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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罗宾逊　编,林敬贤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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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以后试读：

除了收集在经济学分会上宣读的论文外，本书还收集了在与动物学分会联合举行的“环境保护专题讨论会”——由皇家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尼尔·艾利夫(Neil Iliff)博士主持——上宣读的论文。

动物学分会主席肯尼斯·梅兰比教授(Kenneth Mellanby)题为“污染对生物的影响——一个生态学问题”(“The Biological Effects of Pollution—an Ecological Problem”)的演讲是对专题讨论的有力补充。经济学分会对梅兰比教授允许将此演讲收入本书表示万分感谢。序    言

在197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分会上宣读的论文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凯恩斯革命变成什么样了？

近四十几年来经济理论的发展一片黯淡。在当时，凯恩斯（Keynes）和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通论》（General Theory）主要思想的独立发现者——似乎在理论论战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凯恩斯的“长期逃避的斗争”打破了均衡论没有时间限制的束缚，进入了历史的视野，即在不可逆的过去和未知的未来之间不停移动的现在。

凯恩斯本人并不认同李嘉图，因为后者的学说不能容纳有效需求问题，他对马克思的著作也不感兴趣。但作为一个历史的进程，在论述积累问题时，凯恩斯革命实际上连接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卡莱茨基的就业理论就是建立在马克思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但凯恩斯却不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任，且绝大多数理论经济学家都深受均衡理论的束缚。

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论文中将凯恩斯视为革命派，但与此同时又表达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则攻击了模型的建立者，认为他们企图将经济学简单地归为一个机械体系。舒马赫的论文在会上引起了热议。与会的业余经济学家立即表示赞同，但一些专业经济学家则对此大感惊讶并愤怒地回击。随着辩论的深入，舒马赫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多，但会议结束时仍有一些固执的经济学家在激烈反驳。

随后，莱德勒（Lister）在其主讲的“利斯特讲座”中清楚地说明了学院教学对凯恩斯学说的抵制的严重程度，谈到了那些似乎是建立在凯恩斯以前的货币数量学说基础之上的各种“正统的”与“传统的”理论。莱德勒教授将货币数量学说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因此甚至都没有为其辩护。

莱德勒还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舒马赫所说的由“概括”到“假设”、“主张”、再到“准则”的这一进程。

其他论文对“经济学有没有用”这一问题则给出了较为积极的回答。

在其本身范围内，经济学的确是有用的。布莱卡比（Blackaby）从人性与政治的角度讨论了通货膨胀问题。

凯恩斯曾指出，在现代工业经济制度下，用货币来衡量的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工资率的水平。如果不了解这一基本经济思想，就无从理解该问题的政治含义。

迈克尔·肯尼迪（Michael Kennedy）在论文中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把统计学、经济分析以及政治判断这三者结合起来，以了解就业政策的实际作用。

威尔逊（Wilson）教授则指出：系统地、历史地研究当代问题如何能有助于指导当前的社会政策（因为现代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经济学确实是有些用处的。但如果凯恩斯革命真正成功了的话，那么经济学的用处本不止于此。琼·罗宾逊第一部分凯恩斯以后一  凯恩斯革命的结果如何琼·罗宾逊（一）

凯恩斯革命主要反对哪些正统学说？尽管到1936年才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这本书，但早在1929年就出现了凯恩斯革命的萌芽，且在1931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而1933年随着形势的严重恶化，凯恩斯革命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当时，在英国正统的思想界中，对1914年以前的世界的留恋仍占统治地位，因为那时的世界是一个常态和均衡的世界。要重新回到这一世界，首先应当恢复当时的制度和政策——按旧英镑平价维持金本位的地位，平衡预算，坚持自由贸易，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处理政府同企业的关系。当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提出通过公共工程支出来降低失业率（当时失业人数超过100万）时，回应他的是著名的“财政部观点”——任何时候作为投资资金的储蓄额是一定的，所以如果政府借用了其中一部分，那么留给企业的那一部分就要相应地减少。

1931年，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收支逆差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而当时被认为合理的（可怜的工党政府和英格兰银行都是这样认为的）补救办法就是通过削减开支来平衡预算。这就是公共政策方面的正统观点。

经济理论的正统学说也包括截然不同的两部分——原理和货币学说。原理主要讨论供需影响下的市场行为，以及商品的相对价格和“生产要素”的相对收入的确定。从现在所谓的宏观理论，即整体经济运行分析来说，以上讨论的基础是：市场力量在自由运动中有能达到均衡的天然趋势。普遍失业这个词在当时就是自相矛盾的。

马歇尔狡猾地用例外的情况来安慰自己，但他采取的方式是使他的学生继续信奉他的理论。他不经意地指出，当信心不足、投资减少、市场一个一个相继收缩时，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就失效了。但马歇尔并不想打破人们对自由放任政策下的均衡所普遍抱有的信心。

货币理论则截然不同。它研究的是一般物价水平，还必须涉及像通货膨胀和商业循环等难题。这一理论认为，物价变动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变动。但奇怪的是，在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时，经济学家总是满嘴原理，而把货币理论抛诸脑后。当时（不像现在），物价下跌是经济衰退的主要特征。如果提升物价、恢复生产所需要的不过是多印一些钞票，为什么经济学家不建议政府立刻这样做呢？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货币迷信者认为：这只要一支钢笔就能做得到的，但正统经济学家认为这是错误的。正统派的观点是，没什么可做的，也没什么是应该做的，顺其自然，时机一到自会恢复到均衡的状态。

凯恩斯在早期是位货币经济学家。在写《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时，他认为自己的注意力必须严格限制在一般的物价水平上，拒绝承认他的研究课题与失业有关。但在1929年，他从理论的高度回归到实际政策上，并支持劳埃德·乔治的公共工程运动。在和赫伯特·汉德森（Hubert Henderson）合写的小册子《劳埃德·乔治能做到吗》（Can Lloyd George Do It？）中，他简要地指出：投资产生储蓄，因而预算赤字能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减少失业。

这一分析是很粗略的。R.F.卡恩（R.F.Kahn）在这一基础上用更有条理的方式提出了乘数理论，说服凯恩斯他和汉德森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刚完成《货币论》的初稿，凯恩斯就马不停蹄地承认就业问题的重要性。货币数量在利息率理论中变得明朗起来。经济活动的变化被认为是受到投资支出和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变化支配的。物价水平与银行政策无关，而是取决于货币工资率。于是旧的两分法被打破了，“货币理论”被纳入产量分析中。

与此同时，纳粹却在竭力证实劳埃德·乔治的观点。当时在德国有一个笑话，说希特勒计划雇人把“弯曲湖”搞直，把“黑森林”刷白，在“波兰走廊”铺设亚麻油毡。英国财政部认为这种错误的政策很快就会让他下台。但当时那一小群凯恩斯主义者却倍感沮丧、失意。等到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这一理论，却已为时晚矣。（二）

不久即将出版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选集》（Collected Writ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的最新一卷描述了从《货币论》到《通论》的突变和变化过程。读者会发现，有时凯恩斯也不明白自己革的是什么命，直到《通论》出版以后在总结时，他才看到了这一

注1点。

从理论方面来说，其革命性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推测或传统基础上的决策问题。

传统教义假定“使用中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是一定的，问题在于确定使用它们的方式和它们的相对报酬”。

和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仍像前人一样在研究这一体系——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数量是一定的，而其他相关的情况大体上也是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体系不存在变化，或甚至不存在预期落空的失落。他们假定的是，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情况和预期都是确定的、可以计算的；而尽管他们也承认风险的存在，但对此并不在意，并认为风险是可以用精确的保险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他们认为概率计算法——尽管他们没有特别强调这一方法——可以使不确定性像确定性一样可计算”。

凯恩斯明确区分了可计算的风险和因缺乏可靠信息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既然未来在根本上是不确定的，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建立在被接受的惯例的基础之上。“在发现我们自己的判断没有什么价值之后，我们就会仰仗世界上其他人的判断，因为他们可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会努力顺从多数人或一般人的行为。由于这种每个人都努力模仿他人的社会心理，出现了我们严格意义上的常规判断。……由于基础异常脆弱，这种判断很容易突然发生剧烈的变化。沉着、冷静、信心、安全感突然瓦解。而新的恐惧和希望会毫无征兆地控制人们的行为。在幻灭之后，可能会突然出现一个新的衡量价值的常规依据。所有这些为华丽的董事会议室和秩序井然的市场准备的小技巧必定是要失效的。在任何时候，无名的恐惧和同样模糊的、无来由的希望都不会真正消失，只是隐藏了起来……“虽然这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的行为方式，但我们用来研究这些行为方式的理论却不应屈从于市场偶像。我认为古典经济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小技巧，它在研究现实的时候忽略了我们对未来知之甚少这一事实。”

货币的存在与不确定性有关，因为如果人们对生息资产未来的价值没有疑虑，那么相比现金，人们就会更愿意要生息资产。从这个角度来看，利息的性质就清楚了。凯恩斯强调了作为金融价格的利息率和某一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之间的区别，解决了传统教义中的一个长久以来的困惑——但不幸的是，凯恩斯给这一回报率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资本的边际效率。

不确定性也是造成投资规模波动的原因。而这种波动既不是因为（1）那些决定个人从一定收入中储蓄多少钱的因素，也不是因为（2）那些有助于提高技术水平的物质条件，而后者常被认为是影响资本边际效率的主要原因。

一旦我们承认经济是有时间性的，而历史是单向地从过去向未知的未来前进的，那么被喻为像钟摆来回摆动的均衡观就站不住脚了。我们需要对整个传统经济学进行重新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都没有重新考虑旧的正统学说，就接受了凯恩斯的学说作为一种新的正统学说。现代教科书仍认为钟摆向着均衡点摆动。市场力量把既定的生产要素用作不同的用途，投资是对当前消费的牺牲，而利息率则衡量社会对未来的贴现。所有过去的口号又再次出现，一点都没有改变。

这一把戏是怎么成功的呢？首先，凯恩斯自己的解释非常简单——这在提出新理论的初期是有必要的，但人们却借此简化了凯恩斯理论的含义。凯恩斯有时在谈到充分就业下的总产量时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数量。显然，特定情况下的最大产量取决于可供劳力使用的现有厂房设备的生产能力，而生产能力则是以具体的形式存在的，能够生产特定类别的产品。“保证充分就业的投资水平”的前提是将适当比例的生产能力用于投资和消费品生产。

此外，还有一个前提是消费对投资的特定比率。但是，当总收入一定的时候的消费水平则取决于收入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而后者又取决于财富在家庭之间的分配，利润工资比、商品的相对价格以及税收制度等。

而所有这些在大众所理解的凯恩斯理论中都被忽视了。不论任何时候，教科书都相信充分就业每年都产生一定数额的储蓄。政府只需确保有足够的投资来吸收这些储蓄就够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回到了储蓄决定积累的老话题，旧的理论也随之复苏。但问题在于：既然每年的投资刚好够吸收当年的储蓄，那么投资所带来的新设备又该怎么办呢？当投资在吸收下一年的储蓄时，这些新设备是否正好满足当时可用的劳力？除了维持有效需求的短期投资，我们还必须考虑创造资本货物的长期投资。

没关系！没关系！伪凯恩斯主义者叫喊着。我们可以假装资本货物全是油灰做的。无需任何力气或成本，这些油灰就可以被任意捏合做成可以满足任何就业量所需的资本货物。此外也无需担心投资失误或技术变革。包括今年的新油灰在内，所有的油灰都可以捏成你想要的样子，以便在出现任何变化后立即恢复均衡。

这个油灰问题引起了诸多令人疲惫的争论。伪凯恩斯主义者试图证明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测量资本”的问题。但是，它和测量还是资本都无关，而是和时间的废止有关。如果一个世界始终处于均衡状态，将来与过去也就没有区别，不存在历史，也不需要凯恩斯。（三）

凯恩斯革命也承认，工业化经济中的物价水平主要受到货币工资率的影响。

让我们抛开细节，先来看凯恩斯关于一定工资率下价格行为的理论。首先，他接受了竞争性市场价格的概念。我和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都没能使凯恩斯对“边际收益”感兴趣。所以，在销售量低于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所生产的产量时，价格并没有立即降到平均直接成本水平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不得不给出一个解释。而他的解释是“使用者成本”。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将毛利的增加视为直接成本的增加的观点更符合凯恩斯的解释。其次，受到马歇尔“边际成本”概念的影响，凯恩斯想当然地认为当货币工资率不变时，物价会由于经济活动的上升或衰退而有所起伏。但这是基于经验的事实，在理论方面并没有特殊的逻辑意义。这一观点使人们对“非自愿失业”的理解出现了不必要的混乱，也使人们认为就业上升通常会降低实际工资水平，而凯恩斯所强调的这个观点，同实际工资下降会增加就业的观点根本是南辕北辙。再次，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指出，利润会随着有效需求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他在《通论》中对此并没有否认，但只是一般性地研究了收入增加的问题而没有更多地强调分配问题。

这些跟用货币表示的物价水平反映了货币工资率水平这一主要论点比起来，显得无足轻重。

对各种均衡观念而言，这一论点甚至比有效需求受变化的预期支配这一观点更有杀伤力。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货币工资水平或多或少都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并受到最近劳动力市场雇主和工会之间角力事件的影响。

因此，货币的均衡价值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这对正统观念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几乎所有本想拥护凯恩斯对失业的解释的人都不想接受他的解释，一直到情况变得实在忍无可忍了。

我认为，近年来货币数量学说的复兴（现在甚至比过去更为空洞），是因为人们渴望有某种理论能用货币的价值来抵制这样一种可怕的想法，即如果放任私营企业不管，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趋向均衡。

还有人试图解释凯恩斯的物价理论，将其纳入机械类推——即新近被人哀悼的菲利普斯曲线的轨道。显然，如果近期就业增加而不是降低，那么工资更有可能上升。如果近期就业增加，工会的谈判力量也会增强，利润和生活费用也往往增加。在牛市中，雇主们不愿因罢工而耽误生产，而且如果他们不得不同意提高工资，他们也有信心能够通过提价来拿回成本。但是，如果经济严重不景气，失业居高不下，同时在职工人的实际工资因初级产品价格的降低而近来有所上升，那么工资率则很少出现增长，有时甚至还会降低。

如果我们粗略浏览那些反映这一历史经验的统计资料，我们就能找出失业率（而非失业率的变化）与工资率变化之间的关系的经济计量学规律。据此我们可以找出同物价的某一常态水平有关的失业量，然后根据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制定政策。

简单地相信经济计量学家的魔幻数字和对根据这些数字提出的建议的嘲讽一样。

也许，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宣扬使其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工会自然要努力证明，那种认为当部分工会成员失业时，工会就会失去争取较高工资的能力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论如何，所谓“报酬”显然是用来骗人的。当经济衰退，充分就业结束，通货膨胀也可能不会有任何的缓解。

凯恩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指出，在连续接近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工资谈判将带来极为棘手的政治问题。现在没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但这并没有使政治问题变得更容易解决。（四）《通论》对现实情况有哪些影响呢?

有些头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者非常厌恶凯恩斯，因为他们认为是凯恩斯把资本主义从另一次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他们往往以此为借口拒绝理解有效需求理论，尽管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从马克思的假设中也巧妙地引申出了几乎同凯恩斯一样的分析体系。而且这也说明，资本家愚蠢到如果不是凯恩斯指出来，他们都不会根据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经验发现政府支出是为了维持利润。

然而，《通论》的政治倾向又是什么呢?凯恩斯本人认为这本书是“温和、保守的”，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因为这本书全书都是对现有观念的批判。凯恩斯自己的态度也左右不定。他在某些方面是厌恶资本主义的，但更不喜欢斯大林主义。当然凯恩斯在晚年的时候更偏右。当我拿他获得勋爵爵位一事跟他开玩笑时，他说，过了花甲之年，一个人也应当变得值得令人尊敬。但是他的基本人生观是关于美学的，而不是政治的。他厌恶失业是因为失业显得愚蠢；而他厌恶贫困是因为贫困显得丑陋。他讨厌现代的商业主义（诚然他也很喜欢为学院和自己赚钱，但前提是赚钱不会占据他很多时间）。在他幻想中的世界，经济学不再重要，我们的后代得以开始过上文明的生活。

在写《通论》这本书的时候，凯恩斯预测经济萧条未来仍将继续，因此提出：如果没有战争，且人口停止增长，那么，经过30年充分就业水平的投资，我们就不再需要积累了（他当时比较片面，没有考虑第三世界）。阿尔文·汉森根据这一观点塑造了一个可怕的场面。随着北美拓疆行为的结束，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储蓄将没有足够的投资去向，因而经济将出现长期停滞。但凯恩斯并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靠房地产和投资生活的人自然而然地消亡。但他也担心如果利息率降得不够快，那么这一前景就有可能无法实现。这一观点在《通论》中并没有被清楚地表述。这本书似乎涵盖了一大堆未经消化的被凯恩斯称之为古典派理论的东西。长期来看，“资本的边际效率”对企业来说代表预期的利润，而对社会而言则代表投资的实际效益。凯恩斯并没有说这两者并不总是一回事，他只是认为，如果私有企业制度不能解决潜在富裕的问题，我们就对其进行改革。的确，凯恩斯在《通论》的最后一章试图说明这种转变可能易如反掌，但他没有像汉森那样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和富裕不可兼得，那就应该牺牲富裕保全资本主义。

当然，这一切都已证明是空想。战后的25年经济没有发生严重的衰退，被称为凯恩斯时代，但这和凯恩斯的想象相去甚远，而更像卡莱茨基所嘲讽的政治性商业循环。

失业是对一个民主政府的谴责。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政府就要采取措施。此外，失业总是伴随着低利润。但是如果就业率太高，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所以，政策始终是走走停停，不是合理地利用资源，而是创造就业机会，或者说是避免大量失业，而这就是政策本身的目的。

在反对平衡预算和财政部的观点时，我们主张任何支出都聊胜于无。比如，在地上挖坑再填平，把“黑森林”刷成白色；如果花钱雇人没有有意义的事让他们做，那就让他们去干蠢事吧。

凯恩斯说：“从储蓄中拿出钱来‘在地上挖坑’，不但会增加就业，而且还会增加实际的国民所得，即增加有用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有效需求，而仍满足于用这种碰运气、常常得不偿失的办法来减少失业，那就不合情理了。”

结果证明，这种提高就业率的权宜之计愚蠢至极。在美国，那些自诩为凯恩斯主义者的人吹嘘自己战胜了平衡预算，结果是造成了军备赤字支出，延长了冷战，助长了世界各地的热战。

现在，伪凯恩斯主义者的时代似乎即将结束，他们的幻想也即将破灭。和大萧条中旧的均衡学说破产时相比，经济学家也说不出更多东西了。在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仍要进行凯恩斯革命。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注2伊丽莎白·约翰逊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究竟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上一代经常读报的人对此早有答案：凯恩斯是个见风使舵的人，缺乏科学头脑，就像是漫画中的主人公，是个橡皮人。1931年3月16日，《每日新闻与纪事报》（Daily News and Chronicle）发表了一篇题为“凯恩斯先生的经济杂技”（“Economic Acrobatuics of Mr.Keynes”）的文章，并配了插图。插图的说明是：“凯恩斯先生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人’，他可以下身保持不动而把上身扭转过去喝药水。这是多么精湛的表演！”而药水杯子上写着“15%的进口保护关税”。在为自由贸易宣传了这么多年后，凯恩斯现在又是第一个出来呼吁抛弃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主张国家应该征收关税了。还有一次，某个怒不可遏的政治对手批评凯恩斯先是在1925年说工资太高，到1929年又要求提高物价，他说：“很难让作为政治家的凯恩斯和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教授达成一注3致。他好像既有对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

这对凯恩斯本人来说倒不是问题，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直都是正确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一开始就像卡珊德拉（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译者）那样，他预言让德国赔款和实行金本位制将造成不良的经济后果，等到这些预言应验之后，他声望渐长，成为全世界的首席经济顾问，即成为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法国财政部长和美国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仔细说来，经济学家凯恩斯最开始将自己看成是教育家和劝说者，于是他收集一切有关的情报，鼓动社会舆论，然后通注过舆论把自己的观点传递给他所谓的“听得到但看不到的”政治家4。后来，等到他确立了自己的专家地位，他逐渐觉得自己是个经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是个在自动装置失灵时被招来修理机器的机械师。他期待着有一天，人们会像去看牙医一样向经济学家登门求助。凯恩斯称赞罗斯福总统是第一位能接受理论建议采取大规模行动的国家元首。

凯恩斯在1932年曾写道：“虽然现在经济学家一无是处，但我相信25五年后，他们将成为最重要的科学工作者。同时，如果经济学注5家获得了成功，那么希望他们的成功能让他们变得不再重要。”

凯恩斯对政治家的看法普遍都不怎么样，认为他们通过宣传操纵民意，又墨守成规，不撞南墙不回头。凯恩斯知道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个科学家，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实际上是个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经济学家，他研究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在世纪之交，当世界还在挣扎着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的对抗和旧的主权阴影的时候，和平与进步的新希望被老债务和旧习惯压了下去。贫穷出现在本应富足的地方。英国虽然受到的打击不像德国或美国那么大，却还是有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业。世界要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在英国，个人还能剩下点什么?国家又能做点什么?不能再靠“个人野心和复利了，……注6这二者已经不能再把我们带到乐园”；不能再指望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了。这些是政治问题，但对凯恩斯来说，它们都是需要进行学术思考的问题。

话虽如此，凯恩斯仍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继承了父母自由政治的观点，曾担任剑桥大学学生会自由派的主席。早年他常为自由派候选人发声。他曾多次被推作候选人——三个党派都推选过他——参加竞选，但他更喜欢专家顾问这样更有影响力的幕后角色。而事实上他具备了政治家的诸多特性，成为他性格的重要部分，因此很难想象，这些特性不会影响他的观点。

凯恩斯擅于把握机会，对事件做出直接、迅速的反应，即做出回答，写成文章，并立即发表。不论是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控制生育、兰开夏的棉花交易、购买英国货、经济制裁，还是为未来的幸福而强制储蓄，凯恩斯都做了研究。在“二战”时期的财政部，凯恩斯什么事都管，这几乎把一些同事逼疯了。如果凯恩斯今天还活着，他的座右铭一定是：“别杵在那儿，干点什么吧。”1930年，他在讨论失业问题时曾说过：“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未来半年至一年还将会有超过100万的人失业。所以我就觉得，尽管存在风险，但我们应该注7尝试采取激进的政策。”凯恩斯曾说财政部的公务员由于“受到传注8统和经验的影响，本能地对此进行各种阻碍” ，他们使保守党政注9府和工党政府“相信不可能有比现在更高的就业”，碌碌无为地度过了20世纪20和30年代。

和财政部的其他公务员不同，凯恩斯是有想法的，有些想法是他自己的，有些则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而且他知道怎么让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他都是用一些切实可行的、创新的办法。例如，他提议在原有的允许政府囤储战争物资的立法内，增加限制价格变动的内容。凯恩斯的建议往往包括三个、四个、五个乃至更多的方案。他研究各种可能性，再提出那个他认为应优先采用的方案。他常常忙于研究一揽子计划；如果能够一石二鸟，在解决某一经济问题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一点好处的话，他总是会很乐意去做。他喜欢具体的数据。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说这些数据是他编造的，而其他人则说他编得很好，说他能判断正确的数据该是多少。但不管怎么说编数据这件事不能全怪凯恩斯，因为经济相关的数据在20世纪20年代仍很罕见。而正是凯恩注10斯奠定了英国这一经济信息分支的基础。

在开经济处方时，凯恩斯经常直接呼吁政府、国家元首（如向罗斯福总统提供方案）或公民采取行动，尤其是国际行动。在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的筹备阶段，凯恩斯主张，各国政府应利用国际清算银行所发行的金库券同时实施各种公共支出项目，以恢复世界经济繁荣。“什么魔力能唤醒睡美人去爬玻璃山而不滑下来呢?如果各国的财政部都在其国库内发现巨大的金库……这不就是魔力吗?为什么不发明这种金库呢?各国在各自国内印刷黄金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不在国际上也印刷黄金呢?除非我们双手瘫痪、脑筋迟钝，否则没有不这样注11做的理由。”

凯恩斯经常这样呼吁人们采取行动，他曾说：“说话应当犀利，注12因为这是思想者对非思想者的进攻。”在电台上谈到1931年的失业问题时，凯恩斯大胆推测说，如果你省下五先令，就意味着某个人会失业一天。相反，要是你购买商品，你就会增加就业。他接着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所以，爱国的主妇们，明天一早就上街去买广告商品吧。这对你们有好处，因为物价从来没有这么便宜过，你做梦都想不到。囤一些亚麻、床单和毛毯等居家用品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你们还会感到额外的快慰，因为你们做了有益的事情，增加了就业和国家财富，让兰开夏郡、约克郡和贝尔法斯特的人们看到了机会和希注13望。”

我没有查阅当时的报纸去求证凯恩斯的这一呼吁是否增加了百货商店一月份的销售额，但我看到一个资料：漫画家在作品中大肆描述中产阶级“小妇人”外出狂购物，让丈夫背着大包小包的场景，并将其归因于凯恩斯。这些话是不是说得过头了呢?在两年后的一次电台讨论中，凯恩斯认真地解释了囤积居奇与有用储存之间的差别。

不过我应该告诉你们凯恩斯关于话语的其他言论。他在结尾时说，“当人们得到权势的时候，他们就不应该再继续诗意下去。”

凯恩斯喜欢号召人们及时采取行动，比如现在是购买床单的时候，现在是选举委员会的时候，现在是稳定世界货币制度的时候，等等。他喜欢用“前景”、“进展”和“后果”等词汇作为文章的标题。凯恩斯总是能提出“有效的办法”或“改革计划”，或同意某一“大胆的措施”——他觉得自己无所顾忌。凯恩斯是个乐观主义者：当别人觉得工业正要进入长期萧条时，他却认为国家正处于“痛苦的注14调整过程中” 。1930年6月在向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做发言时（凯恩斯的母亲是大会主席），凯恩斯解释说，英国现在得的是“富贵病”：储蓄的速度快于支出，节约劳动的速度快于就业增长的速度，生活水平提高得太快了一点。他认为这些现象是“成长注15的烦恼，而不是老年的不治之症”。

在会上凯恩斯谈到了他引以为傲的英国的社会成就。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表现出了国际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他是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直担心英国借贷给其他国家会减少其国内的工业投资［难道他像“斯特兰奇勒夫博士”（“Dr.Strangelove”）中的上校那样，下意识地担忧自己排出的“宝贵的体液”吗?］他不希望英国依赖利息收入而失去活力。对于英国应如何在货币贬值前偿付债务问题，凯恩斯有自己的看法。他希望英国能主动采纳并主导他提出的所有关于国际问题的主张。

凡是他认为有能力的领袖人物，凯恩斯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尽管他曾为了《凡尔赛和约》说出劳埃德·乔治是个“丑陋的威尔士男巫”这样恶毒的话，但在1929年选举中，凯恩斯却给了他极力的支注16持，并为其写了一本宣传册，后来成为自由党的竞选教科书。当有人指责他关于劳埃德·乔治国会竞选活动的言论时，凯恩斯说：“他错的时候，我反对他；他正确的时候，我拥护他。”凯恩斯也是这么对温斯顿·丘吉尔的。1930年12月他称赞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在提出注17国民经济计划时表现出来的进取心，但从此以后却再也没有提到他。

凯恩斯善于适应变化的环境。经过慎重考虑，凯恩斯摒弃了自由贸易的理论转而支持财政关税制度，当他发现英国放弃金本位后这种关税制度已经没有经济意义时，他立即写信给《泰晤士报》称当务之注急是建立一套健全的国际货币制度，国内保护的问题应往后推延。18英国刚刚从经济萧条的泥沼中爬出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凯恩斯就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两篇高瞻远瞩的文章，提醒人们不要重蹈注19覆辙。

这是善于应变还是前后矛盾?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是后者。当他因为从自由贸易转而支持财政关税制度而受到攻击的时候，凯恩斯是这样嘲讽他的批评者的：“我好像看到老鹦鹉聚在一起叫嚣着：‘你们可以信赖我们。30年来，不管天气如何，我们每天都会说：多美好的早晨啊！’但如果有注20只鸟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那它就令人讨厌了。”

即使是凯恩斯的批评者也必须承认，凯恩斯从来不讳言自己主张的变化。他经常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但他并不总是这样适应变化的环境。在他三十多岁时，凯恩斯坚持要重新修订《凡尔赛和约》，不能接受这一条约，也不承认该条约的政治必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学会了妥协。1930年在提到国联的一个提案时，他写道：“我觉得我只想要我可以得到的一切，但我不想为了得不到的注21东西而坏了大局。”渐渐地，凯恩斯在公开场合的言论也不再那么激烈。凯恩斯曾写信给《每日邮报》（Daily Mail）的编辑对一篇关于英国欠美国战争债务问题的文章做些修改，“主要是为了减少生硬词句”，然而他将“当人们读到关于美国国会议员乱七八糟议论的报道，其中很多议论完全有损于人类的智慧与尊严”这段话，改成缓和注22得多的语句：“当人们读到国会议员向记者的谈话。”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间，凯恩斯在英国政治界显得十分活跃，总是能及时地就某次会议、预算的编制发表一些文章、小册子或书籍，或者用来提醒大众准备应对由于之前的决定或事件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后果。这些政治评论小册子标价六便士或一先令；《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售价五先令。马戈特·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曾反对凯恩斯把关于美国债务的文章发表在《每日邮报》上，他说：“你本该发给《泰晤士报》，因为《每日邮报》的主要读者都是公务人注23员。（我从不看这份报纸）。”于是，凯恩斯会将词句严谨的稿件投给《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民族》（Nation）和《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报刊，同时把辞藻华丽的文章投给《每日邮报》、《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和《旗帜晚报》。

但真正的政治家就像冰山一样，别人能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只有少数知情人士才知道，凯恩斯在1920年呼吁国联进行国际借款并领导组织了布鲁塞尔经济专家——文职人员而非政治家——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很少人了解凯恩斯的思想及研究对《黄皮书》的贡献，该书回顾并重申了困境中的自由党的宗旨和目标；很少人知道，在凯恩斯公开表示改变心意的前几个月，他早已在幕后经济顾问委员会上表达了支持财政关税政策的立场；也很少人清楚凯恩斯是麦克米伦金融与工业调查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其他活跃的政治家一样，凯恩斯结交了许多有权势的人，在必要时互相帮助。他的通讯录简直就是那个时代的名人录，除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还有来自社会、文学与艺术界的名流。如果哪天凯恩斯被人发现单独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吃午饭时，那么当天的股票就会看涨。

所有这些都表明凯恩斯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他精明强干、精力充沛。如果他想要的话，凭借他在伊顿公学联谊辩论俱乐部和剑桥学生俱乐部的背景，凯恩斯也可以飞黄腾达。但他坚信政治不是他的本职，顾问一职更能体现他的价值。这是感情和理智之间的较量。在当时，有些人觉得凯恩斯就像是部没有感情的、只讲逻辑的机器。在提到劳埃德·乔治的政治手腕时，凯恩斯也反省了自己的个性：“把追求真理或真诚作为一种方法，这可能是基于美学的或个人标准的偏见，是没注24有实际的政治价值的。”他在中年时曾写道，“我仍把不现实的理注25性归因于他人的情感与行为（无疑我自己也是一样）。 根据凯恩注26斯激进的态度（“我理想中的共和国位于天际极左边” ），似乎他注定要成为工党而非自由党人士，但工党的教条主义与反理智主义让他望而却步。在谈到两党的功过时，凯恩斯说，如果一个人要表明某一信念一贯正确，始终有效，必然会放弃用实践与调查方法来解决经注27济问题的科学态度。凯恩斯说，工党也是一个阶级的政党，“但不是我所在的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我将站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那一注28边。”

在谈到凯恩斯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忘了他的社会背景。他的父母受过良好的教育、俭朴、是大学学监，虽然是新教徒，但不十分虔诚。凯恩斯成长于19世纪末剑桥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伊顿公学和皇家学院接受教育，接触的都是布卢姆斯伯里（伦敦城内英国博物馆所在的地区，当时为上层阶级住宅区——译者）的居民和政府高级文员。他富有过，也贫穷过，40岁前又重振了家业——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凯恩斯。凯恩斯的自信部分地源自其父母在剑桥社会的地位，但更多地源自他对自己才能的信心。不到35岁，他就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凯恩斯的父亲是位哲学家，母亲则是位关心社会问题的女士，因此他所寻找的政党是能在当时变化的环境中创造出一个兼顾经济公平注29和效率的社会，同时又能保障个人自由。竞选、委员会和暑期学校工作之余，凯恩斯虽然不参与党内事务，但仍支持他父母所在的政党——自由党。凯恩斯继承了其父母作为维多利亚后期新教徒的一种信念：认为通过理智和对社会下层的责任感来实现社会改革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韦布夫妇提出的费边主义也有同样的观点，但凯恩斯似乎认为韦布夫妇过于天真）。

大量失业是凯恩斯关注的基本问题。在他的世界观里，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有其确定的位置。如果一个人不能通过从事所分配的工作来养活自己的家庭，或维护个人尊严，那么这对他而言就是不公平的。根据当时的经济理论，如果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工人将分担现有的工作，而工资也会随之降低。但凯恩斯认为，这会使工人的生活变得艰难，但却不会使雇主设法提高经营效率。在1930年写作“高工资注30问题”（“The Question of High Wages”）时，凯恩斯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提供社会公益服务来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他讲了一个小故事，当故事里的小女孩被问到是否应该让穷人成为富人时，她回答注31说：“不，这样的话穷人会变坏的。”虽然这个故事有点玩笑意味，但有谁察觉这个社会工作者天生的直觉呢？

让凯恩斯深感得意的是他在战时提出的强制储蓄计划，后来他转而称为“延期支付”。尽管工人阶级对此十分冷淡，但凯恩斯却认为注32这一计划让工人阶级“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这不仅是资助战争的一种手段，而且还表明了极权主义经济与自由经济之间的差别。“因为如果能调节社会总消费率，那么个人收入用于消费和需求得到满足的方式就可以完全由个人控制……这是消费者和生产者避免由于复杂的全面配给而牺牲个人选择和首创精神的唯一途径。……强制储蓄是为了扩大自由。那些信奉过时而无用的教条的人——比如美国注33人——看不到这一远大的目标，也理解不了这一思想。”

在《如何支付战争费用》（How to Pay for the War）一书的结尾中，凯恩斯把这一计划概括为“社会行动的最佳机会，即通过制定某注34一行动的普遍规则，保护所有人”。这兼顾了经济公平和效率问题，但无疑带有家长制的意味。虽然凯恩斯一生致力于解决20世纪的问题，但他是在1883年出生在剑桥哈维路上的一所大房子里，且从未真正摆脱父母、当时社会和他个人所处地位的影响。

正统的经济理论认为根本不应该存在失业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还难以消除。出于义愤，凯恩斯为解决失业问题奋斗了多年，这体现了另一个伟大的奋斗者约翰·布尼安（John Bunyan）的精神。凯恩斯的外祖父新教牧师约翰·布朗（John Brown）曾为布尼安作传记。凯恩斯曾在一次电台辩论中质问乔赛亚·斯坦普爵士：“失业的存在，不管持续多久，难道不是荒唐的？失业难道不是说明经济机器失效了，没有希望了，不能补救了吗？”斯坦普回答说：“你太注35偏激了。你难道觉得可以在几分钟内就止住地震吗？”

从1923年到1936年，凯恩斯一直都在研究如何止住“地震”的理论。在马尔萨斯（Malthus）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凯恩斯引用了马尔萨斯有关经验与理论的关系的论述，区别了“得自管理个人小农场或对附近作坊的”局部而有限的经验——这种经验“不能作为建立正确理论的依据”——同“建立正确理论所唯一依据的普遍经验”。凯恩斯推崇马尔萨斯“既能对不断变化的经验保持开放注36的心态，又能不断用形式思维原理对这些经验进行解释” 。这里凯恩斯强调要不断引证事实，这也表明了他本人关于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如何工作的看法。

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开场合，凯恩斯表现得像个活跃的政治家，但私下里，他却埋头于经济科学的研究。他不懈地研究当时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中心问题。起初他满足于自己比其他经济学家拥有更丰富的经济理论和统计知识，因而能得出和传统经济理论的理解不同的主张。但最终，对真理的追求以及对经济学的责任感使他认识到，并不是传统经济学家水平不够，而是他们原来所学的理论本身就有问题。只是进行内部修补是不够的，必须对其结构进行正面的攻击。

于是凯恩斯写出了《通论》。这本书——在当时流行的传统经济学看来——证明了：与正统观点相反，一般性失业，而非充分就业，才是经济社会的常态。由此推出，政府提高就业水平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些政策也不是对一个正常且高效运转的经济机器的肆意干涉；相反，政府干预对经济机器的正常运转是绝对必要的。这让凯恩斯成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知识无法解决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他提出了新的理论来解释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只能被解释成为例外的情况。

回顾马尔萨斯关于局限和一般经验的看法，凯恩斯的热情与创造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误导了他的研究？早期，凯恩斯曾认为造成失业注37的一个原因是人口过剩；有人指责说凯恩斯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注38是因为他提倡节制生育。如果他不爱国，他还会为借款给外国而那么担忧吗?如果他不认为本国食品比外国的营养丰富，或者如果他没有买下苏塞克斯郡的一个农场，并把学院的大部分资金投资到林肯郡一个大农场上，那他从1931年推荐财政关税制度恢复到自由贸易作为其毕生信念之后，还会主张对农业进行例外的关税保护吗?如果他的父亲是一个码头工人而不是个家境殷实的哲学家，他又会如何看待失业问题？

凯恩斯的出身与社会地位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他的科学思想。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凯恩斯描述了在1914年以前像他那样的人想要的生活：当他在床上喝着早茶写文章时，其他人则为他进行烹饪、洗涤、清洁，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甚至当他需要携带钱财外出旅行时，他也可差注39遣仆人去银行提取。凯恩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具有超越常人的才能与品质的人”都可获得这样的生活。

在当时的社会，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安定、独立的生活。凯恩斯鼓励出去购买床单的是中产阶级主妇，她们在银行里都有储蓄。但是在凯恩斯看来，理想的社会是让人人过上安定、独立的生活。不过，他也只能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理解：所谓社会幸福就是人人都能在社会上找到自身的位置，实现就业，各得其所。

凯恩斯优越的出身使其深信，在英国任何人只要上进就都能在社会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但他从没想过像他那样平步青云的人是否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其他非特权阶级的人的全职服务（如果一个周薪只有一英镑的仆人被派去银行提取十英镑或五十英镑，他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这个仆人像凯恩斯那样对此无动于衷，那凯恩斯算是幸运的）。只有当就业机会不足时才会出现社会不公。如果仆人的才能或品格在其现有职务之上，那么那些条件比他们好的人应当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帮助或指导。先是雇主，然后是国家都有义务向他们提供生活福利及社会流动方面的补偿。

因此，尽管凯恩斯自认为是激进派，但他的社会观其实是保守的，甚至有点不合时宜。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激进的”解决办法现已被视为正统。即使这样，他的社会哲学也比前人有很大的进步。他认为，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妨碍了公民的就业和事业发展时，政府就不该期望公民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去努力学习和工作，或是期望他们诚实而有责任心；政府负有制定经济政策以满足公民这些愿望的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面临着两个凯恩斯不曾担心过的问题。我们仍未解决机会均等的问题，而这在凯恩斯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还不知道如何使无聊的工作和人类自由的天性彼此相互适应。凯恩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反映了他的社会背景，他期待提高自动化、减少工作，由国家提供文化娱乐来丰富业余生活。

总之，在我看来，凯恩斯是一位政治家，但他不是凭借选票而是知识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先是科学家，而后才是政治家。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有着强烈的科学正义感，追求真理，最终他认识到，他所掌握的社会科学知识还不足以解决他认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问题，因为他必须对经济学进行改革，使其与政治更相关，更有指导性。他是一位科学的、政治化的经济学家，至于“科学的”和“政治化”二者何者为重则取决于你是在描述凯恩斯的政治生涯还是其经济思想史。但如果要描述凯恩斯本人及其对英国社会和社会历史的贡献，那么二者缺一不可。三  经济学有用吗?对元观经济学的探索注40E.F.舒马赫

可能会有学生问，“读经济学能学到些什么呢?”回答可以分成以下三部分：“首先，弄清各种专业术语和概念的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次，了解经济是如何运作的，特别是为什么即使人们都在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而没有人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仍有可能出现某种秩序，也就是弄清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的作用。“再次，弄清如何使整个经济运行得更好；了解全部或部分关于所谓社会工程学的知识。”

这一回答很可能会让学生十分满意。回答的第一部分当然叫人满意：所有艰涩而抽象的专业术语！能够知道这些术语的确切意义是很好的。

回答的第二部分也很诱人：经济活动确实充满了明显的矛盾和冲突，找到全面理解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而回答的第三部分关于学习如何参与现实世界的活动和改造世界，正符合那些有远大志向的学生的期待。

不过，问题在于，这些承诺——假如真的做了这种承诺的话——能否兑现。如果不能兑现，或者甚至都没有做出这些承诺，我们就只剩下下面这些密切相关的问题：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教些什么?或者如同我演讲的标题一样：经济学有用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认真考虑经济学家提出的陈述或定理的性质。在我看来，这些陈述和定理可分成七类。首先是专业术语的定义与解释。由于这些专业术语大多非常常见，因此了解它们的定义与解释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所有人都有必要了解专业术语的意义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因此，我相信，经济学的讲授确实能解释和阐明各个专业术语与概念的意义。第二是某些逻辑和数学同义反复，例如：“全世界出口与全世界进口相等”、“一个国家国际收支的顺差必然等于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国际收支的逆差”、“政府债务是私人资产”以及凯恩斯定理：“储蓄等于投资”。当然这些同义反复的正确与否取决于所使用的专业术语的确切定义。如果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定理也无疑是正确的。这些同义反复有很大价值，因为它们使我们能洞察出人脑容易忽视而一经公式表述就变得十分明显的关系恒等式。这头两类陈述，包括说明性的定义和同义反复，完全属于经济学的范围，不涉及任何其他学科。当然它们只占经济学内容很小的一部分。

第三类陈述或定理由以人性观察为基础的心理学概括构成，在经济学中有着重要地位。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亚当·斯密说的：“我们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且伴随着我们直至死亡”；或者是他更具体表述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努力地寻求现有资源效益的最大化。”亚当·斯密这样说就好像这些都是事实，好像他已经了解了人类的欲望和追求就是这样的。现代经济学家则更谨慎一些：在做类似表述的时候，他们会用“大体上”或“一般地”等词。有时经济学家的心理学概括只考虑人性本身，而不考虑历史背景或经济制度；有时这种概括只反映某一既定社会内的人类行为。鉴于这两种表述之间的差异，我们有必要单独列出第四类陈述，即对一定的社会制度下人类行为的心理学概括。

经济学家常做的第五类陈述既不是关于人性，也不是关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类行为，而是关于地理、地质、生理、技术、组织结构以及“外部世界”的其他方面或情况。例如，当我们说某一商品需求的增长会推动其供应的增长，就意味着“外部世界”可以使这种商品的供应增长。经济学家是如何知道的呢？事实上经济学家常常也拿不准，因此便有了第六类陈述。这类陈述既不是定义（第一类），也不是同义反复（第二类），也不是心理学概括（第三、四类），也不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构成，而是由“如果”一词所引出的，或者用诸如“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现在假设……”等短语来加以限定的条件句。没有把握的时候，你总是可以用“如果”一词引出条件来构造肯定句。事实上，有些复杂的思想乍看之下像是对现实的反映，但审视之后却发现它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些任意假设的基础上。

最后，第七类陈述不是关于实际怎样或可能怎样，而是应当怎样，即规范陈述。尽管大多数现代理论经济学家都认为做这种陈述本身是不科学的行为，但此类陈述对经济学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为了避免不科学的行为，经济学家从来不使用“应当”这个词，除非与“理性的”这个词一起使用。例如：“人们应当做出理性的决定，而我们可以告诉人们什么是理性的，什么是不理性的。”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其实不过是在打太极，因为在经济学中理性的概念只有在其所涉及的目标本身是合理的时候才有意义。

在看到上述的七类陈述或定理时，我们可能会问经济学家做出以上各类陈述或定理的能力如何。如前所述，经济学家显然有能力做出第一、二类陈述或定理，即定义和所谓的同义反复。经济学家也能够做出第六类，即条件式陈述，这类陈述不反映事实，而只表示在假定的事实发生时根据逻辑将会发生什么。但经济学家是否能够做出第三、四、五和第七类陈述呢？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真有能力说出永恒的人性（第三类），分析一定社会里的人类行为（第四类），或者地质、技术以及其他无数有关“外部世界”的事实（第五类），甚至说出什么应该成为人或社会的目标吗？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声辩自己不可能在所有领域都是内行，这也确实情有可原。但由此我们会得出以下结论：我们承认经济学解释经济实际运行的能力是极其片面和有限的；继而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学改进经济运行的能力就更加片面和有限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那些开始学习这一迷人但要求又极高的学科（经济学）的学生未必认识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教师会不会告诉他们，或许教师自己也从未深入考虑过这些——我该怎么说呢——元观经济问题。

不管怎样，经济学中提出准则的过程还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一过程通常都缓慢得令人察觉不出来，它主要包括下列四个阶段：概括、假设、主张、准则。

让我们以“微观经济学”中的动机为例。首先是概括，例如“一般说来，个体必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金钱与财富的累积，并以此为其人生的目的”。没有一个概括能包含全部的真相；俗话说，没有一个规律没有例外；因此我们必须把例外“牢记在心”，但不能将其归入科学。一个排除例外的简便方法是将概括换为假设：“假定个人无一例外地都在努力地积累金钱与财富，并以此为最终目的。”于是，我们就有建立经济理论的坚实基础，而且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假设就会不知不觉地（可能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变成主张，成为如下陈述，“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甲，那么就会出现结果乙，因为个人无一例外地在努力积累金钱与财富，并以此为最终目的。”至此，这一主张距离成为准则已经不远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应当努力积聚金钱与财富，并以此为最终目的，而是说，这样做是唯一合理的行为方式。而那些行为不合乎理性，亦即不合乎经济准则的人或者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存在智力、品格的缺陷，因此也就无需考虑他们，因为我们不能把经济政策建立在古怪的、脾气暴躁的、变态的、格格不入的以及拒绝传统社会的人的行为方式或偏好的基础上。

在宏观经济领域里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以自由市场经济中私人企业的“制度”为例。观察表明，事实上放任主义并不会造成混乱不堪的局面，而是会产生某种秩序。这一结果乍听之下出人意外。数百万个体无计划的个人行动能产生什么秩序呢?亚当·斯密在观察“每个个人”的行动时发现：“个体考虑的确实是自己的而不是社会的利益。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个体自然，或者说必然会更倾向于能产生最大社会效益的（资本）使用方式。”亚当·斯密又惊又喜地谈到了这一发现：“……每个个体必须努力工作以给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年收益……目的是为了自己的保障……只是个人的好处……而在这一情况下，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个体都在无形的手的指引下促进了并非他本意的目标的实现。”

自然科学家也曾——现在有时也还用同样的口吻表达对自然法则的惊奇。非生物的世界遵循的彻底的放任自由，却似乎出现了某种秩序。原子就是原子，其性质不能改变。原子无意识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所谓的物理和化学规律，人们可以掌握并利用这些规律。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有可预知性，而可预知性对研究者来说就是“秩序”。这是两极相通的地方，即彻底的不自由（在非生物界）将产生混乱，而混乱因其可预知性又具有某种秩序；正如人类的全面自由将带来一种看似无序的秩序一样。

换言之，只有当人们按照其固有的、不可改变的人性行事，即没有共同的目的和抱负，没有社会目标，没有追求正义的愿望，没有共同美德，人类的完全自由才能带来某种秩序。因此，自由放任只有在人们忘记自己是人，像原子那样无自由地活动时才能产生某种秩序。弱肉强食法则则是与之相反的法则。

不过，经济学家还是需要对这种由弱肉强食、自由放任所产生的秩序做出某种解释。经济学家在观察后得出：“这是有效的”——尽管有点勉强。他们发现，只要假定有自由竞争，假定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条件，这就可以成立。但如果自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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