题词，黎民伟是唯一荣获孙中山嘉奖的电影工作者。1923年由黎民伟发起，与兄长黎海山和黎北海合作成立香港民新影片公司，他提出“电影救国”的主张。后来他亲赴北平拍摄梅兰芳的京剧艺术片时，与罗明佑结识并成为挚友。1925年他与李应生合作，创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1930年民新与罗明佑华北公司合并，组成联华影业公司，黎民伟担任联华副总经理兼第一厂厂长。他大胆培养新人，联华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导演有孙瑜、卜万苍、蔡楚生、费穆等，演员有阮玲玉、金焰等，作曲有聂耳等。联华公司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神女》、《大路》、《渔光曲》等一批优秀电影。1936年联华陷入经济困境，黎民伟退出后又恢复民新影片公司。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记录片《淞沪抗战纪实》后回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逃难往内地，宣传抗战，开展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返回香港，在永华影片公司任洗印技术顾问，引进最先进洗印技术，北京电影洗印厂曾聘请他当厂长，但因重病缠身，未能前往。1953年因病在港去世，享年60岁。

黎民伟不仅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志士，也是香港历史上文化名人，更是早期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中的重要人物。黎民伟以革命者的精神开创电影事业，一生对中国电影和早期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一位影评家说的那样，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一次次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紧紧伴随着他的整个生命过程，在激烈的时代青年时代的黎民伟潮流和斗争旋涡中，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人生准则和生活信念，为国爱民，表现出一个正直的、进步的、爱国的电影事业家与艺术家可贵的思想品格和人格魅力”。

然而，黎民伟早期积极参与拍摄的一些电影艺术大片，却没有引起影史学者们相应的关注。二、《胭脂》：追求民族文化特色的大片

黎民伟当年拍摄了大量反映北伐战争的大型纪录片。在拍北伐军攻打广东惠州城的场面时，黎民伟想拍摄一个鸟瞰的全景镜头，表现出北伐军所向披靡的宏大气势，他提出了在飞机上航拍。后来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调来空军的一架小型的双翼飞机供他拍摄，这种飞机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人，黎民伟便独自一人上了飞机。当年的电影摄影机没有马达，要用手摇带动胶片运行，摄影机一定要稳固，否则不可能拍出清晰的影象。他打开飞机底部，将摄影机架牢，又将自己捆绑固定，在枪林弹雨中进行战争实录，可惜这些攻打惠州城的镜头已经散失。现在《勋业千秋》仍保有几个航拍镜头，揭露军阀孙传芳把大批民居烧毁的罪行。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首次航拍，一般摄影师不会做的，只有身为革命者的黎民伟，为了更好地教育民众，心甘情愿去做。许多年以后的1941年，黎民伟再次将自己历年来拍摄有关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北伐战争的记录影片，加以整理，重新剪辑成一部大型记录片《勋业千秋》，影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孙中山就职大元帅，在韶关誓师北伐，直到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病逝北平；第二部分是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与军阀鏖战；第三部分是冯玉祥等投入革命，与残余军阀鏖战；第四部分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伐军总指挥方振武的军队雪地行军，日寇制造“济南惨案”，阻挡不住北伐军乘胜追击，最后北伐成功，万众欢庆。影片真实再现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生动展现了伟大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光辉形象。这部记录大片的全部镜头是黎民伟追随北伐军断断续续花了八年时间，先后跑了八个省份拍摄而成，在海内外放映，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应该说，这是中国记录电影史上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

1924年，担任香港民新影片公司副总经理的黎民伟，为了拍摄故事影片，向港英政府申请建立摄影场。因为黎民伟是同盟会成员，许多同盟会的人在黎家出入。港英政府害怕他们进行革命活动。如果摄影场一旦建立，民新公司就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么这里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党的大本营，加上他不肯给黑钱（贿赂），因此港英政府一直拖着不给批准建立摄影场，以防他借拍电影之名进行反政府的活动。幸好在民新公司成立前，黎民伟已在广州东山独资兴建了两层楼房，作为民新分厂之用。在1924年初，黎民伟便移师广州，用他在东山的房子，作为民新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处。他又公开登报，在广州宝华路（又名多宝坊）租了一间古色古香、原属前清探花李文田的宅院。就这样，“探花第”变了民新的摄影场，黎民伟决定要在这里拍出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故事片开始的名字叫《情场法网》，取材于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电影拍好后改回原名，依然叫《胭脂》。大致内容是：好色的书生宿介，相中美丽的淑女胭脂，而胭脂却意属富有才貌的另一书生鄂生。宿介黑夜潜入胭脂的闺房，冒充鄂生欲强奸胭脂，胭脂坚拒不从。恰好又一歹徒毛大该夜入室行窃，被胭脂父亲发现，毛大刺死胭脂父亲。胭脂便以为杀父者是鄂生。鄂生因而含冤入狱，幸得清官明察，沉冤昭雪，胭脂与鄂生终成眷属，歹徒宿介亦终伏法。这是一部表现好人终有好报，坏人不得善终，导人向善主题的故事，黎民伟之所以选中它，就是为了拍摄一部表现自己民族文化特色的影片。因为早期电影市场的混乱，使激烈商业竞争中的艺术影片生存艰难。当时香港放映的电影全都是国外进口的电影，洋人的生活场景及异国风情充斥银幕。早在1914年，黎民伟与布拉斯基合作，并自编、自演香港第一部短故事片《庄子试妻》时，他就在这方面做过努力。《庄子试妻》取材于粤剧改编的文明戏《庄周蝴蝶梦》中“扇坟”一折戏，拍摄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民族电影，成为黎民伟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由于当时是无声电影，进口的外国电影一般都比较短小，且情节简单，以喜剧片居多。黎民伟从中国人欣赏心理出发，认为故事情节曲折内涵丰富才能吸引观众，故决定拍摄一部长故事片，而且是正剧。所以这部电影在当时确是一部艺术大片。黎民伟觉得民新公司为建立摄影场又经历了那么多风波，这部电影一定要拍出高水平，为国人争光，因此不计成本，投入也非常大。当时在广州拍片，要拿回香港冲洗，黎民伟往返两地拍片冲片，拍拍停停，非常辛苦。

广州第一次拍电影，除了主要演员，还有不少群众演员。黎民伟为了拍好这部故事片，还特意在“探花第”开办了“民新演员养成所”，招募学员，也为公司以后拍片培养人才。广州西关当时是个富人区，西关小姐少爷受外洋风气影响，思想开通，这次招收学员，只在街头贴了些告示，便有很多人报名，男女老少都有。最后根据才艺表演以及个人条件取录了三十名，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次为拍电影而进行的大型“选秀”活动。“民新演员养成所”在广州开办了，由香港电影前辈关文清、梁少坡、黎北海等担任教师，给学员讲授电影表演的基础知识。这些学员经过短期训练，大都参加了故事片《胭脂》的摄制工作。学员收获也很大，除了协助《胭脂》的拍摄外，后来还与外国一家公司合资在广州拍摄过一部影片。《胭脂》的编导是黎民伟的四兄黎北海，他在片中还饰演宿介一角。毛大一角，由梁少坡扮演。片中的风度翩翩的男主角“鄂生”，则由黎民伟亲自扮演。女主角胭脂的演员一直找不到，公司顾问关文清在黎家偶见黎民伟的另一位妻子林美意，留下深刻印象，极力推荐，认为林美意颇具东方古典女性的韵味，是胭脂最合适的人选。后来通过试镜，与胭脂气质吻合，就确定下来了。林美意特地为自己取了个艺名：林楚楚。从此，林楚楚这个名字就取代了她的真名而名闻天下。黎民伟继《庄子试妻》，又在影片中担任独立电影制片人。《胭脂》开创了香港电影史上几个第一。该片是香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长故事片，片长八大本，接近于现代电影。林楚楚成为香港第一个电影女主角，在她之前，只有严珊珊在《庄子试妻》中扮在演过一个女配角，饰演一个使女。为拍《胭脂》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演员养成所，广州西关“探花第”成为香港第一个电影拍摄基地，黎民伟成为香港第一个独立电影制片人。

为了赶拍《胭脂》，1925年元旦剧组没有放假，所有人员全部在摄影场度过了新年。经过三个月的辛劳，《胭脂》终于在1925年春节前完成，成为香港第一部贺岁大片。从1925年2月20日起，在香港黎氏兄弟的“新世界戏院”公映。民新公司为《胭脂》一片打出的广告也非常诱人：“寓意警世，桥段新奇，表情《胭脂》剧照逼真，光线玲珑，配景精致”，剧情“警淫励俗，最同近世社会情形，确能使人触目惊心”，于“世道人心，不无少补”。《胭脂》虽然是言情片，但以它纯正而健康的色调，浓郁的民族特色，首次给香港影坛涂抹了明亮的底色，为后来的香港华语电影奠定了基调，开创了粤语电影导人向善的一代新风，也第一次吸引了众多的香港观众，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表现民族风格的大片。《胭脂》的确没有使香港观众失望。连映一星期场场满座，七天便收入高达六千多元，而该片的制作成本只有九千多元，首创香港电影的最高卖座纪录。三.《西厢记》：渗透着电影诗学的大片

1925年12月，黎民伟离开香港，前往上海，与好友李应生开办“上海民新公司”。上海民新公司于1926年2月正式宣告成立，就设备和规模而言，在当时应该属于一流的电影公司。其时的上海，影片公司数量之多，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极为罕见。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片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平、天津、镇江、无锡、杭州、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成都以及汉口等地，全国共有电影公司175家，而其中141家在上海。全国最著名的电影公司，包括张石川、郑正秋等人1922年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邵醉翁等人1925年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都集中在上海，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好莱坞。但是，虽然公司众多，却良莠不齐，全国拍摄的电影共有千部，但为人称道的好电影却寥若晨星。绝大多数公司，拍摄电影纯粹为了追求商业利润，一些宣扬封建主义糟粕、武侠神怪、诲淫诲盗的不健康的影片纷纷登场，在赚足了观众钞票的同时，也败坏了电影的声誉。黎民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香港民新公司创办之时，他就请自己的挚友，同盟会广州分会会长、岭南著名书画家高剑父，题写“电影救国”的横幅挂在室内勉励自己。因此，上海民新公司成立伊始，由黎民伟授意、欧阳予倩起草的上海民新电影公司的宣言上就明确申明：“宗旨务求其纯正，出品务求其优美”，通过影片，把中国固有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传至欧美，而且“同人意向所趋，不独在都会，而在穷乡僻壤之间也”。这充分表达了黎民伟感时忧世为国爱民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对电影艺术的一种新的探索与追求。

上海民新公司成立后，李应生担任总经理兼董事会主席，负责公司经济与影片的营业以及各种商业联络。黎民伟任协理，影片制作与技术，包括人才的引进与演员的培训，拍电影的一摊，全部交给他负责。黎民伟还为公司开办了一所“民新影戏专门学校”，又称演员训练所，在社会上广招学员。学员后来成名的有金焰、汤德培、糜中等。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拍摄了《玉洁冰清》、《复活的玫瑰》、《海角诗人》以及《天涯歌女》等几部清新优美的影片。这些影片，渗透着黎民伟对电影美学的思考，如诗如画，如歌如诉，是典型的带有人文气息的电影，因而受到知识阶层观众广泛的好评。

然而，民新公司不久便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1927年出现了第一次商业电影的浪潮，而且以古装片的形式出现，尤以神怪影片为甚。其中天一公司是始作俑者，出片之快之多，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一股电影暗潮，正无情地摧毁着优美健康电影刚刚筑起的“改造国片”的脆弱堤坝。黎民伟一直抵制这股思潮，但总经理李应生却以商人敏锐的眼光，认为公司必须立即调整思路，拍一些迎合市场与大众的电影，否则难以生存。民新公司不能抗拒市场的诱惑，改变宗旨去拍摄古装神怪电影，这无疑对黎民伟心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雄心勃勃，不久前还和导演侯曜在一起商议拍摄一部孙中山的电影，但因为公司制作计划的调整，这个愿望也落空了。

为了民新公司的利益，黎民伟暂时作出了无奈的选择，他决定调整思路准备拍摄古装片。但是他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非常慎重，没有去胡编乱造。他认为既然拍古装电影，那就在中国古典名著中去寻找题材。最后黎民伟相中了王实甫的《西厢记》，黎民伟一向努力培养年轻人，民新第一部新片《玉洁冰清》，交给新导演卜万苍，这次拍《西厢记》，黎民伟希望拍成一部充满诗情画意的重点影片，他又大胆起用年方24岁的侯曜当编导。侯曜是广西人，才华横溢。1924年他在江苏东吴大学教育系毕业，是茅盾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同年加入了上海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剧主任兼导演，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但当时大部分影片都是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而粗制滥造，侯曜导演的影片别具一格，不同俗流，却被指责“单调而直率”，“不脱教师之面与书生之见”，1926年被黎民伟慧眼识珠，相中他的编导才华，聘入民新公司并委以重用。黎民伟大力扶植后辈，又事事躬亲，这部重点影片，他从头到尾，一直在现场与侯曜磋商，充分发挥制片人的监督作用。黎民伟与侯曜反复推敲，决定要保持这部古典名著原有的诗意氛围。不是简单把人物搬上银幕，而要把现实的思考带到影片去，他们一起讨论了全片的题纲。侯曜接过公司第一部古装大片《西厢记》的编导任务，不敢怠慢，很快拿出了剧本，果然不同凡响。

影片最后决定由林楚楚饰演莺莺一角，李应生的女儿李旦旦饰演红娘，张生由葛次江饰演。该剧并没有像其他电影公司，为了节省资金选择在摄影棚内拍摄；而是在制片人黎民伟的亲自率领下，剧组人员前往杭州，全部采用实景拍摄，这在当时古装电影拍摄方面，无疑是个创举。

黎民伟与侯曜在实地取景，显然是为了给人物提供一个真实的诗情画意背景。法国的电影理论家约瑟夫·马蒂曾经说过：电影诗学不仅是关于影像、运动和节奏的诗学，是色彩、光照和形式的造型艺术，也是能让生命和心灵、元素和物体、大自然和四季歌唱的方式，还是混杂着对应、泛音、主题变奏以及不和谐、断裂、叹息和沉默的视觉音乐。虽然当时的黎民伟，并不了解电影诗学，但他却准确把握了《西厢记》这部脍炙人口的古典名著的诗意内核。他没有任意篡改或肢解名著，而是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运用电影的特点去大胆发挥想象，因此这部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难得的一部具有诗学意韵的影片。黎民伟拍摄该片时在艺术上精雕细作务求完美，功夫、武打与言情相结合，并首次在片中动用大批的群众演员扮演古代的士兵，设计极有气势的武打动作，追求宏大的场面。在这些方面，《西厢记》一点也不逊于今天的一些古装大片。更为重要的是，黎民伟首次在片中尝试用各种特技摄影，将人物的心灵用极富诗意的画面表现出来。《西厢记》尽管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默片，但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它别具一格的美学价值。《西厢记》里张生的梦境就是诗的结晶。黎民伟与侯曜利用当时的科技手段将王实甫的戏剧里无法表现的内心真实，通过张生的幻梦表现得淋漓尽致。如张生忧思成梦，他在梦境中与莺莺相会，莺莺飘然若仙，渲染了张生心目中的爱情形象。张生在梦幻里骑着巨型毛笔飞翔，并挥舞巨型毛笔与敌人作战，把原著短短一句唱词：“笔尖横扫五千人”，发挥成一个十三分钟梦境的段落，表现知识分子企图用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来打败社会中丑恶和黑暗的势力。这些别具一格的奇幻画面，成为黎民伟的一种艺术创造，无一不给人以诗意的遐想，与其他电影公司粗制滥造的古装影片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不仅对于当时的观众来说，是一次震撼人心的视觉盛宴，就是在今天，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我们看到国内的近年出现的那些古装大片，除了在形式上的炫技，情节上的离奇外，很难发现人物内心有如此丰富的表现。而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黎民伟就制作出了这样一部卓尔不群、紧凑生动的艺术精品，尤其令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四.《木兰从军》：严谨的历史传奇大片《西厢记》放映后，虽然制作精美，在艺术上有所突破，社会反响也不错，但与天一公司古装片相比，电影票房还似乎稍逊一筹。黎民伟因此准备再精心制作一部古装大片《木兰从军》。《木兰从军》剧本是侯曜根据汉乐府诗《木兰辞》《西厢记》剧照改编的，尽管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家喻户晓，但黎民伟还是被其中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打动。他认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古装题材电影，也符合自己的“电影救国”的艺术理想。因此，黎民伟和侯曜一起研究和修改剧本，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增加大量生动的情节，最后决定搬上银幕，而且要拍成一部严谨的历史传奇大片。

可能是古装电影卖座的原因，《木兰从军》一片也很快得到公司高层和董事会的支持，侯曜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花木兰由李旦旦主演，其他演员有林楚楚、黄绍芬、梁梦痕等。影片花了一年多时间筹备，这在当时是空前的，主要是因为黎民伟强调真实感，派导演侯曜跑了几个省选外景地，更难的是要找军队支持，造成千军万马的气势，最后，侯曜通过一位叫汪日昌的朋友关系认识了著名的爱国将领、北伐军方振武将军。方将军对艺术非常有兴趣，对拍摄《木兰从军》这部表现爱国主义的电影给予了大力支持，影片才决定开拍。

1927年11月15日，《木兰从军》在上海举行了简单的开拍仪式。先在公司摄影棚拍摄完部分内景，这时已经是1928年的新年。他们连春节都没有准备在上海过，就马不停蹄地赶赴湖北及河南外景地。1月6日夜，在制片主任黎民伟的亲自率领下，剧组一行二十余人，带着三十余大篓服装道具登上一艘开往湖北汉口的名为“联和”的轮船，他们将在汉口下船再转车去湖北花园，然后再去河南。黎民伟在《木兰从军》外景地

第一场戏便定在湖北花园的火车站附近拍摄，火车站附近有一条沙河，在冬天枯河季节的显现的一片绵延的沙滩。摄制组便利用这片沙滩，还有驻军的骆驼队，拍摄“万里赴戎机”的大漠奇观。黎民伟一行在花园与方振武取得了联系，方振武当即命令驻扎花园的十一军予以协助，又从湖北襄阳调集骑兵三四百人，日夜兼程赶到花园扮演古代军士，开创了借用军队拍摄电影的先河。《木兰从军》剧组并没有住进旅店，而是借宿在镇上“兴顺布店”内，并抓紧时间抢拍了几天。当地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西洋镜，听说拍摄电影，都纷纷赶来看热闹。那些从没有演过戏的军人首次拍电影，居然与演员配合默契，使剧组顺利地在花园完成了拍摄任务。

摄制组后来到达河南信阳。黎民伟又迅速与方振武将军取得了联系，方振武亲自接见了他，俩人一见如故。方振武并赠旅费大洋一千元给剧组，又立即调派几百名军人参加电影中“露宿黄河边”一场戏的拍摄。几百名军人扮演古代军士，听从导演的指挥，躺在冰天雪地黄河畔凛冽的寒风里，令黎民伟十分感动。然而，剧组人员也同样吃尽了苦头，1928年1月22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除夕之夜，剧组借宿在乡间一所破旧不堪的小学校里。“时值隆冬，冰天雪地，该地人民穷苦，旧岁新年，从未见贴有春联，未闻一声爆竹。我们聚宿破校渡岁，异常寒冷，方将军命士兵送来焦炭、红枣、柿饼数担，古云‘雪中送炭’，今始见之。”在寒冷的异乡，一群来自上海的拍摄电影的都市人与一群久经沙场的北伐的军人们在一起，在除夕之夜一起烤着炭火，吃着红枣与柿饼，用南腔北调的语言说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交流着情谊，这温馨的一幕，令人神往。红彤彤的炭火也激发了黎民伟的创作灵感，因为早期拍摄电影主要利用自然光，夜晚的雪景镜头没法拍。他赶紧叫来导演侯曜和剧组人员，立即燃起一支支用柴禾做成的火把，尝试用火把的光拍摄了一组夜晚伏击受风雪袭击战士变成雪人的镜头，经过多次试验终于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为了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影片的实拍，耗时半年终于完成。《木兰从军》从筹备到完成，用了近两年时间，这部电影可以算得上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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